地攤經濟的相關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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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攤經濟的相關政策范文

監利縣經過多年的工業探索與發展，依托本地物資和人力資源豐富優勢已逐步形成以監利新溝鎮為主的食品工業集群和以朱河鎮為主的紡織工業集群，并呈現出喜人的發展前景。

一、紡織、食品兩大工業集群的發展現狀

“監利食品工業城”――慚溝鎮位于美麗富饒的江漢平原腹地，地處監利、潛江、仙桃、洪湖四縣(市)結合部，是漢江支流――東荊河流域最大的集鎮，屬監利縣的西北門戶。

近年來，新溝鎮經過多年的改革與發展，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已逐步形成農業產業化、工．業民營化、城鄉一體化的社會經濟格局。全鎮形成以銀欣集團、天和水產、華田米業、恒泰米業、發旺油脂為主的數目為32家的食品工業集群。

新溝的食品工業，由糧食粗加工不斷向深加工轉化，企業年加工糧食7.1億公斤，大米品種15個，年產大米5.4億公斤。蝦類加工800噸，年創匯120萬美元。糧食深加工米果品種3個，年產福娃雪餅900噸，年銷售3600萬元，各類餅干、蛋卷品種263個，年產量2050噸，年銷售8250萬元。淘妹風味魚20個品種，年銷售1200萬元。荊州天和水產公司加工的各種水產品全部遠銷日本、韓國、歐美等國家，已躋身子151家全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前列的湖北銀欣集團的“楚天牌”小磨麻油，“福娃”雪餅，膨化鮮貝，“迪達迪”餅干系列，“荊珍雪”免淘米享譽全國。目前，全鎮共有食品產品20個大類，54個品種，年度完成產值10．2億元，入庫工商、稅收近千萬元，從業人員近3000人，食品工業鎮的格局已經形成規模。

“監利紡織工業城”――朱河鎮位于監利縣南面，土地面積4萬平方公里，人口14萬，是我縣的老工業重鎮，轄4個居民委員會，50個行政村。

朱河紡織工業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規模由原來的一家8000錠增到10多家10萬錠，紡織設備有環錠紡與汽流紡，生產的產品有純絳、純棉、T/V面子紗、麻袋、煙葉麻布、麻紗、麻線、球絨線等20余個系列產品，產品主要銷往廣東、福建、浙江、湖南等30多個省市自治區。紡織行業的稅收占全鎮工業稅收的70％以上，擁有從業人員3000人，銷售收入1．1億元，年創利稅500余萬。

二、紡織、食品兩大工業集群的發展前景

以湖北銀欣集團為骨干企業的新溝食品工業集群正在向科技含量高，保健食品發展的道路發展。該企業“十一五”規劃的項目有年產1萬噸魚米高鈣膨化系列即食食品，1.6萬噸新型大米健康方便食品，2000噸陶妹風味淡水魚制品等三個新項目。目前，銀欣集團在鞏固老產品的前提下，發展新品種，新建淘妹魚生產基地，年內投入將達到1500萬元，產品將直銷全國各地，搶占市場份額。銀欣公司決心在五年時間內，打造出全國休閑魚類第一品牌；湖北華田農工貿實業有限公司在以大米產品為主的同時，加入投入力度，新上一條年產5000噸餅干生產線。以新溝為軸心的食品工業正輻射到監利容城、紅城、上車、汴河、荒湖等區域。屆時將形成年生產能力200萬噸，銷售收入40億元，創利稅2億元的規模效應。

以監利申聯紡織公司、長利紡織公司為骨干企業的朱河紡織工業集群在“十一五”期間正擬加大投入與技術改造力度，由傳統紡織工業向新型紡織工業發展，以朱河為中心的紡織工業目前已輻射至紅城、容城、尺八、大垸等區域，屆時將形成年生產能力為50萬錠，銷售收入50億元，創利稅3億元的規模效應。

三、制約紡織、食品兩大工業集群發展的因素

1、產業基礎較差，導致集群基礎設施不完善。監利縣集群經濟的生產起點不高，如食品工業是由小型夾米車間開始發展，紡織工業是從小型軋花廠開始發展的，產業進入的門坎低，許多企業主要從集市貿易經營戶或小家庭作坊業起家，這些決定了工業產業集群發展的局限性。

2、金融瓶頸問題嚴重，導致集群工業的發展受限。企業有好的發展項目，由于缺少資金的投入，因此項目遲遲未能實施。據了解，監利縣兩大工業集群近年來投資額約為5億元，銀行貸款額不到l億元。

3、技術創新能力較弱，導致產品高附加值比重低。紡織與食品產品質量、檔次、品種與國內先進水平存在明顯的差距，一些高水平、新技術產品的開發遲緩，不能適應國內市場的需求，部分中低檔產品出現過度競爭，高附加值產品比重低。

監利縣紡織工業的棉紡設備仍有2／3屬于80年代設備，電腦過程控制系統和電腦輔助設計系統較少，沒有達到紡織工業的“三化”即設備高速化、自動化、工序連續化。傳統技術與新技術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4、產品雷同與同質化突出，導致集群工業市場競爭力不強。因企業管理受傳統家族經營方式的制約，同類生產的外延發展快，產品雷同、同質化，缺乏必要的競爭性。產品一旦失去對市場變化靈活反應能力，集群就只能靠壓低成本陷入過度競爭，難免轉入衰退。2004年至2005年初，因國內紡織市場低迷，導致監利縣大部分紡織企業因棉花價格上揚，產品缺乏競爭性，而出現嚴重虧損現象。

監利福海公司在今年5月，已停產一個月，其在停產期間的虧損比生產期間的虧損要少50％。

5、產品品牌意識薄弱，導致集群工業整體效應低。品牌建設是產業集群取得成功的關鍵。在兩大工業集群中只有銀欣一家企業的產品獲湖北名牌產品稱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家企業被評為中國名牌產品，因此監利縣兩大集群在省內的知名度不高，沒有形成一定的品牌效應。

6、集群并未“集群”，完整的生產營銷體系還未真正形成。真正的產業集群經濟應以國際互聯網絡為依托，形成快速的反應系統，即QR(快速反應生產經營機制)。如紡織工業方面，使纖維、紡紗、織造、染整、服裝和設計、制造、銷售形成一套完整的生產營銷體系。

四、對紡織、食品兩大工業集群的發展建議

1、制定產業集群競爭戰略和相關政策。省級政府應將促進產業集群作為區域經濟戰略和政策的中心，制定完整的產業集群的發展戰略和科學的系統的產業集群促進政策體系。縣政府應針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把上報產業集群作為“十一五”編制規劃逐級上報，向上級政府爭取工業集群的扶持政策。國家對“十一五”規劃重點傾斜的八類項目中有：農產品深加工類，能源與原材料類，我縣糧食，油菜，棉花類產品含在其中，符合產業發展趨勢。另外，對于產業發展中的具體問題應尋求省級政府的政策傾斜。如在工業集群經濟發展的地方土地政策的放寬及征地費用的減免等相關問題要尋求優待政策。

2、積極拓寬融資渠道，為企業提供融資平臺。針對產業政策大多偏向于大中企業，而忽視小企業發展的現狀，省級政府及相關部門要積極推進和落實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法規和相關的支持政策，增加針對縣市產業集群的專項基金，支持縣市產業集群發展有關的專業基礎設施建設。縣級政府應從多渠道上為產業集群爭取資金。

第2篇：地攤經濟的相關政策范文

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迅速發展，并形成了中小企業集群――專業市場――產業集聚的特色。產業的集聚使眾多企業能共享信息與技術資源，形成專業化分工協作，產生專業市場，通過集群的外部效益彌補了中小企業的規模缺陷；同時，又使企業始終保持著較大的競爭壓力，有利于浙江產業競爭力、企業競爭力與產品競爭力的提升。90年代末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以及中國與全球經濟的加速融合，浙江的產業組織產生了顯著的變化，大企業迅速增加，原有的業內分工協作模式出現大變革，企業與專業市場的關系產生劇變，產業的布局、產業的集聚效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種演變對浙江制造業與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探討浙江產業組織的優化之路，促進浙江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成為當前浙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 浙江制造業產業組織的演變

1.公司制成為主導的企業制度。目前，國有企業經過股份制改造大多實現了公司制；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工廠或個體企業轉變為公司，私營公司已占私營企業總量的近60%；原有從集體鄉鎮企業改制的股份合作制企業越來越多地向公司制轉變；股份公司增加至700余家（含第三產業），其中上市公司68家。公司制已成為制造業的主導企業制度，它對企業建立開放式股權結構，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但從企業數量看，個體企業與合伙企業仍占很高比例，個人獨資企業與合伙企業總數要占企業總數的50%以上。在國有控股或占股權較大的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有效的激勵機制與監管機制仍有待完善，不少私營公司實際上仍是夫妻廠，公司領導層由家庭成員構成，家庭或家族式經營管理特點明顯，大多數公司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未能分離。

2.中小企業為主體的企業結構。制造業中小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比重超過99.5%，中小企業的產值在制造業中產值中的比重超過70%，遠高于發達國家以及韓國等國家與地區（韓國中小企業產值比值在40%左右）。從90年代末以來，一些大企業與小巨人脫穎而出。像樂清柳市的中低壓電器企業經過多年的競爭，正泰、德力西、天正等發展成中國中低壓電器的知名企業。諸暨楓橋“步森”成了襯衫業為數不多的“中國名牌產品”，成為襯衫業名副其實的“旗艦”。義烏的浪莎襪業，寧波的杉杉、雅戈爾與溫州的報喜鳥服裝企業，溫州的康奈皮鞋，慈溪的老板油洗機、惠康空調，臺州的飛躍縫紉機集團，寧波奧克斯空調等都發展成中國同行中的重要企業。

3.大企業邁向一體化。目前主要為縱向一體化發展，即大企業兼并或參股上游與下游企業，延伸產業鏈，提高市場營銷與控制力，增加市場占有率與企業收益。如遂昌鋼鐵廠通過收購、兼并或設立新企業，將煉鋼向采購、運輸、鋼鐵加工等領域延伸。與此同時，企業的橫向一體化，即大企業對同行企業的橫向兼并也有較大發展，一些規模小、競爭力弱的中小企業被同行大企業吞并，但這種現象目前還比較少，更多的是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一些中小企業或家庭作坊主動停產或轉產退出這一行業。而規模較大的企業受實力與環境制約，大多不是采用兼并形式，多為參股聯合，以進一步擴大企業的規模與市場控制力。如慈溪的幾家規模較大的化工企業聯合投巨資設立新的大型化工企業。此外，大企業的混和一體化也開始出現，一些大企業通過跨行業投資或混和兼并向不同的產業發展。如寧波的波導上市公司通過股本的擴張，經營領域也從手機向汽車工業擴展。

4.產業向工業園區與中心城市集聚。塊狀經濟是浙江經濟的一大特色。目前浙江有產值超億元的塊狀經濟519個，企業超過20萬家。平均每個縣有三個專業集群。產業集聚在缺少大企業的背景下，其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專業化分工協作形成的外部經濟極其明顯，這也是多年來浙江制造業能在全國保持較高的價格競爭優勢的保證。

90年代末以來，產業集聚出現新變化，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大以及城市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大中企業向中心城市與園區轉移，以取得更多的外部經濟，尤其是獲取信息與人才優勢。比如，臺州吉利汽車集團將總部遷到杭州，樂清的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集團、寧波杉杉服裝集團等大企業將生產基地或決策中心遷到上海等地。到目前為止，全省共建成各類工業園區800多個，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與中心鎮周邊，總規劃面積1,500多平方公里，入園企業35,000家。這些園區建設對產業結構提升與城市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5.專業市場的地位趨于下降。專業市場在浙江塊狀經濟的形成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專業市場的產生與發展建立在產業集聚與專業化分工協作的基礎上，而專業市場的存在為眾多中小企業提供了專業化分工產品，使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縱向分離，專業市場使集群企業產生外部經濟，這也使企業更多地依賴專業市場，專業市場從而得以大發展。浙江專業市場曾達近5,000家，如永康的中國五金城，溫州柳市的中低壓電器市場，橋頭的鈕扣市場，紹興柯橋的中國輕紡城，義烏的中國小商品城，瑞安塘下的汽摩配市場等，這些專業市場在促進當地產業集群形成上功不可沒。

但90年代末以來，由于企業規模的增大導致原有的產業集聚形態產生演變，一些大中企業在全國以及全球化經營的定位下，通過一體化來實施自己的經營戰略，需要形成自己的更大范圍的無形市場網絡。再隨著企業的遷移，對原有專業市場的依賴性大為減弱，因而專業市場在產業集聚中的地位不斷下降。

二、浙江產業組織演變中存在的問題

浙江產業組織的演變，有利于企業規模結構趨于合理，有利于浙江產業結構的提升，并能促進產業整體競爭力的提高，快速城市化的推進。但另一方面，浙江制造業產業組織的變革也會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差距拉大，中小企業倒閉現象增加

隨著一些企業在競爭中的實力增強、規模增大，企業間的差距將逐步擴大。實力較強的企業通過縱向一體化、規模效益、橫向兼并與多元化發展，使競爭力進一步加強，而小企業的市場空間將更加萎縮。“強者愈強、弱者恒弱”的現象必定在企業競爭中出現。企業規模結構與產業布局的變化會打破當地的產業組織格局，使一批分工協作的中小企業陷入困境，小企業的倒閉將會增加，但由于多數小企業是家庭作坊式的，這種倒閉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主要表現為這些小企業的停產或半停產，表現為業主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與生存危機。

2.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拉大

地區間同樣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恒弱”規律，大企業成長后，鄉鎮或落后地區的環境已不能適應其發展需要，企業不斷出走，這將對當地經濟造成沖擊。麗水、衢州等浙西南落后地區的大中型企業將不斷向杭州、寧波、上海及其他中心城市轉移。近年來，浙東北與浙西南的差距不斷拉大，溫州有1,000多家上規模的企業外遷，有250家企業整體外遷，臺州也類似。未來這一趨勢很可能加強。到2002年底，浙東北人口僅占全省的50.8%，GDP卻占到全省的71.5%，實際利用外資額占87.8%。兩大區塊的人均GDP的差距已達到近兩倍。而以地級市來比較，麗水與杭甬紹等地的差距更大。

同樣，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由于一些基礎設施落后的鄉村企業外移、傳統產業衰退，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后退，一些鄉村的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2002年，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幅差距達5個百分點，收入總額差距由1998年2.05/1擴大到2.37/1。2003年上半年全省有40%左右的農戶現金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2002年同期3,268元繼續擴大到3,635元。全省361個落后鄉鎮的農村經濟總收入不到全省前8個發達鄉鎮的任何2個鄉鎮之和。

3.專業市場面臨空前的生存危機

大企業成長后，規模較大的企業趨于縱向一體化使企業的內部交易越來越多地取代專業市場的交易，原有的業內水平分工模式會被打破，在集群效益下眾多中小企業經營外部化形成的專業市場首當其沖，發展前景堪憂。而現代物流業的發展以及商業形態的變化，更加劇了這一趨勢。如象溫州等地一些昔日在全國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市場已經衰退。這一趨勢在未來將會進一步強化。

4.專業化分工走向不平等

中小企業間的水平分工更會被大企業為中心、中小企業為的中衛型分工體系所取代，中小企業的生存將越來越取決于大企業，大企業通過對市場、信息、技術、原材料與人才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形成對協作圈的壟斷，在這種協作體系中的中小企業非常容易受中心企業的盤剝，比如不允許協作企業對其他企業接受同樣的產品加工，壓低或克扣加工費，延期支付加工費或零配件費用，等等。通過這種對協作圈的支配權以獲取壟斷利潤。

5.集聚產生的外部效益減少

浙江多數工業園區過小過散、缺少規劃，園區由政府開發經營，政策性過強，市場性太弱；園區沒有從產業配套的角度引進企業，只是片面地通過地價優惠引進各種大企業，而對小企業進區則加以禁止或限制。企業與產業布局的這種特點使原有的塊狀經濟或產業集群出現了新的變化，中心企業與協作企業出現地理分離，企業集聚度降低，加之專業市場地位的下降，產業的集聚效應也趨于下降。這會影響企業間專業化分工協作的發展，制約我省整個區域的競爭力提升。

三、構建先進的產業組織

綜上所述，浙江制造業產業組織的變化總體上有利于先進制造業的建設與發展，但也會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有些還較為嚴重，這需要引起高度重視，提升與完善制造業的產業組織已成為一項極其重要的課題。

1.加快企業制度向現代公司制轉變。公司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主要形式。它能通過股份機制形成企業的內在約束機制、監督機制與激勵機制，有利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通過資本的進退形成外在的約束機制，能形成開放的股權結構，有利于資金的籌措與股本擴張。因此，它能有效改變原有的工廠制式組織的內在缺陷。要通過多種途徑促進個私企業與股份合作制企業向公司制轉變，更為重要的是，要通過法律、宣傳與人才培訓，引導現有的公司制度的完善，促進家族制企業實行開放式股權結構，推進資本擴張，促進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

2.引導專業市場變革。從市場業態轉變與全球化擴展兩方面推進現有專業市場的變革。一是要加快現有產權結構變革，改變目前多數專業市場傳統的依賴行政力量、出租門面、地攤式布局、經營管理雜亂的缺陷，建立開放式的股權結構；二是要抓住信息化、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機遇，引進信息技術，加大對外開放，促進專業市場向工業超市、電腦網絡市場、無形市場發展；三要高度重視經營地域擴展在專業市場生成與發展中的作用，專業市場如果不能發展成跨區域的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市場，它的生存就會面臨危機。中國輕紡城、中國小商品城在這方面可以為市場的發展變革提供有益的經驗。

3.優先發展物流業。物流業的發展有利于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的增強。政府要引導較大規模的企業發展公司內部物流。同時要大力扶持第三方物流的發展。在促進物流業發展方面，政府除了制定相關政策外，最重要的是要加大投入，促進交通、通訊、信息網絡與電力等基礎設施的優先發展，同時完善基礎設施的服務，盡可能取消不合理的費用，降低物流成本。此外，政府要加大力度，保證物流業，尤其是市場托運、客貨運的市場秩序與治安秩序，嚴厲打擊欺行霸市與黑幫行為。

4.構建合理的大中小企業協作體系。要推進中心-衛星體系的建設。一是要將中衛體系的建設與工業園區相結合，通過將中心企業與同其配套的中小企業集中在一個園區內，以實現體系內協作的零距離。像寧波慈溪的宏一集團，即通過配套企業的園區集中實現了協作的零距離、產品的零庫存；二是要促進中心企業與業務來往頻繁企業的相互參股，以股權為紐帶，形成體系內的緊密協作圈，從而促進體系的穩定；三是鼓勵企業間更多地以契約形式加強協作，減少基于個人信譽與血緣為紐帶的不穩定性；四是在高科技企業中大力推行雙中心的中衛體系建設，以研發企業為體系副中心，使其成為體系內的技術研發中心。

5.加強園區的規劃建設與產業鏈配套。要盡快改變目前園區過多，面積過小，布局分散的現象，加強規劃，加大現有園區的整合；要形成梯級的工業園區，重視落后地區的工業園區建設，促進發達地區的傳統工業向浙西南地區園區的轉移；改變目前園區建設開發的政府行為，應以政府先行規劃，招標出讓土地，以公司投標經營開發，自行招商，市場化經營，以出租土地、廠房與收取管理費來贏利，政府統一園區政策，企業稅收歸于政府；更多重視產業鏈的配套，突出園區的行業特性，引導大企業及協作企業的集聚，盡可能改變目前工業園區引大限小的現象，放低園區的小企業進入門檻，放開對進入園區企業的投資額或土地畝數的最低限制（配套企業進入用地幾畝也應許可），而應設置企業占用土地的最高面積限制，提高園區的土地使用密度。

6.推進行業協會的建設，加強立法，保護中小企業利益。政府要為各類企業提供信息、制定技術標準、保護知識產權、制定競爭規范，以及鼓勵發展中介服務機構和企業協會、商會、行會等。尤其是在目前，要鼓勵中小企業組織中小企業協會、商會、行會或合作社，如信用保障合作社、出口公會或穩定產品價格公會等。企業家協會在發展公會的初期提供了組織上的支持，幫助在企業中集資。政府應學習韓國、臺灣、意大利等地經驗，及早制定專門支持中小企業集群的法規，保護中小企業的利益不受侵犯；協作設立有關基金，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