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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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0)03-0077-05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理論
1.壟斷優勢理論
海默(Hymer)于1960創立壟斷優勢理論。[1]壟斷優勢理論認為一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是它相對當地企業具有某種優勢并足以抵消額外的成本,而且這種優勢是與該企業所有權相聯系的、不容易喪失的、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的優勢。金德爾博格(Kindleberger,1969)推進了海默的思想,認為跨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具有規模優勢、市場優勢、生產要素優勢等。[2]約翰遜(Johnson,1970)從知識資產的占用和使用的角度,阿利伯(Aliber,1970)從貨幣和資本的角度,卡夫斯(Caves,1971)從產品的異質化能力、知識和技術等核心資產的角度,彭羅斯(Penrson,1976)從規模經濟的角度論述了企業的壟斷優勢。[3]鄧寧(Dunning,1977)進一步把這種優勢發展為“所有權優勢”。[4]
壟斷優勢理論關注的是最終產品市場并通過市場寡占獲取超額利潤。其理論集中在廠商特有優勢和寡占市場結構上,但后續的研究主流關注廠商特有優勢,而對寡占市場結構的研究不占主流。
2.內部化理論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把對外直接投資看成是企業將國際交易內部化的直接結果。他們認為由于競爭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對稱,中間產品難以通過市場交易完成,所以企業通過并購對方或新建子公司來使交易在企業內部完成。[5]威廉姆森(Williamsen,1975)、漢納特(Hennart,1977)、馬吉(S.P.Magee,1977)、拉格曼(Rugman,1981)等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配置資源的協調機制進行闡述,進一步完善了內部化理論。[6]
內部化理論關注的是中間產品市場,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獲取更高的利潤,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質不在于資本的國際轉移,而是基于企業所有權之上的管理權與控制權的擴張。尼爾斯基和奈特(Liesch and Knight,1999)認為對于資源相對不足的中小企業而言,市場內部化未必是絕對的,它們可以通過信息與知識內化來獲取大公司把市場內部化的價值。[7]但推動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不是內部化,而是知識上的優勢,內部化只是保持企業知識上的優勢的途徑或方法。內部化理論的局限還在于它沒有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難以適用于短期的投資行為分析。
3.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鄧寧(1977)首先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并在以后不斷修正完善,其核心是“三優勢”分析范式(OIL Paradigm)。該理論認為國際生產的方式、范圍和格局由企業的三種優勢決定:所有權優勢(O)、內部化優勢(I)和區位優勢(L)。
折衷理論的三優勢中,所有權優勢說明企業為什么(Why)要從事國際生產,內部化優勢說明企業如何(How)利用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說明企業到哪里(Where)從事國際生產。但折衷理論沒有把時間作為內生變量納入到分析框架中,即沒有說明何時(When)進行投資。
在論述具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時,鄧寧將其劃分為四種類型:尋求市場(market-seeking)、尋求資源(resource-seeking)、尋求效率(efficiency-seeking)、以及尋求現成資產(created-asset-seeking)。
除了鄧寧的區位優勢外,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還包括:(1)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凱夫斯(Caves)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他們強調市場的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以及所謂的心理距離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影響。(2)以安哥多(Agodo,1978)、貝爾德伯斯(Belderbos,2003)、奧克荷姆(Oxelheil,2001)以及魯明泓(1999)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理論,該理論著重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轉型體制對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3)以波特(Poter)、斯密斯與佛羅里達(Smith & Florida)、埃利森與格蘭澤(Ellison & Glaeser)為代表的集聚經濟理論,他們認為產業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①
4.小規模技術理論
威爾斯(Wills,1977)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8]他借用弗農(Vernon)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標準化階段為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機會,并認為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優勢主要有:擁有小市場需要的小規模技術;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頗具優勢;低價產品營銷策略。小規模技術論本質上屬于“被動技術論”,此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所生產的產品主要是使用“降級技術”,生產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成熟的產品,這樣就使得發展中國家永遠處于生產的邊緣地帶(魯桐,1998)。威爾斯把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與母國市場特征之間聯系起來,在理論上給后人提供了一個充分的分析空間。
5.技術地方專業化理論
沿著威爾斯的思路,拉奧(Lall,1983)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并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9]在拉奧看來,即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在規模小、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等,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利用當地技術知識和要素價格進行跨國生產;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一定的改造和創新;生產與發達國家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利用民族或語言的因素加強自身的競爭優勢。拉奧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外國技術的改進、消化和吸收是一種主動的創新。正是這種創新活動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憑借這種競爭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6.技術累積理論
坎特維爾和托蘭惕諾(Cantwell & Tolentino,1987)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擴張過程恰恰是其內部連續不斷的技術累積過程,技術累積和國際投資深化是相輔相成的。[10]發展中國家企業,尤其是處于國際化初期的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創新活躍地區建立生產基地進行生產和研發活動,不僅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信息、有效地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還可以為本國技術累積和創新建立更為廣泛的國際基礎,推動母國的產業發展。
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專業化理論以及技術累計理論的核心內容都是在尋求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其理論實質上是對壟斷優勢論的改進,以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些理論注重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張效應,而忽視了競爭效應,忽視了市場結構、競爭強度對企業戰略決策的影響。
7.長期戰略理論
魯伯(Reuber)等人根據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調查,描述了三種不同的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出口導向的投資;市場拓展投資;政府倡導的投資。魯伯認為,預期的投資利潤率(而不是當前的利潤率)對投資水平有著根本的影響,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是長期的戰略考慮。魯伯的研究是實證的,其啟示是: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著眼于長期發展戰略,短期的利潤率不應占有絕對重要地位。②
8.寡占反應論及博弈論模型的發展
尼克博格(Knickerbocker,1973)基于戰后美國187家巨型跨國公司進入國外市場的分析,發現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追隨潮流”效應(Bandwagon Effect),表現為一旦有一個企業向國外市場擴張,同行業的其它企業為了確保國內外的市場地位也競相向國外擴張。并且集中度越高的行業,追隨潮流現象也越明顯。尼克博格把這種現象稱為“寡占反應”。這種“追隨潮流”的行動還表現為不同國家的企業進入彼此的市場或第三國市場。[11]凡尤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1995)建立了一個博弈論模型,較好地解釋了對外投資中的“追隨潮流”現象,并認為只有在對外投資獲得的收益大于固守本國市場的收益時,才有動機實施寡占反應對外投資。[12]
史密斯(Smith,1987)[13]用兩階段博弈模型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所起的策略性作用――進入遏制;格雷厄姆(Graham,1990)[14]用雙頭壟斷模型量化了“交換威脅”型對外直接投資;福斯弗瑞和莫特(Andrea Fosfuri & Massimo Motta,1999)[15]認為后進企業傾向于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取特定區位知識,而領導者企業傾向于出口以避免自身優勢的消散。卞華頓和埃克爾(Bjorvatn and Eckel,2006)則認為盡管技術溢出在當地十分明顯,領導企業還是有動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阻止技術落后企業的技術獲得型對外直接投資。
9.基于實物期權視角的對外直接投資因理論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推進,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及其經營活動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簡言之,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一般都受到以下三種因素的影響:市場和技術的不確定性、部分或全部投資成本的不可逆性以及項目投資的可延遲性。在基于實物期權的對外直接投資思維中,企業擁有的對外直接投資機會可以看成是企業擁有的實物期權,其投資價值應當由兩部分組成:項目未來收益的貼現現金流和項目投資機會的期權價值。把實物期權理論具體運用到跨國經營中,西方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企業的國際化、跨國經營的靈活性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科格特和庫拉蒂拉卡(Kogut and Kulatilaka,1994)認為,由于跨國公司擁有跨國性的商業網絡,當環境變化時,跨國公司能夠在網絡內部提供轉移資源、生產以及分銷的靈活性,理論上這種轉換期權能夠提升跨國公司的市場價值且能夠規避風險。艾德里安•巴克利和卡倫•特瑟(Adrian Buckley and Kalun Tse,1996)認為,國際投資開始時一般都是小規模的投資,然后再根據收益的大小來決定擴大或者縮減規模,這種根據未來新信息的調整能力可以增進跨國投資的價值。[16]巴克利和卡森(1998)認為,為了適應動態的世界經濟,增進跨國公司的運營柔性非常重要,因此可以采用實物期權方法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艾得勒和雷文賽勒(Adner and Levinthal,2004)則認為很難提前識別內嵌在項目中的市場和技術發展機會,這會給實物期權理論的應用帶來約束。[17]
第二,比較分析跨國公司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科格特(Kogut,1991)首先運用實物期權來分析國際合資模式,并分析了合資企業中的一方收購另一方的情形。[18]卡皮(Capel,1992)認為,當不確定性越高時,企業越愿意選擇靈活性的市場進入模式,即使是這種模式的生產成本較高,但可能會有較低的總成本;當存在調整成本時,企業面對不確定性會傾向于“等等再看”,而不是馬上轉換到其他進入模式。彭寧斯和斯留尾貞(Pennings and Sleuwaegen,2004)計算了由出口轉換為在外設立獨資子公司、合作經營及許可生產的最優收益水平,認為最佳進入模式依靠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兩國的稅收差異,當地公司的成本優勢、制度需求及合伙人的合作程度決定。[19]
第三,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優市場進入時機。相關研究重點考察了企業的延遲期權,他們認為在決策是否進入海外市場以及投資多少之前,有必要“等等再看”以便獲取更多的相關信息。里沃利和沙羅尼奧(Rivoli and Salorio,1996)[20]認為,如果跨國公司能夠保持長時間的所有權優勢,以及投資難以逆轉,投資的延遲期權是適意的;否則,由于競爭者的壓力,延遲期權的成本會超過其收益。布里托等(JB de Brito,2005)認為跨國公司的收益由母國和東道國的吸引力決定,這些吸引力在各個國家遵循不同的布朗運動,在此框架下推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優臨界值,并建議吸引力波動性越高,進入決策越需要推遲進行。[21]
通常利用實物期權方法探討投資問題的文獻都蘊含兩個基本假設:投資機會企業獨享和產品市場完全競爭。考慮競爭性,在實物期權理論中引入博弈論,就發展為期權博弈理論。西方學者運用期權博弈理論在兩個方面進行了擴展:擴展了跨國公司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研究,以及最優進入時機的研究。斯梅特斯(Smets,1991)在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主題中,將搶先進入博弈模型與實物期權定價方法結合起來,構建了一種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雙頭博弈模型。并在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時機均衡分析中,權衡了延遲投資的期權價值和先行投資的戰略價值。[22]弗爾塔(Folta,1998)認為面對內生的不確定性,企業有動機進行階段性投資,而面對外生的不確定性,企業傾向于延遲投資。李晶和魯格曼(Jing Li & Alan M. Rugman,2007)則認為進入模式不但取決于不確定性的內生性和外生性,而且還取決于不確定性的大小。[23]阿基姆•庫克里(Agim Kukeli,2004)基于實物期權理論,探討了在需求和競爭對手戰略行為的不確定時進入海外市場的戰略行為。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中觀理論
1.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弗農(Vernon,1966)從美國制造業的實際情況出發,考察了比較優勢和投資在國際間的移動過程,提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變動與產品生命周期密切聯系的論點。[24]20世紀70年代弗農引入“國際寡占行為”來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并將產品周期分為創新寡占、成熟寡占和老化寡占三個階段。其理論揭示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質:不斷向國外轉移已在國內喪失壟斷優勢的產業,為本國產品進入新一輪創新階段作準備,從而使產品不斷得以創新,維持其在國際上的壟斷或寡占優勢。但該理論關于尋求低廉生產成本地區的觀點有悖于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發達國家的投資。
2.競爭優勢理論
邁克爾•波特(1990)基于日本的研究發現,日本幾乎所有取得國際性成功的產業,國內競爭都非常激烈,而且在國內市場趨于成熟、飽和之后,出口和對外投資才會增加;在日本不屬于強項的產業中,如建筑、農業、造紙等幾乎不存在國內競爭,這些產業在國際上也沒有競爭優勢。根據其競爭優勢理論和日本的實證分析,波特提出對外直接投資應采取“先內后外”的順序。
3.比較優勢理論
小島清(Kiyoshi Kojima)以20世紀50年～70年代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將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成本差異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25]他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陷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可稱為邊際產業,這也是對方國家具有顯在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依次進行”的邊際產業理論。其理論的啟示:并非擁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才能進行跨國經營,具有比較優勢或者尋求比較優勢的企業都可以進行跨國經營。
在論述具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時,小島清將其劃分為三種類型:行業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和生產要素導向型。
小澤輝智(Ozawa Terutomo,1992)以日本為例,提出了國際直接投資的順序:階段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階段二,開始轉向勞動力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三,轉向資源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四,資本密集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和資源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交叉發生階段。其實,階段一是利用現成的比較優勢階段,階段二是邊際產業擴張階段,階段三是獲取新的比較優勢階段,階段四就是資源整合階段。[26]
納楚姆、鄧寧和瓊斯(L.Nachum,J.H.Dunning,G.G.Jones,2000)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存在于本國(以英國為對象)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時,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都很活躍;當對外直接投資發生于本國比較劣勢的產業中時,跨國公司主要憑借自身強大的所有權優勢與國外資源結合,并認為英國絕大多數跨國公司的發展日益獨立于本國國內的自然資源稟賦。
不同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不僅體現母國的要素優勢和劣勢,也會影響母國的經濟和產業構成,因為優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會通過競爭加強這一優勢,而劣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則會利用國外資源優勢。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理論
1.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1986)提出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從動態角度解釋了各國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該理論將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常為最貧窮國家,其“OIL”三優勢欠缺,僅有少量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幾乎沒有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凈對外直接投資為負。第二階段,區位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有所加強,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逐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仍很小,凈對外直接投資為負。第三階段,企業積累了相當程度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加速發展,凈對外直接投資仍為負。第四階段,跨國公司擁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凈對外直接投資為正且逐漸上升。第五階段,常為高度發達國家,其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不斷強化,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急劇增加,凈對外直接投資接近于零。
該理論以微觀“OIL”范式為基礎,又從宏觀角度考慮了發展階段對企業所有權優勢的技術累積效果,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但托蘭惕諾(1987)根據經驗數據指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水平較低時便開始了對外直接投資流出。
2.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
該理論認為任何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都是由投資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產生的。直接誘發要素主要是指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以及信息等各種生產要素。如果母國擁有某種直接誘發要素優勢,他們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要素轉移出去;反之,如果母國沒有而東道國擁有,那么母國可以利用東道國的這種要素對東道國進行投資。間接誘發要素是指除直接誘發要素之外的非要素因素,包括母國政府誘發因素、東道國誘發因素和國際性誘發因素。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直接誘發要素起作用,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間接誘發因素起作用。
3.國家利益優先理論
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發展中國家企業一般不具有壟斷優勢。但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對外直接投資給母國帶來資源轉移效應、產業結構調整效應、國際收支效應以及市場競爭效應等利益。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從戰略的高度和國家利益出發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支持和鼓勵,就是很有必要。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許多是國有企業,國家的戰略性支持就更為必要。
四、結語
本文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對西方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梳理和評述,特別是基于實物期權視角的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是跨國公司,因此,在西方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理論中,微觀理論是主流。中觀理論和宏觀理論則是從產業層次或國家宏觀層次分析推動跨國公司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因素。
對外直接投資微觀理論以壟斷優勢為起點,到國家生產折衷理論成為“集大成者”,但這些理論主要關注首次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對不確定條件下投資的動態變化關注得不夠。即使折衷理論后來用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增強了其動態性,但也無法解釋投資過程的變化。
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決策基本上在不同程度上具備四個基本特征:(1)投資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2)來自投資的未來回報是不確定的;(3)在投資時機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4)競爭性,即企業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時常常具備一定的壟斷優勢或局部的競爭優勢,但投資機會對于企業而言并不完全具有獨占性。因此,基于實物期權的思想,可以把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的各種機會看成是企業擁有的實物期權,從而建立起更為準確也更為合乎邏輯的對外直接投資分析體系。
[注釋]
①本部分內容參考:俞毅.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及其
在我國的實證[J].國際經濟合作,2004(9):14-17。
②本部分內容參考:魯明泓.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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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Western FDI Theory
Cao Yongfeng
(Business School,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第2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基礎：戰略
一、西方對外直接投資主流理論介評
在討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以前，很有必要先對西方對外直接投資主流理論予以簡單評價。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國外可謂眾說紛紜，但從學術淵源或其基礎來看，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體系，一是以國際經濟學，主要是以國際貿易理論為基礎的體系；另一個是以產業組織為基礎的體系。前者是宏觀分析，即從國民經濟的角度進行分析，其重要假設之一是完全競爭；后者是微觀分析，即從企業層次出發進行分析，其重要假設是不完全競爭，由于完全競爭假設與經濟生活的現實相距太遠，同時從微觀層次出發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更切合理論上和實際上的需要，故后者是西方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主流。從微觀方面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理論，主要包括海默的壟斷優勢論、巴克利的內部化理論以及費農、約翰遜的區位因素理論等，這些理論都是單純從某一個方面來說明國內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因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十世紀70年代末，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教授鄧寧在總結了這些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成為這些傳統理論的集大成者，二十多年來這一理論成了解釋西方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經典與主流。
鄧寧認為，前幾種理論都是孤立的研究跨國公司的投資動因和行為機制，而實際上，直接投資只是跨國企業全部經營活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是跨國企業實現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經營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和方式。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將壟斷優勢論、內部化優勢論和區位理論三者緊密結合起來，把跨國經營的決定因素概括為三類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并把這三類優勢的擁有程度作為壟斷企業跨國經營方式選擇的依據和條件。按照鄧寧的看法，跨國直接投資發生的充分條件是需要三個優勢同時具備，缺一不可。
客觀地講，雖然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內容上只是一種“綜合”，沒有多少創新，但它吸收了各派理論的精華，運用多種變量來分析解釋跨國公司外直接投資能力，應該是合情合理的。困此相對其它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但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適用范圍也具有一定的局限，該理論是根據西方私人對外投資行為提出來的，難以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做出科學的解釋。
1、該理論過分強調了跨國經營企業的既有優勢，即各種優勢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由于跨國企業是在與本國環境不同的東道國內動作，強調企業本身擁有某些優勢以抵銷跨國競爭的額外成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以鄧寧為代表的優勢論者強調只有三種優勢同時具備，一國企業才可能進行跨國投資，并且把這種認識從企業推廣到國家，這是不太吻合現實情況的，事實上，并不同時具備這三種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已突破主流優勢論者的論斷，發展對外投資，而且不少發展中國家還直接向發達國家投資。這種現象給優勢論者以沉重的打擊，究其根源，優勢論者至少忽略了三點：一是企業跨國競爭的優勢具有相對性，而非鄧寧所說的絕對化；二是跨國經營企業的優勢具有動態性，即優勢可在企業進行對外投資中積累；三是這三種優勢具有互相替代性。
2、該理論的另一個缺陷，是來自理論視角來展開分析，抽象掉了投資企業同所在國家間的利益聯系。前面所述的優勢理論，基本上以企業作為不受國家任何直接干預的獨立主體為前提，這在一些實行自由企業制度的發達國家中可能是恰當的，但對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這種抽象并不恰當。在這些國家中，國有制企業的跨國投資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的利益，也同國家利益息息有關。國有企業所進行的對外投資活動，通常也是國家貫徹特定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分析跨國投資動因時，完全不考慮國家的利益追求，是不適當的。
二、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
前面的論述表明，西方對外直接投資主流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過分強調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既有優勢，這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是不相符的。作者認為，必須從這一理論的缺陷及其與現實的差異尋找突破口，來構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
1、企業的競爭優勢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并且優勢總是相對于同一市場中同一行業的其它企業而言的。在世界范圍內，從不同國家企業的總體實力對比上看，發達國家企業具有明顯優勢，但如果深入到具體行業看，不同國家的企業則又各有所長，從而各自有自己的相對競爭優勢。在對外投資領域，由于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同國家的企業在進入不同東道國市場，企業優勢對比的這種相對性就更為明顯。我國的某些制造企業在進入發展程度更低的國家時，其密集使用勞動和規模較小的設備和技術，就可能比發達國家先進但密集使用資金的企業更受歡迎。
2、作者認為，跨國投資企業的優勢具有動態性，即優勢可以在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過程中不斷積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不僅是企業實現優勢的活動，也是企業在更大的范圍內尋求優勢、發展壯大自己的活動，對于一國企業而言，只要國外確實存在著可供自己利用的有利條件，而這種條件又是國內暫時沒有或不易取得的，企業就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謀求這種優勢，國際上許多知名的公司，如豐田、可口可樂、雀巢等一開始都是在具有相對優勢的情況下，通過跨國經營才成長壯大的。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可以用這些有利條件獲得發展的機會，使企業本身的規模和實力更為強大，目前我國規模較小的公司也同樣可以走出去，獲得和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實現從小到大的迅速成長，積累自己的優勢。
3、前面談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從微觀的角度來分析，它抽象掉了投資企業同所在國家之間的利益聯系，這是不適當的。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仍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作者認為，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搞跨國經營不失為國有企業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條新思路。
（1）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可以為國有企業提供現成的外部環境。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的關鍵環節之一不在于企業本身，而在于企業的外部環境，如規范的市場行為、成熟的法律框架、社會保障制度、發達的勞動力市場等。在國有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本身的經營效益并不差，但在不利的外部環境下卻不能得到真實的體現，從而也壓抑了其發展。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搞跨國經營可以使國有企業直接進入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真正地顯示其效益，走上良性循環之路。
（2）企業的產品結構可以得到調整。國有企業整體效益較差的一個原因是產品結構不合理，在國內市場飽和的條件下無法繼續生存。海外經營可以使一部分產品向正在起步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為國有企業提供新的發展空間。
（3）創新是企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源泉。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搞跨國經營是一種全新的企業經營方式，從企業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給到生產的工藝，方法和生產的產品以及它所面對的市場和企業生產的組織體系等方面都將面臨一次徹底的創新。這必將對我國的企業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選擇
目前，我國從事海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有外貿公司、生產企業、工貿企業、金融性企業、服務性企業等多種類型。但總的來說，規模少而分散。而國際競爭是規模與實力的競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往往是大型的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為了適應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應該積極發展具有海外投資實力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
1、大力發展實業型跨國公司。規模化是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條件之一。目前我國企業的規模化水平普遍很低。為此，我們應該通過政策傾斜、扶持等措施積極鼓勵國內企業的強強聯合，發展以大型企業為核心，融資本、生產、技術為一體的實力雄厚的企業集團，實現規模化經營，并以之作為我國對外投資的主體。另外，要鼓勵已有的企業集團積極走出國門，開展跨國投資，以便迅速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打開局面，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2、充分發揮綜合商社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要主體作用。我國舊的統收統購的外貿經濟體制使得工業和貿易二者脫節。若用綜合商社的形式，將兩者聯合，使工業企業較強的投資生產能力和外貿企業擁有的國際營銷網絡及經營經驗相結合，再加上跨國銀行強大的金融支持，則可大大提高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能力。因此，綜合商社組織是我國開展跨國經營的理想的投資主體。
（一）投資方式戰略
1、我國今后一段時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合資為主，靈活多樣。一個國家的自身經濟狀況從一個方面決定了它對外投資所應采取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自身資金比較短缺，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不同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過剩型”對外投資，相對來說，機會成本較大。為了更有效地回避和防范投資風險，更充分地利用東道國資源和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享受更多的東道國投資優勢待遇，降低生產成本以及較快地占領東道國市場，選擇合資的方式對我們比較有利。
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和動機也決定了應以合資方式為主。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起點較低，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無論是從技術方面，規模方面，還是從體制因素方面來說，都不明顯，有的方面甚至還處于劣勢，這就決定了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應以學習和獲取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外資為主。以合資方式進行投資，有利于我們這一目標的實現，并且在學習和借鑒的同時，便于自身的發展和壯大。
當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是由企業特定優勢、東道國的投資環境、企業的對外投資動機三個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以上意見只是對我國海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一個總的看法，具體到每一個投資項目，我們應該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靈活選擇、相機決策。
2、應該重視以實物出資的方式來發展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我國國內正處于一個產業調整、結構轉變的時期，前一段時間由于盲目引進、重復建設、結構趨同等原因造成的國內產業內部過度競爭、生產能力過剩等現象將得到比較徹底的清理。在這一過程中將釋放出許多閑置的生產設備和其他資源，我們可以充分利用起來，選擇適合的國家和地區，以實物出資的方式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這樣不但促使了國內經濟結構的轉變，減少了浪費，而且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使其發揮出新的生命力。
3、應重視直接對外投資中的跨國購并方式。目前跨國購并已成為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主要方式，但我國對這種方式還不太熟悉。跨國購并具有其它投資方式不可比擬的優勢，在許多情況下，通過購并進入比新建更為優越。因此我們應高度重視這一海外投資方式，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并有選擇地加以靈活動用。
（二）地區選擇戰略
目前，從投資地區分布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遍布世界134個國家和地區，但大多數集中在港澳地區，其次是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日本等國。不難看出，投資過于集澳和發達國家，而忽視了最廣闊的市場——發展中國家。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關系較好，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發展中國家影響很大，而中國企業又具有比一般發展中國家占比較優勢的技術、設備、原材料、要素等。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可以充分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創造比較好的經濟效益。那么具體選擇哪些國家呢？作者認為一般應考慮下列因素：一是本地區、本行業的優勢與經濟技術條件：二是是否符合東道國規定的優先發展領域，能否享受優惠待遇；三是考慮利用當地資源和帶動國內商品出口的程度；四是能否做到投資少，見效快，共同受益；五是分析各國投資環境、考察項目的發展前途。
（三）宏觀支持戰略
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純粹的企業行為，政府有關職能部門要從戰略的高度來對待我國的跨國投資工作。
第3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摘要:近年來,隨著中美貿易順差問題的不斷凸顯,外商投資企業在中美貿易順差中的影響和作用也受到關注。經分析發現,貿易逆差轉移效應和貿易替代效應的發生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導致中美貿易差額形成的主要原因,這兩種效應的發生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由此,我國的外貿戰略應做出適當的調整,以緩解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形成的對美貿易順差的巨大壓力。
關鍵詞:中美貿易差額;外商直接投資;貿易逆差轉移;貿易替代
中美兩國的貿易差額問題一直伴隨著中美貿易發展的整個過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銳,已經成為中美兩國之間貿易爭議的焦點。關于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產生的原因,眾多學者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眾多影響因素中,外資因素的作用不斷突顯,越來越受到關注。外資和外貿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如何協調利用外資與我國貿易平衡發展是當前理論界研究的重要課題。因此,本文以外資引致的貿易差額為視角,針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展開分析,從FDI的角度探討中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相應的外貿戰略調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資引致效應的不利影響。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進出口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2001年的5096.5億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616億美元,增長了5.03倍,而與此同時,貿易順差從2001年的225.5億美元劇增至2008年的2954.6億美元,增長了13.1倍。其中美國是我國貿易順差主要來源地,以2008年為例,中美貿易順差為1708.6億美元,占我國貿易順差總額的57.8%。我國外貿順差規模過大蘊涵了國內經濟運行風險,也面臨著貿易摩擦等越來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對外貿易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實現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尤其是中美貿易平衡發展就成為當前理論界研究的重點。
在注意到中美貿易順差問題的同時,也注意到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2008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完成的進出口額達到14105.8億美元,占當年全國進出口總額比重為55.1%。而且,1998年以來,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外貿易出口中,出口市場最大的是美國。2007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美國商品出口達1590.04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美國總額的68.3%,占當年外資企業對外總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從美國進口商品總額為396.74億美元,占全國從美國進口總額的57.2%,占當年外資企業從外總進口的7.07%。兩者相比,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美商品出口和從美商品進口是非常不對稱的。依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完成的。因此,外資因素是中美貿易順差形成的主導因素,而對于外資因素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以及形成貿易順差的原因則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話題。
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
據中國海關統計顯示,1993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美商品出口僅為67.4億美元,而到2007年這個數字已飆升到1590億美元,同期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從美國進口卻顯得相對滯后。兩者相抵,外商在華投資企業造成的中美貿易順差有了持續增長,由1993年的33.2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93.3億美元,占中美貿易順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間,外商在華實際投資額也從1993年的275.15億美元增長至2007年的747.68億美元。由此可見,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
選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貿易以及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數據來源于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和中國商務部外資司),經過對各變量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判定各變量序列的一階差分是單整的,隨后應用協整方法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經過協整檢驗結果顯示,FDI與中美進出口總額、FDI與對美出口額、FDI與對美進口額、FDI與中美貿易差額之間都存在著長期的協整關系。也就是說“外商在華FDI”這個變量在長期內確實對中美貿易總額、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國自美國的進口以及中美貿易順差等因變量有顯著影響,且呈同方向變化關系。尤其是FDI對中國向美國的出口以及中美貿易順差的促進作用很強,即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導致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增加,對美國貿易差額的擴大有引致效應。
具體到我國的主要投資來源國(或地區)如美國、歐盟、日本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他們各自的在華實際投資也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存在著同方向變動關系。依據相關性測算,1993-2006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與美國在華實際投資之間相關度為0.97[1],而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與臺灣香港在大陸實際投資以及日本、歐盟的直接投資都存在較高的相關度(均大于0.89)。這與JiawenYang等(2004)指出的“中國大陸的外貿伙伴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已將紡織品與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大陸,通過在中國加工對美出口,這些產品占了美國從華進口的很大份額”的結論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
(一)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造成的貿易逆差轉移效應
研究發現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造成美國大部分進口商品的生產從投資國或地區轉移至中國,從而導致美國從華進口商品持續增加,美中貿易逆差不斷加大。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75%是這種“轉移效應”產生的結果[2]。
1.東亞①國家在產業轉移的同時,也將部分對美的貿易順差轉移至中國。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轉移,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也紛紛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對歐美出口摩擦較大的商品的加工組裝工序通過在華設廠的方式向中國轉移,其產品在中國加工、組裝后按原來的銷售渠道,主要經香港等地轉口到美國、歐洲等傳統市場。這種貿易流程導致了中國大部分的加工貿易進口原輔材料、零配件市場與出口市場的分離,加工產品的出口國就轉移到中國,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國也轉移為中國。與中國成為美國主要貿易逆差來源地相對應的是,中國對東亞其他經濟體的貿易逆差也在增加。
從統計數據上看,雖然中美貿易差額呈現出逐年上升的態勢,但中美貿易差額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比重卻幾乎一直穩定在20%-30%之間;與此同時,整個東亞地區對美貿易差額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比重卻急劇的下降(從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顯然,美國對東亞地區貿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來自中國以外的國家,主要是日本和東盟。中國加入WTO以后,美中貿易逆差明顯背離了整個東亞地區的下降趨勢,而呈現出逐步上升的態勢,因此,有理由認為,東亞地區的部分對美的貿易順差已經轉移到了中國。這與徐明珠(2009)進行實證計量分析的結論“美國與東亞各國的貿易逆差越小,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就隨之擴大”是一致的。
2.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之間發生的貿易逆差轉移,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中國臺灣和香港在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部分地對中美雙邊貿易逆差增長負責。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1990-2006年期間,美臺貿易總額占美國貿易總額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與此保持一致的是,美臺貿易差額占美國貿易差額的比重也從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與此同時,這種變化趨勢更為明顯的體現在美國和香港之間的貿易上,美國和香港貿易差額占美國貿易差額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國香港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額比重到2006年為-0.65%。那么,美國與臺灣、香港地區的貿易逆差轉移到哪里了呢?
如果將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作為一個大中華區加總起來考慮,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美中貿易逆差占美國貿易差額比重不斷上升的同時,美國對臺灣和香港的貿易差額所占比重卻一路下降。與美國同大陸、香港、臺灣貿易差額比重的巨幅跌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2006年間,美國同整個大中華地區的貿易總額和貿易差額所占的比重都非常穩定,而中國大陸對整個大中華地區的貿易逆差的貢獻率卻從最初的35%上升到了90%以上。份額變化在時間上的同步性表明了中美貿易差額是隨著中國大陸承接香港和臺灣的產業轉移而轉移過來的。而這種差額的變化與香港、臺灣在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變動趨勢也表現出超乎尋常的一致性。
3.隨著美國的產業升級和對華產業轉移,通過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所產生的貿易逆差轉移放大了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國和外資來源國之一,截至2008年底,美國在華累計投資項目達到56610項,實際投資累計達到595.15億美元,僅次于香港的在華投資。美國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環節通過FDI形式被轉移到了中國,把原本由本國生產的大量商品和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和出口,并相應的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在大量最終產品返銷到美國市場的同時,也擴大了中美貿易之間的差額。比較典型的如美國耐克公司在中國廣東、福建設有10余家鞋廠,其產品全部用于出口,90%以上返銷美國市場,年出口額達2.5億美元[3]。
可見,美國在華投資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對美的出口和對美貿易順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國在華的投資企業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原材料等資源優勢在中國投資生產了美國國內不愿生產但又必需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然后出口到美國;另一方面,美國的在華投資企業利用中國生產加工方面的優勢,采用來料加工等形式生產了特定行業資本密集和技術成熟型產品,然后返銷回美國。由此,美國的在華投資發生了貿易逆差轉移效應。陳艷林、方齊云(2007)通過對美國FDI和中美貿易數據進行協整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華美國FDI每增加1美元,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會增加約7.5美元[4]。王洪慶、張浩、朱榮林(2005)通過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貿易影響的協整分析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即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每增加1%,中國對美國的總出口將增加1.02%[5]。
(二)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造成的貿易替代效應
貿易替代效應是蒙代爾(R.A.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蒙代爾認為一種商品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兩種方式進入他國市場,投資是對貿易的替代。當兩國之間存在著關稅或非關稅貿易壁壘時,投資對貿易的替代就會加速[6]。不過,當前投資對貿易的替代主要是出于接近廉價生產要素市場和產品銷售市場的考慮,美國在華投資企業有相當部分是基于這種目的到中國來的。對此,Bucklye和casosn(1981)指出,相對于國內生產,外國生產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和較低的可變成本。這意味著在東道國市場擴大的時期存在著一個時點,在這個時點上由出口向在外國生產的轉變是有效率的[7]。更進一步,Markusen(1998)、Markusen和Venables(1995)提出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FDI和貿易可以是同時存在的。但是隨著不發達國家市場的擴大、要素稟賦的變化以及生產效率的提高,它們之間的要素稟賦越來越接近,這時跨國公司的國內和國外生產會趨同,也就是說會出現FDI對貿易的替代[8][9]。
1.隨著中國市場和投資環境的不斷完善,出于在接近市場效應利益和母國集中生產效應利益之間的權衡,如果前者的利益大于后者利益,美資企業就會越來越多地從對華出口轉向對華直接投資,從而替代出口。也就是說,隨著中國經濟條件的改善,在進口替代部門的直接投資會越來越多,而這種投資是替代貿易的。而且根據Blonigen(2001)的論述,如果發生投資對貿易的替代,那么這種效應不是漸進式發生的,而是短時間急劇變化的。從這個意義上看,隨著美資企業更多地從對華出口轉向直接投資,在短期內直接投資對貿易的替代效應會很大。
當然直接投資的流入對進口也會有促進作用,這主要表現在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投資必需品(如資本品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但在短期內,投資引致的需求沒能夠抵消替代效應的影響。李捷(2004)通過面板數據模型方法,采用中國7個行業同美國進口、出口及美商直接投資相關數據分析發現,在進口方程中,直接投資變量前系數為負,說明在這些行業內來講,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對中國進口貿易在短期內具有替代作用。另據調查,2004年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共銷售了750億美元的產品[10],這750億美元的美國企業生產的產品銷售作為貿易品的替代,加劇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2.中國廣闊的市場特別是招商引資的各項政策,使得許多跨國公司把中國看作為外貿出口的生產平臺。造成這一狀況的因素,并非如人們所想象的是中國勞動力廉價所致。實際上,一向被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狀況正在發生變化。資料顯示,外資企業的中國職員的勞動力成本已高于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而且,隨著外資大量流入和國內企業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對合格人才的競爭更加激烈,加上中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斷完善,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資成本。因此,影響中國外資流入的勞動力價格優勢開始下降。其實,真正影響和加快外資流入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的市場優勢和制度優勢(如投資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場發展潛力和加入世貿后鼓勵外資進入的政策保障,都堅定了跨國公司的投資信心。僅從中國的外資政策方面看,2007年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了修訂,進一步擴大了對外開放的領域。鼓勵類比原目錄增加了94條,占目錄的比重由原來的69%提高到73%。
近幾年來,由于中國的外資政策中明確了高新技術產業和跨國公司政策為引進外資的戰略重點,美國大公司利用其技術優勢,在對中國的投資和技術轉移中,更加強調和尋求中國市場的開放。
3.美國在華直接投資通過生產技術知識溢出,金融和營銷基礎設施的構建,以及中間商和貿易公司網絡的建立,直接促進了中國出口部門的增長和競爭力。這種間接效應的結果一方面是使美國對華出口受到影響,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美國在中國設立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國出口的大量商品轉化為在華子公司的生產與出口,由此美國在華生產企業能夠替代美國對華出口銷售;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在中國設廠,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不斷提高,使得生產的供應配套能力得到增強,國產化率越來越高,減少了對中間產品、資本品和配套服務的需求,產生替代出口效應。因此,隨著美國對華投資的不斷向縱深發展,通過在華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直接對華出口將造成美國對華出口份額的進一步減少,美中貿易逆差因此有可能進一步擴大。
4.從投資的行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角度分析,由于國際分工格局的轉變,直接投資的增加從某種程度上代替了中國從美國進口。實際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其擁有的多種壟斷優勢,在發展中國家大量投資,將勞動密集型、資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業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業和工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美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體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體系。這種分工體系反映在商品結構的變化中就是制成品出現大量逆差。王洪慶,張浩,朱榮林(2005)在對美國在華直接投資與中國向美國的總出口、總進口、工業制成品進出口等數據進行協整檢驗表明,在短期內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替代了美國向中國的總出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5]。另據美國海關統計,美國在機械設備、電機電氣、家具玩具和服裝等商品上對華逆差增長較快,2008年1-12月占美國對華逆差總額32.4%的機械設備(HS84)逆差額達到553.98億美元。由此大量外資在華投資生產替代了美國的出口。
四、結論
綜上所述,外資企業對中美貿易順差具有促進作用,在華外商通過貿易逆差轉移以及貿易替代效應直接或間接的加劇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外資因素成為引致中美貿易順差的主導因素。因此,我國的外貿戰略特別是外資策略應當作出適時地調整。
1.從重視外資數量向強調外資貢獻轉變,把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新技術產業以及吸收外資研發、設計、品牌和營銷技術等方面。有選擇地吸收外資,并從技術、產業、環境等多個角度設立外資進入標準,注重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或者產業競爭力的帶動作用。
2.進一步完善靶向型的外資政策,加強對外資流向的引導,加大對高科技產業與服務業的引資政策支持,最終抑制美國、亞洲各國或地區對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降低其對美中貿易逆差的“引致”擴大效應。
3.正確處理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資,建立有效的投資和貿易預警機制,引導優化外資企業出口的國別結構,加快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避免造成投資-出口-貿易逆差的簡單循環,從源頭上防范外資利用的低效率。
4.促進加快與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活動,通過對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來減少中美之間的巨額順差。進一步融入全球生產網絡,不斷提升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層次,緩解外商直接投資引致的對美貿易順差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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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投資發展路徑：實證檢驗、
90年代以來。我國流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每年遞增，特別是近幾年來，增長的速度很快，幾乎每年都成倍增長。在對外直接投資大量增長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質量和比率效率并不高，與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都有一定的差距。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是否適用于我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何種發展階段?這些問題的回答對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對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一、投資發展路徑理論
80年代初，鄧寧將國民生產總值(GNP)納入到國際直接投資各階段的分析中，提出了投資發展路徑理論(IDP)，旨在從宏觀的、動態的角度解釋各國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該理論的核心思想是，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地位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極為密切的相關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GNP的提高，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將經歷五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往往只有少量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而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出。因而凈對外直接投資額為零或是接近于零的負數；第二階段對于外國資本的吸引力度明顯增強，外資開始大量流入。但對外直接投資仍然十分有限，凈對外直接投資額表現為負數且不斷增加。第三階段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上升，其發展速度快于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凈對外直接投資額仍為負值，其絕對數呈不斷減小的趨勢；第四階段對外直接投資明顯快于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增長，凈對外直接投資額大于、等于零且不斷增長；第五階段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額仍然大于零，但是由于直接投資流出的增長速度低于直接投資流入的增長速度。凈投資額已經開始下降，并且逐漸回歸至零。
二、我國對外投資發展階段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從上面的IDP曲線可以直觀地看出，該圖形是一條由U形曲線(1―4階段)與反U形曲線(3―5階段)相銜接起來的整合曲線，所以模型需采用二次函數形式。Namla(1996)和Dunning(1981，1986)也分別用了一個二次方程函數來描述投資發展路徑曲線。在投資發展路徑理論中。自變量為人均GNP，由于數據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我們在這里用人均GDP加以代替。因此，我們將以人均凈對外直接投資為因變量。建立起以人均GDP為自變量(包括人均GDP及其平方項)的二階非線性回歸模型來進行實證檢驗。這樣，模型形式就可以表示為：
NFDI1=β0+β1PGDP1+β2PGDP2i+ui ①
其中，NFDI表示凈對外直接投資額，PGDP示人均GDP，β0、β1、β2表示待估參數，i代表不同的年份，u為隨機誤差項。
(二)回歸檢驗
國內的統計數據與國際統計數據在口徑上不一致，這里采用聯合國貿易與經濟發展會議(UNCTAD)提供的各國對外投資流量和存量。由國際統一統計口徑編制。UNCTAD數據庫中的投資數據來源結合了各個國家權威統計機構的數據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組織的數據，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和權威性，因而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要參考數據。
將從國際數據庫中搜集整理的數據代人模型①，利用Eviews5.1版統計計量軟件，用最小二乘回歸(OLS)得出的結(如表1)
從以上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F檢驗值非常顯著，拒絕了PGDP和PGDP2同時為零的假設，且t檢驗值也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R2值較高。更重要的是，模型中的回歸系數β1為負，β2為正，滿足投資發展路徑理論中的U字型特征。擬合出來的回歸模型為：NFDI=3429.55-9.918PGDP+0.003PGDP2(2-2)從模型可以預測，當我國的人均GDP達到1653美元時，該模型所代表的U型曲線達到最低點，此時我國流出的對外投資速度將快于流入的外資速度，凈對外直接投資額開始上升，我國由投資發展路徑的第二階段進入第三階段。
三、結論與預測
從模型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該模型的F值和t值均十分顯著，能較好地擬合我國過去十五年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情況。模型中的回歸系數β1為負，β2為正，滿足投資發展路徑理論中的U字型特征，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符合鄧寧提出的IDP理論。
模型以人均GDP作為自變量，人均GDP隨時間的變化逐年增長。1995年中科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3―10.2％。2000―2010年期間為8.0―8.7％；2010―2020年期間為7.0―7.8％。實際數據顯示，2000年到2005年我國的人均GDP始終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長，根據以上中科院的預測，本研究給出三個人均GDP增長方案以便用模型預測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第一套方案是樂觀估計，即2006年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每年仍以10％的增速持續高速增長。第二套方案是基本估計。即隨著時間發展，我國人均GDP增速放緩，2006到2020年人均GDP增幅為年均7.5％。第三套方案是悲觀估計，即2006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增幅為年均5％。
第5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對外貿易 替代關系 互補關系
一、引言
江蘇省外向型經濟顯著，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19.87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456億美元，貿易規模和發展速度在全國均處于領先地位。其中2015年出口額為3386億美元，進口額是2069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占江蘇省生產總值的48%。與此同時，江蘇省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在不斷發展，2015年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已經達到103億美元。但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還存在很大差距。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都是促進江蘇省經濟發展的因素，它們之間聯系緊密。因此，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基于江蘇省的相關數據，運用計量的方法來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以期對江蘇省的對外直接投資于對外貿易有所益助。
二、理論基礎和文獻綜述
（一）理論基礎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理論研究有兩種比較重要的理論：替代關系理論和互補關系理論。
1.替代關系理論。蒙代爾（R.A.Mundell 1957）利用兩個國家、兩個產品和兩種生產要素的赫克歇爾――俄林（H-O）模型，得出以下結論：存在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對外投資廠商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安排自己的生產，從而使得對外投資處于最佳的效益或者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之上，這樣能夠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對商品出口的完全替代。按照蒙代爾的邏輯：資本要素的國際流動與商品之間存在相互替代關系，即限制資本流動可以促進貿易，增加貿易障礙可以刺激資本流動。
弗農（R.Vemon）于1966年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他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3個連續的時期：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這三個階段產品的要素密集型會發生變化，因而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地點也會變化，各生產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也會發生變化。第一階段：創新階段的產品往往是知識密集型產品，技術創新國是生產國，也是理所當然的出口國；第二階段：技術逐漸穩定，市場上開始出現仿制者和競爭者，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增大，為了降低成本，創新企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減少，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發生替代效應。第三階段：生產過程和機器設備都標準化，產品由技術密集型變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創新國完全成為該種產品的進口國。
2.互補關系理論。日本學者小島清（Kojima，1977）在其代表作《ν庵苯油蹲事邸芬皇櫓刑岢雋碩醞庵苯油蹲世礪郟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這種對外直接投資能過擴大本國比較優勢的幅度，帶動相關的產品出口，并且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就業，加速技術的創新，從而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兩者結合起來。20世紀80年代，Markuson也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是互補的關系，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對外貿易，對外貿易也能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二）文獻綜述
針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很多研究。國內學者張應武（2007）運用2000～200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資料，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得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顯著的互補性。魏剛（2009）根據我國1983 ～2007年的數據，運用VAR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得出進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因果關系，出口貿易對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顯著的拉動作用。李良新（2011）運用湖南省1985～2005年的數據，通過協整檢驗、格蘭杰檢驗表明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是對外貿易的原因，而對外貿易不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胡兵（2015）根據我國2005～20014年的數據分析得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存在穩健的促進效應，認為隨著生產銷售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擴大，可能會與出口存在替代效應。
國外學者Wakelin（1998）對11個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存在替代效應。Lipsey（2000）對美國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這種關系隨時間越來越強。Head（2001）運用日本的數據分析了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與投資的方式有有關。以垂直的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互補；以水平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兩者關系是替代的。
國內外的實證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整個國家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分省份分地區研究的比較少，本文試圖通過實證分析來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
本文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故選取江蘇對外直接投資額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江蘇省進口額、出口額作為解釋變量。用符號OFDI表示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用符號IM表示江蘇省進口額，用符號EX表示江蘇省出口額。
（二）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是1996～2015年的年度數據。數據都來自于江蘇省歷年統計年鑒。其中，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OFDI）選取江蘇省歷年統計年鑒中的中方協議投資額來表示。江蘇省進口額和出口額均是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總額。為了降低異方差的影響，對所有數據都取對數Ln。
四、實證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由于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會出現偽回歸問題，所以本文首先對上述序列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
表1 ADF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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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表示變量的一階差分；檢驗類型（c，t，1）中的c代表有截距項、t表示時間趨勢、1表示滯后1階。
從表1中可以看出，上述時間序列的原序列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原序列是非平穩的。而其一階差分序列均在10%的水平下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說明上述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可以繼續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二）協整檢驗
雖然一些經濟變量本身是非平穩序列，但是，它們的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序列。若它們的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則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也就是協整關系。本文采用檢驗多變量協整關系的Johansen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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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都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沒有協整關系、至多有1個協整方程、至多有2個協整這三個原假設，說明方程至少存在三個協整方程。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變量OFDI、IM、EX之間存在某種長期均衡關系。
（三）最小二乘估計
由于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所以回歸結果有可性度，用OLS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回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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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回歸結果，R2=0.934672，表明模型有很高的擬合優度。每個變量的參數T統計量的P值都小于一般顯著水平0.05，說明各解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單獨影響顯著。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OFDI=-18.98-4.03IM+5.77EX
從模型結果看，江蘇省進口總額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二者存在替代效應，江蘇省進口總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會降低4.03個百分點；江蘇省出口總額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正相關，兩者存在互補效應，江蘇省進口總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會增加5.77個百分點。
（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進一步研究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格蘭杰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
表4 格蘭杰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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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IM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EX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說明江蘇省出口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江蘇省進口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在5%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OFDI不是IM的Granger原因、EX不是IM的Granger原因，表明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不是進出口變化的原因。
五、結論與建議
第一，江蘇省出口額、進口額和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并且江蘇省出口額、進口額都是引起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江蘇省發展外向型經濟，是外貿大省，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了貿易順差，為對外直接投資積蓄了動力，對外直接投資獲得發展。
第二，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存在替代效應，江蘇省進口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會降低4.03個百分點。
第三，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存在正相關關系，即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互補效應，江蘇省出口的增加會帶來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表明江蘇作為外貿大省，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將出口收益用于對外投資，逐步從“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過渡。因此，江蘇省在促進出口貿易健康發展的同時，也應該激發江蘇出口貿易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正面促進作用，促進企業走出去。
第四，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對江蘇省進出口影響不明顯。這可能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總體比較小有關，江蘇省的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2015年，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約103億美元，而江蘇省2015年的出口額為3386億美元，進口額是2069億美元，從數據可知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故對進出口的影響不大。江蘇省政府需要正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鼓勵企業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分析結論是依據特定的樣本數據得到的。如果改變樣本的數量或者樣本涵蓋的時問，則上述結論可能會發生改變。也就是說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可能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總的來說，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因此，江蘇省在積極發展對外貿易也要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1]李振，沈言言.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J].對外經貿，2016.
第6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內容摘要: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爆發式增長,對外投資中存在的投資主體錯位、投資產業缺乏比較優勢、投資區位不合理、投資效益較低等問題日益突出。西方FDI理論雖然比較成熟,為中國的FDI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但由于中國特殊的轉軌經濟體制,使西方基于市場體制的FDI理論作用有限,只有依據中國的具體國情,不斷豐富FDI理論,才能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更好的理論支持,不斷提高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益。
關鍵詞:FDI理論 技術進步 評述 借鑒
西方FDI理論的發展及其分類
跨國公司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工業化的成果之一,因此,最先研究西方跨國公司理論和研究最全面的都是西方學者。在一百多年的跨國公司理論研究中,西方學者積累了豐富研究理論和實踐經驗,分別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跨國公司的跨國動因、環境和模式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一)壟斷優勢理論
海默(1960)開創性地將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的壟斷理論應用于分析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海默認為,必須放棄對傳統國際資本移動理論中關于完全競爭的假設,從不完全競爭來進行研究。所謂不完全競爭,是指由于規模經濟、技術壟斷、商標、產品差別,以及由于政府課稅、關稅等限制性措施引起的偏離完全競爭的一種市場結構,寡占是不完全競爭的主要形式,正是壟斷優勢構成了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西方學者在海默、金德爾伯格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壟斷優勢理論。約翰遜指出,“知識的轉移是直接投資過程的關鍵”,在直接投資中,子公司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利用總公司的知識資產,而當地企業為獲取同類知識則要付出全部成本。凱夫斯(R.E.Caves)認為,跨國公司擁有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利用其技術優勢使產品發生異質化,產品的異質化使得跨國公司保持了產品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和其壟斷優勢。尼克博格進一步發展了跨國公司的寡占反應行為模式。
壟斷優勢理論提出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新思路,從而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獨立開來,較好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段時期美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對后來的理論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二)交易成本理論
巴克利和卡森(1976)以及A•Rugman(1981)沿用科斯(1937)的理論,提出市場內部化理論。與壟斷優勢理論不同,內部化理論把市場的不完善歸結為市場機制的內在缺陷,并從技術、知識等中間品的特性與市場機制的矛盾入手,論證了跨國公司是經營內部化跨越國界的產物。赫爾普曼(1984)、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1985)與馬庫森等(1996)在研究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時發現,國際直接投資一般會發生在技術偏好和資源稟賦相似的國家間,從具有壟斷優勢企業所在國流向貿易壁壘較高、運輸成本較高的國家。
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etal.)、凱夫斯(Caves)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十分強調市場的接近性、市場規模、增長潛力以及所謂的心理距離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影響,認為接近市場就意味著低的運輸成本、低的信息搜尋成本、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增長的市場潛力,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也具有較大的吸引力。
沃爾夫、赫爾施、魯特、阿利伯(R.Z.Aliber)等人研究了直接投資的依據與條件。阿利伯將貨幣政策、利率、匯率等貨幣變量引入直接投資的分析框架,將其擴展到了宏觀經濟因素的決定作用。阿利伯以其“通貨區”理論解釋直接投資的動因。
以安哥多(Agodo)、貝爾德伯斯(Belderbos)、奧克荷姆(Oxelheil)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理論,著重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轉型體制對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以波特(M•Poter)、斯密斯與佛羅里達(Smith & Florida)、埃利森與格蘭澤(Ellison&Glaeser)為代表的集聚經濟理論,認為集聚經濟是由于經濟活動與相關生產設施的區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產業的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
(三)相對技術優勢與產業區位轉移
弗農(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新產品從上市起要經歷產品創新、產品成熟和產品標準化三個階段。對外直接投資是生產條件、競爭條件等區位因素變化的結果,其過程是技術領先優勢與區位優勢相互結合的過程。隨著新產品依次經歷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對應的投資區位也依次從最發達國家向較發達國家,再到欠發達國家轉移。
小島清(1977)從日本“貿易導向”的產業政策角度分析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提出比較優勢論,從企業比較優勢的動態變遷角度解釋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這種從國際分工的角度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對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無疑是一種發展。
巴特利特和高歇爾(1997,1998)提出產品創新―接近市場―通過競爭降低成本的跨國投資模式,進一步完善了產品周期理論。這一模式修補了傳統國際投資理論,驗證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產品、技術、核心能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對生產管理當地化戰略、產品差異與本土化改造、在東道國建立研發基地等從理論上進行了歸納。
Louis T.Wells(1983)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在于: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具有優勢;低價產品營銷戰略。該理論指出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的企業來說,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利用東道國的種族紐帶和人文共性來對其投資,因此,擁有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適宜對收入水平較低、市場容量不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
Lall(1983)通過分析印度的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盡管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但并不是被動地模仿和復制引進的技術,而是對其進行了改造、消化和創新。技術地方化理論更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引進技術的再生過程,按照該理論,發展中國家側重于對相鄰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投資區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針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的現象,Cantwell&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技術地方化理論,提出了技術創新升級理論。依據該理論,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受“心理距離(Physical Distance)”的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
小澤輝智(1992)的動態比較優勢投資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跨國投資的模式選擇應能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將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跨國直接投資作為互相作用的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分析。他認為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吸引外資轉變成向海外投資,并把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
(四)綜合理論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John H.Dunning)首先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折衷理論認為,企業從事國際直接投資是由該企業自身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大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就是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所謂OIL模式。所有權優勢主要指企業擁有或能夠得到他國企業沒有或者無法得到的無形資產和規模經濟優勢,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的大小直接決定了其從事國際直接投資的能力。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為了避免外部市場的不完全性對企業經營的不利影響而將企業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外部市場的不完全性會使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喪失或無法發揮,企業通過內部化可以使其優勢獲得最大收益。區位優勢是指生產地點的政策和投資環境等方面的相對優勢所產生的吸引力。鄧寧認為,區位優勢不僅決定著企業從事國際生產的傾向,也決定著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和國際生產類型。折衷理論并非是對以往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簡單總結歸納,而是從跨國公司國際生產這個高度,討論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組變量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這三組變量的不同組合決定了企業從事出口、特許權轉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20世紀80年代,鄧寧提出了直接投資發展階段論,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進行動態化發展。
近年來,西方學者提出了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以克服以往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該理論認為,任何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投資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組合作用的結果。投資要素組合暗含有投資傾向與那些要素組合擁有比較優勢的地區或國家。
價值鏈理論是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波特認為企業的價值創造是通過一系列活動構成的,這些活動可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兩類,基本活動包括內部后勤、生產作業、外部后勤、市場和銷售、服務等;而輔助活動則包括采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和企業基礎設施等。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價值鏈。價值鏈理論要求企業充分利用全球各地的比較優勢,實現效率最大化,對于后來的全球價值分工、虛擬企業、業務外包的發展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和實踐參考價值。
西方FDI理論評述及借鑒
(一)理論評述
經過一百多年的理論發展,跨國公司理論和投資理論不斷成熟、發展并系統化。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它涉及交易成本理論、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空間地理理論、產業集群理論等多個角度,分別詮釋和解答了“為什么對外直接投資”、“如何對外投資”、“在什么地方投資”三個基本問題。
從研究涉及的學科領域來看,跨國投資理論不斷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地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各個學科吸取營養,綜合論述了跨國投資的動因、產業特征、外部環境、投資模式和投資區位選擇之間的關系。
從研究層次來看,跨國投資理論從微觀的企業分析到宏觀的國際產業轉移、技術擴散再到中觀的區域產業集群理論,理論縱貫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全面地解釋了跨國投資的內外部環境,使理論更加系統化。隨著技術的進步,交易成本不斷下降,促使國際分工不斷細化,國際分工的標準從產業分工到產業內部分工再到產品工序內部分工,使比較優勢和分工細化,促進了國際投資的發展。為適應國際分工的改變,跨國投資理論從要素稟賦論再到產品周期理論,再發展到價值鏈理論,對外投資方向的相互交錯使對外投資區位選擇復雜化。
從研究范圍來看,跨國公司理論和對外投資理論從主要研究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問題,到逐漸關注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研究領域不斷擴展,并且研究的重點從自然因素到非自然因素。在投資動因研究中,學者們更關注人造的知識所有權優勢的壟斷性而非傳統的規模經濟問題;在內部化優勢中,學者們進一步關注由于關稅和地區經濟一體化造成的交易成本上升帶來的跨國直接投資問題;在區位優勢上,學者們更加關注由于特殊的政策造成的區位優勢,特別是對于產業集群問題的研究。因此,從總體上來說,國外跨國公司理論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已經相對比較完善,能夠充分解釋西方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投資的規律,對各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從研究方法來看,國外跨國公司理論和對外投資理論也在不斷創新。隨著數學方法在經濟學、社會學上的大量應用,實證研究方法被大量采用,通過比較與實證分析,各種規范理論被實踐進一步證實并獲得進一步發展。隨著心理學、制度經濟學和比較社會學等學科的發展,學科之間理論的相互滲透于融合日益明顯,行為主義研究方法逐漸彌補傳統的經濟人分析方法,有限理性的人期待完全理性的人,社會人取代經濟人,使投資主體的選擇行為更符合實際。而結構主義拋棄了傳統的平面化的社會,通過對社會分層、市場分割和企業性質與投資決策的關系的研究,特別是對制度的路徑依賴的研究,構建了立體化的社會,強調了社會結構、社會制度與財富分配問題對于跨國投資的影響。而近期風靡的文化社會學研究方法進一步拓展了跨國投資理論的研究范圍,使對跨國投資理論的研究進一步深化。
另外,國外跨國公司和投資理論研究也具有逐步從強調特殊性到普遍性,從單一要素研究向綜合因素研究發展的趨勢。鄧寧的折衷理論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重大嘗試和突破。并且,對跨國投資理論的研究也逐步從靜態向動態研究發展,產品周期理論、邊際產業轉移理論、價值鏈理論和國際投資階段論都體現出這種趨勢。
(二)借鑒意義
從總體來看,西方經典FDI理論邏輯嚴密,從FDI的投資主體、投資目標、投資客體三個角度全面分析了FDI的必要和充分條件,并對發展中國家FDI的特殊性進行了深入探討,使理論具有更強的應用性和普適性。但由于FDI問題影響因素的復雜性、綜合性,使FDI區位選擇問題需要進一步總結、研究與完善。
由于高新技術產業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的特點,隨著競爭的全球化,單一企業已經很難有能力保持壟斷優勢,必須通過與別的大型企業合作才能獲得充足的資源,保持競爭優勢,那么,競合行為的大量出現將會對FDI理論產生何種影響呢?
傳統理論主要從微觀與中觀角度來看問題,隨著制度經濟學的興起,發展中國家資本的大量外流,發達國家環境、人權、質量標準的全球化,制度與文化能否成為FDI的理由呢?
技術進步、全球化導致新的生產、分工模式的出現,那么,其對相對比較優勢有哪些影響呢?會強化、弱化、新增哪些優勢?
新的技術基礎、新的分工標準對折衷理論形成哪些沖擊,特別是世界投資體制的多元化、價值鏈分工的細化對折衷理論的沖擊,要求對折衷理論進一步拓展。
基于制度逃逸的FDI必將進一步豐富內部化優勢的內涵,而產業聚集、離岸金融、投資中心的大量出現,也必將進一步豐富區位優勢的內涵。
隨著轉軌經濟體的大量出現,國有企業主導的FDI投資模式已經造成嚴重的效率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第7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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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摘要：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效應
197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銀行的迅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以銀行、證券和保險為代表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已成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新生力量。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為它們在母國擴展國際業務提供了新的機會，而且為它們拓展海外市場提供了機會。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金融市場發展、金融體系穩定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隨著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銀行、保險和證券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全球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向逐漸明顯，考慮到金融業在一國經濟中的非凡地位，因此，有必要將包括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等領域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納入探究視野。
一、金融業跨國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
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作為跨國公司的一種非凡形態，適應于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的需要、其母國和潛在東道國政策、制度的變化，為實現其整體戰略而從事跨國投資經營。金融業跨國投資一般也是出于節約成本費用、分散經營風險、追逐更多的利潤；同時還有為客戶跨國經營服務、減少市場不完全的影響和對不完全市場結構的寡占反應等動機。
對外投資最具說服力的理論是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1981)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EclecticParadigm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認為一國企業能跨國投資經營的關鍵，在于所有權優勢(OwnershipAdvantages)、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和區位優勢(LocationAdvantages)三種優勢的綜合功能。這一理論現已成為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并被譽為一個廣泛接受的國際生產模式（裴長洪，1995）。其中所有權優勢主要表現在企業所擁有的某些無形資產，非凡是專利、專有技術和其他知識產權。內部化優勢主要是指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的使用內部化的能力。區位優勢是指潛在的東道國存在著阻礙出口而不得不選擇直接投資或者使用直接投資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種因素（前者如關稅和非貿易壁壘，后者如勞動成本、吸引外資的政策等）。鄧寧認為，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只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內部化優勢是動力，而區位優勢則決定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
金融機構也是一種非凡的企業，其跨國投資經營也符合這一理論。跨國金融機構的所有權優勢和不完全的市場相聯系，包括商標或品牌優勢、技術優勢、企業組織優勢、管理和創新優勢等產權或無形資產優勢，貨幣資金、對國際市場信息來源及處理規模優勢，提供靈活、方便、多樣化的服務特征、差異性的服務質量和服務范圍優勢，技術性人才等人力資本優勢。對金融業來說，由于套匯、分保、投資組合、證券、債券上市的復雜性、隨機性和風險性，內部化將在實現跨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戰略中發揮重要功能。區位優勢包括東道國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所形成的優勢(如獨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時間區在金融活動尤其是證券和外匯交易中能體現出它的優越性。勞動力資源豐富為保險事業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東道國的政治體制、稅收等政策優惠所形成的優勢。對于以消費者的需求為首要原則的金融服務業來說，經濟中心、貿易中心、商業中心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遠較其他地區要多得多。
鄧寧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銀行業中的適用性被眾多文獻所驗證(FariborzMoshirian，2001；DarioFacarelli和FrancoPozzolo，2001)。根據對制造業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探究，該理論也能解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釋所有的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具體到每一家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機構在不同的時期、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進行投資的原因及戰略也會不同。依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不可能反映出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事實的全部，其他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或理論的一部分也可以用來解釋金融機構跨國投資這種現象。
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分析摘要：來自美國的實踐
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實踐中，以國家來分析，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來看，美國都是站絕對優勢地位。就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情況來說，美國也是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來，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其中金融領域的直接投資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5020.63億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618.39億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存量為6121.09億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045.74億美元，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存量為12556.54億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為5344.22億美元，占42.94%（王燕輝，王凱濤，陳金賢，2004）。可見，美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全部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例逐漸提高。
依據鄧寧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假定以以下經濟指標來近似表示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摘要：（1）在東道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來度量金融機構在東道國所有權優勢。可以預期，在一國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越多，在該國金融業追加投資量越多，這項指標可以度量美國金融業在該東道國專有資產的所有權優勢。（2）以非金融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和雙邊貿易額來衡量東道國對母國的開放程度和雙邊經濟一體化程度。這兩個指標可以度量美國金融業內部化優勢的可利用程度。（3）以東道國GDP、金融發達水平（以銀行信貸占GDP的比重來反映）、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GDP來度量）等經濟指標以及有無國際金融中心來反映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GDP總量越大意味著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場機會；東道國金融越發達，表明該國對金融業的依靠程度越高，從而對其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有著更多的市場機會和更低的風險；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是跨國金融機構決定是否投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東道國有無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礎設施、便捷的同業市場和專業的金融人才都將吸引跨國金融機構的直接投資，眾多跨國金融機構之間地域接近，彼此接觸的機會很多，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所帶來的正的外部性受益。東道國擁有國際金融中心將吸引更多的跨國金融機構直接投資。
對美國1995年—2000年金融業對各東道國直接投資的投向的地域分布進行實證探究結果表明摘要：美國金融業對各東道國投資流量流向和1994年美國在各東道國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995年—2000年美國對各東道國非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雙邊貿易水平、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有無國際金融中心等正相關，進而說明1995年—2000年美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和制造業跨國投資一樣也符合鄧寧提出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三、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大多從制造業角度進行，很少有人從服務業角度來分析少。隨著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日益增長，金融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顯得日益重要。和制造業跨國公司一樣，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也具有的經濟增長效應、就業創造效應、資源轉移效應、技術轉移和擴散效應、貿易增長效應、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等經濟效應，在此不再一一贅述。和制造業相比，由于金融業在一國經濟中居于核心的非凡地位，其效應也有自己的特性。
1、貨幣金融效應
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貨幣資金的投入，可帶來生產、管理技術的轉移和擴散、創造就業、轉移配置資源、促進貿易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等經濟效應，給東道國帶來經濟增長和發展，這基本上已形成共識。但是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實現這一經濟效應等的探究不多。LauraAfaro、AreendamChanda、SebnemKalemli-Ozcan和SelinSayek(2002)算是在這方面作了開創性探究了。他們依據1975—1995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建立模型來驗證有較完善金融市場的國家是否使對外直接投資高效地促進了經濟增長。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考察了對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71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貢獻中金融市場功能的大小。結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場可以明顯改變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功能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場的國家從對外直接投資中獲益更多，而不具備完善金融市場的國家則不能從對外直接投資中獲益，甚至會獲得負效益。這里LauraAfaro等人是從一種靜態的模型考慮，把金融市場視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發生功能時的一種或粗或細的管道。他沒有考察長期動態的效應會如何。任永菊和張巖貴（2003）根據中國1985-2001年的統計數據，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模型，驗證了摘要：外國直接投資和金融市場的信貸規模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和貨幣化程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外國直接投資也是貨幣化程度的格蘭杰原因。而金融業跨國對外直接投資直接功能東道國的金融市場，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主體、帶來更為充分的競爭、先進的市場交易技術、分析理論，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反過來，完善的金融市場有利于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率。
2、市場結構效應
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所產生的市場結構效應較為復雜。從靜態來看，由于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的重要功能，發展中國家對外來金融資本的進人十分敏感，總是盡可能地保護本國脆弱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這種保護實際上是對本國既有的政府壟斷性市場結構的維護，這種狀況假如沒有外來因素的沖擊是不輕易改變的。因此，當這一壟斷性的市場結構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終于被打破時，外資金融機構的進駐、市場競爭機制的引人在短期內會形成巨大的競爭壓力，有利于打破東道國的市場壟斷結構，產生正效應；在長期情況下，由于外資金融機構實力強勁，在他們站穩腳跟后會擠出東道國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機構，形成一種新的壟斷或寡頭壟斷者，對后來者形成市場進人壁壘，產生一種負效應，從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應。引人動態分析的話則情況又有所不同，面對競爭國內金融機構不可能坐以待斃，為了生存也會作出積極反映，而政府也會因為種種關系對國內金融機構提供有利的政策導向(比如制定較為嚴厲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實際情況往往是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讓位于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發展中國家可獲得部分的正效應。
3、人力資本形成效應
這一效應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尤為顯著。因為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業是一項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發展金融業需要有先進的分析理論、精確熟練的操作技術和電子計算機網絡的運用。因此，從普通交易員、行情分析師和精算師到金融業的高級管理人才都應把握現代金融理論知識、操作技術，同時，也需要現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務設施，這就需要安裝、調試和維護這些設施的技術人員。而發展中國家在教育上的投資不足，各種金融設施的配套也比較落后，通過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其直接投資可一段室內改變這種局面。無論投資以獨資、合資或設立分支機構的方式進入，大型跨國金融機構固有的對人力資源、人才資源的培訓、可提供接觸國際社會的機會和國際金融市場新信息的渠道都為當地人力資本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長期以來的腦力外流，突破了發展經濟學中有關發展中國家智力外流的“盧卡斯模式”，促進了東道國人力資本技術含量的提高，這是正效應。當然，本地的中高級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響下從本國金融機構向外資金融機構轉移，這種人才的流失是負效應。一般來說，由于先進理論和技術分析手段的帶入，這種效應總體上還是正的。
4、經濟一體化效應
由于金融業自身的特征和對金融制度規范的要求。和制造業相比，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一體化效應較大。一方面，電子信息技術在金融業中的普及應用，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相互聯接，全球范圍內24小時的金融交易成為可能，促進了金融市場的國際化；而金融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僅通過各分支機構之間網絡終端的聯結，促進了同一金融機構之間的異地交易，還方便了不同金融機構之間資金的劃轉，使信息的傳遞幾乎在瞬間完成，金融服務出現了根本性變化。如無紙化交易被券商廣泛使用，一張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兌，分保險和再保險通過計算機網絡而簡便易行。同時，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相互聯接，不僅加強了同類市場之間的國際聯系，而且強化了不同市場如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市場之間的相互影響，增加了國際金融市場發生共振效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證監會組織、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國際證券市場協會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有關規定，《巴塞爾協議》和《金融服務協議》的簽訂，使得金融服務在統一規則下執行，這種制度的規范統一從更高層次上促進了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由此可見，一體化效應的形成既離不開金融機構的跨國化又反過來刺激了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一效應直接給消費者得到了更高質量和更方便的服務，也會通過市場交投活躍而產生投資乘數效應進而帶來的全球經濟增長的正效應；但在經濟一體化聯動共振效應下，一旦出現金融危機則會帶來外部的負效應了（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這種化效應既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
5、東道國經濟自和平安效應
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無論是制造業跨國公司還是和金融業跨國公司，由于跨國公司的決策中心在母國（多是發達國家），它本身是一個微觀經濟主體，但其背后有一個國家（發達國家），它有很高的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執行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而削弱東道國的自。同時因為它擁有資金、技術、品牌、信譽等有形的和無形的資產而在和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談判中處于強勢地位。因此，引進的外國跨國公司越多，東道國的和自就受到越多的限制，這是一個純粹的負效應。就金融業投資而言，由于該行業直接把握著資金融通這一國家的經濟命脈，外資金融機構進人后可以通過銀行信貸、證券承銷和財產保險等投資渠道和東道國的各行各業發生聯系，涉及行業的分布面廠，影響力強；而且外資金融機構實力雄厚，業務多樣化程度高，分支機構遍及世界各地，不易進行金融監管，使東道國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大受影響，在國際金融市場聯動和共振效應功能下，甚至會危及其經濟和金融的平安。
總的來看，金融業跨國投資產生的效應很復雜，有正有負。總體效應是正是負取決于東道國的經濟整體實力、調控能力和對外資吸收能力結構（Porter，1990），一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資投入政策（楊先明，2000），對開放金融業更應如此。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結論和啟示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和啟示摘要：
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和制造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在理論依據、影響因素和效應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業的獨特性質，居于現代經濟的核心地位，在具體動因和效應方面有其特征。
根據對金融業對外投資影響因素分析，基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對中國非金融領域直接投資規模及雙邊貿易的發展前景廣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增長必將吸引更多的資金直接投資于中國金融業。
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根據承諾，金融市場將逐步向外資開放，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機構進一步開放，更多的外資企業將對中國金融業直接投資。這被國外金融集團認為是打入中國金融市場的機會，金融和保險業現已成為國外跨國集團直接投資增加的重要領域。
第9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 (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 和 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 和Svensson (1984) 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 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 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 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 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 FFDI 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 )。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