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快速發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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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化快速發展范文

關鍵詞 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新思維

中圖分類號TU9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1）43-0088-01

城市規劃作為城市發展的龍頭，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基礎。要想搞好城市規劃，必須要有效發揮城市總體功能，協調好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把科學發展觀融合、滲透到城市規劃之中。國內外在設計、建設、管理方面有很高聲譽的城市都有一個合理的規劃。因此，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劃要有新的思維，要做到充分協調城市與人的關系，使城市的發展與人的需求達到完美結合。中國的城市化已進入快速發展期， 而且這種快速發展有其特定的背景。在這樣的環境下，對城市規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規劃作為引導城市發展的龍頭，必須用科學發展觀來指導城市規劃與建設，實現城市的發展與人的需要和諧。其具體的新思維主要體現以下幾方面。

1堅持以人為本的規劃理念

人與城市的和諧是城市發展的動力。要實現人與城市的和諧，就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規劃理念，以人的需求為導向。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應該著重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工作：1）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問題應給予充分重視2）強化對公共產品、公共資源和服務配置的實施性和引導性。；3）規劃要體現出城鎮空間布局的合理性。

2 從區域和全球的視角審視城市規劃

在以往的城市規劃中，針對某一個城市，在通常情況下是以行政區為邊界劃分城市發展的方向、規模、職能。隨著經濟發展全球一體化化的深入，城市愈來愈趨向于“無邊界”的發展，因此在新的背景下，城市規劃應從區域，甚至全球的視角來重新加以審視。這里所說的“無邊界”，不是指規劃范圍的設定可以漫無邊際，而是強調規劃中要有區域觀念和全球化視野。無邊界”的城市規劃所要求的是，在區域、全球經濟體系中尋求城市的發展空間。理論上城市規模可以無限地增長，城市的職能和等級可以無限度地提高。“無邊界”的城市規劃，并不是要避免競爭，而是通過競爭，最終消除城市發展的同構現象。城市的發展會始終與競爭相伴隨，通過競爭，城市發展需求的資源雙向流動，會在達到一個特定的平衡點后會保持一種動態的均衡，城市在單純的規模上處于相對靜止狀態，得到城市之間發展中的一種妥協。

3 確立資源環境約束條件下城市規劃的新理念

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城市發展的開放性和社會的信息化使得城市發展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可能，可以實現城市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實現全球范圍內的供給。但是，有些資源是不可以流動的，比如土地、水資源等，這些不可流動的資源是我國進行快速城市化發展的最主要的約束條件。

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的提高固然重要，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也同樣重要。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期，資源環境對未來城市發展的約束日益加劇，在這種形勢下進行城市規劃必須確立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為核心的城市規劃新理念。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互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并在全球范圍內達成共識，開始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之中。

對于新時期的城市規劃，城市化模式、城市發展目標等各個方面的把握和安排，都要以特定的資源約束為條件，在建立一種節約型城市理念的前提下，切實從規劃理論、方法本身去尋求建立一套與中國資源約束條件相協調的城市發展之路和城市規劃指標。提高城市規劃的科學性是重中之重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形勢下，要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這就要求城市規劃提高科學性。具體而言，城市規劃的科學性應從以下4個方面進行把握：

1）戰略性的規劃與研究:應將戰略研究作為城市進行整體功能規劃編制先導，一個成功的戰略研究首先來自于專門負責研究戰略規劃的人才群體；其次要要不斷地對戰略規劃進行深化；最后需要對間斷性地編制研究進行動態跟蹤并隨時糾正；2）合理性設置城市的發展目標:以往的城市規劃大多數是靠主觀意識、自我中心來制定目標的，往往體現出來的就是“三個結構、一個網絡”，“三個結構”就是指所謂的空間地域組織結構、職能類型結構和等級規模結構；“一個網絡”即是基礎設施網絡。當前這種目標導向應轉統籌城市與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城鄉可持續發展；要以人為本進行城市規劃，體現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的相關性；體現政府配置資源的相關政策的導向性，體現利益主體的多元性；體現資源的公共性；3）前瞻性的功能空間布局:前瞻性的城市布局，可以從根本上預防城市病及生態破壞，致力于環境保護、生態建設，促進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和城市空間結構的布局是相關的。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空間布局要求，因此在空間布局方面必須要有前瞻性；4）有效的政策策略性:經濟全球化發展時期，以目標和問題為導向的公共政策研究是整個規劃體系中的薄弱環節。城市發展戰略實質上是對城市長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要素的綜合協調和安排。科學地、有針對性地分析和認識問題，是公共政策的研究的主要目標。圍繞這些具有重大影響的問題梳理出的策略，才是能夠管用的戰略和策略，才能成為城市發展各有關方面的行動綱領和指導原則。

4 結論

目前，我國城市化已經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城市化快速發展不可避免帶來人口、資源、環境等方向的問題，在這樣的形式下，城市規劃必須以科學觀為指導思想，實現經濟發展與人需要的和諧，只有確立這樣的新思維才能在實踐中充分發揮規劃建設管理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保障作用，才能充分發揮規劃的龍頭作用。

參考文獻

[1]管潔.城市規劃管理中的“以人為本”思想研究[D].北京交通大學，2010.

[2]仇保興.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 強化城鎮體系規劃的地位和作用[J].城市發展研究，2004(1).

第2篇：城市化快速發展范文

關鍵詞:交通規劃;TOD規劃;快速軌道交通;衛星城市交通與發展

0 引言

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大城市的發展以新城(衛星城市)為重點，并且以交通引導衛星城市的規劃理念成為眾多城市規劃師們的共識[1].在我國的城市規劃與發展中，雖然有北京、上海等城市在數次的規劃中曾經重視衛星城市的規劃，但由于種種原因，在實踐中衛星城市沒有得到合理的規劃與發展[2].本文針對我國的衛星城市的現狀，提出以快速軌道交通引導型衛星城市的規劃與發展.

1衛星城市與城市化

1.1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中國的城市化正處于高速發展的進程中，20世紀末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31%，目前城市化水平約為40%[1]，根據趨勢外推法，2010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預計達到42%～45%，2020年將達到50%，主要都市圈以及都市帶將高達60%，如圖1所示.

城市化過程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就是在原有城市的邊緣攤大餅式擴展，另一種是發展新城或者在原有的半城市化地區有選擇地發展衛星城市.城市以第一種形式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會產生一些阻礙城市進一步發展的因素，諸如自然環境、建設技術、地域結構等，城市規模越大限制性因素越強，形成一種外部不經濟、規模不效益的門檻，同時航空運輸的迅速發展使得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廣州及香港等，產生城市間的內聚效應，這樣，衛星城市的交通處于相對劣勢，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相對弱化，與城鄉交通一體化相背，與城鄉經濟一體化相背.追求可持續發展迫使許多大城市采取多中心、分散化的總體布局模式，從趨勢上看，必然在城市周圍區域發展衛星城市.

1.2 衛星城市亟待規劃發展

我國有許多城市跨入了超大城市行列，并且很多城市數次規劃都有衛星城市[2]，比如上海的“1城9鎮規劃"，北京的14個衛星城市規劃以及剛剛公布的新北京規劃中的9個“新城”.一方面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每年高達0.8%;另一方面衛星城市地處大都市周邊，同中心城市的經濟聯系遠遠不足于保證衛星城市分擔中心城市的某項城市職能，發展程度與中心城市有較大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1) 衛星城市通常與中心城市之間缺乏強烈的經濟依賴關系.衛星城和一般建制鎮規模往往不大，國內最大的衛星城人口規模也不到20萬，多數建制鎮人口規模不足5000人，難以承擔城市中心城市區的某些職能，且與市區相比，沒有足夠的吸引力.

2) 沒有形成大都市區域以輕軌鐵路為骨干的交通網絡，衛星城市的交通規劃應適度超前.

3) 規劃中設置的眾多衛星城市中，沒有設置優先發展的可行性原則，靠近交通通道的衛星城市沒有能夠依賴便捷的交通順利地發展，缺乏超過20萬人口的示范衛星城.

4) 衛星城用地密度小.多數衛星城區用地功能單一，與注重混合居住的密度、發展以人為本的公共交通、高通達性、體現社會公平、適于居住工作休息的衛星城市標準相差較遠.亟待進行居住用地、工業用地、道路廣場用地、綠化用地的綜合功能規劃.

第3篇：城市化快速發展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 城市化進程 關系

一、金融發展的概況及其特點

經濟全球化的出現，使得資本、貿易和金融都有了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的金融更是吸引了更多人的關注的目光。金融化的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被提出之后，金融的發展開始成為眾多國家矚目的焦點問題，很多學者專家對金融發展做出了深入研究。金融的發展理論對于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理念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我國經濟理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指導和指示作用，有助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經濟發展理念的健全和創新。我國金融發展到今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當然也存在一定問題，比如金融發展質量不高、金融機構缺乏業務創新能力等。這些都是今后發展中必須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二、城市化進程的概況和特點

國外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甚至有的發達國家出現逆城市化現象。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正在處于發展的青春期時代，在經濟快速發展時，城市化進程成為了其重要標志。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而城市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在80年代有所發展，而在90年代得到快速的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于促進城市化進程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當前我國的城市化發展特點主要表現在城鎮的數量不斷增長，規模不斷擴大；城市的人口不斷增加；城市空間利用格局不斷發生變化，城市體系逐漸完善，出現了連續的城市區域等等。

三、金融發展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一）金融發展促進了城市化進程

金融發展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表現在金融產業的更加繁榮，同時也促進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城市化進程又進一步帶動了經濟的快速提升，這樣的一種相互關聯的關系之中，那么金融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究竟有沒有關系，他們之間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呢？

國內外很多的學者，經濟學家對于金融發展和城市化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和探討，經濟學家們運用OLS回歸分析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得出了金融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雙向因果關系，金融發展是城市化進程的一個主要的動力，而城市化的發展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金融的發展。這一結論在中國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實證。

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中國的金融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從國有控制高度集中的金融產業，金融效率較低，體制較為僵化，到現在經過金融改革，金融體系逐漸健全，金融業有了很好的發展環境和更多的發展空間，金融效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與發到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總體水平還是較低，金融資產的發展表現出很大的地域差異，主要集中在較為發達的大城市，而發展較慢的地區金融業發展也很滯緩。但是盡管還有這樣的缺陷，仍然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業發展的成果，那就是城市的金融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產業結構的優化，同時進而促進了城市的人口分配，帶動了城市的發展，促進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進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

（二）城市化進程促進金融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將城市化進程提上日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城市化水平進一步提高成為我國發展的目標。經濟快速發展，城鎮數量和規模不斷地增加和擴大，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完善，尤其是非農業人口比重越來越大，第三產業不斷的占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基礎設施完善，更加進一步的證實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當然，在快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如東西差距，貧富差距，地域差距，出現的環境問題，排污問題等等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這就更需要去深入探討城市化的發展問題。

城市化發展中對于產業鏈和產業結構的優化是我們都有目共睹的，人們不再將自己的根固定在土地上，而是敢于走出去，去探究更好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方向，金融業就是在這樣的探究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資本不再被單獨的存放，而是進一步進行資本再生，所以說金融發展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而金融發展成為一種產業，加入了產業發展的大鏈條之中，更成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環，金融產業是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所以各國都非常重視金融產業的發展，尤其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對于金融業的發展更是給予了很大的關注，它又對城市化進程起到促進和調節的作用。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發展又會更加促進金融發展的前景和金融發展的模式與產業結構。

城市化進程促進了人們的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對于人們的思想觀念的改變也有了很大的影響，人們在城市化發展中，對于生活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消費觀念不再僅僅局限于溫飽，而是向著更高層面如精神層面方向發展，拿出大量的資金投入到教育，娛樂等精神滿足方面的消費之中，這些在一定的方面上可以促進精神消費，另一方面可以讓人們的文化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整體的國民素質的提高，有助于經濟觀念的轉變，從而促進了金融發展方面觀念的轉變，對金融發展方面的模式和金融發展業的創新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從而促進金融發展的進一步深化。

四、結語

綜上可以看出，在我國經濟發展中，金融發展和城市化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兩個方面，經濟的發展是由金融發展來帶動的，同時經濟發展又促進了城市化進程，經濟發展又可以促進金融發展的更深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促進了經濟的更加迅速發展，而金融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又是一種互為因果的穩定的關系，它們能夠互融互促，為彼此的發展都注入新的活力和創造出新的創新機制。

參考文獻

第4篇：城市化快速發展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房地產業；可持續發展

一、理論綜述

城市化是一個經濟、社會、生態、文化諸方面全面轉變的動態過程，是人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居住方式全面轉變的過程，它包括了社會的、經濟的、人口的和空間等諸多方面的含義。城市化過程至少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城市化是人口和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即城市化率是度量城市化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

第二，城市化是第二、三產業在城市集聚發展的過程。二、三產業在一定的區域不斷聚集，這是城市化的本質和根本動力。

第三，城市化是地域性質和景觀轉化的過程，這些地域景觀的變化主要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區的擴大，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觀的涌現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改善等等。

第四，城市化是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識在內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擴散和傳播過程。房地產業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對房地產及其附屬產品的占有和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對其占有和需求的能力，是房地產業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結果。這就要求房地產業的發展既要與整個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協調，也要與地方區域經濟的發展相協調，也要實現整個房地產業自身經濟生產過程的良性循環。

二、房地產業與城市化的關系

（一）城市化對房地產業的帶動作用

城市人口增長會擴大城市住宅的需求，從而直接帶動房地產業迅速發展。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市化率呈現出一路加速增長的態勢，2000 年至2010 年城市化率年均增長近1.36 個百分點。根據國際經驗估計，我國要到2010 年前后才會出現城市化的速度拐點，而拐點之后城市化增長速度將略有下降，如果按年均增長1 個百分點計算，2020 年中國城市化率將可能達到60％。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居住，城市化將引起城市潛在住宅需求的增加。城市潛在住宅需求是指考慮到城市化發展和提高居住水平的影響，在扣除自然折舊的情況下，全國城市需要增加的住宅數量。影響住宅潛在需求的因素有三個：新增城市人口、原有城市人口居住水平提高的幅度、住宅年自然折舊率。我國高速城市化將給房地產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二）房地產業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

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動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城市能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二是城市有較之農村更為優越的生產和生活環境。房地產業正是直接或間接地對這兩個動因發生作用，從而使大量的農村人口城市化。

第一，房地產業自身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具有強大的吸納力。房地產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人房地產業，加快了農村人口的城市化。第二，房地產業的發展不斷提供著城市化所需的生產要素和生活要素。房地產業每年開發的房屋中，住宅建筑占一半以上。人們用以休息和娛樂的公共場所、城市綠化等均系房地產業開發的范圍。房地產業不斷改善城市的居住和生活、生產條件，吸引著更多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

三、影響與制約鹽城市地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一）政府對房地產業期望過高

鹽城市房地產業從2000年開始進入發展期，從2005年進入快速發展期，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行政推動。政府通過加快新城南遷及舊城改造增加剛性需求，通過放開公積金貸款政策激勵住房消費，通過拍賣土地提高土地的出讓價格。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為城市建設注入了較為雄厚的資金，這進一步增強了政府要加快房地產業發展的信心。甚至有些府官員認為“房價的高低決定城市的地位，房價越高，城市地位就越高，鹽城的房價低于周邊城市，房價還應不斷上漲。”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鹽城市的房地產市場迅速升溫，各種潛在需求迅速成為有效需求，甚至一些未來需求提前得到釋放，投資需求增長快于消費需求，各種閑資都轉向房地產投資領域。

（二）土地資源配置不合理、土地利用效率水平低下

土地利用效率水平低下不僅表現在用地功能配置不盡合理，還表現在土地使用不當和土地使用不足。為了贏得地區經濟的競爭優勢，政府在土地經營中征用農業土地數量大于全社會最佳量。為引進更多的投資，將大片土地以低廉的價格出讓給企業，出現了企業占而不用、長期儲備的閑置狀態。

（三）房價上漲過快、房地產泡沫明顯

從2005年起，鹽城市商品房單價均以23％以上的年增長率向上攀升，其增幅超過了GDP的增長率（2005年同比上漲14.3％）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同比上漲13.3％）。房價的上漲吸引了一批投資需求者，投資需求的增多進一步抬高了房價。房地產商品已經成為一批人投機賺錢的工具。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調整和適當的控制，勢必將加劇普通消費者的住房代價，利潤流入投資者和投機者之手，最終產生窮者越窮，富者越富，更嚴重的還可能引起社會問題。

（四）缺乏統一的市場信息平臺

鹽城市尚未建立起全市統一的信息收集平臺，部分行政區還各自為政，不能顧全大局，造成數據殘缺不全，無法形成完整的數據庫，無法做深入細致的分析。房地產業的迅速發展與落后的信息建設產生了不協調，沒有翔實準確的數據作參考，政府部門對市場的判斷出現偏差，宏觀決策往往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四、促進鹽城房地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第5篇：城市化快速發展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 城市化加速階段 問題及對策

一、安徽省城市化歷史進程及所處階段的判別

(一)安徽省城市化發展歷程

縱觀安徽省城市化發展歷程,安徽省城市化進程發展迅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鎮數量的增加。1949年安徽省只有合肥、蕪湖、安慶、淮南和蚌埠5個城市;2008年,安徽省共有城市22座,其中地級市17個,縣級市5個,市轄區44個。二是城鎮人口的增長,城鎮化率不斷提高。1949年城鎮人口為266萬人,城鎮化率為8.69%;2008年,安徽省市鎮人口為2485萬人,城鎮化率為40.5%,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8.4個百分點,縮小到2008年的5.2個百分點。

筆者歸納安徽省城市化進程的特點如下:

首先,城市化進程發展迅速。從1953年的8.69%,到2008年提高到40.5%,年均提高0.58個百分點,而全國城市化速度為0.5個百分點,安徽省城市化速度均值高于全國。

其次,城市化進程滯后。1953年安徽省城市化水平滯后全國4.62個百分點,2008年滯后5.18個百分點,滯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與經濟較發達的省份相比,甚至與中部和西部部分省份相比,安徽省城鎮化水平較低。

第三,近年來出現加速趨勢,且高于同期全國的平均速度。1978年以前年均增加0.16個百分點,1978-2008年年均增加0.93個百分點,其中1978-1990年年均增加0.44個百分點,1990-2000年年均增加1.01個百分點,2000-2008年年均增加為1.56個百分點。

第四,城市化出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來看,安徽省城市化大體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

1953-1978年的緩慢增長期。1953年城市化率為8.69%,到1978年提高近4個百分點,達12.62%,1953-1978年安徽省年均城市化速度為0.16個百分點。期間可以進一步區分為三個小的階段:第一階段(1953-1957年):城鎮化的緩慢增長期,1957年城鎮化率為8.96%,比1953年提高了0.27個百分點,年均增長0.07個百分點;第二階段(1957-1965年):城鎮化的波動期,1958-1960年,城鎮化率由1957年的8.96%提高到了1960年的16.5%,年均增長2.51個百分點,而1965年城鎮化率下降到了11.59%,年均增長-0.98個百分點;第三階段(1965-1978年):城鎮化的停滯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為12.62%,低于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長0.39個百分點。

1978-2008年為城市化平穩快速發展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為12.62%,到200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為40.5%;1978-2008年其間城市化率年均增長0.93個百分點。其間根據城市化速度又可以區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1978-1995年為城市化平穩發展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為12.62%,1995年為19.09%,年均增長0.38個百分點;1996-2008年為城鎮化的加速增長期,2008年城市化率為40.5%,比1996年提高21.41個百分點,年均增長1.65個百分點。

綜上所述,安徽省城市化進程滯后于全國城市化進程,近期出現加速發展趨勢;安徽省城市化進程以1978年為界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二)對安徽省城市化所處階段的判別

本文運用葉裕民對城市化階段性的研究,運用城鎮人口增長系數加以分析。筆者計算了1953-2008年安徽省城鎮人口增長系數,以此為據來分析安徽省城市化進程的階段性特征。

從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看,1953-1978年安徽省為0.2;1978-2008年為1.053,說明1978年以后,安徽省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過程,城市人口增長規模超過總人口增長規模,農村人口絕對數開始下降,人口的增長表現為城鎮人口的增長。

1978-1990年安徽省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為0.444,1982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982年以前,安徽省城鎮人口增長系數小于0.5(1958、1959年除外);1982年以后大部分年份,安徽省城鎮人口增長系數超過0.5,即1982年以后城鎮人口規模增長超過農村人口規模增長,安徽省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1990-1996年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為0.858,城鎮人口規模增長超過農村人口規模增長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其中1996年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為2.73,說明1996年,城鎮人口增長規模超過總人口的增長規模,農村人口規模絕對下降。1996年以后大部分年份城鎮人口增長系數超過1,1996-2000年為1.982,2000-2008年為1.053,鄉村人口絕對規模開始下降成為常態。

據此,筆者認為從1982年開始,安徽省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1996年是安徽省進入城市化進程的另一個轉折點,即農村人口規模絕對下降,城鎮人口規模增長超過總人口規模增長。

綜上所述,以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為依據,安徽省城市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53-1982年為前城市化階段,人口增長系數小于0.5;1982-1996年為城市化前期階段;1996年以來為城市化中期階段。1982年是安徽省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起點,1996年是城鎮人口規模增長超過總人口,農村人口規模絕對下降,城市化進入加速發展的轉折點。安徽省已經進入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

二、安徽省城市化存在的問題

(一)城市化水平滯后,就業壓力顯現

安徽省人口總量占全國的比重穩定在5%左右,城市化水平滯后,2008年為40.5%,比全國平均水平落后5.2個百分點,遠沒有實現城市化。

筆者研究了1978-2008年間安徽省經濟增長與城鎮就業之間的關系,以城鎮從業人員增長為自變量Y,經濟增長為因變量X,數據以1978年為基期,構建二者的線性回歸模型,結果如下:

Y=44.904+0.641X

(0.867)(7.307)

結論:經濟增長與城鎮就業增長相關度為0.867,高度相關;經濟增長每變動一個百分點,城鎮就業相應變動0.641個百分點,模型通過檢驗。

2008年安徽省經濟增長率為12.7%,相應城鎮從業人員增加8.141個百分點;2007年城鎮從業人員為818.1萬人,以此為據,城鎮新增崗位66.6萬個,大約70萬。安徽省城市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不考慮城市化人口的自然增長,意味著每年近70萬人口進入城市生活。2008年城市化率比2007年提高1.8個百分點,約150萬人進入城市,城鎮需要新增崗位約100萬個,才能滿足需要。筆者認為城鎮新增崗位已經不能滿足城市化進程的需要。

(二)城市化進程的地區差異大

一是從橫截面看,安徽省城市化進程存在較大的差異。2008年城鎮率較高的地級市有:銅陵、馬鞍山、蕪湖、淮南、合肥、淮北。銅陵最高,為75.3%;合肥為62.4%,在安徽省居第五位。城鎮化率最低的是阜陽市,為30.6%。從區域看,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形成皖江經濟區,馬蕪銅為安徽省城鎮化率前三位,城鎮化水平較高;皖中地區的合肥市是省府所在地,是安徽省唯一超級大城市,2008年總人口近200萬,是區域城鎮化率較高的地級市;皖北和皖南地區城鎮化率較低。

二是從時間序列變化看,安徽省城鎮化率不斷提高,但是地級市的城鎮化率并不都是穩步提高的,地級市的城鎮化率排序不斷變化。

首先,合肥、淮北、馬鞍山、滁州、蚌埠、巢湖、蕪湖、銅陵、宣城、安慶數據較為穩定,城鎮化率快速提高,在安徽省地級市城市化率排序中前移。其次,宿州、淮南、亳州、六安的城市化率下降,阜陽、黃山城鎮化率小幅提高。第三,合肥、池州、蕪湖、宣城、銅陵提高幅度達到20個百分點,位序前移大。

綜上所述,安徽省地級市城市化水平空間分布具有不平衡性,差異巨大。

(三)城市首位度不高

一般認為“區域內城市首位度為小于2,說明區域內城鎮空間分布較均衡,資源配置較為合理;當首位度超過6時,就認為區域內各城鎮處于一種極度失衡的發展狀態,兩極分化現象明顯”。

筆者以非農人口為基礎,計算了安徽省城市首位度。1998-2008年首位度在1.2-1.8之間,說明安徽省城市首位度目前處于較為合理的狀態,省域城鎮體系規模分布相對較為均衡。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安徽省首位度不斷提高,1998年為1.22,2008年為1.77。說明人口要素正向以合肥為中心的大城市積聚,聚集效應大于擴散效應。安徽省城市化進程處于加速發展階段,經濟、人口等要素向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集中,聚集效應明顯。

(四)近期城市化速度過快

一般認為我國在快速城市化時期,以0.5-1%的速度增長是比較合適的。按照國際經驗,1%的速度也是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安徽省的城市化速度近年來卻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0年以來年均為1.56個百分點,2008年比2007年提高1.8%,這是城市化歷史上罕見的高速。

(五)粗放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產生一系列問題

與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相應而生的是城市化模式的粗放,集中體現在城市用地攤大餅式擴張,造成的耕地與建設用地之間的矛盾緊張。一是市轄區、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市轄區從1999年的17647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27467平方公里,擴大55.65%;建成區從1999年的645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1220平方公里,擴大89.2%。二是耕地總量、人均耕地減少。1990年耕地總量為4365.497千公頃,2008年僅為4144.98千公頃,減少20多萬公頃;人均耕地從1990年的人均1.15畝下降為2008年的0.92畝。

城市用地的擴張產生城中村問題、失地農民問題、土地緊張問題等等,實質上是社會利益矛盾沖突的集中反映,而在利益博弈中政府始終處于強勢地位,弱勢群體如農民或拆遷戶的利益無法通過固定的渠道得以保護,由此而引發的暴力抗法問題成為城市化健康發展的隱患。

(六)城市規模分布不合理,城鎮體系不完善,中心城市輻射力有限

安徽省大中小城市比例為1:1.5:1.2。城市等級結構不合理,中小城市發育滯后,尤其是小城市數量較少,分布不均勻。

城市化規模過小,聚集效應不明顯。根據學者的研究,城市效率與城市規模密切相關,城市規模(非農人口)只有在大于25萬的時候,才會產生聚集效應,城市的最佳規模在100-400萬之間。按照這一標準,只有合肥達到了比較理想規模的下限。

綜上所述,快速城市化時期,安徽省城市化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安徽省人口多,農業人口比重大,人均資源少,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質量不高,農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安徽省城市化進程滯后;城市化進程具有較大的不平衡性;城鎮體系不完善;城市規模較小,對腹地的輻射力弱。而安徽省正處于快速城市化時期,各種矛盾顯現,成為制約城市化安全的隱患。

三、安徽省城市化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原因

1、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二元性特征明顯。

一是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不協調;二是非農產業發展滯后;三是城鄉收入差距加大。究其原因:安徽省的城市化不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城市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積聚和擴散作用都比較弱;城市化是政府主導下的城市化,政策的重點在城市,而非農村;最后制度上安排的二元性加劇了城鄉的二元性。簡而言之,非農產業不發達、農業發展薄弱、城鄉差距擴大是制約安徽省城市化進程的經濟原因。

2、技術創新不足,城市產業升級緩慢,城市化動力不足。

一是技術創新不足直接制約企業的發展,表現為沒有核心技術。二是城市產業升級緩慢。產業結構不合理不僅表現在三次產業結構上工業不強,比重過大,第三產業發展滯后,而且表現在產業內部結構扭曲,水平低,區域化的專業分工沒有形成。三是產業技術含量低,多是資源耗費大、環境污染嚴重的產業,加劇了資源環境的惡化,資源瓶頸凸現。四是城市產業發展對區域的拉動不強,區域經濟聯系不緊密,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極不協調。五是城市就業不足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并存,就業壓力大,城市化進程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

3、經濟增長方式及城市化模式粗放,資源環境惡化。

在人均資源匱乏的條件下,以資金和資源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粗放型的濟增長方式,是難以持續的,造成了環境惡化,污染嚴重。和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相聯系的是粗放的城市化模式,結果之一就是城市用地在規模上的擴張、在用地結構上不合理,城市在空間上的擴張與有限的農業耕地資源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一方面直接威脅糧食安全,另一方面,城市用地的無序、過度擴張,產生了城中村現象,失地農民問題凸現,農民利益受損,直接威脅城市化安全的實現。

(二)制度原因

1、制度改革滯后,嚴重制約城市化安全的實現。

一是以戶籍為核心的制度二元性嚴重制約了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二是財政體制的二元性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三是以戶籍為基礎的福利政策,城鄉分割的措施,使進城農民不能有效地轉化為市民。陳前虎把當前中國城市化發展面臨的危機歸納為:發展階段的危機;資源利用的危機;認識決策的危機。并認為這種危機實質是制度供給的危機,這種惡性競爭的、粗放的制度損害地域分工和資源的自由流動,從而導致資源無法實現經濟學意義上的最優配置。

2、政府的經濟政策及戰略是制約城市化安全實現的重要因素。

分析世界城市化歷程,可以發現,城市化安全是建立在城市化與產業城市、空間城市化協調基礎上的城市化。世界城市化經驗說明: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的協調,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第三產業的發展是實現城市化安全經濟基礎;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對實現城市化安全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在各種矛盾凸現的時代,統籌各種矛盾,化解城市化安全的威脅,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3、城市化進程具有較大的空間差異,城市體系不完善。

一是城市化在空間上出現較大的差異;二是城市等級體系不完善;三是缺乏能夠帶動全省的中心城市。

綜上所述,安徽省面臨的城市化問題可以歸結為:一是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不協調而產生的問題;二是城市化地域空間分布不協調而產生的問題;三是經濟發展、城市化速度與資源環境不協調所產生的問題。

四、應對之策

(一)大力發展經濟,強化城市化的動力基礎

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地位,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競爭力是關鍵;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結構優化、高度化,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在優先發展經濟發展較快城市的同時,通過生產力平衡布局,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城鄉差距,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不發達地區,尤其是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

(二)深化制度改革,促進制度創新,建立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

一是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為經濟長期健康發展提供方向;二是進行制度改革與創新,尤其是促進福利制度、傭工制度、市場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改革;三是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提高政府人員的認知水平和能力,改革人事任免制度及分稅的財政體制,消除城鄉制度上的二元性,鼓勵人口城鄉、跨地區流動。

(三)充分利用國家相關政策

充分利用國家的“中部崛起戰略”、“皖江城市帶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轉移承接規劃帶”等新農村運動的政策紅利。堅定東向發展戰略,與長三角城市進行有效的合作;進行體制改革,鼓勵人員跨區流動,早日融入長三角地區。

(四)在擴大城市規模,完善城鎮體系的同時,在全省范圍統籌規劃,為城市合作搭建平臺

優先發展大中城市,培育若干具有地區影響的、輻射大的中心城市,為安徽省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引擎;積極發展小城市,大力扶持小城鎮,積極探索縣域經濟的發展方式。

綜上所述,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協調發展是實現安徽省城市化安全的關鍵所在;在大力發展城市經濟的同時,推動制度改革,是解決安徽省城市化面臨問題的重要舉措。安徽省城市化進程才能平穩推進,才能實現城市化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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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陳前虎.中國城市化發展面臨的危機與出路〔J〕.城市規劃,2006;30

[7]劉煒.城市化發展需要正視的八個問題〔J〕.經濟學家,2006;1

[8]陳前虎.中國城市化面臨的發展危機與出路〔J〕.城市規劃,2006;30

第6篇：城市化快速發展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消防安全；對策

中圖分類號：TU998.1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17(C)-0319-02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社會迅速發展，我國的城市化正以驚人的速度向前推進。據統計，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城市化率從20%左右提高到44.9%。在城市化進行的快速推動下，大量人口聚集，人們消費結構、生產方式向多元化發展，公共場所、大型商場、娛樂和高層建筑、企業等場所高度集中，城市人流、物流量集聚增加，使得各種威脅城市安全的火災隱患風險激增，為城市消防安全運轉帶來了新的壓力。

一、消防安全是城市化發展的重要保障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伴隨現代化水平的快速發展，城市人口、建筑、財富、生產生活集中的聚集效應明顯，不僅表現在經濟快速增長方面，而且也體現在消防安全需求方面。城市化是指指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化以及城市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由于城市發展過快，帶來了生產力要素過度集中的現象，城市人口稠密、建筑物集中、生產資料集中、財產密度大，給消防安全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一方面增大了火災發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災害的破壞性，嚴重威脅城市的安全，甚至影響經濟快速穩步發展。據統計，近年來，我國城市火災發生起數超過10余萬起，年火災直接經濟損失高達數十億元，因此，準確把握城市化發展規律，深入研究城市化給消防安全帶來的難題，采取有效措施，尋求科學對策，遏制城市火災頻發勢頭，為快速城市化進程提供消防安全保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當前城市消防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務

火災是指在時間和空間上失去控制的燃燒所造成的災害，火災事故是與人類社會密切相關的一種多發性災害，由于其發生的不確定性和災害的易蔓延性，火災事故后果均較為嚴重。新《消防法》明確規定消防工作的總體任務是：為了預防火災和減少火災危害，保護公民人身、公共財產和公民財產的安全，維護公共安全，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消防工作具有社會性和廣泛的群眾性，涉及到各行各業、千家萬戶。我國消防工作始終堅持“預防為主、防消結合”的方針，這一方針科學的闡釋了消防工作主要包含“消”和“防”兩個方面。“預防為主”就是在消防工作中要堅持把預防工作放在首位，積極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把防火安全措施、技術和管理工作落實在災情事故之前，做到防患于未然；“防消結合”就是要把防火、滅火兩方面工作有機結合在一起，在積極、扎實地做好火災預防工作的同時，做到相輔相成、互為保障，同時不斷加強公安消防部隊、專職消防隊、義務消防隊等隊伍的建設，做好城市整體消防規劃和消防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提高滅火作戰能力。

三、麒麟區快速推進的城市化凸顯消防安全瓶頸

麒麟區是云南省曲靖市政府所在地，也是曲靖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下轄3個鎮、3個鄉、5個街道辦事處。“十一五”期間，麒麟區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確定了“建設經濟強區、構建和諧麒麟、奮勇爭先排頭”的發展基調，取得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勝利，完成區域內生產總值315億元，同比增長12.7%。在麒麟區快速城市化發展的大背景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2010年實現區域內工業總產值453億元，同比增長15%，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實現產值409億元，同比增長16%；中心城區城市人口達60萬人，城市面積增長到56平方公里，5年新增近25平方公里，轄區內已投入使用的高層建筑達141棟，在建高層達197棟，邁進了大城市行列。然而，隨著麒麟區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現有公共消防設施卻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快速發展與公共消防安全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

（一）城市消防規劃滯后。城市消防規劃主要包括城市消防安全布局、城市消防站及消防裝備、消防通信、消防供水、消防車通道等。目前，隨著麒麟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使用功能的轉變，消防規劃跟不上城市規劃調整的步伐，留下許多消防安全隱患。

（二）市政消防設施缺乏，消防供水不足。麒麟區是一個典型的經過舊城改造而發展起來的，城市消防供水同樣存在著普遍性問題。一是水量較小，壓力不足。城市供水管道在建設時，往往只考慮了生產和生活用水，未將消防用水考慮進去，供水管網小，滿足不了滅火所需的水量和水壓要求。二是供水管道陳舊，年久失修。部分路段地下老管網未及時得到更新，且大部分與民用水、工業水混在一起，加之城區規模不斷擴大，市區高層建筑及商業網點不斷增多，用水量劇增，導致消火栓達不到出口壓力的規范要求。麒麟區就曾出現過城區主干道南寧路市政消火栓長期無水的現象。

（三）消防站建設、裝備不能滿足形勢需要。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消防站責任區面積遠遠大于規定要求。《城市消防站建設標準》規定：消防站的設立標準應以消防隊盡快到達火場，即從接警起5分鐘內到達責任區邊沿為一般原則，它的責任區面積約為4―7平方公里。按照規定，麒麟區投入執勤的消防站至少應有7―9個，但目前承擔滅火和應急救援的消防站只有4個，無法滿足5分鐘到達責任區邊緣的要求，由于消防站數量不足，導致責任區面積過大，長期超負荷運轉。加之，主城區大隊缺乏必要的舉高類消防車，車輛、器材裝備及消防隊員個人防護裝備配備不足，直接影響了滅火救援的戰斗力。

（四）消防監督、宣傳工作覆蓋面不廣。一是由于警力不足，制約了公安消防機構和公安派出所的消防監督管理工作，阻礙了公安消防機構加強執法隊伍、執法質量和業務建設的步伐。二是消防宣傳氛圍不濃。雖然公安消防機構在消防安全宣傳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社會上仍有部分人對消防宣傳缺乏足夠的重視，認為消防宣傳可有可無，不能把消防宣傳擺在突出的位置，仍存在消防部門唱獨角戲得尷尬局面，阻礙了消防工作社會化的進程。

四、城市化進程中加強消防安全管理對策研究

（一）加強消防規劃的前瞻性和預見性

在組織實施城市消防規劃時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新《消防法》和國家現行的有關法規和技術標準，堅持“預防為主、防消結合”的消防工作方針和“科學合理、技術先進、經濟適用”的規劃原則，對城市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給水、消防通道、消防通訊等公共消防設施進行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在堅持解決原有火災隱患的同時保證不增加新的火災隱患。要以制定“十二五”規劃為契機，在掌握較確切詳實的第一手資料上，給城市建設把好脈，并根據城市發展現狀和遠期發展規劃為城市建設定好位，才能在城市消防規劃中做到科學規劃、合理布局。

（二）加強對城市消防設施的維護管理

通過近期消防安全專項檢查發現，無論是市政消防設施還是建筑消防設施普遍存在“重建設、輕管理”的傾向。許多消防設施設備由于缺少經常性的檢修與維護，變成了“聾子的耳朵”，既造成了原投資的浪費，又形成了嚴重的火災隱患。《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規定，各單位必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配置消防設施和器材，并定期組織檢驗維修、確保完好有效。

（三）夯實城市社區消防工作

城市火災主要集中在居民家庭及一些“四小場所”，火災原因主要集中在電氣、用火不慎以及易燃易爆危險品管理不當等。雖然其火災損失往往并不嚴重，但也給居民的工作、學習、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因此抓好社區工作對健全城市化進行的消防安全防范體系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建立完善群防群治管理網絡。把社區所在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居民住宅物業管理單位等納入群防體系中統籌考慮，規范合理的社區消防工作機制。二是借助社區人力，加強義務消防組織建設。強化社區的機關、企業、事業單位消防保衛力量建設，建立專職或義務消防隊伍，開展火災預防、初期火災的撲救和聯防。三是實行動態型消防管理，積極開展自查、巡查，主動消除火災隱患。開展經常性的防火檢查，保障社區內的消防車道暢通，保障社區內的公共消防設施、器材以及消防安全標志完好有效，定期對社區居民住宅樓的消防設施及公共消防設施進行檢查和維護，及時消除火災隱患。

（四）加強專業隊伍建設，提高城市應急救援能力

加強消防專業隊伍建設，提高社會搶險救援能力是快速城市化進程對消防工作提出的新需求。隨著城市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城市各類災害事故頻繁發生，氣象異常、地震、危險化學品泄漏、核放射事故、恐怖襲擊、爆炸、火災、風災、洪災、雪災、道路交通事故等各類公共突發事件，給社會面的安全穩定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挑戰。

（五）加強消防宣傳力度，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識

構建社會化的大消防格局，消防宣傳至關重要，借助新《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條例》重新修訂頒布實施的有利契機，積極推動政府開展影響力大、覆蓋面廣的消防宣傳活動，促進全社會消防常識、法制意識的整體提高。一是加強經常性消防宣傳教育工作。在組織各部門和消防志愿者開展消防宣傳“五進”活動的同時，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通過設立宣傳欄、張貼宣傳畫、發送手機短信、出動流動宣傳車等方式，廣泛深入開展普法和傳播消防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各類宣傳活動。二是擴大消防宣傳覆蓋面。充分利用電視、報刊、廣播、網絡等媒體，采取刊播消防公益廣告、制作專題節目、宣講消防安全常識等形式，積極營造社會關注消防安全的良好氛圍。三是在“119”消防宣傳日以及安全生產月等活動中，大力開展消防法律法規、消防常識宣傳，并組織群眾開展疏散逃生演練、進行消防知識培訓，切實提高群眾火災預防能力和應急自救逃生能力。四是積極推進社會單位“四個能力”建設，推動社會單位自主加強對員工的消防安全教育。通過一系列宣傳工作逐步形成消防安全齊抓共管、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作者單位：曲靖市麒麟區公安消防大隊

作者簡介：胡偉（1982― ），男，云南曲靖人，曲靖市麒麟區公安消防大隊助理工程師，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消防安全與管理；李志軍（1983― ），男，河南周口人，曲靖市麒麟區公安消防大隊助理工程師，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消防安全與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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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志葵.我國城市公安消防管理中存在問題的分析和對策[J].科技信息,2008,10.

第7篇：城市化快速發展范文

【關鍵詞】浙江省；縣域經濟；城市經濟；轉型；動力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進入新世紀以后，浙江“產業層次低、企業規模小、空間布局分散”（低、小、散）的縣域經濟正在經歷“成長的煩惱”，面臨轉型升級路徑鎖定的困境，給浙江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滯緩、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務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縣域經濟亟須轉型升級。2014年，浙江人均GDP為72967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發展階段，這一發展階段對浙江經濟形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經濟以集約集群集聚與高端高質高效的優勢無疑成為理想的經濟形態。因此，我們很有必要研究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動力機制。

二、浙江縣域經濟轉型升級新趨勢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市場化、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推進，浙江縣域經濟轉型升級呈現新趨勢。主要體現在：一是城市經濟發展效率超越縣域經濟；二是縣域經濟融入都市區發展；三是發達縣（市）進入城市經濟快速發展期。這些表明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已成必然趨勢。

（一）城市經濟高效發展，成為驅動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的主導性力量

隨著城市化重心從小城鎮向大中城市轉移，各類生產要素和產業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經濟快速、高效發展。2012年①，11個設區市GDP達16479.67億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僅占31.77%，而58個縣（市）②GDP達18038.49億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卻占了68.23%。11個設區市的經濟發展效率遠遠高于58個縣（市）。而且11個設區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財政總收入分別占全省的52.74%、56.34%，占據了半壁江山。隨著新型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以城市群和都市區為載體的城市經濟將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力量。2013年杭甬溫三大中心城市市區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卻創造了33.35%的地區生產總值。

（二）都市區和城市群逐漸形成，縣域經濟融入都市區發展成為新趨勢

都市區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強了縣（市）與中心城市的經濟聯系，促使縣域經濟從支撐城市經濟發展為主向接受城市經濟輻射為主轉變，促使區域空間結構網絡化發展。目前，環杭州灣、溫臺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寧波、溫州、金華-義烏四大都市區逐漸成形，將近50%的縣（市）已被納入網絡化城市體系中。杭州都市區吸納了臨安、富陽、德清、桐鄉、海寧和紹興等6個縣（市）；寧波都市區吸納了余姚、慈溪、奉化、寧海和象山等5個縣（市）；溫州都市區吸納了瑞安、永嘉、樂清、洞頭、文成、平陽和蒼南7等個縣（市）；金華-義烏都市區吸納了東陽、浦江、蘭溪、武義和永康等5個縣（市）。這意味著這些縣（市）必將受到城市經濟的輻射，縣（市）與中心城市融合發展將成為趨勢。城市經濟正在一步步“吞噬”縣域經濟。

（三）發達縣（市）進入城市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

“四換三名”①、“退二進三”等一系列產業轉型升級措施促使各種城市經濟業態不斷涌現，傳統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或生產業轉型，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縣（市）服務功能不斷提升。2013年，紹興縣、義烏市、慈溪市、嘉善縣等22個縣（市）人均生產總值跨越10000美元（見表1），迎來城市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商貿服務業、金融業、物流業、信息產業等產業快速發展，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人數比重持續上升。以義烏市為例，從2000—2013年，義烏市第三產業占生產總值比重從43.5%持續增長至57.05%。發達的商貿服務業提高了義烏市服務其他縣（市）的能力。此外，部分縣（市）以“智慧城市”為抓手促進“生產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帶動了信息產業等相關生產業的發展，提高了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

三、分工視角下的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動力機制

浙江縣域經濟呈現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并非偶然。因此，我們很有必要研究其轉型的動力機制。如此，一來可以更好地推動浙江縣域經濟轉型；二來可以為全國其他縣域經濟提供發展的參考。

（一）概念界定

縣域經濟是農村市場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質上是農村工業化與以小城鎮（建制鎮）為重心的城鎮化在縣域空間上融合互動促使縣域產業分工所產生的特征鮮明的經濟形態。特征主要體現在：一是以傳統產業為主導產業，縣域功能以生產為主；二是縣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間集聚度低，產業布局分散，城鄉二元結構明顯；三是縣級行政區劃為經濟發展的空間依托，縣城與中心鎮往往是縣域經濟增長極；四是區域分工水平比較低，以部門間分工或區域產品分工為主，缺少產業鏈層面分工。城市經濟伴隨城市化進程而發展，本質上是集聚經濟，是分工與集聚在地理空間上互動所產生的具有較強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的經濟形態。呈現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基本推動力，農業現代化是重要的支撐力；二是在集聚與分工的互動中，生產業從第三產業中脫穎而出成為主導產業，城市以服務功能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農人口為主，城市化水平比較高，中心城市集聚、輻射能力比較強；四是產業鏈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間分工明確、錯位發展，都市圈經濟是其演化發展的高級形態。由上可見，從分工角度來看，縣域經濟是一種以部門分工為主的經濟形態，而城市經濟是一種以產業鏈分工為主的經濟形態。因此，從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可以理解為分工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也就是說，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經濟形態的轉變，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經濟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動力，而不是行政區劃的調整②，更不是縣域經濟的“消滅”。

（二）動力機制分工

從縣域與區域兩個層面作用于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縣域層面，分工深化提高個人或企業專業化水平，引起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網絡擴展，推動人口集聚、產業集中，提高縣域空間集聚度，促進服務業大發展，進而推動產業轉型，帶動縣域空間結構與功能的轉變。區域層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經濟能級提升，使得城際之間分工協作、經濟聯系密切，增強了縣域與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動，促進都市圈形成與發展，基于明確的城市等級體系與密切的城際經濟聯系，縣域經濟受城市經濟輻射而轉型。因此，轉型的關鍵是利用促進分工演進的機制。基于貝克爾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楊格（Young，1928）[2]與楊小凱（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場范圍、社會知識水平與協調成本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與信息化是縣域經濟轉型的促進機制。市場化有助于明確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消除市場壁壘，推動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建立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擴大資源配置范圍，促進區域分工。城鎮化推動人口、產業等資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間鄰近程度，加快知識、信息、技術等要素的傳播與分享，提高社會知識積累水平，降低生產活動的協調成本。工業化推動制造業發展，為服務業發展奠定物質基礎，為城市化提供基本動力。信息化釋放空間與時間對資源配置的約束，擴展了市場空間與容量。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與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縣域經濟呈現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

1.動力機制Ⅰ：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網絡擴展。亞當?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觀點即“斯密定理”。阿林?楊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這一觀點，認為“分工一般的取決于分工本身”，即分工與市場規模之間是相互影響和決定的一種網絡關系。因此我們可以說：市場化深化縣域分工，推動分工網絡形成與擴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場化程度，擴大市場規模。市場化從廣度與深度兩個層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廣度層面，市場化促進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擴大了資源優化配置的空間范圍,直接推動市場規模擴大和區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層面，市場化明確政府與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消除市場準入限制、行業壟斷等各種市場壁壘，改善了經濟活動所需環境。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個市場化深化的過程，是一個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網絡擴展互促互進的必然結果。20世紀80年代，浙江率先實施農村工業化，開始市場化取向改革。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市場化進程，推進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農村工業化與市場化的互動開啟了縣域經濟支撐城市經濟發展之路。隨著市場化的推進，浙江經濟呈現出兩個發展特征。一是各類商品和要素市場規模迅速擴大，相應的商品與要素市場逐步建立，區域市場體系逐漸形成，區域貿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現為各類專業市場的快速崛起、擴張與國內外貿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產業政策引導下，縣域根據自身資源稟賦條件，依托區域市場體系，融入區域產業分工，建立自身的產業體系，這不僅推動了浙江區域產業結構的形成，也固化了區域產業分工體系。進入新世紀，信息化以其強大的滲透力、影響力融入經濟活動的每個環節，提升提速市場化進程。各類專業市場在信息化的作用下，無論是規模還是功能都得到極大地提升，分工網絡進一步擴展，縣域產業結構得到優化。目前，隨著義烏小商品城、余姚中國塑料城等專業市場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商貿服務業、信息服務業、現代物流業等生產業大發展。

2.動力機制Ⅱ：人口集聚、產業集中與縣域空間集聚度提高。縣域空間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縣域層面分工，推動產業轉型，進而帶動縣域空間結構與功能的轉變。錢學鋒、梁琦（2007）[4]認為分工與集聚之間的內在聯系乃是通過報酬遞增作為媒介而實現的。也就是企業為獲得遞增的報酬必然會集聚。貝克爾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勞動分工、協調成本和知識》一文中指出分工不僅受市場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協調分工的成本以及社會知識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協調成本或者協調成本相對較低而市場又相對較小的情況下,分工才會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人口與產業的集聚或者說城市化的推進加速知識積累，縮短空間距離，方便經濟主體之間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產活動的協調成本。綜上所述，人口集聚、產業集中即縣域空間集聚度提高的過程就是縣域層面分工深化的過程，就是縣域產業轉型的過程。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以建制鎮為重心的城鎮化向以縣城與中心鎮為重心的城市化演進的過程，表現為人口、產業等資源從向建制鎮集聚到向縣城與中心鎮集聚。工業化為城市化提供物質基礎，推進城市化；城市化則為工業化提供空間依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中，人口、資金、技術、產業等各類經濟資源向縣（市）地理空間集聚，城鎮就業人數不斷增長，產業種類也不斷增加。縣域空間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樣化，引起中間產品需求擴張，進而深化了縣域層面分工，推動生產業、消費業等第三產業快速發展，使得縣域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20世紀80年代，浙江以小城鎮為重心的城市化與農村工業化的互動推進鄉鎮企業快速發展。鄉鎮企業與專業市場的融合互動導致產業集群發展，形成特色鮮明的“塊狀經濟”。在該城鎮化戰略的指引下，浙江經濟出現“弱市強縣”與“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現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時機地提出以中小城市為重心的城市化戰略。中心城市開始快速發展，城市經濟崛起。縣域經濟進入自身產業結構調整期，開始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但對城市經濟的支撐作用并沒有減弱。2006年開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鄉互促共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縣域經濟與城市經濟的互動得到加強，使得縣域經濟受城市經濟輻射效應越來越強。

3.動力機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都市圈具備以下幾個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強、輻射能力強的中心城市為核心；二是具有發達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礎設施，周邊城市與中心城市之間交通通達性高、信息交流通暢；三是圈內城市之間產業分工明確、職能互補；四是圈內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商品與勞務自由貿易，區域一體化發展趨勢強。可見，都市圈的形成與發展是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與信息化在區域空間互動發展的結果。這是因為：市場化消除市場壁壘，推動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商品勞務自由貿易，是都市圈形成與發展的前提與保障；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推動高級要素與高端產業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強中心城市的集聚與輻射能力；信息化統籌提升工業化、市場化與城市化，促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縮短城市之間空間距離，擴大了市場規模，降低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而且加速了知識積累，進一步深化分工，最終推動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成熟都市圈由強大的中心城市、緊密的城際聯系與清晰的城市等級體系的構成。新型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在空間上的融合互動，促使環杭州灣、溫臺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與杭州、寧波、溫州和金華-義烏都市區形成。隨著“七線兩樞紐”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推進，城市化的集群化、網絡化發展趨勢日漸明顯。“十二五”時期，浙江四大都市區、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積極推動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級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與周邊縣（市）之間的產業梯度，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縣（市）則主動承接中心城市產業轉移，因地制宜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現代物流、商務、金融等生產業，積極發展旅游、商貿等生活性、消費業；中心城市與縣（市）之間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礎設施為依托實現鏈接。這些規劃都將促進中心城市與周邊縣（市）的融合互動，最終實現中心城市拉動縣域經濟轉型。

四、啟示

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與市場化的影響下，區域分工水平不斷提高，縣（市）與中心城市之間經濟聯系不斷加強，一體化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未來，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應堅持“強縣戰略”與“都市圈戰略”雙輪驅動轉型。在“強縣戰略”指導下，深化縣域內部分工，加快推動傳統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轉型，大力發展生產業，以產業轉換推動縣域經濟轉型；在“都市圈戰略”指導下，深化區域層面分工，城市化重心從中小城鎮向大城市傾向，促進高級要素、高端產業等資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與輻射能力，將縣（市）納入都市區發展。深化縣域內部分工關鍵在于以城市化與信息化優化工業化，重點在于發展生產業，主動力在于縣（市）城市化的推動作用；政府作用則在于營造良好發展環境，針對性地實施“招商選資”，延長產業鏈。具體表現為：一是加快推進縣（市）城市化，提高縣域空間集聚度，合理發展服務業，重點發展現代物流業與信息產業等生產業，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二是以“智慧城市”、“數字城市”建設為著力點，努力提高企業、產業發展平臺與社會領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實現企業產品、研發、生產過程與管理、營銷等環節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經濟開放水平，積極參與區域甚至全球分工，圍繞主導產業承接中心城市或國際轉移產業，采取“補鏈式”招商引資，提高生產迂回度，提高中間產品生產量，促進生產業發展。深化區域分工關鍵在于深化市場化改革，推進新型城市化與信息化融合互動，重點在于明確縣（市）區域地位，主動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領作用；政府作用則在于擴大區域合作范圍，加深區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區域壁壘，實現地方政府共贏。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完善縣域經濟發展的“硬環境”與“軟環境”，促進生產業發展；二是創新區域經濟管理體制，構建區域協調機構，消除行政區劃與體制機制對都市圈發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進新型城市化，構建“分工明確，功能互補”的城市等級體系，同時要重點提高中心城市經濟能級，發揮中心城市帶動作用，以城市經濟反哺縣域經濟。

【參考文獻】

[3]楊小凱.經濟學原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第8篇：城市化快速發展范文

[關鍵詞]:水文水資源城市影響

中圖分類號：P641.8 文獻標識碼：A

1 城市水文特征及內容

城市水文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綜合性特征，主要表現為城市水文的站網布設、檢測手段、儀器設備和測驗方法等關于研究城市水文各方面的需求。第二，動態性特征，主要表現為城市化的水文過程是不斷發展的過程，水環境處于動態之中，故研究城市水文應著重考慮其隨時間變化的動態過程。

城市水文的研究內容應當以城市水文氣象、城市暴雨徑流及防洪、排水，城市水資源及供需平衡，以及城市水質評價及水污染控制為主，著重探討城市防洪、排水規劃中的設計標準問題、城市流域暴雨徑流模擬、城市供水及優化調度、城市污水排放及處理等方面的問題。

2 城市化對水文水資源的影響

2.1 城市化對水文循環系統的影響

城市的快速發展使得城市的氣溫比外界的氣溫高很多，主要表現為城市中心溫度最高，氣溫逐漸向郊外遞減，其中，郊外遞減的速度最快。這就是城市的熱島效應，城市的熱島效應會導致對水氣的大量蒸發，對空氣流動產生很大影響。最近幾年，城市建設的發展飛速，大規模的城市建筑阻礙了空氣流動，這使得城市熱島效應越來越明顯，城市降雨量的逐漸增多就是城市熱島效應影響的一個方面。

城市化過程與發展改變了原來的自然地貌和天然排水系統，對徑流過程產生較大影響。首先，大規模建造房屋、鋪砌道路，使下墊面不透水層增加，下滲量和蒸發量減少，地表徑流和徑流總量增加、徑流系數增大，并使洪峰流量加大。其次，城市排水系統管網化增加了城市排水能力，使暴雨徑流很快排入管網，從而改變了城市原先集水區域形狀，使城市徑流的流態、洪水過程線形狀及洪峰流量均發生變化，導致洪水匯流速度增加，洪量集中。另外，城市發展侵占天然河道洪水灘地，減少了洪水灘地儲洪容量和泄洪能力，使城市遭遇大洪水時河道調蓄能力減弱。

2.2 城市化對水資源的影響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水源，但是，城市的發展又在不斷的污染著水源，城市化的發展對水資源的污染主要表現為：人們對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工業廢水未經處理任意排放；汽車尾氣的任意排放到空氣中凝結成的水珠；醫院帶菌污水的任意排放等等，導致地表水的嚴重污染。這些污水通過地表滲入地下水，導致地下水源的嚴重污染。地下水源的污染容易導致人類以及動物各種怪病以及癌癥頻發。城市的快速發展也會導致地表滲水能力下降，城市水面積減少，導致地下水源補給不足，嚴重的影響了地下水資源的利用。水資源的嚴重污染和地下水資源補給不足，造成供水的水質與水量下降，加上城市化生活對水的需求量一直迅猛的增長，重復用水率不高，這就導致水資源供需矛盾進一步加劇。

3 對城市水文水資源問題的思考

3.1 開展城市水文研究，建立城市水文站

城市水文問題是阻礙城市發展的一個大問題，為保障城市化快速、穩定的發展，必須對城市水文問題的相關資料收集并進行研究分析，就必須設立城市水文站，城市水文站的設立有利于解決城市的水文問題。城市水文站的工作主要表現在對降水量、水質以及地下水源進行觀測與資料收集，通過觀測的結果和收集的相關資料進行研究分析，了解土地利用與城市化徑流的相互作用、流域降雨損失量、降水徑流關系等。這樣可以為城市水務管理服務、水資源災害來臨之前提供準確的水文信息，減少災難帶來的損失。

3.2 污水資源的重復利用，減少水資源浪費

城市的污水的重復利用有利于減少水資源的浪費，我國目前的城市污水的處理不集中，重復利用率不高，這樣不僅污染了城市的環境，還浪費了大量的水資源，相關部門應加大污水集中處理力度，將污水統一處理并重復利用，工廠的污水不能夠直接排入管網污染地下水源，需經過污水處理裝置反復處理后，并保證沒有污染后才可以排出。

3.3 研發設備、完善管網，實現污水感應式分類排放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市政配套設施的加強，應當在污水感應識別方面研發新的專門設備，使其能夠通過初步識別按污染程度進行分類：如果污染程度輕，則輸入一種管網，在輸送過程中經過過濾、沉淀等簡單處理即可再次利用；如果污染程度較重，則輸入另一種管網，直接進入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另外，城市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建筑工程在地基開挖時經常會有基坑排水，大量的并未使用的水直接從基坑排入下水管網實在是可惜；還有近些年新興的凈水機，在制造“ 新鮮活水”的同時產生了大量的“廢水”，其實這些所謂的“廢水”無毒無害，完全可以直接用來沖洗。故應當建設水資源集蓄管網，連同雨水一塊收集利用，經過簡單處理即可進行使用，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

3.4 增加城市綠地和城市透水面積，改善水循環系統

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導致城區不透水面積的增加，為了及時的解決這一系列的水文問題，需要盡可能的多增加城區綠地面積，在一切可以利用的地方盡可能多的鋪設透水磚，增加城市的透水面積，這樣不僅可以有效地改善城市的水資源循環系統，還可以節約大量的水資源。

3.5 大力宣傳節水意識，增加節水器具的使用

目前，水資源的浪費越來越嚴峻，人類將面臨著水資源環境的嚴峻形勢，節約用水是每個人類應盡的義務，我們應該大力加強對水資源的嚴峻形勢的宣傳，讓人們充分的認識到水資源危機的嚴重性，從而樹立節水意識。節約用水還可以使用節水器具，它是當今社會上的一種節約用水的工具，它能夠有效地保證水資源從硬件上的節約，有關部門應該出臺優惠政策，促使廣大人們能夠在節水器具這方面對水資源的節約做出貢獻。

4 結束語

目前，隨著國家的迅速發展，水資源的浪費越來越嚴峻，人類將面臨著水資源環境的嚴峻形勢，節約用水是每個人類應盡的義務，我們應該大力加強對水資源的嚴峻形勢的宣傳，從而樹立節水意識。節約用水還可以使用節水器具，它是當今社會上的一種節約用水的工具，它能夠有效地保證水資源從硬件上的節約，有關部門應該出臺優惠政策，促使廣大人們能夠在節水器具這方面對水資源的節約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 尹健梅,程伍群,嚴磊,等.白洋淀濕地水文水資源變化趨勢分析[J].水資源保護,2009,1.

第9篇：城市化快速發展范文

關鍵詞：成都 城市化率 基礎設施投資模式

1、概述

作為四川省省會，成都是中國西南地區重要的特大城市。在過去數十年中，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巨大推進，成都在社會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績。就人口城市化率而言，按照城市化理論中的諾瑟姆曲線，城市化率從30%開始啟動，隨后會加速提高，直至70%左右。根據成都市已有統計數據，成都目前正處于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期，近十年來，成都城市化率以每年1%以上的速度在遞增。雖然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城市化的含義并不僅限于人口的城市化，但是毋庸置疑，人口的城市化對城市化進程推進的具有重要影響，了解未來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對于保持城市化進程的平穩推進意義重大。鑒于此，本文將通過灰色預測GM（1.1）模型對成都未來中短期城市化率進行預測，在此基礎上闡述城市人口水平和基礎設施投資模式選擇。

2、GM（1.1）預測模型

GM（1.1）模型是灰色預測理論中最常見的模型，它的特點表現為：

（1）允許采用少數數據進行預測；即它對于原始數據的要求不在多，而在于新，要包含對需要預測的數據產生影響的信息。

（2）允許灰因果律事件進行預測；屬于灰因白果律或者白因灰果律事件皆可運用此模型進行預測。

（3）具有可檢驗率[1]。有事前事后全面的數據檢驗方法，能夠一定程度保證預測精度。

從城市化率原始數據的獲取來看，城市化率這一數據是最近若干年才進入統計數據的，所以具有公信力的原始數據比較少，但是數據較新，包含信息量大。從城市化率的形成來看，受到外來多種作用力的影響而形成，無法一一列舉，因此我們可將其看做灰因，最終的城市化率卻是一個具體確定的量，可看做白果，因此屬于灰因白果率事件。基于此，本文將采用GM（1.1）模型進行城市化率的預測。

3.模型建立及預測

3.1原始數據獲取及檢驗

GM（1.1）模型要求原始數據n≥4，因此本文截取了從2006年到2010年各年成都市城市化數據[2][3]，如表1所示。該數據來自《四川省統計年鑒》及《成都市十二五規劃報告》，具備信服力，且距離預測時段連續且接近。

預測結果顯示，未來5年，成都城市化率仍將以1%左右繼續高速增長，到2015年時，城市化率達到70%，這與成都市“十二五”規劃預期城市化率69%以上基本接近。

4、成都市未來基礎設施投資模式選擇

據有關資料顯示，日本1955年時城市化率為56%，到1970年其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城市化基本完成時，共耗時15年，城市化率增加14%。韓國的城市化率從1980年的57%到1990年的74%，共用10年時間，其城市化率提高17%。其中日本年均城市化率提高不足1%，韓國年均城市化率超過1%，而上述國家的城市在其在其城市化過程中都出現過“城市病”，具體表現為資源不足、環境污染、交通擁擠。因此，注重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消除或避免“城市病”，促進城市基礎設施與城市人口數量的匹配發展是關系城市健康快速發展的重要條件。

目前基礎設施投資模式目前有兩種代表性的理論，一種是羅森斯坦-羅丹主張的“優先論”，另一種是赫希曼提出的壓力論。“優先論”需要早期一次性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但一次性投入的資金量過于巨大，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投資回收時間長，見效慢，有可能造成生產能力閑置。而“壓力論”較大程度上解決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提高了基礎設施使用效率，但是基礎設施缺口無法在短期內獲得彌補，可能會貽誤經濟發展機會。[4]

成都未來承擔著帶動西部經濟大發展的領頭羊責任，自身也將獲得飛躍式的發展。表現為人口城市化水平將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年均城市化率約為1%左右，城市的人才、物力、資金流和信息流大量聚集。有研究表明，當前發達國家生產制造業產生了新一輪的產業轉移浪潮，在生產地址選取的考慮因素中，對生產地區基礎設施使用保障程度的要求高于對廉價勞動力的追求，而吸引并發展高新技術制造產業正是成都當前與未來的經濟布局趨勢，在這樣的發展預期下，相應的基礎設施的需求也將持續快速增加。考慮到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未來使用需求大等因素，成都未來的基礎設施建設應當采用適度的超前投資發展模式，保證在城市化水平加速提高的同時，避免因城市人口膨脹引致“城市病”問題，以及基礎設施供應不足導致經濟發展瓶頸的可能。而對于優先發展基礎設施理論中可能出現的資金需求大及基礎設施閑置問題則可以通過加強項目前期論證的科學性，積極拓寬融資渠道來加以避免。

5結語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在穩步推進，成都正處于這一行進隊伍中的前端，然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早在數十年前就已基本完成，我們應該借鑒先驅們在城市化前進的道路上積累的經驗和教訓，揚長避短，走科學的道路，早日實現建立世界田園城市的理想。

參考文獻

[1]《灰預測與灰決策》， 鄧聚龍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

[2]《四川省統計年鑒》，2006-2010。

[3]《成都市十二五規劃報告》，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