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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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技術效率

中圖分類號：F831．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6)0071－05

收稿日期：2006－04－07

國內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影響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因素的研究；二是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經濟影響研究：三是對跨國公司投資戰略行為的研究。這些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詮釋了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內部特征與外部影響，但是，這些研究無一涉及對跨國公司本身投資效率的評價。利用一個前沿生產函數模型，Wu(2000)研究了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技術效率，Wu認為，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技術效率呈現一種逐步提高態勢，而且，各省市的技術效率差異在逐年縮小，Wu研究的一個缺陷就在于，盡管Wu構建的是一個生產函數模型，但估算時卻采用了成本函數的估算方式，從而有可能影響文章的結果。而且，Wu的研究只涉及到1983-1995年期間跨國公司對華投資，而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才開始大幅度增長，其中，1979-1993年的累計外商直接投資額為618．7億美元，只占1979～2004年累計外商直接投資額的12．6％，而1995年以后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卻占了87．4％，因此，有必要對1995年以后的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技術效率做一個全新的評估。

利用Wu的方法，本文重新對1995～2004年中國東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等10省市的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技術效率進行了評估，并分析了地區間跨國公司投資技術效率差異的原因。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呈現一種不均勻分布特征，東部沿海10個省市集中了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85％左右的份額，同時，這些省市涵蓋了中國最大的三個經濟區：長三角經濟區、珠三角經濟區以及環渤海經濟區，研究跨國公司在這些區域的投資效率與投資行為無疑具有代表意義。

一、直接投資技術效率的度量

在新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內，跨國公司直接投資被看作與勞動、國內資本一樣，是一種重要的投入要素，因此，直接投資的經濟效率就可以在生產函數框架內進行分析。有關投入要素的生產技術效率問題，目前已經建立起了各種不同的分析方法，Farerall(1957)提出的參數隨機前沿分析，與傳統的生產函數分析方法不同的是，參數隨機前沿分析允許生產處于最佳生產前沿的下方進行，也就是說，生產存在非效率性。技術非效率指數度量了實際產出邊界與理論最大產出邊界的距離。對于投人距離函數來說，技術非效率則度量了實際投入與理論最小投入的距離。

考慮一個Shephard投入距離函數，定義如下：

D(y，X)=max{θ：X／θ∈L(y)}

其中，L(Y)為投入組合，有：L(Y)={x：x能夠生產Y}，其中，x為投入向量，Y為產出向量，對所有的投入要素x來說，距離函數D(Y，X)為一正向、非減的凸函數，滿足我　。對產出來說，為一個非增函數，即，其經濟含義為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產出越高，實際產出越接近理論產出，即距離函數越小。

考慮一個Cobb Douglas生產函數，則距離函數就可以定義為：

其中u為一非負值，假定u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O2v截尾的半正態分布，它度量了實際產出(投入)與理論最大產出(最小投入)的差異，在參數前沿模型中，它代表了技術非效率效應。

前沿生產函數模型與技術非效率模型的參數可以用極大似然法來估計，在確定了生產函數與技術非效率模型的參數值之后，技術效率指數(technical efficiency)就可以表示為：

TEit=E[exP(-Uit)l(Vit-Uit)]

由技術效率指數的定義可以看出，技術效率指數為距離函數的倒數。

二、實證分析及結果

(一)投資技術效率分析方程考慮一個包括有勞動、資本與外商直接投資三種投入要素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投入距離函數形式為：

InD=α0+α1+βkInk+ηInPDI+γInGDP+v

其中GDP表示總的國內產出，由一階齊次生產函數假定，有：αι+βκ+η=1，代入到投入距離函數，變形，有：

當生產位于前沿生產邊界時，距離函數D等于l，當生產處于前沿生產邊界下方時，距離函數D大于l，令υ=InD，移項，可以得到前沿生產函數：-InFDI=αo+αιIn(L/FDI)+βκIn(K/FDI)+γInGDP+v-u　(1)

通過估算(1)式，我們就可以得到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技術非效率效應u，利用技術效率指數TE的定義，我們就可以得到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技術效率指數。

(二)數據來源及說明本文數據樣本為東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10個省市1995-2004年面板數據。本文分析所用的所有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5～2004年有關各期。進入模型分析的有關數據如下：

國民生產總值Y：以1995年不變價格水平衡量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以名義國民生產總值除以以1995年不變價格水平衡量的GDP平減指數獲得。

勞動投入L：由于沒有各省區勞動投入時間的統計資料，因此，本文勞動投入采用各省區三次產業總的勞動從業人員代替。

資本存量K：資本存量的度量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由于中國的統計資料未能提供有關資本存量的統計，本文采用的資本存量的測算公式為：

其中Kι為t年的實際資本存量，Kt-l為t-1年的實際資本存量，pt為t年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以1995年為基年)，lt為t年的名義投資，以t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代替，6為資本折舊率，在估算資本

存量時，資本折舊率設為5％。在對初期的資本存量進行測算時，使用的測算公式為：

其中

通過使用1995～2004年名義投資通過線性回歸估算出來，估算的結果為：

InIt=9．567979+0．115366t。

即θ=0．115366，Inlo=9．567979，可以算得初期(1995年)的全國資本存量為K1=139138億元。

跨國公司年末投資總額FDI：以各省區跨國公司年末注冊資本總額代替，把以美元計價的跨國公司年末主持資本總額乘以當年人民幣匯率均價換算成以人民幣計價的跨國公司年末投資總額FDI。

模型分析時，以上所有變量均為原始數據的對數值。

(三)回歸結果及分析利用Frontier4．1對公式(1)所構造的參數隨機前沿生產函數進行最大似然估計，結果見表1。

回歸結果的各項系數值均通過了5％顯著性檢驗。其中，γ為變差系數，隨機前沿模型的變差系數γ定義為：γ=

，當γ趨向于l時，說明產出的偏差主要由技術非效率效應Uit，決定，而當y趨向于O時，則說明產出的偏差主要由隨機誤差項Vit決定。如果σ2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的異于0，則說明生產函數模型不存在技術非效率效應，那么選取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算生產函數是合適的，前沿生產函數無效，但是，如果生產函數模型中存在技術非效率效應，那么OLS回歸是有偏和不一致的，而前沿生產函數有效。模型回歸的結果表明。在東部沿海10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前沿生產函數中，存在明顯的技術非效率效應。

利用表1，可以計算出東部沿海10省市1995―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的變動情況。如表2所示。

表2結果顯示：

1．1995至2004年，中國東部沿海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有逐步下降的趨勢，平均效率指數從1995年的0．902下降到2004年的0．851．下降了5個百分點。由于效率指數度量的是實際產出與理論最大產出的距離，因此，這一結果也顯示，在1995至2004年間，中國東部沿海外商直接投資距離有效的生產邊界還存在10％到15％的差距，而且這個差距還在逐年擴大。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的變動，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方向基本相同，胡鞍鋼(2003)、涂正革(2005)等人對中國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動進行了估算，結果發現，中國工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從90年代中期開始有逐年下降趨勢。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的下降可能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技術水平的地區差異日益擴大，從而降低了各個地區相對前沿的技術效率平均水平；另外一個原因在于近幾年投資的高速增長，資本過度深化，導致投資的邊際報酬遞減，使得投資技術效率系統性下降。據胡鞍鋼等人(2004)估算，1995年以后，中國的資本存量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比1978-1995年的平均增長率高出2．5個百分點，過高的投資增長率使得中國的人均資本量迅速上升，由于資本存量的上升并沒有伴隨人力資本及勞動力素質相應的提升，從而導致了投資技術效率的下降。

2．上海仍然是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最高的地區，而廣東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則處于一個較低的位置。由表2可以看到，在1995～2004年間，上海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效率指數為0．993，基本處于前沿生產邊界之上。這個結果與Wu(2000)的研究結果完全相同。比較Wu(2000)的研究結果，可以認為，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上海一直保持著相對較高的生產效率。與上海相比，作為最早實施對外開放政策的廣東省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1995年以來卻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平均效率指數為0．814．在東部沿海10省市中，僅僅高于福建的0．803，處于第9位。

3．長三角地區的江蘇與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資有較高投資技術效率，其中，浙江的投資技術效率略高于江蘇的投資技術效率，但這種差異并不顯著。1995～2004年，江蘇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效率技術指數為0．873，浙江為0．881。浙江與江蘇是兩個具有完全不同經濟結構的省份，浙江經濟以民營企業及家族企業為主體，其特點為內向、民營，而江蘇則是以外向、外資為主體，外資經濟占有重要的地位，兩省的經濟結構完全不同，但外資投資的技術效率卻表現出同一性，說明兩省的制度與文化等外部環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4．京津地區保持了較高的投資技術效率，其中遼寧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指數僅次于上海，位列第二，為0．925，顯示了該地區較好的投資潛力與勢頭。

計算長三角、珠三角以及環渤海三大經濟區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的算數平均值，可以得到如下結果(見表3)：

表3結果顯示：在1995―2004年問，長三角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最高，其平均效率指數為0．916，其次為環渤海地區，其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指數為0．883，而珠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最低，為0．814。這個結果表明，經過80年代與90年代初期的高速發展后，長三角與環渤海地區已經開始取代珠三角地區成為中國外資最有投資潛力的地區，而珠三角在改革開放初期建立起來的投資優勢有喪失的危險。而且，珠三角與長三角跨國公司投資技術效率的差距仍在擴大，1995年珠三角與長三角投資技術效率差為7．2個百分點，2004年這一差異上升到12．3個百分點。圖1顯示了這種趨勢。

三、討論

跨國公司投資技術效率的變動，反映了不同地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潛力與投資地位的變動，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在90年代中期以后，長三角繼續保持了較高的投資技術效率，而珠三角在改革開放以來建立的投資技術效率優勢有逐漸喪失的危險。

理論上分析，投資技術效率的變動，首先取決于投資外部環境的影響。張為付(2002)比較了江浙滬三省與廣東省的經濟水平、科技實力、勞動力素質以及金融實力等投資環境指標，認為江浙在這些指標方面均強于珠三角地區。較高的人力資源素質以及較好的制度環境使得江浙滬三省相對于廣東省具有更強的產業競爭力，而廣東在90年代以后，在資金、技術、人才與制度環境等方面缺少必要的更新，從而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效率低下，影響了地區的經濟發展。其次，跨國公司本身的投資結構與產業導向也是影響投資技術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長三角地區外國投資額占其HDI總額的60％左右，這些投資主要集中于電子及通訊設備、機械、交通運輸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這些跨國公司實力雄厚，投資規模大，注重長期發展，不但投資生產，也投資研發、培訓等環節，這些研發與培訓與長三角豐富的人力資源相結合，使得長三角地區在

引進外資的同時積累了相關的技術和知識，實現了技術的升級與產業的更新，提高了當地的投資效率。而在珠三角地區，來自港澳臺的投資占到了當地FDI總額的80％強，這些投資多集中在電子產品、塑料制品、食品加工及服裝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盡管這些行業與產業在短期對當地經濟增長與就業的改善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但是在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將直接導致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下降，使得珠三角地區跨國公司投資技術效率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因此，對珠三角地區來說，在引進外資的同時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引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是改變當前不利局面的有效手段。

關于如何提高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技術水平，江小涓(2002)提出了競爭換市場的觀點，江小涓認為，以前的“技術換市場”對提高中國國內企業的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極為有限，往往是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占有，而國內合資企業卻沒有得到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技術換市場”政策之所以達不到預期目標，是由于缺少一種有效約束機制來保證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技術水平。要提高直接投資對中國產品競爭力的促進作用，只有提高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技術水平，而要提高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技術水平，必須通過競爭來實現，即通過外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的競爭促使跨國公司先進技術向中國的轉移。一般來說．市場競爭的加劇，確實可以迫使跨國公司使用先進的技術、工藝，加大技術的投入，以保持在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因此，激烈的生產競爭可以促進跨國公司的前沿技術進步。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前沿生產邊界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整個地區與行業的技術效率水平的提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當地企業技術效率的提升還取決于一定的條件，其中，跨國公司與當地企業的關聯度是非常重要的條件。如果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投資只是形成一種“孤島經濟”，與當地企業沒有多少聯系，則當地企業很難從跨國公司學到真正有用的生產技術與管理經驗，則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技術效率水平的促進作用極為有限。因此，提高跨國公司對當地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是提高當地企業技術效率水平的一條重要途徑。從中國的實際來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較低的技術外溢效應是解釋技術效率低效與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的外資引進工作中，中國在繼續強化跨國公司對華技術轉移，實行對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優惠傾斜政策的同時，一定要注意國內相應產業鏈及配套網絡的建設，為在中國投資的跨國公司提供范圍廣泛的上下游關聯產品及服務，加快跨國公司技術的本地轉化，在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提高技術效率水平。

第2篇：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 跨國公司 區域經濟一體化 直接投資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一體化的歷史。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帶動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不可能僅僅依靠本國的資源、資金、技術、人才、信息和市場，從生產活動到資本運動再到生產要素的移動都突破了國家的疆域，實現了國際化。

在這種國際化的浪潮中，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是國際化的重要表現。這種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最初起步于二戰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現于西歐，隨后，拉丁美洲、亞洲、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效仿，在短短幾十年間已經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區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 1964）將我們的時代概括為“一體化時代”。

在經濟一體化這個炙手可熱的舞臺上，跨國公司當仁不讓地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星，扮演著世界生產組織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隨著一體化進程而迅速壯大。進入21世紀，跨國公司的發展更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2003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與出口競爭力》披露，主宰全球經濟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

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跨國公司作為跨國投資、經營和管理的組織載體和國際市場的行為主體，在經濟生活國際化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較而言，聯系各國經濟的傳統渠道，如商品和勞務的進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對下降。因此，不論從全球范圍來看，還是從某一地區來看，跨國公司都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對旨在加強區內各國間分工與合作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國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國公司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

縱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條極為有趣又極為重要的線索：現代世界的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是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上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是由微觀層次上的企業生產一體化和宏觀層次上的國家政策協調一體化導致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正是這兩種層次上的一體化的統一。前者可以稱為功能性的一體化，后者可以稱為制度性的一體化。

微觀層次上的企業導向型的一體化，指的是以跨國公司作為主導力量而推動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跨國公司利用地區區位優勢可能帶來的規模效益進行跨國界的投資生產等活動，它的這些活動必然會對該區域內的國家的經濟生活產生影響，促進和加強該區域內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這種跨國公司導向型的一體化是企業行為的結果，是跨國公司在全球發展的客觀結果，是功能性的一體化，而不是由政府行為造成的。

而所謂宏觀層次上的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是指地區內各國政府間在政策上通過協調，建立超國家的協調機構，推動成員國達到經濟一體化的狀態。這種一體化主要是通過建立國際性的經濟協調組織，人為地消除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非貿易壁壘，甚至制定統一的對外關稅，來實現各個成員國之間貿易、人員、資本以及各種生產要素地自由流動，達到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目的。這種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機構的一體化先于實際的企業生產一體化。

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動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這兩種推動力量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能促進了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推動國際分工的深化和規模經濟的實現，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在全球范圍內的均等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向前發展。Dunning and Robson（1988）指出，通過跨國公司運作的跨國商業一體化和地區性經濟一體化之間有著本質性的關系 。這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跨國公司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組織，是通過自身的行為和市場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通過從事國際規模的生產和銷售來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來推動經濟一體化的。而政策協調導向型的一體化則屬于宏觀經濟一體化的范疇，是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過簽訂協議為生產力和生產要素在本地區的流動和擴張掃除障礙，促進本地區分工深化和創造本地區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合作與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都是二戰后世界經濟中的重要現象。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隨著這兩種現象的繁榮發展，學術界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較長的時期內，對這兩種現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對獨立進行的。鄧寧撰文稱，迄今為止，人們很少嘗試將這兩種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系統的分析二者之間的互相影響；有關這一問題的經驗資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夠的。

作為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微觀主體的跨國公司，它的行為在客觀上必然會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那么，跨國公司的微觀行為，究竟如何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跨國公司的行為又是通過哪些渠道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產生影響的呢？筆者認為，對上述問題在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基礎上進行認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寫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國公司的市場行為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1.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生產一體化

國際分工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勞動分工，也是世界各國之間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它是社會生產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是一國內部的社會分工超越國界向縱深和廣闊方向發展的產物，是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分工主要是宗主國與殖民地、工業國與初級產品提供國之間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分工，二戰后的國際分工隨著國際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向深度和廣度上擴展。

二戰后，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的配置、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的。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合成為“不可分”資源、與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生產要素稟賦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全新的更強大的生產能力，并將國家間的生產分工和協作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企業內部的分工與協作，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性經營活動，引起世界各國生產、交換、分配等各方面經濟聯系的不斷融合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發展進入了復合一體化階段。在復合一體化戰略下，跨國公司在生產經營進行細分，如研究與開發、采購、零部件生產、加工、裝配和財務等，并將不同的生產經營職能配置在公司整體需要且最能發揮作用的國家或地區，形成跨國界的價值鏈。設在世界各地的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執行整個公司的某項或全部職能，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母公司與國外子公司之間的區別越來越小，跨國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個層級結構，而是一個網絡結構。例如，美國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車在歐洲的生產組織情況就是一種典型的區域性網絡化生產，歐洲福特公司設在英國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別生產充電器、配電器、儀表盤、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絕緣器等;在比利時亨克生產車身部件、車輪；在德國維爾弗拉特生產變速器、引擎；在科隆生產車身底盤；在法國波爾多生產變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倫西亞和德國薩爾路易進行組裝，產品主要供應歐盟市場。不僅如此，福特公司還逐步將其部分研究設計、人員培訓等職能配置在不同國家，建立起復雜的國際一體化生產體系。

由此可見，戰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是全球范圍內一體化國際生產體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國公司的并購推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

跨國公司因為尋求資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國的貿易壁壘等原因，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不同地區設立了生產機構。這種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和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

戰后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就和西歐跨國公司在本區域內的直接投資有著密切聯系。以英國、德國為例：1962年～1988年間，英國對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增長了19.2倍，而同期對全球直接投資總額僅增長6.1倍。德國的跨國公司多年來一直把前歐共體視作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投資比重大體維持在30%左右，投資總額從1976年的15.8億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億馬克。與此同時，英國和德國也成為歐共體其他成員國資本投資的熱點地區。1962年～1978年，前歐共體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銀行及保險部門)對英國的直接投資從1.34億英鎊提高到20.32億英鎊，年均增長18.5%,比同期外國公司對英國直接投資總額年均增長率高出5個百分點。1986年，前歐共體其他成員國對英國的直接投資額為24.41億英鎊，1989年上升到45.78億英鎊，分別占同期英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歐共體對德國直接投資累計額達294.8億馬克，占同期全部國家在德國直接投資總額的39.1%。

正是這種跨國公司的區域內部的交叉直接投資，將傳統的國家間分工轉化為企業內分工，加深了區域內各個經濟實體之間的協作的依賴，為日后政府間簽訂經濟一體化條約提供了內在的經濟凝聚力。因此，跨國公司在區域內部的直接投資對該區域的國際經濟一體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3.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促進區域內外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進一步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

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制約了規模經濟效益的發揮，隨著企業跨越國界的擴大經營，區域內相互投資增加，貿易量也會隨之增加。因此，國際區域內各國相互之間的貿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該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們以歐盟為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公司在歐盟內相互投資的增加，歐盟內部貿易額也持續增長。有資料顯示，歐盟內部貿易額占當年貿易總量的比重逐年擴大，從20世紀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幾乎翻了一番。

4.跨國公司對區域內的投資深化了區內市場

比較優勢、國際分工和規模經濟僅僅是形成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的潛在條件，而擁有一個巨大的或潛在的購買力市場，則可以將潛在條件轉化為現實條件。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投資是自己與東道國之間的互利互惠，區域內的大規模相互投資將使區內市場深化和擴大，從而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國公司的發展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而當代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正是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外在動因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持續擴張，它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他經濟組織。目前，跨國公司已控制超過40％的世界生產和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90％，其貿易量超過全球貿易額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術和新工藝，壟斷了75％的國際技術貿易，在國際金融領域和勞務領域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顯然，今天的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貿易、制成品貿易和技術貿易。因此可以說，今天國際市場競爭已經主要體現為跨國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

這種日趨激烈的競爭，使一些經濟實力薄弱的小國和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國際市場上的劇烈變化。因此，它們一方面要組建本國的跨國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與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結成聯盟，彼此協調。那些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為了進一步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保持其在某一領域的壟斷優勢，也需要聯合中小國家的力量，協調行動。

四、結論及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確實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強大的促進作用。

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趨同了國際經濟規則、促進了區域內經濟活動的國際化、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深化了區域內市場、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通過這一系列的方式，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加速了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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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湯碧文:歐盟進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思考[J].對外經貿實務，2004（4）

第3篇：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

國有化風險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自本世紀中葉以來，拉美及中東國家紛紛對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實行國有化,國有化由此成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面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對于投資國來講,國有化風險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安全性以及投資利益的保護，對于東道國來講,國有化風險關系到東道國家對自然資源的，對于跨國公司來講,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流向、發展趨勢以及全球性戰略的實施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本文擬就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面臨的國有化風險以及風險防范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有化風險

所謂國有化是指一個國家依據其本國法律將原屬于外國直接投資者所有的財產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類似的措施,使其轉移到本國政府手中的強制。

根據國家的原則,一個國家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有化,屬于國家的國家行為，是一個國家的體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國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對自然資源永久的必然結果,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一種重要手段。東道國對外資實行國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和支持。聯大1962年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規定：“收歸國有、征收或征用應以公認為遠較純屬本國或外國個人或私人利益為重要之公用事業、安全與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聯大1974年

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義務》第2條規定:“每個國家有權將外國財產的所有權收歸國有、征收或轉移……。”西方發達國家也被迫承認東道國的國有化權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國政府向伊朗政府遞交的照會宣稱:“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該公司承認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原則。”1956年8月在倫敦舉行的蘇伊士運河會議上，德國、英國和美國政府聯合聲明:“對埃及政府作為一個國家而享有充分的權利,包括對外國人的資產實行國有化不持任何異議。”

本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很少看到國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就出現了國有化的。據統計,從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國有化,共發生了1954件國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國有化412件,60年代為406件,70年代約1136件,可見國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為219件,中東為464件,非洲為826件,拉美為454件〔1〕。從行業分布來看,國有化的行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采礦、冶煉、石油、農業等部門。從國別來看,英美兩國受國有化的影響最大,1960～1964年期間,在所有報道國有化的事例中,英國子公司半數以上主要分布在農業、銀行業和保險業。70年代,美國子公司日益成為國有化的主要目標,受影響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礦、分支銀行、公用事業和運輸業,大型子公司承受國有化的壓力最大。就美國子公司看,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其沒收的比率比資產少于100萬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間,在被國有化的342家美國子公司中,有158家發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國有化的英國子公司中,則有419家發生在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盡管東道國實行國有化的權利在國際社會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問題在于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權利的同時是否應附加條件限制對此,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上將國有化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有化和違法的國有化。并且認為合法與違法的標準就是看國有化是否具備以下這些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許多國際條約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聯大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中規定征用要以“公用事業、安全或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在許多國家的憲法里也有類似的規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則。國有化和征用必須遵守正當的法律程序,這也是國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則,可能會涉及到國家責任。

3.不違反條約義務的原則。即國有化應受國際條約和國家承擔的契約義務的限制,違反條約義務的國有化是非法的,這是“條約必須恪守”的國際法原則的具體體現。

4.支付公正補償的原則。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補償作為判斷國有化合法性的一個標準。

5.不歧視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無不正當歧視,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時,必須對其境內所有的外資同等對待,不得對特定的某一國家的外資實行國有化,這是國家平等原則所要求的。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事件嚴重威脅著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也影響到東道國吸引外資的環境,因而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直接的、一次性的剝奪投資者的國有化,已為以間接的方式逐步影響投資者利益的間接國有化所取代,呈現出間接國有化即當地化的發展趨勢。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嚴重威脅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損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中最主要的風險之一,國有化措施對投資安全和利益的影響還在于是否在國有化之后給予充分的補償。國有化之后是否給予補償?應給予何種補償?補償的根據何在?對此,國際社會存在著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和原則:

1.全部賠償原則。即赫爾原則,這是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在1938年提出來的,認為實行國有化的國家有義務以“充分、即時、有效”的方式對財產被國有化的外國投資者支付全部賠償。這一原則是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以保護既得權益和反對不當得利為法律依據。

2.不予補償的原則。東道國采取國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對被征收財產的外國投資者進行補償的國際法律義務,因而不必予以補償。這一原則的主要根據是國家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既然國有化是東道國行使的行為,是一國范圍內的事情,應由國內法決定,采取國有化措施是維護自己的權利,不應予以補償。至于在一定情況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慮或出于國際禮讓,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給予一定補償,但不是法律義務。

3．適當補償的原則。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說和主張,比較符合實際。關于適當補償原則的根據存在著分歧,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一原則的合理根據是公平互利原則和國家對其自然資源永久原則。在國有化補償的實踐中,一般都是采取適當補償的原則,特別是通過“一攬子協議”(lumpSumExpreement)給予部分補償,如伊朗征用美資石油公司,是補償原金額的10%,戰后東歐國家國有化的補償額都是部分補償。我國在國有化的實踐中也采取適當補償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達成的解決資產要求的協議中,我國同意支付8050萬美元作為對解放初被國有化的美國資產的補償,這只相當于被中國收歸國有的美國總資產的41%〔3〕。

二、國有化風險的防范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要保證投資的安全,必須對國有化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風險的防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母國方面

跨國公司的母國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的風險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保證制度。這是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與鼓勵本國的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法制度建立這一制度的主要動機是通過對本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包括國有化風險)提供法律保證,以達到促進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強本國國際競爭地位的目的。這種保證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二是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護。

其一,一般來講,各國的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對匯兌險、征收險和戰亂險三種政治風險進行保險,由資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國營公司或政府機構充當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經東道國批準并符合母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合格投資。

各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投資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及其運作程序所作的規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國公司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申請投保,經審查批準后,雙方簽訂保險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納保險費的義務。(2)一旦發生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根據保險合同向海外投資者賠償損失。(3)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取得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和請求權,向造成該項投資損失的東道國求償。

其二,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證。如美國的《對外援助法》,日本的《輸出保險法》等等。

第二,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簽訂的保護投資的雙邊條約。母國為了對海外投資者面臨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通常與東道國締結雙邊投資條約,為國有化風險提供條約,使其成為兩國政府的共同保證,以與其國內法的保證相互配合,加強其保證的效力。而東道國為了吸引外資,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也給外資以安全感。各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關于國有化的規定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國有化的方式;二是關于國有化的條件。幾乎所有的雙邊投資條約都規定國有化必須遵守的某些條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視性、補償和司法審查。如日本與埃及1977年的協議規定:締約國各方國民和公司的投資和收益,在締約地方的領土內不得實行征收、國有化、限制或具有相當于征收、國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條件:

(1)該措施是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當法律;(2)該措施不是歧視性的;(3)給予及時、充分和有效的賠償。荷蘭、德國、美國、英國的樣板條約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規定。我國與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與上面的規定基本內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國與瑞典1982年的投資協定第3條規定:“締約任何一方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在其境內的投資,只是為了公共利益,按照適當的法律程序,并給予補償,方可實行征收或國有化,或采取任何類似的其他措施,補償的目的,應使該投資者處于未被征收或國有化相同的財政地位。征收或國有化不應是歧視性的,補償不應無故遲延,而且應是可兌換的,并可在締約國領土間自由轉移。”〔4〕

第三,母國通過參加多邊條約和多邊投資保險機構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國有化風險保證。

1985年世界銀行年會通過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條約保證,該公約在其承保的險別中規定,該機構承保征收和類似措施的風險,即“由于東道國政府的責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為,其作用為剝奪保權人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或剝奪其投資中產生的大量效益,政府為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而通常采取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措施不在此列”。

為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世界銀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邊投資保險機構。該機構的業務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資的國家的議會組織或政府剝奪投資人的所有權或應有的經濟利益遇到風險時”,以及“對接受投資的國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資者無處申訴,申訴被無故拖延和無法得到法律保障時”,“凡加入這一機構的國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機構可以申保,這一機構則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邊投資保證機構和保險機構承保對外直接投資國有化風險,因此,當跨國公司成為該公約或機構的成員之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控制,國有化賠償問題可能會成為國際求償的對象,這樣就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國際法上的保證,有利于促進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發展。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在控制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促進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東道國方面

防范東道國的國有化風險對跨國公司和東道國雙方都有好處。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向利潤豐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占領更大的市場,推行全球性戰略;而對于東道國來說,可以從大量的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選擇吸收高質量符合本國發展要求的投資,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國資本中的先進技術,并且可以消除跨國公司和東道國之間的不信任感,有利于雙方的友好合作,推動國際經濟向前發展。

為了保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合法權益,許多東道國都通過憲法或外資立法對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明確規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條件下才實行征收或國有化,并給予補償,以此來維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經濟。關于國有化保證的國內立法,各國的實踐均不相同。有的國家只通過憲法作出國有化保證。如印度憲法規定:“除非根據規定對取得資產給予賠償外,對任何財產不得進行強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亞憲法規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據特別征用法所定條件的命令,并通過司法程序協商,確定支付公正補償,對任何人的財產不得進行剝奪。墨西哥憲法規定:“除非為了公用并支付賠償,不得征收私人財產。”阿根廷、馬來西亞、菲律賓、南斯拉夫等國的憲法也明確規定,征收財產必須為了公共利益,通過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補償。中國憲法第18條規定:中國允許外國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中國法律規定在中國投資及從事其他活動,它們的合法利益和權利受中國法律保護。

除了在憲法上的保證之外,許多國家還在其外資立法中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保證,保證的范圍通常還較為廣泛。印度尼西亞外資法規定:“除非國家利益確實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規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資企業的所有權,不得采取國有化和限制該企業經營管理權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時,“政府有義務進行賠償。賠償金額、種類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國際法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協商解決。”埃及關于外國資本投資及自由貿易區法規定:“除通過合法程序,項目不得被收歸國有或征用,投資也不得被沒收、扣押和查封。”蘇丹1980年的《鼓勵投資法》規定:“除非為了公共利益,依據法律并對投資者支付公正補償,不得實行國有化,補償的價值是在國有化時對投資者的財產估價后的時價。”泰國1970年的《投資促進法》則保證不對所鼓勵投資的企業的活動實行國有化。我國的外資立法對國有化也有規定,1986年頒布的《外資企業法》第5條規定:“國家對外資企業不實行國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外資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行征收,并給予相應的補償。”〔6〕

我國目前的國際投資保險制度不同于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為了外國或港澳地區投資者在我國境內的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保險。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頒布了《外國投資保險(政治風險)條例》,將外國投資的政治風險列為重要的財產保險內容,對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的政治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國公司

從微觀的視角來考察,對國有化風險進行防范時,跨國公司本身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跨國公司對國有化風險的防范可以三個階段來進行,一是投資前期,二是投資中期,三是投資后期。不同階段的風險防范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1.投資前期階段。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前期階段,主要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可以評估投資的風險程度并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跨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對具體的對外投資項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首先要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分析,這是從宏觀上對東道國的投資風險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國別評價報告”,說明東道國在國有化風險方面所具有的客觀狀況。

在“國別評價報告”中,在對國有化風險進行分析時,要注意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第一,東道國國內法即外資立法中關于國有化風險的保證狀況。第二,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是否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雙邊協定中是否有國有化風險的保證條款,保證的內容和范圍如何。第三,東道國是否參加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是不是公約的成員國,是否承擔公約所要求履行的國際法義務及其保證責任。投資前期階段的風險防范的目的是將風險控制在最小的范圍,盡可能避免風險,防患于未然。

2.投資中期階段。

投資中期的風險防范主要是指跨國公司根據在其經營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嚴重影響投資安全性與收益性的事件與因素,隨時采取調整措施,以保證對外直接投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變化,會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情況,因此,跨國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彈性的調整手段,具體辦法有:

第一,投資主體的調整。即跨國公司采取與東道國當地政府或企業共同投資,建立合資企業,這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手段,通過投資主體的分散從而使投資風險也分散,因為共同投資要求投資主體共負盈虧,共擔風險。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采用這種方式可以將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合資者身上,從而可以避免當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將風險分散。

第二,投資對象的調整。即跨國公司將投資的地域、行業、產品等分散化或多樣化,這種調整方式的實際應用價值較大,如美國在東南亞的一家跨國公司,投資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業,隨著當地國有化呼聲的高漲,該公司迅速將一部分投資轉移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了國有化的風險。

第三,投資方式的調整。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將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互換。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是常用的兩種投資方式,前者以購買股份和成為合資企業投資者等形式投資,按資產產權比重定期分紅,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銀行信貸、企業、商業信用等方式投資,這可獲得穩定的利潤。當國有化風險增大時,跨國公司將股權出賣或轉為銀行信貸、母公司的買方信貸等債權形式;而當債務危機增大時,跨國公司又將其貸款轉換為股份投資,這種轉移盡管有一定困難,但可以減少風險。二是進行投資幣種的轉換,即跨國公司為了防范風險將其投資幣種轉換為當地貨幣。

第四,投資戰略的調整。即跨國公司推行當地化的投資戰略,增大跨國公司的當地化程度。本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要求實行外國投資當地化,即“逐步國有化”,其結果實際上就是使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并使國有化風險大大降低。

第五,投資經營策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能否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地調整投資經營策略,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的生存和發展。當跨國公司與當地政府發生沖突時,跨國公司應從長遠利益出發,盡量與東道國保持友好的關系,寧可犧牲眼前利益,采取積極合作的政策,這有利于避免國有化的風險。

3.投資后期階段。

當國有化風險嚴重危及跨國公司的生存,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時,只能從東道國撤退。抽回投資采取撤退的戰略,必然會造成許多經濟損失,應當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同時采取多種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損失〔7〕。

注:

1〕〔3〕〔4〕〔6〕參見姚梅鎮主編:《比較外資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頁。

〔2〕〔英〕尼爾·胡德和斯蒂芬·揚著、葉剛等譯:《跨國公司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頁。

第4篇：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

國有化風險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自本世紀中葉以來，拉美及中東國家紛紛對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實行國有化,國有化由此成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面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對于投資國來講,國有化風險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安全性以及投資利益的保護，對于東道國來講,國有化風險關系到東道國家對自然資源的，對于跨國公司來講,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流向、發展趨勢以及全球性戰略的實施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本文擬就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面臨的國有化風險以及風險防范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有化風險

所謂國有化是指一個國家依據其本國法律將原屬于外國直接投資者所有的財產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類似的措施,使其轉移到本國政府手中的強制。

根據國家的原則,一個國家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有化,屬于國家的國家行為，是一個國家的體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國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對自然資源永久的必然結果,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一種重要手段。東道國對外資實行國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和支持。聯大1962年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規定：“收歸國有、征收或征用應以公認為遠較純屬本國或外國個人或私人利益為重要之公用事業、安全與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聯大1974年

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義務》第2條規定:“每個國家有權將外國財產的所有權收歸國有、征收或轉移……。”西方發達國家也被迫承認東道國的國有化權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國政府向伊朗政府遞交的照會宣稱:“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該公司承認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原則。”1956年8月在倫敦舉行的蘇伊士運河會議上，德國、英國和美國政府聯合聲明:“對埃及政府作為一個國家而享有充分的權利,包括對外國人的資產實行國有化不持任何異議。”

本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很少看到國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就出現了國有化的。據統計,從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國有化,共發生了1954件國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國有化412件,60年代為406件,70年代約1136件,可見國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為219件,中東為464件,非洲為826件,拉美為454件〔1〕。從行業分布來看,國有化的行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采礦、冶煉、石油、農業等部門。從國別來看,英美兩國受國有化的影響最大,1960～1964年期間,在所有報道國有化的事例中,英國子公司半數以上主要分布在農業、銀行業和保險業。70年代,美國子公司日益成為國有化的主要目標,受影響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礦、分支銀行、公用事業和運輸業,大型子公司承受國有化的壓力最大。就美國子公司看,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其沒收的比率比資產少于100萬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間,在被國有化的342家美國子公司中,有158家發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國有化的英國子公司中,則有419家發生在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盡管東道國實行國有化的權利在國際社會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問題在于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權利的同時是否應附加條件限制對此,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上將國有化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有化和違法的國有化。并且認為合法與違法的標準就是看國有化是否具備以下這些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許多國際條約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聯大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中規定征用要以“公用事業、安全或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在許多國家的憲法里也有類似的規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則。國有化和征用必須遵守正當的法律程序,這也是國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則,可能會涉及到國家責任。

3.不違反條約義務的原則。即國有化應受國際條約和國家承擔的契約義務的限制,違反條約義務的國有化是非法的,這是“條約必須恪守”的國際法原則的具體體現。

4.支付公正補償的原則。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補償作為判斷國有化合法性的一個標準。

5.不歧視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無不正當歧視,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時,必須對其境內所有的外資同等對待,不得對特定的某一國家的外資實行國有化,這是國家平等原則所要求的。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事件嚴重威脅著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也影響到東道國吸引外資的環境,因而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直接的、一次性的剝奪投資者的國有化,已為以間接的方式逐步影響投資者利益的間接國有化所取代,呈現出間接國有化即當地化的發展趨勢。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嚴重威脅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損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中最主要的風險之一,國有化措施對投資安全和利益的影響還在于是否在國有化之后給予充分的補償。國有化之后是否給予補償?應給予何種補償?補償的根據何在?對此,國際社會存在著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和原則:

1.全部賠償原則。即赫爾原則,這是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在1938年提出來的,認為實行國有化的國家有義務以“充分、即時、有效”的方式對財產被國有化的外國投資者支付全部賠償。這一原則是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以保護既得權益和反對不當得利為法律依據。

2.不予補償的原則。東道國采取國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對被征收財產的外國投資者進行補償的國際法律義務,因而不必予以補償。這一原則的主要根據是國家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既然國有化是東道國行使的行為,是一國范圍內的事情,應由國內法決定,采取國有化措施是維護自己的權利,不應予以補償。至于在一定情況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慮或出于國際禮讓,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給予一定補償,但不是法律義務。

3．適當補償的原則。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說和主張,比較符合實際。關于適當補償原則的根據存在著分歧,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一原則的合理根據是公平互利原則和國家對其自然資源永久原則。在國有化補償的實踐中,一般都是采取適當補償的原則,特別是通過“一攬子協議”(lumpSumExpreement)給予部分補償,如伊朗征用美資石油公司,是補償原金額的10%,戰后東歐國家國有化的補償額都是部分補償。我國在國有化的實踐中也采取適當補償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達成的解決資產要求的協議中,我國同意支付8050萬美元作為對解放初被國有化的美國資產的補償,這只相當于被中國收歸國有的美國總資產的41%〔3〕。

二、國有化風險的防范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要保證投資的安全,必須對國有化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風險的防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母國方面

跨國公司的母國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的風險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保證制度。這是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與鼓勵本國的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法制度建立這一制度的主要動機是通過對本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包括國有化風險)提供法律保證,以達到促進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強本國國際競爭地位的目的。這種保證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二是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護。

其一,一般來講,各國的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對匯兌險、征收險和戰亂險三種政治風險進行保險,由資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國營公司或政府機構充當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經東道國批準并符合母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合格投資。

各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投資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及其運作程序所作的規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國公司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申請投保,經審查批準后,雙方簽訂保險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納保險費的義務。(2)一旦發生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根據保險合同向海外投資者賠償損失。(3)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取得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和請求權,向造成該項投資損失的東道國求償。

其二,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證。如美國的《對外援助法》,日本的《輸出保險法》等等。

第二,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簽訂的保護投資的雙邊條約。母國為了對海外投資者面臨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通常與東道國締結雙邊投資條約,為國有化風險提供條約,使其成為兩國政府的共同保證,以與其國內法的保證相互配合,加強其保證的效力。而東道國為了吸引外資,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也給外資以安全感。各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關于國有化的規定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國有化的方式;二是關于國有化的條件。幾乎所有的雙邊投資條約都規定國有化必須遵守的某些條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視性、補償和司法審查。如日本與埃及1977年的協議規定:締約國各方國民和公司的投資和收益,在締約地方的領土內不得實行征收、國有化、限制或具有相當于征收、國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條件:

(1)該措施是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當法律;(2)該措施不是歧視性的;(3)給予及時、充分和有效的賠償。荷蘭、德國、美國、英國的樣板條約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規定。我國與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與上面的規定基本內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國與瑞典1982年的投資協定第3條規定:“締約任何一方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在其境內的投資,只是為了公共利益,按照適當的法律程序,并給予補償,方可實行征收或國有化,或采取任何類似的其他措施,補償的目的,應使該投資者處于未被征收或國有化相同的財政地位。征收或國有化不應是歧視性的,補償不應無故遲延,而且應是可兌換的,并可在締約國領土間自由轉移。”〔4〕

第三,母國通過參加多邊條約和多邊投資保險機構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國有化風險保證。

1985年世界銀行年會通過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條約保證,該公約在其承保的險別中規定,該機構承保征收和類似措施的風險,即“由于東道國政府的責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為,其作用為剝奪保權人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或剝奪其投資中產生的大量效益,政府為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而通常采取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措施不在此列”。

為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世界銀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邊投資保險機構。該機構的業務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資的國家的議會組織或政府剝奪投資人的所有權或應有的經濟利益遇到風險時”,以及“對接受投資的國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資者無處申訴,申訴被無故拖延和無法得到法律保障時”,“凡加入這一機構的國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機構可以申保,這一機構則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邊投資保證機構和保險機構承保對外直接投資國有化風險,因此,當跨國公司成為該公約或機構的成員之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控制,國有化賠償問題可能會成為國際求償的對象,這樣就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國際法上的保證,有利于促進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發展。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在控制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促進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東道國方面

防范東道國的國有化風險對跨國公司和東道國雙方都有好處。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向利潤豐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占領更大的市場,推行全球性戰略;而對于東道國來說,可以從大量的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選擇吸收高質量符合本國發展要求的投資,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國資本中的先進技術,并且可以消除跨國公司和東道國之間的不信任感,有利于雙方的友好合作,推動國際經濟向前發展。

為了保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合法權益,許多東道國都通過憲法或外資立法對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明確規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條件下才實行征收或國有化,并給予補償,以此來維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經濟。關于國有化保證的國內立法,各國的實踐均不相同。有的國家只通過憲法作出國有化保證。如印度憲法規定:“除非根據規定對取得資產給予賠償外,對任何財產不得進行強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亞憲法規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據特別征用法所定條件的命令,并通過司法程序協商,確定支付公正補償,對任何人的財產不得進行剝奪。墨西哥憲法規定:“除非為了公用并支付賠償,不得征收私人財產。”阿根廷、馬來西亞、菲律賓、南斯拉夫等國的憲法也明確規定,征收財產必須為了公共利益,通過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補償。中國憲法第18條規定:中國允許外國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中國法律規定在中國投資及從事其他活動,它們的合法利益和權利受中國法律保護。

除了在憲法上的保證之外,許多國家還在其外資立法中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保證,保證的范圍通常還較為廣泛。印度尼西亞外資法規定:“除非國家利益確實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規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資企業的所有權,不得采取國有化和限制該企業經營管理權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時,“政府有義務進行賠償。賠償金額、種類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國際法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協商解決。”埃及關于外國資本投資及自由貿易區法規定:“除通過合法程序,項目不得被收歸國有或征用,投資也不得被沒收、扣押和查封。”蘇丹1980年的《鼓勵投資法》規定:“除非為了公共利益,依據法律并對投資者支付公正補償,不得實行國有化,補償的價值是在國有化時對投資者的財產估價后的時價。”泰國1970年的《投資促進法》則保證不對所鼓勵投資的企業的活動實行國有化。我國的外資立法對國有化也有規定,1986年頒布的《外資企業法》第5條規定:“國家對外資企業不實行國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外資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行征收,并給予相應的補償。”〔6〕

我國目前的國際投資保險制度不同于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為了外國或港澳地區投資者在我國境內的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保險。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頒布了《外國投資保險(政治風險)條例》,將外國投資的政治風險列為重要的財產保險內容,對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的政治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國公司

從微觀的視角來考察,對國有化風險進行防范時,跨國公司本身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跨國公司對國有化風險的防范可以三個階段來進行,一是投資前期,二是投資中期,三是投資后期。不同階段的風險防范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1.投資前期階段。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前期階段,主要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可以評估投資的風險程度并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跨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對具體的對外投資項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首先要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分析,這是從宏觀上對東道國的投資風險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國別評價報告”,說明東道國在國有化風險方面所具有的客觀狀況。

在“國別評價報告”中,在對國有化風險進行分析時,要注意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第一,東道國國內法即外資立法中關于國有化風險的保證狀況。第二,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是否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雙邊協定中是否有國有化風險的保證條款,保證的內容和范圍如何。第三,東道國是否參加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是不是公約的成員國,是否承擔公約所要求履行的國際法義務及其保證責任。投資前期階段的風險防范的目的是將風險控制在最小的范圍,盡可能避免風險,防患于未然。

2.投資中期階段。

投資中期的風險防范主要是指跨國公司根據在其經營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嚴重影響投資安全性與收益性的事件與因素,隨時采取調整措施,以保證對外直接投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變化,會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情況,因此,跨國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彈性的調整手段,具體辦法有:

第一,投資主體的調整。即跨國公司采取與東道國當地政府或企業共同投資,建立合資企業,這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手段,通過投資主體的分散從而使投資風險也分散,因為共同投資要求投資主體共負盈虧,共擔風險。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采用這種方式可以將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合資者身上,從而可以避免當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將風險分散。

第二,投資對象的調整。即跨國公司將投資的地域、行業、產品等分散化或多樣化,這種調整方式的實際應用價值較大,如美國在東南亞的一家跨國公司,投資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業,隨著當地國有化呼聲的高漲,該公司迅速將一部分投資轉移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了國有化的風險。

第三,投資方式的調整。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將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互換。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是常用的兩種投資方式,前者以購買股份和成為合資企業投資者等形式投資,按資產產權比重定期分紅,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銀行信貸、企業、商業信用等方式投資,這可獲得穩定的利潤。當國有化風險增大時,跨國公司將股權出賣或轉為銀行信貸、母公司的買方信貸等債權形式;而當債務危機增大時,跨國公司又將其貸款轉換為股份投資,這種轉移盡管有一定困難,但可以減少風險。二是進行投資幣種的轉換,即跨國公司為了防范風險將其投資幣種轉換為當地貨幣。

第四,投資戰略的調整。即跨國公司推行當地化的投資戰略,增大跨國公司的當地化程度。本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要求實行外國投資當地化,即“逐步國有化”,其結果實際上就是使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并使國有化風險大大降低。

第五,投資經營策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能否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地調整投資經營策略,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的生存和發展。當跨國公司與當地政府發生沖突時,跨國公司應從長遠利益出發,盡量與東道國保持友好的關系,寧可犧牲眼前利益,采取積極合作的政策,這有利于避免國有化的風險。

第5篇：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 外包生產 特定優勢 折衷理論 OLI范式變化

一、FDI特定優勢及OLI范式新發展

企業應當具有什么樣的優勢是回答企業為什么能夠對外直接投資的問題，或者說是回答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功必須具備的條件。壟斷優勢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小規模技術理論等FDI主要理論正是通過對企業特定優勢分析提出的。鄧寧（1979）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的優勢折衷歸納為三種，認為海默的特定優勢是一種所有權優勢（O，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s），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優勢（I，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是跨國公司形成的基礎和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吸收俄林要素稟賦理論提出了區位優勢（L，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是跨國公司在特定東道國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的充分條件。OLI理論將以往幾個最具解釋力的FDI理論綜合在一起，較全面表述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同時，這個理論的分析是一種分析范式和框架，這個框架具有較強生命力并在不斷發展（Cantwell and Narula，2003）。折衷理論的一個架構是鄧寧（1988）年進一步將要素稟賦理論與市場失靈理論結合提出的，如圖1。

鄧寧采用企業優勢分析企業經營方式：跨國經營中，企業上一級交易形式向下一級交易形式跳進的動因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優勢，企業有貿易向契約、由契約想直接投資跳進是必然的。這種關系可以表述成表1。至此形成對外直接投資的OLI優勢范式（OLI Paradigm）或稱折衷理論。

在折衷理論形成至今的30多年中，為了使OLI范式能夠適應跨國公司經營環境及其自身的不斷發展，鄧寧對其理論進行了幾次大的修正和補充，與代工生產研究有一定關系的是鄧寧20世紀90年代開始關注外部資源對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意義，將戰略聯盟整合到OLI范式中（Dunning，2001，2003）。經過拓展，一個附加了動態內容的折衷范式，將與資產增加和聯盟行為相關的跨國投資活動納入理論框架，作為檢驗國際生產決定因素的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但是，這個進展在解釋代工生產行為上有明顯的局限性：一是戰略聯盟與代工生產內涵上的差異。戰略聯盟是由競爭向合作的同類型企業的合作關系。因此從生產過程看，聯盟企業是同一個生產過程的企業，它應該是指品牌企業之間的聯合關系或者是指代工企業之間的聯合關系，而不是交叉的合作。同時，就長期戰略而言，戰略聯盟對于公司既不穩定也不可靠，比較而言，代工生產關系更加穩定和密切。二是以OLI范式分析跨國公司合作，目標并未突破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作為一種組織優勢，內部化優勢仍然是一種單向、比較靜態優勢，難以解釋跨國公司的逆內部化現象，以及跨國公司對內部化和逆內部化并重的雙向、動態發展特征。因此，折衷理論的這一新發展在解釋代工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優勢上尚不準確。

二、代工企業關鍵優勢

1、代工企業優勢二重性

有關代工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特定優勢的研究尚少見。這里在當前國際新的分工模式下，分析和確定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代工企業具有的特定優勢。壟斷優勢理論在分析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優勢時將市場不完全歸納為四種類型：第一，產品市場不完全，包括產品差異、商標、市場技能（廣告、促銷、服務等）或價格聯盟等；第二，要素市場不完全，包括專利、專有技術、管理經驗上的優勢和進入資本市場的差異等；第三，在企業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上的不完全競爭，具有規模經濟的企業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第四，政府政策造成的市場扭曲，如政府有關稅收、關稅、利率和匯率等政策可能造成市場不完全。由于東道國當地企業不具備前三種市場不完全，從而使發達國家企業具有壟斷優勢，抵消跨國競爭和國外經濟所引起的額外成本。第四種市場不完全則導致企業對外投資以利用其優勢。代工企業不具有第一種壟斷優勢。但是，代工企業的競爭力是高品質低成本的生產能力，因此在第二點和第三點上，代工企業有生產技術、生產管理經驗的核心優勢；生產成本一般低于跨國公司又高于東道國，因此具有相對優勢。第四點上，代工企業具有一定的對外投資能力，但是一般遠遠低于跨國公司。

以技術本地化理論和小規模技術理論為代表的研究將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各種優勢歸結為：第一，小規模制造、特殊產品和密集使用勞動的制造技術優勢。第二，使用當地資源的優勢。第三，接近當地市場的優勢。第四，許多發展中國家已擁有或正在擁有對外直接投資所必需的經濟基礎。第五，種族紐帶。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同一種族關系往往導致對外直接投資。東方民族，更多傾向于種族紐帶。第六，國家的大力扶持。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經濟水平相對較高，實行自由經濟制度，其代工企業具有上面第二、三、四項優勢，在第一和第六項上表現不很明顯。

因此可以認為，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過渡階段，這種代工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發達國家企業和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二重性。這是進一步分析代工企業優勢的基本背景。

2、代工企業關鍵優勢

在代工企業的各個特定優勢中，制造技術是核心。這個認識來自兩個基本點：第一，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能夠出現代工企業是由于這些地區企業具有先進制造技術和生產成本控制能力，即其最主要的后天能力或專有知識是其專業化的制造能力。第二，代工企業必須掌握跨國公司產品標準要求的先進工業制造技術，并不斷保持高質量的生產，才能與跨國公司形成代工生產體系。一些案例生動地說明了這些。

代工方式是建立在企業已經建立壟斷地位或知名品牌基礎上的，這個方式與早期的外部化內涵不同，雙方能夠建立穩定密切的合作關系，本文稱這個階段的外部化為有著內部化因素的外部化，或者稱為“次內部化”。代工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和代工企業保持次內部化關系和代工企業尋求技術內部化動機的共同作用結果。

因此，代工企業自己實現內部化即對外直接投資不是靠品牌資產，而是制造技術，是一種制造技術的復制，或者說是工廠的復制。

三、代工方式下OLI范式的演變

1、代工企業OLI范式

代工企業的OLI優勢具有自身特色，可以將其歸納和表述為表2。對照表1和表2可以看出，次內部化和內部化相對應，OLI范式的內涵有所變化，反映了代工企業自身具有的優勢特點與交易方式選擇的關系。

首先分析出口貿易階段：前面已經分析，生產代工企業的所有權優勢主要是其制造技術優勢、規模經濟、融資能力，這些與跨國公司相似，但是與跨國公司最大的區別是沒有品牌、關鍵專利等核心所有權。在僅僅擁有這種優勢時，代工企業沒有控制海外市場的能力（低于跨國公司的能力），出口貿易是企業適當的選擇。實際上，國際代工企業往往是基于向國際用戶和市場出口制成品的設想而建立的，這一點可以從世界各國成立大量貿易加工企業看到。因此，國際代工企業的主要經營方式是國際貿易。

其次分析技術轉讓階段：從5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已經將市場不完全性納入到貿易和投資研究領域，指出最終產品市場和中間產品市場都是不完善的，尤其是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善性更強。一個公司掌握著技術和專利，為了消除不完全市場的交易成本，許多企業開始傾向于通過科層組織實現內部化交易，從而獲得內部化優勢。由于代工企業的主要無形資產是制造技術，制造技術是其核心競爭力，制造技術難于進行識別和品牌保護，因此，授權使用等契約交易并不適用于代工企業的國際經營，代工企業契約投資的意愿和可能性不強，契約階段不明顯。

最后分析直接投資階段：代工企業直接投資的意義同樣在于通過充分利用區位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從而降低交易費用和創造價值。這其中包括類似于跨國公司的一般動因：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資源、技術和生產設施等要素；更便于了解當地市場信息，不斷適應其需求變化；獲取稅收優惠等政策利益；更好地了解當地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從而制定正確的戰略；減少和克服差別待遇和法律障礙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代工企業的特殊動因：一是跟隨跨國公司步伐，保持次內部化關系；二是本區域共同文化特性，等等。

2、“優勢分離”與跨國公司OLI范式變化

在代工生產方式下，跨國公司OLI范式架構是否變化，而又發生了什么變化呢？可以這樣認為，這種變化主要是從一個公司的優勢轉變為兩個公司形成的體系優勢，從引發因素到結果都與原來的架構有所變化。總的趨勢表現為這樣的過程：跨國公司優勢，形成內部化關系（跨國公司及其子公司）優勢分離（新的跨國公司優勢+代工企業優勢），形成次內部化關系（跨國公司A+代工企業B）。據此，這里提出一個代工生產方式下的OLI折衷范式，表述為圖2。

這個范式變化比較豐富，表示圖2具有自明性，這里不做更細表述。需要著重說明的有幾點。

（1）這里提出的“優勢分離”概念是對代工生產方式重要變革在優勢分析上的一種表述，對這種變革認識的來源基于：第一，在一個企業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優勢，自身的劣勢以致非核心的優勢正在從企業剝離；第二，各個企業優勢只隸屬于自己的情況正在變化，優勢互補合作成為可能。從管理學的角度，優勢分離、并在跨國公司和代工企業之間的分配可以理解為一種基于企業策略動機、新的市場發展和產業技術發展推動的企業能力優化組合。

（2）主導關系由內部化轉化為次內部化。代工企業以一種外在的內部化，即與跨國公司建立的次內部化關系優勢來進行對外投資。這時，制造技術從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中分離，轉移到給代工企業身上，并具有替代跨國公司生產的職能。

（3）跨國公司企業邊界發生變化。企業存在一對矛盾：其企業管理邊界縮小，但是企業產出規模并未縮小，采用分離的觀點可以很好解釋這個矛盾，企業的邊界擴大了，從一個跨國公司擴展到包含代工企業的一個代工生產體系。因此，代工生產使跨國公司的規模具有彈性，形成優勢分離和生產整合的特殊的規模效應。

同樣，根據表1和表2所表示的跨國公司和代工企業的OLI范式，結合代工生產體系中跨國公司與代工企業的次內部化關系特征。本文認為，代工生產體系形成后，跨國公司的OLI優勢發生變化，分解為跨國公司的OLI優勢和代工企業的OLI優勢，或者說兩個企業的OLI優勢被內化在一個體系里，并將其歸納和表述為表3。

四、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突破了已有OLI范式隱含的品牌企業前提，同時提出和采用了優勢分離的方法，因此擴大了OLI范式的解釋范圍，為代工企業和國際代工體系的優勢提供了合身的架構：代工生產方式下，跨國公司原有的OLI優勢演變為國際代工生產體系的OLI優勢，其中跨國公司的OLI范式發生優勢分離，而代工企業擁有自身的OLI范式。這種新的優勢形式推動著跨國公司和代工企業國際直接投資不斷發展。

這個結論對認識在華投資企業的優勢特點、投資策略的內在關系等問題有較強的啟示：中國是世界制造業中心，從生產方式上看，可以將在華外資企業分為跨國公司和代工企業兩大基本類型，因此，研究這兩大企業群體的關系非常重要。具有跨國公司的優勢更加向品牌戰略傾斜，而生產優勢將向國際代工企業傾斜，而兩類企業投資策略是相關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離意味著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獨霸世界生產的格局已經打破，這在產業總體結構上給我國企業提供了一個進入國際產業鏈、開展國際化戰略的一個重要機遇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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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

只要在一個以上的國家和地區設有一個以上的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并從事營利性生產經營活動，有共同的決策中心和共同戰略，并分享風險和責任的企業，即可稱為跨國公司。

二、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整體情況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是中國擴大對外開放和加快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組成，也是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主動參與和利用國際分工的重要舉措。在全球經濟復蘇步伐、國際直接投資繼續回升的背景下，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保持平穩發展，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進一步得到提高，外資對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得到進一步增強。2005年，中國已經是世界上僅次于美國和英國的第三大FDI流入國，是最具有吸引力的發展中國家。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中，已有470家在華投資。世界500強在華投資主要集中在電子、計算機、汽車、日用產品等行業。隨著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增加，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戰略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截至2005年底，主要來自日本、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地區總部共40余家，大多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主要分布在電子、通訊、機械和電器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

三、跨國公司在我國經濟中的作用

1.有效地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以緩解和彌補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短缺現象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和既定方針。近20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流入，有效地彌補了我國國內建設資金的供給不足，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與穩定發展。這突出表現在我國歷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總體上呈現明顯地上升趨勢。在我國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資金來源。外商直接投資還是我國部分行業（如近海油氣開發等）的主要資金來源。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增加了我國實際性投資，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缺口，而且從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資金使用率，進而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

2.促進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提高，并進而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向跨國公司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管理經驗，以加快我國經濟改革的步伐。跨國公司是國際競爭的優勝者，競爭優勢很多，主要表現在科學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和企業管理的科學化等知識資產方面的優勢。實踐證明，跨國公司帶來了大批先進實用的技術以及在質量管理、營銷戰略、財務管理、技術管理、勞動工資管理、生產管理和庫存管理等方面先進的管理方法，對我國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跨國公司還重視人才的培養和利用本地人才，為我國企業造就一大批新型管理人才，促進人才素質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3.擴大就業機會，提高就業質量。跨國公司為我國提供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我國已有超過145000多家外商投資企業投產開業，直接從業人員超過1750多萬人，約占全國非農業勞動人口的10%以上。另外，跨國公司的工作條件、工資待遇和福利都比較好，大量中國雇員在跨國公司就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國就業質量，特別是跨國公司的職業培訓，為我國培養了大量熟練技工和專門人才。

4.增加了政府稅收。為吸引外商來華直接投資，長期以來我國給予了跨國公司諸多稅率優惠待遇。隨著大量跨國公司來華投資，我國主要來源于跨國公司的涉外稅收逐年大幅度增長。外商投資企業上繳的稅收以成為我國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之一。

四、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存在的主要問題

跨國公司對中國經濟發展發揮巨大作用，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外資和跨國公司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它也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很多不可忽視的、深刻的負面影響

1.外資壟斷，威脅中國經濟安全、國家安全。跨國公司具有資本雄厚、技術先進、管理高效以及發展戰略精妙等優勢，容易在東道國獲得巨大市場份額，擠壓東道國內資企業的生存空間，甚至壟斷東道國市場，控制東道國產業，威脅東道國產業和國家經濟安全。目前，在中國的感光膠卷、電梯、軟飲料、手機、電腦、網絡設備、計算機處理器等行業，跨國公司均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許多行業的內資企業已接近全軍覆滅。跨國公司在許多行業的市場控制與品牌傾銷行為有日益加強的趨勢，損傷了國內民族工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國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而且掌握了太多的對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技術，影響到中國的產業和國家經濟安全。

第7篇：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

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是在各國（地區）統計數據基礎上，參考其他有關信息資料進行綜合調整撰寫而成的，具有相當高的國際權威性。每年報告正式出版之際，貿發會議同一時間在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舉行首發式，向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企業界人士和新聞記者介紹上一年度全球直接投資的情況并分析當前和未來的趨勢。今年《世界投資報告》的主題是“轉向服務業”。報告在分析2003年外資流動特點以及2004年發展趨勢的同時，以超過一半的篇幅分析了全球及各國服務業外國直接投資的特點和趨勢。為了使讀者了解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最新狀況和發展態勢，本刊將《2004年世界投資報告》的要點摘發如下，以饗讀者。

2003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量下跌至5600億美元，這是外國直接投資連續第三年呈下滑態勢。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額減少仍然是造成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下滑的原因：2003年發達國家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為3670億美元，比2002年減少了25%。從全球范圍看，111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有所增長，82個國家的流入量相對減少。流入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額減少了53%，跌至300億美元，尤為引人矚目，這也是美國近12年來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少的一年。流入中東歐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也呈疲軟態勢，由原先的310億美元減少至210億美元。只有發展中國家群體出現了復蘇，其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增長了9%，總計達到1720億美元。在該群體中，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情況又有所不同：非洲和亞太地區出現增長，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則持續下跌。50個最不發達國家（LDCs）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仍然很少，只有70億美元。

發達國家：喜憂參半

發達國家2003年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狀況喜憂參半：其中，10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有所增加，16個國家的流入量有所減少。從整體來看，發達國家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額下降了25%，跌至3670億美元。從外國直接投資的構成來看（外國直接投資是由公司內借貸、股權和再投資回報共同構成），發達國家的公司內借貸直線下跌，而股權流量也有所下滑，只是降幅相對較小。然而，由于利潤率的提高，發達國家的再投資收入卻有所增長。經濟復蘇步伐緩慢是造成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減少的一個不利因素。發達國家跨國并購交易的數目和價值連續三年呈下滑趨勢。由于美國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額由630億美元下降到300億美元，跌幅超過一半，因此它的排名落在了盧森堡（由于外國直接投資在當地周轉的緣故）、中國和法國的后面。歐盟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量下降了21%，為2950億美元。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卻增長了4%，達到5700億美元，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所增加，其增長幅度近三分之一，達到了1520億美元。美國再度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最大的來源國，其后依次是盧森堡（由于外國直接投資在當地周轉的緣故）、法國和英國。盡管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增加，但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卻有所減少，二者相抵形成了1220億美元的凈負差，這也是美國有史以來數額最高的投資赤字。

從2004年起，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前景依然看好。發達國家2004年上半年宣布的公司并購交易數量有所攀升，從而預示下半年的局面較為有利。據貿發會議對跨國公司和選址專家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與西歐地區相比，北美和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發展前景更為樂觀。

亞太地區：止跌回升

2003年，流入亞太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止跌回升，漲幅為14%，達到1070億美元。本地區主要經濟體的國內經濟迅猛增長、投資環境逐步改善，以及鼓勵跨區域投資和有利于跨國公司擴大生產網絡的區域一體化進程是推動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涌入亞太地區的原因。SARS的爆發對該地區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微乎其微。從整體來看，亞太地區34個經濟體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有所增加，21個經濟體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有所減少。

在亞太地區內，流入不同次區域、不同國家以及不同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頗不均衡。總體而言，流入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北亞地區（2003年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達720億美元）和服務行業。如果不考慮盧森堡這個特例，中國是2003年全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為535.05億美元。流入東南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上升了27%，達到190億美元。盡管南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增長了34%，但只有60億美元。資源豐富的中亞地區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002年的45億美元上升到61億美元，而流入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則從36億美元上升到了41億美元。盡管流入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出現了明顯增長，但流入太平洋諸島嶼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仍然較少，僅為2億美元。

1995年，亞太地區服務行業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存量占流入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總存量的43%，2002年這一比例增加到50%，而制造業則下降至44%。初級品行業，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對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中國的制造業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最多，此外，無論是從絕對值的角度，還是從相對值的角度來看，其他經濟體的服務行業所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比例均有所增長。對于新興的工業經濟體和東盟次區域來說更是如此。諸如《東盟服務業框架協議》這樣的區域合作協議為外國直接投資向服務行業的流動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國家政策方面，亞太地區的各個國家繼續放寬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并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大多數國家都已經同主要的投資伙伴締結了雙邊投資條約（BITs）和避免雙重征稅條約（DTTs）。這些國家還借助2003年締結的若干項自由貿易協定（FTAs），以及與投資成員達成的其他經濟安排改善了彼此間的合作關系。

亞太地區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潛力依然很大：據貿發會議對全球規模最大的跨國公司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近五分之三的受調查公司預測，未來兩年內流入亞太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將會有所增長。尤其是中國、印度和泰國，它們的前景非常光明。但是西亞地區的發展情況卻不容樂觀，有13%的受訪者預測，流入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將有所下降。

非洲地區：呈現轉機

2003年流入非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28%，達到150億美元，但是仍然低于2001年高峰期的200億美元。2003年，非洲地區有36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有所增加，17個國家的流入量有所減少。對自然資源的投資和跨國并購活動（其中包括以私有化方式實現的并購）的再次興起是非洲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復蘇的原因。摩洛哥是非洲地區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從總體上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如安哥拉、乍得、赤道幾內亞、尼日利亞和南非）仍然是外國直接投資首選的目的國，不過許多較小的國家也分享到了外國直接投資復蘇所帶來的惠澤。服務業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呈上升趨勢，尤其是在電信、電力和零售貿易領域。例如，流入南非電信業和信息技術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超過了采礦和采掘業。

鑒于非洲地區所蘊藏的自然資源潛力，蓬勃發展的全球商品市場，以及投資者對非洲地區所持觀念的轉變，非洲地區2004年以及未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前景比較光明。但是，2004年接受貿發會議調查的著名跨國公司卻認為，與其他地區相比，非洲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前景仍然不容樂觀：五分之一的受調查公司認為，未來兩年內非洲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會有所增長，三分之二的受調查對象認為非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將保持不變。

規章制度的持續改善有助于非洲國家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2003年，一些非洲國家進一步放寬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制度，還有一些國家重新恢復了私有化方案。部分國家要么已經締結了自由貿易協定，要么是在相關談判中取得了積極進展。通過《2004年加速落實AGOA法案》，美國把《促進非洲增長和機會法案》（AGOA）延長到了2015年，此舉有助于擴大非洲地區的國際生產。

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再度下滑

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連續四年呈下降趨勢，2003年的下降幅度達3%，跌至500億美元。這是自1995年以來該地區接受的年均外國直接投資額最少的一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40個經濟體中，19個經濟體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有所下降。尤其是巴西和墨西哥，它們是本地區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由于私有化進程勢頭減緩、歐盟經濟復蘇疲軟（除美國以外，它是該區域最主要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機后本地區的一些國家出現經濟衰退或增速減緩，因此外國直接投資下滑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造成了沉重打擊。由于墨西哥的加工出口行業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所有下降，因此外界擔心墨西哥可能正在失去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吸引力。一些規模略小的經濟體，如智利和委內瑞拉在2003年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有所增長，智利彌補了上一年所遭受的損失。綜上所述，該地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發展中國家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量中所占的比例重又回到了最近一次外國直接投資蓬勃發展前的水平。200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至110億美元。

由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經濟發展有望回升，因此人們樂觀地認為，該地區未來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將逐步恢復。實際上，根據貿發會議對跨國公司所做的調查，大部分公司總裁均認為，該地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將逐步增加。一部分國家還把工作重點放在了進一步放寬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體制和精簡投資審批程序上。

中東歐地區：急劇下滑

中東歐地區2003年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驟然下跌，由原先的310億美元下降到了210億美元，這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流入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它們是本地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兩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減少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從總體上看，中東歐地區有10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有所增加，9個國家的流入量相對減少。俄羅斯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也由35億美元下降到了10億美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東歐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則由50億美元上升至70億美元，其中俄羅斯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就占到了五分之三。2002年中東歐地區規模最大的25家跨國公司中，俄羅斯公司在排名前五位的公司中占據了四個席位。俄羅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力求在擴大后的歐盟中占據一席之地，并且控制它們的全球價值鏈。其他中東歐國家的跨國公司則把投資重點放在了低收入的中東歐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身上，它們希望藉此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8個新近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非但沒有從歐盟老成員國那里吸引到多少外國直接投資，相反，它們實際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額已由2002年的230億美元驟跌到2003年的110億美元。一些歐盟新成員國為了提高對國內外投資者的吸引力，甚至采取措施將公司稅降低到與愛爾蘭等地區旗鼓相當的水平。歐盟新成員不但擁有低勞動力成本、低公司稅率，以及可以享受歐盟補貼的綜合優勢，而且還具備了有利的投資環境、較高技術水平的勞動力，以及自由進入其他歐盟市場的便利條件，因此，歐盟新成員成為了吸引歐盟國家以及第三方國家外國直接投資的理想目的地。

有鑒于此，中東歐地區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具有光明的前景也就不足為怪了，接受貿發會議調查的著名跨國公司和選址專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訪者預計，中東歐地區2004-2005年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將有所上漲，這個比例在接受調查的所有地區中名列榜首。據調查結果顯示，投資促進機構（IPAs）將在這一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它們將主要通過更為有的放矢的工作，以及進一步放寬外國直接投資政策來提高東道國的吸引力。

FDI：充滿希望的未來

報告指出，2004年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前景仍然充滿希望。雖然2003年的跨國并購交易額僅為2970億美元，并依然保持低迷狀態，但跨國并購已經開始回升。2004年上半年的跨國并購交易額比2003年同期增長了3%。在這一勢頭以及其他因素（如主要母國和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幅度較高，公司盈利改善，股票價值上揚）的共同推動下，2004年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開始復蘇。再投資回報、股權和公司內的借貸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三個組成部分，其中，利潤率較高的再投資回報在2003年已經恢復增長，并創下新的記錄。而外國直接投資的其他組成部分―――股權和公司內借貸在2004年也有望上揚。

同以往一樣，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推動全世界外國直接投資流量重新恢復增長。

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也正在做出自己的貢獻。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還不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6%，在90年代的后五年，這一比例增加至11%左右，但是在2002-2003年期間，這一比例又回落到7%（年平均流量達460億美元）。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約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十分之一，該存量在2003年增長了8%，達到8590億美元。按照對外直接投資占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例來衡量，某些發展中國家已經超過了部分發達國家：例如，與美國（7%）、德國（4%）和日本（3%）相比，新加坡 (2001-2003年)為36%、智利為7%，馬來西亞為5%。隨著經濟復蘇逐漸趨于穩定，這些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可望恢復增長。

盡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有所增長，但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仍然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90%以上。事實上，荷蘭、瑞典、瑞士和英國等對外直接投資額較高的國家的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正顯得越來越突出。《2004年世界投資報告》首次采用了貿發會議對外直接投資業績指數，此項指標排名顯示，各個國家在這方面的表現迥然不同。按照該指數的排名―――以一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占全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與其占全世界GDP的比例之比來衡量―――位居榜首的國家包括比利時和盧森堡(由于過轉外國直接投資緣故)、巴拿馬和新加坡。此外，荷蘭、瑞典、瑞士和英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也名列前茅。

繼續放寬外國直接投資體制有助于外國直接投資的復蘇。2003年，全世界有244項法律和法規的修訂影響到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其中220項是朝著更加開放的方向發展。2003年，全世界達成了86項雙邊投資條約和60項避免雙重征稅條約，從而使這兩類條約的總數分別達到2265項和2316項。然而，從每年新締結的條約數量上看，雙邊投資條約自2002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而避免雙重征稅條約自2000年以來也在不斷減少。

貿發會議2004年第一季度對全世界335家規模最大的跨國公司(含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 以及87位國際選址專家做了一次調查，受調查對象均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未來發展持樂觀態度。他們表示，亞太以及中東歐等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有望上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國直接投資會在亞洲的中國和印度以及中東歐的波蘭出現大幅攀升之勢。

整體復蘇并不意味著所有國家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都有樂觀的發展前景。貿發會議為衡量一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吸引力而制定的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業績指數顯示，諸如捷克共和國、中國香港和愛爾蘭這樣的經濟體，即便是在外國直接投資衰退期仍然能夠吸引到大量的投資。而日本、南非和泰國等經濟體的情況則截然相反，把這些經濟體在貿發會議的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業績指數上的排名，與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潛力指數上的排名進行比較后發現，這些經濟體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時并未發揮出它們的全部潛力。

跨國公司：向服務業發展

外國直接投資的復蘇進一步推動了國際生產的發展。目前，全世界至少有6.1萬家跨國公司的90多萬家國外分公司參與了國際生產活動，它們所代表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約為7萬億美元。當前的國際生產仍然相當集中。從數量上看，2002年全世界100家規模最大的跨國公司只是全球跨國公司總數的0.2%，但是這100家跨國公司的分公司的銷售額卻達到了所有跨國公司國外分公司銷售總額的14%，這100家公司的資產占全球所有跨國公司總資產的12%，雇員人數占全球所有跨國公司雇員總數的13%。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停滯之后，2002年，這些跨國公司在資產、銷售額和雇員人數方面均恢復了增長。

接受貿發會議調查的著名跨國公司和選址專家認為，某些服務行業，如電氣設備和電子設備、機動車輛和機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前景更為光明。范圍廣泛的公司職能外遷乃大勢所趨。預計外國直接投資在發展中國家仍將以“綠地投資”為主，在發達國家則以跨國并購為主。而世界各國和各個地區的投資促進機構將繼續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展開競爭，并以激勵措施和目標鎖定作為關鍵性的投資促進工具。

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構正在向服務業方向轉變。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服務業部門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僅占全世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四分之一；1990年這一比例還不到50%；而2002年則上升至60%，估計為4萬億美元。在同一時期，初級部門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占全世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比例由9%下降到6%，而制造業的降幅更大，由42%降至34%。

服務業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構成也在發生變化。直到最近，它還主要集中在貿易和金融兩個領域，兩者2002年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占全球服務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存量的47%，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中占35%（1990年分別為65%和59%）。然而，諸如供電、供水、電信和企業活動（包括IT帶動的商業服務）等行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例如，從1990年到2002年，發電和電力配送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值增長了14倍；電信、倉儲和運輸行業增長了16倍；企業服務增長了9倍。

從平均值來看，2001-2002年，服務業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額占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額的三分之二，大約為5000億美元。此外，由于母國和東道國的服務部門在跨國經營方面落后于制造業，因此它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上仍然大有可為。

第8篇：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

基礎設施產業外來直接投資的興起與以下幾個因素密切相關。

首先，加強基礎設施產業建設投資(尤其是在該產業比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十分必要。基礎設施產業是決定一個經濟體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其質量是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的重要決定性因素，也是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和融入全球經濟的關鍵。新興市場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國際化發展迅猛，對基礎設施服務的需求也急劇增加。對于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是實現千年發展目標(MDGs)的關鍵。

其次，基礎設施投資具有高度資本密集性和復雜性的典型特征，資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疲于應付。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20世紀90年代在基礎設施產業對外開放，吸引大量外資流入。盡管這樣，這些國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達400億美元，而1996-2006年跨國公司累計直接投資協議金額僅為450億美元(WIR2008，UNCTAD)。

第三，基礎設施產業的對外開放。面對基礎設施產業巨大的市場和投資需求，一些國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國公司等私人資本。UNCTAD下屬的全球投資促進機構協會的一項調查表明，70％的投資促進機構正積極尋求基礎設施的外來投資。為此，這些國家在基礎設施產業進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資收購管制，邀請跨國公司參與基礎設施項目。為利用這些制度變化以及當地經濟增長帶來的獲取市場和實現規模經濟的機會，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產業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在網絡設計和運營、工程能力、環境保護知識、項目管理能力和默會知識、實踐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財務實力等方面的專業技能紛紛進入外國基礎設施產業。

二、全球基礎設施產業外來直接投資現狀

(一)外來直接投資規模快速擴張

1990-2006年全球基礎設施產業的外來直接投資金額增長了31倍，達到7860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產業的外來直接投資金額增長了29倍，達到1990億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內向直接投資存量中基礎設施產業所占比重從1990年的2％快速擴張到2006年的接近10％。其間大多數基礎設施產業外來直接投資金額持續增長，電力和通信產業增長最為顯著，交通和水務產業則增長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國公司在該產業的私人股權投資累計高達2460億美元。

(二)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來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仍然支配著全球基礎設施產業的國際化投資(WIR2008，UNCTAD)。2006年基礎設施產業全球100強跨國公司中，53家來自歐盟(53家公司海外資產和總資產分別占據全球100強的76.7％、63.7％)，14家來自美國(14家公司海外資產和總資產分別占據全球100強的7.4％、23.4％)，而其中22家總部設立在發展中國家或者轉型經濟體(海外資產和總資產分別占據全球100強的11.6％、8.6％)。欠發達國家在基礎設施產業投資國際化過程中總體上仍處于被“邊緣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間欠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產業私人股權投資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則僅占2％。但是來自亞洲地區的跨國公司參與顯著增加，其中絕大多數來自香港(5家)、馬來西亞(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產業中，來自南方國家的跨國公司發揮著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亞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協議投資幾乎占據50％，在通信和交通產業占據大多數比例。非洲40％的基礎設施產業協議投資金額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通信產業58％的協議投資金額來自發展中國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來自發展中國家投資者的參與則非常有限(僅占16％的私人協議投資額)。

(三)跨國公司的參與形式多樣但因產業而異

跨國公司采用直接投資、特許經營、私有化和綠地投資、管理與租賃協議等多種形式參與基礎設施產業直接投資，但是不同產業的主要參與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國公司進入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基礎設施產業過程中，通信產業絕大多數情況下采取直接投資。在電力行業，最常使用特許經營(占62％)，交通(超過80％)和水務產業(占70％)絕大多數情況下也都采用特許經營。其次是私有化和綠地投資(占36％)。水務產業使用管理和租賃協議的情況也相對較多(占25％)。

(四)不同國家和產業開放程度各異

發達國家和相對較為發達的發展中國家與轉型經濟體由于擁有更加發達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來基礎設施產業對外更加開放。例如，1996-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吸收了該產業跨國公司私人股權投資的67％，而2000年以來非洲和亞洲的份額增長則相對更快(WIR2008，UNCTAD)。產業方面，那些相對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競爭的基礎設施產業一般對跨國公司的參與更加開放。例如，移動通信產業最為開放，水務開放程度最低。2006年發達國家基礎設施產業跨國公司100強中，65家來自電力和通信產業，只有5家來自水務產業；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基礎設施產業跨國公司50強中，30家來自電力和通信產業，只有2家來自水務產業。

三、基礎設施產業外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

(一)產業促進效應

基礎設施產業的外來直接投資通過技術擴散、產業競爭、產業合作和服務供應幾種途徑產生產業影響。

1技術擴散效應

直接投資是向接受投資的國家傳授資本經營技能和技術知識等經營資源的綜合行為。基礎設施產業的跨國公司主要通過技術擴散向東道國輸入硬件(例如水凈化專業設備)和軟件技術(例如組織和管理實踐)。東道國政府一般選擇信譽好、實力強的外國投資者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引進先進的管理、技術，提高建設效率、降低成本和價格，并為國內企業提供比較、學習和借鑒的機會。例如，通信產業國際經營者的進入降低了信息通訊技術的獲取和使用門檻。跨國公司通過經營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設計，改善采購和分包實踐，改進客戶記錄和搜集方法等帶來軟件技術。技術擴散的主要路徑包括合資企業、人員流動和示范效應。在中國電力行業，外來跨國公司在大型合資項目的參與中涉及到與中方系統而廣泛的項目管理合作。不過這種技術擴散的效果還取決于國內企業是否具有強大的吸收能力這一關鍵因素。

2產業競爭效應

跨國公司通過產業競爭促進效益。基礎設施產業競爭程度越強，跨國公司的參與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許多國家，由于通信產業的技術變革和產業改革，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已經形成。在烏干達，本國企業和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導致通信價格的下降和移動電話普及率的提升。國別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競爭之間相互促進：競爭促進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過，在本質上仍然是自然壟斷性質的水務產業，跨國公司的進入會導致國家壟斷轉變為私有的外資壟斷，這將限制競爭從而改進效益的空間(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礎設施產業，跨國公司參與在提升競爭和效益的同時，也限制了國內企業的進入和排斥了現有企業。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在競爭性相對更強的電力和通信領域，跨國公司進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競爭行為。

3產業合作效應

東道國基礎設施產業除了通過公司變革，還可以與跨國公司進行產業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較高或者規模較大、國內企業競爭能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通過部分私有化允許外來跨國公司持有少數股權，這種合作利于提升競爭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電信通過這樣的方式變得更有競爭力。在中國，外來跨國公司主要通過與國有企業合資參與基礎設施投資，相關企業績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電力等私有電力企業利用私有化契機，通過與外來跨國公司合資進入電力產業。基礎設施產業全球100強跨國公司中來自發展中國家或者地區的參與者更有能力與外來跨國公司進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產業，因為這兩個產業中來自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參與者已經成為主要參與者甚至全球領導者。

4服務供應效應

跨國公司還影響到東道國基礎設施產業服務供應和價格。跨國公司參與一般會增加東道國基礎設施服務的供應和質量，但是價格影響則情況各異(WIR2008，UNCTAD)。有些情況下定價超出窮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國公司參與帶來的產業影響改進未必會轉化為所有社會成員福利的增加(表現為更多的選擇和更強的購買力)，尤其是對窮人和居住在農村、邊遠和經濟落后地區的人來說。在通信領域尤其是移動通信領域，跨國公司在改善供應、擴大服務覆蓋率、降低價格和增強可獲得性方面的影響最為明顯。隨著跨國公司引入新的商業模式，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歷過一場“移動革命”，低收入群體也能享受到移動服務。跨國公司進入交通領域極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務質量從而增強了發展中國家與全球經濟的聯系。

但是，在電力和水務產業，跨國公司的影響則較為復雜。跨國公司參與對電價、水價及其可獲得性的影響取決于政治、社會、契約問題以及生產率和效益改進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沒有對使用者進行補貼，增加供應、提升生產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維持收支平衡情況下保持低價。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門(包括跨國公司)在電力行業的投資會增加電力供應、增強網絡連結性，從而穩定改善電力供應的可靠性和服務質量。考慮到相關因素，電力價格因為跨國公司的進入優勢會有所下降，但是價格變化趨勢并不確定。盡管有證據表明在良好設計的框架下供水服務會得到顯著改善，但是跨國公司在水務領域的參與對使用者可獲得性的影響并不令人滿意(WIR2008，UNC，TAD)。

5總體產業影響

相關研究表明，基礎設施產業的外來直接投資有助于改進產業的生產效率、可靠性和質量(WIR2008，UNCTAD)。外來直接投資者的參與就使得通信和交通產業服務價格下降和數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產業服務供應和降低相應服務的價格。但是在特定產業，這些積極效應還取決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電力和水務產業，如果跨國公司效率的改善(供應增加和質量提高)不足以在彌補成本的同時維持低價而且政府不對使用者提供補貼，一部分人尤其是窮人的用水、用電就會受到影響。而且技術擴散的效應取決于東道國的學習吸收能力，產業競爭過程中可能排斥競爭，產業合作可能使得小國家基礎設施產業被外國控制。因此，電力和水務等特定領域如何發揮外來直接投資的積極的產業影響，還需要當地政府從社會學的視角制訂和執行重要的政策措施。這給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產生埋下伏筆，也給有關國家的行政當局帶來嚴峻挑戰，后面就將討論這兩個問題。

(二)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國家經濟安全是一種國家經濟不受內外環境干擾、威脅、破壞而維持正常運轉的一種狀態。它既包括一國抗擊各種風險的能力，也包含該國為確保經濟持續發展而確立的戰略目標以及為此而采取的策略與措施(趙英，2007)。近年來，國際化取向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備受重視。盡管全球總體傾向于對外來直接投資保持開放姿態，2007年與對外直接投資潛在相關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強東道國對外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針對不斷增長的保護主義的關注和爭論也日益增加，過去幾年中對外來直接投資不太友好的政策變革逐漸增長。美國對與國家安全可能相關的直接投資項目采取更加嚴格的限制措施。獨聯體國家和俄羅斯聯邦盡管整體上對外來直接投資日益開放，但是仍然限制外來直接投資在采掘業和其他戰略產業的投資行為。俄羅斯聯邦2007年通過戰略產業法律，規定外國投資者在這些產業只能擁有少數股權。在哈薩克斯坦，新通過的自然資源法賦予政府在相關協議損害國家在石油、金屬和礦產業的經濟利益情況下單方面修改協議的權力。在南美洲，采礦業比較開放，但是石油、天然氣行業仍受高度管制。

基礎設施產業外來直接投資積極效應的不確定性使得各國擔心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例如，中國水資源稀缺正在加劇，外資進入中國城市水務項目日漸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務公司(法國威立雅、蘇伊士里昂水務集團、泰晤士水務公司)無一例外都把中國作為其全球市場的重要部分，其獲利動機遲早會與中國市場的價格承受水平發生沖突。一些國家對允許外資企業控制某些基礎設施產業項目(包括電力生產和輸送、港口經營和通信)日益謹慎(WIR2008，UNCTAD)。出于國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慮，一些國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屬的全球投資促進機構協會的一項調查表明，有24％的投資促進機構沒有積極尋求基礎設施的外來投資。而那些積極尋求外資投入的領域主要集中于電力生產、網絡服務和機場，而不是電力分銷和傳輸領域。欠發達國家的交通產業則更傾向于吸引來自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參與。這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這些國家或者地區對于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考慮。

基礎設施產業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產生主要同其產業屬性密切相關。其一，基礎設施服務經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網絡，本質上具有寡頭或者壟斷的屬性，外資的進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壟斷嫌疑和激起反壟斷訴求與調查。其二，基礎設施產業提供的服務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許多國家將進入基礎設施服務領域視為一大社會和政治問題。外資的進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務產品的可獲得性和提高服務價格，損害到部分社會成員和組織的利益，容易引起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爭議。

(三)政策挑戰

盡管外來直接投資有助于改進基礎設施產業的生產效率、可靠性和質量，但是這種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東道國是否具備完善的管制環境(WIR2008，UNCTAD)。為利用好跨國公司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積極影響，東道國政府在說服外商投資本國、營造管制環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卻面臨諸多嚴峻挑戰。

1說服外資參與充滿挑戰

許多國家積極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的基礎設施，但是如何說服外資企業參與投資則充滿挑戰。來自發達國家和大型新興經濟體日益增長的需求導致潛在投資者要求更高的回報率。欠發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8期達的低收入國家由于市場較小，在吸引跨國公司參與基礎設施投資和最大化跨國公司參與的收益方面力不從心、不具優勢。這在需要大規模資本投資、盈虧平衡困難和社會問題眾多的情況下更是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不僅如此，項目失敗和各種投資爭議還使得海外投資者(尤其是發達國家投資者)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更加謹慎。這樣一來，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產業的直接投資面臨巨大風險。對相關仲裁決議的回顧顯示，不足50％的補償有利于提出申訴的跨國公司，而且所補償的損失遠低于投資者所主張的賠償金額。盡管這些跨國公司的母國和國際組織擁有各種有助于在短期內動員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基礎設施領域進行投資的風險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風險模型并不能適應低收入國家的實際情況。例如，當地貨幣融資需要一個有效的貨幣互換市場，而當地恰恰缺乏這種市場。

2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帶來風險

不管如何確定私人投資和公共投資比例，完善的制度和執行機制對于確保基礎設施服務的效率和公平都很關鍵(WIR2008，UNCTAD)。加強對外來投資者保護和是降低他們的風險往往以政府管制靈活性下降為代價。如果沒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對外資開放基礎設施產業失敗的風險就會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則很難逆轉。理想狀態下，開放前就應該進行競爭性重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獨立的管制機構，這樣有助于明確潛在投資者的競爭規則、使得政府從容應對特定的項目管理。而實際上，很多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開放往往走在廣泛變革的前面，結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發展中國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門開放的效應。

3政府官員承受更強的壓力

制定和執行能夠駕馭跨國公司在基礎設施產業潛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備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東道國需要考慮何時和在多大規模上引入跨國公司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最為合適。由于不同的國家政策優先考慮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資之間的最優比例情況各異。東道國政府需要對不同項目的競爭性需求進行優先選擇，為選中的項目確定明確而符合實際的目標，并將這些目標整合進入更高層次的發展戰略之中。政府還需要找到一些確保跨國公司參與的項目帶來預期發展效應的方式。這意味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門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導、談判、管制和監督項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國公司參與基礎設施服務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員的責任和壓力。基礎設施產業的投資需要密集的雙方談判，形成的協議要反映各個項目的特定要求和協議各方的意愿。因此，培養政府官員具備確定跨國公司參與的最優水平和形式以及談判和監督項目執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國公司和東道國政府之間往往在信息和經驗方面存在不對稱性，政府官員在協議談判過程中，可資利用的資源和能力不及外來跨國公司。大多數跨國公司傾向于使用國際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項目融資交易方面擁有專長的專家，但是這在發展中國家幾不可能。

三、我國基礎設施產業外來直接投資現狀

(一)政策條件

1983年起我國開始利用外資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1986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中外合資建設碼頭優惠待遇的暫行規定》，中國港口建設最早開始向外資開放。1991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促進了我國基礎設施產業外來直接投資的發展。該法第七條第三款規定：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或者設在國務院規定的其他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屬于能源、交通、港口、碼頭或者國家鼓勵的其他項目的，可以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其《實施細則》第七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設立的從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設的項目的生產性外資企業，可以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實施細則》第七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從事港口、碼頭建設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可以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實施細則》第七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從事港口碼頭建設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經營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經企業申請，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稅務機關批準，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六年至第十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而《國務院關于擴大外商投資企業從事能源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稅收優惠規定適用范圍的通知》(國發(1999)13號)則規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將外資稅法實施細則關于從事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15％征收企業所得稅的規定擴大到全國。2004年1月1日我國正式實施的《港口法》將港口的建設和經營列為鼓勵外商投資的項目，并且在投資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基礎設施產業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國外貸款，包括借用外國政府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國際商業貸款。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廣泛推進，外商開始直接投資于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外商直接投資我國城市基礎設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例如，和黃集團1993年持股50％與上海港務局合資組建了總投資達56億人民幣的上海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隨后又持股73％與深圳鹽田港集團合資成立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公司，開創了外方控股中國大陸港口的先河。而近年來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資模式則屢見不鮮。

(三)主要問題

1投資規模不足

整體上看，我國吸引的外資中超過50％集中于加工工業，近30％用于房地產，投資于基礎設施領域的比例很低。僅從基礎設施內部的投資比例來看，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比例不足5％。這往往與以下因素有關：外商投資者往往固守中國資金短缺的傳統觀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預期投資回報率要求；外商出于對中國政治政策環境穩定性的偏見性的誤解(例如外商對我國尚未完成市場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經濟、法律政治環境缺乏足夠的信心)而實施項目繁多、復雜的審慎調查工作，往往貽誤很多在華投資的良機；國內對于外商直接投資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擔憂。

2產業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達地區的通信、電力、供水、供熱等公用事業，而對垃圾污水處理、道路橋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方面投資嚴重欠缺。這可能同各產業間的投資收益率差異以及相關產業價格和投融資體制改革進程不同步直接相關。

3地區分布不協調

全國外資中86％均集中于東部沿海，城市基礎設施行業也基本是這個比例。外商直接投資明顯側重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上海、江蘇、遼寧、廣東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資城市基礎設施，而大量內地省市幾乎沒有利用外資，西部地區微乎其微。這可能同內地市場發展程度不足、收益風險較大、外資缺乏了解直接相關。

四、政策啟示

為充分利用基礎設施產業外來直接投資對于緩解資金壓力、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增進社會福利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積極作用并削弱消極影響，我國需要從國家經濟安全和完善投資環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視基礎設施產業安全。產業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而基礎設施產業安全則是產業安全的基礎。對于日益擴大開放的中國而言，必須高度重視基礎設施產業的安全問題。盡管直到2007年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我國國有投資，但逐步多樣化的投資主體和資金來源意味著產業安全和國家經濟安全威脅仍然存在。在基礎設施產業安全問題上，我國需要牢牢把握兩點：不能為了解決資金、技術不足的矛盾而放棄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控制權；不能因為沒有失去對基礎設施產業的控制權而對產業安全威脅置若罔聞。因為外資對于產業安全的威脅不完全基于對股權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會是基于技術和管理優勢的經營行為操控所帶來的實質性威脅。出于產業安全的考慮，在我國管制環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經驗的情況下，在吸引外資企業參與基礎設施產業方面最好繼續堅持小規模進行而不是大張旗鼓，而且最好在較少引起安全爭議的基礎設施產業(例如電力和交通)開始擴大外資引進規模。即使在這樣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視管制外資經營行為的制度建設。

其次，高度重視完善投資環境。有效優化和改善投資環境是發揮基礎設施產業外來直接投資積極效應最可持續的路徑。具體包括：

做好說服外商投資于我國基礎設施產業的引導工作。隨著內外資政策的逐步統一和國民待遇原則的普遍適用，僅靠優惠的稅收和關稅政策吸引外資不可持續。為說服外商，需要做好三項引導工作。一是引導外商投資者提出合理的預期投資回報，因為在新的經濟形勢下，我國基礎設施供需瓶頸已經得到很大緩解，投資回報已經趨于正常水平，過高追求投資回報率可能喪失在華擴大市場份額的先機和優勢。二是引導外商投資者合理評估投資風險，提出合理可行的融資方案，減少項目繁多、復雜的審慎調查工作，適應中國快速成長的市場環境建立精明、強干、決策和執行迅速的項目管理團隊。因為中國市場規模巨大、成長速度快速、人民幣值穩定偏強、外匯儲備豐富、社會穩定，盲目夸大政治和國家風險就會喪失投資信心和諸多重大的市場機會。三是引導外商投資者負起社會責任，因為我國吸引外資正從注重數量向注重質量轉化、從以高回報率為條件向以互惠互利、權力義務平等、合理回報率為條件轉化。

立足于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帶來的持續市場需求，營造穩定、透明、公正、法治的管制環境。一是鑒于基礎設施產業的特殊性，我國需要制定國家級的外商直接投資基礎設施產業的管理辦法或者規定，就基礎設施項目的服務功能優化、監督和管理、風險分擔、審批程序簡化和審批時間縮短、國家經濟安全影響評估和控制、誠信履約控制等共性問題實行統一指導、規范管理。二是重視建立信用調查評估渠道。一方面，培育和發展符合國際慣例和我國實際的信用評估中介機構，借助這些專業機構做好針對外商投資者的信用評估和調查。另一方面，實施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制度，規范信息披露，妥當提供符合國家公認會計準則和外商投資需要的系統的財務信息及其會計報表，配合外商投資者及其貸款銀行的信用調查。

第9篇：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中國經濟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和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作為生產經營全球化的載體和國際技術轉移的主體以及對外直接投資重要渠道的跨國公司，不僅在數量和規模上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而且其經營策略和具體運作方式上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附屬公司幾乎覆蓋了世界上的每個國家，控制著世界生產的40%，國際貿易的三分之二，國際技術貿易的60%～70%和對外直接投資的90%，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力量。特別是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的新形勢，紛紛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逐步推行全球擴張政策，從而使跨國公司自身的發展和世界經濟的整體趨勢都出現了新的變化和特征。

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巨大的市場潛力，不僅對世界著名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而且也提供了難得的機會，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已成為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安排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統計數據表明，目前世界500強中有400多家在中國投資，美國最大20家工業公司中的19家、日本最大工業公司中的19家、德國最大10家工業公司中的9家均已在華投資。另據最近權威部門的統計，2002年全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超過了500億美元，成為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即首次超過長期占居首位的美國。毫無疑問，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所帶來的積極作用是顯著的。首先，它帶來了雄厚的資金。這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建設資金的不足，已成為我國資本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它把世界上的一些高科技產品、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工藝和管理技術帶入了我國，從而推動了我國總體技術水平的提高。第三，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工業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增強了我國工業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第四，增加就業人口。目前，在外商投資企業中就業的人數已達2000萬之多，如果把間接擴大就業因素考慮進去的話，可以說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第五，通過改善產品結構來擴大出口。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型跨國公司，它們利用自己遍布世界的銷售網絡把中國產品銷往世界各地，從而使中國出口產品的種類和總值都得到迅速提高。外商投資企業不僅擴大了產品出口數量，而且對于提高我國出口產品檔次，改善出口結構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是多方面的，這也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環境日益改善的主要因素。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由于跨國公司的屬性就是追求高額利潤和對市場的壟斷地位，所以在強大經濟力量的支持和利潤動機的驅使下，跨國公司的大舉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也逐漸顯露出來，其具體表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造成人才資源國內流失的被動局面。市場競爭的關鍵在于技術與管理的競爭，而最終決定競爭勝負的因素就在于企業擁有人才的量和質。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之所以能“轉戰”世界各地，就是憑借大量優秀人才為其開發技術、開發產品、進行高效管理。它們所采取的本地化策略避免了國際間人才流動的繁雜手續，繞開了相關法律和政策的約束，比較容易獲得優秀實用人才。目前，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在工資收入、工作條件和發展機會等方面比國內企業具有明顯的優勢，因而吸引了不少年輕的大學畢業生、碩士、博士等高學歷者和歸國留學人員，而且從國內企業也挖走了相當數量的優秀人才，造成了大批精英人才和企業經營骨干在國內流失，為他人服務的被動局面，這對經濟比較落后、人才相對緊缺的邊遠地區更是帶來巨大損失和潛在危機。

第二，帶來就業安置新矛盾，負面影響日趨明顯。從表面上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可以增加就業機會，使東道國有更多的就業選擇。但是，外商投資企業在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也間接地創造了失業。因為不少跨國公司在通過購并國內企業或以合資方式進行直接投資時，往往選擇經濟效益較好的企業，留下的則是經營困難的企業;或只與企業中的精華部分搞合資，而把企業原有的債務、離退休人員、富余人員的安置等包袱甩給原企業，使得原企業更難生存下去，必然導致下崗工人數的增加。難怪有人形象地說“新合資企業成立之時，就是原國有企業之日。”這不是沒有根據的。隨著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逐年增加，下崗職工人數也在逐年增加，這當然不能全部歸結到跨國公司的進入，但是外商直接投資間接導致下崗職工人數的增加或者說加快了職工下崗的步伐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

第三，通過市場擠出效應對民族工業帶來巨大沖擊。跨國公司往往具有很強的競爭能力和經濟滲透能力，而我國相當一部分企業基礎薄弱，管理落后，尤其是一些正處于成長期的新興產業，很難抵御跨國公司的強力滲透和巨大沖擊。其結果市場逐漸被占領，經營權被控制或壟斷，導致國有企業和著名商標面臨生存危機，甚至被擠出市場的可能，對此我們不能不警惕和反思。沒有自己的標志性產品，缺乏具有影響力的自主知識產權，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很難站穩腳跟，這對中華民族的繁榮復興和國際地位的有效提升都會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也有人大聲疾呼要保護國內民族產業，限制外資企業的大舉進入。如何看待和評價這一問題，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和有效引導。我們既不能關門杜絕，也不能任其擺布，在充分發揮跨國公司積極作用的同時盡力避免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只有這樣才能使它有效融入到國民經濟的總體布局中，在振興中華的偉大實踐中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四，與我國的產業分布和地區投資導向相背離。跨國公司作為經濟巨人，來華投資的主要目的是長遠的經濟利益和高額的利潤追求以及最大可能地占有龐大的中國市場。從目前外商投資的產業分布來看，第二產業仍占70%以上，且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和食品、飲料業以及國內市場容量大的電子通訊設備和交通設備制造業等行業。這雖然有助于我國增加就業，提高人力資源素質和工業化水平，但是我國政府鼓勵外商投資的重點是基礎產業、基礎設施、資源綜合利用和高新技術產業，在地區分布上以中西部為主。所以，跨國公司投資決策和我國政府的投資導向之間的這種矛盾和背離現象，一方面使我國很可能成為發達國家轉移其高成本、低技術、少利潤的生產制造業的載體，進一步拉大我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距離；另一方面對我國政府致力于改善東西部地區經濟差異的努力也不會有實質性的幫助。這說明我們在應對跨國公司全球戰略方面還有很多具體工作要做。

第五，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實際效果與我國政府招商引資的真正目的明顯偏離。我國政府歡迎和鼓勵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其真正目的是希望通過引進資金能夠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考慮到跨國公司以獲取最大利潤和占領東道國市場為目的的現實，我國甚至不惜代價地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應當承認，這的確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經濟的不斷發展，問題和矛盾逐漸顯露出來了。實踐證明，市場和技術是不能等量的兩個概念，技術轉移經濟效益的評價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它無法與市場份額作當量換算。面對難以量化的外來技術，當我們還無法對其產生的效果做出評價時，國內大片市場已被占領，再加上我們自身的一些原因，我們所得到的實際效果與付出的代價相比差距是相當大的。這是我們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須認真思考和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

綜上所述，跨國公司全球擴張戰略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兩方面的。我們在深刻認識和充分發揮跨國公司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面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逐年增加的現實，認真探索應對策略，主動調整經濟發展戰略，變消極防御、被動挨打為主動學習、積極合作、勇于競爭。只有這樣才能在跨國公司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帶動下，實現國民經濟有效增長和國際地位的快速提高，才能迎來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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