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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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一、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
(一)生產活動全球化。生產活動的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國際分工正在演變成為世界性的分工：1國際分工的內容發生變化。國際分工從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分工逐步發展成為以現代工藝、技術為基礎的分工；從產業各部門間的分工發展到各個產業部門內部的分工和以產品專業化為基礎的分工；從沿著產品界限進行的分工發展到沿著生產要素界限進行的分工；從生產領域分工向服務部門分工發展。2國際分工的形成機制在變化。即由市場自發力量決定的分工，向由企業，主要是由跨國公司經營的分工和由地區經貿集團成員內組織的分工發展，出現了協議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內容為產品型號的分工，產品零、部件的分工和產品工藝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產網絡。5世界性的國際分工使各國成為世界生產的一部分，成為商品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它有利于世界各國充分發揮優勢，節約社會勞動，使生產要素達到合理配置，提高經濟效益，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二)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形成。1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拉動作用增強。它表現為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如以1990年為100，世界貨物出口值指數從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產指數從86上升到107；世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同期從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間，世界貿易出口量年均增長率為6％；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服務貿易發展迅速。世界服務貿易額從1985年的3809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億美元，在國際大貿易(貨物與服務)中的比重同期從163％上升到188％。3國際貨物貿易交換品種多樣化。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貨物從1980-1981年的11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種。在發展中國家出口貨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開始超過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貨物種類從1980-1981年的6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種。4發達國家同類貨物相互交換增加，主要的經濟貿易大國一般既是某類商品的主要出口國，也是該類商品的主要進口國。5國際貿易趨同化。它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普遍使用，EDI(電子數據交換)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貿易撮合(ETM)，電子資金轉賬(ETF)等已在許多國家開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共同標準；貿易合同標準化。6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多邊貿易體制正式確立。1995年1月1日誕生的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世界貿易進一步規范化，世界貿易體制開始形成。作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組織和法律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其法人地位對所有成員方都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化為中心，囊括當今世界貿易諸多領域的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已經構筑起來。
（三）各國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國際化進程加快。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大銀行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開始了大規模合并、收購活動，以提高效益。如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買下了大通曼哈頓銀行在比利時和荷蘭的附屬機構。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民希敏寺銀行也吞并了一些歐洲其他國家的小銀行，以擴大在歐洲的網絡。為了提高本國銀行的競爭能力，很多國家對于大銀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1993年以來，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內的大銀行之間至少發生過25次合并。2地區性經貿集團的金融業出現一體化。歐盟統一大市場建立后，銀行、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可在歐盟內經營不受國界限制的保險和投資業務；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則可通過收購、兼并等形式加緊滲透歐洲市場，歐洲的金融市場將演變為真正的國際金融市場。3金融市場迅猛擴大。到1995年，外匯交易額已上升為世界貿易額的60倍，全球外匯日交易額已超過12萬億美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國際信息的網絡化，外匯市場的資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從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
(四)投資活動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資規范框架開始形成。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投資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新支點。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額與年均國際貿易額的比例在縮小，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高于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貿易額為41，14571億美元；同期，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56535億美元，二者之比為160∶1，差距進一步縮小。1991-1996年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率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據統計，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從1985-1990年年均1，55578億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3，46824億美元。同期，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45005億美元增長到2，94732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932％下降到849％；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0554億美元增長到51469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41930億美元增長到3，49227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從1，16744億美元增長到2，08226億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中的比重從822％下降到596％；發展中國家從24736億美元增長到1，28741億美元，所占比重從174％上升到369％。第叁，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并行，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發達國家中主要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同時也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1995年，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國家占當年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3％。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1985-1995年，有2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國際借貸資金流動量增長很快，證券股權投資迅速發展。1993年流動金額為8185億美元，1994年增加為9534億美元，1995年增加為12，584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一樣，證券股權投資依然偏向于少數新興市場國家，1995年亞洲就占了流向新興市場的外國證券股權投資凈流量的53％。此外，外國證券股權投資的來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興市場的這種投資35％以上來自美國，15％來自日本，11％來自英國。近幾年來，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的投資者也向新興國家進行這種投資。第五，投上日程。90年代以來，保護和促進投資的雙邊投資條約數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簽署這種條約1330個，涉及162個國家，在5年里條約數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國政府共對外國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了約600次調整，其中95％是放松對外資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個國家的112項立法變化中，106項屬于趨于自由化或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立法。國際社會為達成國際性的投資協議開始行動。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第一次將投資問題納入多邊貿易的體系，并達成《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出現通過協商建立一個綜合性多邊國際直接投資框架的行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第九次會議對未來多邊投資框架進行了探討，并已達成協議。
(五)跨國公司作用進一步加強。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第一，跨國公司的數目劇增。據統計，1996年跨國公司已達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659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基地的最大跨國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國資產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的外國附屬企業中擁有17萬億美元的資產(控制了約1/5的全球外國資產)。第叁，跨國公司開始結成新型的"戰略聯盟"。面對競爭壓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資領域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采取各種辦法參與全球化經濟的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結成聯盟。通過兼并與收購在國外建立自己的生產設施，以保護、鞏固和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1988年到1995年間，全球跨國兼并與收購總額增加了一倍，達到2290億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國兼并與收購的規模超過10億美元。與此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以協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強聯合。1995年締結了近4600項這樣的協定，而1990年只有1769項。1990年以來，跨國公司之間在核心技術(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強了戰略性研究與開發伙伴關系。第四，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規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其國家貿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現了無國界經濟。
(六)經貿文化、人才出現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個體化為特征的多媒體網絡正在覆蓋全球；出現了經濟生活和貿易文化的全球性趨同現象；"國際人"開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發展目標形成。為了在經濟競爭中取勝，"國際人"正在成為各個國家、各大公司的首選目標，培養"國際人"、尋找"國際人"已成為世界性的人才戰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國際人"戰略。他們認為，國際人應具備以下10個基本條件：積極肯干，但是不蠻干；人際關系融洽，不以自我為中心；興趣廣泛，知識豐富；外語出色，樂意結交外國人；行動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適應并愛上異國他鄉；意志剛強，富有忍耐性；深謀遠慮，但不優柔寡斷；安排、處理好家庭生活關系；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此外，綠色主義、環保哲學，共同反黑、掃黃、打白(毒)和反腐敗，共同致力于發展與和平，共同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傳統的衡量國家之間經濟貿易權益的概念與統計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
1.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進一步加強。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之間貨物、服務、資金、技術和市場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上述關系也在加強。
2.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傳遞障礙在減少，互動性加強。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下，對外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在各國之間的經濟傳遞中的作用在加強。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與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將影響到發達國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震動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并未使發達國家幸免。
(二)經濟全球化迫使人們的概念在創新。1大國際貿易概念出現。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外經濟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慮貨物貿易，還要把貨物貿易與直接投資、金融、服務、技術綜合考慮。因為，貨物貿易與投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已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兩個支點。2將大國際貿易概念與本國經濟的調整優化、改革開放密切地結合起來；"貿易立國"、"貿易為本"的傳統信條已讓位于"經濟接軌"和"市場融合"。3變被動接受經濟全球化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紛紛主動改革本國經濟體制，發展開放性經濟，推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為跨國公司創造投資條件，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和活動。4變單邊制裁為求得"雙贏"。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另一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貿易摩擦"、"貿易制裁"等以鄰為壑的措施，已開始由自我保護的工具變成了雙刃劍，在制裁別國的同時也會使自己受到傷害。其上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促進雙方的經貿發展，取得"雙贏"。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家受到沖擊，相互協調成為時代主旋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傳統的國家內容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是一國獨有的權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協定、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跨國公司在各國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干預作用在減弱。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出現了讓與，但它是以對等為原則的。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的獨立國家。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也就不會有讓與。經濟全球化迫使各國把二者結合起來，出現了相互協調，使它逐步成為各國處理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基石。隨著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束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和運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和各國貿易政策中開始成為主流。
(四)經濟全球化要求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體化。20年來，面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特別是產業內部貿易的增長，新貿易理論將產品差異、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工業組織理論引進傳統的比較優勢框架，為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做出了貢獻。但它仍然假定企業只在某一個區位生產商品和服務，將對外直接投資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時，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不同類型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的各類貿易流動，但仍是以單個企業為依據的投資分析，未推廣到國家層次。80年代初以來，經濟全球化要求把貿易與投資理論結合在一起分析貿易與投資利益與效益，出現了新的理論分析，其理論模式主要集中于縱向或橫向一體化。在這些理論分析中，產品增值鏈活動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進行，在不同的國家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加工。在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中，企業行為被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總部行為。總部行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務，以及信譽、商標等甚至可以無償轉讓給遠方生產區位的服務，這類行為有時被簡化概括為研究與開發。
第二，實際生產行為。實際生產行為又可再分為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所有這些行為都被假定為具有規模收益遞增效應。由于總部服務的運輸成本極低，企業可以將生產行為從總部分離出去，但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某些生產行為集中在某一區位。在貿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兩國均衡框架，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企業在兩個國家進行活動時，可以將總部行為安排在母國進行，但其實際生產或轉移到東道國進行(縱向一體化)，或者既安排在國內，又安排在國外進行(橫向一體化)。因此，現在的企業不僅通過價格和質量進行競爭，而且還通過生產的組織進行競爭。這些理論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決定了國內、國際經營企業的總格局。這一問題屬于理論分析中的國際化生產部分。一旦國際化生產活動分布格局形成，國際貿易的格局便隨之確定。貿易與投資理論的一體化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單純的貿易行為來衡量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
(五)經濟全球化對表明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1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貿易利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經貿利益出現了幾種變化。第一，在產業內部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劃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得；第二，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商品直接出口，變相地進入了東道國的國內市場，因此，母國公司在東道國國內的投資和商品、服務的銷售收益應計入母國的經貿收益；第叁，在一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情況下，把該國進出口貿易額作為該國的貿易利得，更加失實。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下，在計算各貿易國的貿易收益時，上述幾個現象不能忽略。2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應予修正。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制度來源于美國，并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各國的貿易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原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之都有相應的條款和協定。在國際貿易局限于產業間和投資不普遍的情況下，按原產地進行統計基本上可以反映貿易國的貿易利益。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按原產地統計則會出現兩種誤差。第一，未能如實反映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活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化經營，它們生產的零部件、產品的進出口，按價值鏈、資本所有，理應屬于母國，但卻計入東道國的貿易統計。第二，原產地規則以貨物貿易為主，未包括服務貿易等，因此，原產地統計在不能真實反映貨物貿易的同時，也不能全面如實地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大貿易關系。
(六)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第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資本外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1997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1996年接受了129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投資了510億美元，二者都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它們在獲得世界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在1996年的資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由于資本的流入、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活動和本國產業結構的改造，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予以考慮和解決。發達國家日益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下，它們的經濟穩定和發展有賴于發展中國家。在債務解決、地區經濟一體化和聯合國的改革等問題上不得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第四，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改革。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1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達國家構筑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基礎。在此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將會受到更大的削弱。2發展不平衡在加劇。
第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平衡在加劇。經濟全球化為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資本開拓了尋求更高利潤的地域和空間，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個主要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貧困國家的20倍，1995年擴大到39倍。
第2篇：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一)一些國家對外投資稅收政策的主要措施
1.美國。20世紀初美國已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但是當時的對外投資并不多。一戰使美國對外順利投資于原來歐洲國家擁有投資優勢的地區,對外投資迅速增加;二戰中由政府催生的巨大生產能力落入跨國公司手中,面對高度膨脹的生產力和相對狹小的國內市場,鼓勵對外投資成為重要的國策,政府給予一系列的優惠措施,對外投資繼續增加,其對外投資集中于高新技術領域的優勢,使美國的對外投資遙遙領先。截至2001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已達到13816.74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21.09%,居世界第一位。而且對美國政府而言,“如何為增強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服務至今仍為美國設計其國際稅收制度的重要命題”。
(1)分類的綜合限額稅收抵免。美國在1918年開始實行外國稅收抵免政策,是實行稅收抵免政策最早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以國內立法的形式將外國稅收抵免規范化。美國目前實行不分國別的綜合限額抵免法,但綜合限額法是在區分不同所得類別的基礎上使用的。美國稅法規定了9個所得類別,它們是被動所得。高預提稅利息、金融服務所得、船運所得、非受控第902節公司股息、國內的國際銷售公司來源于美國境外的股息、對外貿易的應稅所得、出口融資利息、其他所有的所得。納稅人獲得境外所得都要按照這些類別進行歸類,每一類按照不同的稅率計算抵免限額,抵免外國所得稅稅款。美國國內母公司擁有海外子公司1O%以上的股票表決權可允許單層間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擁有孫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決權,母公司間接擁有海外孫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決權可允許多層間接抵免。對于外國所得稅稅款超過抵免限額的超限額部分,可向前結轉2年,向后結轉5年抵免。
(2)延遲納稅與CFC法規。延遲納稅即對公司未匯回的國外投資收入不予征稅,這樣在國外的投資公司實際上等于從政府那里得到了一筆無息貸款,能在一定期限內減輕公司負擔。但此項政策卻被跨國公司利用結合國際避稅地進行國際避稅。為對付納稅人在避稅港設立基地公司并利用延遲納稅進行避稅,196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其國內收入法典的F分部條款,提出了特定意義的受控外國公司(controlled foreigr company,CFC)概念,即如果一家外國公司各類有表決權的股票總額中,有50%以上屬于美國股東,而這些股東每人所擁有的有表決權的股票又在10%以上,那么該外國公司即為受控外國公司。F分部條款規定,凡是受控外國公司,其利潤歸屬于美國股東的部分,即使當年不分配,不匯回美國,也要視同當年分配的股息,分別計入各股東名下,與其他所得一并繳納美國所得稅。此后,此項利潤真正作為股息分配時可以不再繳納所得稅,這一部分當年實際未分配的所得,在外國繳納的所得稅可以按規定獲得抵免。
(3)虧損結轉及其追補機制。具體做法是,當海外企業在一個年度出現正常的經營虧損時,便可將該虧損抵消前3年的利潤,同時把沖銷掉的那部分利潤對應于以前年度所繳納的稅收退還給企業;也可向以后5年結轉,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少繳稅款,以彌補企業在海外投資所遭受的損失。但同時規定,如果在以前年度納稅人用海外虧損沖抵了國內所得,在當年有國外所得而來源國又不允許虧損結轉的情況下;應將外國所得中相當于以前年度虧損的部分,作為美國國內所得看待。不再給予外國稅收抵免。
(4)關稅優惠。美國海關稅則規定,凡是飛機部件。內燃機部件,辦公設備,無線電裝備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使用美國產品運往國外加工制造或裝配的,再重新進口時可享受減免關稅的待遇。只按照這些產品在國外增加的價值征進口稅。
2.法國。法國的對外投資始于19世紀末,受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法國的經濟實力下降,對外直接投資受到沖擊。戰后馬歇爾計劃使得法國經濟恢復,對外直接投資擴大,但是政府對資本管制的時松時緊使得法國的對外投資發展呈現波動態勢,1996年后進入持續增長中。2001年法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4894.41億美元,居世界第四位。
法國國內稅收法典第39條規定,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每年(一般不超過5年)可在應稅收入中免稅提取準備金,金額原則上不超過企業在此期間對外投資的總額。期滿后將準備金余額按比例計入每年的利潤中納稅。
3.日本。二戰后,日本幾乎喪失了全部的海外投資,加上政府對海外直接投資的限制,到1965年底,日本對外投資累計只有9.59億美元。1964年日本成為OECD成員國,調整了政府對外投資政策,1966年起,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出現增長態勢,并在1989年成為世界第一大對外直接投資國。2001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3001.15億美元。居世界第六位。
(1)綜合限額稅收抵免。1962年,日本政府實施了抵免外國稅額制度。日本企業可以在一定的限額內從日本法人稅中抵免外國所得稅。母公司擁有海外子公司25%以上的持股比例,并連續持股6個月以上可單層間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擁有孫公司25%以上的持股比例,并連續持股6個月以上方可多層間接抵免。日本實行綜合限額抵免法(虧損國除外),當年在外國的納稅額超出抵免限額時,允許向后結轉3年繼續抵免;在外國的納稅額小于抵免限額時,則允許將超抵免限額的部分轉入其后3年享用。
(2)稅收饒讓。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資給予的稅收減免優惠,日本政府視為已繳稅額,允許從國內法人稅中抵扣。根據稅收協定和協定對方國的國內法,通常把針對利息、股息和特許權使用費等投資所得的減免優惠作為饒讓抵免對象。
(3)風險準備金制度。包括1960年實施的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1971年的資源開發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1974年的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1980年的大規模經濟合作合資事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核心內容為:滿足一定條件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投資的一定比例(如特定海外工程經營管理費用的7%,大規模經濟合作和合資事業投資的25%)計入準備金,享受免稅待遇。若投資受損,則可從準備金得到補償;若未損失,該部分金額積存5年后,從第6年起,將準備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應稅所得中進行納稅。
(4)延遲納稅與CFC法規。日本的國內稅法規定,日本的征稅權不涉及外國子公司的所得,而對本國股東取得的股息征稅。對在境外已按當地法律注冊的子公司采取不分紅不納稅,分紅納稅的原則。為防止在避稅港設立的國外子公司將所得全部留存,不向國內母公司支付股息,造成在本國的實際上的稅收逃避,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則,規定對于一定條件的國外子公司,將其留存金按國內股東的持股撥;比例計算,與該股東的所得合并征稅。這部分股息適用外國稅收抵免,從國內股東的法人稅中抵扣。
4.韓國。1968年韓國南方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對印尼林業部門投資300萬美元成為韓國的第一次對外直接投資。由于貿易狀況不佳和外匯不足,對外投資進行緩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貿易狀況的改善,上世紀90年代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有了明顯的發展。截至2001年底,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已達到408.52億美元。
(1)稅收抵免。韓國國內稅法規定,對從事海外投資的韓國投資者已向外國政府繳納的所得稅,允許直接抵免。對于境外股息所得采取降低征收稅率(標準稅率的一半)的征稅方式,即稅率為18.75%(標準稅率為27.5%)。不管分配股息前的利潤征收的所得稅額是多少。韓國政府統一給予韓國企業的境外股息所得相當于標準稅率一半的“抵扣”額,而未采用間接抵免的方法。
(2)稅收饒讓。同韓國訂有防止雙重征稅協定的國家,如對韓國投資者給以減免所得稅優惠,被減免的稅額被視為已納稅額,在韓國給予饒讓抵免。為促進海外資源開發,如果擁有特定資源的國家對韓國資源開發投資免除所得稅,則被免除的稅額在韓國給予饒讓抵免。
(3)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具體規定是,對外投資者可以將海外投資金額的15%(資源開發投資的20%)作為海外投資損失金額積存,該項金額被承認為損失費而享受免稅優惠。海外損失金積存以后,若未損失,則從第3年起分4年作為利潤加以計算。
(二)對外投資稅收政策的國際經驗
分析世界主要資本輸出國的對外投資稅收政策,可以總結出以下經驗:
1.較為完備的外國稅收抵免制度。跨國公司的的對外投資活動引起投資國和東道國的稅收管轄權相互沖突,導致對跨國公司在國際間重復征收公司所得稅,這顯然不利于境外投資。因此,建立外國稅收抵免制度,消除國際重復征稅,實現跨國經濟活動中的稅負公平目標,是各國對外投資稅收政策的首要內容。以美國為例,通過其完善的所得稅體系,詳細規定了跨國所得的納稅對象、分類綜合限額抵免、間接抵免、虧損結轉等內容,既維護了本國的稅收管轄權,又保證了稅收在對外投資活動中的中性原則,保護了本國企業的利益。
第3篇：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和國際直接投資競爭不斷加劇的形勢下,投資促進成為各國政府高度重視和著力發展的工作。一方面,各國政府紛紛調整政策措施并建立健全相應投資促進機構;另一方面,各國不斷豐富和創新投資促進技術與手段,許多國家實現了向“引進來”和“走出去”雙向投資促進并舉模式的轉變,國際投資促進正朝著更廣、更深的方向快速發展。
但是,長期以來,關于“投資促進”的概念在理論界一直模糊不清,還沒有人給出一個完整的“投資促進”定義,更沒有對投資促進進行科學分類,這對我國投資促進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本文在對投資促進概念作歷史分析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投資促進”的定義并作分類,希望在投資促進理論和實踐上發揮一定 作用。
一、“投資促進”概念考察
關于投資促進的概念,目前國際上影響最大的就是小路易斯?T?威爾斯和艾爾文?G?溫特在其所著的《營銷一個國家Marketing a Country――投資促進作為吸引外國投資的一個手段》中提出的概念,即:投資促進是包括各國政府試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所進行的一系列營銷活動。同時,指出投資促進包括下列具體類型的活動:廣告、直接郵寄、投資研討會、投資團組、參加行業展銷和展覽、散發材料、一對一直接營銷、為潛在投資者準備訪問日程、在潛在投資者和本地合作伙伴之間牽線搭橋、從各個政府部門獲得許可和批件、準備項目建議、進行可行性研究以及在項目開始運營之后向投資者提供服務等等。促進不包括向外國投資者給予刺激、篩選外商投資以及與外國投資者進行洽談,盡管許多負責開展投資促進活動的組織也可能開展這些活動。
然而,上述概念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一是投資促進主體過于狹窄。各國投資促進實踐表明,投資促進主體不僅僅限于政府,還包括企業及民間機構等,而且,這些機構在未來投資促進工作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是投資促進客體即資本范圍過于狹窄。盡管外商直接投資是投資促進客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但事實上,投資促進不僅僅是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促進,它還包括對多種資本的投資促進,例如對國內資本的投資促進等。三是投資促進工作內容和范圍過于狹窄。這一概念將投資促進僅僅定義為一種“營銷活動”是片面的,事實上,投資促進是包含投資促進營銷活動在內的內涵更豐富的綜合性、系統。可見,上述投資促進概念充其量是狹義概念,且已不適應新時期國內外投資促進發展形勢。
二、“投資促進”定義
從現代意義上說,沒有資本流動、沒有投資也就沒有投資促進,資本流動及投資早于投資促進產生,而又由于投資促進的產生得到快速發展。從理論上或從發展趨勢上說,有什么樣的投資形式就有什么樣的投資促進技術和形式與之相適應。投資是生產力,投資促進也是生產力,而且有效的投資促進,能加速或成倍地擴大資本流動速度和投資規模,從而產生更大的生產力。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初步給出“投資促進”如下定義:“投資促進”是各國政府、民間機構、企業通過制定有利于資本合理流動的政策、法律、措施,調整體制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并應用多種適宜的技術和方法開展一系列營銷活動或生產一定的產品,做好相應管理和服務,從而促進吸引資本和對外投資,推動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行為。
這一定義具有以下七個特點:
1. 明確投資促進的主體,即各國政府、民間機構、企業,而不僅僅限于政府。投資促進工作主要由多種性質的專業投資促進機構來完成,其主要職能是:營造投資環境、塑造對外形象、提供周到服務、搭建招商平臺、組織大型活動、提供鼓勵政策、制定規劃和法規等。但是,投資促進工作絕不僅僅是專業投資促進機構的事情,而是多單位、多部門、多人員共同協作的結果。
2. 明確投資促進的最終客體是資本,盡管投資促進工作中,任何一個投資促進主體也有可能成為投資促進客體,但最終客體依然是資本。既然是資本,就不僅僅限于外商直接投資,而是有更豐富的資本內容。
3. 明確投資促進行為的內容,即制定有利于資本流動的政策、法律、措施,調整體制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并采用多種適宜的方式開展一系列營銷活動或生產一定的產品等。也就是說,投資促進不僅僅是開展一系列“營銷活動”,而是有更豐富的內容,也正因為此,肯定了投資促進是一種包含多種元素的“行為”,而不僅僅是一種“活動”。
4. 明確開展營銷活動必須應用適宜的投資促進技術和方式,以確保投資促進活動高質高效。
5. 明確投資促進核心和本質是服務,即為潛在的和現有的投資企業做好服務和管理工作,以吸引和擴大投資。
6. 明確投資促進資本流向是多元的,既有我國吸引國外資本促進,又有我國向國外投資促進,還有我國境內各產業間、地區間、企業間的投資促進等。
7. 明確投資促進的直接目的是通過促進吸引資本或對外投資推動資本合理流動,進而促進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為此,投資促進行為必須按照資本客觀流動規律和相關法律、慣例行事。
由上可見,投資促進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對其曲解或少解都是片面的,是不利于投資促進工作開展和經濟發展的。
三、“投資促進”分類
“投資促進”可根據不同標準進行分類,主要有:
1. 傳統投資促進內容:產業資本(實業投資)投資促進和金融資本投資促進。這種劃分是目前最常用的投資促進分類方式,而大多投資促進工作都圍繞著產業資本或實業資本投資促進來進行。金融資本投資促進是一個亟待研究和開發的領域。
2. 資本流向:吸引外資促進、對外投資促進、國內投資促進等。
3. 產業:一產業即農業投資促進、二產業即工業和建筑業投資促進、三產業即服務業投資促進等。
4. 區域:國內投資促進和國外投資促進,分別又可分為若干區域投資促進,前者如東部地區投資促進、中西部地區投資促進、東北地區投資促進等。后者如非洲、亞洲、美洲投資促進等。
5. 資本性質:實物資產(如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技術、人力、信息及其他生產要素投資促進等。
6. 方式手段:傳統投資促進與現資促進。其中現資促進是在傳統投資促進基礎上的再創新,例如通過高科技手段進行投資促進等即為現資促進。
7. 投資促進主體:政府投資促進、民間投資促進、企業投資促進等。
8. 投資促進客體即資本形態分:貨幣資本(包括產業資本/實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投資促進、知識資本投資促進、消費資本投資促進等。這一劃分為投資促進工作打開了新的思路,開辟了新的天地。
四、比較“招商引資”和“投資促進”
在我國以前和現階段投資促進工作中大量存在著“招商引資”的提法,那么“招商引資”和“投資促進”之間到底存在什么關系,這里有必要對兩個概念做一比較。實際上,二者既區別又聯系。
1. 區別。“招商引資”指通過一系列的工作將區域外的資金和項目等引進來的行為,以加快當地經濟發展。其中“商”指投資者、客商和國內外企業,“資”指資本,包括外資與內資。招商引資是手段,經濟發展是最終目的。理解“招商引資”概念還必須注意兩點:一是與企業單純的招商活動的區別:企業單純的招商活動只招商不引資,目的是建立區域性或全國性的營銷渠道與網絡,所以招的是經銷商或商,不同于這里所講的“招商引資”。二是“招商引資”主要包括橫向資金,如企業、個人、金融機構、投資基金、資本市場等,而縱向資金則主要包括中央或上級政府部門下撥的資金與項目等。
目前,我國許多地區投資促進工作主要局限于一些分散的招商活動,基本上停留在投資促進低級階段――招商引資階段,因而缺乏橫向協調,突出表現為外商投資前、投資中、投資后三個環節,工作開展得不平衡、城市推介的力度不夠、投資軟環境改善緩慢、吸引外資過于依賴廉價勞動力等傳統優勢,招商活動過于依賴傳統手段、外商的后期管理和服務不能及時跟進和信息反饋機制不健全等等。
“投資促進”內容則更加豐富,不僅包含引進外國資本促進,而且包括對外國投資促進,國內地區間、產業間、企業間投資促進等,“招商引資”僅是投資促進中的投資引進部分,包含引進外資和引進內資兩部分。可見,投資促進范圍大于招商引資(見圖1),且招商引資是單向的,投資促進是多向的。同時,投資促進成為招商引資低級階段之后的高級階段。不過,招商引資仍是當前投資促進工作的重點,今后也要著力發展對外投資促進工作。
此外,投資促進是一種全局性的戰略觀念,強調在采取具體的引資行動之前開展調查研究,科學制定和實施符合本地區實際的投資促進工作戰略和規劃,以促進本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全面提升吸引外資工作的質量和水平。同時,投資促進各項內容是一個有機整體,相互促進,不可或缺,尤其強調投資后服務,如優惠政策的落實、糾紛的解決和投訴等一些在招商引資階段最容易被忽視的環節。這樣,可以糾正過去一個時期片面強調引資環節而忽視了形象塑造、投資服務和信息反饋等內容和環節的錯誤做法,從而適應投資促進新形勢對招商引資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由上述分析可知,從“招商引資”到“投資促進”是一個重大戰略轉變。
第4篇：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服務業；外溢效應；內斂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3-0065-03
一、服務業跨國投資的雙重影響
（一）正面影響：外溢效應
外溢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經濟效益和經濟增長或發展能力發生無意識影響的間接作用。這種外溢效應既可表現為正面的，也可表現為負面的。在這里，我們主要討論正面的外溢效應。外商直接投資的外溢效應主要表現為除資本和勞動力之外的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從而使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實現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主要可分為產業結構變動、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三個方面。
1．產業結構效應。產業結構變動主要是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的變化情況。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經濟發展的過程是工業和服務業取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的過程。第一產業的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越小，說明產業結構變換的速度越迅速，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越高。關于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以日本學者赤松要的“雁行模式”最為著名。赤松要認為，一國某產業的發展大致經歷進口、當地生產、開拓出口、出口增長等幾個發展階段。某產業隨著進口的不斷增加，先后出現國內生產和出口，其圖形如飛行的雁群。“雁行模式”表明，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來源于有效地利用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外國直接投資所帶來的“一攬子”資源，尤其是技術和管理技能，不僅有助于中國建立新產業，而且還能使傳統產業升級，使內向型產業向出口導向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演進。
隨著加入WTO，我國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調整，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已經逐年下降，而第二產業制造業的比重日益提高，這與前幾年跨國投資集中在制造業領域密切相關。作為投資新熱點的第三產業服務業盡管增長率不明顯，但是服務業投資已經成為全球投資的趨勢，因此，第三產業投資占GDP的比重會日益提高，從而帶動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由制造業大國轉向服務業大國。
2．技術外溢效應。技術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不僅包括生產技術和方法，也包括管理技術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等方面。因此，這里主要用人力資本和R&D資本來衡量技術進步。根據內生增長理論的分析，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人力資本和R&D資本的生產。因此外國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也應通過人力資本和R&D資本兩個渠道來實現。對人力資本的影響主要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培訓當地雇員。而受過培訓的雇員的“跳槽”是技術擴散的主要途徑。外國直接投資R&D資本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在中國進行的研發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技術擴散效應；二是跨國公司參與中國市場競爭而產生的競爭效應。從長期來看，當外國公司與當地公司在同一個市場上相互競爭時，當地公司為了在競爭中不處于劣勢，必然會增加研發經費，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服務業FDI帶來了先進技術、知識與技能，包括諸如設備和工藝流程的硬技術以及管理、營銷等軟技術。但是，服務業中包含的技術組合不同于制造業，FDI并非是服務業獲得硬技術的主要途徑，而軟技術卻是轉讓知識和技術的主要形式。例如，在銀行、保險和飯店等行業，投資方會對其子公司進行一系列的技能與知識培訓。
3．制度變遷效應。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制度變遷，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主要表現在產權制度的變遷、市場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變化和對外開放程度四個方面。一國經濟增長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實現的，利用外國直接投資作用是中國對外開放的行為之一，其本身就是一種制度變遷。此外，外國直接投資主要來源于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為了吸引更多投資，必須改善市場環境，從而促使中國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一種重要的經濟增長要素，一國通過制度變遷會促進經濟增長及發展，從而產生制度績效。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產生的制度績效，主要是指它通過影響中國決定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的某些因素，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二）負面影響：內斂效應
1．大部分服務業FDI旨在市場開拓，尋求非交易性活動，并有可能以對外支付的形式進行利潤匯出，所以，不僅可能對增加外匯收入無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對國際收支造成負面影響。許多跨國公司通過利潤轉移方式來進行逃稅，從而嚴重干擾了東道國的市場秩序。20世紀90年代后期，跨國企業逃稅一年高達3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近年中國財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六成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虧損，虛虧實盈。目前中國40多萬家外資企業，年虧損金額逾1200億元，但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外企通過各種避稅手段轉移利潤，造成賬面上大面積虧損。
2．東道國相關行業受到很大沖擊。在東道國原有的高度保護下，諸如銀行、電信、旅游等行業，其國內市場是非完全競爭的，甚至是壟斷的，因而適應市場的能力和提高競爭優勢的自身能力有限。隨著外資在這些行業的進入，東道國國內原有企業從資金、經驗、技能和創新方面都受到巨大挑戰。跨國公司往往憑借其資金雄厚的優勢大規模收購當地同行業企業甚至龍頭企業及其原有品牌，從而在當地形成技術、品牌、市場和產業壟斷。這種情況在我國的許多行業都存在，有些還十分突出，不僅嚴重壓抑了民族產業的發展，而且在形成品牌市場壟斷后還會侵害消費者權益，對我國的經濟和產業安全都構成嚴峻挑戰。
3．外資服務機構將與東道國本地企業更加激烈地爭奪人力資源，其工作條件與薪酬狀況可能導致大批優秀人才流向外資企業，這樣對本地企業的發展帶來更多困難。以金融業為例，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后，大量中資銀行的骨干跳槽或被高薪聘請去外資銀行，這對于發展不夠完善的中資銀行來說帶來的風險和壓力是雙份的。
4．服務業FDl可能帶來三方面的風險。如果東道國政府管理控制不善，缺乏有效的規章制度，有可能在體制方面帶來嚴重的本國經濟動蕩；如果在管理公用事業和私有化時缺乏有力控制，有可能導致私人壟斷；此外，因為各國在社會文化背景上差異極大，外資在這些領域的運作容易造成沖突和傷害。
二、我國服務業的對策
中國在2000年到2002年間服務業FDI的平均流入量為128．05億美元，2002年存量為2596．89億美元；服務業占2002年FDI總流入的24．7％，占總存量的31．4％；我國將履行入世承諾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因此在吸引更多的服務業FDI上有很大潛力，并且，我國服務業的“走出去”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在這種“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進程中，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前提下，我們應該科學地分析環境，建立和強化自己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最大限度地利用服務業FDI所產生的正向效應，同時提高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水平和能力。
1．進一步提升國內服務業產業結構，提高承接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能力。
根據產業投資的一般規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投資主體的等量資本投資在與母國產業發展結構水平相同或較高地區比投資在產業結構發展水平較低地區可能獲得更高的收益。就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而言，由于國際服務業的結構朝著知識密集型方向發展，因而只有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國家(地區)才能為國際直接投資提供更高的收益，也才能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鑒于中國目前服務業結構水平較為低下，餐飲、商業零售、交通運輸等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的傳統服務業仍然占據主體地位，現代服務業如電訊服務、信息技術服務、現代物流、現代金融等比重偏低的狀況，無論就中國今后自身產業結構調整而言，還是就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而言，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改造和提升傳統服務業，不斷優化服務業結構，提高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都是十分必要的。提升國內服務業產業結構，提高承接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能力應從兩個方面入手。
一是優先發展信息服務、現代金融、現代物流、電子商務等支持國民經濟高效運行的生產業，大力發展咨詢、法律服務、科技服務等中介服務行業，積極發展旅游、文化、體育等需求潛力大的行業。這些都屬于知識技術密集型的服務行業，只有充分發展這些行業，才能形成高水平、結構合理的現代服務業結構體系。
二是充分利用各種形式的服務業國際產業轉移。一般而言，國際產業轉移有項目外包、業務離岸化、外商直接投資三個層面，具體形式包括新設投資、收購兼并、風險投資等。服務業國際產業轉移也不例外。我們應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支持中國企業承接國際項目外包，有關部門要為國內企業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咨詢服務，引導其積極參與國際項目外包市場，承接外包項目，與外國服務企業進行有效合作；允許并鼓勵境外投資者通過并購等方式對中國進行投資，培育有利于吸納并購投資的制度環境，為服務業跨國公司參與企業的改組、改造創造有利條件。
2．盡可能地利用FDI的外溢效應，努力減少內斂效應。
外溢效應是否容易實現取決于東道國公司從事投資和學習吸收外國知識和技能的能力和動機。外資不僅帶來了豐富的資金、技術、知識，通過外資在中國的運作和培訓，可以學習到先進的專業技能、營銷理念以及科學的管理經驗。其間接效應有二，一是服務于我國的制造業發展，二是為我國的服務業發展樹立典范。中資企業可以嘗試加入跨國公司戰略聯盟，參加到它們的產業鏈和本土化進程中，獲得提高自主研發與創新的能力。
建立健全國內的機構和機制，監控外資在中國的發展，減少內斂效應。聯合國貿發會議認為，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對服務業吸收外資持謹慎態度。因為在一些壟斷性的行業(如電信服務)或公用、基礎設施中，如果缺乏有效監控，容易發生市場權力濫用的問題，導致私人壟斷。此外，跨國公司利用轉移價格，也會對國內經濟造成損害。在人力資源上，我國政府應該加大教育投資，提升人才的總體水平，同時改革戶籍和人才管理制度，減少人才流動的成本，不僅為跨國公司來華投資提供人力資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其與中資企業爭奪優秀人才的優勢，保證中資企業充足的人力資本、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能力。
3．提高國內服務消費水平，解除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后顧之憂。
投資所生產的產品能否實現市場出清是影響投資的最終限制性因素。理論上，只有所有產品都能銷售出去，實現市場出清，投資才能順利實現再生產。服務業的投資也不例外。目前中國人均收入水平還不高，城市化進程較慢，城鄉差距過大，客觀上限制了服務業發展的需求空間；另一方面，由于過去對服務業和服務消費認識上存在某些偏見，把服務業作為非物質生產而忽視其高附加值的特點，把工業化簡單等同于工業發展而忽視服務業對產業競爭力提高的支撐作用，過分強調服務業的消費性而忽視其產業性，造成對服務業發展長期重視不夠，服務消費在低水平徘徊。國內一些服務業得不到發展，外資引不進來，與缺乏市場需求不無關系。因此，培養居民服務業消費能力，提高國內服務業消費水平，也就成為解除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后顧之憂、吸引更多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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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書華，宋征．服務業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分析［J］.國際貿易探索，2006，(1)
第5篇：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模可以加大，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1]赫爾普曼，克魯格曼.市場結構與對外貿易.上海三聯書店，1985.
[2]克魯格曼.克魯格曼國際貿易新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3]張二震，馬野青.貿易投資一體化與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創新.福建論壇，2002,(3).
[4]高樂詠.一體化進程中的政府與企業.山西經濟出版社，1999.
[5]馮昭奎.10+3：東亞自由貿易區之路.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第6篇：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農業資源權植物遺傳資源外商投資
因植物遺傳資源應用于工商業領域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使擁有豐富植物遺傳資源的我國成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主要投資地。為維護處于弱勢的植物遺傳資源提供者的正當利益，我國需設立農業資源權，而這種植物遺傳資源所有人利益的擴張，將對我國植物遺傳資源開發利用相關領域的外商投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一、何謂“農業資源權”
談及農業資源權，首先要明確何謂植物遺傳資源。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CBD）和《農業和糧食植物遺傳資源保護條約》的規定，植物遺傳資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體細胞與生殖細胞系”。“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是指來源于植物，對于糧食和農業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任何遺傳材料。
對植物長期種植者來說，因為他們對植物遺傳基因的形成與發展發揮著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對他們的權利保護及利益分享問題。因而，國際社會提出了“農業資源權（Farmer’sRights）”這一概念。按照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的定義，“農業資源權”指的是那些長期以來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遺傳資源做出貢獻的農民，特別是那些生活在原產地和生物多樣性中心的農民所享有的權利，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農民權”。
二、對“農業資源權”的設計對我國植物遺傳資源開發領域外資引入的影響
討論植物遺傳資源開發的外商投資是否會受到影響及其程度，與我國設立“農業資源權”的具體操作有很大的關系。
“農業資源權”在國際法層面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框架，我國無論是以CBD等國際條約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成員身份而承擔的義務，還是以主要遺傳資源國的立場，都要在立法上貫徹該權利。到目前為止它還只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為能夠更有效地參與植物遺傳資源利益分享，學者們對其權利主體和權利內容形成以下的認識：
首先，對于其權利主體。按照農業資源權的定義，其主體是農民，而這種農民群體數以萬計，將帶來具體操作上的困難。對此，有人提出區分事實上的主體和法律上的主體。上述農民群體是農業資源權事實上的主體，而其所屬國家是其法律上的主體。國家作為農業資源權事實主體的代表在法律上行使權利并承擔義務。
其次，在“農業資源權”框架下，國家作為法律上的主體，通過立法或協議的方式，憑其對開發利用者享有事先知情同意權，惠益分享權。作為遺傳資源的長期種植者，其權利應包括事先知情同意權、利益補償及獲得其他支持的請求權。
按照上述“農業資源權”的制度設計，使對我國植物遺傳資源進行開發和利用的跨國公司，相應的承擔了以下的義務：(1)在對其選中的某植物遺傳資源進行研究開發和利用之前，必須要取得國家和相應植物遺傳資源提供者的事先同意，而不僅僅是通知；(2)若進行專利申請，在其申報材料中必須包含一份所用植物遺傳資源的來源的說明。這在我國第三次專利法修改中已經有所體現；(3)與相應資源提供者分享開發利用所帶來的惠益，這種惠益既包括允許我國參與產品開發、對我國技術人員進行遺傳資源有關的培訓、轉讓相應植物遺傳資源研發技術、與我國共有知識產權等，并必然包括經濟利益的共享。
這些義務的承擔意味著其對我國所進行的相關投資成本的增加，既得利益的可能減損。而這是否會影響我國大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既定政策目標的實現，造成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明顯下降？
第一，我國的事先知情同意權及與我國分享植物遺傳資源開發利益方面。以CBD為核心的遺傳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的國際法律框架已將“遺傳資源提供國對遺傳資源享有”確定為公約原則。根據“尊重他國原則”，任何國家都不得在沒有經過國家同意的情況下獲取和利用該國遺傳資源。基于，遺傳資源國也就相應的享有了事先知情同意權。對外國跨國公司利用我國植物遺傳資源所生惠益之分享權。這是國際社會成員需承擔的國際義務。也就是說，即使沒有農業資源權，國家不作為廣大植物遺傳資源提供者的法律代表，這些都是外商在正當獲取我國植物遺傳資源時需要承擔的，除非其選擇非正當手段獲得。而因為農業資源權區分事實主體和法律主體，跨國公司并不需要與農業資源權的法律主體產生直接聯系。更重要的是，跨國公司還可通過其擅長的締結協議的談判來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第7篇：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一、擴大并明確"投資"定義的范圍
相對于前期的條約，新一資條約還是擴大了投資的范圍。如以中德條約為例，概括規定了知識產權，將"商業秘密"和"商譽"列為受保護的財產，此外還擴大了特許權的范圍，除礦產權外，增加了耕作、開采自然資源的特許權，間接投資也受到保護等。中葡投資協定明確將"在一方境內根據其法律法規，按照租賃協議置于承租人支配之下的貨物"視為投資。
二、強調對直接投資保護的意圖
我國對外投資協議一般列舉了5類受保護的投資資產形式，采取的是"基于資產"的投資定義，但也將這種資產與企業管理聯系，體現了我國強調對直接投資保護的意圖。如2003年中德投資協定議定書特別規定："投資，系指為了企業建立持續的經濟關系，尤其是那些能夠對企業的管理產生有效影響的投資。"
三、明確將間接投資納入保護范圍
中德投資協定第一條："投資"一詞系指締約一方投資者在締約另一方境內直接或間接投入的各種財產，包括但不限于……。"議定書第一條第（二）款："間接投資"系指締約一方的投資者通過其完全或部分擁有的、住所在締約另一方境內的公司所作的投資。中葡投資協定第一條："投資"一詞系指一方投資者在另一方領土內直接或者間接投入的各種財產……。
四、強調外國投資者實際控制的公司的投資視為其在華投資
中德投資協定議定書第一條第（二）款："間接投資"系指締約一方的投資者通過其完全或部分擁有的、住所在締約另一方境內的公司所作的投資。中荷投資協定議定書第一條：協定第一條第一款所述"投資"一詞包括由締約一方投資者擁有或控制的第三國法人在締約另一方領土內依照后者的法律法規已經進行的投資。中西投資協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在締約一方的領土內，締約另一方的投資者依據締約一方的法律法規，并通過其實際擁有或控制的締約一方的公司所作的投資應同樣視為締約另一方投資者所作的投資。
中國正一步步放開外商投資的領域，但同其他很多國家一樣，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商務部聯合頒布《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可見我國仍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資某些產業。盡管外商在華直接投資有產業限制，但為實現最終的投資或收益目的，外商仍可以通過一定方式逾越產業限制。外商直接投資某產業在法律或政策層面上受到限制，但是可以通過在中國設立經營另一可通過審批的產業的子公司獲得中國法人資格，然后再通過該子公司去投資于目標產業。轉投資方式主要形成了投資公司與被投資公司、再投資公司等之間的關系。目前很多外資通過控股方式轉投資進入限制產業，直接或間接擁有或者控制目標產業公司，形成一系列的關聯企業群體。特別在現今公司控制權變動頻繁，強調外國投資者實際控制的公司的投資為其在華投資在一些外國投資者借間接控股規避東道國強制性法律規定時顯得尤為必要。
五、資產符合東道國法律要求的規定有所削弱
通常，中外雙邊投資條約中對"投資"一詞的界定系指"締約一方投資者依照締約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規在締約另一方領土內所投入的各種財產……。"如中俄、中韓、中西、中-羅馬尼亞、中-古巴、中-墨西哥、中印、中-馬達加斯加、中-馬耳他等。但近些年出現了削弱此規定的趨勢，去除了"依照締約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規"的表述。如中法投資協定中："投資"一詞系指締約一方投資者在締約另一方領土或海域內所投入的各種財產……；中德投資協定："投資"一詞系指締約一方投資者在締約另一方境內直接或間接投入的各種財產……
自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對外資的管理都不同程度地從限制到逐步開放，正如"晚近國際投資協定中'投資'定義的擴大是市場邏輯的必然結果，是國際投資法價值取向的反映。"①表現為從放松外資準入限制到取消強制性減少外資股權的規定，從簡化和逐步廢除審批要求到放寬資本和利潤的匯出限制，從放棄卡爾沃主義要求的投資爭議當地解決到推行國民待遇，種種跡象表明發展中國家外資法在朝著自由化方向趨同。在雙邊投資條約中的表現之一，即是對"投資"的寬泛定義。但無論多寬泛的定義，均強調投資符合東道國的法律法規，受BITs保護的投資必須是東道國所批準或允許的投資，這是資本輸入過的表現，也是該項投資得到BITs保護的基本前提。通過規定投資符合東道國的法律是限制"投資"范圍的方式，聲明協定應與東道國的法律和規章制度相一致，這就將雙邊投資協定置于國內法規的約束之下。
依照中國關于舉辦外商投資企業的法律和法規，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可以投入的資本形式有貨幣、實物、工業產權、專有技術或非專利技術、在中國賺得的利潤、其他財產權利等。但"其他財產權利"包括哪些權利，法律并未提及，我們認為，對"其他財產權利"，應結合我國與外國簽訂的關于保護和促進投資的雙邊協定中關于"投資"一詞含義的說明來理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由于法律規范本身的局限性等原因，法律滯后于社會生活的需要，例如被發達國家稱之為"形象權"或"商品化權"的民事權利在我國還是一項"嶄新"的權利，尚未被我國法律所規制，在理論界也無定論。如果外商以我國尚未立法確定的"其他財產權利"作為投資，可能在準入階段會被主管部分"過濾排除"，但一旦通過驗資成為投資的財產，即受雙邊投資條約的保護，保護標準顯然高于國內投資者的此種權利的保護標準，又是一處"超國民待遇"，對國內投資者有所不公。同時也增加了被訴至國際投資仲裁庭的風險。因此，我們認為"投資"定義中的資產符合東道國法律要求的規定不宜大范圍的削弱。
我們認為，中國目前適合采取兩種方式界定投資，即針對設立前和設立后分別采取不同的定義方式，同時明確投資設立的時間；設立前僅僅包括直接投資，以保留我國對外資的審查權；設立后，采取寬泛的財產定義，以保護設立在當地的企業。在條約保護的投資范圍方面應該增加一個限制條件，即規定只有那些符合投資特征的資產才受中外投資條約的保護，并明確投資的各項特征；并將保護的投資限于對東道國經濟健康發展有利的外國投資。
注釋：
第8篇：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匯率制度改革 FDI 匯率 人民幣升值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進歷程
1994年以前,我國先后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1994年匯率并軌以后,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并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東南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變窄,實際上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2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經歷了一個不斷貶值的過程,由1981年一美元兌1.70元人民幣到1994年匯率改革時的一美元兌8.61元人民幣,隨后幾年略有上升,而1997年以來基本穩定在1美元兌8.27人民幣水平。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
二、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
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將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中國人民銀行于每個工作日閉市后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即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不等于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一改革特點集中體現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主張的“主動性”和“可控性”原則,既有利于政府對匯率制度靈活操作,又不至于引發匯率的過大波動。
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改革有以下幾個特點:(1)人民幣匯率不再由官方直接制定,而是由外匯指定銀行自行確定和調整;(2)由外匯指定銀行制定出的匯率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并以此形成了統一的匯率;(3)亞洲貨幣危機后人民幣匯率處于超穩定狀況,并單一盯住美元,本次改革后人民幣匯率由單一盯住美元變為一籃子貨幣。
由于我國經濟長期的強勢增長以及對外貿易中長期的雙順差情況以及巨大的外匯儲備CPI指數連續的創高,成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經濟動因,因此實際上來說2005年我國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是一個升值趨勢。下圖也表明了我國從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來,每個月人民幣對美元的月名義匯率變動趨勢圖。其中匯率標價方法為間接標價法,即一單位人民幣與美元的兌價。由圖中可以看出至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持續升值趨勢。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
三、人民幣升值對FDI的影響分析
外國直接投資的數量主要取決于外商對投資收益和風險的判斷和權衡。而影響外國直接決策的因素主要有東道國的外資優惠政策、生產成本、市場規模和匯率變動以及國際投資形勢。在優惠政策和生產成本以及國際投資形勢一定的情況下,外國直接投資主要取決于匯率變動和市場規模。外國直接投資不僅有宏觀原因,而且還有微觀方面的原因,即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和發展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分為市場導向型、成本導向型、風險分散型、環境污染轉移型。這里沒有單獨列出追去優惠政策類型的外國直接投資是因為從某種概念上來說該投資動機也是為了降低成本,因此可以將其歸入成本導向型。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各種不同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抵消的作用。
1.人民幣升值提高外商在我國的投資成本。人民幣升值會提高我國原材料、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對國際市場的價格,增加外商在我國投資辦廠的成本。例如,相對于人民幣升值前,外商投資辦廠所需的土地價格、工人的工資、建設廠房的材料價格、生產設備、當地采購的原材料的成本都提高了。隨著外商投資成本升高,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預期收益率降低。另外,在合資企業中,人民幣升值使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的資產價格升高,外資的股權比例下降。投資成本的增加會降低我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導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減少。
2.人民幣升值使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下降。相對于人民幣升值前,我國出口到國外的商品價格升高,價格的升高削弱了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由于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制造業,所生產的產品一多半是面向國際市場的,隨著人民幣的升值,我國利用出口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將會減少。
3.人民幣升值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水平。由于人民幣的升值,以外幣表示的國際原材料的價格降低。由于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我國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日趨緊張,各種原材料的價格飛速上漲,大大擠壓了我國加工制造企業利潤。人民幣升值后,隨著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降低,使資源耗費型外商投資企業的成本降低。同時,進口機械設備的價格水平的下降也會促進外商在我國的投資。
4.人民幣升值提高了外資企業的預期收益。由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未來幾年內會一直存在,雖然當前外商在華投資的成本增加,但當企業建成后,所獲得的收益以外幣表示會相應增加,這種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收益會吸引外商來華投資。
下面的圖二和圖三則分別是我國至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來外商直接投資的每月實際利用額曲線圖和匯率和外資實際利用額的月變動趨勢圖。
數據來源:國家商務部網站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國家商務部網站
其中圖三系列一表示的是FDI實際利用額變動曲線,系列二表示的是匯率變動曲線。本文提到的FDI實際利用額是指全國非金融領域的FDI實際利用額。
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我國利用外商投資整體上是比較平穩的。在2005年,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03.25億美元,與2004年同比下降0.5%。2006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30.21億美元,同比增長4.47%,2007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47.68億美元,同比增長13.59%。2008年上半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23.88億美元,同比增長45.55%。現實表面匯改后并沒有產生像匯改前一些學者說擔心的那樣,由于匯改后人民幣的升值使得我國的外資利用額大幅減少,反而外資利用額是穩步的增長趨勢。當然這里并不是說經濟理論的錯誤,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猜想原因在于以下幾點:第一,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對FDI的利用已經逐漸由出口導向型、成本導向型為投資動機的為主的FDI轉變為以市場導向型為投資動機的FDI。第二,截止目前為止我國人民幣升值幅度還不是很大,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以及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人民幣升值對FDI的影響不顯著。第三,由于外國熱錢存在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以及我國資本賬戶還未全面開放,許多投機熱錢只有通過FDI的途徑進入國內,因為升值的預期反而增加了FDI的流入量。第四,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強勢也使得許多外資希望能分到我國經濟發展的一杯羹。因此就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狀況來看,2005年的匯率制度并沒有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拐點,相反取得了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四、結論
綜上所述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增大了我國匯率制度的彈性,更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雖然由于人民幣的小幅升值,短期內會引起我國進出口商品價格和貿易量的波動,但從長期來看,有利于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從而有利于我國對外貿易與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人民幣匯率適當升值,匯率形成機制向更加靈活和市場化的方向改革,對我國的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都有積極意義。在資本流動更加自由的背景下,匯率更具靈活性可使我國的貨幣政策更加獨立自主。我國宏觀調控中增加了匯率調節機制,可使我國的國際收支調節更有效,宏觀調控政策的手段更豐富,使我國同時實現內外均衡更有保障。
參考文獻:
[1]麥金農 鄒至莊:國際著名學者關于人民幣升值是非評說[J].國際經濟評論,2005年第11期
[2]光:人民幣匯率問題: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經濟研究,2005年第5期
第9篇：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國有特大型建筑企業；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戰略；產業選擇戰略；進入模式
中圖分類號：F279.3
一、引言
企業國際化是開放經濟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約翰·鄧寧（John Dunning）的直接投資發展路徑理論認為，“如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就將進入凈對外投資為正的階段”。中國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經濟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4000美元，已進入投資發展路徑理論所說的對外投資快速增長階段，在此階段市場進入模式選擇成為企業國際化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本文對企業的國際化策略進行了理論回顧，充分考量國有特大型建筑企業的國家背景，提出了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三大前提及理論模型。通過對中國國有特大型建筑企業的代表——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交建）進入安哥拉市場進行實證研究，充分驗證理論模型的有效性和適用性，彌補了企業國際化經營進入模式研究的不足，為企業的市場進入實踐提供借鑒。
二、文獻綜述
企業國際化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概念，長期以來對企業國際化并不存在統一定義。本文中提到的國際化主要是指企業的外向國際化。
（一）企業國際化的概念
Melin（1992）認為國際化是企業由國內市場向國外市場持續滲透的演進過程。Johansen等（1975）以企業國際化階段理論為基礎，提出國際化是企業對國外市場逐漸增加承諾的連續過程。一些學者通過內部化、所有權和區位優勢等經濟學視角來進行分析，認為國際化是一種對國外市場的投資模式（Williamson，1975）。還有一些研究認為企業的國際化包括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兩種模式（Welch & Luostarinen,1988 & 1993），內向國際化包括吸引外資、技術引進、商品進口等方式；外向國際化包括商出口、對外直接出口、合資和兼并等，內向國際化是外向國際化的前提和條件。
（二）企業國際化發展戰略選擇
關于企業國際化發展的戰略選擇問題，本文主要從企業國際化的區位選擇戰略與企業國際化的產業選擇戰略兩個視角來探討已有研究。
1.區位選擇戰略
企業國際化的區位選擇戰略是指企業利用和發掘目標國的區位優勢，并和自身的要素結合，構建企業競爭優勢的一種方式。企業的區位選擇受限于目標國的區位優勢因素和企業自身的國際化動機兩個方面。
（1）目標國的區位優勢因素
在古典的區位理論中，成本最小化是企業區位選擇的唯一標準。J.H.Von Thunen（1826）和Alfred Weber（1909）分別研究了運輸和人員工資等傳統成本對農業和工業區位選擇的影響。John H. Dunning（1973）進一步擴展了區位選擇成本因素的范圍。同時，關于成本最小化的內涵也在不斷深化，Caves（1982）提出了區位選擇的絕對成本優勢論，Webster（1995）提出了以目標國的潛在優勢為前提的區位選擇論，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企業會選擇機會成本最小的地區進行投資。當前除了對傳統的成本因素考慮外，理論和實證研究更多的關注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因素，和本土化企業相比，外國企業進入目標國存在巨大信息成本，這是源于它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本土企業掌握了關于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大量信息，外國企業獲取這些信息的成本極大，因而企業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會選擇交易和信息獲取成本比較低的區位進入。
Joseph Friedman（1992）和Krugman（1991）分別分析了市場增長潛力和市場規模對企業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市場規模大意味著企業進入該市場可供選擇的戰略伙伴多，本土化成本低，而且市場潛在和有效需求大；市場增長潛力大意味著企業盈利的持續性強；政府對市場干預程度大意味著市場的扭曲程度大，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惡化，從而影響企業的預期成本和收益。
國際化產業集聚是指同一類型的企業在同一地域進行集中，達到一定的規模，比如美國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羅爾等。產業集聚對外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源于產業集聚本身的特性。馬歇爾曾經指出企業的集聚是由于外部規模經濟所致，大量企業的集聚會導致配套企業和熟練的勞動力市場的產生，降低企業的搜尋成本，企業之間可以進行知識共享和擴散，從而加速技術創新。Krugman（1991）進一步把勞動市場共享、專業性配套行業的產生和技術外溢解釋為馬歇爾企業集群理論的三個關鍵因素。①Dunning（1998）分析了產業集聚對跨國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指出在企業的跨國區位選擇決策中產業集聚的作用越來越大，而不僅僅是傳統上的要素稟賦。
東道國的政策設置反映了該國經濟的自由度和開放度，而這些指標是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重要考慮因素。Fox（1986）通過1974-1989年的數據分析了美國各州的政策設置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影響，結果證實其影響顯著。Mudambi（1995）和Tatoglu（1998）分別通過實證研究論證了政府政策變量在跨國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中的重要性。總的來看，政策因素在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中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