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市場規模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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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攤經濟市場規模分析范文
攤主：“潘家園是我們打下的天下”
（5月30日、31日，上千商戶因不滿市場管理方――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有限公司要求攤主限期簽訂租賃合同的做法，選擇集體停止營業，要求就攤位的產權和潘家園市場平等對話協商。6月3日，仍有部分攤位空置，攤主未出攤。市場內出現了警車。《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姚冬琴I攝 6月3日下午，記者在潘家園舊貨市場合同簽訂處看到，有三三兩兩的攤主前往簽訂合同。“經營秩序已經恢復正常了。”潘家園市場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姚冬琴I攝 潘家園舊貨市場張貼的《對廣大商戶提出問題的解答》《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姚冬琴I攝）
有人說，北京有兩個地方永遠人頭攢動，一個是天安門廣場，所有人都仰著頭看升國旗;另一個是潘家園舊貨市場，所有人都低著頭尋國寶。
潘家園，一個曾經荒涼的城郊，上世紀90年代初，這里自發形成了一個舊貨市場，當地居民在路邊擺攤，把家里的瓷器、舊家具等東西拿出來賣。后來，外地的商販也慕名而來。到1995年，路邊的攤販達到了上千，政府開始介入管理，不久實現了“退街進場”，開發了現址，并定名“潘家園舊貨市場”。目前已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古玩舊貨市場，年成交額達數億元。
但5月30日、31日，這里的上千商戶因不滿市場管理方――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有限公司（下稱“潘家園市場”），要求攤主限期簽訂租賃合同的做法，選擇集體停止營業，要求就攤位的產權和潘家園市場平等對話協商。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現場了解到，5月20日，潘家園市場貼出告示，要求商戶簽訂合同。根據告示安排，合同簽訂分區進行，5月30日和31日進行第一批也就是“大棚一區”的合同簽訂。告示中同時強調，凡因個人原因未在規定時間內簽訂合同者，“視同您自愿放棄經營權，市場將收回攤位，解除使用關系”。
令攤主不滿進而選擇停止營業的是合同中“禁止將地攤轉租、轉讓”的條款。
6月3日，記者在現場看到，攤主們大多已恢復營業。“不恢復沒辦法，人家（指潘家園市場）說了，3天不出攤就收回攤位。”一位攤主對記者說。
對于為何要禁止轉租、轉讓，潘家園市場稱，私自轉租增加租攤者經營成本，最終轉嫁由消費者“買單”。市場方面是為了“切實降低租戶成本，維護商戶合法權益”。
攤主：“潘家園是我們打下的天下”
“眼看著本來‘屬于’自己的攤位，變成了市場租給自己的，原來收取的管理費現在變成了租金。你說我們能不急嗎？”攤主鄭女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
鄭女士說，她從1995年來潘家園擺攤，到現在已在此經營了21年。之前，潘家園市場管理方從未要求簽合同，大家均以繳納管理費的形式使用攤位，一開始是一年一繳，后來是半年一繳。這些年，隨著2003年潘家園舊貨市場改造，他們均出了建設費、押金等。雖然沒有書面契約，但攤主們默認這是一種投資，“攤位是自己的”。
這些年也有人將攤位轉讓、交易，轉讓金高達數十萬，甚至有人花費百萬在這投資了數個攤位。每次攤位轉讓，潘家園市場管理方收取5000到8000元不等的“過戶費”。甚至有攤主告訴記者，據他了解，目前80%的攤位都是從別人手里買過來的。
記者從一位攤主出示的潘家園市場管理方于2002年9月張貼的《經營戶入市須知》中看到這樣的條款，“市場內攤位不得私自轉讓，如需轉讓應持攤位證及票據到市場辦公室辦理轉讓過戶手續”。因此，一些攤主認為，潘家園市場管理方對攤位轉讓過戶是知情而且是“默許”的。
資料顯示，2003年，潘家園舊貨市場進行升級改造。工商信息顯示，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成立，注冊資本1.8億元，法人代表崔新未。
2015年底，潘家園市場首次與攤主簽訂地攤使用合同。在鄭女士看來，“就是這一簽把自己的攤位簽沒了”。因為合同中寫明潘家園市場是“出租方”，攤主們是“承租方”，原來每年收取的管理費變成了“租金” ，一個攤位半年的租金為7760元，另外交2000元保證金。
合同中規定，如果將地攤轉租、轉讓、轉借給第三人， 潘家園市場有權解除合同。其他可能導致解除合同的情形還有，“未經甲方（潘家園市場）同意連續三日未開展經營活動的”“違反國家計劃生育相關政策的”等。
鄭女士認為，這個合同一簽，攤主就變成了租戶，以前購買攤位的資金全部打了水漂，損失非常大。
對此，《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于6月3日采訪了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有限公司一位王姓副總。王副總表示，攤主和市場存在的是租賃合同關系，攤主只擁有攤位租賃期內的攤位使用權，所有權屬于市場。市場方面是在按照法律法規進行規范管理。
對于以往攤位過戶時市場管理方收取的費用，王副總稱屬于“優先過戶費”，用于市場審查，即審查新承租方的經營身份、商品品質等。“市場有分行劃市的管理原則，攤位數量都是有限的，要擇優選擇。收的費用不是說允許過戶，而是允許進場經營，和我們簽訂新的租賃合作關系。”王副總同時表示，潘家園市場發展到現在，隨著經濟環境不斷變化，對于這筆費用的說法也曾不一樣。
市場管理方稱自己擁有產權，但攤主們在接受采訪時言語中不無抱怨，他們說，“潘家園是我們打下來的天下”。
鄭女士跟記者回憶起她1995年最初在潘家園擺攤時的情況。“都是老鄉、親戚叫著來的。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整齊的貨柜，就是泥土地，誰來得早誰就占個攤位。凌晨三四點，還沒開門，老鄉們就翻墻進來搶攤位。常常為了搶攤位打架。后來市場才弄成一個個攤位，固定下來。”鄭女士回憶說，那次分配攤位是通過抓鬮形式確定，抓到哪個攤位以后就一直用哪個。
“這么多年，市場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大。老鄉們說得好，潘家園是我們打下來的天下。”鄭女士說。
攤主王先生也對記者說，“不讓出租、過戶，不合理。大伙都在這投資不少錢，做十幾、二十年生意了，有的都70多歲了，哪里還能自己來擺。現在如果自己擺不了攤，市場就要收回攤位，那我們之前的投入和努力不都付之東流啦。”
市場管理方：
不讓私自轉租是保護消費者權益
面對攤主們針對合同提出的異議，5月31日，潘家園市場貼出了《補充通知》，表示6月1日至7日為咨詢周，市場設置了咨詢服務處，攤主們可以就法律、政策問題進行咨詢。
6月3日下午，記者在潘家園市場合同簽訂處看到，有三三兩兩的攤主前往簽訂合同。“經營秩序已經恢復正常了。”潘家園市場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當晚，潘家園市場又了公開說明。說明中稱，潘家園舊貨市場現有地攤4000余戶，主要涉及珠寶玉石、仿古家具、文房四寶、古籍字畫、舊書刊等，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成為享譽中外的著名古玩藝術品交易市場。市場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私自轉租，增加租攤者經營成本。經過轉租，有實際意愿擺攤的商戶需要付出高出實際攤位費幾倍、甚至十幾倍的費用。二是經營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轉租經營者租到攤位后為了收回經營成本，最終轉嫁由消費者“買單”。三是存在較大消費風險。轉租商戶違反市場分行劃市原則，并因經營商品的特殊性，再加上轉租造成的經營成本上升，存在以次充好隱患，擾亂市場誠信經營秩序，損害消費者權益。
潘家園市場表示，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潘家園舊貨市場開展商戶和商品品類等基礎信息收集、分析、整理等工作，并于2015年底與地攤商戶統一簽訂了2016年上半年地攤使用合同，約定簽約商戶不能對攤位進行轉租牟取暴利，以切實維護健康的市場經營秩序，提升市場美譽度。2016年5月30日開始，繼續簽訂下半年地攤使用合同。
市場管理方稱，合同簽訂的目的，一是為了促進市場有序發展，明確租賃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二是為了規范部分商戶哄抬租賃價格、私自轉租、牟取暴利等行為，切實降低租戶成本，維護商戶合法權益。三是為了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提升商品品質和潘家園品牌影響力，優化市場環境。
對于一些攤主認為自己對攤位擁有產權，《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的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有限公司上述王姓副總表示，“很多人都是‘以為’自己有產權，但事實是在這擺著的。我們必須按照法律法規進行規范管理。”
不過記者也發現，市場管理方提出，“考慮到歷史因素”，允許“子承父業”。
潘家園舊貨市場張貼的《對廣大商戶提出問題的解答》中，記者看到，對于“我父親在市場經營多年，從市場建立以來一直繳納攤位費，現在我父親去世了，我該怎么辦？”這個問題，市場管理方解答：“您父親不擁有所有權。攤位不屬于您父親的遺產范圍。您父親去世后，租賃合同其實已經終止履行。但是考慮到歷史因素，為了保持穩定，市場將會與直系親屬優先重新定立新的租賃協議，將承租人變更成您的名字。”
“潘家園市場搬遷張家口”是誤讀
除了不允許轉租的規定，“潘家園市場搬遷張家口”的傳言也令攤主們感到憂心。他們擔心，一旦潘家園市場搬遷到張家口，自己是不是要舉家搬遷過去？另外，在北京長期積累起來的人脈和客戶是不是就此消失？
6月3日的采訪中，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有限公司王姓副總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潘家園市場不搬遷。所謂搬遷張家口，只是一個誤讀。”
王副總告訴記者，“今年上半年，為了京津冀一體化發展， 我們和其他企業一同去天津武清、承德、張家口等地進行了考察。但考察目的是在穩固北京現有市場經營的基礎上，積極研究開拓新市場，進行潘家園品牌的外拓，而不是所謂的搬遷。外出考察的過程中引起了誤讀。”
雖然潘家園市場方面澄清搬遷張家口系誤讀，但記者注意到，此消息卻并非空穴來風。
今年2月，張家口市長馬宇駿在政府工作報告“2016年主要工作”中提到“全力爭取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遷入我市”。
在潘家園市場將與攤主們簽訂的2016年下半年《市場地攤使用合同》中也明確提到，“乙方（承租方，即攤主）承諾，充分理解目前北京市中心區人口與功能疏解的政策，并表示配合。如因政府功能疏解政策需對現有市場進行整體升級改造建設，此種情況不視為任何一方違規，乙方應無條件配合甲方，在規定時間內向甲方騰退攤位，使用攤位費據實結算。”
事實上，早在2001年，潘家園舊貨市場就曾面臨一次拆遷危機，擬拆遷到北京四環以外。但之后，在朝陽區政府的努力下，潘家園舊貨市場得以保留現址，由“拆遷”改為“整頓”，使原市場更大、更規范，并符合北京市的整體規劃要求。
但是，在京津冀一體化、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潘家園舊貨市場的搬遷仍然存在可能性。今年1月，北京公布了城五區疏解任務清單，其中，朝陽區的任務就包括“啟動十里河、潘家園市場聚集區域的摸底調查和疏解方案研究”。
古玩圈人士：舊貨市場是整個潘家園商圈的文化基石
如今提起潘家園，幾乎成為北京古玩市場的代名詞。這里不僅有潘家園舊貨市場，還新建了北京古玩城、天雅古玩城等高端古玩市場。這些高端古玩市場里不少商戶都起家于潘家園舊貨市場。
6月3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天雅古玩城見到的王先生就來自1992年最早到潘家園的那一批人。在他眼里，潘家園舊貨市場是整個潘家園古玩商圈的“文化基石”，也是商業地標。
對于潘家園舊貨市場里的攤位轉讓現象，王先生認為這是古玩行業里不成文的行規。即便在高端的古玩城，甲經營多年的鋪子不想再繼續租了，乙要接手，除了向古玩城按市價繳納租金外，還得付給甲一筆可觀的“轉讓費”，有時可達數十萬。因為乙將得益于甲經營多年的人氣。
第2篇：地攤經濟市場規模分析范文
自法國19世紀中葉率先進入老年社會以來，“銀潮”便以不可抗拒之勢席卷全球。人口學家預測，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本世紀中葉我們將面臨一個全球性的老齡化世紀。在中國，2005年老齡化人數達1.5億，2025年將達2.7億，2030年達3.1億，2040年達3.97億，2050年將激增至4億左右，占到全部人口的1/4。目前的中國社會已處于老齡社會，據統計，45歲以上人口已達3億人，60歲以上人口占到總人口的10%，并以平均3%的速度增多，人口平均壽命超過72歲。目前，全球60歲以上人口約7.05億，50年后，全球老年人將增加到20億人。正如一位國際投資專家所言：“在商業領域，人類18世紀發現了兒童，19世紀發現了婦女，20世紀發現了老年人”，對此，開發中老年人消費市場的趨勢銳不可擋。日本政府為此早在1990年重新制定了《老齡人保健推進計劃》，韓國也在曾被稱為“夕陽產業”、“不毛之地”的銀發消費市場出現了收費養老院、療養院、老年人用品專賣店和老人服裝品牌；民間也認識到這一產業將是21世紀的投資熱點，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不斷投資；早在1989年，漢城開業的“銀手”成為韓國最早的老人用品店，包括生產去除氣味的衣服等100多種老人用品；此外各商店總站相繼開設了老人用品專賣柜，從1990年起各種老人服裝品牌開始登場，當年就有近20個牌子，這些服裝大部分肩部和腰部都做的比較寬松，穿起來比較合適，在用料上一般選用比較輕和溫暖的純毛和混紡面料。據國家統計局和全國老齡委的調查，我國目前老年人消費能力每年達4000億元，2010年預計達萬億元。在老年消費需求中，34%為服飾穿著，33為醫療保健，33%為其他消費。以每年老年人人均購買各種成衣服裝3.3件計算，現在消費近5億套加之子女饋贈孝敬及保健服裝購買，預計今后幾年需求量10億套以上，市場規模1200億元左右。如此龐大的老年群體，引發衣食住行、醫療、精神等多方面的消費，使銀色消費——老年經濟將成為“假日經濟”之后又一經濟增長點。
二、中老年服裝市場的開發策略
綜上所述，盡管目前中老年服裝市場前景廣闊，但國內目前開發現狀卻是死氣沉沉，雖然國內市場巨大，但企業卻未贏得主動權。為此提出以下開發策略。
第一、正確分析和把握老年人服裝消費心理，開發塑造成熟美的服裝。中老年人在服裝需求上，不論從外表、美觀方面或剪裁多樣化方面都和年輕人一樣有強烈的需求，絕大多數老年人有能力也有信心接受質價相符的老年時裝。據泉州市的一項調查，對當前市場銷售的老年服裝款式有九成老人不滿，理由是20%的人認為款式呆板，近15%的人認為陳舊，近25%的人認為色彩單調暗淡，近30%的人認為缺乏活力。由此看來，老年人已不再回避“如今需要的是服裝和時裝”這樣的話題，而是將衣著鎖定在個性化、多元化、品牌化的時裝上了。同樣，西方就沒有中老年人服裝這一詞語，沒有從服飾上區分年輕與年老的概念，在時裝店購衣只有號型區別，“中老年服裝專柜”聞所未聞。在英國，與素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花枝招展的紅裝老婦。英國的老太太都可謂“老來俏”，身著鮮艷裙裝，濃妝艷抹，珠光寶氣的老婦人比比皆是，似乎在跟年齡較勁兒。老年人盡可以隨心所欲地打扮，使出渾身解數拼命讓自己顯得年輕漂亮。韓國《人魚小姐》、《看了又看》等電視劇里中老年一輩的著裝打扮，一個鏡頭幾乎一套服裝，其高貴、典雅、得體，不失端莊和尊嚴的裝扮令人贊嘆。難怪在中國刮起一股股“韓流”，簡直可以說是一臺臺精美的中老年服裝展示！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人們的消費水平迅速提高，審美觀念日益改善，消費能力有了保障，“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一些老年人敢穿、善穿成為時尚。尤其是近兩年在國內熱播的一出出電視劇，其中老年主人公每次出場時漂亮得體大方的時裝令人驚嘆不已，不由得掀起一股股的消費熱潮。這些雖已白發蒼蒼，皺紋密布的長者，經過服裝裝扮得精力充沛，打扮得體，充分體現了老年人的成熟美。
第二、對老年服裝設計要注重以人為本。目前國內針對老年服裝的設計師缺乏。早在1999年11月23日，巴黎《歐洲日報》就以《歐洲新老人•消費新貴》為題，報到了設計師與行銷人員終于將目標轉移到成熟、活躍、富裕的老年消費者身上的消息。1991年成立的“設計歲月”組織喊出了“為我們的未來設計”的口號，迎接為老年人設計的挑戰，這個組織的研究工作，導致多項產品的發展，例如便于攜帶重物的裝置、讓撥下插頭時變得較為省力的塑膠條等。尤其是年輕設計師克服了設計中模仿老人行動能力的困難，為銀發市場設計了適銷對路人性化的適合產品。其中福特汽車公司設計生產的“第三世紀裝”解決了開發Focus汽車的難題。開發者認為，人們往往將55歲以上的消費者視為一個拄著拐杖的團體，而成熟的行銷者則認為，對老年人的產生重點是吸引他們重拾消費習慣，廣告業者應該運用智慧處理，而不是隔離在外。相反，國內設計師在人性化設計中尤其是細部設計中就比較欠缺了。早在1999年6月17日，《西安晚報》曾以《老年服裝：成衣款舊受冷落，量體訂做成熱潮》為題，報到了購買服裝難而尋求“老年服裝訂做”的消費新景觀，從側面說明老年服裝從設計源頭上的先天不足。時至今日，忽視老年消費群體，開發老年服裝訂做領域的偏向依然存在，即使設計也難以以人為本，很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不注重開發，認為中老年服裝工藝復雜，體形變化較大，導致號型設立困難；再則認為老年人易斤斤計較不易賺錢，就輕易放棄。二是敢于開發但又盲目樂觀，導致認識上的錯位。仍以傳統的眼光分析老年人好惡，認為老年人只喜歡暗色彩，保守的款式和肥大的型號，即是在西安舉辦的服裝服飾博覽會和蘇杭絲綢展銷時也是這樣的設計作品陳列，結果倍受冷落。三是設計錯位。即是同一品牌，尺寸也有差異。
第三、中老年服裝要準確定位。一是價格定位不準，目前，老年服裝專柜少，有的與地攤貨、減價貨同流合污，面料也多為價格低廉的化纖、粗紡棉布或式樣陳舊的服裝。要么價格偏高老年人難以接受。一般地，中老年人服裝應以中等或中等偏上的價格較易接受。二是老年服裝消費選擇余地少，服裝老套，缺少美感。年齡時尚化的消費是保持人們心態平和、頭腦清醒、思維敏捷的催化劑。隨著經濟收入的提高，質地、顏色、做工、款式的要求都表現出來，重質量、做工、設計風格、品牌化觀念越來越濃厚，必須引起設計師高度重視。三是款式要適合老年人需求，根據老年人生理特點開發功能性多樣化特色服裝。目前對老年人來講，西裝不符合老年人生理需要，不實用。由于老年人生理原因，敞開胸口，大領、圓下擺，胃易受涼，加之鈕扣較少難以抵擋風寒，尤其是冬季和春秋季節。而選擇夾克后，下擺和袖口收緊，又使老人感到不方便，因此設計師要充分研究人的生理心理和身體狀況，設計開發適合不同季節、區域、經濟條件下的功能性特色服裝。
第四、服裝生產商和營銷商要轉變觀念，善于發現并抓住市場機會，將中老年消費市場做大做強。目前，商因老年人特殊體型，消費觀念陳舊和服裝周期超長等原因，無形中限制或削弱了老年人在消費主流中的消費機會，尤其是因部分老年人消費檔次低、需求量少，因而不愿開發所謂的“銀發市場”。同樣，在上游生產中，生產商以老眼光看待中老年服裝市場，盯住“快去掙女人的錢”不放，瞄準年輕女美、喜歡購衣打扮舍得花錢出手大方的消費心理，而把眼光偏移開了“銀發市場”。2006年春季的西安“高端消費市場風起云涌”，外埠連鎖百貨服裝企業在古城大規模“圈地”悄然進行，GUCCI古姿、Armani阿瑪尼、卡迪亞Cartier、DKNY……等一線品牌云集西安，帶來其頂級品牌服裝服飾的時尚潮流和時尚文化，但在提供多樣化、選擇產品時尚化、服務更加國際化的同時，也留下了老年人的缺憾：高端企業主樂觀的心態、繁榮的背后是被高端企業遺忘的關愛，不能不令人遺憾。生產商和營銷商應該從中明白，在這些高端消費人群中又有多少消費者是在為父母、長輩尋找得體的中老年人服裝，而尋尋覓覓無果而返的結局令兩代人多么的尷尬，這同時也暴露出中老年人消費市場空缺和市場機會的流失。
第3篇：地攤經濟市場規模分析范文
俞兆林品牌化延伸戰略
廠家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策略進行招商？以及面對國家的宏觀調控，給當今的保暖內衣業品牌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如何走出困境是各品牌運營商的一大難題。
對此，俞兆林采取了品牌化延伸戰略，將品牌延伸至渠道上，將品牌終端延伸至三四級市場，進行兩翼齊飛占領品牌高地，穩穩地占領戰略市場。俞兆林的品牌化延伸突破了以往保暖內衣的常規操作，讓經銷商做上游做廠家，充分調動經銷商的積極性。如今經銷商不愿意提前打款到廠家的原因是，市場的品牌競爭力空前的變弱，對此俞兆林采取的大區域品牌延伸貼牌制，特點就是大區域經銷商取得俞兆林品牌經營權后，根據自己的區域特點直接與制造商進行訂貨生產，減少流通環節，降低流通費用，從而增大經銷商的利潤空間。俞兆林總公司不再參與生產環節，由以往單一的生產型轉變成品牌經營管理型，顛覆保暖內衣的常規運作模式，經銷商以及下線分銷商又回到了2000年時的喜悅，各地區爭先競拍俞兆林大區域品牌延伸經營權，取得顯著的成功。
此模式對品牌運營商而言，第一，可以大大減輕品牌運營商在每年產品開發品種上的瓶頸，避免多品種多經營。對經銷商而言可靈活性的因地制宜。第二，品牌運營商可大大減輕資金壓力，避免多品種的庫存產生。經銷商不會再有顧慮提前半年將錢打入廠家占用自己的資金流，更不用再擔心到旺季提不到貨，可根據自己實際運作情況，碼號、品相隨時調整。第三，是減少流通環節，將流通費用直接轉化為利潤空間。上游空間縮短、下游沒有利潤的情況下，整個行業要良性的繼續發展下去，那么必定就要減少流通，每增加一個流通環節就代表著費用的增加，而品牌延伸恰恰可有效地縮短流通環節，此種模式大大有力地刺激了經銷商對品牌的運作力度，使經銷商保證利空的情況下與品牌運營商共同良性發展，品牌延伸化經營將成為保暖內衣業的發展趨勢。
品牌延伸下沉至縣
鄉鎮和農村市場
保暖內衣發展到今天，已由城市走向農村市場，三四級市場是一個可競爭待開發的市場。據官方統計中國城鎮人口有5.6億，鄉村人口7.4億，60歲以上的人口1.44億，占到總人口的11%，而且是按照3%的速度在增長，保暖內衣適銷人群15歲以上的人群有10個多億，而中老年群體占據較大比重，也正是俞兆林品牌的主消費群體，這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市場契機。按照農村人口的10%購買保暖內衣估算，全國保暖內衣起碼有100多億元的消費規模，那么全國鄉鎮至少還有四五十億的消費規模有待開發。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是一種必然趨勢，保暖內衣三四級市場的下沉，將成為各品牌新一輪的戰略要地。
縣、鄉鎮村市場特點
縣、鄉鎮村市場規模小，居住分散，人口普遍在5~15萬之間，消費水平低，無太多品牌意識，價格敏感度高，傳統渠道占有絕對的比重，批發市場、趕集、服裝店、擺地攤等仍是主流，現代渠道處于萌芽狀態，商超和中型賣場屈指可數，城、鄉之間距離遠，交通不便，相對配送成本較高，鄉鎮與鄉鎮之間的發展不均衡，貧富差距較大；鄉鎮氛圍仍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低檔價位及劣質產品充斥整個市場，中檔價位產品不占優勢。
縣、鄉鎮村市場渠道運營方式
目前，行業品牌普遍采取的方式是市級商――縣級分銷商――消費者。雜牌軍通過小車型、小批量、靈活拼裝的方式進行直配。縣級客戶屬于粗放式管理，經營意識差，資源截留現象嚴重，網絡沒有精耕細作，推廣方式嚴重滯后。
縣城及農村市場受中心城市的影響，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勢頭，部分客戶已經有了淺顯的經營意識，表現出了迫切提高的愿望，但執行能力弱，需要得到廠家的正規指導及配合有效的執行。
俞兆林的營銷策略
經銷商轉為物流商
渠道延伸，重心下沉，市場扁平，轉化市級商觀念，使其由經銷商轉化為物流商，進行一站地物流配送縣、鎮鄉終端客戶，變分銷功能為物流配送功能，對縣級客戶不再進行分銷加價，執行廠家到岸價，所配送貨品的銷售額算在市級其全年銷售額度，這樣既提高市級商的積極性，又能提高三四級市場銷售商積極性，同時降低物流費用及人員費用。
開展巡回促銷賣場：鼓勵縣級市場積極開展周邊巡回促銷活動小型賣場，只要開展巡回活動總公司權利支持，進行人力、貨品的全方位指導，可享受廠家一級商提貨價格。
強化客戶管理
大部分縣級客戶均是由夫妻店轉化而成，因此對市場操作沒有形成與我品牌對接的長遠發展概念，執行力度較弱，對于縣、鄉市場的深度開發顯其薄弱，如要按期開展巡回促銷賣場，必須進行有利的督導。
對資金實力足、品牌忠誠度高、執行力高、有較強的經營意識、網絡區域空白的鎮、鄉村等地區，總公司作為重點扶持對象，根據當地市場情況進行有效的運營指導，大力推廣巡回促銷賣場。
每月或每場活動前后召開一次縣級客戶的營銷溝通例會，通過溝通例會加強了廠家與客戶之間的橫向溝通，使其感覺到廠家的重視，適時調整客戶的運營方向，集中討論市場問題，集思廣益，重點解決縣城及農村市場深透。進行我品牌其它城市促銷案例及競爭策略分析，參觀中心城市的樣板活動，宣講公司發展的遠景展望，進而增進經銷商信心。
重點助銷
選拔業績和能力突出的業務人員，派往賽選出了重點縣級市場，進行縣級客戶的巡回活動督導，指導運營，提供決策。根據當地市場實際情況，為客戶量體訂做各種運營策略，從內部管理到外部操作都提出合理化建議，幫助客戶提高運營水平。
人員助銷也加強了與市場的信息溝通，便于區域內針對不合格的客戶進行動態的調整，保證了市場良性的發展方向。
游擊經銷商
現有階段部分市、縣級客戶由于人員有限，沒有經驗，不愿做農村市場，不愿開展巡回活動。針對此種情況，俞兆林推出巡回活動經銷商，即選定一部份對市場、活動熟悉的經銷商（或業務骨干人員）作為公司第三種經銷模式即巡回活動經銷商，專做縣、鎮、村市場巡回促銷活動，貨品由我俞兆林總部整體配送貨品，享有一級價格，即成為游擊形式攻占縣、鄉鎮市場。
產品差異化戰略
當前縣區域內地區之間的不均衡性，產品推廣也實施了差異化。中檔價位產品重在進行市場培育，低檔價位產品要求銷量，沖擊低檔市場，清掃雜牌產品，壟斷三四級市場。根據各地區進行產品差異化配置，結合當地市場特點進行有效的組合。
中心城市與縣級市場的差異化主要體現在產品價位比例上。中心城市加大中檔價位產品的推廣比例，作為重點推廣方向，放小低檔價位產品比例，低檔價位產品只作為主推產品的護翼產品，打擊當地競品的低價沖擊。縣級市場提高低檔價位產品配比，降低高檔價位的產品比例。綜合中心城市和縣級市場的產品比例達到均衡，實現區域內整體的產品推廣比例規劃。
不同縣級市場之間的差異化體現在推廣的品項上。根據縣級市場的城市特點、消費能力、客戶實力、競爭狀況、網絡情況等綜合因素，進行縣城之間的品項差異化區隔。
第4篇：地攤經濟市場規模分析范文
城市的發展與建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地位和作用。建國60年來，我國的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市社會經濟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國的城市建設也面臨著諸多的矛盾與挑戰。總體說來，中國在城市建設中出現了競爭、攀比，大規劃、大圈地之風越刮越烈，全面突擊加快城市進程的局面；在城市發展模式上，貪大求洋、嚴重照搬照抄西方，缺少中國的特色，更不能適應未來中國發展的需要。這就要求中國的城市發展與建設需要有一種全新的思維，才能實現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及中國社會的和諧。
一、中國城市化呈加速的趨勢不可逆轉
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為中國的城市化增加了持續的動力。未來中國主要的經濟發展趨勢就是城市化。建國60年來，我國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城市個數由建國前的132個增加到2008年的655個，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8年的45.68%[1]，中國城鎮人口已突破6億大關，達6.07億人[2]。2008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年末總人口3.76余億人，比1949年增加3.36余億人，增長8.5倍；2008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總面積（包括市轄縣）469.4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比重達48.9%[3]。
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顯現。2008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地區生產總值186279.5億元，占全國GDP比重的62%，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地區生產總值超過1000億元的城市43個，其中20個城市超2000億元，依次為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廣州市、天津市、佛山市、杭州市、東莞市、重慶市、南京市、武漢市、沈陽市、大連市、成都市、蘇州市、青島市、無錫市、濟南市、寧波市、哈爾濱市。2008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地方財政預算內收入16892.7億元，占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59%；地方財政預算內支出21296.7億元；占全國地方財政支出的43.4%。年末金融機構存款余額333639.8億元，其中城鄉居民儲蓄年末余額138543.8億元，分別占全國的71.6%和63.5%[4]。
盡管如此，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還是比較滯后。據測算，2014年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可能超過50%，2020年將達到60%以上[5]。盡管中國目前城鎮人口比重比1980年的18%增長了許多，但世界城鎮人口比重平均水平是55%，發達國家是84%，美國更是高達95%[6]。日本50年代的時候有50%的人居住在農村，在2005年的時候，日本的農村人口只占到全國的3%，韓國不到7%，臺灣的不到6%[7]。要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國至少還有近2.2億農村人口需要進城，未來中國城市化的空間依然廣闊。盡管我國城市化率將以每年平均增加約1%左右的速度增長（每年有大約1300~1400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但通過對歷史長時間序列比較研究發現，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水平只相當于美國1910年、日本1960年和韓國1970 年的水平，未來我國城市化具有很強的潛力[8]。這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將支撐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
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規律表明，我國將進入快速城市化階段。從發達國家走過的城市化的發展道路看，從起步開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個階段：城市化水平在10%至30%以下為早期階段；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之間為中期階段；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為成熟期階段。城市化中期階段所耗用的時間，一般比早期階段所耗用的時間少，如英國在城市化中期所耗用的時間比早期階段少一半，也就是說，在城市化的中期階段將是加速發展的時期[1]。它們之間有一個統計上顯著相關的S型曲線關系。根據這個S型曲線和世界各國數據，即相同經濟發展水平下，中國城市化水平偏低世界平均水平12.8%。這表明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發展滯后于工業化的發展[2]。所以未來中國城市化的空間依然廣闊。而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超過40%，但與國際相比仍處于較低的水平，可以預料，此階段是我國城市化水平進入發展的最快時期。更進一步地，隨著改革的深入，長期的城鄉隔離的二元結構將會改變，現行的戶籍制度將根本改革，影響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將基本消除，過去在一定程度上被壓抑的城市化潛能將得到釋放。這就是說，中國城市化呈加速的趨勢已成不可逆轉之勢。
二、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困難與挑戰
城市化水平并不等同于現代化水平。因為城市化水平高低不等于現代化，不一定是城市現代化的唯一指標。現代化講的是一個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方面的整體變革，包括教育、制度、城市化水平、市場體制、政府治理、民主與法制、社會與誠信水平等等。現代化不僅是一組城市所擁有的物質性指標和數據，更是一種合理結構，包括了對自己城市的喜愛，對落后地區貧困人民的關懷，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3]。所以，如果認為只要將我國的農業人口大多數轉變成為城市人口，城市得到擴張，城市工業化水平提高就可以代表現代化，是十分片面的。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1978年為17.8%，2002年為39.1%，(2007年底為44.1%)，對比國際上而達到同樣的城市化水平，英國用了120年，美國用了80年，就算經濟發展迅速的日本也用了30多年，而我國只用了22年[4]。快速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系列困難與挑戰。
首先，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對資源的需求遠超過資源供給能力，導致資源環境和體制性問題的產生及發展的失衡。我國人口多，耕地少，水資源、能源礦產稀缺，環境承載力較弱，人均資源相對緊缺。我國適合城市化發展的平地面積只占12%，合115萬平方公里，人均平地面積和日本一樣，等到人口高峰時甚至將少于日本[5]。但全國不少大城市卻掀起了一般“大規劃”之風，并有越刮越烈的漫延之勢，“圍地、擴城”、“再造新城”、“新區”的規劃設計屢見不鮮。這雖然加快了“城市化”，但由于過度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生態和環境狀況嚴重惡化，造成了空氣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擁擠、用地用水短缺等一系列環境問題。比如一些城市地下水嚴重超采，全國垃圾堆放累積總量已高達70億噸，甚至有近200個城市出現垃圾“圍城”的局面[6]。由于城市化高速發展致使城市空間結構長期不合理，城市道路和城市交通流量以及各種管線的消耗大幅度增加，導致生態系統超載嚴重，從而降低了城市化的可持續性。
另外，一些反映公平與效率的方向性、體制性問題也逐漸暴露，堅守我國耕地紅線的任務十分艱巨。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地方政府卻執意鋌而走險，未批先用，以租代征，化整為零，占優補劣等違法用地花樣不斷翻新。對于違法用地行為查處力度不強，遏制土地違法犯罪的體制還未理順，機制不全矛盾十分突出。另外，政府將投資主要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并持續擴大對城市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使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給比農村要好得多；“圈地”產生了大量資金，不少農民卻陷入了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境地。當然，城市偏向政策可能在特定條件下有利于發揮集聚經濟的作用，有可能加快城市化進程。但實際上，越是將資源層層往上集中，下面就越會被抽空，從而越是失去發展的機會。因此如何選擇一種符合中國資源與生態環境實際的健康城市化發展道路，如何使人們能夠公平地享有人類發展水平提升所產生的財富，是中國在進一步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
其次，城市化過程中與原住民之間的沖突。隨著經濟的飛快發展，城市改造力度的加大，我國城市房屋拆遷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舊城改造房屋拆遷對實現城市規劃目標，推進城市環境面貌更新，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條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城市房屋拆遷中仍然存在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方面，在監督機制缺位的局部地區，不規范、不文明的拆遷行為時有發生。另一方面，房屋拆遷本身不僅僅是拆除房屋，還是對歷史形成的財產關系的一次強制性調整。這種調整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動遷居民帶來了一些困難，有些困難甚至是無法克服和逾越的。特別是2003年以來，拆遷糾紛和群眾上訪急劇增加，拆遷矛盾越來越激烈，惡性事件時有發生，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與此同時，也致使許多原本支持房屋拆遷的舊區更新的居民，出現了明顯的思想變化，由“盼拆遷”轉變為“阻拆遷”和“怕拆遷”。在城市化進程中原住民被邊緣化，城市化形成兩種相向的運動：原住民不斷向外搬遷，而他們的祖居地不斷被外來的暴發戶、官員及精英取代。在上海坊間更流傳多年“內環以內說英語，中環以內說普通話，到了外環才說上海話”的說法。部分原居民因此心態失去平衡，這已影響到城市化進程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第三，城市化過程中與流動人口或外來新移民的矛盾與沖突。隨著經濟的發展，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意欲離開農村流入城市，30年來數億流動人口在城市化過程中實現了就業、創業和發展的夢想，也造就了中國經濟的騰飛。但由于對城市的生存環境完全陌生，他們聚居的地方，一個是地下室，一個是城中村，還有一些城市邊緣地方的一些農村的房子，在極少數地方也出現私搭亂建，成為一種貧民窟的雛形。這就是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工帶來的所謂“貧民窟悖論”[1]。而流動人口的本質特征帶有濃厚的地域性，與當地原住民易產生矛盾，也是一個不安定的因素。與此同時，隨著城市的規模在迅速地膨脹、增加，流動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現了新問題，這些新問題都是傳統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決不了的。用戶籍制度管，這些人都沒有戶口，用單位制度管，這些又都是流動人口，沒有歸屬，這些東西都不奏效了。大量流動人口的涌入給正處于城市化進程中的地區帶來了管理上的壓力。正是為了破解城市管理難題，1997年國務院法制辦進行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改革，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管理機構而組建的綜合執法部門――城管應運而生。但由于目前國內城管人員大多仍采用現場執法、管理粗陋的執法方式，與市民、小商販的正面沖突的“城管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與必要性頻繁遭受社會質疑。弱勢的商販在強勢的城管突襲面前，小販大多采取的“敵進我退，敵來我跑”是游擊戰，但偶爾他們也會在走投無路時爭個魚死網破。而一些市民特別是小商販批評城管人員普遍素質低，并形象地稱之為“三強”突擊隊，即強拆房、強拖車、強拉財物，城管儼然成為一種連累當地政府形象的“地方團練”。
另一方面，由于城鄉分割的管理制度和GDP導向的政績考核制度，農民工長期被排斥在公共服務的門檻之外。整體的收入水平嚴重滯后于本地居民，社會保障缺乏，教育培訓嚴重不足，居住環境差，更被排除在公共住宅、參加高考制度之外。農民工及其家庭子女因此遭遇角色認同困境。農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就要在家鄉保留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奔波于城鄉之間，過著“候鳥”式的兩棲生活。“城市不開門，農村不斷根”，農民工家分兩地，付出往返流動的成本，造成家鄉建房及生活設施投資的常年閑置，造成社會資源重復與浪費。這種不徹底的轉移方式也不能使土地向務農勞動力穩定流轉集中，從而加劇土地資源的緊缺。同時，農村青壯年的黃金時間用在城里，而將培養教育他們的成本，以及他們退回農村結婚、生孩子、培養下一代勞動力和自己養老的成本都留在農村，實際是把人口紅利留在發達地區和城市，從長遠來看，這樣會進一步加劇城鄉、區域差距的擴大。穩定就業的農民工不能在城鎮定居，他們的流動性的加劇也使企業不能形成穩定的、不斷積累經驗和技術的產業大軍，也對企業的人力資本積累、技術改進和產業升級造成種種不利影響。而伴隨著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他們越來越被邊緣化。流動人口問題成為各城市解決城中村問題、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穩定的共同難題。
目前正處在第一代農民工向第二代農民工快速轉換的后期，也就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城務工的農民逐步退出城市，他們的子女，即新生代農民工，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力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調查數據，目前，上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滿16周歲以上的青年農民工已經超過1億人[2]。新一代農民工代表著農民工的主流。這些二代農民工子女越來越多在流入地出生或成長，接受流入地學校、社會的教育和風俗、文化的熏陶，對于流入地的歸屬感、認同感很強。而且新一代農民工已經喪失了從事傳統農業生產的技能，對土地的情結弱化，對原籍地的歸屬感、認同感則比較淡薄，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已日趨城市化，渴望成為“新城市人”。他們正由“亦工亦農”向“全職非農”轉變，由“城鄉雙向流動”向“融入城市”轉變，由“尋求謀生”向“追求平等”轉變。但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管理制度，城市昂貴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戶籍制度中仍然存在的較高的戶口遷移落戶門檻，又使得他們要求實現本地化的難度很大。這就導致農民工子女對原籍地和流入地都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游離于兩地的社會體制之外，陷入角色認同的困境，不平等、被侵害、被剝奪感比較強烈。必須看到，大量農民工長期處在城市的邊緣，不被城市認同接納乃至受到忽視、歧視或傷害，融不進城市社會，享受不到應有的權利，不僅他們自身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護，也會導致農民工對城市社會普遍懷有一種疏離感和責任匱乏心態，定會累積很多矛盾。一旦這些人沒有相對穩定經濟來源或常迫于生存壓力以及受不良因素的影響，極易滋生違法犯罪念頭。這一問題解決得好，將成為流入地發展的合力和動力；解決不好，必會成為社會壓力[3]。
最后，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及城市化過程不斷出現的新問題及新情況與政府服務、管理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會越來越明顯。城市化水平就是非農業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的比例。隨著我國經濟不斷增長，我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而帶來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引發了城市戶籍問題、治安問題等公安部門管理問題；就業問題、農民工問題、教育、醫療、衛生、計劃生育等社會問題；住房、城市基礎設施配套、交通問題、住房問題等城市建設問題，而城市建設又帶來城市用地選擇、管理（收購、儲備）問題。與此同時，農村人口急速、大規模地向城市遷移或轉移，又會考驗城市的就業吸納能力和基礎設施承載能力。這些所有的新問題、新情況均考驗著政府的管理統籌能力。
不僅如此，城市化過程將有大量中產及知識精英以及集團總部、跨國公司的出現，而且為了提高本城市的競爭力，各城市政府甚至往往不惜血本吸引高端人才、高新企業及跨國公司的聚集。但他不僅對城市的硬件設施包括公園、綠地、道路交通、城市照明、自然環境、學校、醫院、社會治安狀況、發展規劃等公共物品供給狀況以及信息網絡、科技館、博物館、文化館等社會文化設施建設有較高的要求，而且對政府的服務、教育水平、公共衛生服務、制度、城市化水平、市場體制、政府治理、民主與法制、社會與誠信水平等等軟環境要有較高的要求。
一個良性的城市化是使城市真正成為廣大市民舒適的家園過程――既要滿足人們衣、食、住、行、學、休閑等生存需求，還要滿足生態環境和精神心理需求，注重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和整體素質，致力于創造良好的生產和人居環境，實現經濟建設、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態環境建設、社會發展相協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全面提高，人得到全面發展。
三、中國城市建設發展的新方向
經過前面的分析，我們了解到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化加速的趨勢不可逆轉，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亦不可避免。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不應脫離中國國情，貪大求洋、照搬照抄西方。我們需要以全新的思維和解放的觀點來看待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對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首先，解放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統一城鄉的社會保障。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不利于人口的流動，不利于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從而不利于中國的更進一步發展。在此基礎上，完善并統一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只有這樣，才能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崛起成為真正的世界性超級大國。不過，有人問，解決14億人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的錢從哪里來？筆者要反問一句，當今中國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僅次美國最大的經濟體，此時還不能解決全體中國人社會保障問題，還要等到什么時候才能解決？中國政府現在面臨的是最廉價資源、最便宜、最富活力的勞動力及最穩定國外發展環境。此時最有利的時候解決不了，人口老齡化、經濟發展放緩后就能解決？根本就是不可能！那么中國的錢去哪里了？政府心里最明白，大量錢被無效甚至是揮霍而浪費了，這是中國現在或即將面臨的所有問題的根本與關鍵所在！解決這些問題說困難也困難，說簡單也簡單，就是政府的機構與體制和公共財政透明化改革。
其次，城市化過程既要講發展，又要講國情。人口多，耕地少由此產生的交通模式，必然要求發展公共交通，而不提倡過度的私人交通；住房模式，也是發展高密度、小戶型的住宅，限制低密度的別墅；同樣，產業模式必然要求是節能減排的。中國的城市化就是要把現在的14億，未來的16億的70%，甚至80%或90%轉變為市民，那么政府從現在就要著手考慮他們的生存問題――衣、食、住、行問題。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還不到東京的1/10，而房價已比肩東京[1]。大樓大街大廣場大住宅的發展脫離了我國的土地等資源稟賦和人均實際負擔能力，城市辦公和居住條件甚至超過了人均GDP是我們5倍10倍以上的臺灣地區、香港特區乃至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2]。房價的過度上漲必然積聚資產泡沫，未來一旦泡沫破滅，房價大幅下滑，不僅會影響與建筑有關的眾多實體行業，沖擊就業，影響經濟增長；資本市場的危機同樣是難以避免，首當其沖是銀行“房貸”風險，再波及到其他金融領域，最后是實體經濟，一場中國式“次貸危機”恐怕就難以避免了。到時天價房市的神話破滅讓全國老百姓的所有財富化為泡影，一文不名！與此同時，高房價讓許多人淪為房奴，在沉重的房貸壓力下，消費無法增加；同時高房價改變了人們的預期，增加了預防性儲蓄需求，人們不敢消費，內需無法啟動。在高房價推高下的商務成本，損害了高端服務業和創新產業在我國的發展。最為根本的是高房價不利于民生和社會保障，甚至人才流失。
居住權是人們的基本需求，居者有其屋是生存的基礎和根本，但高房價的結果會剝奪多數普通民眾的居住權，這在民生和社會保障上是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同時還有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和安全，最終阻礙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在這種情況下，降低房價，保障民生住房成為政府的首要責任。大規模發展廉租房成為城市發展的必須。英國早在1919年出臺《住宅法》便確定了以公營住宅為核心的住宅政策，國家干預住宅市場，即由政府投資建造公房，然后低租金租給居民居住。二戰后，政府采取了以集中建設出租公房為重點，增加住房供應的政策，以應對由于戰爭破壞，英國住房嚴重短缺問題。在美國、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甚至中國的香港均有公共住宅建設與制度。這說明公共住宅制度是可行的，也是政府調控的手段。需要強調的是，不僅要保證農民工、外來人口有房可住，還要保證外來人口及征地、拆遷戶生存的空間，也就是有能掙錢的地方。有的地方僅僅局限于規模的擴大，比如行政區升格，但這只是一個“殼”。
城市，不僅有“城”，還要有“市”，才能稱得上“城市”。光有“城”，僅僅是個空殼，是個框架，如果沒有市場，沒有人口和貿易，就不叫“城市”。要形成大市場，必須擁有充足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必須有相當的經濟發展作依托。如無二、三產業支撐，過熱的城市化建設勢必造成“有城無市，有場無市”，最終就會出現“空殼城市”現象[3]。城市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和標志，而城市化應該反過來加強城市的競爭力及其市場規模。而中國城市化是大樓大街大廣場大住宅發展的結果，這排斥了資金不足的個體、私營、外來人口的生存空間，脫離了中國的國情。中國國情要求中國的城市規劃充分考慮這些弱勢者的生存與發展，要給他們留有足夠的空間。說得更通俗點，就是要求政府通過立法將大樓、大住宅區的一至三層，或大街、大廣場適當的地方留給小商品、小吃部、小維修、小服務的行業來經營。這樣，一是維護弱勢者的生存空間，二是降低了生活成本，保障了民生，發展了第三產業。這樣，城市下層及外來流動人口能依靠自己勞動有尊嚴地生活，能讓城市的白領、城市上層及高端商戶有方便、周到的服務，能讓外來游客及商人吃好，住好，玩好，從而城市才能達到真正和諧。再從我國產業結構來看，2008年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的結構比重為3.2：50.6：46.2[4]。不僅遠低于200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67.1，而且低于重債窮國（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的46.3[5]。這是我國現代化與世界隔著代差的結構上的明證，也是我國城市化的努力方向。這就是說，一個城市如不能將中下層及外來人口融入第三產業，就根本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
第三，中國的城市化要回歸傳統。有人說城市化就是水泥化，而城市要經濟化就是要CBD化、開發區化。這實際上是中國的城市發展之敗筆。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清明時節，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兩岸的繁華景象和自然風光，從中可以看到當時京城商業貿易的繁榮。在畫作中，其中不同行業的人，從事著各種活動。有固定攤販，貨攤上擺有刀、剪、雜貨。街道兩旁的空地上還有不少張著大傘的小商販。有茶坊、酒肆、腳店、肉鋪、廟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綾羅綢緞、珠寶香料、香火紙馬等的專門經營，此外尚有醫藥門診，大車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業，應 有盡有。在中國歷史各朝各代傳統的社會中，大量的流動和固定商販是不可缺少的，它繁榮著社會的經濟和維持著社會的穩定。政府一般的政策都是容忍、允許或是支持的。而在西方早在中世紀的德國有一句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 只要農奴逃到城市里居住超過101天，他們就自由了！這就是說，城市應該是對所有人開放的。即使在最發達的美國紐約市，目前也有1.2萬多名有執照的街頭小販集中在百老匯、唐人街、炮臺公園等地。在拉美國家，非正規經濟部門就業人數占經濟活動人口的50%―60%，其中流動商販占很大比例[4]。在新加坡、泰國、法國、韓國等地，也都可以看到流動商販的身影。中國的鄰居越南比較貧窮，大多數人家晚上都要在路邊擺一個小攤子，賣點米粉、香煙、茶水等，補貼家用，有的人家甚至全家就靠一個小攤子維持生計，只要擺在街道兩旁劃定的線內，垃圾收拾好，客人的摩托車停放整齊，就可以放心經營。現今中國，大量農民涌入城市謀生，城市本身的大量職工又成為失業貧民。當下一些地方只關注了城市化“光鮮”的一面，而沒有給由來已久的城市“馬路經濟”一個合理出口。不能根本解決底層百姓的生存危機，攤販不可能消失，矛盾也將一直存在并惡化。因此，解決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市民及外來流動人口生計或沖突唯一可行政策就是解放馬路經濟，地攤合法化。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也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國際化，不是要消滅小商販、地攤。只搞一些大馬路、高樓、霓虹燈等，是一種“變態”的現代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