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的形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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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基金定投；外生變量；內生變量；完整市場周期；投資收益率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9-0067-02
如果把基金定投投資者追求的投資收益率作為因變量，影響投資收益率的因素可分為外生因素和內生因素兩類。本文將分別從外生因素和內生因素這兩種視角入手，對基金定投做出分析。
一、外生因素分析：基金定投的制度性誤解
1.扣款日并非可以選擇每月的任一天
基金定投盡管采用了每月固定日扣款的方式，但是，由于有的月份只有28天，所以為保證全年在固定時間扣款，扣款日只能在每月1―28日的區間內。同時，如遇節假日，扣款日將自動順延至下一個有效交易日。
2.投資者并非只能按月定期定額投資
在一般情況下，基金定投只能按月投資，但也有一些基金公司規定，定投可按月、按雙月或季度投資。現在多數單位工資一般分為月固定工資、季度獎、半年獎等。如果投資人的月工資只能剛夠支付日常支出，并且享有季度獎，按月投資顯然吃力，就只能按季投資。
3.投資者漏存后，定投協議并非馬上失效。
投資者因工資發放延誤、數額減少、偶爾忘記提前存款等因素，造成資金賬戶無法正常按時扣款，導致有些投資者以為自己違約，定投就會因此失效。事實上，部分基金公司和銀行對此有規定，如當日法定交易時間投資人的資金賬戶余額不足，銀行系統會自動在次日繼續扣款直到月末，并按實際扣款當日的基金份額凈值來計算，以此確認基金份額。所以，當月按時扣款不成功時，定投協議并沒有立即失效，投資者只要盡快在賬戶內存入資金即可。
4.投資者不能直接變更定投金額
對于普遍的規定而言，投資者簽訂定期定額投資協議后， 在約定投資期內不能直接改變定投金額，如果一定要變更，只能到網點先辦理“撤銷定期定額申購”手續，然后重新簽訂《定期定額申購申請書》后才能有變更權。
5.基金贖回并非只能一次贖清
很多投資者以為，基金贖回時只能把自己持有的定投基金一次全部贖回，實際上，定投基金除了可以一次性全部贖回外，假如投資者的資金需求數額小于定投金額時，還可以選擇部分贖回的方式。也就是說，投資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資金需求額度來贖回，余下的其他基金份額仍可繼續持有。
6.基金贖回后，定投協議并非自動終止。
實際上，基金即使全部贖回，之前簽署的投資合同仍然有效，只要原投資者的資金賬戶內有足夠金額，并且滿足其他扣款條件，銀行在今后仍會定期扣款。所以，客戶如想取消定投計劃，除了贖回基金外，還應該及時到銷售網點填寫《定期定額申購終止申請書》，辦理終止定投手續。或者，還可以人為造成連續三個月不滿足扣款要求，以此實現自動終止定投業務。
二、內生因素分析：基金定投的投資適應性
對于廣大投資者而言，基金管理公司是一個具有法人性質的、資格經過中國證監會審批的牽頭操作人，并且，它與其他基金投資者一樣，也是合伙出資人之一。因此，本質上，基金管理公司首先是一個企業。贏利是其得以存在的前提，作為實際操作者的投資經理，無論其投資水平有多高，盈虧均是常態，換言之，并非基金定投一定能保證只賺不虧，由此可見，這就很有必要研究基金定投的投資適應性。
1.市場整體進入快速上漲時期，如果投資周期較短，不適宜基金定投。
此處提及的市場，指的是基金投資的所有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實物市場以及其他。此處以比較有代表性的股票市場為例。從理論上說，當市場呈現上漲走勢時，基金單位凈值相對較高，此時投資者的同一額度資全能夠買到的基金單位數量相應較少；而當市場呈現下跌走勢時．基金單位價格降低．此時能夠買到的基金單位數量增加。基于此，從一個較長時間段看，投資者的基金總投資由大量相對低位的基金份額和少量高價基金份額組成．攤薄的結果是，每一單位的平均成本將會比單筆投資的單位成本低．從長期看，這樣增加了獲利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資金變現要求，投資周期等具體因素后．情況就會發生很大變化，見表（1）中“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的六大基金之一：阿爾法基金的相關數據。
阿爾法基金的投資范圍為股票、債券、貨幣市場工具等，并且以投資國內發行的A股股票為主。表1中數據的時期背景，正值我國A股整體市場急劇上揚之際（上證A股指數2007年3月份站上3000點，同年8月份已經站上5000點），除了7月25日之外（大盤回調），通過表（1）中的半年數據，可知該基金凈值平均每月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投資500元可以購買到的基金份額也隨之以10％左右的比例減少。可知，如果投資者對于自有資金的流動性要求比較高，即投資周期比較短，就沒法充分享受長期定投帶來的低成本優勢，并且，由于大盤處于急速增長期，回調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加入投資者在基金凈值高位時持有基金，并且不愿意長期持有，就很容易產生基金高凈值、低份額和投資者變現要求之間的矛盾。因此，如果投資者沒有足夠的耐性，在市場急速上漲階段，就不適合選擇基金定投。
表1 上投摩根―阿爾法基金2007.3―2007.8數據①
2.基金定投適合參與完整的股市市場周期
在基金定投的實際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一個與我們正常推論相悖的結果：在股市低點進行基金定投的最后收益竟然會明顯低于在股市相對非低點介入時的收益。事實上，出現這個結果，有兩個前提，一是基金定投的投資者持籌時間相對較長，從而可以歷經一個較為完整的股票市場周期。二是大盤的整體趨勢向上。以下仍以投摩根基金公司為例，選擇其中的“中國優勢基金”近兩年的相關數據來描述和解釋這一意料之外的結果。
從2004年12月到2006年8月，股市經歷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下跌、底部整理、上漲的運行周期。以下分別通過A、B兩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做出分析。
假設投資者A沒有市場分析能力，從2004年12月一直參與定投，截至2006年8月2日，共投資21個月。根據表2的數據計算，共持有基金份額9 114.02份，平均成本為1.15元/份，總收益5 965.12元(其中包含2005年11月1日每10單位基金派發0.2元紅利)，計算后收益率為：5 965.12 /(500×21）=56.81％。
假設投資者B有一定的市場分析能力，通過仔細分析大盤，在2004年底到2005年年中股票市場下跌的熊市中沒有進行投資，而是選擇了在上證綜合指數處于1 000點的最低點開始定投。也就是在2005年6月2日開始定投。截至2006年8月4日。投資期為15個月，擁有基金份額6 117.85，平均成本1.23元/份，考慮分紅因素后，總收益3 564.05元，收益率為47.53％。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A的基金定投收益率56.81％，大于B的47.53％收益率，也就是說，具有投資分析能力，且選擇底部介入的投資者B的收益率竟然低于沒有投資分析能力、選擇非底部介入的投資者A。這是因為，投資者B盡管抓住了市場低點．但是由于在底部無法申購到足夠多的份額，最終導致收益率低于投資者A。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股票的市場整體趨勢向上的前提下，經歷一個相對完整市場周期的基金定投，即進行較長時間定投，其收益率會明顯高于參與不完整市場周期基金定投的收益率。這也證明了基金定投的“時間換收益”理念。
三、結論
本文針對影響基金定投的外生因素和內生因素分別做出了探討，并結合相關制度，通過具體實例的數據得出結論。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和深化，基金定投的形式也會不斷翻新，這就意味著，首先，在制度層面上，還會有更多的、符合基金定投市場投資者、托管人（基金公司）、管理人（銀行）、監管方（政府機構）需求的新規定推陳出新。其次，在具體的投資過程中，由于影響投資效率的因素將會不斷涌現，因此，結論不會僅限于本文的討論結果。例如，在定投品種的選擇上，是否股票型基金一定優于債券型基金？在投資時點的判斷上，是否應該因投資的恐懼心理而暫停？在贖回點的判斷上，是否應該因基金凈值上漲而贖回？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1]李曜.證券投資基金學：第2版[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2.
[2]蔡明超.證券投資基金績效評價――理論與實務[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10.
第2篇：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 動機和預期、參與、不確定性、投資秩序、演化
abstract: differing from the main stream theory which treat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as a calculus process to maximize their utility, the authors treat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as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in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develop a framework based on this point of view.
in this framework, participation index is used to describe investor's attitude and sense, inferred from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of investment decision. different investor groups 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participation indexes interact in investment decision make process and this interaction determine the produce and evolution of investment order which actually affect the make of investment decision. uncertainty equals the subjectiveness and undesigned of investment order evolution.
key words: motive and expectance, participation, uncertainty, investment order, evolution
現有主流經濟理論基本上把投資者動機和預期理解為投資者實現其效用最大化的計算過程，認為投資者能夠對自己的風險作出估算，并通過選擇不同金融產品來進行自身的風險管理，從而達到其風險與收益的最優對應。主流理論對于整個金融活動的解釋也是在這一基點上展開的。這一解釋把風險視為既定的、可計算的，投資者可以通過對風險的估算進行風險管理。可是，如果投資者實際上無法對風險作出估算，那么，又如何來理解投資者的動機和預期呢？在這樣一種無知（即無法計算風險）的狀態下，仍然以投資者的理性計算作為討論金融活動的出發點，將是缺乏理論解釋力的。
因此，需要重新理解投資者的動機和預期。我們認為，投資者的動機和預期表明投資者對于投資形成的參與，投資者的投資其實質不在于對既定風險的一種應對，而在于投資者通過其對金融產品的選擇而參與到風險形成過程中，通過參與風險形成的決定而實現其管理風險的目標。實際上，在這一過程中，投資者選擇金融產品所形成的儲蓄－投資，代表著投資者擁有一份參與投資形成決策的權利，重要的也在于投資者保有參與風險形成的權利。無數投資者所形成的儲蓄－投資，構成決定投資形成從而風險形成的權利結構，這一權利結構就是投資秩序。投資者通過儲蓄－投資實際上參與到決定風險形態的投資秩序的形成過程中，進而構成了一個參與儲蓄－投資的無數投資者在其間互動的復雜系統。投資者是這個系統運轉的基本決定力量，投資者動機和預期決定著參與投資決策的各類投資者群體的形成及其利益特征，從而決定著金融產品的創新設計、金融機構的風格，并最終決定著投資秩序的形成與演變。
通過投資者動機和預期，重要的是讀出投資者對于風險形成過程的參與，讀出投資者作為無數投資者中的一員對于投資秩序形成的參與。而且，只有當我們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投資者的投資行為時，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投資者在應對自身風險時所作出的種種日常金融選擇。也就是說，從參與投資秩序形成的角度來理解投資者動機和預期，可以包容對投資者應對自身風險的理解。而如果僅僅直觀地從投資者應對其風險的方面來理解其動機和預期，則只能觀察到機械的、被動的一面，進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誤解。
一．若干前提性討論
1．風險與不確定性
－－關于理性的不同理解
投資者的動機與預期的產生，毫無例外地是針對著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的，如果未來與現在沒有差異，就不需要有應對的準備。因而，討論到投資者的動機與預期時，就不可避免地要討論涉及到未來變化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這兩個概念。
現有主流理論集中于討論風險的管理。金融實務中的風險管理集中于可計量的風險，發展為一套技術高度復雜的金融工程，與此相對應，圍繞風險概念所進行的理論討論也主要是技術層面上的，基本上不關注最終決定風險形成的秩序演化。這些討論雖然也關注風險的制度背景，但卻是以既定的制度為前提的，制度在這里是外生的，并不構成對風險的決定關系。這一點可以說集中體現在學者們現在已不再對風險概念與不確定性概念的區分感興趣。在實際討論中，風險和不確定性這兩個概念很大程度上是被混用的。
如果僅僅從投資者選擇金融產品以應對自身的風險來理解，而不是從互動的角度來理解，那么，原來不可確定的變動，就變為可確定、可計算的波動了，這就是現有的風險的概念。這樣，就把決定投資收益的復雜關系，變為較為簡單的關系。由于不再討論由于行為主體的參與而構成的復雜性，因此，也就不存在與風險相區別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成為僅僅是行為主體對于風險的一種心理感受。
現有解釋個人儲蓄行為的理論可以說典型地體現了對于風險概念的技術性含義。在儲蓄生命周期理論（包括永久收入假說）中，典型的消費者對某一年齡的消費安排多少收入，將僅取決于他的終生收入，而決不是取決于當期的收入，因為消費者將選擇一個合理的、穩定的消費率，接近他預期的一生平均消費，所以，需要儲蓄來調節當期收入與平均終生收入二者之間的波動，以達到效用最大化。依據儲蓄生命周期理論，個人能夠確定其一生收入與一生消費，儲蓄在這樣的確定性條件下調節收入和消費，從而使其一生的收入和消費不斷地保持均衡，達到效用最大化。在這里，關于投資者的理性假定是由均衡觀來具體貫徹的，投資者的理性，不僅體現在他要使自己的一生效用達到最大化，而且，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投資者，能夠根據自己的一生收入來安排自己的消費，儲蓄是投資者調節其收入波動、從而保證效用水平不會發生大的波動的手段。
盡管儲蓄生命周期理論在幾十年中不斷地受到質疑，也不斷地出現修正這一理論的理論模型，如預防性儲蓄理論提出個人無法確定其收入，儲蓄不能是對臨時收入（終生收入與當期收入之間的差）的調節，而直接的是對收入波動的調節，即預期收入上升時，會減少當前儲蓄，反之則增加當前儲蓄，儲蓄額成為個人所不能確定的，而不是儲蓄生命周期理論中個人可確定自己的儲蓄額。不過，這些質疑并沒有構成對于儲蓄生命周期理論的替代，儲蓄生命周期理論的核心其實在于說明儲蓄對收入波動的應對，這與預防性儲蓄理論所強調的對于收入不確定性的防范，實質上是沒有根本區別的。預防性儲蓄理論只是把生命周期理論關于人的完全理性的假定，修正為有限理性，仍然貫穿著均衡的思想，堅持個人對于收入與消費之間均衡的可把握性，堅持個人對于自身面對的風險的可計算的理性。
現有的解釋投資者儲蓄行為的理論，都是立基在建構論理性主義之上的。建構論理性主義是不同于演化論理性主義的，其最大的問題在于沒有對人的理性加以限制，認為通過人的理性計算，可以獲得關于有效配置資源從而型構社會經濟制度所需的全部信息，因而社會制度是設計的產物。演化論理性主義則明確指出理性的限度，決定風險形成的投資者之間的互動過程，即秩序形成過程，是不確定的，是人的理性所不及的。秩序是參與的結果，而不是設計的結果。
建構論理性主義不注重個體的差異， 并把復雜分解為簡單。"人的行為如同遵從一定運動數學定律的機械系統中的元素一樣，是規則的，可預見的。如果起始條件和環境是已知的、是可測量的，那么就可確信，環境之中的個體行為就猶如氣體中的分子一樣，其行為是確定論。"（ 克勞斯.邁因策爾,第322頁 ）傳統的解釋框架實際上假定，投資者與其所面對的問題之間的關系是簡單的，投資者對于自身所面臨的不確定的應對，并不會引起投資者置身其中的社會關系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在這樣的假定下，投資者所面對著的世界與人自身，相互之間實際上是分離的、相互獨立的，這種分離決定著投資者所采取的行為，可以只是對他所面對的問題的一種應對，而不會使他所面對的問題發生任何的改變。這種分離意味著投資者之間也是相互獨立、相互分離的，不存在由于投資者之間多維的互動而影響和改變投資者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于是，復雜關系成為簡單的關系。
關鍵在于，投資者實際上無法在確定自己一生的效用從而收入與消費水平的基礎上，通過儲蓄來調節圍繞這一確定水平的波動，即進行風險管理。投資者之所以實際上無法對風險作出估算，最為根本的在于投資者所進行的風險管理本身是影響風險形成的要素，投資者通過風險管理實際上參與到其所面對的風險的形成和演變之中，因此，風險實際上是通過無數投資者之間互動而形成的，處于動態演變之中。
在這里，投資者是理性不及的。如果接受這一點的話，那么投資者的投資對于投資者的風險管理的意義，就需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了 。投資者投資的有意義在于，投資者通過其投資，實際上是參與到金融系統從而金融秩序的選擇中，而正是金融系統和金融秩序的選擇與再選擇，影響并決定著風險的形成和風險的水平。因此，對于投資者的投資、投資者金融風險管理的討論，必須放到投資者與整個金融系統的互動中，才能夠說清楚。正是金融系統和金融秩序的不斷演變，導致并決定著個體所承受的風險。
風險是投資者所承受的投資收益的波動；而不確定性則是決定著風險形態及其水平的金融系統與金融秩序的不斷演變。當然，不確定性總是要通過個體所承受的風險表現出來，也就總是要由個體來承受，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認為不存在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區分。而且，對于個體來說，他只是認識到他自身所承受到的風險的影響，他并不需要從自身所承受的風險而意識到整個金融系統和金融秩序的變化。但是，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區分是實質上存在的。
簡單的、無差異的假定，是以存在著先定的效率標準為前提的。可是，實際上不同的投資者有著不同的意愿，帶著不同的目的進行投資者。因此，重要的是投資者在投資決策形成中的位置，而不是某種先定的效率。布坎南說，"經濟，如果恰當地理解的話，既沒有目的(purpose)、 功能(function)，也沒有意圖(intent)。經濟是被一個結構、一組規則和制度規定的，這些規則和制度約束著人們在一個類似于游戲的互動的相互連接鏈中的選擇。"（buchanan, 1991,第27-28頁）
既然經濟在總體上是無目的的，由各投資者所參與的經濟其走向也是不可確定的、非決定的，是創造的，那么，傳統儲蓄理論所描述的儲蓄對于投資者追求其合乎意愿生活的作用就是有限定的，儲蓄在這里所要體現的人的理性是受到限制的，投資者所參與的社會經濟這個復雜系統，是投資者的理性所不能及的。這一系統的整體走向是隨時變化的，它必定隨這一系統中每一個體之間的互動而不斷形成，因而并不存在一個確定的可認知的情形。所以，人在社會中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自身應對外部問題的理性計算過程，更大程度上是投資者們之間相互協調從而形成并不斷演化秩序的互動過程。這樣的過程構成了一個復雜系統，在這個系統里，每個投資者的行為，實際上最終都將傳導到整個系統，并對原來的系統發生影響。在這里理性的計算是有限度的。理性，應該被理解人將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積極參與，而不能被理解為在可計量基礎上對自身所面對的不確定的把握。"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采用'經濟人假定'的目的，很大程度是為了比較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而不是為了'科學地'解釋（作出預測）各經濟主體的行為。"（buchanan,1987，第52頁）
投資者處于社會經濟復雜系統之中，其目標和意愿是受到其所參與的系統中所有成員的互動的約束，這一系統及其成員互動所形成的走向，是他理性所不可及的，他的理性體現在他參與到這一系統中成員的互動中。
2．選擇與參與
這里所進行的討論，是圍繞著秩序的形成與演化問題而展開的。這樣的問題既寓于行為主體的日常選擇之中，又不同于行為主體的日常選擇。因此，如何展開秩序問題的討論，秩序問題的討論與日常選擇問題是否能夠相容？如果能夠相容的話，又如何相融合？
新古典理論對于各類行為主體選擇行為所作的討論，是以制度規則的既定為前提的，市場作為制度在其理論中是作為一個場所、一種機制而出現的，在市場這么一個既定的設置下，各類行為主體展開交易，行為主體的交易與市場這一制度設置本身的變化之間，并不發生關系。在分離制度選擇與日常選擇的情況下，一方面制度演進被分離，另一方面對于個人的假定則變得機械、呆板。新古典經濟學依靠了一種選擇理論，在這種理論中，經濟當事人不能自由地選擇目的，對他們來說，目的是以無差異曲線的形式'給定的'。"（米塞斯，前言）
當然，在經濟理論史上，有許多的經濟學家力求把日常選擇行為與制度選擇融合起來討論。古典政治經濟學、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可以說是兩個最為重要的淵源，但這些理論資源在發展中往往被抽掉了其關注制度討論的一塊。可以說，把日常經濟選擇與制度選擇融合起來的討論，并沒有真正發展為成熟的框架體系。
在制度選擇的討論沒有獲得實質性的情況下，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試圖專注于制度選擇層面的討論，希望通過這樣的努力使制度演變的研究得到一個深入的發展。布坎南把人的選擇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市場中的私人選擇，一是對于公共物品的選擇，這兩個選擇屬于執行層面的選擇；還有一項是對于制度規則的選擇，這屬于立憲層面的選擇。因此，布坎南區分了執行層面與立憲層面的選擇，并且把這兩個層面的選擇看作是相互分離的。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聲稱專門研究對于制度這一立憲層面的選擇。
但這樣的努力似乎并沒有取得成功。立憲經濟學在幾十年里仍然停留在泛泛的討論中，并沒有更為深入的展開。看來，我們還得堅持，人的選擇只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并不能把人的選擇分為可以相互分離的不同層次。人們在日常的選擇中，必定進行了對于制度的選擇，而我們也必須從日常選擇出發，決不能脫離日常選擇來討論制度選擇。如果說秩序不是刻意設計的結果，那么，它必定是在人們無意識的日常選擇中生成并演化的。實際上投資者在進行金融產品的選擇時，一般地也不會意識到他在參與著秩序的形成與演化。這就是秩序的自生自發，秩序的不可設計。
3．動機與群體
心理學關于人類動機的理論一般認為，行為的心理動力和方向的機制是由于存在著為滿足需求、緩解焦慮的內部驅力（drive）， 這種來源于生物本能和后天習得的驅力，推動著人們從事各種行為。這些動機理論著重解釋了外顯行為與內部需求之間的心理動力關系和心理過程。近年來有關認知（cognition） 研究的進展揭示了知覺、預期、歸因等心理過程在動機構成中的重要作用，說明了動機結構的復雜性，對我們理解人類選擇行為背后的心理機制很有助益。然而，當我們需要借助心理學有關動機的理論深入認識投資者動機的時候，上述理論的解釋力均顯不足。
從直觀上看，投資者的動機和預期源自人們滿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占有財富的需求、預防風險的需求等需求的推動，其特性與其他人類行為的基本動機，例如莫瑞提出的20種基本需求，佛洛姆提出的5種基本需求以及馬斯洛提出的具有層級特征的基本需求與元需求等心理學家提出的動機并無本質區別。可是，當我們站在投資者參與投資秩序形成的視角時，使用現有的動機理論對投資者動機進行一般的描述和解釋就不能夠把握它的本質特征，通過將投資者動機解析為生存性動機（例如用于日常生活必需物品的采買、未來生活的保障）、社會性動機（例如用于社會交往、實現社會責任的準備）、精神性動機（例如獲得成就感、社會地位象征）來認識投資者動機的特質，就顯得停留在直觀的層面上。因此，我們需要進入經濟心理學這一社會心理學的特殊分支的領域對投資者動機作出新的角度的分析。
由于投資包含了與社會中他人聯系的內容，心理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不會反對將投資者動機理解為具有某種社會屬性的動機。然而，僅僅將人與人的交往，特別是面對面（face-to-face）的、投資者可以直接感知的社會交往納入投資者動機研究的視角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樣的視角忽視了投資者通過參與金融活動與社會上更多的人實際上構成的間接交往（indirect communication）以及由這種間接交往而獲得的社會、經濟、文化、心理資源。從投資者參與的視角來看，投資者動機不僅僅具有社會性動機（social motivation）成分，也具有社會（后）的動機（societed motivation）成分。前者是指應對社會經濟生活需求引發的投資動機，后者指投資者與整個社會的潛在聯系。這個字面上的分別似乎是極其微小的，但確是不可忽視的。可以借鑒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對投資者與投資秩序之間的互動作更進一步的理解。符號互動理論強調社會生活的相對開放性、社會結構的不穩定性以及主觀解釋的重要性，將宏觀社會結構和社會中的個體行為溝通起來，將社會結構看作是許多的個人理解與行動的結果，將社會過程看作是主觀意義賦予客體并作出反應的過程，它力圖通過對互動過程的分析來理解人類行為，從而了解社會因素如何影響個體，個體又如何作用于社會，以及這個相互決定的過程如何發生（井世潔，1998）。在符號互動論的奠基人米德（g. h. mead）看來，社會不是"存在"的，而是隨著互動中的人們的行動不斷被創造和再創造出來的，是發生于互動中的個體之間的事件之流。
投資者通過在日常金融活動中對于金融產品和金融中介機構的選擇，生成并演化著投資秩序，而日常金融活動反過來給予投資者的回饋不僅是各類看得見摸得著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機構，而且是借助這些產品和機構提供一系列可以滿足不同意愿和預期的選擇。這些選擇，將型塑出各類具有潛在參與需求的投資者，并由不同的初級需求聚集為各類參與投資秩序演變的投資者利益群體。正是這些群體重新構成了整個投資者的分層結構，并與其它角度的分層，例如，收入分層、職業分層、年齡分層、教育分層、地域分層等等相互影響，形成了新的、更為復雜的分層結構。
由投資者的動機和預期而形成投資者群體的分類或分層 ，是一個不同于傳統社會經濟政治變量區分的社會分類或分層，它更具有一種主動性、參與性的特征，是投資秩序與投資者行為形成互動而賦予人們新的身份及其分類或分層歸屬。它可能超越傳統社會類別（social category）或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給與人們的基本定位，釋放出更多的由意愿彰顯的生命活力。由此，我們看到，不僅僅是投資秩序給投資者行為增加了新的意涵，投資者行為也給投資秩序增加了新的意涵，二者是相互證成的關系。
二．投資者群體及其在投資決策中的參與
－－一個解釋框架
這里的討論將金融系統視為無數投資者參與并作出投資決策的復雜系統，要在這一系統內考察投資者是如何參與投資決策的，投資決策賴于作出的投資秩序是如何形成并演變的，對投資秩序的研究又能夠給人們什么啟示？
之所以要局限在金融系統內討論秩序的形成與演化，是因為金融系統是投資發生的地方，而只是由于投資，未來才與現在相區分，才會有不能確定的因素。米塞斯說過，"任何一個時點上的資本存量絕不是正確地預見了現在的情況下所應有的那樣；這些對現在的預見是在過去的那樣一些時刻，在作出相關的投資決策之時，在現在還是未來時所作出的。因此，資本存量決沒有其'均衡的組合'，所以一般均衡模型不可能適用于有關資本的問題。"（米塞斯,2001,前言）可以說，要討論秩序的演化，就要與投資、金融、資本這些問題相聯系，要在動態過程中進行。
1．投資、投資者與投資決策過程
進行投資的投資者是形形的，各有其特定的目的和追求，但是，每個投資者的投資總是構成了社會整個投資的一部分，代表著投資者對于投資決策形成的一種參與，不管投資者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事實總是如此。因而，投資是投資者參與投資決策的行為。
投資者面對的是一個無法完全計算風險的環境，投資者的投資其實不在于其表面上所被人看到的均衡收入與消費、管理風險的這些方面，而在于通過投資者的投資，投資者保有自己對社會投資決策的一種參與。所以，投資者進行投資，實質在于保有其在投資決策中的一席之地，并通過投資中的選擇而提升其在投資決策中的影響力或是其對于投資決策的權利不發生變化。
當然，作出投資決策的投資者總是追求其具體的目的，這里的投資者在其作出投資決策時并不關心他的投資會對整個社會的投資形成發生什么影響，也不關心其投資對整個社會投資決策賴于作出的投資秩序起到了什么作用，這里的投資者只是關心其投資的回報。因此，我們實際上無法從投資者的日常選擇出發而直接地過渡到對于投資秩序的討論，但我們卻又必須透過投資者日常選擇而討論影響并決定著實際金融運行的力量。
這需要我們具體地討論進行投資的投資者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的情形。要強調的是，這里關注的是過程，不關注投資決策的結果。投資者之間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的互動、投資秩序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的生成與演化，并不是依據某種客觀的、先定的標準來進行，不同的投資者對于投資決策所要形成的結果有著不同的理解與感受，投資者是基于其自身的感受而進行互動的，且在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地變化著感受。
2．參與指數－－感覺的參與
我們一方面認為投資者的投資實質是對于投資決策的一種參與，另一方面我們又強調投資者實際上沒有意識到自身在投資秩序形成與演化中的作用，那么，投資者又是如何地參與呢？
進行投資的投資者總是帶著具體的特定的目的，也就是說，投資者的投資總是有著特定的動機，不同動機代表著對于投資決策的不同意見，動機之間總是存在著沖突與協調。于是，帶有不同動機的不同投資者之間的互動，就必定地賦予投資者動機的參與色彩，盡管具體的投資者并不賦予自身的特定動機這樣的參與色彩。因此，投資者所形成的不同動機，表明了投資者對于投資決策的看法，表明了投資者的一種參與態度。從投資者的動機到投資者的參與態度，體現了投資者的參與是在一種直覺的行動中進行的。要討論投資者的參與，必須從投資者的動機出發。
正是從這樣的理解出發，需要對投資者的動機作進一步的討論，并有必要對投資者動機的不同意義作出區分。可以將那種為了滿足某一項具體實際生活意愿的動機屬性，即那種被投資者明確意識到的、與投資所要達到的目的--預防意外、延遲消費、數量累積--具有直接且直觀聯系的動機定義為初級動機（primary motivation）；而將體現投資者之間互動從而具有參與屬性--未被投資者明確意識到的、與投資所要達到的目的--預防意外、延遲消費、數量累積--具有間接且預期性聯系的動機定義為次級動機（secondary motivation）。正是投資者之間的互動從而體現的投資者對于投資決策的參與，給投資行為帶來了新的性質和拓展了新的內容，即賦予它初級動機之外的參與動機。但需要強調的是，次級動機是投資者沒有意識到的，是由投資者的初級動機所決定并折射出來的。
當我們這樣來理解投資者的動機時，我們就能夠從投資者的日常動機中讀出投資者圍繞著投資決策與投資秩序所形成的種種感受，正是這些感受決定著投資者在實際投資活動中的選擇，也正是這些感受決定著投資者對于投資秩序形成與演變的參與。為了更為具體地討論由投資者動機和預期所體現的參與，我們將投資者動機和預期所包含的投資者的感受、投資者的參與態度，定義為參與指數。參與指數表明投資者對于自身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的位置與影響力的感受。
參與指數是由投資者的動機而得到的。參與指數包含這樣幾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投資者所形成的動機表明投資者對于自身收入水平、財富水平從而自身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的位置和影響力的一種定位、一種判斷，即投資者對于自身現狀的一種認知感受；第二，動機表明投資者的一種期待和意愿，體現投資者的預期及預期的強度；第三，動機還表明投資者在對現狀的感受、接受及預期意愿的基礎上，所愿意進行何種程度的準備（準備作出什么樣的投入、準備付出什么樣的代價，體現在金融活動中的選擇就是準備承受什么樣的風險）。
3．投資者群體
不同的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時帶著不同的動機，而不同的動機則反映了不同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時的不同感受，因此，不同的投資者有著不同的參與指數。當然，投資者的動機不是唯一的（在實際調查投資者的動機時，調查問卷列出多項動機供被調查者選擇，且不限制被調查者只選擇一項動機），但是，投資者之間的相互聚集，必定是唯一地源于他們之間在感受上的相一致，感受的一致決定著投資者在利益企求上的一致。投資的發生在根本上是與人們自身對現狀、對未來的主觀感受與預期相聯系的。
所以，參與指數相同的投資者自然地聚集為一類的投資者群體。投資者可以有不同的動機，但投資者最終要歸屬于某一類由參與指數標示的群體。不可能在由參與指數所標示的投資者群體之外，再構造出另外的投資者群體。年齡、職業、收入水平及財富水平等客觀指標雖然可以描述投資者的社會人口屬性和特征，但卻不可以決定進行投資的投資者的群體劃分，投資的發生要由投資者的主觀感受來解釋，具有相同客觀特征但主觀感受不同的投資者，在投資決策上往往要發生沖突，而主觀感受相同但客觀特征不一致的投資者，卻一般能夠在投資決策上取得一致。
這里的投資者群體是純粹主觀的群體，在這樣的群體中，群體成員之間可以在客觀特征上毫不相同，他們之間也可以是完全互不相識的。他們之所以聚集為一類群體，完全是由于他們對于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的相同感受，以及由于相同的感受而同樣地選擇了符合他們感受的金融產品，因而，他們是在投資決策過程的活動中聚集為一類群體的。同樣的，這里的投資者群體的演變也純粹地是由主觀決定的。當投資者的感受發生變化時，投資者群體的類型與組合也相應地發生變化。投資者群體的形成與演變取決于主觀感受，是不可確定的。實際上，投資者群體中的成員自身并不意識到自己是屬于哪個群體的，成員之所以會成為某類投資者群體的成員，只是他無意識選擇的結果。投資者參與指數的獲得，是通過對投資者的初級動機的理解與數據處理，同樣是以投資者沒有意識到其參與方面的作用為前提的。
4．規則、秩序與不確定性
由動機而聚集為一類的投資者群體，最終要形成為具有特定投資風格的金融組織機構，各類不同風格的金融機構通過選擇、運用與其風格相對應的金融產品，或通過創新設計與其風格相對應的金融產品，參與投資決策的形成。
不同類型的投資者群體從而不同風格的機構，在參與投資決策的過程中，他們之間在投資決策過程的互動中，要遵循既定的規則，而既定的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及金融監管及其所形成的制度規則體系，構成了金融系統的規則。投資者群體（機構）遵循這些規則進行投資活動。
但是，這些規則并不最終決定投資決策過程。投資者群體（機構）在遵循這些規則的基礎上，通過對金融產品的不同選擇、運用與創造，形成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實際發生作用的金融產品的種類構成與數量構成，這些不同投資者群體（機構）所選擇的金融產品的數量與種類，就代表著不同投資者在投資決策中的不同影響力，因而，不同金融產品的數量、種類及它們之間的構成，就構成對投資決策最終發生實際作用的投資秩序。
因此，投資秩序是與投資者主觀感受從而投資者參與指數、投資者群體聯系在一起的。投資者、投資者主觀感受從而參與指數、投資者群體，是理解秩序的形成與演化的基本要素。投資秩序的不斷演變正是源于不同投資者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的不同的主觀感受，以及由于不同主觀感受所形成的不同的參與態度。對于秩序及秩序演變的理解依賴于對于人的動機的理解。這樣，我們實際上可以通過兩種互動來理解投資秩序的演變，一是投資者從而投資者群體之間的互動，二是既定的金融系統規則與投資者之間的互動。既定的金融產品、金融機構、金融監管構成的規則，規定著投資者的選擇，但投資者通過對既定金融產品、金融機構的選擇運用、通過與金融監管的博弈，又不斷地演變著既定的金融系統規則，投資者與既定金融系統規則之間實際形成互為建構性( interconstructionality) 的關系。
當我們從投資者的主觀感受出發來理解投資秩序的時候，那么，投資秩序是一個無形的、主觀的、不確定的結構，也正因為秩序的這種特性，才決定了秩序的形成與演化是非設計的，是自生自發的。所謂不確定性，就是秩序的這種非設計性。一旦我們認識到實際決定投資決策過程的投資秩序是這樣一種性質時，我們就可以理解投資決策中的風險實際上是受到不確定性的規定。
大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不確定性的存在。首先，由投資者動機變化而導致的投資者群體的變化。動機的種類會發生變化，有些動機隨時間而不再存在，新的動機類型則不斷生成。與動機種類的變化相對應，投資者群體的類型當然要不斷地變化。第二，在不考慮動機類型發生變化的情形下，單個投資者的動機會發生變化，當投資者以新的動機代替原先的動機時，這個投資者就從原來的投資者群體中轉移出去，加入到新的投資者群體中。這時，不同動機之間的關系就發生了變化，原來重要的、較為廣泛的動機，可能變為較不重要也較不廣泛。在這里，存在著個體成員的流動，并且僅僅是個體成員的流動，不存在投資者群體從某一類動機中轉移的問題。這是因為沒有既定的投資者群體，投資者群體是因投資者動機而聚集的。當動機不存在時，群體就消失；當單個成員的動機變化時，動機之間的結構從而投資者群體之間的結構就發生變化。第三，在不考慮動機種類、結構發生變化的情形下，動機群體的組織化程度的變化可導致群體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的位置和影響力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實際決定投資決策過程的投資秩序發生變化。
5．秩序結構與群體理性
盡管參與投資決策的投資者是各不相同的個人，但投資者的主觀感受卻不必然地因人而異，因而，投資者群體的類別數量，將因投資者主觀感受之間的相互關系而發生變化。從極端說，當全體投資者的感受趨同并完全一致時，這時實際上就存在著一個投資者群體；當每個投資者的感受均不同于其他投資者時，每一個投資者自身就成為一個群體。參與投資決策的，是投資者群體，而不是投資者個人，即使這時每個投資者各有不同的主觀感受從而各自成為一個群體，我們也說是投資者群體而不是投資者個人參與投資決策。因為，只是有了群體，投資者的初級動機才能有次級動機即參與動機的含義。
由投資者個人到投資者群體，有兩個重要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一是個人與群體的關系，二是群體與群體的關系。第一個問題涉及到群體理性，第二個問題實際上是秩序結構的問題。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由投資者個人到投資者群體，只是表明投資者個人從選擇到參與的某種轉換，基本的決定力量仍然是投資者個人，群體并不成為一種脫離投資者個人、外化于投資者個人的存在。同時，投資者群體本質上并不具有比投資者個人更強的信息處理能力，也就是說投資者群體本質上并不能改變投資者個人的無知，投資者群體同樣不可能對投資決策過程中的風險有完全的了解，投資者群體的理性同樣體現在其參與到投資決策過程中，保有其在投資決策中的權利。
由投資者主觀感受從而參與指數到投資者群體，投資者形成了自組織，有了與群體自身的參與指數相對應的投資風格、投資策略。這樣，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單個投資者之間無組織的互動就變為機構投資者之間有組織的競爭。盡管機構投資者與個體投資者在面對不確定性下一樣的處于理性受限制，但機構投資者畢竟加入了組織的因素，有了組織化的力量。這就產生了一種可能性，即決定投資決策過程的投資秩序被某類群體所主導，意味著投資秩序的演化可能被某類群體或某幾類群體的意愿所左右。如果這種情況存在，秩序本身的不確定性與演化實際上就無從談起。這說明要對投資秩序作進一步討論。秩序及其演化本身的非設計，并不意味著秩序及其演化是不可理解、不可討論的。
投資秩序源于投資者的參與指數，不同投資者有著不同的參與指數，我們實際上無法對不同參與指數進行比較，但不同參與指數共同構成決定投資決策的投資秩序，不同參與指數形成一個參與指數的結構，這一參與指數的結構就代表著投資秩序的結構。通過對投資秩序結構的討論，可以理解不同投資者群體在投資秩序中的作用。秩序與不確定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秩序的結構與不確定性的程度自然有著密切的關系。通過理解參與指數及參與指數結構的變化，我們將能夠對秩序結構作出適當的評論。
對于投資秩序，重要的是保持投資者個人對于投資者群體的最終決定，并保持每一個投資者群體具有對于投資秩序的最終影響力。
三．動機和預期數據處理的基本思路
中國人民銀行所進行的居民儲蓄問卷調查是為了及時把握居民儲蓄 心態，對儲蓄的發展趨勢作出準確的判斷，為適時調整貨幣政策提供依據的目的而設計的季度調查制度，調查起始于1995年第一季度，問卷的調查內容也已經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于2000年第一季度做了較大調整；問卷主要內容為了解居民對實際貨幣收入的主觀判斷和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對物價水平的主觀感受和未來走勢的預期、存款和取款動機、持有現金的動機、對于物價和利率變化的心理反映、以及儲蓄的分布特征等狀況。
因此，居民儲蓄調查問卷所提供的調查數據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投資者動機的數據，體現在問卷中被調查者所選擇的儲蓄目的和用途上，這些動機包括：購買高檔消費品、結婚、正常零用、做生意、購買農業生產資料、買證券及單位集資、買房或建房、支付孩子教育費、養老、防意外事故、得利息等；二是關于投資者自身客觀背景的數據，包括被調查者的年齡、收入、家庭人口、職業、所在城鎮等；三是被調查者對現狀的主觀感受、對未來的心理預期、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方式、以及投資對象的選擇等方面的數據，具體有：（1）投資者對現狀的主觀感受，包括：對于當前物價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利率水平高低的認知等；（2）投資者對未來的心理預期，包括：對未來一定時期內的物價水平、收入水平等變動的判斷等；（3）投資者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應對，包括：在假定的物價、收入、利率變動條件下的抉擇，投資者手存現金的抉擇等。
根據調查數據的這一特色，我們把被調查者對于儲蓄動機的選擇作為數據處理的切入點。可以認為不同的動機代表不同的投資者群體，這樣，通過對動機選擇及其相關數據的處理，就可以得到由不同動機所代表的不同類別的投資者群體，并通過動機結構的變化來討論投資者選擇及投資者群體的變化。
動機和預期的數據處理在注意投資者客觀背景的基礎上強調投資者的主觀感受和心理預期。投資者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應對和投資動機的形成，源于投資者基于其自身的客觀背景和所處環境所產生的主觀感受和對未來的預期，因此數據的處理涉及投資者所處的環境因素、投資者的主觀感受和對未來的預期。投資者所處環境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其主觀感受，進而影響其投資動機，例如：對于收入水平和物價水平的認識存在明顯的地域差別，數據的分析力求減小這種影響，除了對整個樣本進行分析外，增加了不同地域的分析；投資秩序的演化過程是一個時間概念，數據分析增加了時間維度的分析，以便更清晰地對演化過程進行表述。
作為感覺的參與--參與指數，是由投資者對自身狀況的主觀感受、對未來的預期、以及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應對準備等因素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抽象的表示；為了使得動機的抉擇具有可度量性，我們將參與指數表示為在[0，1]區間上的實數，雖然投資者的動機可以不是唯一的，但是投資者通過參與指數而歸屬于特定的投資群體。參與指數在投資秩序形成中的紐帶作用可以用下圖表示，有了這種映射關系，就可以討論通過時間的推移而實現投資秩序與投資者的參與、投資者的主觀感受和預期之間的互動，數據的處理就圍繞這個思路展開。
為了表述簡便，可以把參與指數模型用數學表達為下列形式的一類模型：
其中： 是t季度的動機向量，問卷中取值規則是當投資者選擇 時， 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零；
為投資者的客觀背景向量；
為投資者的主觀感受向量；
為投資者的心理預期向量；
為投資者的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應對方式；
為結構參數；
是在一定條件下可逆的非線性映射，這樣可以保證在合適條件下找到投資動機與投資群體之間的一種對應關系；
為參與指數的剩余解釋部分，以保證參與指數所揭示的是最主要的投資群體與其相對應的投資動機之間的關系。
投資秩序的結構通過投資者的參與指數的結構得到體現，投資者群體的發掘是為了更好地找尋適合特定群體投資風格的產品和規模的設計，因此參與指數模型必須可以幫助我們通過投資動機以及與之相應的投資者的信息，找到那些與投資品種相對應的投資者群體，并可以通過投資秩序的演化過程的刻劃，發掘出未來的投資者動機和與之相應的投資者群體。
我們對調查問卷數據的處理是在滿足居民儲蓄問卷調查數據處理目標的基礎上，通過解讀中國居民投資的參與、對不確定性的應對和投資的動機等來刻劃投資秩序的形成和演化過程，是對于調查問卷數據更深層次的挖掘。數據分析融入了社會心理學的思想和行為金融的分析方法、特別是融入了我們對于投資者動機和預期分析的新視角，不僅可以滿足中國人民銀行居民儲蓄問卷調查的目的，還可以展示各類投資動機以及其背后所依賴的投資主體之間的各種特征以及結構、揭示投資者動機與投資者群體之間一定意義上的對應關系、為金融機構針對特定投資群體所對應的投資動機開發產品或挖掘客戶提供依據。
由于數據的處理的基點在刻劃投資者動機與投資者群體的對應關系上，我們對于這種有主觀感受和心理預期以及心理動機的調查數據的處理，不僅要進行問卷數據的統計分析，更應在新的理論基礎上對數據進行深入的分析，同時數據的處理有助于檢驗理論、完善理論，并為理論的實際應用提供支持。
四．結語
對于投資者動機與預期的解讀，重要的在于通過理解投資者在參與投資決策過程中的感受而理解以投資者的投資為基礎的作為一個復雜系統的整個社會的金融運行，理解這一復雜系統得以運行所遵循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同時，通過理解人們借以進行投資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機構為什么發生變化而理解這一復雜系統及這一系統所遵循的秩序是如何演化的。
我們的框架在于解釋投資秩序的生成與演化，及在這一生成演化過程中投資者主觀心理的基本作用。我們強調個人的無知狀態，個人是在無意識狀態下參與的。個人的動機必定是具體的，無關宏旨的，我們正是要透過這種無知的動機來理解經濟活動中的秩序生成與演化。在動機數據的獲取上，必須堅持被訪者對于參與秩序問題的無知。因此，我們的討論不再從個人理性的角度出發來解釋投資決策過程，我們不能說個人選擇什么動機更為合理，我們只是從調查數據中，知道動機的結構，從而理解參與指數的結構，我們其實不能給出動機的排序，我們討論的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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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企業并購；同一控制；控股合并；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準則局限
Abstract：" Enterprise accounting standards -- Application guide " ( 2006 ) to explain and "enterprise accounting standards -- " ) ( 2006, 2008, 2010 ) on the use of additional paid-in capital ( equity premium or capital premium ), retained earnings to adjust the formation of corporate merger under the same control of the long-term equity investment debit balance accounting principles of regulatory limitations to some extent, is used to adjust the accounting subjects also lacks unity necessary. Standards also not on the merging party used to adjust the statutory surplus reserve should keep balance of legal provisions that restrict, this and " enterprise financial rules ", " company law "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are inconsistent. Limitations of the criteria system is likely to lead to the use of or specific practice dispute. Sugges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o be improved in the " interpretation " of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s.
Keywords: enterpri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same control; holding merger; equity investment debit balance; accounting treatment; criterion limitations
中圖分類號：E232.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3）
引言企業并購的動因和作用是促進企業合并行為發生的根本原因，企業合并方式有著重大差異，合并方式的不同可能導致長期股權投資差額的存在。財政部在不同時間制定的《企業會計準則》關于長期股權投資差額會計處理原則性規定及其所適用的指導原則也有著根本區別。在“收入費用觀”原則指導下，2001年（2002年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以下簡稱“原準則”或“舊準則”）規定，股權投資差額在“長期股權投資∕股權投資差額”明細科目中核算，并以分期方式進行攤銷，攤銷時確認為或沖抵“投資收益”。在“資產負債觀”原則指導下，2006年《企業會計準則》（以下簡稱“新準則”）規定，股權投資差額先用合并方的資本公積（股本溢價或資本溢價）進行調整，若為貸方差額直接調增“資本公積（溢價）；若為借方差額，用合并方的資本公積（股本溢價或資本溢價）賬面貸方余額調整之后，仍不足調減部分，應用合并方的留存收益（包括盈余公積、未分配利潤）繼續進行調整，直到把借方差額調平為止；但未對留存收益中“法定盈余公積”應保留法定余額作限制性規定。本文從“股權投資差額”的定義和理論依據入手，簡要地比較了新舊準則關于股權投資差額會計處理方法的差異，然后引入本文論述主題并進行分析。
一、股權投資差額的定義及新舊準則對其會計處理方法回顧
㈠原準則的規定
股權投資差額，是指采用權益法核算長期股權投資時，初始投資成本與應享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份額的差額。該差額分為“借方差額”和“貸方差額”。
股權投資差額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投資企業直接投資于某一非上市企業，所投出資產的價值高于或低于按持股比例計算應享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份額的差額。從理論上講，初始投資成本高于應享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份額的差額，可能是由于被投資單位按公允價值計算的所有者權益高于賬面價值或被投資單位有未入賬的商譽。但是這兩種情況所形成的差額往往不可區分，人為地將其確認為商譽或負商譽，均有悖于商譽或負商譽的性質。這種投資差額的存在現實是不可避免的。
原準則本著適當簡化原則和便于會計核算，將股權投資差額全部作為股權投資差額。在“收入費用觀”原則指導下，為了避免虛增或虛減利潤，采取在一定期限內分期攤銷原則，但在投資的后續計量時增加了攤銷工作量。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大于應享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份額的借方差額，在未來期間內攤銷時將形成利潤抵減因素（攤銷時，借記“投資收益”，貸記“長期股權投資∕股權投資差額”）。
事實上，股權投資差額是對初始投資成本的調整，當初始投資成本大于應享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份額的差額，應相應調整初始投資成本。基于此種理由，股權投資差額不適于作為資產或負債予以確認，而應將其直接包含在長期股權投資初始成本之中。股權投資差額就成為初始投資成本調整項目，通過調整，無論是否包含商譽或負商譽，它們的確認已顯得不重要，重要的是長期股權投資的賬面價值在投資時仍然應當反映其初始投資成本，反之，如果將差額單獨作為資產或負債入賬，則長期股權投資的賬面價值在投資時反映為應享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的份額，而不是初始投資成本。
通常情況下，股權投資差額在取得股權時按照取得股權時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總額計算確定，并對初始成本進行調整，調整后，新的投資成本應等于按持股比例計算應享有投資時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的份額。調整公式為：初始投資成本＋借方差額（－貸方差額）= 投資時發生的全部對價支出。初始計量時應設置“長期股權投資／投資成本”和“長期股權投資／股權投資差額”兩個明細科目。
㈡關于新準則下企業合并方式及其類別規定的概述
在“資產負債觀”原則指導下，2006年《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和2006、2008、2010年《企業會計準則——講解》（以下均統一簡稱“新準則”），關于長期股權投資初始投資成本和股權投資差額的確認與調整的會計處理原則性規定發生了重大變化——企業合并方式被分為“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兩種方式。不同方式下企業合并又被分為“控股合并”與“吸收合并”等。不同合并方式下的不同控股類別所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及其所產生股權投資差額的會計處理是不相同的。
限于篇幅，不對上述會計處理規定方面的差異進行比較說明，僅引出新準則下的有關規定，并以同一控制下一次交易方式實現的控股合并為例進行論述，且假定合并前參與合并雙方所采用的會計政策相同，合并成本中所包含的已宣告尚未發放的現金股利或利潤已作為“應收股利”單獨確認，合并方為進行合并發生的有關費用已按新準則規定進行了相應處理……
二、新準則關于長期股權投資成本和股權投資差額會計處理原則簡述
㈠《長期股權投資準則》相關內容
1.合并方以支付現金、轉讓非現金資產或承擔債務方式作為合并對價的：
應當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權益賬面價值的份額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合并方發生的審計、法律服務、評估咨詢等中介費用以及其他相關管理費，于發生時計入當期損益（借記“管理費用”）。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與支付的現金、轉讓的非現金資產及所承擔債務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應當調整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的（賬面貸方）余額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收益（包括“盈余公積∕法定盈余公積、任意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
2.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作為合并對價的：
應按發行股份的面值總額作為股本，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與所發行股份面值總額之間的差額，應當調整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的余額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收益。
3.會計政策調整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如子公司按照改制時確定的資產、負債評估價值調整賬面價值的，母公司應當按照取得子公司經評估確認凈資產的份額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成本，該成本與支付對價賬面價值的差額調整所有者權益。如果被合并方存在合并財務報表，則應當以合并日被合并方合并財務報表所有者權益為基礎確定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
㈡《企業合并準則》關于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會計處理原則性規定
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中，合并方在合并日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對于因該項企業合并形成的對被合并方的長期股權投資的確認和計量；二是合并日合并財務報表的編制。
1.長期股權投資的確認和計量
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資》的規定，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合并方應以合并日應享有被合并方賬面所有者權益的份額作為形成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
2.合并日合并財務報表編制注意事項（僅以資產負債表為例）
為表述之便，以下內容在準則講解基礎之上作了適當歸納調整。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形成母子公司關系的，合并方一般應在合并日編制合并財務報表，反映合并日形成的報告主體的財務狀況、視同該主體一直存在形成的財務狀況。在合并資產負債表中，被合并方的有關資產、負債應以其賬面價值并入合并財務報表。合并方與被合并方在合并日及以前期間發生的交易，應作為內部交易按照《合并財務報表準則》要求進行抵消；對于被合并方在企業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之和）中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應按以下原則，自合并方的資本公積轉入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
⑴確認企業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后，合并方賬面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貸方余額大于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中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在合并資產負債表中，應將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中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自“資本公積”轉入“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借記”資本公積”項目，貸記“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項目。
⑵確認企業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后，合并方賬面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貸方余額小于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中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在合并資產負債表：
①應以合并方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的貸方余額為限，將被合并方在企業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自“資本公積”轉入“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借記”資本公積”項目，貸記“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項目。
②因合并方的賬面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貸方余額不足，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中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在合并資產負債表中未予全額恢復的，合并方應當在會計報表附注中對這一情況進行說明。
（注：《企業會計準則解釋⑸》擬對上述內容進行修訂，目前正在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
㈢《合并財務報表準則》規定（限于篇幅，此處略）
三、新準則關于長期股權投資初始確認、計量時賬務處理所涉會計科目
㈠“長期股權投資”科目
本科目核算企業持有的采用成本法和權益法核算的長期股權投資。主要賬務處理：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所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應在合并日按取得合并方所有者權益賬面價值的份額，借記本科目，按享有被投資單位已宣告但尚未發放的現金股利或利潤，借記“應收股利”科目，按支付的合并對價的賬面價值，貸記有關資產或借記有關負債科目，按其貸方差額，貸記“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科目；為借方差額的，借記“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科目，“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不足沖減的，借記“盈余公積”、“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科目。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額，反映企業長期股權投資的價值。
㈡“資本公積”科目
本科目核算企業收到投資者出資額超出其在注冊資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額的部分。主要賬務處理：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應在合并日按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權益賬面價值的份額，借“記長期股權投”科目……按支付合并對價的賬面價值，貸記有關資產科目或借記有關負債科目，按其（貸方）差額，貸記本科目（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為借方差額的，借記本科目（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不足沖減的，借記“記盈余公”積“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科目……本科目期末貸方余額，反映企業的資本公積。
㈢“ 盈余公積”科目
本科目核算企業從凈利潤中提取的盈余公積。本科目應當分別“法定盈余公積”、“ 任意盈余公積”進行明細核算。主要賬務處理：企業按規定提取的盈余公積，借記“利潤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積、提取任意盈余公積”科目，貸記本科目（法定盈余公積、任意盈余公積）……經股東大會或類似機構決議，用盈余公積彌補虧損或轉增資本，借記本科目，貸記“利潤分配∕盈余公積補虧”、“ 實收資本”或“股本”科目。本科目期末貸方余額，反映企業的盈余公積。
㈣“利潤分配”科目
本科目核算企業利潤的分配（或虧損的彌補）和歷年分配（或彌補）后的余額。本科目應當分“提取法定盈余公積”、“提取任意盈余公積”、“應付現金股利或利潤”、“轉作股本的股利”、“盈余公積補虧”和“未分配利潤”等進行明細核算。主要財務處理：經股東大會或類似機構決議，分配給股東或投資者的現金股利或利潤，借記本科目（應付現金股利或利潤），貸記“應付股利”科目。經股東大會或類似機構決議，分配給股東的股票股利，應在辦理增資手續后，借記本科目（轉作股本的股利），貸記“股本”科目。用盈余公積彌補虧損，借記“盈余公積∕法定盈余公積或任意盈余公積”科目，貸記本科目（盈余公積補虧）……年度終了……結轉后，本科目除“未分配利潤”明細科目外，其他明細科目應無余額。本科目年末貸方（或借方）余額，反映企業的未分配利潤（或未彌補虧損）。
四、《企業財務通則》和《公司法》對資本公積、盈余公積、未分配利潤用途的限制性規定
㈠《企業財務通則》（國務院部門規章）之有關規定：
《企業財務通則》（簡稱“財務通則”或“通則”）的法律效力與“新準則”平級，均屬于部門規章，效力低于《公司法》（法律）。財務通則的有關規定如下：
經投資者審議決定后，資本公積用于轉增資本。國家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企業從稅后利潤中提取的盈余公積包括法定公積金和任意公積金，可以用于彌補企業虧損或者轉增資本。法定公積金轉增資本后留存企業的部分，以不少于轉增前注冊資本的25%為限。企業增加實收資本或者以資本公積、盈余公積轉增實收資本，由投資者履行財務決策程序后，辦理相關財務事項和工商變更登記。企業發生的年度經營虧損，依照稅法的規定彌補。稅法規定年限內的稅前利潤不足彌補的，用以后年度稅后利潤彌補，或者經投資者審議后用盈余公積彌補……企業可以采取新設或者吸收方式進行合并重組……企業合并的資產稅收處理應當符合國家有關稅法的規定，合并后凈資本超出注冊資本的部分，作為資本公積；少于注冊資本的部分，應當變更注冊資本或者由投資者補足出資……
㈡《公司法》（法律）之有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簡稱公司法），其法律效力依次低于《憲法》、《立法法》，但高于同屬于部門規章的《企業財務通則》和《企業財務準則》。公司法的有關規定如下：
股票發行價格可以按票面金額，也可以超過票面金額，但不得低于票面金額（注：不得折價發行股票）。公司分配當年稅后利潤時，應當提取利潤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積金。公司法定公積金累計額為公司注冊資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積金不足以彌補以前年度虧損的，在依照前款規定提取法定公積金之前，應當先用當年利潤彌補虧損。公司從稅后利潤中提取法定公積金后，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還可以從稅后利潤中提取任意公積金。公司彌補虧損和提取公積金后所余稅后利潤，有限責任公司依照本法第35條的規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違反前款規定，在公司彌補虧損和提取法定公積金之前向股東分配利潤的，股東必須將違反規定分配的利潤退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超過股票票面金額的發行價格發行股份所得的溢價款以及國務院財政部門規定列入資本公積金的其他收入，應當列為公司資本公積金。公司的公積金用于彌補公司的虧損、擴大公司生產經營或者轉為增加公司資本。但是，資本公積金（注：這里的資本公積金特指“股本溢價”或“資本溢價”）不得用于彌補公司的虧損。法定公積金轉為資本時，所留存的該項公積金不得少于轉增前公司注冊資本的25%。
五、新準則有關規定的局限性及其與公司法可能相抵觸情況分析
對前面引述內容中的有關規定進行全面對比分析后，不難發現，新準則關于股權投資借方差額的會計處理有關規定的確存在一些局限性問題，這些局限性問題很可能與公司法相抵觸。情況如下：
㈠新準則有關規定存在的局限
1.未對法定盈余公積應保留法定余額出作限制性規定
⑴新準則完整意思表達重述：
應當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權益賬面價值的份額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作為合并對價的，應按發行股份的面值總額作為股本；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與所發行股份面值總額之間或與所支付的現金、轉讓的非現金資產及所承擔債務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若為貸方差額，應當直接增調“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若為借差額，應先以合并方“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賬面貸方余額為限進行調整，仍不足沖減的，再調整留存收益項目下的有關明細（包括“盈余公積∕法定盈余公積、任意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
⑵重述后新準則完整意思表達存在的三個缺限：
①缺限之一：
當合并方“資本公積∕股本溢價”賬面貸方余額不足沖減股權投資借方差額，而用留存收益進行斷續調整時，新準則未對后續的調整順序作出明確規定。即，存在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孰先孰后的排序問題。
②缺限之二：
公司法和通則均明確規定法定公積金轉為資本時，所留存的該項公積金不得少于轉增前公司注冊資本的25%。當第①種情況出現時，新準則未對“盈余公積∕法定公積金”應保留法定余額作出限制性規定。
③缺限之三：
新準則規定，在合并日，合并報資產負債表編制時，確認企業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后……合并方賬面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貸方余額小于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中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在合并資產負債表：①．應以合并方“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貸方余額為限，將被合并方在企業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自“資本公積”轉入“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借記”資本公積”項目，貸記“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項目。②．因合并方的賬面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水溢價）貸方余額不足，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中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在合并資產負債表中未予全額恢復的，合并方應當在會計報表附注中對這一情況進行說明。
〔注：《企業會計準則解釋（5）》（征求意見稿）已涉及這方面內容〕。
據新準則意思表達，當合并方“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賬面貸方余額仍不足沖減時，可以將“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沖至為負數。合并行為發生之后，立即讓原本為貸方余額的“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立即變成為賬面借方余額（即負數）。但新準則未明確要將這一情況在報表附注中加以披露。在所有權與經營相分離情況下，該情況一旦出現，讓股東搞不明白過中原由。
2.長期股權投資初始確認時所涉四個科目之規定缺乏必要統一性
除“長期股權投資”和“資本公積∕股本溢價（或資本溢價）”兩個科目互相照應外，“盈余公積”和“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科目均與“長期股權投資”或“資本公積∕股本溢價（或資本溢價）”缺乏必要的統一性。新準則分別將“盈余公積”和“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各自用途意思表達為“用盈余公積彌補虧損或轉增資本”和“用盈余公積彌補虧損”，其共同點為“盈余公積可用于彌補虧損”。這樣的意思表達似乎與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不相干。換言之，新準則中“盈余公積”和“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用于調整同一控制下企業控制合并形成的股權投資借方差額的規定本身就存在先天性的局限問題。
3.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為合并對價的企業控股合并存在的局限問題
⑴新準則未提示被合并方原股東退股等相關事宜
在原股東部分退股的情況下，被合并方實際控股率與控股投資協議約定的控股率將存在重大差異。
⑵新準則未提示被合并方股東持有合并方股權形成反向投資的合并報表如何處理事宜
新準則對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中被合并方股東持有合并方股權所產生的反向購買作了詳細說明，但未對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中被合并方股東持有合并方股權所產生“反向投資”（注：為區別于非同一控制下反向購買，將其臨時定義為反向投資）行為進行提示，在理論上，反向投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㈡新準則有關規定可能與財務準則和公司法的規定相抵觸
當合并方的資本公積（股本溢價或資本溢價）不足調整借方差額時，須用“盈余公積∕法定公積金”斷續進行補充調整，但新準則未明確規定其應保留法定限制性余額，一旦出現法定公積金調整過度情況，其余額與注冊資本之間的比例關系將違背《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的“法定公積金轉為資本時，所留存的該項公積金不得少于轉增前公司注冊資本的25%”強制性規定，換言之，新準則的規定與《企業財務通則》和《公司法》相抵觸。
雖然《企業財務通則》之“資本公積用于轉增資本。國家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為新準則的制訂留下了一個“大活口”，但是《企業會計準則》、《企業財務通則》的法律效力畢竟均低于《公司法》，于是可以這樣理解——新準則在制訂時打了《企業財務通則》和《公司法》一個“球”。
只要《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二款“法定公積金轉為資本時，所留存的該項公積金不得少于轉增前公司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五”和第一百七十三條“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設合并。一個公司吸收其他公司為吸收合并，被吸收合并的公司解散。兩個以上公司合并設立一個新的公司為新設合并，合并各方解散”等條款內容不作修改，那么《企業會計準則》關于用盈余公積賬面貸方余額來沖減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產生的借方股權投資差額的規定分別與《企業財務通則》和《公司法》在某種程度上相抵觸的嫌疑將無法徹底排除，或者說，所存在的爭議或異議將可能持續下去。
六、企業合并在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
《企業會計準則（2006）》執行后，2008年、2010年的《企業會計準則解釋》全文刊載了財政部會計司司長劉玉廷的《關于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建設、趨同、實施與等效問題》講話稿（以下簡稱“講話”）。該講話中有以下內容：
“企業合并準則是一項新準則。1570家上市公司中，411家上市公司按照準則規定將企業合并分類為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其中，披露了企業合并類型判定依據的有348家上市公司，有63家上市公司未明確披露企業合并類型的判斷依據。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186家上市公司中，184家上市公司明確指出以賬面價值為計量基礎。存在交易價差的有112家上市公司，占有此類交易公司數的60.22%，其中，投資成本大于所享有被合并方凈資產賬面價值份額的有41家上市公司。2007年發生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并入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當期凈損益 的有133家上市，總額為212.29億元，占有此類交易公司凈利潤總額的5.82%”。
劉司長的講話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財政部權威數據或信息的公布，從數據中不難獲悉，在當年1570家上市公司中，屬于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上市公司就有186家，占上市企業的百分比約為11.85%，這個比例大于并且符合重要性判斷比例10%的標準，即，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后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總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妨簡單地推斷其在社會經濟中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186家上市公司中，存在交易價差的就有112家，占該類企業總數的比例約為60.22%。存在交易價差的112家上市公司：投資成本大于所享有被合并方凈資產賬面價值份額（即存在借方股權投資差額）的有41家上市公司，存在借方股權投資差額的41家上市公司占存在交易價差的112家上市公司的比例約為36.61%（比三分之一還強）。這兩個比例的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劉司長的講話所披露的信息僅涉及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上市公司，但沒有包括未上市企業，若將后者包括進來，則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形成的公司的數量將遠不止186家，按簡單加法計算，其在社會經濟中重要性的砝碼應將有所增加。
透過財政部權威信息，經深入分析后，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以同一控制下合并方式形成的企業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其中，存在借方股權投資差額情況的公司也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由此可以管窺進一步規范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所形成的借方股權投資差額會計處理的有關規定的重要性。這應是勿庸置疑的事情。
七、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應用范例的重要性被忽視的現狀
如前面所述，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股權投資借方差額的處理具有重要性，那么《企業會計準則講解》等規范性資料中應有這方面的大量應用范例。2006年、2008年、2010年《企業會計準則講解》沒有一道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同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方面的應用范例。以會計核算實務處理見長的全國會計專業中級職稱和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統一考試的輔導教材也同樣未涉及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方面的應用范例。
這個反差實在太大。是什么原因？在企業中從事財會工作的廣大專業技術員至今也不知其所以然。
據不完全統計，部分年度全國會計專業中級職稱統一考試和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考試的“計算分析題”和“綜合題”等主觀類大題，也未將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同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所涉及的知識點作為考點。從應試角度來講，這對廣大考生是有利的。廣大考生在考后慶幸之余，也仍不明白個中原由。
難道是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同股權投資借方差額的會計處理不重要？抑或是準則規定的確存在局限而不便列舉范例和出考題以免引起爭議？或者因為它太簡單了以至于不足以作為一個考點納入有關考試？
權威工具書或參考資料的情況如此，那么部分高校學者們所編寫的新準則應用方面的參考資料和民間有關考試培訓機構所出版應試參考資料關于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的應用舉例情況又怎樣？
筆記對所能收集、購買和查閱到的資料中涉及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同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方面的應用舉例情況作了簡單統計，據不完全統計，有關情況如下表（數字表示應用例題或考題數量）如示：
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股權投資差額會計處理原則應用情況統計簡表
〔注：表中第⑵部分被納入統計的范例，主要指章節內容中的例題，或章節中的強化習題等，因時間原因，未統計其“考前模擬試題”等部分相關例題。同一類資料中，各年度相同或同一冊資料中重復例題均重復計算，借方差額和貸方差額同時出現的例題分別算作一道〕
數據顯示，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方面應用范例在《企業會計準則講解》、全國會計專業中級職稱統一考試和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考試中幾乎被完全忽略；而在部分高校學者或民間考試培訓機構所編寫資料中的出現比例僅為36.84%，占抽樣總體的比例僅為21.88%。
本文前述內容已提及，據劉司長講話分析得出結論“存在借方股權投資差額的41家上市公司占存在交易價差的112家上市公司的比例約為36.61%……”，36.61%這個比例與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產生的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方面應用范例的比例36.84% 基本接近。從另一個側面，不難看出，部分高校學者和民間考試培訓機構對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產生的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方面的應用探討情況明顯好于“新準則講解”、全國會計專業中級職稱和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統一考試的輔導教材。換言之，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產生的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的應有舉例情況在權威程度不同資料上被重視和關注程度出現了“倒掛”現象，并且這種倒掛現象比較異常。一言蔽之，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應用范例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被主觀忽略或忽視了。
在“新準則”沒有應用范例指導具體實務操作的情況下。處于學術“金字塔”頂端的高校學者，他們在會計理論應用問題的研究過程中所遇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將是從事財務工作廣大專技人員可能遇到的難題。那么部分高校學者們所編著作中列舉的應用例題又存在什么樣問題？并引起怎樣的爭議和再思考？
八、長期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應用例題及其有待商榷的地方
㈠應用例題
以下【例－1～3】均引自于某高校學者所編寫的有關專著，特此鳴謝他們的勞動成果！為方便論述，個別例題作了適當改動。
1.以支付現金為合并對價方式所取得的長期股權投資
【例—1】A企業支付8 000 000元獲得了B企業90%的股權，B企業的所有者權益為6 000 000元。合并日A企業的資本公積為300 000元；未分配利潤為3 000 000元。
本例中，A企業的投資成本是以B企業所有者權益的份額作為其初始投資成本：6 000 000 × 90% = 5 400 000（元）。A企業的投資成本與其付出合并對價賬面價值的差額為：8 000 000-5 400 000 = 2 600 000（元）。合并方的賬務處理如下：
借：長期股權投資 5 400 000
資本公積 300 000
未分配利潤 2 300 000
貸：銀行存款 8 000 000
【例—2】A、B兩公司同為C公司控制之下的子公司。20X6年6月1日A公司以現金600萬元的對價收購了B公司100%的股權。在這次合并過程中發生審計費用、法律服務費等直接相關費用為8萬元。合并后，B公司續存。20X6年5月31日，A、B兩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數據如下：（單位：萬元）
注：本題在原例題基礎上作了形式的修改，并作了一些刪減。
⑴ 20X6年6月1日A公司通過支付B公司600萬元現金取得了B公司100%的股權。由于A、B公司同受C公司控制，所以，它們是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由于合并后B公司仍然存續，因此A公司取得B公司股權日的賬務處理為：
借：長期股權投資500萬
資本公積或留存收益100萬
貸：銀行存款 600萬
⑵ 為時行企業合并發生的直接相關費用8萬元，應直接計入當期損益（管理費用）
借：管理費用 ／ 合并費用8萬
貸：銀行存款8萬
2．以發行權益性證券（股票）為合并對價方式取得的長期股權投資
【例—3】甲、乙兩家公司同屬丙公司的子公司。甲公司于20X6年3月1日以發行股票的方式從乙公司的股東手中取得乙公司60%的股份。甲公司發行1500萬股普通股股票，該股票每股面值為1元。乙公司20X6年3月1日所有者權益為2000萬元。甲公司20X6年3月1日的資本公積為180萬元。盈余公積為100萬元，未分配利潤為200萬元。
則該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為2000×60% = 1200（萬元）。該成本與所發行的股票的面值總額1500萬元的（借方）差額300萬元，應首先調減資本公積180萬元，然后再調減盈余公積100萬元，最后再調整未分配利潤20萬元。其會計處理為：
借：長期股權投資 12 000 000
資本公積1 800 000
盈余公積1 000 000
未分配利潤200 000
貸：股本15 000 000
㈡部分應用例題有待商榷的方面
1.【例—1】會計處理值得商榷的地方
在合并日，合并方A企業的所有者權益內部結構呈異常狀態——資本公積為30萬元、未分配利潤為300萬元，而無盈余公積，盈余公積到那里去了？在不存虧損、未進行分配或轉增資本等情況下，盈余公積（假定只計提法定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應保持的比例為1：9，可以倒算出法定盈余公積金至少應約為33.33萬元。顯然【例-1】題設條件不符會計常理。
當然也可以假設，A企業在合并B企業之前，已經合并了其他企業，并按新準則規定將原有盈余公積（法定盈余公積）賬面貸方余額抵減完了，既然盈余公積已被抵減完，根據新準則的規定，在此之前應先被抵消的是資本公積（股本溢價）原賬面余額，即資本公司應先于盈余公積抵減完畢，可是資本公積還保持著賬面貸方余額30萬元，這明顯不符合新準則的規定。當然也可以假設A企業在合并B企業前因增資擴股而發行股票產生了30萬元的溢價收入。這些問都有待商榷。
【例—4】承【例-1】其他條件相同。再假設，合并日，A企業的資本公積（全是股本溢價而無其他資本公積）分別為10／0／0萬元三種情況；未分配利潤為分別為250／259／0萬元三種情況。
A企業的投資成本是以B企業所有者權益的份額作為其初始投資成本：600 × 90% = 540（萬元）。
A企業的投資成本與其付出合并對價賬面價值的差額為：800 - 540 = 260（萬元）。
【解析】：按照新準則的規定合并雙方的賬務處理分別如下：
①．合并方A企業的賬務處理：
借：長期股權投資540萬
資本公積10萬 ／ 0 ／ 0
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 250萬 ／ 260萬 ／ 260萬
貸：銀行存款800萬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當盈余公積為0、未分配利潤為259萬元時，需要調整的未分配利潤應為260萬元，此時其賬面余額為借方余額1萬元；當盈余公積為0、未分配利潤也為0時，需要調整的未分配利潤仍應為260萬元，此時其賬面余額為借方余額260萬元。該兩種情況的出現，均導致原本為貸方余額的未分配利潤成為借方余額。
在合并前，報表數據顯示，在最不濟的情況下，未分配利潤充其量為零，可合并后，A企業賬面未分配利潤最差的情況是負260萬元。如果合并方個別報表和合并報表不對與合并相關的情況進行適當披露，股東在看不董報表變化情況下，企業合并行為可能會遇到一定的麻煩。
②．被合并方B企業的賬務處理（假設B企業的原股東不存在退股的情況）
借：銀行存款 800萬
貸：股本／A企業540萬（按股本面值總額）
資本公積／股本溢價260萬
2.【例—2】會計處理值得商榷的地方
在合并日，從有限的會計信息中看不出合并方A企業的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等數據信息，在調整100萬元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時，借記“資本公積”或“留存收益”100萬元。到底是調整資本公積，還是留存收益？這是合并方所有者權益內部結構會計信息不充分導致的疑惑。
【例—5】承【例-2】其他條件相同。在合并日，假定合并方A企業的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均為零。
【解析】：按照新準則的規定合并雙方的賬務處理分別如下：
①合并方A公司的賬務處理：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只能將未分配利潤沖減至負數（即為借方余額）。由于合并后B公司仍然存續，因此A公司取得B公司股權日：
借：長期股權投資500萬
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100萬
貸：銀行存款 600萬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當資本公積（股本溢價）和未分配利潤的賬面余額均為零時，無法用資本公積和未分配利潤來調整100萬元借方股權投資差額，只能調整未分配利潤，即使其賬面余額為零。對于合并方A企業來講，合并后的未分配利潤賬面為負100萬元，這樣的反差，能否讓股東接受？是個問題。
②被合并方B公司的賬務處理：
借：銀行存款 600萬
貸：股本／A企業500萬
資本公積／股本溢價100萬
九、控股投資后合并方實際控股率問題的探討
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就是在指在合并行為發生之前，參與合同并的雙方均受同一企業控股控制，被控制的雙方均是能實施控股企業的子公司，被同一企業控制下的兩個子公司間的合并行為就是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合并方對價的支付方式主要有支付現金、非貨幣性資產、承擔負債、發行權益性證券等。
合并方要想通過合并來取得被合并方的控制權，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從母公司那里取得被合并方的控制權，要想取得100%控制權，被合并方其他小股東必須全部撤資退股，否則不可能達到100%的控制權。二是合并方與被合并方的共同母公司不從被合并方撤資，為了達到控制目的，被合并方只能增資，增加的資本部分全部（或絕大部分）須由合并方出資，當然也不排除被合并方企業的其他小股東撤資退股情況，只要其原共同母公司和其他小股東不完全撤資或只部分撤資，合并方就不可能取得100的控制權。
以下為論述方便，僅以支付現金和發行股票為合并對價方式為例，并分別原共同母公司和原少數股東退股和不退股兩種情況，且暫不考慮合并方的“法定盈余公積金”應保留法定余額限制性規定等事項。
㈠合并方以支付現金為合并代價方式下投資后的實際控制率問題
1.被合并方原股東不撤資退股，合并方消納被合并方所增資本方式下的控股合并
【例—6】 A企業與B企業同受C企業控制，C企業占A企業80%股權，C企業占B企業60%股權，經C企業股東會同意并報經有關部門批準，同意A企業合并B企業，為此,兩企業簽訂了股權投資協議，A支付800萬元現金獲得了B企業90%的股權，C企業及B企業的少數股東均不退股且保持有持股數量。合并日，B企業的所有者權益為600萬元（假定：實收股本300萬元，股本溢價100萬元盈余公積20萬元，未分配利潤180萬元）。合并日，A企業的資本公積為30萬元，盈余公積為20萬元，未分配利潤為180萬元（假定A企業稅后凈利潤未作分配）。
【解析】，在被合并方B企業原股東不撤資情況下，合并方欲通過企業合并達到控制B企業目的，則按被合并方B企業所有者權益賬面價值700萬元為基礎，A企業應支付的合并對價的賬面價值至少是：
設假面價值為X，并將其代入以下一元一次方程中：
X ／(X＋600) = 90%，解出：X = 5 400(萬元)
即，在B企業原股東不撤資的情況下，A企業至少要支付5400萬元的合并對價才能達到90%的股權權；也即，B企業只能采取增資方式，增資額5400萬元，只能由A企業出，但投資協議只約定由A企業出資800萬元。顯然，這份投資協議不可能實施，因為A企業的實際控股率的最大值（不考慮股份數量百分比）僅為57.14%〔=800／（800＋600=1400）%〕，而不是90%，但達到了實際控制目的，而此時關聯關系變為：C企業與A企業仍保持原本正常母子關系（即C仍控制A80%股權）；A企業實際控制B企業57.14%股權，而C企業實際控制B企業股權由60%降為25.71%〔=（600×60%=360）／（800＋600=1400）%〕，即C企業又是被A企業控制下B企業的一個小股東；合并報表，先由A企業編制，最后由C企業匯總。
結論⑴：在被合并方原股東不撤資退股情況下，合并方對被合并方不能達到100%的控制權。
2.被合并方原股東撤資退股
在此種情況下，被合并方原母公司須撤走較大比例股權資金（可將這部分股權直接轉讓給參與合并的合并方），或者與其他少數股東共同撤資達50%以上，否則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行為不可能實施。
結論⑵：當且僅當被合并方原股東全部撤資退股的情況下，合并方才能達到100%的控制權。
㈡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為合并代價方式下投資后的實際控制率問題
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為合并代價實施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實際控制權的情況與合并方以支付現金為合并對價的情況類似但又相對復雜一些。其中，如果被合并方所確認的股本溢價遠高于實收股本，那么根據同股同權原則，合并方在被合并方的實際控股率可能將遠低于投資協議約定的控股率，也即實際控股率將因股本溢價的確認而被“稀釋”。限于篇幅，僅以點到為止的方式進行提示，不作深入探討。
十、例析用法定盈余公積金調整借方差額后應保留法定限制性余額的問題
以《企業會計準則講解2012》第二十章《企業合并》【例21—1】和《CPA會計2012》第二十四章的【例24—1】為基礎資料，將其修改為一道以討論盈余公積沖減合并借方差額后法定余額受限方面的例題，并借以表達筆者的觀點。
【例—7】A、B兩公司分別為P公司控制同上的兩家子公司。A公司于20×7年3月10日自母公司P處取得B公司100%的股權，形成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合并后B公司仍維持其獨立法人資格繼續經營。為進行該項企業合并，A公司發行了4 000萬股本公司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作為對價。（公司法規定，法定公積金轉為資本時，所留存的該項公積金不得少于轉增前公司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五）。A、B公司采用的會計政策相同。合并日，A公司及B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的構成情況分別如下表所示：（單位：萬元）
【解析】：
在資本公積（股本溢價）賬面貸方余額不足以調整借方差額之時，A公司用法定盈余公積和任意盈余公積來繼續進行調整，不足的余額用未分配利潤進行調整。本題的難點也是關鍵問題，在于綜合考慮了公司法對法定盈余公積金調整股權投資借方差額后應保留法定余額限制條件。
本例中，A公司的投資成本是以B企業所有者權益的份額作為其初始投資成本：2 000 × 100% = 2 000（萬元）。A公司的投資成本與其所付出合并對價賬面價值的差額為：4 000－2 000 = 2 000（萬元）。
“盈余公積／法定公積金”調整后的最低限額900萬元(=3600×25%)，低于此數時則不能再予調整。
①合并方A公司在合并日（3月10日）的財務處理為：
借：長期股權投資／B公司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資本公積／股本溢價 800／ 800／1000／ 800／ 0／ 0／2000
盈余公積／任意公積金 450／ 500／ 400／ 300／ 450／ 0／ 0
盈余公積／法定公積金 0／ 100／ 0／ 0／ 0／ 0／ 0
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 750／ 600／ 600／ 900／1550／2000／ 0
貸：股本／B公司 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
②合并報表處理注意事項及調整分錄：
A公司在合并日，通過賬務處理，只有原“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為3300萬元沖減2000萬元后剩余1300萬元的剩余貸方余額的情況，才滿足大于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實現的留存收益中歸屬于合并方的部分（1200萬元）的條件，因此在編制合并資產負債表時，在合并工作底稿中，編制如下調整分錄： 借：資本公積（調整“股本溢價”明細項目）1200
貸：盈余公積400
未分配利潤800
十一、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為合并對價可能形成“反向投資”的注意事項
《企業會計準則講解》（2008、2010）之《企業合并》增加了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反向購買”的會計處理規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以發行權益性證券交換股權的方式進行的，通常發行權益性證券的一方為購買方。但某些企業合并中，發行權益性證券的一方因其生產經營決策在合并后被參與合并的另一方所控制的，發行權益性證券的一方雖然法律上的母公司，但其為會計上的被購買方，該類企業合并通常稱為“反向購買”。
例如，A公司為一家規模較小的上市公司，B公司為一家規模較大的貿易公司。B公司原股東發行普通股用以交換B公司原股東持有的對B公司股權方式實現。該項交易后，B公司原股東持有A公司50%以上股權，A公司持有B公司50%以上股權，A公司為法律上的母公司、B公司為法律上的子公司，但從會計角度，A公司為被購買方，B公司為購買方。
另外，《企業會計準則講解》（2008、2010）還同時規范了“企業合并成本”、“合并財務報表的編制”和“每股收益的計算”等有關內容。參照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反向購買的規定，在實務中，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中也可能存在類似情況，為了加以區別，遂把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類似情況暫定義為“反向投資”。
單純地從數學角度考慮，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為合并對價且與并合并方股東互換股權交叉持股的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可能遇到與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類似的反向購買情況，但考慮到在上市實務操作中可能遇到子公司上市與集團公司整體上市的法律限制問題，并且類似情況著實不例舉例，或因舉例將涉及諸多前提條件或限制性假設，限于篇幅，不再舉例進行深入探討。
十二、結束語
財政部會計司劉司長的講話強調：“我國的企業合并準則規定了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國際準則只規定了購買法，明確了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在我國實務中，因特殊的經濟環境，有些企業合并實例屬于同一控制同下的企業合并，如果不對其加以規定，就會出現會計規范的空白，導致會計實務無章可循。因此，中國準則結合實際情況，規定了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確認、計量和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認為，中國準則在這方面的規定和實踐將為國際準則提供有益的參考”。該講話表明，我國《長期股權投資》和《企業合并》等有關準則在國內和國際上的重要性。
既然重要，那么關于同一控制下企業控股合并借方差額會計處理原則方面的應用范例應在有關工具書中見諸筆墨，可包括《企業會計準則講解》、會計專業中級職稱和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全國統一考試輔導教材在內的一些權威資料，卻沒有這方面的應用范例。這些工具書或權威的參考資料對借方差額重視程度與劉司長講話強調的重要性實在不相稱。這種情況實在異常。
新準則關于同一控制下企業控股合并中所產生的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的有關規定的確又存在一些局限性問題，這些局限性問題本身又與《公司法》等法律的有關規定可能相抵觸。目前，財政部正就《企業會計準則解釋⑸（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借此機會，建議財政部一并考慮完善同一控制下企業控股合并產生的股權投資借方差額會計處理的有關規定。以便會計、審計等相關專業廣大從業人員正確理解、運用準則有關規定，以減少或避免實務中誤解準則規定可能導致的偏差或錯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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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財政部 . 企業會計準則講解2010.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第4篇：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圖1 2002-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增速
數據來源：人大重陽網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并購兩種主要形式。綠地投資是指我國企業通過在國外或港澳臺等地區直接出資建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跨國并購是指我國企業收購或兼并外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對外直接投資能夠有效地控制國外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其資本移動的復雜程度遠遠大于國際間接投資。股息和分紅是對外直接投資者獲取收益的主要方式。投資者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也往往大于對外間接投資者。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有利影響
1、可以有效地利用國外的資源。對外直接投資通常可以更好地充分地利用東道國當地的人才，技術，基礎設施等生產要素的優勢，不斷開拓國外市場，通過規模經濟以實現企業效益的最大化。
2、越過貿易壁壘，保護出口市場。經濟全球化給各國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一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免受外來企業的沖擊，通常設置各種各類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而中國企業、政府或個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投資國直接建立企業或通過跨國并購，可以很好的越過這些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實現對本國市場的保護。
3、推動我國“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發展，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進程和國際收支的平衡。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深入發展，有利于不斷提高我國的對外經濟開放水平，優化我國對外開放經濟格局。此外，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投資的迅速發展也必然帶動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實際上是一種對外資本輸出，有利于改善由于國際收支平衡帶來的外匯儲備量較大等問題。
4、謀求低成本，分散風險。我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國外在某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比如在非洲、拉丁美洲等相對落后地區進行投資是因為那些地區人力資源成本較低，資源豐富等。此外，那些落后國家一般來說會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給予政策優惠或扶持。這樣，我國的投資者就會以低成本進入外國市場，從而獲得取得較高利潤的可能性。此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區分開來，通過開展多樣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者能夠更好地分散風險。
5、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我國生產技術水平相對發達國家較為落后，但在一些方面相對于發達國家還是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的，通過利用這些比較優勢對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生產經驗，然后將這些生產技術和先進生產管理經驗帶回國內可以有效的促進我國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另外一方面，通過對生產技術水平較為落后的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將在我國處于產品周期末端的產業轉移出去，為新的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新的空間。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弊端
1、投資金額較大，投資周期較長。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在東道國或地區直接建立企業或取得東道國企業的占有絕對優勢的股權等方式來控制國外企業的經營管理權，所以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投資周期也相對較長。
2、東道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東道國一般會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比例，投資期限，投資領域等進行限制。這將在很大程度上阻礙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3、如果是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采用非股權合作的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我國授權方的知識產權保護將會收到一定威脅，并且將失去非核心業務及其相關的利益。此外，通過非股權方式對外進行直接投資將會使信息交易成本增加，減少企業的可得利益。非股權合作方式的跨國并購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可能會使自己的專利，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等被別人學習了解，從而培養了潛在的競爭對手。
第5篇：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一、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三個宏觀視點
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動，是全球范圍內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浪潮的有機部分，要準確地判斷中國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所處的國際環境，把握時代大勢，必須將其置于全球視野之下，考察全球范圍內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從較為突出的宏觀視點入手來分析，其中三個尤其重要：
第一個視點：涉及把握企業國際化的宏觀切入點。客觀地來判斷，世界經濟史上，對外直接投資流動、企業國際化以及跨國公司的發展，大體上是同一進程的三個側面。首次將這三個側面聯系在一起的，是一家美國企業。1868年，美國勝家縫紉機制造公司在英國蘇格蘭投資開辦分公司，在當地制造與銷售產品，被視為世界第一家跨國公司。自那以來，上述三個側面便不可分割地被聯系在一起了。這種聯系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世界范圍內每一次直接投資流動的，都同時屬于跨國公司擴張的。一般認為，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以來的百多年間，全球范圍內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動掀起過三個，分別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20世紀70-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這三次同時也是跨國公司擴張的三次。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全球直接投資流動規模與跨國公司數量呈正相關聯系。另一個方面是，跨國公司國際擴張的形式，決定著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動形式。這方面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掀起的并購浪潮，改變了對外直接投資流動之“綠地投資”與并購投資的比重，使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了對外直接投資流動的最主要形式。
客觀地來說，要把握一國企業國際化進程，既可以從上述三個側面的任何一個側面切入，也可以將三個側面視為一種“三位一體”的進程來考察。
第二個視點：涉及到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的階段劃分。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國際化的基礎，無論是判斷企業國際化的國別進程，還是全球進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都是個基本依據。按照參與國家多少及競爭格局，對于19世紀末期迄今的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動歷史，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
19世紀末至20世紀50年代初期為第一個階段，可以稱為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的一國主宰時代。這個階段全球范圍內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動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對外直接投資取代國際信貸等古老的間接投資流動形式。這個過程幾乎與20世紀同時開始，持續到二戰結束，經歷了大約半個世紀時間。另一個是，美國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地位不斷加強，最終形成一國主宰格局。研究顯示，1897年美國6億多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就已經占了起步時期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很大比重，而1914年其26.32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了當時所有列強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以后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除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有大的收縮而外，美國一直主宰著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動。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的份額，始終維持在一半以上。20世紀50年代之后，美國的主宰地位逐步動搖，反映這一態勢的基本事實是，美國在全球外向FDI中所占比重由持續上升而轉入不斷下降，1950年代中期上升到55%以上，之后轉入持續下降：1960年降為47%，1975年降為44%，1980年和1985年分別降為40%和35%。
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冷戰”結束前夕為第二個階段，可以稱為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的“多國興起時代”。這個階段，先是西歐（主要是英、法、荷等國）對外資本輸出由間接到直接的轉換，由此刺激了歐洲經濟恢復中的企業國際化。其后是日本、德國等國企業聲勢浩大的國際化。最后是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企業的加入。到“冷戰”結束前夕形成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多國競爭格局。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歷年統計數據計算，1960年西歐5個主要直接投資國（英、荷、法、意、德）外向FDI占全球的份額已達37%，加上北美加拿大（3.7%），占到41%以上。197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加入，最終打破了美國一國主宰的格局。到了“冷戰”結束前夕的1985年，西歐五國加上加拿大、日本兩國，占了全球外向FDI流量的51%，加上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加入，將美國的比重逼降到35%。到1990年，這兩個比重分別為56%和26%。美國主宰地位一去不復返。但值得注意的是，“冷戰”結束之前，多數投資母國對于本國企業投資的東道國有著嚴格的限制；多數東道國，對于引進直接投資也有著一定的戒備心理，限制多于鼓勵。
“冷戰”結束至目前為第三個階段，可以稱為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的全球競爭時代或“戰國時代”。這個時代最明顯的特征有二：其一，參與直接投資的國家大大增加，幾乎所有工業化獲得突破的國家，都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到了新世紀初，除了北美、西歐及東亞（主要是日本）這些傳統外向FDI區域而外，拉美、東亞及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轉型中的俄羅斯等中歐國家和地區，也相繼加入到輸出直接投資的行列。聯合國貿發會議近期年度FDI數據揭示，年外向FDI初具規模的國家和地區，拉美不少于7個（百慕大、智利、維爾京群島、巴西、阿根廷、巴拿馬、墨西哥），東亞不少于6個（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中國及馬來西亞）。非洲也有數個國家的外向FDI年流量超過10億美元。另一個特征是，全球FDI流動環境大為改善。幾乎所有FDI母國，都取消或減少了關于本國企業投資東道國的限制；幾乎所有東道國，都一改以往對FDI的消極政策而為積極政策。
第三個視點：涉及對我國企業“走出去”具有啟示意義的先行經濟體的選擇。回顧全球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的歷史可以明顯地看到，美國是一個起點而且一直占據首要地位，美國企業的國際化行為與政府政策對全球具有重要示范效應；日本企業國際化起步雖然較晚，但規模擴展迅速，對后發國家具有示范意義；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主要是韓國與中國臺灣省，經濟規模雖然不大，但對外直接投資能力相對較大。這些先行經濟體對于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政策措施均具有啟示意義。雖然可以說，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的歷史要早于美國，迄今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也不小，但在美國之前，這些國家資本輸出幾乎完全采取信貸及其他間接投資形式，后來的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進程中，創舉較少，可以略而不論。
對于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而言，上述視點的現實涵義是顯而易見的。基于第一個視點，可以認為，作為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后來者，我國政府部門也好，企業也好，都須將國際化――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作為“三位一體”的進程予以通盤考慮。具體說，政策戰略上，應將我國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視為建立中國式跨國企業的有機進程。基于上述第二個視點可知，處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戰國時代”的中國企業國際化，面臨的競爭當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激烈，但全球FDI流動環境的改善則意味著國際化的外部條件好于以往。基于上述第三個判斷，可以認為，在我國企業國際化推進中，必須關注兩類經濟實體的企業國際化動向：一類是美、日等發達國家，這些國家企業國際化及政府政策對于全球具有示范效應；另一類是東亞的新興經濟體，它們在企業國際化方面對我國企業國際化進程具有直接示范效應，甚至聯動效應。
二、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幾個歷史參照系
要準確把握中國企業國際化與我國總體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預期下一步發展態勢，必須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的以往發展經歷。縱覽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歷程，可以發現以下一些特征或趨向：
第一個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涌動時間上：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形成浪潮，全部發生在工業化末期。具體來說，美國企業掀起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浪潮，是在美國工業化進入尾聲階段。經濟史家一般認為，美國是在20世紀頭20年完成工業化的，此前的1870年代工業化已獲突破。日本戰后對外直接投資的涌動，發生在1970年代后期。一般認為，日本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先后完成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至于亞洲“四小”，也是在工業化與現代化突破以后掀起對外直接投資浪潮的。
第二個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與一國經濟實力的變化上：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能力以及該國投資規模，與其經濟發展勢頭直接聯系在一起。這方面美國、日本均很明顯。自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美國人均國民收入超過英國后一直維持著全球第一大經濟實體的地位。與之相對應，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也一直占據全球第一的位置，累計直接投資規模變化如下：1897年為6億美元，1949年突破100億美元大關，1970年代突破千億美元，1998年突破萬億美元大關。截至2004年，美國企業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達2.18萬億美元。其中從1914年到20世紀50年代，美國外向FDI一直占據全球總存量的一半以上。自那以來比重逐步降低，但依然維持著全球存量第一的位置。目前美國外向FDI約占全球總量的1/5。戰后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初為起步階段，累計投資300多億美元；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1990年為快速擴張階段，投資總額超過2000億美元，年度流量由百多億美元增加到600多億美元左右；1991年以來為對外直接投資繼續擴張與調整階段，年投資流量在在150億到400億美元之間波動。雖然勢頭不及上世紀80年代，但規模依然可觀。
第三個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流動與一國貨幣匯率的聯系上。在幾乎所有先行國家和地區，本幣升值往往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驅動因素。這一點從日本到韓國再到中國臺灣省，表現尤其突出。研究表明，1980年代后期的日元大幅升值，是刺激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高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85年“廣場會議”后的五年時間，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連創新高，年度流量從122億美元猛增到675億美元。同樣的聯系也可在臺灣與韓國那里發現。其灣1986年以后的新臺幣升值，促使民間資本向泰、馬和菲律賓等地的投資大增。即使美國，也可看到這種聯系。實際上，從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確立起到1970年代初期，堅挺的美元一直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促進因素。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的浮動匯率制下，美元匯率的周期性變動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變化之間的聯系也明顯可見。
第四個表現在直接投資的區域布局演進上。大多數國家經歷了一個由毗鄰地區向全球擴展的過程。其中美國的情形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絕大部分直接投資投向毗鄰地區，主要是加拿大與拉美發展中國家，占了總投資的70%以上。20世紀60年代以后，開始向其余地區擴展。目前的格局是，歐洲與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占大頭。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起步時期也主要投向東亞、大洋洲以及南、北美洲等毗鄰地區，后來才向歐洲、非洲及中東等區域擴展。至于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一開始瞄準的就是周邊國家和地區。
第五個表現在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演進軌跡上：由原材料、能源開發等“一產”起步，到制造業擴展，最后到服務業提升，無疑是一種趨勢。迄今為止，只有美國完成了整個演進過程。研究顯示，從1914年到1960年，對外直接投資中采礦、石油等“一產”所占比重最大；1960年到1985年，制造業比重迅速上升，占據第一的位置。此后則進入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擴張時期，到1990年代，服務業取代制造業占據第一的位置。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演進迄今只完成了美國經歷的一半，即由初級能源、礦產等原材料開發業到制造業的結構變化，這種變化發生在1980年。此前日本企業對外投資比重最大的是能源、資源開發等行業；1980年之后，制造業上升為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與此同時，商業、保險、銀行等服務業投資快速增長，投資產業結構“三產化”露頭。但后來的“泡沫經濟”崩潰與經濟衰退，延緩了這一進程。
第六個表現在投資東道國類型變化上。無論是先行者還是后來者，多數國家都經歷了一個由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為主到向發達國家集中的過程。研究表明，1950年代，美國在這兩類國家的投資各占一半，此后開始了向發達國家集中的過程：60年代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上升到65%以上，70年代上升到73%以上，80年代上升到74%以上，90年代中期突破80%，2000年以來接近85%。與美國相似，1970年代即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時期，對亞洲、拉美及中近東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占總額一半以上（約55%），1980年代之后出現了向發達國家集中的趨勢。1981-1990十年間，日本企業對北美、歐洲、澳新等發達地區的投資上升到占總額的72.5%。1990年代中前期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比重雖有所回升，但后期依然集中向發達國家。目前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中，近80%依然集中在發達國家。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中，尤其是韓國和中國臺灣省也在經歷類似的變化，但由于中國及東亞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前景看好，延緩了它們對外直接投資向發達經濟集中的過程。
上述特征，可以作為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動現狀，預期未來趨向的重要參照系。客觀地來說，目前我國工業化接近完成，經濟增長前景看好，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比照先行經濟體的歷史經歷，這些顯然都預示著我國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流動已到了涌起持續的階段。而先行經濟體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以往經歷顯現的其他一些特征，對認識我國企業的國際化也不無裨益。
三、企業國際化與政府政策：一些普遍特征
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離不開投資母國政府政策支持或干預。縱覽先行國家政府關于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化的政策歷史，至少可以看到五個較為普遍的特征：
第一個特征表現在政府政策與企業國際化的因果聯系上，是事前――事后的關系。具體說，政府政策往往是對企業國際化的事后反應而非事前安排。一般是應本國企業界及其政治人的要求而推出的。比如在美國，企業國際化第一次浪潮開始于19世紀70年代，但直到20世紀第二個十年，幾乎看不到政府政策的影子。一般認為，美國政府關于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提出，肇始于海外企業稅收減免政策的實施。這一政策以1913年國會通過的《國外納稅減免法》和1918年的《外國稅收抵消法》為依據推出，意在消除美國海外企業雙重征稅問題，因此帶有一定消除企業國際化障礙的意向。這比企業國際化實際進程晚了近半個世紀，帶有典型的“事后”特征。后發型國家此類政策推出時機較早，比如日本政府關于避免企業雙重征稅政策、關于海外投資保險政策，以及政府對企業國際化的信息情報支持政策的開端，都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但由于日本企業在二戰之前已經進行了廣泛的國際化探索，20世紀50年代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本身也刺激著企業的國際化實踐，因而也可看到政策與現實進程之間事后――事前的聯系。
第二個特征表現在政府政策體系形成過程上，政府關于本國企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體系形成，是個漫長的動態過程，而非一蹴而就的。一般的規律是：按照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沒有一勞永逸的政策措施。美國此類政策迄今經歷了三個時代的演進：20世紀中期之前，主要借助稅收政策調節；20世紀50年代至“冷戰”結束前夕，政治經濟手段并用，鼓勵與限制政策并行；“冷戰”結束以來，經濟手段凸現，政治手段退縮。日本此類政策經歷了兩個時代的演進：20世紀50-70年代，政策重心置于海外投資保險、金融支持系統及情報服務系統的構建；80年代之后，重心置于鼓勵海外企業聯合組織系統的構建。
第三個特征表現在政策形式上，政府政策以法律化形式推出，建立在堅實的立法基礎上。幾乎所有西方先行國家，政府關于企業國際化的政策，都以議會立法為依據，鮮有借助行政命令的。因此政策體系的形成同時也是個政府動議法律化的過程。絕大多數政府政策通過立法機構形成法律文件，由此強化了政府管理部門的監管或支持效率，簡化了監管程序。
第四個特征表現在政策傾向性上，追求一種既不鼓勵也不限制的中性政策，是多數發達國家此類政策的最終傾向。多數國家關于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立場，帶有明確的中性化特征。所謂中性化，即既不鼓勵也不限制，任由企業經營者自行決斷。這方面美國最為典型。1913年迄今的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系統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即分別為財政政策、信貸政策、海外投資保險政策、投資信息情報服務政策。體現這四類政策的有關法律，均帶有強烈的中性特征，找不到明確的支持或抑制傾向的例子。日本政府關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早期有微弱的鼓勵跡象，但后來受到日元升值及“產業空心化”的壓力與警示，也傾向于中性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中，韓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時期的政府政策鼓勵傾向明顯，但后來企業國際化暴露出的大量問題表明此種政策具有很大的冒險性，易誘致企業急功近利。
第五個特征表現在政策實施機構上，是政府與非政府中介機構并用。幾乎在所有法制健全的國家，政府關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與法律，同時借助兩股非政府力量去實施：一股是民間中介機構，主要是各種企業化的中介機構。比如在美國，由于大部分政策有法可依，這為法律、審計、會計、商會等中介組織的參與創造了制度基礎。另一股是非官方研究及咨詢機構。日本1958年通過立法組建的“日本貿易振興會”以及后來成立的“亞洲經濟研究所”，一大任務就是從事海外經濟情報搜集與分析。
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中的政府政策，是近年國內各方討論的重要話題。適應國家“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從中央主管部門到“有條件”實施這種戰略的沿海主要省、市政府，都在不斷醞釀與推出相應的政策措施。目前這方面存在兩個重要的傾向：一個是政府政策“事前”特征突出。各級政府都提出了關于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構想，按照這種構想設計了一些政策措施，有些政策措施帶有明顯的超前傾向。另一個是，政府的鼓勵性政策多于限制性政策。幾乎所有政府部門提出的政策，都帶有促進企業“走出去”的明確意向。這兩個傾向的效果究竟如何，尚有待實際進程來回答。但在提出與實施此類政策之前，審視一下先行國家這方面的政策歷史，無疑是有益的。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
參考文獻：
趙偉：中國企業“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與典型案例分析，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趙偉、古廣東：民營企業國際化：理論分析與典型案例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第6篇：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技術進步的模型，我們可以借鑒Coe和Helpman的貿易溢出模型（CH模型）。該模型是檢驗國際貿易對一國技術進步影響的實證分析，其表述形式如下：
式中，i=1，2，3，…，n代表國家，Fit為第國在第t時期的全要素生產率；Sdit和Sfit分別是第t時期國內R&D資本存量和外國R&D資本存量；α0i為國家的特殊固定截距項，α1i、α2i分別表示國內R&D資本存量和外國R&D資本存量對本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彈性，是隨機擾動項。
為考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的影響程度，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對CH模型進行修正，建立如下模型：
式中，TFPt是我國各年度全要素生產率，SDt是我國歷年R&D資本存量，ODIt是我國歷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α0是國家的特殊固定截距項，α1、α2分別表示國內R&D資本存量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彈性，為待估計的系數，εt是隨機擾動項。
本文出自新晨
2相關變量及其測算
從模型（2）可以看出，要測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的影響程度，首先需要計算出全要素生產率、國內R&D資本存量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
2.1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測算
TFP的測定一般采用生產函數法。假定技術進步是希克斯中性的，采用C-D形式的生產函數：
其中，Yt是一國在時間t的產出，A表示技術水平，Kt表示資本存量，Lt表示勞動投入，α、β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通常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即α+β=1。等式兩邊取對數，整理可得：
由（4）式可看出，測算TFP的關鍵參數有三個：第一個是國內資本存量K，采用Goldsmith1951年開創的“永續盤存法”（perpetualinventoryapproach）進行估算，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Kt為第t年的資本存量，δ為資本的折舊率，It為每年的名義固定資產投資額，Pi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1991年=1，1992-2006年的數據由歷年統計年鑒得到），資本折舊率δ按照大多數學者的做法，取值為5%。根據公式（4），可以得到1991~2006年我國的資本存量數據。
第二個是勞動投入量，可用全社會從業人員數表示。
第三個是產出，可用GDP表示，并將當年價格的值折算為基年（1991年）的不變價格。對α、β的取值，根據大多數學者的研究成果，將α取值0.55，β取值0.45。將上述數據代入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公式（3），可得出我國1991~2006年的TFP。
2.2國內研發資本存量SD的測算
對國內研發資本存量SD也采用永續盤存法來計算：
Rt是以基期（1991年）為不變價格的第t期研發支出，折舊率δ取值為5%
2.3對外直接投資存量ODI的測算
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ODI同樣采用永續盤存法來計算：
Ft是以基期（1991年）為不變價格的第t期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折舊率δ取值為5%
3實證過程與結果
將上述所得TFP、SD和ODI數據使用Eviews5.0進行最小二乘估計，運用Eviews5.0對方程（2）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檢驗結果顯示回歸結果顯著，可以看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估計系數是0.2006，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每名義增長10個百分點，則能促進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2個百分點，即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技術進步，使生產率得到了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國內研發資本存量SD的估計系數是0.0982，僅為對外直接投資系數的一半，說明國內研發和對外直接投資相比，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尋求成果是顯著的，其獲得的反向技術外溢效應促進了我國技術進步，其效果大于國內研發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
4結論與啟示
（1）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具有技術逆向溢出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技術進步。我國企業要學習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就要進行對外投資，靠近技術源，以獲得反向技術外溢。
（2）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的貢獻比國內研發資本的貢獻要大。政府要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財政、金融上給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支持，并強化服務和監管職能，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
（3）為了更好的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而提高我國技術進步：一是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應該加大對研發要素豐裕的國家和地區投資的力度，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可以通過區位的選擇和增加對美、英、德、日等國的投資力度而提高其反向技術外溢效應。二是加大在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通過在高新技術行業進行對外投資，吸收國外研發的技術溢出，就成為我國企業減少研發投入，縮短研發期限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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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英，劉思峰.中國ODI反向技術外溢效應的實證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8，（4）：294-298.
［3］吳先明.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創造性資產的分析視角［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7，（9）：52-57.
第7篇：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大陸西部地區包括廣西、內蒙古、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2個省(區、市)，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最具潛力的地區。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逐年增加，并有力促進了西部經濟增長。近年來，對外商投資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不斷增多，但這些研究針對全國和東部的比較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西部經濟增長的研究尚有待完善。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之上，試圖以1993～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數據為基礎，對兩者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以便為我國西部地區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從而加快發展經濟提供實證依據。
一、文獻綜述
在國際上，對于國際投資是否促進了經濟增長這一問題并未取得共識。傳統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只源于技術進步與勞動力自然增長等外生變量，而外國直接投資僅增加了資本積累，因而只能對短期經濟增長產生影響。許多學者認為，在國內資金充裕、外匯儲備較多的條件下，強勁的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會導致外資對內資的擠出效應、產生行業壟斷、阻礙民族工業發展，對國家經濟安全產生負面作用。Gupta和Islam(1983)通過采用對發展中國家時間序列與橫截面序列相結合進行研究的方法，考察了1950～1973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作用。Salz，I．S(1992)從理論與實證兩方面論證了發展中國家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關系。Eastedy(1993)認為采用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會阻礙國內投資，當內外資企業收益差距很大時，引進外資反而會阻礙經濟增長。Borensztein等人(1998)的分析表明，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吸收能力是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只有當引資國達到某種最低人力資本存量的條件之后，外商直接投資才能比國內投資有更高的生產率。然而，自巴羅和薩拉伊馬丁(Robert J．Barro & X．Sala－I－Martin，1995)提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同樣可以推動經濟的長期增長。Romer(1987)認為，外國直接投資能夠促進一國國民經濟存量的增加。R．Barro(1995，1997)作為新經濟增長理論實證分析的先驅之一，對技術進步、技術差距、技術外溢、人力資本等影響經濟增長的諸要素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確定各因素之間關系的模型，并對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及趨向性關系進行了開拓性研究，為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了基礎。
具體到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國內外學者也進行了不少研究。Chen(1995)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不僅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正相關，而且還與固定資產總量正相關。Dayal－Gulatiand Aasim(2000)認為，中國不同地區導致了技術轉移的外商直接投資類型對經濟增長有強烈推動作用，相對富裕的東部、南部地區由于相對繁榮和具有較發達的基礎設施更能夠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提高了經濟增長收斂的速度。Ja．hangir and Duenwald(2001)認為，1978-1997年中國各省的經濟增長出現了兩極分化，加入WTO之后會加速這種分化的速度，沿海地區可能會從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中獲得更大利益，從而使經濟增長更快；而以農業為支柱產業的相對窮省人均收入增長會進一步下降。趙晉平(2001)在定性和定量分析外資流入的直接經濟效果基礎上，認為外資流入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蕭政和沈艷(2002)利用中國和其他23個發展中國家總量時間序列資料來分析中國的實際GDP與FDI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循環式結構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國內生產總值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王成岐等(2002)采用增長率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異與中國經濟增長問題，認為FDI引起GDP的增長，而GDP的增長不是FDI增長的原因。Francose Lemoine(2002)的研究表明，中國開放程度提高、國際貿易迅速增長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三者之間緊密相關。任永菊(2003)根據中國1983～2002年的有關數據，對FDI和GDP進行了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研究結果表明，兩者存在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葉莉等(2004)利用1985～2001年的相關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張衛東等(2005)通過分析中部地區1992～2003年的相關數據，認為經濟增長率同主要生產要素投入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影響，且這種影響程度受政策左右。以上分析，雖然在分析方法、數據來源和選區時段上各不相同，但結論基本相同，即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毋庸置疑。
二、外商直接投資促進西部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西部資本積累
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要順利實現經濟起飛，其前提和先決條件是投資率(資本積累率)達到10％以上。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增加了西部地區總資本的供給，從而提高了資本形成水平，而且通過競爭環境的改善、技術的引進、外部經濟和溢出效應的加速，提高了西部地區資本的邊際產出和資本的生產效率，從而為西部經濟起飛創造了條件。
(二)積極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彌補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儲蓄缺口
西部地區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但是缺少經濟發展所必須的資本，且因經濟的發展儲蓄缺口呈擴大趨勢。錢納里等人提出的“兩缺口”模型表明，當發展中國家出現國內資源供給不足，不能滿足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數量時，利用外部資源是主要途徑。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可以為西部地區帶來金融資本，彌補經濟發展的儲蓄缺口，有助于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
(三)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增加西部地區就業機會
外商直接投資對促進東部地區就業立過汗馬功勞，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成千上萬的三資企業創造了數以千萬計的工作崗位，為大量農村閑置勞動力進入制造業及下崗職工重新就業做了積極貢獻。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不僅可以通過外資企業直接為西部地區提供就業機會，還可以通過刺激前后關聯產業發展間接創造就業機會，從而緩解西部地區就業壓力。
(四)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先進的經驗與管理模式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西部地區投資設廠過程中，必然會帶來新的管理理念、組織形式。通過輻射效應、示范效應、溢出效應以及人才在各個企業間的流動，可以培養一批高級管理人才，使西部地區企業從中受益。
三、外商直接投資促進西部經濟增長的數理推導
假設經濟是開放的，存在國內和國外兩類投資部門，經濟結構不變，技術進步是中性的，資源自由流動，并且資本與其它生產要素的結合總是處于最優配置狀態，則在資源約束一定的條件下，實際產出取決于社會總資本在國內和國外兩類投資部門之間的分配。即存在生產函數：
Y=F(K1，K2) (1)
s．t．：KI+K2=K (2)
其中Y為實際產出，K1為國內投資部門投資總量，K2為國外投資部門投資總量，K為社會總資本。
進一步假定實際產出函數是一次齊次函數，且資本是同質的，則實際產出變換如下：
y=Y／K1=f(K2／KI)=f(k) (3)
上述函數具備索洛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的形式和性質，必定具備如下特征：f’(k)>0，即實際產出函數是國外投資部門投資總量的增函數；f’(O)=+∞，即當國外投資部門投資總量和國內投資部門投資總量之比很小時，國外投資的邊際產出非常大。
西部大開發以來，我國政府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并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措施，鼓勵東部企業到西部進行投資。我國國內投資部門投資于西部的資本總量逐年遞增，相比之下，西部地區外商投資仍處于低水平起步狀態，實際吸收外資數額在全國比重低，與東部地區差距較大。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國西部地區外商投資總量與國內投資部門投資總量之比仍然很小。根據上述分析，此時采取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外資流入，將對加快我國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四、外商投資與西部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一以為例
(一)模型的基本形式
本文以FDI為自變量(X)，以GDP為因變量(Y)，建立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線性模型，并進行回歸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GDP=a+bFDI
(二)數據來源
本文以1994～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1993～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和地區生產總值統計數據為數據來源(見下表)，其中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美元)按照當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數額。
(三)模型分析
用Eviews3．1軟件包對模型進行回歸，其結果為R2＝0．447，F=7．272，b=0．6690。由此可見，FDI和GDP有一定的線性相關關系，FDI的增長對GDP的增長有較大的推動作用。即FDI每增長1億元人民幣，內蒙古的地區生產總值就會增長0．669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對內蒙古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較大正面作用。
五、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相關性顯著，外商直接投資是西部經濟增長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是加快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
第8篇：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市場結構
國際貿易理論與市場結構理論分析框架的產生
國際貿易是商品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交換，國際直接投資則表現為貨幣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循環。按照蒙代爾的理論，商品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完全替代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投資就不會發生。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產業資本的循環依次經過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形式，并且三種資本形式還要保持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單個產業資本循環的特點也體現在社會總資本的循環中，從世界經濟的范圍分析，產業資本循環經過上述三種形式才能保持經濟活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市場結構理論來自于產業組織經濟學，按照該理論市場可以分為完全競爭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兩大類型，不完全競爭市場又分為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三種類型。完全競爭市場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差別主要體現為產品差異性、進入和退出壁壘以及賣方集中度。完全競爭市場的特點是產品具有同質性，進入和退出壁壘小以及賣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競爭市場則相反。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廠商提供的產品有差異、行業的進入壁壘較大，具有規模經濟及由此產生的賣方集中度。古典貿易理論和現代貿易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新貿易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世界經濟活動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有融合趨勢。
從歷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的產生先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早期的國際貿易理論從發源于15世紀歐洲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開始，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以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為標志。這兩種理論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國際貿易理論的邏輯起點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范圍內統一的貿易市場和資本市場逐步結合，商品、資本、技術和服務的流動日益密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呈現相互融合的趨勢，但是統一的理論框架還沒有建立起來。本文從市場結構的角度分析國際貿易理論和直接投資理論，并指出新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的基礎在于不完全競爭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新貿易理論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和福利影響，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使得壟斷競爭廠商都具有向國外出口產品的動機，加之這些廠商生產的是有差異的同種產品，產業內貿易形成。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不完全競爭市場，如果具備貿易壁壘和資本自由流動，國際直接投資廠商進行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實現對國際貿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從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按照市場結構劃分前三種可以歸納為一類，它們的理論基礎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古典貿易理論包括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包括一般均衡理論、相互需求理論和對偶理論，這些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下。現代貿易理論則以要素稟賦論為代表，該理論體系闡述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在于產品的價格差異，價格差異源自于成本差異，成本差異產生于生產要素的豐裕度。主要理論包括要素稟賦論、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薩繆爾森—斯托爾帕定理和羅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產要素在各國內部是自由移動的，而在國家間是不能移動的；國家之間實行自由貿易，不存在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或管制；生產和交換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進行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處于“充分就業”狀態；貿易雙方的出口價值等于進口價值，國際收支平衡；運輸費用和其他交易費用為零；沒有要素密集度轉變的情況，生產同一商品時各國的生產技術一樣，生產函數相同；沒有規模經濟的利益，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從上述的前提條件可以看出該理論體系將國際直接投資排除在外，首先國家之間沒有多余的資金可以投資；其次國家之間沒有要素流動的可能性。總之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成長空間。
要素稟賦論創立后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掌握了一國的資源稟賦情況就可以推斷出該國的對外貿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實證分析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學者們提出了各種解釋用于修正要素稟賦論的前提條件，如貿易壁壘說、自然資源稀缺說、生產要素異質說以及人力資本說等等。前提中完全競爭的假設在現實中難以滿足，完全競爭市場中企業只能作為產品價格的接受者，他們提供的產品是同質的。國際貿易活動中的許多現象無法用完全競爭的市場來解釋，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
不完全競爭市場與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它的創建是建立在兩個相關學術領域的發展之上：即產業內貿易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該理論認為資源差異和規模經濟均是國家進行專業化和貿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條件下的產業間貿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的產業內貿易，它更強調的是非比較貿易優勢。同時為強調規模經濟作為貿易的原因作了三個基本創新：將產業組織引入貿易理論，將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模式的不現實中解脫出來；摒棄了傳統的二維假定和凸性生產可能性曲線，新貿易理論發展了一種“層級結構”的方法來解釋貿易和要素流向，即產業間貿易仍由要素稟賦的差異來決定，而某產業內部具有類似要素比例的產品之間卻相互分工和貿易，后者在產業間貿易的格局中表現為凈貿易量；區分了技術溢出的外部經濟和市場規模作用的外部經濟。
把新貿易理論看作和古典貿易理論完全對立是不確切的，新貿易理論只是補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設框架下所難以解釋的現象。新貿易理論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而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
不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它由美國學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經營：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海默則認為，要解釋戰后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必須摒棄傳統理論中關于完全競爭的假定，對不完全競爭進行研究。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不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它們生產同類產品，擁有獲得所有生產要素的平等權利，這樣就不會有對外直接投資發生，因為它不會使企業擁有高于當地對手的優勢。只有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才能獲取壟斷優勢，并通過直接投資在國外予以利用。
金德爾伯格將壟斷優勢分為四類：來自于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來自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企業擁有的內外部規模經濟；由于政府干預，特別是對進入市場以及產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業優勢。后來學者在海默的理論框架下進一步發展了壟斷優勢理論，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論述跨國公司壟斷優勢的來源；二是跨國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資與許可證交易三種方式中選擇直接投資的根據與條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就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認為，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企業特定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特定優勢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企業特定優勢類似于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即一國企業擁有的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優勢，并且這種優勢只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為避免市場不完全而通過內部化將企業的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市場不完全的含義近似于不完全競爭，鄧寧認為市場不完全可以分為兩類：結構性市場不完全和知識性市場不完全。企業利用市場不完全通過內部化建立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越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性越明顯。內部化優勢還不能充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利用出口照樣可以發揮優勢。區位優勢可以更充分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因為區位優勢屬東道國所有，企業無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適應和利用。只有國外區位相對國內區位具有更大優勢時企業才可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
在世界經濟活動中，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體現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區域上呈現高度的一致性，在貿易和投資領域還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發展中國家的規模在逐步擴大；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流向與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一致，二戰前以發達國家的制成品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品為主，二戰后傳統的工業品貿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業品貿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資本的跨國界流動，戰后國際資本更多地流入制造業和新興工業部門，加快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國際直接投資改變了國際貿易的模式與格局，最初國際貿易更多表現為產業間貿易，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在增加。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實現的，母公司與子公司、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企業貿易量在不斷擴大。第四，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協調機制統一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內實現。
第9篇：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特點；傳統經濟增長模式
中圖分類號：F83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0)12-0063-06 收稿日期：2010-08-07
自2000年“走出去”戰略正式公開提出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直呈現出高速增長勢頭。僅在五年之后的200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即已突破100億美元，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在國際金融危機洶洶來襲的2008和2009年，當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均出現大幅下降時，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卻逆勢增長，為實現我國產能的國際轉移和深化境外資源互利合作。保證我國有力應對危機沖擊，乃至增大我國在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變革中的話語權等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實踐證明，“走出去”戰略確已成為“關系我國發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戰略”，迅速發展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推動我國深化改革開放和更公平地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有長遠的戰略意義，隨著對外投資而來的海外利益對于維護和實現我國的發展利益更是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價值(陳偉恕，2009)。
一、現狀與特點分析
(一)國內過度依賴資源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國際延續根據本文作者的不完全統計，2008～2009年以中國企業為買方的跨國并購，僅交易額超過1億美元的就至少有34宗，金額合計達571.3億美元。其中，目標領域為能源產業的有13宗，交易金額277.54億美元，占1億美元以上并購案交易總額的48.6％；礦業15宗，交易金額262.34億美元，占交易總額的45.9％；公用事業1宗，交易金額15.8億美元；商業服務業1宗。交易金額8.58億美元；制造業3宗，交易金額7,04億美元(見圖1)。我國跨國并購高度集中于能源和礦產行業，首要地是由我國的經濟長遠發展戰略所決定的。近年來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對國內現有的自然資源儲備，如石油。有色金屬、鐵礦石等都構成巨大壓力。中國需要放眼于國門之外，在全球范圍內統籌安排，保證以石油供應為主的能源安全，保證價格穩定。充足的原材料供應。這不僅有利于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使中國能夠介入大宗商品市場，跟其它資源強國同臺競爭。通過海外投資。掌握盡可能多的石油及其他資源就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資源行業資金密集度高的特性同時也就決定了我國海外收購以大型企業為主體。
然而，過度依賴于進口資源對中國經濟自身的傷害也將是極為嚴重的，便利地獲得進口資源將弱化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固化落后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因此，就根本而言，維護國家海外投資利益的最根本措施，在于轉變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提升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率，真正有效地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問題是，從目前跡象看，在今后一個不太短的時期內，我國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仍將是能源、原材料領域，這也就意味著東道國對我國投資的疑慮與可能的摩擦并不會很快消除，從而難以獲得長期的海外投資利益。
(二)增長高速。發展滯后自“走出去”戰略提出并付諸實施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勢頭。自2002年我國建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以來直至2009年底，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年均增長率達到48.6％，遠超出同期GDP、出口貿易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增長率，且在絕對值上與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差距迅速縮小。到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達559.1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達418.6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4.87％；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1839.7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1472.8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0.06％。據商務部最新預測，2009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預計達433億美元，同比增長6.5％，存量則已達1905.8億美元，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6.63％(見表1)。
但從整體來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構成中所占份額極為有限。2008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相當于出口額的2.93％，在GDP中所占比重僅為0.97％；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GDP中所占比重為3.40％。2009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相當于出口額的3.60％，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到0,88％；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GDP中所占比重為3.87％。而在2007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在GDP中就已分別達到2.03％和16.80％，發達國家所占比重更是分別高達4.71％和35.07％。中國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已有一些研究者基于經典理論的分析指出。中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是不相匹配的(薛求知等，2007)。
(三) 國際拓展迅速，所占份額有限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范圍內迅速鋪開。在2003～2008年的短短5年間，投資覆蓋國家和地區新增35個。截至2008年底，中國有12000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分布在全球174個國家和地區，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覆蓋率達71，9％。境外資產總額超過10000億美元，境外實現銷售收入5343億美元，境外就業人數達102.6萬人，其中外方45.5萬人。2009全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22個國家和地區的2283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
盡管發展迅速，但從總量上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市場所占；份額仍然有限。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ATD)《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所載數據計算，2008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全世界份額的2.25％，在世界各國和地區中排名第1位，低于瑞士、比利時、荷蘭這樣的小國，排在俄羅斯后面；存量份額占0.91％，排名第25位。低于香港、臺灣，排在巴西、愛爾蘭、奧地利之后(見表2)。相當于當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的14.3％和6.2％。2008年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排在美、日之后)，第三大吸引外資國(排在美、法之后)，第一大出口國，以此而論，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相對而言還處于比較落后的地位，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我國的經濟結構是不合理的，增長模式是存在
一定缺陷的，與世界經濟融合的緊密程度仍然有限。
需說明的是，2009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在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地位的比重有較大提升，在世界市場的份額急升至4.34％，但此現象的背景是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比上年劇跌43％。全球FDI出現嚴重萎縮無疑也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機的拖累，在此情形下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保持6.5％的年增長率雖已屬極為不易，但其真正的實力和發展水平尚需長期觀察。
(四)跨國并購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從“走出去”戰略實施開始，跨國并購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就成為重要形式，并越來越占據主要地位，這與國際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我國企業的跨國并購交易額從2002年的僅有2億美元，迅速上升至2008年的205億美元，6年間上升百余倍。特別是在進入2008年后，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交易額迅速上升，在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占49.0％。并且，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在世界跨國并購市場上所占份額已超出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據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份額，在發展中國家并購交易中所占份額突出，已達到1／5(見表3)。
在金融危機肆虐的2008、2009年，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表現尤為引人注目。在2008年全球跨國并購額比上年下降了34.7％的頹勢背景下，中國的非金融行業跨國并購卻比上年劇增了225.4％。進入2009年后，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交易表現不僅要好于同期全球跨國并購交易，而且還于2009年前三個季度出現逆勢急升，特別在第三季度出現大量成交。跨國并購交易的逆勢上揚，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整體局面的平穩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
(五)國企，特別是央企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在我國進行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境內投資者中，就企業數量而論，國有企業所占比重連年降低，從2003年的43.0％下降到2008年的16.1％，降幅接近2／3。在投資存量上所占的比重，雖在兩年間快速下降了11.4個百分點，卻仍然高達69.6％。值得關注的是，國有企業的讓出，卻并沒有使私營企業相應地增加更多的份額。在企業數量上，私營企業一直維持在10％上下徘徊；在投資存量上，到2008年底也只有的1％。外資、臺港澳資企業、集體企業亦稱微不足道。異軍突起的是“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這樣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在企業數量上，有限責任公司在2008年已占有半壁江山，比2003年的22.0％增加了近30個百分點；在投資存量上，達到了20.1％(見表4)。
能更加鮮明地反映出國有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優勢地位的指標。是中央企業與地方企業分別所占的權重。中央企業和單位僅占境內投資者數量的5.6％，但在存量中卻占有81.3％，在流量上更是達到85.4％(見表5)。
另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8年底，國資委監管的136家中央企業中，共有117家發生了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占中央企業總數的86％。2008年末中央企業在全球127個國家(地區)共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791家，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357.4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當年總流量的64％；年末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達到1165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63.3％。特別是在石油等能源領域方面的對外直接投資，完全是國有企業的一統天下。
自2002年我國建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起的歷年數據均顯示出，國有企業、中央企業一直都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領域中的力量懸殊對比，不能簡單地被解讀為某種擠出效應。首先，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John，1997)通常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需具有OLI優勢，而這恰是我國絕大多數民營企業的短板。其次，我國“走出去”戰略的目的一直以來都基本上明確為境外資源開發合作、產能轉移、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往往所需資金規模巨大，并且能得到當地良好的社會環境支持。在我國，有能力占據這些前置條件并因而能得到國家支持的基本上也只有大型國有企業。民間資本大規模進入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的前景，將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化和總體實力的繼續增長而逐漸明朗起來。
(六)受國內外宏觀形勢和政策變動影響顯著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受國際形勢特別是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較為顯著，同時國內的政策性因素也發揮著強大作用。特別是進入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后，隨著危機的發展和國內反危機措施的出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更是出現了跌宕起伏的戲劇性局面。
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在愈演愈烈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中，200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比上年下降了14.2％。這一下滑趨勢在2009年更為顯著。在此背景下，2008年上半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仍然保持著同比增長229.0％、環比增長50.6％的高速發展勢頭，但到了危機全球性爆發的下半年，同比增長驟降為48.4％，環比增長更是下降為－36.9％。到2009年上半年，總體上看局面仍在繼續惡化，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同比下降為一51.7％。環比為－23.5％，但實際上從第二季度起已止跌回升，當季投資87億美元，較上季(環比)的37億美元增長了18億，與去年同期相比也增長了37.6％。到第三季度，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04.7億美元，超過了前兩季度的總和，較上季環比增長1353％，同比增長190.4％，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328.7億美元，已恢復到上年同期水平，其中投資額在1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地區)17個，較上年同期增加4個。整個2009年下半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309億美元，同比增長190.7％，環比增長249.2％(見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