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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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內容摘要：我國直接投資發展迅速，增長勢頭強勁，海外投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其中彰顯的突出問題是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規劃的缺失，最終導致的是“中國”和海外直接投資收益率較低，因此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戰略規劃意義重大，主要包括：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分析國內產業的實際狀況，制定對外直接投資產業規劃；根據企業競爭力的強弱制定區位選擇規劃；根據世界經濟發展規律制定海外投資時間規劃，以及企業微觀規劃與整體規劃的協調。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國家戰略規劃 中國 核心問題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國家戰略規劃研究的意義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歷史短但發展迅速，2000年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過12年的發展，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行業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從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變成對外直接投資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以礦業和油氣領域為主的中國第一輪海外并購熱潮正被農業、制造業、金融服務以及汽車領域所取代。2002-2011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達52%。2008年到2011年，美國經濟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使得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明顯放緩，很多歐洲國家困難重重，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這一階段卻仍然迅猛發展，增長勢頭強勁，很多企業海外并購擴張的過程中也忽視了國家方針政策，整體呈現為一種國家戰略協調缺失的嚴重混亂狀況，直接導致的結果是企業海外投資收益率較低。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實踐比理論發展迅速得多，盲目性也更大，要讓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健康發展下去，政府應該制定整體性的戰略規劃，引導國內企業選擇正確的投資目標、投資方向和投資策略，切實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國家戰略規劃缺失產生的問題

（一）造成經濟損失慘重

石油、天然氣、銅、鋁等國內緊缺的戰略資源，仍然是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重點。國內企業有著濃厚的買漲不買跌的心態。因為擔心進一步上漲，價格越漲越買，而且不管多高的價格，只要能夠保證有資源，國家也不會追究這些企業的責任。結果，重視眼前現貨，忽視投資戰略規劃，總被國際戰略資源市場牽制著，處處被動，經濟損失慘重。

（二）并購成功率較低使得海外直接投資理想較難實現

Dealogic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企業跨境收購的失敗率為全球最高，達到12%；2010年，這一比率降至11%，但仍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公司2010年海外收購的失敗率僅為2%和1%。我國海外直接投資戰略的缺失使得海外直接投資并購成功率較低。

（三）惡性競爭造成哄抬并購價格

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在海外并購的很多案例中，經常會出現多家中國公司之間相互競價，最終抬高的是并購價格。并購中的企業相互競價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考慮整個國家的戰略進行適當地協調，那么有些惡性競價的行為應該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企業海外并購中更多的是考慮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整個國家的發展戰略，而競價的結果往往導致并購成本高升，即使并購成功，高昂的并購成本也使得并購收益大大降低。例如，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都與新加坡的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接洽，討論購買其在標準渣打銀行的股份；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在蘇丹一個管道項目上互相競爭；因此，缺乏戰略規劃產生的惡性競爭哄抬價格，損害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收益。

（四）對外投資隨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復投資

我國尚無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戰略和行業規劃，也沒有明確的產業政策和行業導向。由于對外投資缺乏統一的導向、協調，各部門各地區之間以及企業之間各自為政，對外投資隨意性大，例如，高科技領域、勞動密集型領域、基礎建設領域近幾年海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造成企業海外重復投資，在國外市場上我國企業相互之間惡性競爭，加上西方國家善于搬弄是非、挑撥離間，使我國企業與當地企業相互對立，嚴重破壞我國境外投資環境，影響整體投資收益。

（五）“中國”成為重要投資障礙

實際中由于缺少戰略規劃，一個小型的外國市場同一行業突然出現數家實力雄厚的中國企業，或者在并購一家外國企業時同時出現幾家資金雄厚的中國企業，使得東道國政府和企業非常擔心，進而對中國企業層層設限，加上媒體經常用夸大的語言報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于是“中國”出現了，現在已經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障礙。

（六）對外直接投資收益不佳

根據商務部統計，我國企業海外投資65%都陷入虧損。另有估算指出，2008年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損失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已超出當年新增的并購規模。海外直接投資收益不佳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些問題的產生與戰略規劃缺失密切相關。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國家戰略規劃應解決的核心問題

（一）緩解或避免“中國”的影響并提高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成功率

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規模不斷擴大，“中國”成為影響我國海外經濟利益的重要障礙。因此，通過積極、正面的溝通，打消投資東道國的疑慮，加強境外公關能力建設勢在必行。要大力宣傳我國對外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建設的積極影響，比如帶動資金和技術，增加當地的就業與稅收，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提高經濟增長率等。在宣傳中，要注意引用一些鮮活、生動的案例，增強形象宣傳的正面效果。這就為雙邊投資和經濟合作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通過戰略規劃，從行業、產業、投資區位、時間段等方面進行限制，避免產生“中國”，提高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成功率。

第2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 走出去 國際貿易中心 貿易發展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6623（2013）06-0078-04

[基金項目]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專項課題《對外直接投資與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2013—GR—08），上海海關學院優秀青年教師項目（編號：2312065）。

[作者簡介] 李凌（1979 — ），女，河北唐縣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海關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

實施“走出去”戰略，帶動貿易發展，是近年來我國外貿發展的新思路。在“走出去”戰略推動下，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迅速增加，投資的行業和范圍也逐步擴展。截至2011年底，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4247.8億美元，分布全球六大洲的177個國家（地區），幾乎涵蓋國民經濟的所有行業類別。

在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下，把握“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機遇，帶動貿易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對于推動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實施“走出去”戰略，

推動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重要性

貿易的發展繁榮是一個城市能否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核心基礎。企業“走出去”開展海外投資，不僅有利于貿易規模的擴大，而且能夠促進貿易結構優化以及貿易主體的多元化發展，為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注入新的推動力。

（一）帶動貿易規模提升

《上海建設國際貿易中心“十二五”規劃》明確要求，到2015年實現上海地方進出口總額5400億美元，年均增長8%左右；上海關區進出口總額11萬億美元，年均增長10%左右；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其中離岸服務外包總量規模45億美元，年均增長達到30%。

然而，近期受到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影響，上海的貿易規模有所萎縮。上海海關的數據顯示，2013年前5個月上海關區進出口總額3169.8億美元，同比下降1.8%，上海市進出口總額1721.8億美元，同比下降2.59%。通過企業“走出去”帶動貿易規模提升，對于推動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二）帶動貿易結構優化

建設新型國際貿易中心，要求上海在貿易結構上以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務進出口為主，強調中間品貿易、最終產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綜合，突出金融、咨詢等新型服務貿易以及生產貿易的主導作用。然而目前，上海的貿易結構距離建設新型國際貿易中心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現在服務貿易的比重仍然較低，特別是計算機、信息服務、金融、咨詢、電影音像等新興服務貿易項目。2011年，上海服務貿易總額為1292.7億美元，占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22.8%①。其中，運輸和旅游兩大傳統服務貿易領域仍占據主導地位，2011年這兩個部門的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分別為394.3億美元和447億美元，占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65.1%。而咨詢、金融和保險、計算機信息和通信等新興服務業進出口的比重仍然較低，僅分別為12%，4.2%和4.1%。可見，優化貿易結構已經成為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亟待突破的問題。通過推動國內技術成熟的行業到境外開展裝配生產，不僅能夠帶動零部件和中間產品出口，而且企業對于市場調研、運輸、金融、咨詢等服務的需求還會帶動相關服務貿易出口，實現貿易結構的優化。

（三）帶動貿易主體多元化

上海建設國際貿易中心除了要大力吸引國外跨國公司來上海投資創業之外，還必須加大力度培育本土跨國公司，這是上海建設國際貿易中心的重要任務之一。上海目前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占比較大，而本土企業的貿易參與度相對較低。2013年前5個月上海市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1124.4億美元，占同期上海進出口總額的65%。其中出口535.9億美元，進口588.5億美元，分別占66.6%和64.2%，而本土企業進出口規模僅占35%。可見，現階段發展多元化貿易主體的關鍵在于提高本土企業的貿易參與度。在推動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營造良好的商貿環境，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簡化投資審批程序和提供優惠政策，有利于在上海集聚和培育我國本土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從而實現貿易主體的多元化發展，對上海早日建成具備強大集聚力和輻射力的新型國際貿易中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上海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條件分析

（一）有利條件

一是較強的要素集聚能力。截至2012年底，外商累計在滬設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403家、投資性公司265家、研發中心351家，上海已成為中國大陸投資性公司和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最多的城市，外資研發中心數量亦僅次于北京，居全國第二。眾多跨國公司總部云集，提升了上海的資本、勞動力、信息等要素集聚能力，成為長三角乃至全國企業向海外拓展的基地。上海較強的要素集聚能力為企業“走出去”在人才儲備、國際化服務和國際商務信息交流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是完善的國際商務服務基礎。上海集聚了眾多在金融、證券、保險、會計、法律、咨詢和信息服務領域的國際化機構，具備較為完善的商務服務基礎。早在2003年，上海已經成為全球各大保險公司搶占中國市場的主要陣地。美國友邦、美亞保險等國際著名保險業巨頭均扎根上海。世界著名的“四大”會計事務所的運營總部也均在上海。美國高盛、摩根士丹利、JP摩根等諸多國際投資銀行均在上海設立了代表處或分支機構。全球排名30強的律師事務所，有15家進駐上海。此外，上海還匯集了各國領事機構和貿易投資促進機構。這些國際商務服務機構能為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提供重要的融資、保險、法律、會計、信息等方面的服務，為企業“走出去”提供的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三是跨國經營管理人才集聚。上海商業環境優越，對高層的海內外人才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也為上海儲備了大量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2011年上海外企中高級技術和管理人才達到120.18萬人；歸國留學生人數居全國首位，約占全國留學人員的1/3，其中70%來自發達國家，90%以上獲得博士、碩士學位，30%以上在海外企業中有管理工作經驗。大量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集聚上海，為企業開展海外經營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資源保障。

四是已有海外投資企業的示范效用。在對外開放的30多年間，在滬外資企業的管理理念、經營模式、海外戰略都在無形中產生出溢出效應。上海本土企業在海外擴張中經過多年的學習和摸索，現在觀念和戰略上逐漸成熟。上海汽車集團、上海企業、光明乳業、上工申貝、復星集團等知名企業集團在“走出去”的實踐中取得了驕人成績，同時也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海外投資經驗。已經成功“走出去”企業不僅起到示范和帶動作用，而且為試圖開展海外投資的企業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借鑒。

（二）不利條件

一是企業海外投資缺乏融資支持。目前在上海，海外投資項目貸款完全是企業自主行為，沒有得到財政貼息支持。企業海外投資保險也沒有專門機構，在審批環節中對投資于高風險國家的企業和機構沒有實行強制性投保制度，不能有效保護海外投資。本土企業海外經營的投資收入、紅利和管理金收益需按規定納稅。對企業技術引進、消化吸收、技術輸出產生的成果也無明確的稅收優惠。對跨國經營企業在境外開展技術創新、品牌創建、市場拓展、上市推進和高層次管理人才培訓等方面尚未出臺相關資助措施。此外，民營企業融資門檻高、渠道窄的困難未明顯改觀。

二是商務成本偏高。2012年上海市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22595元，辦公類物業成交均價24319元①，一些核心地塊的商用寫字樓成交均價更是超過85000元。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上海的房地產價格指數一直位居北、上、廣、深四大城市之首。除了房產成本以外，上海企業用工成本，特別是社保成本也居全國前列。此外，上海的交通成本、城市交通擁堵都大大增加了企業的商務成本。商務成本高啟，不僅制約上海企業的海外投資，而且還會使國內其他地區的企業望而卻步，削弱上海對于本土跨國企業的集聚能力。

三是市場壟斷的長期存在。在上海的經濟發展中，國有企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大量國有經濟的存在造成了產業壟斷，形成對民營企業的擠出效用。上海民營企業境外投資起步早，后期落后于蘇浙，受國有企業形成壟斷影響的重要的原因。這種情況不利于上海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的主體多元化發展，對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形成一定制約。

三、“走出去”帶動上海貿易發展的路徑

（一） “走出去”帶動貿易發展的產業選擇

從發揮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制造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是“走出去”帶動外貿發展的主導力量。上海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結構要優于全國，在發展“走出去”帶動貿易規模提升和結構優化上具備更大的優勢和潛力。《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有73%投向第三產業，而第二產業的投資僅占26%。可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未能較好地發揮比較優勢。相對而言，上海的對外直接投資行業結構則更加合理。截至2012年底，上海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約為30億美元，占上海對外直接投資總規模的26%，僅次于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位居第二，是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

在發展“走出去”帶動貿易規模提升和結構優化方面，上海應走在全國各省市前列，發揮良好的示范和帶動作用。第一，要通過加大財稅和金融支持力度，簡化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放寬相關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外匯使用限制等方式，促進紡織服裝、玩具、鞋類及家具制造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第二，簡化和協調進出口程序，減少行政障礙，降低通關成本，加速推動相關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下的機械設備、材料、零部件、燃料等相關貨物的流動。第三，鼓勵企業以技術入股的方式進行對外投資，帶動專利、商標權、專有技術等技術貿易的發展。通過促進制造業相關“邊際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上海、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的貿易規模擴大和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推動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

（二） “走出去”帶動貿易發展的區位選擇

在以“走出去”帶動貿易發展的實踐中，區位選擇應以東南亞、非洲、拉美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為主。東南亞等地區的新興經濟體正在崛起，如越南、泰國、印度、馬來西亞、緬甸、老撾等國家，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較低，正處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期。另外，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不斷推進，這些國家的投資環境不斷改善，投資政策較為優惠，是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理想目的地。非洲、拉美等地區的大部分國家工業基礎薄弱，產業結構處于較低層次，產業發展水平比較落后，長期以來只能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大量的工業制成品依賴進口。同時，這些國家大多處于經濟增長的起步或加速階段，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對這些國家的投資不僅能夠直接帶動技術、機械設備、中間產品的出口，而且從長遠來看，能夠促進東道國就業水平提高，增加東道國的國民收入，從而產生更多的進口需求，為促進雙邊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此外，一些發展中國家與其原宗主國之間往往存在各種優惠貿易安排。投資于這些東道國，能夠降低企業進入相應發達國家市場的阻力，使企業獲取比國內投資更為有利的貿易發展空間。如孟加拉輸往歐、美的紡織品不受配額限制；2006年簽署的美國與中美洲自由貿易協議（DR-CAFTA）規定，美國對DR-CAFTA國家，包括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的進口產品實行免關稅優惠，這些國家（地區）也應作為邊際產業“走出去”的理想目的地。

（三）培育和集聚本土跨國公司，提升上海國際貿易中心的集聚和輻射能力

促進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重點應立足于培育和集聚本土跨國公司。政府要從改善投資環境著手，努力構建企業海外投資的“兩個平臺”。

第3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選擇

一、引言

近年來，浙江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腳步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不斷上升。據浙江省商務廳的數據顯示，在民營企業國際并購的帶動下，2011年浙江全省實際對外直接投資額突破21億美元，繼2010年之后再次居大陸省區市第一。浙江省商務廳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處副處長阮剛輝介紹，2011年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民營企業海外并購活躍、拓展國際市場成效明顯等特點，國外經濟合作營業額首次突破30億美元，亞洲仍是浙江省對外投資流量聚集度最高的地區。

英國里丁大學的約翰.鄧寧認為以往的理論只能對國際直接投資做出部分解釋,無法將投資理論與貿易理論結合起來。他在總結傳統理論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通論。通論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需具備三種優勢：(1)所有權優勢；(2)內部化優勢；(3)區位優勢。該理論是根據西方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提出來的，雖然存在諸多的局限性，但總的來說對于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具有較大的闡釋力。日本小島清（KojiMa）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是投資國國內已經失去比較優勢，而在投資對象國卻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威爾斯則是用小規模技術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競爭優勢的來源。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低生產成本，這種低生產成本是與其母國的市場特征緊密相關的

盡管中國學者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較晚，但也結合實際也做了較深入的研究。楊德新認為，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組織活動方式上一種新的選擇，核心是充分獲取網絡效益，這種組織形式變化與企業的制度環境變化有著緊密的關系。寶貢敏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經濟論和市場控制論，將發展中國家海外投資基本動因歸納為控制市場，追求規模經濟。邱立成認為，我國對外貿易、國內的資源需求、制造業的工資水平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宏觀變量，他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以成本、資源和市場導向型為主的。上述學者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動因、優勢以及類型等方面做了比較詳盡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獻尚缺乏對民營企業對于發展中國家家企業海外投資應具備的條件、基礎的分析，也沒有把投資條件很好地與投資戰略聯系起來。下面將先通過對浙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可以利用的基礎條件及問題分析，對目前遇到的瓶頸提出解決措施。

二、浙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的基礎條件分析

（一）小規模生產技術優勢

盡管浙江民營企業達不到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水平，利用壟斷技術來獲取高額利潤，但是在需求多元化、多層次化的市場結構中，這些企業卻能找到相較于大公司其自身無法替代的技術優勢。在近20年的高速發展之后，一些經營狀況較好，發展較快的民營企業在技術上已經有了相當的知識積累。這些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品已經達到或接近了國際先進水平，對于投資發展中國家而言，具有比較強的比較優勢，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一產業也是浙江民營企業較為集中且占有優勢的產業，因為工業發達國家勞動力價格較高，而一些發展比較落后的國家技術水平偏低，也就形成了浙江民營企業的特殊優勢。雖然浙江民營企業不具備雄厚的財力支撐研究與開發工作，但對事關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技術，其創新熱情很高。據不完全統計，浙江省目前已有兩千多家私營企業獲得IS09000質量體系認證，兩百多家私營企業獲得歐洲CE認證”。不僅如此，浙江民營企業的小規模技術優勢，容易上馬和轉產，可以避免和大型跨國公司在同一層次競爭，適合發展中國家投資環境的需要。

（二）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產業優勢

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浙江的優勢產業，如中低檔的紡織、服裝、皮革、化纖、普通機械、塑料制品、文體用品等，浙江省的出口產品大多集中在這些產業上。發達國家勞動力比較貴，生產這些產品不合算，只能從一些勞動密集型國家進口這些產品，因此浙江民營企業有關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主要向技術密集型的發達國家發展。目前，浙江已經有4000多家民營企業擁有自營進出口權，近萬家個體私營企業從事商品加工出口業務，產品遍布世界各地的150個國家和地區。由此可見，浙江民營企業在這些優勢產業上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但同時在產業上與發達國家又有很大差別，有利于在全球化產業細分中找到自己的市場定位。同時浙江民營企業特有的群落式發展即專業化特色產業區，在國際市場上也有競爭優勢。如義烏的小商品民營企業群落、紹興的輕紡民營企業群落、海寧的皮革制品民營企業群落、永康的小五金民營企業群落、樂清的低壓電器民營企業群落、富陽的制傘民營企業群落。浙江的專業化特色產業區加上互聯網技術的有效整合，讓這些產業在國際市場上不僅擁有比較優勢，而且擁有競爭優勢，具備了“走向世界”的實力。

三、浙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基礎條件利用中的問題分析

（一）技術創新能力弱

浙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充分利用小規模技術優勢，但是還存在著中國企業的共性缺點。中國企業的R&D投入普遍低于國際平均水平，技術人員不足，技術創新能力業相對較差。浙江民營企業絕大部分從事的是技術簡單、投資金額不大、便于進入的勞動密集型行業, 且又是通過模仿, 從生產單一小產品開始 ,行業層次低，產品科技含量不高, 市場競爭力差。這些民營企業往往偏重于以數量擴張為主,忽視生產技術提高，其研發費用往往僅占銷售收入的1%-2%，而全球500強企業卻達到了5%-20%。不重視創新的浙江紹興縣，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已經完成了設備的引進和技術改造，目前全縣擁有德國、意大利等生產的世界最先進的無梭織機，無梭化程度達到90%以上，許多設備甚至比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還先進。但由于企業過去一直靠生產中低端產品獲得利潤，導致“一流的設備”生產“二流的產品”，最后由于過度競爭，只賣“三流的價格”。超過80%的民營企業老板認為民營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投資時，當面對發達國家技術密集型的跨國公司, 大多數民營企業只能處于垂直分工的底層, 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

（二）低成本優勢難以跨國復制

浙江民營企業一直靠著低勞動成本，廉價資源躋身國際市場，如今當企業將自身步伐邁入其他國家時，漸漸發現原來的優勢已經漸漸存消失。

土地、資源、勞動力等因素難以國際流動，就算是國內勞動力輸出，也會比國內付出更高的成本，勞動密集型優勢開始弱化。當這些民營企業仍想著以從前的低成本優勢拓展市場時，不僅僅被這些經濟因素成本困擾著，而一些非經濟因素成本也壓著這些企業。當地政府有時會以資源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做法阻礙著這些企業的發展，從而使經濟成本不斷升高。于是一直以來國內賴以形成比較優勢的基礎將會不復存在，導致開展海外投資沒有競爭力。寧波民營企業一舟集團花費了1000萬歐元購買德國威運高集團部分股權，上世紀90年代初才成立的企業成為歐洲著名通信連接產品商的“大老板”，刺激著民營企業走出去的念頭，但是他在運營過程中存在著文化差異等各式本土問題，再者資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在國內外的差異也帶動了生產曲線的變動。利用國外本土人力，土地資源，相較海外投資以前企業降低了低成本的比較優勢，于是預想中的肥肉吃起來并不是那么可口，這也是讓我們看到成功將企業走出去確實是個大問題。

四、浙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基礎條件利用與戰略選擇

（一）建立海外銷售渠道

隨著終端為王的時代的到來, 對國內眾多消費品企業而言, 今后誰會贏得市場，有效地戰勝自己的競爭對手，就看誰掌握著效率高、規模大、運作靈活、運營成本低的銷售渠道,。海外營銷網絡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僅是因為企業在海外的品牌聲譽和市場影響力很大部分得益于它的設立，還在于它為產品最終能在海外投資生產，更好地推進全球化戰略地實施奠定良好的基礎。

從目前情況來看，豐富的勞動力是企業的競爭優勢。浙江民營企業應利用好這個優勢，把國內當做生產基地，像海外銷售產品。企業應積極建立自己控制的海外營銷網絡，與國外消費者直接見面，擴展國際市場，從國內名牌走向國際品牌，擴大盈利空間。

溫州的正泰集團就是這樣走出去的，該公司自1990年以來，二十幾年里得到了快速發展, 尤其是在實施名牌戰略中成績突出。先后在歐洲、北美、南美、中東等地建立辦事機構和營銷網點，現已在國外設立5家分公司和三十多個銷售總。不僅如此，該集團還在美國硅谷建立了科研機構。

（二）加大科研力度，建立海外研發中心

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民營企業如果沒有自己的高端產品和核心技術，就很難在國際競爭中占得一席之地。因此，致力于開拓國際市場的民營企業應不斷加大科研開發投入，鍥而不舍地進行產品、工藝、技術開發創新，積極打造自身產品，持續提升產品技術的市場競爭力。當前，我國民營企業規模還過小，技術水平還較低，科研開發還很落后，單憑自身力量，想要僅用既有資源去開拓國際市場很多時候會力不從心。萬向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它不僅在國內設立了國家級技術中心、國家級實驗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聘請了中科院院士擔任公司的高級技術顧問，而且還在美國建立了自己的研發中心。近十幾年來，萬向獲得國家授權專利近200項，成功開發新技術、新項目300余項，技術進步對企業年總產值增長有了絕對的的貢獻率。技術創新賦予了萬向的強大的技術優勢，而萬向又憑借這一優勢，先后在美國、德國、加拿大等歐美國家設立、并購、控股了31家公司，構建起覆蓋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營銷網絡，走出了“資源外部化、產業國際化”的道路。

（三）兼并收購海外企業

隨著企業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浙江省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也在逐步升級，一些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已經開始兼并收購海外企業。通過海外并購，可以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有助于民營企業提升跨國經營能力。此外，實施海外并購可以充分利用本土企業的資源，減少投資成本，借助現成的市場通路和社會關系，迅速打開國際市場，降低管理難度和經營風險。吉利通過跨國合作這種方式，適應國際化競爭環境，規避行業技術壁壘，獲取沃爾沃的核心技術，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再如雅戈爾集團公司用1.2 億美元收購美國五大服裝企業之一Kellwood 公司旗下兩家公司100%的股權，成為世界最大的男裝生產企業。

五、結論

本文以浙江民營企業作為研究主體，立足于宏微觀視角。在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普遍問題研究基礎上，結合浙江民營企業的特點，對浙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進行系統的理論分析。研究發現浙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利用基礎條件具有一些比較優勢，但同時發現在利用這些基礎條件過程中還存在浙江民營企業技術水平落后以及低成本優勢難以跨國復制等問題。如此，我們要積極做出應對政策，如海外兼并，建立營銷渠道，研究中心等等，以增強浙江民營企業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邱立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宏觀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8(6).

[2]寶貢敏.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思考[J].國際貿易問題,1996(12).

[3]周朝霞.民營企業國際化現狀、模式及對策研究——以溫州為例[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4]Kojima，Kiyoshi(1973),A macroeconomic Approach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totsubashi,Journal of Economics.

[5]Dexin Yang,China’s Offshore Investments:A Network Approa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6.

[6]Dun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George Allen&Unwin,London,1977:112-134.

第4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1引言

風險無處不在，任何企業的任何形式的投資都會面臨或大或小的風險。因為母國和東道國屬于兩個不同國度，與母國相比，東道國的風俗習慣、當地人民生活習慣、宗教信仰以及自然環境等有著很大區別，對于這些當地特有的因素，管理者和海外職工無法完全掌握，所以，比起國內投資，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時所面臨的宏觀環境更加復雜多變，所承擔的風險也更加突出，那么，什么是海外投資風險？根據已有研究，可將海外投資風險定義為：企業在國境以外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偏離預期結果的可能性，以及導致企業海外投資運營變動或者降低企業盈利率的可能性。

目前，在海外投資風險方面，國內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比較深入，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海外投資風險影響因素的單因素研究、海外投資風險影響因素的系統研究以及海外投資風險的防范措施等方面。

2海外投資風險影響因素的單因素研究

陳世貴從交易風險、折算風險、經濟風險（即匯率變動）三個層面提出了我國海外投資外匯風險的防范措施。[1]韓濤、郝洪認為對于匯率風險合理有效的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財務風險，從而大大增強我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的綜合競爭能力。[2]舒先林重點研究了跨國石油投資的經濟風險，認為經濟風險主要根源于國際石油市場經濟要素分離的基本矛盾，提出了通過實現中國石油安全的國際化戰略來規避經濟風險。[3]丁君風認為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是指由于東道國的政治環境變化而引起跨國公司理財上的不確定風險，其實質是國家風險因素中的政治影響因素層面在跨國投資活動中的反映。[4]徐凱、王定賢對海外投資并購中的法律風險按照海外投資并購戰略確定及計劃階段、并購實施階段和并購后整合三個階段進行了分析，認為在海外投資并購實施階段的法律風險主要出現在盡職調查、合同談判、融資、簽約后交割的過程中，在海外投資并購后整合運營階段的法律風險主要出現在海外分支機構的設立、勞工和安全和環境保護問題、公司治理及管控參與和“國有化”風險方面。[5]王曉靜從微觀角度研究了企業海外投資的經營風險，認為風險源于采購―投入的風險、生產過程的風險和產出―銷售的風險。[6]

3從整體上系統分析海外投資風險，進行風險識別王文創、陳泰鋒指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主要面臨投資風險、管理風險、財務風險和非商業風險，并將匯率風險劃分在非商業風險的范圍，認為中國企業在經濟不發達、政治波動劇烈、對外匯進行管制的國家匯率風險較大。王鳳麗認為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風險源于國際政治環境不穩定、國際經濟環境不穩定、自身經驗欠缺和風險管理意識的缺乏，防范這些風險需要做到：發揮政府及有關部門的作用，重視對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強化風險防范和風險管理意識，審慎使用并購方式，苦練內功，注重策略，掌握并購技巧等。[7]林婀苗、莊禮偉對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所包含的風險因素進行了分類，政治風險因素包括：東道國的政府質量與政治風險，東道國的政府控制與管理因素，東道國資源質量與資源風險，東道國人民對投資國的印象指數。經濟風險因素包括：東道國國民收人及財富分配狀況，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經濟指數，外匯匯率的波動，勞動力供應及其成本，當地居民的消費能力與消費傾向，來自第三國的經濟沖擊，國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競爭對手的實力與競爭策略，原材料的供應及其成本。[8]李友田、李潤國、翟玉勝重點研究了中國能源型企業海外投資的非經濟風險，從風險來源的角度把非經濟風險細分為政府干涉風險等8種風險，并提出了中國能源型企業應對海外投資風險的策略。[9]范秋芳、戴秀芝等認為中國石油企業海外經營面臨著地緣政治風險、政策法律風險、國際競爭風險和跨文化管理風險，因此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應加大力度開展石油外交，盡可能了解和熟悉資源國法律法規政策，加強國際合作并且發揮企業文化的融合功能。常城、李萍、李慧認為中國石油企業海外投資貿易所面臨的國家風險主要體現在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文化風險、自然災害與突發事件風險四個方面。劉旭從企業的視角，以風險的直接性和間接性對投資風險進行區分，認為中國石油企業在俄羅斯和中亞地區進行油氣投資時，面臨著宏觀和微觀的投資風險，宏觀風險體現在資源、市場、投資環境方面，微觀風險體現在財務、社會方面，同時提出了應對投資風險的主要原則。

4海外投資風險的防范措施

陳玲基于投資主體的資產被征用之后以及其投資前后等角度來提出解決跨國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國家風險問題的防范措施。樊云志、王煒瀚認為基于我國油氣海外投資貨幣主要是美元，我國油氣海外投資必定受到美國金融服務制裁相關法律法規的制約，我國應采取完善的風險管理手段來防范這種制裁。許慧、胡曲應、許家林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現狀進行了解析，提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的防范措施以及加強監管的政策性建議。郜志雄、朱占峰通過全面分析我國石油工業1992―2011年海外投資的歷程，指出我國石油工業海外投資存在以下問題：對外投資管理重審批、缺監管，海外投資沒有戰略規劃、缺少有效的考核評價體系，受到非經營性因素的困擾，海外運營管理存在投資方式不靈活、企業內部運營機制不能支持國際化進程等，同時提出應完善我國石油企業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從外交、經貿合作和經濟預測三個方面降低投資風險。研究了我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認為從國內法律層面和國際法律層面來看，我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提出了改善建議以防范海外投資風險。張承惠研究了海外投資風險的防范措施，建議在建立和完善宏觀戰略管理協調機制的基礎上，從政府、行業協會、企業三個層面建立海外風險控制機制。

第5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韓國 中小企業 對外直接投資 扶持政策

20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得到了飛速發展，投資額從1980年的4500多萬美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5億美元。投資領域也從利用投資對象國廉價勞動力和原料進行的小額制造業投資，擴大到了貿易、礦業等諸多領域。韓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除了韓國產業結構調整、企業自身競爭力的影響外，還離不開韓國政府的積極扶持。

一、韓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扶持政策

韓國對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扶持機構主要由中小企業廳等政府機關， KOTRA(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中小企業振興公團等半政府性質的公共機構和韓國貿易協會、中心企業中央會等民間組織構成。中小企業廳負責中小企業管理和扶持政策的制定，其他眾多公共機構和民間組織負責政策的具體實施。

1.金融及稅收扶持

（1）金融扶持

海外投資相關的金融扶持業務主要由韓國進出口銀行承擔，2007年韓國進出口銀行強化了對海外投資企業的扶持力度，貸款范圍由原先的當地法人所需的設施和運營資金擴大到了當地法人的投資資金。對資源投資的扶持也從原先的資源開發和生產項目擴大到了風險較大的資源勘探領域。韓國進出口銀行還向對韓國海外企業注資或借款的外國政府或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對韓國企業或其海外子公司的海外并購提供金融協調等服務。

除韓國進出口銀行外，韓國產業銀行也提供海外企業收購咨詢，海外投資資金貸款， 海外債權發行咨詢等服務。

（2）保險扶持

海外投資相關的保險業務主要由韓國貿易保險公社承擔。海外投資保險2007年以前主要以對戰爭、征用、匯款風險等非常規風險的保險為主，2007年以后陸續引入了海外項目金融保險，海外工程保險，海外資源開發基金保險等業務，對降低企業海外投資風險起到了重要作用。

（3）稅收扶持

國外納稅額抵免：海外投資相關的最基本稅費扶持是防止國際雙重征稅制度，韓國在此方面采用的是國外納稅額抵免的方式。即在國外繳納的稅款在國內予以抵免，國外稅率高于國內時不再繳稅，但國外稅率低于國內稅率時需補齊差額。外國政府對韓國國外子公司向國內匯出的利潤征稅后，國內母公司可獲得相應的法人稅抵免。

間接國外納稅抵免制度：韓國還引入了間接國外納稅抵免制度，即海外子公司在當地繳納的所得稅和法人稅，國內母公司也可以獲得相應的法人稅抵免。但間接國外納稅抵免又分為子公司所在國與韓國簽訂的稅務條約中認定間接稅抵免和不認定間接稅抵免兩種情況。前者的情況下，只要母公司持有子公司20%以上的股權便可以獲得全額抵免；后者的情況下，母公司持有子公司20%以上的股權時，可抵免其子公司法人稅的50%。2007年以后，對子公司向母公司提供的分紅征收法人稅時，會將子子公司向當地政府繳納的法人稅進行部分抵免。

認定稅額抵免制度：當地政府對韓國企業在本國的投資給予法人稅減免時，所減免額度也被認定為在投資所在國已繳稅款，可在韓國國內獲得外國納稅抵免。

海外派遣人員所得稅優惠：對海外派遣員工國外所得的現行免稅額度為每月100萬韓元，相比2006年之前的每月150萬韓元，對海外派遣員工的稅收優惠進行了大幅縮減。

2.人才培養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企業的競爭力,在于是否擁有一支能參與國際競爭、熟悉境外投資業務的法律、市場分析、公關營銷等方面的企業經營隊伍。韓國政府非常重視國際型人才的培養，各中小企業相關機構運行著多種長短期國際人才培訓項目。

長期培訓中最著名的是韓國中小企業廳主管，由韓國中小企業振興公團負責實施的海外市場開拓要員培訓項目。該項目是將具有一定外語和經營能力的中小企業員工派遣到海外，通過實地營銷活動的鍛煉來培養中小企業的海外經營專業人才。首先通過3周的國內培訓，然后向韓國中小企業振興公團的出口保育中心，KOTRA(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全球各貿易館，韓僑企業等派遣3~9個月進行實地教育和實習。本項目的教育費用和往返機票費用由政府全額提供，海外派遣期間的差旅費會因派遣國家不同而略有差別，平均每人每月提供120萬韓元。該項目從1999年至2009年間共向全球30多個國家的50多個地區派遣了3500多人。但由于該項目扶持成本過高，2010年起中止執行。

現在對中小企業員工進行海外經營的針對性培訓以短期項目為主。KOTRA全球化研修院運營的“海外投資學校”教授中國、印度、東南亞等韓國企業主要投資對象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乃至商業習慣、稅收及金融制度、勞務制度、海關制度、成功案例等內容， 每季度辦一次班，每次學時從1天到15周不等。還有海外投資實務、M&A實務、風險管理等課程。

3.信息與咨詢服務

（1）海外投資信息服務

2007年12月韓國政府建立了OIS (Overseas Investment Information System)系統。它匯總了韓國知識經濟部、KOTRA、進出口銀行、貿易協會、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等32家相關機構的海外投資信息，可以為企業免費提供海外投資制度、各種支持服務、不同國家不同投資階段的針對性信息以及投資新聞、市場信息、招投標信息、成功/失敗案例、海外投資統計等信息，并提供與海外投資專家的在線溝通服務。

（2）咨詢服務

KOTRA的“Global Korea(GK)”承擔了海外投資企業綜合咨詢服務的業務。GK內設置的“海外投資企業支援團”由進出口銀行、貿易保險公社、韓國產業銀行、國稅廳、勞動部等海外投資相關機構的專家組成，提供金融(政策金融、商業金融、出口保險)、稅收(海外投資稅收及清算相關稅務)、法規(勞務管理)、投資環境及扶持政策(中小企業扶持、項目信息、投資環境、海外投資政策)等方面的咨詢服務。

除此之外，很多機構還單獨提供海外投資相關咨詢服務。具有代表性的有韓國進出口銀行的海外投資金融業務咨詢，KOTRA的海外投資調查，中小企業振興公團的海外投資中小企業法律援助，韓國貿易協會的韓中交易洽談室，韓國情報通信產業振興院的IT服務海外投資扶持業務等。

中國外資

表1 韓國主要公共機構海外投資相關咨詢服務項目

咨詢項目

負責機構

主要服務內容

備注

中國投資咨詢

韓國進出口銀行

中國投資環境及投資程序等相關咨詢

免費

海外投資金融咨詢

韓國進出口銀行

對出口和海外投資相關的匯率風險管理、海外投資資金扶持政策提供咨詢，

免費

海外投資調查

KOTRA

通過KOTRA海外分支機構對投資對象國的概況、物流、生產、土地使用、工廠建設、雇傭環境、招商政策等進行調查

每項收取7萬韓元至17萬韓元不等的服務費

國別投資咨詢

KOTRA

提供對中華圈、越南、亞太地區、歐美等地區進行海外投資的細化咨詢服務

免費

國際稅務咨詢

國稅廳

通過國稅綜合咨詢中心對海外投資相關國際稅務問題提供咨詢

免費

中國企業信用調查

韓國貿易協會

與中國信用調查機構合作，對中國企業信用度進行調查

7~70萬韓元手續費

海外企業信用調查

韓國貿易保險公社

與海外信用調查機構合作，對海外企業信用度、資金狀況等進行調查

3~16萬韓元手續費

資料來源： 韓國海外投資信息系統（ois.go.kr）

為了實地幫助海外投資企業解決各種經營難題，很多機構還在投資對象國當地為海外企業提供服務。主要有韓國外交通商部駐各國使領館（通商投資綜合支援班）、KOTRA（韓國投資企業支援中心）、中小企業振興公團（海外民間支援中心、出口保育中心 、產業協力館）和韓國因特網振興院（海外IT支援中心）等。

二、對中國的啟示

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得到了迅猛發展，但也暴露出了投資規模小，盲目性強，管理水平低，融資困難，技術力量薄弱等問題，我國政府應借鑒韓國等國家的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扶持體系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盡快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小企業海外投資支持體系,以促進我國中小企業海外投資的健康發展。

1.進一步完善海外投資相關法律法規

將對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鼓勵、扶持、指導和保護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政策，并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盡快建立以《對外直接投資法》為核心的對外直接投資法律體系，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投資形式、審批程序、融資、技術轉讓、利益分配、企業管理、爭議解決等問題作出法律規定，為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法律保障。

2.統一管理，簡化審批手續

第6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進入模式；中國；母國因素；制度理論

一、 引言

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引起了全世界范圍內的對外直接投資（FDI）迅速增長。中國作為世界上GDP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已經連續多年成為全球投資首選地。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加速其融入全球化的速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近年來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中國政府近年鼓勵中國企業加大海外投資力度，以此保障中國自然資源供應，并獲取技術和專業訣竅。“走出去”戰略的目標也是為了實現中國3.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多元化，擺脫對美國國債等低收益率投資的依賴，轉投更多有形資產。

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12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1.69萬億美元，年末存量21.17萬億美元，以此為基期進行計算，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占全球當年流量、存量的4.4%和2%，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名列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6位，存量居第13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2）。2002年～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達到49.9%。

在“走出去”的同時，中國企業面對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以怎樣的模式進入海外市場，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選擇怎樣的模式進入海外市場，不僅決定了能否成功進入海外市場，還關系到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后續經營情況，更進一步關系到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優勢和企業的國際化發展。

二、 市場進入模式與母國制度理論的概念及評述

1. 市場進入模式。國際市場的進入模式被理解為一種制度安排，也就是企業將產品、技術、人力、管理經驗和其它資源轉移到其它國家的方式（Root，1994）。一個國際企業要進入本國以外的市場，有很多可供選擇的方式。這個企業可以在本國生產，然后將最終產品出口。它也可以將技術、資本、人力等資源甚至企業本身轉移到外國。

一般來講，進入模式按照母公司是否擁有股權可以分為非股權型進入模式和股權型進入模式。非股權型進入模式包括：出口、許可協議、商、特許經營等；股權型進入模式包括：全資子公司、合資公司和并購等。

近年來，國際進入模式領域研究的重點基本都放在股權型進入模式上，并且隨著中國企業全球運營經驗的豐富，股權型進入模式是未來的重心。所以本文研究的進入模式包含全資子公司、合資公司和并購三類。

2. 進入模式領域理論回顧。經過40余年的發展，海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研究領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理論。交易成本理論、折衷理論、演化理論、組織能力理論、組織學習理論，以及基于資源（Barney，1991）、基于知識（Kogut & Zander，1997）的視角都占有了一席之地。

交易成本理論是過去40年間研究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應用最廣泛的理論（Canabal & Whiteiii，2008）。理論的主要思想是通過分析上述影響因素要求公司對將要進入的目標市場的控制度，選擇最佳控制度的進入模式，從而達到交易成本最小化和長期效率的最大化。該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是Anderson 和Gatignon （1986）。

組織能力理論對交易成本理論有補充的作用。代表人是Madhok （1997）。組織能力理論強調的是資源承諾。選擇的影響因素與交易成本理論大致無異，但解釋的角度不一樣。組織能力理論認為公司選擇的進入模式是最能夠有效轉移和利用資源的模式。理論強調了組織的能力，認為如果公司的資源的隱含性強，公司會選擇自建全資子公司的形式。如果公司不具備所有的資源，公司可以通過合資企業或購并的形式獲得其他公司的資源，增強組織的能力。

折衷理論，又稱為OLI理論，基于這樣一個觀點——進入模式的選擇包含三個因素：所有權（Ownership），位置（Location）和內部化（Internalization）（Dunning，1993）。具體來說，所有權優勢與控制、成本和公司間關系有關；位置優勢指的是資源投入程度、資源便利性和資源成本；內部化優勢是指為減少交易和協調成本做出的努力。

演進理論認為企業進入外國市場的規模是隨著企業國際經營的經驗的逐漸積累而不斷變化的，基本遵循這樣的軌跡： 間接出口直接出口（在目標國設立分支機構等）許可經營或直接投資建廠（從合資企業到全資子公司）。解釋的依據是： 當企業對外國市場了解不多時，企業不會貿然使用資源承諾程度高的方式； 隨著企業國際經營的經驗增加，企業對該國市場的投入就會增大，也就會要求控制度更高的進入模式。 這一理論的優點在于將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行為看作動態的過程，而前述的理論都是靜態地研究某個選擇決策。

制度理論認為公司戰略植根于公司所在母國制度背景，制度通過規制、規范及認知渠道影響公司戰略（Scott，1995）。因此，跨國公司的戰略決策反映了其母國的制度環境，換句話說，打上了“制度烙印”（North，1990； Peng，2003；Cheng et al.，2009）。更進一步來講，這些制度烙印同公司層指導公司決策制定的特定規范和價值觀一起構成了制度型所有者優勢（Dunning & Lundan，2008），這些優勢可以同其他競爭優勢一起傳導到東道國，并影響東道國的制度發展（Cantwell，Dunning & Lundan，2010）。于是，制度同組織緊密結合起來（Cantwell et al.，2010； Kostova，Roth & Dacin，2008； North，1990），“外來者劣勢”就減輕了（Cantwell et al.，2010）.

3. 國內外研究評述。現有的關于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研究中，大部分現有的關于國際化進入模式的研究都著眼于北美，日本和西歐國家的企業（Brouthers & enn-art，2007），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產生的理論可能或多或少地依賴于母國或東道國的背景設定。但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國際化的時候，與發達國家企業有很大的不同。具體到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一方面，中國企業確實從他們的西方合作伙伴那里學到很多并付諸實踐；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與西方跨國公司不同的特征，表現在如下方面，競爭優勢，FDI動機，以及母國制度環境。

母國因素對于外向FDI有重要影響作用。Kang和jiang（2010）發現與經濟自由度、政治印象或者FDI規制有關的制度差距對中國對外OFDI地點的選擇有很大影響。王（2012）從制度理論、產業組織和基于資源視角等方面研究了中國企業外向FDI的動力。其他學者從母國制度因素切入，探究了政府政策及制度、政策開放性、經濟自由度和透明度等因素對發展中國家（或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水平的影響（Luo， Xue & Han， 2010；Salehizadeh， 2007；Buckley et al.，2007）。

但是，從母國視角切入，研究母國制度因素對國際化進程中進入模式選擇的文獻寥寥無幾。現有的關于母國制度因素對進入模式選擇影響的研究，對于母國制度因素的刻畫不成體系，既有宏觀因素如政府支持等，又有微觀因素如企業規模及所有權性質等。因此，依照制度理論建立母國制度衡量體系，并研究母國制度因素對進入模式影響的分析框架顯得十分必要。

三、 基于母國制度視角的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按照Scott（1995）的制度分類，即規制型制度、規范型制度和人文—認知型制度建立母國制度衡量體系，然后選取有代表性的、能夠影響企業進入模式選擇的制度因素歸納其中，最后通過分析各因素對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路徑，建立母國制度因素對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影響的分析框架。

1. 規制型政策。

（1）政府管制強度。管制制度是為社會提供穩定性和秩序的法律法規。在中國當前的背景之下，盡管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進行了多年，但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仍然占有很多的話語權，從項目審批、資金獲取、行政執法等各個方面對企業經營進行“干預”。政府的話語權過大，會造成企業的隱性經營成本增加，可能迫使企業向海外市場中尋求增長（藍海林等，2010）。另外，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全球化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還能起到規避母國管制約束的作用（Luo & Tung， 2007）。

因此，母國管制強度越大，企業越傾向于將資源投入海外，尋求海外增長。且在此過程中，向海外投資力度越大，越有利于企業將經營重心轉移海外、擺脫母國管制。在其它情況相同時，當母國政府政策越不適合本土企業的發展時，企業海外市場的進入模式中的資源承諾水平、控制程度和股權投資比例越高（藍海林等，2010）。在本文研究的三種進入模式中，全資子公司和并購是學術界公認的資源投入程度的進入方式。據此，提出命題1：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企業所在的區域政府管制強度越大，在對外直接投資時越傾向于采用并購或建立全資子公司。

（2）母國區域并購交易量。以往用制度因素研究進入模式的文獻中，學者已經證明了東道國外資政策對進入模式選擇的作用。從母國制度因素入手，也需要分析哪些制度可能限制或擴大企業能選擇的進入模式的范圍。特別是當今中國政府對于企業海外并購采取審批制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出臺的并購相關政策的完備性，比如并購項目的審批政策等，是影響企業是否采取并購這種進入模式的重要因素。如果地方政府并購政策不完備、審批復雜，無疑將增加并購的隱性成本（時間、賄金等。但是地方政府并購相關政策的完備程度，很難直接用政策本身來衡量，可以測度區域并購交易的數量。一方面，并購交易數量多了，能推動地方政府制定并購相關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并購相關政策完善，企業有法可依，能提高企業進行并購的積極性。

據此，我們提出命題2：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企業所在的母國區域并購交易量越大，在對外直接投資時越傾向于采用并購模式。

2. 規范型制度層假設。

（1）商業自由度。商業自由度，指在企業經營的社會環境中，開展業務的自由程度。商業自由度可作為表征企業所在地域市場化程度的指標。

如果企業所在母國區域商業自由度比較弱，企業市場化經營的經驗就相對不足，于是企業在進入海外市場時，更傾向于采取合資的方式，因為合資幫助企業獲取當地優勢、抵消弱自由度的經營傳統帶來的影響（Meyer et al.， 2009）。相反，如果企業一直在商業自由度較高的地區開展經營，企業本身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市場化經營的經驗與實力，同樣的進入條件下采用合資的必要性就減弱了。

另外，采用并購這種方式，有很大的資金需求并且風險較大，對企業本身素質要求高，需要企業積累在商業自由度高的地區開展業務的經驗。

據此，提出命題3：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企業所在的母國區域商業自由度越高，在對外直接投資時采用合資的可能性越小。

（1）政治關聯。企業政治關聯，一般指企業與政府連接的緊密程度，有學者根據企業高層在政府、議會以及軍隊中的任職情況來判定企業的政治關聯（Wu， Wu & Rui， 2010）。

政治關聯對國際化的影響研究者甚少。相關文獻表明，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政治關聯程度高的企業不易將“政治關聯”轉變為競爭優勢，甚至，政治關聯會給企業帶來劣勢（賀炎林和丁銳，2012）。

中國企業大都希望通過與政府建立緊密聯系來促進自身的發展，但是，企業利用資源有路徑依賴的特點（Dierickx & Cool，1989），政治關聯企業習慣擁有和利用政治關聯，并形成相應的管理、經營體系，以更好地利用該種資源。但當政治關聯企業進行國際化時，面對陌生的海外市場，企業已有的管理體系，經營策略會難以適應，結果產生了“競爭劣勢”。這種劣勢使得企業在選擇進入模式時傾向于保守，選擇風險較小、資源投入小的進入模式。

據此，提出命題4：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政治關聯度高的企業更傾向于采用合資模式。

3. 人文-認知型制度。

模仿因素。

許多學者強調進入模式選擇中的合法性動機，并實證檢驗了模仿在進入模式選擇中的作用（Chan & Makino， 2007；Lu， 2002；Peng， Wang & Jiang， 2008）。

當跨國企業缺乏經驗，而且當地市場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時，跨國企業會模仿其他企業（同行或競爭者）的進入方式。后來者模仿先行者的進入模式可以降低進入過程中的風險和成本（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這種模仿行為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類型：基于頻率（Frequency-based）的模仿和基于特質（Trait-based）的模仿（Haunschild，1993）。基于頻率的模仿指跨國企業模仿其他企業廣泛采取的進入模式。被其他企業廣泛采取的進入模式為后來者提供了模仿的理由。

目前階段，由于中國企業普遍缺乏海外市場直接投資經驗，因此，在選擇進入模式時，他們所了解的其他企業采用何種進入模式對他們來說有很強的借鑒意義，而處于同一地域的企業相互之間熟悉程度較高，這種情況在江浙、福建的中小企業集群表現尤為明顯。因此，同一地域已經進行國際化的企業的進入模式對于后來企業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據此，提出命題5：

企業所在的母國區域前一年OFDI的企業采用的進入模式，對企業進入模式選擇有顯著影響。

四、 結論與展望

1. 文章主要結論。文章研究了母國區域管制強度、母國區域并購交易量、母國商業自由度、政治關聯和模仿因素對企業選擇全資子公司、合資和并購三種進入模式的影響。總體而言，母國區域管制強度和模仿因素對于企業采用全資子公司進入模式有促進作用；政治關聯和模仿因素對于企業采用合資進入模式有促進作用，母國區域商業自由度對企業采用合資進入模式有負作用；母國區域管制強度和母國區域并購交易量以及模仿因素對企業采用并購進入模式有促進作用。

2. 理論及現實意義。本文旨在通過研究母國制度因素對進入模式的影響，建立母國制度因素對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影響的理論框架。

一方面彌補了目前國際市場進入模式研究領域內母國制度因素考慮不足的局限。本文在借鑒了經典理論的基礎上，參照了現有的中國對外FDI的進入模式研究領域的文獻，同時也吸收了國際上最新的發展中國家FDI進入模式領域的研究成果，從母國制度視角切入，以中國企業為例，研究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期望對現有的進入模式研究進行補充，將鮮有涉及/“母國+制度”這兩個因素進行組合，開辟一個新的研究思路。

另一方面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時選擇何種進入模式提供了參考。總體來講，中國企業規模小、實力弱、跨國經營的經驗明顯不足，很多企業由于對國外的文化和社會條件了解不足，開發海外市場力不從心，有些甚至因為盲目進入而遭受重大損失。因此海外市場進入問題成為了中國企業面對的重要課題，而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更是其中的關鍵問題。

3. 存在局限與未來展望。本文構建的（下轉第65頁）研究框架局限在理論探索方面，尚未使用可信數據來源進行實證研究。后續研究可以根據本文的研究框架，建立各層制度具體可操作指標，建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庫，對本文的命題進行實證檢驗。另外，本文研究的影響企業進入模式選擇的因素限定在了母國制度因素范疇，但影響進入模式選擇的因素除了制度因素外還包括東道國與母國的文化距離、東道國市場等多重因素，后來研究可以在制度理論基礎上結合交易成本理論等建立綜合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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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AN C M， MAKINO S．Legitimacy and multi- leve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subsidiary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621-638．

第7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從企業自身能力這個層面來看，這方面的不足主要還是要靠企業通過自身的努力去解決。但對于來自外國政府部門審批環節的阻力，中國政府則應該盡力做一些工作，創造一些條件，助力企業國際化。

減少對外投資的審批環節。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要經過商務部、發改委、外匯管理局等多個部門的審批，雖然很少有企業不被批準，但這些繁雜的審批程序造成了對外投資企業的效率損失。目前，有些部門已經將審批變為登記，但登記周期仍然和審批時一樣長，所以這方面還要繼續改進。從長遠看，形成多部門聯合的登記制度是最佳選擇。

目前，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形成較為明顯的“倒掛”。從日本、韓國以及歐美等國家的經驗來看，一般對企業對外投資進行鼓勵，而對外商投資則從安全、反壟斷等各個方面進行審查，以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從保障國內市場公平競爭以及中國企業全球化經營利益的角度來看，目前這種政策“倒掛”顯然是非常不合理的。

開拓多渠道的融資途徑。

目前，大型的中央企業對外投資在融資上的阻力較小，但普通民營企業面臨的困難較大，尤其是中小企業，非常難獲得融資支持。在這方面，可以借鑒國家開發銀行的經驗，通過開發性金融和地區合作基金（如中非合作基金）等多種方式，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支持。

此外，也可以考慮利用中國外匯資產規模較大的優勢，在北京或上海建立歐洲美元債市場，使之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融資渠道。這一來可以減少貨幣當局的沖銷壓力，二來可以降低企業海外投資的融資成本。在這方面，也是有前例可以參照的，中石油就曾經在國內發行過美元中期票據，其實就是歐洲美元債交易。

建立完善的服務和救濟體系。

在商務部和發改委相關部門的努力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服務體系日趨完善，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商務部各駐外機構已經逐漸搭建起了服務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信息平臺，但在投資救濟上仍然非常缺乏。要逐步完善商務部各駐外機構的投資救濟功能，并建立專門的投資救濟機構，及時、 準確掌握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遇到的困難，并進行協調、解決。

以日本為例。日本貿易振興會定期對日本企業在全球投資的情況進行調查，掌握各國的投資環境變化和日本企業面臨的主要困難，并進行政策上的調整和支持。而國際協力銀行、中小企業廳則對日本中小企業海外投資進行支持。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中小企業廳等相關機構就出臺了救助措施，對在海外投資過程中陷入資金緊張的日本企業進行支持。

加強政府官員的作用。

這是近十年來在國際商務領域出現的新特點。各國政府官員對本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市場、待遇和利益越來越關注，在各種外交場合對本國公司予以關照，努力使本國企業在跨國經營中能受到公平待遇，并對關鍵交易進行過問。

第8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紡織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資源配置

一、前言

進入21世紀后，特別是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中國紡織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國紡織業海外投資呈現多區域、多行業和多形式加速推進的態勢。最近各種研究資料和數據顯示，自2009年到2014年，經商務部核準的中國在境外設立紡織服裝企業的境內投資主體數量為689家，其中紡織企業509家，服裝企業179家。紡織工業對外直接投資中，中國紡織企業海外投資項目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含了東南亞、北美、歐洲、澳洲、非洲等區域，海外投資的企業主要來自江蘇、山東、浙江等東部省份。生產環節涵蓋從棉花、麻等原材料，到棉紡、毛紡、化纖等整個服裝產業。中國紡織企業對外投資形式包括了綠地投資、股權并購、資產收購和合資等典型的FDI形式。

二、中國紡織企業海外投資的動因

（一）國家產業政策的鼓勵

中國政府在原有鼓勵海外投資的優惠政策，如境外加工貿易提供優惠貸款基礎上，為了更好地支持中國紡織企業“走出去”，為中國紡織企業海外投資制定了許多指導性政策。目前，中國政府已正式簽署了11個自貿區協定，正在積極進行7個自貿區談判，通過談判力爭消減東道國的進口關稅，為企業開拓市場創造條件[1]。特別是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構想并在2015年3月正式《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標志著推進中國資本和產能進行全球布局合作上升為國家戰略[2]。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新設金融機構和融資平臺，加上本來已經存在的中非基金等，從國家層面鼓勵和促進資本輸出。

（二）國際紡織品市場競爭的壓力

面臨發達國家在價值鏈高端以及發展中國家在低端制造領域的雙重競爭的挑戰。發達國家在研發、品牌、營銷渠道等價值鏈高端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中國紡織品同發達國家的高附加值和高技術紡織產品相比不再具有競爭力。同時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發展戰略，制造業回流。發展中國家方面，以東南亞、南亞的國家和地區為主，憑借其成本、資源和國際貿易等方面的優勢，正在挑戰中國紡織工業的傳統優勢，特別是低端制造領域，擠占中國出口市場。這些發展中國家銷售的紡織品與中國接近，目標市場相似，競爭激烈。越南、泰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印度、南斯拉夫、馬來西亞等8個主要的紡織品服裝出口國家在歐盟、美國、日本紡織品服裝進口總額中的比重分別從2008年的110%、282%、90%，上升到2012年的133%、302%和149%。

（三）生產成本的增加

紡織行業的生產成本最主要的：一是原料和能源成本，二是勞動力成本。紡織行業本來就是低附加值產業，利潤空間較小。從2011年開始，國家為了保護棉農利益，開始實施棉花臨時收儲制度，這一制度的實施造成了國內市場棉花價格的高位運行，紡織企業苦不堪言。自2007年以恚企業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由于人民幣升值、勞動力、能源、土地、原材料等各項生產要素上漲，企業不能通過產品價格轉嫁成本，降低了企業利潤空間。東渡、AB、聯發紡織、華瑞國際等已經紛紛把部分產能轉移或者新設在柬埔寨和越南，主要考慮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有企業計劃赴美或越南投資，也主要考慮廉價的能源和棉花價格，江南化纖目前慈溪工廠很多聚酯原料從美國進口，在美設廠能省去運費和原材料差價，將大大削減成本。

（四）利用市場準入和規避貿易壁壘

歐洲、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了保護本土企業，頻繁使用關稅、反傾銷、特別保障措施、貿易壁壘等手段對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設置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紡織品貿易摩擦加劇。而發展中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與發達國家簽訂雙邊紡織品服裝貿易優惠協議，這些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紡織品服裝出口享受關稅進口等優惠，沒有配額限制，如越南已加入了8個自由貿易區，包括6個區域性自貿區和2個雙邊自貿區。2012年又參與TPP談判，并將啟動與歐盟雙邊自貿區的談判。作為越南的主要出口行業，紡織業目前的平均關稅為172%，加入TPP后可能下降為0%[3]。

（五）企業戰略發展的需要

在價值鏈提升上，企業開始重視整合全球優質設計研發資源及市場營銷渠道資源，中國紡織企業越來越重視在全球紡織產業價值鏈中地位的提升。“走出去”對于一些優秀品牌紡織企業來說不僅是為了降低成本以獲取更高的利潤，而是出于企業提升產品附加值，向價值鏈高端躍升的轉型升級需要，同時擴大對外開放、加速企業產品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進而提升企業的國際化水平。為了使企業獲得更多生存和發展空間，紡織企業需要在維持制造環節優勢的同時，提升國際競爭優勢，逐步從世界的OEM企業發展為ODM、OBM企業，成為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國型企業。一批行業優勢企業開始建設海外生產基地，也有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并購的方式整合國際原料資源、設計研發資源、品牌和營銷渠道資源，不斷提高自身的跨國資源配置能力和國際化品牌運營。

（六）產能過剩

國內紡織行業產能結構過剩，需要尋找產能釋放空間。受金融危機后國內政策大力刺激投資的影響，2009～2011年，中國各大行業包括紡織工業中的部分行業，特別是上游棉紡、化纖行業企業經營者對未來行業發展景氣的預判過于樂觀，投資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造成近年來行業上中下游全產業鏈新增產能呈現慣性增長。過剩產能短期內難以被市場消化，產業鏈上游企業無論是生產PTA、PET、滌綸紡絲，還是化纖織造坯布、棉紡紗線、棉紡布，都屬于原料性和中間性產品，對終端市場反應靈敏性不強、產品價格傳導滯后。另一方面是終端產品服裝、家紡市場需求增長放緩甚至下降，導致產能過剩壓力由下游終端行業向中上游行業逐級傳導，最終的結果就是中游和上游環節企業庫存增加、產品價格走低、企業利潤明顯減少甚至虧損。

（七）貨幣升值的壓力

自2007年開始，人民幣持續升值，從一美元折合人民幣75215，到2013年底一美元折合人民幣61042，上漲1884%，這使得低價競爭模式的紡織品出口利潤空間變的更狹小，企業如果提高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報價，就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低價競爭優勢[4]。一方面發達國家很少出現通貨膨脹，美國等發達國家服裝商品的市場價格長期以來沒出現過明顯上漲的走勢。中國出口產品多以滿足日常消費需求的大眾消費品為主，屬于市場價格變動空間相對較小產品，人民幣匯率如何變動，進口商的采購價格幾乎都是不變的。另一方面，中國紡織企業過去發展重點在于加工制造，在營銷渠道建設方面的投入不足，目前對于海外營銷渠道缺少控制力，與國外采購商之間的議價能力不足，由人民幣升值引起的結匯損失由紡織企業自行承擔。

三、結論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是多元的，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國際紡織品市場競爭壓力、國內生產要素成本剛性提升和規避貿易壁壘。而企業戰略發展需要、產能過剩、貨幣升值壓力等考慮在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也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此外，東道國的優惠措施吸引紡織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中國紡織企業海外投資需要結合自身條件（如企業規模、技術水平、資金能力）和東道國相關因素（雙邊如文化距離因素和東道國政策管制措施）等多N因素進行綜合考慮、理性選擇，帶動行業整體向產業價值鏈的高附加值領域滲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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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 海外直接投資;海外稅收籌劃;稅收政策

2008年9月17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200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公報表明:2007年中國非金融類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3376億美元,境外納稅總額29.4億美元,境內投資主體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進出口額1189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265.1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5.3%。投資存量突破1000億美元。我國境外投資繼續保持兩位數的快速增長。公報顯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國門,到國外開展投資活動,這不僅提高了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增強了綜合國力,而且也為世界的共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開展企業海外投資稅收籌劃的必要性

雖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長,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也越來越多,我國的企業相對來說規模較小,進入國際市場晚,競爭力不強,在其進行對外投資時面臨的問題是多樣化的。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我國的跨國集團將得不到進一步的發展,且不斷增加的企業也不再容易走出國門。國家需要運用一系列更為行之有效的宏觀調控手段,規范企業走出去開展境外投資,拓展境外市場。稅收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世界各國因稅收管轄權的差異,導致了投資在來源國和所在國重復征稅的問題,這是企業跨國公司面臨的最突出的稅收問題。為避免重復征稅帶來的經濟利益損失,應對跨國企業所得的來源、渠道、種類、數目等進行籌劃,減輕稅負。為了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我國跨國企業應借鑒完善的跨國公司財務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各國各地區的稅收政策及稅制差異,進行合理合法的國際稅收籌劃,追求全球范圍內總體稅負最小。

二、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稅收籌劃的可行性

國際稅務籌劃行為涉及兩個國家以上的稅收政策,其產生是基于各國間的稅收差別。一般來說,企業面臨的稅收政策越復雜,稅負差別越明顯,對其進行籌劃的余地就越大。

1.由于各國在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戰略等方面的不同,各國稅制相互間也存在較大差異。這些差異可以被跨國納稅人用來進行稅收籌劃。

(1)稅率不同為企業選擇投資地創造了有利條件。不同國家或地區稅率可能相差很大,有的稅率很低,有的稅率很高,企業多選擇稅率低的地區進行投資。

(2)計算納稅收入時,各國對費用的確認和分配、資產的計價等項目的不同規定使得課稅依據有所不同。企業要了解各國的稅基情況,選擇合適的存貨計價方法和固定資產折舊方法,合理確定分期收款銷售利潤,使得總體稅負最小。

(3)各國使用的稅收管轄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互間的差異,由此而產生的重疊或者漏洞為稅收籌劃創造了有利條件。

(4)各國為吸引投資而制定的稅收優惠政策的不同使得企業得以選擇對不同行業進行投資。一般發展中國家政策較優惠,范圍也較廣,而發達國家稅收優惠政策多集中于高新技術的開發、能源的節約和環境保護。我國企業應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投資項目選擇。

2.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快,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所簽訂的稅收協定會越來越多。這些協定對締約國的居民納稅人提供優惠待遇,這也是企業選擇海外直接投資地區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3.在經濟全球化下,國際資本流動的加速和自由化,降低了資本成本,提高了稅負在公司決策中的重要性,跨國經營進行稅收籌劃的意識也有所加強。

由此可見,對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行稅收籌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面對錯綜復雜的稅務環境,跨國納稅人必須制定相應的稅務計劃來減輕稅負。

三、開展海外稅收籌劃的策略

在制定全球納稅優化決策的過程中,跨國企業一般會利用國際避稅地的有利條件和本國的延遲納稅優惠,將轉讓定價、國際稅收協定的條款等手段綜合使用,以減少東道國和中介國的公司所得稅和預提稅,以及母公司居住國對海外所得利潤征收的所得稅。

1.堅持企業全球利潤最大化原則。考慮節減稅收和企業綜合利潤最大化,將企業的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現期財務利益和未來財務利益綜合考慮,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不能局限于僅獲得眼前的利潤。

2.選擇適當的地域以避稅。跨國企業可在避稅地享有稅收優惠,除了考慮稅收政策外,選擇的避稅地還必須具有政治和社會穩定、交通和通訊便利、銀行保密制度嚴密、對匯出資金不進行限制等特點。企業還可在國際避稅地利用延期納稅條款。企業可以利用轉讓定價把利潤人為地轉移到低稅國或避稅地子公司,相當于獲得了一筆無息貸款,稅款的延期時限越久,獲利就越大。

3.選擇合適的公司組織形式。設立分公司的優勢有:分公司最初幾年的資本預算虧損可以直接抵免母公司的盈利,減少公司全球總稅負;分公司向東道國繳納的所得稅一般可以用來抵免母公司的稅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雙重征稅;分公司的稅后利潤一般不計預提稅,而子公司的股息匯出要征收預提稅。設立子公司的優勢有:子公司是法人居民,可以享受東道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所提供的所有優惠;子公司可以享受延期納稅優惠。

基于兩種不同組織形式的各自優點,企業在選擇也也要考慮投資時段、法律地位和國際稅收協定等因素。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的初期一般存在虧損,可以先設立分公司,以虧損沖抵利潤,以減輕稅負,當生產步入正軌后可以建立子公司,以避免匯總納稅所承擔的較高稅負。分公司在東道國注冊沒有復雜的手續,政府對其業務活動的管理也較松,而子公司建立的法律手段比較復雜,且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企業要根據自身情況進行選擇,跨國企業可以簽訂了稅收協定的兩國中的一國設立子公司并使其成為當地的居民公司。該子公司可以享受兩國簽訂的稅收協定中的優惠待遇,從而將利益傳遞給跨國企業,使其間接得到額外的稅收收益。

4.有效利用國際稅收協定避免雙重征稅。充分發揮稅收協定的作用,最大程度爭取我國企業在締約國投資所能獲得的經濟利益。完善境外投資所得的稅收抵免制度,允許企業在境外所得履行納稅義務時,采取合理的方式避免境外負擔的所得稅稅款,為企業面臨的重復征稅問題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5.實施轉讓定價。跨國企業把集團內部的利潤通過轉讓定價從高稅國關聯企業轉移到低稅國關聯企業,高稅國關聯企業的利潤下降導致的稅負減少幅度要大于低稅國稅負的增加,最終結果使得跨國企業整體稅負下降。

6.利用東道國稅法的缺陷避稅。包括稅法條款過于具體、條文不一、不嚴密不明晰等缺陷。若東道國稅法內容過細,則會造成稅率高低不同、稅收優惠范圍變化和稅基寬窄不一等,這位跨國企業稅收籌劃提供了條件。若東道國稅法對統一課稅對象作出不同規定,企業可以從中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一項。

7.利用東道國稅收征管的不完善避稅。若東道國不采用“引力原則”,則企業在東道國直接采購的原料或銷售產品所得與其常設機構無關,不計入常設機構應稅所得。企業還應考慮在其他國家的退稅規劃的時效和成本,以獲得出口退稅優惠。

8.提高跨國企業的內部財務管理效率。學習先進的財務管理手段,提高相關人員素質,使其適應東道國的稅收法規要求,降低內部人員銜接和配合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總體來說,為了使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得到更好的稅收籌劃,要全面考慮國際稅收協定的條款,綜合考慮投資東道國的稅負水平、優惠政策等,以及選擇合理的投資時段和投資地區。加強對企業內部的管理,內外結合,是企業真正的利用稅收籌劃降低稅負,提高國際競爭力,在不斷變化的國際經濟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

四、支持企業海外投資的稅收政策的優化與完善

1.稅收政策的完善關鍵在于使其能夠最大程度上消除國際間的重復征稅。OECD范本和UN范本是國際上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兩個范本。兩者側重點有所不同,且較偏重于發達國家。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責任與廣大發展中國家聯合在一起,爭取全面修訂這兩個國際稅收協定范本,重構國家稅收規則。

2.我國目前稅收抵免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不能給海外直接投資帶來較大的優惠,應對其進行調整。抵免限額計算應做進一步細化,允許扣除的為取得該所得攤計的成本、費用以及損失應進一步明確,稅法應該細化與境外所得相關的成本費用的配比。我國目前統一采取分國不分項的抵免方法,使得超限額結轉只能分國進行,不能以一國的抵免限額余額去抵補另一國的超限額部分。對在境外已經繳納所得稅的稅額的抵免限額,應允許企業在分國限額和綜合限額兩種方法中選用其一,避免影響企業海外投資的動力。由于我國稅法暫行辦法規定,納稅人來源于境外的所得,不論是否匯回,均應按照規定的納稅年度申報繳納所得稅,因而存在抵免時間問題,應尊重東道國的稅法規定,同時可以采用化年為月、按月預繳的方法。

3.應實行稅收饒讓,提高我國企業進行進外投資的積極性。以往我國與有關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中,多數情況下我國沒有承擔稅收饒讓的義務,我國的境外投資者不能享受到東道國的稅收優惠。為使其他國家的稅收優惠真正惠及我國的境外投資者,我國政府應該給予稅收饒讓。

4.構構建適應我國現實情況且符合國際慣例的完善的海外投資稅收激勵制度。我國現行的海外投資稅收政策是一種缺乏投資導向性的無差異稅收政策,對海外投資沒有明確的激勵作用。我們應借鑒美國、日本等國家經驗,從所得稅、關稅和稅收協定等方面設計鼓勵海外投資的具體措施,明確稅收政策對投資的產業導向和地區導向作用,利用稅收優惠鼓勵資本輸出。

5.加強海外投資企業納稅服務體系建設。如向企業提供東道國稅收制度的咨詢服務,多渠道拓展跨國涉稅信息的交流和協作,推進國際稅收情報交換工作的開展,制定境外投資業務稅務管理的操作規程,規范境外投資的稅收管理,以提高企業抵御境外投資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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