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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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

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外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競相引入外資的政策已經產生了相當的負面作用。本文擬分析利用外資政策中的內在矛盾，以希望能為政府外資政策調整提供參考。

1、“以政策換資本”導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失控

國內學術界對適度外資規模有兩種定義，一種是將適度外資規模定義為“外資對內資只起補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時，國內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具有償還能力的外資規模”。另一種對適度外資規模的定義是“一國在其經濟發展的一定時期，外資對內資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況下，國內經濟發展客觀需要，能被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且具有償還能力時的利用外資規模”。這兩個概念都明確揭示了適度外資規模與經濟發展間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包含三層內容，其一是外資與內資的關系是，外資對內資只起補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所需、為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的外資；其三是所吸收外資不能超出一國的償還能力。這里，外資的概念顯然是廣義的，從償還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貸款和債券形式的間接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不只是一定量的外來資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術、知識、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組織這些資源的方式。因此，從效率角度衡量，外資可以替代內資，但不是簡單的替代。簡單替代有兩種形式，一是外資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產投資，二是外資進入生產領域，但效率低下。外資對內資的有效替代表現為，外資的投入對國內的生產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資的投入具有帶動內資的刺激效應。當然，有效替代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東道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積極效應的有效吸收能力，決定這一吸收能力的兩大關鍵是：國內的配套投資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單位外商直接投資所需與之配套投入的國內投資；另一個則是國內的技術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單位外商直接投資后配套投入的國內投資中用于追加的技術投入。國內投資乏力、技術投入不足，就無法實現直接投資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初的動機來自于國內資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最初政策目標就是加速資本形成和擴大出口創匯。在“以政策換資本”的口號下，以彌補資金不足為目標一度導致全國各地不計優劣、不計成本的招商引資熱潮。盡管在1986年頒布《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時，直接投資應對國家的出口有所貢獻，應對國家的技術提高有所貢獻已受到重視，但是出口結構的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等具有戰略發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簡單意義上的加工區仍是直接投資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換資本”的思路導致對外資數量的追求超過了對外資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開發區，簡單追求外商投資規模擴張(有時，甚至只是外商投資的合同規模)使我們付出了國內土地、人、財、物等資源的浪費、國內生產能力閑置、投資的邊際收益下降的沉重代價。低層次技術的重復引進不僅浪費了資源，而且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明顯的外在壓制效應，對于這類項目的優惠政策不僅浪費了政府的財政資源，還排擠了國內更有效率的投資。另一方面則是國內投資及技術改造投入不相匹配，無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資的積極效應，致使某些地區的外商投資規模遠遠超出有效吸收規模，政策收益無法真正轉化為發展動能。

2、以“市場換資本”導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市場結構失控

市場結構失控是指外商已經在中國的多個行業，如洗滌用品，飲料、啤酒、輪胎制造、程控交換機、移動通訊設備、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家用電器等行業確立起市場壟斷結構。市場結構失控不僅涉及個別競爭對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導致整個行業的發展游離于國家宏觀發展戰略之外。當這個行業是主導國民經濟的命脈時，還會從根本上削弱國家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能力。

與“以政策換資本”相似，“以市場換資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資流入為決策目標，忽視了長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對外資積極效應的利用，未能從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中蓄積起自身的競爭能力，又如何能贏回被換走的市場呢。

外商在我國實現市場壟斷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過對同一產業或同一地區內國有企業的兼并、收購、以及系列投資，實行產業或地區內一體化的控制。隨著改革的推進，外商只能收購兼并小型或虧損國有企業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區被一再突破。外商從重點購并效益較好的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進而向有目的地收購同一地區所有國有企業或不同地區同一行業的骨干企業，直至全行業收購。如1992年5月，香港中策投資有限公司以60％的股權收購泉州市所有40家國有企業，成立“泉州中僑(集團)有限公司”。之后，香港中策還在全國范圍內投資收購了多家行業骨干企業，包括太原、杭州等地的輪胎廠，并以“中國輪胎控股公司”的名義在百慕大注冊并到美國上市，進而以所籌得的，1．037億美元分別對重慶輪胎廠、煙臺輪胎廠、銀川輪胎廠控股51％以上，掌握了中國輪胎行業的控制權，引發了震驚全國的“中策”現象。

1998年3月，美國柯達公司先是與廈門市福達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汕頭市公元感光材料工業總公司合資組建柯達(中國)股份有限公司，又與無錫阿爾梅感光化學公司合資組建柯達(無錫)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了對中國感光行業的全行業合資。

第二，通過產業關聯特性，實施由一個行業輻射及相關行業的控制。自1995年4月4日，外經貿部頒布“關于外商舉辦投資性公司的暫行規定”以來，已批準的外商投資控股公司已達140多家，這些控股公司既投資于上中下游的最終產品，也投資相關的零部件，既投資于生產性項目，也投資于銷售、融資、保險、咨詢、運輸等相關項目，操縱和影響著一大批協作配套廠家。

第2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東道國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20. 019

［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2）20- 0030- 02

0 引 言

20世紀60年代初，Mcdougall在分析直接投資的一般福利效應時，第一次把技術溢出效應視為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現象。他認為溢出效應是跨國公司在東道國設立子公司從而引起當地技術進步或生產力的進步、而跨國公司子公司又無法獲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后危機時期世界各發展中國家都紛紛采取措施，大力引進外資，一般都認為，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外商直接投資是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綜合體，它會給東道國帶來技術溢出效應，從而帶動本國產業發展。

1 東道國對技術溢出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越來越多地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而我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已經成為了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勵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生溢出效應，同時減少外商直接投資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成為了我國政府和企業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1.1 從宏觀市場方面考慮。

（1）需求方面的因素。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消費水平決定了該國的購買力水平，對商品的需求數量的多少和需求層次的高低，直接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數量、采用的技術和所生產產品的技術含量等；同時，廣闊的市場容量將吸引更多國際資本前來投資，而且能促使外商不僅僅依靠品牌和營銷來保持市場份額，而是靠不斷更新技術、采用最先進的技術，甚至在發展中國家設立研發中心。總之，需求方面的因素都將影響外商資本的區位選擇，同時有力地促進外商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的產生。

（2）供給方面的因素。賴明勇（2002）的研究表明，中國國內所具備的人力資源豐裕程度，決定了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吸收能力，從而最終決定了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這說明人力資本存量增加將導致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增多，但更重要的是，人力資本的質量（即對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增強，技術溢出效應就能更好地被吸收和消化。而像技術發展水平、基礎設施狀況、金融市場效率等因素，在為外商投資提供良好的配套功能和對促進溢出效應的發揮方面，起著重要的間接作用。

（3）投資環境方面的因素。從我國引資的實際來看，隨著經濟開放度逐步提高，以及法律法制逐步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等投資環境逐步優化，外商直接投資在國內的規模不斷擴大，而且外資的分布范圍從集中在東部沿海大中城市開始向中西部和內地轉移，同時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優惠和鼓勵政策以及國家政策的連續性，使得外資對我國的興趣和信心大增，如外商投資總額在某些年份（如1993年）表現為急劇上升并且近年來呈現穩步上升的態勢。良好的投資環境能吸收數量更多、含金量更高的外國資本，同時為溢出效應的發揮打下良好的基礎。

（4）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因素。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東西部經濟增長差距較大，雖然多年來政府制定了各項優惠政策支持發展西部經濟，但是與東部相比，仍然存在著較大差距。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直接影響到了該地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能力大小。首先由于在自然資源、基礎設施以及人力資本等方面的優勢，經濟發達地區比經濟欠發達地區能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這樣容易形成規模效應，可以更快地促進技術溢出效應的發生；其次經濟發達地區的國內企業技術水平一般比較高，與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較小，學習能力也比較高，容易吸收溢出效應。另外，一般來講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力資本流動頻率要高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這是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一個重要途徑。

1.2 行業層面的影響因素分析

（1）行業競爭程度。行業競爭越激烈，外資企業受到的壓力越大，就會迫使外資企業采用或引進更先進的技術，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更加明顯。行業集中度越低，技術溢出效應越明顯；反之，反然（參見陳濤濤2003年的研究）。當把行業技術差距考慮進來以后，在行業集中度較低的行業中，企業的技術差距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而在集中度較高的行業，如果技術差距大，則會阻礙溢出效應的產生。例如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跨國公司都進軍中國的轎車行業，為了保持他們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跨國公司加快了在中國的技術更新的步伐，紛紛把最先進的車型投向中國市場，如在引入上海別克、廣州本田雅閣后，德國大眾迅速將先進的奧迪A6引入一汽大眾，將帕薩特引入上海大眾，技術水平一下躍升3個等級。

第3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

我國從1979年開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簡稱FDI)。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5年底，我國累計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度達6224億美元，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國內外學者致力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其中地理位置、市場情況以及生產成本等是其研究的重點，然而，在所積累的大量文獻中，專注于研究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較少，而這正是本文將要探討的重點。

一、人民幣升值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在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造成外幣貶值，外商投資所需資金也就相應增多，那么會對外商直接投資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呢?

1人民幣升值對現實的外商直接投資和潛在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同

(1)對現實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從資本核算方面，人民幣升值，促進了對現實的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投資收益轉為新增投資，而不是匯出境外。這是因為，轉為新增投資，其在資本核算時，所獲取的收益以外幣表示會相應增加，這種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收益會增加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對已經來華投資并需要增加投資的企業，如果是以盈利部分轉為新增資本的，匯率幾乎沒有影響，因為這部分企業將其在中國獲利的部分增加投資，實際上是人民幣形式折算為美元。如果其增加投資的部分超過了其收益部分，則增加的部分會受到匯率的影響，但從其增資行為看，其產品的預期利潤必然會大于受匯率影響的因素。

從產品出口方面，隨著人民幣升值，減少了出口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相對于人民幣升值之前，我國出口到國外的商品價格升高，價格的升高削弱了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由于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制造業，所生產的產品又多半是面向國際市場的，因此，人民幣升值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出口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

(2)對潛在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許多FDI的投資者都預期人民幣升值。但是人民幣升值的現狀，究竟會對潛在的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怎樣的影響，關鍵要看目前升值的幅度是不是符合投資者的預期。如果投資者認為人民幣目前的升值幅度沒有達到他們的合理預期，即在長期人民幣還會繼續升值，他們就會搶在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之前，將大量投資引入我國，以規避進一步升值后在投資所帶來的匯率折算損失。例如一些外資企業采用獨資或者合資的方式，采取注冊資本金快速到位的方法。因此，現期人民幣的升值，未必會抑制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對未來匯率的預期。

2投資目的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資，對人民幣升值的反應不同

對于具有真實投資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升值，外幣的購買力下降，資產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以外幣計價的本國資產價格上升，資產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外資企業在我國當地購買設備、廠房等前期投資所需要的啟動資金也會增加。這樣，外國投資者在我國的投資成本和經營成本都會提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在國內的獨資和并購行為。近年來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引起了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許多沒有真實投資目的的“熱錢”喬裝在資本項下以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我國，暗賭人民幣升值，以期獲得升值后的投機利益。于是，人民幣升值的現實和預期越強烈，越能刺激這類沒有真實投資目的的外資流入，進行套匯。

3外商直接投資“采購一銷售”渠道不同，人民幣升值對其產生的影響不同

對于“國內采購一產品外銷”型跨國公司，人民幣幣值低估的時候，它們把一部分生產放在我國國內進行，以此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然后將產品出口，在強貨幣或幣值被高估的國家市場上以較高的價格銷售，從而獲取高額利潤。但人民幣升值后，外銷產品返銷國際市場時相對價格較高，國際競爭力明顯減弱。尤其若該產品的需求彈性較大，價格提高對產品的需求就會減少，企業收益受損，由于人民幣升值后，這類跨國公司的優勢策略難以發揮，他們可能將資金移至貨幣低估的國家進行投資，導致我國吸引外資的能力下降。

對于“兩頭在外”的制造加工型企業，他們的原材料主要依賴從國外進口，而生產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品，因此人民幣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時也降低了原材料進口的成本，兩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所以人民幣升值并不會明顯地減少這部分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

對于“本地生產一本地銷售”的跨國公司，人民幣升值后，公司在我國國內采購原材料的成本提高、勞動力工資成本提高，但由于在我國本土銷售，產品價格不會由于匯率折算而過高，但是，如果投入我國的產業存在進口替代效應，人民幣升值，則進口商品的實際價格就會下降，進口商品將具有比國內商品更高的價格競爭力，從而影響跨國公司在我國的市場占有率。

二、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下，如何保持FDI持續健康的增長

目前，引進外資是我國應當長期堅持的基本政策。引進外資有利于彌補我國建設資金的不足，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推動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增強了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了人們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更新。近年來，面臨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比如：外商收購兼并增多，外商鉆我國政策和法規的漏洞而謀取暴利等。所以，如何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合理利用外資、保持外資流入和健康發展，就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1人民幣實現小幅度升值，保證外商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在近期內，我國仍應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避免人民幣對外幣的大幅度升值，以便使我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繼續保持較大的吸引力。目前，我國正處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黃金時期，由于加入WTO的效應以及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的信心增強，大量的外資正涌入我國。我們應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在近期內調整好我國的外資政策，解決好使用外資中存在的問題。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取消對其過分的優惠。使外資政策更有利于吸引高質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從而使引入的外資有利于我國國際收支平衡，有利于解決就業問題。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小幅度升值，可以為外資提供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這對增強國外投資者的信心，并使中國的經濟得以持續高速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

2在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宏觀調控方向上要注意把握好總體尺度。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下，雖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進人仍能保持良好預期，但也要警惕經濟增長可能出現拐點時外資的逆轉。在宏觀調控取得預期成效的情況，如果宏觀調控部門再度強調“宏觀調控仍在關鍵期”，就會持續給市場送去“繼續緊縮”的寒冷信號；如果宏觀調控使得人民幣升值幅度超過一定程度，則會給國內相關產業帶來緊縮壓力，給尚未進入我國的外資帶來投資成本的增加；再考慮到外部環境的變動，如投機性貨幣有可能減少并且撤出，從而被動性地減少貨幣效應，則形勢的急轉直下就可能發生。因此，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宏觀政策有必要從行政調控轉向經典的參數調控，以把握宏觀調控方向和程度，保證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第4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

本文以中國1985-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數據為依據，在對其進行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基礎上，對今后中國如何更好的利用FDI提出了相關的建議和措施。

【關鍵詞】

FDI；經濟增長；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從1985年到2012年，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FDI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中國自1993年起連續五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東道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FDI數額達到468.78億美元，大約是1985年的24倍，2002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第一年，受WTO影響，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500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從吸收FDI的增長情況來看，1985年至2012年實際利用FDI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7%。二是FDI結構不斷優化，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為界，引進FDI的目標由彌補“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為主轉變為彌補“管理缺口”“技術缺口”為主，外商直接投資轉移的技術含量明顯提高。外資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已成為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1 FDI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1.1 數據與變量

本文所采用的樣本數據為1985年-2009年的年度數據，FDI 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取中國歷年的實際利用外資額，GDP是由產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反映中國的宏觀經濟總量，其變化反映經濟增長情況。其中FDI值按統計年鑒提供的歷年美元兌換人民幣匯率換算所得。

以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因變量，外商直接投資（FDI）為自變量，建立計量模型。為了克服異方差，分別對其取對數LnGDP和LnFDI，取對數后不影響原變量的平穩性，LnFDI和LnGDP的變化情況分別如圖1和圖2所示：

1.2 相關性分析

運用Eviews6.0軟件，檢驗GDP和FDI兩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大小，相關系數矩陣見表2。

由表1可知，GDP和FDI的相關系數為0.952625，兩者有較強的相關性，說明中國吸收和利用FDI與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1.3 單位根檢驗

在進行協整檢驗分析之前，必須先進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如果平穩則可直接進行回歸，如果兩個變量不平穩但是為同階單整序列，則繼續進行協整檢驗。運用Eviews6.0軟件進行ADF檢驗得到表3的結果：

1.4 協整檢驗

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對LnGDP和LnFDI進行回歸，然后再把所得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對LnGDP和LnFDI用OLS方法回歸：

其中、為待定參數，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得：

（1）

（26.81049）（14.99522）

（F=224.8565）

從統計學上對回歸結果進行分析，可決系數為0.907204，擬合效果非常好，F統計值為224.8586，遠大于F統計值的臨界值，說明從總體上看，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顯著成立。常數項的t統計值26.81049和回歸系數的t統計值14.99522都大于t統計值的臨界值，因而回歸結果中的各變量都是顯著的。

1.5 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建立LnGDP和LnFDI的誤差修正模型為：

其中，

，是非均衡誤差，表示LnGDP和LnFDI的長期關系，是修正系數，也就是誤差修正項對LnGDP的修正速度，即反映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差分項反映了短期波動的影響。

由Eviews6.0得出回歸結果如下：

（2）

由（2）式的回歸結果可知，在短期內，中國吸收FDI的變化對GDP變化的彈性系數是0.109348，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短期內可以促使GDP增加0.109348%。的系數是-0.097467，反映了當短期波動偏離了長期均衡時，FDI將以-0.097467的力度將本年度的非均衡拉向均衡狀態。

由此也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促進作用不及長期作用，長期的彈性系數大于短期系數，這也說明，盡管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當年所發揮的資金投入效應有一定顯現，但是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滯后性，外商直接投資有一定的時滯性，由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技術、管理效應外溢以及擴大就業、促進貿易等有一定的長期效應。

1.6 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結果表明，中國FDI流量與GDP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也確定了序列間存在短期的均衡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也就是：GDP的增長是由FDI引起的，還是FDI的增長是由GDP引起的，或者兩者互為因果關系，又或者它們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因此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方法，來檢驗FDI和GDP之間的因果關系。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實質就是：假設變量A對變量B存在格蘭杰非因果性，如果P小于0.05，則拒絕原假設，即變量A對B存在格蘭杰因果性。因為隨著滯后期的不同，檢驗結果也不相同（表3所示），

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在滯后期為2時，格蘭杰檢驗不顯著，因此不能據此拒絕或接受任一假設。而在滯后期為3和4時，拒絕原假設，即LnFDI是LnGDP的格蘭杰原因。也就是說，FDI的流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GDP的增長。

2 結論與政策建議

2.1 結論

綜合分析以上實證數據，GDP與FDI的相關系數是0.952625，兩者有較強的相關性，由此說明中國實際利用FDI與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

雖然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原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但取對數之后的數據均為一階單整時間序列，而且存在協整關系，即GDP和FDI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FDI對GDP的彈性系數是0.453827，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可以促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453827%。誤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內FDI對GDP的彈性系數要小于長期內的彈性系數，雖然短期內FDI對GDP的增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總體來說，FDI的時滯效應使得其對GDP未來一定時間內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明：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最佳滯后期為3，LnFDI是LnGDP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有持續的促進作用；相反，LnGDP并不是LnFDI的格蘭杰原因，就是說，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不是促進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直接原因，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東道國的經濟實力、投資環境、吸收能力以及產業結構等，中國在許多方面還需要不斷的完善和規范。

2.2 政策建議

由以上實證分析結論可知，總體上，自改革開放以來，FDI的流入對中國經增長的貢獻是積極的、顯著的。然而，世界經濟變幻莫測，中國要想在面臨種種挑戰的情況下，繼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就必須增加對FDI的認識，并逐漸改變利用FDI的方式，使之更有利于中國的經濟發展。

第一，不僅要在利用FDI的數量上，更要在其質量上有所提高。大力引進高新技術項目帶動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通過吸收FDI繼續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于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要給予重視，因為這些跨國公司往往擁有其獨特的、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這些都是促使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基礎，同時，跨國公司的示范效應也是促使資金流入的一個重要動力。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FDI如果能夠對這兩個因素產生顯著的影響，就能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要做到這一步，關鍵是中國要積極消化吸收先進技術，真正地做到為我所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培育高品質、高涵養的國際品牌。

第二，加強中國投資環境的建設，尤其是中、西部地區投資環境的改善，東部沿海雖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優勢，但是其容量畢竟是有限的，要大力整頓內地的投資環境，引導外資的進入，促進內地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吸引大型跨國公司來華設立研發機構，進而促進中國科技研究的發展。

第三，要充分利用中國在人力資源、環境等方面的優勢，重點引進國外先進的現代服務業項目、高技術含量的項目等，推動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而且還要不斷提高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比重，鼓勵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和基礎產業，大力引導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同時還要積極地將技術引進與中國的自主創新相結合，提高我們自己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而帶動中國整體經濟的持續增長。

總之，要提高中國吸收、利用FDI的整體效率，這樣，最終也就增加了FDI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使FDI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為突出，從而也就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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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錦凡.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J].世界經濟.2004.

第5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

一、引言

2015年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了“中國制造”的概念。指出:推動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制造業是我們的優勢產業。要實施“中國制造2025”,堅持創新驅動、智能轉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加快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在這一宏偉戰略下,天津面臨著制造業產業改革的重任和歷史機遇。“十二五”時期天津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7萬美元,年均增長12.3%,“三二一”的產業格局基本形成,經濟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5年底,天津制定了“十三五”規劃,其中指出天津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綜合實力不夠強、經濟總量不大、產業結構不夠優化等等。目前天津正值歷史發展的最佳時期,京津冀協同發展、自貿區建設、一帶一路建設、濱海新區開發開放、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等五大戰略疊加,發展潛力巨大,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我們更加應該加快天津的支柱產業——制造業的改革,在新常態下,充分利用外商對津直接投資的良好契機,加快制造業從傳統到現代的改革,拉動其產業結構升級,向著新型制造業快速發展。2014年外商及港澳臺商直接投資的制造業企業數目達到了1577個,較1999年增加了43.8%,2014年外商及港澳臺商直接投資的制造業企業銷售產值達到了10617.7億元,較1999年增加了8.65倍,由此可見近年來外商對制造業的投資確實大大促進了天津制造業的發展,也有利于天津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從理論上看,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主要通過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資影響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機制、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因素分析等幾個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影響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機制主要還是沿用了FDI對于東道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原理,錢納里(H.B.Chenery,1966)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資可以一定程度解決東道國產業結構升級中的技術和資本這兩大兩缺口。弗農(1996)提出產品周期理論,把產品周期分為創新與市場引入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三個階段,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順應以上周期變化,在成熟產品向東道國轉移的時候引起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升級。赤松要(1932)提出了雁型模型,一國某一產業的發展大致經歷進口、本地生產、開始出口、出口增長等幾個發展階段,在這些階段的更替中東道國的產業結構隨之升級。小島清(1978)提出邊際產業轉移理論,此理論提出對外投資應從投資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及邊際產業依次進行,而這些產業對于東道國來說卻具有明顯或潛在比較優勢的部門,能夠有利于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小澤輝智(ozawal,1992)提出了國際直接投資階段發展論,他認為引起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是國家間動態比較優勢的互補性。中外很多學者都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進行了分析。第一是技術溢出效應,Kokko(2001)、Marin(2006)、Nguyen(2008)、Barrios(2005)、Fiore(2007)等大多數學者通過對英、法等不同國家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的技術溢出效應。但是Bosco(2001)、Barry(2001)等一些學者也使用了不同國家的數據經過實證檢驗,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具有負的或者不能確定的技術溢出效應。第二是就業效應,劉詩白(2005)指出隨著技術進步,勞動力會從制造業中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流動到生產率較高的企業,隨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羅良文(2007)選取1984-2005年數據進行實證檢驗,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影響最大的就是第二產業,大大促進了該產業的結構升級。第三是資本擠入和擠出效應,Lubitz(1966)根據加拿大制造業的數據實證研究表明1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引致加拿大3美元資本的形成,從而有利于該產業的產業結構升級。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構建了投資方程,也驗證了外商直接投資刺激了該產業的內資投入,從而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因素問題,中外學者也給予了關注和研究。BarrioS和strobl(2002)、Glass&saggi(2002)、Marin(2006)等學者認為東道國的吸收能力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學者們將吸收能力做成技術積累、人力資本的函數,實證檢驗了東道國吸收能力的重要性。Driffield(2001)、Narula(2004)、Barrios(2005)等學者認為東道國制造業企業間的競爭程度會影響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隨著跨國公司的進入東道國,東道國的企業競爭效應明顯出現,在競爭效應的刺激下,東道國的企業奮起直追,從而帶動了產業結構升級。Brios(2004)、Lutz(2004)、Sabirianova(2005)等學者認為東道國的開放程度也是影響東道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因素。多數研究表明,隨著東道國開放程度的提高,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應用到東道國的制造業生產中,變成實際的生產力,提高了生產效率,從而有利于東道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眾多學者的研究已經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確實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基于大量文獻研究發現,基于整體總量數據的實證研究很多,但是針對于制造業單獨產業的研究很少;基于中國整體數據的實證研究很多,但是針對某個單獨城市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制造業的數據,針對天津這個傳統制造業城市,搜集相關數據,運用經濟計量模型,考察外商直接投資對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度分析

(一)變量選取

1.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TJSTR)關于制造業產業結構水平的評判標準,中外學者都給出了一定的計算方法,根據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制造業密度為標準進行的分類,使用天津高技術制造業產值占天津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表示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水平。而關于高技術制造業的劃分標準,本文采用毛日,魏浩(2007)的方法。具體過程為:計算2003-2007年分行業的研發密集度和人力資本密集度,將二者相乘,然后將5年的數據進行平均,取數值較大的十個行業為高技術行業。經過統計計算,高技術制造業主要包括: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普通機械制造業①、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醫藥制造業、橡膠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等十個行業。這些數據主要根據天津統計年鑒(2001-2015年)數據計算得出。另外,在數據的選取過程中采用了國有企業和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的數據,而小型企業的數據代表性不高,而且制造業中小型企業比較少,部分數據缺失,查找難度較大,所以并沒有選用小型企業的數據,但是這并不影響數據的代表性。2.外商對津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額(FDI)外商對天津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額數據,主要來源于天津統計年鑒(1980-2015年)中的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投資情況中的對天津制造業直接投資的具體數據,雖然在這里包括了港澳臺商企業的投資額,但是他們作為天津主要的投資地區,在天津制造業的發展中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本文就選用了這個數據作為外商對津制造業投資的數據。3.天津制造業內資投入額(KD)天津制造業內資投入額主要來源于天津統計年鑒(1980-2015年)中的按行業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明細中的制造業投資數額,部分年限缺失的數據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白皮書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4.天津制造業勞動力投入額(ML)數據來源于天津統計年鑒(2001-2015年)公布按國民經濟行業分各類從業人員數量。這里選取的是制造業社會從業人員總數,這樣使得實證檢驗數據更加準確。

(二)模型建立

本文為了研究的方便選取了2000-2014年的時間序列模型。從表1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外商對天津的制造業直接投資從2000年開始呈現出穩步增加的趨勢,特別是從2009年開始外商投資力度大幅度增加,直到2014年外商對津制造業的直接投資總額達到了832944萬美元,是近十五年來的頂峰,較2000年增長了4.8倍之多。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后,外商對津的制造業投資不降反升,主要是因為天津制造業基礎較好,天津近年來的發展迅速,作為中國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在良好的招商引資政策和環境下,吸引了大批外商來津投資辦廠。再來看看內資的投入額,進入到21世紀,天津政府也在不斷加大對天津制造業的投資力度,特別是2006年開始,內資投入力度大幅度增加,直到2014年內資投入額為4028.83億元,是近十五年來的頂峰,較2000年增加了28.2倍,可見政府大力扶植天津制造業發展的力度確實很大。最后看看天津制造業的就業人數,隨著內外資投入力度的增加,制造業的從業人員人數也呈現了不斷上升的趨勢,2013年就業人數249.97萬人,是近十五年來的頂峰,較2000年增長了33.3%。從總體來看,隨著制造業外商和內資投入額的增加,產值不斷攀升,而從業人數的增長速度遠遠小于產值的增長速度,這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天津制造業正在經歷著從勞動密集型走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過程,大大推動了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影響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選取外商對津制造業直接投資總額、天津內資投入總額和天津制造業年從業人員總數3個變量,構造模型,進行實證檢驗。根據因果關系,構造的模型為:TJSTR=α1+β1FDI+β2KD+β3ML+ε。(1)其中,TJSTR為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狀況,FDI為外商對津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額,KD為天津制造業內資投入額,ML為天津制造業勞動力投入額。為了抑制異方差的出現,在實際回歸過程中對上述模型進行了取對數處理,即:lnTJSTR=α1+β1lnFDI+β2lnKD+β3lnML+ε。(2)(見表1)

(三)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基于Eviews6.0對上述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首先通過lnTJSTR和lnFDI、lnKD、lnML三個變量做散點圖,發現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與外資投入、內資投入以及從業人數具有一定的線性關系。然后對模型(1-2)做單位根檢驗,這里選用了ADF檢驗,根據檢驗結果表2來看,除了天津制造業結構水平以外,剩下的三個變量都是在一階滯后項的情況下,通過了t檢驗,說明該序列是平穩的。接下來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根據檢驗結果表3來看,變量都經過了5%水平下的檢驗,說明該序列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雖然根據ADF檢驗,一階差分是穩定的,但是通過了協整檢驗,并不存在偽回歸現象,變量回歸模型依然可以代表一定的經濟含義。(見表2)根據回歸結果可見,可決系數R2為89%,說明有89%的變量可以解釋,結果還是比較滿意的,同時F值為34.57,DW值為1.98,均通過了檢驗。下面對上述模型的回歸結果進行分析。第一,與原假設相同,外商直接投資與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是正相關關系,并且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個單位,對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具有20.61%的貢獻。外商直接投資天津制造業由來已久,特別是隨著2001年日本豐田汽車開始在天津投資本廠,帶動大量跨國公司大力投資天津制造業。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力度的不斷增加,為天津制造業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資金支持,隨著一些先進設備的引進,天津從傳統制造業開始向先進制造業轉變。在十二五期間,天津成功引進豐田汽車、空客A320等一系列世界500強企業,先進制造業占工業比重超過50%,裝備制造成為萬億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產業規模不斷壯大,石化、冶金、輕紡等傳統產業實現了改造升級。這些都與外商直接投資息息相關。第二,制造業內資的投入是其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變量。從實證結果來看,天津制造業內資投入每增加1個單位,對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具有42.75%的貢獻,其貢獻率要遠遠的超過外商直接投資的貢獻率。天津制造業是天津的支柱產業,制造業的投入一般較大,需要政府增加投資力度,并且給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從統計數據來看,近年來天津政府不斷加大了制造業的投資力度,并且著重加大對先進制造業的投資力度,開始重視制造業的生產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對于制造廠商,天津政府鼓勵建立科研中心,依托天津大學、天津工業大學等高校,加大投資,促進校企聯合,力爭快速轉化生產力。內資的不斷投入必然帶動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三,勞動力的就業狀況也是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變量。從市政結果來看,制造業從業人數每增加1個單位,對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具有10.21%的貢獻,其貢獻率雖然不如外商直接投資高,但是也會大大促進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天津制造業中的大多數企業還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勞動力的就業狀況、人員的技術水平、素質等等都會影響制造業的產出水平。近年來,天津的整體就業情況有所好轉,隨著制造業工資水平的不斷上升和一些專業技能院校培養出來的技術工人越來越多,天津制造業整體工人素質大大提高,具備專業技能的員工越來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三、加快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對策

(一)調整外商對津制造業的直接投資結構

天津制造業的發展過程中,外商直接投資在資本、生產技術、管理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天津的制造業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和內資投入力度的不斷加大,建設資金方面的缺口越來越小,利用外資的迫切度較改革開放初期大大降低,但是這并不代表天津制造業不需要外資。現在正值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時期,我們要看到天津制造業的基礎很好,但是高新制造業的水平相對落后,所以在引進外資的時候我們需要更多的關注高技術制造業的引進,利用國外的高技術制造業的先進技術彌補天津制造業水平不高的劣勢。引進國外的高技術制造業不僅可以快速提高天津制造業的技術水平,最重要的是有技術溢出效應。技術溢出效應不僅可以輻射到天津制造業內部,帶動全部制造業企業的技術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輻射到其他產業,在產業關聯效應的作用下,帶動天津整體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下適度引進外商直接投資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指出,為了理順產業發展鏈條,推動產業有序承接,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北京主要發揮科技創新中心作用,天津優先發展高端裝備、電子信息等先進制造業,河北積極承接首都產業功能轉移和京津科技成果轉化。在新時期,天津制造業引進外資的過程要符合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更多的關注外商的生產領域和技術水平,根據高端裝備、電子信息等先進制造業的發展要求,充分整合天津制造業的現有資源,為能夠順利引進先進制造業搭建更高的平臺。在引進先進制造業的過程中,一方面會給天津制造業注入新的血液,提高天津制造業的生產水平,另一方面也會加劇天津制造業的競爭力度,對于傳統制造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我們不能因為要保護傳統制造業而將先進的技術拒之門外,應該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下,利用好外資,加快傳統制造業的改革,提高天津制造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

(三)不斷提高天津制造業的學習吸收能力

外商直接投資對于天津制造業溢出效應的大小,主要取決于本地企業的學習吸收能力。今后,天津會不斷地選取高技術水平的投資廠商,對于我們的企業來說,能否做好對接,更多的學習借鑒,在新常態下,結合天津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學習吸收外商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是至關重要的。學習、吸收、創造是未來天津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必經之路。現在我們正處于學習吸收階段,所以要求從領導到員工,放下姿態,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素養,在生產實踐中勤于思考,結合天津的生產實際,不斷研發新的產品,從而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效率,同時推動天津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

(四)做好“引進來”和“走出去”雙項工作

第6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

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研究

對于我國來說，外商直接投資指的就是外國的投資者通過在我國設立相關企業等方式進行投資，而且還可以利用現金或者無形資產等進行再投資，外資同時也包括港澳臺地區的投資。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吸收的勞動力是非常多的，在地區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的情況，隨著外商直接投資不斷流入國內，對制造業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投資金額及就業人數總體呈現增長的趨勢，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具有一定的帶動作用。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制造業就業量產生影響的原因

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主要利用的是雇傭的方式，能直接的增加我國制造業就業量，我國的勞動力充足而廉價，外資企業在經營中為了獲得更大的成本優勢，增加自身的經濟利益，提升企業競爭力，會將那些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向我國遷移。而制造業之中大多數都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外商將比較多的資金直接投向了服裝、鞋類等行業之中。這種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制造業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會對本地勞動力的雇傭狀況產生直接的影響，使得在外資企業工作的人數逐漸增加。由此，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我國制造業中的就業人數也在增加。而制造業中需要的勞動力數量也是最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影響下我國制造業中的就業人數也隨之增加，這使得我國的總體的就業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另外，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還出現了“溢出效應”，使得內資制造業也不斷增加投資，擴大規模生產，引入了更多的勞動力，就業機會也相應增加[1]。外國企業投資的加入，不但會出現技術上的溢出效應，在資本投入方面同樣會存在溢出效應。企業的經營最主要目標就是增加自身利益，我國本土企業經營中發現外資企業投資制造業得到了較大的利潤，內資企業就會增加對制造業的資本、技術上的投入，實現企業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這一過程中需要增加勞動者數量，促進企業的發展。

二、我國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建議

（一）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結構

制造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是比較多的，但通過相關的統計數據來看，制造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外資企業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出現了撤資的現象[2]。所以，在對外資進行引進的時候需要時注重正確的選擇，實現外商直接投資結構的不斷優化。首先，應該鼓勵外商將資金投向那些就業潛力好的服務行業之中。從國際范圍來分析，發達國家中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占據一半以上，而在我國這一比例是遠遠不夠的。其次，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也需要不斷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我國技術能力不強，應該積極借助外資力量獲得高新技術產業的進步，使我國就業水平得到提高。為了讓服務業與高新技術產業能夠更多的吸納就業人數，政府應該出臺相關的外商投資鼓勵政策，使其能夠在服務業與技術行業中不斷的增家投資力度，實現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正確、科學的引導，增家社會發展中新的就業崗位。

（二）維護制造業員工權益

從我國開始大量引進外資開始，就存在外資企業侵犯員工權益的狀況，克扣、拖欠員工工資，延長工資時間，侵犯員工社會保障權益等時有發生，政府應該對這種狀況進行合理的調控。實現相關法律法規的改進完善，使外資企業行為受到約束，還需要定期的對外資企業實際經營情況實行監督排查。如果發現有不當行為就應該即刻查處。其次，外商企業中的經營者應該對我國的相關法律有一個總體的了解，嚴格根據有關規定行事，防止產生侵犯職工權益的問題。做到尊重、愛護企業員工。此外，企業員工也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保護意識，在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能夠采取正確合理的措施去保護自己的權益。可以獲取企業工會的支持與幫助，要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去維護自身權益。

（三）加大人力資本投資

從現階段我國制造業中的勞動力總體現狀來看，從事相關工作的勞動者大部分都比較缺乏專業的技術知識及技能，他們中大多都是來自農村，文化水平也比較低。現代企業發展中對工作人員的綜合技能與素質要求有了很大的提高，而當前的勞動力供給狀況與企業的實際需求并不均衡，使得很大一部分的非技術人員面臨著失業。針對這種情況，為了實現制造業就業人數的不斷增加，就需要加強對人力資本的關注與投資。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加強技能上的培訓，讓農民工擁有更加專業化的技術能力，讓非技術勞動人員都能夠實現向技術勞動人員的轉變。同時還應該重視對教育的發展，使得我國就業人員總體素質可以得到提升，最終實現就業質量的提高。

三、結束語

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受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有積極的也有負面的，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國制造業在生產環境及技術等方面都會更加先進，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應該鼓勵其對高新技術及節能環保領域增加關注，發揮制造業的勞動力優勢，減少生產中對能源與資源的耗費，并且還要加強對優秀人才的引進，使得制造業對外資的利用水平以及綜合效益都能得到不斷的提升，促進我國制造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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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

一、外商投資及產業結構分布狀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對華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總體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隨之而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而且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現在投入在制造業的比重過大，上述情況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原因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多以小型化、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進技術和長期競爭力的投資項目，都必須具有較大的項目投資規模。世界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約為600萬美元，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與之相差甚遠。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70%左右的項目均在100萬美元以下，而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僅占投資項目總數的4%－5%。在投資項目中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偏低既不利于規模經濟形成，也制約了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嚴重削弱了外商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其突出表現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勞動密集型項目居多，技術密集型項目較少。在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在第二產業中輕紡、加工工業又占很大的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

(2)外商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外商投資在制造加工業過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而資金密集型產業少；投資于一般技術多，甚至存在低層次的重復引進，而高新技術產業少。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國是第三產業比重過低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結構上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主要是由于外商與我國的目標與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資公司長期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來華主要在制造業領域。由于絕大多數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并且，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并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于落后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后，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三、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當前，以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已經使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和知識供給的有利地位。他們不斷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以保持競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承擔勞動密集度高、資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類型產品的生產。這是對我們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發展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就無法擺脫在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不斷擴大。

而且我國2000年的人均GDP已達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這樣的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大變動時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大量過剩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又需要大量進口的問題，必須靠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解決。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一個國家對任何一種產業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極限。當一個產業的市場需求達到飽和以后，增長速度就會隨著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果不通過發展新的技術開發新的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當現有產業的需求都達到飽和以后，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停滯，直至萎縮。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巨大，但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還較為落后，目前我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基本達到了市場飽和的階段，增長速度普遍下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滿足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75%，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33%。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11%的勞動力；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比起制造業來，服務業屬于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高，利潤豐厚。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科技資源不足，科技進步不夠快，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瓶頸、制約，也是結構調整必須加以克服的關鍵因素。發展高新技術，發展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建議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評判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由單純的按數量轉變為是否增強我國的技術競爭力。我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健康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而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高產業競爭力。因此要積極調整現行的外資政策，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制造業中促進高科技新型制造業的外資投入，加速外資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鼓勵外資向第一產業流動；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主要有以下建議：

(1)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我國農業，能源交通能基礎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困擾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引導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設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為此，我們可以采取稅收減免，適當補貼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資。

(2)提高對FDI的要求。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可分為鼓勵類，限制類，禁止類和允許類外商投資產業項目。對于技術含量高的項目，我們應該鼓勵外資進入，而對于技術含量低的對我國經濟沒有促進作用的項目，我們應該加以限制。一是外資政策和產業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業傾斜，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彩電、空調、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手機、電話等家電和一般電信設備行業；二是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對于我國現階段水平與世界差距較大的計算機、電子通信設備、航空航天、生物制藥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業應鼓勵外資進入。對這些行業可以實行幅度較大的稅收減免和優惠，同時，政府可給予相應的科研補助，放寬外資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勵外資參與傳統產業的改造。對于汽車、機械制造等傳統產業應該以促進其核心技術轉移為目標，加快對技術的引進和改造。四是對于目前跨國公司向我國轉移較快的重化工業則應以注重產品的資源節約和環保為原則，對于生態資源環境形成負面影響的行業，如造紙和一些重化工產品行業應提高外資進入門檻，加大稅收征管，限制外資流入。

(3)調整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三產業內部的結構。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尤其是促使外資向知識型現代服務業流動將是現階段我國吸引外資的首要任務。一是加快對零售、餐飲等傳統服務業的全面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零售集團的投資；鼓勵外資對國有商業企業的并購重組。二是加快對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服務業的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金融財團采用合資和開設分支機構等形式的投資；鼓勵跨國公司參與國有商業銀行以及保險、證券業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對文化、教育、影視服務等行業的開放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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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薛榮久：《國際貿易》[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8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

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中西部經濟發展的效應分析

上世紀8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效應，主要體現在彌補了資金和技術上的缺口，帶動了出口產業的擴張。而時至今日，外商投資中西部地區除了資本的帶動效應外，還有其他一些效應更加突顯出來。

1．中西部地區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充分發揮制度變遷效應

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主要表現在產權制度變遷、市場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變化和對外開放程度四個方面。中西部地區在制度改革方面的進展至今仍遠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市場化程度仍然較低，如果外商投資企業能夠更多進入，其跨國公司帶入的合理完善的制度要素與制度特征，必然會被中西部地區的政府和當地企業所模仿和學習，從而使當地的產權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度因素發生明顯的變遷效應。在政府方面會促進各種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和創新，從而為進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在企業方面，外商投資企業的“示范效應”會促進當地國有企業的產權重組，加快企業的國際化步伐。此外，外商直接投資主要來源于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為了吸收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必須改善市場環境，從而導致當地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

2．中西部地區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充分發揮技術外溢效應

目前，來中國投資的企業主要是國外的跨國公司，其技術的外溢效應主要來源于人力資本和R&D資本的擴散。人力資本體現了勞動者的素質與技能，R&D資本體現了生產中所使用的資本品的技術水平。人力資本的影響主要是指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培訓當地雇員，此類培訓涉及各個層次，即包括簡單的生產操作員、較復雜的質量監督員，也包括高級技術專家和高級管理專家。當地雇員在外資企業工作期間積累了各種技能和經驗，隨著這些雇員的“跳槽”和創辦自己的公司而產生技術溢出效應。跨國公司投資對R&D資本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在當地進行的研發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技術擴散效應；二是跨國公司參與中國市場競爭而產生的競爭效應。從長期來看，當外國公司與當地公司在同一市場上相互競爭時，當地公司為了在競爭中不處于劣勢，必然會加快培養人才和增加研發經費，提高企業的整體技術水平。

3．中西部地區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充分發揮產業集聚效應

在發達國家，產業集聚已十分普遍和成熟，基于產業集聚而形成的集聚經濟早已成為區域經濟的重要板塊和亮點。我國的集聚經濟是在改革開放后逐步產生的新鮮事物，目前，產業集聚在浙江、廣東、上海等沿海地區開始蔚然成風，而且這一趨勢正朝著廣度和深度兩方面方向發展。借鑒于東部沿海地區吸引外資的經驗教訓，中西部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應事先有明確的產業發展規劃，通過引進產業核心項目、大型項目，吸引產業配套項目的集聚，提高產業集中度。由此產生的產業集聚效應，必將帶動中西部地區整體經濟的發展。

二、制約外商選擇中西部進行直接投資因素分析

1．市場因素

30年來，進入中西部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不多，難以形成規模投資，不是因為這里無利可圖，而是因為這里與東部地區比較，有更多的制約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般說來，一個地區的市場規模大小既包括現實的市場容量，也包括將來的市場潛力。如果外資企業把制造工廠選擇在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將可以接近消費者和要素市場，從而減少運輸成本，及時了解市場需求的變化，并獲取聚集規模經濟效益。然而，中西部地區從市場規模、經濟發展速度、發展階段而言都很滯后，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因此，受市場因素的影響，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大都集中在東部，中西部所占比例很小。同時，人口的多寡也是市場潛力的前提條件，東部的人口密度遠遠大于中西部，這也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在中西部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

2． 成本因素

中西部地區雖然具有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但是不是吸引外資的主要因素。勞動力工資成本對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應該從兩個方面來認識，一方面，工資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工資水平過低，可能從另一角度說明當地勞動力的素質低下，因而對其的報酬也較少。對大多數外國投資者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效率工資。效率工資是指每創造一單位產出所支付的工資額。就我國來說，東部沿海地區的工資水平較高，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個外資集中的大城市，因為該地區勞動者素質和管理效能高，盡管工資水平較高，但效率工資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要低于其他地區。盡管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工資水平較低，但與東部地區比照而言勞動力素質低下，其他成本也較高，因此中西部地區的低工資在吸引外資方面未起到相應的作用。

3．產業配套能力

大量的研究表明，產業配套能力對外商投資的區位選擇有著重要的影響。以制造業為例，外商在華制造業投資高度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主要就是看中了這幾個區域擁有的完善的基礎設施和較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而且，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率先進入后，會帶動其他相關企業相應跟進，其示范效應也會帶動其他跨國公司的進駐，產業的集聚效應又進一步放大。中西部由于開放的時間較東部地區晚，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體系均不完備，產業的配套能力差，因而嚴重制約了外商投資在中西部地區大規劃投資。

4．地理區位因素

地理位置區位聯系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直接催化劑和粘合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及投資的效果。尤其是投資我國外資企業，大都采用出口加工貿易的方式，地理區位因素十分重要。就我國情況看，東部沿海的省市各口岸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中心，因為參與國際分工，進行國際貿易時，對于遠距離運輸而言，海洋運輸是成本最低的一種方式。此時地理因素的獨立作用就可以表現出來。相對于東部地區而言，西部地區地勢較高，氣候較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繁，山區面積很大，而且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區，勞動生產率較為低下，所有這些自然地理環境要素，對FDI產生的影響是很顯然的。

5．基礎設施

我國目前西部地區硬件基礎設施建設相對于東部沿海地區嚴重滯后，投資硬環境有待改善。僅從鐵路密度來看，每萬平方公里面積擁有的鐵路長度，全國平均為78.33公里，東部高達198.24公里，中部159.85公里，西部僅為40.03公里，西部鐵路的網間距離達727公里，遠遠超出了公路運輸的有效范圍，致使許多地區處于封閉狀態。再者，由于中西部地區的特殊地理位置，導致水力、電力設施建設極為困難，郵電信息建設就更是難上加難。因此，盡管在我國中西部地區能源及其他資源豐富，但由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阻礙了外商直接投資。

三、中西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戰略分析

當前，加快中西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既面臨機遇，也存在困難。盡管東部地區的引資門檻提高了，但要吸引外商大規模投資我國中西部地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政府層面來說，不單要實施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更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制定有利于中西部吸引國際直接投資和加速國內外產業轉移的戰略。

1．鼓勵東部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向西部地區轉移

目前，我國東部地區外商投資企業具有較大的規模優勢，部分技術已經本土化，比較熟悉我國情況，中西部地區的資源和市場也對其具有吸引力。國家盡快制定相關的優惠政策，促進國際投資企業“西進”步伐，加快東部沿海產業鏈向中西部轉移。通過建立東西部產業合作新機制，以推動中西部產業規模的擴張。

2．針對周邊國家采取有區別的優惠政策。

周邊國家直接投資進入我國西部地區對發展我國與周邊國家經貿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國家要加大西部地區具有吸引周邊國家直接投資的政策優勢，吸引南亞、東盟沿邊鄰國、俄羅斯等國直接投資優先進入西部地區，推動區域合作。中西地區也應根據自身的產業優勢，特定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對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有針對性招商，形成有特定國家或地區特色的產業園區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針對已在本地投資的外商，制定一系列動態性的相關扶持政策，鼓勵其再投資，形成特定的集聚效應。

3．著力提升我國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

只有盡快提升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推動城市群的發展，才能以強勁的市場需求和完善的基礎設施來吸引更多投資，尤其要充分發揮武漢、重慶、西安、成都等特大城市的優勢。注重發揮城市中服務產業集聚效應對外資的影響。在金融、通訊、法律、零售等敏感領域傾斜性地開放我國中西部地區，把中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培育成金融中心，建立和引入各種金融中介機構，利用其在吸引外資方面成本低、信息量大、規范性強、成功率高的特點，推動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規模的擴大和質量的提高，形成服務業集聚效應以吸引外資。

4．加快吸引投資的軟硬件環境建設

中西部地區吸引外資難，主要難在吸引投資的軟硬件環境方面。從硬件方面來說，要充分利用國家的財政投入和優惠政策，同時吸引外資，大力發展交通、能源、水利、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建設區域航空網絡，聯合發展中、西部與國內外連通的電信網絡，建立一批生產資料、消費資料、金融保險、勞動等區域性市場等，構建良好的經濟的運行平臺。從軟件方面說，主要是要強化吸引高素質人才的環境，市場信用環境，公共服務環境和生態居住環境。這些對吸引外商投資會產生極大的環境效應。

5．政府應加快引資調控到引資服務的定位轉變中、西部地區在與東部地區的引資競爭中，完全處于劣勢地位

中西部要扭轉當前的不利局面，除了調整引資政策以外，政府引資角色的轉換同樣不容忽視。政府不是引資的市場主體，更不能為了追求政績而不惜一切代價地引資。政府的最主要職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務。通過提供信息、技術升級、人才培訓、資金支持等多角度、多層面的引資服務舉措，促進關聯的范圍和深度，培育外資聚集的產業空間，將更有利于中西部地區實現引資增長和產業升級的雙重目的。

參考文獻：

[1]姚新超，回顧與展望：我國吸引外商投資走勢分析[J] 國際貿易， 2007年1月號.

[2]馮其云 程傳超，我國西部地區跨國公司研發投資的效應分析 [J] 對外經貿實務，2007年第9期.

第9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

FDI與中國環境污染的現狀

（一）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2012年，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呈現逆差，但直接投資依然保持著較大的凈流入。全年，直接投資流入3 079億美元，流出1 168億美元，凈流入1 911億美元，較上年下降17%。

1.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來華直接投資下降

自2011年11月以來，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連續6 個月出現負增長，引起各方關注。2012年，來華直接投資凈流入2535億美元，較上年下降9%（見圖1）；其中，流入2845億美元，流出311億美元，降幅均為9%。從流入情況看，受國際經濟環境動蕩及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2012年外商來華直接投資新設及增資流入較上年下降9%。

2.外商直接投資結構性變化，利用外資質量提高

隨著中國推動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我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逐步進入一個調整適應期。制造業作為在外國直接投資最集中的產業，2001年吸收的投資占全部FDI的比重高達65.9% ，但2011年則降至44.9%，十年間下降了21個百分點。受外部需求減少、國內生產成本上升的影響，2012年制造業外資流入較上年下降8%（見表1），占非金融部門利用外資總量的比重由46%下降至44%。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

3.中國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

由中國歐盟商會和羅蘭貝格管理公司聯合的《中國歐盟商會商業信心調查2012》顯示，超過半數參與問卷調查的企業認為中國市場帶來的收入超過了企業全球總收入的10%，這個數據較2009 年增長了50%。從長期來看，中國作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的優勢依然存在，吸引FDI的前景看好；而且，中國仍然是未來全球最具潛力和最大的消費市場，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

（二）中國環境污染的現狀

現階段，我國的環境污染水平隨著FDI逐年攀高的節奏也呈現了不斷惡化的趨勢，標志著中國進入了環境壓力高峰。

在中國的環境污染中，空氣污染和水污染仍然是最大的問題。近幾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多次出現霧霾天氣，且持續時間久，程度較為嚴重。監測表明，PM2.5是霧霾產生的重要原因。其中有森林火災等自然因素，但是工業廢氣、汽車尾氣等人為因 素是主要原因，它大量排放污染物，加劇了PM2.5的排放，更加重了霾的形成。中國在工業固體廢物治理上有比較明顯的效果，除個別年份有所上升外，整體上呈下降趨勢。全國工業固體廢物年產生量達8.2億噸，綜合利用率約46%。另外，由于中國目前的環境標準普遍低于發達國家的標準，中國仍然是國外工業廢物“來料加工”的地點，可能會加重中國的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破壞。由此可見，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我們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要想改善空氣與水的質量，治理好環境問題，盡快調整產業結構，科學引進外資是十分必要的舉措。

外商直接投資的環境效應分析

（一）技術效應

技術溢出本身是指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內部化實現其技術轉移，即FDI 的技術溢出效應是指這種技術轉讓對東道國的外部經濟影響。

如圖2所示，2009年中國企業內部研發費用的支出較2000年增加了3.95倍；中國企業技術吸收費用在2000年到 2009 年增長了3.51倍。企業研發費用和技術吸收費用支出的增多，反映了外資企業在中國技術溢出效果比較明顯。中國企業使用了外企的環境友好技術和有效率的管理技術，吸收了外資企業的技術轉移， 呈現出了技術效應對環境的正效應。

（二）規模效應

規模效應是指 FDI 導致的經濟規模變化使得生產成本和經營費用降低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多項有關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研究表明，我國還沒有跨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也就是說我國FDI 的規模處于曲線的左側，規模的繼續增加只會加重環境的污染。

（三） 結構效應

結構效應是從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和地區分布來分析對投資所在地環境的影響。我國FDI無論在產業上還是區域上都比較集中，產業上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的制造業，約有88%的FDI工業增加值集中在污染密集型產業，其中有30%是重度污染密集型產業。區域上主要集中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各地區的工業污染排放強度差別較大。

這種引資結構和分布特征使得每個單位的國民生產總值排出的污染量遠遠大于其他同等國民收入的國家，會加劇污染的排放，對我國的環境產生更多的損害。

對策和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引進 FDI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與進展，成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與力量，但同時，我們不能忽略 FDI 對我國環境污染的負面影響。在可持續發展的歷史背景下，我國必須制定嚴格的環境準入制度，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有選擇地利用外資，實現內資與外資相互補充，實現FDI和環境協調發展。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確引導企業投資方向

在繼續擴大引進外資規模的同時，要不斷提高外資質量，在財政、稅收等方面鼓勵國內企業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特別是環保友好型技術；扶持綠色產品和環保產業，盡快形成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平臺。

（二）因地制宜改善引資結構，制定可持續發展規劃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應建立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基礎上。我國既要根據東中西部經濟發展的階梯性狀態及趨勢適當調整地區引資結構，又要積極引導外商投向第一和第三產業，以提高農業發展水平和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

（三）進一步完善環境保護法，加大環保執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