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投資人投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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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讓投資人投資范文
創業項目：天然無添加港式甜品店
提問投資人：石閔建(今日投資副總裁)
Q：我之前沒接觸過餐飲行業，只是對這方面感興趣，我最應該學習的地方在哪里?
A：要看你最終的目標是什么，是壯大上市還是純粹賺錢。基本上說，你是新手，首先應該與餐飲同行多交流，充分了解這個行業的特點。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生存!剛創業時，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大，先生存后發展。一開始能賺錢是最重要的。當生存沒有問題時，再談發展。
Q：我選擇的店面人流量不多，商業氛圍不成熟，應該采取什么措施?做團購怎么樣?
A：做團購沒問題，可以是新店的―種銷售手段。你的目標就是去人多的地方宣傳，告訴消費者你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做。做餐飲這一行，最關鍵的是地點。所以地點的選擇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店面的發展。(古時有酒深不怕巷子深一說……)這點從古到今都不成立，它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實是個傳說。酒再好，巷子深了也聞不到。
Q：現在社會上大多數商家都在食品里采用添加劑，我店里的甜品純天然，絕無添加。對這一點您有什么看法?
A：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對你來說，是如何讓消費者快速相信，盡快把你的理念打出去。但這樣，成本會很高，比較難。口碑相傳的速度又不快。你要考慮消除這種不對稱信息的成本。
創業者：劉熠、羅鵬飛
創業項目：移動終端情境式資訊推送應用
提問投資人：蔡鋒(德同資本合伙人)
Q：創業項目在初次演示給投資者時，是著重于產品概念的清晰表達，還是在產品之外強調團隊對于該產品的執行力，如產品涉及到的算法、團隊成員如何解決這些技術問題等?
A：首先要將整個產品的概念表達清楚。特別是在時間極其有限，比如采取電梯演講方式的時候。先把產品是什么講清楚，講到投資者對你的產品感興趣后，再考慮產品執行的問題。
Q：一個新投入市場的成長型產品，決定能否獲得投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清晰的盈利模式?還是其他?
A：一個新產品一開始最重要的是能夠拉到用戶。產品無論怎么吹得天花亂墜，用戶不買單就沒用。想盡辦法拉到用戶，形成一定的用戶基數后，才考慮諸如盈利之類，比如像廣州這樣的城市，流動人口數量過百萬，項目滲透率如果做到1％，至少得有幾萬用戶，這個就是吸引力。沒有用戶一切都是白搭。
Q：你認為投資者在一個好的項目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因為很多創業者會擔心融資失敗自己的項目卻被投資者自行拿去做。
A：一個成熟而且正規的投資公司，是不會竊取創業者的項目自行拿去開發。投資者主要做的，是借助自己的經驗幫助創業者完善項目，而不是過多涉及項目的具體執行。
創業者：譚杰
創業項目：戶外少兒拓展
提問投資人：王剛(法國NBP亞洲投資基金中國區首席代表)
Q：資本追逐利潤固然沒有錯，但是投資分有很多種。創業者的投資對項目更多地抱有理想主義，按時下的說法是：沒有蛻變成完整的商人。請問如何讓資本和知識(項目)更好地和諧融入，既不降低投資者期望值，又不扼殺創業者的抱負和理想?
A：首先，你對自己的項目要有成竹在胸的理解，你要知道你的優勢所在。其次，要找到對的投資人，就像你說的，每個投資人有不同的投資原則。所以這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不是單方面的融入。
Q：資本和項目方在決策層面上產生很大沖突，比如：是否快速擴張?是否跨行業多元化經營?是否再進行二、三輪融資等等。控股權多的一方就一定是最終的操控者嗎?
A：不是，大多數的投資人都比較尊重創業者的想法，只要你能合理、有效地向投資人闡述你的想法，一般投資人都不會干涉。
Q：2006年新東方在美國組交所上市、近期安博環球雅思、學而思、學大等機構相應在美國納斯達克成功上市。我想請問，教育培訓機構的上市到底是天使還是魔鬼?當培訓行業駕馭上資本的時候會不會有一個完美的結果?
A：上市對于投資人和創業者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同的，所以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創業者：溫天宇
創業項目：基于互聯網的公關營銷
提問投資人：雷軍(知名天使投資人)
Q：如何看待目前互聯網與實體企業的互通宣傳方式?
A：我個人認為這是―種新瓶裝舊酒，實際上只是把原來傳統的公關方式放在了網絡的平臺上而已。
Q：互聯網廣告集合推廣的優勢明顯嗎?
A：要看公司的規模，特別是這個公司是否能夠整合各種線上和線下資源，這個是關鍵。沒有這個什么都談不上!
Q：如何在龐大的互聯網推廣信息中脫穎而出，有什么推廣方式?
A：資源整合程度、團隊執行力。
創業者：張杰雨
創業項目：點對點微型物聯網
提問投資人：沈南鵬(紅杉中國創始人)
Q：物流行業是一個傳統行業，可以吸引到風險投資嗎?
A：風險投資不論傳統與新興，我們看的是商業模式、市場前景、盈利狀況等。另外，看項目是否能對以往的商業模式有有效的突破。
Q：物流的利潤都比較低，但做大規模又需要大量的資金去擴張，這個矛盾應該怎么解決?
A：這就看你能不能找到一個盈利的突破點。
第2篇：如何讓投資人投資范文
其實，采取眾籌融資的公司在選擇股權融資之初就應當充分地全盤系統考慮，而不應站在創業型小公司的角度，或急功近利地采取只顧眼前不計長遠的做法。任何一個偉大的公司都是從小公司成長起來的，一個小公司也應當有大公司的治理思維，只有擁有大公司胸懷才可能最終造就一個偉大的公司；而所謂的大公司胸懷與思維，就是要在公司治理結構與規范性上，具有科學、嚴謹、系統的制度與架構。對于采取股權眾籌的融資公司，在公司治理上應考慮如下五個方面。
眾籌股東人數過多有哪些麻煩？
與傳統股權融資相比，在股權眾籌融資模式下，投資人數較多。如果投資人全部直接持有融資公司股權并登記為融資公司股東，會造成融資后的公司股東人數龐雜，由此導致一系列問題。
首先，眾籌公司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簽署極其麻煩。由于股東人數眾多，在辦理眾籌股東入資并登記為融資公司股東的相關工商登記手續過程中，就需要眾多股東簽署相關文件，提交相關身份證件。若眾籌股東分散在不同區域，無疑給上述工作造成極大的麻煩與不便――僅僅簽署相關法律文件，就可能會拖延數月之久；也可能導致融資公司無法及時使用融資款項，從而導致大部分工作無法正常開展。
其次，股東人數眾多，將給股東會決議造成極大的不便。根據公司法與公司章程，有關公司的重大管理經營決策需要召開股東會，由股東會進行決議。股東會召開必須合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遵守事先通知及按期召開的程序。由于眾籌股東人數龐雜，召開股東會的通知很難及時送達給每一個股東，直接影響了股東會的順利召開，也可能影響股東會決議的形成。這將造成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甚至有可能引發大量的股東會決議、董事會決議效力的訴訟。尤其是在面對公司融資或未來上市的重大決策時，由于股東人數眾多無法及時或有效形成股東會決議，從而給公司的進一步融資與上市造成障礙。
再者，給公司未來進一步融資可能會造成不便。隨著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公司后期需要進一步融資，融資可能會伴隨著公司成長的每一個階段與關鍵時期。然而，由于股東人數過多，股權過于分散，投資機構出于公司治理困難的考慮，一般不愿意投資股權過于分散、股東人數過多的公司，這客觀上給公司未來融資造成了麻煩。
針對上述問題，眾籌融資公司該如何辦呢？
首先，在設計股權眾籌融資的交易結構與模式時，應當采取合理的法律結構，減少直接登記為融資公司股東的人數。可能的做法有三種。
第一、采取有限合伙模式。即由眾籌投資人共同設立有限合伙企業，由合伙企業作為投資主體投資于融資公司，并登記為融資公司的股東。由該合伙企業的普通合伙人（GP） 代表合伙體參與融資公司的治理活動。但必須注意的是，根據我國的《合伙企業法》，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人數不超過50人，因此如果眾籌投資人過多，可以設立多個有限合伙企業。但根據證券法的有關規定，無論設立幾個有限合伙體，融資公司的股東人數采取穿透原則進行計算（直接溯及自然人股東層面），總人數不超過200人。
第二、采用公司持股平臺模式。即由眾籌投資人共同設立有限責任公司，由該公司作為投資主體投資于融資公司，并登記為融資公司的股東。由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參與融資公司的治理活動。但必須注意的是，根據我國的《公司法》，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人數不超過50人，因此如果眾籌投資人過多，可以設立多個有限責任公司。但無論設立幾個有限責任公司，融資公司的股東總人數也不能超過200人。
第三、代持模式。即由其中一個或多個眾籌股東代表其他投資人直接投資于融資公司，由代持人代表投資人參與公司治理。代持人與其他投資人分別簽署代持協議。該類模式的主要問題是，代持必須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沒有信任代持模式無法實施。此外，我國的新三板及A股均否定代持模式，要求在新三板掛牌前或IPO之前必須解除代持。
其次，對人數眾多的眾籌股東實行投票權等委托/機制，以提高決策及治理效率。對于眾籌股東要求直接登記為融資公司股東的情形，為減少不必要的環節及人數過多造成的效率低下，可采取將眾籌股東的包括表決權等有關程序性事項委托給控股股東/創始股東，由創始股東予以代為行使，從而提高工作效率。
股權分散難以形成有效決策怎么辦？
股權眾籌融資股東人數一般較多，如果都登記為股東就會造成股權過于分散，繼而造成融資公司難以形成有效決策，影響融資公司的治理結構及運行效率。而公司治理實踐中的大量案例告訴我們，創業公司因為股權結構問題使合伙人利益失衡而不歡而散，結果往往是好項目慘遭滑鐵盧。而大量失敗的并購項目也警示我們，因為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導致新老股東難以融合，給公司管理造成僵局，其結果往往導致好公司被迫人為解散。由此可見，股權結構分散股東人數眾多最容易導致公司治理失靈，出現公司僵局。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下面是幾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一、在設計股權眾籌融資方案時，應根據融資公司的商業模式及發展要素來定向選擇擁有資源的投資人，盡可能減少只有資金或小額資金的眾籌股東，使眾籌股東人數少而精，使得融資公司的股權結構不過于分散，盡可能將眾籌融資給公司治理造成的影響降低到可控范圍之內。
二、在設計股權眾籌融資方案時不要設計等額的股權比例，如眾多的眾籌咖啡館股東，這樣會造成公司治理困境。融資公司的創始股東或控股股東應當保持高比例的股權，不宜出讓過多的股權進行眾籌融資，以保持大股東對公司經營發展戰略的把控。
三、如前所述，眾籌融資公司的原來股東可以簽署一致行動人協議，保持對公司決策權的控制力。同時，可以通過投票權收集的方式，代眾籌融資股東行使公司管理權。
如何保障創始人的控制權？
一個高效運作的公司必須有一個擁有決定權的大股東，也就是要有一個帶頭大哥，尤其在關鍵時刻，大部分人都是跟隨者，如果人人決策就等于沒有決策。因此，無論是新三板還是A股均要求擬上市公司擁有實際控股人或一致行動人（股權分散的公司）。大量痛失控制權的公司創始股東一次次警示我們，一旦失去公司控制權，公司將可能改變原有的發展方向和戰略，造成公司發展失敗。股權眾籌融資的公司如何保障公司創始人的控制權呢？除了上文所述的方案之外，還可采取進一步的辦法。
首先，在股權眾籌融資中，創始股東也參與，并在設立的有限合伙等投資工具中擔任GP，從而確保控制權。
其次，采取法律特殊保障方案，確保創始人的控制權。
方案一，采取AB股模式。該模式也是京東創始人劉強東的控制公司方案，在設定AB股時，可以將創始人擁有的股票表決權與其他股東擁有的表決權比例設定為1：20，這樣可以確保創始人的控制權。理論上，創始人持有的股權在4%左右即可完成對公司的控制。例如，京東經過多輪融資（在美國上市之前就融資高達百億），創始人劉強東的股權已被嚴重稀釋，在上市后其持有的京東股份僅20%左右；但由于AB股的設定，使劉強東擁有的投票權遠遠超過其他股東合計持有的投票權，從而使劉強東牢牢控制了京東，也使得京東在投入巨資連續巨額虧損的情況下仍然不忘初心，建立了強大的物流體系。
方案二，采取有限合伙模式。該模式是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設計的控制公司模式，由合伙人選派董事會，從而控制了公司。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玄妙之處在于其制度設計，正是這種合伙人選舉董事會、董事會掌控阿里巴巴的做法，使歷經數次融資股權被稀釋不足8%的創始人馬云卻擁有永久的對阿里巴巴的控制權。該合伙人制度的設計從效果上比京東的AB股更有力度，更有利于創始人控制公司，創始人的控制權牢不可破。
方案三，采取交叉持股模式。該模式的極致玩家是韓國的三星公司，韓國三星的創始人通過交叉持股，用很少的股權控制了龐大的三星集團。其交叉持股的巧妙之處在于以小博大，通過編織出龐大的交叉持股網絡，李氏家族以不到2%的總股本便掌控了三星集團的74家企業（李氏家族僅聯合持有三星集團1.53%的股份，但李氏家族卻持有該集團49.7%的控制權）。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三種控制公司技術，其中AB股、合伙人控制模式在目前的中國公司法、證券法下還不被認可，唯有第三種方案目前沒有法律障礙。但是，今年有關部門針對中概股回歸提出了新的政策，即可以認可特殊公司治理結構，如京東AB股與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等。這為我國未來的公司治理創新埋下了伏筆。
如何保障眾籌股東的知情權與參與權？
目前，我國火熱的股權眾籌仍然面臨著盈利模式不清晰、交投不活躍、投資效率低、投后管理差、退出不暢，以及眾籌股東知情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等問題，這些問題存在客觀上影響和制約了股權眾籌的發展。其中，如何保障眾籌股東的知情權與參與權的問題尤為突出。如果不能得以解決，則無法保障投資人的利益。那么，該如何保障眾籌股東的知情權與參與權呢？
首先，針對采取有限合伙或公司等投資工具投資于融資公司的股權眾籌模式，應當促使投資人代表（有限合伙模式中的執行合伙人、公司模式中的法人代表等）積極履行管理和參與融資公司的義務。為了確保投資人代表能夠將公司經營情況及時通報投資人，融資公司可以采取直接向投資人發送公司經營信息的方式直接通報，以保障每一個眾籌融資投資人的知情權與參與權。
其次，針對直接登記為融資公司股東的股權眾籌模式，融資公司應嚴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召開股東會、董事會及監事會，及時向股權眾籌融資股東通報公司經營信息，以確保股權眾籌融資股東的知情權與參與權。
眾籌股東如何妥善退出？
目前股權眾籌還存在一個重要問題，即眾籌融資股東退出不暢。因為絕大多數的股權眾籌均采用有限合伙模式（“領投+跟投”的合投機制），致使股權眾籌的投資人不能直接登記為股東，只能通過有限合伙體間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但這種間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安排，使股權眾籌融資股東無法獨立地處置自己的投資權益；受制于有限合伙協議的限制，只能被動等待有限合伙的GP決定處置投資權益時，才有享受投資權益的機會。這種安排使股權眾籌投資人無法保障自己的投資權益，投資的目的是為了追求收益回報，一個不能決定自己投資命運的投資安排，如何讓股權眾籌投資人愿意參與投資呢？如果沒有投資人參與，股權眾籌融資就缺少了重要的一方，股權眾籌就無法進行。
為了化解這一困境，即便是采取有限合伙持股的股權眾籌融資模式，融資公司也應當采取積極的措施保障每一個眾籌股東的退出權益。
第一、通過轉讓有限合伙份額方式退出。融資公司在設計有限合伙眾籌模式時，應事先幫助每個投資人設定好有限合伙的特殊制度安排，不能將作為投資工具的有限合伙等同于其他有限合伙體，要充分考慮投資人的終極目標，該有限合伙體的設立目的是為了解決投資效率及融資公司治理問題，而并非經營所需或有限合伙私募基金模式。因此，可以在有限合伙協議中安排一種特殊的制度，即保障每一個合伙人的退出安排。
第3篇：如何讓投資人投資范文
有人問我：如果股市長期不好，VC和PE怎么辦？我的回答是：如果股市一直像2008年下半年，基本沒有企業上市，VC和PE的商業模式基本就會不成立，也就是說，VC和PE應該消失。基本點在于，股市可以不是牛市，但如果融資功能失去的話，整個金融市場就已經崩潰了。我對這點是非常樂觀的。股市的融資功能會逐漸恢復，但可能不是牛市，發行的市盈率可能也不一定很高。
但馬上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股市和經濟何時回暖呢？這個問題是不容易回答的。很多經濟學家也無法準確預測，不同的經濟體情況也不一樣。還是讓我們看看VC和PE行業吧。
“投資兩年左右，迅速上市退出”這樣在牛市盛行的商業模式不復存在。現在的情形必然使投資人要看得更長遠。也就是說，對風險的預期會更高，對進入的價格會比較謹慎。符合投資條件的項目會變得相對較少，有些行業會變得擁擠，例如教育、健康等無周期或反周期的行業，價格可能也不會低。
投資價格會逐漸回落，企業家和投資人達成交易的可能性增大。2008年下半年，股市巨變，投資人信心受到巨大沖擊，但作為融資的企業家，還在眷戀2007年的美好時光。所以，達成交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社會將達成金融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共識，投資人和企業家的心態趨于一致，可以預期，2009年達成交易的可能性會增大。
對VC和PE的影響會很不一樣。對于投資后期的基金，如果2007年投資進入的價格很貴，現在日子會很難過。即使公司的基本面沒問題，投資收益也會微乎其微，甚至虧損。因為相對于VC，PE的操作周期較短，尤其是人民幣基金，基本是5年以內，甚至3年、4年，操作空間不大，而VC的基金一般都是8-10年，如果公司基本面沒問題，熬的時間長一點是可以的。
問題項目會影響VC的動作和內部和諧。如果投資人手中有大量問題項目，投資人的信心減弱和時間占用都會導致新項目減少。這對于投資人個體來講，心理壓力會非常大。如果組織再給予壓力，很可能會導致投資人離職或暫時放棄投資新項目。如果VC有合作方，比如外資VC，外方可能會變得強勢起來，直接插手基金管理和決策，導致治理結構問題。
投資主題的選擇讓VC變得迷茫，看什么都覺得有問題、都貴。這時候，可能是新一代VC和投資人崛起的起點。教育、健康等所謂非周期的行業讓很多投資人扎堆兒，價格也下不來。成功的應該是那些對行業有深入了解，對企業和企業家有深刻理解，并非常專注的投資人。
第4篇：如何讓投資人投資范文
2006年基金翻番的賺錢效應再次燃起了大眾的熱情，大批對基金了解未必深入的個人沖入了基金市場，帶來了基金發行的又一個黃金時期。雖然只要個人投資者進入這個市場，從長期看獲得利益是遲早的事情，但理清基金投資的一些特殊性，獲得真實的財富，降低投資波動對心理的沖擊，減少投資失敗的可能，才會使基金投資更快地成為更多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
要買非貨幣基金，首先要清楚的問題是：買基金注定會虧損。雖然發行的時間都在3年左右，到2006年底，當初1份1元的基金有將近70只累計凈值超過了2元，3年100％的收益如何讓人不心動渴望。但是，時隔不到2個月，2月27日黑色星期二，基金基本都下跌了7％左右。面對3年增長100％，1天下跌7％的情況，居于旁觀者地位的人往往會認為投資人當然是賺了錢，而且盈利甚豐。但當我們居于其中，且不說我們有可能是在2元以上時購買的該基金，就算是1元購買的，面對自己曾經到手的2元財富降到1.9元，我們內心還是會有虧損了的感受。這種虧損感是每個購買非貨幣基金的人注定會遇到的，是我們無可避免的，也是我們享受風險收益品種的心理代價。
除了這種財富在增長過程中的突然下降造成的心理虧損感，還有一種心理虧損感也是我們往往都會遇到的，那就是我們買了累計凈值超過2元的基金，而現在的基金累計凈值最高已不到2元了；或者我們在發行時購買了新基金，而基金開放時，凈值低于1元了。如果我們這時需要這筆錢，必須將其贖回，這種凈值的下跌就對我們的投資產生了直接的負面影響，令我們的購買能力下降，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物質生活并產生投資失敗的挫折感。但是，這種虧損是可以避免的。在中國市場，雖然投資人經歷了滿是“地雷”股的市場、莊家操縱的市場、對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充滿質疑的市場，但是到2007年3月26日，沒有一只1年以上的股票型基金凈值低于1元，凈值全部創出了新高。海外的數據也一樣能夠證明，持續投資于整體市場，只要時間夠長，都能夠回避真實的虧損，獲得財富的增值。只要投資人不是在真實的虧損時因為必須使用資金而贖回基金，那么這虧損也就只是一種心理虧損感受而已。所謂投資理財，首先就是理清資金的時間特性，讓投資的波動帶給投資人以真實的財富，讓虧損的感受只是停留在投資人的心理層面。只忍受心理虧損而享受財富增值，是投資理財可以帶給每個投資人的好處。
既然投資于股票型基金不可能不承受心理的虧損感，為什么我們還要投資于它呢?因為基金風險有價!投資的復利帶給我們人生的影響比一般想象的遠為巨大，使我們往往甘愿承擔這種心理的虧損，以期獲得唯有承擔這心理虧損才有可能帶給我們的不同的財富人生。用簡單的復利來計算，如果我們29歲時的1萬元，以2％的存款利率增長，到我們65歲時，只會增長到2萬元；如果29歲時的1萬元，能夠按照12％的復利增長則會成為64萬元，按16％增長則65歲時成為百萬富翁就是注定而容易的結果。正是由于僅僅是1萬元，2％與16％帶給我們的人生差距相差百萬，我們才會選擇忍受心理虧損的感覺，投資于收益上下波動的品種，而不是心安理得地選擇存款。雖然存款的收益率是確定的，沒有風險，但其低于通貨膨脹也是確定的，注定每天在損失。一方面是注定的財富損失，一方面是感受心理虧損下的財富增長，應當如何選擇就在于每個人的判斷了。
第5篇：如何讓投資人投資范文
當前，股權眾籌似有式微跡象，多家平臺轉型，幸存者也發展堪憂。
近日，多位投資人聯系到《投資者報》記者，反映其在股權眾籌平臺眾投天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稱“眾投天地”）的投資資金已經到期，但平臺方表示，項目合作方廈門音樂廚房餐飲集團（下稱“音樂廚房”）無錢支付本金及收益，雙方正在走法律程序。
音樂廚房方面涉及到多少項目，多少金額，在最初合作時，眾投天地進行了哪些風控調查，以及雙方官司的最新進展如何，對于這些問}，眾投天地COO郝玉棠在確認本報記者身份后表示，“案情我們只對當事人公開。”事實上拒絕接受采訪。
值得注意的是，遼寧一位投資人表示，眾投天地人員在向其推薦音樂廚房項目時，表示這是一個債權項目，年化收益12%，沒有任何風險。至于股權眾籌平臺如何運營債權項目？針對這個問題，郝玉棠并未作答，只是再次表示，“正在通過法律程序解決，暫不接受采訪。”
出現這樣的糾紛，到底是工作人員不專業，還是眾投天地以股權眾籌的名義做著P2P的事情，目前仍不得而知。但項目合作方音樂廚房被曝實力堪憂，投資人的錢什么時候能追回更是難題。
合作融資
眾投天地是國內一家從事股權眾籌的金融服務公司。主要從事的是生活消費行業眾籌，包括：餐飲、兒童娛樂、汽車服務、住宿等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眾投，一直宣揚“投資中國最優秀的消費連鎖品牌”的運營理念。
公開資料顯示，音樂廚房是一家擁有17個品牌、超過60家門店、總投資近8000萬元、年營收達2.5個億的餐飲連鎖企業，幾乎涵蓋了包括中餐、西餐、甜品、咖啡、烘焙等在內的所有餐飲品類。
據媒體報道，2015年8月，雙方簽署了多項戰略協議，針對音樂廚房旗下多個子品牌以及品牌開展眾籌。報道中強調，音樂廚房此次試水的旗下品牌都屬于穩賺型項目，有風靡美國的 Yogurt Zone （又名“優格至尊”） 酸奶冰激凌店2家，以及一家全國最大的室內美食城 ――精饌摩爾美食廣場。
據眾投天地官網介紹，精饌摩爾此次融資總額為1535萬，項目方出讓股份49%，起投額為1萬元，年化收益預計可達17%。
《投資者報》記者調查發現，精饌摩爾系列項目總共分為9個，預計收益顯示為12%，有1%～5%的浮動收益，起投金額為1萬，鎖定期為一年，一年以后項目方回購。所有項目均顯示“分紅中”。在《投資風險告知書》中，眾投天地表示，“如您與融資方達成投資協議，在履行協議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糾紛，該糾紛由締約雙方解決，與本公司無任何關系。”
至于此系列項目的風控流程，則僅以步驟示意圖顯示，并不能看到其他的有效信息。
回購逾期
一份由遼寧投資者提供的《精饌摩爾廈門火車站項目個人投資協議書》顯示，由眾投天地高管發起成立的北京寶融通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持其10萬元，占合伙企業0.8%出資份額。在2016年5月1日之前，將此項目全部投資額200萬元投資款存入項目指定方的入資賬戶。從投資起始日開始，每月對投資人進行一次利潤分配。投資人滿12個月，項目方回購其本金。
如今，1年期已滿，投資人卻無法獲得其本金。以上僅是其中一個項目，其他項目的投資人也表示遇到了同樣的情況，都是音樂廚房系列項目。至于目前具體有多少項目回購逾期，由于眾投天地拒絕接受采訪，記者無法拿到完整統計。據投資人預測，音樂廚房所有項目都有可能逾期，因為這家公司甚至拖欠了保潔公司的費用，甚至這個公司是否存在都是問題。
《投資者報》記者查閱啟信寶發現，音樂廚房從2014年到2016年共有7起糾紛判決，最近的一起為2016年12月31日，該份判決書顯示，“被告廈門音樂廚房餐飲有限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日內支付原告廈門鑫綠島保潔服務有限公司193875元。”而這起案件的執行裁定書顯示，音樂廚房僅有銀行存款1753元，未發現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而在當年的10月28日，廈門音樂廚房餐飲有限公司就已經被列入了廈門市的“失信執行名單”。
音樂廚房系列項目的投資人在發現異常后，向眾投天地問詢，眾投天地表示，在與對方走法律程序，但對音樂廚房當前的情況并未給予投資者更多信息。
多位投資人表示，協議是和眾投天地簽訂的，所以應該眾投天地違約，并對平臺隱藏訴訟信息等行為保持懷疑，同時對事發后公司高管不出面解釋的行為也表示憤怒。
此外，多名投資人表示，因為看到眾投天地CEO王曉昕參加央視的節目，才對平臺表示認可。至今，眾投天地CEO王曉昕做客CCTV《贏在中國》欄目的海報仍然在平臺官方網站的首要位置顯示。本報記者嘗試聯系對方，但以失敗告終。
警惕風險
作為股權眾籌平臺，眾投天地當前面臨的困境到底如何化解，由于公司拒絕采訪，我們只能拭目以待。據業內人士告訴《投資者報》記者，股權眾籌平臺發展并不樂觀，有多家平臺已經轉型告別此業務，有的平臺已經徹底關閉。據統計，去年問題眾籌平臺中股權眾籌平臺占37.5%，因此投資人應對股權眾籌保持審慎態度。
第6篇：如何讓投資人投資范文
佩戴熊貓圖案領帶的Joseph Bach(左)算是個中國通，他和Raffy Chatav為中國帶來4000萬美元投資資金。
2006年，他們還在謹慎地遠遠觀望著中國。2007年，中國市場的巨大機會讓他們決定“該出手時就出手”。靠賽迪傳媒搭臺，中國的創業者又迎來一次誘人的機遇。
“我的很多領帶上面都有中國的標志！”說這話的Joseph Bach戴著一幅黑框眼鏡，系了一條黃色領帶，領帶上印的是熊貓啃竹子的圖案，很有中國風范。來過中國20多次的Joseph Bach會說一些簡單的普通話，但在中國做生意，對他來說還是一個新鮮的經歷。
Joseph Bach現在供職于美國著名的天使投資組織硅谷創投(Silicon Ventures)，擔任法律顧問。這次和他一起來中國的還有另外一個伙伴，同為硅谷創投咨詢委員會成員的Raffy Chatav。和Joseph一樣，來過中國多次的Raffy Chatav這次是要在中國做生意。
Joseph Bach和Raffy Chatav只是硅谷創投中國之行的先遣部隊，在他們之后，將有一個由40~60名天使投資人組成的團隊飛臨中國，團隊中每人至少將帶來100萬美元投資資金，也就是說，至少有4000萬美元資金將隨著硅谷創投進入中國市場。
天使即將降臨
作為美國最大的天使投資機構之一，由400多名高科技企業高級主管組成的硅谷創投在創立之初，投資范圍主要集中在硅谷地區的高科技企業，隨后逐漸擴大到歐洲和美洲的其他國家。它在多個國家通過投資峰會的形式，找到當地具有投資價值的項目，通過各種方式幫助企業成長。然而進入中國市場的計劃，卻直到去年才確定下來。
“他們一直都在中國的高墻外觀望，想進來而不敢進來。現在中國市場的機會更大了，他們終于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時任大公報記者的張穎是把硅谷創投引薦給武漢市政府的人，自然了解硅谷創投最終決定進入中國市場的原委。
2006年6月，在以色列召開的硅谷創投投資峰會上，經過中國駐以色列大使等人的介紹，硅谷創投最終確定了進入中國市場的意向。
據Raffy Chatav介紹，今年9月份，硅谷創投將在賽迪傳媒和利海網的協助下，分別在北京和上海舉辦一場投資峰會，讓中國的項目持有人可以有機會向美國投資者展示項目，尋求投資。
在峰會舉辦之前，賽迪傳媒還將對報名參加投資峰會的項目持有人進行培訓，讓他們能夠用硅谷創投規范的商業術語描述項目，并學習與美國本土投資者溝通的技巧，以提高項目陳述的成功率。事實上，盡管之前已經有很多海外天使投資人進入中國市場，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國華裔。純粹的美國本土的天使投資人進入中國，硅谷創投算是先鋒。因此，中美之間商業語言的差異將會是投資過程中一個大問題。
成功吸引到硅谷創投在中國投資的利海網CEO萬小石對此有著切身體會：“我在向硅谷創投提交項目的時候，曾經撰寫過一份5頁紙的報告，說明我的技術和產品。但最后，他們只讓我填寫一張表格，說明自己的項目：你的市場在哪里？如何賺錢？如何讓投資者賺錢？最后演講也只給我5分鐘的時間！時間一到，我就必須停止啦！”在這一點上，硅谷創投與國內的投資者有著很大的差別，國內的投資者往往會要求創業者提供各種各樣的材料。
外國天使優勢何在
根據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在1月底的《2007中國風險投資年度調研報告》，在中國經濟迅猛增長及政策強力推動下，2006年，中國風險投資業延續了自2004年以來的高速增長態勢，總投資金額達到143.64億元，比2005年增加22.17%。2006年新籌集的風險資本中，超過一半的風險資本來源于海外，占到65.1%，由外資主導的投資額超過109.29億元，占總投資額的76.1%。
國外風險投資大舉進軍中國的同時，國內也涌現出一批天使投資人。與這些天使投資人相比，不了解中國國情的硅谷創投又有什么優勢？
據Raffy Chatav介紹，和目前中國國內的天使投資人不同，硅谷創投除了能給初創企業資金方面的支持，更能帶給企業技術、市場、管理和金融等各個方面的專業經驗。目前硅谷創投的成員有400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IT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在思科、英特爾等大型IT企業中擔任高級管理職位，因此他們在技術、市場和企業管理方面都有著豐富的經驗，除了能給企業投資，還可以和這些企業進行形式更豐富的合作，在各個領域為投資企業提供資源，這一點是國內很多的天使投資人難以做到的。同時，這也是天使投資人跟風險投資家的一個比較大的不同。
不過Raffy Chatav也表示，硅谷創投和其他風險投資之間更多的是一種互補與合作的關系。大部分仍處于初創階段的企業來說不具有吸引風險投資的實力，可以通過引進天使投資，獲得資金和管理經驗等各方面的支持，等企業發展后，再吸引風險投資進入，天使投資就可以通過退出機制將企業推入下個發展階段。
幸運帶給誰
作為擁有豐富投資經驗的投資者，Raffy Chatav坦言，挑選好的項目就像是摘果實，有些果實結在低處的枝條上，容易看到，你就能迅速地把這些果實摘取下來；而有些果實在很高的樹枝上，可能很隱蔽，這就需要你有獨到的眼光，并愿意付出耐心和努力。
“所以，一個市場的趨勢固然很重要，但有時候，項目本身的特質更為關鍵。”Raffy Chatav告訴記者，硅谷創投在挑選項目的時候，會關注三方面：團隊、技術和市場。他們會關注團隊是否具有足夠的專業技能，是否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具備熱情，是否能夠團結合作。創業團隊是否值得信任是能否獲得投資的重要因素。
從技術方面講，硅谷創投更強調從解決方案的角度來看待創業團隊的技術。如果這個技術確實能幫助客戶解決那些正在困擾自己的問題，這就是一個非常有價值、值得去培育和扶持的技術。
最后一個決定因素是市場。在擁有了前瞻性的技術，也擁有了值得信賴的團隊以后，市場是否具有盈利的潛力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考量指標。
Raffy Chatav同時承認，在中國和美國投資有很大的不同。在硅谷投資6個月后就要求數倍回報，而這樣的要求在中國很難實現。“在中國，我們需要更多的耐心！”他強調。
背 景:關于硅谷創投
硅谷創投于1998年在加利福尼亞的硅谷創建,是美國最大的天使和風險投資集團之一。會員中包括成功的高科技創業者、技術專家、首席執行官和風險投資家，投資范圍包括生命科學、醫藥科技、半導體、軟件等領域。硅谷創投的顧問和專家們每月要分析超過100家新創業公司，其中的2~4家將被篩選出來向集團進行演示。除去融資,硅谷創投還為這些公司聯系潛在的客戶和合作伙伴,網羅人才,提供技術和商業咨詢等。
鏈 接:什么是天使投資
第7篇：如何讓投資人投資范文
沸沸揚揚的“雷士風波”被諸多財經媒體解讀為投資人和創始人關系的典型案例。這場“鬧劇”以雷士創始人吳長江今年5月的辭職為引爆點，雷士投資人閻炎和吳長江的互相揭短論戰，以及引發的雷士供應商、商和員工的停工抗議，將這場控制權爭奪戰的劇情推向。
《圈子圈套》作者王強在其小說《創始人》中寫到，“企業在二次融資成功后就已經進入穩定發展的新時期，這一階段雖然仍需要闖，但更需要的是規范化、專業化和科學化地改造和提升。這時的問題不是如何熬下去，如何拼到第一桶金，而是協調投資人和創始人之間、各方投資人之間、決策層和執行層之間等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這時的leader就要有大局觀，要經過專業系統的訓練，還要懂一點politics,這就好像巴頓可以打贏一場戰役，而艾森豪威爾卻可以打贏一場戰爭。”
不過，我們更愿意采用國際政治研究領域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觀察視角來審視雷士的這場控制權爭奪戰。當剝離了所有具象元素之后，整個故事的主角最終剩下了三個——中性的資本，感性的創始人與理性的投資人。這里所說的理性，同樣是一個中性詞語，不帶有任何褒義色彩，純粹是基于利益計算上的客觀與冷靜。
經歷了達能與娃哈哈之爭、馬云的“云算計”等著名案例之后，契約精神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商業公案判斷上的定性底線。不過雷士很難稱得上是典型的契約精神方面的案例，在《首席財務官》雜志看來，這更是一場有關資本領域的“文明的沖突”，而接下來，對于雷士的所有利益相關者（投資人、員工、經銷商、供應商以及社會公眾）而言，目前更關心的是“秩序的重建”。
就常識而言，創始人對公司的價值不言而喻。馬云曾經說，“阿里巴巴最初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我。”創新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大多數時候來自于創始人的獨立思維，因此“創始人是企業的靈魂”這一說法顯然可以得到普遍認同。然而自從10多年前王志東被趕出新浪以來，類似“偶像的黃昏”這樣的創始人出局活劇，帶著一絲傷感而殘酷的旋律，隨著VC與PE對中國經濟的介入益深而反復上演。
正如亨廷頓所說的，“最危險的文化沖突是沿著文明的斷層線發生的那些沖突。”
在資本的介入下，以股權為標志的創始人“一元制控制權”開始松動，甚至瓦解，原本形式大于內容的董事會開始強筋健骨并試圖重建公司治理結構，在這一過程中，諸多隱含的利益與權力構成了“公司文明的斷層線”，各方的價值與價值觀開始摩擦直至沖突。
然而這一切沖突的實質，用本刊反復引用過的《教父》中最經典的一句臺詞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It’s not person, it’s business.”（這與個人無關，這是生意。）
被驅逐的創始人
2012年5月25,雷士照明消息稱，公司創始人兼CEO吳長江因個人原因辭任雷士照明及其附屬公司的一切職務，雷士照明大股東賽富亞洲基金的創始合伙人閻焱將接任董事長的職務，來自戰略合作方施耐德電氣的張開鵬被任命為首席執行官。
對于吳長江的“閃辭”原因，業內人士大多認為是由前述股權結構和控制權的抗爭所導致。隨著“吳長江辭職事件”的發生及不斷發酵，雷士照明的股價也隨之起伏。7月12日力挺前董事長吳長江的雷士員工、經銷商及供應商，與投資方賽富閻焱及施耐德召開內部會議。員工和經銷商方面提出的要求包括：第一，改組董事會，不能讓外行領導內行,賽富閻焱不能干涉公司經營管理；第二，爭取更多員工期權；第三，要讓吳長江盡快回到雷士工作；第四，讓施耐德退出雷士；第五，選出兩位經銷商代表進入董事會。
目前，雷士經銷商、供應商以及管理層已分別遞交了一份訴求書以及一份政府請愿書。賽富創始合伙人、雷士現任董事長閻焱承諾8月1日前回復。然而時至今日，閻焱卻依舊沒有任何表態。有報道稱，答復期已推遲至8月10日。
IDG創始合伙人熊曉鴿近期在湖南長沙參加第六屆清華大學中國創業者訓練營時表示，當前沸沸揚揚的“雷士風波”是一個不幸事件，發展到目前的狀態是雙輸。“LED產業前景很好，IDG也投了LED產業，即目前已經上市的武漢華燦。雷士照明與賽富之間出問題，這很可惜。”不過作為閻焱的好朋友，熊曉鴿不愿意直接評價“雷士風波”。
曾經投資美國蘋果公司的華人投資家李宗南認為，好的投資人不僅可以發現優秀的企業和創業家，而且還需要在正確的時候更換CEO。對此熊曉鴿更樂于從創始人的角度出發。“現在國內很多創始人同時也是公司的CEO，其實優秀的CEO要懂得自己什么時候行，什么時候不行。如果一位CEO能夠找到比自己厲害、能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并且主動離開，這才是有智慧的CEO。一旦發展到需要通過董事會更換CEO，那么往往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了。”
的確，資本首先考慮的永遠是回報，當創始人將一個創業想法變為現實時，資本看到的是放大財富的機會，一旦創始人的表現不能令其滿意，資本便傾向于尋找聽話的經理人，將創始人排擠出局。
也許，在資本面前，連資本家都是渺小的。
從這個角度而言，作為創始人，在公司上市后也要適應自己的新角色，作為股東，尤其是董事會成員需要更多的理性。
曾任軟銀中印基金中國區合伙人多年的投中集團CEO陳頡認為，這場爭斗或許并無“對錯”之別，創始人出局是一種商業文化的沖突。在陳頡看來，VC/PE投資一個項目，其本意而言，是把管理團隊作為一項重要的核心資產考量的，從原始愿望來說，投資人不希望創始人出局，投資人也沒有時間去參與企業的具體運營環節。但中國企業家往往習慣粗放式、沖鋒式管理風格，這種根深蒂固的邏輯與現代商業文化是存在沖突的。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魯桐也持同樣觀點，“雷士風波根本上還是創業者英難主義作風和PE強調的企業運營制度化、規范化理念上的沖突。”董事會是集體決策，拋開感彩，魯桐判斷這個事件中吳長江違規的成分較大。閻焱曾為吳長江回歸雷士照明開出三個條件：一是必須跟董事會和股東解釋清楚被調查事件；二是處理好上市公司監管規則下不允許的關聯交易；三是必須嚴格遵守董事會決議。魯桐認為閻焱的三點要求并不過分，這是現代化公司治理制度所要求的，吳長江應該給董事會一個明確的說法。
“一般中國人會比較同情創業者，但是從規則角度去看，不能用感彩掩蓋實質。同時以工人罷工、經銷商停止進貨的反擊做法有點過激，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我國民營企業的公司治理水平不完善。”魯桐如是評價。
閻焱曾在其新浪微博發表感慨，“中國的民營企業為什么做不大，與企業的制度化，透明化管理關系極大。雷氏這幾年的發展順風順水，此次的經歷應該是成長之痛。 走出風雨后的雷士應該是更加成熟，更具競爭力。相信吳（長江）總本人也會汲取教訓，完成由草莽英雄向成熟、自律的現代企業管理人的轉變。我們都期待著并堅信著。”
陳頡也談到，“閻焱一直是我很尊敬的人，他主持的軟銀賽富支持過很多的企業及企業家，如果說他看不起企業家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當然他的直率，獨行是會得罪很多人，他批評過企業家、投資人，更批評過體制、官員，他更大聲地為中國的商業以及投資環境呼吁。”
如何看待資本的沖突？
通過開專賣店、運營中心而不是只依靠建材店一個渠道，雷士照明打敗了3000多家照明企業，并在2005年成為了國內最大的燈具企業。2010年5月雷士照明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成為內地第一家在港交所上市的照明企業。
然而上市是一個逐漸“失控”的過程，從專制到民主，從絕對控股到相對控股，從至上而下的命令到與投資人平等而透明的溝通……事實上，成為公眾公司也有很大意想不到的風險，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在面對上市選擇時一定要過幾道思想關。
陳頡表示，上市會帶給企業更加強大的資本實力，股權多元化也可能帶來民主治理、科學決策機制。“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上市也是有極高風險和代價的。很多老板對上市后監管機構和社會公眾投資者對公司的監管和監督還無法適應。”陳頡談到，上市公司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直接挑戰著商業秘密的極限，這是對上市公司競爭力的巨大挑戰。此外作為公眾公司具有“放大”效應，可能隨時要接受來自社會各方面“挑刺”般眼光的審視與指責。最重要的變化是，上市意味著股權被稀釋，經營戰略可能被更多人控制或改變，甚至控股權直接遭到威脅。國外很多家族企業或私營企業，往往對上市十分保守、謹慎。
上市之后的風險還包括: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不健全引發的風險；知識產權糾紛引發的風險；中國企業在海外退市時還會遭遇集體訴訟風險，究其原因，在于對境外運作機制和市場文化的不熟悉。
樂博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馬富麟（Frank J.Marinaro）表示，一家公司在上市前必須想清楚，他們是否已為即將到來的改變做好準備。因為上市不僅僅是籌到錢的問題，而是要面臨持續的業績壓力、監管與質疑，比如披露年報季報，與投資者不斷溝通，并且會有很多資深的行業分析師會研究你的公司。而當你的公司是私有時，就不會有什么對投資者反應的擔心，不會對股價變化以及財務披露擔心。
從1998年公司初創，到目前成為國內照明行業的“頭牌”，吳長江在雷士照明中一言九鼎的地位無人能撼。然而在雷士逐漸引入資本的過程中，其控制權顯然也在不斷被稀釋。據公開資料顯示，2006年至2008年間，賽富在雷士照明的瓶頸期對其注資，最終以36.5%持股比例超過吳長江，成為公司第一大股東。2010年施耐德開始與雷士照明接洽，并于2011年7月達成合作協議，施耐德以12.75億港元收購雷士照明9.2%的股權，成為僅次于賽富(持股18.48%)、吳長江(持股18.41%)的第三大股東。
曾先后擔任樂百氏達能、廣東三雄極光照明等公司財務總監的艾建萍，對雷士事件一直頗為關注。同在照明行業，艾建萍對吳長江也有一定的了解。她在《首席財務官》采訪時談到，吳長江是一位很有沖勁和博懷的企業家，在早期引入風投方面進行過大膽嘗試。對比之下，三雄極光則一直靠自有資金在發展，但其實施耐德、松下、飛利浦等外資公司與三雄極光談過合作意向，不過三雄極光很謹慎，他們意識到引進外資合作伙伴后，將對公司發展規劃、戰略、企業文化和員工對原有企業精神信仰的依賴有沖突。
在過去的30年中我們經常看到，有些民營企業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引進“實力與經驗俱強”的外資公司作為戰略投資者，經過或長或短的蜜月期后，卻與戰略投資者在企業發展、公司管理等方面產生不可調和的沖突，以至于企業與股東們大受傷害，完全違背了引進資本以快速發展的初衷。
艾建萍指出，“看似雷士獲得了資本以及進行大舉并購，但在冒進的過程中也埋下了巨大的風險隱患。”2011年9月13日，雷士照明與施耐德在北京正式啟動合作戰略，雷士將授予施耐德及其關聯方進入、共享及使用公司的銷售網絡，合作期限為10年。這為施耐德在中國推廣、銷售其產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照明行業是一個不斷在進步的產業，吳長江忽略了對方的戰略意圖，盲目相信對方不會進入商業照明領域。”艾建萍認為，中國民營企業不要盲目尋找戰略合作伙伴，要扎扎實實做好產品，將內部管理提升到現代化企業管理水平。“施耐德有自己的一套精神價值觀，有自己的戰略方針和目標，而雷士在這么多年的發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管理模式和企業文化，如果雙方都能顧全大局，就不應該為這些是非升級為內斗。”
秩序重建的代價？
資本方與創始人的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調和，事實上對于創始人來說，謹慎選擇風格對味的資本方是更好的選擇。
趙仕勤原任中國最大的郵購公司麥考林的CFO，在成功將麥考林出售給紅杉后，2008年5月出任阿里巴巴新成立的投資部的董事總經理。該部門主要投資互聯網、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相關公司。之前他在麥考林集團擔任了三年首席財務官。
對于雷士事件，趙仕勤認為這是一個特殊的案例。由于事實沒有完全披露，趙仕勤表示自己不能具體進行評論。但他認為這件事情對于創業者和投資者之間未來良好的發展是有好處的，“我在風投領域做了十幾年，這種事情已經遇到過不少了。”
趙仕勤表示，當下絕大部分創始人都對投資人感覺不好。原因在于大部分投資人都非常傲慢，這讓創始人覺得自己不被尊重。而且投資人通常又很固執，當創始人有自己的想法并試圖解釋時，投資人往往基于自己的經驗和職業判斷不會聽取。“所以過去十幾年，投資人在創始人心中的狀態通常不是很好，從這一點上投資人確實需要改變。”
在投資領域游弋多年，趙仕勤根據自己的經驗表示，實際上大多數的創業最終不會成功，當投資人看了太多的案例之后，就形成了一套方法論和世界觀，第一時間就可以看出項目的缺陷和問題，例如商業模式的可拓展性、技術壁壘以及團隊等等。但是在這些方面創始人可能看不出來，所以長此以往，投資人就變得非常自我和傲慢。
因此趙仕勤建議改善關系的第一步就是雙方要互相理解。“首先，創始人很值得尊敬，投資人應該糾正自己的態度；其次，創業者也要思考投資人的做法，加強與投資人的交流。”
在趙仕勤看來，“雷士管理權爭奪戰”是一個創業投資過程中因所謂雙邊道德風險而導致內耗的典型案例。一家接受投資的創業企業能否創業成功，主要取決于創業者和投資人雙方的共同努力。而企業盈虧，也是由兩者共同分享或承擔。所以說投資者和創始者一定要看清這個問題，都需考慮如何與“狼”共舞。在趙仕勤看來，投資人介入企業的階段不同，共舞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如果投資人是在公司的創業階段即進入公司，那么投資人實際上是創業者的合作伙伴。“這樣發展起來的企業，公司治理一定要做好。因為雙方是公平的，投資人在創業者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投入資金，那么投資人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要求企業做好，而創業者也應該報以透明。”
對于當下國內并不少見的諸如紅孩子等投資人換掉創始人的現象，趙仕勤認為創始人為什么在這一階段做這樣的決定，是因為輸掉就輸掉了，“否則倒過來一樣輸掉，兩者的成本也是一樣的。”
如果投資人是作為PE在后期進入公司，那么分為兩種情況。第一，分享公司的勝利果實，得到了較高的上市回報。如果創始人不愿意進行公司治理，那么這桿公平秤就應該在于投資人退出。第二，如果是以較為合理的估值進入公司，給了公司公平的價值，這個時候就可以要求公司透明化。當然如果對方不愿意做，也只能退出。
趙仕勤表示以前也遇到過這種案例，公司一開始發展不錯，但在投資者進入后，這家公司的企業家在外面新成立了一家公司，所有的采購都通過這個公司。“在得知這個事情之后，我們也是一樣把企業家解雇掉，企業家一樣反撲，員工進行罷工，我們走法律程序也沒用，最后輸掉了。”
“在我看來，公平是在你這邊，你可以選擇退出，同時選擇向媒體公布。之所以向媒體公布，是因為公道自在人間。關鍵時打架是沒用的。”趙仕勤認為這樣的事情多了，也可以讓創始人改正，增強這方面的意識。“投資人雖然不能妥協，但是方式方法可以改進。”而且他認為隨著投資行業的發展，MBA等職業教育的推進，以及雙輸案例的增多，這種現象會得到改變。
遵守管理邊界
趙仕勤認為，如果投資人和創業者就公司的發展思路發生分歧，一般而言是投資人的問題。“一旦進行投資，那么就意味著雙方就達成了共識，如果不同意創業者的發展，當初就不要投，要尊重創業者的想法。”
“其實發展到公司治理這一步已經挺好了，因為很多企業發展不到這步就死掉了。”趙仕勤坦陳，企業治理在中國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從投資人來講，一定希望把企業治理做好，因為他們處于信息極不對稱的狀態之中。投資人期待在董事會上CEO講實話，向他們匯報，但是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之下，很多時候管理層并不講實話。所以建立一種信息充分透明對稱制度對投資人是有利的。”
但其中存在的難題在于，投資人所通常講的“做好公司治理有利于公司發展”的觀點并不能總是得到證明。事實上，有時管理較好的企業不一定成功，反之管理較差的企業也不一定失敗。“尤其是在目前機會很多的中國，企業往往把握住時機、站對位置就可以取得成功。”
此外趙仕勤認為，中國職業經理人階層不成熟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這給公司治理完善帶來很大難度。“創始人的優勢在于在很艱難的情況下可以堅持，在沒有路的時候找到路，劣勢則是不按常理出牌。與之互補的是，職業經理人的優勢在于專業和職業。中國職業經理人的興起就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外商投資開始的，僅有10多年的歷程，內審內控等等這些怎么做最好，這些大家都還在摸索之中。應該說在目前的情況下，希望依靠職業經理人帶領公司發展幾十年是很難的。”
此外，中國的法律環境非常不健全。當企業治理發生問題的時候，法律往往無能為力，這樣投資者就無法糾正企業在公司治理當中存在的問題，而且會進一步助漲創業者原來的想法。
雷士事件對PE和民營企業都是教訓。對于認清中國文化和企業環境以及判斷企業家的風格，PE應該做好風險評估；民營企業家對接受投資、入股價格、對賭安排、遵守契約精神、遵守上市規則等也應有清晰的認識，謀定而后動。
作為一個投資界的資深人士，熊曉鴿將投資者和創業者的早期關系更傾向于比作教練和選手而非“結婚”。“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雙方關系更像合作伙伴，雖然投資者可能還是教練，但是明顯教的東西少了，更多的是分享企業如何更加壯大的經驗。”
對于投資者角色的界定、如何不越位的問題，熊曉鴿強調，沒有教練想沖到前頭替選手來參賽，“雷士風波”發展到現在也是迫不得已。“李娜在拿到法網冠軍后和教練分手了，最后導致了成績下滑。同樣劉翔成功之后如果和教練分手肯定也不是好事情，劉翔的教練肯定不能代替劉翔去參賽。沒有一個投資人愿意沖到前面幫公司創始人管理公司。”
如何避免這種在國內并不少見的矛盾，熊曉鴿也坦言沒有統一的解決方法，每件事情都有各自的處理方法。
但一個無法回避的挑戰是，如何在企業戰略的制定上讓資本家與創業家各自謹守自身的管理邊界？
艾建萍的觀點是，應該明確自己角色的定位，對企業家而言，引入投資者主要目的仍是滿足資金需求，掌握企業控制權依然是企業家最為看重的結果。對VC/ PE等財務投資者而言，為LP負責是最重要的，并且最終的退出是必然結果，因此參與被投資企業的運營管理并不是目的。“風險資本若全方位介入企業運營，可能對產業未來發展方向的把握上有偏頗。”
控制權爭奪
邁瑞醫療創始人徐航認為企業的創始人離開之后，企業很難走得遠，所以創業者絕對不能為了錢將企業控制權讓出太多。“我的體會是投資人和創業家都要互相的尊重，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對這個企業一定要有主導能力。你讓資本分享利潤，但是你不能完全讓他說話。”
徐航提醒創業者，“在股份上面你一定要清醒，絕對不能為了錢把你的控制權讓出太多。”事實上，在全流通時代這一全新的市場環境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管理已經突顯成為中國資本市場亟需認真面對和有效應對的重大問題。
浙江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汪煒在其所寫的《2010中國上市公司控制權報告》中指出，控制權不僅僅取決于公司的股權結構，還受到董事會組成、公司決議機制、法律保護水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董事會可以進行公司日程事務決策，但公司重大事項的決議還須最終提請股東大會決議，董事會的構成也是由股東大會投票決定的。所以控制權既體現在最大股東對公司日常決策和公司行動過程的有效控制上，更重要的是應體現在其對股東大會投票結果的有效控制。事實上真正體現控制權爭奪和有限控制邊界的特別決議和重大事項等最終是由股東大會表決產生的，因此從根本上說某股東對股東大會投票結果的控制能力是公司控制權的最終體現。
關于雷士事件引發的控制權爭奪話題，魯桐認為，吳長江對資本運作應該是不太在行，“上市也就意味著其需要更好的在股東利益和控制權之間進行權衡。引入了新的戰略投資人，肯定會有不同的溢價，股權稀釋是必然，但絕對值（市值）增加了，公司價值大很多，控制權變動是必然的結果。”
如何把握有效控制的度往往成為控制權管理的難題。控制度雖然不是一個可以直接使用的指標，有效控制份額雖然能夠給出一個明確的股份比例，但由于是一個單一數值，實踐中很難準確把握。對于一家特定上市公司而言，大股東持股多少才能實現對公司的有效控制？持股過多，會出現控制權溢余，導致現金資源浪費；而控制不足，則很有可能被覬覦已久的競爭對手或市場獵手惡意收購，喪失對企業的控制。
汪煒指出，民營上市公司成長性受到融資約束、行政保護影響較大，國內民營上市企業中近3/4屬于相對控股，近1/4屬于分散控股。從股權結構角度出發，建議相對控股的民營企業必須確保公司控制權，盡量使持股比例接近有效控制份額，并進行動態監測和調整。對于分散持股的民營上市公司可以主動出擊尋找其他被市場低估的企業并收購控制權，實現戰略投資、產業整合等目標。
投中集團合伙人楊偉慶也指出，企業家對企業的控制力，不僅僅體現在管理層結構中，而更多體現在精神層面，并與企業股權結構無關，雷士照明事件中員工及經銷商對吳長江的響應即生動地體現了這一點。因此無論是從情感還是企業發展角度考慮，投資者都應給予創始人足夠的尊重甚至妥協，這或許是投資機構本土化進程中的無奈之舉，但也是其實現利益最大化的一種理性選擇。
“天使投資人成為大股東，的確會影響創業者的積極性。而且隨著公司的發展，今后還會有其他的戰略投資者近來，還要股權激勵等等。”不過趙仕勤也建議，很多公司的創始人都沒有控股，他們可以通過股份設置，將股票分為A股和B股，從而擁有對公司的控制權。
這種設置在美國的科技公司中并不罕見。例如Facebook招股書中所披露的雙層股權結構，將普通股分為A系列普通股和B系列普通股，其中一個B系列普通股對應10個投票權，而一個A系列普通股對應一個投票權，就是將普通股設計為不同的系列，以實現公司管理層股東對公司重大決策的控制權。其中B系列普通股就是復數表決權普通股，扎克伯格等Facebook的高管通過持有B系列普通股來放大其對公司重大決策的控制權。因此在公司的結構設計上，律師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根據不同股東（如管理層股東、財務投資人股東等）的特點和要求，設計滿足不同需求的股份架構。遺憾的是，我國公司法體系留給股份設計安排的空間很小，目前還難以將Facebook這樣的股權安排完全復制在A股市場。
“法、利、情”的商業邏輯
“公司由不同利益體組成，觀念、文化的沖突不可避免，這樣也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雷士風波是能夠激發中國民營企業公司治理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有關注才能夠讓大家進行思考。彼此博弈的過程本身也是成長。”魯桐直言，雙方博弈的本質其實是公司治理結構求取平衡的一個過程。
作為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會，其自身的管理水平不僅決定著公司治理的效率和好壞，也決定著公司本身的效益與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董事會并不為管理層負責，而是對股東存有信托責任，對全體股東負責。
在現代公司倫理共識下的董事會，其決策應當是在合法、合規的基礎上，尋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盡管這其中不能少了人情的因素，但至少董事會決策的一個正確排序應該是“法、利、情”這樣的商業邏輯。無論是創始人吳長江，還是投資者賽富基金、施耐德都不能代表全體股東的利益。這也決定了當發生激烈的利益沖突時，三方的最佳選擇是保持克制，在遵守游戲規則的條件下尋求妥協、退讓。
陳頡認為雷士風波對于整個投資圈的大趨勢不會有影響，這是一個成熟的圈子，賽富的做法是符合職業道德的，在國外這都是正常的。只有在中國爭議很大，畢竟中國還是個人情社會。但最大的影響可能是國際投資機構對中國企業的認識將更加謹慎。VC/PE最核心的角色是為LP負責，投資人要獲得最大的回報，要幫助企業成長，他們自己的口碑非常重要。對于這一事件的未來走向，最可能的結果將是雙方以相互妥協結束。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就是雙方利益訴求的一致性。畢竟對投資方而言，最終目的并不是取得管理權而是企業的良性發展。因此如果吳長江的回歸有利于企業繼續發展，投資者同樣會歡迎他回來，而具體方式則可通過談判確定。
此外，投資機構通常會通過推薦、派出CFO的方式來幫助被投資企業加強財務管理，起到監督和規范的作用。然而空降兵與企業創始團隊的磨合中肯定不是一帆風順的，分歧不可避免，作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中的類似足球場上“后腰”角色的CFO，應該如何來幫助董事會和管理層形成有效的連接，也是值得討論的話題。
第8篇：如何讓投資人投資范文
5000萬，或者500萬？她還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這個問題就一次又一次自己找上門來。有時候是在酒店大堂，有時候是在KTV，有時候是在飯桌上，有時候甚至就在汽車后座。
“在車上就強吻你了，你是推還是不推，他（投資人）好像對你這個項目很有興趣噢。”周瑩琪有些興奮地問《人物》記者，“只是吻而已啊，你推還是不推，又沒有上升到上床。”
“大部分女生不推”，她放慢了語速。
周瑩琪的父親曾經教過她：“身為一個女生，你的優勢和你的劣勢都很明顯，優勢也是你的劣勢，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須要把這個運用得很好，就是你如何應對性騷擾，又不會得罪別人。”她將此牢記在心。最忙的一段時間里，周瑩琪平均一個星期會和三個投資人碰面，幾乎都是男性，有過幾次“奇葩的經歷”。
一位投資人約周瑩琪和她的合伙人下班后在深圳希爾頓酒店的大堂見面聊項目，沒聊多久，投資人對她們說：“大堂有點吵，去我房間吧。”
“當時我是吃驚的，覺得他是不是有企圖，但是沒辦法，抱著他有可能投資我們的心態，還是要答應，于是我們一起去了他房間。”周瑩琪回憶。
在電梯上，投資人摟住她的腰，周瑩琪把他的手支開。到了房間，投資人說：“我有點累，我想躺在床上跟你們繼續聊。”于是她和合伙人坐在床對面的沙發上繼續向投資人介紹自己的項目。沒講多久，投資人又說：“你們累不累啊，要不要上來躺一下？”
“我們兩個人，怕你吃不消啊。”周瑩琪半開玩笑地回擊。對方報以尷尬的一笑，她的合伙人說了更直接的話以示反抗。項目最后沒有談成。
也有投資人在周瑩琪介紹自己項目時打斷她說：“你長得這么好看，做這行太可惜了。”周瑩琪回復他說：“你屁股也挺翹的啊”。
這是她面對“騷擾”時一貫的處理方式，讓對方尷尬、毫不留情，“女權主義再宣揚說要男女平等，但直男不會理解，你只有讓直男切身地體會到我們在鄙視你”。
曾經有一家知名創業公司的CEO到深圳時總想約她出來喝酒，周瑩琪不想去，跟他說：“我一分鐘是168，你先給錢了再說。”在周瑩琪看來，這是一種很明顯的拒絕，刺激到對方“老子就是有錢”的點，當然對方也并不會真的給錢。但這有時候會把局面導向更有性意味的境地，“他們會說我騷啊”。
周瑩琪似乎面臨一個兩難處境，一方面是她不愿意接受的性騷擾，另一方面則是對面那個處于她權力上游的投資人。性科普作者易衡（網名女王C-cup）認為，在缺乏公平的環境里，女性面臨著很多問題，很難保持道德完美處境，“弱勢者要在強勢者面前保護自己，這實在太難了”，在這樣的兩難處境下，“直直的硬碰硬，反而是非常態的”。
易衡認為中國大眾對于性騷擾和權力濫用的理解仍然很陳舊：“仿佛要一方是徹底丑惡的壓迫者，另一方是無權無勢無能力反抗的受害者，且只有壓迫沒有受惠，性騷擾和權力濫用才存在。但悖論是，如果只有這樣才算的話，性騷擾這個問題大概根本不存在。”
如果這些看起來有點驚險的“騷擾”場面對古靈精怪的周瑩琪來說并不算難題的話，那真正難以逾越的壁壘是她在創業過程中無時無刻不在面對的性別歧視。
大多數時候，她和另一位女性合伙人要面對不同的投資人在還沒搞清楚項目時就一遍遍地重復：
“你們合伙人沒有男生？那不行啊，得找個男生，要不然肯定要失敗。”
“你們太女性思維了，我很少見過有兩個女合伙人成功的。”
“你們沒什么格局啊，建議是找個男生來做 CEO，你們有人選嗎？”
當周瑩琪問對方什么是“男性思維”時，他們的回答是：野心、事業心、格局、狼性。“我說什么叫狼性，你能解釋嗎？他說不出來。”周瑩琪告訴《人物》記者，一位IDG（美國國際數據集團）的投資經理直接告訴她：“數據表明全球成功的男性的確是比較多的。”
周瑩琪認為大多數女性創業者都有共同的難題，她們很難像其他男性創業者一樣，隨時約投資人喝酒，和投資人一起攀巖爬山打高爾夫，和投資人稱兄道弟。在飯桌上，中間人只會告誡她：“嘴甜一點”（她認為這其中也有某種性意味），要學會撒嬌，多撒一次嬌可能就會多10分鐘介紹自己的項目。但中間人不會這樣告誡男性創業者，男性創業者可以在高爾夫球場，在德撲桌子上和投資人有幾個小時的時間進行長談。
周瑩琪也嘗試過學習德撲，但“男投資人是不會和女生坐在同一張德撲牌桌上的，贏你錢不好”。她見過女性如何在德撲桌上“掌握主動權”，“一些很漂亮的女性創業者，比如說10個投資人一桌打德州，她可以從第一個人的大腿坐到第10個人的大腿，但是不會讓投資人摸到她……其實她在這個過程中已經是在跟投資人交流了。”
這讓那些要輸錢要陪酒的男性創業者不忿地認為，女性身體在這種時候就有了極大的優勢，周瑩琪也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優勢，如果女性主動去利用的話，“而不是說你就該被騷擾”。
但女權主義者不這么認為，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女性有性資本可用，男性沒有，這本身就說明這依然是一個性別不平等的世界，游戲規則是掌權的男人制訂的、是服務于男性利益的。”女權組織“新媒體女性”員工羅瑞雪告訴《人物》記者。她認為性騷擾恰好就是性別歧視的產物，“這里說的性都不一定要到上床發生關系，它可以是很多東西：穿短裙或低胸上衣展現‘女性性魅力’。”女性在清楚這是性騷擾的情況下，依然默許，看上去像是“自愿”，但實際上依然是受性別歧視的大環境所脅迫。
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女性的性成為一種資源，是因為購買的一方更有資本，也就是說男性更有資源去置換女性的性，這個資源可以是能看到的比如錢，可以是看不到的，比如權。”易衡告訴《人物》記者。
這種資源有可能讓女性變強勢嗎？易衡認為不可能，“至少不會讓她在‘購買者’面前變得強勢。哪怕她會得到一些資源，但她仍然不會取代‘購買者’成為資源的擁有者……舉個例子，體力勞動者接受了資本家提出的不合理的加班要求，并得到了少量的薪酬，壓迫剝削就因此不存在了嗎？一樣的。”
第9篇：如何讓投資人投資范文
《卓越理財》：進入首批QDII名單，接下來華夏基金正在做著哪些準備？
張后奇：華夏基金在拿到QDII業務資格之前，就在專業的投資管理團隊、資源配置、產品設計、全球戰略投資伙伴的選擇以及中后臺系統的準備都進行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而且這些準備工作，現在還在不斷的完善之中。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按照中國證監會的要求，盡快推出QDII基金產品跟廣大投資人見面。
QDII業務作為中國基金業的創新，我公司給與了極大地重視。每一次重大創新，我們都會選擇全球性的公司進行合作。此次也不例外，我們選擇了美國普信集團（TRowe Price）作為戰略合作伙伴來共同推進這項業務。它是美國最大的獨立資產管理公司之一，目前管理資產規模超過3000億美元，在全球投資方面經驗豐富。該公司還是全國社保基金QDII投資管理人之一。當然，我公司也有自己的專業投資團隊，此次我們兩家公司將用一種投資決策的機制來共同做這個事情。
從投資到中后臺，在產品設計的各個方面，我們都會進行充分的交流、溝通，并且嚴格按照中國證監會的要求，不斷建設我們自己的國際化專業團隊，共同推進QDII業務投資管理的工作。事實上我們現有的投資管理人中，已經有來自美國、臺灣及香港地區的雇員。
《卓越理財》：華夏全球精選基金具有哪些投資特征，它跟其他QDII產品相比在進入門檻、管理費用和贖回到賬日期等方面有何不同，這一產品更適合哪些人進行投資？
張后奇：華夏全球精選基金為股票型，投資于美國、歐洲、日本、香港地區以及新興市場等全球資本市場，其中香港市場不超過30%。此外，華夏全球精選基金將由中國建設銀行擔任托管行，中國建設銀行已選擇摩根大通銀行作為境外托管人。
我們希望通過QDII業務鍛煉自己的投資隊伍，讓我們的投資隊伍擁有全球化的視野及全球化的投資能力。同時，對于歐美成熟的資本市場，優秀的資產管理公司的經驗，我們也抱有學習的心態。同時，我們將倚重美國普信集團的力量，加強合作交流培訓，共同為我們的資金持有人做好投資管理，使之獲得更好的回報。
值得說明的是，我們這個產品跟目前銀行的QDII理財產品有點不一樣。目前的銀行其他QDII理財產品不算共同基金性質，所以本身的產品性質要求進入的門檻比較高，我們這個基金起點比較低，現在預定是跟國內的現有基金差不多，在1000元左右，以人民幣為主。
至于基金的管理費用和贖回的到賬日期，現在證監會的有關文件還沒有出臺，還在討論階段，我們現在也不清楚。不過，因為管理難度加大，調研難度和交易成本等都有所提高，所以費率應該比現在國內基金高一些。
只要是對資本市場有基本的判斷和認識的投資人都可以認購QDII產品。QDII業務就像人民幣買基金一樣，1000元就可以認購了。QDII產品并不是少數會說英語人的偏好，而是所有共同基金投資人都可以購買的產品，并可以用QDII來做全球資產的配置，但我們也不建議投資人把所有的錢都買QDII產品。
《卓越理財》：未來華夏基金的QDII產品準備如何銷售？在A股上升動力不減，人民幣又在不斷升值的情況下，您如何評價QDII產品的收益跟風險？
張后奇：基金管理公司最大的特點就是專業的團隊做專業的投資，所以在基金的銷售方面，我們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銀行和證券公司的網絡。QDII產品同我們在A股共同基金的推出一樣，我們最關注的還是投資的管理和投資的業績回報，我覺得這是投資人最應該關注的問題，也是我們整個行業發展的命脈所在。
值得說明的是，現在A股是不會因為我們幾家基金公司推出這個產品而受到影響的。至于QDII業務發多少會有影響？我覺得現在的市場承受能力比較強，只是一部分投資人多了一個投資渠道，我個人覺得對A股市場不會構成沖擊。
另外，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A股的投資機會和海外市場投資機會，實際上是并存的。不會因為人民幣的升值，海外資本市場就沒有投資機會了。我們推出QDII產品，是讓中國資本市場、中國的投資人，多一個管道，多一種投資工具。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匯率波動的風險是存在的，我們也會予以充分的揭示和披露，投資人可以自己判斷。因此對于這個問題，我覺得是一個開放經濟體系中常規的問題，投資人可以理性的、冷靜的做選擇。華夏基金即將推出的QDII產品，將為我們參與美國市場、歐洲市場、日本市場、其他的市場提供一個投資機會。但是匯率問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我相信不僅僅是現在存在，即使是金融市場越來越開發的未來，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常規性的問題還是存在的。
《卓越理財》：未來華夏基金的QDII產品準備如何利用香港的資本市場進行海外投資？
張后奇：不同市場存在不同的投資機會。在一個開放的全球金融體系里，哪一個市場更有機會？我們這個產品是一個全球化配置的產品，但我們給予香港市場的配置比例卻為30%。因為香港市場這兩年的繁榮，和國內在香港上市的H股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上市有關，也和國內資金有關系。經過深入的調研和思考，我們才決定給香港市場30%的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