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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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 關鍵詞 ] 外商直接投資 制造業 規模效應

1978年我國實現對外開放以來,利用外資工作不斷取得進展。1991年以前,我國利用外資以間接投資為主,對外借款是吸收外資的主體。1992年我國年度實際使用FDI超過間接投資額,占據了主體地位。到2009年,中國連續18年成為發展中國家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中國2008年共吸收外資超過9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2009年雖然有所下降,但依然在900億元以上。

一、制造業利用外資概況

制造業仍是吸收外資的主要部分。2009年外商投資制造業新設立企業9767家,同比下降15.57%,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67.71億美元,同比下降6.26%,分別占同期全國總量的41.68%和51.95%。制造業吸收外資主要集中于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等行業。(見表2、3)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制造業發展規模的效應分析

中國制造業在充分吸引外資的基礎上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制造業整體規模不斷擴大,2003年,我國制造業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制造大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

1.制造業的規模不斷擴大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始終保持較高的增長勢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各項經濟指標在整個工業和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均不斷提高。目前制造業各企業中,產值規模居龍頭地位的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企業,其資產規模,產品銷售收入也位居榜首。

目前中國利用外資比較集中的行業為汽車產業,2009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確保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汽車、摩托車消費的政策,有效刺激了汽車消費市場,汽車產銷呈高增長態勢,首次成為世界汽車產銷第一大國。2009年,汽車產銷分別為1379.1萬輛和1364.5萬輛,同比增長48.3%和46.15%。2009年全行業主要經濟指標繼續向好。2009年月1-11月,汽車行業規模以上企業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分別為28054億元和1988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1%和51%。

同時,一批中國制造的產品產量一直在國際上遙遙領先。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有100多種制造業的產品形成了大批量生產能力,產量在國際上占據首位。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石,鋼鐵則是工業的糧食。1990年我國的鋼產量只有6600萬噸,到2009年已超過56780萬噸,幾乎占據全球總產量的半壁江山。這些都說明我國的制造業已經具有相當規模。

2.制造業增加值占當年GDP的比例不斷上升

從改革開放之初數據顯示來看,198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2603億元,占國內經濟總值的34%,占全國工業總值的78%,而到2007年,制造業增加值67030億元,占國內經濟總值的27.18%,占全國工業總值的83.79%。如表4所示,制造業增加值占當年GDP的比例。

3.制造業產業內貿易額逐年上升

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涌入中國,有利于中國提高制造業的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同時還擴大了我國產品的出口,促進國家對外貿易的發展。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以后,給國內企業帶來新的技術,先進的經營管理模式和科學的經營管理經驗,有利于國內企業增強競爭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擴大中國產品的國際銷售市場。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其生產制造基地遷到中國,建立配套產業群。這些舉動無疑都為我國培育規模經濟、發展產業內貿易提供了極為有力的基礎條件。

我國制造業產品內貿易額在1997年時為275.47億美元,在此后年度里不斷增長,到2006年時已達到2224.19億美元。2006年的制造業產品內貿易額比1997增長了7.07倍,年平均增長率為26.12%。

4.制造業從業人數不斷增加

制造業規模擴大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制造業吸納勞動力就業數量逐漸增大,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制造業從業人數5332萬人,占全國從業人數13.28%。2006年我國制造業從業人數8500萬人,占全國從業人數11.13%。如表5所示。

5.制成品增長速度高于初級產品,比率也逐步上升

從近20年的情況看,在世界貿易中,工業制成品貿易年均增長9.8%,而初級產品貿易僅增長2.2%。2007年從大類商品來看,初級產品出口比重繼續下降,工業制成品比重迅速上升,初級產品出口比重下降到6%以下,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至94%以上。見表6。

參考文獻:

[1]裴長洪主編:中國對外經貿理論前沿(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2]劉 琦 李 茜:中國利用外資30年的思考[J].經濟研究導刊,2008年第9期

第2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升級；自由貿易園區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6）06-0054-05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取得巨大成功，在資金、技術和現代管理等方面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推動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特別是加入WTO后，我國開始深度融入快速發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提升開放水平，持續放寬外商直接投資準入條件和加大吸引外資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快速增長，2015年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1360億美元。

國內一些文獻也給出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結論。沈坤榮和耿強（2001）通過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具有技術外溢效應與學習效應，提高了國民經濟的綜合要素生產率，促進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增長[1]；郭克莎（1995）認為外資的大量進入增加了國內企業提高生產水平、轉變經營方式的壓力和緊迫感，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了資金和技術基礎[2]；裴長洪（2006）研究認為，隨著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所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管理知識以及產生的溢出效應，促進了我國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直接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從而成為我國產業結構轉變的重要影響因素[3]。

當前我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外商直接投資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充分把握外商直接投資新變化，積極應對外商直接投資新問題，對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經濟新常態下外商直接投資的新變化

（一）外商直接投資增速穩中放緩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在國內經濟下行和經濟要素價格上升以及印度、美國等國競爭壓力增大的影響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仍然保持穩健增長（見圖1）。相比2001―2011年我國利用外資增速的大幅波動，2012年以來進入相對穩定狀態，外商直接投資增速穩步增長，2013―2015年分別增長234%、370%和583%。但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比較均呈現增速放緩態勢。從縱向看，在我國加入WTO后的2002―2011年十年間，平均利用外資增速為1021%，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2012―2015年四年中，我國平均利用外資增速相對較低。從橫向看，將金磚五國之一、人口與我國相近以及領土與我國相鄰的印度作為比較對象，據聯合國貿發會數據顯示：2012―2015年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分別為242億美元、282億美元、344億美元和590億美元，三年間增長了一倍多，年均增速高達3459%，遠遠高于同期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速。

（二）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發生顯著變化

12012―2015年香港地區對大陸地區直接投資快速增長（見圖2），2012年直接投資額為7129億美元，2015年快速增長到9267億美元，直接投資絕對額增加了2138億美元，仍然保持了913%的年均增速，遠遠高出同期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速，香港地區直接投資占我國利用外資比重從2012年的623%上升到2015年的734%，三年內投資占比提高了111個百分點，我國利用外資更加依賴香港地區。

2臺灣地區對大陸投資、日本和美國等對華投資規模不升反降，而且下降幅度較大。臺灣地區：2011年對大陸直接投資6727億美元，2015年下降到441億美元，絕對額減少了2317億美元，年均降幅10%。日本：2012年對華直接投資高達738億美元，為當年第二大對華直接投資國，隨后幾年直接投資額迅速下降，2015年僅為321億美元，下降了一倍多，年均降幅45%。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也呈現下降趨勢，2012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313億美元，2015年下降到259億美元。

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我國的經貿關系進一步加強，對華直接投資呈上升趨勢。2015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2164家，同比增長183%，實際投資846億美元，同比增長238%，其中，東盟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1154家，同比增長52%，實際投資786億美元，同比增長206%。

（三）外商直接投資結構不斷優化，質量不斷提升

1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額快速上升，高端制造業引資能力逐步加強

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放寬服務業準入條件，簡化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手續，優化國內軟環境，積極承接國際服務業外包，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快速上升。2011年我國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比首次超過制造業，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5524億美元，制造業利用外資521億美元。2012―2015年，服務業與制造業利用外資絕對額差距不斷拉大。

2012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455%，躍升為第一大產業。2013―2015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81%，比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高出08個百分點。2015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為341567億元，占GDP比重進一步上升至505%，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擴大了服務市場需求，提升了服務業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2015年我國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達7718億美元，占我國利用外資總額的611%，其中，高新技術服務業利用外資快速增長，2015年前11個月實際利用外資723億美元，同比增長517%，數字內容及相關服務、信息技術服務、研發與設計服務增幅較大，同比分別增長859%、551%和297%，計算機應用服務、綜合技術服務、建筑、金融、衛生、文化藝術等成為外資流入的熱點領域[4]。

2011―2015年，我國制造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下降幅度較大。2015年利用外資額創5年來新低，僅為3954億美元，比2005年的4245億美元減少了近30億美元，所占比重由近70%下降為31%，在制造業整體利用外資走弱的同時，高新技術制造業利用外資卻呈現另外一番景象。2015年的前11個月，我國高新技術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854億美元，同比增長117%，占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總量的238%，其中，生物藥品制造、通信設備制造、電子元件制造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分別增長3663%、1426%和186%。反映出中低端制造業產能過剩，市場需求減少，同時，勞動力成本、資源要素成本和環境破壞成本快速上升，中低端制造業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斷減弱，我國中低端制造業正處于去產能、結構優化的艱難轉型期。而我國高端制造業擁有越來越廣闊的市場前景，對外商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制造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制造業正在從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發展。

2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產業鏈中的位置上移，利用外資質量不斷提升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和資源破壞等問題凸顯。國家引資政策也出現了新變化。由過去利用外資的重數量向重質量轉變。2010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要嚴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以及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外商直接投資，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等產業鏈上游行業。2015年，我國在鋼鐵、水泥、電解鋁、造船、平板玻璃等國內市場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基本未批準新設外資企業，嚴格控制產業鏈低端產能過剩型行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同時，鼓勵外資投向產業鏈上游行業，2015年全球500強跨國公司在汽車、生物、醫藥、通信、金融、軟件服務等行業中新設企業或追加在華直接投資。德國奧迪、大眾、戴姆勒、漢莎航空，意大利菲亞特，瑞典沃爾沃，韓國現代、起亞汽車、三星電子，日本電氣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國英特爾、克萊斯勒、空氣產品、禮來等跨國公司都在上述領域新投資或增資，單項金額均超過1億美元。此外，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消費層次上移，對高端產品與服務的需求不斷擴大。跨國公司為進一步擴大我國市場，抓住我國高端產品與服務需求快速增長的機會，在轉移了產業鏈下游環節以后，逐漸向產業鏈的上游延伸，紛紛在我國設立研發中心、設計創新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結算中心、財務中心和跨國公司總部等。2015年，跨國公司在華投資設立的地區總部、研發機構等高端功能性機構快速集聚，設立研發機構超過2400家，比2010年的1400家增長了近一倍。同時，我國在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從2010年的196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14年的325億美元。

（四）進一步擴大對外改革開放促進外商直接投資取得新成效

1自由貿易試驗區吸引外資聚集效應凸顯。2015年1―11月，廣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共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040家，合同外資額44581億元人民幣，其中，通過備案新設外商投資企業5088家，合同外資額33266億元人民幣，占比分別為842%和746%。擴展區域后的上海自貿試驗區吸收外商投資占全市的一半。融資租賃、科技研發、創業投資、電子商務和現代物流等高端產業向自貿試驗區集聚的態勢明顯。

2北京市擴大服務業開放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效果初顯。2015年北京市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率先推動科學技術服務、互聯網和信息服務、文化教育服務、金融服務、商務和旅游服務、健康醫療服務六大重點領域擴大開放。這六大重點領域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068家，實際利用外資955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102%和625%，占全市吸收外資總量的735%；其中，金融、科技領域實際利用外資額分別占全市564%和76%，增速分別為157倍和14%。

3廣東省借力自貿試驗區和《在廣東省對港澳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利用外資額大幅回升。2015年廣東省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同比增長157%，實際利用外資額同比增長427%，超過217億美元，其中，吸收港資同比增長483%，吸收澳門投資同比增長2222%。

二、我國利用外資出現的新問題

（一）利用外資額占全球比重快速下降，引資壓力加大

聯合國貿發會2016年1月份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控》顯示：2015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跳躍式增長365%，全球對外投資金額達到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值17萬億美元，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同比增長15%，達到5480億美元。同期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僅增長58%，遠遠低于全球同期的365%以及亞洲發展中國家的15%，根據聯合國貿發會數據計算，2015年我國利用外資額占全球比重從2014年的105%迅速下降到80%，2016年我國引資壓力增大。首先，中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換擋，2015年我國經濟增速破“7”，全年經濟增長69%，這是近年來經濟增長的新低，2016年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全年設定經濟增長目標在65%―69%之間，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整體吸引力下降。同時，美國的“再工業化”政策、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和加息，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深化對外開放、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度，進一步增加了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壓力。美國2015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迅速從2014年的924億美元增長到3840億美元，增長了4倍多，為我國的近3倍。同時，印度2015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到590億美元，是2014年344億美元的近2倍。美國和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快速增長擠壓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空間。由于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市場波動、總需求疲軟、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長減速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和地區局勢緊張，預計2016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額將會下降。2016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不升反降，進一步增加了我國引資壓力。2016年1月份，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008家，同比下降114%。2016年1―2月份，全國實際利用外資額2252億美元，增速迅速下降到27%，而2015年同期增速為17%。2016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開局艱難，全年引資壓力巨大。

（二）外資來源地“香大”，但技術外溢效應不斷減弱

近年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幾乎全部來源于香港地區，“一地獨大”（見圖2）。

其他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無論是絕對金額還是占比均快速下降，絕對金額從2012年的419億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336億美元，占比從2012年的37%下降到2015年的27%，增加了我國利用外資波動的風險。隨著香港地區對大陸投資趨向謹慎，港商撤資風波不斷，進一步加大了我國利用外資波動風險。另外，香港地區發展以貿易與金融業為主，跨國高新技術大公司很少，不同于美、日等發達國家主要以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模式[5]，隨著我國與香港地區經濟水平差距的不斷縮小，香港地區對大陸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不斷減弱。

（三）外商投資逐步“去工業化”

圖42009―2014年房地產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近年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出“去工業化”傾向。服務業利用外資額快速上升， 主要表現在房地產業利用外資快速增長，從2009年的168億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3462億美元，增長了2倍多，房地產業占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比重從2009年的44%上升到2014年的52%，助推了我國房價的快速上升，增加了房地產行業的泡沫。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逐步“去工業化”和向房地產業集中，從長期來看，不利于我國經濟長遠健康發展。

（四）外資在我國區域分布呈兩極分化態勢

從近年來外資在我國區域分布情況看，東部地區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絕對主體，歷年利用外資占比均近80%，截至2014年，東部地區累計利用外資占比8056%；西部地區利用外資額從2011年的11571億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10779億美元，占比從933%下降到839%，東西部差距進一步拉大。

隨著服務業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產業，制造業利用外資額下降，東部地區在市場環境、產業配套能力、高端人才儲備上的競爭優勢進一步增強，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減弱。此外，隨著自貿區的相繼設立，進一步放開外商投資準入，東部地區再次占據我國吸引外資的政策先機，未來一個階段內，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可能進一步兩極化。2015年1―11月，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9742億美元，占同期全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854%。

（五）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出口貿易促進作用減弱

截至2015年外商投資企業創造了我國近1/4的工業產值、1/7的城鎮就業和1/5的稅收，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的出口貿易促進作用逐步減弱，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速快速下降，從2010年的2828%下降到2015年的-65%，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增速低于同期全國出口增速。此外，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也不斷下降，從2010年的5465%下降到2015年的4410%，2015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10047億美元，低于2012年的10227億美元，2016年1月，出口711億美元，同比下降168%，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的出口促進作用減弱（見圖5）。

三、經濟新常態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建議

（一）大力推動外商直接投資由“量”到“質”的戰略轉變

經濟新常態下，在努力保持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量”穩定前提下，要積極實施利用外資向“質”的戰略轉變。根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三缺口”模型（發展中國家對外資需求的原因，除了儲蓄不足和外匯儲備缺乏，更重要的是技術落后），在當前我國國內儲蓄與外匯儲備充足但缺乏高新技術的情況下，要將重點放在引進高新技術、先進管理經驗和高端人才[6]。要積極落實“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引資和引技引智并舉”戰略措施，實現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新跨越。

（二）因地制宜實施差異化吸引外資優惠政策

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緊密結合，對不同產業實施差異化優惠政策，積極推動外商投資企業向產品的價值鏈上游轉移。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財務管理中心、結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潤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機構。鼓勵中外企業加強技術研發合作，擴大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支持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對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上述行業的要放寬投資準入條件和加大優惠力度。此外，為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去產能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對外商直接投資進入產能過剩、高污染、高消耗和資源型出口行業要采取更加謹慎的措施，進一步減少外資進入這些行業。

將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區域均衡協調發展相結合，因地制宜對不同地區實施差異化優惠政策。對東部地區，要利用好當地的人才優勢、市場環境優勢、產業配套優勢，促進外資投向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等行業，加大對外資投向戰略性新興行業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部地區的產業聚集。對中西部地區，要加強與東部省份的戰略合作，推動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外商投資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形成優勢互補的雙贏局面[7]。此外，要積極利用好中西部工業園區與經濟開發區，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制造業利用外資的政策優惠力度，放大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優勢，促進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中西部地區形成制造業的集群效應，推動當地工業化進程。

（三）深化自由貿易區與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改革

根據世界銀行的各國外商直接投資“容易指數（0―100）”顯示：我國得分637，遠遠低于美國的80、日本的816，甚至與印度的763還有較大差距。同時數據顯示：外商在中國投資建立一個企業要花費65天，走18道程序，高于印度的46天和16道程序。此外，據經合組織的各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指數（0―1）”數據顯示：我國是0418，遠高于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值的0068，比印度的0263還高出很多。表明我國在外商直接投資放寬準入條件、簡化手續、優化服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深化自由貿易區與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的改革，采取積極有效措施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筑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和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大力推進外資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簡化審批手續，提高服務質量。對條件成熟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在全國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城市推廣。

（四）加快我國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當前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單一化、歐美等發達國家對我國直接投資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的前提下，我國要加快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特別是要積極推動中美、中歐投資協定的實質性進程，有序推進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開展談判，改善引資環境，促進投資的自由化與便利化，加大我國對歐美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

（五）加強招商引資人才隊伍建設，提升招商引資管理水平

加強招商引資的人才隊伍建設，善于利用社會力量和培養一支專業化的招商引資隊伍，推動招商引資工作科學化和合理化。提升招商引資管理水平，摒棄過去單純的以招商數量和引資額來評價招商引資成績的考核標準，從長期的經濟社會效益出發，持續跟蹤外商直接投資對當地的經濟社會效益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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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國利香港企業對內地的直接投資與日本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比較[J]國際金融研究，1995（8）：38-41.

第3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電子信息制造業集群 影響

一、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集群與該行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基本概況

（一）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集群概況

在1999-2005年之間，通信及設備制造業空間基尼系數從1999年的0.089上升到2005年的0.126，上升幅度為41.57%，是空間基尼系數增加最為迅速的行業之一。具體來說，可以用衡量產業集聚程度的一系列指標：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數（H指數，用公式表示為：，其中zj表示以銷售收入或就業人數為標準計算的企業市場份額）、N指數以及行業空間集中度來具體測量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產業集聚程度。

首先，我們用 H指數和N指數來衡量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的實際集聚水平。H指數是產業經濟學中衡量市場結構的一個主要指標，是行業內所有企業的市場份額的平方和 。H值越大表明產業集聚程度越強，反之則越弱。N指數是H指數的倒數，反映某一產業在全省平均分布在幾個縣（區）。N指數值越大表示產業分布越分散，越小表示產業集聚程度越強。我們利用企業工業總產值作為產出指標，對浙江制造業各行業計算H指數和N指數，得出浙江部分行業的集聚程度（見表1）。

由此可以看出，浙江省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煙草制品業兩個行業的集聚程度遠遠高于其他行業，但是這兩個行業具有國家壟斷的行業特殊性，外資幾乎不可能涉及。剔除這兩個行業后，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H指數列第三位，N指數8.9，相當于分布在省內9個縣（區），屬于中游水平；而聚集度最低的塑料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和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三個行業，N指數都超過30，相當于均勻分布在全省90個縣（區）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縣（區）。說明這些行業的地區分布太廣，行業集中度不夠，但電子信息制造業集中度上升較快，呈現快速集中的態勢。

其次，從行業空間集中度指標CRn來看，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也呈現地理分布非常集中，行業集聚程度相對較高的態勢。行業集中度CR 常用來衡量市場結構，指規模最大的n位企業的規模占整個市場或行業的份額。這里用行業空間集中度代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規模最大的幾個縣（區）占全省的份額。用這一指標測量的浙江省電子信息制造業的行業空間集中度情況如表2所示。

表2說明濱江區的電子信息制造業規模占全省的25.2%，濱江區、江干區與奉化市三區縣市的電子信息制造業規模占全省規模的56.0%；濱江區、江干區、奉化市、西湖區、樂清市五區縣市的電子信息制造業規模占全省規模的66.7%。表2反映了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空間集中程度較高。

（二）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概況

近年來，隨著浙江經濟總體發展水平的提高以及投資環境的改善，外商在浙江的投資不論是投資的項目數還是投資的金額，都取得了迅速的發展。

通過考察2003―2005年浙江省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可以發現，作為浙江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紡織業雖然仍有大量的外資流入，但其占全省行業利用外資的比重變化不大甚至略微下降，如從2004年的10.5%下降到2005年的10%，與此同時大量FDI明顯轉向了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這樣的技術密集型行業，該行業已成為浙江最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每年的投資無論是合同金額還是實際金額數量都很大。在浙江，2003年投資該行業的實際外資總量占全省利用外資總數的11.5%，2004年投資該行業的實際外資量占全省總數的占8.0%，2005年則基本保持同樣比例，占全省總數的8.1%，在所有行業中均列前三，說明該行業的外資投入水平較高，成為浙江省吸引外資的新亮點。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集群發展的影響

通過對浙江省電子信息制造業集群外商直接投資情況的觀察，我們認為外資正從以下幾個方面為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集群的發展帶來了契機。

（一）外商直接投資增強了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集群對整體經濟發展的關聯效應

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集群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僅使電子信息產業本身有所發展，而且對其他產業的發展形成了較大的關聯效應。產業的關聯效應可以用影響力系數來表示，所謂影響力系數（影響力系數=完全消耗系數矩陣的列和/所有完全消耗系數之合計）是反映某一個部門增加一個單位最終產品時，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生產所產生的生產需求波及程度。當影響力系數大于1時，表示該部門的生產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作用程度超過全社會平均影響力水平。影響力系數越大，表明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的需求作用越大，亦即表明該部門對其他部門的拉動作用越大，同時也表明了該部門與其他行業部門的后向經濟聯系越強。

根據相關課題組投入產出調查資料計算，2002年，浙江省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影響力系數為1.366，在16個制造業部門中居第二位，表明這個行業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作用較強，超過全社會平均影響力水平的36.6%。

此外，產業的關聯效應也可用關聯感應度系數來反映，所謂關聯感應度系數是反映國民經濟各部門均增加一個單位最終產品時，某一個部門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應程度，也就是需要該部門為其他部門的生產而提供的產出量。當感應度系數大于1時,表示該部門所受到的感應程度高于全社會平均感應水平。感應度系數越大,表明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的供給作用越大,同時也表明了該部門與其他行業部門的前向聯系越強。

浙江省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感應度系數由1987年的0.727上升到2002年的1.264，在各制造業部門中呈較為明顯的上升趨勢,說明該行業對制造業乃至國民經濟的制約作用正在增強,大多數部門對該行業的依賴在增加。當其他部門企業每多投入一單位，會對外資企業產生較大的影響。在浙江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相關內資企業的投入也會吸引更多的外資加入到這個集群隊伍中來，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從而進一步促進集群的發展。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的電子信息制造業絕對不是一個封閉和內循環的結構。由于浙江在勞動力成本與勞動力素質的整合上具有全球競爭優勢，因此正在吸引大量的以整合全球價值鏈為目標的跨國公司進入這個行業。由于電子信息行業具有很高的影響力與感應度，這樣內資企業更有機會成為外資企業前后向供應鏈上的重要環節,從而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更大的集聚效應，能帶動其海外上游供貨商與下游使用商也來當地進行相關投資，跨國公司就會從投資一個點發展到投資一個產業系統。

（二）外商直接投資增強了浙江電子信息產業的橫向溢出，帶動了相關的產業的產生與發展

浙江的電子信息制造業集群是以橫向一體化的分工聯系為主，即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因為有正的外部性而聚集在一起，但這些企業之間不一定有產業分工聯系，整個區域內都是生產或提供基本相同的產品。所以即使該產業集群中企業的研發投入較少，但FDI所帶來的技術傳播與溢出效應，使新產品、新工藝往往不僅容易在集群內擴散，而且對相關產業產生溢出。例如，在浙江電子信息產業較為發達的杭州地區伴隨著UT斯達康、東方通訊、士蘭微電子、富通光纜、摩托羅拉、浙大海納、數源科技、大自然等一批在國內具有一定影響、在行業中具有代表性的電子信息制造企業的成長，直接受該產業溢出影響的杭州軟件業也應運而生，迅速發展。目前，杭州有從事軟件開發、生產、銷售、培訓、服務與系統集成的軟件企業2000多家，形成了一批優勢軟件產品，在工業控制、金融證券、財務管理、機電一體化、服裝設計以及印染、醫院管理、電信、多媒體、教育等行業和領域，培育了一批國內著名的軟件企業與軟件品牌。此外，杭州市還用電子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已涉及機械、電子、食品、化工、醫藥、通訊、紡織服裝、建材、造紙、皮革制品、熱網管理系統、家用電器、光傳輸材料、半導體材料等二十多個行業。這樣，受外商直接投資推動的浙江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帶動了現代與傳統產業的同步發展。

（三）外商直接投資為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該行業研究開發所需要的資金支持

由于中小企業所占比重較高，浙江的電子信息制造業長期存在研發資金投入不足，研發能力較弱的問題。但隨著跨國公司對浙江電子信息產業投資的開展，帶來了相應的研發投入，客觀上起到了對浙江電子信息產業的研究開發資金的補充。現在像松下、東芝、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等大公司均已在浙江的電子信息制造領域開展了研發投資，使浙江電子信息業的研發投入強度明顯上升。

表4顯示2005年浙江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研發投入已大于醫藥制造、專用設備制造、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機械制造業以及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等制造行業。在電子信息研發領域外商直接投資的加強，是浙江電子信息行業研發強度超越其他制造業的重要原因。

此外，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促進了浙江的科研院所與企業的研發活動。跨國公司與浙江科研院所與企業的合作可以使這些部門開展內容更豐富的研究開發，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維模式得到相互借鑒與學習，從而突破某一固定思維方式的限制，產生更多的創新思維，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率。同時，與擁有先進技術的外商投資企業聯系也可以為國內企業帶來新的研發點，促使他們研發出更先進的產品。如杭州富通集團與日本昭和共同研究開發光纖產品后，采用目前世界上最新的全合成技術成功開發出光纖預制棒，打開了制約我國光通信產業發展的瓶頸。

再者，電子信息產業的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也為浙江培育了一大批自身的研發人員。這主要是因為在跨國公司工作的浙江科技人力資源特別是其中的中高層創新管理人員，可以充分學習國外先進知識與技術，學習跨國公司知識管理與創新管理的經驗和方法。在這些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工作的技術人員可以利用這些機會從實科學技術研究，積累大量的經驗，提高自身的科研素質。

三、利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一步提升浙江信息制造業集群競爭力的對策

（一）繼續積極吸引世界500強大型跨國公司進入浙江電子信息產業集群。

這是提升浙江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水平, 增強集群國際競爭優勢的一大有利舉措。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吸引應更多地依賴本地產業集群的集體效率與集體學習能力, 而不應單打一地比拼政策優惠與低成本優勢。優質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已成為現代跨國公司抵御低水平競爭的難以模仿的特定的區位競爭優勢, 優質產業集群中的跨國公司本身又能成為吸引其他跨國企業進入集群投資的另一個核心因素。總之, 未來要把產業集群本身的優良因素及集群中的跨國公司因素作為吸引跨國公司來我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基礎。

（二）鼓勵浙江電子信息集群的中小企業更多地滲透到國際產業增值鏈的上游。

借此可以改變多年來浙江中小企業僅在低端產業集群中憑低成本的勞動力、土地優勢獲取產業增值鏈下游有限利潤的不利局面。 浙江電子信息產業中小企業眾多，今后要使浙江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中小企業更多地向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增值鏈的上游滲透, 特別要使跨國公司把制造業價值鏈中的服務環節, 如戰略咨詢與管理、研究開發、產品設計、營銷、公共關系、金融服務等業務領域轉向浙江, 這也是浙江發展現代制造業的必然要求，走新興工業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三）利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推動集群大企業的形成

對于浙江電子信息產業集群中具有技術、管理、資金或品牌優勢的本土龍頭企業,可以通過并購、重組等方式擴大其經營規模與實力,鼓勵其更快、更好地進入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鏈，集中生產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以及對規模效益反應敏感的產品。逐步形成具有規模經濟效益與現代管理基礎的大企業、大集團,以提高產品生產的集中度,改善分散經營帶來的產品結構雷同與過度競爭,獲得集群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效應，從而提升浙江電子信息產業的自主發展能力。

（四）努力培育浙江電子信息產業集群企業的學習效應。

浙江電子信息產業集群中存在著眾多的供應商、各種服務提供商以及大專院校與科研機構。由于集群企業功能互補性的存在，每個角色都可以從各種渠道學習各方面知識。所以應在集群內部的國內企業中倡導良好的學習氛圍，在企業之間形成競爭合作格局，形成集群企業間良好的學習效應，積極吸跨國公司先進的技術經驗與管理經驗，使得集群成為浙江企業獲得知識外溢的良好途徑。

（作者單位：浙江工商大學現代商貿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梁琦：《產業集聚論》，商務印書館，2004年。

曹燕華、吳靜靜：FDI對浙江經濟外溢效應的實證研究，《科技創業》，2006年第4期。

方勇、張二震：長江三角洲跨國公司主導型產業集聚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06年第10期。

李鈞：跨國公司R&D投資與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世界經濟研究》，2006年第4期。

第4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字】FDI技術溢出效應，PEST模型，SWOT模型

自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來，東部地區一直是外商選擇在華投資的主要地區。山東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很快，2001年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僅占全國的7.73%，到2010年這一比重上升至12.89%。 外資的投入促進了山東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山東省支柱產業的發展，有利于解決就業問題。

一、基于對中日韓三國外國直接投資的PEST分析

基于PEST模型對于行業和企業的宏觀環境分析框架，即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技術環境，筆者將根據圖1所示的PEST模型分析圖，結合三國的實際宏觀經濟條件進行深入分析，得到圖2所示的中（山東）日韓宏觀經濟發展環境對比。

二、山東承接外商直接投資的SWOT模型分析

三、基于SWOT模型分析的理論建議

1、利用 FDI 促進高新技術制造業發展。在山東省，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仍占很大比重，技術水平偏低，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堅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優化制造業結構。鼓勵外資重點投向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等技術密集型行業，帶動全省制造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升級

2、優化引資質量和引資來源。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在促進東道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東道國帶來一些消極影響。山東省引進外資的思想應從注重數量向注重質量轉變，拒絕低水平、低技術的投資項目。要積極引進高技術產業的高端生產環節，特別注重鼓勵跨國公司的研發投資。

3、利用 FDI 擴大產業集聚、培育主導產業群。山東省應通過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合理引導和政策鼓勵，將外商直接投資向著產業集聚的地方引導，積極建立主導產業群，使本土企業在產業集群中與外資企業形成較高的產業鏈關聯，加強與外資企業的前后向聯系，更好的發揮產業集群優勢。

第5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產業結構 優化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現狀

河北省引進外資中,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一直較小,其金額與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均未超過4%。如2007年第一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4138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2%,其利用外資規模與河北省是農業大省的情況很不相稱。

從河北省利用外資的產業分布看,在第二產業即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與建筑業所占比重過大,平均占到總額的80%以上。

但在第二產業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并不均衡,外資主要投向制造業,如鋼鐵、食品、化工、醫藥、紡織等行業,而采掘業和電力、燃氣及水部門所占份額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業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為188582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金額的78%,占第二產業的93.6%。在制造業中,勞動密集型產業比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大得多,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改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幾年成為河北省整個制造業的外商投資熱點。

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相比較,占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投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5個行業領域,教育業、金融業、衛生和社會福利業等其他8個行業所占比例較低。隨著入世承諾的不斷實現,我省服務業的門檻不斷下降,允許外商投資的領域不斷拓寬,除房地產行業外,其他行業領域投資金額變化劇烈,交通運輸業所占比例不斷下降,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所占比例出現大幅上揚,2007年達到2435萬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沒有發生重大改變。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以及隨之而帶動的市場競爭和政府引導規范可以分別從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個方面來提升產業結構,使其達到優化的目的。

1.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導和規范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

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規范和引導來完成。因為目前,基礎產業存在投資額大、建設周期較長、投資回報低、投資回收期較長等特點,己成為制約我省產業結構優化的“瓶頸產業”,很多境外投資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礎產業。

因此,只有通過政府的合理引導,讓適當的外資進入適當的地區,才能夠有效地加強該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協調與聯系,使其結構合理化,進而有力的推動我省產業結構的優化。

2.外商直接投資下的市場競爭促進產業結構高效化

外資的進入會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和地區,這些產業就能夠得到較快的發展。同時,成熟的外資企業進入后,會通過市場作用加劇國內企業的競爭,將低效率的企業從本行業中淘汰出去,從而優化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

一定量的資金直接流入緩減了省內生產建設資金的不足,利用這些資金可以優先購買世界先進的生產設備和進口高等級的生產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這樣我們可以通過對新技術的積極消化、吸收、創新和擴散,來提升技術水平,優化技術結構,從而使產業結構系統在技術進步作用下,從較低級形式向較高級形式演變,即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或者說是高級化。

三、河北省引進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對策

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資的實效,加強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的拉動作用,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加快河北省經濟發展步伐,應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效應。

1.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資環境是吸引外資的基礎條件之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等南方城市相比較,河北省無論是投資硬環境還是投資軟環境都相對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也相對較低。因此,河北省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度。

2.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引導

目前河北省對外資的利用仍然比較注重對外資數量的擴張,而對外資質量的關注較少。對外資的利用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變化和趨勢以及區域的資源、勞動力素質、技術水平等因素進行調整和引導,使外資可以投向符合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方向的產業或部門,更好的發揮外資在一個地區的所產生的影響效應。政府部門也應該根據發展需求,有重點的、科學的制定經濟政策,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引導外資投向,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區外商投資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11所屬市中石家莊、唐山、廊坊、秦皇島等地區,其他地區吸引外資的金額比重較小。因此為均衡發展河北省各個地區經濟,應在鼓勵各地區結合自身實際發展特色工業,擴大外資投資領域,加快各地區基礎建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同時充分借助三大港口優勢,加快港口腹地經濟發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區資源,加強各地區之間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與環渤海地區各省市的經濟合作,整合資源優勢,促進河北省經濟更快、更好發展。

參考文獻:

[1] 石海.論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產業機構調整.碩士學位論 文,四川大學經濟學院.2003年

[2] 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河北省經濟年鑒[M].北京:中 國統計出版社,1995-2008

第6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自從1995年以來，中國實際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結束了20％以上的快速增長階段，進入平穩增長時期，一些年度甚至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九五”時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僅僅達到1.6％的水平（參見表1）。2001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實現了14.9％的恢復性增長，預計“十五”時期正增長趨勢仍然有可能持續，達到年均5～10％的穩定增長水平。

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什么呢？從有利因素來看：一是世界范圍的資本活動由于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將會進一步趨于活躍，國際金融體系的逐步完善也為這些資本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手段；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其結構調整對投資、尤其是外國投資的需求將會繼續擴大；三是中國加入WTO，市場經濟秩序和投資環境將得到根本改善，為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及其企業長期戰略決策創造了良好預期，而且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逐步開放，外商投資的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四是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和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結構調整導致的失業、下崗，將使中國繼續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也將長期存在，從而吸引跨國公司的生產和加工基地繼續加快向中國轉移的進程；五是隨著新技術、新工藝的不斷產生，長期積累形成的“三資”企業生產設備和技術也將面臨不斷更新、改造、擴充的需要，現有企業的增資將繼續構成外商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未來時期也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不能排除出現局部區域、甚至世界范圍經濟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國經濟為首的西方經濟尚未表現出強勁的復蘇勢頭,這將嚴重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二是許多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大大加快，區域內投資的增長將遠遠超過面向區域外的投資，而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形成多邊經濟共同體的區域，因而面向這一地區的投資和本區域內部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國吸引外國投資的競爭將明顯加劇，不僅發達國家會利用資本市場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等優勢，加快吸收購并方式直接投資的速度，而且發展中國家也會采取更加優惠的政策，通過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市場開放換取外國的技術和資本。這將為中國吸收外資帶來巨大競爭壓力；四是隨著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和外資優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資的收益預期將明顯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國經濟總量和新增外商投資總量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規模，相應的增長速度將會表現出明顯的遞減趨勢。總之，吸收外資快速增長的歷史時期已經基本結束，今后將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

盡管從存量的角度來看，由于“三資”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大大提高，“三資”經濟的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但是從新增流量的角度來看，“十五”時期利用外資的增長將難以達到過去20年間的平均增長水平。由此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十五”時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前20年相比將有所下降；二是為了保持利用外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必須通過優化產業分布結構來提高經濟整體的產出效率，彌補總量增長趨緩的不利影響。這實際上意味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必須由注重總量增長效應向注重結構升級效應轉變。根據吸收外資的產業結構提升效應的實證分析結果，外商投資帶動了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和資本裝備程度的提高，但是這主要依賴于外商投資本身的資本裝備優勢來實現，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對不同產業的影響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消費和投資需求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勢頭，各種產業部門在社會總需求增長中所受的影響存在很大差異。在投入產出分析中主要通過計算感應度系數，反映不同產業部門的影響程度，系數值越高，說明該部門為了滿足總需求增長而應該增加產出數量，并將這樣的部門稱之為后關聯產業。促進后關聯產業發展一般是供給政策的重點，目的在于為經濟發展提供配套和基礎條件。根據中國1997年投入產出表的計算結果，商業部門的感應度系數最高，其次是種植業、電力生產和供應業、鋼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業、其他普通機械制造業、有機化學產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煤炭采選業、其他化學產品制造業、石油開采、棉紡織、造紙、塑料、汽車工業、電氣、電子元件制造業、金融業等。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對這些領域需求的增長速度將快于其他產業部門，相應的外商投資需求增長也將快于其他部門。感應強度比較高的產業主要是基礎原材料和配套產業，通過利用外資加快這些行業的發展，有利于為加工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的配套產品，延長產業鏈條。

二、進入中國的服務業投資增長將快于工業部門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諾，中國將會在“十五”時期加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其中如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商業、對外貿易、電信、運輸和技術服務等領域，中國現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遠遠低于國外同行業企業，將會有大量企業通過與外國跨國公司建立戰略同盟提高自身競爭力，不同行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以及消費者對相關服務的質量、多樣性和廣泛性也會產生新的要求，與這些要求相適應，對外商服務業投資的需求必然會大量增加。其次，服務業與制造業有所不同，投資是直接進入對方國內市場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國服務市場的巨大規模對于外國服務業企業具有非常強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服務業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服務業規模有利于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減輕中國長期存在的巨大就業壓力，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中國未來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這種政策導向及其相應的鼓勵性措施也將產生對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從國際背景來看，目前服務業投資已經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之一，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趨勢有所加快，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部分也會明顯增加。

根據以上分析，“十五”時期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將有望實現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由于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服務、商業、運輸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陸續取消，這些行業的外資增長速度將明顯快于包括工業部門在內的其他行業。初步估計，同時期外商服務業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可能達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產業外商投資占全部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這將大大改善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有利于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目前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預期是什么呢？一項針對136家歐盟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調查(2001年6～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136家歐盟國家在華投資企業，通過訪問、座談和問卷方式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國廈門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參見《歐盟中小企業對華投資發展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后歐盟企業的對華投資產業結構可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接受調查的企業認為，歐盟企業最有可能選擇的行業首先是制造業，這一結果與迄今為止的投資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比重最高的特點沒有什么區別，但是，考慮到目前已經投資的企業中制造業占80.7％、而回答今后將選擇制造業的企業比重僅有66.2％這一因素，可以認為未來時期歐盟企業對華投資中制造業投資的比重將會明顯下降。第二，現有企業中，郵電通訊、交通運輸業的比重僅有3%，但是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將會選擇該行業進行投資的企業高達57.4％，排在第二位，可見與電信服務和交通運輸有關的服務業投資將出現快速增長，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也會明顯提高。第三，金融保險業目前的外商投資在地域、經營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為止對該行業投資的歐盟企業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調查企業中47.1％的企業認為，今后歐盟企業的金融保險業投資將成為優先選擇的領域之一，僅次于制造業、郵電通訊運輸業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業之外，電力、煤氣生產供應、商業批發零售等行業的投資也可能出現較快增長，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項調查涉及企業數量比較多，涉及國家范圍廣泛，接受調查企業的產業分布、投資方式、地區構成等均與外資總體結構相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樣本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反映了發達國家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未來趨向的一般性特點。

表2歐盟企業今后增加對華投資可能選擇的行業

注：問卷問題：您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對華投資將會選擇那些行業？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課題組《歐盟中小企業發展研究報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產出表分析的結果表明，在第三產業中，商業飲食、郵電運輸、金融業、公用事業及居民服務業的后關聯性最強，也就是說，對這些產業的需求增長受總需求增長的拉動效果較為明顯。因此，“十五”時期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對這些服務業的需求增長會超過其他服務業的平均水平。通過吸收外資，提高這些行業的總體規模和服務水平，有利于適應經濟增長和和市場消費增長的要求、并產生良性循環效果，帶動社會需求進一步增長。因此，應當成為重點發展的領域。

三、勞動密集型工業行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有望加快

根據行業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與勞動密集型程度、資產產出效率、行業平均稅負水平等有著直接的關系。假定在未來投資決策中，對行業投資的預期，以目前各制造業行業的全部企業平均水平為主要依據，那么根據外商投資不同的利益目標，選擇投資領域的趨向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主要注重利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外商，對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紡織業、家具制造業、木材加工、非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較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大。以提高資產產出效率為投資指向的外商，對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業、電氣機械、辦公機械、紡織業、金屬制品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很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稅負為主要目標的外商，對稅負水平比較低的行業具有比較高的投資趨向，這些行業包括皮革毛皮制品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普通機械制造業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資預期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如果對上述因素綜合評價，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結果。

表3按照外商投資趨向分類的工業行業

注：分類是對資產產出效率、勞動密集型和平均稅負水平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得到的，其中在計算3個因素平均評價指標時，按照各自與外資行業偏向指數的等級相關系數確定了不同權數。

第一，服裝、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業、其他制造業等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是外資投資預期和偏向程度較高的領域。

第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辦公機械、電氣機械等雖然資本裝備程度比較高，但是由于資本產出規模明顯、稅負水平較低等原因，有可能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實際上，這些行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資相對較少的行業主要由三類構成：一是電力供應、蒸汽與熱水、煤氣生產與供應、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將長期由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自然壟斷行業；二是非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煤炭采選業等資本產出效率較低、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三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飲料制造業等市場相對飽和、資本產出效率不夠明顯或者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

應當注意到，近幾年來，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含量有所提高。這對于中國吸收外資的技術升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在政策上給予鼓勵和扶持，這種趨勢有望繼續保持并進一步擴大。

四、發達國家制造業今后產業轉移的可能趨勢——來自日本大型企業的調查結果

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日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將對面向中國的產業轉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根據日本國際合作銀行對792家在國外設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業企業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合作銀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業提出今后3年將繼續加強和擴大海外業務(海外業務除了包括在當地投資企業的生產、銷售、研究開發等活動之外，還包括委托生產、收購等)，而提出“維持現”或者“縮小、撤退”的企業僅分別占28.0％和0.4％。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比重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7.1個百分點之多，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產業轉移今后將以較快的增長速度繼續擴大。其中82％的企業認為中國是最有前途的產業轉移對象國（可重復選擇），比2000年調查結果提高13個百分點，已經連續4年居各國（地區）之首，此外，今后3年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中76.3的企業回答將擴大在中國的業務，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6.8個百分點（參見表4）。因此，今后中國將成為日本包括直接投資在內的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

從不同產業的投資趨向來看，在日本的主要行業中，汽車工業生產企業計劃3年內擴大和加強海外業務的比重最高，達到90％，其次是一般機械（74.5％）、電氣機械、電子設備（72.3％）、化學工業（70％）等。與2000年調查結果相比，這些產業計劃擴大投資的企業比重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其中汽車工業提高了23.8個百分點，除此之外，一般機械（29.8）纖（28.0）、食品（30.4）的百分點上升幅度也比較大，表明這些行業的投資有可能出現新的增長勢頭。

表4今后3年日本企業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主要目的地

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合作銀行《2001年度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

第7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

一、外商投資及產業結構分布狀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對華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總體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隨之而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而且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現在投入在制造業的比重過大，上述情況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原因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多以小型化、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進技術和長期競爭力的投資項目，都必須具有較大的項目投資規模。世界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約為600萬美元，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與之相差甚遠。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70%左右的項目均在100萬美元以下，而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僅占投資項目總數的4%－5%。在投資項目中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偏低既不利于規模經濟形成，也制約了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嚴重削弱了外商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其突出表現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勞動密集型項目居多，技術密集型項目較少。在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在第二產業中輕紡、加工工業又占很大的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

(2)外商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外商投資在制造加工業過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而資金密集型產業少；投資于一般技術多，甚至存在低層次的重復引進，而高新技術產業少。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國是第三產業比重過低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結構上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主要是由于外商與我國的目標與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資公司長期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來華主要在制造業領域。由于絕大多數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并且，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并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于落后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后，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三、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當前，以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已經使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和知識供給的有利地位。他們不斷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以保持競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承擔勞動密集度高、資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類型產品的生產。這是對我們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發展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就無法擺脫在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不斷擴大。

而且我國2000年的人均GDP已達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這樣的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大變動時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大量過剩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又需要大量進口的問題，必須靠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解決。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一個國家對任何一種產業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極限。當一個產業的市場需求達到飽和以后，增長速度就會隨著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果不通過發展新的技術開發新的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當現有產業的需求都達到飽和以后，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停滯，直至萎縮。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巨大，但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還較為落后，目前我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基本達到了市場飽和的階段，增長速度普遍下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滿足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75%，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33%。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11%的勞動力；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比起制造業來，服務業屬于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高，利潤豐厚。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科技資源不足，科技進步不夠快，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瓶頸、制約，也是結構調整必須加以克服的關鍵因素。發展高新技術，發展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建議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評判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由單純的按數量轉變為是否增強我國的技術競爭力。我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健康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而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高產業競爭力。因此要積極調整現行的外資政策，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制造業中促進高科技新型制造業的外資投入，加速外資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鼓勵外資向第一產業流動；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主要有以下建議：

(1)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我國農業，能源交通能基礎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困擾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引導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設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為此，我們可以采取稅收減免，適當補貼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資。

(2)提高對FDI的要求。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可分為鼓勵類，限制類，禁止類和允許類外商投資產業項目。對于技術含量高的項目，我們應該鼓勵外資進入，而對于技術含量低的對我國經濟沒有促進作用的項目，我們應該加以限制。一是外資政策和產業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業傾斜，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彩電、空調、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手機、電話等家電和一般電信設備行業；二是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對于我國現階段水平與世界差距較大的計算機、電子通信設備、航空航天、生物制藥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業應鼓勵外資進入。對這些行業可以實行幅度較大的稅收減免和優惠，同時，政府可給予相應的科研補助，放寬外資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勵外資參與傳統產業的改造。對于汽車、機械制造等傳統產業應該以促進其核心技術轉移為目標，加快對技術的引進和改造。四是對于目前跨國公司向我國轉移較快的重化工業則應以注重產品的資源節約和環保為原則，對于生態資源環境形成負面影響的行業，如造紙和一些重化工產品行業應提高外資進入門檻，加大稅收征管，限制外資流入。

(3)調整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三產業內部的結構。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尤其是促使外資向知識型現代服務業流動將是現階段我國吸引外資的首要任務。一是加快對零售、餐飲等傳統服務業的全面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零售集團的投資；鼓勵外資對國有商業企業的并購重組。二是加快對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服務業的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金融財團采用合資和開設分支機構等形式的投資；鼓勵跨國公司參與國有商業銀行以及保險、證券業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對文化、教育、影視服務等行業的開放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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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薛榮久：《國際貿易》[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8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本文擬借鑒目前的研究成果，采用2007～2010年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三個設區市（南昌市、景德鎮市和鷹潭市）的數據，采用相關分析方法考察FDI與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工業能源強度之間的關系。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工業能源強度的差異分析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各設區市工業能源強度的計算公式為：EIi=EiGRPi（1）其中，EIi表示各設區市的工業能源強度，GRPi表示用可比價計算的各設區市的工業增加值，Ei為各設區市工業能源消費量。各設區市工業增加值用各設區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來表示，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將當年價格的工業增加值折算成以2007年為基期的可比價。各設區市工業能源消費量用規模以上工業能源消費量來表示，由于《江西統計年鑒》只提供了工業能源消耗量的實物量，需要將工業能源消耗量的實物量折算為標準煤，采用《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9）提供的各種能源折標準煤參考系數，將各設區市工業能源消費量折算成標準煤。各設區市工業增加值、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和工業能源消耗量的實物量均來自《江西統計年鑒》（2008～2011）。根據公式（1）計算2007～2009年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三個設區市工業能源強度，結果見表1。從表1可見，2007～2009年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各設區市（南昌市、景德鎮市和鷹潭市）的工業能源強度整體上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從2007～2009年間這三個設區市工業能源強度的平均值來看，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這三個設區市的工業能源強度存在較大差異，工業能源強度最高的是景德鎮市（2.771噸標準煤/萬元），其次是鷹潭市（1.414噸標準煤/萬元），工業能源強度最低是南昌市（0.880噸標準煤/萬元）。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三個設區市實際利用FDI分析

從圖1可知，景德鎮市和鷹潭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比較接近，而南昌市實際利用FDI明顯高于景德鎮市和鷹潭市。以2008年為例，南昌市實際利用FDI達到111768萬美元，是景德鎮市實際利用FDI的12.42倍，是鷹潭市的11.29倍。可見，2000～2009年間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流向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南昌市。從圖1還可以看出，2007～2010年間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三個設區市實際利用FDI整體呈現逐年增加的態勢，其中景德鎮市實際利用FDI增長最快，從2007年的7811萬美元迅速增長到2010年的12136萬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5.8%。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FDI與工業能源強度相關分析

采用相關分析方法，以2007～2010年南昌市、景德鎮市和鷹潭市的FDI與工業能源強度的數據為樣本，借助SPSS17.0軟件，對南昌市、景德鎮市和鷹潭市的FDI與工業能源強度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見表2。2007～2010年間南昌市、景德鎮市和鷹潭市實際利用FDI在時間序列上呈現出逐年增長的態勢，而工業能源強度表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2007～2010年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三個設區市（南昌市、景德鎮市和鷹潭市）累計實際利用FDI分別為486473萬美元、38784萬美元和41690萬美元，從這三個設區市累計實際利用FDI來看，南昌市最高、鷹潭市次之、景德鎮市最低，與此同時，工業能源強度也呈現出南昌市最低、鷹潭市次之、景德鎮市最高的特點，這與三個設區市實際利用FDI的分布基本一致。從表2可知，無論是采用斯皮爾曼相關分析還是皮爾森相關分析，在5%的顯著水平上，兩種檢驗方法的結果均顯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實際利用FDI與工業能源強度顯著負相關，這表明加大引進FDI的力度有助于降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三個設區市的工業能源強度。

政策建議

采用2007～2010年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三個設區市（南昌市、景德鎮市和鷹潭市）的數據，采用相關分析方法分析了FDI與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工業能源強度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FDI與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工業能源強度顯著負相關。基于以上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提高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引進外資的規模。由于提高利用外資規模有助于降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三個設區市（南昌市、景德鎮市和鷹潭市）的工業能源強度。因此，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要進一步拓寬利用外資領域，擴大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充分利用FDI的技術溢出效應降低工業能源強度。

第9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產業互動；生產業；外商投資；集聚因素

中圖分類號：F114.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5－0039－05　收稿日期：2009－03－23

一、引言

生產業的快速發展和技術進步是經濟整體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伴隨著整個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的升級，為生產者提前、產中、產后服務的生產活動，成為制造業的關鍵性投入，也是經濟效率提高的重要動力。由于生產日益成為服務業的重要門類，在整體服務業和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不斷上升，加快發展生產已成為我國經濟進入新階段的必然選擇。隨著國外資本大量流入中國，如何吸引和引導這些外商投資使之服務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提高成為實務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問題。

與以往單一、零散的或者定性影響因素研究不同，為保證相關研究的科學性和系統性，本研究構建融合產業互動和系統觀的三維理論模型；在理論推導的基礎上依托中國22個省市的相關數據，采用實證研究探討外商投資生產業的影響因素，以期為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生產業，進一步完善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提供理論依據與借鑒。

二、文獻回顧

雖然以往針對生產業影響因素的研究較多，但是關于外商投資生產業的相關研究卻很少，因而本研究主要借鑒生產業發展動因的研究。普遍觀點認為，生產業的快速增長源于生產的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趨勢。Rajan(1986)等認為，英國1979年～1985年商務服務業就業快速增長過程中，外部化所起的作用占43％左右(魯明泓，1997)。Lewis(1988)從勞動力的角度指出，行業內部提供服務的勞動力被外部所代替，是生產業快速增長的原因(陳憲等，2004)。Perry(1992)認為由于企業需要專門化的服務部門提供相對獨立、公正的服務活動，如獨立的審計和鑒定服務、專業化的法律咨詢、項目的專門化評估等，使得生產業快速發展(顧乃華，2005)。Porter(1990)認為產品生產周期的縮短使經濟活動運行的環境逐漸復雜化，是生產業發展的促進因素之一(鄭吉昌等，2005)。Gillis(1987)認為生產業快速發展的原因在于其已經轉化為具有基本活動特征的產業，其對外輸出促使自身的快速發展(周振華，2003)。Guerrieri和Melieiani(2003)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六個代表性國家的投入產出分析表明，制造業是生產業產出的主要需求部門，它同時決定著生產業的發展程度及其國際競爭力水平(許暉，2008)。Paolo&Valentina(2005)也以OECD服務貿易和工業數據為基礎，采用國家專業化水平和國際競爭力水平等指標，對OECD 11個成員國的實證研究驗證制造業基礎對生產業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影響(Anderson et al，1979)。

綜合而言，影響生產業企業的影響因素十分復雜，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研究，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層面：與區位有關；與人力資源有關；與制造業有關。

三、概念模型和基本假設

本研究認為，外商投資生產業的影響因素是一個逐步深入的三維體系：從生產業本身的發展必備條件而言，東道國人力資源因素是影響其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從生產業與其他產業間的互動關系而言，東道國制造業的發展水平是促使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從生產業與整個產業群落的發展而言，東道國產業集聚因素是吸引其加快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本研究設計了生產業影響因素的三維模型，如圖1所示：

(一)東道國人力資本狀況

1　人力資本存量。

生產業是由與知識的生產、傳播與使用密切相關的行業所組成，現代生產的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密集性特征，決定了人才對生產發展的重要性，人力資本存量將影響到生產業的直接投資選擇。外商投資生產業往往選擇那些教育水平較高，擁有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的國家和地區。由此，得出假設1：

H1：人力資本存量與生產業外商投資呈正向相關關系，高素質人才的儲備越高越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資生產業。

2　人力資本成本。

服務業勞動力成本也影響生產業外商的投資決策。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制造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根據魯明泓(1997)等學者的計量分析，勞動力成本系數均為負數，表明FDI和勞動力成本之間有負相關關系(Rajan A el al，1986)。服務業的勞動力成本會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生產業的成本，進而會影響到生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決策。由此，提出假設2：

H2：人力資本成本與生產業外商投資呈反向相關關系，但影響較弱。

(二)東道國制造業發展水平

生產業是制造業重要的中間生產資料。制造業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也對生產提出更多、更高的需求(Lewis J，1988)。制造業發展水平對生產業外商投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制造業轉移水平。

東道國的制造業轉移水平影響生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制造業跨國公司的國際化投資帶動生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產業轉移中出現的制造業和生產業協同轉移現象就是其重要表現。制造業外商投資規模較大的國家和地區，其對生產外商投資的需求就越大，吸引著國際相關生產提供商到當地投資。由此。提出如下假設3：

H3：制造業轉移水平和生產業呈正向相關關系，制造業引資規模大有利于吸引生產業外資流入。

2　東道國制造業的發展水平。

隨著東道國承接制造業國際產業轉移，國內制造業發展水平逐步提高，也對生產業提出了巨大需求。同時，生產業跨國公司在國內的激烈競爭也促使其紛紛轉向國外尋找生存空間(Rerry M，1992)。所以，服務業跨國公司呈現向制造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投資生產業，搶占東道國市場的趨勢。由此，提出假設4：

H4：東道國制造業發展水平和生產業呈正向相關關系，制造業發展水平高對生產業外商投資吸引力

大。

(三)東道國區域集聚因素

根據生產的特征及生態群落的產業互動趨勢分析，生產業外商投資呈現出集群投資的趨勢，因此，集聚因素對生產業外商投資有著重要影響。生產業集聚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它不僅是共享基礎設施、節約運輸成本等靜態的集聚效益，更是有利于信息獲得、技術創新等動態的集聚經濟效益。生產業外商投資的集聚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圍繞制造業集聚、向中心城市集聚和圍繞外資集聚。因此，相應的集聚因素可分為以下三個因子。

1　制造業集聚程度。

生產是為制造業提供中間服務的，往往圍繞制造業企業集群而集聚。生產業外商投資選擇制造業分布較密集的地區進行投資，可以減少企業信息搜索成本，提高管理和辦事效能，以更好、更快地滿足制造業企業需求。在產業轉移中，生產業跨國公司與制造業跨國公司就存在區位協同的轉移現象。由此，得出假設5：

H5：制造業集聚程度與生產業外商投資呈正向相關關系。

2　城市化水平。

城市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較好，擁有大量優質的勞動力資源，并且有利于企業對市場信息的及時獲取，對周圍環境變化及時把握(Gillis W.R，1987)。生產業有圍繞城市中心集聚發展的傾向，生產業外商投資往往選取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進行投資。因此，提出假設6：

H6：城市化水平與生產業外商投資呈正相關關系，城市化水平越高對生產業外商投資越有吸引力。

3　外資存量水平。

外資聚集的區域往往已經形成良好的投資環境，并且外資企業間在母國內形成的信任關系以及在東道國的相互協作，可以增強抵御外在風險的能力(Paolo，2003)。并且生產是產業關聯性較高的產業，因此，生產外商投資傾向于外資集聚的地區。一個地區的外資集聚狀況通常用外資存量水平來表示，由此，作如下假設7：

H7：外資存量水平與生產業外商投資呈正相關關系，某地區外資存量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吸引生產業外商投資。

四、計量模型設計與數據收集

(一)計量模型

經過分析比較，本研究采用引力模型對生產業外商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引力模型是1979年Anderson開始采用用來研究國家之間的投資問題(Raolo G elal，2005)，之后很多學者采用此模型用以分析外商投資問題。為解決模型的量綱問題，本研究對引力模型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如下所示：

lnY=α+β1lnX1+β2lnX2+…+βilnXi　(公式1)

其中Y代表各省市生產業外商投資額，Xi代表被選人的影響變量，βi為回歸系數，ε為隨機變量誤差。

(二)變量設計

根據前文分析以及數據資料的可得性，本文主要變量定義如下：

1　制造業發展水平。

制造業的轉移主要是通過外商直接投資來實現的，基于數據獲得的便利性，本研究中的制造業轉移水平(X1)用制造業FDI投資額來表示。東道國制造業發展水平(X2)則用該地區當年制造業GDP數值來表示。

2 人力資本狀況。

由于生產業對人力資源素質要求較高，因此本研究選取每萬人口平均在校大學生人數來衡量人力資本存量(X3)水平。人力資本成本(X4)通常用平均工資來表示，本研究中的生產業人力資本成本采取針對統計資料中屬于生產業領域的各行業職工平均工資加總平均計算而得。

3　集聚因素。

制造業集聚程度(X5)通常用該地區工業企業數目來測量。對于城市化水平(X6)，本研究用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訊業的增加值來測量城市化水平。本研究外資存量水平(X7)用年末外商投資企業外方注冊資本額占當地GDP的比重來表示。

4　因變量的設定。

因變量Y設定為生產業外商投資額，根據統計資料的可獲得性，本研究中生產業外商直接投資額通過數據扣減求得，具體是各省市實際外商投資的總額扣除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中屬于傳統服務業的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等行業的實際外商投資額而得到的數據即為本研究中各省市生產業外商投資額。

(三)數據收集

本研究主要選取中國大陸的22個省市的相關數據(2006年截面數據)進行分析，樣本數據如[表1]所示。

五、計量結果及分析

(一)計量檢驗過程

1　相關性與多重共線性分析。

運用SPSS軟件對各地區2006年生產業外商投資影響因素的自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各自變量與因變量均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是自變量之間存在相關性，如東道國制造業發展水平、制造業集聚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三者高度相關，這與現實情況相符。制造業發達的地區，往往城市化基礎設施較完善，在發展過程中制造業也越來越集中。進一步的容忍度分析顯示東道國制造業發展水平(VIE=26.482)、制造業集聚程度(VIF=40.451)和城市基礎設施水平(VIF=40.538)這三個因素確實與其他因素間存在著多重共線性。因此，本研究需要采取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中的逐步回歸法來逐步選取變量，以減少回歸分析中自變量多重共線性的影響。

2　逐步回歸分析

應用逐步回歸分析法，SPSS統計分析過程共進行了三步篩選，如[表3]所示，最終回歸結果共有三個變量進入回歸方程，分別是制造業轉移水平、制造業集聚程度和人力資本存量，這些回歸變量均以較為顯著的水平通過了t檢驗，對生產業外商投資的影響較大。

根據以上逐步回歸分析的結果，可以得出本研究的經驗回歸方程：

InY=－16.448+0.366lnX1+1.139lnX2+0.8031nX5　(公式2)

(二)回歸結果分析

由以上統計分析結果可得出如下結論：第一，人力資本存量對生產業外商投資影響顯著，重要程度居于第一位(回歸系數為1.139)，驗證了假設1。生產業是知識高度密集的產業，對人才的要求較高。人力資本存量較大的地區，教育水平較高，高素質人力資源越豐富，對生產業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就越大。第二，制造業轉移水平與生產業外商投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驗證了假設3。生產業與制造業是互動發展的，制造業對外投資帶動生產業對外投資。生產業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價值鏈上的緊密協作關系，為了給制造業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提供配套服務而進行的協同轉移。第三，制造業集聚程度與生產業外商投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驗證了假設5。制造業集聚程度較高的地區，對生產業的中間需求較大，對生產業外商投資的吸引就越大。我國“長三角”和“珠三角”制造業較集聚發展的地區吸引了大量的生產業外商投資。第四，東道

國制造業發展水平、城市基礎設施水平對生產業外商投資影響不顯著，這是因為二者均與制造業集聚程度高度相關，在相關分析中相關系數分別達0.955和0.970。制造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基礎設施也較完備，交通運輸、倉儲、郵電等各項基礎設施較完善，良好的投資環境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企業。生產業外商投資于制造業集聚程度較高的地區，也意味著選擇了制造業水平和城市基礎設施水平較高的地區，這也反映了生產業外商投資與制造業的緊密相關的互動發展關系。第五，東道國制造業發展水平對生產業外商投資影響不顯著，除了制造業集聚程度的相關性影響外，主要是因為國內產業結構嚴重不合理，我國各省市主要偏重發展工業，忽視服務業和服務業非商業化。國內制造業對生產的中間使用較少，生產業與制造業的相互滲透和互動程度較低，良性互動機制還沒有形成。第六，外資存量水平對生產業外商投資影響不顯著，主要是因為外資存量水平與制造業轉移水平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753，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如2006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量為630.21億美元，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額為400.77億美元，占總額的64％。制造業轉移水平較高的地區，一般外資存量水平也較高，制造業轉移水平對生產業外商投資的顯著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生產業外資集聚的效應。第七，人力資本成本對生產業外商投資影響不顯著。生產業的知識密集性，使得生產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更加重視勞動力的質量，勞動力成本低廉對其的吸引力越來越小。

六、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