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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3 月17 日綠地集團公告宣布,通過置換和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方式重組,置出上海金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代碼:600606.SH,以下簡稱金豐投資,總股本51832 萬股,控股股東上海市國資委全資子公司上海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持有38.96%】原有23 億元資產,注入預估值為655 億元的綠地集團100% (總股本129.49 億股),這是A 股迄今交易金額最大的一次“借殼”。重組完成后,綠地集團成為金豐投資的全資公司,將成為僅次于萬科,并有望超過萬科成為中國房企的龍頭。重組后的金豐投資總股本118.4448 億股,市值661 億元,其中:上海國資委系統旗下上海地產集團持股25.67% ,上海城投總公司持股20.58%,上海格林蘭持股28.83%,其他股東持股24.92%。持股比例較為接近、且均不超過30%,上述股東中沒有任何一個股東能夠單獨對上市公司形成控制關系。因此,交易的完成將使綠地集團成為上海市國資系統推行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型樣本。
從綠地集團前二十年的發展歷程來看,隨著集團經營規模和盈利水平的不斷增加,在股權改制和結構變革上的爭奪也日益激烈。綠地集團內部管理模式的一個亮點就是職工持股會,它提高了集團的發展效率,推進了集團的不斷發展壯大。而綠地集團股權變革的核心點在于國資與職工持股會之間爭奪集團管控權的斗爭。雙方不斷的進行股權拉鋸,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國資國企改革意見的出爐為綠地集團未來的發展指明了道路。因此,綠地集團后續的集團變更都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進行的。改革的核心是推進綠地集團發展為一個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同時通過上市使其管理更加規范化,推進其進一步做大做強。
2、引入戰略投資者,增資擴股綠地集團至2013年11 月股權結構為:綠地集團職工持股會持股36.43%,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下稱“上海城投”) 持股26%,上海地產(集團) 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地產集團”)持股25.03%,上海地產集團全資子公司上海中星(集團) 有限公司持股9.65%,以及天宸股份持股2.89% (詳見如下圖1)。此時,綠地集團國有股份的比例為60.68%,而員工持股會持有的36.43%則屬于集體股份,集團股權中社會公眾持股比例低于10%,不符合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中“社會公眾持股比例不低于10%”的規定,集團無法實現上市。為了破解上述難題,2013 年11 月25 日,綠地集團通過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發出公告,掛牌以增資擴股【約21 億股、20%股權)】方式引進戰略投資者。在掛牌公告中,綠地集團對投資人身份資伙) 共同簽署了《上海格林蘭投資企業(有限合伙) 合伙協議書》,由“格林蘭投資”作為普通合伙人(GP),上海格林蘭上海格林蘭壹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至上海格林蘭叁拾貳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計三十二個小合伙企業作為有限合伙人(LP),共同設立“上海格林蘭”投資企業(有限合伙),出資額為3766.55 萬元,其中“格林蘭投資”出資6.8 萬元,三十二個小合伙企業合計出資3759.75 萬元。第四步,由“上海格林蘭”投資企業(有限合伙) 吸收合并職工持股會的資產和債權債務。同時,大小所有合伙制公司均以格林蘭投資作為管理人。(詳見如下圖3)圖3 職工持股會對綠地集團的持股架構此次職工持股會改組在創新點在于,在有限合伙公司中,有限合伙人只享受利潤分配,不參與企業運作,管理人負責管理公司。借此,“格林蘭投資”實現了對“上海格林蘭”的控制,并進而實現對上市公司的控制。張玉良通過出資約3 萬元,在“格林蘭投資”中持有超過30%的股份,出任這個公司的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另外42 位高管每人持有1.66%的股份。“上海格林蘭”公司的成立不僅保證了管理層對集團的控制,維護了職工的股權利益,提高了運行效率,同時也成功規避了證監會對職工持股會上市的限制,為集團實現上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4、借殼金豐投資上市在完成對職工持股會的改造重組后,綠地集團上市的所有前期準備都已經完成。2014 年3 月,綠地集團正式啟動借殼金豐投資上市,此次借殼由資產置換和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兩部分交易組成。第一步,金豐投資以全部資產及負債與上海地產集團持有的綠地集團等額價值的股權進行置換,擬置出資產由上海地產集團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體承接,擬置出資產的預估值為23億元。第二步,金豐投資向綠地集團全體股東非公開發行A 股股票,購買其持有的綠地集團股權。經預估,擬注入資產的預估值為655億元。為此,金豐投資擬以每股5.58 元(編注:較市價溢價6.69%) 的價格,非公開發行合計113.26 億股,用于支付上述對價。最后,重組完成后,金豐投資將成為上海市國資系統中的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業,擁有綠地集團100%股權;主營業務將由房地產流通領域為主的綜合服務業務,轉變為集房地產開發及其延伸產業(包括建筑建設、酒店、物業等)、能源、汽車、金融于一體的多元化業務。綠地集團通過借殼上市的方式最終實現資本運作目標,在新架構中,上海地產集團及其全資子公司中星集團、上海城投總公司、上海格林蘭持股比例較為接近,且均不超過30%。此次上市完成后,上海國資委在重組新公司中所占股份降到50%以下,且將不再參與企業日常經營管理,國有股東相互獨立,其作為財務投資人將來并不會實質性介入上市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而新入股外部投資機構在內的其他小股東,有限的股份比例下,話語權更為有限。新的上市公司將繼續在職工持股會演變出的“上海格林蘭”掌控下行進。這意味著重組后的上市公司將成為上海市國資系統中的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業,至此上海國資委對綠地集團的改革圓滿實現階段性目標。(詳見下圖4)圖4 “借殼”完成后,新綠地的股權結構圖三、案例啟示中國國企改革看上海,上海國企改革看綠地,從2013 年末引入五家投資機構入股到緊隨其后的借殼上市,綠地集團被推為上海國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樣本。金豐投資是上海市國資委作為第一大股東持有38.96%的上市公司。此次綠地集團借殼金豐投資完成上市是上海國資改革的重要一步,是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有益探索。綠地集團推進企業進行改革的諸多流程能夠為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國有企業改革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
1、綠地集團借殼上市為地方國資國企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將現行管資產、管人和管事的國有資產監管框架,轉變為以管資本為主”、“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013 年末上海出臺“國資改革20 條”的改革意見,率先拉開了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大幕。本次重組交易中的金豐投資與綠地集團都是上海國資系統成員,重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將成為上海市國資系統中的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業。可以說,該案例能否成為上海龐大的國有資產改革的樣本,進而會否在全國得到復制,事關國企國資改革大計。
2、引入戰略投資者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途徑混合所有制就是整合資源,讓“國有體制”與“市場機制”充分結合。混合所有制,是既確保國有資本的主導地位,又發揮混合所有制市場化、靈活高效的優勢。對于有優勢和明確的主業(產業)定位和方向,具有核心競爭力和管控能力的優秀國企,在我國現有經濟格局背景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比較可行的基本方式是成為公眾公司,實現整體上市。在此過程中吸引以產業資本、核心資源和先進管理經驗的戰略投資者,或者,吸引以私募為主的活躍民營資本進入,則具有更好的操作性。2013 年底綠地集團吸收平安創新資本、鼎暉嘉熙等數家具有典型國資改制概念背景的私募加入,以部分股權國退民進的方式嘗試混合所有制的探索,是以資本方式推進國企實現混合所有制改造的典型案例。當然,此次綠地集團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嘗試仍然很難說是國資改革上的重大突破,其出發點在于試圖解決上市公司社會公眾股低于10%的問題,而非是純正意義上的混合所有制嘗試。引入戰略投資者仍然是資金引入,而非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國資國企改革中所提到的優勢引入(產業、管理、管控等)。從改革的結果上看,國資占股比例雖然降到了50%以下,但是新引入的戰略投資者占比更低,缺乏必要的話語權,而只有職工持股會憑借第一大股東身份成功掌控了整個集團。因此,從本質上看,此次變革重組依舊是國資與職工持股會爭奪企業掌控權的繼續,改組后,職工持股會獲得了最大的利益。
關鍵詞: 一帶一路 《國際經濟合作》 教學探索
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截至2015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同比增長18.2%;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新簽合同額同比增長7.4%。中國對“一帶一路”上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和工程承包項目數量與金額不斷增加,勢必將會帶動更多的國際經濟合作領域發展。《國際經濟合作》課程的主旨是培養學生從事國際經濟合作業務的基本能力和素養,結合“一帶一路”的戰略愿景,探索《國際經濟合作》課堂教學模式,以適應國際經濟合作領域新趨勢。
一、“一帶一路”戰略對《國際經濟合作》課堂教學提出要求
國際經濟合作的實質是要素的國際移動,國際工程承包、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間接投資將成為重中之重,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任務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根據人力資本理論,經濟形態變化必將影響教育形態的變化,因為經濟發展會對教育提出新要求,而教育為發揮社會服務功能,必將適應經濟新發展。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面臨“走出去,引進來”與“留得住”的問題,這其中,影響因素很多,人才是至關重要的因素。為此,教育應積極發揮面向現代化的服務功能,特別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等相關專業的教育,要時刻以國際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為著眼點,不斷調整教學內容,培養適應經濟發展的國際經濟類人才。因此,教學中不斷把新的經濟形勢變化融入日常的教學內容中,這也是教學與時俱進思想的體現。綜上所述,“一帶一路”經濟帶建設對《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提出的要求是:與時俱進地培養熟悉當前國際環境的國際經濟與貿易人才,能夠適應中國經貿關系全方位發展的人才,能夠在投資、金融與工程承包等領域開拓市場的國際經貿人才。因篇幅所限,本文重點分析“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教學面臨的問題及所進行的教學改革探索。
二、《國際經濟合作》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國際經濟合作》課程包含內容較多,甚至有許多交叉內容,但又有區別,例如國際直接投資部分與《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有較大區別,《國際經濟合作》側重講述跨國投資的管理方式、投資的風險,等等。
(二)因《國際經濟合作》課程的課時限制,不能覆蓋全部重要內容,或者課堂展開討論時間不夠,比如跨國收購的風險及如何應對,跨國收購后的管理方式及選擇等問題。
(三)《國際經濟合作》課程因課時少,定性為概論之類的課程,因此很少開設實踐課程,在授課過程中講授國際環節,例如國際債券承銷、國際股票的發行等內容偏重國際與國內的區別,對學生而言很重要,通過案例講授很活潑,若有實踐教學部分,則理解會更深。例如國際工程承包是當今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這方面內容講授是經貿類老師的弱項。
(四)為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課堂上采用案例教學法,通過案例引導學生學習,一般都是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回答,這樣就會因思維方式限制導致問題討論的深度和廣度不夠,因此,要對這種情況加以改變,切實強化課堂中案例討論的效果。
三、《國際經濟合作》課堂教學的實踐探索
(一)改變教學方法,增加學生課外學習時間,提前布置教學案例,以學生為中心形成學習任務。課前運用網絡或者到圖書館查閱資料及到社會企業進行調研的形式,完成案例準備,這樣學生就能在課上發揮學習的主體作用。教師針對案例及學生形成的問題及評價進行答疑,這對教師教學能力要求較高,因為在開放式環境下,學生會搜集到什么案例,形成什么樣的問題,教師并不可控。比如在國際直接投資部分,國際直接投資環境的評估對一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控制非常重要,對環境進行評估需要廣泛的知識背景和專業技能,比如投資對象國的法律,尤其是招商引資方面的法律;投資對象國的風土人情、政治制度等。這部分內容,討論前把案例發送給學生,學生提前準備,寫出跨國直接投資環境報告,老師進行點評,這對教師提出了較高的教學要求。但是可以嘗試,并且可以嘗試進行教師集體備課,群策群力備好這門課。
(二)學校與教師共同創造“走出去”條件,積極到有“一帶一路”背景的國際企業進行社會實踐,了解“一帶一路”背景下走出去的企業會遇到的問題,教師根據具體情況選擇實踐方式,可以脫崗鍛煉,也可以兼職鍛煉,這樣教師把了解的有針對性的問題帶到課堂教學中,增強課堂的趣味性和實踐性。
(三)設置實踐課程,購置實驗軟件,進行實踐課程教學,形成場景環境,更好地促進理論教學。并且可以考慮與土木專業的招投標課程聯合進行實踐,在國際工程承包課程內容部分,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學生主要掌握工程范圍之外的內容,比如商務標的招投標,發生問題之后的索賠和理賠等,但是這些問題沒有專業知識為依托,學生處理起來比較難,所以考慮與土木專業的招投標實驗聯合進行,這樣可以起到相互補充的作用。
(四)改變教師課堂打分標準,在開學之初和學生提出學習目標,明確平時分的考核標準,對課堂積極思考,提出有見地問題的學生進行高分評價,這樣可以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在授課具體實踐中學生表現也確實如此,當學生發現老師以開放式的心態與學生進行知識探索,他們會積極準備,踴躍發言。
(五)重視作業內容,很多時候學生不認真對待作業,是因為他預估教師是不會認真批改作業的,所以,就會產生偷懶行為。在作業內容布置上盡量做到沒有答案可以直接采用,同時在作業批改上公開透明,把作業放到課堂上討論,作業答案出處有依據,比如國際直接投資環境評估的數據來源、觀點的可行性、實踐的可操作性等方面進行分析,并且采用三輪討論制,第一輪通過的留下,現場打分,其余返回按照修改建議修改,下一輪再討論修改,直至全班同學作業都通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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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券商直投;直投模式;未來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34-0099-03
1券商直投業務的現狀
1.1券商直投業務的概念
券商直投指證券公司直接對未上市項目進行股權投資,以期通過上市或并購等方式退出并取得投資收益。證券公司直投業務既包括投資于新興初創企業、發展擴張企業等以單個企業的發展前景為遴選標準的風險投資業務,也包括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國家支柱產業等以產業為投資導向的投資業務。在整個業務過程中,證券公司既可以以自有資金投資入股以獲取股權收益,又可以通過提供金融中介服務獲取傭金作為利潤,因此可以說,券商直投業務是證券公司傳統的自營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的擴展和延伸,是證券公司的創新業務之一。
1.2券商直投業務的主要組織形式
1.2.1事業部型
由證券公司設立專門的直接投資業務部,負責該項業務的開展。為避免與公司內其他部門(研究部、投行部、并購部、固定收益部等)在業務上產生利益沖突,該部門應當在人員、財務、信息交換等方面與賣方業務部門隔離。
1.2.2子公司型
由證券公司發起設立投資管理公司(全資、控股或參股),證券公司通過專項理財計劃募集資金用于直接投資業務。投資管理公司與證券公司間是股權控制關系,業務相對獨立,因此更有利于完善風險控制機制,并可通過引入其他戰略合伙人提高投資管理公司的信譽和業務能力。投資管理公司的內控機制及決策機制參照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及國外風險投資公司的機制建立,獨立開展直接投資業務,不受證券公司影響。
1.3券商直投業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及相關政策
20世紀90年代,華夏證券、南方證券等證券公司就曾經開展過直接投資業務,當時的主要投資方向為房地產行業,結果由于風險控制和運作的不規范,隨著海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許多證券公司直投業務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1995年,中金公司設立了直接投資部,負責對未上市企業的公司股權進行直接投資業務,中金公司直投部先后投資了新浪網、鷹牌陶瓷、南孚電池等項目,其中新浪網和鷹牌陶瓷分別在美國和中國香港上市、南孚電池被吉利公司收購,中金公司直接投資業務獲得了不錯的投資收益。
2000年前后,大鵬證券等券商再次掀起直接投資熱潮,紛紛設立創業投資公司,豪賭創業板的開通和被投資企業的創業板上市。但由于創業板未能如期開通,使得參與直投的證券公司損失慘重。
2001年4月,鑒于當時證券公司進行直接投資存在許多違規和違法操作行為,以及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證監會決定停止各證券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并進行清理整頓,但仍有一些券商的直接投資業務轉入地下,形成私募基金。
2006年2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明確指出允許證券公司在符合法律法規和有關監管規定的前提下,可以開展創業風險投資業務,政策由此消失,國內主要證券公司紛紛開始試水股權直接投資。
從2007年直投業務試點破冰,券商直投已走過5個年頭,5年來,在政策(具體詳見表1)的不斷寬松的情況下,在此過程中券商直投異軍突起,成為私募行業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
根據投中集團《2011年中國券商直接投資業務統計分析報告》,截至2011年12月31日,國內已有33家券商獲批并成立直接投資公司。加上2012年年初新成立的7家,至今國內已有40家券商直司(具體情況詳見表2),總計注冊資本達299.8億元,共計管理基金25只,總規模為111.3億元。
截至2011年年末,33家券商直司共計實現凈利潤19.97億元,券商直司員工隊伍,從2007年年末的11人發展到2011年年末的511人。
但是,直投業務對券商收入和利潤的貢獻仍然有待提高,僅個別公司在該項業務具有一定規模。與此同時,券商直投在全國PE市場中所占份額也仍然較小。2011年國內VC/PE市場披露1400起案例,投資規模近380億美元,券商直投投資規模占PE市場投資總額不足5%,以投資案例數量來看,券商直投投資案例占總投資數量的10%。
2券商直投業務優勢
相比其他類型的直接投資機構,證券公司開展直接投資業務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專業優勢:借助內部研究及投資銀行團隊提供的一系列專業意見,券商在投資、分析及執行投資專案方面的多元競爭優勢;②融資優勢:大型券商在資本市場上具有廣闊的融資渠道,得以創造性地實現有吸引力的投資結構,確保順利執行復雜的金融交易;③退出優勢:借助IPO和兼并收購等方面的經驗,券商在投資退出上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從國際經驗看,券商開展直接投資業務,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其在資本市場中的媒介作用,還可以進一步拓寬券商業務范圍,提升券商的競爭實力。首先,傳統投資銀行業務的向前延伸。如果投資銀行發現了仍處于種子期、啟動期或者是成長期的企業,但這些企業尚不具備上市條件,其發展又需要資金,此時投資銀行就會幫助這些企業尋找投資者,一方面可以解決企業的資金問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規范運作,使企業盡快提升到成熟階段,進入上市候選企業行列,為投資銀行日后的運作奠定基礎。其次,傳統資產管理業務的橫向拓展。券商傳統的資產管理業務主要為客戶提供在二級市場上的投資服務。通過對有上市潛力企業的投資,客戶可獲得更為廣泛的投資渠道。
3券商直投業務未來發展展望
2012年11月,中國證券業協會的《證券公司直接投資業務規范》(簡稱《規范》),《規范》的出臺意義重大。一是體現了證券行業創新、發展的理念,對券商基礎功能之一――投資功能再造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也有利于為券商直投業務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二是直投基金設立由中證協事后備案,體現了放松管制、加強自律的監管理念;三是《規范》打開了直接投資業務創新的空間,增強了業務靈活性,有利于券商直接投資業務贏利模式轉化,向差異化方向發展。
《規范》的實施讓券商直投如沐春風,但券商直司如何利用政策實現創新發展,將會成為未來券商直投發展壯大的很重要的因素。
結合券商直投業務發展現狀以及券商直投業務的開展優勢,未來券商直投業務的發展建議重點關注:發揮母公司資源平臺優勢、為所投資企業提供增值服務、結合實體經濟挖掘企業成長價值等。
3.1依托母公司資源優勢,提高自身競爭力
伴隨著中國經濟步入結構調整階段,整個PE(私募股權投資)行業隨之進入調整期,投資熱情下降、投資金額萎縮、募資難、企業業績下滑、退出周期加長、退出回報率下降、中小型基金到期退出壓力增大等是國內PE行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新一輪PE行業的洗牌漸行漸近。如何在當前復雜的市場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直投子公司關鍵是要塑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加強核心競爭力,一是充分發揮母公司的資源平臺優勢,在現有政策允許的條件下,加強與母公司其他業務平臺的資源整合,如債權業務、并購業務、研究部門、承銷保薦業務等;二是提高自身業務能力,加強對被投資企業的增值服務。隨著近年來PE的蓬勃發展,市場上大量的資金涌向優質項目,企業在融資時已不僅僅是對資金的渴求,而在選擇投資人時,越來越注重投資人能夠帶來的資源和價值,希望投資機構不僅能夠給予資金的支持,更能夠給予如企業管理、財務咨詢、銷售服務、政府關系等方面的幫助,券商直投還需要在此方面加強投入。
3.2進一步加強人才培養,積極轉變發展戰略
券商直投子公司應當抓住《規范》實施的契機,引進和培養人才、加強業務學習、完善激勵與約束機制、發揮券商自身優勢。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積極轉變發展戰略。在投資階段上,從投資企業上市之前(PRE-IPO)項目為主向培育PRE-IPO項目為主轉變;在業務模式上,以自有資金為主向管理客戶資金投資為主轉變;在內部管理上,從粗放型管理向集約型管理轉變。
3.3深挖企業成長價值,滿足企業融資需求的多樣化
券商直投深入參與實體經濟,挖掘企業的長期成長價值,逐步開始設立風險投資、新三板、細分行業等各類具有專業特色的基金,重點在于滿足實體產業不同階段的多元化融資需求,充分利用券商直投的專業優勢提高實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結合實體經濟情況,發揮券商直投優勢,大力開展并購投資業務。在歐美等國債務危機深重、大批企業面臨困境的時期,母公司設有海外機構的券商直投可積極探索開展跨境投資業務,通過跨境收購兼并,將歐美從事先進技術研發和生產的企業嫁接到國內企業的產業中,提高國內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3.4向專業化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機構轉型
論文關鍵詞:技術進步,逆向技術溢出,國內研發,吸引外資,對外直接投資
一、引言
金融危機下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額劇增,對外直接投資成為近幾年研究的熱點,一國技術水平的提升不僅僅依靠國內研發,還依靠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通過吸引外資、對外直接投資、進口、技術引進等渠道溢出國外研發資本。國外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發達國家間的技術導向型對外投資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提升了母國技術水平,比如Chang和Kogut(1991年)通過研究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得出日本對美國投資是技術導向型的,發現日本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一般采取合資的形式,證實了技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在。Braconeer(2002)研究證明瑞典對外直接投資和引進外資對瑞典技術進步的影響不大,影響最大的是瑞典本國的研發支出。Motta和Fosfuri運用古諾競爭博弈模型研究發現無特定優勢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拉近與技術先進國家企業的距離,可以在技術外溢中獲益。Branstetter(2006)利用專利數證明日本對美國直接投資存在逆向技術外溢效應。
以上文獻表明對外直接投資會產生逆向技術溢出,但都是基于發達國家的研究,這些結論是否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尚不可知。近幾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但是目前國內對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大多還停留在案例和理論研究階段,實證研究較少;變量選取片面,集中在引進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或者國內研發投入和對外直接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數據處理方法不正確,相同的數據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OFDI總數不能代表技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因為OFDI包含資源導向型、市場尋求型等。在當前金融危機條件下我國企業正積極嘗試著“走出去”戰略,收購國外知名企業以深入國外技術密集地吸取先進技術,我國企業通過對外投資能否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及我國的技術水平?促進作用有多大?是加大國內研發投入、吸引外資、引進技術還是鼓勵跨國并購?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回答以上問題。
二、模型構建及數據說明
1、模型構建
假設技術進步是中性的,根據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得:Y=AKLS
其中Y表示某國在t時間的產出,A表示某國在t時間的技術水平,K、L、S分別代表某國在t時間的資本、勞動投入和知識資本,a、b、γ分別代表資本、勞動和知識資本的產出彈性。Y/KL為FTP(全要素生產率),FTP代表一國的技術水平,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即a+b=1。
推導得出:L(Y/L)=LA+aL(K/L)+c
通過最小二乘法計算a、b值,帶入全要素生產率即可得到FTP。
知識資本一方面由本國研發投入決定,另一方面由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決定,溢出國外研發資本的渠道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吸引外資、技術引進,據此我們假設S=(S)(S)
把知識資本和TFP帶入柯布-道格拉斯函數,然后兩邊同時取對數得:LTFP=p+jLR+jLFDI+jLOFDI+jLT+c
其中TFP表示技術進步水平,R代表t時期國內研發投入存量,FDI、OFDI、T分別代表通過引進外商投資、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引進而溢出的外國研發資本。j、j、jj分別代表國內研發投入、引進外資、對外投資、技術引進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大小,p為截距項,c為尾數項。
建立模型來測算我國通過引進外資而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R=∑(R/GDP)*FDI其中R代表i國研發投入,GDP代表i國的國內生產總值,FDI代表外商對我國的投資額。
通過對外投資而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為:R=∑(R/GDP)*OFDI其中R代表i國研發投入,GDP代表i國t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OFDI代表我國對i國的直接投資額。
2、數據說明
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全要素生產率模型中,Y由歷年國內生產總值按照基期折算而來,勞動力數量來自統計年鑒,資本存量使用以下公式推導得出:K=G/I+(1-v)*K其中G表示某一年內固定資本流量,I表示價格指數,V代表資本折舊率,國內外學者公認的折舊率值為5%,K代表t-1期固定資本存量,K表示固定資本總額。選取1987~2009年的數據,用eviews6.0對此模型進行最小二乘法估計:
L(Y/L)=-1.28457+0.501021L(K/L)
(-26.2564)(9.3564)
R=0.987425SE=0.01932F=2010.541DW=1.58712
此模型擬合優度接近1說明構建的模型合理,T和F值都通過了檢驗,不存在序列自相關,結果有效。所以a=0.501,b=0.499,從而算出我國歷年TFP,具體數據見下表:
全要素生產率和各解釋變量數值
年份
全要素生產率
國內研發投入(億美元)
FDI溢出的研發資本(億美元)
技術引進(億美元)
OFDI溢出的研發研發(億美元)
1987
0.27914
17.30
6.24617
7.14
0.86941
1988
0.29842
17.48
8.64834
7.06
1.13241
1989
0.30248
22.16
8.79416
7.59
1.03416
1990
0.29476
15.92
7.89106
8.64
1.06421
1991
0.30684
17.01
10.38162
10.18
1.36825
1992
0.34512
19.28
27.18621
12.95
1.64592
1993
0.36415
20.13
67.84625
15.84
1.82483
1994
0.39548
13.53
84.23116
28.62
1.84571
1995
0.42581
13.52
94.85743
34.18
2.07613
1996
0.42876
14.54
105.46213
32.64
2.41682
1997
0.45127
17.61
110.51034
26.43
2.62834
1998
0.46318
19.32
108.4525
25.95
2.69472
1999
0.47815
24.35
102.6428
25.16
3.18726
2000
0.49156
31.58
100.6258
30.25
3.41867
2001
0.51073
36.59
115.6204
30.43
18.5694
2002
0.51754
45.61
124.8576
48.92
21.76154
2003
0.54107
53.94
121.7684
50.41
24.31675
2004
0.56042
66.29
128.4041
46.82
28.41308
2005
0.57105
81.86
117.5106
34.28
32.34160
2006
0.58420
101.8
110.3415
38.54
34.45812
2007
0.60134
120.4
120.8431
42.85
40.28764
2008
0.75126
139.2
128.7541
50.61
71.98562
2009
0.83401
154.1
131.5783
目前,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外源型集群雖然產成品的科技含量略高,但實際只側重于高科技產品的簡單組裝等勞動密集環節,不掌握核心技術,對比內生型集群和外源型集群的產業結構的優劣,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來說并無多大的實際意義。所以,內生型集群與外源型集群的差異,不在于產業結構,而是由于存在以下一些方面的根本性區別,導致二者對發展中國家FDI的拉動能力有明顯的差距:
1.企業剩余的最終流向不同
外源型集群與“草根型”的本土企業實際上是生存于兩種不同的市場秩序、政治倫理框架之下,分廠的存在意義是將落后地區市場秩序中能攫取的利潤,輸送到更穩定、更完善的發達地區市場秩序之下,并借助發達地區市場秩序這一最重要的制度環境要素,求得更大的發展。所以,兩種集群內企業剩余的最終流向是不同的。
2.技術整合能力的控制者不同
技術整合能力是企業的核心資源之一,研發中心、總部、市場總部等設在發達地區,不僅僅是人力資本、市場網絡等要素的作用,法律秩序的完備性、社會發展水平等制度環境要素的作用同樣重要。
3.企業家的生產能力不同
企業家是企業的另一大核心資源,但企業家是內生的,企業家群體的管理能力也是內生的,企業家的能力是無法用現金買到的。外源型集群只能生產車間以傳統產業為主,以“專業市場、家族經營”為主要模式。而外源型集群則是以外資帶動,以“三來一補”為主要方式。這兩種集群的共同弱點是都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缺乏核心技術,但外源型集群同時還存在“根植性”弱的問題。早期在廣東投資的大量臺商為了更低的勞動力成本而遷往蘇南,形成所謂“候鳥經主任”,卻生產不了“廠長”。內生型集群則為培養本地企業家提供了良好的商業環境和學習網絡,能夠誕生大批“農民企業家”等各類創業型人才。
4.創新能力不同
內生型擁有完整的技術演進路線和演進能力;外源型一般是技術輸入或設備的輸入,不擁有技術創新能力。外源型集群缺乏核心技術,是體現在缺乏系統的生產技術,只是輸入了某些環節的依賴性的技術。外源型集群利用的主要是低端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技術控制權掌握在外資手中,技術研發能力完全由外方掌握。內生型集群的形成初期多以模仿、跟蹤、組裝為主,但一般擁有自主技術。
5.交易網絡的區位不同
內生型集群是新的交易機會的發源地,過去分散的個別、少量的交易機會,不足以支撐一家企業的經營,而集群內交易頻率高,構成了位于集群內的交易網絡。外源型集群的交易網絡一般在集群外部,如一些中心城市,價值創造的關鍵環節可能并不在集群內部,集群內也不足以形成足夠開放的市場體系,一般只是部分企業之間的固定的配套關系。
從總體上來看,“宿主經濟”、“依附經濟”難以產生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只能通過“內生型”產業集群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而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三、我國產業集群衍生FDI的案例分析
從產業集群生命周期理論來看,在產業集群的成熟期和衰退期,是產業內企業較多向海外轉移的時期。我國各地的產業集群,尤其是浙江省處于成熟期的產業集群,已經開始涌現出一批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型企業。這些企業采取并購、重組等多種形式,向拉美、東南亞乃至歐洲等地進行大規模投資,取得了較好的收益。
目前,溫州市擁有以輕工業為主的十二大特色產業包括制鞋、服裝、打火機、眼鏡、汽摩配、紐扣、塑編、制筆等,都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涌現出了一批大型企業,制鞋行業的奧康集團就是其中之一。該企業最初只是產業集群中一家3萬元資本的小型工廠,經過10余年發展,資產已超過10億元,年銷售收入超過20億元。該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采取了戰略聯盟與直接投資并舉的方式。2004年,奧康與意大利鞋業巨頭GEOX公司合作互相進入對方的銷售網絡,此舉使奧康通過GEOX的全球營銷網絡,實現了快速擴張。同時,該公司在美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直接開設了品牌形象店,還投資在意大利維羅納建立了設計開發和信息中心,直接聘用國外著名設計師進行設計。國內的信息中心也從國外引入著名設計師設計,從而實現了生產能力與技術創新能力的同步提升。
二不同模式的產業集群對FDI的影響
外源型產業集群主要是依靠區域的地緣優勢、政策優勢、低成本優勢等吸引外來企業直接投資,建立外向型加工制造基地,并逐漸形成產業集聚規模。內生型產業集群是指一些地方依靠傳統和當地力量產生的集群。
嵌入式的外源型集群是發展中國家特有的一種現象,一般是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為了追求更低的勞動力成本、土地或稅收的特殊優惠政策等聚集而成。在討論產業集群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時,應該將發展中國家的內生型產業集群與這種外源型產業集群分別論述。
集群的產業演化路徑不同,對FDI的影響機制也不同。從演變過程來看,兩種集群的發展初期,都無法開展大規模的海外直接投資活動。但在集群的成熟期內生型集群的FDI活動開始增多,大量企業走向自主的國際化經營。但外源型集群很少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即使有,也是由跨國公司集團總部所進行的一種非自主的投資活動。
“內生型”模式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而“外源型”則是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前者是自然演進,依靠內生力量實現增長,是一種整合性力量;后者是對傳統的中斷和沖擊,是一種嵌入性力量。
【摘要】不同的產業集群模式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FDI的影響也不同,本文在介紹內生型產業集群和外源型產業集群這兩種不同模式的產業集群對FDI影響的基礎上,分析了兩種集群對發展中國家FDI拉動效應的差異,并對我國產業集群衍生的FDI案例也進行了相關的分析。
【關鍵詞】內生型產業集群外源型產業集群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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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一、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內容
(1)理論主要以三優勢展開詮釋,一國企業擁有或者能夠獲得的而外國企業所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方面的優勢、企業為避開外部市場機制的不完全性,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所有權優勢經過內部市場轉移給國外子公司而取得更多收益的內部化優勢以及跨國企業在投資區位上所具有的選擇優勢。
(2)跨國公司是市場不完全性的產物,市場不完全導致跨國公司擁有所有權特定優勢,該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
(3)所有權優勢還不足以說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還必須引入內部化優勢才能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為何優于許可證貿易。
(4)僅僅考慮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仍不足以說明企業為什么把生產地點設在國外而不是在國內生產并出口產品,必須引入區位優勢,才能說明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的選擇。
(5)企業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決定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條件。
二、跨國公司對我國汽車產業實行直接投資的原因分析
1.所有權優勢分析
汽車產業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產業,跨國汽車集團的所有權優勢主要表現在技術資源和品牌等壟斷優勢,在此,本文引用J.D.Power公司的反應產品質量和客戶滿意度的評估報告,也就是“新車質量指數”(IQS),結合價格來說明我國和跨國公司的技術和品牌差距。
新車質量調研提供了衡量新車購買者在買車后2-6個月內遇到問題的評價標準,綜合得分以每百輛車所出現的問題(PP100)來衡量,這里的得分是指新車購買2-6個月內,每100量車所出現的問題數。得分越低說明質量越好。通過J.D.Power所搜集到的IQS數值表示的是汽車的故障次數,可以幫助我們將問題簡化,畢竟汽車所能發生的故障次數也涵蓋了性能的構成要素,所以IQS的數值在某種程度上能直接代表了汽車的性能水平,同時方便進行計算。
設A公司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問題數量,B公司產品的價格,產品的問題數量。那么Qa與Qb的倒數越高表示質量越好。
因此,性價比的公式變為與。
即簡化為與進行比較,數值越大表示性價比越高。A品牌汽車的性價比比B品牌汽車的性價比高,這就是說:
那么,其中把標記為指數,把標記為。這樣,比較不同品牌汽車的性價比指數的值即可作為性價比的參照,由以上的推算過程可得,指數值越大,性價比越低。這與IQS的表述方法是相同的,在IQS的表述中,數值表示的是汽車出錯的次數,同樣是值越大,性價比越低,也就是效用越差。
本文選取最早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且到2010年初還在順利發展的5家自主品牌汽車作為研究對象:奇瑞、吉利、比亞迪、華晨、哈飛。同時也選取了5家在中國生產的合資品牌汽車作為研究對象:從日系汽車中選擇豐田汽車;從德系汽車中選擇大眾汽車;從法系汽車中選擇雪鐵龍;從美系汽車中選擇福特汽車;從韓系汽車中選擇現代。
IQS值可以直接從JD.Power提供的數據中獲得。由于所提供的IQS數值沒有具體到某一特殊車型,而是按不同廠商和年份來表示,因此,為了方便研究,本文就以某廠商某年的IQS值代表該年份此廠商所生產的所有汽車的IQS值,用此來作為該廠商的技術水平的衡量標志。表1列出了10家案例企業2003-2009年的IQS值。
由于每個企業生產不同級別的產品且價格差距巨大,經過分析發現大部分企業都生產了1.6升排量的轎車,同時由于對于國產車來說,小排量是其主打市場,而外系車同時也會在小排量市場同華系車競爭。若標準定得過高,華系車并沒有涉足高排量市場,或者定得過低而外系車也很少涉足該市場,所以用1.6升排量的汽車價格作為比較不同案例企業汽車性價比的依據。
注:資料來源于J.D.Power公司的關于產品質量和客戶滿意度的評估報告。表中數據表示每100輛新車在購后2-6個月內遭到問題的數量,得分越低表示所出的問題越少,質量也越高;另外,福特公司是2004年才開始進入中國市場。
由于并非各案例企業每年都生產該排量的汽車,在分析中,李春榮和王浩按如下方法計算出每個公司該排量車的標準價格。通過收集2003-2009年所有汽車價格分析發現汽車價格同年份以及排量有著較大關系,所以通過采用線性回歸的方法對相關數據進行處理,把汽車價格作為因變量,排量以及年份作為自變量,通過SPSS13.0軟件進行一元線性回歸處理,構造如下回歸方程:,所得的實際結果也證實這個方程具有較高的擬合度(各回歸方程的Sig值均為0),而各因子也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其中,代表排量,代表年份,再把排量統一為1.6升后,將不同年份同時代入計算,得出了各廠商每年份所推出1.6升新款車的標準價格,如下表2所示:
根據上面數據的計算,可得以上所說的自主品牌與合資品牌共10家汽車的性價比指數,得下表3,性價比指數越高,該品牌汽車的性價比越低。
從表中可以看出,雖然自主品牌汽車的性價比不斷穩步提高,但相對于合資品牌而言,競爭力還是占下風的,再加上我國的自主汽車起步較晚,只用1.6L排量的汽車就可以看出,國外品牌的技術優勢是勝于我國的。
2.內部化優勢分析
跨國汽車巨頭為了實現擴張,為了潛力巨大的中國消費市場,在中國實行對外直接投資,企圖利用其所有權優勢中的技術優勢壟斷中國市場,但是這些跨國巨頭們完全可以選擇將這所有權資產或者資產的使用權出售給中國,將這些所有權外部化,但出于市場的不完善之由,為了保持其壟斷優勢,跨國巨頭還是通過內部化的途徑,到東道國直接投資,這內部化的行徑主要體現在跨國汽車公司對合資企業的主要控制方式上。
(1)對董事會和主要經營者進行組織控制
(2)對合資企業進行技術控制
(3)通過多種手段實現利潤轉移
(4)對中方合作伙伴實施相互制約
(5)從產業鏈與價值鏈上對中國汽車產業的全面控制
3.區位優勢分析
(1)市場規模及潛力分析
1)R值規律。國際上通常根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R值(車價/人均GDP),結合居民假條年收入來判斷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否具備轎車進入家庭的成熟條件,通常認為,R值為1.3-1.4時,轎車將大規模進入家庭,每千人擁有量可達50輛。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的部分城市已經具備這一條件。當R值為2或3時,是轎車進入家庭的臨界點。
注:人均GDP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R值由上述數據計算可得
2)居民購車能力上升,駕車意愿增強。
3)非一線區域逐漸成為新車增長的主力。
4)油價上漲長期無影響。從長遠來看,油價的上漲對轎車的消費并不會產生抑制作用。
5)出行條件改善。近幾年來,我國高速公路和高等級公路里程均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2008年,高速公路里程數達到了6萬公里,是2001年的3倍。
(2)勞動力成本分析
總體來看,我國員工每小時收入(工資加福利)大約在1-2美元,比發達國家的勞動成本低10-20倍。據中國有關部門調查,汽車組裝成本中的勞動成本比重為3%-5%,因此勞動力成本低廉與否是跨國汽車公司選擇在我國進行投資的一個影響因素。
(3)產業集群分析
圖2 2009年汽車工業外資主要分布地區
注:數據來源于2009年商務部統計
其中,在東部地區,進入長三角地區的汽車跨國公司無論是整車還是零部件公司,均數量多,實力強,該地區整車產量、零部件產值成本控制、新產品推出、吸引外資各方面均居全國各地區的第一位,是在我國發展汽車產業集群條件最好的地區。跨國汽車公司之所以選擇這些具有一定集群效應的地區進行投資,是因為產業集群有助于汽車工業的發展,可以迅速提升競爭優勢。汽車產業鏈較長,相關企業較多,是典型的適用于通過產業集群而發展的產業。
(4)貿易壁壘分析
目前我國進口車關稅為25%;零部件進口稅率則降至10%。但是,目前隨著我國自主品牌汽車的崛起,價格相對低廉是我國自主品牌的一大優勢,這樣的關稅額對于加強跨國汽車巨頭在華的競爭力相當不利。有關部門對汽車市場的消費調查顯示,有高達82%以上的人認為他們在購買汽車時將會重點考慮價格因素。而我國轎車市場正處于高需求價格彈性階段,價格再降低5%,需求可能會增加10%-20%,因此,25%的整車進口關稅和10%的零部件關稅附加在價格之上,外加運輸和其他費用,在中國消費市場嚴重影響了其自身的性價比和所得利潤,這也促成了跨國汽車巨頭在華不斷加強直接投資的原因之一。
三、對策與建議
隨著我國引進外資,學習其先進的技術水平,國內的自主品牌在市場上漸漸地穩住腳跟,還有技術外溢的存在,跨國公司的以技術優勢為主的所有權優勢已在緩慢地減少。雖然我國汽車產業在技術方面與發達國家會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對于目前我國的消費水平而言,一般性能的高質量實現已經可以滿足國內大眾的消費需求,因此,所有權優勢在跨國汽車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動機的促成作用中慢慢減弱,而內部化的機會逐漸加強,為了盡最大的努力保持其壟斷的優勢,以謀求最大的利益。
其次,區位優勢作為涵蓋了促進跨國巨頭從生產到營銷全過程的要素,我認為是其在華投資影響因素的重中之重。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是我們所能改變的,但區位優勢是我們作為東道國所可以控制的范圍,如2004年我國出臺的最新的汽車產業政策,又如投資環境所提供的創造性資產。因此,目前,要更大規模的引進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對國內汽車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起支持作用,我國政府應該在區位優勢的控制上下功夫,努力做到以下幾點:(1)政府要加強對跨國戰略聯盟的研究和指導。(2)合理發展產業集群,提升區位優勢。(3)大力開發創造性資產,吸引外商投資。(4)努力改善投資環境,積極參與到跨國公司的合作競爭。(5)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不斷提高自身勞動素質。(6)采取積極措施,促進東中西部利用外資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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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經濟效應;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31-0256-02
關于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文獻綜述,主要從國外與國內學者的研究角度加以歸納。梳理內容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研究;二是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研究。
一、國外學者的研究狀況
(一)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研究
Desai(2004)研究發現,制度因素是影響中國對非洲投資的重要因素,長期以來,中國對非洲的投資,特別是國有企業在非洲的投資,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護,在非洲市場上除了要實現企業自身戰略目標外,還要實現政治目標。
Henning Melber(2005)指出,中國投資非洲是為了尋求石油、礦產等資源,以滿足自身快速發展需要,這種投資具有進攻性和破壞性,會加劇非洲市場的競爭和利益沖突。
Buckley(2007)發現,中國對非洲投資中政府的參與程度以及國有經濟所占比例相對較高,而且在傾向于投資與中國在制度方面具有相似性的國家。
Morck(2008)指出,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推動了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
Desta(2009)研究發現,中國對非洲的投資額和數量相對較低,投資主要為獲取廉價原材料,開拓市場。中國向非洲社會工程項目提供無償援建,促進非洲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小企業進入非洲市場發展奠定基礎。
Cheung(2009)實證分析認為,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對非洲的投資主要是為了尋求資源。中國對資源豐富國家的投資呈現分散化態勢,而且投資額與各東道國的政治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二)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研究
Morris(2007)研究發現,中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資,促進了當地商品出口。非洲國家與中國的經濟往來既滿足了自身經濟利益訴求,又逃避了西方和一些非政府組織的“透明化”要求。
Wang(2007)認為,中國在非洲的角色主要表現為援助者,直接投資者,以及基建項目的融資者,多重角色共同對非洲產生影響。作為直接投資者帶動了中非經濟貿易的發展,作為援助者和融資者促進了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并且拉動了中國民營企業在非洲的發展。
Shinn(2010)認為,中國投資非洲的不懈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可獲得的利益主要有:獲得資源優勢,市場優勢以及政治支持。
Whalley (2011)定量分析,發現中國資本的進入對非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正反兩方面都有,但是更多的是肯定中非投資的發展,認為中國投資非洲是中非雙邊發展的需要,受資源、市場、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能為雙邊帶來經濟社會的共同發展進步。
二、國內學者的研究狀況
(一)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研究
韓靈梅(2006)發現,在影響中對非洲投資的決定因素可分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兩類,其中以非洲的市場、政治及投資最為重要。
李智彪(2010)通過案例研究指出,政治穩定度、市場潛力、宏觀經濟環境和雙邊關系是中國企業對非洲投資的主要考量因素。
董艷(2011)實證分析發現,非洲國家的經濟、法律和政治環境,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儲量是影響中國投資非洲的決定因素。
陳巖(2012)認為,東道國的資源狀況不再是影響中國投資非洲的唯一決定性因素,東道國的制度以及母國的制度因素,如信貸政策、雙邊投資協定、貿易政策、財政政策,也對中國投資非洲有著顯著影響,有力地反駁了西方發達國家關于中國對非洲投資是對資源進行殖民掠奪的攻擊性言論。
張娟(2013)指出,中國民營企業在非洲傾向于投資中國已經密集投資的國家和地區,主要受市場尋求動機以及文化臨近性的影響,多從事于制造業和服務業,而且是風險偏好者。
(二)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研究
李俊(2002)認為,中國到非洲投資既符合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發展規律,又利于推動雙邊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韓靈梅(2005)指出,中國對非直接投資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表現為開拓市場,推動邊際產業轉移,促進中國“走出去”政策的實施。
莫莎 (2008)分析發現,中國對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和貿易存在著互補效應。例如,中國對非洲資源行業的投資促進了母國資源密集型產品的進口以及資本品的出口;中國利用替換的設備和生產線對非洲的投資促進了出口。
姚桂梅(2009)發現,中國企業在非洲既能解決國內資源短缺問題,轉移國內過剩生產能力,又能為當地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帶動當地產業結構調整,推動東道國經濟發展。
李智彪(2010)認為,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尤其是在改善非洲國家基礎設施狀況、發展多元經濟、提高經濟建設自主能力等方面有突出貢獻。
黃梅波(2012)指出,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中國企業投資非洲帶來了資金、技術,為非洲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不可否認,中國的投資在紡織和服裝等行業給當地經濟帶來了沖擊。
任培強(2013)分析了中資企業在非洲投資的就業效應,認為在就業創造上,中資企業為非洲創造了較多的普通就業崗位,緩解了非洲國家大量低技能和無技能勞工的就業壓力;在就業質量上,中資企業的勞工標準大都符合或超過了非洲國家的法定最低標準。
國內學者對中非投資的研究起步較晚,但研究結果也已經比較系統和完善。在影響因素方面,運用數據和模型進行了分析和驗證,得出影響中非投資的主要因素涉及政治、資源、市場、制度、金融及勞動力等多個方面;在經濟效應方面,可觀的總結了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給雙邊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雙贏效應,有利的反擊了西方某些關于“中國殖民”的不實言論。
三、結語
中國投資非洲是現階段雙方發展的共同需要,是一種雙贏的行為。經過多年的磨合與發展,現已經取得了較顯著的成績,然而,隨著交流的進一步深入,也會出現各種問題和挑戰。因此,中國政府和企業都應該給予高度重視,積極采取相應措施促進中非的經濟合作健康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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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2300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1.2萬億美元,遍布174個國家和地區。
9月9日,在廈門舉行的2010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與風險管理論壇上,商務部及外經貿專家一致認為,境外并購將成為中國資本全球化的重要形式。同時,他們也提醒說,中國民企“走出去”必須關注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不同與變化,防范風險。
大步“走出去”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已到高速發展時期――連續8年,中國對外直投保持著增長勢頭,年均增速高達48.6%!
200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37%,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逆勢增長6‰,投資凈額565.3億美元,在全球打乍名升至第六位,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首位。商務部副部長王超在論壇上指出,由于中國經濟在此次金融危機的良好表現,使許多國家更加重視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這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空間得以拓展,全球化經營的機會進一步增加。
9月7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2010~2012年世界投資前景調查報告》也指出,2010~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勢頭令人矚目,超過德國、英國、法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最具潛力的對外投資國。
“去年全國人均GDP已達3679美元,到2020年,這個數字將達5000~6000美元。而一般說來,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達到2500~4000美元時,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增速將超過吸引外資,超過4000美元后,對外投資將高速發展。”對外經貿大學教授盧進勇在論壇上指出。
這意味著,10年后,中國將徹底成為對外投資的現實大國。對此,中國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局長劉作章表示,中國正經歷從以“引進來”為主向“引進來”和“走出去”并行的轉變,“走出去”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必然選擇。
海外并購豎民企品牌
在直接對外投資中,比起征地建廠的“綠地投資”,跨國并購速度更快,投資周期更短,因此也更受對外投資企業的青睞。特別是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收購國際品牌實現對外投資的同時,也對企業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去年中國的海外并購在對外投資中占比僅為31%,與發達國家70%的占比還有一定差距。而今年以來,中國企業在采礦業、汽車制造業、IT產業、服務業和清潔技術產業等領域,陸續都有引人注目的境外并購案例。
在海外并購案例中,民營企業的身影頻繁閃現。特別是吉利迎娶沃爾沃。實現技術水平和品牌效應的大幅提升。被視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投資的成功范本。
“不過,中國民企海外并購風險大,尤其是品牌收購,企業家別把兒媳都當閨女養。”盧進勇教授提醒說。他認為,并購企業風險大,品牌并購風險更大,別人的好品牌不會輕易拿出來賣。目前中國企業并購品牌仍存四大誤區:以為收購品牌定會快于自己培養;把買來的品牌當做主導品牌;以為賣家會把好的品牌與技術都賣給自己;以為買來的品牌,自己可以隨意擺布。
同時,民企對海外投資的經驗較為欠缺,且資金實力不如國企雄厚,因此風險更大,需更謹慎。此外,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還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中國出口信保公司副總經理劉永信說,比如文化差異、他國投資保護等因素。
“一個誘人的項目,也可能意味著相當大的風險。風險評估、可行性評估都不可少,還要尋求政府部門支持。”盧進勇教授為有意投資海外的中國民企支招, “商務部有對外投資國別指南、中國出口信用保險有國家風險報告,民企可借此初步了解投資意向國,然后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所開展后續事項。”
看指南評風險學經驗
“9?8”期間舉行的中國對外投資促進國別報告會暨投資環境說明會上,由中國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組織編寫的英國、德國、芬蘭、土耳其、芬蘭、新西蘭等6本對外投資國別報告正式,為有意“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了權威的投資指南。
對于眼下逐漸興起的海外投資熱潮,商務部副部長王超提醒說,中國企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些因素正在加大對外投資的難度:世界金融危機導致的世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過程極為復雜,經濟完全走出低谷還需相當時間。同時,中國經濟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同時,借鑒先行者的經驗也非常重要。例如,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常常遭遇目標投資國以安全問題進行阻撓,而避免此類困擾的關鍵在于“本土化”――出海,就意味著入鄉隨俗。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它通過向外活動來獲得更高的利潤,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條件因素
自然地理環境包括地形、氣候、自然風光、自然資源狀況、與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條件因素是最明顯的因素,其優良與否,直接關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我國沿海地區如廣東,直接毗鄰香港、澳門兩個國際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鄰香港這個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受到這些經濟先進地區的輻射和傳導,推動了本地區的貿易合作和技術交流,對外商直接投資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為外商直接投資節省了原材料成本及運輸成本。且西部地區不僅有人文景觀,其歷史文化悠久而輝煌,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特色品牌。
(二)經濟環境
經濟環境是外商直接投資活動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經濟環境因素的變化直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者的投資決策。
經濟環境包括經濟發展狀況,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這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場規模大,盈利機會多,因而能吸引較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進行改革開放,尤其有著眾多的海港區,其有著十分便利的交通條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傾斜,使東部沿海城市的經濟快速發展,這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基礎設施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物質條件,其是否完備直接影響到投資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評價投資環境時,必然考慮基礎設施的完備情況。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運輸、港口碼頭、能源和原材料供應、通訊信息設備、供水供電設備等。我國沿海地區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國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進外資,長江三角洲位于我國東海岸線的中段,是長江入東海的出海口,臨近渤海,海陸兼備,有“黃金海岸線”和“黃金水道“之稱,其有眾多的優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寧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組成了我國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國最大的綜合性貿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區擁有內陸地區無法比擬的便利交通和優良港口,便于產品原材料的運輸,有利于生產成本的降低和利潤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常常選擇沿海地區,而我國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相對落后,交通運輸綜合能力低,郵電、通信體系不健全,電力供應還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制約了外商直接投資。
經濟政策包括外資政策,一國的外資政策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的領域、規模和效益等;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和行業是限制投資的,而對于有絕對優勢的產業和行業是鼓勵投資的,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其產業政策也是不斷變化的。
貿易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也有著一定的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會對具有相對優勢的行業及產業進行一定的貿易保護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資企業的沖擊,加大對外商投資國的依賴程度,從來使其投資者形成獨占優勢,一旦其改變投資政策或者撤資,將會對國家或地區及其相對應的產業產生巨大影響,不但制約了其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社會不安定因素。
財稅政策也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者的利潤及其效益。如果東道國的納稅率低,財政政策寬松,這樣投資者就會進行積極的投資計劃。相反,如果對某些行業征收高額關稅或者報復性關稅,那投資者會繞道而行的。
外匯貨幣政策。如果東道國進行外匯管制或沒有可行的貨幣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為外商直接投資者提供便利的融資條件,也不能進行自由兌換,這會限制外商直接投資者投資。
貿易與國際收支狀況。東道國一般歡迎進口替代型投資。經濟制度及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也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正常運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環境與政府的作用和行為密切聯系在一起,它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國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由于與經濟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體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變趨勢往往直接表現在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預和控制的程度上,從而對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產生影響。
政治穩定性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有無被顛覆和推翻的可能性,其穩定性包括政權的穩定性;政府的執政能力;反對派的狀況;國內一定時期內發生政治沖突的情況;國內民族、宗教及其工會;軍隊警察的狀況等七個方面。
政策的連續性是指一國政府政權發生換屆時,該國的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仍然保持一定的連續性。Gwyoo.com
政府及公眾對待外資的態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問題,又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經濟問題。公眾對于不歡迎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往往會示威、抗議、罷工、游行等;政府對于反對的項目則施加更多的額外限制,如在稅收政策方面。
國際地位是指該國在國際中的地位,特別是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在國際政治組織中的態度
(四)社會文化環境
社會文化環境包括教育水平、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勞動者的素質和社會文明進步的程度,在外商進行直接投資時,教育水平不僅影響勞動力的供給水平,而且影響到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意識、風險意識和管理意識。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沿海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人才開始流向東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優秀的勞動力資源,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且我國本來就有著廉價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本,使得我國東部沿海城市成為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的重要地區。而我國東西部地區,由于地理環境的制約,經濟發展落后,思想觀念守舊,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不完善,人們對教育的認知程度淺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在知識、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沒有能力接受外資,雖然有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低,難以管理和培訓,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遠遠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
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開發為契機實現利用外資的地區均衡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在廣東和福建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隨后其他十幾個沿海城市也陸續宣布對外開放,政府給予這些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在自主權、稅收和資源配置上等優惠政策,使得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同時也造成了東西部之間的差異,這時政府開始實行西部大開發政策,使得政府政策開始向西部轉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西部的投資進程。為此頒布了一系列針對西部的優惠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電訊等投資領域,放寬外商設立代表機構和營業分支機構的限制,對投資于該地區的外資給予稅收優惠等。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雖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東部相比較還遠遠不夠,這就要求必須進一步加大優惠力度并認真貫徹落實,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資真正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二)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隨著經濟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公共基礎設施依賴程度加深,這就需要不斷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提高東部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水平,投資環境中經濟環境是關鍵,基礎設施是經濟環境中的關鍵因素,基礎設施無論哪方面達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響該地區吸引外資的能力,因此要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準備好首要的物質條件,繼續加強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
最近幾年不管是東部還是中西部,交通運輸方面的改善尤為突出,新建、擴建、改建了許多機場、火車站、汽車站,動車、高鐵、地鐵等高科技運輸工具的應用,為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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