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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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

[關鍵詞] 一體化文化交流

進入21世紀以后，全球一體化進程進程越來越快，中外文化交流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現代化的程度越高，與世界的聯系就越緊密，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就越來越擴展，只要中國現代化的步伐不停頓，就會努力去促進與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且，中國是一個大國，文化的包容性較強。隨著國力的增強，擁抱世界文化的胸懷會更加寬廣。有交流才能有發展，必然會產生與外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一、全球一體化進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

1.文化與經濟融為一體

當前人類的經濟活動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文化與經濟已經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種產業，一種可以帶來高額利潤的產業，以致使文化成為經濟的主角。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文化發展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決定了文化發展的方向；同時，文化的發展也規范著經濟的方向和推動其發展。這種形勢下的文化交流，其內容、方式、渠道等已經顯示出多元化、全方位的特點，就文化談文化已不合時宜。

2.文化發展和交流的全球化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文化發展和交流的時間和空間被徹底打破，無論在出版、報刊、音像，還是在影視、娛樂、廣告和旅游業中，資本的國際化、技術的國際化，形成了文化發展交流的國際化，地域和時間概念越來越模糊，文化的世界性日趨突出，固守原有的傳統變得越來越困難。

3.參與文化交流的人員群體越來越廣泛

盡管現代技術的發展，使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于各種現代信息載體進行，但通過人員進行的交流更加廣泛和深入。全球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使得各個領域的交流都更加活躍，參與對外交流的群體大大擴展，而不僅僅局限于專業人員。

二、中國文化面臨的挑戰

在全球一體化進程這樣一個背景下，固有的中國文化不可能不面臨新的挑戰。

1.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和傳承性

這是幾千年以來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個老問題，也是今后必須解決好的一個新問題。自秦統一中國以來,由于中華文化一直保持著強勢的地位,故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文化總的來講一方面表現出很強的擴張性和滲透性,另一方面又顯示出很強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就擴張性、滲透性而言 ,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總是在經意不經意間將自己的主導價值觀向一切與之交流的外來文化施以影響或進行灌輸 ,使這種價值觀逐漸進入那些外來文化之中并成為其支配性的思想和觀念。在這個過程中 ,外來文化逐漸消解了“異已 ”的面貌 ,而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改變了上述情況。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為使中國的新文化既包容現代性，又接納好的傳統，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模式。這些模式都試圖在中國新文化的建設中找到一個科學而帶有永恒色彩的不變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強的主觀因素。真正科學地做到以開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現代化，以現代化促傳承，非常困難。往往講現代化時，就忽略了繼承傳統；弘揚民族傳統時，又和文化的現代化對立起來。忽略了傳統的繼承，會導致對外來文化的不準確的選擇；忘記了現代化，又可能出現對外來文化的排斥。就一般民眾來說 ,在一部分人中文化認同感嚴重地淡漠了，認為中國文化落伍了，只有外來文化才是現代的 ;而在另一部分人文化認同感卻病態地強化了,他們希望通過排斥西方文化來弘揚傳統文化 ,以此重塑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這兩種人的思想傾向和方式雖不同，卻表現了同一個東西 :對自己本土的文化傳統信心不足。因而，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確提出注意處理現代性和傳承性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進行長期研究的。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進程中，自然要去處理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自然要用現代的理念、現代的價值判斷去重新解析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的傳承順理成章地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得以實現。所以解決現代性與傳承性的問題，應該以現代駕馭傳承，最后以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為歸宿。

2.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世界性與民族性

所謂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進性和時代性。具體來講，就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文化要保持先進地位，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始終維持一種高勢能的文化。這種世界性，沒有文化的交流是無法實現和保持的。從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處理好中西文化的關系。

在目前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正統價值觀占據了宣傳領域的支配性地位,各種主流渠道都在唱響“主旋律”，以正面宣傳為主；另一方面,來自西方 (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各種文化卻席卷著文化市場,而且勢頭越來越猛。比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把看好萊塢的大制作故事片當作電影消費的唯一選擇，越來越多的孩子把肯德基、麥當勞當做家常便飯，可以說美國文化已經成為世界文化的主導。盡管這種美國文化是伴隨著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強權地位進行傳播的，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文化在保持美國傳統精髓的同時，融合了許多外來因素，并逐漸適應了當地的文化環境。中國的肯德基、麥當勞餐廳，在制作食物時均考慮了中國人的口味習慣，所以贏得了中國人的認同。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藝術作品在國際獲獎，也表明中國文化被世界的認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已經證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進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時持久不懈地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國新文化和世界接軌，才可以具備文化的時代性和先進性。當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來文化在中國真正扎根，必須具備了中國的民族特點，才有可能變為現實。民族性是外來文化存在的必備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備了時代性或先進性之后，才可以傳播、發展。文化的先進性或時代性是內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時代性必須依賴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時代性才可以保持。

3.國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國民性的改造問題

文化是人創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設，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質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已經證明，人的素質決定著文化交流的風貌。

第2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

關鍵詞 玄覽論壇 傳統文化 海峽兩岸

分類號 G256.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1.023

Abstract In August 26， 2016 the Third Xuan Lan For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b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Culture & Education and Nanjing Libr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focused on the hot issues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novation of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discuss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and so on， and hoping to be useful for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Xuan Lan Forum.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玄覽論壇”由南京圖書館和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迄今已成功舉辦兩屆。兩館在歷史上皆源于1933年籌建的國立中央圖書館，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時至今日，南京圖書館和臺灣漢學研究中心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圖書文獻資源，而且積淀了深厚的學術研究傳統。如何更好地激活兩館雄厚的文獻資源，使其在當下發揮更大的價值，同時延續兩館悠久的學術傳統，是兩館面臨的共同課題。2011年5月，南圖學術代表團訪問臺北漢學研究中心，兩館商定以舉辦論壇的方式，搭建兩岸圖書館界溝通交流的高端學術平臺，加強合作，增進兩岸圖書館界的認識，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引領普通百姓更好、更深入地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4年10月，經文化部批準，南京圖書館和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在南京聯合舉辦“首屆玄覽論壇：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追求”，海峽兩岸60多位專家出席論壇。首屆玄覽論壇圓滿舉辦并贏得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中國文化報》、新華網、人民網、求是網等主流媒體均對論壇進行了報道與轉載。2015年8月兩館聯合國家圖書館、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第二屆玄覽論壇”，以“閱讀經典，精彩人生”為主題，研討經典閱讀與閱讀推廣，力圖營造閱讀經典的氛圍。臺灣地區對玄覽論壇的成功舉辦也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其已經成為兩岸文化交流之品牌，兩岸文化之盛會。

為了鞏固“玄覽論壇”前期成果，進一步加深兩岸圖書館界、出版界與高校之間的交流，南京圖書館與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共同發起海峽兩岸第三屆玄覽論壇，于2016年8月26日在南京開幕，論壇設南京主會場與南通分會場。本次論壇敬邀國家圖書館、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聯合主辦，兩岸著名圖書館館長與專家學者、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社長及造詣精深的佛學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論壇，以“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為主題發表演講，探討如何將古籍煥發出現代風貌，重現經典之美，共同為此極具意義且有價值的文化傳承而努力，讓古籍重現新氣象、新發展。國家圖書館常務副館長陳力、臺灣漢學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賢、佛光山副主持兼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慧開法師、南京圖書館館長徐小躍分別代表主辦單位致辭。兩岸圖書館界人士、專家學者、高校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約200余人參與，并在現場交流互動，探討典籍保護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期望能更好地利用兩岸圖書館界珍貴資源，喚醒沉睡在庫房中的古籍，彰顯優秀傳統文化的經典價值，營造全民閱讀氛圍，全面提升圖書館的影響力。

國家圖書館常務副館長陳力在發言中首先從玄覽論壇的命名出發，回顧玄覽堂叢書收藏經歷，向鄭振鐸等愛國人士在抗戰期間冒險搶救整理古籍的英勇行為致敬，高度稱贊論壇在繼承先賢遺志、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保護中華典籍方面的重大意義。其次結合此次論壇的主題，介紹國家圖書館豐富藏書，以及國家圖書館在服務領域的新拓展。多年來國家圖書館在致力于文獻的收藏、保護和研究的同時，也在不斷地開拓創新，采取講座、論壇、夏令營、公開課等多種形式，拓展圖書館的服務領域，為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鮮活起來而不懈努力。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專門成立了國家典籍博物館，舉辦了中華優秀典籍系列展，與大中小學和社會各界合作，策劃了走進典籍博物館大課堂，國圖公開課等社會教育活動，同時以中華典籍為元素，獨立開發了一百多種文創衍生品。無論是展覽文創衍生品，還是各類社會教育活動，都以普通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現了優秀典籍，社會反映強烈，讓傳統的閱讀方式得到了延伸，讓典籍在參觀者的心中活躍起來。最后，陳力館長對此次論壇在弘揚和推動傳統文化、加深人民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上寄以厚望。他指出本屆玄覽論壇以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為主題，這意味著我們所要討論的內容已經不單純是古籍的保護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讓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能夠為普遍百姓所理解，讓古代典籍中鮮活的正能量，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活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增強以文化為內涵的民族凝聚力，探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樹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密碼。

本次論壇的臺灣參訪團團長曾淑賢館長于開幕致詞中指出，本次與南京圖書館共同舉辦之“玄覽論壇”有特殊的歷史意義。為了重現古籍的價值，讓書寫在古籍中的文字可以被欣賞，并將古人的智慧運用于現代生活，圖書館通過復刻出版，舉辦講座和展覽，規劃多媒體的多元化展演活動，以及多元活潑的課程和影片的設計，讓不同年齡層的民眾樂意接近古籍文獻，容易閱讀古籍文獻，并貼近古人的生活和社會，運用古人的智慧。此外，通過對古籍中的文字及圖像通過加值運用產生經濟價值，并美化人們的生活，亦成為近年古籍典藏單位的文創開發新嘗試。人類的智慧，經過千百年歲月的蘊涵，盡顯圖書群籍之中。古籍除了審慎典藏維護之外，更應隨時供學者研究利用，藉廣流傳，進而闡揚中華文化，讓許多特殊又珍貴的出版品重新賦予生命，以全新面貌與當代的讀者接觸。曾淑賢館長最后強調，本論壇主要價值為弘揚文化、經驗分享及維系情誼，共同打造中華典籍的高端學術交流平臺，全面提升圖書館在海內外的影響力，引領和推動學術進步。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與南京圖書館在開幕式中互贈圖書，增益館藏，臺灣漢學研究中心以《日治時期的臺灣》《世紀容顏》《寄給時間的漂流記：華人世界明信片圖像寫真精選集》贈送南京圖書館，相信對于祖國大陸研究臺灣地區發展的學者專家，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資料。

佛光山副住持、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教授慧開法師代表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致辭。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一直重視閱讀對提升全民素質和凈化社會風氣的作用，在星云大師的精神感召帶領之下，很早就開始在佛光山范圍內推廣全民閱讀，舉辦讀書會?；坶_法師結合印度和中國古代社會有關文字起源的說法，指出語言文字具有神秘的魔力。而中國文字由于統一已有兩千年之久，可以直接通過文字去了解兩千年前古人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獨特的魅力，是其他文化難以望其項背的。慧開法師結合自己親身經歷，講述印度學者對中華古典文化的高度贊揚與羨慕，并指出“我們推行中華文化到全世界正當其時”。他認為中國現在已經醞釀了恢復漢唐盛世的潛力，中華古典文化不止要在中國發光發熱，更要影響到全世界。他盼望通過這次論壇讓古代優秀思想與文化活躍起來，真正影響現代人的生活，再現中華盛世。

南京圖書館館長徐小躍教授在主旨發言中以“五書”論，回答如何“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一是“展書”，通過展覽的形式將深藏在庫房中的典籍展示給民眾；二是“出書”，有計劃地將重要典籍出版發行，讓更多的人能讀到；三是“讀書”，即引導民眾閱讀古籍、喜歡古籍；四是“研書”，對古籍進行科學研究，將古書中的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之符合現代人的生活；他認為真正要做到“讓古籍里的文字活躍起來”，還在于第五點“用書”，即用記載在古籍中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去改變社會與人生。

第3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

文化交流對人類有何功用？季羨林先生在叢書序中講：“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雹?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分屬于不同學派的民族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在研究文化產生、發展等相關問題時，提出了文化傳播論：即少數優秀民族創造文化，其它民族通過傳播接受。這一理論是德國文化圈派、英國傳播學派和美國歷史學派的一致意見，雖嫌極端，但也從側面說明：交流、傳播確是文化發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不同國別、不同學派研究不同對象后所得的共同認知。“寫文化交流史能夠以具體生動的事例，來說明人類的互相依存，說明人類的相輔相成，說明人類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雹奂鞠壬鷷O“音樂交流”為專題，單獨以專書出版，就是意識到“音樂交流”在人類社會中有存在，并承載了重要功能。

然而，自1922年葉伯和先生所著中國第一部音樂史專題《中國音樂史》算起，直至1998年，才出現了一部以中外音樂交流為視角寫作中國音樂史的著作，這就是馮文慈先生的《中外音樂交流史》。六十多年間，學者們采各種方法從不同角度剖析中國音樂史的發生、發展，但以“交流”為題眼來研究中國音樂以及外國音樂的第一部著作確為《中外音樂交流史》。該書分五編，共十三章，下設三十九節。五編以時段劃分，分別是：（一）先秦時期；（二）秦漢時期；（三）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四）宋元時期；（五）明清時期。涵蓋的十三章則依據中外音樂交流活動的產生以及逐步深入進行劃分，分別是：音樂交流之謎，與東鄰、南鄰音樂交流的端緒，與西域音樂交流的開篇等。這種結構可謂“縱橫交錯”，長時段中又排布了該時段的橫向發展；橫向布局時，先以歷史分期總設不同階段，再配以“端緒”、“開篇”等詞展示發展脈絡。真可謂“獨具匠心”的安排！三十九節的每一節都是對中外音樂交流史中某一問題的專題研究。例如？押中國的伶倫律管是來自西亞古國巴比倫嗎？張騫是否從西域帶回《摩訶兜勒》？先設問，后自答，便于讀者理解。此外該書還附有圖片目錄，以及書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書名、曲名、文化音樂術語的索引，使得該書又具有中國音樂辭典的性質。

《中外音樂交流史》還有諸多優點值得借鑒，而給予筆者的最大收獲是馮先生的懷疑精神。不夸張地說，這種收獲可用“震撼”來形容。在書中，馮先生敢于對中國音樂史研究中幾乎已成定論的問題提出質疑，并收集相關史料分析、論證，修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錯誤結論。這使筆者充分意識到慎重選擇史料、分析研讀史料，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解讀史料，而后在此基礎上得出較為公允的結論。前人研究中出現錯誤的原因，大多是因為在選擇史料時不夠慎重、分析史料時不夠嚴謹所致。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古書中許多名詞今人已不明所指。故在參考古代音樂文獻撰寫史學論著時，必須進行史料分析。一旦對古籍中的名詞做出錯誤解釋，據此構建的“史實”就成了空中樓閣。試舉《中外音樂交流史》中幾例為證，淺析筆者由“震撼”帶來的讀后感。

《中外音樂史》第一章第一節談到中國的伶倫律管來自哪里時，涉及到《呂氏春秋?古樂篇》中的記載：“昔黃帝令伶倫作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侖之陰，取竹於溪之谷，以生空竅厚薄鈞者……”④對于“大夏”、“昆侖”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較為模糊，要正確解讀這段文字，就必須先做史料分析。馮先生認為，這段古文需要校訂的文字不少，又因為學者們也意見不一，造成了讀者的困惑與誤解。有一種不正確的理解是在中國音樂學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倫到達的大夏是蔥嶺之西的一個古國，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帶。因為錯誤理解了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認為中國人是從西亞古國巴比倫學得的律學。對此，馮先生出：“中國史書上記載著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國古代對于昆侖山的方位的觀念有時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觀念。兩個大夏：一個是古代國名，地處蔥嶺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帶。此說見于《史記?大宛傳》等記載。后世的史書又記作吐胡羅，或吐火羅，這是一個人們比較熟悉的概念。另一個是縣名，地處甘肅蘭州一帶，臨洮西北，見于《漢書?地理志》等記載。”⑤在此基礎上，馮先生又結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呂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漢書?地理志》所注的甘肅蘭州，而非《史記》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對于“昆侖”，馮先生則依據傳世史料和已有的學術成果為論據，認為戰國時期人們所指的昆侖山在今青海西寧之西的湟源一帶。以這一時期昆侖山的位置和自然條件來說，從中土到達那里的現實可行性是較強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倫越過蔥嶺到達大夏國，再折回往東到昆侖山北坡尋找竹子，對于當時的交通條件來說缺乏可行性。所以，《呂氏春秋》中的大夏應該在甘肅蘭州一帶。得出結論之后，馮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錯誤結論的兩個原因：一，他的精力以及時間有限，沒有掌握足夠的史料。二，他受到當時在歐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論的影響，主張“中國從古希臘學到律制”。

馮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筆者有了這樣的心得：在史學研究的當中，想要得出正確的結論，必然要遵守兩個準則：一是盡可能的窮盡史料，二是切忌從自己假定的結論出發，而后僅尋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論證觀點。馮先生對《呂氏春秋?古樂篇》中相關文獻的重新解讀，充分證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國音樂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馮先生“懷疑精神”之后塵，筆者不能肯定馮先生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但馮先生分析史料的方法、思路，以及前人結論后繼續追尋前人得出錯誤理論之原因的做法，卻是值得學習的。

中國文明源遠流長，留下了豐富的傳世文獻，但因年代久遠，同一問題會有諸多相異的記載。所以，如何選擇史料也就成為了中國音樂史研究中另一個重要問題。馮先生在《中國音樂交流史》第一章第二節論述中國西周穆王是否到過古代西亞一帶進行音樂交流時提出：楊蔭瀏先生《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在討論中外音樂交流活動起源時，以《穆天子傳》和《列子?湯問篇》中的相關記載為依據，得出中外音樂交流活動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結論。原因是《穆天子傳》記述了穆天子駕馭八匹駿馬，西升昆侖以觀黃帝之宮的奇異經歷。其間涉有西王母在瑤池相會并歌詩唱和，屢次演奏“廣樂”等內容?！读凶?湯問篇》中又發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藝人的偃師帶回中國的故事。但馮先生認為，《穆天子傳》和《列子?湯問篇》中的記載都帶有傳說性，清代《四庫全書》已改變了過去把《穆天子傳》歸為皇帝“起居注”分類辦法，將其歸入“小說家類”，原因是它“恍惚無征”，這代表了清代學者對其作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對于以上兩則文獻，《史記》中也有關于周穆王的記載，但《史記》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鄰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車“西巡游，見王母，樂之忘歸”以及趙簡子聽“廣樂”的零散記載。有關西周穆王巡游奏廣樂的故事是小說家結合了上述事實和神話編撰而成的。⑥此外，馮文慈在《崇古與飾古――楊蔭瀏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擇評》還提出，楊蔭瀏先生將《穆天子傳》和《列子?湯問篇》當做信史使用是想將中外音樂交流的歷史推的更古，是帶著“崇古、飾古”的心態來選擇史料的。⑦筆者認為，楊先生著史時是否帶有某種心態，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斷，但馮先生在論述該類問題時慎重選擇史料的態度，確實讓筆者受益匪淺。

《中外音樂交流史》多次體現了馮先生在研究中國音樂史相關問題時，對史料的選擇、分析。嚴謹的分析不勝枚舉，例如：在論述中日音樂交流史時，重新解讀了《海內經》中提到的“天毒”，提出“天毒”乃“夭毒”，即日本的邪馬臺。⑧在質疑張騫是否從西域帶回《摩訶兜勒》時，詳細分析了《古今注》、《晉書?樂志下》以及《西京雜記》、《樂府詩集》中的相關記載，提出張騫帶回《摩訶兜勒》的說法還需要有力的佐證。⑨在討論長頸圓盤式琵琶是否與細君公主遠嫁烏孫有關時，比較了傅玄《琵琶賦?序》和劉熙《釋名》、應劭《風俗通義》中相關記載，并提出《釋名》和《風俗通義》的史料價值顯然要比《琵琶賦?序》高。⑩毋庸置疑，馮先生在《中外音樂交流史》的寫作中體現出的治史方式，是值得推崇的；依據史料撰寫音樂史時，分析、選擇史料的方法，是值得學習的。因為正確選擇和解讀史料，是在中國音樂史研究中得出正確結論的基石！這就是筆者讀馮先生巨著后最深的感受，也是日后研究時謹記于心的良言。

①分別為：《中外音樂交流史》、《中外美術交流史》、《中外圖書交流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醫學交流史》、《中外哲學交流史》、《中外宗教交流史》、《中外文學交流史》。

②季羨林《〈中外文化交流史〉叢書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③季羨林《〈中外文化交流史〉叢書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④吉聯抗《呂氏春秋音樂文字譯注》，上海文藝出版社1963年版。

⑤馮文慈《中外音樂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

⑥馮文慈《中外音樂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頁。

⑦馮文慈《崇古與飾古――楊蔭瀏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擇評》，《音樂研究》1999年第1期。

⑧馮文慈《中外音樂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頁。

⑨馮文慈《中外音樂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2頁。

第4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

此次山東博物館策劃推出的“山東地區兩漢文明展”側重于多元化地展示山東地區漢代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弘揚山東地區漢代的輝煌文明。該展覽由山東博物館主創，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淄博市博物館、齊故城遺址博物館、青州市博物館和巨野縣博物館六家文博單位的支持下，于2016年7月26日開幕，展期為三個月（圖一）。

一、展覽構思及內容設計

此次展覽以山東地區發現的漢代大型諸侯王墓為主體，包括巨野紅土山漢墓（昌邑王）、章丘洛莊漢墓（呂王）、臨淄大武漢墓（齊王）、曲阜九龍山漢墓（魯王）、長清雙乳山漢墓（濟北王）和青州香山漢墓（淄川王）等六個大型漢墓出土的文物精品為主，兼顧其它重要的遺址、墓葬中發現的精品，各類展品盜看锏290件（套）。本次展覽是諸侯王大墓珍貴文物的首次聚集，眾多展品均為首次亮相。

展覽設計以漢代諸侯王貴族的生活為主線，分優雅生活、寶馬華車、事死如生、文化交流、藝術之美五個單元，以直觀清晰的方式條分縷析地展示了山東地區近年來的漢代文化研究成果，更是與古羅馬帝國文物展同時推出，將歷史上同一時期鼎力世界的兩大帝國的文明精華一同展現在觀眾面前，展現了擁有雄厚歷史積淀的泱泱大國風范。

在展品的遴選上，我們優中選優地將展品以最合理的方式組合排列，盡可能地展示漢代山東地區貴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鼎食宴舞的優雅日常（圖二），到寶馬華車的雍容出行（圖三、圖四），再到事死如生的隆重喪葬（圖五），生動地鋪陳出一張張漢代諸侯王奢華生活的圖景。

漢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動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活躍期，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享譽中外，而海陸交通便捷的山東，作為絲綢制作的中心之一，無疑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了重要貢獻。本展覽的文化交流篇章重點展示山東出土的帶有鮮明外來因素的展品，與同時開展的古羅馬帝國文物展形成呼應（圖六）。

藝術之美篇章主要展現漢代的書寫及雕塑藝術。漢代文字從篆書發展為書寫更為簡便的隸書，遺留下來的竹簡、印章和碑刻生動地詮釋著書寫藝術的內涵。東漢時期，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西方的雕塑藝術與本地的雕刻藝術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漢代雕塑（圖一）。

整個展覽以漢代山東地區的精品文物貫穿主線，多方位全面展示漢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物質的展品為載體反映漢代人的精神世界。此外，展廳和展陳背板的形式設計別具匠心，用鮮明的漢代元素營造出漢風浩蕩的親身體驗，給觀眾帶來一場難忘的漢文明之旅。

二、漢代的精神文化生

活及精品文物展示

1、“事死如生”概念的形象體現

在中國古代，人們相信人死之后在陰間仍過著類似陽間的生活，因而對待死者也應該“事死如事生”，所以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隨葬品多仿照生前。《荀子?禮論》記載：“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鼻貪h時期，這種喪葬觀念在貴族墓葬中得以鮮明的體現，也方便了我們從墓葬中直接獲得關于當時社會文化體系的直接資料。此次展覽中的展品絕大多數出土于漢代山東地區的諸侯王墓，可以說是“事死如生”的喪葬觀最生動的體現，為我們展示出漢代諸侯王貴族的真實生活畫面。

漢代是中國建筑藝術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建筑形式和門類已經相當完備?，F實生活中的門闕、亭臺樓閣、苑囿等建筑范式，常以陶塑和石刻漢畫等形式出現在墓葬中。漢代方士公孫卿曾言“仙人好樓居”，認為仙人都是住在高樓之處，因此漢代貴族豪強熱衷修建高樓（圖七）。墓葬中陪葬的陶樓既含有此寓意，也表達了對生前居所的沿用之意。

作為漢代山東地區的最高等級貴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類用度必然是極為細致講究的，先拋開各類精巧美觀的器物不談，單從隨葬的各類陶俑就可見一斑。各種侍從俑可以隨時為墓主人提供貼心的服務，樂舞俑為宴饗助興，兵馬俑保衛墓主人的安全，各種陶俑成為漢墓中最常見的陪葬品之一（圖八）。

2、煉丹術及其精神追求

煉丹始于公元前三世紀的戰國時期，秦漢兩代開始盛行。人們從金、玉不朽的特性出發，試圖用鉛、汞、硫、砷等重金屬煉制黃金，雖制成了多種貌似黃金白銀的假金，但也創造出了多種煉丹儀器和提煉藥品的方法。東漢魏伯陽編著的《參同契》是我國第一部煉丹術著作，也是世界公認的現存最古老的煉丹書。服食丹藥、長生升仙在漢代以及后世成為帝王貴族們的熱衷，雖然長生不老未曾實現，但是煉丹術的發展間接地促進了火藥的發明，成為影響文明進程的四大發明之一，享譽中外。

此次展出的一組煉丹器物具有鮮明的代表性，展品為巨野紅土山昌邑王劉m墓出土的盛放丹藥的鼎、丹藥、藥匙、藥杵臼（圖九）。這件銅鼎出土時發現盛有丹藥，同出的藥匙和杵臼也是制作丹藥的器具。這組展品生動地表現了漢代人追求長生的愿景，與文獻記載的漢代貴族乃至帝王煉丹求仙的記載相吻合。

3、日用器中體現的精湛工藝和美學價值

宴饗在漢代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飲食器物因而成為漢代文物中的大宗。山東地區諸侯王墓出土的各類飲食器華麗精美、設計巧妙，是漢代貴族奢華生活的最有力的體現，也反映了漢代工匠高超的鍛造技藝和審美水準。

臨淄商王墓出土的錯金銀銅盒（圖十），通高12.4厘米，腹徑15厘米，極為精巧雅致。整個器物紋飾繁復有序，器腹和蓋面飾多周錯金銀花紋。器蓋上紋飾極為精美形象，五周錯銀細弦紋將紋飾劃為內外兩區，內區為雙龍雙鹿紋，外區則飾龍鳳紋和虎紋。龍體彎曲似騰云，雙鹿兩角相柢，臥虎張口而嘯，飛鳳張喙而鳴。龍鳳虎鹿皆為首部錯金，身飾錯銀斜線和鱗狀紋，空白處飾有卷云紋。整個圖案龍騰鳳舞，虎臥鹿柢，頗具動感。此外，盒的內地和蓋內各鑄刻“鈞奠”二字。出土時盒內盛有大棗，棗肉已經干癟，可能為祭奠所用。

臨淄商王墓出土的一件青銅汲酒器造型獨特，設計精巧，頗為引人注目（圖十一）。該器物通高65.2厘米，其中長柄近60厘米，呈竹管狀，下接平底、中空、形如荷蕾的球形器，球形器腹徑7.2厘米。柄外表為四竹節形，柄端封閉并飾龍首銜環。在龍首之下第二竹節處有一長方形孔，與球形器底部中央的圓孔互相貫通。使用時，手握柄將球形器沒入酒水中，手指按壓柄上方的孔洞，同時將器物從酒水中提出，再將器物移入接盛酒水的酒具，松開按壓柄部孔洞的手指，酒水隨即進入酒具嘲。這是利用氣壓原理來汲酒的精巧器物，生動地體現了漢代工匠的巧思構想，也是漢代科技發展的成果體現。

4、絲綢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山東發現的西漢時期的金銀器雖數量不多，但特征鮮明，其中有些器物風格與中國迥然不同，帶有濃郁的西域文化特色。在傳入中國之后，中國工匠依據本土傳統對其加以改造，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極富特色的典型器物。

1978年臨淄大武齊王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銅蒜頭壺（圖十二），高42厘米，腹徑21.8厘米，該壺呈直口，細長頸，球形鼓腹，圈足，平底。肩有一對鋪首銜環，頸部上、下和腹中部各飾一周凸弦紋。器蓋為弧面母口，上飾凹弦紋，器蓋中央有一環鈕。該器物口沿下部凸起呈蒜頭形，是帶有典型西域風格的裝飾藝術特征。另外，漢代雖財力充裕，但金質容器比較少見，多以鎏金器替代，此鎏金銅蒜頭壺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5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

《元代龍泉青瓷的貿易與新安沉船的相關問題》、

《水下考古發現的龍泉窯青瓷》、

《在印度喀拉拉邦l現的浙江瓷器》……

中國古陶瓷學會副會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書記沈岳明研究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導秦大樹教授，福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栗建安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王光堯研究館員等10多位專家學者精彩的學術演講，從多角度切入，全方位探尋了浙瓷的文化藝術特征和走向世界各地的歷程及其現存的豐厚文化遺產。

2016東方文化論壇之中國（浙江）青瓷與海上絲路研討會不久前在杭州舉行。中外陶瓷歷史、考古界著名學者和有關領導、媒體記者60多人會聚一堂，對中國青瓷尤其是浙瓷的發展歷史、文化遺產和海外傳播及世界影響，作了系統而深入的探討。

瓷器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發明，對中外文化交流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浙江是我國原始青瓷的最早發源地，歷史上浙江的越窯、龍泉窯、南宋官窯、婺州窯、甌窯等都盛極一時，尤其是越窯秘色瓷和南宋官窯、龍泉窯的梅子青、粉青瓷造型和釉色藝術，達到了青瓷工藝的頂峰。“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浙江的青瓷文化是浙江先民創造的寶貴文化遺產。瓷器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輸出的大宗產品之一，浙瓷沿著海上絲路傳播到東亞、南洋、西亞、北非和西歐等世界各地，深得當地人民喜愛，迄今留下許多文物遺跡，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浙瓷是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路輸出的大宗產品之一，唐宋時期通過明州（今寧波）、杭州、溫州等沿海港口大量出口，行銷世界各國。1975年至1977年在韓國西南部的新安海底發現一艘元代沉船，打撈出1萬多件瓷器，其中龍泉窯、婺州窯青瓷占了9000多件。日本陶瓷學者三上次男把這條運輸瓷器的海上航路譽為“陶瓷之路”。

浙瓷傳入朝鮮，直接影響了“高麗青瓷”的工藝技術；傳入日本，被稱為“砧青瓷”，并大量仿燒，帶動了日本瓷業的發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帕宮博物館，迄今藏有中國古代龍泉青瓷3000余件，伊朗德黑蘭博物館、倫敦大英博物館等世界上著名博物館都收藏有浙瓷。南洋各國、印度、埃及等海上絲路沿線，都曾出土浙江出產的青瓷器。16世紀晚期，當龍泉青瓷傳入法國時，風趣的巴黎人將青瓷的美麗色澤，與當時風靡歐洲的名劇《牧羊女亞斯泰來》中主角雪拉同的天青色長袍相比擬，稱之為“雪拉同（Seladon）”，這一雅稱一直沿襲至今。記錄西方與中國瓷器貿易情況的《葡萄牙王國記述》一書，稱龍泉青瓷“是人們所發明的最美麗的東西，看起來要比所有的金、銀或水晶都更可愛”。中國瓷器風行歐洲，導致了英語中把中國稱為“China（瓷器之國）”。

浙瓷是中國瓷器史上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蜚聲海內外。作為一個中國文化的符號，它對東西方文明交流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她跨越時空，從歷史來到現實，依然熠熠生輝，溫潤可愛，備受人們的喜愛。浙江的工藝陶瓷、藝術瓷和仿古瓷仍在國內陶瓷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特色小鎮建設和恢復發展傳統文化產業中具有潛在的資源優勢和文創價值，在參與接軌“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推動浙江瓷器文化產業走出去中具有較大的產業潛力和現實意義。

第6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

關鍵詞：翻譯；文化；對比；理解

中圖分類號：G6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992-7711（2017）02-0017

近些年來，翻譯中的文化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人們重視翻譯中的文化問題，源于對背景知識作用的正確認識。在翻譯實踐中，由于文化不解與誤解導致誤譯和錯譯的例子屢見不鮮。于是文化因素對英文翻譯的影響，便成了眾多學者的研究對象。翻譯并不像許多人想象得那么容易，深層次的思想意識方面的“文化鴻溝”時常難以逾越。由此可見，文化因素在翻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翻譯與跨文化釋義

1. 翻譯與跨文化的內涵

翻譯的誕生給講不同語言的人帶來了很大的方便，它是人們彼此之間進行信息交流的橋梁。所謂翻譯，就是運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維內容準確而完整地重新表達出來的語言活動，是兩個語言社會之間的交際過程和交際工具，它的目的是促進本語言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進步。

2. 翻譯與文化的關系

任何翻譯都離不開文化，許多有經驗的譯者或翻譯研究者都比較注意文化與翻譯的關系。在翻譯過程中，表面上存在中外文字表達上的差異，僅僅從文字技巧上來著手是難以解決含義差異的，必須要從文化背景上來處理中外文字在表達內涵上的差異，因為這些差異源自生活上的不同而形成。文化背景對翻譯是極其重要的，缺乏文化元素的譯文等于缺乏了靈性的翻譯。

二、英文翻譯對文化因素的影響

1. 思維方式方面

翻譯是語言的翻譯，而語言是思維的外殼。迥然不同的自然、社會條件使人們在思維習慣和表達方式上自然不同。西方民族慣用抽象性、由一到多的分析型思維方式，句子常以主語和謂語為核心，統攝多個短語和從句，由主到次，但形散而意合。而東方民族的綜合思維方式，使中國人注重整體和諧，強調“從多到一”的思維方式；句子結構上以動詞為中心，以時間順序為邏輯順序，橫向鋪敘，層層推進，歸納總結，形成“流水型”的句式結構。英漢民族熟悉和思維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其在翻譯過程中句式選擇、遣詞造句、詞句省略等的不同。例如：

“It had been a fine，golden autumn，a lovely farewell to those who would lose their youth，and some of them their lives，before the leaves turned again in a peacetime fall.”

如直接譯成：

“那是一個夸姣的金秋，在離別了那些可能丟失他們的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之后，樹葉才慢慢地落下?！?/p>

這種翻譯顯然受到了語言形式的拘束，譯句結構混亂、呆板、沒有條理性，且語言支離破碎。如將譯文譯成：

“那是個天色晴朗、金黃可愛的秋天，夸姣的秋色為那些青年們送別。待到戰后和平時期，黃葉紛飛的秋天再度來臨時，當日的青年們已經失去了青春，有的甚至喪失了生命?！本捅容^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失為一段出色的翻譯。再如奧運口號“北京歡迎您！”表達了中國人民歡迎世界各國人民到北京的心情，我們常見的譯文為“Welcome to Beijing！”翻譯中句式的改變，使用英語祈使句，恰當地表達出中國人期盼奧運會的熱情。如譯為“Beijing is welcome you”，則語氣過于清淡，效果大打折扣。

2. 文化背景和社會習俗方面

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差異對翻譯實踐產生很大的影響，并對翻譯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族文化背景對語言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每個民族的語言都會帶有各自歷史文化的痕跡。英漢民族的歷史發展不同，因而語言中沉積的文化內涵也不相同。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體現為歷史典故和習語；要譯好不同語言中的習語和歷史典故，就必須對該語言所反映的歷史文化有所了解。

社會習俗更是如此，它影響和制約翻譯的精確性。在英語國家對一個經過長途旅行后的人可以說“You must be tired from such a long trip.”“Did you have a good trip？”，表示“路上辛苦了”“一路好嗎？”之類的問候。對正在進行或剛完成一項艱難任務的人，可以說“Well done，That was a hard job”。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因此在翻譯時，一定要考慮兩種文化間的差異，絕不能望文生義，更不能機械地直譯。又如，bread and butter這兩種東西在英語國家歷史悠久，面包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日常的主要食品，所以在語言中的轉義也較多。如“bread and butter”還有“生計，謀生之道，靠山”等含義。

3. 習語方面

習語的翻譯可算得上是難中之難了，因為習語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產物。如“黔驢技窮”可譯為英語中的習慣說法“at one’s wits end”，也可翻譯為“The proverbial donkey in ancient Guizhou has exhausted its tricks，and it can do nothing more.”這種翻譯，既傳播了漢文化、保存了原汁原味，也符合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達到使文化交流貫穿于語言交流的目的。如：“Love me，love my dog”，譯為“愛屋及烏”；“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a gain”，可譯為“塞翁失馬，焉知非?！?。

三、結束語

第7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

[關鍵詞]高職院校 校園文化

[中圖分類號] G7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21-0106-02

高職院校的校園文化是以就業為導向，以校園精神為底蘊，融入更多職業特征、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職業人文素質的校園文化。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內涵建設應涵蓋校園環境、課堂教學、學生活動、網絡陣地等方面，讓學生在學校生活中提前領會職業生活特點，對提高學生的職業能力和綜合職業素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使學生在畢業時能迅速進入工作狀態，在崗位上能將校園文化和企業文化所倡導的理念合二為一，成為優秀的高級技術人才。

國際學院是南寧職業技術學院的二級學院，承載著學校國際合作職能的主要任務，國際學院校園文化建設宗旨是：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提高學生國際意識及人文素質、加強學生就業競爭力為目標，以豐富多彩的學生活動為載體，從校園環境、課堂教學、文體活動、對外交流、網絡陣地入手建設國際學院中外文化交融的國際化校園文化品牌。國際化校園文化內涵建設對于學生國際意識的加強、國際視野的開拓、就業能力的提高，甚至對于整個學校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內涵建設現狀

中國高職院校校園文化有十年歷史，成果頗豐。以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國際學院為例，該學院在長期的校園文化建設中已注意并注重了在學生活動中滲透國際交流內容，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常規活動，具有較扎實的工作基礎。

（一）國際化的環境氛圍建設

國際學院設有越南語閱覽室、泰語文化活動中心，教學樓、語音室、國際學院網站呈現著外文格言、國際教師風采照片、域外風景或跨國就業工作場景圖片等充滿國際元素的宣傳材料。主教學樓從樓名到樓內的標牌、班級牌，各種語言實訓室標語等都用中外兩種或幾種文字設計；各樓層走廊墻上，懸掛中外名人名言、國際學院校園文化宣傳口號。學院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時刻提醒學生“我是學外文的中國人”，更注意對學生進行形象氣質的培養。

（二）國際化的課堂教學模式

國際學院善于調動全體教師的育人功能，將課堂教學也作為國際化校園文化建設的主渠道，教師或為來自語言國的外教，或為出國交流過的“海歸”教師，專業課堂教學以外語為主，學生進入課堂就進入相應的語言環境，教師在講授知識的同時滲透與知識相關的文化內容，打破單純傳授形成技術能力知識的課堂教學模式，引導學生主動了解、學習國外文化，通過中外文化對比開拓國際視野，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和素質。

各專業將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如泰語專業每年組織學生參加南寧高校泰語演講比賽，擔任南寧市泰國風情節活動志愿者；每年4月迎接泰國交流生，舉辦慶祝泰國潑水節活動；每年6月送學生出國交流學習。如英語專業每年組織學生參加大學英語競賽、大學英語戲劇節等活動；每年12月迎接歐美學生來訪，進行文化交流活動。課堂的專業技能學習，專業實踐活動的開展，學生的外語口語能力、國際化職業素質和能力都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連年承辦各種大學英語技能大賽，學生主持人、參加選手、志愿工作者都因表現出色得到了各方贊賞。

（三）國際化的學生活動

1.日常常規活動：每日各國外語晨讀；每周中外文海報出版。常態化的活動營造良好學習氛圍，不斷提高學生們的聽說能力。

2.特色社團活動：國際學院學生四大社團活動都融合了中外文化交流內容，如外語協會經常舉辦外語角，每年定期兩次大型外語角；Sunny藝術團的外文歌舞在學校已小有名氣；民族工藝協會和彤陽文學社在發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在中外學生交流中亦起到重大作用。

3.組織學生積極參加院內外各種活動都注重展示國際特色：

院內每年舉辦“FLYING”杯多語種專業技能大賽，內容包括多國語種書法比賽、朗誦比賽、歌唱比賽、外文導游比賽、外文原聲電影配音比賽等多種學生喜聞樂見，寓教于樂，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形式。

迎新生晚會上表演中、英、越、泰四國歌聯唱；校運會上特色方塊隊表演中、英、越、泰四國服裝、禮儀展示，吶喊四國運動口號。

參加學校外中國―東盟志愿者等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展示國際語言才能。

這些活動提高了學生外語專業技能，加強了學生的國際意識，開拓了學生的國際視野，也鍛煉了學生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社交能力，整體提升了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但是，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中存在一定問題：

第一，不能很好地控制技能活動和技能學習時間的合理分配。雖然說高職院校與一般高校不同，以能用為度，實用為本，科研性、鉆研性的要求和強度沒有一般高校大，但目前高職院校的學生文體活動過于轟轟烈烈，其中不乏打著專業技能大賽的旗號開展的學生文體活動，以賽促教，以賽促學，出發點極好，但過猶不及，學生真正靜心認真學習專業技能知識的時間和環境嚴重不足。

第二，不能很好地控制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的結合程度。學校有些專業實行全仿企業化管理，輔導員是董事長，班長是總經理，同學們分任各種角色，甚至以學分代替獎金實行一定的獎罰制度。這樣的校園管理模式是充滿了企業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與企業接軌的作用，讓學生在校期間就能充分體會職場的規則，但同時也無法避免地讓學生們失去了作為學生所特有的青春朝氣，過早成熟老練，抑制了創造力和活力，從長遠來說并不利于企業和個人的發展。

二、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內涵建設的目標定位

高職院校的校園文化特點決定了高職院校校園文化的最終評價標準是學生，是學生畢業時是否能展現校園文化精神而為企業所接納，畢業后在工作崗位上是否踐行了校園文化所倡導的理念，是否能實現校園文化理念和企業文化理念的合二為一。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國際學院學生的就業大方向是各級各類涉外企事業單位，包括外企、外資、涉外酒店、涉外旅游、涉外碼頭等，這對學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既要有扎實的外文能力和國際化職業素養，同時又要在外文這種輔導性工具的基礎學習上加強其他實踐技能學習，或是商務技能或是酒店服務技能或是旅游服務技能等。

三、國際學院校園文化內涵建設的思路與建議

高職院校特色和各專業特色的不同，校園文化內涵建設的方向各不相同，在此僅就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國際學院校園文化內涵建設提出思路與建議：

（一）國際學院校園文化內涵建設要進一步與其他技能緊密結合起來

因為語言只是一種輔助工具，高職院校學生的外語與一般高校學生相比在深度廣度上有一定距離，必須采用“外語+技能”的模式進行校園文化建設。比如“外語+旅游”，課堂教學可以先學語音，學對話，通用為度，實用為本的基礎上，強調讓學生在仿真的環境中進一步了解工作所需的外語，實地訓練自己的外語能力。

（二）進一步抓好兩個課堂的建設

發揚以往的優良傳統，抓好學生第二課堂，把取得成效的傳統項目如晨讀、“FLING”杯專業技能大賽、四大社團特色活動等做精做細，不斷提高活動項目質量；在此基礎上，多層次、多角度地開發更多富有情趣、學生喜愛的文化活動項目，把國際化校園文化活動做大做強，如組織學生到外企表演，面向全校甚至校外舉辦中外文辯論賽、中外文歌舞大賽、外文電影角色飾演等，形成豐富多彩、形式多樣、品位高雅的校園文化，把中外交融的國際化校園文化建設與學生的人文素質、實踐與動手能力的提高結合起來，使學生的知識得到充分豐富，情趣得到進一步提高，視野得到進一步開拓，最終達到提升學生職業人文素質，提升就業競爭力的目的。

（三）爭取網絡陣地助力國際化校園文化建設

信息時代里，信息技術所帶來的網絡文化，對校園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網絡成為我們主要要爭取的陣地，為良好的主流的校園文化服務。

第8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

[關鍵詞]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研究

前言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貿易的通道，它作為古代海上交通大動脈，促進了中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廣東是我國經濟、貿易、人口第一大省，有著深厚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資源，廣州是廣東的省會，自秦漢至明清，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如何發展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是當前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關注的焦點。因此，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歷程和現實意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筆者試圖通過對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研究，在回顧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歷程和現實意義的基礎上，對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新時期的發展起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借鑒作用。

一、概述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歷程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下文將從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宋元時期、明清時期五個方面，分別論述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狀況，其具體內容如下：

（一）秦漢時期形成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秦漢之際，番禹（今廣州）作為越南國的國都和嶺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的主要港口和舶來品集散中心。1982年，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風格的銀盒、兩河流域工藝制作的金珠泡飾、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貴文物，見證了當時“番禹都會”的貿易實況。南越國時期的對外貿易，使得廣州作為嶺南中心城市和國內著名都會，貫通著東西方海上絲綢之路。

（二）魏晉南北朝發展海上絲綢之路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伴隨著海航技術和航海經驗的積累，海上絲綢之路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從廣東到東南亞各國的商船開辟了從廣州啟航，穿越海南東部海域進入南海的深海航線，這條航線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島，大大便利了不少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國僧人。

（三）隋唐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達到繁榮

海上絲綢之路在隋唐時期達到繁榮，也就是說隋唐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海上絲綢之路得到空前發展，廣州成為唐朝最大的貿易中心與南海交通樞紐，東南亞諸國基本上進入以廣州為中心的南海海洋貿易圈內，沒有一處比廣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榮的地方，考古發現顯示，唐代廣州極可能已開辟直航菲律賓的航線。

（四）宋元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時期

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中國海商只要在官府掛上號，就可以自由出海，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政府的支持也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宋代不斷頒布和修訂海外貿易管理措施，元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都屬于鼓勵海外貿易的范疇。其中，神宗時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海洋貿易管理條例――《廣州市舶條》，并在元朝時得到進一步修訂和完善，規范了廣州海上貿易。

（五）明清時期使海上絲綢之路發生轉折

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長期以來，由于明清帝國長期采取海禁政策，西歐殖民擴張愈演愈烈，商業活動常常伴隨著戰爭硝煙和武裝搶劫，壓制了唐宋以來蓬勃發展的海洋貿易，進出口商品結構也發生很大變化。清朝后，中國與西方貿易逐漸集中到廣東，形成了以廣州――澳門為中心的貿易架構。至1757年及以后的100年期間，廣州成為西方人唯一可以進入和從事貿易的中國口岸。

二、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現實意義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與歷年來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密不可分，從廣州的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和其對絲綢之路產生的影響看，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分別是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廣州歷代軍政長官肩負著海事、廣州首創一系列海外貿易制度、廣州對中外文化交流影響巨大。具體說來，南海之濱的廣州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優越，有利于早期的航?；顒拥拈_展，因此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而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中，廣州歷代軍政長官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肩負并行駛著代表國家管理部分海路外交、經貿等事務，為廣州海上絲綢貿易的合理有序發展。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為適應對外交往、海外貿易發展需要，海外貿易管理制度也隨之制定并執行，唐朝在廣州設立市舶使及市舶使院，為宋元明代所借鑒，對后世影響深遠，元朝頒布的《延v市舶法》，成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完整和系統的海外貿易管理法規，這些一系列海外貿易制度為廣州首創，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此外，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中還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得廣州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窗口，中西方文明借助廣州這個平臺得以交流，而廣州的發展得風氣之先因此變得更有活力。

三、結語

總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發祥地在廣州。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是一項綜合的系統工程，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我們在研究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時，應聯系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歷程和現實意義，明了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排頭兵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貢獻和作用，發展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傳統友誼，以便進一步促進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陳玉霞，高芬.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交流[J].蘭臺世界.2011，（05）.

[2]劉根勤，陳超華.廣州亞運會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產業的開發策略研究[J].文化遺產.2010，（02）.

第9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

關鍵詞：明清；基督教；傳教；文化交流

利瑪竇是明清之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四方人士無不知者。利瑪竇為16世紀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他通曉歷數、天道、數學、醫學、能繪制世界地圖，制作天文儀器，具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他華言華服、以西儒自稱，[1]利瑪竇于1583年9月10日由澳門前往中國的第一站肇慶，其間整整為時6年。并于1585年11月24日在肇慶建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座天主教教堂仙花寺。[2]1589-1595年持續6年的時間，利瑪竇基本上是在韶州度過的。利瑪竇通過語言和文化的了解逐步加深了對中國文明的理解，自1583年至1601年歷經了漫長的將近19年的時間，利瑪竇來到肇慶至1601年他成功進入北京城。他前后在中國活動長達28年之久，1610年5月11日去世，終年58歲。[3]他對中國、中國文化、中國人民都充滿了友好感情。

利瑪竇何以能夠在明朝政府閉關自守的日子里，在中國站穩腳跟并得到當時統治者和士大夫以及學者的信賴？要弄清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從利瑪竇在中國活動的特點談起。

首先，利瑪竇雖然以傳教為主要目的，但他能夠順應中國的禮俗，利瑪竇吸取了其他傳教士來華傳教失敗的經驗和教訓，走“適應”的道路，積極與中國儒學相結合。就如范禮安所言，要想在中國傳教，“最要之條件，首重熟悉華語”。 [4]傳教士們認為：“第一件必須做的事情就是學習中國語言，像人們所稱呼的那樣，學習這種語言的官話，即在全國通行的特殊語。”[5]更為重要的是，利瑪竇為了能夠長期在中國發展，他將儒學應用于天主教，并對天主教的教義進行改良。

其次，利瑪竇傳教的同時，注意宣揚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進入萬歷年間以后，內憂外患更加嚴重，明朝政府日益衰落。一批有識之士挺身而出，他們主張發展有利于國家發展的學說。而利瑪竇的一系列活動正迎合了當時的需要，利瑪竇來到中國，不僅帶來了基督教教義，還帶來了歐洲文藝復興期間一些先進成果。與此同時，中國的哲學、歷史、音樂、美術、醫藥等學科的先進成果也傳播到了西方，以致出現了“西學熱” 和“中國熱”的局面，規模巨大，影響深遠。

再次，利瑪竇在中國期間，廣泛結交各階層士大夫和知識分子。他以“西來儒者”的身份與士大夫階層和知識分子密切交往，并逐步躋身上流社會。在北京更是“交流益廣，著述益多，進與名公論學，旁及度數。”[6]每當認識一些新朋友時，利瑪竇都會贈予他們一些西方的地圖、西洋琴、自鳴鐘，并向他們推銷天主像、天主圣經、小十字架等。[7]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有利于他們在中國的傳教及生活。恰恰因為利瑪竇適應了當時中國的國情并與士大夫交好，因而敲開了中國的大門，獲得了統治者的信任。

毋庸置疑，明清之際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目的是傳教，但他們所傳播的西方宗教思想和科學技術對我國思想界和學術界卻產生了重要影響。

首先，西學傳入，使明末清初被程朱理學所籠罩的沉悶的思想界如沐春風。

對封建制度統治下的知識階層而言，起到了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汲取新知識的作用。[8]人們期盼逃脫長期以來的束縛，進行新的探索。與此同時，天主教教義中所宣揚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賦人權、博愛等思想，也容易被當時的人們所接受。而利瑪竇所帶來的關于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的著作更是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

其次，就宗教而言，明清之際對于西方傳教士所帶來的一切，士大夫階層中始終存在矛盾沖突的兩派，最典型的兩派是：一派是肯定“天學”者，一派為反對“天學”者。以徐光啟為代表的較為進步的士大夫認為西方傳教士所傳來的一切，有益于國計民生是值得推崇的。另一派，則是以鰲拜、楊光先為代表的頑固派，他們固守傳統封建正統思想，排斥一切外來文化，并聲稱“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盵9]

再次，利瑪竇來到中國的目的是傳教，他在尋找天主教與儒學契合點的同時，客觀上促進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耶穌會士加萊格爾在為《利瑪竇中國札記》做英譯本序言中說，利瑪竇把孔夫子介紹到歐洲，把哥白尼和歐幾里德介紹到中國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顯示了一種新的文化交流局面。使得這一時期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活躍時期。

時至今日，我們必須承認利瑪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他具有非凡的個人魅力，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文明使者，他的傳教活動獨具特點。明清之際以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他們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但中西方文化始終不能完全融合，而中國作為世界上的東方大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更不可能被其所同化，無可厚非，無論哪種外來文化都無法操縱另一種文化。而任何一種文化都必須從本國國情出發，都必須有其賴以生存的土壤，各國文化相互吸收，取長補短，跨文化交流才是時代的主旋律。在全球化發展的今天，多樣化發展日益被提上日程，而廣泛的異域民族文化交流也越來越成為人們的迫切需要，“”才是王道。

歷史證明，那種自我封閉、墨守成規、孤芳自賞、以大國自居的態度無疑是異域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礙，最終必然走向死胡同。因此，我們必須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對待異域民族的文化，既要學習它民族的優秀文化，又要傳承和發揚本民族的文化個性，最終實現中西文化的完美結合。

【參考文獻】

[1]林有能，吳志良，黎玉琴.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M].又見旁乃明《晚明所見利瑪竇名稱稱號瑣談》[M].香港：香港出版社， 2012：97.

[2]林有能，吳志良，黎玉琴.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M].又見伍穗生：《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75.

[3]林有能，吳志良，黎玉琴.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M].又見曾崢 孫宇峰：《數學文化傳播的利瑪竇模式及其影響[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36.

[4][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M].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 1995：21.

[5][意]利瑪竇 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M].北京：中華書局，143.

[6]張星R.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 [M].北京：中華書局，2003：482.

[7]朱亞非.融合，會通與傳播―論利瑪竇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4.

[8]朱亞非.融合，會通與傳播―論利瑪竇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