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經濟思想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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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的經濟思想范文
在市場經濟發展愈演愈烈的今天，人們清晰地看到西方文明所倡導的市場經濟在帶來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同時，也誘發激活了“人性的弱點”，導致人主體性和主體精神的失落，這種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嚴重失衡被形象地稱為“倫理侏儒與核子巨人的沖突”。而儒家思想就是在這種沖突下日益顯露其重要性，有的學者提出的“東方倫理型市場經濟”就是以儒家倫理為依托。成中英對儒家“中和”思想的現代與未來價值給予高度評價，“是醫療現代社會弊病的良藥”，“它能為探索后現代化人類服務”。由此可見，將儒家“中和”思想引入現代社會，探討“中和”思想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中的現實價值，是時代的選擇。
一、 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遇到的難題
1992 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多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我國基本是在沒有市場經濟傳統的條件下遭遇市場經濟的，這使得我國在體制方面的改革具有明顯盲目性。為了盡快融入世界經濟，我國的體制改革總體上就是延用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一時間“跟國際接軌”“按照國際慣例”之風盛行，完全喪失了自己在體制改革方面的自主性和特色。其次，西方經濟體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令人瞠目結舌――利己主義，人與人、人與自然對立，世界經濟畸形發展導致南北差異懸殊等，面對這些負面影響，怎樣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怎樣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市場經濟成為學者們探討的問題。
二、“中和”思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中的現實價值體現
1.有利于構建具有“中和”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和”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基本要求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一種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經濟格局。當下是多元發展的社會，多元性正在取代一元性、二元對立正轉變為多元共存，為了適應多元發展的潮流，必然需要一種精神能夠對各種異相、異態、異質的事物兼容并包，而儒家“中和”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恰恰是最好的選擇。“中和”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不是一個排除利益矛盾的市場經濟，而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矛盾并由此實現社會穩定發展的市場經濟。
2.克服西方市場經濟弊端，促進經濟和諧發展。⑴強調人與人的和諧共生。目前社會上泛濫的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就是經濟人思想的具體表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應該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強調人與人的和諧發展。這就要求我們擁有一種寬容、博愛的人文素養，而儒家的“中和”思想正包含了這樣一種寬大為懷，博愛大眾的精神。“和”思想的具體化就是孔子的“仁愛”、“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些思想都在引導人們正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減少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保持社會的團結、凝聚和穩定有重要價值。⑵提倡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在儒家看來，人與自然是一個互動互生的生命系統，人類與大自然應該和諧共處，尊重自然。而這種崇尚和諧圓融的自然觀，卻與西方理性主義者所堅持的“人是萬物的尺度”“為自然立法”的天人對立的觀點大相徑庭。當代人類已嘗到不尊重自然規律苦果，不僅人類共同生存的地球被弄得千瘡百孔，人類自身的生存也受到嚴重威脅。“西方的生態危機源于西方人的猶太教――基督教觀念……這種觀念使地球遭受了巨大浩劫。中國文化關于‘人――自然’互相協調的觀念，值得借鑒。”西方學者已重視到我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在挽救生態失衡問題上的重要價值，我國在面對生態問題上就應該在“中和”文化的滋養下，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和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⑶增進世界經濟的和諧發展。西方國家為了獲得更多利益不斷擴張世界市場，這種價值取向犧牲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甚至威脅到那些正處于“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生存。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義務有責任與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共謀發展，從而促進全球經濟的和諧發展。在十七大報告中，總書記提出了“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的對外經濟關系指導方針，這正是儒家“中和”思想在國際經濟交流中的價值體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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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儒家的經濟思想范文
>>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路徑 “中國夢”融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的途徑 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法律部分的教學改進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貫徹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策分析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與高校職能的實現 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改革與創新 《顏氏家訓》融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研究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價值歸旨 對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創新的思考 淺析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 改進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的思考 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實效性研究 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實踐教學初探 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調查研究 “做人”是《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一條“紅線” 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翻轉課堂應用探討 “核心價值觀”視角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微課設計 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中融入消費道德教育的探索 論“道德底線教育”在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中的運用 民族團結教育融入民族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的途徑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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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儒家的經濟思想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醫療保健；倫理決策；訪談；定性分析
一、引言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由于政治和經濟的改革，中國社會經歷了根本的改變。在這些變化的影響下，儒家思想為家庭以及與之相關的醫療衛生專業人員的日常行為提供了哲學基礎[1]。學者對此進行了相關研究，例如郭照江[2]指出，儒家的道德觀念，比如仁義，博愛和孝順，在中國傳統的醫學倫理中起著關鍵的作用。范瑞平[3]指出，醫療領域實際上是儒家思想的某種延伸。
本項研究調查了中國醫療衛生領域中的倫理困境，以及儒家思想是如何影響醫生和護士的倫理決策。山東是儒學發源、延展和研究的重陣，且相關的研究人員可以組織當地的醫務工作者進行訪談，所以我們選擇在山東省進行調研。研究在中國山東省的兩所醫院（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和章丘市人民醫院）進行了小組訪談（醫生11人，護士13人）。
二、分析和發現
以下5個從訪談分析中得出的主題反映了儒家價值觀在相關領域的影響：1.病人的經濟條件，2.家庭因素，3.儒家文化的影響，4.倫理決策過程，和5.倫理教育（見圖1）。
1.病人的經濟條件
疾病不僅會給患者到了軀體的痛苦，還會帶來心理和社會層面的痛苦。社會層面的痛苦可以用疾病經濟負擔來表示，包括直接的疾病經濟負擔，間接的經濟負擔，以及無形的經濟負擔等。本研究的第一個主題是有關病人的經濟承受能力對治療的影響，也就是疾病經濟負擔造成的倫理問題。小組訪談中，病人經濟承受能力經常被醫生和護士提到，并且將之視為最緊迫的一個倫理問題（占15.2%的訪談內容）。鑒于過去三十年的醫療衛生領域的相關改革，原本對城鄉居民免費的醫療服務不再由政府全部負擔結果，對于大多數患者來講，選擇什么樣子的治療完全依賴于他們的支付能力。因此，經濟條件在醫療衛生系統中產生了很多問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醫生和護士的相關倫理決策。在研究中，醫務工作者提到的倫理難題包括：是否給病人昂貴的治療，是否繼續治療（在病人無法負擔治療費用的情況下），如何為病人制定切實可行的醫療計劃，以及在病人由于無法負擔相關費用而要求終止治療時該如何去做等等。被訪醫生做出了如下描述：
在腎臟科，大部分的病人都是老年人。主要的問題是患者的經濟條件。對于那些絕癥患者，比如說，當沒有辦法完全治愈時，我們會告訴病人家屬實情，由家屬對是否繼續治療來做最終的決定。因此，最終決定是由家屬來決定而不是由患者。許多患者會因為經濟條件不允許而放棄治療。如果患者選擇繼續治療，他們家屬的生活水平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一點不僅提到了相應的經濟因素，同時也提到了儒家觀念的照顧病人與醫院需要盈利才能生存之間的緊張關系。
2.儒家文化影響
儒家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做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而山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發源地，從山東走出來的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資源。這個文化資源和倫理思想影響著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本研究的第二個主題是儒家文化對中國醫務工作者的影響。在訪談中，13.5%的參與者提到文化和宗教因素對于他們的倫理決策有著不小的影響。根據儒家思想在中國醫學倫理中的角色，醫生和護士應該遵守傳統的儒家價值觀。訪談的醫務人員做了如下說明：
在山東省，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對人們的社會生活有著巨大的影響。在偏遠地區，特別是農村，醫生們大部分的倫理決策是基于他們自身的文化背景。
對于所有的中國人來說，儒家思想是主要的道德觀，儒家文化影響了中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在醫療衛生系統，同時也在其他的社會領域，例如商業，政治以及教育等等。儒家道德觀念深深地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互動。例如，儒家思想決定了醫務從業人員的倫理觀，而他們的倫理觀又影響著他們的日常行為規范。有趣的是，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道德觀與功利主義是相互矛盾的，并且直接導致了醫務工作者的相關倫理困境。
3.家庭因素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個人是一個以家為核心的有機個人，社會是一個以家為核心的有機體。家庭不僅提供經濟支持，而且提供情感支持，不僅承載人的成長和人的再生產等基本職能，更是一個神圣的倫理實體。在生命倫理視閾下，家庭具有關心成長、呵護健康的職責，具有共同負擔醫療費用、共同承受醫療后果的功能。本研究的第三個主題是有關病人的家庭因素。在小組訪談中，有大約20.3%的討論涉及到了這點。醫生和護士將患者家屬的態度或者是相關的家庭因素視為他們所遇到的一種倫理問題。特別地，家庭因素影響到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權以及他們對病情的接受程度，這兩點在西方的醫療系統中是很基本的觀念。在中國文化中，是由患者家屬作出最后的決定：是否繼續治療或者接受何種程度的醫療方案，醫務工作者將遵從患者家屬們的決定。在中國，通常情況下醫生和護士是不會直接告訴病人們的病情，特別是那些絕癥患者，但是他們卻會和病人家屬討論病情。本調查的醫務人員與護士提供了以下信息：
將真實病情告訴病人，這確實是個問題。比如說，在臨床中，對于癌癥，醫生一般是不會告訴患者實情的。在中國，普遍來說，癌癥患者都難以承受這些（實情），特別是對于那些教育程度比較低的患者。通常來說，對于病情很嚴重的病人，我們是不會告訴他實際病情的。
4.倫理決策過程
醫務人員在醫療實踐中經常會碰到倫理沖突，需要在道德規范之間、效果之間、規范與效果之間的進行權衡，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式就是是進行倫理決策，本研究的第四個主題是有關醫務工作者的倫理決策過程以及醫生和護士們用來解決這些倫理難題的相關方法。在研究中，有13.5%的訪談內容是有關這一點的。當遇到倫理難題時，受訪的醫生和護士談到，他們會向他們的上級主管或者所在醫院去報告這個問題，或者與自己的同事進行討論，而不是根據已有的道德規范或者特別的解決方法來獨自作出判斷和決定。從訪談中可以看出，相關決定的作出是取決于醫院內的等級制度，而非醫生或者護士個人，這一點也與儒家思想中的等級觀是一致的。
被訪醫生作出了如下描述：
有時侯，病人是在很緊急的情況下被送到醫院的。如果病人并沒有錢，通常情況下，我們沒有辦法作出決定。我們會把情況匯報給醫院領導，如果他們簽字，我們就會繼續給病人治療。有時，當我們面對這類的困境或者難題時，我們會和主管或者同事來討論。如果科室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那么我們會把情況反映到更高一級的領導，一般來說也就是醫院的管理部門。我們會和他們討論這個案子，不然的話，這對我們來說確實是個很嚴峻的問題。
對此主題，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傳統的儒家思維模式。一般來說，相關決策的作出，是由于儒家的管理等級觀所致。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儒家思想倡導在不同的社會系統中都建立相關的等級制度[4]。而對于中國醫院管理的等級制度來說，是遵從基層醫生或者護士，到他們的主管，到科室主任，再到醫院的領導這樣一個順序。因此，中國的醫務工作者在解決相應的倫理問題時，都要按照這個順序來進行。通常來講，醫院的管理層是最終的決策人。有時候，如果問題非常棘手，更高層級的主管部門會作出最終的裁決[2]。另外，服從上級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情況。在本研究中，醫務工作者的倫理決策過程反映了傳統的內在的儒家價值觀，特別是有關維護社會秩序和道德服從的方面。
5.倫理教育
隨著醫學科學的發展和醫學模式的轉變，醫學與人的生存、發展關系越來越密切，醫學倫理教育逐漸得到人們的重視。最后一個主題是有關醫生和護士所接受到的倫理道德教育。在小組訪談中，有大約7.6%的內容提到了這一點。在（1966-1976）以前，中國并沒有系統的生物醫學倫理教育，所有的道德教育都是與儒家思想有關。在之后，特別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儒家的價值觀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得到了復興，尤其是通過媒體（例如很多公共論壇，教育節目，以及電視和互聯網的演講都在討論相關的倫理問題。）特別地，在中國的醫學院里，雖然提供了一些倫理道德教育，但是卻非常的空泛，并且這些教育僅僅是為了滿足獲得相關的專業認證的條件而已（范瑞平，2006）。另外，在訪談中，醫生和護士都提到，在他們畢業之后，在工作單位中，接受到后續的相關倫理道德教育不是很系統。受訪醫生談到了以下內容：
如果醫生是在很久以前畢業的，那么在當時是沒有相關的醫學倫理道德教育的。而且，在醫院里，也很少有相關的倫理道德培訓。
實施醫學倫理教育不僅是培養德才兼備的醫務人員的重要手段，也是醫務人員解決醫學難題促進醫學發展的重要途徑，有利于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緩解醫患矛盾。因此需要加強醫院醫生的繼續教育，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創新發展。
三、結論
從1978年以來，由于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計劃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以及醫療衛生條件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同時，這些改革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醫療系統，并且中國的醫務工作者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也將面臨許多新的倫理困境或者倫理問題。除了經濟快速發展這個因素外，傳統的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思想繼續極大影響著中國醫療從業人員的思維和工作模式。本項研究的結論并不能推廣到所有的醫生和護士，但它卻揭示出一些有趣的觀點。第一，患者的經濟承受能力在整個醫療衛生體系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它決定著患者的醫療方案并且直接影響著患者家屬的態度以及他們對治療方案的意見。第二，儒家的道德觀，例如仁義，禮和孝道，影響到了醫務工作者的觀念和行為。由此，本項研究揭示了山東省醫療從業人員間的某些哲學關系。
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在中國的其他省份展開，也可以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由大樣本調查問卷所采集的數據，分析出的結果會更具有代表性。同時，我們也可以就中國不同地區間的文化差異和經濟發展差異為基礎，來調研各省醫務工作者所遇到的倫理問題有何不同，以及他們是如何來處理和解決這些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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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儒家的經濟思想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東亞；經濟制度
［中圖分類號］F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08）10－0048－02
東亞經濟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東亞“四小龍”（韓國、新加坡、我國的香港和臺灣）的經濟制度。這些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的下半葉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東亞的國家和地區，都具有共同的儒學傳統，同屬于“儒學文化圈”，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騰飛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本文主要從制度角度闡述儒家思想對東亞經濟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一、“富民”思想與“經濟優先主義”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禮節”是儒家思想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主張。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跡來明己意：堯舜在讓位給舜禹的時候，他們都曾向自己的繼承者作了鄭重告誡：“四海困窮，無祿永終！”把富民治國同是否能保住政權聯系在一起。孟子也認為“衣食足”和“富民”對王天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說：“此為救死而恐不贍，奚暇禮儀哉？”意思是老百姓連保命都恐怕來不及，還哪有什么工夫來修養禮儀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絲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飽穿得暖，這樣還不能使天下歸服，是從來沒有過的。可見，儒家認為，衣食足才能知禮儀，強調政治統治秩序要在經濟發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穩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禮儀”和“富民”的傳統理念成為促進東亞國家和地區確立“經濟優先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經濟優先主義”，其基本含義是把經濟發展放在國家各項工作的首位，政治與經濟相比，經濟第一位，政治第二位；軍事與經濟相比，經濟第一位，軍事第二位。經濟優先主義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奉行的最高原則，也是東亞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選擇了“經濟立國”這條道路，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實現了經濟的騰飛。
二、尊重權威與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制度
尊重權威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強調要尊重道德權威和政治權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諸侯放恣。”在談到人們渴望權威出現來結束亂世時說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別強調道德權威和政治權威對社會發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這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確立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制度具有重大的影響。20世紀下半葉，東亞國家和地區均選擇了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來實現其“經濟優先”的戰略。以強大的政府來整合社會資源，推動經濟的發展，同時克服單一市場調節的弊端。東亞國家和地區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制度的一種創新，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介入。
東亞國家和地區政府介入經濟生活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參與資源配置，即直接干預經濟，推動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另一種是推進制度變遷，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設。
東亞國家和地區參與資源配置、干預經濟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過制定宏觀的經濟政策來指導經濟發展。宏觀決策主要包括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發展的目標、發展戰略、基本經濟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紀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發展目標是經濟現代化和趕超歐美。為實現這一個目標，日本政府設立了專門的決策機構，保證宏觀經濟決策的正確性和及時性，并通過設立在微觀層次的各縱向專業局來推行政府的經濟政策。
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為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快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礎。政府推動制度變遷具有規模效應，比市場經濟體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確立的時間更短、更有效率、相對收益更大。東亞國家和地區利用強大的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體系，通過法律和制度強制性地規范企業和個人的行為，保證市場交易的進行和經濟福利的增進。東亞的經濟成長始終伴隨著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這里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干預并不像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導致民眾、企業與國家之間的相互對抗和猜疑，從而不能實現良好的協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忠孝、等級、秩序，強調尊重權威，在這些思想的長期熏陶下，東亞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對經濟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觀框架內，積極投身于經濟建設。如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在任職期間曾提出大膽的改造日本新構想。在這個構想的引導下，實施大規模的公共投資計劃。國民信任政府，積極參與，在全國范圍內開山筑路，大興土木，從而出現日本列島改造的繁榮局面。可見，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之所以在東亞國家和地區能夠成功建立和運轉，這與東亞國家和地區長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權威、尊重政府的觀念是分不開的。
三、義利觀與市場經濟制度的運行
《論語》中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吾從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由此可見，儒家思想提倡人們在謀取自身利益的過程中要采取正當的手段，在義利關系上應先義后利。儒家的這種義利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啟示就是強調道德至上前提下的義利雙全，而在義利不可調和時，倡導人們要見利思義、以義統利、以義制利和取義舍利，反對見利忘義和唯利是圖。
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確帶來了巨大的效率。但是，這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公平為代價的。因此，圍繞著市場經濟所構建的各種管理制度，就產生了一個怎樣使市場經濟朝著“善”的方向發展的問題。儒家思想中的義利觀對于校正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使市場經濟體制能夠健康運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認為“義”要合乎道德，這既適用于從事經濟活動的個人，也適用于規范經濟活動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經濟活動者不僅要遵循經濟法則，而且還要做到經濟人與道德人的統一。就后者而言，經濟制度在實現效率、收益的過程中，要堅持社會正義，維護社會公正，做到利益與價值的統一。因此，儒學在義利關系的處理中把“義”理解為合道德，這實際上是要求經濟人和經濟制度在其活動過程中要保持真與善的統一。用這種真、善統一的思想來指導今天的經濟制度建設，其意義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張的以義統利、以義制利，這也有普適性價值。對于經濟制度而言，也應該體現這種道德精神。因為無論是經濟制度還是其他各種制度都不能背離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統一的原則，而經濟制度所以具有規范經濟運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為它本身就內含著經濟職能與精神價值的統一。故而，儒學以義統利、以義制利的精神，對促進東亞國家和地區市場經濟制度的優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學的義利觀對公私關系的處理也有借鑒意義。現代經濟制度作為對人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所作出的規定，它一方面要維護個體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與私利之間有時又是矛盾的。儒學強調私利服從公利，這就為解決這個矛盾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因此，儒學的公私觀并非過時了的古董，其在現代社會中的應用價值仍值得開掘。
總之，儒學的義利觀與現代制度之間是具有相容性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其現代工業化進程中將儒學義利觀和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成功實踐，已在這方面作出了證明。
四、家庭觀念和東亞的企業制度
在東亞社會的傳統價值觀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家族中心主義。東亞人的家族中心主義主要來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倫”，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綱五倫”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對父母的孝，而對企業和國家的忠則被當作孝在更大坐標上的升華。以孝為基礎的忠孝合一成為東亞國家和地區人民的行為準則。
東亞國家和地區繼承和發揚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們首先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團的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自己的積極勞動來推動企業的發展和國家的繁榮。儒家的家族倫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適應和促進了東亞國家和地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它被運用于企業的經營，形成了家族式的企業管理體制，產生了顯著的效果。
在韓國的傳統社會中，人們通常給家族的利益、名譽和繁榮賦予最高價值。今天家族觀念仍然是韓國人從事各種社會活動的基礎。這種觀念反映在企業中就是，韓國經濟起飛時，出現了很多家庭企業。在家庭企業內部體現著家長制的管理原則，職工是家庭成員或有血緣關系的人。企業主就是家長，企業人員都尊重與服從家長的管理指揮，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和諧共進。企業對待員工像對待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一樣，承擔著無私的責任和義務，企業的職工也在共同體意識的驅動下，努力地證明他對自己所屬集團的忠心，獻身于企業公司。所以，韓國的企業就像是由無數小的家庭實體織成的網，家庭因素體現得非常明顯。
日本也是一樣。日本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成功與失敗都與家族制度和家族倫理密切相關。財閥是日本特有的經濟組織，就其起源來講，財閥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代代繼承、維持和發展家業為基本目標，一部財閥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家的發展史。正是這種體現家族功能的獨特企業組織形式，適應了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促使日本第一個在東方國家里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盡管財閥在戰后被解散，但財閥的家族式結構與家族式管理仍以其特有的影響力存在于現代日本的企業當中。另外，在日本普遍推行“終身雇傭制”和“提建議制度”，也有利于企業主實行家族主義的經營管理。日本的這種家族式的管理體制使職工和公司形成像家庭似的“命運共同體”，從而使公司能夠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活力，促進了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
第5篇：儒家的經濟思想范文
Abstract:The Chinese Confucianism takes our country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branch, its contains the excellent part has the prominent function to Our country Modern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melts to China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with Confucianism with the factor which repulses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the discussion, spies on some are advantageous to the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enterprise own development figure of merit.
關鍵詞：企業 建構 儒學 斥與融
Key words: Enterprise construction Confucianism reprimands with melts
作者簡介：吳選鵬（1980-），男，江西上饒人，助理研究員，南昌大學碩士，工作單位：核工業二七研究所。
現代企業文化管理最早產生于80年代初的美國，由于二戰后到70年代末，美國經濟一直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統領著全球經濟，但到了70年代末，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日本已對美國經濟構成了強大的威脅，這引起了美國經濟學家的驚訝和關注，于是在經濟學界興起了美日經濟比較管理研究。在這大勢發起的比較研究中，最終發現日本的企業管理不單單是一種為管理而管理，它是一種從經營哲學層面來考慮和把握管理，是用企業形成的內在文化來管理企業的，因此，日本企業的凝聚力、競爭力普遍高于美國企業。
由于企業文化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企業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業特色的文化觀念、文化形式和行為模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結構，體現了企業及其成員的價值準則、經營哲學、行為規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所以企業文化是該企業民族文化的具體體現，它從屬于該民族文化，是由該民族文化所決定的。
一、中國儒家傳統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建構的相斥性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輝煌歷程中創造了無與倫比的民族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深深地積淀于我們的民族性格與民族心理當中。儒家文化則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干，它作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影響了我們兩千多年，并還將繼續以其獨有的方式對華夏子孫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但是，儒家思想的形成期剛好是我國自然經濟和宗法等級制度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因此，它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宗法社會的倫理秩序和在這種制度下人與人相處的原則和態度。而以工業生產、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等高度發展為特征的市場經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產物，它所依托也正是這種開放的民主政治體制。首先，從價值取向上看，儒家思想是重理想而輕效益即所謂“輕利”的，而現代企業的最終目標就是通過生產產品和銷售產品來到達利益的最大化，是“重利”的，這就是兩者產生沖突的原因所在。再者，儒家思想注重“形而上之道”而輕“形而之下器”，造成“重道輕藝”的傾向，認為只有對形而上之道探討才是有意義的，把對形而下之器的認識和掌握是雕蟲小技，為壯夫所不為也，這正好妨礙了對科技理論知識的追求。還有儒家思想中在精神訴求上與現代企業文化所追求的精神不同，儒家思想中注重的是自我內在的精神提煉和過分地強調自我修煉，強調“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表現出是一種異常內斂的保守心態。同時，“貴和”的思想與現代企業倡導的競爭精神區別卻也甚大。
二、中國儒家傳統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建構的相融性。
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有相斥的一面，但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是否也有與現代企業文化相融相繼的內蘊呢？它培養和凝聚中華民族團結奮斗抵御外擄的精神力量，它倡導與人為善，引人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都彰顯出其強大的精神資源。那么，在建構現代企業文化中，能否從儒家思想中攫取兩者的相融部分，從而形成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優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企業奠定深厚的企業文化基礎呢？
1、人本主義思想的延伸。孔子首先將人們的視野從“天”轉向了“人”，主張“仁”道，提出了“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這里儒家所關注的是己與人、人與人的關系，是一種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到了孟子，他發展了孔子的“愛人”思想，提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尚禮”精神的外化。“禮”是儒家思想學說的一個重要范疇。在孔子看來，“禮”是從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行”（論語?顏淵）就是要求人們的視聽言行都要合乎于“禮”，目的是通過“禮”的規范來建立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秩序。
3、“以天下為己任”精神的感召。孔子一生為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到處奔走，雖都以失敗而告終，這種堅韌不拔、積極入世的精神深為后世所敬仰，時人評其“知其不可而為之”。 “夫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也曾發出這樣的感言。孔、孟所代表的儒家積極入世和對國家、社會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它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財富。
4、“為政以德”思想的表率。儒家學說認為“德”是領導者必備的修養，是治國平天下必須具有的品行。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明確指出，在上位的一定要以身作則，足見孔子對領導者的表率作用的肯定。受歷史階段和文化背景限制，儒家所論及的領導者當然都是指君主和官吏，是當時社會的統治者，這些“為政之道”也是為統治者服務的。
儒學在中國的影響面之大，歷史之悠久，沒有哪一家可以比得上，它已滲透到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民族的共同信念。因此在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文化時能自覺的吸收儒家學說中的精華成分，并融為自己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再者，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探析儒家思想對于現代企業文化的影響和啟示，對于最終在中國企業內部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企業文化具有非常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郭紀金?企業文化?〔M〕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第6篇：儒家的經濟思想范文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一是政治權力下移為思想解放提供空間。春秋戰國時期屬于我國古代重要的階級轉型時期，由于經濟權利的轉移，導致政治權力不斷下移，由“挾天子以令諸侯”實現政治權力下移至諸侯，并且發展中形成七國爭霸的局面。社會政治權力的下移為新興階級參政創造了條件，實現了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郡縣制的建立也增加了對人才的需求，而知識淵博、思維活躍的人士正好可以滿足各國發展需求，這就為思想解放提供了空間。
二是經濟發展為思想自由提供物質基礎。春秋時期部分王室貴族摒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陳規，開始發展私有土地制度，并且鼓勵發展工商業，在不斷發展中形成新興階層。生產條件與以鐵器為代表的生產工具的改進，進一步提升了生產力，使得私有制土地越來越多。新興階級的出現讓大量奴隸轉變為農民，“初稅畝”制度的推行鼓勵農民開墾土地，也促進了各諸侯國經濟的發展，為思想自由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是全新的生產方式導致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處于大動蕩環境中，統治階級內部斗爭更加激烈，也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促使一大批思想家對社會問題進行深入思考。
三是私學的產生發展帶來文化繁榮景象。這一時期私學的興起提升了道德教育的高度，為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動力。隨著春秋時期政治階層的下移，以及社會對文化教育的迫切需求，各家私學從多個角度對政治文化進行闡述，提出了不同的治國方略與政治見解。各國諸侯為鞏固自身統治地位，十分重視培養賢才，一時間私學蔚然成風。其中孔子創辦的私學，為德育教育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主體內容評述
其一，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設定。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是思想家對理想人格的闡釋，是特定社會階層或社會人士的人格典范，也是我們了解某個時期人格塑造的素材。人格思想作為我國古代思想家長期探索的課題，如何培育、設計理想人格是研究的核心，尤其是先秦思想家將人格思想作為主要問題，并以此為出發點引申出不同的學術理論。儒家文化中將“君子”、“圣賢”看做理想化人格，認為個人需加強自我修養，注重自身的正確社會定位、倫理道德與精神境界，并以此為中心加強內外修煉，以得體的言行舉止與高尚的品格影響他人。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四端”，即仁義禮智，認為這是個人修養的根本，并且可以在不斷擴充過程中提升個人道德修養，進而形成強大的精神力量。總體而言，先秦儒家思想的主線就是“內圣外王”，它準確闡釋了儒家的理想化人格，旨在通過深入探索實現內外言行思想的和諧統一。“內圣”即要求君子將塑造完美人格作為最高追求，“外王”即在提升道德修養與塑造人格過程中，通過自身行為實現建功立業、濟困救民。
其二，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演變。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的“內圣外王”作為理想化人格，具有恪守中庸、自強不息、兼濟天下的特征。孔子認為“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需要具備崇高的思想品質與精神修為，在思想層次上也是至高無上的，非“常人”可以實現。隨著儒家思想的補充與擴展，孔子的人格思想內涵得到進一步豐富，并且將“圣人”作為“人倫之至”，將“賢人”作為次高境界，之后就是“君子”的境界。先秦儒家認為理想人格的塑造不可懈怠，提出以圣人作為最高人格，引導人們通過提升修為實現自我超越。由于“圣人”這一理想化人格難以完成，而“君子”更加具有操作意義，也更容易被不同階層的人士接受。《論語》中最早對“君子”這一人格思想進行了闡釋，詳細介紹了君子的精神風貌與言行舉止，指出君子“修己以安人”、“君子喻于義”。與“圣人”的人格思想不同，君子屬于大眾化的理想化人格，它從大眾特征角度出發設立精神臺階，凡是在忠孝仁義、愛國濟民方面表現優秀的人士，均可以稱作君子。孟子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圣賢潛能，并且可以通過模仿圣人實現自我超越，而能否實現在于是否盡心為之，弱化了孔子對“圣人”的論述。同時孟子在揭示圣人理想人格的基礎上，提出“大丈夫”的人格思想理論，進一步將圣人理論具體化，為大眾實現理想化人格提供了途徑。荀子對理想化人格的詮釋表現在“全、萃、美”等方面，認為“圣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他將儒家人格思想進一步外化，提出通過建功立業、濟世安邦塑造理想人格。
其三，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踐行。孔子提倡理想化人格的塑造應該將教育與自身修養結合起來，即在提升個人內在修養過程中重視外在教化。在自我修養方面，孔子十分注重“內省”，認識到后天教育環境對人格塑造具有重要影響。孟子對于理想人格的設定具有時代特色，弱化了孔子提出的圣賢理論，突出通過“內圣”探索成長之道，認為“萬物皆備于我”。在塑造理想化人格方面，孟子更加注重自我學習，認為“盡其性”就可成人。在孟子看來，個體的人格塑造問題，就是自我發現、自我調整的過程。荀子提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在個體人格塑造方面具有與孔孟不同的特征。荀子認為通過個人努力與社會影響，可改變個體“惡”的本性，使其行為符合禮儀。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對現代社會人格培育的重要意義
其一，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現代價值表現。先秦儒家人格思想與現代社會倡導的社會人格培育高度契合，在汲取精華部分的同時值得大力發揚。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倡導的“義以為上”精神，對于現代社會市場經濟中個人行為準則的制定具有引導作用。當前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很多人將利益作為主要行為出發點，存在明顯的功利主義思想，若不能及時利用社會德育教育進行行為規范，將難以維持社會發展的良好秩序。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義以為上”等理論觀點，倡導將義與利相結合，倡導自強不息、堅毅進取，通過調整社會經濟中的越軌行為，梳理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進而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
其二，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對現代人格培育內容的借鑒。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核心內容，一方面體現在對理想人格養成方法的闡釋，另一方面體現在對理想人格內涵的界定。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提倡個體必須具有獨立的人格以及堅強的意志，對于現階段的主體性教育內容具有借鑒意義。在現代社會人格培育過程中，需要提高個體的獨立意志，提高個體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個體的高度道德自覺性。同時先秦儒家人格思想認為“仁”屬于內在的道德規范，當個人利益與道德規范出現沖突時，就存在道德選擇問題。而個體的道德選擇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但是最終選擇權取決于個人修養。我們在開展社會人格培育活動時，應該明確道德理想的重要性，注重提高個體的自主選擇能力，引導形成道德高于利益的價值取向。
其三，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對現代人格培育理念的豐富。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將宇宙與人類社會看做統一整體，賦予天道以道德內涵，與現代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高度契合。其中“天道”等思想強調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啟發個體通過實踐提升修養，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面對現階段嚴峻的生態問題，人們在反思中提高了對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視，也深刻認識到人類應該遵循自然界的規律，通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詮釋了利與義之間的關系，反對無限制的追求個人利益，倡導“以義為先”的理念。現代社會人格培育中借鑒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辯證的義利觀，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可以緩解現代追求利益與道德教育之間的矛盾，對于個人的價值選擇也有重要意義。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崇尚“仁愛忠恕”，認為人與人之間相處難免產生沖突，要想消除怨憤就需要推行“仁愛之道”，并且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不僅是一種厚德載物的精神境界，也可以通過禮讓謙恭保持和諧的人際關系，極大豐富了現代社會人格培育的內容。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對現代社會人格培育的路徑啟示
其一，構建良好的德育教育環境，發揮教育者的示范引導作用。現代社會人格培育中可以采用先進信息傳播工具營造輿論氛圍，利用大眾傳媒高效性、綜合性、便捷性的特征，無差異地向公眾傳遞信息，以強烈的感官刺激吸引更多受眾，為公眾營造良好的思想道德學習氛圍。同時，現代社會人格培育中教育者應該發揮引導作用，體現“言傳身教”的作用，讓受教育者在模仿學習中提升個人修養。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提出教育重在“身教”，即德育者應該以身作則，如此才能影響受教育對象。而要想發揮示范引導作用，教育者必須通過親身實踐，讓受教育者獲得更全面的知識，以及更為透徹的理解，進而獲得適應社會需求的良好教育方法。在現代社會人格培育中，教育者必須嚴格遵守社會道德規范，以個人言行舉止影響受教育者，促進他們提升個人道德水平。
其二，保障道德自律與他律的有效結合。自律與慎獨都是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理想人格塑造的方法，在形成道德理念、道德行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當前在社會公眾人格塑造中，不僅需要采用法律法規等他律手段，也需要培養公眾的自律能力，要求他們做到“慎獨”與“自省”，真正將他律與自律有效結合起來。自律即以道德規范約束個人行為，與他律存在密切聯系，而他律只有轉為自律才能發揮最佳作用。法律法規等他律手段要想發揮維持社會秩序的作用，必須依靠公眾的認可與遵守，只有法律法規等價值觀念深入人心，將他律作為維持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才能保障個體的權益與安全，才能真正形成協同、信任的自律行為。現代社會人格培育中，應該將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的自律與現代法治中的他律結合起來，形成完善的現代社會人格培育體制。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涵蓋了文化、政治、心理等多方面內容，并且在長期演變發展中得到不斷豐富。從整體上來看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屬于倫理政治，也是先秦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與現代社會公民道德教育完全對應。而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現代經濟運維體系，不僅影響和制約著社會生產生活模式，也需要構建與之相適應的全新人格形態與價值取向。我們在研究先秦儒家人格思想過程中，應該深入挖掘現代公眾人格塑造與傳統思想的契合點，汲取其中的精髓部分，在對先秦儒家人格思想進行現代化轉化基礎上，形成現代道德體系與傳統人格思想融合的全新體系，進一步凸顯我國傳統文化的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①高曉成：《 孟子“仁義禮智”倫理觀之再考查》，《中國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②張玉奇：《儒家道德思想對教育發展的意義探析》，《蘭臺世界》，2013年第15期。
第7篇：儒家的經濟思想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公司；管理
1.引言
儒家思想出現于春秋戰國，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很多代表人物都提出來了自己的思想觀點，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出現可以歸納為四個部分，首先是先秦儒家，后來發展到漢代，為董仲舒的漢代儒家，以及宋明儒家等。孔子的哲學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張“仁者愛人”以仁愛之心對待別人；孟子進一步拓展了儒家思想，孟子認為以“仁政”為重點的管理理念，后來來著趙國的荀子繼孔子和孟子兩位哲學家之后提出“禮”、“法”。隨著當前社會的不斷發展和變革，儒家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儒家思想在當前社會主義社會中依然成為了我們國家重要的文化思想核心，經歷了這么多年的發展變化依然對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對我們當前的公司管理產生重要的影響，本文對儒家思想與公司管理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2.儒家思想的核心與公司管理
首先儒家的人本觀與現代公司管理的核心都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重要特征。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時時刻刻注意體現人的價值，實現人的價值，對人的社會價值給予高度肯定。以人為本這個理念，放在公司管理之中，其意思就是要求公司管理者首先要關心愛護公司員工，這種發自內心的關心愛護能夠讓員工感受到尊重，感受到公司的團結，在這里提到的團結，同樣也是和為貴的哲學思想，在以人為本的同時，注意和諧發展和團結，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諧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狀態，這就是講公司中的團結問題，公司的各成員要有團隊精神，要求其內部的各成員團結一心、齊心協力。一個做人做事講效率的團隊就是每個公司都想要的理想團隊，這就要求團隊中各成員之間都具有非常好的合作和協作能力，有一種非常強大的向心力。一個團隊能有這種精神，那么對于提高公司產品的生產效率，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都十分有益，也就促使企業在一個激烈且良性競爭的環境里健康發展。孔子一直很重視“人”與“人際關系”，提出要提高人的地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可以說，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肯定人的價值。現如今，各公司企業文化的建設基本觀點都是要“以人為本”，注重人的作用。人是公司業務的具體操作者，只要充分調動基層員工工作熱情，靠其主動性去工作，才能從根本上永久提高公司產品的生產效率，實現市場利益的最大化。公司不斷學習儒家思想的精髓，付諸于實際工作當中，充分尊重員工的人格和勞動成果，切實保障其收入和應有的權利，不僅要切實解決員工的工作問題，還要關心解決員工的生活問題，要做到真正的以人為本，時時刻刻為員工著想，成為公司的主人，同時還要選賢任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作用等。儒家誠信和中庸觀與現代公司管理相通。誠信是歷史上眾多儒家先哲圣賢所推崇和追求的道德情操之一，孔子就曾說：“民無信不立”；誠信指的是誠實守信，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誠實是每個體內在的修養，而守信則是其外在的各種表現。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誠信是各公司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時刻遵守的戒尺，是公司能夠長期生存和發展的靈魂。公司想要在市場中長期生存和發展，其根本的撐力要依賴于公司的信譽，而信譽往往靠長期誠信的合作獲得，只有“誠”才有“信”，只有“誠信”才能在市場經濟中獲得信譽。公司良好的聲譽、信譽、形象的建立及維護，往往依賴于過硬的產品質量，誠信為本、童叟無欺的經營理念，只有生產合格的產品、樹立健康的經營理念，解放思想，長遠打算，才能做到誠信經營，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提高公司的信譽及知名度。如果在經營中背信棄義、出爾反爾、產品假冒偽劣，那么這個公司終將失去信譽，同時也會失去市場。另外儒家講中庸之道，是為人處世的最高境界，反對“過”與“不及”，主張“中道”，即“適度”，“恰到好處”，凡事過猶不及，要有個度。這對公司高層的管理模式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在公司的管理當中，不僅要注重企業自身的成長，員工新技能的培訓與提高，同時要不斷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為我所用，做到不守舊不排外，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宏觀方向上，不可一味追求速度和規模，更要注重其效果，既要“適中”又要“達變”的原則，才能取得較理想的效果。儒家思想的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仁”，儒家思想要求以與人為善，也就是關心和愛護公司員工，有利于協調公司內部員工關系，促進內部和諧穩定。公司員工只有在這種環境下，才能更加和諧的發展和體現自己的價值，也只有這樣才能為公司創造更多的價值，與此同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說明儒家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面對日益復雜的競爭環境，公司是否具有憂患意識，關系著公司能否應對這種外部競爭的能力，公司要保持旺盛的發展能力，需要將憂患意識始終貫穿公司之中。
3.結語
隨著技術的不斷提高，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儒家思想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與基礎，儒家思想對人們潛移默化的影響也勢必體現在公司的行為中，在這樣的背景下，現代公司管理者應該發掘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推動儒家思想與現代公司管理的結合，以此來促進公司管理水平的提高。
參考文獻
[1]劉軍，黃少英.儒家倫理思想與現代公司管理倫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2]李曉蓉.儒家經典與中國式管理[M].北京:公司管理出版社，2006.
第8篇：儒家的經濟思想范文
關鍵詞：企業環境管理；理論基礎；儒家生態倫理
經濟發展在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隨之而來的各種環境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企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一方面要利用自然資源獲得高額利潤，另一方面又大肆污染環境、浪費資源，對環境造成嚴重損害。如何使企業自覺履行環境責任成為緊迫而重要的問題。目前學者們的研究視野主要集中于外部性理論和產權理論。但是這兩種理論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存在很多局限性，儒家生態倫理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能夠彌補以上企業管理制度的不足，對企業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積極承擔環境責任具有深刻地啟示意義。
一、企業環境管理的理論基礎及局限性分析
（一）企業環境管理的理論基礎
1、外部性理論
在分析環境問題的成因時，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負外部性尤其是生產的負外部性是導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根源。
經濟學家馬歇爾（1910）首次提出“外部不經濟性”理論，庇古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提出外部性理論。外部性是指經濟主體之活動，對與該活動無直接關系的他人或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企業為進行生產所支付的成本稱為私人成本。當企業的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時，該企業的活動就產生了負外部性。
外部性理論認為，企業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總是希望把環境污染和開發資源的成本轉移給他人或者搭他人治理和修復環境資源的便車，外部性便成為導致環境問題的根源。
以庇古為代表環境干預主義學派的學者認為市場是有缺陷的，基于環境的外部性，政府干預是有必要的，在干預方式上他們（除了庇古）主張立法或通過法律的手段來保護環境。此外，庇古還主張政府通過征稅的方式進行環境管理，即所謂的“庇古稅”。 基于外部性理論，各國主要采取政府干預及命令―控制型制度進行環境管理，例如我國的“三同時”制度以及排污收費制度。
2、產權理論
產權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經濟學家科斯。產權理論認為外部性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環境資源的產權界定不明晰或界定不當，從而使環境資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經濟學認為，純粹的公共物品具備以下兩個特性：消費的無競爭性和消費中無排他性。河流、空氣等環境資源屬于公共物品，不具備使用的排他性，也沒有明確的產權。所以企業在經濟活動中可以根據自己的成本效益原則任意使用環境資源，并排放廢棄物。環境成本外部化勢必會造成嚴重的污染問題。
以科斯為代表的產權理論認為在交易費用為零和產權界定明晰的情況下，私人之間所達成的自愿協議可以使經濟活動的邊際私人凈產值和邊際社會凈產值相等，從而排除導致外部性存在的根源。基于外部性理論，各國主要采取市場型制度進行環境管理。
（二）企業環境責任理論基礎的局限性分析
外部性理論及產權理論充分論證了企業生產的負外部性以及環境資源產權的不明確是導致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依據這兩種理論各國也采取了相應措施如命令-控制型制度和市場型制度。但是這兩種理論及其相應制度在實際的運用中存在很多問題。
以外部性理論為基礎的命令―控制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遭到了許多企業的抵抗，政府實施面臨很多挑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幾乎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迫使每個企業承擔相同的污染控制份額或實施相同的技術標準，忽視了企業間的差異。二是此種管制方法缺乏靈活性，增加了企業成本卻不能增加企業效益。另外，該規制工具下的績效標準需要政府承擔非常高的監管成本。
產權理論也存在局限性。首先，產權理論的適用環境是高度發達的市場化經濟，這對很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條件是不具備的；其次，外部性問題的復雜性可能使協商成本非常高，甚至使協商無法進行；另外，對環境資源進行產權界定非常困難或成本很高。
二、儒家生態倫理學是企業環境管理理論基礎新視角
基于外部性理論和產權理論的命令-控制型制度和市場型制度都屬于正式制度。利用正式制度對環境進行管制有其特有優勢：一是正式制度具有實施的強制性，企業必須按規定進行相關經濟活動；二是正式制度對企業的規定都是具體而明確的，這樣便于企業依法依規進行經濟活動，也便于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督管理。但是，利用正式制度進行環境管理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正式制度不可避免會存在漏洞，導致許多企業鉆法律空子的行為；正式制度是一種外部約束，當企業面臨巨大利潤誘惑時，它可能就會沖破這種外部約束而污染環境。
要想更好地進行環境管理，需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雙管齊下”。以非正式制度彌補正式制度的不足，通過生態價值觀的教育和建設，增強人們的環保意識，進而將這種環保意識內化為指導人們行為的信念，使人們自覺規范自身的行為。
儒家生態倫理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在指導企業環境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內容上看，它匯聚了古代先賢寶貴的生態思想，對于我們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有巨大的指導意義；從作用方式上看，儒家生態倫理是一種內在影響力。它以倡導的方式，通過影響和轉變人們的環保理念，使他們將這種思想自覺的轉化為環保行為。從涵蓋范圍上看，儒家生態倫理可以填補制度覆蓋不到的地方，并柔化制度所形成的社會秩序。
三、儒家生態倫理精髓及對企業環境管理的啟迪
（一）儒家生態倫理的精髓
1、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思想認為，人與自然是統一的整體，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盡管孔子沒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但其思想中卻包含這一觀點，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論語?季氏》
后世儒家思想家進一步發展了“天人合一”思想。《中庸》有書：“萬物并齊而不相害，道并齊而不相悖。”孟子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禮記?郊特性》也有記載：“陰陽合而萬物得。”儒家生態倫理認為天、地、人三者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強調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儒家主張自然界具有獨立不倚的運行規律，不受人類主觀意識的支配。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
2、順時節用思想
儒家認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正因為如此，儒家認為人類應該節制欲望，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使自然資源的生產和消費處于良性循環之中。儒家堅決反對濫用資源，明確提出“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禮記?祭義》記載，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荀子?天論》中有曰：“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3、知命畏天思想
孔子在《論語》中所談的天論的命即“天命”。《論語?陽貨第十七》記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用八個字揭示天命即“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這正是天地萬物自然變化的規律。又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論語?季氏第十六）。
孔子認為，“知命畏天”是君子應具的美德。他強調君子應該遵循自然萬物變化之規律。孔子認為人不僅要“知天命”，更要“畏天命”――敬畏天命是孔子提出其生態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石。
孔子認為只有君子才懂得“畏天命”，小人是沒有敬畏之心的。《中庸》講“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正是由于許多人不遵從自然規律，缺乏敬畏之心才出現了社會上一系列的“生態危機”、“信仰危機”等問題。至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兩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知命畏天思想對于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維護生態平衡的重要作用。現在我們更應該秉承孔子敬畏天命的思想，培養自覺遵循自然規律的生態倫理意識，這才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之道。
（二）儒家生態倫理的精髓對企業環境管理的啟迪
1、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導意義
近代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物質技術的不斷提高，“人類中心主義”也隨之逐步膨脹起來，人類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所有者，對自然資源隨意開發，對自然環境隨意處置。然而，儒家思想讓我們清醒的認識到，人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與自然界一樣，我們只是整個宇宙大系統中的一部分。對于我們的無知與貪婪，大自然已經發出了警告，近年來的霧霾、全球氣溫異常等就是對我們的提醒。企業作為環境污染的主體，更應當秉承先人“天人合一”之思想，積極承擔環境責任，實行綠色生產、循環經濟，追求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結合，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的可持續發展。
2、順時節用思想的指導意義
從儒家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對時令的強調，對動植物的惜生。儒家強調人類在利用萬物時，要遵從萬物生長發育的天理，對萬物加以合理地愛護性地、節約地利用。其思想核心就是遵循自然規律， 合理開發使用自然資源。儒家“順時節用“思想對我國企業地長遠發展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企業作為自然資源的主要使用者，應當樹立順時節用思想，適時適度開發使用自然資源。企業應牢牢樹立資源節約意識，改變粗放型資源利用模式，提高資源是使用效率，降低能耗，使用可再生資源，同時加強資源的回收再利用。農林牧漁企業更應該樹立順時節用思想。自然界是一個有機系統，過度地采伐、放牧、捕撈等必定會降低生態系統的可再生能力，破壞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唯有“斧斤以時入山林”，才有“材木不可勝用也”。
3、知命畏天思想的指導意義
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法人主體，只有敬畏自然，才不會為了經濟利益而置自然環境于不顧。而且積極的履行環境責任也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應盡的義務。而只有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才會得到消費者的認可，才可以實現長遠發展。在企業中管理者起著領導決策作用，更應該以儒家的君子之德要求自己。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始終保持對自然及環境的敬畏之心，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思想融入企業的各項經營決策之中。
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雖然誕生于中國古代社會，但是其對于企業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積極承擔環境責任具有深刻的現實指導意義。如果企業能從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中吸取更多有價值的生態倫理思想并努力踐行，這對于解除我們當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將會有巨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王廣.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與生態倫理化的實現[J].理論學刊，2005（05）.
[2] 任俊華.論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現代價值[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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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俊華 劉曉華.生態倫理的文化闡釋――中國古代生態智慧探考[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第9篇：儒家的經濟思想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 詩章 社會 中國文化
Abstract:In view of Ezra Pound’endeavor to reinforce Confucian values in modern western thought,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his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Canto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ield of Pound studies.This paper studies how Ezra Pound approached to the Confucianism,and how he,finally,constituted his own Confucian though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and how he illustrated his Confucianism in the Cantos.
Key words:Confucianism; Cantos; Society; Chinese culture
作為龐德的代表作，《詩章》展示出了現代西方社會的困境以及龐德所認為的解決之道。龐德用了將近一生的時間完成的這部作品，晦澀難懂，而其中最難理解的主題則是中國的儒家思想。本文通過對《詩章》中儒家思想體系的系統梳理來分析龐德理想中的儒家社會,分析研究作為詩人的龐德如何為處于混亂世界的人類尋求解脫的途經。
一、早期《詩章》中的儒家思想
龐德的《詩章》以奧德修斯的故事為線索，對充滿了神話戰亂通奸和謀殺的古希臘歷史進行了回顧，之后，在第十二章中，龐德卻開始描寫現代世界，而且把這種現代的社會比喻成平凡人類幸福生活的扼殺者：
統治者和以及高利貸通過公司，/教會執事，占有了財富，/這種化名為高利貸的事物的實質，/是變相的剝削勞動力(《詩章》 第十二章)
無論是奧德修斯的故事，還是Malatesta的傳奇，抑或是對現代社會的詛咒，龐德的描述都毫無邏輯和緊湊性。這種嘈雜的敘述本身就映射出龐德的如同當時的西方社會一樣，混亂無序的思想。這標志這龐德對西方社會能夠自救的幻想的破滅。
出于對這種混亂無序社會的深深失望，龐德突然轉向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為了表示自己無以言表的尊敬，龐德把孔子稱為Kung。
孔子經過大理寺，/走進松林墓地深處，/沿著小溪走出墓地，/陪伴他的顏回與冉雍，/同他低聲談論著(《詩章》 第十三章)
這是《詩章》第十三章的開篇，也是《詩章》中出現儒家思想的開端。這章描寫的是圣賢孔子和他的弟子在討論問題的場景。他們在討論如果帝王讓他們提建議，他們應該怎么做。弟子們說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但孔子沒有評價什么。隨后，他們的對話變得更加有序，，人人能夠互相尊重。總之，《詩章》的第十三章介紹了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教義，龐德用這些理念與混亂的西方社會相比較。盡管沒有更加細致的儒家思想的介紹，但這一章中的儒家理念已經可以讓處于困境中的西方人民看到希望。
對于處于混亂和無序社會中的人民來說，只有在龐德用儒家思想所構建的理想社會中才能看到一絲希望。儒學的思想則主要通過孔子和他的弟子的交談中體現出來。
二、中期《詩章》中的儒家思想
龐德在《詩章》中也不是空泛的講解和分析儒家思想理論。在《詩章》創作的第二階段，他大量引用中國的傳統故事和歷史典故以論證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關注自然，堅持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和諧發展。龐德在第四十九章中對這種觀念進行了闡述。
《詩章》的前幾部分介紹了古希臘歷史、中世紀歐洲歷和美國史，之后從第五十二到六十二章被稱為《中國詩章》，龐德介紹了很多中國歷史典故和神話故事。如果說儒家思想給龐德創造了一個“和諧、有序”的世界，那么中國歷史則證明了儒家思想的有效性。
《中國詩章》描繪了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從堯和舜到到18世紀的雍正時期，“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那些繁榮的社會時期都有著深刻的儒家思想根源”。（Pound,1973）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龐德把介紹中國歷史當作是介紹儒家思想，他認為當代西方人應以儒家思想中的人物為鑒，受到儒家思想啟發和教育。
實際上，第五十二章大部分內容是從《禮記》的引述。龐德在第五十二章中描述這些祭奠以強調任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然而龐德對中國歷史的描述是從第五十三章開始的。龐德從中國歷史中學到的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秩序”。首先個人要“有序”；其次，家庭會和諧“有序”；而最后，家庭的和諧是社會穩定，繁榮的基礎，儒家思想人為，只有在家庭和睦有序的情況下，人民才會為創建和諧社會、和諧國家而做出貢獻。龐德描述中國歷史意在讓西方人以睿智的中國古代統治者為榜樣，用儒家思想建立和諧、平靜的世界。
三、后期《詩章》中的儒家思想
二戰中，龐德對法西斯的態度是扭曲的，他無視法西斯的各種毀滅性的、無人道的行徑而瘋狂地鼓吹對美、英進行打擊，他認為法西斯可以建立一個和諧繁榮的社會，但隨著二戰的結束他的這種幻想被打破了。
《詩章》后期，儒家思想主要通過表意文字的方法展示出來，龐德使用了大約六十個漢字，他用這些漢字暗示了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觀念，以及處事原則。
龐德的經濟觀念是：“金錢本身沒有價值，它僅僅是財富交換的有效工具，如果這種金錢用于流通而非囤積，就可以準確地衡量出一個國家的財富，這樣的話分配就能達到平衡”。他在這段話旁邊寫了一個很大的漢字“道”加以說明，只有在經濟體系正常的情況下，整個社會才能和諧繁榮，他對“道”的理解是“道的解釋是，腳印和腳支撐著頭，而頭則指揮著腳的運動，使腳在智慧的指引下有序地行動。”(Pound,1971)。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之上，龐德認為有“道”才能公正，有序。
《詩章》中反復出現的中國漢字以及引用的儒家經典著作的片段都表明了龐德想要構建儒家式的理想社會的迫切愿望。在《比薩詩章》的開篇，龐德寫道：
我與世界爭斗時，/失去了我的中心，/一個個夢想碰得粉碎，/有一個畫好的天堂在其盡頭，/沒有一個畫好的天堂在其盡頭。(《詩章》 比薩詩章)
而在《詩章》的結尾，龐德還寫道“我試圖建立一個樂園”（索，2003），這些都表明了龐德要在《詩章》的最后用詩歌構建一個“天堂”。對龐德來說，這個“天堂”是他的精神依靠，盡管他對政府很失望，他仍然關注社會，關注國家，關注人類文明。為了逃離混亂無序的當代西方社會，龐德利用儒家思想，仿照古代中國的繁榮社會，在《詩章》中構建了自己理想中的“天堂”。
隨著社會科學和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將目光從人類的物質生活轉移到精神生活上，開始強調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人們尋求一種真正可以使人類獲得解脫的方法。最終，人們關注到儒家思想。龐德是早期研究儒家思想的幾個西方文人之一，分析龐德的作品對于理解中西方文化的互動是很有意義的。龐德，作為一個西方詩人，對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使得西方社會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人們開始反思社會的意義、人的價值等等，雖然最終龐德還是沒能改變整個社會，但他所付出的努力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1]Pound,Ezra.Personae.New York:New Direction,1971.
[2]Pound,Ezra.Confucious:The Great Learning.New York:New Direction,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