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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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投資行為；投資效率
企業的投資活動既是公司權益價值創造的驅動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國經濟整體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其投資效率的高低既關乎企業的成敗，也關乎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
企業的投資效率受到內外部環境的雙重影響，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內部環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發展，對于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宏觀經濟政策是國民經濟的“調節器”，尤其是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更是發揮著巨大的導向作用。然而目前對于宏觀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現了一定的割裂現象。本文基于國內外的文獻，對于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文獻進行了綜述。
一、宏觀經濟政策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國家采取的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手段，是政府為了協調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經濟周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國家實行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以及實現充分就業。為應對2008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巨大沖擊，緩和慘淡的經濟局面，我國當局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并取得了預期效果，我國經濟逐漸實現復蘇。自201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逐漸回落，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戰略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正逐漸引領中國經濟向集約型、質量型轉變，不斷刺激需求，調整經濟結構。
二、企業投資效率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的投資取決于投資項目的邊際價值，只有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企業的投資活動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場假設中，投資機會是企業投資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資機會可以使企業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我國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場機制，現實中的投資并不完全取決于投資機會，企業中的非效率投資即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現象也廣泛存在，影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從長遠利益上不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根據資本成本的錨定效應，企業進行投資項目的選擇應以資本成本為取舍率，只有企業的投資項目的預期報酬率大于企業的資本成本，投資才是有效率的，才應被管理層采納。改善投資效率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主要目標，所以投資效率問題至關重要，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一）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
投資效率的衡量是投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運用數學、計量經濟學等原理對企業投資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測度模型進行了不斷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從融資約束角度提出的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外源融資成本大于內源融資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業所受的外部融資約束情況。（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測量模型基礎上提出了現金流與投資機會交互項測量模型，通過該模型中交互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是受融資約束出現了投資不足還是由于問題出現了過度投資情況。（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現金流與過度投資的關系提出的殘差項度量模型，通過模型中殘差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非效率投資的類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無條件測試模型，首先通過模型測度企業的預期投資水平，然后分行業逐年進行回歸，再把殘差項按照小到大的順序分成四組，第一組是投資不足，中間兩組為正常的基準組，最后一組為投資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來測度企業投資出現在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組的概率，以此來衡量企業的投資效率。
（二）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分為公司內部因素和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兩部分。
對于內部環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狀況、會計穩健性、董事會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異質性等方面。國內外學者比較注重企業內部對于其投資效率的研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頒布，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越來越得到理論界以及實務界的重視。外部宏觀環境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有環境不確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經濟周期、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
（一）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主要有兩條：（1）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作用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2）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為了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實施調控，但是這對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該部分依據劃分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兩條傳導路徑分別進行了梳理。
1.路徑一：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會加大企業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投資機會的發現，加大企業對未來經濟活動狀況以及信息的判斷的難度，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支出。經濟周期反映了一個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一般我們可把它劃分為擴張和緊縮兩個階段。在經濟危機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差，國家就會相應實施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和需求，緩解投資不足。在經濟繁榮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國家的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樂觀，國家也會相應實施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抑制盲目以及過度投資來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此外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和融資能力等因素來間接影響企業的投資機會。
Bloom 等（2007）研究認為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會影響企業管理層對企業信息的判斷能力，會更加保守和謹慎，從而影響投資。應惟偉（2008）通過研究證實了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資的相關關系，不同階段不同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和融資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現金流敏感性。陳艷（201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的投資機會和投資支出與經濟危機負相關，而寬松的宏觀貨幣政策會增加企業投資機會以及投資支出從而起到正的調節作用。邱靜（2014）實證研究證實了當貨幣政策比較寬松時，會有較好的投資機會，進而企業投資效率也會比較高。張超等（2015）研究了經濟增長平穩時期，貨幣供給和信貸供給與非效率投資的相關關系，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劉放等（2015）實證檢驗了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并且國有企業和處于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更強。
2.路徑二：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資本成本是企業在投資時所考慮的必須要達到的最低報酬率，也是企業通過有效的管理必須應該達到的價值創造能力。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來影響投資。而且企業投資與其外部融資能力密切相關，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來影響投資效率，其中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企業的貨幣渠道（又稱利率渠道或資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來發揮作用，這兩種渠道都是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以及融資規模來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
Mojon 等（2002）通過對歐盟中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發現利率政策會通過影響資本成本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我國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發現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政策利率和國債到期收益率等來影響企業的資本使用成本來影響投資，進而說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有效性。但是對于我國的資本成本與投資行為敏感性的問題卻一直存在著爭議，其投資行為與資本成本的敏感性關系并不十分明顯，特別是在國有企業中。徐明東等（2012）研究發現貨幣政策通過資本成本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的作用比較微弱，而國有企業對資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國的投資效率之謎，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加大了國有與非國有企業融資約束的不同，從而非國有企業的信貸資源被國有企業擠出，我國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因此而降低。賀京同等（2015）通過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的研究得出，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有抑制作用要取決于企業的產權性質和投資機會。
四、評述與展望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目前國內外研究大多還是基于微觀層面，從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但是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效應也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與深入研究。鑒于此本文對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傳導路徑內分為兩條分別進行了梳理。未來對企業行為的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宏觀政策的調控作用，并且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傳導路徑方面應該更加明確與深化。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投資-投資機會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殘差項模型，但是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測度企業的投資效率，其合理性和準確性都有待于探討，期待能夠建立更加科學的測量模型。
對于企業來說，資本成本是其投資決策時必定要考慮的與其將擔負的風險相對應的必要報酬率率，其投資支出對資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檢驗貨幣政策的資本成本傳導路徑是否順暢。資本成本在公司財務決策中具有錨定作用，但是在我國尤其是國有企業中，資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并且加強我國宏觀政策傳導的通暢性和落實的有效性。
宏觀經濟政策要指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的同時要提高投資效率而不是投資率。在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同時，企業的投資效率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時也應注意投資效率的反作用機制。
宏觀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或刺激企業的投資支出，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針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不同類型的行業、不同的市場化程度的地區以及不同的現實宏觀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應出現“一刀切”的現象，而是應更加細化。同時中央和地方更應該有效的協調和配合，更好的建設服務型政府，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的宏觀調控作用，以促進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實現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更好融合以及協調運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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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戰略轉型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客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現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生產全球化、貿易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很難獨善其身。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合作以及增強金融抗風險能力是一國金融立足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一是完善金融監管機構和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監管體系，防止過度套利行為發生。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開源的同時仍需節流。從財政支出看，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增收節支，防范財政風險。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縮減行政開支。在經濟復蘇后，政府應該“瘦身”，調整政府機構，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給公共服務效率。二是繼續提高財政預算透明度，保證精細化、科學化。信息透明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準則，財政預算信息透明是實現人的基本人權，也是保證正確履行公民委托責任的需要。在美國，一次預算編制就相當于一部法律的制定過程，預算制定、執行、監督三權獨立，相互監督，并實行全過程公開。盡快實現財政預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預算信息公開改革步伐，達到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繼續加大基礎設施、醫療、社保、就業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促發展，保民生。明確財政支出重點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四是構建財政風險識別、評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調控體系。財政風險防范要與金融結構風險防范緊密結合，不可單線作戰。
第3篇：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
經濟增長不僅與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數量有著密切關系 ,而且 ,在社會投資總量既定的條件下 ,為實現均衡的經濟增長 ,要求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在投資結構上相互協調和相互補充。對處于發展中國家地位的中國來說 ,政府投資是國家利用所掌握的財力資源對社會經濟系統的直接資金投入 ,其投資活動是影響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重要因素 ;政府投資方向的確定 ,依據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 ,直接體現著國家對國民經濟全局的部署和投資意向 ,有選擇地將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主導產業等部門 ,并以追求宏觀經濟利益為前提。
在現代經濟運行條件下 ,經濟增長率取決于投資增長率和投資效率增長率。為實現經濟的有效增長 ,中國“九五”期間開始的以后相當一段時期內 ,一項長期的戰略重任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 ,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 ,從速度型轉向效益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轉變 ,與財政投融資的運作緊密相關。
1 .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實踐來看 ,經濟增長率與資本增長率存在較大的相關性。一般來說 ,經濟增長率高的國家和地區其資本增長率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高 ,如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長率較低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較低。這說明處于高速增長中的國家 ,急需疏通和完善將儲蓄資金轉化為投資的渠道。財政投融資的基本功能 ,在于通過政府信用將民間閑散資金轉化為社會投資 ,并以較低的交易成本來完成財力資源的轉移與配置滿足經濟增長的要求。
2 .經濟增長率與資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 ,在資本增長率不變的情況下 ,資本配置效率越高 ,經濟增長率也越高 ;資本配置效率低 ,經濟增長率就低。就財政投融資對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的作用來分析 ,首先 ,通過財政投融資的運作 ,使那些符合產業發展方向、成長性良好、技術含量高的企業 ,能夠得到超常的發展 ;并由此促進新興產業的成長。其次 ,通過財政投融資在資本市場的運作 ,消除企業存量資產長期凝固的障礙 ,推動存量資產按市場經濟要求進行流動與重組 ,充分利用企業存量資源。再次 ,通過財政投融資合理配置資源 ,促使企業經營機制發生轉換 ,強化企業的內部管理 ,營造具有良好約束力度的微觀經濟運行機制 ,鋪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微觀基礎。
3.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增長方式 ,與投資方式的轉換是分不開的。中國經濟運行中幾次出現的大波動 ,都與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和投資需求膨脹相關 ;說明投資作為宏觀經濟運行中最活躍的因素 ,通過乘數作用對經濟系統施以巨大的影響。同時 ,投資在創造社會需求的同時 ,也會增加社會供給 ,成為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的主要因素。通過財政投融資的運作 ,增強政府宏觀調控的實力 ,對社會投資規模進行調控 ,改善經濟結構 ,將促進增長方式的轉換。并且 ,財政投融資的誘導和擴散的導向效應 ,促使社會投資方向趨于合理。
4.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 ,體現著對科技進步的要求 ,特別是在對現存產業結構的改造中要加大技術含量 ,加快技術改造 ,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在目前我國產業部門設備老化和總體技術水準較低而政府公共預算資金十分拮據的狀況下 ,急切需要運用財政投融資 ,為政府和企業籌集更多的長期建設資金 ,加大對基礎產業的投資力度 ,增加高新技術的開發能力 ,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 ,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財政投融資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較強的作用力度 ,因此 ,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中 ,運用財政投融資 ,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基本要求 ,同時也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
二、對經濟結構的優化
國民經濟運行中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否 ,從靜態上看 ,是決定于存量資本的結構狀態 ;從動態上分析 ,則與資本的投入緊密相關聯。由于社會總投資的投向與部門投資份額決定著各產業發展速度的大小和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 ,所以 ,增量資本結構的合理與否和優化程度 ,就影響著現有經濟結構的調整及演變趨勢 ,需要通過合理的增量結構來實現對既存產業結構的變革。財政投融資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一種調節手段 ,存在著對增量結構內在的調節機制 ;可以通過債券、股票、投資基金、bot等融資手段 ,增加對能源、交通運輸、原材料和農業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 ,以緩解和消除“瓶頸”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制約 ;財政投融資運作具有明顯的產業政策傾斜 ,對經濟結構的改善和合理化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 ,通過財政投融資對增量資本的結構調整變化 ,來促進資產存量的調整 ,使生產要素合理流動 ,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中國目前正處于從比較落后國家向中等發展水平國家轉變的階段。而在這一階段中的國家往往是結構變化最為顯著的 ,從某種程度上講 ,處于該階段的國家能否轉變成功 ,成為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 ,乃至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主要取決于能否通過急劇的結構變革來推動的。從中國近幾十年發展的歷程來看 ,中國從一個以農業產業為主的落后國家成長為初步工業化的國家 ,經濟結構和投資結構發生了巨變 ,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然而 ,在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 ,中國始終受到結構制約的困擾 ,投資結構的扭曲已經成為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生產力地域布局結構不合理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實現投資結構的轉換成為當務之急。在經濟結構的變動和調整中 ,工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作用具有明顯的差別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調節方式也就大相徑庭了。從而 ,體現政府政策意圖的財政投融資之運用以及運用程度在客觀上就有著極大的差異性。由于工業發達國家的產業基本處于現代化 ,根本性的結構轉換已經完成 ,新的結構變革不存在技術上和組織制度上的障礙 ,產業之間的結構均衡主要依靠市場的自組織過程或部門之間的協調來實現 ;故對發達國家來說 ,產業結構的調整 ,不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 ,而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化途徑來輔助或微調。與此相反 ,由于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和所面臨的發展要求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其經濟結構不僅是影響經濟運行的局部問題 ,而且具有宏觀戰略上的重大意義。調整產業結構 ,促使其向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 ,既是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調控的目標 ,又是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作用不僅是提供經濟發展的一般環境 ,而且是作為合理配置資源、實現產業結構轉換和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組織者。因此 ,財政投融資就必然在以下方面起著較大作用并成為政府實現經濟結構合理化的重要調節工具。
1 .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現狀 ,都存在著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 ,同時并存著的現代經濟部門和傳統經濟部門 ,不僅建立在兩種不同的技術基礎上 ,而且具有不同的制度結構和行為方式。在某種意義上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 ,就是結構轉換和組織制度創新的過程。政府通過運用財政投融資 ,加大產業政策的實施力度 ,來保護和扶植我國新興的幼小產業 ,促進這些產業的盡快成長 ;同時 ,面對世界科學技術的新發展 ,進行比較和選擇 ,促使世界科學技術的最新結晶在我國的采用和發展 ,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現實基礎上有一個較高的新起點 ;從而加快經濟現代化的進程。
2 .由于目前中國市場機制的不完善 ,市場要素發育不良 ,市場體系不健全 ,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受到極大抑制 ,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在現實中似乎一時難以達到 ,而通過政府的適度干預、產業政策的導向以及財政投融資的運作 ,給微觀經濟組織指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方向 ,有利于促使企業作出長期決策的正確選擇。
3.在加入 wto與實現產業發展和結構轉換的外部環境上 ,國內生產及供給結構與國內需求結構 ,特別是同國外的需求結構之間的差距很大 ,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出口產業不僅是國內生產部門的量的擴大和延伸 ,而且是在一個更高層次上的結構調整 ,存在一個明顯的外向化發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 ,整個國家的產品競爭力和它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是相輔相成的 :沒有競爭力的提高 ,參與國際貿易的程度就不可能迅速提高 ;同時沒有先進的技術和裝備的引導 ,也難以增加出口競爭力。因此 ,要實現外向化發展過程的良性循環 ,需要財政投融資配合相關的外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 ,支持出口創匯企業的運營 ,在利用現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不斷地形成一些具有新的比較優勢的出口產業 ,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
4.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較大的結構偏差 ,并處于產業成長過程中結構重組的轉變時期 ,面臨著重新構造產業結構的重大選擇。伴隨著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革 ,幾乎會引起一些重要的經濟過程、經濟變量及其相互聯系的深刻變化。偏差協調成為產業結構變革的基本內容 ,而且這種協調的成功與否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體制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財政投融資運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作用 ,在于配合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實施 ,促使國民經濟的流量結構發生變化 ,引致社會資產存量作出相應的調整 ,從而有效地實現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目標的協調。
三、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
財政投融資作為政府的一種重要財力資源和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市場經濟運行條件下對經濟運行具有較強的宏觀調控功能 ,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諸方面 :
1 .充實社會先行資本 ,填補財政公共預算和銀行信貸的投資空白。財政投融資在實施過程中 ,既體現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政府經濟政策的政策取向 ,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則運行 ,以確保資金投放的安全性和必要的增值性。通過發展財政投融資 ,形成財政預算、金融、財政投融資三足鼎立結構的宏觀投資體系 ,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財政投融資作為既具有財政性質、又具有金融性質的政府投資 ,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方式。建立財政投融資體系 ,就是規范政策性銀行和財政信用 ,轉變財政職能 ,促進金融體制的改革深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 ,財政投融資承擔產業結構調整的重任 ,主要從事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以及其他一些長期、風險性和地緣政治因素而需要的政策性投資項目。
2 .通過發展財政投融資 ,增強政府對社會基礎設施的投資和調控能力。社會基礎設施是經濟基礎結構的最主要的構成部分 ,是人類在長期經濟活動過程中為自己創造的基礎條件。社會基礎設施對生產和再生產、國民生活乃至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保障和促進的巨大作用。由于其重要性和自身的特殊性質 ,決定了政府運用經濟政策手段予以調節、控制和管理的必要性。即使是在以私有制為基本社會制度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 ,對此也是實行相當程度的管制。如美國政府始終對交通運輸業、信息業 (主要是電訊、郵電 )、公用事業 (供水、電力、水利 )進行較多的干預 ;在日本也同樣對電力、煤氣、水道、交通運輸、通訊等進行專門的干預和控制。政府通過財政投融資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營運管理 ,實行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 ,實際上是通過利用基礎設施的基本特性以及營運的外在經濟性 ,對市場主體實行利益誘導而實現的。
3.中國經濟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從對投資需求來說 ,既要在投資規模上有一個合理的擴大需求 ,也要求投資結構能適應國民經濟協調和穩定運行。前者是依據“九五”和“十五”期間的經濟增長率 ,只有保持一定投資率才能實現相應的經濟適度增長。財政投融資是該時期一條吸收社會閑散資金、將民間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重要途徑。同時 ,財政投融資對在“九五”和“十五”期間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和投資的技術含量 ,也顯得極為重要。近幾年對某些基礎產業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所增加 ,但如何通過投資結構的調整來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以及支柱產業 ,合理調整經濟結構 ,以消除政府宏觀調控的“缺位”現象 ,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第4篇：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
一、堅持創新發展理念，建立充滿創造力和競爭力的金融機構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創新宏觀政策工具。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增強宏觀經濟政策的針對性、準確性和前瞻性。完善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價格政策協調配合的政策體系，運用大數據技術，提高經濟運行信息及時性、科學性和準確性。
建立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機構體系。加快商業性金融機構改革，優化國有金融機構股權結構;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形成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良好的制度環境。
二、堅持協調發展理念，建設多元化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建立多層次金融市場，促進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協調發展。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杠桿率。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顯著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的比重，在化解高杠桿率風險的同時實現資源配置的市場化。開發符合創新需求的金融服務，推進股票和債券發行交易制度改革，推進高收益債券及股債相結合的融資方式。完善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以合格機構投資者和場外市場為主建設多層次債券市場體系。
三、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建設綠色金融體系。通過創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導和激勵更多社會資金投資于環保、節能、清潔能源、清潔交通等綠色產業。積極引導商業銀行建立完善綠色信貸機制，充分發揮金融市場支持綠色融資的功能。通過綠色金融再貸款、財政對綠色貸款的貼息和擔保、對商業銀行進行綠色評級等手段，鼓勵發展綠色信貸、綠色信貸等產品，創新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投融資機制，發展交易市場。設立綠色產業基金。
四、堅持開放發展理念，提升在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影響力。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推動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成為可兌換、可自由使用貨幣。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建立與國際金融市場相適應的會計準則、監管規則和法律規章。
第5篇：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分析(2012～2020年)目前中國經濟正運行在以1978年為起點，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為終點的過程中，轉軌進程的階段性變化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的任務、思路等都將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在國際經濟形勢不確定和風險增大的背景下，中國將在較長時期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而國內經濟形勢也更趨復雜，需求增長放緩、物價上漲、房地產調控與經濟轉型等短期與長期問題疊加。2011年末，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2012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并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為2012年愈加復雜的經濟形勢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在這個總基調下，無論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是產業政策都圍繞著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這將為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持。1．經濟發展速度的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在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上升以及“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背景下，中央政府適當調低了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目標，這既考慮了客觀的實際情況，也體現了與“十二五”規劃綱要確定的年均增長7%的中期目標逐步銜接。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對“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預期目標。按照十七大報告勾勒的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遠景，20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比2010年再翻一番，年均增長速度7．2%左右。
情景設定及其依據本文模擬了2012～2020年間基準情景、益貧式增長情景和危機情景中宏觀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其中包含對通貨膨脹、匯率、出口、政府支出等假設。在基準情景中，經濟增長平穩，預期通貨膨脹仍然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2012年通脹率為4%，2012～2020年間通脹水平比較溫和，在4%～5．5%之間波動;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可能影響，進出口額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在2012年有所下滑，但在2013～2015年逐漸恢復至危機前水平，2015～2020年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下財政支出短期仍將大幅提升，2012～2013年為15%，2014～2016年為11%，2017～2020年降至與國民生產總值外生增長率相同水平;政府轉移支付比例逐年增長，年均增長8%。益貧式增長情景假設了一些更有利于窮人福利水平提高的變動趨勢，如通貨膨脹率溫和;對外貿易受到危機沖擊很小能夠并很快恢復上升的趨勢;本幣升值速度平穩，居民儲蓄水平有所增加;財政支出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逐年提高，2012～2015年政府支出增長率高于基準情景2個百分點，2015～2020年間每年高1個百分點。政府轉移支付的增長率在基準情景的基礎上，2012～2020年每年高2個百分點。危機情景強調了目前金融危機下宏觀調控政策的潛在變化，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主要挑戰和風險。經濟轉軌進程中可能出現比基準情景更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以及貿易摩擦升級，進出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有所降低;經濟發展不穩定或緩慢將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下降(2020年儲蓄率比基準情景低6．8%);財政支出的增長率高于基準情景的水平。情景模擬分析益貧式增長情景下模擬結果表明，2012～2015年增長速度比基準情景高1．6個百分點，2016～2020年高1．15個百分點，各組群的真實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福利狀況均有所改善，其中，最低收入組家庭福利改善程度最大，為33．21%，與基準情景相比，2012～2015以及2016～2020年間財政赤字總額分別高出0．10%和0．04%，說明由于財政支出規模不斷加大，財政赤字有所增加;投資較之基準情景更高，年均高達21．23%和18．14%，說明雖然存在政府公共投資的擠出效應，社會總投資規模仍然大幅提高;消費水平大幅提高。整體而言，益貧式增長情景下基本上達到了益貧式增長的目標。危機與風險情景下模擬結果(見表4)表明，2012～2015年增長速度比基準情景低1．4個百分點，2016～2020年低1．5個百分點，各組群的真實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福利狀況均有所下降，其中，最低收入組家庭福利受沖擊最大，降低31．22%，總福利水平比基準情景下降低72．58%，最高福利組受沖擊程度最小。危機情景下，財政支出水平大幅上升，導致財政赤字情況急劇惡化;公共投資明顯增加的同時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也非常明顯，投資水平較之基準情景水平更低，偏離程度達－21．65%和－18.77%，消費水平也較基準情景大幅降低。整體而言，危機與風險情景下，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都遭受到重創，益貧式增長的目標無從實現，且政府的財政狀況將面臨嚴峻的考驗。
通過模擬基準情景、益貧式增長情景和危機情景下宏觀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可以發現，貿易條件、匯率、利率、財政和貨幣政策、公共支出等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方向與幅度對低收入人群福利水平影響巨大。為了更好地推動益貧式增長，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不斷提高，需要注意宏觀政策調整對經濟增長和窮人福利的影響。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對于加速益貧式增長的宏觀政策調整思路提出三點建議。(1)在保持財政政策穩健性的同時，進一步推動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本文的模擬結果表明，財政支出對提高低收入群體福利影響顯著，但是與財政支出數額相比，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要低得多，癥結在于支出結構與益貧式增長目標仍存在偏離。近期，國家在政策性住房體系、醫療衛生、公共教育等公共領域投資增幅很快，財政支出結構已逐步得到優化，但同時也要保證財政可持續性，雖然國家財政收入增幅連年超過20%，但近一輪積極財政政策下，地方政府已經大舉發債，財政赤字擴大趨勢將會繼續。財政赤字是不可能無限擴張的，長期來看，穩健的財政政策才是益貧式增長的合理選擇。(2)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防止通貨膨脹水平大幅上升。通貨膨脹是衡量宏觀經濟穩定性的重要指標，通貨膨脹的大起大落往往會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響。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貨膨脹會擠壓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家庭，對于很多家庭來說，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社會不滿情緒甚至會因此而加劇。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在貨幣政策方面通常比較被動，在發達國家先前的寬松貨幣政策期間控制通脹難度更大，為規避這些負面影響，必須采取調整收入政策、貨幣政策、對外經濟政策、提高利率、降低工資水平以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抑制通貨膨脹蔓延。(3)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優化出口結構。本文分析結果表明，貿易條件的變化對于經濟增長和窮人福利的沖擊很大。事實上，當前外需大幅減少所引起的出口下滑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優化出口結構，特別是提高包括農產品、資源類產品附加值，以對外貿易帶動技術革新才是貿易政策發展方式轉變的要義。
作者：劉暢 單位：東北財經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
第6篇：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
魏加寧
當前經濟形勢確實是出現了經濟增長速度偏快，銀行信貸資金增長過快的現象，與2004年有相似之處，但是也有不同之處，比如煤電運等瓶頸尚不明顯等。我個人認為應當予以高度重視，加強適度的調控，但是還沒有達到各種行政手段都要一起上的地步，還是應當主要依靠貨幣政策，并輔助財政政策，在控制政府投資的同時，采取有效措施鼓勵消費，加快政府財政的轉型，加大政府在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投入，減輕居民的負擔，改善居民的預期，使居民敢于把錢從銀行取出來消費，這樣不僅能刺激消費，而且還可以減輕和減少銀行存款的壓力，減輕銀行放貸的壓力。
目前從短期看，宏觀經濟形勢似乎非常好，高增長低通脹似乎是最好的時期，但從長期來看問題比較嚴重，比如大量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在這種快速增長的過程中進一步加重了。另外有一個房地產泡沫，經濟泡沫問題。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的過程中，出現了泡沫經濟，一方面日元大幅度升值，股價飆升，地價飛漲，一般商品的價格非常平穩，另一方面當時日本中央銀行缺乏獨立性，沒有辦法及時做出有關的決策，由于這兩個原因導致了泡沫經濟。現在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和日本當年類似的情況，就是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雖然說沒有大幅度升值，但是市場普遍認為人民幣將繼續升值，另外股市時不時有一些井噴，房地產價格在不斷的調控之下依然快速地上漲，同時一般的商品價格低而平穩，很多特征像日本當年泡沫經濟初期的情況。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中國的經濟也有很多和日本不同的地方，特別是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當年日本泡沫經濟形成的時候，銀行業還是比較健全的，沒有多少不良資產，只是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才形成的大量不良資產。另一個是日本當年的制造業還是很健全的，出口的產品都是真正的日本制造，而今天中國的所謂許多中國制造，其實并不是中國制造的，充其量不過是在中國制造、在中國加工、組裝、貼標簽而已，人民幣一旦升值更容易出現泡沫經濟，加工組裝利潤本身就很薄弱，人民幣升值空間會進一步壓縮，資本很容易流向房地產、股市。
我認為，要防止泡沫經濟，就是要采取正確的對策，既包括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也包括長期的發展戰略。
對策之一，就是要擴大內需的中長期戰略，尤其是擴大國內的消費需求，平衡對外貿易，應對人民幣升值，通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可以在不改變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情況下，解決在中國制造的產品的需求問題。
對策之二， 要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日本的教訓之一就是擴大內需本來是中長期政策，日本的有關部門和中央銀行在接受了擴大內需的政策建議之后，將長期政策和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搞混了，以為擴大內需就是擴大總需求，于是采取了過度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要防止泡沫經濟必須要采取穩妥適當的經濟政策，要把握好總供給總需求之間的關系。
對策之三，要加強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中國雖然是出口大國，但是出口的產品大多為低端產品，且大多是外國品牌，目前我國貨物出口一般55% 以上是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實現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資企業完成的，我國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出口的商品所占比重很低。現在，國內企業的生產向著低加工度低技術含量的初級產品行業傾斜，向低加工度低技術含量的生產環節傾向，而高技術含量的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生產環節基本被跨國公司主導，在這種情況下，受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最大的首先是初級產品和初級行業，或處于低加工低技術含量生產環節的國內企業，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只有實現自主創新，“中國創造”，我們才有可能克服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才有可能解決國外針對我國的反傾銷問題。擴大內需只能從需求方面解決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銷路問題，實現中國創造才能夠從供給方面提升我國的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提高我國的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
經濟過熱還將繼續 宏觀調控沒打擊民企
袁鋼明
對于今年的經濟過熱傾向，央行采取了調整利率等幾種手段，但效果不大。從現階段來看，第三季度的國內經濟還在比較高的位置運行,還有加大調控力度的空間。
最近，央行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其實，采取這種方式，要看商業銀行的流動資金多不多，也就是錢用不用得出去。通俗點講，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因為其國有性質，可以不斷吸納大量資金，是不愁沒錢用的。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就相當于把商業銀行一部分閑置的錢收起來，而且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幅度只有0.5%,所以作用不會明顯。
此前，央行曾發行了1000億元的一年期央行票據，這就是以買賣票據的方式向商業銀行收回貨幣，這種調控方式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是一樣的，是一種數量調控。不過相對于連續大量發行票據，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效果相對弱一些。
之所以沒采取之前呼聲很高的加息政策，主要是因為目前的貸款利率已經很高，如果再調高，房地產業會受不了，也會給企業增加很大負擔。但貸款利率畢竟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調控措施，效果也最直接。
前幾個月，央行上調過金融機構的貸款基準利率，但只調貸款利率，存款利率沒有提高，這是治標不治本。存款利率相當于銀行籌集資金的利率，存款利率上去了，貸款利率自然就上去了。國外許多市場經濟國家一般都調節存款利率，不調貸款利率。
不過，從長期看，宏觀調控是一個分步走的過程，不能指望它一步到位地解決經濟過熱的問題。可以預見，央行還將繼續采取緊縮政策，逐步調控。
今年的宏觀調控沒有采取過頭、過激的行政措施，這還是第一次。近幾年來，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傾向于以所有制和企業性質來定性，一旦經濟過熱，就常常壓縮民企的生存空間，比如2004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就是一個例子，江蘇的鐵本公司就 “撞”在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槍口上，因“盲目投資”而被懲戒。而今年的宏觀調控沒有針對民企，沒有采取“關”、“停”、整頓等行政措施，對民企的態度不再“忽冷忽熱”，這可以說是一大進步。
經濟過熱時 民企應“有所不為”
蔡福金
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06年8月1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此前,7月5日起，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已上調了0.5個百分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結構調整步伐有所加快，經濟效益繼續提高，總體形勢良好。但仍存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對外貿易順差加大等突出矛盾和問題。據此，央行做出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以抑制貨幣信貸總量過快增長，維護經濟良好的發展勢頭。
應該說，這個調整很及時，很有針對性。根據測算，存款準備金率上調0.5 個百分點，可以凍結1500億流動性資金。通過對經濟宏觀微調，有利于解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也有利于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
對民營企業影響的面不是全部，而是一小部分，特別是那些自有資金不足、主要靠信貸從事固定資產投資的民營企業影響會比較明顯，這些企業的這類項目貸款可能就會受到抑制。
現在一些民營企業擔心貸款受到限制。除了銀行信貸，歸納起來，大概還有九種融資途徑：第一、政府財政設立的中小企業發展專項基金；第二、地方商業銀行與擔保機構合作推出的對中小企業的無抵押擔保貸款；第三、直接融資，在國內主板、創業板和境外資本市場發行上市；第四、股權融資；第五、項目融資；第六、符合條件的企業根據國家規定企業債券；第七、利用企業的無形資產如非專利技術、商標權、工業產權等進行質押融資；第八、向政府設立的互或商業性信用提保機構融資；第九、向科委申請科技創新基金。
為了解決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國家采取堅決的宏觀調控措施。民營企業應該做好以下準備。
（一）民營企業家一定要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無論是國家、地區，還是企業都要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正確發展，避免走錯路、少走彎路。（二）深刻認識、全面理解、堅決貫徹實施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和國家產業政策，不要亂上、盲目上與國家方針政策不符的項目。（三）必須認真研究企業的發展戰略，對選擇的項目做好可行性論證。反觀國內有些企業，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表態、拍屁股走人的現象并不鮮見，這種粗放式決策方式必須改變。（四）根本問題是迫切需要提高企業的綜合素質和企業家的綜合素質。這是一項長期的戰略性任務。
在當前市場環境下，有五種行業不能進：產能過剩的行業，如水泥、鋼鐵、電解鋁等十三個行業；高能耗的行業；高污染的行業；正在整合、重組、并購的行業，如汽車業；落后即將被淘汰的行業。
有六種行業可以積極進入：節能型行業；低耗行業；無污染行業；有專利和其他知識產權的行業；符合自主創新要求的朝陽產業；國家產業政策支持的行業。
具體講，有八個領域民營企業可以進入：一是原來壟斷現在開放的行業，如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二是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如城市供水、供氣、供熱、公交、垃圾、污水處理等；三是社會事業，如教育、科研、衛生、文化、體育等；四是金融行業；五是國防科技工業領域；六是參與國企改制；七是參與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舉的投資建設項目；八是新農村建設，農田、水利、道路交通、廣播電視、文化事業、商業零售等都蘊含巨大商機。
民營企業投資選項目要注意四個原則：首先，任何項目的成功都是市場需求與企業資源優勢相結合的結果，兩者缺一不可。需要注意的是，市場需求包含國家宏觀政策對市場的引導；企業資源優勢不僅指自身所有的資源，也包含企業整合外部資源的能力。其次，向鄰近和相關領域拓展的原則，如果主業已經成熟，需要向外拓展，一定要在鄰近產業和行業發展，特別是對于中小企業而言，這樣可以立于不敗之地。第三，要掌握“無中生有”的原則。凡是市場迫切需求又短缺的產品，只要投資，就可以獲得驚人的成功；第四，要學會避熱就冷，學會逆向思維，避免跟風上項目，避免造成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嚴重后果。
“高增長、低通脹”值得質疑
易憲容
國家統計局7月18日了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1.3%，而GDP增長則為10.9%。僅僅看這兩個數據，目前中國經濟處于一個 “高增長、低通脹”的大好時期。因此，為了保證國內經濟增長得以持續、不增加國企改革與國有銀行改革之負擔，又能夠對銀行信貸增長過快有所約束，央行采取了調升存款準備金率的手段。
但是，調升存款準備金率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結論可能并不樂觀。從2003 年出現經濟過熱、固定資產投資過熱等現象開始，央行調升存款準備金率已經有四次了，但實際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已經證明作用有限，為什么還要調升存款準備金率？這固然與減輕國有企業改革與銀行改革的負擔有關，但最為主要的是央行對經濟形勢的判斷與認有了誤差，簡單地認為中國經濟現在處于“高增長、低通脹”大好形勢中。那么，“高增長、低通脹”的大好形勢又是如何得出的呢？這與目前對通貨膨脹指數的評估、計算有關。從現實的經濟生活來看，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并不像公布的那樣好，即目前中國的實際CPI與名義CPI差距很大。
目前國內的CPI體系沒有反映居民購買消費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動情況和水平。國內CPI體系滯后性、非規范性、非科學性早就受到經濟學界嚴重質疑。加上國內CPI指數編制上的不公開不透明，不僅導致國內CPI指數與實際經濟生活嚴重脫離，也誤導了國家與企業的經濟決策，剝奪廣大民眾與研究者的知情權。試想，如果用一個脫離現實經濟生活的CPI指數來判斷國內經濟形勢，如何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正因如此，國內CPI指數嚴重的低估，就容易得出中國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高增長、低通脹”的結論，因此宏觀調控就不需要動用價格型工具――利率了。此時，調升存款準備金率一箭多雕，何樂而不為？
第7篇：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
一、把握公共導向，不斷深化公共財政建設作為適應和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變革
1.公共財政建設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很多理念和步驟上的契合。堅持完善公共財政制度，本身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治本之舉”之一，同時也是為財政政策發揮“有意為之”的能動性所提供的系統支撐。在公共財政框架的構建方面，近年已經取得了一系列包括財政管理制度創新、管理方式創新、公共產品和服務逐步提質、豐富在內的成績。但是，公共財政所包含的深刻內涵、所要求的更深層次的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所肩負的適應和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使命，需要繼續深化財政轉型，不斷探索和創新。公共財政不僅僅是市場經濟的有機部分，而且需要其產生更大的作用力，以自身的改革和完善配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進步，也包括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公共財政建設中，不僅要把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作為財政分配的主要目標和工作重心，還要在更深層面上，發掘公共財政的創新空間。
2.要深刻領會公共財政與以民主法治為特征的政治文明的互動意義。現代意義的公開、完整、透明的財政預算，從其編制、審議、批準到執行，需要有一整套體現合理有效的權力制衡、民意表達、規范嚴密的決策及監督機制的制度安排。如果這種規范的公共選擇制度安排，最終能夠在公共財政的決策和管理運行中穩定地成型，或者說通過公共財政建設的深化促進了這種制度安排的建立和推廣，那無疑將是公共財政對和諧社會核心內容――“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更深層次和更具全局意義的貢獻。同時，其綜合效應將順理成章地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產生正面推動作用――無疑，權力制衡和公眾監督的制度化是防止政府偏離職能、過度干預經濟和促使統籌協調的科學發展觀落實于集約式增長的最有效方法和長效機制。
3.深化財政政策能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居民消費需求。促進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財政補助規模，提高城鄉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收入，增強其消費能力。完善各項強農惠農政策，努力擴大就業，支持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落實義務教育學校、公共衛生和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績效工資等政策。完善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等政策措施，積極引導消費需求。同時，充分發揮財稅政策穩定物價的作用。大力支持糧油、蔬菜、棉花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生產，穩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供應，做好必需商品進口以及儲備物資投放等，促進市場供求平衡和物價基本穩定，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
二、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財政政策實施路徑
1.運用財稅政策，驅動產業結構整合協調
(1)強化財政投資導向，放大市場主體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效應。財政通過貼息、加速折舊等方式，調整市場經濟主體的行為，引導社會資本的合理投向，扶持在行業和地區處于領先地位的重點骨干企業和重點項目，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正確處理有效競爭與規模經濟的矛盾，鼓勵中小型企業發展，適時調整財政政策，積極有效地引導社會資源在三大產業中合理配置。
(2)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進而優化產業結構。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的發展要求，進行傾斜性投資，增加對農業、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礎產業及基礎設施投資，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和新型支柱型產業，支持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優先增加基礎教育、基礎科研、公共衛生、公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資興業和居民生活的環境；支持衰退產業加快退出的步伐。
(3)實現稅收優惠由區域傾斜向產業傾斜轉變，充分貫徹國家產業政策。逐步擴大增值稅實施的范圍，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改變企業所得稅按行政隸屬關系征收的辦法，實行統一征收，按比例分成，促進企業跨行業、跨地區重組，優化企業組織結構；實現產業的稅收優惠調節多元化，注意運用加速折舊、納稅扣除、稅收信貸等間接優惠方式。對需要限制和壓縮的產業增加稅收抑制力度，通過加強征收、稅收附加、征收消費稅、投資方向調節稅等方式，促使其轉產或減產。
2.完善則政體制。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做好健全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相關工作。推進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財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進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財政預算，細化政府性基金預算，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并完善相關政策措施，繼續試編全國社會保險基余預算。全面取消預算外資金，將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納入預算管理。深入推進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等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預算績效管理制度。研究推進政府會計改革，探索試編政府資產負債表。繼續推進預算公開，進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產業領域推行增值稅改革試點，相應調減營業稅，從制度上逐步解決貨物與勞務稅收政策不統一的問題。完善消費稅制度，將部分容易產生環境污染、大量消耗資源的產品以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健全個人所得稅制度，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合理調整稅率結構，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強化對高收入的調節。進一步推進資源稅改革。按照“正稅清費”的原則，清理政府非稅收入，提高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
第8篇：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
關鍵詞：產能過剩；流動性過剩；政策協調
基金項目：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07JA7971)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任碧云(1962-)，女，山西晉中人，經濟學博士，天津財經大學金融與保險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金融宏觀調控、中國金融業的改革與實踐等研究；王智茂(1983-)，男，江蘇鹽城人，天津財經大學金融與保險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金融宏觀調控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1-0016-04 收稿日期：2007-10-23
一、轉型背景下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及其表現
20多年的改革和開放，使中國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外部環境而言，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得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現了日益密切的互動。這和我國國內城鄉二元之間的互動關系非常相似，可以將其稱為全球范圍內的“二元經濟”；就內部環境而言，國內總供求關系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走向了買方市場。這種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再加上轉型背景下經濟運行所具有的特征，使中國的經濟運行呈現出了特殊的復雜性。這種特殊的復雜性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預期的雙重壓力
產能過剩，簡單地說就是生產能力大于需求或者供過于求。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06年，我國600種主要消費品中，供過于求的商品430種，占71.7％；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70種，占28.3％；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與2005年下半年相比基本持平。從300種生產資料來看，供過于求的69種，占23％，數量比2005年下半年增長4.6％；供求平衡的218種，占72.7％，數量比2005年下半年增長2.4％；供不應求的僅13種，占4.3％，數量比2005年下半年減少61.5％。2006年1月一5月份，有9個產能過剩行業的國內貸款繼續增長，僅鋼鐵行業就增長45％，增速同比加快8.7個百分點。我國的鋼鐵、電解鋁、電石、鐵合金、汽車等行業產能已明顯過剩；水泥、煤炭、電力、紡織等行業目前雖然產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規模很大，隨著新建擴建產能的陸續投產，同時落后的生產能力退出緩慢，產能過剩有加劇之勢，工業企業的生存環境將進一步惡化。
通貨膨脹是世界性現象，其產生原因有著多種經濟學解釋。一種是從總需求角度來分析，原因在于總需求過度增長，總供給不足；另一種是供給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它從總供給的角度分析，認為引起通脹的原因在于成本的增加；還有一種是結構性通貨膨脹理論，這種理論從各生產部門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勞動市場的結構特征和各生產部門之間收入水平的趕超速度等角度分析了由于經濟結構特點而引起通貨膨脹的過程(武獻華、龐明川，2003)。2007年以來，中國的CPI連續上升，10月份達到今年最高值6.5％。消費品價格的飛速上漲，使人們對經濟產生強烈的通貨膨脹預期，政府也連續出臺多項穩定物價的緊縮貨幣政策，但收效甚微。從目前經濟發展態勢來看，CPI上升的推動因素已經開始由糧食、能源、原材料等擴散到其他領域；從供求角度來看，當前通貨膨脹正由成本推動為主向需求拉動為主轉化。由于目前通貨膨脹的預期已經初步形成，通貨膨脹預期作為一個中間環節，在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之間形成了互相強化的循環。
(二)流動性過剩和對外貿易順差不斷加劇
目前，流動性過剩問題已經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的熱點。可以說，當前M2/GDP比值過高、銀行存貸差過大等現象已經表明中國流動性嚴重過剩。過多的流動性推動了總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的增長，在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給物價上漲和經濟穩定造成了壓力。從表1數據不難看出，當前我國廣義貨幣M2增長明顯快于實體經濟的增長。除2004年外，2000年～2006年廣義貨幣M2增長率均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長率，M2增長率平均比GDP名義增長率高出3.6個百分點。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使得M2與GDP的比值不斷上升，由2000年的1.36上升為2006年的1.65。
說明：1 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相關年份；
2 M2增長率、GDP增長率、M2/GDP通過各年數據計算得到：
3 M2增長率、GDP增長率為名義增長率。
另外，從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銀行存款與貸款的差額日趨擴大。2000年～2006年，銀行人民幣存款增長比貸款增長平均高出了4個百分點。銀行存貸款增速的差異導致存貸款差額不斷擴大，截至2007年9月末，銀行存貸款差額已經高達12.40萬億元。這表明銀行可運用的資金規模相當大，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間市場。
從表3中可以看出，1999年～2006年的8年中，我國幾乎每年都有數百億美元的經常賬戶順差。2002年為304億美元，2004年為321億美元，而2006年已達到1775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雖然順差的出現曾經一度緩解了我國資金短缺的局面，但現在它帶來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持續雙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激增使得新增外匯占款成為我國流動性供給的主要渠道(王子先，2007)。央行數據顯示：2007年1月～9月，中國貿易順差繼續增加，外匯儲備增長了3673億美元，同比多增1982億美元；而2006年全年外匯儲備的增長額為2475億美元。2007年9月底，國家外匯儲備余額已達14336億美元，同比增長45.1％，再創歷史新高。這意味著外匯儲備的激增將會直接導致基礎貨幣投放的擴大。與此同時，由于中央銀行進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操作的空間越來越小，投資效益的提高推動銀行信貸的增加，中國宏觀流動性仍將出現高位增加的局面。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貿易順差造成的巨額外匯儲備不僅對貨幣投放總量產生巨大的沖擊，而且還對流動性過剩的部門結構產生巨大沖擊，形成更為復雜的結構性流動性過剩；而這種結構性流動性過剩問題的存在，必將對經濟整體運行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產生重大影響。
(三)經濟增長顯著，但失業率仍居高不下
中國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2005年，下崗就業與社會保障成為城市居民最關心的社會問題，高失業率也成為了目前我國主要社會風險之一。“十一五”期間每年城
鎮新增勞動力在500萬到550萬之間。如果農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轉移1000萬勞動力，加上現有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和下崗職工人數，“十一五”時期全部需就業人數約1.62億人左右。從勞動力需求情況看，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估計，按目前的就業彈性，如GDP年均增長7％～8％，每年大約能提供800萬個就業崗位，5年共能提供4000萬個就業崗位。由此可見，“十一五”期間的勞動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而且，目前國家公布的失業率并沒有包括現在農村的1.5億富余勞動力。如果將其計算在內，我國失業率就要高達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燕波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另外，目前的失業率統計中也沒有包括500萬下崗職工，因為下崗職工盡管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但他還是企業的人，沒有和企業解除勞動合同。如果以后‘下崗’和‘失業’完全實現并軌，兩部分人就將合并計算，那么我們的失業率的數字就將更高。”
顯見，與中國經濟高增長伴隨著的是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只有一個，即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嚴重失衡。從國際經驗看，幾乎所有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總是要伴之以結構調整和技術提升；也只有通過結構調整和優化，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整個社會才可以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但是，由于政績考核導向等方面的原因，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對于能夠更多吸納勞動力的第三產業和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并未給予應有的重視。2006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為39.5％，而類似發展水平的國家該比重要在50％以上。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了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6年間凈“縮水”810萬戶。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也顯示，從1999年至2005年底，我國個體工商戶的戶數從3160萬戶減少到2464萬戶，降幅達22％；從業人員數從6241萬人減少到4900萬人，降幅達21.5％(中國新聞網，2007)。
從當前宏觀經濟的運行特征來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已經由總量問題轉為結構問題。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扭曲，日益成為影響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整體競爭力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如何合理配置使用市場資源和非市場資源，通過市場調節和非市場調節的相互配合，對現有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逐步推進市場化轉型進程，將是未來幾年內宏觀經濟政策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二、基于轉型背景下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復雜性特征的政策協調選擇
從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學者就開始注意到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要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并使之同時均衡，各項政策及其工具必須相互協調和配合(鐘丹，2002)。在這些研究成果中，“米德沖突”思想、“丁伯根法則”、斯旺內外均衡模型、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等都給予后人以重大影響和啟示。特別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MF模型)，將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IS、LM曲線和體現匯率政策的BP曲線聯系起來，集中分析了不同匯率制度和資本流動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外市場均衡中的協調配合。他們得出的重要結論就是：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有效；在浮動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更為有效。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已經擁有了相對成熟的市場和較為健全的制度體系支持，因而其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措施主要依賴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使用，通過靈敏的市場傳輸機制，調整經濟結構變化，就能夠影響整個經濟的運行；而中國的情形則不同，由于正處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因素和非市場因素就不可避免地會長期同時存在。基于中國經濟運行的這種特殊復雜性，單純依靠某一兩種經濟政策已經很難從本質上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因而，當前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必須涉及到多種經濟政策的相互協調和配合。
(一)基于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的政策協調選擇
根據通貨膨脹的一般理論，通貨膨脹的成因不外是需求拉動和成本推進這兩方面以及這兩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進。但就中國經濟運行的具體情況來說，由于市場體系還不完善，經濟發展水平也極不平衡，引起需求膨脹和成本提高的因素和發達國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些因素主要是結構性因素，因而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壓力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受國際市場糧油價格上漲的影響，國內糧食、能源、生產資料等基礎產品的價格也在大幅上漲；而且由于工業內部結構本身的不協調，基礎工業明顯滯后于加工工業的發展需求，因而一旦基礎工業原材料價格上漲，必然會對整個工業體系產生需求層次不斷延伸和擴大的鏈式連鎖反應，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通貨膨脹的預期。與此同時，由于存在通貨膨脹的預期，企業又會不斷增加現期的生產投入甚至開始預增未來產能的投入；個人消費也因為通貨膨脹預期的存在而開始增加，實物資產價格開始上升，又使得這種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逐漸轉變成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并形成一種相互影響的循環。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基礎工業一直落后于加工工業的發展，加之一些高能耗的基礎工業生產成本相對較低，利潤空間很大，從而造成近年來對于基礎工業的投資不斷攀升，而對于基礎工業的投資主要又是以資本密集型的固定資產投資為主，造成了這些投資項目不能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那樣，比較容易地進出生產領域。這就意味著在國際市場引起的原材料及基礎產品價格上漲之后，這些行業因為缺乏市場流動性，短時間內難以依據需求狀況減少或退出生產，使得產能過剩的狀況難以隨價格機制和供求關系出現根本變化。由此，我們看到宏觀經濟層面上出現產能過剩與通貨膨脹壓力并存的局面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調整當前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主要將依靠產業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組合來解決。一般來說，貨幣政策是治理通貨膨脹最為有效的工具，而產業政策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上更為有效。但由于中國經濟運行中呈現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在結構性產能過剩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壓力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就需要兩種政策工具更為合理的搭配和協調。具體來講，首先應從產業結構合理化人手。產業政策的選擇至關重要，尤其在調整基礎工業和加工工業的結構方面，應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和優化，淘汰和壓縮過剩生產力，穩定市場供求狀況，增強國民經濟活力；其次，在產業政策目標明確的基礎上，需要通過合理的貨幣政策加以協調配合，主要是運用緊縮的貨幣政策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產品行業的信貸投放量，有效利用利率杠桿，引導、優化產業結構。
(二)基于流動性過剩和貿易順差的政策取向選擇
就現在的流動性過剩而言，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目前剛性
匯率制度下的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孫立行，2007)。在一定程度上講，銀行信貸的增長完全是出于平衡存款迅速膨脹的負債結構，M2的增長速度也從側面充分說明了這一現象。央行的貨幣增長伴隨著大規模的外匯沖銷行為，在貿易順差的擴張中也有很多隱藏著人民幣套利的投機資本。所以，要解決當前流動性過剩和貿易巨額順差的問題，單純依靠緊縮的貨幣政策是難以奏效的。如加息只能緩解國內信貸的增長壓力，而無法解決外匯占款這一根本問題；而且加息本身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它有利于抑制貸款需求，但也會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從而增加外匯占款規模。
對于經濟政策的取向選擇來說，貨幣政策同匯率政策、外貿政策的協調使用會更加有效。在實施緊縮貨幣政策進行外匯沖銷干預的同時，我們還必須使用靈活的匯率政策來解決國外資本的大量流入。自2006年年底起，中國已履行對WTO的承諾，開放了國內金融行業，所以，要杜絕外國資本的流入或流出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尤其在人民幣增值預期非常強烈的狀況下，流人的市場力量要遠遠大于受到監管的流出的規模，控制外匯本幣化的數量調整手段也顯得作用不夠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外貿政策、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就顯得十分關鍵。應大力發展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把“引進來”與“走出去”結合起來，尤其是使用外匯儲備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投資運作，這不僅能緩解外匯占款所帶來的流動性膨脹壓力，而且還能降低央行沖銷行為的成本。因此，在合理吸收現存過剩流動性的同時，積極尋求流動性的疏導之策將是解決流動性過剩和外匯儲備過多的根本所在。在解決流動性過剩過程中，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搭配，是解決如何吸收并減少流動性流入問題的關鍵；而外貿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組合，則是解決如何釋放并流出流動性問題的主要政策手段。
(三)基于在經濟增長情況下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政策取向選擇
過去相當長時間內，由于各級政府比較關注經濟增長等指標，而對可以增加就業的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重視不夠(夏小林，2007)，從而出現國內生產總值等經濟指標向好而就業率反而減少的狀況，致使我國失業問題愈演愈烈。我們知道，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是誘發社會不穩定、影響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必須明確把增加就業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目標和各級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應該是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從政策協調的角度看，可以通過產業政策、財政政策以及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來解決就業率和經濟增長不協調問題。照此思路，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進行招商引資、結構調整以及發展新經濟組織時，應充分考慮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把創造就業機會作為優先考慮的經濟指標之一；在通過產業政策調整增加就業的同時，應該輔之以有效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支持，為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另外，由于財政政策在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方面可以避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利率等中間環節，對于扶持落后地區經濟建設、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及降低交易成本具有更為直接有效的作用，因而政府還應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轉移支付作用，尤其是對農村和農業的財政支持，保障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
三、當前中國經濟政策相互協調的安排
由于轉型時期中國經濟運行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在處理具體宏觀經濟問題時，就需要多種經濟政策相互協調配合。結合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現實及主要問題，我們提出下列思路。
(一)產業政策：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行業競爭力，實現資源合理優化配置(劉志彪、安同良，2002)
具體來講，其一，完善行業準入管理制度，加快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這里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產業政策應該鼓勵和支持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紡織、造紙等行業的企業兼并重組，依法淘汰水泥、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等行業落后生產能力，還應該廣泛應用先進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特別是對鋼鐵、建材、煤炭、電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業進行技術改造。其二，突出抓好重點行業和企業，加強鋼鐵、有色金屬、煤炭、化工、建材、建筑等重點行業以及年耗能萬噸標準煤以上重點企業的節能減排工作。其三，鼓勵知識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這些產業涵蓋生物醫藥、集成電路、新一代移動通信、下一代互聯網、信息安全等領域。其四，鼓勵社會資金投入服務業和中小企業，大力發展非公有制服務企業，由政府部門來設立扶持中小企業創業、發展的機構，主要功能是給這些中小企業的創業和發展項目提供擔保，使其能夠向大銀行貸款，以促進服務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
(二)財政政策：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發揮協調收入分配
第一，改變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于向政府與企業傾斜的傾向，通過減輕賦稅和增加企業盈利分紅的措施來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第二，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通過提高全民素質和勞動生產率來保持居民工資水平的長期增長；第三，建立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農村全面進步。在農村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農村養老院、敬老院，對農村的孤殘人員實施救濟金制度，通過農民個人、地方政府、鄉鎮企業三方聯合建立醫療防御基金，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
(三)貨幣政策：政策適度從緊，優化信貸結構
第一，在目前我國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和商業銀行信貸擴張沖動的條件下，中央銀行應采取適當的“緊縮”措施，合理地控制貨幣信貸增長，進而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過快增長；第二，通過“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對信貸資金投放實施引導；第三，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市場發展。通過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中國經濟的崛起；通過大規模增加金融產品供給，主動吸納過剩流動性。
(四)匯率政策：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快外匯體制改革
第一，完善做市商制度，引入詢價交易方式，改進中間價形成機制，健全外匯市場體系；第二，擴大遠期結售匯業務范圍，提高市場交易活躍程度；第三，加大改革與創新的步伐，同時在人民幣衍生產品交易方面選擇適當時機，在合適的交易所推出人民幣期貨、期權交易；第四，籌備外匯投資公司，運用外匯儲備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資本運作，緩解外匯占款所帶來的流動性膨脹壓力；第五，繼續擴大實施“藏匯于民”的政策，適度引導和擴大資本流出，同時加大反洗錢工作的力度，特別是對國際熱錢流入我國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進行必要的限制，繼續加強短期外債管理。
第9篇：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
剖析江蘇經濟金融現狀，更加堅定改革決心發展信心
進入新世紀以來，江蘇金融業始終堅持走改革創新發展之路，金融業在取得自身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增強。2008年我省金融業實現增加值超過1400億元，約占GDP的4.62％，比上年提高0.62個百分點，占服務業的比重達到12％，比上年提高2.1個百分點。金融危機下審視江蘇經濟金融業的發展，既要看到面臨的“危”，更要把握存在的“機”。客觀分析江蘇經濟金融現狀，我們的信心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信心來自于江蘇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發展后勁。改革開放30年來的快速發展，江蘇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和經濟基礎，為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業綜合競爭力提供了必要支撐。2008年全省GDP超過3.0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2.5％左右，人均GDP達到5700美元。今年GDP預期增長10％以上，經濟繼續保持高位運行。為積極貫徹中央擴大內需的重大決策，省財政安排投資100億元，預計到年底可完成政府性投資3000億元，帶動全社會投資1.4萬億元。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和全社會投資的高位增長，將為我省經濟提供強有力的發展后勁，也為金融業改革發展創造巨大的潛力和空間。
其次，信心來自于江蘇高質量運行的金融市場體系。在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全省金融業保持平穩健康發展的好勢頭，運行質量進一步提高。2008年末。全省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3.7萬億元，增長21.6％：人民幣貸款余額2.62萬億元，增長19.5％，高于全周平均水平0.7個百分點。資本市場新增境內外上市公司11家，保險市場實現保費收入775億元，同比增長34.5％。全省金融機構實現利潤789多億元，比上年增長28％：金融機構五級分類不良貸款率2.7％，比年初下降1.3個百分點，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繼續保持“雙下降”勢頭。今年1月份，全省新增貸款2603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747億元，占去年新增貸款總量的60％，顯示出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下我省金融業良好的反應能力和較高的運行質量。
第三，信心來自于江蘇有日益完善的金融生態環境。近年來，省委、省政府對金融業高度重視，2007年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了建設“金融強省”的目標。去年中央對宏觀調控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后，省政府又出臺了《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八個方面29條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門對金融業發展重要性的認識更加統一，有關部門先后制定了金融生態縣創建、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設立金融業發展專項引導資金等扶持政策，各地積極開展金融業改革創新試點、農村金融改革等工作，為推進金融業重點領域改革、加強經濟薄弱環節金融服務，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發展氛圍。
透視國際金融危機形勢，更加善于搶抓機遇迎接挑戰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2008年以來，我國股市、房市相繼回調，沿海加工貿易企業訂單減少，部分企業停產關閉，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更加突出。但從總體看，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沖擊和影響相對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我國銀行業仍以傳統信貸業務為主，證券、保險業的國際化程度相對較低，另一方面，我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尚不充分，監管體系相對健全、獨立，特別是對金融創新及衍生產品的管理較為審慎、嚴格。相比而言，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要大于金融業。在世界經濟加速下行的背景下，我國經濟金融業發展的總體環境依然向好，諸多有利因素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顯現。一是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巨大的內需市場。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的高速發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隨著一系列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從長遠和全局看，中國的內需市場也將對緩解世界金融危機發揮重要作用。二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和嚴格的金融監管。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發展，中國的金融組織和管理體系已基本完善。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顯著增強。特別是審慎而又靈活的外匯管理政策，對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抵御外來資本市場沖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三是強大的制度優勢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改革開放30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對宏觀經濟的形勢把握及時到位，政策調整更顯靈活，宏觀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實效性不斷提高，充分體現了我國行政制度的優越性和政府宏觀調控的科學性、藝術性。從穩健的財政政策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從從緊的貨幣政策到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時、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為穩定市場信心、促進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的支撐。四是巨額的外匯儲備和傳統的儲蓄美德。目前我國擁有1.9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國民儲蓄率達到50％以上，政府內債、外債的總和不到GDP的60％，這些都是抵御外來風險、保障經濟需求的堅強后盾。
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環境更趨復雜，挑戰更為嚴峻。但機遇也蘊含于挑戰之中，關鍵在于如何審時度勢，更加善于在挑戰中把握機遇。爭取更大的發展主動權。
一是要在迎接市場競爭的挑戰中把握機遇。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是金融行業市場競爭格局的大調整。那些依賴于投資銀行業務發展的國際金融企業集團，在危機中遭受沉重打擊。相反，包括中國銀行業在內的以傳統儲蓄與信貸業務為主的銀行企業，經受住了金融危機的首輪沖擊而得以穩健發展。國際金融格局的調整，為我國金融業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創造了新的機遇。當國際金融資本日漸收縮之際，正是我國金融資本實現對外擴張的有利時機。當國際金融衍生品創新受到全球質疑之際，正是國內金融業加快產品、服務創新的有利時機。當國際金融人才加快流動之際，正是國內金融業招攬金融專業人才的有利時機。隨著國際金融人才、金融產品、金融管理的引進和借鑒。我國金融業融入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將進一步增強。
二是在適應政策調整的挑戰中把握機遇。去年11月，為應對復雜多變的經濟金融形勢。抵御國際經濟危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國務院研究確定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決定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出臺。就是要通過擴大
財政支出，有效拉動經濟增長。這一政策在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比貨幣政策而言，積極的財政政策的關鍵優勢在于它能迅速地提振經濟活動，以項目建設拉動信貸投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提出，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是第一次。貨幣信貸資金的大幅投放，對我國銀行業搶占市場、控制風險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為資本、保險市場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適應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就是要充分利用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放大效應，抓住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有利時機，配合國家產業政策的調整優化，進一步加大信貸投放力度，在滿足經濟發展需求的同時，提高金融業自身的發展水平和競爭能力。
三是在改進金融監管的挑戰中把握機遇。美國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金融監管“缺位”問題，既為我們敲響了金融風險的警鐘，也為我國金融改革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國際經驗表明，越是在金融業發展的關鍵時刻，越是要加強監管。越是在有效監管的環境中，金融業才越能健康持續發展。在當前我國金融體系由分業經營向綜合經營推進的過程中，金融監管創新顯得尤為重要。
展望江蘇金融發展前景，更加勇于承擔責任促進發展
當前，江蘇金融業發展正處于十分關鍵的時期，既面臨嚴峻的挑戰，又面臨難得的機遇。在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金融業既要在防范風險的基礎上，更好地承擔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責任，又要在“保增長、促發展”中發揮應有的先導作用。當前形勢下，不折不扣地落實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全省金融系統來說，既是工作要求，也是能力考驗，更是發展機遇。我們必須始終堅定發展信念、增強機遇意識、發揚務實作風，緊緊圍繞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這一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加快發展步伐，加大改革力度，加強金融服務，努力為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是以貫徹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為中心。確保今年全省貸款增長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全省金融機構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戰略的高度、長遠的角度，正確認識當前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折不扣地落實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關于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各商業銀行要積極推行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適應的信貸政策和考核標準，金融監管部門要積極推行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適應的監管措施和鼓勵政策，保證信貸資金暢通地流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產品有銷路、生產有效益的企業，盡力滿足經濟運行的合理資金需求，確保今年我省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突破3萬億元，貸款增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以上。
二是以增強金融服務能力為重點，加強對重大項目、中小企業和“三農”的信貸支持。金融機構要善于把握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脈搏，更加關注經濟發展重點領域，突出支持薄弱環節，著力解決信貸工作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首先要加強對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產業項目的信貸支持。今年我省安排的政府性投資有3000億元，對列入“籠子”的重點項目，金融機構要及早介入，跟蹤對接，做好信貸服務。其次要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適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要求，創新對中小企業信貸的監管和服務。金融監管部門要進一步改進金融監管機制，調整完善對中小企業的信貸管理制度和貸款責任追究制度。金融機構要加快中小企業信貸產品和服務創新，調整完善信貸準入條件和考核、獎懲機制，努力做到中小企業信貸存量不減、增量明顯。同時要加強對“三農”的信貸支持。加大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信貸支持，積極開辦農業科技貸款，創新小額支農信貸產品，擴大農戶貸款覆蓋面，確保“三農”貸款增長高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