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的種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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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2篇：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
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是指能夠影響外國直接投資數量、部門構成和地域分布的貿易政策工具。根據影響方式不同，貿易措施可分為：市場準入限制；促進發展的市場準入優惠；促進出口措施和出口限制。
一、市場準入限制
這是范圍最廣、數量最多的一類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這類措施一般限制或以其他方式阻止進口產品的競爭，從而促進想要獲得市場準入機會的其他國家進行直接投資。主要包括七種類型：
1.進口關稅和對進口數量的限制
關稅或配額是最常見的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可保護國內產品不受外國產品競爭。受保護的生產者可能是國有企業，也可能是得到批準的外國投資者。
2.部門管理的貿易安排
有時，部門管理的貿易安排被用來取代受到多邊貿易規則特別禁止的貿易配額。通常發生在鋼鐵、紡織品、汽車、半導體、航天和建筑業等部門。這類措施不僅扭曲貿易的自由流動，還影響外國直接投資的選址決定。
其他形式的部門管理貿易安排也被稱為“自愿出口限制”，通常是雙邊的。實行這一貿易限制的主要目的是對國內市場提供暫時保護，防止進口產品的競爭，進而增加國內產業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動。
3.區域自由貿易協定
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是最重要的一類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這些貿易協定允許成員國制訂和執行有利于區域內企業的非最惠國貿易措施，對本地區之外的企業的進口加以歧視。
4.原產地規則
在區域貿易協定中，原產地規則規定，為獲得某項協議給予的貿易優惠，產品必須達到的區域含量水平。在其他情況下，原產地規則被用來確定進口產品的原產地國。這對于執行限制性貿易措施，給予某些國家優惠貿易地位十分重要。
5.反傾銷條例
反傾銷條例是防止進口商實行掠奪性定價行為的貿易措施，進口商為了取得未來的壟斷優勢，使用這一辦法將競爭對手趕出市場。過去，反傾銷行動依賴于國際價格差別標準。如果進口產品按低于生產企業國內市場定價的價格銷售，則表明對國外市場的銷售實行了補貼。近年來，美國和歐盟越來越多地使用“公平生產成本”標準，即平均總成本加上一定的加成利潤和管理費，來確定“公平價格”。
反傾銷的使用日益重要。據世貿組織報告，從1985年至1994年發生了近1600起反傾銷調查，美國和澳大利亞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其余部分幾均地分布于歐洲聯盟、加拿大和其他國家。另外，發展中國家的反傾銷行動也大幅度增加。
6.國家標準
許多國家標準可被認作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往往難以明確地確定一項標準如何有意無意地阻礙進口。各種政府間協議對這些標準所作規定差異很大。因此，有關規則、規則的解釋和適用以及補救措施的效果，都有待于大量經驗和實踐加以證實。
7.非貨幣貿易安排
某些非貨幣貿易安排也起到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的作用。它們通過締結貿易合同，產生了在相反情況下不會發生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非貨幣貿易常常發生于航空和電子等高度競爭的工業，尤其可能涉及政府融資的重大交易項目。要求合作生產（在當地進行相當部分的生產活動）是本類別中最常見、最有意義的措施。非貨幣貿易安排可能扭曲貿易也可能增加貿易，取決于沒有這類安排是否可進行交易。
二、有利于發展的市場準入優惠
市場準入優惠是一類特殊的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是一些國家和區域集團給予另一些國家或區域集團的照顧，可以增加享受貿易優惠的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最終將會影響全球FDI的分布。普惠制是一種典型的市場準入優惠。例如美國的普惠制計劃，該計劃對來自其偏好國家的出口給予低關稅或者免關稅待遇，以提高偏好國家的投資吸引力。
美國加勒比區域倡議(美加區域倡議)是1984年開始的地區性發展優惠，利用貿易鼓勵措施和經濟援助促進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這項計劃有著明確的增加外國直接投資的目標，鼓勵合乎條件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經濟多樣化和增加出口收入。
歐洲聯盟通過與中歐和東歐國家簽署的各種聯系協議向這些國家提供市場準入貿易優惠，還通過普惠制和洛美貿易協定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提供這類貿易優惠。定期修訂的洛美協定在1975年開始時先是9個歐共體成員國和46個非洲――加勒比――太平洋集團國家之間的一項安排，現在則將15個歐洲聯盟成員國與71個亞加太國家聯系在一起。這項優惠安排于1994年獲得關貿總協定最惠國待遇規則的豁免。
三、促進出口措施
該措施通過促進或支持出口，影響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主要有出口加工區、出口融資和稅收措施三種形式。
1.出口加工區
出口加工區提供多種自由貿易優惠，如低成本加工、迅速免稅入境、免稅出境，為企業生產和運輸提供便利等，目的是吸引外國投資。發展中國家經常采用此類措施，通過外國直接投資促進當地就業、技術轉移和增加出口。
近年來，出口加工區發展迅速。1989年初，全球只有200個加工區，雇員150萬人，出口額為150億美元。到1996年，至少有840個此類加工區，其中約90%在發展中國家。例如，越南1997年有18個出口加工區，吸引了264個外國直接投資項目，金額達25.4億美元。越南政府希望出口加工區將帶來多達2400個項目，投資金額達到200億美元。
2.出口融資
競爭性出口融資計劃通過抵消可能導致跨國公司到國外尋找出口銷售來源的經濟優勢來留住外國直接投資，將其吸引到提供最大補貼的國家。各國政府歷來以各種手段競爭出口銷售，例如提供優惠利息和償還條件的政府擔保貸款和/或將發展援助與購買援助國產品結合起來的“附加條件”援助計劃。
3.稅收措施
有關出口退稅的多邊貿易規則也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外國直接投資。原有關貿總協定規則明確禁止退還直接(收入)稅，將其視為非法出口補貼；而允許退還間接(銷售或增值)稅。這一貿易政策有利于偏重依賴增值稅國家的出口，不利于實行較高直接收入稅的國家。所以，公司在出口導向型投資的選址過程中，會考慮這項與稅收有關的貿易措施。
四、出口限制
出口限制，是國家控制出口商品的數量、金額和輸往國別的管理制度。它不是典型的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與其他三類措施相比，不常使用。當國際商定的貿易管制無法實現或難以奏效、境外實施不可行或政治代價太高時，通過外國直接投資逃避出口管制便成為一項可行的商業選擇。但在某些情況下，潛在的外國投資者可能不愿意在實行出口管制國家特別是敏感工業進行或擴大外國直接投資。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種類繁多、范圍廣泛、貫穿于國家、地區和多邊政策和計劃中，對外國直接投資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利用這些政策時，必須充分了解其影響，才能更好地吸引國際直接投資。
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
關稅與配額之所以對投資產生影響，是因為外國投資者希望進入貿易保護市場，在關稅和配額“圍墻”之內進行生產?！疤颖荜P稅外國直接投資”這一定義恰恰表明了這種影響。雖然各輪《關稅和貿易總協定》談判削減關稅、數量限制措施，減少了這些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的重要性，但它們在某些行業的作用仍然很大。
取代配額的部門管理安排對外國直接投資有三重影響：將投資保留在貿易地位增強的國家；將外國直接投資從其他國家吸引到具有優勢的國家；有效排斥條約以外的非資本輸出國，使它們無法參加受影響部門的交易。世貿組織《紡織品與服裝協定》說明了這類貿易措施對外國直接投資決定的影響：企業在一些國家從事經營活動，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有剩余的紡織品出口配額；有些投資者離開具有較好的生產要素的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出口配額已經用完。雖然《紡織品與服裝協定》只是一項過渡性協定，但它作為一個實例說明了這類管理貿易配額限制不僅扭曲自由市場貿易流動，而且影響外國直接投資的選址決定。
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通常是直接的，有時甚至在實際批準和執行前就已發生。這主要是因為區域自由貿易安排往往吸引非成員國企業（尤其是出口導向型企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否則與獲得協議優惠的當地生產者相比，它們將失去競爭力。同時，市場一體化和規模經濟的擴大也將吸引企業進行投資。
區域貿易協定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全面影響，在歐盟的演變過程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歐洲共同體1992年宣布改革計劃，促使法國和德國等歐共體成員擴大歐共體內部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動，以期利用新的市場一體化機會。歐共體以外的企業也增加了在該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一方面是利用同樣的市場一體化機會；同時也為了保護自己，防止因競爭而被排斥在一體化市場之外。
全球區域貿易協定的增加擴大了有關投資的貿易措施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潛在影響。例如，《設立加勒比共同市場條約》的共同對外關稅從1991年開始生效。自那時起，流向加勒比共同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年增幅達20%，從1991年的4.12億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9億美元?，F在，許多區域協定在談判或修訂時，都較明確地承認和評估所載貿易措施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例如，為創辦東南亞國家聯盟投資區，已簽署了促進和保護外國直接投資的議定書。當然區域貿易協定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特別重要性取決于許多因素，包括地區內部的投資要素及其經濟發展水平。
原產地規則常與區域貿易協定掛鉤，并對外國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產生影響。例如歐盟于1989年通過一項決定，若要避免14%的關稅，半導體生產中芯片制造階段必須在歐盟進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高技術產品中實施的原產地規則也有類似作用。
即使外國直接投資在區域貿易協定成員國之外發生，投資模式也受到該地區原產地規則的影響。例如，通用汽車公司在匈牙利投資一家引擎工廠，但為達到歐洲聯盟與中東歐國家聯系協議所規定的60%國內含量要求，必須使用德國鋼材，而不能使用匈牙利或其他非歐洲聯盟成員國的廉價鋼材。這將影響這些國家的投資格局：因為德國和其他歐洲聯盟鋼鐵生產商不大可能將工廠遷移到歐洲聯盟以外，而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則減少了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在相關國家建立新工廠或合資經營的興趣。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原產地規則可能起到積極作用，也可能起到消極作用。例如，對享受優惠關稅待遇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產品適用原產地規則，是為了確保發展中國家獲得貿易優惠的經濟效益。而其實際效果取決于發展中國家能否達到原產地規則所要求的標準。如果具備必要的當地生產能力，該規則可能有利于其增值生產，甚至成為一種“杠桿”，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如果當地生產能力不夠，過高的原產地規則可能限制發展中國家享受貿易優惠的利益。但無論如何，都會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產生影響。
如果反傾銷對進口的歧視相當大，可促使外國企業在受保護的市場投資，以避免傾銷處罰。但也可能會阻止國內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由于擔心在外國生產的商品進口時受到反傾銷關稅的懲罰。
基于國內政策考慮制定的各種國家管理標準，能有效設置對進口的非關稅壁壘。當它損害市場準入時，就起到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的作用，從而影響投資。例如，如果要求國家政府檢察員到工廠視察以認證符合產品衛生或安全標準的情況，那么外國生產者便處于不利地位，甚至被排擠出該國市場。否則，視察員必須前往另一國家（不可能），或存在一項承認另一國認證的政府間協定（不常有）。面對這種國家標準壁壘，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是外國生產者在該市場競爭的唯一選擇。
合作生產的結果是把增值生產的地點從外國遷移到購買國：常常由外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提供必要的資本、技術或質量控制方法。這些投資還可能影響到未來生產的地域分布。
其他形式的非貨幣安排也會影響外國直接投資。當外匯限制阻礙購買進口消費品時，回購安排可能會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拿出部分國家現有硬通貨儲備、促進與另一國家的貿易，也可能促使跨國公司將生產轉向享受該雙邊優惠安排的國家。
市場準入優惠計劃與區域貿易協定的影響類似：可導致外國直接投資的轉移，即鼓勵在享受優惠準入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在這方面，韓國的經驗值得借鑒。韓國于1967年加入關貿總協定，在資源貧乏、生產落后、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充分利用美國等經濟強國給予的普惠制待遇，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和資金，進口原材料，利用本國廉價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加工業，并以此帶動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出口加工區利用自由貿易規則和其他鼓勵措施，吸引出口導向型投資。特別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洲聯盟等區域貿易地區，出口加工區可增加區域貿易協定已提供的投資吸引力，將免稅生產與優惠進入區域市場結合起來。例如，創立北美自由貿易區后，美國產生了30個與墨西哥貿易直接相關的通用自由貿易區。因為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美國自由貿易區生產的產品可被認為在美國生產；來自外國的原料可免稅進入。此外，產品完工之前，可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內的自由貿易區進出，無須支付關稅；成為制成品后，只對來自國外的原料征稅。
各國出口融資支持的差異可影響公司產品出口國的選擇，進而影響外國直接投資。例如，得到政府出口信貸機構支持的大額出口定單將促使跨國公司擴大其在產品出口國的工廠和設備。
未來政策選擇
認識和評價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的效果，對全面評估國際協議對發展的影響十分重要。現有貿易關系的國際框架，直到最近才承認有必要考慮與投資有關的問題，但只注意到有關貿易的投資措施的單項影響，而忽略了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反向影響。在未來的國際投資協定中，應該考慮這些措施的影響，制定合理的貿易政策，促進國家發展。在制定此類協定時，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包括以下全部或部分內容，視各國發展需要而定。
一、市場準入限制
由于各輪《關稅和貿易總協定》談判削減關稅、數量限制措施，這些措施僅在某些行業發揮重要作用。各國更多地使用合作生產、反傾銷、國家標準等非關稅壁壘。這些政策可能吸引逃避壁壘的外國直接投資，并對國內企業起到保護作用。不過應當注意，雖然給予新興工業以政策保護是合理的，但保護期限不宜過長。
目前，在市場準入限制措施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原產地規則和反傾銷。
由于原產地規則確定享受優惠貿易政策的產品的性質和構成，因此對發展有較大影響。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制訂原產地規則，應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否則，如果規則要求的當地增值含量高于國內生產要素可以支持的水平，盡管外國直接投資有所增加，但該國不會獲得較大收益。
反傾銷的使用日益頻繁，這說明需要更多地注意將這一手段作為與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來影響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可能。與其他有關投資的貿易措施相比，反傾銷措施具有更大的行政任意性。發達國家使用歧視性反傾銷措施，阻止投資流向具有比較經濟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對于擔心損失就業機會和傳統生產優勢部門的發達國家來說，這種留住投資的措施日益具有吸引力。在制定國際投資協定時，應注意對歧視性反傾銷措施加以限制。
二、有利于發展的市場準入優惠
市場準入優惠不僅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而且能夠擴大出口、提高產品附加值、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等。因此，在制定國際投資協定時，應該積極利用該項措施。同時，也必須意識到，普惠制是一把雙刃劍：從短期看，發展中國家可以從中獲得好處；但從長期看，普惠制也會產生保護落后喪失效率的負面效應。因此，我們在積極爭取普惠制待遇的同時，也必須不斷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和產品附加值，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獲得真正的優勢地位。
三、促進出口措施
由于出口融資競爭產生相當大的市場扭曲，致使大多數經合發組織成員國于1978年批準了《關于政府支持出口信貸指導原則的安排》。開始時這項決議會減少發展中進口國利用出口融資利息和條件的競爭所獲利益；而對“附加條件”援助計劃加以限制（但不減少總體援助水平），將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因此在制定協定時，應在援助條件等方面進行充分協商，爭取使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第3篇：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關鍵詞】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中小企業
跨國經營
Theory of Marginal Industry Dilation and Its Inspires to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Abstract】The theory of marginal industry dil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ts connotation fits for the tru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should be directed by this theory， go abroad bravely and develop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The expansive environment and ardent competition will develop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and prepare it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words】The Theory of Marginal Industry Dilation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一、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介紹
20世紀6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其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與美國、西歐共同構成國際直接投資的“大三角”格局。然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較歐美國家不同。對此，日本學者小島清(K. Kojima)教授根據日本國情，結合本國特色發展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1978年，在其代表作《對外直接投資》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他指出，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美國相比有三點明顯的不同：一是美國的海外企業大多分布在制造業部門，從事海外投資的企業多處于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或部門；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資源開發和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是日本已失去或即將失去比較優勢的行業，對外投資是按照這些行業比較成本的順序依次進行的。二是美國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多是擁有先進技術的大型企業；而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以中小企業為主，所轉讓的技術也多為適用技術，比較符合當地的生產要素結構及水平。三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是貿易替代型的，由于一些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而減少了這些行業產品的出口；與此相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行業是在本國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而在東道國正在形成比較優勢或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行業，所以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帶來國際貿易量的擴大，這種投資是貿易創造型的[1]。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并依次進行。這也正是日本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不同之處。其結果不僅可以使國內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還有利于東道國產業的調整、促進東道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對雙方都產生有利的。小島清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將其分為自然資源導向型、勞動力導向型、市場導向型和生產與銷售國際化型等四種類型。
小島清理論在把微觀作為既定前提的基礎上，注重從宏觀動態角度來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缺陷在于，其動態分析僅陷于日本及少數歐洲國家的情況。在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上，小島清注重從國際分工的比較成本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其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相比，小島清的比較優勢論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近越好，這樣容易在海外，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找到立足點，占領當地市場；第二，中小企業在制造業中投資往往比大企業更占優勢，因為他們轉移到東道國的技術更適合于當地生產要素結構，為東道國創造就業機會，受他們歡迎；第三，無論是投資國還是東道國都不需要有壟斷和寡頭壟斷市場。
二、 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現狀符合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根據日本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實際而和創立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符合發展中國家一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的。我國作為一個發展迅速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起步和高速發展的階段，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正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國現階段的國情。
1、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一種符合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
在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典范，它來源于當時高速發展的日本跨國經營實際狀況，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大規模發展，帶來了日本經濟的騰飛，很快的日本即從發展中國家的隊伍穩步邁進了發達國家的行列。而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很好地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和行業特點，彌補了原有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只能解釋發達國家的狀況，對我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有著巨大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2、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該理論提出時的日本狀況相似。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提出時的日本經濟和跨國公司相對于美國來說是處于“發展中”階段的，這與我國現今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相類似。還有我國與當時日本的對外關系相似，1981—1989年我國處于出口大國階段，1989—1997年屬于生產大國，1997年至今已經處于出口大國階段，因此對外直接投資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大量出現。這一系列的相似點進一步說明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指導意義。
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印證了該理論的指導意義。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于1979年的改革開放，與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歷史相比滯后了一個多世紀。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發展，已經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截至2003年7月底，中國已經在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設立非類企業7222家，中方投資企業超過100.9億美元?？梢钥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速度是很快的，說明了發展中國家是完全可以開展國際直接投資而獲利的[3]。在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開始階段主要是大型的國有公司。但隨著我國民營經濟的崛起和發展，廣大中小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表現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一股活躍的力量，尤其是我國的傳統加和手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在國內競爭激烈，幾乎是處于邊際產業的行列，但在國際市場卻廣受歡迎，產品需求量大，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還表現在我國大量的出口產品中。手工業及棉紡織業產品遍及世界各國，“made in china”在發達國家是隨處可見。我國的邊際產業產品在國外受到這樣的禮遇不僅表明這些產業存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也說明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正確性和在我國的適用性。所以我們應該高度重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指導作用，我國的中小企業要利用自己的優勢擴大對外直接，增強競爭力，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三、 幾點啟示
1、邊際產業擴張為我國中小跨國經營提供了理論依據。
我國中小企業的跨國經營剛剛起步，還處于探索和嘗試階段。中小企業由于資金有限、迎接挑戰的經驗不足及缺乏強大的競爭力，所以跨國經營對他們來說還存在一定的風險。但根據我國的狀況是：第一，國內家電、紡織、重化工和輕工等行業已普遍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產品積壓、技術設備閑置等，這些行業要獲得進一步的，就必須尋找新的市場。通過對外投資，變商品輸出為資本輸出，在國外投資建廠，建立銷售和售后服務網點，就可以帶動國產設備、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國際市場。第二，“入世”在給企業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因為“入世”后中國企業面臨的義務和挑戰主要體現在國內，所獲得的權利和機遇則主要體現在國外，即體現在外國向中國的產品、服務和投資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和實行國民待遇方面。也就是說，中國企業要想享受“入世”后的權利和機遇，就要盡可能地向海外進軍。第三，從企業國際化道路的一般進程來說，首先是發展間接出口，如通過專業的外貿進出口公司進出口商品或服務，而后是直接出口，如企業內部設置專門機構或進出口部門來處理相應的業務，最終再發展到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2003年貿易總額已名列世界第五位。國際貿易方面獲得的巨大成就，為中國企業進一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第四，我國的出口企業在國外不斷受到貿易壁壘的限制，綠色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進口限制等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種類繁多，層出不窮，極大的限制了我國出口的進一步增加。面對這樣的背景，我國發展對外投資，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是勢在必行的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為我們的中小企業跨國經營提供了理論依據，說明了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可能性和優勢所在，我們的中小企業應該拋棄恐懼心理，勇敢的邁出跨國經營的步伐，以自己的優勢占領國外市場，不斷的發展壯大自己。
2、對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產業選擇的啟示
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產業選擇應該按照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內涵，主要發展那些在國內處于邊際產業位置的公司，以傳統制造業和手等加工產業為主。如我國有一定聲譽的特色行業，絲綢、瓷器、航運、餐飲、中國特色的食品加工、中成藥等。制造業目前仍是國際直接投資中機會最多的熱點行業，也是我國產業結構中行業門類最多、規模最大的部門。我國在機械加工、紡織、輕工、化工業已具有一定優勢，產品和技術的國際競爭力比較強。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我國實用性中間技術和傳統技術可以在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發揮優勢。不僅如此，我國制造業的一些技術也具有相對優勢，可以在發達國家產品周期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整轉移中發揮其優勢。
3、在區位選擇上的啟示
在區位選擇上，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認為應該選擇與該國生產技術相近的國家，這樣容易在海外，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找到立足點，占領當地市場。按照這一理論，中國資本輸出的最佳地區應該是那些在發展程度上和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和地區。一般來說，東歐和中亞比較符合這一條件。東歐和獨聯體國家正處于經濟改革之中，急需外國在那里開展直接投資。這些國家和地區工業基礎好，資源豐富，具有經濟發展潛力和廣闊的市場。我們應該積極關注和投資開拓這一領域，通過直接投資進入這些地區相對落后的輕工業、加工業和制造業。發展中國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生產要素，為我國的產品和技術（尤其成熟產品和技術、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和機器設備等提供發揮相對優勢的廣闊市場[2]。通過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可以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并轉移到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和地區。
我國要提高國際競爭力，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必須注意。通過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一方面可以獲取我國經濟化急需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經濟發展短缺的資金、技術、設備，信息和其它經營資源；另一方面可以抓住發達國家產品周期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整轉移帶來的機會，是我國具有一定相對優勢的技術、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區位優勢和比較利益最大，因此應成為今后我國跨國直接投資的主導方向。
總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鞏固和擴大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為基本取向，以加快發展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為主導方向。
【】：
[1]盧進勇、杜奇華，《國際經濟合作》，[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8
第4篇：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十五”時期，中國啟動并實施了“走出去”戰略，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主動參與各種形式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目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承包工程、勞務合作等對外經濟合作業務已遍及全世界近200個國家和地區，基本形成了“亞洲為主，發展非洲，拓展歐美、拉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場格局。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取得顯著成就。
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存量達到572億美元，境外中資企業超過1萬家；對外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1859.1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357.9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累計簽訂合同額403.6億美元，完成營業額356.1億美元，派出各類勞務人員346.6萬人次；對外設計咨詢累計簽訂合同額23.4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4億美元。
1、對外直接投資“十五”時期快速增長
自從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以來，國內企
表1 2001-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部分)情況一監表注：2001年以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發會議各年度《世界投資報告》，2002-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200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業不失時機地開展對外投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非金融部分)由2002年的2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22.6億美元，年均增長65.6％；每年新設境外企業數由2001年的312家增加到2005年的1067家，年平均增長36．0％(見表1)。
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1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23％。其中：新增股本投資38億美元，占31％；當期利潤再投資32億美元，占26％；其他投資52.6億美元，占43％。
從統計數據上看，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首次超過100億美元。二是通過境外企業收購、兼并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65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53％。三是境內投資主體對境外企業貸款形成的其他投資在直接投資中占43％。四是以投資控股為主的商務服務業投資占當年投資流量的四成。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商務服務業49.4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40.3％；制造業22.8億美元，占18.6％，主要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紡織業、木材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等；批發和零售業22.6億美元，占18.4％，主要是從事進出口貿易類企業的投資；采礦業16.8億美元，占13.7％，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投資；交通運輸、倉儲業5.8億美元，占4.7％，主要是水上運輸業的投資；其他行業5.2億美元，占4.3％。五是在開曼群島、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投資占當年流量的81％。六是對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超過亞洲地區躍居第一。2005年，中國對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為64.7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52.6％。首次超過亞洲地區位居榜首，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亞洲43.7億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區34.2億美元，仍為投資熱點；以下依次為：韓國、馬來西亞、也門、蒙古、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越南、老撾等國家。歐洲5.1億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英國、吉爾吉斯坦等國家。非洲4億美元，占3.3％。主要流向蘇丹、尼日利亞、南非、幾內亞、加蓬、埃及等國家。北美洲3.2億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2億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亞。七是中央管理的企業及沿海地區投資拉動作用顯著，地方的對外投資流量較上年增長1倍多。2005年，地方對外投資額20.6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11.5％。其中，上海、浙江、廣東、黑龍江、山東五省市投資最為活躍，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均超過1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增長224％、119％、49％、195％、195％，以下依次是北京、江蘇、河南、河北等省市。
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存量規模繼續放大，投資分布的國家(地區)更為廣泛。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572億美元，較上年末增加124億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比上年末增加14個國家和地區。二是從存量的構成情況看，利潤再投資所占比重最大。在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構成中，股本投資197.3億美元，占34.5％；利潤再投資270.4億美元，占47.3％；其他投資104.3億美元，占18.2％。三是行業分布情況看，商務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占到投資存量的一半。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以下行業：(1)商務服務業(主要為控資控股)165.5億美元，占28.9％；(2)批發和零售業114.2億美元，占20％，即進出口貿易類的投資；(3)采礦業86.5億美元，占15.1％，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投資；(4)交通運輸、倉儲業70.8億美元，占12.4％，主要是水上運輸業的投資；(5)制造業57.7億美元，占10.1％，主要分布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紡織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等；(6)房地產業15億美元，占2.6％；(7)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13.2億美元，占2.3％，主要是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的投資；(8)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13.2億美元，占2.3％，主要是為其他服務業的投資；(9)建筑12億美元，占2.1％；(10)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9.1億美元，占1.6％；(11)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6億美元，占1％，主要是專業技術服務業的投資；(12)農、林、牧、漁業5.1億美元，占0.9％；(13)其他行業3.7億美元，占0.7％。四是中國在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存量占到九成。亞洲地區406.3億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韓國、澳門、新加坡、越南、泰國等國家和地區；拉丁美洲地區114.8億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歐洲15.98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德國、西班牙、英國等國家；非洲15.9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蘇丹、阿爾及利亞、贊比亞、南非等國家；北美洲12.6億美元，占
2.2％，主要分布在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州6.5億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新西蘭。五是中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資規模及所占比重均有所增加。從存量規模上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資存量為93.8億美元，較上年增加28.8億美元；廣東省雄居榜首，以后依次是上海市、北京市、山東省、浙江省、江蘇省、黑龍江省、河北省、福建省、河南省。從所占比重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資存量占16.4％，較上年末提高2個百分點。
根據6426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統計資料匯總顯示：從境外企業的國別(地區)分布來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越南、德國、澳大利亞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國境外企業的45.6％；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業占16.5％，美國占10.3％、俄羅斯占5.8％、日本占3.8％、越南占3.5％、德國占3.1％、澳大利亞占2.6％。
從境外企業的行業分布情況看，制造業占境外企業總數的34.7％，批發和零售業占17.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17.5％，建筑業占7.6％。
從境外企業的所屬省市情況看，浙江、廣東、山東、江蘇、福建、上海、黑龍江六省一市的境外企業數量占總數的50％，其中浙江省擁有境外企業1238家，占境外企業總數的19％。
從境外企業的設立方式情況看，子公司及分支機構占境外企業總數的96％，聯營公司僅占4％。
2、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和設計咨詢顯著發展
――對外承包工程“十五”時期翻一番
對外承包工程一直是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最重要領域。2005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達到217.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6％；新簽合同額29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2％。
2001-2005年五年間，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累計超過730億美元，年均增長25％，比“九五”時期增長1倍；新簽合同額累計992億美元，年均增長22.7％(見表2)。到“十五”末對外承包工程企業數達1800多家。
表2 2001-2005年中國境外工程承包情況一覽表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歷年商務統計資料整理。
――對外勞務合作“十五”時期增長近五成
中國對外勞務合作在“十五”前二年有所起伏，從2003年開始，呈現快速增長勢頭。2005年中國對外勞務合作完成營業額48億美元，同比增長27.5％；新簽合同額42.5億美元，同比增長21.3％；派出各類勞務人員27.4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6萬人；12月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56.5萬人，較上年同期增加3萬人。
2001-2005年五年問，中國對外勞務合作完成營業額累計達到181億美元，年均增長10.9％，比“九五”時期增長49％；新簽合同額累計達到169億美元，年均增長6.3％。2005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達56.5萬人，比“九五”期末增加12.5萬人(見表3)。到“十五”末對外勞務合作企業數達600多家。
――對外設計咨詢有所增長
2005年，中國對外設計咨詢完成營業額2.27億美元，同比增長54％；新簽合同額3.57億美元，同比增長1.7％。2001-2005年五年間，中國對外設計咨詢合作完成營業額累計達到6.1億美元，年均增長37.8％；新簽合同額累計達到10.6億美元，年均增長41.9％。
從數字分析看，中國對外設計咨詢近兩年完成營業額有所增長，但總體規模非常小，是企業“走出去”的薄弱環節，也是今后需要拓展的領域。
表3 2001-2005年中國對外勞務合作情況一覽表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歷年商務統計資料整理。
表4 2001-2005年中國對外設計咨詢情況一覽表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歷年商務統計資料整理。
二、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問題
1、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模式比較單一
雖然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形式日趨多樣，但目前仍然是以對外承包工程的模式為主(見表5)。在2005年當年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營業額(投資額)當中，對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最大，占55.7％；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部分)部分占31.4％；而對外勞務合作、對外設計咨詢分別僅占12.3％和0.6％。同樣，截至2005年末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累計營業額(投資額)當中，對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依然最大，占59.0％；對外直接投資(非金
表5 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總體情況一覽表
數據來源：根據中國商務部網站2005年商務統計資料整理。融部分)部分占24.9％；而對外勞務合作、對外設計咨詢分別僅占15.5％和0.6％。
2、跨國投資和經營的規模仍然偏小
雖然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發展速度較快，但規模仍然偏小，中國企業“走出去”還處于起步階段。在過去的5年里，作為跨國投資和經營主要的形式之一，中國新設境外企業數量和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36.0％和65.6％，但與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情況相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所占的比重很小。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4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7302.6億美元，存量97322億美元，以此為基礎測算，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看(見圖1和圖2)，2005年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位居第一，超過了新加坡(106.7億美元)、俄羅斯(96億美元)和巴西(94.7億美元)，但只相當于發達國家中美國(2293億美元)的百分之五，不足英國(654億美元)的20％。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看(見圖3和圖4)，2005年末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排位第三，相當于第一名新加坡
(1009億美元)的一半，只有發達國家中美國(20182億美元)的百分之三，英國(13781億美元)的百分之四和德國(8336億美元)的百分之七。從平均投資規?？?，中國境外投資多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除少數資源開發型項目和跨國并購項目，相當一部分項目的實際投資額只有幾十萬美元。根據2003年底的數據計算，目前中國境外投資企業累計平均項目投資額為153萬美元。
圖1 2005年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
(流量)比較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商務部統計數據，其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發會議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圖2-4同。
圖2 2005年中國與主要發展中國家對外
(流量)比較 單位：億美元
圖3 2005年末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對外
直接投資(存量)比較單位：億美元
圖4 2005年末中國與主要發展中國家對外
直接投資(存量)比較單位：億美元
3、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產業結構仍停留在較低層次
雖然跨國投資和經營的行業不斷拓展，但低層次的格局仍未改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所涉及的行業領域極為廣泛，幾乎囊括了三次產業的各個領域，并且企業在境外投資中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不同行業交叉投資的多樣化發展趨勢。但從總體上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產業，主要以資源開發和初級加工制造業為主，缺乏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層次服務業的投資；從事商品流通的貿易企業偏多，而生產性企業和金融服務性企業偏少。例如，在2004年55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采礦業投資為18億美元，高達32.73％。雖然技術密集型項目的投資近年有所增加，但比例還很低，跨國投資的低技術格局仍未改變。
4、跨國投資和經營業績難如人意
近年來，“走出去”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成為中國相當一部分企業的戰略選擇。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些政策，放松了對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中國企業開始涉足海外資本市場。據統計，2005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交易額高達65億美元，超過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50％。然而一些研究表明，60％-70％的并購案例是失敗的，其中，收購企業中約有3/4股價下降了20％以上，僅有36％的企業能維持收入增長。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曾列為2004年度中國最大海外投資案例之一的TCL和阿爾卡特案，該投資使TCL損失巨大。
更有研究指出，中國海外投資企業僅有三成盈利，三成虧損，四成維持。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由于監管不到位，2004年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投機期貨虧損5.5億美元，造成了海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
三、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策略
1、加快推動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相關制度創新
一方面，產權制度的缺陷嚴重影響了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目的、途徑和效率。對于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不清晰，普遍存在著所有者缺位現象。這就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雖然享有了國有資產的控制權，但并沒有享有與其控制權相應的收益權，以致國有企業的經營者缺乏足夠的激勵去正確行使權利和履行相應的責任。國有企業經營者為獲取控制權收益而進行一系列短期行為，致使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目的不是以市場為導向，而是受內部管理層或者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響，從而使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出現明顯的決策失誤現象。另外，產權安排也決定著管理制度。由于國有企業產權制度對經營者缺乏有效的激勵、監督和約束機制，無法使經營者合理地行使其權利，從而造成國有企業母公司本身管理制度上的缺陷。而境外子公司(機構)的治理機制實際上又是國內母公司治理機制的延伸，這就造成了一些中國境外公司(機構)內部管理混亂、內部人控制等嚴重問題，進而直接導致了這些國有企業海外投資經營失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和中國銀行紐約分行事件。
對于民營企業，產權安排不合理使相當一批中國民營企業“走不出”、“長不大”。從產權安排最基本的層面上看，民營企業的產權關系是明晰的。但要想使企業有效運作，還必須解決產權結構與層次問題，即企業內部的產權安排問題。由于產權安排不合理，中國民營企業始終難以擺脫個人和家族對企業的控制。這就從根本上限制了企業多渠道吸收人才，不利于技術專業化與管理專業化的形成，弱化了家族以外成員對企業的凝聚力。正是由于這種產權結構安排的不合理，中國現階段民營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專業人才匾乏，開拓國際市場能力不強。盡管眾多民營企業產權相對清晰、機制靈活、市場取向顯著，但苦于這種自身缺陷，面對誘人的市場機會、有力的政策導向，只能對“走出去”決策持觀望或采取小規模試探性動作。
另一方面，政府宏觀制度安排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導致現階段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模式比較單一、產業發展停留在低層次的格局。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政府宏觀經濟制度安排一直是為公有制經濟保駕護航。經過20多年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相應的宏觀經濟制度的改革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例如，中國目前尚無《對外投資法》，不利于企業依法開展跨國投資經營和政府依法行使管理權；已有的一些法規和政策也往往由于不完備、不配套而難以落實；中國尚缺乏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對投資者在境外可能遇到的風險不能提供充分的保護；中國駐外使館所獲得的商業信息一般都反映到中央有關主管部委，按行政隸屬關系再向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傳遞，基本上是一條單向、封閉的線路。因而，在這種缺乏足夠合理的宏觀制度安排情景下，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大多選擇了具有勞動力密集型優勢的、風險相對較小的模式――對外承包工程和中國經濟發展急需且技術層次相對較低的資源
型行業。
因此，進一步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有效解決前進中的問題，關鍵在于制度創新。
就企業而言，應力圖建立起能有效降低交易費用、激勵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新的制度安排。
就政府而言，作為市場的組織者和監管者，應力圖完善各種宏觀制度安排，避免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與錯位，加快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管理體制和制度，建立政府與企業新的協調配合關系。具體講，一是要調整完善相關政策，包括外匯政策、審批政策等；二是盡快通過《對外投資法》、《境外投資保險法》等法律法規，為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創造一個公平、寬松的環境；三是通過政府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提高應對境外突發事件的疏導、預防、預警能力；四是要重點扶持幫助企業“走出去”的中介機構，如咨詢公司、會計師和律師事務所等，以形成一套集約式的中介服務；五是大力推動政府間區域經濟合作和投資保護協定的簽訂，為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構筑良好平臺，保護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合法利益。
2、積極調整和優化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
一是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發展原則選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重點行業。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國際經驗表明，不管是美、日等發達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其產業選擇大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型產業――制造業一一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分布狀況表明，資源開發型產業一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中國是一個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發展資源開發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緩解資源缺乏這一經濟發展的瓶頸，發揮對國內相關產業的前向輻射效應。但是，資源開發型產業畢竟屬于低附加值的行業。國際經驗表明，雖然資源開發型產業是對外直接投資初期的重點投資行業，但隨著一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其所占比重呈明顯的下降趨勢。中國現階段面臨著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的任務，而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能更有效地實現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因此，中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從以資源開發型產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加大制造業對外投資的力度。
二是注重發揮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對優勢。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對優勢主要體現在成熟的標準化技術和適應較小市場需求或適應當地投入要素的技術。由于本國(地區)市場容量較小，資金技術實力較發達國家不足，他們往往要對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技術進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這些已經發展成熟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技術進行生產。由于這些技術更符合那些國內市場有限、勞動力眾多的發展中東道國的實際，因而在這些國家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對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應選擇能夠發揮產業相對優勢的行業。迄今為止，中國已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雖然中國的工業制造業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紡織、食品、冶煉、化工、醫藥、電子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電子、輕型交通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并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梯度較小，易于為他們所接受。因此目前我們的對外直接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
三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方向應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發展趨勢相一致。
當前，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他們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重點大都落在了第三產業上。而中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內產業結構的層次還比較低，因此不可能盲目地要求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但是，這些產業代表了中國未來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重點的發展方向，在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方面大有可為。特別是高新技術行業，其海外投資能夠及時追蹤，獲取國外最新技術成果，分享國際技術資源，帶動國內產業的發展。因此，對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投資的重心應落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行業，這符合對外直接投資的輻射效應和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要求。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目前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而且面臨著借助對外投資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因此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是現階段發展的重點。而以高技術產業為主的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因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將決定中國未來在國際投資領域的競爭力。所以在發展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應逐漸加重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以保證中國產業發展的未來競爭力。
3、著力提高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核心競爭力
從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動機分析，國際跨國投資和經營大致可分為這樣幾種類型：一是自然資源導向型，即為尋求某種自然資源而進行的跨國投資和經營；二是市場導向型，包括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三是生產要素導向型，主要是指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跨國投資和經營。從中國企業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實踐來看，影響企業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企業尋求更低的生產要素成本；二是專有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吸引；三是優勢的產業結構吸引；四是企業擴張的需要。企業只有選好跨國投資和經營的產業和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東道國或地區，確定并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優勢，才能實現企業穩步可持續的發展。成熟的運營方式和產業鏈對從事該產業的企業來說，可以提高運營效率、降低成本。
為了切實提高跨國投資和經營的核心競爭力，企業應該把增強跨國投資和經營競爭優勢的重點放在提高勞動者素質和自主創新上來。
一是競爭優勢高低層次的選擇。競爭優勢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低層次的競爭優勢，一類為高層次的競爭優勢。低層次的競爭優勢，包括低廉的生產資料成本、運輸成本等易被模仿的比較優勢。高層次的競爭優勢，是指高級專業人才、內部技術能力等。高層次的競爭優勢能夠借助長期累積并從持續對設備、專業技術、高風險研究、營銷等方面的投資和經營發展而來，在適時的機會中形成跨國公司扎實的競爭優勢。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投資和經營，應該盡可能選擇高層次的競爭優勢，不斷加強自身的研發能力，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產品質量以及有關服務質量。
中國企業應當堅定地樹立這樣的信念：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國家只有擁有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才能有效地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特別是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真正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是買不來的，必須依靠自主創新。因此，要充分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對于開展跨國投資和經營的企業來說，更應如此。企業要加大研發費用投入，改善關鍵設備和技術程序，與高等院校、研究機構聯合建立實驗室，加快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步伐，開展專業技術培訓，引入高質量的人才。
第5篇：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區域不平衡，區位因素
Abstract: FDI has been developing in a high speed in China since China’s opening to the world. So far， in FDI inward stock，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nly next to the USA in the world. But because of China’s uneven opening polic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FDI in China appears obviously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reason why FDI in China is regional lopsided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ratio of FDI infl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will be given for central and west region on how to attract FDI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FDI， Region Imbalance， Location 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決策是一個復雜的多階段的過程。在大多數情況下，外商首先選擇要投資的國家，然后再具體確定國內建廠地區和廠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研究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的：一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別選擇；二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內區位選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后者，即外商在華直接投資時的區位選擇。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
二戰以后，隨著世界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日益成為國際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近年來，學術界已有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深入地探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問題，但迄今為止，還并未形成統一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近期，在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中占主流的仍是鄧寧(Dunning)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以及區位理論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要進行國際投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即所有權優勢 、 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區位優勢具體表現為：東道國市場的地理分布狀況、生產要素的成本及質量、運輸成本、基礎設施、政府干預范圍與程度、各國的制度、國內外市場的差異程度，以及由于、文化、風俗偏好、商業慣例而形成的心理距離等。企業從事國際生產必然要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它決定著企業從事國際化生產的區位選擇。
（二）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區位因素
1.東道國生產因素
要素成本永遠是投資者首要考慮的因素，只有獲得相對低廉的生產要素，才能使企業在沒有技術改進或突破的情況下擴大利潤回報。無論是采取公司調查還是經濟計量的，外商投資區位研究都十分強調成本因素的重要性。我國的廣東、江蘇、山東、遼寧、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區經濟結構相對高級、資本效率較高，投資的回報率高，對FDI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區的省區技術水平低，勞動效率不高，導致投資回報相對較低，因而投資的風險大。
2.東道國市場因素
市場因素包括市場的潛力及其大小。近年來興起的外商投資區位研究十分強調市場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其增長潛力對外商投資區位的影響。接近市場意味著可以降低運輸成本及相關的市場搜尋成本，招聘到合適的熟練工人和運營管理人員，聽取和反饋消費者的意見。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增長的市場潛力，對外商直接投資也具有較大吸引力。在中國，接近市場的程度也部分解釋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城際差異。
3.東道國環境因素
東道國環境因素包括軟環境和硬環境，硬環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經濟的程度，軟環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規。各項實證研究表明，集聚經濟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具有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為減少投資風險和不確定性，外商投資往往比較看重政府的優惠政策。在我國，自改革開放至90年代中期，外資優惠政策一直向東部傾斜，而且在東部地區率先建立了經濟特區、開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
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區位條件、文化差異性等諸多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有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在對外開放和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初級階段，面對外部不確定性和高額的信息成本，為減少投資風險和不確定性，外商比較看重地理區位和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
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現狀與區域分布
結合我國的實際來看，自1978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在1979年前，我國幾乎沒有外商直接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進入，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加快了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進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一）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
根據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發展，我們可以將整個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1979 -1991年為起步階段，這時候的投資區域大都集中于廣東、福建兩省及沿海城市。1992-2000年進入成長階段，投資區域分布開始由沿海向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輻射。從2001年開始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進入了穩固回升階段。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響，外商投資明顯增加。2002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首次超過美國而躍居世界首位。同時，我們看到，中國入世對于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跨國公司。目前，中國已經是許多跨國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為一些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入世后，由于金融、批發、零售等服務業開放，中國也有可能成為跨國公司的管理營業中心。
（二）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區域特征
中國的外商投資高度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和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自1992年以來，這種集中化趨勢在進一步加強。目前，外資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分布的新趨勢
1.外資仍然在向東部沿海地區集中
加入WTO后，盡管外商在華投資出現了由東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區轉移的趨勢，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區轉移擴散到長江流域地區和北部沿海地區，外商在華直接投資仍高度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不但總量規模小，而且增長速度比較緩慢，盡管近年來國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勵外商投向西部地區。
2.在沿海地區內部，長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區，加入WTO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出現新一輪的“北上”或“北擴”趨勢，即由以珠江三角洲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區逐步向以長江三角洲、環渤海灣地區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區轉移擴散，由此帶來了沿海地區外商投資的較快增長。在環渤海灣地區，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呈現較快的增長勢頭。這表明外商在華投資區位的選擇正在逐步發生轉移，長江三角洲地區正日益成為外商投資的“熱點”地區。三、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地域上的差異，是各種與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鄧寧曾把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分為四類：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以及投資氣候，本文根據第一部分有關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把影響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選擇因素分為成本因素、政策法規因素、市場因素和集聚經濟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勞動力成本
勞動力工資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作為人口大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
2.交易成本
由于外商對東道國的政策法規及市場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資會誘發許多交易成本，而這種交易成本在東道國內部空間差異明顯。一般來說，經濟核心區、外資集中區、邊界地區以及開放地區的交易成本相對較低。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由于市場開放有限，經濟發展水平空間不平衡，信息傳輸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資區位決定因素。在我國，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3.信息成本
相對于當地投資者，外國投資者由于缺乏對當地經濟和商業環境的知識，從而涉及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商的區位選擇應該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在中國，信息成本較低的幾類地區主要是：地區經濟中心、沿海地區、已經建立大量“三資”的區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優惠政策的區位。
（二）政策法規因素
政策環境的變化對于跨國公司的區位決策具有重大影響。在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允許程度和開放時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漸進性開放政策深刻地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及與其相關的外向型經濟的地區差異格局，領先得到這種政策的地區一旦獲得制度上的優勢，對其潛在區位優勢的發揮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國政府在制定“七五”計劃時，已經明確了對東、中、西三大經濟包帶的劃分，并針對處于不同地帶的地區實行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使沿海地區率先走向國際市場。截至，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在地區間的差異格局仍然與東中西三大地帶的劃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帶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所表現的時間序列上均體現了一種發展政策的差別。
（三）市場因素
市場因素是東道國吸收FDI的最為重要的區位因素之一，市場導向型投資的主要目標是開發利用當地市場。這種類型的外商直接投資通常需要考慮盡量接近市場，因為接近市場一方面可以減少運輸成本，減少尋找產品市場、要素市場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時得到市場反饋信息，從而及時改變經營策略，生產更適合當地市場需要的產品。
1.市場規模與市場增長潛力
投資于一個大的市場將有機會獲得范圍經濟，從而降低邊際生產成本。中國市場具有開發程度低和潛力大的特點，在未來能夠產生巨大的需求。據統計，中國市場上的消費品種類僅僅是美國市場的1/3左右，而且競爭有限，外商可以比較容易地進入市場。并且這種市場進入成本低，投資回收期短。
2.對外開放水平
與市場有關的另一個指標是對外開放水平，開放水平的提高會增強該地區對外資的吸引力。中國20年來的開放力度不斷加大，對外貿易取得了巨大發展，但由于市場結構和政策傾斜，中國的不同地區在開放程度上有明顯的差異，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3.市場發育水平
我國東部地區的市場發育程度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與梯度推進的對外開放政策相對應，中國也經歷了一個由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期。從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在空間上就出現了不平衡發展。在轉型經濟中，外商偏向于經濟自由化和市場發育程度高的地區，以便他們能夠減少外部不確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經濟因素
聚集經濟效應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而產生的正面外部經濟效益。集聚經濟的存在也意味著節約成本，既包括傳統成本的節約，也意味著交易和信息成本的節約。集聚經濟的存在可以增強區域的外資吸引力，它與基礎設施質量、專業化供應商、勞動力市場以及知識外溢等有關。
1.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和基礎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2.專業化供應商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地區的機和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3.勞動力市場
廠商的集中能為擁有高度專業化技術的工人創造出一個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擁有高度熟練的勞動力的地區比其他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更有優勢。在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的專業技術人員紛紛“孔雀東南飛”，造成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市場不僅從數量還是從質量都優于中西部地區。
4.知識外溢
在經濟生活中，知識至少和其他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資本和原材料一樣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創新的行業中，知識的作用更加明顯。當一種行業集中分布在一個較小的區域時，知識的非正式擴散經常非常有效。四、在華FDI區位決定因素的數理實證
為了探討吸引FDI的區位因素的演變過程，根據第二部分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階段性分析，我們把1992年至今分為兩個階段：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對兩個時期分別建立了統計模型。
在區位解釋因素上，由于FDI區位選擇的因素紛繁復雜，我們僅選取了幾個較具代表性的因素進行分析。其中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為被解釋變量，各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資水平（PFDI）、勞動力工資（WAGE）、消費品零售總額（SALE）、各地區公路長度（ROAD）、外商投資進出口占總進出口的比重（FTR）六個因素為解釋變量。由于政策變量不易度量，且其影響作用正在減弱，便不再引入分析。
有關模型的數據來源，對于前一個階段，我們選擇1994年和1995年的數據，共58個樣本；第二個階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數據，共60個樣本。以上各變量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對外貿易年鑒》中各省市區的有關數據。
在上，鑒于外商直接投資與各變量之間不是線性關系，而采用對數則可以較好地解釋中國外資的空間分布，我們對各變量取對數后進行了回歸。
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 = C +a1 LnFTR + a2 LnPFDI+ a3LnPGDP + a4LnWAGE + a5LnSALE
+a6LnROAD + a7LnLAB +ε
其中C是常數，ε是誤差，ai是偏回歸系數。
通過線性回歸，我們發現，模型檢驗系數及調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這表明模型能夠很好的解釋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在空間上的分布。模型的結果顯示：在第一個時期，即90年代中期，決定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變量的重要性依次為PFDI， WAGE， SALE， FTR， ROAD， PGDP，其中PGDP的系數不顯著。在第二個階段，即加入WTO前后，決定區位的各變量的重要性依次為PGDP， WAGE， PFDI， FTR， SALE， ROAD。
回歸結果證實了以下結論：
1．發生變化最大的是PGDP，在兩個時期的偏回歸系數由負變為正。在第一個時期，該變量的統計結果不顯著，說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響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個時期，PGDP的回歸結果非常顯著，是各解釋變量中影響FDI最大的因素，受資省區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資將增加0.8%左右。這一結果說明由于入世的影響，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區位決策中，地區市場規模日益成為主要的因素。
2．PFDI在兩個時期的作用都非常顯著，表現為在兩個時期的系數都較大，這說明外商投資企業有相對集中趨勢，即新的外資企業傾向于選擇外資企業多的地區。比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吸引外資多主要緣于歐洲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的率先進入。不過我們發現兩個時期的系數值變化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 FDI就會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 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說，PFDI對FDI的影響正在逐漸減弱。這與我國政府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尤其是近幾年來，西部地區積極進行招商引資活動、努力改善投資環境、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務、給外資大量的優惠政策是分不開的。
3．在兩個時間段里，WAGE對FDI的影響都比較大，而且都為負值，即勞動力成本高的地區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而且這種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劇，WAGE每提高196，在兩個時期的FDI分別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
4．SALE的作用比較顯著，不過在兩個時期沒有大的變化，這說明SALE作為市場規模變量，對FDI的解釋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兩個時期，SALE每增加196， FDI就會增長0.4%左右。由此可見，外商直接投資越來越注重對中國國內市場的戰略性進入。
5．FTR的作用也很明顯，FTR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占該地區的總進出口的比重，能間接說明一個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該彈性系數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說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得到不斷加強。天津的FTR為0.8，居全國之首，而山西、內蒙、青海、新疆四個省區的FTR都在0. 1以下。該數值越大，說明該地區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限制性條款越少，外商的投資積極性越高。在這一過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要積極市場經濟、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場體系和產品市場體系、疏通各種流通渠道、減少市場風險，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
6．在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基礎設施的影響作用得到進一步加強。我們發現ROAD的系數在前后兩個時期的變化較大，由負數變為正數，而且在前一時期的統計結果不太顯著，這說明在前一個時期聯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聯系并不是制約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而到了近幾年，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作用已逐漸顯現，完善各種基礎設施是將外商直接投資引向中西部地區的重要決定因素。
統計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重視信息成本的減少和集聚經濟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資水平是吸引外資的主要因素，而市場規模對外商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較小，外商在華投資表現為空間上的自我累積效應，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資傾向于原來己經吸引了較多外商投資的區位，這是一種絕對的集中化趨勢。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資的區位決定因素發生了變化，現有外資水平的重要性已經下降，外資的空間自我累積效應已經開始減弱，外商直接投資戰略開始轉向對市場的開拓，轉向長期的投資，市場規模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市場發育水平和基礎設施也逐漸開始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這說明外商在中國的投資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對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更加有信心。五、對中西部地區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議
（一）促進中西部地區加快吸引外資的政策建議
加快西部開發已經成為決策者的強烈共識，將直接中國的前景，也為世界各國投資者，包括港澳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極其明確的信號。，西部地區既存在發展的動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資來源和技術來源，又存在改革的動力不足，缺乏競爭機制和淘汰機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資，必須在市場準入等方面實行優先開放，建設開放型的，包括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對發達國家開放和對發展中國家開放，對國有經濟開放和對非國有經濟開放，對物質、技術開放和對觀念、思想開放。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
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國際經驗表明，享有基本和擁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資源儲備，符合私營部門需要的國民教育計劃，適應經濟全球化需要而調整的勞動大軍的教育計劃，會增強一國或地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能力。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吸引跨國公司是中國和西部獲取全球知識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西部縮小與東部和發達國家知識與技術差距的重要途徑。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善待跨國公司，把吸引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與西部和中國相對巨大的消費市場等互補性優勢結合起來，吸引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并發展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后項聯系，鼓勵與本地區著名的大企業聯盟，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這是西部開發最好的吸引外資策略。
4.打造具有擴散效應的中心城市
鑒于中西部地區地域廣闊，區內資源和經濟發展水平也大不相同，特別是各省區中心城市與偏遠的山區經濟基礎相差甚遠，因此，本文認為，中西部地區利用FDI戰略應采取以點帶面、逐步推進的策略，即引進外資應著力在具有擴散效應的中心城市，以點帶面，帶動中西部地區走向繁榮。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西部地區雖然總體上落后于東部，但在區內已經產生了許多中心城市，其向心作用和擴散作用都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認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沒有必要再沿用國家在區域發展上推行的板塊式推移的梯度發展戰略，而是通過多層次的發展極在不同點上帶動經濟增長。而且中西部地區的地域廣闊，經濟的內向型特征和資源分布不平衡的特征決定了中西部經濟發展更適合采用這種戰略。
目前，中西部地區共有國務院批準的各類對在開放城市36座，其中的中心開放城市如重慶、西安、武漢、成都、長沙、鄭州等地，與其他地區相比經濟基礎雄厚且發展較快，基礎設施日趨完善、資本供給充足、自我累積能力較強、人力資源豐富、技術實力強，產業結構方面以機械、建材、紡織、食品為支柱產業。在未來的利用FDI的戰略中，這些中心城市將是重要的發展支點和輻射點，并通過擴散作用帶動周邊地區吸引外資和經濟發展。在優化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結構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繼續加快這些開放城市吸引外資的步伐，提高引資質量，重點吸引技術和資金密集型項目，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引導外資流向基礎設施、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同時，以主導產業和企業群為聚集點和輻射點，向其他產業或更深、更廣的層次延伸，從而帶動中西部地區全面繁榮。
（二）西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前景展望
如前所述，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極不平衡，為了鼓勵外商積極投向中西部地區， 1999年以來，中央政府配合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己經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勵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擴大西部地區外商投資的領域，拓寬西部地區外商投資的渠道，放寬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條件，制定并了《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等。
我們相信，在國家政策的有力推動下，今后一段時間內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將會逐步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推進。從長遠發展來看，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將會逐步得到改善，外商在西部的投資規模將會出現較大的提高。但西部大開發是一項跨世紀的長期發展戰略，西部地區投資環境的改善也需要有一個過程。在近中期內，外商在西部地區的投資將會首先集中在那些條件較好的大中城市地區，如西安、蘭州、重慶、成都、昆明等。可以預見，率先大規模進入西部的將主要是兩類公司：一是以利用政府優惠政策為主的中小企業，尤其是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另一類是以占領和開拓西部市場，開發當地資源等為主要目標，注重長期發展的歐美國等跨國公司。因此，對各級政府來說，今后應著重鼓勵第二種類型的公司“西進”，并在政策上給予相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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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市場結構
國際貿易理論與市場結構理論分析框架的產生
國際貿易是商品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交換，國際直接投資則表現為貨幣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循環。按照蒙代爾的理論，商品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完全替代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投資就不會發生。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產業資本的循環依次經過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形式，并且3種資本形式還要保持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
單個產業資本循環的特點也體現在社會總資本的循環中，從世界經濟的范圍分析，產業資本循環經過上述3種形式才能保持經濟活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市場結構理論來自于產業組織經濟學，按照該理論市場可以分為完全競爭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兩大類型，不完全競爭市場又分為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3種類型。完全競爭市場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差別主要體現為產品差異性、進入和退出壁壘以及賣方集中度。完全競爭市場的特點是產品具有同質性，進入和退出壁壘小以及賣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競爭市場則相反。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廠商提供的產品有差異、行業的進入壁壘較大，具有規模經濟及由此產生的賣方集中度。古典貿易理論和現代貿易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新貿易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世界經濟活動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有融合趨勢。
從歷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的產生先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早期的國際貿易理論從發源于15世紀歐洲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開始，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以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為標志。這兩種理論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國際貿易理論的邏輯起點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范圍內統1的貿易市場和資本市場逐步結合，商品、資本、技術和服務的流動日益密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呈現相互融合的趨勢，但是統1的理論框架還沒有建立起來。本文從市場結構的角度分析國際貿易理論和直接投資理論，并指出新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的基礎在于不完全競爭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新貿易理論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和福利影響，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使得壟斷競爭廠商都具有向國外出口產品的動機，加之這些廠商生產的是有差異的同種產品，產業內貿易形成。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不完全競爭市場，如果具備貿易壁壘和資本自由流動，國際直接投資廠商進行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實現對國際貿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從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按照市場結構劃分前3種可以歸納為1類，它們的理論基礎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古典貿易理論包括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包括1般均衡理論、相互需求理論和對偶理論，這些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下?，F代貿易理論則以要素稟賦論為代表，該理論體系闡述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在于產品的價格差異，價格差異源自于成本差異，成本差異產生于生產要素的豐裕度。主要理論包括要素稟賦論、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薩繆爾森—斯托爾帕定理和羅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產要素在各國內部是自由移動的，而在國家間是不能移動的；國家之間實行自由貿易，不存在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或管制；生產和交換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進行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處于“充分就業”狀態；貿易雙方的出口價值等于進口價值，國際收支平衡；運輸費用和其他交易費用為0；沒有要素密集度轉變的情況，生產同1商品時各國的生產技術1樣，生產函數相同；沒有規模經濟的利益，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從上述的前提條件可以看出該理論體系將國際直接投資排除在外，首先國家之間沒有多余的資金可以投資；其次國家之間沒有要素流動的可能性?？傊诺滟Q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成長空間。
要素稟賦論創立后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掌握了1國的資源稟賦情況就可以推斷出該國的對外貿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實證分析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學者們提出了各種解釋用于修正要素稟賦論的前提條件，如貿易壁壘說、自然資源稀缺說、生產要素異質說以及人力資本說等等。前提中完全競爭的假設在現實中難以滿足，完全競爭市場中企業只能作為產品價格的接受者，他們提供的產品是同質的。國際貿易活動中的許多現象無法用完全競爭的市場來解釋，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
不完全競爭市場與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它的創建是建立在兩個相關學術領域的發展之上：即產業內貿易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該理論認為資源差異和規模經濟均是國家進行專業化和貿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條件下的產業間貿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的產業內貿易，它更強調的是非比較貿易優勢。同時為強調規模經濟作為貿易的原因作了3個基本創新：將產業組織引入貿易理論，將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模式的不現實中解脫出來；摒棄了傳統的2維假定和凸性生產可能性曲線，新貿易理論發展了1種“層級結構”的方法來解釋貿易和要素流向，即產業間貿易仍由要素稟賦的差異來決定，而某產業內部具有類似要素比例的產品之間卻相互分工和貿易，后者在產業間貿易的格局中表現為凈貿易量；區分了技術溢出的外部經濟和市場規模作用的外部經濟。
把新貿易理論看作和古典貿易理論完全對立是不確切的，新貿易理論只是補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設框架下所難以解釋的現象。新貿易理論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而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
不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它由美國學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經營：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海默則認為，要解釋戰后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必須摒棄傳統理論中關于完全競爭的假定，對不完全競爭進行研究。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不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它們生產同類產品，擁有獲得所有生產要素的平等權利，這樣就不會有對外直接投資發生，因為它不會使企業擁有高于當地對手的優勢。只有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才能獲取壟斷優勢，并通過直接投資在國外予以利用。
金德爾伯格將壟斷優勢分為4類：來自于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來自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企業擁有的內外部規模經濟；由于政府干預，特別是對進入市場以及產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業優勢。后來學者在海默的理論框架下進1步發展了壟斷優勢理論，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1是論述跨國公司壟斷優勢的來源；2是跨國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資與許可證交易3種方式中選擇直接投資的根據與條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就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認為，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企業特定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特定優勢3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企業特定優勢類似于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即1國企業擁有的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優勢，并且這種優勢只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為避免市場不完全而通過內部化將企業的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市場不完全的含義近似于不完全競爭，鄧寧認為市場不完全可以分為兩類：結構性市場不完全和知識性市場不完全。企業利用市場不完全通過內部化建立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越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性越明顯。內部化優勢還不能充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利用出口照樣可以發揮優勢。區位優勢可以更充分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因為區位優勢屬東道國所有，企業無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適應和利用。只有國外區位相對國內區位具有更大優勢時企業才可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
在世界經濟活動中，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體現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區域上呈現高度的1致性，在貿易和投資領域還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發展中國家的規模在逐步擴大；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流向與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1致，2戰前以發達國家的制成品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品為主，2戰后傳統的工業品貿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業品貿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資本的跨國界流動，戰后國際資本更多地流入制造業和新興工業部門，加快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國際直接投資改變了國際貿易的模式與格局，最初國際貿易更多表現為產業間貿易，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在增加。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實現的，母公司與子公司、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企業貿易量在不斷擴大。第4，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協調機制統1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內實現。
第7篇：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7-0012-03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矚目，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一重大轉折點之后，中國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世界貿易和國際分工，在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同時，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和影響力也大不同于往日。在國內經濟高速發展的大環境下，中國逐漸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企業。早在2000年，中國政府就意識到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用國家發展戰略高度的重視和優惠政策的實際行動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2014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取得了很多振奮人心的成果，其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中國正式開啟了“資本輸出時代”。在這集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企業應抓住機遇，大顯身手。時至今日，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相當大一部分企業的海外投資處于虧損的狀態。
與中國改革開放一樣，日本在二戰后的經濟增長也曾同樣地引人矚目。尤其在1969年以后，日本逐漸擺脫了國際收支赤字的影響，政府也不再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行嚴格的管制。日本借助承接歐美先進工業國產業轉移的契機，大力發展自身經濟，優化自身產業結構，與周邊亞洲國家相比，日本逐漸積累了明顯的技術優勢和資本優勢。作為一個資源嚴重匱乏的島國，日本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帶動經濟持續騰飛的強大動力，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經濟達到了鼎盛時期。
雖然時下的中國和上世紀60至80年代的日本經濟狀況存在很大差異，國際經濟的形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兩者依然在很多方面都驚人地相似，比如人均資源的日益匱乏、勞動力優勢的逐漸喪失、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來自外界的貨幣升值壓力等等，中國現在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從日本過去的發展經驗中找到借鑒，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從與日本的比較中得到新的啟示。
一、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發展歷程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穩步增長，從無到有，由少及多。2003至2012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尤為迅猛，200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為28.6億美元，而2012年該數值已經達到了878.0億美元，增長了三十余倍，年均增長率高達46.3%。截至2012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6283.9億美元，其中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964.5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5319.4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額的6.3%，排名躍居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
二戰以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這個時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加之國際收支的拖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尚小且發展緩慢；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隨著日元的升值和日本與歐美國家貿易矛盾的升級，日本逐漸將重心轉移到海外投資建廠，在這一階段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得以高速增長；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90年代中期經濟泡沫的破滅使日本經濟走下神壇，逐漸衰退，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也隨之規?？s小，進入調整期。
二、中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整體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涉及地區廣泛，但分布嚴重不均。截至2012年末，中國有1.6萬家企業在全球179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2.2萬家，覆蓋率達76.8%，但從對各國家投資規模占比上我們發現，中國企業的投資范圍主要局限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投資量分別占到整個對外直接投資的68%和13%，其中，單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就占到了整體的58%。較為發達的歐洲和北美洲相比之下略顯冷清。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是動態變化的，中國企業對各大洲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基本都呈持續上升的態勢，其中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長尤為突出，這也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布越發不均的原因所在。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中國有明顯的區別，其區位的選擇與國家的經濟形勢和戰略選擇關系甚密。在20世紀五6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是獲取資源，故其投資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中東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隨后，日本國內的生產水平和資本積累已經形成一定的優勢，日本企業迫切的需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勢開拓海外市場，此時的投資對象已經擴大到歐美等地。
（三）中日區位選擇的比較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一定程度上受企業自身生產率和技術水平的限制，同時也會反過來影響企業“走出去”的收益和得利。整體來看，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存在較大差異。雖然兩國對亞洲的直接投資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國對亞洲的依賴性更強，其次是拉丁美洲，中國對這兩個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占到了總額的81%。相比之下，日本的區位分布更為均勻，且更多地集中在發達國家。一方面，由于日本企業在技術和資本的積累逐漸強勢，其投資對象可以從先前的發展中國家轉向歐美等發達地區，動機由最初的尋求資源，開拓市場逐漸偏向技術的學習和獲取；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在各個地區的分散投資有效地避免了本國企業的相互競爭，這樣相對寬松的競爭環境賦予了日本的投資企業更大的生存機會和利潤空間。
三、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從2012年末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企業在各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5319億美元，涉及產業種類已涵蓋經濟活動中的各個行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和批發零售業是幾個主要的投資領域，而住宿餐飲、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和文化、體育娛樂業等產業投資存量所占份額極小。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具有很強的慣性，2004年發展至今依然保持了穩定的存量分布特征，而各個產業每年的投資流量卻發生著細微的變化，比較發現，大部分產業，如農、林、牧、漁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房地產業等，投資流量在2008年或2009年出現回落后都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增長，而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以及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在近幾年的變化趨勢不甚明朗，甚至在2010年后有下降的趨勢。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同區位選擇一樣，日本的產業選擇也是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戰略目標的轉移而變化。第一階段，國內資源的匱乏決定了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相關產業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在獲取資源相關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到了整體投資的44.6%，其次是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分別占整體投資份額的36.3%和19.1%；進入第二階段后，日本國內技術和資本積累已經初顯優勢，同時加上日本同其他國家貿易摩擦等問題的不斷深化和70年代的石油危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重心逐漸偏向以拓展市場為目標的商務服務業和制造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于微電子等高科技產業的興起，第三產業逐漸替代傳統的制造業，成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寵兒，1985年，第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占到整體投資的55.3%，資源獲取型產業和制造業的份額和地位越來越不重要。
（三）中日產業選擇的比較
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路徑大相徑庭，這是兩國不一樣的經濟發展軌跡決定的。日本的經濟和技術發展更像是完成了一個由興起、發展、成熟、產業轉移的階段分明的周期，中國的經濟情況更為復雜。所以表現在產業選擇上，日本經歷了由資源獲取型產業轉向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再轉向第三產業的進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則一直保持著以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和批發零售業為主的產業格局。在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中，中國制造業的重要性遠遠不及日本，因為中國的制造業還未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不能從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中獲利。
四、中日對外投資主體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境外投資企業名錄2013》數據統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由2000年的104家增加到2013年的19705家，其中央企或下屬企業661家，地方企業19044家。由此可見，在數量意義上，地方企業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絕對主力，但是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截至2012年末，中國中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3114.4億美元，占整體投資存量的71.5%，而地方企業的該指標僅為1240.6億美元。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角色將會由央企逐漸轉移到地方企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主要構成是大型跨國公司，同時，中小企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綜合商社為代表的大型跨國公司是日本經濟社會的支柱，在國際上也有很強的競爭力。據統計，1974年日本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占整體投資的5.4%，而1978年該指標上升為8.3%，到了1984年更是上升到了16%。
（三）中日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比較
中日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構成和功能較為一致，都是數量較少的大型企業作為中流砥柱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貢獻的對外直接投資占的比重較少，但這一不可缺少的角色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地位也在逐漸上升。不同的是，中國企業在區分央企和地方企業時，指的并不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區別，地方企業中同樣包括了大量的國有企業，事實上，中國大型民營企業并不多見，所以在中國對外投資直接的企業名錄中，民營企業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的主體構成更加健康合理，一方面，日本中小企業有較強的技術優勢，極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小企業比大型企業更靈活，對于經濟風向的變動更容易做出調整。
五、中日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方式的比較
有一些企業調查結果認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的融資來源并不是銀行的大額貸款，而是自身的未分配利潤。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2013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調查報告顯示，僅有21%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52%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的未分配利潤。
對于日本企業而言，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是對外直接投資貸款的主要來源，它代表了日本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政策支持并為企業提供堅實后盾。同時期的中國，企業通過銀行貸款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也大約是一千四百億美元，占到GDP的0.31%，但是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總規模卻占到了58.0%，遠高于日本。如果考慮日本1971-1984年的數據，企業通過日本國際協力銀行貸款融資的規模是84億美元，占GDP的0.08%，是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2%。相比之下，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更依賴于銀行貸款。
第8篇：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梢约哟?，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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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 產業結構升級 ； 空間自相關 ； 地理探測器模型
引言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外大量成果已驗證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存在著正向的推動作用。如Barrios，Gorg和Strob（2000）、Keith和James（2001）、Robert（2002）、Tuan和Ng（2004）等通過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本國企業生產結構的調整優化和相關產業的升級。我國學者近年來也展開了相關研究，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區位和產業選擇（李逢春，2013；李敬子，2012），剖析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遇芳，2013；楊建清、周志林，2013；李逢春，2012）。現有的研究和理論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區位和產業選擇、機理關聯、升級效應等方面，在分析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影響因素時大多采用傳統的計量經濟分析理論，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而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演化情況是怎樣的？不同區域之間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是否存在一定的空間關聯？除了用傳統的計量經濟分析理論，能否從空間的角度來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現有理論成果還未能很好地回答這些問題?；诖?，本研究通過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研究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時空演化格局，運用地理探測器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內在聯系。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測度
本文采用產業結構層次系數R作為測度指標。計算公式如下：
Rit=（Y2it+Y3it）/Yit ； ； ； ； ； ； ； ； ； ； ； ； ； ； ；（1）
式中，Y2it、Y3it分別表示為第i個區域在t內第二、第三產業產值，Yit為第i個區域在t時期內的生產總值。
（二）地理探測器模型
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差異受到經濟、社會、自然等多種環境和不同因素的影響，地理探測器模型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最早應用于地方性疾病的致病因子探測（Wang JF和Hu Y，2012），其模型如下：
（2）
式中，PD，U為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影響因素探測力指標；nD，i為次一級區域樣本數；n為整個區域樣本數；m為次級區域個數；整個區域σ2U為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方差；σ2UD，i為次一級區域的方差。PD，U取值區間為[0，1]，當PD，U為0時，表明對外開放度分布呈隨機分布，PD，U越大，說明影響因子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影響越大。
（三）數據來源
本文以產業結構層次系數R作為研究對象，利用地理探測器模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進行分析。鑒于海南省的空間鄰居定義具有較強的主觀性，據此予以剔除，選取其余30個?。ㄊ?、區）作為研究區域。本文對外直接投資數據采用商務部公布的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數據，其他數據均來自于2003-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空間數據的采集處理由Arcview3.2軟件統計完成。
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時空演化特征
（一）不同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存在差異且差異趨于均衡
我國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總體呈現“東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點，華北、華東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水平高，東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相對較低。
2002-2012年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變異系數總體趨于下降的態勢，區域間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趨向均衡。變異系數在2003年下降后又快速上升，幅度較為明顯，主要是我國加入WTO后產業結構調整進入波動磨合期，各省、市、自治區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扶持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由于產業結構基礎存在差異，政策扶持力度不同，直接導致了我國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存在較大差異。2004-2012年，變異系數呈緩慢下降態勢，說明我國區域間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差異逐年降低，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總體趨向均衡。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各地區充分響應國家關于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有關政策，大力引進先進技術，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特別是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深入實施，中原經濟區建設戰略的實施，中西部內陸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有了較大提升，與東部沿海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差距不斷降低。
（二）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核心區域逐漸顯現
通過Arcview3.2軟件依次繪制出2002、2007和2012年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局部空間自相關程度的LISA圖后分析發現，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局部空間自相關關系存在高高空間集聚、高低空間聚集、低高空間集聚和低低空間集聚四種類型。低高空間集聚區域、低低空間集聚區域和高低空間集聚區分布較為穩定，高高集聚區域則變化較大。低低空間集聚區域集中在四川、云南、廣西、貴州、五個地區徘徊，表明這5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同時對周邊區域的負輻射程度較強，兩者空間差異較小。河北一直是低高空間集聚區域，表明河北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較低，而周邊區域如北京、天津等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較高，兩者空間差異較大。青海一直是高低空間集聚區域，表明青海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較高，而周邊區域如新疆、、甘肅等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較低，兩者空間差異較大。2007年，上海、江蘇2個地區成為高高空間集聚區域，表明此時上海、江蘇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迅速提升，對周邊省市的正輻射效應較強，浙江、安徽、山東等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水平也顯著提高。2012年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LISA集聚區域基本保持穩定，上海、江蘇依然是高高空間集聚區，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高高空間集聚區趨于穩定，可見上海、江蘇2個省份已經成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核心區域。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分析
為了動態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內在聯系，本文將2003-2012年我國30個省（市、區）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數據標準化后在ArcGIS軟件中進行自然聚類分級，共分為三級三個區域，同時將30個?。ㄊ小^）的產業結構層次系數 標準化，根據地理探測器模型，分別計算出2003-2012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P值，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2003-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影響P值介于0.89至0.96之間，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是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兩者存在高度的相關性。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影響P值除2009年異常較低外，其余年份在0.83以上，表明2003-2008年和2010-2012年這兩個階段，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有很高的影響力。2009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影響不大。究其原因，可能與當年我國各省份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全國范圍內較為均衡有關。
為了全面分析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差異的影響因素，同時考慮到數據獲取的一致性、連續性、可比性，本研究嘗試從經濟發展水平（GDP）、能源（電力消費量）、資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外商投資總額）、勞動力（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數）、消費水平（最終消費支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技術進步（專利申請授權數、技術市場成交額）、國際貿易（進出口總額）等7個方面選取10個代表變量來進行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影響因素分析。將相關指標標準化，在ArcGIS中進行自然聚類分級，根據地理探測器模型，利用公式（2）分別計算出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各要素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P值，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03-1012年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受到能源、資本、勞動力、消費水平、技術進步、國際貿易、經濟發展水平等多要素的影響，P值均在0.6以上，表明這些因素都是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主要因素。除外商投資總額變量外，其他影響因素的P值均呈現先降后升的態勢，表明不同時間不同要素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影響力存在差異。
結論
第一，我國不同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差異趨于均衡。我國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總體呈現“東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點，2002-2012年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變異系數總體趨于下降的態勢，西部內陸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差距不斷降低，區域間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趨向均衡。
第二，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核心區域逐漸顯現。四川、云南、廣西、貴州、等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對周邊區域的負輻射程度較強。2007年，上海、江蘇2個省份成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高值正相關區域，表明此時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集聚區域已經顯現。2012年，上海、江蘇2個省份依然是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高值正相關區域，表明此時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集聚區域已經趨于穩定，上海、江蘇2個省份已經成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核心區域。
第三，對外直接投資是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兩者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此外，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還主要受能源、資本、勞動力、消費水平、技術進步、國際貿易、經濟發展水平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且不同時期不同要素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影響力存在差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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