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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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范文

【摘要】國際經濟學的傳統理論無法為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釋。因為傳統理論在考慮內外均衡關系時主要關注兩者之間的總量平衡，而忽視內外均衡的結構性互補關系。通過考察內部結構調整對外部環境的要求，并結合中美兩國當前的經濟結構特征，不難看出，中美之間貿易摩擦的根源在兩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的特征和潛在的互補關系。在這種情況下，貿易摩擦的產生和解決過程就可以稱為協調兩國內部結構調整的契機和手段。

一 背景：問題的提出

過去幾年，中美兩國的經貿交往全面發展.但同時，中美貿易摩擦也不斷升溫，并日益成為國際經濟領域的一個熱點。進入2003年以后，貿易摩擦升溫的趨勢更加明顯，繼美國政府就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斷對中國政府施壓以后，針對中國一般制成品出口的貿易保護措施也被美國政府相繼付諸實施。

從中美經貿交往的歷史來看，每當美國臨近大選年，中美之間總會出現一些爭執與摩擦。對于國內外很多關注中美經貿交往的學者來說，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定式。毫無疑問，大選前各經濟、*利益集團的角逐，是影響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動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認為除了*因素的影響外，隨著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貿易過程中出現一些摩擦和爭執也是必然的。這類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諧悖論”。這兩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內學者看待中美貿易摩擦的主流觀點。

從這兩種觀點出發，一方面，大選因素只是暫時的，也是中國無法左右的；另一方面，貿易規模擴張和摩擦增多之間又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那么，中國似乎只能采取“無為”的策略。然而問題絕非如此!*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離不開經濟利益的支撐；規模只是一個總量指標，它掩蓋了背后的結構性因素。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后，貿易結構并沒有背離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對比現狀，具有明顯的垂直分工和交換的特點。因此，如果只是基于靜態的分析，我們會得出中美之間不應該出現摩擦的結論。而就*利益來說，一方面，美國在傳統產業受到來自全球的競爭，中國在其中的份額并不大；另一方面，為維護這些傳統產業的利益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必然要犧牲其他行業的利益，如流通行業或整個服務業。考慮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一直與中國競爭美國市場，美國對中國的產品施加各種保護主義措施，很難改變其國內傳統產業的現狀，而且會引發不同利益集團的爭執。

從目前流行的觀點出發，我們很難理解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為此有必要從一個新的視角出發去展開分析。為尋找這個新的分析視角，我們首先分析中美經貿交往賴以發生的大背景。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WTO的誕生，人們所期待的平和、有序的國際貿易環境并沒有如期出現。相反，發達國家內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凸現了現行多邊貿易和投資體系的不足。從西雅圖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邊談判不斷重復無果而終的結局。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美國經濟的調整為先導，世界經濟步人一個普遍而深刻的結構調整期。

結構調整通常伴隨著經濟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集中爆發，從長期來看，這是維持經濟長期發展潛力的必要條件；但是在短期內，這往往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各種經濟、社會和*問題激化。這種短期陣痛可以說是經濟調整的必然成本，關鍵是一個經濟體能否承擔、消化和吸收這樣的成本。一方面，這受制于一國內部的各種結構性和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在開放經濟中，這還受制于外部經濟環境。以國際貿易、投資等為紐帶的國際經濟傳導機制，為各國釋放內部調整壓力、轉移調整成本提供了條件，但也增加了各國對外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和不和諧性。

多邊貿易—投資體系的制度調整滯后于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這樣的體系自然缺乏足夠的約束力。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對外經濟政策中的不確定性和不和諧因素就會不斷激化，并演變成現實的貿易摩擦和糾紛。這是世界經濟理論和實踐帶給我們的一個啟示。在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中，伴隨著各國經濟的漲落，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的交替成為國際貿易領域的自然規律。反映在理論上，就是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在貿易領域永恒的紛爭。

結合全球性結構調整趨勢和多邊貿易、投資體系在目前所遇到的發展困境，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判斷：不斷升溫的貿易摩擦將伴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成為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個基本特征。但是，國際貿易領域的所有問題是不是都符合這個特征?具體到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問題，各國自身的結構調整又是如何發生聯系和作用的?這個過程又是如何導致摩擦的?我們試圖在理論層面上對這個問題進行解釋。

二 分析問題的視角：開放經濟的動態均衡

國際交換問題的傳統分析框架是斯密、李嘉圖等人所開創的古典貿易理論，它強調優勢互補下的分工和合作原則。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自由貿易是一個必然的選擇。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摩擦無法在這個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貿易理論過分強調貿易的福利效應和帕累托改進，忽略了利益分配和利益轉移問題。李斯特的“幼稚產業保護論”則是用另一種分析范式分析國際貿易和產業成長過程的融合，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撐。這兩種研究范式的交織和競爭構成了20世紀70年代以前國際貿易理論發展、變化的主要線索。20世紀70年代以后，為了反映國際分工格局和國際貿易結構的變化，產業內貿易理論和不完全競爭貿易理論等新貿易理論逐漸成為西方學者分析國際貿易問題的主要方法。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新貿易理論分析了國際水平分工和國際貿易背后的利益創造和利益分配機制，對自由貿 易和保護貿易各自不同的政策效應進行了分析。

在考慮中美貿易摩擦問題時，上述理論是沒有多少說服力的。古典貿易理論強調差異基礎上的分工、合作和自由貿易，它與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是不相容的。幼稚產業保護論所要保護的是處于成長過程中的產業，這些產業必須有發展前景和長期發展潛力。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相關產業主要是紡織、鋼鐵等一般制造業，這些產業在美國不是幼稚產業，而是接近生命周期盡頭的“衰退產業”。新貿易理論分析的是水平分工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和相關政策，這同樣不符合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對比的現狀。

但是在這些理論框架之外，我們又該如何分析中美貿易摩擦呢?為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在開放宏觀經濟這樣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考慮國際貿易及相關政策問題。在開放的宏觀經濟中，外部均衡是不同國家宏觀經濟運行過程的交集。國際貿易之于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正是在這個交集中發揮的。國際貿易的變化直接改變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進而影響一國經濟的整個外部均衡狀況。這是國際貿易政策直接作用的對象，但不是國際貿易政策的終極目標，國際貿易政策最終要影響的是宏觀經濟的整體狀況，這也是開放宏觀經濟政策體系的總目標。從這樣的目標出發，國際貿易政策的形成和實施過程都必須依賴和服務于開放宏觀經濟的整體均衡關系。

內、外均衡是開放宏觀經濟中最基本的兩個平衡關系，宏觀經濟的整體狀況取決于內部均衡狀況、外部均衡狀況以及它們之間的和諧程度。因此，國際貿易政策的實施必然依附于宏觀經濟的整體狀況，不僅要反映貿易收支或外部均衡狀況，更要反映宏觀經濟的內部均衡狀況以及內、外均衡之間的協調程度。尤其重要的是，國際貿易政策必須順應內、外均衡之間的配合和協調狀況。通常的理解是，在內、外部經濟同時實現均衡的基礎上，開放宏觀經濟實現總體均衡，這是宏觀經濟運行的理想狀況。但實際上，內、外部經濟同時達到均衡只是一個靜態環境下的理想情況。在動態的環境中，宏觀經濟總是處于發展和變化之中，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同時實現均衡是一種“刀刃情況”。更普遍的情況是內、外經濟各自都是非均衡的，但它們結合在一起卻能實現經濟的總體均衡。進一步說，這種狀況不僅反映了現實中開放宏觀經濟的常態，更反映了外部經濟在維持宏觀經濟總量和結構平衡過程中的作用所在。這也可以說是“開放”兩字的意義所在。在總量關系上，國內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額可以由外部經濟來彌補；在結構關系上，國內供求之間的結構性差異可以由外部經濟來彌補。在這樣一種互補關系中，國際貿易政策的實施方向不僅要維持外部均衡，還要促使進出口適應內部經濟的發展、變化和調整。

第2篇：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國際 金融危機 宏觀經濟 難點問題 分析

在當前情況下，尤其是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并且因為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也造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國經濟的發展與變革表現的更加復雜，對于宏觀經濟的發展來說，其難點不斷增多，并呈現出一定的復雜性。因此，加強新形勢下的經濟格局研究，特別是金融危機下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研究意義重大。對此，我們必須明確其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進而不斷探索，尋求科學有效的方式及方法予以解決。

一、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問題分析

隨著全球經濟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的增長速度開始放緩，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確保經濟的穩定增長，國家開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也出臺了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樣一來，雖然確定了經濟的增長，但這種模式也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一定影響和負面作用。因為，在這種貨幣政策下，出現了投資以及建設的重復，而且因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間的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開始逐漸減少，這種情況下我們大力加強投資建設就會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產能的過剩。與此同時，在“保增長”的要求下，一些地方部門也在進行盲目的投資，并進行大量的重復建設，這也就進一步的造成了產能的過剩。盲目加大投資力度，導致重復建設、產能過剩。通過投資增長來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由此導致各個地方過度投資、惡性競爭及產能擴張局面變得更加難以控制。而在這種生產的要求下，必然的導致對生產資料的大量需求，隨之而來的就是生產成本和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揚，進而出現通貨膨脹。因此，在金融危機影響的背景下，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定的盲目投資，這樣也使得今后經濟的發展空間縮小，同時因為大量資產的投資，也極易造成市場上的通貨膨脹現象。

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就業之間的矛盾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為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提供了機遇。而且加強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調整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利于促進經濟的發展，進而逐漸減小危機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必然的要求著我們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乃至于優化升級。對于宏觀經濟來說，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創新，對于以往粗放型的增長方式要予以摒棄。尤其是一些傳統“高能耗、高污染、高投人、低效益”的發展軌道。在生產成本日益上漲的情況下，我們必然要選擇集約化的生產道路，而不能單純的依靠投入大量人力進行的發展，要實現技術的創新，不斷提高經濟效益。與此同時，在危機過后世界經濟格局也將開始重新的布局，這樣一來，激烈的市場競爭必然迫使著我們加強產業的升級。與此同時，因為世界經濟格局的改變，我們的產業和市場劃分也表現為更加激烈的狀態。所以，企業正在尋求新的科技和產業優勢，尤其是對于我國的企業來說，其產業結構的調整正在改變以往單純依靠人力的發展路線，由此一來，也將導致我國的就業出現壓力，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就業之間出現矛盾。這是當前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難點，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協調好的重點問題。

三、擴內需與供給增加及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問題

對于經濟的增長來說，必然要不斷的擴大內需，因為只有消費，才會帶動各項生產的開展進行，進而有效的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對外貿易出現下滑，出易開始減少，這樣一來也就導致了我們經濟增長的放緩，同時造成了我國外向型經濟增長受阻。因此，在對外貿易縮減的情況下，我們要實現宏觀經濟的發展就要不斷的擴大投資和國內消費，這是當前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當前加大投資促進生產的辦法，主要是生產需求，其帶來的消費需求則往往是一次性的，難以持續拉動內需。同時，隨著投資的增加也將轉化為生產能力，即又形成供給，將進一步加大供求結構失衡，供需矛盾加深。所以，對于我國的宏觀經濟來說，只有消費和內需才是我們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

但是，在我們擴大內需的過程中卻有面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這就形成了經濟增長的一大阻礙。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城鄉居民的收入普遍較低，因此其消費能力也相對較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國經濟的發展過分的依賴于投資來帶動，這種情況下，以政府為主體的大規模投資，也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居民消費的合理增長，甚至導致積累和消費的失衡。而且，在收入的分配上，大多數的分配是傾向于國家以及企業的，而居民的收入增長則相對緩慢，消費能力自然不足。尤其是對于消費主體龐大的城鄉居民來說，其收入的增長是緩慢的，因此消費能力相對較弱，難以形成加大的內需，進而使消費率呈現下降趨勢。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是相對落后的，這樣一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消費信心的不足，進而限制了消費的增長，有錢但不敢花的現象表現的較為普遍。由此可見，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以及持久穩步增長是需要內需帶動的，但是如何增加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強城鄉居民的消費信心，這是我們這個人口數量龐大的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重點。

四、產業布局的轉移造成環境的壓力增加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經濟的發展必須尋求新的增長點，而對于幅員遼闊的地理來說，西部就是一大新的經濟增長點。對于西部地區來說，其資源相對豐富，同時人口眾多，加快產業結構的布局調整對于經濟的平衡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種背景下，加快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及市場開拓有利于帶動內部需求和經濟的發展。但是，因為產業的轉移也對中西部地區的環境產生一定影響，因為中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是相對脆弱的，而隨著一些重工業及制造業的轉移，對于當地資源的開發加劇，如何科學的開發中西部地區的資源是我們當前應該重視的問題，尤其是西部的生態環境、江河水質以及水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西部經濟的發展。所以，產業結構的轉移和調整，將會給西部原本就相對脆弱的環境造成破壞，進而出現惡化，反過來也影響著當地經濟的發展，如果強行推引一系列污染嚴重，自然消耗大的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大規模轉移，將會帶來一系列較為嚴重的后果。由此可見，在我國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轉移過程中，西部雖然成為經濟增長新的區域，其可以很好的依靠自身的資源以及勞動力優勢促進產業結構轉移的順利開展，并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但是，在我國產業結構轉移的過程中也必須要重視對環境的管理，要走人與資源和諧發展的道路，并且要避免不科學合理的經濟行為，努力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對于宏觀經濟的發展來說是一大控制要點，同時也是難點和必須要重視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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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韻君，孟祺.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制造業升級探析［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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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虹 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宏觀經濟難點問題分析［J］.市場論壇，2011,（1）

(上接第186頁)

價值增值上了，追求預算數據的內在本質――企業管理水平和作業活動創造價值的能力分析上面。控制對象不再籠統的以職能部門為中心，而是沿著價值或者作業層次的邏輯直接追溯到價值創造活動本身，著重于對企業當中最直接產生價值的細胞單位，也就是具體的作業。控制的方式上實現在信息技術條件下的實時控制，不僅僅是在事后的一種反饋控制。控制信息的形式方面不單獨局限于會計計量下的成本利潤信息，而且應包含時間、實物以及價值量等指標。

4.建立價值創造導向的預算考評環節

預算考評在價值創造導向的預算管理循環中式最后一個環節，它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一方面能夠總結企業組織在預算期內的工作成效，包括企業所有員工在預算期的工作成績和不足，并要針對企業員工預算期取得的成果進行適當的獎懲。即對預算期企業各級員工的工作業績或者預算業績進行計量。另一方面由于預算管理的不間斷性，可以對下一期的預算管理提供一定的指導。

預算考評的真正實質有兩個方面：一是對預算引導下各級管理者管理績效的考評，實質上是一種業績評價。預算本身是企業對未來一年內生產經營活動的計劃安排，企業上下通過一年的努力是否實現了預定的目標。通過對企業各級人員業績或者工作成績的計量之后，最主要的問題是對企業做出貢獻創造了價值的人員進行獎勵，以此激勵他們不斷地為企業做貢獻，保證企業的價值隨著時間維度的發展不斷得到提升和增值。二是預算本身工作體系的考評。這一工作通常容易被忽視。前者是對企業的管理者和員工一個科學評價和考核過程，并由此對他們進行激勵，體現企業管理的人本思想；后者主要著重于預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方面，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講，這也是一種價值創造的手段，因為制度的有效執行，可以減少溝通管理的成本，起到一種無形中讓人自動遵循的效果，而不一定要由上級直接領導來維持預算的正常進行。

四、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近年來，世界范圍內各大企業越來越關注于企業的預算管理工作，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各大企業在預算管理方面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并且我國現行的各大企業在預算管理方面存在著諸多的缺陷即主要表現在缺乏預算以及企業預算流于形式等等，以上種種現狀是源于傳統企業預算管理基礎之上，因此，這就需要我國現行各大企業以價值創造和價值增加原則、公平公正原則、可控性原則以及分級考評原則為理念中心，結合國內外先進的預算管理經驗與知識，根據現行企業的發展需求與特點，制定有效的優化措施即打破傳統企業預算流于形式的不良現象，切實將企業預算各項機制落實到位以及建立健全的預算管理考評體系等等，進而，確保我國各大企業能夠立足于國內外其他企業之上。

參考文獻：

［1］朱玉紅.企業財務目標: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基于博弈均衡理論視角［J］財會通訊,2009,(03)

第3篇：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社會融資規模 GDP VAR模型 沖擊響應函數 方差分解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原有的貨幣度量工具在度量市場融資總量方面的有限性逐漸突出，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2010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國務院總理在部署2010年一季度工作時也強調“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和節奏”。2011年初以來，我國宏觀調控引入了社會融資規模這一新的指標概念。社會融資規模是指實體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從金融體系中通過不同的融資手段獲取的資金的總額，包括了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在內的所有融資資金，準確的反映了“金融服務于經濟”的關系。

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針對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動與宏觀經濟發展直接的關聯性進行研究。Noureddine Khadraoui（2012）使用動態面板數據的GMM系統估計法對70個國家的數據進行估計，得出資本流動加劇宏觀經濟的波動的結論。花馥翔（2013）等利用2002年到2012年間的季度數據進行計量實證分析，發現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廣義貨幣供給量可以促進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且社會融資總量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遠遠大于新增人民幣貸款和廣義貨幣供給量。尹繼志（2011）指出，社會融資規模正在逐漸替代新增貸款，成為能夠全面度量我國社會資金流動性的中介指標。盛松成（2011）通過對國際金融市場中貨幣體系的觀點進行分析得出，我國當前提出的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符合我國當前的經濟金融發展現狀以及未來金融宏觀政策的需要。盛松成（2012）認為社會融資規模和固定資產投資、GDP和CPI之間的相關系數都在0.8左右，從而判斷社會融資規模與這些因素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周麗燕（2012）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的結論也表明，大部分的社會融資形勢對于宏觀經濟的發展都有促進作用。樊元、龍飛（2014）采用了因素擴展型向量自回歸（FAVAR）模型檢驗得出社會融資規模與實體經濟增長有很好的相關性。張原，王珍珍和陳玉菲（2014）使用描述性統計的方法，得出了社會融資規模與實體經濟高度相關，互相作用的結論。

由上述的文獻可以看出，社會融資規模作為一個新興的變量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良好的相關性和聯動性。深入分析社會融資規模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聯性關系問題十分重要，具有良好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本文中我們利用經典的計量經濟模型，全面的分析和度量了我國社會融資規模與宏觀經濟發展存在的潛在相關關系，以期在分析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結構的同時，為我國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健增長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議。

二、我國社會融資規模與宏觀經濟的關聯性測度

通過構建向量自回歸模型，我們并且運用脈沖響應函數、方差分解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來檢驗社會融資規模與我國宏觀經濟之間相關性的強弱。在此，我們選擇200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之間的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率的數據來度量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的發展情況，選擇200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期間的GDP同比增長率的數據度量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以及發展情況。

圖1左側表示的是我國GDP增長率（GDP）及其波動成分（CYCGDP）和趨勢成分（HPGDP）的時間軌跡。如圖1所示，自2002年開始，我國經濟一直呈現出穩健的增長態勢，但是自2007年下半年起，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GDP表現出了陡然下降的態勢，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了2009年。自2009年下半年起，我國經濟逐漸回升，并且逐漸回升至金融危機前的經濟水平。然而這種回升趨勢并沒有持續，從此后幾年的走勢可以看出，我國的經濟整體仍然呈緩慢下降的趨勢。從GDP增長率趨勢成分（HPGDP）的時間軌跡可以更為清晰的發現上述規律，具體來說，從2002年開始，GDP增長率趨勢成分呈現出穩健攀升的狀態，而從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出現至今，GDP增長率趨勢成分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此外，我們從GDP增長率波動成分（CYCGDP）的時間軌跡可以直觀的發現，在過我2007年至2013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以及金融危機結束后，我國刺激經濟復蘇的時間范圍內，我國GDP增長率呈現出顯著的劇烈波動跡象。

圖1右側描繪了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RZ）及其波動成分（CYCRZ）和趨勢成分（HPRZ）的時間軌跡。從2002年至2004年的時間范圍內，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呈現出了顯著的陡然下降跡象，在2004年至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范圍內，我國社會融資規模顯現出小幅回升并且持續的上下波動，此后，從金融危機爆發至今，我國社會融資規模表現出了顯著下滑，雖然在2012年有顯著的大幅回升，但是后期總體表現下滑的趨勢。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趨勢成分（HPRZ）的時間軌跡進一步印證了上述判斷。另外，我們從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波動成分（CYCRZ）的時間軌跡可以發現，在2002年至2006年的時間范圍內，2009年至2010年的時間范圍內，以及2012年到2013年的時間范圍內，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呈現出十分劇烈的波動跡象，而在其他時間范圍內，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所具有的波動特征較為平穩也相對微弱。

參考上述標準向量自回歸模型的表示形式，我們將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率（RZ）視為X序列，將我國GDP同比增長率（GDP）視為y序列，從而獲得我們所構建的VAR模型中各個系數的具體估計結果。在此我們根據AIC和SBC信息準則確定的最優滯后階數p=3。數據處理結果表明：

滯后一階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GDP的影響系數為0.0276，滯后兩階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GDP增長率的影響系數為0.0028，滯后三階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GDP增長率的影響系數為0.0011，在不同滯后階數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GDP增長率均呈現出十分微弱的正向影響。滯后一階的GDP增長率對其自身的影響系數為0.8270，滯后兩階的GDP增長率對其自身的影響系數為0.0619，滯后三階的GDP增長率對其自身的影響系數為-0.1575，可以看出在不同滯后階數下，GDP增長率對其自身影響的程度都是完全不同的。滯后一階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其自身的影響系數為0.2026，滯后兩階的社會融資規模對其自身的影響系數為0.2382，滯后三階的社會融資規模對其自身的影響系數為0.0028，即不同的滯后階數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其自身都存在正向影響。滯后一階的GDP增長率對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影響系數為-1.9801，滯后兩階的GDP增長率對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影響系數為-0.7595，滯后三階的GDP增長率對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影響系數為3.7430，在不同滯后階數下，GDP增長率對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影響方向和大小都完全不同。

（二）脈沖響應

通過運用沖擊響應函數，我們得到了圖2中，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沖擊響應軌跡。

如圖2左側所示，當發生1標準單位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正向沖擊時，GDP增長率在當期就呈現出0.007個單位的最大負向影響，隨后不斷向正方向移動，在第1季度到第2季度之間，沖擊影響方向發生了變化，隨后，在第4季度時沖擊影響達到了正向最大的0.01個單位，此后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GDP增長率的沖擊影響呈現逐漸下降的趨近于零的趨勢。

如圖2右側所示，當發生1標準單位GDP增長率正向沖擊時，在沖擊發生的當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并沒有呈現出顯著的變化，隨后逐漸向負向進行推移，并且在第3期時達到了0.09個單位的負向最大沖擊響應，隨后逐漸向正向推移，并且在第3期和第4期之間沖擊反應方向發生變化，并且在第6期時達到了0.08個單位的正向最大沖擊響應，之后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沖擊反應始終處于正值水平并不斷向零值回歸。

（三）方差分解和格蘭杰因果檢驗

發差分解使我們能夠更好的了解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水平的貢獻程度。我們運用方差分解來研究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相互之間的貢獻度問題。如表1所示，隨著時間的發展，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度先減小后增加。在第2季度達到了最小值3.6980，隨后貢獻度遞增，在第12季度達到了最大值14.5887。除此之外我們發現，我國GDP增長率對自身的貢獻度所占比例極大，出現增加后減小的趨勢，在第2季度達到了最大值96.3019。

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有助于我們通過假設檢驗的方法來確定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下面，我們基于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來研究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我們發現，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GDP增長率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之間存在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對于GDP增長率不是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顯著性水平0.5840大于10%的顯著性水平，可以看出，GDP增長率不是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而對于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不是GDP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顯著性水平0.0909小于10%的顯著性水平，可以看出，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

三、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我們通過建立以GDP增長率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為變量的向量自回歸模型，運用沖擊響應函數，方差分解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檢測了我國宏觀經濟和社會融資規模在2002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4季度之間的相關性，得到了以下重要結論：

首先，通過建立關于GDP增長率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VAR模型，并且對于不同滯后階數進行實證分析，我們發現，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在不同滯后階數的影響方向和程度都基本一致。我國GDP增長率對社會融資規模有十分顯著的影響，而社會融資規模的變化對于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小。

其次，通過運用沖擊響應函數分析我國GDP增長率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之間相互影響的貢獻程度所得到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GDP增長率對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影響較強，相反，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GDP增長率的沖擊響應相對較弱。

最后，基于方差分解的方法所得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程度先減小后增加，而GDP增長率對自身的貢獻程度占更大比例呈現先增加而后減小的現象。基于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分析了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GDP的增長和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我國社會融資規模不是宏觀經濟變化的格蘭杰原因，但GDP的增長是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的格蘭杰原因。

基于實證結果，可以發現我國社會融資規模與宏觀經濟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社會融資規模是反映金融和宏觀經濟關系的良好指標，社會融資規模對于政府和央行在未來宏觀經濟的調控和發展方面有著重要的輔助作用，可以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統計監測指標之一，同時也對于優化市場中金融資源的配置、完善貨幣調控政策和加強市場中資金流動性管理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調控政策與宏觀經濟發展狀況的中介性指標在統計口徑上不夠完善，隨著融資形式創新，社會融資規模也應包含更加全面的融資形式的總量，如：外匯占額、股權融資、民間借貸和國債等；同時也需要加強統計部門和其他各部門協調部門的數據統計的力度，對各部門中的融資資金流動及時的進行統計和數據分析。除此之外也需要調整和優化社會融資結構，把握好信貸資金的流向，加大對資金薄弱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中小企業信貸的保障支持力度，從而保證在現有的資金量下，資金能夠最大限度的流向最需要且對宏觀經濟發展最有用的部門。同時通過積極推動利率市場化和放寬債券市場和證券市場的準入制度，鼓勵企業通過發行債券和股票來進行融資，放寬銀行債權融資的約束，增加金融體系中的融資手段，建立多元化差異化融資平臺，加強中長期融資對于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保障宏觀經濟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保證宏觀經濟能夠持續穩定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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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宏觀經濟學；影響；穩增長

1宏觀經濟學之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意義

2014年底，“首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順利舉辦，論壇上就主要圍繞“新常態下經濟增長趨勢及成因”展開討論，深度思考了我國若想實現經濟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其中還談到了社會經濟深化改革、宏觀經濟政策包容性、國民經濟發展可持續性創新等等內容。眾多學者專家也希望通過這些創新型思維主題導向國家經濟向前發展，滿足經濟新常態背景宏觀經濟學背景下宏觀調之于我國市場經濟增長趨勢的有效干預。實際上，我國目前依然還處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初級建設階段，對于市場經濟的理解尚且不深。所以在利用宏觀經濟學闡述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前景的過程中，客觀講是取法完善的建設思路的，包括對市場經濟的調節手段也相對匱乏。在如此背景下，國家政府才開始積極思考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趨勢與原因，學者與專家才會利用論壇契機討論宏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主要影響。它就希望依靠宏觀調控幫助我國追趕發達國家，并針對我國所存在的公有經濟理念加強宏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主導影響作用，最終促進全中國社會的共同富裕［1］。

2宏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主要影響

在宏觀經濟學中就提到了宏觀管理主要應該采取投資驅動，圍繞工業主導，拉高政府投資份額比重。在這里，政府調控與干預對市場所產生的作用十分明顯，這一點上我國是明顯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舉個例子，在美國聯邦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過程中，他們就主要以消費作為主要驅動，圍繞服務業主導展開投資份額分析，一般情況下投資份額主要在私人資本家領域展開。反觀我國，當前市場經濟發展快速，雖然在建設進程中還存在諸多不足，但在近年來廣泛借鑒西方國家相關經驗后已經有所突破，積累了一定的市場經濟發展經驗。為此，我國需要在宏觀經濟學指導下建立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架構，統一完善市場環境，充分適應國家地域空間差異較大較明顯這一問題，也考慮到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問題。另一方面，在分析宏觀經濟學相關內容的指導性與管理性過程中，需要針對不同市場管理模式進行相互比較，必要時還應該建立靜態模型，并時刻注意模型中所存在的弊端問題，結合弊端問題對其宏觀調控方法進行分析。對于我國來說，在套用國外宏觀經濟靜態模型的過程中應該結合過去國家經濟過熱的經驗教訓展開深度分析，客觀判斷宏觀經濟的優勢內容，雖然說當前的說法無法統一且缺乏共同研究基礎，但根據我國對投資、消費與政府財政支出、進出口量等等因素的現狀來看，還應該基于不同經濟體對所有指標因素進行針對性分析。舉個例子，目前我國GDP的影響因素中有60％左右是通過國內外投資帶動的，而消費對其所產生的影響占據另外40％。不過在美國，該結果卻恰恰相反，它的投資自由流動會受到政府干預及限制轉化為私人投資，而私人投資則會被政府投資所替代。所以綜上所述，在宏觀經濟指導下市場經濟對GDP增長因素的影響還是存在諸多區別的，投資與消費兩種經濟拉動模式會共同影響經濟發展，并將這種影響不斷放大，最終造成質變區別。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前我國的投資企業、金融部門與各個行業都會因宏觀經濟而產生變化，這就是宏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另一種影響形式。舉例來說，西江當今的產業結構與能源利用效率之間存在微妙關系，在宏觀經濟學指導下，像某些高耗能行業諸如基礎材料工業、能源工業等等會出現宏觀經濟調控問題，而這一問題也會嚴重影響他們的投融資項目實施。在這種情況，為了避免宏觀經濟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沖擊性影響，規避企業自身所出現的資源配置扭曲局面，就必須思考基于消費領域有效控制自身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的微觀經濟結構，包括消費結構、消費傾向性等等，思考國民經濟發展背景下宏觀經濟調控對企業內外所產生的各種影響。再者，我國社會企業也應該清晰認識到在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企業包括行業內是可能存在諸多不合理的產業經濟結構問題的，為此我國需要基于宏觀政策取向將企業微觀經濟需求面轉向供應面，基于長期制度性因素來優化新常態經濟發展背景下的經濟結構內容優化，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傳統的要素驅動逐漸向創新要素驅動轉化，利用宏觀調控下的企業經濟與市場經濟穩增長刺激企業技術進步，利用政策長期調配企業的專屬管理政策，實現企業基于宏觀經濟學指導下的供給角度“經濟結構持續調整”［2］。

3結束語

第5篇：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 形勢分析 宏觀調控

中國目前的經濟步入穩步增長的良性軌道，面臨諸多挑戰。下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其問題作了分析，并就宏觀調控路徑的選擇提出對策建議。

一、我國宏觀經濟概括

從宏觀環境來看，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實現平穩增長的關鍵時期。由于中國經濟面臨的通脹壓力較大，并且調整經濟結構的難度日益增加，因此中國將穩增長、抑通脹和調結構確定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與之相適應，中國需要在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的基礎上對宏觀調控政策進行積極的改革，促進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具有幾個方面的特點：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在2010年逐步消除全球經濟危機的不利影響，并實現了較為顯著的經濟發展，具體表現為：首先，中國的宏觀經濟由低谷轉入回升階段，并駛入穩定發展的軌道。其次，內生性的增長機制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其三，2010年中國出口的增長勢頭有所恢復。這些經濟發展成果的取得，是促進今后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基礎條件。二是中國經濟處于“十二五”這些都是我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當前及以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的基礎及優勢。其次，我國的經濟發展當前還有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遇，那就是“十二五”開局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創造了諸多有利條件。具體來說在“十二五”規劃中有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有利條件：一是“十二五”規劃中的七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可以進一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二是“十二五”規劃中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新布局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實現快速增長創造了條件；三是逐步拓寬了民間投資領域逐，對投資環境進行了不斷優化；四是收入分配改革為居民收入增長加快提供了體制性保障；五是就業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改善為我國經濟發展繼續保持繁榮穩定提供了保障。

（二）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存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與矛盾。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了顯著的發展不平衡、發展不協調及發展不可持續的矛盾。首先就是我國的通脹預期還存在，通脹壓力甚至有增強的趨勢。雖然說當前的總體物價基本平穩，但是我們要看到在多種影響因素綜合作用下，諸多抑制和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在2011年的中國經濟發展中仍然還是存在。其次，令世人矚目的房地產市場調控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雖然在去年2011年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相繼推出后，市場上的商品房銷售價格有走向平穩的趨勢，但是隨后的房地產市場又有了繼續反彈上漲的態勢。出現這樣的情況的一方面是因為房地產市場發展長效調控機制缺失，另外一方面最主要的還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對房地產的過分依賴，這就導致了房地產調控目前來看還主要依靠的是短期的行政措施，所以調控效果是非常不理想的。最后，信貸高增長的同時，貸款難問題也同時存在。

二、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路徑的選擇

為了保持我國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當前必須在保持中國宏觀經濟運轉相對穩定的同時大力推行更多的合理科學的宏觀調控政策，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一）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調控首要任務就是要繼續加強通脹預期管理。首先，當前必須要大力扶持農業生產，確保糧食供應充足，要對農業產品市場運行機制和市場規則加以大力監管，以便防止炒作投機，同時避免以農產品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快速上漲，確保價格穩定，另外還要對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及農產品等價格變動高度關注，以便能及時采取有效應對措施緩解輸入型通脹帶來的壓力。其次就是要適度提高存款利率，要對信貸規模進行合理控制，進一步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要采取有效措施來促進合理均衡匯率的形成。最后就是要通過采取法律及必要的強制行政手段來積極完善市場監管體系，對市場過度投機行為加大打擊和監管力度。

（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為了確保我國的經濟發展平穩，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優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通過優化財政支出可以保障投資規模合理快速的增長。具體來說首先就是要對投資項目進行合理的完善和管理，對于可能出現的國際金融危機要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其次要通過努力優化投資結構來嚴格限制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同時對于代表了高科技的新能源及新材料要給予大力資金支持，只有這樣才能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長亮點。除此之外，政府還要逐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不斷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對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要加大投資傾斜力度。

三、積極推行市場化改革和制度創新

具體來說主要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除了要調控好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還要加快對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調整步伐。積極構建包括煤、電價、天然氣及成品油等在內的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價，徹底來改變資源要素價格長期不合理的情況。二是要不斷加快壟斷行業及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可以通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來在國有企業內部推行公司治理制度，還可以積極引導民間資本能夠進入到部分壟斷行業的領域中來。三是在我國經濟內在增長動力不夠強大和世界經濟復蘇不到位的大形勢下，國家為了刺激經濟發展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要過早停止，相反還要繼續采取更多的必要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當前的經濟發展，以確保我國的經濟能保持持續回升的發展態勢，同時能有效緩解經濟發展的壓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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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范文

內容摘要：利率和匯率政策的搭配，是各國為實現內外均衡的必然選擇。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各國實力調整背景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態勢受到極大挑戰，因此應該有效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保持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并實現內外均衡。本文從利率與匯率政策搭配的角度來分析后金融危機時代如何實現中國經濟發展內外均衡。

關鍵詞：內外均衡 政策搭配 后金融危機時代

引言

金融危機的爆發，最終導致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各國相繼加大財政投入刺激經濟增長，同時采取了相應的貨幣政策協調，以期早日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在應對此次金融危機時，中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出口貿易受到抑制的前提下通過拉動內需啟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世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走勢卻仍不明朗之時，中國經濟的強勁復蘇對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增添了些許新的色彩。

但隨著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深入，經濟發展勢頭明顯受到了前期經濟政策的影響，即2009年9月CPI物價指數由負轉正以來，一直持續上漲，通貨膨脹的壓力已基本顯現，成為制約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內部制約。另外，由于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源及波及的程度不同，導致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從而對于經濟復蘇的跡象更難于判定，但由于新興經濟體經濟復蘇態勢明顯好于預期，吸引了更多世界級投資者的眼球，在本國經濟復蘇緩慢未見起色之時更多投資者選擇將資金再次回流到新興市場國家之中從而導致中國國際收支的波動，最終造成中國內外部經濟的失衡。

面對世界經濟格局變化，曾作為貨幣政策獨立調控工具的利率與匯率將更具聯動性。因而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應采取搭配怎樣的匯率及利率政策，達到內外均衡并維持中國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可謂當務之急。

開放經濟下以央行政策目標為基礎的利率與匯率政策分析

利率與匯率分別作為國內金融市場價格與國際金融市場價格，通過其有效的搭配在促使宏觀經濟內外均衡方面作用不可小覷。無論一國政府選取財政政策、抑或貨幣政策還是二者兼用，都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利率、匯率水平的變動，這就使得利率、匯率機制的協調問題顯得頗為重要。利率與匯率聯動機制的理論分析主要集中于對利率平價理論、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及多恩布什理論的探討，但因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及模式不一，利率與匯率政策的搭配協調也會存在效果上的差異。從中國的現實操作來看，中國一直采用較為積極的政策手段進行相機抉擇進而調控宏觀經濟的波動，在貨幣政策的啟用上多是央行根據當前經濟狀況采用相應的調控手段以達到內外均衡的目標，因而中國利率與匯率制度的采取主要來自于央行為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所采取的協調政策，也就使得央行對中國利率與匯率政策干預較為頻繁有力。

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GDP 增長和通貨膨脹有著巨大的影響，同時匯率和利率的不協調也會導致經濟的波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采用出口及鼓勵外國直接投資拉動經濟發展，但隨著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程度的加深及經濟實力的增強，經濟發展對外部依存度過高不僅僅影響到中國的獨立性，也會因為匯率與利率的影響而反過來造成中國內部經濟的不均衡。

自中國2005年實行以市場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后，對經常項目不加限制對資本項目實行管制，使得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搭配調節宏觀經濟的作用增強。第一階段，2005年匯改至2008年次貸危機前，人民幣與美元聯邦基準利率間利差為負，而人民幣匯率卻一直上升，按照傳統的利率平價理論人民幣匯率應貶值，因而實際情況與模型明顯不符。在此期間，由于中國較強烈的通貨膨脹預期，央行先后上調存款利率5次，可見調控效果不佳導致內部經濟失衡，而匯率變化則主要來自于美國國內次貸危機影響導致的總體經濟下滑。第二階段，2008年至2009年間，金融危機的傳導使得中國經濟也受到沖擊，為了促進國內投資，鼓勵國民消費，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要求采用較低的利率，減輕企業負擔，中國央行于2008年連續5次降息，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宏觀經濟調整采取的積極措施，使得經濟沖擊明顯小于其他各國，為了保持中國經濟運行穩定，避免匯率變動過大對中國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影響，中國采取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措施（詳見表1）。

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對外經濟現狀分析

（一）匯率預期變化導致進出口貿易結構調整

金融危機初期，曾經在中國宏觀經濟中占據較大部分的出口貿易，由于歐美各國經濟頹勢導致國民收入的進口需求下降，影響到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從2008年9月開始中國出口貿易額呈現下降趨勢，至2009年10月一直在低谷徘徊；直至2009年11月由負轉正，后呈高速增長趨勢，盡管進入2010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基本保持上升勢頭，但從其構成來說，與危機之前仍有較大差異，剔除價格變化可知，在外需仍舊不足的情況下，進口絕對值明顯高于危機之前，與出口額差距大幅縮小（詳見圖1）。

（二）國際資本流向形勢前景不明

曾發生逆轉的國際資本流向，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也逐步返回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將可能成為最大流向地。次貸危機爆發時，各國經濟出現流動性匱乏，因而各發達國家迅速抽離對中國的直接資本投資救援本國經濟，熱錢也可能同時流出；但后金融危機時代，因各發達國家經濟復蘇速度明顯弱于新型市場國家，資本逐利性促使熱錢再次涌入中國。社科院2009年二季度外匯儲備報告中曾指出，中國外匯儲備凈增長1778億美元，排除貿易順差、直接投資和匯率變動后的原因不明外匯流入量高達879億元，被認為極可能為熱錢的涌入。此后中國外匯儲備一直保持增長勢頭，直至2010年二季度，在歐洲危機導致的非美元資產價值隨匯率波動而造成中國外匯儲備凈流入壓力得到緩解，主要原因是來自于人民幣匯率變化造成的匯兌損失。

（三）經濟恢復時差致使世界經濟實力調整

次貸危機爆發后，由于各國受到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同時也受益于不同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走出危機低谷的時機也各不相同。因而各國經濟實力會得到相應調整。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可見，目前的經濟好轉狀況，新興市場國家GDP的增長率明顯高于發達國家（詳見圖2）。

由于受到次貸危機的沖擊，2007年中至2008年間世界經濟劇烈下滑。至2008年11月左右，在各國積極的經濟政策下經濟得到好轉呈現“V”型反彈，但各國的經濟恢復速度不盡相同，發展中經濟體的恢復速度較快，而發達經濟體則相對復蘇緩慢。另外，由于各國經濟實力的調整也引致匯率將在各國間產生變化。

后金融危機時代利率與匯率政策的調整及配合

（一）有效促進匯率的市場化改革

因次貸危機造成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物價水平下降，央行相機抉擇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發展，同時外匯占款增加進一步強化了擴張貨幣政策的效果，促使人民幣升值壓力減弱。但隨著經濟逐步復蘇，對中國經濟預期明顯好于世界其他各國的前提下，貿易收支盈余與資本流入可能再次回到危機前狀態，同時伴隨前期擴張的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也不期而至，中國又將出現“對外升值同時對內貶值”的現象。且隨著國外熱錢的涌入，人民幣匯率又將陷入調控困境：升值，熱錢涌入；不升值，通貨膨脹壓力加大。

盡管中國匯率改革正穩步推進，但其市場化程度遠不及利率改革，對資本控制較嚴，因而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為避免中國經濟再次陷于兩難境地，應當逐步推進匯率的市場化。首先，從過于關注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調控逐步轉向參考一攬子貨幣的匯率，使得人民幣總體比值保持穩定，同時也緩解了因盯住單一貨幣而帶來外部經濟體的沖擊。對于外貿依存度較高且出口市場分布較廣的中國而言，盯住按貿易權重加權的一攬子貨幣，有助于平衡聚焦于不同目標市場的出口商利益，從長遠來看有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其次，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彈性范圍，圍繞中心匯率確定更大的匯率浮動區。通過擴大交易主體，增加交易品種，建立健全外匯市場，推進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再次，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和結構，加強國際并購從而拓寬中國外匯資產的投資領域。中國外匯儲備以美元為主，且儲備處于世界首位，在美元貶值的背景下，中國外匯儲備必然需要采取相應的方法化解危機，多元化外匯儲備的同時加強海外并購，確保中國儲備資產的保值與升值。最后，建立完備的外匯儲備預警機制并加強外匯儲備管理，通過短期經營改善中國外匯儲備狀況。

（二）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

面對通貨膨脹率的持續上升，對利率的調整再次成為爭議的焦點，但從前期利率調控的效果可見，單純的加息或者減息所帶來的政策效果已明顯大打折扣。因而對中國利率政策的變革將是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改革。盡管中國利率市場化先于中國匯率市場化改革，并取得了相應成效，但仍任重而道遠。

一直以來中國商業銀行利率都由中央銀行確定，因而在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應當在確定基準利率的基礎上，確認浮動區域，采取非對稱的結構性策略區別對待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從而有利于抑制通脹，加強銀行競爭度。同時通過加快短期貨幣市場的建設，便于央行通過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業務等市場化方式調控貨幣市場進而影響利率水平，實現貨幣政策目標。

（三）促進利率與匯率市場化的協調發展

目前中國利率和匯率都充當著央行的宏觀調控工具，分別服務于相應的貨幣政策目標，是兩個不同的貨幣政策工具。但在發達金融市場國家，利率與匯率的聯動效果明顯，通過利率調控影響匯率變化。因而中國在推進匯率市場化的同時需要利率市場化的配合，從而減少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的沖突與相互抵消。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資本賬戶的進一步開放，協調本外幣利率的關系將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通過國內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利率之間的聯動關系加強，影響中國國內人民幣利率水平，從而影響中國宏觀經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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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最優貨幣區內生化；歐元區；經濟趨同

[中圖分類號] F82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02-0065-04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0772008)和河北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07457203D-7)的階段性成果。

一、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提出和發展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蒙代爾(Mundell，1961)在其論文“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中提出的，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是指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盯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蒙代爾最先提出了最優貨幣區這一理論，他從勞動的流動性、剛性價格、特定貨幣的交易成本及沖擊等幾個方面對最優貨幣區進行了分析。這一理論的提出引起了經濟學家很大的興趣，他們對蒙代爾提出的以要素流動性來衡量OCA的標準提出質疑[1]；麥金農(Mckinnon)提出了經濟開放度標準。他指出，若一個地區高度對外開放，即可貿易商品占總產出和總消費的比重非常高，浮動匯率作為對外平衡調節器的作用就會下降。在外部價格同樣穩定的前提下，那些貿易關系密切的經濟開放區就應該組建一個共同的貨幣區，從而有利于實現內外經濟的均衡和價格的穩定；凱南(Kenen)提出了產品多樣化標準。他假設國際收支失衡主要是由于需求的波動。當外國對進口品需求發生變化，產品多樣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將越能抵御外部沖擊對經濟總產出水平的影響，產品多樣化國家和不同出口產品的國外需求相互交叉，足以消除國外需求的波動，匯率波動幾乎不再必要。因而，在產品多樣化程度高的國家之間更適合于實行固定匯率制，組成共同貨幣區；英格拉姆(Ingram)提出了金融市場一體化理論。他認為，在解釋最優貨幣區標準時，有必要考慮一國的金融杠桿。他提出以金融市場高度一體化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20世紀70年代初，哈伯勒(Harberler)和弗萊明(Fleming)分別提出以通貨膨脹的相似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Tavlas(1993)提出的最優貨幣區國別標準，用以判斷一國是否具備加入一個貨幣聯盟的條件，以及Bayoumi和Eichengreen提出的最佳貨幣區的聯盟標準用以判斷數個給定的國家是否能組成貨幣聯盟[2] (見表1)。上述關于最優貨幣區的理論重點是強調組建一個最優貨幣區的單一標準，隨后，關于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轉為加入貨幣區的成本收益綜合分析。

二、最優貨幣區的內生化

隨著歐洲貨幣一體化成為現實，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加入歐元區，特別是隨著歐元的誕生，關于最優貨幣區的研究從事先標準的討論轉向貨幣聯盟事后效應的討論。通過對貨幣聯盟效應的研究發現，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所提出的“事前”標準，實際上可以在貨幣聯盟組建之后逐漸趨同，這就是最優貨幣區的“內生化”。

Frankel和Rose(1998)在其“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3] 一文中首次提到最優貨幣區標準的內生化，他們從貿易一體化和經濟周期相關性的角度出發，指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內生性”假說，即如果一國“事先”不滿足加入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加入貨幣區后可使其“事后”滿足。

關于最優貨幣區的內生性，已經有很多文獻對其進行了實證檢驗。Rose(2000)、Rose和Engel(2001)、Glick和Rose(2001)發現貨幣統一對貿易的促進效應很大，促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Frankel和Rose(1998)認為，隨著貿易的增長，需求沖擊更容易在貿易伙伴之間蔓延，從而導致各成員國商業周期更加相關，并且政策沖擊也變得更加相關，即一體化的發展導致經濟沖擊的對稱性更強。Blanchard 和Giavazzi(2001)在其著述中表明勞動力市場的管制會因商品市場管制的取消和競爭的加劇而逐漸取消，有實證研究表明勞動力市場彈性具有一定的內生性[4]。

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發展為歐洲貨幣一體化特別是歐元的引入提供了極大的理論支持[5]，隨著歐洲貨幣一體化實踐的不斷發展，最優貨幣區理論也有了更深入的進展。本文將就歐洲貨幣一體化實踐過程中，各項主要的最優貨幣區標準的內生性問題進行實證研究，以檢驗內生化理論，并且對未來新的歐盟成員國加入歐元區后的狀況進行預測。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

(一)測量指標的選取

本文擬對歐洲貨幣一體化過程中各項宏觀經濟指標的趨同性進行分析，特別是考察引入歐元后各國宏觀經濟的趨同，以驗證最優貨幣區內生化是否存在。因此，根據上述最優貨幣區的各種理論及最優貨幣區標準的內生化，結合歐元區①宏觀經濟運行的具體實踐，本文擬選取以下指標進行測量：

本文擬選取不變價格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財政赤字與GDP比率(%)以及經常性賬目與GDP比率(%)等宏觀經濟變量②，通過運用ADF單位根檢驗的方法，來檢測成員國在這些宏觀經濟指標的表現方面是否趨同。本文共考察了歐元區現有的13個成員國，包括最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亞。本文選取1990-2007年這一時期的數據進行計量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歐共體/歐盟開始了貨幣一體化進程，《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為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制定了三階段的發展目標，第一階段即始于1990年。選取這段時期，可以考察從歐共體/歐盟著力于建立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以來，各成員國宏觀經濟的表現狀況是否趨同，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是否符合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以及是否存在最優貨幣區的內生性效應。

(二)本文采用的計量研究方法

在衡量各成員國宏觀經濟趨同性時，本文擬對所選取的歐元區國家的五個宏觀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1990-2007)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其基本檢驗模型為：

yit-yjt=α+β(yi，t-1-yj，t-1)t+μt+δkΔ(yi，t-k-yj，t-k)+εt

這里yit和yjt代表是否趨同的兩個經濟變量；α，β，μ，δ為模型參數，Δ代表差分，ε代表隨機干擾項。在檢測中，我們令yit代表被檢測國家的宏觀經濟變量，令yjt代表歐元區成員國該宏觀經濟變量的平均值。我們的假設是單位根存在，即β=1對應β

(三)數據來源及數據的處理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方網站(省略)。數據處理運用的是Eviews 5.1軟件，在滯后項的選取中，本文采取SIC(Schwarz Info Criterion)原則確定，在“接受”或“拒絕”原假設時本文依據最終計量結果的t值水平來確定在什么樣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原假設。

四、本文的實證結果

基于上述研究框架，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如下：

表2. 歐元區國家宏觀經濟指標的ADF檢驗結果 a. 斯洛文尼亞不變價格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的ADF檢驗從1993年開始檢測，經常項目與GDP比率從1992年開始檢測；

b. 盧森堡經常項目與GDP比率從1995年開始檢測；

*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拒絕原假設；**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拒絕原假設；***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拒絕原假設。

從上述實證結果可以看出，從1990年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開始啟動以來，歐元區成員國的宏觀經濟并未表現出明顯的趨同。在不變價格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兩項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中，僅有約半數的歐元區成員國表現出趨同，其它的國家并未有明顯的趨同表現。在失業率方面，不到一半的國家有趨同表現，在財政赤字與GDP比率和經常項目與GDP比率方面大多數的歐元區成員國都沒有趨同表現。財政赤字在歐元區現有的13個成員國中，僅有葡萄牙和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亞有趨同的表現，其它成員國均未表現趨同。如我們所知，通貨膨脹率和財政赤字與GDP的比率是歐元區兩個極為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是價格穩定，以通貨膨脹率不超過2%為目標；在財政赤字方面，馬斯特里赫特趨同標準規定成員國年度財政赤字占GDP的比率不得超過3%。因此，歐元區成員國在通貨膨脹率和財政赤字占GDP比率方面應該有趨同的趨勢，但是實證結果卻表明成員國在這兩個宏觀經濟指標尤其是財政赤字占GDP比率方面趨同性很弱。這一方面說明了歐元區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發展彼此之間還存在較大差異，另一方面也表明歐元區宏觀經濟的發展實踐并不支持最優貨幣區內生化的假定，即在組成一個貨幣區之后，各成員國的宏觀經濟并未表現出明顯的趨同性。

從國別來看，奧地利、比利時、芬蘭、法國和盧森堡等成員國在宏觀經濟表現方面較為類似，他們在各項宏觀經濟指標中趨同或非趨同性表現相似；作為歐盟經濟的“領頭羊”，德國的宏觀經濟并未表現出與其它成員國的明顯趨同性；值得一提的是荷蘭和斯洛文尼亞。荷蘭在所有選取的宏觀經濟指標中的表現都是非趨同，斯洛文尼亞除了GDP增長率之外其它幾項指標都表現出了與歐元區平均水平的趨同性，這也印證了斯洛文尼亞何以在入盟后兩年多的時間就能夠加入歐元區。

從上述實證結果來看，歐元區成員國在經濟趨同方面的表現并未像人們預期的那樣，統一的貨幣帶來市場的統一，從而各國之間將會實現經濟上的趨同。現實情況是，各國在經濟增長方面的表現差異巨大，不僅從過去幾年的經驗看如此，從當前這些國家的經濟表現來看也是如此。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歐元區成員國深受危機影響，特別是幾個大國，如德國、法國等經濟受到很大打擊。由于各國受危機影響程度不同，并且大國和小國面臨危機的反映也有所區別，因此在采取統一行動時各國之間的協調存在很大困難。歐元區作為一個貨幣聯盟區域，因其缺乏“最后貸款人”，在應對危機時難以發揮主導作用，各成員國各自采取措施挽救本國經濟，這對于歐元區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沖擊和考驗。對歐元區而言，實現經濟趨同意味著在遭受經濟的內外沖擊時，各國經濟反映應當較為一致，從而在應對沖擊時可以采取統一的措施進行應對，但是從目前的形勢來看，歐元區想要達到經濟的趨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總之，盡管從理論上說來，最優貨幣區內生化是可能的，歐盟成員國可以在加入歐元區之后，采用同一種貨幣，在統一的歐洲中央銀行的管理下，歐元區成員國經濟將表現出趨同性，但是，這將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目前歐元區經濟發展的實踐并不支持最優貨幣區內生化的理論，歐元區的經濟趨同將是一個漫長的、反復的、曲折的過程，在趨同過程中將面臨各種各樣的難題，需要成員國共同克服。在當今國際經濟形勢變幻莫測的背景下，歐元區面臨著來自區域內外的各種壓力，要想實現經濟的趨同性，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五、新入盟的國家加入歐元區的前景

從2004年至今，歐盟已經增加了12個新的成員國，2004年5月1日加入歐盟的斯洛文尼亞已經在2007年1月1日成為歐元區的第13個成員國，塞浦路斯、馬耳他已經于2008年1月1日起成為歐元區成員國，斯洛伐克將在2009年1月1日加入歐元區，其它的歐盟新成員國，有些已加入匯率機制Ⅱ(ERMⅡ)，有些還未加入，與歐元區現有的成員國相比，這些新加入歐盟的成員國經濟大多比較落后，市場機制也不盡完善，并且這些新的成員國中大多數是原中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多數國家都經歷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因此，這些國家在經濟基礎、經濟發展方面與現有的歐元區成員國相比有很大差距(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加入歐盟的新成員國從2004年入盟以后，GDP增長率比以往有了提高，從2004年5.8%增加到2007年的6.3%，人均GDP也有了顯著提高，從不到9000美元提高到13000多美元，提高了約50%，這表明這些國家加入歐盟后經濟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和經常項目赤字在入盟后也有了提高，特別是經常項目赤字，從2004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11.2%，即這些國家經常項目惡化，有著較高比例的赤字。

盡管新入盟的這些國家在入盟后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經濟增長率也比歐元區國家要高，但是，與歐元區國家宏觀經濟的平均水平相比，這些國家仍有很大的差距。新入盟的國家人均GDP僅相當于歐元區成員國平均水平的30%，通貨膨脹也比歐元區平均水平高出許多，經常項目赤字方面，新成員國比歐元區平均高出近十個百分點，并且從入盟后這些國家經常項目赤字呈惡化的趨勢。因此，這些新成員國如果想加入歐元區，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同樣，這些國家在加入歐元區之后，如果想與歐元區國家經濟呈現出趨同，也將需要一段漫長的過程。

另外，在當前的國際經濟背景下，新入盟的成員國加入歐元區面臨著比以前更大的困難。歐元區原有成員國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經濟都遭到了打擊，各國目前紛紛忙于采取措施自救，盡管彼此之間存在溝通與合作，但在經濟蕭條時各國往往更加傾向于保護國內市場，貨幣聯盟作為公共物品的屬性，在危機背景下能發揮的作用將大打折扣，這就意味著新入盟成員國在加入歐元區后可能并不會像先前預期的那樣從中受益很多，成員國經濟尚自身難保，更遑論對新成員國提供更多支持。并且，此次危機一個顯著特點是國有化趨勢，這對于剛實施完私有化改革的新入盟成員國而言是一個難以接受的選擇。這些新入盟成員國在加入歐元區后如何抉擇，如何最終實現新、老成員國的經濟趨同將是一個難以預知的過程，至于新成員國何時能實現向老成員國的趨同將有待于實踐的發展加以證明。最優貨幣的區內生性若想從實踐中得到檢驗，也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注 釋]

①本文選取歐元區13個成員國為研究對象，塞浦路斯和馬耳他于2008年1月1日起加入歐元區，由于其加入時間較短，經濟效應不明顯，顧本文在研究歐元區經濟狀況時未將其考慮進來。

②歐盟成員國如果想要加入歐洲貨幣聯盟，必須滿足事先標準，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趨同標準，這些趨同標準只是名義上的趨同(nominal convergence)，本文考察的是貨幣區的實質趨同(real convergence)，即通過選取的這些宏觀經濟變量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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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rankel， J. and A. Rose.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Currency Area Criteria[J]. Economic Journal， 108， 1998： 100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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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ruo Zone

Jiang Yanxia1，Ye Chenyi 2

(1.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2.Shijiang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第8篇：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范文

基礎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的關鍵部分。我國基礎教育包括幼兒教育、小學教育、普通中學教育(初中、高中)。教育資源是教育活動的展開所涉及到的所有要素，具體而言，也就是教育的人力資源、財力資源和物力資源。教育的人力資源是能動的教育資源，因而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資源，它包括教師和學生兩個最重要的群體；財力資源說到底就是一個經費的投入問題，它是教育得以順利開展的經濟基礎；物力資源是保障教育發展的物質基礎[1]。基礎教育資源是投入到基礎教育活動的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確定基礎教育的合理結構，創造基礎教育的良好環境的總和]。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是指在基礎教育活動中，由政府主導和市場經濟調節的基礎教育資源(師資、生源、物力、財力、教育結構、教育環境等)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分配關系。教育公平可以分為人學機會的公平、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和教育質量的公平三個維度，在這三個維度中，教育資源配置是教育公平的關鍵；而在教育資源的配置中，布局調整和辦學條件的均衡是區域教育均衡與公平的基礎[3]。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將直接影響該地區、該民族以及個人的發展[4]。

均等化概念最早源于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的社會福利最大化思想，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是指在不同的地區之間，同一地區的不同學校之間、同一學校的不同群體之間得到大致均等教育資源和教育條件，使每一個受教育者獲得公平的受教育機會，保障受教育者的教育權利，促進教育的民主與公平]。但是，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均等化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平等”，而是兼顧供求均衡效率的差異均等化。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每時每刻各地區都能從不同的渠道獲得基礎教育資源，也就是說，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而且，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本身也需要付出成本與費用，而當配置所花費的成本高于非均等化所帶來的損害的時候，進一步的均等化配置也是不經濟不必要的。因此，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均等化，是在一個令人滿意的區間內的均等化，也就是說，如果各地區之間的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水平差異在某一個可以認可的區間范圍內，就沒有必要進一步優化配置。由此，可對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界定如下：在滿足各地區基礎教育資源需求且獲得相應教育資源供求均衡效率的基礎上，保證受教育者獲得相對公平(在一個可承受范圍內的相對非公平)的教育機會與權利(享受相同的基礎教育條件和保證基本相同的基礎教育質量)而對國家總體基礎教育資源在各地區間進行合理分配。

因此，所謂的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更確切地定義，應該是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差異均等化，它包括雙重差異的內涵：1)兼顧“效率”基礎上的差異均等化。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均等化并不是在各地區都配置相同數量和質量的基礎教育資源，而是根據各地區的教學需求，保證各地區的教育質量，在國家計劃和社會力量相結合的基礎上實施的基礎教育資源分配。追求區域問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絕對均等化(完全平等)既不合理，也不現實。中國目前的現狀是東中部地區的學生受教育條件要強于西部，不同區域師生享受的受教育條件存在顯著差異，而這種差異已經影響到基礎教育質量。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的目的，是要保證各地區的受教育條件和教育質量基本相同或者差異較小。因此，就需要根據各地區的基礎教育資源需求狀況確定供給，而由于各地區基礎教育資源需求狀況是存在差異的，因此，供給也必然會相應的存在差異，而差異化的供給正是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差異均等化的內涵。2)相對意義上的差異均等化。相對意義上的差異均等化，就是指非完全均等化，而是均等化狀況在一定的范圍內即可。比如均等化指數最高為100，那么可以假設均等化指數達到7O以上，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狀況就是相對均等的。

2影響因素分析與模型構建

2．1宏觀經濟

教育與經濟是一種互動關系]，它體現為兩方面：其一是教育投入的增大使得教育規模和教育質量提高，從而促進人才開發與培養，進而從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雙方面的提升來促進宏觀經濟發展，如董艷_7]、甘巧林_8等對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做了實證分析，證明了教育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促進作用；其二是經濟發展對教育的促進作用，經濟水平的提升會為教育提供更為充足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和資金資源，如王婷婷就以長三角城市群為對象驗證了經濟發展對教育的正向影響]。而鄭茂剛則就教育與經濟的交互作用關系構建了一個經濟與教育低水平均衡的惡性循環模型口。宏觀經濟發展若是出現問題，首要的就是會引起教育投入的減少，而教育投入，無非就是三種教育資源，因此，一個地區的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區域的基礎教育資源投入水平，而當各個地區的宏觀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時，也就會連鎖反應，導致各地區基礎教育資源投入不均衡，而這就體現為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非均等化。因此，宏觀經濟是基礎教育資源配置非均等化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2．2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是一個政黨和國家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教育發展目標和任務，依據黨和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基本任務、基本方針而制定的關于教育的行動準則。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法規的總和，它以措施、方針、法律、規定、規劃、準則、計劃、方案、綱要、條例、細則等文本形式存在。教育政策是教育領域乃至社會領域中社會政治和教育政治活動的形式和結果，教育政策活動是社會政治行為在教育領域中的集中體現。教育政策決定著不同主體之間的教育利益分配，教育發展不均衡主要是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而教育政策是影響教育資源配置格局的決定性因素口。謝湘等報道：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很多教育差距是由政策本身造成的，這些政策有些制定的時候就存在偏差，有些制定這些政策時的社會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仍然使用這些政策已經不能反映社會進步的要求，有些政策經過努力創造條件可以得到明顯的改進【1引。政策就是對全社會的價值作權威的分配，教育政策的核心就在于調節各種教育利益分配關系，教育公平問題源于教育利益相關者對教育資源或利益的不同占有，表現出分配的不公，是教育政策調節所致I1，這其中就包括基礎教育資源在區域、城鄉、校際之間的分配不公平，而這種不公平從宏觀上而言就是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非均等化。因此，教育政策也是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2．3社會需求

社會需求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由社會可用于投資和消費的支出所實際形成的對產品和勞務和購買力總量，與教育相關的社會需求主要是指社會人才需求。教育是對人才的開發與培養，而教育的目標是面向社會需求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因此，社會需求在質、量、結構上的變化都會對教育產生重要影響。從社會需求與教育相互關聯的視角，沈腸等提出主動適應社會需求變化，是實現成人高等教育科學發展的客觀要求_】；楊劉送論證了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關系，提出一方面社會需求對教育活動的開展起著引導和制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也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_1；田貴平、袁建榮提出在高職教育中存在學生需求和社會需求不一致的矛盾，是高職教育不能充分與社會就業相結合的關鍵問題[I；而李力則提出了社會需求是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切人點的命題_1胡；羅亞萍驗證了1979—2007年勞動力的平均教育程度、新增勞動力中的大學及以上學歷人口和大學以下學歷人口數與中國城鎮就業之間的相關關系，發現大學以下學歷勞動力增長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增強，中國應調整教育結構，使得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相匹配，以此促進就業增長。由此，教育與社會需求之間是一種相互適應的關系，當社會需求需要不同的人才需求量和知識結構時，教育也就要伴隨著進行調整。但與社會需求產生真正關聯的主要是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基礎教育輸送的人才一般不直接面向社會需求，而是面向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因此，基礎教育與社會需求之間是一種間接影響關系。但社會需求增加，在影響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的同時，也必然會帶來基礎教育的繁榮，而基礎教育的繁榮也必然意味著基礎教育資源的投入增加。由此可見，社會需求的變化，最終會導致地區之間對基礎教育資源投入的改變，而變化量的不一致就會帶來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非均等化問題。

2．4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是一國各級各類教育機構與組織體系有機構成的總體及其正常運行所需種種規范、規則或規定的總和，它包含有學前教育機構、學校教育機構、業余教育機構、社會教育機構等，還包括各機構問的組織關系、各機構的任務、組織管理等。制度是當代教育的架構，教育公正依賴于制度的公正，教育制度公正是對教育制度的公正性訴求或公正倫理的審視，目的在于確立符合教育公正理念和要求的規則體系及其行為模式[2。教育制度引起的偏差與失衡是引起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是對趨于失范的公共教育制度的一種及時調整和再規范_2。李源田提出，除了經濟社會、教育投入、師資質量等因素外，教育制度設計對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影響最大，教育制度創新是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根本保障]；而王香麗則認為影響我國高等教育公平性的教育制度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基礎教育階段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的劃分、高校錄取指標分配以及高校的經費投入和收費等，改革現行的基礎教育體制、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以及改善高校布局等，可作為提高我國高等教育公平性的有效措施[2。；張寶貴則從教育制度的視角提出了教育資源配置均衡化重要性的問題，提出走義務教育均衡化發展的道路，必須深刻認識教育均衡化的重要意義，依法科學配置公共教育資源并大力發展民辦教育事業_2；李江源提出教育公正是教育制度建設的首要價值。。教育制度的類型分為雙軌學制、單軌學制和分支型學制，單純的雙軌學制和單軌學制都已經不存在了。我國目前采取的學制是小學、中學與大學相銜接，但中間又分支出職業教育的混合型教育體系。從國家層面而言，我國各區域采取的教育制度是一樣的，而這種教育制度也是由我國統一的教育政策制度決定的。但具體到各個地區，卻總會在價值取向和政策導向上發生調整與變化。如，某些地區特別重視高等教育，在資源配置上也就會傾向于發展高等教育，而基礎教育的資源分配相對要少；再如某些區域，由于地方政府特別重視教育，因此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在教育經費上給予大量的地方財政投入，而另一些地區，則主要采取社會資助的方式，大量發展民營教育事業。由此可見，地方政府雖然執行的宏觀教育制度相同，但具體在教育偏向和資源分配上卻可能出現不同的格局，而這也會成為影響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2．5模型構建

綜上可知，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宏觀經濟、教育政策、社會需求和教育制度等四方面，但它們之間對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的影響程度和影響路徑并不是平行的，而是存在交叉作用和間接作用等關系：宏觀經濟和社會需求主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調節下對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產生影響，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則是政府宏觀調控和政策導向作用下對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產生影響；宏觀經濟和社會需求對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產生的是間接影響，其中宏觀經濟通過引起區域財政收入和支出對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產生影響，而社會需求則通過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對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產生影響，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則是對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產生直接影響；宏觀經濟、社會需求、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之間也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如宏觀經濟的繁榮會引起社會需求的增加，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會引起教育制度發生相應調整(如職業性人才需求的增加會導致地方政府加大職業教育資源投入力度)，而宏觀經濟的繁榮又會對教育政策產生導向調節作用(如經濟發展，財政收入增加，財政支出相應增加，對教育的資源投入也會有所增加)。

3統計檢驗

3．1基本思路和測量設計

首先，由于數據采集的有限性，難以直接測量較多年份的區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水平，也就無法直接測量各影響因素對均等化水平的作用系數，但我們可以測量各區域在某些年度各影響因素與基礎教育資源投入之間的關聯性或一致性，如果二者在趨勢上體現出較大的一致性，則可以認為這些影響因素確實對基礎教育資源投入產生影響，順其自然我們也就可以認為這些影響因素會對基礎教育資源配置均等化水平產生影響。然后，需要確定影響因素和基礎教育資源投入的統計指標。對于宏觀經濟，可選擇地區生產總值指標；對于教育政策，可選擇教育事業費占財政支出比例指標；對于社會需求，可選擇就業人員數指標；對于教育制度，可選擇本級地方政府教育經費撥款占本級財政支出比例指標，說明地方政府對教育的偏向程度；對于教育人力資源配置狀況，可采用普通小學生師比和普通中學生師比兩個指標測量；對于教育物質資源配置狀況，可采用基礎教育年末固定資產總值進行衡量；對于教育資金資源配置狀況，可采用基礎教育事業費指標進行衡量。第三，需要確定統計檢驗的方法，由于需要檢驗的是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狀況與四大影響因素間的因果聯系，因此，本文選擇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進行統計檢驗，其中自變量為四大影響因素測量指標，因變量為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狀況測量指標。

3．2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在進行統計檢驗之前，需要獲得各測量指標的數據，本文數據來源主要為國研網。由于原始數據量綱不同，需要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采用直線折算法，其公式如式(1)：，Xij—minx0z“一————————上—一(1)maxx一minx其中，z’為無量綱化后數據，z為原始數據。

3．3統計檢驗結果

根據無量綱化處理后數據，采用SPSS軟件進行多元線性回歸擬合。，普通小學和普通中學的生師比和宏觀經濟、教育政策、社會需求以及教育制度等四大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基本能夠成立，但宏觀經濟和社會需求的作用效果非常顯著，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作用效果要相對較小，并且宏觀經濟起的是負向作用，而社會需求起的是正向作用。該結果需要進行深入分析以較為清楚的解釋：首先，生師比是學生數量與教師數量的比率，生師比越大，學生數量相對增長要快，師生比越小，教師數量相對增長要快；其次，宏觀經濟的快速發展影響的是教育投入，也就是主要是影響教師數量的增長，因此宏觀經濟與教師數量增長成正比，而與生師比自然就成反比，這就是宏觀經濟指標對生師比起逆向作用的原因；第三，社會需求的增長主要是人才需求的增長，此時學校傾向于多招生，也就是學生數量的增長，因此，社會需求增長與學生數量增長一致，因此，社會需求與生師比成正比例關系，社會需求在基礎教育人力資源配置狀況分析中起正向促進作用；最后，教育政策與教育制度是兩個長效性指標，對基礎教育人力資源配置起的作用自然要相對不明顯。多元線性回歸方程總體非常顯著，具有很好的擬合性。從參數上而言，區域基礎教育物質資源配置狀況主要受宏觀經濟的影響，其次是社會需求，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對物質資源配置的影響仍舊比較小。這說明對于基礎教育的中小學校而言，進行教育物質資源的投資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的作用，如果宏觀經濟繁榮，政府教育經費和社會資助經費充足，就能進行較多的固定資產投資，而如果宏觀經濟蕭條，固定資產投資就要相對較少。另一個因素就是取決于社會需求，當社會需求增加，學校學生數量增多時，中小學校也不得不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力度，以滿足基本的教學需要。顯著性系數顯示，基礎教育事業費對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非常顯著，總體擬合效果良好，資金資源配置確實受四大影響因素的影響。由變量擬合參數可知，資金資源配置的主要影響因素還是宏觀經濟和社會需求，但此時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也對資金資源配置起正向促進作用。該結果驗證了四大影響因素對區域基礎教育資金資源配置均等化起積極促進作用的命題。

第9篇：當前宏觀經濟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上市公司；融資偏好行為；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3月11日

一、引言

資金是企業進行經濟活動的第一推動力，企業是否能夠擁有廣泛的資金來源，及時足額地籌集到生產運營所需要的資金，對一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上市公司選擇資金來源的偏好和行為，決定了公司的資本結構，進而影響到公司的總體價值。

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選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有明顯的融資偏好行為，這與西方優序融資理論相悖。同時，房地產行業屬于資本密集型行業，長期以來都存在融資結構不合理，融資渠道單一等問題。但是，當前對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融資偏好行為的研究較少，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融資有怎樣的偏好，影響其偏好行為的因素又有哪些？本文將以上市房地產公司為研究樣本，對我國上市房地產公司的融資偏好，以及其影響因素、優化政策建議等進行研究。

二、我國房地產行業特征

房地產業的發展速度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西蒙?庫茨涅茨在《各國的經濟增長》中將二者的關系總結為“發展速度呈正相關關系”。宏觀經濟的波動對房地產價格有著重要影響，而房地產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房地產價格的變化勢必對宏觀經濟的運行產生重要影響。

歸納起來，中國現階段房地產行業具有以下特征：

（一）房地產業發展具有周期性。作為基礎建設行業，房地產業屬于固定資產投資范疇，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很大，其發展同樣具有周期性。

（二）房地產業具有很強的產業關聯性。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的許多行業，如鋼鐵、水泥、木材、玻璃等都有密切關系，其發展也促使一些新興行業，如物業管理、房地產評估、房地產中介等的產生。

（三）房地產業受政策的影響非常大。房地產業具有很強的政策敏感性，宏觀財政、貨幣政策、國家產業政策乃至城市規劃都會對其開發、流通等環節產生影響。

三、我國房地產上市公司融資現狀分析

（一）股東權益比率分析。對2012年我國100家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股東權益比率分析了解到，上市公司根據融資偏好以及經營狀況的不同，導致股東權益比率存在較大的差異，比如泛海建設的股東權益比率是28.97%，臥龍地產為45.78%，而天倫置業為63.94%，等等。我國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股東權益比率的平均水平為51.6%，普遍熱衷于發行股票融資，而對債券融資反應十分冷淡。因此，中國上市公司的融資順序與現代資本結構理論關于融資順序原則存在明顯的沖突，即存在融資偏好的特征。

（二）再融資方式分析。在當今全球資本市場中，增股、配股已經在上市公司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股權再融資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中，上市公司進行股權再融資最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以配股的方式，向現有股東進行融資；第二種是通過增發新股的方式向投資者進行融資。截止到2012年12月，通過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33家上市房地產公司，以及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67家上市房地產公司的分析研究發現，以增股、配股的方式進行股權融資是一種普遍的方式。我國房地產上市公司即使在宏觀調控嚴格的時期，依然爭先采取增股、配股的融資方式進行融資。2007年至2012年期間，共有61家房地產上市公司通過增發新股、配股的方式進行融資。資料顯示，由于國內股票市場規模的限制，上市公司通過股市得到的融資中，只有小部分得到了有效使用。

四、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因素分析

（一）制度因素。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國證券市場上的一些反常行為則可以解釋為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設尚不完善所致。上市公司理所當然利用一切制度許可的方法來合理合法地籌集資金，而置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于不顧。如股票發行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對上市公司考核制度的不合理等。

（二）產業因素。企業的產業特征也是影響其融資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所面臨的產品市場的競爭不同，而產品市場競爭通過影響上市公司收入來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與融資選擇。其中，產業組織與融資結構之間的互動是影響融資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房地產公司屬于基礎建設行業，其發展速度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同時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也很高。

（三）融資成本因素。從融資成本的角度來說，債券融資方式要比股權融資方式的成本低。在稅收方面，發行債券能起到減稅的作用，而發行股票，政府要對股東個人資本所得和股息收入以及企業法人雙重征稅；在發行費用方面，發行企業債券的費用較低；在風險方面，債務上升帶來的財務風險也會加大，如果經營不善會導致企業破產；在對企業的監控成本方面，股權融資會導致道德風險，從而增加投資者對企業管理者的監控成本。

（四）股權結構因素。上市公司融資不僅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還受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中國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權結構影響到其融資行為，同時其融資方式偏好的不同，也影響著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房地產上市公司的長期融資比例偏低、短期融資比例過高，股權融資比重較高、債券融資較少，這樣的融資結構會導致資金相對不穩定，不利于房地產企業的持續健康經營。

五、對策建議

（一）加強制度建設，健全法制、法規與政策環境。我國房地產企業普遍存在存貨比例高的問題，這是因為我國很多房地產企業都在加大力度囤積土地，這就導致了我國房地產企業存貨周轉率低，導致企業現金流出現斷裂。我國應對相關法律規定進行適當的調整，以適應宏觀環境的變化。具體工作包括：完善新股發行、配股及增發規則，加強信息披露管理，構建信號傳遞機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