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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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 中小企業 直接投資 投資理論
中圖分類號 F276.3
標識碼 A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企業以國際市場需求變動為導向，以擴大出口貿易為目標，進行包括海外投資、營銷在內的一切對外經營活動。為了尋求經營機會、保護和擴大原有市場、克服貿易壁壘、追求優惠政策、獲取技術，走國際化經營之路成為中小企業的戰略選擇。據統計，截至2004年底，已有海外投資企業6 296家，其中60%以上是由中小企業投資的。
1 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1.1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英國學家鄧寧曾用經驗的了直接投資流量與人均GNP之間的關系，發現一般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此時吸收外資很少，幾乎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第二個階段是人均GNP位于400～1 500美元，引進外資增長，而且開始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出，但投資凈流出為負數；第三個階段是人均GNP位于2 000～4 750美元，凈投資流出仍然為負數，但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快于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第四個階段是人均GNP在4 750美元以上，其凈投資流出已轉為正數，成為主要的國際資本輸出國。根據這個一般性，若按照購買力平價折算，中國內地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人均GNP至少應當劃入鄧寧所劃分的第三個階段；即使按照現行匯率折算，也已經可以列入鄧寧所劃分的第二個階段。因此，從發展前景來看，中國在經過長期大幅度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鼎盛期之后，將逐步迎來對外直接投資的。
1.2 小規模技術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著名教授劉易斯和威爾斯1983年出版了《第三世界跨國企業》一書，威爾斯主要從三個方面分析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比較優勢：第一，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第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來自于“當地采購和特殊產品”。第三，低價產品營銷戰略。物美價廉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搶奪市場份額的有力武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產品營銷戰略往往投入大量的廣告費用，樹立產品形象，以創造名牌效應。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則支出較少的廣告費用，采取低價營銷戰略。
1.3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①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說明了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穩定提高和擴大，這種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②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其國際生產活動的決定因素，同時也影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在以上兩個命題的基礎上，該理論的基本結論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的并且是可以預測的。
1.4 有效資本型對外直接投資
有效資本是指能夠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有效集合生產要素建構或進入跨國性行業增殖鏈的資本。有效資本注重的不是資本的數量規模和壟斷性優勢的大小，而是資本的特定功能。而且“有效資本”是一個動態概念，不同時期、不同區位，資本有效性的衡量標準是不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國性增殖鏈建構能力以及適應性反應能力，則是有效資本的最一般特征或基本規定。
（1）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單一貨幣資本的跨國流動，即使是來自于發達國家的過剩資本，也是以要素“集合包裝”的形式實現。有效資本的功能之一是具備適應區位特征組織生產要素，開展多元化國際直接投資的能力。有效資本以其靈活的適應能力，按照區位特征配置生產要素，以進入不同類型的國家或地區，即采取“國家市場多角化”的擴張戰略。
（2）跨國產業增殖鏈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在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建立雙邊或多邊“共享產業”的過程。共享產業的選擇具有兩大基準，即“優勢要素互補性基準”與“需求偏好相似性基準”。優勢要素是具有降低成本的資源優勢，包括資源、技術條件、人力資本和信息流轉等。優勢要素互補是產業共享的基礎。跨國直接投資行為依存的前提條件在于市場的不完全性。共享產業則是利用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性形成跨國產業增殖鏈。因此，在給定的需求約束條件下，要素的互補性就成為決定共享產業跨國程度的關鍵因素。
（3）有效資本型對外直接投資注重的不僅僅是投資主體單方面所具備的優勢，同時，更注重于投資主體優勢與東道主優勢的配搭能力。廠商與區位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過程中的“能力配搭”，既是區位架構吸引外商投資的關鍵環節，也是廠商適應性能力的集中體現，因而，這是有效資本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傳統直接投資理論在“區位”選擇理念上的一個顯著區別。
2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問題
2.1 對外直接投資區域集中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整體規模和行業分布相當有限。中國內地的絕大部分投資僅限于港澳地區，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海外投資，企業沒有完全參與全球市場的競爭。
從企業規模來看，在歐洲地區，TCL、海爾還不具有什么市場，品質的差距和營銷的狹小成為其發展的障礙。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立足的法寶還是靠核心競爭力。企業擴大規模、壯大實力是“走出去”的先決條件。“走出去”的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產品、核心市場和核心技術，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才會有立足之地。從企業自身條件看，研發水平低、缺乏技術優勢仍然是中國企業的一個“軟肋”。
這表明一個基本的事實，國內廣大企業還遠沒有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其直接結果就是，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多數為加工貿易型，產品也大多只是進入低端市場。
2.2 對外直接投資面臨巨大風險
中小跨國經營要兼顧效益和風險。投資收益與風險共生，中小企業在經歷國內多年的投資，大多已認識到了這點，但對國外經營風險大于國內卻認識不足。在享受東道國一定程度的國民待遇的同時，也要受更嚴格的政策和約束，其經營行為風險會更大，不僅要面臨風險，還要面臨價格風險、銷售風險等經營風險，更要面對國有化風險、戰爭風險、政策變動風險等風險，以及制度差異風險、文化差異風險等不確定性更大的風險。
中小企業往往受自身人力、財力、物力條件的約束，對東道國的政策、外匯管制、稅法、勞工法律、資金管理等了解不全面，對有關政策的變化反應不敏感，難以制定相應的防范對策，以減少和轉移風險帶來的損失。因此，中小企業在作出跨國經營決策之前要對東道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宏觀投資環境進行國別比較，也要對兩國的比較生產成本、企業特有要素收益、出口銷售的額外成本、國外生產的額外管理與協調成本等微觀條件進行比較，按照跨國經營決策模型等作出決策，力求把安全度高、獲利大的國家和地區的項目確定為直接投資對象。
2.3 對外直接投資缺乏長期目標
中小企業由于自身規模小，對外投資所占資源的比重要比大企業大得多，所面臨的風險也更大，所以它們總是希望盡快收回投資，很少考慮這是擴展自身規模的必要過程。它們會避開存在更多不確定因素的長期目標，側重能很快帶來收益的短期項目。這樣一來，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產生一定的收益，投資回收快，但從長期看，企業投資缺乏長期目標，很難把握未來可能出現的機遇，企業發展后勁不足，不僅不能擴大市場占有率，甚至已有的市場都可能失去。因此，中小企業的跨國經營，應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將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企業才能獲得長足發展。
3 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選擇
3.1 采用多元化進入戰略
就企業的現狀和條件來說，適宜采用的進入戰略有：①合資經營。同東道國舉辦合資企業，有利于減少中方投資，發揮各自的優勢，可以利用東道國企業熟悉當地資源、市場條件、政府政策、法律，比較容易獲得當地的財力、物力、人力支持，減少風險；②非股權安排。企業憑借自己在技術、工藝、產品、勞務方面優勢，通過特許權協議、經營合同、提供管理性勞務等參與東道國企業的生產活動；③建立獨資企業。可以通過新建或兼并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獨資經營的好處是有經營自主權，可以與母公司保持更密切的聯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術和工藝，能充分發揮母公司的優勢，也可以減少或避免因合作經營而產生的種種矛盾和沖突。但是，它對管理的要求較高、風險較大，采用這種方法時應當謹慎。
3.2 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來確定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和基本類型
從國際比較來看，當前中國在國際分工階梯中總體上處于中游地位，相對于更低階梯國家而言，中國某些產業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相對于更高階梯國家而言，和趕超是未來一段時間內面臨的主要任務，應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采取分層次實施，有重點突破戰略。一是在實力雄厚的機電、化工、紡織等重點行業突破，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向規模經營過渡。據第三次全國普查結果顯示，中國有近500種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其中許多產品在技術水準和質量檔次方面都要高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二是在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行業進行突破，如家用電器、、輕型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并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階梯度較小，易于為它們所接受。
3.3 調整地區結構，進一步拓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多元化
多元化戰略包括功能多元化、行業多元化和產品多元化。其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機會，取長補短，互相調劑。企業特別是生產性企業開展跨國經營首先要實現企業功能的轉變。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一般需要設立自己的營銷和機構，推銷母公司的產品，采購設備、原料，銷售國外生產的產品并負責收集市場信息，及時向母公司反饋。
在地區戰略方面，由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較短，企業內部調控下屬企業的能力不足，因此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當避免布點過于分散，從而增加企業內部的管理負擔，導致效率下降。除中國已進行投資的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以外，從中近期來看，發展中國家（包括經濟轉軌國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尼日利亞等國家，擁有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消費群體，經濟增長較快，并且中國許多產業相對于其國內產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是許多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理想的目標國。另外，周邊國家如東盟與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比較接近，又有“10+1”自由貿易協議的簽訂，更可成為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伙伴和對象。綜合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和區域經濟合作的推行，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可以以湄公河次區域為考慮的重點。交通的便利減少了運輸成本，經濟合作推行的領域為投資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從已簽訂的合作協議來看，中國愿與次區域各國共同努力，建立次區域貿易和投資信息服務機制，實現信息共享，為貿易商和投資者提供服務，以促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最終形成。
1 江小娟．中國對外貿易前沿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2 上官學進，胡鳳玲．論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J]．國際貿易，2003（8）
3 趙優珍．資源基礎論視角的中小企業國際化[J]．國際貿易問題，2003（10）
第2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范文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投資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是創造利潤，另一方面要獲取技術帶動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們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規模經營戰略和品牌戰略，提高企業自身的素質和創新能力，增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1、引言
建國后，我國對亞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無償對外援助，而對外直接投資直到1979年8月才開始正式實施，當時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允許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方針，吹響了對外開放的號角。從1979年至今，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探索新的經濟領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歷了30年的發展后初具規模，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50億美元。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國內經濟發展的作用，對探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及實施“走出去”戰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與現實借鑒意義。
2、我國的對外t接投資極況
截至2008年年底，我國己經建立了12000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這些企業分布在世界174個國家和地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已經超過500億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對外直接投資勢頭銳不可當。
表1 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類構成情況
資料來源:((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公報里我們可以看出，2008年我國金融類投資達到140. 5億美元，增長速度最快，較去年相比增長741%，占據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其中，銀行業仍然是我國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龍頭。中國四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共在美歐等國家設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間接帶動就業人數達10幾萬人。
據資料統計，2008年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1839. 7億美元，其中，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我國企業在境外總資產超過1萬億美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可見，在我國“走出去”戰略的正確指揮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銳不可當。
3、對外直接投資對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
3.1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國際收支表中的賬戶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官方準備賬目等。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影響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上幾個賬目，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本國的出口貿易增加，從而對母國國際收支造成有利影響: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通過投資資金與利潤的匯出而對該國的國際收支造成不利影響。隨著經濟的無國界發展，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均呈積極方向發展。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08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呈現“雙順差”，國際儲備保持快速增長。隨著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繼續和外匯儲備數額的進一步加大，國外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會繼續加強，國際熱錢的涌入及快進快出，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以對國際收支波動進行有效調節。因此，在目前資金供給充足、外匯儲備充裕的背景下，進一步鼓勵、扶持國內企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力度，可以減少國內高額外匯儲備帶來的風險，促進外匯保值增值，同時可以適當減少資本項目的順差，緩解我國經常性項目賬戶中投資收益項逆差的壓力，積極促進我國國際收支的動態平衡。 3.2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在一國國際貿易中占據舉足輕重地位，蒙代爾的投資貿易替論和小島清的投資貿易互補理論分別介紹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蒙代爾認為:在對外貿易中貿易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要素的流動，要素流動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貿易的發展。投資國會減少擁有比較優勢商品的生產和出口，而東道國則增加該種商品的生產，另外投資國會增加擁有比較劣勢商品的生產。這兩種情況都會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即投資和貿易之間存在替代關系。與蒙代爾等學者不同，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可以擴大兩國問的比較成本差距，為雙方進行更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創造條件。
近年來，外國資本越來越注重在華獨資經營，想方設法保護其技術，我們過去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越來越難。在這種狀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逆向技術轉移，即技術由東道國向投資國轉移，紛紛通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進一步講所取得的技術帶到母國企業進行消化吸收。我們所熟悉的華為、聯想、海爾等一批優秀中國企業到海外市場投資并不一定直接獲得產品上的優勢，但是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途徑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究與開發機構，兼并當地高新技術產業，一方面來提高自身的研發水平，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另一方面將這些技術帶到國內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術動態，與時俱進。因此，在當今世界全球技術一體化的趨勢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先進技術的源頭，并實現國外向國內的轉移，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 3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數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間接的積極效應和消極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短期就業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因從事對外直接投資而使本國企業本該進行的生產活動停止所導致的就業機會的減少，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造成的國內就業機會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為海外公司發展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形成的額外的就業機會。當前者大于后者時，對外直接投資將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
第3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實證分析
一、緒 論
投資、出口與消費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投資在經濟政策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湖南企業海外投資不僅發展迅速，更加推動了湖南省經濟增長。因此，研究湖南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對于繼續拓展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經濟長期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同時也能夠為國內其他省市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供借鑒和參考。
國內研究文獻針對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十分罕見。本文運用大量翔實的最新的數據資料，最新數據可更新到2012年，通過實證檢驗的方法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湖南省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等方面的效應，也有助于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研究和投資活動的發展和擴展。
近年來湖南對外投資發展很快，成為中部省份發展最強勁的地區。湖南對外直接投資具有一下特點：（1）投資地區的選擇，東盟一直是我省企業投資的重點地區。由于亞洲和非洲勞動力價格相對較低，湖南省的生產企業主要投資集中在亞非地區，其中，湖南省企業在亞洲投資數量最多在境外投資企業中，選擇在亞洲投資的占了72%。（2）對外直投投資的主體是民營、股份制和集體企業。在湖南省海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的投資金額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就投資企業類型，國有企業在數量上排在末位。（3）我省海外投資的領域越來越寬，積極性大大增加。行業主要涉及工業、機械工程產業，最新涌現出來了農產品種植業和游戲產業等。
二、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分析方法。本文擬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又叫Granger因果分析檢驗方法），是指基于同一個平穩的時間序列情形下，有兩個經濟變量X和Y，假設X是Y的原因，我們能根據變量X的過去值預測出變量Y的未來值，可Y不是X的因，即我們根據Y的過去值預測不出X的未來值，那么我們可以說變量X是解釋變量Y的格蘭杰原因，而Y不是X的格蘭杰原因。
下面為格蘭杰因果分析模型：
Yt=a+∑aiyt-i+∑βjXt-j+εt （1-2）
Yt=a+∑atyi-i+εt （1-3）。其中（1-2）式為無條件的循環模型，假設殘差平方和的值是SSE1; （1-3）式為有限制的條件回歸模型，我們同樣設它殘差平方和為SSE2，其中ε是隨機誤差項，a和β為系數，檢驗原來的假設是H0：βj=0（j=0，1，2，....n），即X的過去值不能預測Y的未來值，如果原來的假設成立，那么構成統計量F=[（SSE1-SSE2）/n]/[SSE1/（T-m-n-1）] （1-4 ）
即模型服從自由度為（n， T-m-n-1）的F分布。我們給定一個顯著水平區間，就有得出相對應的臨界值，假設得出來的檢測值大于臨界值，即拒絕原假設，表明變量X是解釋變量Y的原因，反之，則變量X不能同向影響Y。
（二）經濟效應檢驗和數據的來源。根據上面的件檢驗方法，本文引入下列函數：GDP=f（FDI，0THER）+ε。其中，FDI是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額，GDP為湖南省生產總值，OTHER是除了海外直接投資外影響GDP的其他因素，ε為隨機誤差項。我們現在設定其他因素為固定的，那么建立如下的回歸計量模型：
GDPt=a+βFDIt+εt。其中：a為常數項，β表示FDI對GDP的貢獻率，ε為隨機誤差項。
為了消除這個式子中有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GDP和FDI取對數，我們得到下列計量模型：LnGDPt= a+βLnFDIt +εt
（1-5）。我們用（1-5）式作為研究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計量模型。本論文使用2008年至2013年的數據作為模型樣本。
相關數據來源及處理如下：GDP為湖南省生產總值，在使用中，我們要將GDP按照當年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平均匯率轉換成美元，同樣為了消除價格變換的影響，用2008年作為基期，使用年度消費物價指數同比數據，將名義生產總值轉換為實際生產總值額，FDI為對外直接投資額，用同樣的方法，將其轉換為實際對外直接投資額， 其中相關數據全部來自湖南省商務廳統計數據整理，見表3.1：
表3.1 湖南省2008年―2013年各項經濟指標數據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2006―2013年度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三）檢測結論。依據上面的實證檢驗，FDI與GDP之間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3.2。
表3.2 對外直接投資額與生產總值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由以上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得知，當最人滯后階數為6 ，GDP不是對外接投資FDI的格蘭杰原因。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對湖南省經濟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不過這種增長不是很明顯，同時通過以上結果得出，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對湖南省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且二者為正相關，由回歸方程的系數可知，湖南省對外投資總額每次變動一個百分點，就會湖南省GDP同向變動0.0053個百分點，但是回歸系數還非常小，其主要是原因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隨著進一步擴大，對GDP的促進作用將會越來越大。
三、政策建議
（一）建立穩定的資源供給站。隨著湖南省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省內資源和進口資源已經很難滿足現在的生產需求。湖南省政府部門應該努力開發國外的資源，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獲得穩定的資源供給站。
鑒于亞洲和非洲的勞動力較低廉，且有較多的生產資源，湖南省政府應對這兩個區域進行評估，引導和加強與這兩個地區的國家進行溝通交流，建立自由貿易區和簽訂貿易協定，最大化的優化資源分配，使湖南省企業能以較低的資金獲得充足的生產資源，促進湖南省經濟的增長。同時，積極與東盟和周邊國家進行溝通，避免雙重征稅，訂立領事條約，創造一個良好的海外投資環境。
（二）鼓勵民營企業加大步伐“走出去”。在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民營企業是其中堅力量，政府應成立金融支撐體系來鼓勵湖南省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開拓國際市場。另外，有效的對外投資信息能對民營企業準備對外投資做出決策，提高對外直接投資質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資金和人才支持。湖南省政府應加強人才的培養，可為企業的人員提供培機會，采取去高校聯合辦學，承辦專門的培訓機構，或去國外學習以及招聘國外的精英，有序的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海外投資人才，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軟實力。
（四）優化政府管理制度。湖南省政府應站在宏觀的角度，及時調整湖南省政府的法律法規，對海外投資企業加強引導、監督和管理，利用對外投資企業的特征，建立起一整套海外投資風險防范預警處理機制，幫助企業降低法律和政治風險。
湖南省政府要轉變觀念，盡量簡化企業的對外投資辦理環節。推行和深化各種能便利通關的措施，減少相關機構工作流程，降低對外投資企業的通關成本，積極與國外政府談判，成立自貿區，提高湖南省企業對外投資的國際化。
參考文獻：
第4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評述；啟示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004-03
1 傳統跨國公司理論
1.1 壟斷優勢理論
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運用關于廠商壟斷競爭的原理說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和基礎，認為完全競爭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假設，并且在完全競爭下對外直接投資也并不會發生，現實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種不同類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包括：商品市場的不完全、要素市場的不完全、規模經濟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預形成的市場不完全。（2）市場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國公司能夠擁有壟斷優勢，而這種壟斷優勢正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評述：壟斷優勢理論是最早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獨立的理論，奠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指出培養和提升各自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前提條件。但是壟斷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對具有明顯壟斷優勢的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究，因而沒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解釋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釋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放棄出口和技術許可證的轉讓而直接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
啟示：企業的壟斷優勢固然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前提，但也應該認識到，企業優勢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我國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也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培養和不斷提升自己的壟斷優勢。
1.2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維農，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貿易》一文，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主要觀點：將企業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以及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動態的調整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1）產品的創新階段：創新國企業率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由于新產品的特異性而具有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和較高的收入彈性，企業能獲得壟斷優勢，產品傾向在國內生產；（2）產品成熟階段：由于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的日益增大、技術的擴散以及貿易壁壘的影響，創新國企業始到次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進行生產與銷售；（3）產品標準化階段：當非技術型熟練勞動成為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業的競爭將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這時企業傾向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生產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將出現逆流現象。
評述：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動態解釋了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也從一個側面闡述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并且從內外因兩個方面論證了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但該理論主要針對最終產品市場，而對于資源、技術開發型的對外投資現象解釋乏力。并且，該理論難以解釋非代替出口投資的增加以及跨國公司海外生產非標準化產品的現象。
啟示：（1）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之前，分析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首先，對產品的生產技術的性質、類型以及其擴散性和轉移性進行分析；其次，對產品本身進行swot分析，確定產品的競爭優勢、劣勢、機會以及威脅；最后，對產品的國內銷售、國外出口以及國內外市場情況進行分析。根據以上分析，最終確定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以指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市場進入決策。（2）將進入成熟期的產品的生產地點轉移到生產要素價格低且靠近市場的地區。我國的家電、輕紡、機械、電子等行業由于生產能力過剩，產品嚴重供大于求，已進入產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國際上反傾銷、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我們只能改變以往單純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選擇將這些產業的生產設備和能力向合適的地區轉移出去，在國外進行生產制造。
1.3 內部化理論
1976年，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家巴克萊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經濟學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以市場的不完全性為起點，提出了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
主要觀點：由于外部市場失效，中間產品（除了通常意義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專有技術、專利、管理及銷售技術等“知識中間產品”）價格難以確認而使交易成本過高，公司為了克服各種經營障礙、保證企業獲得最大利潤，就有動力形成一個內部化市場，不僅使資源和產品在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還可以有效地防止技術擴散，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評述：內部化理論從企業間產品的交換形式與生產的組織形式分析了跨國公司的性質與起源，對跨國公司的內在形成機理有比較普遍的解釋力，適用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的，論證了內部化的必要性和優越性。但內部化理論僅從跨國公司的主觀方面探尋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基礎等內部因素，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考慮不夠，對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生產、經營的布局以及區位選擇也缺乏總體認識。
啟示：（1）實現規模經濟優勢，擴大內部市場。如果企業自身規模較小，企業的內部市場也小，這樣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就會很高，所以我們可以通過企業之間的強強聯合、兼并、垂直、橫向或縱向一體化或政府的扶植實現企業的規模經濟優勢，擴大企業的內部市場，增加其內部化優勢；也可以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組建大型企業集團，做到產權明晰，管理協同，充分發揮內部化市場的作用。（2）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增強內部市場的融資能力。企業應該建立自身的財務金融子公司，通過內部市場靈活調資，縮短融資時間，提高融資速度，降低融資成本，以擴大企業經營規模；（3）注重培育企業知識、技術的專業性與獨特性。加強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重視，加大對科技部門的資源投入，并加強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間的合作，促使企業不斷的進行技術創新，并重視度新技術的專利申請保護，通過組織系統和信息網絡將信息與技術等知識產品內部一體化，為企業贏得利潤。
1.4 比較優勢理論（也叫邊際產業轉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運用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優勢原理，把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以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著重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比較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比較成本已經處于劣勢或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將其投向東道國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由于投資與貿易之間是互補關系而非彼此替代關系，這樣能更好的促進雙方貿易的發展；（2）中小企業應走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前列。因為：①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更容易成為“邊際企業”；②具有邊際效率的中小企業與東道國相應工業的技術差距更小，更適合于當地的生產條件。
評述：比較優勢理論從宏觀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具有開創性，并且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作了有機結合的統一解釋。但是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理論，只能解釋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以垂直分工為基礎的投資。最后比較優勢理論低估了發展中國家接受高新技術的能力，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發達國家的邊際產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啟示：（1）從轉移邊際產業開始，逐步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將我國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生產能力過剩的輕紡、家電、電子等行業轉移出去，在獲得由于技術優勢而產生的超額利潤、保障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需求的同時，還能通過技術的傳遞和市場的拓展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并逐步實現產業遞進，最終向高附加值產業延伸。（2）中小企業由于其小批量生產，經營靈活，適應性強等特點，更容易在海外市場找到立足點并迅速占領當地市場，所以我國應大力鼓勵中小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3、在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上，選擇在經濟發展程度、技術發展水平上和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和地區，積極關注和投資開拓這些地區相對落后的產業，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
1.5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專家、里丁大學國際投資和國際企業教授約翰•鄧寧在借鑒了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結合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資源稟賦學說的基礎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觀點：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保證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區位優勢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只有三種優勢同時存在，國際直接投資才會成功，而這三個方面的優勢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投資決策和投資方向。（如表1所示）。
評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借鑒和綜合了以往跨國公司理論的精華，最為完整的解決了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動因和決定因素，被譽為解釋跨國公司行為的“通論”。它的形成，標志著跨國公司理論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和穩定的階段。但是折衷理論所提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條件過于絕對化，并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3種因素等量齊觀，缺乏主次之分且對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缺乏動態的分析。
啟示：（1）充分認識和利用企業已具備的所有權優勢，將其作為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國家研究并制訂促進這些優勢發展的鼓勵政策，企業建立產品創新和更新管理的機制，不斷形成新的所有權優勢。（2）發揮我國企業內部化優勢的潛力。我國部分企業在引進、生產產品并使之適應東道國市場方面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優勢，同時也具有使這類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企業通過申請專利保護、嚴格限制技術的使用范圍、期限和條件來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并利用跨國公司內部的母公司與各子公司之間的轉移價格確保外部貿易內部化。（3）重視區位優勢。不僅要重視風俗、消費習慣、市場距離等區位因素較優越的亞太地區，還要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域進行有選擇的直接投資來獲得高新技術以及大容量市場等。
2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
2.1 小規模技術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著名教授劉易斯•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紀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
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生產制造技術正好為低收入國家的小市場需要服務；②發展中國家在服務于海外同一種族產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產中頗具優勢；③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大型跨國公司所無法比擬的低價產品營銷優勢。（2）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動因主要有：保護出口市場；突破配額限制；尋求低成本；種族紐帶；分散資產；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以及在海外培訓人才等。
評述：小規模技術理論把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十分積極的指導意義。但是，威爾斯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上，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生產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產品的行為。
啟示：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我國的中小企業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實力相對較弱，但是中小企業可以利用低成本、適當規模和適應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2.2 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學者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對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
主要觀點：（1）強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對引進的技術加以消化、改進和創新的再生過程。（2）發展中國家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主要有四個因素：①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②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其生產和產品與當地的供需緊密結合；③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④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的產品能夠適應相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需求。啟示：（1）積極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同時加強這些技術在國內的再生過程和自身技術的改造和創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異優勢；（2）對投資國市場進行深入的研究，了解當地的生產供需狀況、市場特征和企業條件，開發不同的產品，培育我國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3）以民族文化為紐帶，加強民族產品的優勢。加強我國部分產品（如中藥、絲綢）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為紐帶，拓展生存空間。
2.3 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坎特威爾和托蘭提諾針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并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2）發展中國家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決定因素，影響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3）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化：在產業分布上，從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橫向一體化生產活動轉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評述：該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提供了思路，并且為不具備絕對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技術積累的路徑。但該理論認為，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表現在大量的研發投入上，而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則沒有很強的研發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與組織能力來掌握與開發現有的生產技術。啟示：（1）在區位選擇上，遵循漸進發展軌跡，首先利用種族聯系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隨著經驗的積累再逐步向其它發展中國家擴展，最后，為獲得更為先進、高級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2）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投資區位拓展為基礎，不斷推動對外投資的發展和本國產業的調整和升級。
2.4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采取實證分析的方法，將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從動態角度描述了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地位的辯證關系。
主要觀點：鄧寧用人均GNP代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用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流量的差額代表該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區分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見表2）第一階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階段（400-2500美元）、第三階段（2500-4000美元）、第四階段（4000美元以上）。評述：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為發展中國家投資地位的變遷描述了一個大概輪廓。但該理論只強調了事物發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沒有認識到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結構迥然不同，而且經濟結構也存在不平衡性，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啟示：（1）根據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基本處于第二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仍較微弱，所以，應以我國的具體國情和企業的自身實力為基礎，謹慎決策，而不應盲目的追風，一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2）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平衡性，我國個別發展程度較高的產業和企業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發展壯大的一種方式，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3）企業可以通過對國外技術和經驗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強自身的實力，培養自身的競爭優勢，為大規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早日進入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打下基礎。
3 結束語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利用國外資源,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中國企業只要充分認清國際競爭特點，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郭文強,張澤文，張少杰，李燕.對外資金投資理論研究綜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
［2］齊曉華.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及其在國內的研究［J］.經濟經緯，2004，（1）.
［3］李洪江.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
第5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范文
（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謀求戰略技術聯盟及并購其他企業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術和技術開發力量。不斷地大量增加研究開發投入進行研究開發不僅風險大、周期長，而且研究開發所需的巨額資金即使是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也難以承擔。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更多地通過與其他企業建立戰略技術聯盟和并購（包括跨國并購）相關企業來提高技術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但戰略技術聯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6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范文
在這種復雜的國際投資形勢下,我國正以穩定的增長速度,逐步成為世界最重要的投資主體之一。雖然取得了喜人的成績,但是我國對外投資受到技術、人文條件等復雜因素的影響,整體投資質量并不是很高,并且相對規模較小。在這些制約條件及負面因素影響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之路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在我看來,我國加強對外直接投資,不能只看重數量而不注重質量,而應該建立統一的考察投資指導意見,幫助對外直接投資者尋找正確的投資方向。最重要的一點是,努力提高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技術含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只有提高產品科技含量,才能應對一些國家的非貿易壁壘中,甚至在經濟危機中立于不敗之地。否則的話,外表喜人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只會在一場風暴中化為烏有。在這之中,尤其需要加強對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統籌規劃安排。
跨國公司,顧名思義,是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外設立分公司或控制東道國當地企業,使之成為其子公司,并從事國際化生產、銷售和其他經營活動,以獲取高額利潤為目的國際性企業。根據資料統計,全世界跨國公司母公司數量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的20000家左右,而到了2006年,這個數字增長到了73000家左右,而子公司數量更是從90000家增長到了近100萬家。從數字上不難看出,跨國公司的總體規模正在不斷擴大并且其所占GDP比重正在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單項跨國購并規模日益擴大,金額屢創新高,比如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的購并金額達到3500億美元之巨。
而我國跨國公司的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也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截至200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累計達920.5億美元。在這么輝煌的成就背后,我國的跨國企業對外投資也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1.我國的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額大多集中于“國字頭”企業。在中國跨國企業一百強中,民營企業僅僅占了不到15家,而大多數的企業,則是以國有或者國營企業身份露面的,這種現象就造成了我國對外投資的數據喜人,但是真正應該唱主角戲的民營企業卻被擠在角落處,這也是我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結構不均衡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2.我國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質量有待提高。雖然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額逐年迅猛增長,但是受到外國技術封鎖等多方面條件制約,我國對外投資企業和領域大多都集中于采礦、制造等技術含量低的方面,從而造成了我國對外投資基礎的不穩定,如果產生經濟危機,則這些企業最容易遭受重創,以至于增加對外投資結構的不穩定性。
3.跨國公司目標不夠長遠。我國跨國公司在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中長期企業跨國購并等形式,對外投資并不是十分理性,往往局限于公司聲譽或者眼前對本公司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而忽視了長遠層面可能對公司發展的風險性威脅,盲目冒進,從而很容易在公司未來的發展中,舉步維艱。比如,跨國購并的過程中多數跨國公司都會忽視公司文化的問題,而這個看起來并不十分起眼的問題很可能導致跨國公司在購并后的發展方向與當初所預計的方向南轅北轍,偏離預期。
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雖然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是同時也與問題并存,只有真正解決中國對外投資發展之路上的障礙,才能夠真正地在對外投資之路上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在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使用理論中,小規模技術理論無疑比較適合我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特點以及發展導向的理論基礎。小規模經濟理論主要強調了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競爭優勢來自三個方面,即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低價產品營銷戰略三個方面的優勢。對于我國而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悠久的歷史文化可以很好地將低價產品營銷戰略優勢和民族文化產品的推廣優勢發揮到最大化。同時,跨國公司應該盡量避免企業“虛榮心”作祟,而應該從實際層面出發,謹慎評估對外投資的可行性,從而避免“得了面子,失掉了里子”。
參考文獻:
[1][美]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第四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第7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范文
國有化風險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自本世紀中葉以來，拉美及中東國家紛紛對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實行國有化,國有化由此成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面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對于投資國來講,國有化風險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安全性以及投資利益的保護，對于東道國來講,國有化風險關系到東道國家對自然資源的，對于跨國公司來講,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流向、發展趨勢以及全球性戰略的實施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本文擬就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面臨的國有化風險以及風險防范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有化風險
所謂國有化是指一個國家依據其本國法律將原屬于外國直接投資者所有的財產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類似的措施,使其轉移到本國政府手中的強制。
根據國家的原則,一個國家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有化,屬于國家的國家行為，是一個國家的體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國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對自然資源永久的必然結果,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一種重要手段。東道國對外資實行國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和支持。聯大1962年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規定：“收歸國有、征收或征用應以公認為遠較純屬本國或外國個人或私人利益為重要之公用事業、安全與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聯大1974年
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義務》第2條規定:“每個國家有權將外國財產的所有權收歸國有、征收或轉移……。”西方發達國家也被迫承認東道國的國有化權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國政府向伊朗政府遞交的照會宣稱:“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該公司承認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原則。”1956年8月在倫敦舉行的蘇伊士運河會議上，德國、英國和美國政府聯合聲明:“對埃及政府作為一個國家而享有充分的權利,包括對外國人的資產實行國有化不持任何異議。”
本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很少看到國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就出現了國有化的。據統計,從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國有化,共發生了1954件國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國有化412件,60年代為406件,70年代約1136件,可見國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為219件,中東為464件,非洲為826件,拉美為454件〔1〕。從行業分布來看,國有化的行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采礦、冶煉、石油、農業等部門。從國別來看,英美兩國受國有化的影響最大,1960～1964年期間,在所有報道國有化的事例中,英國子公司半數以上主要分布在農業、銀行業和保險業。70年代,美國子公司日益成為國有化的主要目標,受影響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礦、分支銀行、公用事業和運輸業,大型子公司承受國有化的壓力最大。就美國子公司看,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其沒收的比率比資產少于100萬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間,在被國有化的342家美國子公司中,有158家發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國有化的英國子公司中,則有419家發生在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盡管東道國實行國有化的權利在國際社會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問題在于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權利的同時是否應附加條件限制對此,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上將國有化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有化和違法的國有化。并且認為合法與違法的標準就是看國有化是否具備以下這些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許多國際條約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聯大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中規定征用要以“公用事業、安全或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在許多國家的憲法里也有類似的規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則。國有化和征用必須遵守正當的法律程序,這也是國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則,可能會涉及到國家責任。
3.不違反條約義務的原則。即國有化應受國際條約和國家承擔的契約義務的限制,違反條約義務的國有化是非法的,這是“條約必須恪守”的國際法原則的具體體現。
4.支付公正補償的原則。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補償作為判斷國有化合法性的一個標準。
5.不歧視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無不正當歧視,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時,必須對其境內所有的外資同等對待,不得對特定的某一國家的外資實行國有化,這是國家平等原則所要求的。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事件嚴重威脅著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也影響到東道國吸引外資的環境,因而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直接的、一次性的剝奪投資者的國有化,已為以間接的方式逐步影響投資者利益的間接國有化所取代,呈現出間接國有化即當地化的發展趨勢。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嚴重威脅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損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中最主要的風險之一,國有化措施對投資安全和利益的影響還在于是否在國有化之后給予充分的補償。國有化之后是否給予補償?應給予何種補償?補償的根據何在?對此,國際社會存在著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和原則:
1.全部賠償原則。即赫爾原則,這是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在1938年提出來的,認為實行國有化的國家有義務以“充分、即時、有效”的方式對財產被國有化的外國投資者支付全部賠償。這一原則是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以保護既得權益和反對不當得利為法律依據。
2.不予補償的原則。東道國采取國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對被征收財產的外國投資者進行補償的國際法律義務,因而不必予以補償。這一原則的主要根據是國家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既然國有化是東道國行使的行為,是一國范圍內的事情,應由國內法決定,采取國有化措施是維護自己的權利,不應予以補償。至于在一定情況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慮或出于國際禮讓,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給予一定補償,但不是法律義務。
3．適當補償的原則。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說和主張,比較符合實際。關于適當補償原則的根據存在著分歧,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一原則的合理根據是公平互利原則和國家對其自然資源永久原則。在國有化補償的實踐中,一般都是采取適當補償的原則,特別是通過“一攬子協議”(lumpSumExpreement)給予部分補償,如伊朗征用美資石油公司,是補償原金額的10%,戰后東歐國家國有化的補償額都是部分補償。我國在國有化的實踐中也采取適當補償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達成的解決資產要求的協議中,我國同意支付8050萬美元作為對解放初被國有化的美國資產的補償,這只相當于被中國收歸國有的美國總資產的41%〔3〕。
二、國有化風險的防范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要保證投資的安全,必須對國有化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風險的防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母國方面
跨國公司的母國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的風險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保證制度。這是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與鼓勵本國的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法制度建立這一制度的主要動機是通過對本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包括國有化風險)提供法律保證,以達到促進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強本國國際競爭地位的目的。這種保證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二是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護。
其一,一般來講,各國的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對匯兌險、征收險和戰亂險三種政治風險進行保險,由資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國營公司或政府機構充當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經東道國批準并符合母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合格投資。
各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投資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及其運作程序所作的規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國公司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申請投保,經審查批準后,雙方簽訂保險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納保險費的義務。(2)一旦發生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根據保險合同向海外投資者賠償損失。(3)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取得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和請求權,向造成該項投資損失的東道國求償。
其二,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證。如美國的《對外援助法》,日本的《輸出保險法》等等。
第二,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簽訂的保護投資的雙邊條約。母國為了對海外投資者面臨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通常與東道國締結雙邊投資條約,為國有化風險提供條約,使其成為兩國政府的共同保證,以與其國內法的保證相互配合,加強其保證的效力。而東道國為了吸引外資,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也給外資以安全感。各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關于國有化的規定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國有化的方式;二是關于國有化的條件。幾乎所有的雙邊投資條約都規定國有化必須遵守的某些條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視性、補償和司法審查。如日本與埃及1977年的協議規定:締約國各方國民和公司的投資和收益,在締約地方的領土內不得實行征收、國有化、限制或具有相當于征收、國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條件:
(1)該措施是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當法律;(2)該措施不是歧視性的;(3)給予及時、充分和有效的賠償。荷蘭、德國、美國、英國的樣板條約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規定。我國與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與上面的規定基本內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國與瑞典1982年的投資協定第3條規定:“締約任何一方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在其境內的投資,只是為了公共利益,按照適當的法律程序,并給予補償,方可實行征收或國有化,或采取任何類似的其他措施,補償的目的,應使該投資者處于未被征收或國有化相同的財政地位。征收或國有化不應是歧視性的,補償不應無故遲延,而且應是可兌換的,并可在締約國領土間自由轉移。”〔4〕
第三,母國通過參加多邊條約和多邊投資保險機構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國有化風險保證。
1985年世界銀行年會通過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條約保證,該公約在其承保的險別中規定,該機構承保征收和類似措施的風險,即“由于東道國政府的責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為,其作用為剝奪保權人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或剝奪其投資中產生的大量效益,政府為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而通常采取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措施不在此列”。
為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世界銀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邊投資保險機構。該機構的業務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資的國家的議會組織或政府剝奪投資人的所有權或應有的經濟利益遇到風險時”,以及“對接受投資的國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資者無處申訴,申訴被無故拖延和無法得到法律保障時”,“凡加入這一機構的國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機構可以申保,這一機構則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邊投資保證機構和保險機構承保對外直接投資國有化風險,因此,當跨國公司成為該公約或機構的成員之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控制,國有化賠償問題可能會成為國際求償的對象,這樣就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國際法上的保證,有利于促進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發展。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在控制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促進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東道國方面
防范東道國的國有化風險對跨國公司和東道國雙方都有好處。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向利潤豐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占領更大的市場,推行全球性戰略;而對于東道國來說,可以從大量的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選擇吸收高質量符合本國發展要求的投資,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國資本中的先進技術,并且可以消除跨國公司和東道國之間的不信任感,有利于雙方的友好合作,推動國際經濟向前發展。
為了保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合法權益,許多東道國都通過憲法或外資立法對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明確規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條件下才實行征收或國有化,并給予補償,以此來維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經濟。關于國有化保證的國內立法,各國的實踐均不相同。有的國家只通過憲法作出國有化保證。如印度憲法規定:“除非根據規定對取得資產給予賠償外,對任何財產不得進行強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亞憲法規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據特別征用法所定條件的命令,并通過司法程序協商,確定支付公正補償,對任何人的財產不得進行剝奪。墨西哥憲法規定:“除非為了公用并支付賠償,不得征收私人財產。”阿根廷、馬來西亞、菲律賓、南斯拉夫等國的憲法也明確規定,征收財產必須為了公共利益,通過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補償。中國憲法第18條規定:中國允許外國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中國法律規定在中國投資及從事其他活動,它們的合法利益和權利受中國法律保護。
除了在憲法上的保證之外,許多國家還在其外資立法中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保證,保證的范圍通常還較為廣泛。印度尼西亞外資法規定:“除非國家利益確實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規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資企業的所有權,不得采取國有化和限制該企業經營管理權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時,“政府有義務進行賠償。賠償金額、種類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國際法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協商解決。”埃及關于外國資本投資及自由貿易區法規定:“除通過合法程序,項目不得被收歸國有或征用,投資也不得被沒收、扣押和查封。”蘇丹1980年的《鼓勵投資法》規定:“除非為了公共利益,依據法律并對投資者支付公正補償,不得實行國有化,補償的價值是在國有化時對投資者的財產估價后的時價。”泰國1970年的《投資促進法》則保證不對所鼓勵投資的企業的活動實行國有化。我國的外資立法對國有化也有規定,1986年頒布的《外資企業法》第5條規定:“國家對外資企業不實行國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外資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行征收,并給予相應的補償。”〔6〕
我國目前的國際投資保險制度不同于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為了外國或港澳地區投資者在我國境內的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保險。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頒布了《外國投資保險(政治風險)條例》,將外國投資的政治風險列為重要的財產保險內容,對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的政治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國公司
從微觀的視角來考察,對國有化風險進行防范時,跨國公司本身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跨國公司對國有化風險的防范可以三個階段來進行,一是投資前期,二是投資中期,三是投資后期。不同階段的風險防范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1.投資前期階段。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前期階段,主要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可以評估投資的風險程度并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跨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對具體的對外投資項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首先要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分析,這是從宏觀上對東道國的投資風險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國別評價報告”,說明東道國在國有化風險方面所具有的客觀狀況。
在“國別評價報告”中,在對國有化風險進行分析時,要注意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第一,東道國國內法即外資立法中關于國有化風險的保證狀況。第二,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是否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雙邊協定中是否有國有化風險的保證條款,保證的內容和范圍如何。第三,東道國是否參加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是不是公約的成員國,是否承擔公約所要求履行的國際法義務及其保證責任。投資前期階段的風險防范的目的是將風險控制在最小的范圍,盡可能避免風險,防患于未然。
2.投資中期階段。
投資中期的風險防范主要是指跨國公司根據在其經營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嚴重影響投資安全性與收益性的事件與因素,隨時采取調整措施,以保證對外直接投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變化,會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情況,因此,跨國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彈性的調整手段,具體辦法有:
第一,投資主體的調整。即跨國公司采取與東道國當地政府或企業共同投資,建立合資企業,這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手段,通過投資主體的分散從而使投資風險也分散,因為共同投資要求投資主體共負盈虧,共擔風險。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采用這種方式可以將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合資者身上,從而可以避免當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將風險分散。
第二,投資對象的調整。即跨國公司將投資的地域、行業、產品等分散化或多樣化,這種調整方式的實際應用價值較大,如美國在東南亞的一家跨國公司,投資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業,隨著當地國有化呼聲的高漲,該公司迅速將一部分投資轉移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了國有化的風險。
第三,投資方式的調整。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將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互換。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是常用的兩種投資方式,前者以購買股份和成為合資企業投資者等形式投資,按資產產權比重定期分紅,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銀行信貸、企業、商業信用等方式投資,這可獲得穩定的利潤。當國有化風險增大時,跨國公司將股權出賣或轉為銀行信貸、母公司的買方信貸等債權形式;而當債務危機增大時,跨國公司又將其貸款轉換為股份投資,這種轉移盡管有一定困難,但可以減少風險。二是進行投資幣種的轉換,即跨國公司為了防范風險將其投資幣種轉換為當地貨幣。
第四,投資戰略的調整。即跨國公司推行當地化的投資戰略,增大跨國公司的當地化程度。本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要求實行外國投資當地化,即“逐步國有化”,其結果實際上就是使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并使國有化風險大大降低。
第五,投資經營策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能否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地調整投資經營策略,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的生存和發展。當跨國公司與當地政府發生沖突時,跨國公司應從長遠利益出發,盡量與東道國保持友好的關系,寧可犧牲眼前利益,采取積極合作的政策,這有利于避免國有化的風險。
3.投資后期階段。
當國有化風險嚴重危及跨國公司的生存,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時,只能從東道國撤退。抽回投資采取撤退的戰略,必然會造成許多經濟損失,應當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同時采取多種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損失〔7〕。
注:
1〕〔3〕〔4〕〔6〕參見姚梅鎮主編:《比較外資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頁。
〔2〕〔英〕尼爾·胡德和斯蒂芬·揚著、葉剛等譯:《跨國公司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頁。
第8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范文
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有助于促進本國經濟的增長，它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多方位的，也是綜合性的，既有靜態效益，也有動態效益。
首先，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經濟增長不完全決定于國內消費和國內投資的拉動，還決定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相關商品如原料、機器設備、技術等的出口，從而擴大出口市場，改善對外貿易狀況。此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利潤，改善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
其次，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依賴本國要素積累的增長，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確保本國發展需要的關鍵原料、能源的進口；能主動引進關鍵技術，調整產業結構，從而改善本國比較優勢形成方式，提高人均利潤率。
再次，開放條件下，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的提升是本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條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設立跨國企業，能學習世界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一些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表明，在工業化中期和工業化后期，推進企業國際化和產業國際化，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經濟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多地是通過獲取海外市場和資源；通過向外轉移國內剩余生產能力，從而促進本國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對外貿易的發展來實現的，更多地體現為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
一、在獲取海外資源方面。
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可以概括為出口導向型戰略。這種戰略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給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資源與環境的壓力。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源矛盾十分突出并在加劇。近幾年，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加快，并逐漸成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使我國資源進口量大大增加。例如，我國已由全球最大的煤炭生產和出口國轉為煤炭進口國，鋼材、石油進口量也急劇增加。我國屬于大國經濟，大量的資源進口，已經對世界市場價格產生強大影響，導致價格上升。與進口相比，對外直接投資以內部化方式獲取國內短缺的戰略性資源，通過跨國企業內部轉移定價降低了資源使用成本，是一種穩定有效的獲取資源的方式。比如，在礦業方面，首鋼投資1.2億美元收購的秘魯鐵礦，中信公司投資1億美元合資經營的澳大利亞波特蘭鋁廠、在美國衣阿華州的中興鋼廠；在石油行業方面，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先后收購蘇丹、哈薩克斯坦等地油田，并在印度尼西亞合作開采石油等，都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二、在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方面。
目前，我國經濟已進入高速發展而內需相對不足的階段，許多企業和行業的生產能力大量閑置，為此，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我國的產業升級雖然可以在本土范圍內進行，但回旋余地較小，從國際經驗來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應該是在全世界范圍進行的。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我國一些傳統的“夕陽”工業和一些“朝陽”產業中的“夕陽”環節，轉移到其他國家，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這些生產能力，是使這些資產繼續發揮作用，減輕國內企業困境的重要途徑。經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規模的技術引進、技術吸收和技術改造，我國在輕工、機電、紡織等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領域擁有獨特的成熟技術優勢，主要反映在產品的工藝設計和產品功能定位方面的技術創新優勢和管理優勢。一些企業充分利用這些優勢，主動走出國門，發展對非洲、中東、拉美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據統計，初級加工制造投資已經占到我國全部海外投資企業的50%左右，并且還在繼續增長。這些海外投資轉移了一部分國內的過剩生產能力，有效緩解了國內市場壓力，提高了企業的經營利潤，增強了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與此同時，對外直接投資還是我國獲得國外先進技術的重要捷徑。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在發達國家購并高新技術企業，或者與當地擁有先進技術的高技術企業合資設立新技術開發公司，雇傭當地工程師、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熟練工人，利用當地的先進設備，直接吸收許多在國內難以獲得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那些建立在信息資源集中地的國外分支機構，還可以將從當地獲得的大量技術市場信息及時、準確、直接地傳遞到國內公司總部，有助于國內企業及時了解世界前沿技術動態和國際市場行情，從而優化國內企業的各種經營活動。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的一些沿海發達地區的大型企業已經率先行動起來，積極進行以獲得國外先進技術為主要目標的海外直接投資。例如，上海復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日本等地設立高技術合資企業，開發與生產UPS產品和計算機軟件，并將先進技術轉移到國內，加速國內產品的更新換代。中國最大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上海華虹微電子公司在西方發達國家設立研究與開發型企業，以提高整個公司的新產品開發能力。再如著名的民營企業萬向集團收購了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UAI公司，其主要目標是獲得和跟蹤UAI在制動器方面的先進技術。又例如，華為集團分別在美國的硅谷、達拉斯、瑞典、印度、俄羅斯成立了實驗室；海爾在美國設立研發機構；長虹與東芝合作在日本設立研究與設計機構；聯想在香港和美國設立研發和技術信息中心進行技術研發，并進一步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這些設在技術先進地區的研究機構通過跟蹤、學習、研究、開發世界先進的技術，極大地提高了技術創新能力，為國內的技術成長做出重要貢獻。
三、在拓展海外市場方面。
對外直接投資對維護和開拓我國出口市場的促進作用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
首先是出口引致效應。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相關商品如原料、機器設備、技術等的出口，從而導致的出口增加。如前所述，在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本構成中，實物資產和無形資產投資約占2/3，其中主要表現為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這部分資本品和原材料的輸出導致出口的增加。
其次是市場擴大效應。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設立工廠，就地生產和銷售，能夠繞過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進一步維護和開拓出口市場。此外，通過在國外建立銷售網絡，可以減小經營風險，從而能夠在有一定市場風險的國家開展貿易，擴大市場范圍。通過在國外建立售后服務網點，可以進一步了解當地顧客需求，提高營銷服務水平，從而擴大銷售規模。我國一些大型家店集團如海爾、長虹、海信等紛紛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設廠生產銷售，均取得不俗的經營業績。
最后是貿易關聯效應。產品的出口要涉及一系列的中間環節，如產品的運輸、分包裝、倉儲、銷售和售后服務等。為了增強適應市場的能力和降低風險，我國的一些大型企業集團相繼在國外建立相應的服務設施，發展倉儲業、零售業、運輸業、銀行保險業和咨詢服務業等。此類服務設施的建立，一方面促進了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間接促進了對外投資企業和其他國內相關企業的出口貿易的發展。
盡管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目前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和困難。如在宏觀管理體制和相關政策上，境外投資項目審批程序繁瑣；缺乏完善的投資保護機制；對外投資監管薄弱，國有資產流失嚴重；金融和信息服務水平較低，還不能滿足對外直接投資的需要。從企業自身的狀況來看，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規模普遍偏低，企業國際競爭力不足；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散，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對外投資地區結構也還不盡合理等等。為此，我們還需要采取下列有利措施，進一步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升我國對外開放的水平。
第一，要進一步從戰略的高度認識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和緊迫性。20多年來，引進外資成為我國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外資企業的高效率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也對國內經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從中長期來看，我國有必要采取“外資退卻戰略”與“內資推進戰略”以鼓勵本土企業家的迅速成長。加入WTO后，我國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發生很大變化，“入世”在給我國企業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不能搞一刀切，不分條件地片面強調所有企業都要“走出去”。我國目前存在收入水平的巨大區域差異，既有深圳市、北京市和上海市人均GDP已超過3500美元的地區，又有廣大的低收入地區；既有實力雄厚并已基本實現市場化的大型企業，又有眾多設備落后、還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中小企業。因此，我們應該分地區、分企業來考慮“走出去”問題，企業則應結合本企業優劣勢，分析當前國際市場形勢，從戰略高度來全盤度量是否和能否進行海外投資，而不是不切實際的盲目跟從和簡單模仿。
第二，應該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來確定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和基本類型。從國際比較來看，當前我國在國際分工階梯中總體上處于中游地位：相對于更低階梯國家而言，我國某些產業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相對于更高階梯國家而言，學習和趕超則是未來一段時間內面臨的主要任務。我國在國際分工階梯中的特定位置決定兩類不同性質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同時存在。一類是優勢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即以發揮局部相對優勢、轉移邊際產業、促進國內產業調整為目的而對更低階梯的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另一類是學習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即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國內產業升級、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向更高階梯國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
以對外直接投資質的劃分為出發點，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我們可以有針對性地探討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基準。一是邊際產業基準。根據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一國應將本已處于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的產業轉移至該產業正處于優勢地位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這樣雙方都可以獲取比較利益。邊際產業擴張論對我國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有一定的指導作用。我國在紡織、食品、輕工等行業擁有過剩加工能力和技術，這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已經飽和, 屬于“邊際產業”。把這些產業轉移到在國際分工中處于更低階梯的國家，將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顯然，這一基準適用于優勢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二是產業相對優勢基準。海外投資企業要想戰勝東道國同類企業，必須具有某種特殊優勢。這種優勢并非指企業的絕對優勢，而是指與東道國企業相比所具有的相對優勢。這是優勢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一個重要基準。產業相對優勢的構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產業發展的歷史，產業技術的積累和創新，以及資源供給的便利性或產業的市場優勢等。根據英國經濟學家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小規模技術和經過吸收及創新的引進技術都可以構成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相對優勢。三是對國內相關產業的輻射效應基準。衡量對外直接投資輻射效應大小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產業內垂直貿易量，即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能形成的與母國相關生產環節的交易份額，它主要由產業內各生產階段的關聯度或連鎖度來決定。一般而言，產業內垂直貿易量與產業關聯的深度和廣度成正相關關系。因此，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方向應選擇對國內相關產業具有較強關聯效應的產業部門。這一基準既適用于優勢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適用于學習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四是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基準。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基準要求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向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的趨勢相藕合。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的轉型時期，經濟發展已經由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擴張方式轉變為以集約化、高度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必須體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重視對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具有直接助長作用的投資方向。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標準適用于學習型的對外直接投資。
第9篇：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范文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發展中國家跨國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呢?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如壟斷優勢論、內部化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主要是從發達國家的角度來闡釋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與條件。這些理論基于其產生的背景與條件，并不能很好地解釋發展中國家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優勢與動機，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尤其不能解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開展投資的現象。
針對這種新的現象，不斷有學者提出一些新的理論。截至2004年，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449億美元，遍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僅200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5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和領域正在不斷擴大。目前，中國已被列為世界上主要的直接投資來源國之一。鑒于中國在發展中國家跨國直接投資行為中的代表地位。本文將結合中國企業的實際案例，以理論為依托進行闡述。
一、小規模技術理論
20世紀七十年代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威爾士在《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和《第三世界跨國公司》中提出了“小規模技術理論”。他認為企業的競爭優勢不僅來源于大規模生產中的現代化技術，而且來源于適合小規模生產的技術，且小規模生產中的低成本優勢與母國市場特征的相似性等均可構筑對外投資優勢。小規模技術優勢主要包括：
第一，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低收入國家制成品市場的一個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而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開發了滿足小市場需求的生產技術而獲得競爭優勢。這種小規模技術在生產上有很大的靈活性，適合小批量生產。我國就具有這種小規模生產的適用技術，如小批量的制造技術、多功能的機器設備等，對發展中國家有很強的吸引力，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如上海自行車集團在不斷擴大出口的基礎上，在加納創辦了鳳凰自行車加納有限公司，年生產能力達15萬輛；在巴西建立了兩家合資企業，年生產能力50萬輛。由于我國的生產能力和層次正好與當地消費需求偏好吻合，所以在加納和巴西的直接投資取得了良好效益。
第二，種族和文化相似性優勢。在現實生活中，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趨向于在民族、文化等較為相似的地區投資，進而形成民族特色投資。據統計，我國海外投資多集中在港澳、北美、大洋洲等地區，主要原因是上述國家或地區多是華人聚集地，進而與我國有著相似的文化背景。
第三，低價格和接近市場的優勢。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更傾向于采取低價營銷策略，且投資集中于地理位置相近、生產條件相似的地區，并在獲取生產要素、市場進入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以我國跨國公司為例，中國的跨國公司生產成本相對低廉，同時不像大型跨國公司那樣付出昂貴的廣告費和龐大的管理費用，再加上派出人員的費用和出口設備、零部件相對便宜，使產品能以低價進入國際市場，獲得豐厚的利潤。所以，這種小規模制造產品是中國跨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競爭優勢。例如，中國在紡織、玩具、制傘、鞋帽等行業有較強的競爭優勢。
小規模技術理論強調的是，并非只有發達國家企業具有競爭優勢，而是應該更現實地分析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競爭優勢，即發展中國家企業在不同產品、不同市場上可能比發達國家企業更具有優勢，如民族產品、特色產品、發展中國家市場等。
二、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從技術變動性能夠使發展中國家創新出獨有優勢出發，對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行為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吸收過程也是一種創新活動，不僅是對發達國家技術的改進和創新，而且使得此技術更適合當地條件，技術本身也由此得到發展和提高。因此，即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為小規模、標準化和勞動密集型等特點，但這種技術變動會使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產品更適合國內市場以及國外相似市場的供給條件與需求條件，從而給企業帶來新的競爭優勢。這一理論的適用性在我國許多領域的企業跨國經營中得到了很好的論證。
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技術領先、投資環境優越、市場容量巨大、投資機會也多。通過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一方面可以獲取我國經濟建設急需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短缺的資金、設備等資源；另一方面可以抓住發達國家產品周期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整轉移帶來的機會，使我國一些具有相對優勢的技術、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比如，我國在某些高科技研究領域，如航天技術、激光通訊、生物遺傳工程等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由于有些科技成果國內產業化條件尚未成熟，產業化程度比較低。這些企業或科研機構通過技術入股或與外國合作，在國外技術資源和智力資源密集的地區設立研發中心和科技型中小企業，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效應，就可以提高產品的高新技術含量，增加企業的競爭力。
三、不均衡理論
“不均衡理論”是由美國學者穆恩和羅伊在1993年和2001年提出并逐漸完善的。這兩位學者認為，正是資源和要素方面的不均衡，才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特別是向發達國家進行投資。他們指出，企業不僅可以因為其所有權優勢對外投資，也可以因為其所有權劣勢到國外投資。
第一，為了尋求市場。根據不均衡理論，發展中國家跨國直接投資是由于企業的所有權劣勢（如有限的市場份額）而引起的企業資產組合的不均衡。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緩和國內失業和社會矛盾，對制成品和初級產品的進口實施嚴厲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一些發展中國家出于本國的經濟利益，也相繼實行進口替代政策，禁止或減少制成品的進口。而由于自然稟賦條件，以及經過幾十年的深化改革和利用外資，我們的產業如輕紡、家電、電子、機械等部門的生產出現了總供給過剩而國內市場相對飽和，此時我國采取對外直接投資，就可以繞過貿易壁壘，維持并擴大原有的出口市場。
第二，為了尋求恰當的生產要素供應。通過跨國直接投資，建立跨國公司，企業不但可以利用自己的競爭優勢，而且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我國在自行研究開發方面已取得了較大成績。但是，在當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知識經濟時代，由于資金不足，導致企業的研發投入有限，再加上科技隊伍實力不強，故自行開發遠遠無法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技術需求；在引進技術、購買技術方面，由于發達國家和大型跨國公司為了保持對先進技術的壟斷地位，防止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和擴散，故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都采取獨資方式，嚴格控制和封鎖先進技術，在技術貿易市場更是無法購買到。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發達國家政府對外資投資領域的限制較少，除尖端科技領域，一般的高新技術領域均可進入，因此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這一技術獲取途徑是最有效的。
第三，為了對競爭對手做出反應。目前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行業中存在著“第二名企業率先投資”現象。比如說，我國彩電生產行業中的康佳和TCL，它們先于長虹希望進行海外生產。為什么在很多情況下是實力較弱的、跟隨型企業率先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呢？不均衡理論顯然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