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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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范文
關鍵詞：公共經濟學；培養模式；創新
一、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專業研究生培養面臨的新挑戰
本文所指的研究生主要是全職碩博研究生。從嚴格意義上說，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比傳統財政學更為寬廣，但本文并不區分這兩個專業，而將其視同一致。
1、社會需求的新變化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本專業的社會需求呈現出多元化和流動性強的特征。首先，社會需求多元化。該專業學生的培養目標和就業去向“天然”地與政府部門聯系密切，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非政府部門對本專業學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研究生的實際就業狀況表明，政府機關和高校科研機構已不再是該專業研究生的主要去處，金融機構及其他企業、公共事業部門以及社會中介組織也逐漸成為本專業研究生的就業選擇。根據我們對本專業研究生的跟蹤統計，畢業生的去向主要有高校科研機構、政府機關和公司等三個方向，且人數結構也基本保持在“三、三、三”比例。其次，崗位間流動性強。現代社會發展和激勵模式的改進使得原本“從一而終”的就業模式基本不復存在，出于效率和公平等原因的考慮，就業單位經常要求畢業生在其內部不同崗位間進行交流體驗。這種崗位間流動不僅符合就業單位的利益要求，也是個人成長的重要條件。根據調查，不論就業單位的性質如何，本專業畢業生在工作后五年內往往都有兩個甚至更多崗位的經歷。再次，單位間流動性正在增強。除了上述單位內部崗位間的流動性外，目前畢業生在單位之間的流動性也在逐步增強，特別是在政府到企業，企業到企業之間的流動性尤為突出。
2、學科發展的新趨勢
當前，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學科在研究范圍、研究內容和研究問題等三個方面呈現出新的趨勢。第一，研究范圍更為寬廣。隨著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與市場的分工邊界重新厘定，第三部門即非營利組織興起且發展迅速。除政府部門外，市場中的公共企業以及第三部門也成為公共經濟活動的主體，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之間合作的現象日趨增多。由此，公共經濟學(財政學)的研究范圍相應擴展。公共經濟學(財政學)不僅關注政府這一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而是要研究以政府經濟活動為主體、以企業和第三部門公共經濟活動為補充的所有公共經濟活動，三種主體參與公共經濟活動的制度安排、行為、效應都成為公共經濟學(財政學)的研究對象。第二，研究內容深化細化。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形成且相對穩定之后，公共經濟學(財政學)的研究逐漸由關注宏觀制度改革轉向有關理論、制度的更為具體問題的研究。同時，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在與公共管理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交流融合中也不斷吸取其他學科的優勢，再加之以制度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博弈論等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積極吸收和運用，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對公共經濟問題的研究也越來越復雜，越來越深化。譬如，對公共支出理論的研究，傳統財政學大都側重于研究總支出，也不大注重支出決策的政治過程，現代公共經濟學則不僅細化研究每類具體的公共支出及其經濟效應，而且也將支出決策過程作為研究的重點內容。第三，研究的問題更為實際。一方面注重政策化，不僅關注公共經濟理論研究的最新進展，而且更為關注公共經濟理論如何與現實結合，轉化為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注重本土化，公共經濟學(財政學)要在中國保持生機和活力，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關注國情，立足現實，中國學者在財政分權、公共品供給、稅制優化等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階段性的收獲。
3、社會需求和學科發展的新挑戰
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學科發展的新趨勢為本專業研究生培養提出了“寬、細、實”的挑戰：其一，如何通過培養模式改革，使學生擁有比較寬厚、系統的知識基礎和較為全面的專業素質，以適應未來寬口徑的研究教學和實際工作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其二，如何通過培養模式改革，使研究生掌握國際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學標準的學術規范，以形成扎實學風和良好學養，做深做細研究，做精做好工作?其三，如何通過培養模式改革，使研究生能夠“頂天立地”，不僅具有開闊的國際研究視野，還能了解國情，關注實際，提高能力，做出有思想、切實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具備長期發展的視野與能力組合?
為應對上述新挑戰，山東大學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專業首先明確了本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即既要培養符合現代經濟理論研究要求，富有學術競爭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也要為社會、企業和政府部門培養人格健全、知識全面的復合應用型人才。為此，我們在研究生培養模式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專業研究生培養模式。
二、應對新挑戰的公共經濟學專業研究生培養模式創新
1、利用一個平臺實現跨學科、跨領域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
當前研究生的培養平臺主要在各個學科，即使在同一學院內部，各個二級學科之間的交流都不是很暢通，更難以實現跨學科、跨領域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因此，要真正提高研究生的知識基礎、提升其專業素質，實現“寬口徑”培養，必須要有統一、開放的平臺為基礎。2006年，山東省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重點研究基地在山東大學成立。該基地融合了山東大學財政學、衛生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公共管理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人員，為實現跨學科研究與交流提供了良好平臺。研究基地通過聘請跨學科、跨領域和跨單位的教師授課，由不同專業教師和研究生參加同一課題研究，組織多個專業研究生共同參加山東大學公共經濟學討論班，舉辦跨學科的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學術交流會，編輯出版《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齊魯文庫》、《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報告》、《山東大學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報告(workingpaper)》等系列出版物，建設山東省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基地網站等方式，重點關注公共經濟理論的研究進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與評估，在促進各學科研究相互交流融合的同時，也為公共經濟學(財政學)研究生進行跨學科、跨領域的論文選題、研究方法與研究視角的學習借鑒、學術交流與討論以及學位論文出版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通過該研究基地平臺，不僅實現跨學科、跨領域和跨單位的科學研究與學科建設，也實現學科交叉中的復合型人才培養，特別是對于學生寬厚知識基礎的形成和綜合素質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迄今，在研究基地的平臺上，由研究基地研究生自主發起、主要由研究生主講、由研究生點評的公共經濟學討論班已成功舉辦50多期，由研究基地培養的博士學位論文入選的《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齊魯文庫》已出版四批共17本，主要由研究基地研究人員完成的《中國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報告》已出版四輯，由研究基地師生共同完成的《山東大學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報告(workingpaper)》也已出版40余期，研究基地作為跨學科培養的新形式和新平臺，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09年2月，我們依托基地研究力量和研究方向自主設置的公共經濟學二級學科博士點正式獲批，并于2010年開始招生。
2、全面實行研究生“雙導師”制
傳統研究生培養模式下，學生往往局限于甚至“隸屬”于某一位導師名下，主要接受一位導師的指導。這種模式雖保證了導師對學生的教育與培養，但往往會因導師的專業限制而無力對學生進行全面培養，特別是導師作為高校中的專職教師，社會經歷有限，可直接動用的培養學生的資源有限，存在著培養社科類學生的“天然不足”。為彌補這一不足，山東大學全面推廣“一個學生，兩個導師，三種經歷”的培養模式，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專業的每位研究生除有本單位的指導教師以外，還選定來自校內其他單位、國內外高校、科研機構以及實際工作部門的專業人員作為第二導師(稱為“合作導師”)。“合作導師”負責提供專業實習、合作研究等條件，協助校內導師開展研究生指導工作。通過“雙導師”制，學生向擁有不同知識結構、學緣結構的導師學習，更多了解和認識社會，開闊研究視野，發現研究課題，提升研究水平。迄今，我們已經聘請了來自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研究所、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地方財政部門與發展改革部門等單位的10余名專家學者出任“合作導師”，與荷蘭蒂爾堡大學、法國雷恩一大、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等實行了博碩士生的聯合培養制度。“雙導師制”既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保證了學生的培養質量，又擴大了學校與其他單位或部門的學術交流和社會聯系，還可以有利于高校服務社會目標的實現，可謂一舉多得。
3、著力推動研究生的“五種經歷”
當前大多數研究生只擁有單純的校園教育經歷，這雖然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證學生學習時間和精力投入，有助于系統掌握基本知識和基礎理論，但過于單一的經歷使學生缺少對社會現實的深刻理解，不利于學生研究視野的拓展和綜合素質的提高，更不利于產生創新性研究成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在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專業研究生培養中著力推動“五種經歷”，即在研究生學習期間，通過學校聯系和鼓勵、學科組織和籌劃、導師指導和推薦等多種措施，使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專業研究生在學期間確保：(1)10％以上的同學擁有第二校園經歷。目前我們在國內與廈門大學、武漢大學等建立了研究生層面的交流制度，每年都有同學到另一所名校交流學習1學期，學生不僅在專業學習上有所收獲，還可以感受不同的校園文化和學術風格。(2)10％的同學擁有海外學習經歷。目前我們已經與法國雷恩一大、荷蘭蒂爾堡大學進行了研究生層面的實質性聯合培養和密切的學術交流關系，使學生在學習專業與提高外語的同時，還開拓了國際視野。(3)100％的同學擁有專業實習或社會調查、社會實踐經歷。每年的寒暑假，我們都要求學生回家鄉進行專題社會調查，2007－2009年，我們還結合國家課題研究，連續三年在全國各地組織了由全體研究生參加的農民入戶調查，以幫助學生了解社會，學會從專業視角觀察分析經濟問題，也鍛煉了學生的溝通和組織能力。(4)100％的同學擁有參與課題研究的經歷。堅持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相結合的理念，讓每位研究生都參與課題研究，保證每位學生都可以擴大專業知識基礎，并接受到科學系統嚴格的科研訓練。(5)100％的同學擁有參加全國性或國際學術會議進行學術交流的經歷。我們每年主辦或參與主辦1～2次國際學術會議或大中型全國性學術會議，每位研究生都能有機會進行學術交流，還鼓勵并資助研究生參加博士生論壇及其他全國性學術會議甚至國際會議，提高研究生的學術交流能力。“五種經歷”的鍛煉學習，使得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專業研究生的綜合素質得到明顯提高。
4、創新教學方法，擴展教學內容
傳統的研究生教學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參與的廣度與深度不夠。為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我們強調研究生教學中學生的主體地位，一切以研究生為中心，不斷創新教學方法。一方面，我們開設專門的“前沿講座”課程，全部由學生主講、學生點評，所有學生都參與其中，人人受益。另一方面，我們還與地方的財政局、稅務局以及企業簽訂校財、校稅或校企合作協定，設立學生實訓基地。對于一些現實性很強的教學內容，聘請實際部門工作人員主講，并實現現場教學。
我們根據現代公共經濟學的最新進展，對傳統財政學的教學內容進行了擴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強調公共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教學。我們充分利用本學科團隊在公共品基礎理論、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研究上的特色和優勢，既向學生介紹最新理論動態，又同時向學生展示如何進行研究，實現了教學與科研的相互促進。第二，重視公共政策的教學。考慮到本學科突出的應用特性，我們在研究生教學中還特別強調對公共政策內容、方法以及案例的介紹，使學生在充分掌握已有理論知識體系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現實的理解，從而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5、扎實進行研究方法與學術規范的指導
為保證研究生培養質量，規范學術研究，提高研究水平，我們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專業通過開設專門課程、專題研究以及聘請其他單位、其他學科、其他領域專家講座的形式，對研究生進行科學研究方法指導，就如何進行社會調查、調研報告寫作、論文選題、資料搜集與文獻綜述、學位論文寫作、學術交流以及學術評價等給予全方位指導，使研究生人人掌握經濟學基本研究方法和學術規范。我們還特別注重對研究生的學術道德規范教育。針對近年來學術活動中道德失準、行為失范的問題，為防患于未然，山東大學專門出臺了《山東大學學術道德規范》，我們從研究生入學伊始便進行學術道德規范教育，并將其貫穿于學生培養的全過程，約束學生的學術研究符合學術道德規范要求，避免出現失德、失范問題。
三、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的效果
第2篇：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范文
國內一些高校正在試驗一種新型的交叉復合人才培養模式。比如，浙江大學城市學院試驗構建了交叉復合培養平臺。其中信電分學院對電子信息工程專業教學融入創意和創業教育元素，探索跨專業、跨院系復合交叉培養方式。其外語分學院試行英法雙語人才培養，成功培養出兼備英法雙語能力和國際貿易專業知識的人才[1]。華中師范大學致力培育具備多學科專業優勢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開設了“化學—生物學”、“數學—物理學”、“數學—經濟學”、“計算機—美術”、“化學—物理學”“、日語—國際貿易”等多個交叉培養實驗班[2]。交叉復合人才培養模式試驗都涉及人才培養方案里的課程設置改革，跨學科交叉課程群的開發與建設正好應運而生。下面將探討在國家海洋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為滿足對海洋經濟與管理復合型人才的大量需求，開發建設跨學科交叉課程群，實行交叉復合培養人才的問題。
二、海洋與公共管理跨學科交叉課程群設置的必要性
（一）海洋經濟發展急需海洋與公共管理復合型人才我國海洋經濟戰略地位提升加大了對海洋與公共管理復合型人才的需求。2012年國務院批準出臺了《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二五”規劃》，制定了發展海洋經濟、推進海洋事業的指導方針和行動綱領。面對海洋經濟和各項海洋事業飛速發展的新形勢，高等院校也將迎來對海洋方面專業人才的大量需求，特別是對既精通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知識又掌握海洋經濟和海洋管理知識的復合型高層次人才的大量需求。（二）海洋與公共管理專業培養方案調整的要求國家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本科專業目錄規定在海洋科學專業里設置一些有關海洋管理的課程，基本思路還是屬于理工科專業知識配備一些海洋管理知識的傳統套路，其人才培養基本定位在：行業技術+行業管理知識=本行業管理人才（技術官僚）[3]。但是，現代經濟社會經常需要一些跨行業跨專業的復合型人才，比如政府機關需要既掌握海洋管理知識，又熟悉政府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領域知識的多面手的工作人員。他們視野開闊，可以兼顧多方面管理業務，還具有通盤思考、把握全局的素質和能力，更適合在政府機構壓縮、人員編制精簡的新形勢下擔任工作。高層次的管理人才不僅要掌握本行業專門知識，還要了解國民經濟管理和宏觀經濟政策、政府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基本知識，要能夠理解國家對本行業管理政策及其在國民經濟社會全局中的作用。從工作性質來看，海洋管理屬于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管理職能屬于政府管理或者行政管理，其他部分屬于公共事業管理。所以，在原來開辦了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或者行政管理專業的高等院校開設跨海洋事業與公共管理的交叉課程群，可以為較快地培養出社會急需的交叉復合型人才提供一條便捷途徑，還可以省去正規設置新專業的程序上的麻煩，并且具有根據社會人才市場需要，靈活調整培養方案的方便性。
三、海洋與公共管理交叉課程群設置的構想
第3篇：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范文
關鍵詞：行政管理 課程體系 教學改革
一、引言
隨著我國政府職能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從注重管理轉向注重公共服務和協作，起初的行政管理與服務的對象和范圍、管理與服務的內容和方式也理應加以轉變，以適應市場經濟、知識經濟和民主價值訴求的發展需要。為實現培養高素質應用型專門人才的目標，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構建體現理論和實踐強有力結合的教學體系，把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注重對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編制培養應用型高級專業人才的人才培養方案，科學地構建實踐教學體系，成為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的重要內容。
二、當前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存在的問題
1、政治學類和管理學類的課程所占的比重偏多
這種課程設置實際上反映了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教育主要存在著兩種取向，即政治學取向和管理學取向。行政管理學界的這種取向上的爭議實際上反映了目前中國行政管理學在學科基本范疇上的模糊不清。反映在課程設置上就表現為，政治學類課程和管理學類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分別占有幾乎不相上下的比重（行政管理學類的課程除了公共財政學和行政法學之外都是屬于管理學范疇的課程）。
2、課程之間的設置缺乏聯系和必需的銜接性
這尤其反映在公共財政學和公共政策分析這兩門課的設置上。公共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必須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但是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專業基本上都沒有開設這兩門基礎課。如果沒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學生是不可能學懂公共財政學的。當然，目前國內大多數行政管理學專業所用的財政學教材是建構在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所以，沒有現代經濟學的知識也可以被學生理解。
3、公共政策的課程比重過小，并且缺少相應的基礎課程
如果將政府行政管理管理活動分為內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話，那么，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專業的課程體系主要偏重于內部管理方面，外部管理方面的課程相對來說比較少，即公共政策方面的課程極其少。
4、經濟學類的課程相對較少
由于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界對于行政管理學的基本范疇之爭主要集中在政治學取向和管理學取向之上，因此對于經濟學類課程的重視就顯得不夠。當然，有些院校主要是因為缺乏經濟學類的師資。所以，目前只有極少數院校的行政管理學專業開有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三、行政管理學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改革分析
1、重視學生人文素養的培訓
為適應社會需要，行政管理人才理應具有良好的綜合素質。因此，在理論教學體系、實踐教學體系之外，還要重視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人文素養內涵不僅包括有利于提高學生專業技能、技術創新的專業素養，還應包括社會綜合能力的擴充訓練、精神氣質的陶冶和人格品質的塑造。
行政管理專業以培養行政工作的高級管理人才為目標，針對管理者素質的要求，開設人文素養方面的課程，從管理者的觀念、品格、知識、方法、能力等方面強化訓練。如開展務實、敬業、拼搏、創新精神的訓練，倫理道德、毅力、人格修養等方面的培養，加強人際溝通、表達能力、創業策劃、情商訓練和社交禮儀等素質的培養。現代政府存在與活動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立足于為少數人或行政官員自身利益服務的基礎之上。這是對政府及所屬行政工作人員的基本倫理道德要求。行政管理學專業對學生的培養和教育，只有在這種專業意識的指引下，才能培養他們的服務意識、公仆意識和公共責任意識。
2、同等重視理論課程與實踐環節的安排
行政管理專業是一門應用性和實踐性極強的學科，行政管理專業教學計劃除設置大量的理論課程外，還應包括更多的實踐環節。實踐教學環節的設計應使學生能真正勝任公共服務工作。把科研引入教學之中，通過專題研討會、課程論文等形式，要求學生獨立研究公共服務領域里存在的問題，培養其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對公共服務領域活動深層次的現象進行觀察、分析、歸納、整合的能力。通過這些實踐環節的有效實施，提高專業人才應用行政管理專業知識與理論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轉貼于
3、同等重視定性與定量課程
對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加強高等數學、公共管理統計學等定量課程的教育與學習，有助于為該專業的學生學習定量課程打下堅實基礎，有效提高其公共管理定量技術分析的能力，從而準確地將在實踐中統計的資料應用于政府公共服務中，創新公共服務方式，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4、改革單一的政治學取向和單一的管理學取向
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和及其管理對象的廣泛性與復雜性，決定了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設計應體現諸多學科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和相互發展的取向。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政府微觀管理職能的逐漸削弱，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的逐漸強化，社會對行政管理的技術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為了使學生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要注重在多學科綜合走向上創新。因此，行政管理學在學術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方式等方面，應更多地與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領域緊密聯接起來，達到互相借鑒與滲透，相互促進與發展。尤其是現代信息化、知識經濟社會日益發展，多學科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所形成的多元研究方法為行政管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1]陸鋒明.淺談高職教育中行政管理課程教學體系的構建[J].社科縱橫，2009(8)
第4篇：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范文
軍轉干部培訓心得體會
為期一個月的軍轉干部培訓結束了，回顧這30天來培訓生活，自己感慨萬分。今年的培訓課程設置豐富，有形式政策介紹、有法規理論培訓、有心理心態調適、有業務基礎知識、有為官做人之道等等，面**富，及時解渴。教師的理論水平高，既有專家教授，又有政府部門領導，還有老軍轉干部，教學深入淺出，教學手段多樣。這次培訓不僅是我們軍轉干部素質提高的"加油站"，能力提升的"加速器"，融入社會的"劑"，而且還是我們緩沖適應、調整心態的站臺，廣交朋友、溝通感情的平臺。總的來說，這次培訓既為我們傳道授業解惑，又教我們如何做人、做事、做官，具體來談，有以下兩個方面體會：
一、收獲方面：
豐富了專業理論知識，強化了法律意識，增強了做好本職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一是專業理論水平進一步得到提高。我在部隊長期從事政治工作，自以為專業理論方面底子厚，能力強，能游刃有余，通過培訓，才了解到自己的淺薄，來到地方，我們必須從零開始，填補空白。通過一個月多月的軍轉干部培訓學習，認真學習了政府職能結構與運作、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經濟、依法行政、公文寫作、國家公務員制度、國家公務員行為規范等專業知識，同時通過部分課程的學習，加深了認識和理解，有力地提高了自身的業務素質。所學課程既符合今后的工作實際需要，又滿足了我個人求知欲望。公共行政管理，使我學到了新的管理方法、領導藝術和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公務員管理和
第5篇：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范文
政府預算透明度與經濟環境
不同融資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債比較研究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研究的最新進展
論中國貨幣政策的價值取向
我國貨幣、財政及匯率政策的內外部配合問題
金融支持經濟發展效率比較——基于DEA-Malmquist指數方法的分析
人民幣匯率變動預期管理與跨境人民幣結算
我國鐵礦石價格聯動因果分析
“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基于生產者服務業對“中國制造”效用研究
環境約束、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與產業競爭力生成能力
工業發展、環境管制與空氣污染——以制造業SO_2排放為例
人口轉變與老齡化后果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居民消費行為的收入決定論——中國城鄉居民消費函數的省際驗證
論對賭協議在中國創業板市場中的法律地位
中國對外貿易內生比較利益的實證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母市場效應”再推導
“創業板”抑或“主板”:科技型中小企業如何選擇上市融資的主戰場
制度變遷影響財政風險金融化的VEC模型分析
企業稅收負擔與投資結構的關系研究——基于我國上市公司有效稅率的測度
關于物業稅幾個有爭議問題的探討
衛生公共產品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以湖南省14個市(州)衛生資源配置為例
以資源稅和房地產稅為地方稅主體稅種的可行性探析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特征及運行效果分析
亞洲金融危機與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不同背景下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比較研究
貨幣、信貸與總需求:基于信貸渠道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
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考
農村金融排斥:現實困境與破解對策
中國資本配置效率行業差異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集聚、產業結構類型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
再論公地的悲劇——基于公平偏好的博弈分析
新形勢下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的構想
居民資產具有財富效應嗎?——來自京、津、滬、渝面板數據的驗證
居民家庭資產與消費的變動關系:基于1999-2009年城鎮季度數據的實證檢驗
面向服務外包的發包企業流程優化研究
內部控制的實施與加強——以新疆民營企業的合同管理為例
公共經濟視角下的城鄉義務教育:差距及收斂
建立中期預算框架的國際比較與借鑒
我國農村老齡化趨勢及新型養老保險體制的建立
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困境及對策建議
金融系統的收入再分配功能:金融轉移的分析視角
上市公司發行公司債券對股價影響的研究
人民幣升值與反j曲線效應的實證分析
金融危機下中國凈出口變化的多層面分析及預測
對銀行內生性信貸周期的博弈分析
經濟活動的空間分散與世界城市的產業集聚
對我國居民收入流動性的考察
房價與地價關系的理論分析與中國經驗的實證檢驗:1998-2007
中國工業參與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技術進步效應分析
控制權私有收益的產生機理分析
企業家社會網絡嵌入機制研究
美國對中國服務業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上市公司高管績效激勵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新準則下公允價值理解與應用研究
促進外貿平衡發展的稅收政策研究
促進節能減排的稅收政策研究
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論思考
“瓦格納定律”檢驗中的協整與因果問題——中國的情況
商業銀行效率演進趨勢及結構特征透析
第6篇：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范文
「關鍵詞財政學；學科基礎；課程體系
一、財政學的學科基礎
縱觀財政學科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其他學科向財政領域滲透，即移植其他學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財政問題和解釋財政現象，為現代財政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而寬廣的學科理論基礎，使財政學演變成為一門融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以及社會學于一體的交叉學科。
1、財政學的經濟學基礎
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這就決定了從經濟學的角度、運用經濟學方法研究財政問題，是當代財政學的主流。首先，從西方財政學科的發展演變歷史考察不難發現，財政學與經濟學具有無法割裂的天然聯系。
從亞當?斯密將財政學發展為一門學科以來一直到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br.C.F.）出版《公共財政學》期間，財政思想和財政理論均是在經濟學著作中予以闡述。在經歷單獨冠以“公共財政學”之名的階段后，以1959年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公共財政學理論：公共經濟研究》一書的出版為標志，財政學再次與經濟學融合發展為公共經濟學，進一步突顯財政學研究的經濟學基礎。正是由于這種演變，促成了財政學科研究在隨后20多年中的壯大與繁榮[1].其次，從財政學的研究任務看，財政學與經濟學的研究主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據西方理論對財政產生原因的解釋，政府主要是為提供公共產品而存在，財政學研究的是政府（公共）資源的配置問題，作為分析市場資源配置問題的邏輯與范式同樣可以在財政領域運用，構成公共產品的生產、提供以及費用分攤的理論基礎。因此，公共產品理論的提出與完善，成為聯系和溝通財政學與經濟學的主要橋梁。將經濟學分析方法運用于財政學科領域有著悠久的歷史，許多杰出的經濟學家都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進了財政學科的獨立與成熟，如李嘉圖（Ricardo，1817）的公債效應分析；古諾（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稅收歸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關于稅收對生產企業的效應分析；拉姆齊（Ramsey，1927）的最優商品課稅理論；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優所得課稅理論等等。[2]
2、財政學的政治學基礎
現代財政學在具有經濟學基礎的同時還具有政治學基礎。首先，財政學與政治學研究的行為主體具有一致性。政治學以國家或政府機構為中心進行研究，而財政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的分配活動，因此政治學的理論與觀點，尤其是政治學上的國家理論或政府理論會直接滲透到財政學研究中來。在財政學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經濟學》來體現財政學與政治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在西方財政學中，一直存在著將財政學與政治學相聯系的傾向，西方經濟學家道爾頓在其《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中更是開宗明義地指出，財政學是界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3]其次，財政決策過程需要通過政治決策機制來完成。財政所研究的公共資源配置依賴于政治過程，政治決策機制與方法的差異對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響，因此財政收支活動與過程同時又是政治活動與過程。隨著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的出版和公共選擇理論的興起，為政治學建立了與經濟學相同的分析基礎，使得經濟學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領域，以經濟學為紐帶將財政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打通。公共選擇理論的政黨理論、官僚理論、投票理論在財政學中的運用，開辟了從完善政治決策機制的角度來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的新領域，使經濟學、財政學和政治學更為有機的結合起來，便于我們從經濟學和政治學兩個層面共同研究財政問題。
3、財政學的管理學基礎
財政從來都是同國家或政府的職能連在一起的，財政收支活動的目標就是要有效實現國家或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從這種意義上說，財政可以界定為政府的一種經濟管理活動。從經濟學角度考察財政，主要側重于財政運行規律的分析和揭示；從管理學角度考察財政，則側重于財政管理機制的構造和操作，兩者具有內在統一性。當今世界，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管理或稱公共行政已經或正在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論所謂“產業型政府”的解釋，政府部門實質上是一個特殊產業部門。因此，財政問題不僅是經濟學和政治學問題，同樣是管理學問題。[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論，吸收管理學的合理內核是構建合理的財政機制、提高財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財政管理歸結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過這種制度安排構筑利害相關主體的約束與制衡機制、規范財政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各種權利配置關系和利益分配關系，通過吸收企業治理理論來謀求財政的科學控制。從管理學角度出發，按照管理學的范式，將管理學中的制度、行為、組織和決策理論引入財政學來研究財政，必然會使財政學的學術基礎得到進一步夯實。
4、財政學的社會學基礎
財政制度運行于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社會文化制度會通過財政行為主體對財政運行產生重要的乃至決定性影響。自德國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提出其“韋伯命題”以來，人們越來越重視一國社會文化環境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透過經濟現象去探究隱藏其背后的社會文化根源日益成為人們洞察經濟問題的新視角。社會文化環境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影響，一方面是通過影響經濟主體的價值觀念進而影響其行為取向與方式，從而發揮其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導向功能與約束功能，進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帶有較為濃厚的倫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會文化傳統的非正式規則對約束、規制與調整人們行為起重要作用，其對正式規則的作用發揮將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事實上，就是在同種經濟運行機制（如市場機制）下，由文化傳統所決定的非正式規則的差異，會在經濟運行機制層面上得到反映，呈現不同特點，最終體現出制度效率的差異。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同種制度在不同國度有著不同的運行狀況和運行結果，為什么一項制度在具體運行中會出現偏差，為什么我們不能完全照搬產生于西方社會環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們研究財政現象與問題時不能忽略社會文化環境的客觀影響，否則，會使現實財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趨于無效。
在經過幾個世紀的學科日益分化的歷程之后，人們已經開始強調學科之間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現了學科綜合的趨勢。[4]財政學科的綜合性要求我們對財政學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問題必須結合有關學科進行交叉研究，將財政學建立在一個寬廣而堅實的學科基礎之上，并體現于財政學的課程體系設計之中，這樣才能達到“厚基礎、寬口徑”的財政人才培養目標。
二、財政學課程設置存在的主要問題
1、目前課程設置難以完全體現財政學的多學科基礎
為了滿足我國財政學科發展與財政人才培養的需要，許多院校對財政學的課程體系進行了優化調整，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經濟學基礎課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財政專業主要學習的經濟基礎課程是《西方經濟學（初級）》，很少開設中級（或高級）《微（宏）觀經濟學》課程，而其中的經濟理論或分析方法正是許多財政問題分析所必備的，如稅收效應中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分析、最優稅制設計等。由于這方面知識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財政專業學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隨著數學在經濟分析中的廣泛運用，數學分析方法日益成為財政領域的一個重要工具，基本的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知識對于財政專業學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財政課程體系中，許多學校將《計量經濟學》僅作為選修課程開設，《數理經濟學》更是一個空白，導致學生對數學公式與推理只知數學含義而不知經濟含義，遇到財政專業課程中的數學分析內容，則以囫圇吞棗的方式死記結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財政學的管理學基礎、政治學基礎以及社會學基礎未能有效的通過相關的課程設置體現出來，財政專業學生的分析視角過于單一，對財政現象與問題的理解難以深入，就財政論財政的現象沒有得到改觀。[5][6]尤其是社會學知識的缺乏，使得學生無法準確理解中國財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論分析財政現實問題的現象較為普遍。
2、學科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的結構、專業課程內部結構不夠合理
撇開公共基礎課不論，在財政學科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的結構方面，存在較為嚴重的“頭重腳輕”現象，即學科基礎課程偏少而專業課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財政專業的口徑較窄而專業性過強，導致財政專業人才培養的市場適應性偏低；在專業課程內部結構方面，由于課程門數過多，過分強調單項課程結構完整，導致各門課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課程名義下講授相近的內容，內容交叉重復，知識容量狹小。[7][8]如《稅收與實務》、《中國稅制》、《稅務管理》、《稅務稽查》和《稅務會計》等課程相互之間都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直接重復，極大地降低了教學效率。
3、財政實驗課程相對貧乏
財政學科是實踐性較強的學科，實踐應用能力培養是財政人才培養的重要目標之一。在財政學教學過程中，無論是稅收和稅收管理知識，還是政府預算管理和預算會計知識，基本上全部依賴傳統的“空對空”的課堂講授方式，既給教師授課帶來困難，同時也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可謂是事倍功半，不僅效率低下，而且無益于提高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
三、財政學課程體系建設的建議
1、優化財政學課程體系結構
財政學課程體系結構的優化應從這么幾個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學科基礎課程的數量比例和課時比例，充分體現財政學的多學科相融合的發展趨勢。增加經濟學理論課程的門數和教學課時，如加大《計量經濟學》的課時量，增設《中級微（宏）觀經濟學》（針對本科層次）或《高級微（宏）觀經濟學》（針對碩士、博士層次），同時將反映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基本理論的課程納入學科基礎課程體系當中，在選修課程中擴大反映上述學科理論發展以及分析方法創新的課程，如《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第二，適當壓縮財政專業課程門數或教學課時，或者將某些課程從必修課降格至選修課，為學科基礎課的教學留出課時空間。如取消《稅務會計課程》，將《公債管理學》、《稅收與實務》《比較稅收學》等課程作為選修課開設。第三，新設部分財政實驗課程或從現有課堂教學課時中劃出部分課時進行實驗教學。
2、整合現有財政學科各專業課之間的內容
在維持財政主干專業課程基礎上，對部分專業課程進行歸并整合，避免單項課程內容交叉重復，擴大知識容量，節約教學時間，提高授課效率。[7]如《稅務管理》與《稅務》可以合而為一，稱為《稅務管理與》；《國家預算》與《預算會計》聯系緊密，部分內容存在較大程度的重復，建議合二為一，改造為《國家預算與核算》課程；《財稅專題講座》則改造為《財經專題講座》以擴大其適用范圍和突出課程內容的一般性與實踐性，等等。新晨
3、加強相關課程內容講授的協調與分工
在財政專業教材的編寫中，為了保證內容體系的完整性，內容的重復與交叉在所難免，因此需要我們就相關內容在講授過程中予以協調與分工。這樣做的優點除了可以盡可能避免授課內容的重復之外，還可以確保學生接受知識的邏輯順序以及連貫性，同時使各科課程的教學重點更為明確。在這方面，可以依據理論與制度兩大模塊來對教學內容進行分工。[9]在理論部分，授課的重點應該是基礎理論的傳授和分析思維與分析方法的訓練；在制度部分，則應該將重點置于分析方法的運用和具體問題的解決。如對于《財政學》中的“國家預算”部分，只著重講述預算的一般理論與分析方法，而對于預算的具體做法、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可以不加介紹，留待《國家預算管理》中進行講述，遵循從一般到具體的認知規律。
「參考文獻
[1]張馨美英財政學內容體系之演變特點[J]財政研究，1996，（3）：20-25.
[2]加雷斯?D?邁爾斯公共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第7篇：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范文
關鍵詞：文化產品；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政府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234-01
1 文化的概述
在《辭海》中文化有廣義和狹義兩個定義：文化廣義指人類社會歷史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則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結構。 在現實中我們較常用的對文化的定義有以下三種：（1）與文明等同，是指人類創造成果的總和。（2）與政治、經濟相對立統一的概念，即精神文明。（3）特指廣電音像、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等領域。
而文化與經濟發生密切關系主要源于文化的產業化。從歷史發展來看，最早藝術與技術是一體的：技術一詞出自希臘文“工藝、技能”與“詞、講話”的組合。自17世紀中葉開始，社會工業化的發展，專業化程度的加深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分離，使規模生產的產業與文化創意分離。到后工業時代，生產力的發展，使得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可由更少的人力、物力來提供，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和成本降低，把附加價值的重心從物質生產轉移到了非物質的生產，特別是服務業，且呈現從面向生產的服務業向面向娛樂的服務業發展。
2 文化產品的分類
在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的現階段，文化的產業化逐步深入，然而文化領域仍然沒有完全得與產業融為一體，即仍然存在沒能或不能產業化的文化領域。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對產業化的文化領域與沒能或不能產業化的文化領域的態度是不同的。在市場經濟中，產業化文化領域的文化產品及服務屬于私人產品，其供給與需求完全由市場調節；而非產業化的文化領域的文化產品及服務屬于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政府是作為社會公共產品的供給者出現。因此，區分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以及政府在兩個領域對文化產品提供的不同作為，最終使一國文化很好的傳承發展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文化產業和事業及其提供的文化產品區分標準主要是文化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區分。公共產品的嚴格定義是薩繆爾森給出的，即每個人消費這種產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 以數學形式表述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區別是：對私人產品，X=∑Xi,即某一商品的總量等于每一消費者i所消費的該產品數量的總和，說明私人產品在效用上具有可分割性；對純公共產品，X=Xi，即任何一個消費者i所消費的公共產品數量就是全社會的公共產品總量，說明公共產品在效用上具有不可分割性。
文化的意識形態性、共享性天生使得其效用具有不可分割性，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工業化程度加深，科學技術以及管理技術的高度發達使得文化能夠漸漸附著在具體的物質形態來得以傳播，文化領域的產品具有了效用的可分割性，具有排他性、競爭性，私人部門提供相應文化產品的供給成本能夠得到補償，市場可以發揮其看不見的手來調節該領域的產品服務供給與需求。這就是文化產業領域。而意識形態性仍然很強且難以物質化的文化產品仍具有典型公共產品的效用不可分割性，這就屬于文化事業領域。
3 文化產品的提供
文化產業領域文化私人產品的供給，是完全依靠市場通過競爭、供需關系和價格杠桿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政府不參與供給，政府的支持作用主要體現在產業政策方面。
文化事業領域文化（準）公共產品主要集中在文化產業核心層中的文化藝術服務類,主要包括：（1）文化保護和文化設施服務（博物館、 烈士陵園、紀念館、 圖書館、檔案館）；（2）群眾文化服務（群眾文化活動）；（3）文化研究與文化社團服務（社會人文科學研究、專業性社會團體）。
相對于文化私人產品而言，文化公共產品（包括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供給要復雜得多。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公共產品理論” 的出現標志著公共經濟的主體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私人企業，社區和非盈利性組織也參與到公共經濟活動中，成為公共產品的重要供給主體。
首先政府仍然是主要的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對公共文化產品而言，政府應當是文化純公共產品的供給者，如社會人文科學研究、專業性社會團體等，這些文化產品的提供是對全人類的一種福利。同時參與準公共產品的供給，比如群眾文化服務（全民健身設施，公共休閑廣場）等，按照最低保障原則，實行以市場為主，政府資助為輔的原則，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實現：與企業簽訂生產合同、授予特許經營權、政府參股共同承擔風險等。
其次，一部分文化公共產品也可以由私人提供。德姆塞茨在《公共產品的私人生產》中，指出在能夠排除不付費者的情況下，私人企業能夠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
第三，與政府和私人企業相比，社區提供公共產品有著鮮明的特點，即社區公共產品的供給是為了滿足生活聚集區的居民的實際需要，由居民自愿籌集資金，來提供公共產品， 居民繳納的資金并不出于利潤的目的。社區內的一些準公共文化產品，如社區健身、娛樂設施，社區休閑廣場，可通過居民自愿籌集資金的方式由社區來提供。最后隨著我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一些介于政府與私人企業之間的組織形式，即非盈利性組織也逐漸成為文化公共產品的提供主體。
4 我國公共文化產品提供的現狀及改進
在1998年~2002年間，我國文化事業費總和達324.2億元（年均64.84億元），是“八五”時期121.23億元的2.7倍。而在2006年，我國中央政府文化事業支出就已達到122.97億元，較2005年增長23.9%。但從我國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來看，仍然是不足的。
以博物館為例。據統計，西方發達國家一般平均10-20萬人擁有一個博物館，中心城市平均一兩萬人就有一個博物館。而我國除了北京（目前有博物館131個，約10萬人擁有1個博物館）、上海（目前有博物館100余個，約15萬人擁有1個博物館）等地勉強可比外，全國平均約60萬人才擁有1個博物館，差距十分明顯。
文化支出的結構也存在問題，以“十五”時期數據，我國文化事業中的人員經費占文化事業總支出的35%以上，而在西方發達國家，該類費用不到總支出的20%。主要原因在于我國文化事業采用全額或差額撥款制度，事前撥款的財政制度不能控制資金的投入方向以及運用的質量管理。
如今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基于市場導向、多元化混合資助方式來推動文化事業發展，如：（1）文化藝術捐贈資金；（2）文化機構信托基金；（3）文化藝術專項資助；（4）土地和共同體遺產投資項目；（5）國家彩票等。我國在文化事業的財政撥款方式上也要改變過去的全員撥款的方式而轉變為以促進文化事業發展的養事業性支出方式，具體可采用文化事業專項基金的方法，集中精力扶持文化精品。同時，也可通過國家彩票形式為公共財政重點資助項目（包括博物館、 烈士陵園、紀念館、 圖書館，以及群眾文化活動等）提供資金來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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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范文
到19世紀末,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化大生產的出現,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傳統的私法理念越來越不能適應保護社會利益的需要,權利社會化思想逐漸興起。
20世紀后期,為了解決社會現實問題,訴的利益也隨之有了新的發展,訴的利益是當事人主張的利益,但不要求當事人在主張時就必須有實體權利,訴訟是否被法院接受,完全看是否有訴的利益,這就使得非直接利害關系人,對于社會經濟公共利益也具有訴的利益。這種訴的利益觀的突破,為反壟斷公益訴訟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也有利于更好的保護公平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公共利益,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3、 完善我國反壟斷公益訴訟制度的措施
3.1、 完善反壟斷公益訴訟的管轄
由于反壟斷公益訴訟是針對排除和限制競爭,進而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的行為,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訴訟,法院在受理和審理此類案件時需要做出嚴格、認真的甄別和考量,這就對法官的整體水平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因而,相對于一般訴訟,反壟斷公益訴訟應該提高級別管轄,一審案件至少應該由設區的市中級法院來管轄,或者提高審級由直轄市和省會市的中級法院來管轄,這樣有利于發揮中級法院的人才優勢和資源優勢,確保反壟斷公益訴訟案件的公平性、客觀性。關于反壟斷公益訴訟案件的地域管轄,可以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轄。對于反壟斷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由于壟斷行為并不局限于一省一市,而是經常同時發生于多個地區,甚至是全國范圍的,建議由被告所在地的省會市中院管轄。另外,對行政壟斷行為,應該做出特別規定。反壟斷公益訴訟中,針對行政壟斷行為,應該同時規定轉移管轄制度。對于省會市政府部門或省政府部門的行政壟斷行為,應當由最高院指定轉移給其他法院。因為,現在地方法院的人、財、物都或多或少受地方政府的影響,由最高院指定管轄,方可更好的保證反壟斷案件審判的獨立性和公正性。
3.2 、完善反壟斷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
首先,檢察機關可以充當原告資格。在我國實際生活中,許多壟斷行為與行政機關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作為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商務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部門利益,它們顯然不符合中國現狀下,提起反壟斷公益訴訟的主體要求。而檢察機關作為司法機關,不會受部門利益的牽制,有其提起反壟斷公益訴訟更具公信力。檢察機關是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機關而存在的。壟斷行為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已非一般的經濟違法行為所能比擬,它直接侵害了健康、有序的市場競爭秩序。國家的職能之一是公共管理,本是就有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和社會經濟公共利益的職責。反壟斷訴訟的本身就具有公益性,針對壟斷行為提起的訴訟是公益訴訟,正符合檢察機關作為維護國家公共利益機構的設置。此外,檢察機關作為專門的司法機關具有資源優勢和人才優勢,檢察功能日益豐富,是各國檢察機關職能發展的大潮流。我國檢察機關以公益代表的身份,參與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和民事審判監督,已經有了這方面的一些成功經驗,法律應當賦予檢察機關反壟斷公益訴訟的起訴權,以便發揮檢察機關的優勢,更好的維護社會公共經濟利益。
其次,社會團體可以充當原告資格。隨著訴訟理論的發展,訴訟信托理論的出現,為社會組織享有反壟斷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提供了理論依據。訴訟信托是指法律規定某一公益團體對某些權益有訴的利益,該公益團體專門于此項公益權利受侵害或可能受侵害時,提起訴訟,而組成該公益團體之成員,可以直接引用判決對有關侵權人員主張利益公民個人在信息占有,資源和力量方面與壟斷違法者相比,都處于明顯的劣勢。社會整體利益代表的重任落在了社會團體肩上,社會團體成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中流砥柱。現代社會尊重個人權利,但個人往往通過其所在的社會組織或團體實現自身的權利,而社會團體的行為最終又可歸結為組合成團體的個人的行為。因此,賦予我國社會團體反壟斷公益訴訟的起訴權,是實現個人私權的重要途徑之一。同時,允許社會團體提起反壟斷公益訴訟,還可以使消費者、中小企業等社會弱者的力量增強,社會弱者再以團體的形式組合,能更有效的對抗相對的強勢方。并且,這些社會團體與經濟社會生活的聯系最為直接和密切,最易覺察壟斷行為,同時還擁有相關方面的資源優勢和人才優勢。因此,承認社會團體具有反壟斷公益訴訟的當事人資格,有利于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維護。
再次,公民也可以充當原告資格。公民既包括消費者,也包括經營者和其他個人。公民直接處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社會公共經濟利益與公民個人息息相關,賦予公民反壟斷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是實現公民個人公益權的需要。公民的公益權是指,公民對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所享有的權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提高,公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有權利也有義務維護社會經濟公共利益,唯有如此才能保護社會經濟公共利益,并使自己的私益,不受侵害。隨著社會的進步根據我國的現狀,我國應當建立以社會團體為主,檢察機關和個人為輔的反壟斷訴訟提起模式。基于訴訟費用承擔及能力方面的考量,建議建立以社會團體為主的反壟斷公益訴訟模式,這樣能夠充分發揮社會團體在反壟斷公益訴訟中的積極功效與優勢,更好的維護社會經濟公共利益。
3.3 、完善反壟斷法公益訴訟的舉證責任
一是完善反壟斷民事公益訴訟的舉證責任。誰主張,誰舉證是傳統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在傳統民事訴訟中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但反壟斷公益訴訟有其自身的特質,對壟斷行為和損害后果的認定非常困難和復雜,原告所占有的資源和信息有限,而且原告缺少應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如果我們繼續堅持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讓其承擔這樣的舉證責任是極為困難的,因此,為了實現原、被告雙方力量的均衡,建議在反壟斷公益訴訟中實行無過錯責任和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規定主要證據由被告提供。此外,在反壟斷民事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收集證據的能力在客觀上也受到了極大地限制,因此,檢察機關只需承擔主要而不是承擔全部的責任,針對那些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證據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二是完善反壟斷行政公益訴訟的舉證責任。在反壟斷行政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作為原告提起時,也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因為在反壟斷行政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和行政機關都是國家機關,收集證據的過程中都需要國家投入人力、財力、物力,哪個國家機關收集證據成本更小、更合理,就由哪個機關收集。行政機關直接做出行政決定,占有一手資料,由行政機關提供證據更經濟合理,應當由行政機關提供證據。
第9篇：公共經濟與政策專業范文
【論文摘要】2003年的非典危機暴露出我國公共衛生防御系統存在諸多缺失。彌補公共衛生領域資源配置中存在的“市場失靈”，必須發揮政府的公共經濟職能，同時培育良性的市場競爭機制。建立健全公共衛生保障系統是保障我國經濟穩定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必要條件。
2003年的非典危機暴露出我國公共衛生防御系統存在諸多缺失，對我國的公共衛生保障體制進行改革勢在必行。公共衛生保障體制改革要達到三個目標：其一，要根據需求（反映收入和健康狀況的需求）分配有限的衛生資源，更有效地為整個社會服務；其二，要引入社會效率高的醫療服務保障體系提高衛生醫療服務的質量；其三，建立健全高效運轉的公共衛生防疫系統。第一和第三個目標更注重公平性，需要適當的政府干預和充足的財政投入，第二個目標更注重效率，需要通過發揮市場的作用來實現。所以公平與效率的權衡也體現為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的補充。
1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加大政府對公共衛生保障系統的投入
從1998年起，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保障國民經濟平穩健康增長，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到2002年的5年間累計已經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積極的財政政策體現了經濟增長優先的目標，對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相對忽視了公共健康、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等社會經濟發展目標。非典疫情的突然出現，不僅使得忽略這些問題的代價在短時間內集中顯性化，而且對宏觀經濟造成了更大損害。這迫使我們重新評估以前的宏觀經濟增長目標模式，財政政策目標轉型也就成為必然。今后的財政職能必須向公共財政轉變，更多的關注市場不能有效解決的問題，如公共安全、公共健康、環境保護等。
2通過政策干預糾正公共衛生保障領域中的“市場失靈”
公共衛生保障部門是一個不能簡單聽憑市場調解的領域。這是因為，第一，醫療保健的需求彈性非常低，價格的高低對需求的影響極小。衛生需求的低彈性和服務的隨機性，讓市場需求來確定醫療的價格將會使衛生保健的費用很快超出社會和普通人的承受能力。第二，很多疾病的危害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病人本身，而可能是整個社會。就拿非典事件來說，它造成的危害不僅是患者的生命危協，同時也影響了社會、國家，甚至全球的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其危害之大，單憑市場調解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由國家和國際組織做出統一部署和安排。第三，醫療服務行業含有專業條件的限制性，一定范圍內的壟斷性，醫生和病人知識的不平衡性及醫療效果的不確定性等特點。第四，在以知識經濟為特色的21世紀，國家承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健，這不僅可以保護人力資源、改善勞動力整體素質，從而可以進一步提高國家競爭力，增強國家的整體實力。由于公共衛生醫療行業的特殊性，需要通過適當的政策干預來糾正其“市場失靈”，并確保醫療服務利用的社會公平性，以保證社會福利和公平目標的實現。政府介入該領域，實行價格規制，讓醫療企業依法經營，可以實現醫療保障普遍供應的社會公平原則，實現政府保護消費者利益、向弱勢人群提供保障，加大社會福利的政策目標。
3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公共衛生服務效率
公共衛生服務領域應由政府來介入這是無可非議的，但如果國家對這一領域進行壟斷經營，既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資源配置失效，同時也會造成該部門的低效率。在公共衛生領域必須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醫療服務領域既可以由國有企業經營，也應該讓非國有企業進入。這既可以使有限的衛生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又提高了效率。我國的公立醫療機構已經開始了服務收費，這標志著公共衛生部門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商業化改革，但我國的醫療服務市場卻缺少充分的競爭，病人面臨的選擇非常有限，并且醫療機構對公眾提供的基本信息缺少規范而且非常不充分。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允許病人選擇醫院和選擇醫生，引入不同付費方法以及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組織形式的醫療機構之間的競爭。在改革付費的方法中，應當加強對醫院的成本制約機制。各國醫療保障系統改革的經驗表明，成本制約的關鍵不在于醫療服務的需求方，而在于供給方。如上所述，我國通行的“按服務付費”的付費辦法，會產生“供給誘導需求”。這種付費方法與醫療服務機構的藥品補償機制相結合，更成為近年來我國醫療費用快速上漲，在醫療服務費用中藥品費用比重不斷升高的主要原因。鼓勵不同所有制的醫療機構開展競爭，能夠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在這些方面，國外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
4選擇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衛生保障模式
由于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經濟和政治體制不同，公共衛生保障系統的建設具有不同的模式，呈現出多樣性和變動性。OECD1987年的報告曾把各國公共衛生保障系統模式簡要分類為以下三種：一是以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新西蘭為代表的NHS（NationalHealthService）模式，即國民醫療制度，其最大特征是醫療機構國有國營，醫療費用基本上由政府支付。二是以德國、法國和日本為代表的社會保險制度，又稱為陴斯麥模式（BismarckModel），其特征是強制保險，雇傭者和個人共同負擔保險金，醫療機構既有公有又有私有。三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個人保障模式，又稱消費者模式，其特征是個人和企業負擔保險金，醫療機構完全私有。我國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應實行社會統籌保險與國家財政保障相結合的公共衛生保障模式，醫療保險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衛生防疫系統的建設和疫情的防控主要由政府負擔。
5參考文獻
1李長明.中國農村衛生發展現狀與策略[C].北京：中國衛生發展論談-中國農村衛生改革與發展國際研討會,2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