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供求規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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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供求規律范文

[關鍵詞]高校　化學專業　學生就業

化學專業大學生就業市場就是指大學畢業生供求雙方在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受讓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這是完全自愿的一種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大學畢業生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它是整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大學生就業市場將呈現以下幾種趨勢：

一、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降低，在主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率呈上升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由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所決定；反之，其價格又與勞動力供求緊密相聯。一般情況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較易找到所需勞動力，工資趨于下降：工資的下降，又會使得一部分勞動力供給減少，需求增加。而供不應求時，由于勞動力的短缺，工資趨于上升，工資的上升，又會使得需求減少，供給增加。一直到供求關系趨于平衡時，價格相對均衡，這種運動才會逐漸停止。而勞動力市場的均衡也正是在這一供求與價格的變動中實現的。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勞動力市場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即：價格趨向于勞動力供求雙方能夠提供到市場上的數量相等。均衡價格決定于勞動力供求雙方在市場上的均衡數量。價格上升，引起供給增加，需求減少：價格超過均衡點，亦會引起供給的相對減少。價格下降，引起供給減少，需求增加。當供給不變時，需求大于供給，引起價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給，引起價格下降。當需求不變時供給大于需求，引起價格下降：供給小于需求，引起價格上升。勞動力市場正是遵循這一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利用價格信號及工資率的引導，通過社會大量的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使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及各個部門、企業之間進行配置并使這種配置盡可能地達到優化。這也正是價值規律在勞動力市場運行中最顯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規律，假設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工資是可以上下波動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隨勞動力市場上該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而變化。我們將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歸為兩大類：受過高等教育者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者。根據該規律便會有以下推論：如果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數量增加，供給較之以往更加充分畢業生的工資水平總體上就會下降。然而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與多數國家的歷史和現實一樣高等教育畢業生比其他層次教育畢業生具有相對低的失業率相對高的工資收入以及獲得高社會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二、應屆畢業生獲得好工作的機會趨于減少。“高學歷低用”者比例增大

在工作隊伍中，每一項工作都對勞動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對勞動者的要求越高相應地付與他們的工資收入也越高。在求職者隊伍中，學歷層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獲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應屆大學畢業生由于對社會了解不多尋找理想職業的期望值往往較高因此“摩擦性失業”人數有增無減。盡管這種“自愿失業”從理論上來講是求職者根據其報酬期望與搜尋職業成本進行核算的個人選擇和個人行為是短時間的、不危及其生計的但如果這種“摩擦性失業”增長太快也會增大社會的不穩定性，仍然值得關注。與此同時結構性失業的勢頭開始出現有報道警示：45％的企業招不到合適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正是這種結構性失業的生動寫照。

三、在應屆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意識增強的同時。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誠信度可能下降。

當然面對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和擇業難度加之應屆畢業生對社會了解甚少很難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況且他們在求學期間已經付出不菲的經濟代價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盡快落實工作單位這些客觀因素讓他們無暇考慮崗位是否真正適合自己、自己能在某個崗位上服務多久。同時高校為了追求就業率這塊“金字招牌”也為學生的“饑不擇食”推波助瀾，其結果是不少學生在并不清楚單位究竟是否真正適合自己的情況下，只好無奈地先進去再說。上述主客觀方面的因素致使應屆大學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的意識增強，臨時就業者比例有增長的勢頭。

先就業、再擇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同時提醒：先就業、后擇業的觀點可能影響大學生的誠信形象。不少應屆畢業生將用人單位作為跳板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它必然使用人單位感到傷心和失落，產生被欺騙和被玩弄的感覺，甚至會逼迫他們采用更加強有力的自我保護手段以約束求職者。事實上有的用人單位干脆拒用應屆畢業生。用人單位把錄用應屆畢業生當成一場賭博，這對大學畢業生來說決不是好兆頭。一旦形成惡性循環用人單位和應屆大學畢業生之間“麻稈打狼一兩頭怕”，不僅影響高等學校和大學生的長遠利益，也影響人才市場的健康發展。

供需雙方趨于理性，復合型人才。近年職業中介機構加大了對用人單位的指導，取得了明顯成效。表現在單位招聘人員日趨理性和務實根據單位發展的實際需要招聘。目前人力資本市場招聘的職位越來越市場化，表現為職業分類越來越細并且不斷有新的職業和崗位出現，市場需求對求職者的專業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應聘人員不僅需掌握所學專業的知識技能，還應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論了解市場行情、具備公關和管理能力、精通計算機操作這種復合型人才需求走勢看漲。

一般來講掌握一門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將如魚得水。懂技術、善管理、了解國際市場運作規律的人才最受歡迎。一句話復合型人才越來越俏。

第2篇：勞動力供求規律范文

關鍵詞：明星 明星效應 勞動力價格 供求定理

一、相關概念

1.勞動力的價格

勞動力價格是指勞動力作為人力資源的主要表現形態，自身具有商品屬性，勞動力價格就是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并圍繞勞動力價值上下波動。在一般情況下，勞動力價格的高低體現了勞動力價值的大小。

2.供求定理

需求規律是指在影響需求的其他因素既定的條件下，商品的需求與其價格之間存在著反向依存的關系。一般情況下，把價格與需求量聯系在一起的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稱作需求曲線。需求分為個人需求和市場需求。本文分析市場如何運行，采用市場需求曲線，表示一種物品的總需求量如何隨著該物品的價格變動而變動的關系。

供給規律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產者的供給量與商品價格之間呈現同方向變動。把價格與供給量聯系在一起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稱為供給曲線。

當供給和需求相交于一點時，這點稱為市場的均衡。任何一種物品價格的調整都會使該物品的供給與需求達到平衡。如圖1所示，E為均衡點。L為均衡就業量，P為勞動力價格，市場為勞動者提供的均衡工資W。

圖1

二、提出問題

1.問題的提出

2010福布斯名人收入榜公布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百位明星排行榜”，2010年中國100個大中型城市人均GDP收入排行也同時公布。

對比1：福布斯明星榜排名第一的姚明年收入達3億8千8百萬人民幣；而中國內地大中型城市人均GDP最高的克拉瑪依市，因為擁有特殊能源才使得人均年收入達到34901元。對比2：明星排行榜上末尾的非一線明星年收入已達408萬人民幣；而中國內地大中型城市人均GDP最低的蘭州市只有3681元，至于較為落后的中小城市、甚至是更為貧困的西部農村地區，人均收入水平可想而知。

從這兩組數據的對比中，人們不難產生諸多疑問：明星為何主要集中在體育和娛樂行業，而木匠和管道工等行業為何不存在超級明星？明星的收入為何如此之高？明星的勞動力價格是否偏離了明星創造的價值？是否違背了價值規律？

2.明星效應及其特點

本文所指的明星具有準公共物品的屬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明星效應是指所有企業的每一種產品都應該追求市場的最大效用。曼昆指出，超級明星的產生在市場上有兩個特點：第一，市場上的每位顧客（消費者）都想享受最優生產者提供的物品；第二，使最優生產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顧客提供物品成為可能的是生產這種物品所用的技術。

三、明星高收入原因分析

1.從勞動力需求方面分析

（1）不同主體對明星勞動力需求的原因分析。

第一，公眾對明星的精神需求不斷增大。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所述，公眾對這類處于相對優勢地位的人群具有一定程度的關注，這種關注度形成一種精神需求并不斷提升，甚至達到信賴及崇拜。為能看到高水平的體育或影視表演，得到一種良好的享受，公眾愿意為得到這種精神享受出高價。因此，明星收取高價是公眾基于自身需求自愿給付的，導致其勞動力價格不斷增長。

第二，社會需求不斷擴大。文化娛樂、體育競技、科技研發等事業的發展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而每個領域的明星正是這個事業蓬勃發展的代言人，他們不僅能代表某項事業的發展狀況，甚至可以激活、促進、帶動這項事業的飛速發展。國家、社會和市場需要明星的這種導向和榜樣的作用。

第三，企業的需求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升。企業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由一位擁有良好公眾形象的明星代言，會產生更大的宣傳效力，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提高企業的產品信譽，增加產品銷售量，使企業獲得更多利潤。企業愿意為明星付高額報酬，以保持更持久、更豐厚、不斷增長的產品銷售利潤。因此，明星的勞動力價格會隨著企業利潤的增大而增加。

第四，明星不是一勞永逸的，再優秀的明星也會黯淡。企業不會單靠一個明星帶動人氣，而是會根據創新、產業結構優化來尋找適合自己產品特點的明星宣傳機制。因此，各類明星需求量源源不斷；另外，同類屬性產品間的宣傳模式相似，在明星選擇上會發生沖突，企業為競爭同一明星也會開啟價格戰，刺激個別明星的勞動力價格激增。

（2）明星的勞動力需求曲線。

筆者認為明星既有準公共物品的屬性，還具有奢侈品的屬性。明星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是富有彈性的。如圖2所示。

圖2

首先，人們在物質需求相對滿足的情況下，開始追求更高層級的精神需求，明星效應由此產生。其次，對于明星提供的相關產品，如演唱會、體育比賽等，人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來選擇享受這種產品的方式。經濟條件好的，可以支付高價格獲得更好的效果、更優質的服務；經濟條件差的，可以通過廣泛的傳播媒介，只需付出等待時間或非最佳效果的代價。最后，企業作為市場需求的主體也可根據自己的經營狀況選擇明星。企業經營效益好，就可以聘用知名度更高、影響力更大的明星做代言，投入雖然高但會有高回報；反之，企業經濟效益差，就可以選擇一般的明星甚至是不采用明星代言的方式。

如圖3所示，供給曲線S和均衡曲線D相交于均衡點E，D1是富有彈性的明星勞動力需求曲線，在供給S不變的情況下與D1交于E1，W1是明星的勞動力價格，高于均衡工資W。

圖3

2.從勞動力供給方面分析

（1）明星的勞動力供給曲線。

明星是一種壟斷性極高的稀缺資源，因此明星的供給曲線是缺乏彈性的。如圖4所示，明星的供給曲線是接近垂直的。Sˊ與Dˊ相交于均衡點Eˊ，決定了明星的數量Rˊ十分稀缺，而勞動力價格rˊ非常高。

圖4

（2）明星勞動力供給的原因分析。

第一，明星的供給量有限。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想要成名的人很多，但是概率卻很小，而且超級明星在不斷減少，維持知名度的時間也在縮短。這使得明星的供給量是有限的，超級明星甚至出現稀缺，從而導致勞動力價格高。

第二，明星的培養成本很高。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是教育，而對于明星來說，這種教育的投入可以理解為在成名前為自己的各種投入，且這種投入遠遠大于普通勞動者。例如，運動員放棄歡樂童年、溫暖家庭與正常學業，進行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艱苦訓練，這精雕細琢的過程非常人能完成。因此，高成本必定會帶來較高的勞動力價格。

第三，明星的能力與天賦很重要。由于先天遺傳因素，人們的體力與腦力都有一定差別。許多超級明星就是具有超越常人的天賦。擁有特殊才能的人是極少數的，而將這才能發展為自己一生的事業，進而創造財富與實現人生價值的更是少之又少。這些特征決定了明星的產出效率較高、效果較好，因此明星的勞動力價格較高。

第四，成為明星的風險相對比較大。例如，運動員要承擔傷病甚至殘疾的風險，在大型競技比賽中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社會大眾的輿論關注以及比賽失敗不成名等多種風險。高風險高回報使得明星勞動力價格較高。

第五，機遇作為外因也對成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良好的機遇可以使有準備的人一夜成名，這種急速的效應也使明星的勞動力價格激增。

四、結語

明星的高收入是由其供求關系決定的。從市場供給與需求的角度考慮，一方面明星這種要素其供給極為稀少，供給曲線缺乏彈性；另一方面，社會對明星這種要素的需求是無限擴大的，明星的需求是富有彈性的。供需兩方面共同導致明星的價格（收入）不斷上升，因此明星的高收入從理論上來講是合理的，沒有違背價值規律。但實際上這種高價格（收入）會拉大收入差距，這會帶來許多的負面影響。明星收入要合理，一定要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例如，對明星的高收入的部分可以通過稅收等形式進行適當的調節，體現收入分配中的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還可以讓明星作為表率，發展我國的公益慈善事業，逐步縮小貧富差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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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軍鋒.收入分配中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8（1）.

第3篇：勞動力供求規律范文

一、幾個公式

（一）價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一

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基本觀點是：“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首要內容。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個量t[，1]及其總量T[，1]表示）。對于t[，1]參與價值決定，在承認勞動價值論的學者中是沒有爭議的。但也許正因為沒有爭議，人們對t[，1]的認識一般也就沒有深化、細化和量化。其實，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社會實踐，t[，1]包含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認識上加以深化、細化和量化。

從內涵來說，馬克思所說的t[，1]至少包含著三個重要的規定：一是勞動時間，并且是有效勞動時間，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三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基本上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生產條件。后兩個規定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生產力（在這里，這兩個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這樣，商品的價值量（W）就是勞動時間（t）和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力（N）的函數，即：

W＝f（N，t）

在這里，N又是由多種情況和要素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這多種情況中的每一種，都是一種或一類生產要素，每種要素又都包含著許多方面和因素。具體說：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可以說是勞動力要素（r），其中包括勞動者的德、智、體素質，這又取決于先天的體質和智力遺傳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因素，特別是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可以說是科學技術要素（e），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應用程度，相關知識、信息的獲取、傳遞、加工、貯存、應用水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承載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種類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可以說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觀的經營管理，宏觀的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紀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協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力系統。

第四，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可以說是資本要素（c），其中包括資本的積累、積聚、集中、籌措、運作，生產資料的獲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條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說應該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勞動力要素之中）和人類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礦藏、日照、氣候、其他動植物、生態環境等等。

所有這些要素，都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都是商品價值量的決定性因素。僅以上述五項要素列入價值決定的關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響到價值決定，其中有的是加和關系，有的是比例關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線性的關系。

從外延來說，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存在著多層次的生產力，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生產條件和勞動力條件。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都可能有多個不同的生產者向市場提供；這些生產者有的是個體，有的是企業；企業中有獨資的，有合資的，有股份制的，有國有的。不同生產者會有不同的生產條件、勞動力條件和由此決定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這些生產者各自的個別勞動生產率（N）可能分別等于、大于或小于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N[，1]），從而N與N[，1]的比值n（我們把n叫做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可能分別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無論個別勞動生產率N和個別勞動時間t怎樣不同，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投放到同一市場上價格都相同，從而社會價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勞動時間t里產品產量越大，產品總價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數量關系和價值決定公式：

W＝t[，1]＝nt

當n不變或相同時，W與t成正比；當t不變或相同時，W與n成正比，即與N成正比，與N[，1]成反比；當W不變或相同時，t與n成反比。這就是說，當勞動生產率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當勞動時間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相對勞動生產率即勞動生產率指數成正比，或者說與個別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當商品價值量不變或相同時，也就是在等質等量商品中，包括單位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時間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所需勞動時間越少，反之則相反。因此，我們應該區別不同情況、不同概念的勞動生產率，來全面認識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三者關系；否則就會在這三者關系上糾纏不清，爭論不休。

在計算同類商品總量、部門商品總量、社會商品總量時，由于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總是根據所有個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的，因而這時n＝1，從而，W＝nT＝1T＝T.其中總勞動時間T＝∑t＝∑t[，1]＝T[，1].所以，無論是同類產品、部門產品還是社會總產品的總價值量總是等于耗費在產品中的總勞動時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述了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后，又在《資本論》第三卷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必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總量T[，2]和個量t[，2]表示）。顯然，作為完整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對社會生產、對生產部門、對社會供給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對社會需求、對消費者及其購買力來說也是必要的；不僅要具有勞動耗費上的社會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勞動效果上的社會必需性，即具有兩種含義上的社會必要性，也就是必須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這就是說：“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一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據從這樣決定的商品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價值，即由“所生產的總價值除以產品數，決定個別產品的價值，而且個別產品只有作為總價值的這種相應部分才成為商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義的社會價值，是由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社會必需總量（B）所必要的勞動時間（T[，2]＝Bt[，1]）決定該種商品實際生產總量（A）的實際總價值（W），并由從這個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實際市場價值（w），即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T[，2]）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包括總量價值W和單位商品價值w）。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為生產A量商品實際耗費的總勞動時間，t為單位商品個別勞動時間，n為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b＝B／A為供求系數或產品需求率或產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產品需求率b列為價值決定的一個重要變量，從而把供求關系列入了價值決定。而市場供求是復雜多變的，因此，“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這樣，供求變動就決定了價值變動，進而決定了價格變動。從這種新觀點來看，商品價格隨著供求變動而上下波動，并不是商品價格與價值偏離，而正是有規律地必然地向價值接近，與價值相一致。

再從供求變動趨勢來看，“如果供求決定市場價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場價格，并且進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場價值，又決定供求。”（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種供求與價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價格彈性，會把供求、從而也把價值和價格拉向一個均衡點。這樣，雖然在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的整體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不過這種一致只是作為過去的變動的平均，并且只是作為它們的矛盾的不斷運動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時，A＝B即b＝1，因此，就一定時期整體來看，價值決定公式仍然應該是：

W＝bT＝T

w＝bt[，1]＝t[，1]

這個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發生作用，實際上這個公式成立的條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實際上供求在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從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總之，在以上價值決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實際勞動時間（t和T），又包含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和T[，2]）。在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勞動生產率因素。其中也就隱含了決定勞動生產率并進而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種情況和多種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科學技術、經營管理、資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產過程、產品供給和勞動耗費因素，又包含了交換過程、產品需求和勞動效用因素，而在產品需求中也就隱含著產品的效用因素。因為沒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沒有使用價值就不可能有價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兩者總是成正比。因此，這一公式既保留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核，又融合了效用論、供求論、生產要素論、生產費用論、積累勞動論的合理內核，從而這個公式是一個既堅持了勞動價值論基本觀點、又綜合了各種價值論合理因素的價值決定公式，它適用于產品個量價值和總量價值的計算，經得起生產和交換實踐的檢驗。以這一公式為結合點和切入點，我們可以通過吸納各種價值論的合理因素而使勞動價值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并可以進一步探討各種價值論（和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的溝通和綜合。

（二）價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二

馬克思關于價格與價值關系的基本觀點是：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見，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是勞動時間，計量單位是時、分、秒；外在的價值尺度是貨幣、計量單位（以我國現行紙幣來說）是元、角、分。商品的價格應該以商品的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馬克思關于價格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又一重要內容。有人由此認為，理論價格就等于價值，諸如1小時勞動＝10元之類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時有所見，其實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這里，至少要加入一個單位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的貨幣轉換系數h，才能使兩邊相等：如只有當h＝10元／小時勞動，才能使10元／小時勞動×1小時勞動＝10元。我們設商品價格為G，商品價值為W，貨幣系數為h，以上關系式可通化為價格決定公式：

G＝hW＝hbt[，1]

這里的價格只是一般理論價格，實際市場價格與這個價格還會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負的差價，這些差價有的是由不同地點、不同流通環節商品中包含著某些追加勞動、從而商品價值變動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條件變化（如季節、氣候變化）、市場競爭因素、國家政策因素、消費心理因素、社會時尚變化，以及種種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價值決定的內生變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勞動量變動即價值變動引起的差價可納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價格變動和差價可用G表示，列入價格決定的一個子項，從而上式可完善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負，從社會總產品來看在一定時期可作為正負值互相抵銷，也就是∑G＝0.從而使社會產品總價格仍然等于總價值、即總勞動時間乘上貨幣系數，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一般以一年計算）來說，G應該用全年全國勞動者國內生產凈值計算，W或T應該用全年平均勞動者人數乘勞動者全年平均勞動時間計算。由于目前統計指標和數據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從業人數（R）乘從業人員平均勞動時間（T）計算，即：

h＝GDP／RT

通過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計算出h值的年變化率h′。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為基期年份）

根據以上公式和有關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大體計算出一國h值和h′值。以我國近幾年為例，可通過測算列出表1：

表1中國h值測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費

（億元）（萬人）（小時）（元/小時）（%）儲蓄利率物價指數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說明：T根據我國從1994年實行每周5.5天工作制、從1995年實行每周5天工作制、從1999年節日假由7天延長至10天計算。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1）》，《中國統計年鑒（1998）》。

以上測算結果表明，h、h′都是客觀存在、可以計算的，h值實際上是以貨幣計算的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h′部分地反映著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部分地反映著貨幣幣值的變化，h′值與物價指數和利率水平都存在著正比例或正相關關系。h′值變化表明，同量勞動在不同年份會對象化為不同的貨幣量，其貨幣量一般會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貨幣在不同年份會代表著不同勞動量，其勞動量（從而價值量）會逐年減少。由此可見，一定量貨幣、投資額會發生有形無形貶值，給予適當利息補償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價格決定公式，也就是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式。這個公式表明，價格與價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顯區別，同時又有密切聯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關的關系，歸根到底，價格是現象，價值是本質，價格是形式，價值是內容。正如列寧所說：“價格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價值是價格的規律，即價格現象的概括表現。”（注：《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傳統理論上總是把供求關系排除在價值決定之外，把投資利息排除在價值構成之外，這樣就使價格與價值越來越遠，使價值越來越成為不可捉摸的東西，使等價交換只能成為偶然現象，使價值規律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也就不成其規律；相反，不等價交換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從而具有規律性。現在我們通過以上價值決定和價格決定的理論和公式的確立和推導，價格與價值、理論與實踐就能無限接近，趨向一致，價值范疇就能從價格形式上經常得到反映，使價值真正成為價格的規律，使價格真正成為價值規律的表現，使勞動價值論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三）勞動價值論視域的利息理論和利息率公式

馬克思關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觀點是：利息是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剩余價值，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規律決定，而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這種決定是偶然的，純粹經驗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潤率，最低界限則完全無法規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經濟學在利息理論上則有時間偏好論、節欲論、迂回生產論、投資和儲蓄論、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論、由資本供求決定的均衡價格論等等。我國學者對利息的存在一般是從資本的貢獻、資本的稀缺性、激勵投資的必要性等方面來解釋的，而利息的來源仍然是剩余價值或社會純收入。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從勞動價值論上對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學的說明。

其實，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從勞動價值論視域來認識和說明。事實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價值的剝削收入，也不是由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利息率的決定，不只是有一個平均利潤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也不是純粹偶然、純粹經驗、沒有規律地決定的，而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是由投資貶值、投資費用、投資風險、供求關系等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首先，資本額或投資額都表現為一定的貨幣量，代表著投資者提供的積累下來的一定勞動量和價值量，但同一價值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表現為不同的貨幣量，通常是由于通貨膨脹而發生貨幣貶值，這是投資的有形貶值，理應得到補償。其次，“撇開一切偶然的干擾不說，現有資本的一大部分，會不斷在再生產過程的進行中或多或少地貶值，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生產商品原來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再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并且這種時間由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減少。因此，在社會生產率的較高的發展階段上，一切現有的資本不是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長期過程的結果，而是表現為相對地說非常短的再生產時間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是投資的無形貶值。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離不開必要的投資額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離不開作為過去勞動積累的資本的一份貢獻。因此資本的無形貶值可以而且應該在資本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貢獻的限度內得到補償。例如，從以上表1可知，同樣1小時勞動，如將勞動復雜程度變化忽略不計，其價值量是相等的，但卻表現在逐年變化的貨幣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這里有貨幣貶值、勞動生產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開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資1.19萬元，至2000年就應獲得本利和6.28萬元，其中獲得的5.09萬元利息，是投資者投資有形無形貶值的應有補償，是投資者投資所代表的勞動量和價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沒有占有任何人的勞動和剩余價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原因和變故，投資會有部分乃至全部喪失的風險，股市有風險，銀行貸款有風險，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資也有風險，因此，適當的風險補償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勞動和費用，如1999年我國銀行系統職工人數已達205萬人，（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勞動、工資和費用；股民需要關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長期勞動積累的資金投放到某個項目上，對誰都不是一種小事，都是一種極其重要極其復雜的勞動。資本的成功運用和運作所要求的知識、洞察力和判斷力，以及為此需要付出的勞動和努力，決不比其他勞動來得差。（注：晏智杰：《勞動價值學說新探》，序第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由于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資有形無形貶值、投資風險、投資費用必要的補償，是對過去積累的勞動和正在進行的投資勞動的必要的補償，是勞動耗費的一部分，是產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此外，資本供求率始終是市場利息率的決定因素之一。這樣，理論利息率的決定和計算就有了客觀依據，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論利息率＝（通貨膨脹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資本貢獻率＋投資風險率＋投資費用率）×資本供求率。

（四）勞動力價值公式

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基本觀點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時還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訓練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醫療保健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資本家用來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也就是支付給雇用工人的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為工人階級是掙一文吃一文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傭工人所得的工資將全部用于生活消費而沒有分文剩余，其結果，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僅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同時也是勞動力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的這些觀點符合他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況與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們必須研究新情況，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論。

第一，今天的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就絕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再是掙一文吃一文而無分文積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至2000年，中國個人儲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已達10萬億元以上，加上個人經營投資和住房投資已達20萬億元以上，股民已達5800萬戶。（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更遠遠高于中國。這些新情況是傳統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工資理論和積累理論解釋不了的。因此，現代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價值已經不僅僅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而應該包括更多的項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而其他商品的價值都包括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和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兩部分，那么勞動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部分，僅有這一部分還不足以生產和再生產、培養和造就出現代勞動力，這里必須付出兩種不可或缺的活勞動，這就是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

第三，家務勞動是勞動力再生產中完全必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務已經成為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員從事的這種服務在家庭內部也應該視同商品，承認其價值和使用價值，盡管這種價值很快被家人消費了，但家務勞動者仍然是創造價值的。這種勞動完全是生產勞動力的必要活勞動和必經工序；否則，嬰兒甚至無法長大成人，更談不上再生產勞動力。再則，按照傳統理論，同樣兩個勞動力，如果一個使用保姆，一個不使用保姆，由于有無保姆費用的不同，兩者的勞動力價值就不同，工資也應不同，這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指出：“對每個國家的經濟來說，家庭內的生產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家庭和其他居民戶，事實上都可視為小型的工廠。即使是最先進的國家，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產出極有價值的商品及服務。”“現在的確是把家務勞動也算在GDP里面的時候了。”根據一位教授的統計，“美國從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為止，家庭內的生產值，超過了GDP的20％以上，而聯合國最近公布的人力開發研究報告顯示，家庭內的生產值占全球生產值的比例，竟然高過40％。”（注：加里·貝克（貝克爾）：《生活中的經濟學》，中文版，140～14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學勞動是現代勞動力再生產中極其重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中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在勞動力培養和勞動力價值中，人們往往只重視教師勞動和教育費用，求學勞動往往被忽略不計。其實，學生和成人的求學勞動是勞動量更大、更為重要的一部分勞動。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學習是勞動，并且應當永遠是勞動，是充滿了思想的勞動。”（注：烏申斯基：《教學法原理》，中文版，125頁。轉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錄》，23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實上，同樣的生活資料和教育費用，同樣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培養出的勞動力的素質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學習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學是內因，學生的勞動比教師的勞動更重要。人是主體，物是客體，人格化、人才化勞動比物化勞動更重要。當今世界，經濟是知識經濟，教育是終身教育，社會是學習社會，社會組織是學習組織，求學勞動更為長期，更為艱巨，更為重要。據統計，至2000年，我國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數已達2.2億人，占全國人口17.4％，約占6－60歲人口22％。（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據我國學者王琪延研究，中國城市男女居民在終生總時間中，有45％屬于生活必需時間。29％屬于閑暇時間，10.5％屬于工作時間，8.5％屬于家務勞動時間，7％屬于學習時間。（注：王琪延：《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分析》，載《社會學研究》，2000（4），第93頁。）在工作、學習和家務勞動三項勞動時間中，工作時間占40.4％，學習時間占26.9％，家務勞動時間占32.7％。可見，學習時間加上家務勞動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工作時間。因此，我們研究勞動價值論，應該研究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創造的價值（這是一種凝結于勞動力價值中的潛在價值，這里不去多說）；我們研究勞動力價值，應該包括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等勞動力生產中所必要的活勞動所形成的價值。

由此可見，勞動力價值（以V表示）應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教育培訓費用和醫療保健費用（以V[，1]表示），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構成部分；其二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家務勞動形成的價值（以V[，2]表示）；其三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求學勞動價值（以V[，3]表示）。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新的較為完整的勞動力價值公式，即：

V＝V[，1]＋V[，2]＋V[，3]

這個公式更符合現代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客觀實際，能合理解釋勞動者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的價值源泉。

（五）成本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成本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產品成本（K）包括生產資料耗費即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其中包括勞動資料價值C[，1]和勞動對象價值C[，2]）和工資即勞動力價值（V）這兩項。從現代社會化全球化生產過程和社會分工協作關系看，產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種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1]＋C[，2]）外，還應該包括各種非物化勞動有償轉移的價值（C[，3]），如各種外購服務產品和知識產品轉移的價值。同時，除了這些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外，還應該包括各種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

其一是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這些公共產品包括社會公共需要的社會制度、社會管理、社會規范、社會秩序、社會環境等等。這種公共需要是從人類共同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現在隨著生產社會化、全球化、電子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的發展，不僅一個企業內部需要嚴格的科學管理，而且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強宏觀的科學管理。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一切政治上的勞動都是間接的生產手段，都是整個社會勞動中必要的組成部分。恩格斯說過：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促進和阻礙兩種不同的反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鄒東濤教授以日本明治維新、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發展為例，論證了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觀點。（注：鄒東濤：《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載《理論動態》，第1522期。）我國近50年來的歷史經驗從正反兩方面充分證明了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而優越的社會制度等公共產品的提供，需要公務人員付出艱巨復雜、優質高效的公務勞動。這些公務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一般是間接融合和實現在其他各種社會產品中，是通過稅收等形式實現補償和再生產的。因此，國家稅收并不完全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稅收中用于經濟、社會、行政管理和國防的費用，用于科技教育衛生事業和環境保護的費用，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資利息，如上所述，這也是一種間接的勞動耗費和勞動補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包括為了開發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礦藏、生物等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產前、產中和產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勞動和支付的費用，這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以土地資源來說，傳統理論認為，土地是自然資源，地租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開墾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資源，也有人類勞動凝結在其中，也有價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勞動報酬，一種間接成本。

由此可見，傳統上所說的成本只是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還應該包括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為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S[，1]為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S[，2]為投資利息，S[，3]為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

（六）剩余價值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是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差額，也是商品價值與成本價格的差額；剩余價值來源于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反映著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范疇。（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對這一傳統理論，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再認識：

第一，剩余價值始終是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因而剩余價值范疇與價值范疇一樣，是商品經濟所固有、并與商品經濟共生共滅、始終并存的歷史范疇，它適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從而既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但在不同社會，剩余價值有不同歸宿，反映不同經濟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歸資本家所有，反映著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歸社會公眾所有，反映著勞動者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剩余價值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被創造出來，因此不是一種個人力量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力量的產物，理應歸社會公眾所有，為社會公眾造福，為社會進步服務。這正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合理、更進步、更優越的真諦所在，也是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堅實理論基礎。科學社會主義應該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

第二，傳統理論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稅金都看作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稅金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產品社會成本、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我們應該把這些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較為確切地計算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計算公式為：

M＝W－C－V－S

第三，傳統理論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活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而現代化社會化全球化的大生產大流通表明，剩余價值及其轉化形式：利潤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也來自于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而且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或總體工人的剩余勞動，還越來越多地來自于科學技術成果潛在價值的轉化和實現，來自于生產力巨系統中的系統效應。因此，剩余價值的來源決不只是一個而至少有三個：一是來自勞動者（包括生產工人、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等總體工人）活勞動中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M[，1]）；二是來自無償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學技術成果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知識剩余價值或技術溢出價值（M[，2]）；三是來自生產力系統中系統效應形成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社會剩余價值或系統剩余價值（M[，3]）。

根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把不屬于剩余價值的社會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價值的來源從一個擴展為三個，從而就能較為準確地計算出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以及活勞動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中計算剩余價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簡化形式上只是加減法，而實際上要復雜得多，要應用現代數學和現代系統科學。

（七）價值構成新論及其公式

第4篇：勞動力供求規律范文

一、勞動力市場現狀

據統計，2018年北安市勞動力市場用工需求93家企業、總用工人數6000余人，用工單位多集中在服務業與制造業。用工年齡集中在25歲到40歲之間，男女用工比例基本各占50%。專業技術人員占10%。文化程度初、高中占85%，高學歷比例較低.底薪1500元至2000元占80%，2000元至4000元15%、4000元以上占5%。雖然用工需求量較大，但是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力仍然存在著招工難、就業難的問題。

二、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問題

1、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在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總勞動力的比重較大，勞動技能相對單一，缺乏較高專業技術和開拓創新、積極進取的市場競爭意識，就業困難。

2、不愿在本地就業。部分勞動力（尤其大專院校畢業生）在選擇就業時對用人單位工資待遇、工作環境等要求較高，加之外出打拼心理，選擇外出就業，造成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增多。

3、對信息知曉度低。部分勞動力對用工信息專欄和信息平臺不關注，導致很大部分外出返鄉人員和本地待就業人員對用工信息知曉度不高。

4、維權意識不夠。部分外出務工人員在遭遇用人單位不簽訂勞動合同、不予辦理購買社保、拖欠工資等侵權行為時，維權意識淡薄，無法找到合理的處置方法。

5、成功創業有困難。勞動力一方面面臨項目、技術、資金缺乏的障礙，另一方面對市場需求、風險預測等難以準確把握，單憑創業熱情和苦干精神難以成功創業。

三、勞動力市場存在問題的原因

1、城鎮勞動力供大于求，供求比例嚴重失衡。國有、集體企業在容納勞動力方面，均趨于飽和狀態，加之近幾年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企業內部改革不斷深化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特別是受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使一些企業生產經營發生困難，失業、下崗職工群體成批增加。

2、企業用工行為不規范。企業片面強調用工自主權，大量使用廉價農村勞動力，沖擊了城鎮勞動力的就業，一方面企業內部下崗職工大量存在，一方面又用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

3、勞動者素質普遍偏低，且擇業要求過高。由于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就業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過去就業只是為找個飯碗，而且現在就業則較多考慮到個人的愛好、工作環境、報酬高低等多種條件因素，一方面苦、臟、累工種招不到人，加之城鄉判別在一定時期仍然存在，引發了大批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拾遺補缺；另一方面，企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也更高，而求職者缺乏學習技術的積極性。因此，在勞動力市場中，顯現為用工單位想招的人招不到，求職者想去的單位去不成，即形成“有人無事干，有事無人干”的結構性失業。

4、社會保險的社會化程度低，不利于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勞動力進入市場，必然存在一定的風險，需要形成完備的市場保護機制，人們對社會保險意識不強，參保積極性不高，特別是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參保的積極性不高；農民包括鄉鎮企業職工和城市農民工仍以土地發揮保險職能。勞動者個體在流動和轉換工作崗位時，要由自己承擔風險，使勞動者在參于市場競爭就業時顧慮重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勞動力市場的發展速度。

5、社會分配不均衡，直接影響勞動力的配置。工資水平是勞動者擇業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在壟斷行業中職工收入偏高，使勞動力市場中作為勞動力價格的工資，對勞動力供求的調節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另外，勞動力市場中介組織缺乏必要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全市勞務中介組織中，除市職業介紹所有服務場地外，其余的多數是臨時租用房屋，設備簡陋，服務手段落后，遠不適應勞動力市場發展的需要。

四、發展勞動力市場的幾點思考

1、各類職業介紹機構，積極收集用工信息，開展求職登記、組織勞務洽談，為用工單位及求職者雙向選擇提供服務。通過為企業招工、介紹家庭各類服務、開展技術工人交流、勞動力余缺調劑等多種形式，強化對勞動者的指導，樹立正確擇業觀念。利用培訓會、招聘會引導企業和勞動者樹立正確的用工、擇業觀念，在充分滿足企業用工的同時，不斷提高就業率，促進人力資源供求雙方的有效平衡。

2、市工商聯、女企業家協會與勞動力市場建立用工平臺。女企業家發揮領頭軍作用引導雇傭就業向自主創業轉變，鼓勵就業人員從事個體經營，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分類型整合同行業就業人員，形成一個收集信息、統一分配的就業鏈條，增加就業渠道。加強引導，促進就近就業。利用外出務工人員辦事處，加大對北安經濟發展成果和發展思路的宣傳，鼓勵引導外出務工人員回流就業。并利用春節長假的機會，加大對外出務工人員的培訓，在車站設立宣傳點發放宣傳單，引導外出務工人員就近就業，為建設美麗北安貢獻力量。

第5篇：勞動力供求規律范文

一、初次分配的概念及范圍界定

現有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與再分配概念的理解主要存在三個不同的角度：

一是從收入分配的順序考察，認為初次分配是個人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這種觀點把個人通過自己的工作取得收入的過程稱為“初次分配”，因為這是收入第一次分配到個人手中；相應地把政府征收個人所得稅以及各種轉移支付活動稱為“再分配”，把“再分配”理解為收入到個人手中后再從個人手中流出、轉移的過程。沿著這一思路，又進一步把通過慈善機構募集資金資助困難群體的活動稱為“三次分配”。

二是從功能性和規模性收入分配理論出發，認為初次分配等同于功能性分配。經濟學理論對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遵循兩條線索：一條起源于古典經濟學派，討論了勞動、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收入分配，即功能性收入分配。它旨在說明各種要素的價格形成，各個要素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目的在于如何確定要素收入份額以使生產效率達到最高。另一條來自于帕累托，分析某一類階層的人口或家庭的比重與其所得的收入份額之間的關系是否合理，研究每一經濟單位所得到的收入，著重于經濟單位在分配后的相對地位的研究，旨在解釋微觀經濟單位中的收入分配形成的特征和與此相關的收入不平等的測量，稱之為規模性收入分配。由于功能分配決定和影響著規模分配的結果，任何強化功能分配的措施都會惡化規模分配，功能分配在整個總分配結構中處于基礎、首要地位，初次分配是奠定分配格局的基礎，因此，國民收入的功能分配就是初次分配。

三是從分配的主體出發，認為初次分配是企業內部分配，政府參與的分配是再分配。這種觀點認為，初次分配是指企業單位內部的分配，其依據主要是效率原則，即根據各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發揮的效率帶來的總收益多少進行分配，高效率獲得高回報。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政府通過稅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調節各收入主體之間現金或實物的分配過程，也是對要素收入再次調節的過程。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在整個總分配結構中處于基礎、首要地位，并不是指“第一次”，但客觀上看，“第一次”分配又是決定收入分配結構最重要的一環，因此，上述第一種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卻不能用它來界定初次分配概念。對于第三種觀點，政府參與的分配并非都是再分配，也不能用于界定初次分配。第二種觀點明確了要素分配的基礎性地位，是界定初次分配概念可取的觀點。

二、要素收入份額長期變動趨勢的實證分析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柯布和道格拉斯首次對國民收入功能分配的理論做了實證分析，得出了Y=ALaK1-a公式，并根據美國1899―1922年的統計資料，得出工資和利潤各占國民收入的75%和25%，兩者之比為3∶1。只要生產函數是柯布―道格拉斯型，則工資（利潤）性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是恒定的，勞動報酬份額作為CD函數中的參數將不隨時間變化。Barro對1890―1913年期間英國功能分配進行了經驗分析，認為勞動份額不變，這就是所謂的“博爾雷法則”（Barrorule）。Kaldor（1961）通過對發達國家自工業化開始的數據考察，得出關于經濟增長的一些基本事實，其中之一是，各種要素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例是長期平穩的。由此，要素收入分配比重保持不變被認為是一個“典型化事實”，此觀點在相當長時間內被新古典經濟學家們認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情況與這一判斷高度一致，導致要素分配份額問題在20世紀70和80年代的研究中一直乏人問津。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一些國家要素收入分配比重的變化引起經濟學家們的興趣。Harrison（2002）發現工資性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呈現截然不同的變化規律：工資份額在發展中國家下降而在發達國家上升。Guscina（2006）的研究表明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勞動報酬份額從1975年的57%下降至2000年的52%。同時，新興市場國家如中國的勞動報酬份額也呈顯著下降趨勢，其由1995年的51.9%下降到2007年的39.7%。一些研究指出，勞動份額與經濟發展水平呈同向變動趨勢（Elias，1992；Young，1995）；Gollin（2002）對上述針對“收入份額空間穩定性”的質疑予以回應，認為導致結論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的數據質量問題。盡管在常用計算方法之下，Gollin所用跨國數據顯示各國勞動份額在約0.05―0.8的巨大范圍內變動，但對各國收人數據做深入考察和重新計算后，絕大多數國家的勞動份額都落入0.65―0.8的范圍之內。Bernanke和Gurkaynak（2002）使用擴大的跨國樣本，再次確認了Gollin的發現。作為最主要的發達國家，美國的初次分配結構代表了發達國家的一般特征。利用Mitehell（1988）和BEA（1986，1990）的數據，Gollin（2002）表明英國的初次分配結構和長期趨勢與美國高度一致。Jeandro和Joan（2003）也表明，其他一些具有長期歷史數據的國家，如德國、法國、日本、荷蘭，其初次分配也體現出與美國類似的規律。

綜上所述，在勞動份額空間穩定性爭議中，對“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具有比較一致且長期穩定的初次分配結構”是有共識的，發達國家初次分配結構的長期演進規律可作為我國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前車之鑒，發達國家初次分配結構也能進一步用作評價發展中國家初次分配問題的經驗標準。

三、我國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及其原因分析

（一）勞動報酬份額變動的實證研究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勞動要素以外的生產要素絕大部分歸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生產要素價格和要素收入份額都通過計劃手段來確定，因此，在討論收入分配時往往關注國民收入在國家、企業和個人三大收入主體之間的分配狀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理論界討論的熱點一直都是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的問題以及居民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宏觀收入分配問題以及居民間收入分配問題兩方面，而對與之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要素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明顯不足。

隨著我國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確立，形成了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新體制。在此過程中，我國居民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資本收益不斷增加，部分學者開始關注要素收入分配問題。2007年，黨的十七大后，關注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不斷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實證研究結果如表1所示。由于選取的研究年份、數據來源和測算方法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但從中仍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的研究大都認為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二）我國勞動報酬份額變動的原因分析

關于我國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有一種解釋認為是因為統計口徑差異和統計核算辦法調整導致的（白重恩、錢震杰，2009），然而，這方面的研究并沒有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結論。張璐琴（2011）對不同數據來源的優缺點，及其與國際標準的統計口徑進行了比較分析，指出我國包括農戶收入在內的勞動報酬比重不斷降低，說明了我國非農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比重下降幅度更大。

對勞動報酬份額變動背后原因的分析，已有兩種觀點為：

一是經濟發展階段市場自發作用因素，包括勞動力市場供給大于需求、勞動對產出的貢獻率低、產業結構和企業性質結構變動因素等。如汪濤（2010）認為：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分配比例主要是由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各占多大比例來決定。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分析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中勞動報酬占比來說明，產業結構逐漸從勞動收入份額較高的農業部門轉向較低的非農部門，使得全國勞動收入份額在1995―2003年間降低了3.36個百分點。持不同性質企業變動因素主導的觀點認為：勞動報酬比重變動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結構調整中，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不斷提高，而私營企業勞動報酬比重較低，同時，國有企業盈利能力不斷提高，使勞動報酬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李韜葵（2007）指出GDP中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已成為無可爭議的事實，并指出服務業比重較低、資本密集型技術的使用和國有企業盈利能力的提高是可能的解釋。李稻葵（2009）也以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為背景，建立了一個二元經濟中勞動力轉移的數理模型，發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當勞動力不斷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時，由于面臨的摩擦力大于資本運動所面臨的阻力，因而勞動力轉移速度低于資本的轉移速度，所以勞動力份額在經濟發展初期是下降的，當勞動力轉移逐步完成，勞動份額開始上升，呈現出所謂的U型規律。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政府不需要對勞動報酬比重進行干預，隨著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改變，勞動報酬比重會自發提高。現階段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可以做的是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率，進一步擴大就業。

二是深層體制機制和立法執法因素，包括勞動力市場不健全、集體談判機制缺乏、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壟斷、戶籍制度制約、法律法規不健全、執法不嚴等。如宋曉梧（2010）指出，我國勞動報酬比重的下降雖然受到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產業結構變動等上述因素的影響，但勞動報酬過低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勞動力資源配置轉型不到位，市場機制沒有充分、合理發揮作用的結果。光（2010）勞動者工資的增加不僅取決于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還取決于勞資談判，而要進行勞資談判，工人就需要組織權，但是在我國目前情況之下，勞資談判作用發揮非常有限。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勞動報酬比重的調節應從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入手，尤其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行政和資源壟斷，建立健全勞動力市場，破除戶籍制度阻礙，完善相關勞動保障法規，健全集體談判制度。

在我國整體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結果是工資水平的下降，這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然而，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不能成為勞動報酬比重低的充分理由。由于市場完善程度不同，勞動報酬比重下降并非都由單一的供求關系決定。已有實踐證明，即使在工業化推進過程中，收入分配也是向勞動者傾斜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工業化進程的高峰時期，大量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在當時的勞動力市場上，資本占強勢地位，勞動力供求嚴重失衡，這一時期美國勞動報酬比重雖然達到了歷史最低點55%左右，但即使是這一最低點水平也遠高于我國現有水平。勞動報酬比重并非與勞動要素的貢獻直接對應，技術進步創造的新價值實質是人的進步，是勞動主觀能動性的體現，因此，僅通過要素投入的生產函數來決定要素收入的分配顯然也缺乏依據。我國勞動報酬份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不完善造成的，這與政府對初次分配的直接干預有很大關系。

四、政府調節初次分配的責任

長期以來，我國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堅持效率與公平相結合，而把重效率簡單地認為是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政府不干預。在這種思想影響下，認為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主要是調節再分配。2007年，黨的十七大之后學術界研究的重點開始轉向政府調節初次分配的職責。

許多學者也認同調節初次分配的重要性，但卻認為政府在調節初次分配中缺乏有效的抓手和有力的措施，而只能通過調節再分配來實現。這種觀點突出表現在：認為對不合理行政壟斷行業勞動報酬的調節應主要靠財稅制度。誠然，不合理行政壟斷產生的暴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稅收機制進行調節，然而，既然承認是不合理的壟斷，為什么不改革造成不合理壟斷的制度基礎，而是反過來去調節已經產生的暴利？而且稅收對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若對暴利進行高稅率調節，在現有體制機制不變的環境下，是否又會使暴利進一步增加，從而強化已有的壟斷和既得利益？

強調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其前提是在尊重、不破壞市場機制的基礎上，找到著力點。政府是否可以直接干預企業的工資發放？有學者提出：使企業工資與利潤掛鉤，認為這是勞動者分享利潤、提高勞動報酬的重要舉措。還有學者借鑒日本上世紀60年代的經驗，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希望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針對以上建議，不少學者表示擔憂。宋曉梧（2010）指出，這些建議如果形成行政指令，將使政府完全界入企業內部分配，在短期內勞動報酬可能會提高，但這將是對市場機制的嚴重損害。我國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大，不是市場之過，恰恰是市場不規范的結果。我們不能一方面給正常的市場博弈設限，另一方面又從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角度出發進行各種各樣的微觀干預，妨礙市場的良性運行。余斌（2010）指出，強調初次分配的重要性，是需要政府打破阻礙市場有效運行的各種體制和政策障礙，推動市場整合，而不是直接干預市場運行甚至直接管制要素、商品和勞務的價格。

強調政府調節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并不否認或忽視政府在再分配領域的作用，而是在充分發揮政府稅收、社保等再分配調節手段的同時，進一步明確現階段合理定位政府職能、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調節初次分配中的基礎性、緊迫性和重要性。那么在初次分配環節，政府的職責有哪些？

第6篇：勞動力供求規律范文

關鍵詞：就業；大學生；勞動力市場；金融危機

一、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

一般來說，經濟的高速發展會帶動就業的增長，可以說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就業的根本保障。因為經濟發展了才能創造就業崗位。如果沒有經濟的健康穩步增長，就很難保障就業的增長。但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又不是同步進行的，其中會出現就業缺口。以我國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增長比例為例（如圖1），2001—2007年經濟增長率穩步上升，而大學生就業增長率卻起伏不定，甚至很低。如2006年的就業增長率比2005 年還低僅為5.3%。從2000年起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以9%的速度增長，可是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卻沒有以同樣的速度增加，說明經濟的增長帶動就業的增長只是相對而非絕對的。經濟學中還用就業彈性系數來反映經濟增長對就業增長的貢獻。就業彈性系數是從業人數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即GDP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就業增長的百分點，就業彈性系數越大，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就越強，反之則越弱[1]。圖1中可看出就業彈性系數曲線基本與就業增長率曲線同步。

如果就業問題沒有解決好，反過來也會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失業上升使人們收入減少，減少社會總需求，進而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失業率高影響社會的穩定，增加犯罪與自殺率。據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研究表明 [2]，失業率上升1個百分點，自殺率就要上升4.1個百分點，犯罪人數增加5.7個百分點，國民生產總值要減少4.7百分點。如今正值經濟困難時期，我們國家最重要的民生問題就是當下的關系到兩千多萬人的就業問題，處理好這一問題，才能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

另外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就業也是有很大益處的。我國第一產業萎縮，第二產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迅猛發展[3]。一般來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業功能強，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就業功能弱。技術密集型產業有兩種情況，一是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業功能相對較強，二是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就業功能相對較弱。當然實際就業功能及差別還要取決于產業的發展水平，趨勢和特點。基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狀況，應大力發展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可以調整就業結構，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二、勞動力市場的AD-AS模型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擴招，浩浩蕩蕩的大學生就業隊伍也越來越龐大，其速度遠大于社會所需人才增長的速度。而且，加上我國勞動力市場供給出現的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三峰疊加”的態勢，即應屆大學畢業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以及下崗職工再就業，共同構成了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龐大供給流。現在又受到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以及人民幣升值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導致了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嚴重的供大于求的失衡局面.

根據勞動力供求均衡理論[4]（如圖2），假設勞動力市場供求均衡（事實上根據我國目前人口多、基礎差、經濟落后、發展不平衡、現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國情，充分就業這一均衡點是很難做到的），則均衡勞動工資為(W/P)* 。但由于目前勞動力供給L2遠大于勞動力需求L1 ，這就造成大部分人口失業（L2-L1）。根據市場規律，供過于求，產品價格下降，因此剩余勞動者為了出售自己的勞動力必然會降低工資率，使工資(W/P)1 向(W/P)*下滑，從而增加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供給減少，緩解就業壓力。 在經濟困難階段企業本身就面臨著各剛面成本過高的壓力，如果求職者向企業提出過高的工資，肯定減少企業的用人需求，給就業帶來困難。因此在現階段求職者應該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以便找到合適的工作。

三、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與經濟周期進展

國際短期資本[5]流動的消極影響，包括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沖擊和對匯率的沖擊。短期內外資的大量流入或流出將引起該國金融市場上資金供求的均衡狀況劇烈變化，導致利率和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進而影響到該國的經濟運行。

資本的進出改變了外匯資金的供求均衡，必然引起外匯匯率的波動。外資大量流入，本幣升值；資本大量流出，外幣升值。該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惡化，使一國微觀經濟主體（例如企業）的行為乃至于宏觀經濟變量都受到巨大影響。資本的流動直接體現為投資。投資有益增加需求，帶動就業和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投資過熱，資本短期無法實現收益，造成資本供應鏈斷裂，不利金融市場的穩定，并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最終影響到就業。

1929的美國經濟危機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致使歐美等發達國家蒙受巨大經濟損失，各大國有銀行，工廠等也紛紛宣告破產倒閉。經濟一旦崩潰，直接受影響的就是勞動者。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同樣給世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打擊，世界各國的就業形勢都很嚴峻。歐美等國家失業率急劇攀升，創歷史紀錄。法國百萬失業勞動者游行示威，造成社會的混亂，可知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就業帶來的影響有多深。2008年我國GDP受經濟危機的影響仍保持著9.0%的速度增長，但我國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司長于法鳴表示，由于受到經濟危機等多重因素的影響，2009年勞動就業量達到2400萬人，其中1300萬新增城鎮勞動人口，800萬下崗失業人員，此外還有其他人員300萬人需要等待就業安置[6]。當今為了避免使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危機，世界各國應聯合穩定貨幣金融體系，才能保障經濟的穩定發展。從而解決就業問題和促進全人類社會的穩定。

受經濟周期影響而引起的失業就被稱之為是周期性失業[7]。經濟衰退通常引起周期性失業(Cyclical unemployment)。由于經濟衰退，社會總需求不足，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并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難以支撐經濟的持續發展進而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削減。

四、國際收支狀況與匯率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近幾年我國國際收支一直保持著順差的態勢。如圖3，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國際貿易收支順差額逐年都在增長，貿易順差從2004年的321億美元到2006年的1775億美元再到2008年的2954億美元。然而中國長期的貿易順差引起了歐美國家的眼紅。長期以來，歐美國家動輒以逆差為由，要么對華進行貿易制裁，要么要求人民幣升值，從而使我國面臨巨大的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

人民幣升值通過影響對外貿易，改變國際收支狀況，進而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我國產業大部分屬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導向型企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的主要動力。然而近年來人民幣以平均每年3％左右幅度升值[8]，人民幣升值使出口貿易品價格上升，企業成本增加，從而影響我國出口貿易量，減少國際貿易收入，改變國際收支狀況。人民幣升值特別對紡織、服裝、制鞋、玩具、家電等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帶來不利影響，而這些行業正是就業需求大戶，如果這些用人單位產品出口不暢，其用人將受到影響。去年底各媒體紛紛報道，因人民幣升值，致使長三角﹑珠三角數以萬計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出口成本上升，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相對競爭力，由此而停業甚至倒閉。同時人民幣升值還不利吸引外商投資，這樣就不能增加社會總需求，進而影響經濟發展，最終影響老百姓的就業。

五、勞動力質量與生產要素成本替代效應

過去幾十年大學生很吃香，畢業后都不用愁沒工作。如今隨著高校大規模的擴招，勞動力市場供求脫節，大學生的價值降低。他們的綜合能力也遭到了質疑，大學生找工作越來越難。因此勞動質量成了用人單位招人時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依照中國的國情，我認為大學教育必須與市場需求接軌，和政府一道承擔解決中國勞動力就業問題的責任，培養社會需求的人才。然而由于當前大學教育與市場需求的脫軌，導致大學生缺乏必要的勞動技能﹑專業知識和基本職業素質。

有的人懂理論卻不懂實戰（如很多剛畢業的大學生），有的人懂實戰卻又不明理論（如外來務工人員等）。如果把這種勞動當成產品，從成本與效益的角度來講，企業自然不愿意接受這樣的產品，因為這不會給他們帶來完美效益。市場需要的是既懂理論又懂實戰的人力資源，公司認為這樣的人才能給公司帶來即時高效的服務和效益。于是公司會從優質的產品（勞動力）中去選擇以替代質量差的產品。很自然差的產品就會被社會淘汰，這也符合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法則。

另外因為經濟的發展是技術、資金、勞動力和管理等眾多生產要素一起作用的結果。如果其他要素對勞動力的替代性越高，成本相對勞動力越低，且能產生較勞動力更大的經濟效益，那么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依賴就越低。因而從成本角度考慮，企業也許會放棄勞動要素而選擇其他可替代的生產要素，從而增加了社會就業的難度。

為此大學應該注重教育的培養模式，與人才市場需求接軌，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避免造成教育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大學生也要注重理論知識與實踐活動的結合。學好專業知識，并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到單位去實習，盡快學會將所掌握的理論知識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筆者認為，在沒有畢業時，免費給單位打工，老板更愿意接受，同時你也能從中學到許多書本上根本學不到的東西。我們不要總奢望單位先給我們多少錢，在你什么都不具備的情況下，先考慮你能給單位帶來多少經濟效益，并帶著學習知識、經驗的目標去做事。只有提高了勞動質量，你才具有人才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六、自愿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

面對低工資，可能有的勞動者無法接受，特別是對于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讀了十幾年的書，畢業后肯定是希望能找到個好工作，在經濟上獨立起來，而不再是依靠父母來養。從心理角度講，這也很正常。但是，在現在這種經濟困難時期，我們應該順應當前這種工資下滑的市場規律。要記住大學生吃皇糧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根據價值規律，價格是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當前工資下滑只是短期的，大學生找工作也不必太悲觀，調整好心態還是可以找到工作的。但如果勞動者不愿接受低工資的現狀而放棄就業，則構成所謂的自愿型失業（voluntary unemployment）。

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在經濟學中被解釋為工人與工作相匹配的過程[9]。在現實中，總有就業者不考慮自己的職業技能和專業水平盲目地偏向于到經濟發達的地區、條件優越的工作單位和相對熱門的工作崗位中去尋找工作機會。而那些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條件相對差些的單位和不夠熱門的工作崗位卻找不到合適的人才。這就形成工人與工作不匹配的現象，造成摩擦性失業。這也是導致大學生失業的一個原因。俗話說，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同樣我覺得越是在困難的地方，越有你展示才華的機會，通向成功彼岸實現人生價值的可能性也更大。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嚴重不協調，特別是西部偏遠地區，經濟相當落后，基礎設施差。近年來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鼓勵企業家到西部投資，鼓勵大學生到西部就業。國家對進入各地基層和西部地區就業的大學生已制定了各種優惠政策。各地基層和西部地區對大學生的需求很大，這對他們來說也是很好的機遇。所以大學生在當前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應該理性選擇自己的工作，降低就業標準，先就業至少比失業要好得多。

七、用人單位的用人觀念

很多單位在選擇用人時很注重學生的出身，即你是來自哪個學校的。你是名牌大學畢業的你就有可能被錄用，你不是名牌大學畢業的你就靠邊站。因為名牌大學出身給用人單位的感覺就是他（她）們的素質比較高，動手能力和思考問題的能力比起普通大學畢業的學生要高。錄用他（她）們能給企業帶來即時有效的生產收益。而那些出身普通大學的學生總是被排擠在用人單位門口之外。因為他（她）們給用人單位的感覺是低素質，低生產能力和高風險。這就是信息經濟學里所提到的信號傳遞行為[10]。因此對于那些來自名牌大學的求職者來說，在求職時是比較有優勢的。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寧愿花高成本，讀個不好的專業也要進個名牌大學就讀的原因了。在此也建議用人單位在選用人才時理性選擇，避免給企業帶來不必要的成本和麻煩。好與不好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不可否認普通大學里也有大量各式各樣的人才。

參考文獻

[1]中國勞動力市場：壓力仍較大 從就業彈性系數看海南就業趨勢[EB/OL]。[2004-04-22] lm.gov.cn/gb/news/2004-04/22/content_26490.htm

[2]俄羅斯，BK先恰科夫：經濟安全——生產財政銀行[M]。中國稅務出版社，2005。P340-341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01—2008 stats.gov.cn/index.htm

[4]梁東黎：宏觀經濟學[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P154

[5]胡曙光 門淑蓮 張帆：國際經濟學[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P237

[6]新浪財經：人保部稱明年2400萬人待就業[EB/OL]。/finance.sina.com.cn/g/20081225/16085685692.shtml

[7]百度百科：周期性失業[EB/OL]。 baike.baidu.com/view/592808.htm

[8]中國經濟網：外貿發展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上) [EB/OL]。[2007-01-15] ce.cn/cysc/main/jtfzspsy/shwll/200701/15/t20070115_10091553_1.shtml

第7篇：勞動力供求規律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失業；就業彈性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第8篇：勞動力供求規律范文

一、關于資本主義的規定性

（一）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

從一開始，有點機械的亞當斯密關于商品生產的描述就不同于辯證的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許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盡管人類智慧預見到分工會產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它是不以這廣大效用為目標的一種人類傾向所緩慢而逐慚造成的結果，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1）。在這里商品生產成了某種天然的普遍的人類傾向的產物（如果能這樣看商品生產倒是能給現代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家省不少氣力！）。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雖然不能反過來說商品生產是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會分工，但產品并不成為商品，或者拿一個較近的例子來說，每個工廠內都有系統分工，但是這種分工不是通過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的產品來實現的。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2）。社會分工是商品生產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商品生產的另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這兩個條件缺失任何一個便構不成準確的商品生產的概念。

現實社會可以是商品生產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時具備上述兩個條件的社經驗材料絕對不能混入商品生產的概念中去。如此強調這一點似乎多余，可我們很快會發現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所謂理論，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從在現實社會中作用的程度、規模、范圍等標準出發，將商品生產分為簡單的小商品生產和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是順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術條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也成了商品，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提高到過去任何社會形式從未達到的水平，商品生產已是社會增加財富的主要源泉。但資本主義是商品生產這一邏輯主干之上的一個支干，考察社會經驗材料能否混入資本主義概念中，還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產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務只是辯明它屬于小商品生產概念還是資本主義概念。

（二）商品經濟的規律性和資本主義的規律性

第9篇：勞動力供求規律范文

【關鍵詞】創新思路；加快發展；農村經濟

目前，我國農村經濟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要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快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構建文明和諧的農村社會。

一、用新思路指導農業結構調整

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不能再走簡單的數量、比例變動的老路子，應向生產的深度進軍，提高農業的質量和綜合效益。這次調整，一要穩定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安全。有些地方過分強調“壓糧擴經”，大面積減少糧食播種面積，導致糧食產量大幅度減少。因此，在農業結構調整中要突出抓好品種和品質結構的調整，合理確定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例，穩定糧食種植面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確保糧食供求平衡，糧食供求平衡是農業結構調整的基礎和前提，一定要警惕在糧食問題上再起風波。二要大力發展優質名牌和綠色安全食品。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和國際市場對農產品的質量及安全性要求越來越高。為此，政府有關部門要積極推廣優質抗病新品種，提高農產品科技含量，堅持無毒、無殘毒、無公害的“三無標準”，努力擴大綠色、安全、優質、名牌產品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上的銷售份額。三要適應畜禽養殖業發展的需要，積極發展飼料、飼草作物。種植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逐步實現由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為主的二元結構向糧食、經濟、飼料作物協調發展的三元結構轉變。從目前情況看種草效益大大高于一般大田作物，要把建立三元種植結構列入今后農業結構調整的規劃，引導農民種植優質牧草和退耕還林還草。四要尊重農民意愿，防止強迫命令。政府主要在宏觀指導方面當好農業結構的領路人和參謀，幫助農民解決好一家一戶辦不了或辦不好的事情。對于農戶具體的生產經營項目要由農民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意愿自行決定。要使農民由“要我調整”變為“我要調整”。

二、立足資源，面向市場，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

發展農村經濟，必須綜合開發當地資源大力發展商品生產。而發展商品生產，必須充分認識市場問題的重要性。因此，各級黨政領導首先要拿出比抓生產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抓好農產品市場的建設和外埠市場的開拓，找健全市場法規，強化市場管理，嚴厲打擊欺行霸市、強買強賣等不良行為，為農民進入市場創造良好的環境。二要綜合開發當地優勢資源，變單一化經營為多元化經營，分散經營風險。在一些地方強調“一鄉一業，一村一品”，擴大經營規模的同時，應注意避免在更大范圍內（縣、省、全國）形成產業或產品結構的趨同，避免市場出現飽和。近幾年的實踐證明，多樣化經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分散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最有效的辦法。三要搞好農產品加工，實行產業化經營。當今時代，只有經過多序加工的農產品，變初級產品為市場俏銷的深加工精品，才能更好地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當前，應抓住中國加入WTO后的國際市場擴大和引進先進技術的機遇，搞好農產品加工，要鼓勵發展多層次、多類型、多種所有制的加工企業，變當地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

三、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服務功能

目前，我國廣大農村實行的是家庭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基本上分散在兩億多個農戶中經營。如何使這些規模狹小的農戶進入國內外大市場，是當前面臨和必須解決的一個大問題。在這種新形勢下，如果沒有政府職能的轉變，沒有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千家萬戶的小生產就無法適應千變萬化的國內外大市場。因此，要使農民順利地進入市場，使農民能把自己的產品賣出去，并且能賣個好價錢，必須依靠政府為農民提供服務，特別是信息服務。靈敏、及時、準確的信息是農業商品生產者在市場競爭中取勝的指南。政府應利用現代技術建立農業經濟信息服務中心，開展“網上交易”，利用有線電視免費為農民傳遞互聯網上所提供的市場信息，并將本地名優稀特產品的品種、產量、質量、價格等信息通過互聯網發往各地，利用信息“高速公路”擴大農產品的銷路。政府部門不僅要為農民提供現時的信息服務，還必須要重視市場調查研究，對未來市場需求的變化及發展趨勢作出準確的超前預測。因為，現代市場瞬息萬變，今天滯銷的產品，明天可能供不應求；今天俏銷的產品，明天也可能滯銷。農業生產周期長，農民安排生產的依據往往是眼前的或上一個生產周期的市場價格和供求狀況，其結果往往是上一個生產周期價格高的農產品，但等農民生產出來之后，又變得價格低了，甚至賣不掉。因此，各級政府有關領導和業務主管部門要有超前意識，加強市場供求趨勢的預測預報，正確引導農民按照市場需求安排生產計劃，降低市場風險，避免經濟損失。

四、擴大就業門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

發展農村經濟，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必須創造有利環境，幫助農民廣辟就業門路。為此，一要積極發展鄉鎮企業。從長期看，鄉鎮企業就業的總量還是呈擴大趨勢的。今后鄉鎮企業在發展布局上要與城鎮建設結合起來，集中連片發展，以便利用城鎮現代化設施，降低交通、通訊、交易等費用，獲得集聚效益和規模效益；在產業選擇上，要以勞動密集型農副產品加工業為主，以適應市場需求，增強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二要加快城鎮化建設。據專家預測，我國城鎮化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即可多吸納100多萬個農村勞動力。因此，政府部門要搞好規劃，增加投入，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和勞動就業制度，為農民進入城鎮就業創造寬松的環境。三要進一步鼓勵個體私營企業發展第三產業和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是吸納勞動力最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同量資本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是第二產業的3～4倍。從目前情況看，個體私營企業吸納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但目前個體私營業主普遍反映“負擔重”、“貸款難”，需要政府部門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優惠政策，制止“三亂”，幫助個體私營業主解決經營中的困難，充分發揮個體私營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四要搞好勞務輸出。當地主管部門對準備輸出的勞動者要進行必要的培訓，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要求。國家應加快改革勞動就業制度，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為外出打工的農民大開綠燈。

五、發展教育，推廣科技，實施科教興農戰略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必須大力發展農村教育，積極推廣普及農業科學技術知識，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為此，一要在普及農村義務教育的基礎上辦好各種形式的農業技術培訓班。近幾年，棗莊市與國內36家農業院校和科研單位建立了合作關系，每年請專家、教授舉辦3000多期培訓班，有的鄉鎮還請來外國專家為農民講授農業技術，還有的采取農民互教互學的方式，把當地“土專家”、“種養大王”等能人組織起來到各地巡回演講，很受群眾歡迎。二要搞好農業科技示范園區的建設。棗莊市農業高新科技示范園從國內外引進100多個名、優、稀、珍、特瓜菜新品種進行試種、育苗、定值，組織周圍農民參觀學習，帶動起農民學科技，用科技的積極性。三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農業科技推廣隊伍。據調查，某市近幾年鄉鎮一級的農業科技人員外流552人，而后來調入的551人中僅有72人是農業專業技術人員。因此，必須加快改革勞動人事制度，糾正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和用人之中的不正之風，保持農業科技人員的相對穩定，站常為他們提供再學習的條件和機會，提高農業科技人員的整體素質。四要加大農村教育、農技推廣、農業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增強農村經濟發展后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