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活動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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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學活動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文學經典； 意識形態； 文學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說到文學經典，我們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學作品是經典，比如我們會想《紅樓夢》是經典，李白的詩是經典，《三國演義》是經典，《阿Q正傳》是經典；有時我們也認為《平凡的世界》是經典；我們也問這樣的問題：當代文學里哪些是經典呢？大眾文學里哪些是經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們還能明白地說說文學經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們就會陷入迷惑，好像經典有很多種，每種經典的涵義都很不同，讓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來說，我們都注意到經典的樹立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學性，我們也叫它審美內涵；一是意識形態，就是各個利益集團不斷爭斗，為了自身的利益樹立對己有利的經典。有學者認為經典之樹立在于文學性，有學者認為主要是意識形態的作用。無論怎樣，這兩方面的爭斗構成經典問題的主要討論范圍。但一般來說，學者們都注意到單純從意識形態出發或單純從文學性出發都會帶來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調和的思路。也有學者看到經典有不同的層次，比如，我們談論杜甫的詩作與談論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是不一樣的，前者具有一種成熟的風格和均衡的品質，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詩是經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個劃時代的批評家了；后者則是實驗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極大關注。我們一般把前者稱為古代文學經典，而把后者稱為當代文學經典。［1］119這樣的區分是恰當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學經典和當代文學經典中都發現了一致的文學性或一致的意識形態作用，就再次把兩個層次混淆在一塊兒了。

我們一般思考經典問題的時候，都是沿著“經典是如何樹立的”這樣的思路進行的，這里試圖另換一個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們是怎樣談論經典的，不同的談論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義。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治療”意識形態論帶來的一系列混淆。

為了簡便的緣故，在這兒首先提出經典的層次劃分。我們一般在三個層次上談論經典：一、古代經典，制作一系列的規則；二、古代文學經典，這是從現代文學觀念看的，重點在文學形式上；三、當代經典，我們依據它來判斷當代文學。從三個方面來說，經典都具有史的價值，都是在樹立規則。

一、 經典是與生活的交織

英文里說起“文學經典”的時候有兩個表達，一個是literary canon，一個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規則或傳統的意思。實際上傳統就是規則，我們遵照傳統而行事就是遵照傳統給我們樹立起來的規則行事。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經”與“典”是兩個詞，但兩者的涵義大致是相通的。《說文解字》認為“經，織也。”《辭海》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釋：“經，織物的縱線，與‘緯’相對。”《說文》里的釋義是比較古的，與經的原意比較接近。織是什么呢？是織入其中的意思，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形成規則，無論是經還是緯，都是賦予形式，使物得以顯形。一塊布，如果沒有橫線和縱線怎么織成一塊布呢？所以“經”是一種條理化的規則。我們在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行為，這些行為如果沒有一些規則把它們織到一起，就是混亂的，但一般來說，各個行為之間都會有一些關聯，這些關聯就需要通過某種方式把它們確定下來，使人們有章可循，這就是“經”的作用。“經”一旦樹立，就會產生規約人們行為的作用。有了經，人們的行為就有了遵從的規則；二是與人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經”為人們的生活樹立起規則，但不是說從此之后，這個規則就從人們的生活中獨立出來，與人們的生活不相關了。“經”就是與人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的，古代不斷有釋經的行為，甚至有為了某種目的而造偽經的行為，這都是看到“經”實際上是交織在人們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個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們放射無比耀眼的光芒，那樣想實在是一種誤解。我們說經典的樹立是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為什么樹立經典？因為有需要。什么樣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經濟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當然在古代，沒有分得這么清楚，它是一種混合的規則，它可能就是結合著某種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樹立起來的文本典范。作為一種規則，它就不可能僅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規則，它還包含著政治規則或者文化規則等等，就像《詩經》，它不僅僅是文學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它可能本來就如《禮記·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注: 以上所引為《詩經》的采詩說，另有列士獻詩說、孔子刪詩說。參見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頁；亦見陸侃如、馮元君《中國詩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頁。]，后來演化為各種有教養活動的交流平臺，所以你會看到對于《詩經》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些解釋在我們現代人看來覺得不可思議，但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它就是那樣恰切。

與“經”相連的是“典”。“典”的原義則為常道、法則。《爾雅·釋詁》解釋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種樹立起來的規則，而“經”不僅有這層意思，它還顯現出一種形成的過程，顯現與生活交織在一起的層面。“經”與“典”的詞意在古代中國基本可以通用。可見在中國古代，經典的意義就在于樹立規則，同時它又與人們的生活編織在一起。古代政治闡釋和倫理闡釋是主要的兩條途徑，所以古代的經典主要偏重于這兩個方面。但這樣是否就能說經典的樹立是政治意識形態的事呢？進而說文學經典的樹立也同樣是意識形態所致？

可以看到，諸多主張意識形態論的學者對此會持肯定的答復，而且看起來好像也順理成章，因為古代經典的樹立就是與生活中的各種政治、經濟、倫理關系糾結在一起的，那么經典也正是在各種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們看到，意識形態論有一個潛在的預設，就是文學與其他部分是分離開的。文學，有它獨特的領域，它與其他意識形態部分有一個邊界隔開，哪怕這個邊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實，強調文學審美內涵的觀點也同樣假設了這一邊界，而且會把這個邊界劃得更清晰一些。這樣思考經典問題，就會假定文學一直有其自己獨特的性質，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這樣的文學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說，這樣想是拿現代文學的性質衡量古代文學。

二、 古代文學經典的涵義

我們先要說說“文學”這個概念。據喬納森·卡勒說，“文學”(literature)一詞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現代意義的，我們可以在18世紀末德國浪漫主義中找到它的蹤跡，或者是以法國作家斯達爾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書《文學與社會建制的關系》為標志。那么，什么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呢？就是一種以想象性為主的寫作。［2］21西方“文學”概念的演進與中國類似。中國古代并無現代意義的“文學”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這個“文”的概念比較駁雜，中國學術傳統講文史不分家，“文”這個概念也是如此。當然從魏晉開始，開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與現代意義的“文學”概念相近，但在漫長的歷史中并不占優勢。比如宋太宗（977－984）時期修纂《太平御覽》中“文”的分類為：1.序（文）；2.詩；3.賦；4.頌、贊、箴；5.碑；6.銘、銘志、七辭、連珠；7-8.御制；9.詔、策、誥、教、誡；10.章表、奏、劾奏；11.論、議、棧、啟、書記；12.誄、吊文、哀辭、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鐵券、過所、零丁；15.品量文章、嘆賞、改易、詆訶；16.思疾、思遲；17.著書（上）；18.著書（下）、幼屬文；19-20.史傳。

離我們最近的清代，人們對“文學”的看法也與我們現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張英、王士禎等撰的《淵鑒類函》中文學類分為：1.周易、尚書；2.春秋、禮記、史；3.書籍、帙、誦讀、寫書、藏書、校書、求書、載書負書、賜書、借書；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嘆賞）；6.詔、制誥、章奏、表、書記、檄、移、圖、讖、符；7.詩、賦；8.七、頌；9.箴、銘、集序、論、射策、連珠、誄、碑文、哀辭、吊文；10.儒術、勸學、善誘；11.講論、名理、好學；12.博學、幼學、從學、同學、廢學；13.筆、硯；14.紙、墨、策、簡、牘、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見，現代意義的文學不過是古代“文”的分類的一部分而已。

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一詞是晚清以來才由日本轉譯過來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國“文學”一詞來譯literature，詞義縮小定格為“以語言塑造形象來反映現實的藝術”，再傳回到中國，成為后來中國“文學”概念的一個主導方向。［3］362但也不是說，這個譯法一經傳入，“文學”概念就再無疑義了，實際上，“文學”到底指什么經過了二三十年的探討，這主要表現在20世紀初文學史寫作上。如何書寫文學史，如何確認文學史中的經典，這經過了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4］

我們看到，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文學的涵義都有演變，古典涵義與現代涵義有很大區別，而我們現在使用“文學”這個概念的時候，基本上是在現代涵義上使用的，因此我們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學”一詞的時候，要有一些歷史意識。可以說，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構成方式。現代文學是在現代“文學”概念下產生出來的，它也包含對古代文學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學的自覺。而古代文學則是現代的一種解釋機制，我們當然能夠發現很多作品是具有強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詩賦詞曲，但對古代“文學”的整體規劃卻是以現代“文學”觀念為基礎的。

文學史本身就是由經典樹立起來的。我們在文學的歷史中發現，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們現代的文學觀念，因此我們很自然地將其稱為文學經典。當我們談論古代文學經典的時候，我們就是有意地忽略掉與文學無關的一些意識形態因素，這樣做有利于發現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審美內涵，這當然是以當代的文學觀念在古代尋找“源流”，而且這樣做是很有意義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舉動都是一種闡釋，假如在談論經典的時候把這一假定忘記了，就會倒流為源，以疏為典。我們把古代文學經典從政治、道德語境中剝離出來，這本來就是一種解釋，假如我們解釋時，把它當作確定不變的事實了，就會發現古代文學經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識形態因素影響的。我們承認，古代經典(而不是文學經典)根本脫不開意識形態的干涉，但古代經典是一個事實性描述，而古代文學經典則是一種文學史解釋，兩者根本不是一種存在方式，雖然我們面對的可能是同一個對象，比如《詩經》。

所以文學經典的樹立與古代經典的樹立還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當然認為《詩經》是文學，但不等于說《詩經》經典化的過程就是文學經典化過程的一個范例，如果這么說就要犯錯誤。當然我們說古代文學經典的時候也就是指《詩經》、《史記》等等那些在古代負有文學之外使命的作品，這并不矛盾。同樣是《詩經》，古代人看它與我們現代人看它完全是兩個角度，我們也說《詩經》是文學經典，但我們說這話的含義不同于古代人說《詩》為五經之首的含義。所以不要把文學經典的《詩經》等同于古代經典的《詩經》。我們說的是同一個東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樣。

由此，我們可以說，在文學經典的樹立中當然有意識形態參與其中，而且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不是決定性因素。文學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學機構、公眾意見共同構成了當時對文學[注: 此處用的“文學”一詞極寬泛，它包含各種“文”與“筆”、“文”與“學”的概念分延，這也與不同時代樹立經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經典的選擇，可能一時這個因素大些，一時那個因素大些，但沒有哪個是決定力量。文學經典的樹立是一種實踐，沒有一個不變的規則，過分強調其中一個因素就會產生偏差。文學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誤解為文學性，一種純粹的文學性。實際上，我們判斷文學的時候都以某種文學獨有的性質為基礎的，但并不是說這是一個純而又純的文學性。沒有這種東西：它潛伏著，等待我們去發現。文學性恰好就是在不斷的討論甚至是爭論中顯現出來的，它是生長出來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個純粹的本性放在那兒，它一誕生就帶著各種各樣的雜質，包括意識形態。所以不應該說，意識形態決定經典的設立，而應該說經典的設立里就包含著意識形態的作用。但這并不能證明文學經典一直以來就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了，古代文學這個概念更多的是現代文學概念的一個解釋性應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學經典中發現意識形態的決定性作用，是用錯了力。這就好像我們評價一個人，我們先設置了一個完人的道德標準，然后發現沒有一個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說，人都是壞的，都是為了各自私利而損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質是不道德的。——這么說根本就沒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學經典與當代作品

實際上，古代文學經典問題是基于現代文學觀念的一個解釋性評論，特別是基于當下文學觀念的一個解釋性評論，為什么要有這樣的評論呢？一個關鍵是通過梳理文學史來凸顯當下文學觀念，進而產生這樣的想法：當代文學中有沒有經典。[注: “當代”指的是1949年以來的這段時間，雖然這種劃分頗為牽強，但從意識形態與文學關系的角度來看卻也合適。現代文學從1919年算起不過30年的時間，對這段時間中的經典追溯與當代文學中的經典問題是緊密相連的。]古代有經典這是毋庸置疑的，這個經典是各種意識形態交織作用的產物。古代也有文學經典，但如我們前面指出的，這大部分是我們基于現代文學觀念的一個梳理，當然這個梳理不那么強硬，不是用一把標尺，定一個尺度，不合適的就截去，合適的就留下。我們看到，的確有很大一部分作品與現代文學觀念相吻合，而且離現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畢竟古代文學是在現代文學觀念燭照下才得以凸顯出來的。

我們看到，文學史的編制實際上就是經典的序列。那么當代哪些是經典？這一問題似乎很奇怪，因為我們一直在談當代文學經典。是的，但這和談論古代文學經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們談到用意識形態來分析古代文學作品有些偏了，當代文學作品當然是與現代文學觀念合拍的，它與意識形態有多大關系呢？

我們為什么要談當代的經典呢？一個回答是，因為它們對我們最有緊迫性，我們要依據它們來判斷其他作品。如此，這些當代經典就與古代經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樹立當代文學經典，是為了顯現當代文學性質為何，并依此判斷其他當代作品。由于當代文學經典與政治意識形態聯系過于緊密，在它身上過多地維系了政治訴求，或者說，文學經典的樹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的事，這一點在20世紀50-70年代尤為典范，而古代文學經典則是通過濾除各種意識形態因素確立起來的，所以，我們在談起當代文學經典的時候，實際上對“經典”一詞懷有諒解的心情。我們說盧新華的《傷痕》和劉心武的《班主任》是經典，但我們沒有拿它和《紅樓夢》比；我們說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是經典，但我們沒有拿它和古詩十九首比。我們的確談論《班主任》這樣的當代文學經典，我們也的確談論所謂的紅色經典，但這些經典與古代文學經典無疑不在一個層次上。

實際上，我們討論經典問題的時候，往往是在不同層面上進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層次，就會產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現“古代文學經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識形態樹立起來的”這樣的誤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構成方式，當代文學是一種事實性描述，而古代文學則是一種解釋性概念，它是中國20世紀初以來的現代文學觀念的應用和推演，所以說“古代文學經典由意識形態決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結構，意識形態因素只應該在事實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處。

我們看到，當代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密切些，當代文學中各類所謂“經典”像走馬燈一樣的變幻不停，與意識形態的距離太近是一個主要原因。用意識形態來分析現當代文學還算恰當，但用來分析古代文學就會混淆事實與解釋性現象。但作為一種事實存在的當代文學同樣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假如有當代文學經典的話，那么這個經典的標準也會放得極低，與古代文學經典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充其量可以說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標準稍為提高，當代文學中是否存在經典就會成為一個懸案。如果當代文學經典問題消隱，那么它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會消隱。由此可見，從意識形態出發來研究文學經典問題并不是一個恰切的角度。

讓我們再轉換一下角度。如果我們從古代文學經典與當代文學經典是兩種經典形態這一事實出發，我們就會發現當代文學經典這一提法的更深層的涵義。無疑，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觀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學則是現代文學觀念的一個擴展和整理。但這并不代表純而又純的文學性體現在當代文學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學時出現的，我們恰恰是在古代文學中指認最具文學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認的方式就是將其樹為經典，所以我們才會在各種文學史中看到經典作家的追認和經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們看做文學性質的保障。可以說，文學經典與文學性不是兩種文學活動，它們是一種文學活動的兩面。那么當代文學經典呢？它是對古代文學經典的借用和變形，它是對一種構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當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們看到，當代文學活動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這是一種事實描述，而當代文學經典概念則是一種構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義在于為當代文學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學的界限和文學的性質。這么說不是把當代文學經典概念判斷為一種假概念，而是指出這種概念活動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積極意義。

由以上我們看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分析經典問題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學性了呢？也不盡然。如果這個文學性指的是一種純而又純的標準，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學性指的是一種變化的歷史，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們不如把文學性當作一種引導，而不是決定，畢竟我們總要依據一些標準來進行判斷，雖然這個標準不太牢固，但聊勝于無。我們更應該把文學性當作一種運動，經典是這種運動的另一面，兩者是雙向鑄造的關系，而不是誰決定誰的關系。

［ 參 考 文 獻 ］

［1］ 南帆．文學理論新讀本［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第2篇：文學活動的概念范文

一、本課題主要教改內容

本課題教改內容由三大板塊構成:第一板塊為“文學理論的審美形象化教學改革”;第二板塊為“文學理論的審美情感化教學改革”;第三板塊為“文學理論的審美意境化教學改革”。文學理論的審美形象化教學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內容:文學理論的審美形象化教學之理念;文學理論的審美形象化教學之形式;文學理論的審美形象化教學之技法。文學理論的審美形象化教學之理念，即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始終以具有審美意味的藝術形象來釋義文學理論課程中的專業術語、抽象概念和學術范疇;始終以具有審美意味的藝術形象來闡述文學創作和鑒賞規律;始終以具有審美意味的藝術形象來示范文學理論的運用方法。文學理論的審美形象化教學之形式主要包括:形象化的言語描摹形式、具象性的文學形象形式和藝術音像材料展示形式。文學理論的審美形象化教學之技法主要包括:課堂言語描摹之技法、課堂情境設置之技法、多媒體音像展示之技法、電腦動畫展示之技法。文學理論的審美情感化教學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內容:文學理論的審美情感化教學之理念;文學理論的審美情感化教學之形式;文學理論的審美情感化教學之技法。文學理論的審美情感化教學之理念，即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始終以具有審美意味的情感手段來激發學生對文學理論的學習興趣，始終以具有審美意味的感性感染手法來激活學生對文學作品的感知和體驗，始終以具有審美意味的情感教學手法來促進學生對文學理論的認知和把握。審美情感化教學之形式主要包括:以文學景物形象來傳情達意、以文學人物形象來傳情達意、以文學細節情節來傳情達意、以文學場景情境來傳情達意。審美情感化教學之技法主要包括:觸景生情法、借景傳情法、托物言情法。文學理論的審美意境化教學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內容:文學理論的審美意境化教學之理念;文學理論的審美意境化教學之形式;文學理論的審美意境化教學之技法。審美意境化教學之形式主要包括:情景交融之教學形式、虛實相生之教學形式、動靜相成之教學形式、意在言外之教學形式。審美意境化教學之技法主要包括:以言語描摹的方式來營造意境之技法、以情境設置的方式來營造意境之技法、以藝術形象呈現的方式來營造意境之技法、以電腦動畫的方式來營造意境之技法。

二、本課題預期教學目標

本課題預期達到的教學目標主要有三個:其一，改變目前國內各高校《文學概論》課程抽象解說理論術語的教學現狀，以具體鮮明生動的審美形象，將艱深晦澀玄奧的學術范疇和抽象概念轉化成為可感可觸的審美形象，達到明顯提高學生對文學理論的學習興趣、接受程度和理解深度的教學目標。其二，改變目前國內各高校《文學概論》課程理性闡釋學術范疇的教學現狀，以感染性、動情性、愉悅性的審美情感化教學，達到化“苦學”為“樂學”并大大提升教學效果和師生課堂生活的質量的教學目標。其三，改變目前國內各高校《文學概論》課程刻板點綴具體例證的教學現狀，以具有意蘊暗示性、象征啟發性和自主創造性意義的審美意境化教學，達到讓學生自主發現藝術作品的深層意蘊，對藝術意義做出個性化有創意的理解，將所掌握的文學理論知識活用于自己獨自進行的文學欣賞和批評活動中的教學目標。

三、本課題預期教學效果

本課題預期教學效果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審美形象化教學的預期教學效果;其二，審美情感化教學的預期教學效果;其三，審美意境化教學的預期教學效果。

1．審美形象化教學所能產生的積極心理效應人的自然天性傾向是喜好形象的東西而厭惡抽象的東西。而《文學概論》恰恰是一門完全由抽象概念構成的課程。這些抽象概念知識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的專業發展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要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就必須很好地解決這一矛盾。文學理論的審美形象化教學改革致力于抽象概念知識的審美形象化，將使抽象概念的教學一改過往的抽象、枯燥、乏味的特點，將使整個教學過程一掃過往的沉悶和消極氣氛。課堂里充滿具體、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抽象概念知識則完全消融在具體、鮮明而生動的藝術形象之中。這種寓抽象概念于感性形象的教學方法，必能最大程度地掃除厭學情緒，大大提高學習興趣，從而大大改善教學效果。

2．審美情感化教學所能產生的積極心理效應人的自然天性傾向是喜好情感性東西而厭惡理性的東西。而《文學概論》恰恰是一門完全由理性范疇構成，且完全遵循理性邏輯推演而成的課程。這些理性范疇和理性邏輯思維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的專業發展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要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就必須很好地解決這一矛盾。文學理論的審美情感化教學改革致力于理性范疇的感性化和理性邏輯的情感化，將使理性范疇的教學一改過往的抽象、晦澀的特點，使理性邏輯思維的教學一改過往空泛、玄奧思辨的特點;利用文學作品本身具備的感性形式和情感載體特質，將理性范疇消融在藝術的感性形式之中，將理性邏輯消融在情感思維之中。由于審美情感化教學具有感染性、動情性、愉悅性的特點，必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文學專業學生視理性思辨為畏途的學習心理，化“苦學”為“樂學”，在文學理論課堂上使學生在快樂中學習，在學習中快樂，由此大大提升教學的效果和師生課堂生活的質量。

3．審美意境化教學所能產生的積極心理效應審美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特有的理論范疇。審美意境由“情景交融”、“虛實相生”、“動靜相成”和“意在言外”四個義項構成。中國古典美學如此看重情景交融的原因在于:情景交融可以使情與景相互生發。而情與景的相互生發實際上是基于審美欣賞者主觀能動的心理活動的。沒有欣賞者的主觀能動的想象和體驗活動，文學作品中的景便不能觸發欣賞者的情，欣賞者的情也不能深化藝術之景。中國古典美學所謂虛實相生，是指實象與虛象、實情與虛情相生相成，于是乎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弦外之音、韻外之旨等說法。而實寫之景象之所以能滋生虛妙之心象，實寫之情感之所以能滋生微妙之心情，完全在于欣賞者主觀能動的心理參與。沒有欣賞者主觀能動的聯想和想象、體驗和感悟，實象和實情便不能生發虛妙心象和微妙心情;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弦外之音、韻外之旨也無從說起。

第3篇：文學活動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美國生態文學批評 發展 內容 生態旅游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發展概述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

到目前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已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研究自然與環境是怎樣在文學作品中被表達的。生態批評家認為，許多作品中描寫自然的一個陳舊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繪成伊甸園般田園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處女地，要么是瘴氣彌漫的沼澤地或無情的荒野。生態文學批評的第二階段把重點放在努力弘揚長期被忽視的描寫自然的文學作品上，對美國描寫自然的文學作品的歷史、發展、成就，及其風格體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生態文學批評的第三階段試圖創建一種生態詩學，通過強調生態系統的概念，加強生態文學批評的理論建設。生態批評發展到今天，在創建理論體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思想。例如，“環境倫理說”。

二、 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探討的主要內容

生態批評是個非常龐雜、開放的批評體系,兼有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的特征,它立足生態哲學整體的觀點、聯系的觀點,將文化與自然聯系在一起,雄辯地揭示了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類文明的危機、人性的危機、想象力的危機。因此,要從根源上解決生態危機,僅靠自然科學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人文社會科學積極廣泛的參與、引導,必須突破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束縛,打破基于機械論、二元論、還原論的傳統學科的界限,從跨學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視角去探尋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性對策。

生態文學批評盡管定義方法千差萬別，但基本上都體現了這樣的特征：一是運用生態視角進行文學研究的新興的文學研究流派；二是關注文學如何思考人類與其他生物以及周圍世界的關系，力圖發現文學中涉及自然的思想觀點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三是涉及文學、生物生態學、深層生態學等學科的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四是帶有強烈的生態責任意識，以提升全人類的生態責任意識為己任；五是遵循生態整體觀的生態中心主義原則。

三、生態旅游的概念

生態旅游是以生態學原則為指導，以生態環境和自然環境為取向所開展的一種能獲得社會經濟效益，又能促進生態環境保護的邊緣性生態工程和旅游活動。與傳統旅游相比，生態旅游有許多特點。從需求角度看，生態旅游是一種以自然或人文資源為基礎，回歸大自然的旅游活動形式；從供給角度看，生態旅游是一種將生態學思想貫穿于整個旅游系統并指導其有序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其目標是實現旅游發展中生態、經濟、社會三方面效益的統一和效益最大化。從旅游目的地看，生態旅游目的地是一些保護比較完整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系統；從旅游的規模看，強調小型化，旅游活動限定在生態系統的承受能力范圍之內；從活動形式上看，旅游者親自參與到自然與文化生態系統中，在實際體驗中領會生態旅游的奧秘，并在活動中增強環境保護意識。這些特點使得生態旅游在自然保護區迅速興起，大大推進了這些地區的旅游發展。

1992年，美國生態旅游學會將生態旅游限定為:“為了了解當地環境的文化與自然歷史知識，有目的地到自然區域所進行的旅游，這種旅游活動的開展在盡量不改變生態系統完整性的同時，創造經濟發展的機會，讓自然資源的保護在財政上使當地居民受益。”由此，美國人提出了生態旅游的四條標準:一是對環境的最小影響，二是對自然與文化的最大尊重，三是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四是為旅游者提供最大的娛樂滿足。

四、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與生態旅游

在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思想的影響下，生態旅游獲得了良好發展，并取得了許多經驗，值得借鑒：

1.保護與創建相結合，積極營造更加美好的生態環境。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都把環境綠化和人文保護放在首位，因而大城小鎮都基本保持了優美的綠化環境，保住了重要的文化遺存。

2.利用生態學原理對新景區、景點進行設計。綜合考慮文化、人文、歷史、地理、氣候、環境等因素,盡可能利用當地的建筑材料,體現當地風貌，強調人與自然、人與建筑、人與動植物的協調。

3.通過立法，保障生態旅游的健康發展。通過立法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生態旅游。1916年，美國就已通過了關于成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法案，將國家公園的管理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近幾年，美國的“清潔空氣法”“清潔水體法”和“保護物種法”等國家法對生態旅游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結語

生態批評堅持生態學的信條――相互聯系的觀念,將自然、人類、文化聯系在一起,跨越學科之間的界限,探尋解決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本策略。生態旅游思想和行為正是這一信條的真實體現。作為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在借鑒這一生態文化思想的過程中，應結合我國文化傳統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劉玉:美國生態文學及生態批評述評[J].外國文學研究,2005,(1)

[2]鄧世彬: 二元對立自然觀的悖論[J]. 重慶工學院學報,2006,(3)

第4篇：文學活動的概念范文

1醫學人文學的內涵及概念

醫學人文學的出現既不是文人學士的附庸風雅，也不是書齋里的思辨清淡，而是隨著現代醫學所遭遇的倫理困惑和當代生物醫學遭遇到的種種難題，由社會和醫學本身為解決上述難題和當前醫德醫風問題并思考未來醫學性質及目的而主動提出的。但是其概念較為含糊，人們常常把它和人文醫學作為同義詞，相互取代。其實醫學人文學一詞迄今尚無規范統一的定義，但有一點為學者們都認同，即它是一個學科群而不是一門學科。當代的醫學人文學是以生命倫理學為核心的一個學科群，由于直接促成醫學人文學的興起的原因，是發生在醫學領域中那些生死兩難的問題，生命倫理學首當其沖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但是，倫理問題不是孤立的，常常與社會、法律相連，因而當代的醫學人文學是由醫學社會學、醫學法學、醫學哲學等學科群構成，其核心價值指向是維護人類生命的尊嚴和人的權利。

醫學人文學既然是一學科群，那么到底要涉及哪些核心學科？學術界存在一些爭論，并沒有一致的看法。如湖南醫科大學賀達仁將醫學人文學劃分為6大類4個分支約118門課程，北京大學醫史研究中心張大慶則主張醫學史、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和醫學法學以及醫學社會學作為醫學人文學的核心課程。一般來說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醫學人文學的內容應涉及或包括醫學倫理學、醫學史、醫學哲學、醫學法學、醫學美學、醫學社會學、軍事醫學、醫學戰創學、醫學與文學藝術、醫學與宗教等。

2醫學人文的內涵及概念

相比醫學人文學，醫學人文的概念更為含糊，一些學者認為醫學人文一詞不規范、不甚嚴謹，在應用上與“醫學人文學”、“人文醫學”等混淆使用。有學者認為醫學人文包含了兩層意義是指“人道的”醫學，強調的是對待他人的善行，如醫學研究、臨床治療中的倫理價值。另一層意義則是指人類的終極關懷與人性的提升，如批評人類控制自然的傲慢，承認“醫學的限度”；王一方認為醫學人文是一種姿態：關注人，注重人的價值，思考人的價值。它也是—種立場，基于一份學術與良知的平衡，一種理性與情感的張力，通過哲學、歷史、宗教的反思和批評，文學、藝術的滋潤；實現醫學目的不斷廓清，醫學終極價值的永恒追問：那就是“人的醫學”，以避免現代、當代生命價值的迷失。杜治政釋義，醫學人文是醫學技術中凝結的對人類生命關愛與尊重的精神，是醫療保健服務以行善為目的宗旨，它涉及醫學及保健服務的終極價值目標的定位，因而可以認為醫學人文是醫學的靈魂。

綜上所述，醫學人文的概念屬形而上，也可以說是—個哲學的概念，是探討醫學內在的人文性。由于醫學研究探索人的生命規律，是以人為中心的研究領域，這就意味著醫學與其他自然科學相比有著極大的特別，就是醫學人文的本質特征，這是因為：①生命運動是人體的物質因素、精神因素的雙重作用，是主客觀的統一。人的心理、意志、情感、性格、意識，乃至人類社會的自我意識、文化等精神要素的運動，是生命運動不可或缺的基本內涵，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決定因素。生命運動不僅僅是人的物質（生理的)運動，同時更是精神(文化的)運動。醫學關懷生命，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極其重要的方面是人文關懷。生命存在的意義不僅僅是生存，更多的是尊嚴、價值，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因而，醫學應當成為求真、求美、求善的整體過程，而絕非僅僅看中人體的器官。③作為個體的生命運動的社會性，決定了醫學本身的社會性。從終極目標和價值而言，任何自然科學都是為人類社會發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人類價值追求服務的。而醫學更具特殊的是，它直接以人為研究和服務對象，涉及人的一切，醫學就不能視而不見，自然將其納入自己的思考領域，進而自覺地把對個體的生命運動研究置于人類社會價值的思索一并進行。

醫學人文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去理解：一是突出醫學人文精神，就是人類關愛生命，在醫學活動中堅持以人為本的精神；二是醫學人文關懷，體現的是在醫學活動實踐過程中除了為病人提供必須的診治和康復，還要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和情感上的服務，以滿足病人的身心健康需求；三是醫學人文價值，體現的是醫學的求真、崇善、尚美和醫學達圣。醫學人文價值的存在，不僅是理論上的，更是實際存在，這種存在是醫學內在的本質屬性。

據此，醫學人文可定義為：人們在整個醫學領域或醫學活動實踐中所涉及、所形成、所追求的精神方面的內容以及驅使人們進行醫學活動的心理指向和意志動力，是對整個醫學領域或醫學活動實踐中關涉醫學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和人文價值以及對人的本質與特性、意義與價值等終極問題的探究。其內涵是：人性之上、生命之重、健康之高、人格之尊、追尋醫學的仁愛；集中體現“以人為本”重視、尊重、關心和愛護人。

3醫學人文學與醫學人文相互間的關系

首先，兩個概念的內涵與屬性不甚相同。醫學人文學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對現代醫學面臨的危機和挑戰不斷反思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興起的。由于醫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生物工程和醫學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創造了現代醫學的輝煌，但同時也使現代醫學出現了難以擺脫的困惑。醫學人文學以歷史、文化、宗教、哲學的視角，審視醫學的演化、追問醫學的意義、重塑醫學的價值，從而更好地理解健康與疾病，理解病患與治療，重新定位醫患關系，重建衛生政策和醫療服務的基石。因此它具有強烈的學科交叉性特質（學科內部、學科間交叉，其外延(內容)包括醫學美學、醫學倫理學、醫學史、醫學哲學、醫學人類學、醫學法學、醫學社會學、軍事醫學、醫學戰創學、醫學與文學藝術、醫學與宗教等。而醫學人文廣義上是較大的領域，涵蓋倫理、法學、醫德等，談及醫學人文，人們常常將之與人文精神相聯系，比如加強醫學人文教育，主要是指加強醫學倫理道德方面的教育，以提升醫學人文精神，所以醫學人文是一哲學概念，屬形而上，側重探討醫學內在、普遍、本質的問題。如關于醫學的人文理念、人文精神、人文關懷、人文價值等，是與醫學科學、醫學技術相對的一個概念。

其次，兩者產生時間、背景各異。醫學人文伴隨醫學的誕生和發展，其生成時間要遠遠早于醫學人文學的出現。醫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原始(本能）醫學、經驗醫學、現代醫學三個主要階段。醫學自產生之曰起即蘊含豐富的人文精神，散發著濃郁的人文氣息。醫學人文是伴隨醫學的產生而產生的，因為醫學是以人為研究對象，醫學過去不是、今天不是、將來也不可能是一門純自然科學。

第5篇：文學活動的概念范文

1、大眾文化的概念

2、.....................................

二、媒體批評的歷史及現狀

1、媒體批評的歷史

2、.............................

三、媒體批評的定位

四、大眾文化時代媒體批評的發展

1、.............................................

2、媒體批評的擴張

3、媒體批評的發展

結論

參考文獻

論文題目：

要求：

1．新聞傳播類電視編導專業，側重人文點會更好，但不是特別陳舊的那些內容

2．如果可以用一些圖表就用，沒有的話也可以

3．按照畢業論文的指定格式，完成時就是直接可以上交的文稿類型。

4．7000字左右

5．一定要在五一前完成，一面影響答辯

6．之前我個人想寫的是紀錄片追求的社會價值方向，因為我個人不是很側重設備的，所以盡可能不要設計一些關于設備、器械的題目，例如非線性編輯、斯坦尼康攝影之類的等等。

7．觀點新，可以和文學相結合

8．嚴格按照論文格式來寫，包括英文摘要，大綱等等，成文即可直接提交模式，保質保量

所屬專業：新聞學電視編導專業

要求字數：7000左右

論文級別：本科畢業論文

摘要

第6篇：文學活動的概念范文

范式(paradigm)一詞的英語詞義是范例、模范、詞形變化表、語法模式等等,托馬斯•庫恩的科學史研究對該詞的創造性使用,賦予了該詞嶄新的內涵。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說:“所謂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在一定時期內為實踐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這里的范式意指一定時期內的科學共同體所共有的信念、世界觀、形而上的思辨方式、認識和操作程序、技術、規則和標準、以及具體的實踐范例等等。雖然《科學革命的結構》《再論范式》都試圖準確地界定這個概念,但是庫恩最終對這個概念的表述還是不夠清晰,因為這一點庫恩的范式概念招致了英美主流科學哲學家的諸多批評,甚至他本人也沮喪地承認“范式”一詞造就了過分的可塑性,“幾乎可以滿足任何人的任何需要”。然而事情在相反層面也往往會具有意義,正是內涵的模糊和含義的曖昧為范式一詞賦予了廣泛的影響力,使它成為當代最熱門的詞匯之一,人們對它的使用也遠遠地超出了最初的科學史的范圍,擴展到有關傳統和創新的一切領域。

鑒于思想和理論在結構上的相似性,對其他領域的概念范疇的恰當借用往往能夠為本領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視野,這種借用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一種理論的創新,這一點正如庫恩本人對“paradigm”一詞的創造性使用一樣。本文所提出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范式”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的,這種提法的學理根據在于以下兩點:首先,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形態在晚清發生了一次巨變,由此萌生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形態,現代形態的文學理論批評與古代文論之間的某種程度的斷裂,使得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呈現出“革命性”的特征,中國現代文論的這種歷史和邏輯上的特征在結構上類似于庫恩對科學史上的斷裂性變革的理解,在庫恩那里,“科學革命”是指“科學發展中的非累積性事件,其中舊范式全部或部分地為一個與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嶄新范式所取代”,因而,科學史與中國現代文論史在歷史和邏輯兩個層面的結構相似性,使得范式一詞在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論通約性;其次,按照庫恩的理解,相對規則、標準來說,范式對于一定時期的科學共同體具有優先性的約束也就是說,對于一定時期的科學史層面的理論研究來說范式具有首要的導向意義,范式代表著一定時期的科學共同體共同擁有的對世界和研究對象的信念,它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層面規定了把握和研究對象的規則,并且提供了具體的、范例性的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因而可以說范式先驗地規定著、并且現實地描述了某一時期科學史的“基本面貌”,對于中國現代文論的發生發展史來說,正是作為“文學研究共同體”的文學理論批評實踐者所共有的文學觀念、相關的批評方法、批評話語、以及作為典范的研究者及其理論和批評實踐,構建了中國現代文論演進的內在邏輯機制,這一點上我們完全有根據提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這一概念。

毋庸置疑,談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范式必定繞不開“現代”一詞,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是以中國的近現代歷史為背景的,中國的現代歷史首先是政治和文化層面的現代轉型。從政治層面講,中國現代史是經歷和之后的以民族圖強為首要任務的政治革新史;從文化層面看,中國現代史則是一部學習現代西方、批判中國封建傳統的文化轉型史。關于中國現代史開端的時間劃分問題,不管是定在晚清、1912年、1919年、還是1949年,一個公認的事實是中國社會形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發生了一次巨變,這次巨變所產生的時代斷裂標志著中國歷史進入了現代史階段,歷史分期只是通過時間的劃定來標示其邏輯階段的,這一點同樣也體現在西方思想界界定西方現代史的“現代性”問題所關涉的歷史分期上。中國現代文論的時間分期既要參照中國現代史的時間劃定,又要有自身的劃分依據,在這個問題上庫恩的范式理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指標。按照庫恩的理解,科學史上的科學革命不是累積性的事件,與科學傳統的突變式的斷裂標志了新的科學革命的時間界限,其中起標志作用的就是新的科學范式的產生。同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形態相對中國傳統文論也是一個革命性的轉型,其轉型的依據和時間界標正是新的文學理論批評范例的產生,按照庫恩的范式理論,中國文論的現代分期就必須依據這種新的、文學理論批評實踐現代范例的產生時間來劃定。

二、王國維與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

按照庫恩的說法,新范式的產生與新范式和已有范式的斷裂是同步的,因而新范式產生的節點往往凸顯于歷史的斷裂處,正如地標作為不同地域之間區分恰恰標志了這些區域的界限一樣,中國現代文論的標志性范式應該在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批評和新的文論批評的“區域相接處”尋找。按照這種考量,中國現代文論的標志性范例毫無疑問地定位在王國維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實踐上。王國維是第一位引用西方哲學美學理論來研究和批評中國文學的學者,他善于運用西方的科學方法和社會科學理論來提出中國文學的新問題、發現和研究中國文學的新材料,其文學研究開創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境界。王國維是用現代西方觀念和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奠基人,他的創造性的文學理論批評實踐標志著與中國傳統文論的斷裂,開啟了被稱為現代文論的新的文論形態。王國維開創性的詩學實踐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共同體的共同的信念、觀念、價值和方法,其詩學實踐無疑為中國現代的文學批評樹立了一個典型的范例。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把中國現代文論的標志性范式選定在王國維的詩學實踐上,憑借這個立足點,能夠更清楚地管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本質特征。上述的論斷也是符合庫恩的范式概念的內涵的,因為“庫恩的其他的和潛在的更為重要的貢獻,是他把范式構想為范例:即具體和共享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它們有助于引導科學家以可還原為遵循普遍法則的方式進行思維。”

庫恩對“paradigm”的轉借保留了其原初的內涵,即范式也意指范例、典范,被科學共同體共同承認和遵循的信念、價值、規范正是通過典型的研究和實踐范例來體現和傳授的,因而庫恩十分重視科學和科學實踐的具體性和可操作性,范式就是共同體共享的提出問題、解答問題的范例。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實踐來說,正是王國維的開創性的詩學實踐為現代文論提供了一個范例,一個不能繞過的個案研究的典型,中國文論的現代性特征通過這個典型的案例而被本質性地例示出來。王國維的文學批評實踐為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范例,借助這個范例我們獲得了能夠“一葉落而知秋”般地管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立足點。參照庫恩范式概念的內涵,本文把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界定為:為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共同體(從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專業或非專業實踐者、文學概論教學工作者、文學家、文學讀者等等)共同遵守和信仰的(區別于中國傳統文論的)一整套世界觀和方法論,亦即從本體論和方法論層面對文學活動和文學作品的闡釋和批評活動。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既包含對文學的形而上的、批評觀念的、規范教條方面的“現代性”地把握,也包含體現著上述觀念內涵的具體文學批評的現代式研究和批評的操作程序。借鑒庫恩對“paradigm”的理解和定義,并結合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實踐的史實,體現于具體的文學理論批評活動中的中國現代文論的范式可以被表述為以下三個層面:第一,為中國現代文論共同體共同信守的文學觀,這是從世界觀、本體論的層面對研究對象的信念和觀念上的把握;第二,中國現代文論共同體共同采用和遵守的文學批評方法,這是從方法論層面(理論的、規范的層面)對文學的把握;第三,為中國現代文論共同體共同約定和使用的語言表述和理論術語,這是從語言、符號的技術操作層面對文學的把握,這個層面可以視為對第二個層面的具體化。下面我們通過對王國維文學批評實踐的考察,從上述三個層面來透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范式,借此揭示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的某些本質特征。

三、現代的文學觀

文學觀是從文學本體層面對文學這種人類文化現象的把握,是以理論性的思考和話語表述對“文學是什么”“文學為何”之類的問題的回答,這種把握與回答也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對“文學是什么”“文學為何”之類的問題回答,必然意味著在“世界”的背景之下為文學活動的存在做一個界定,“文學是什么”只有在世界的“是”(存在)中才是其所是。反過來看,“文學是什么”的另一面是“文學不是什么”,“文學不是什么”的區分以否定的方式定義了文學的本質,然而這種與文學自身所是的不斷區分必然生成一個“世界”,即是說只有在世界的背景下才能進行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分。正因為文學觀是從本體論角度對文學的觀念性把握,文學觀在任何一種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或者文藝美學體系中都占據著首要的地位,從理論角度看,對“文學為何”的本體論解答奠基了文學活動的所有其他領域,文學價值論、文學作品、創作、接受等等層面都是對文學觀的理論再現,這些層面的理論基礎都在于對文學本質的理解。王國維的文學觀典型地例示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第一個層面———現代的文學觀念,這是從世界觀層面對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規定。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曾表述過一種截然區分于傳統文論的文學觀,這種觀念反對文學的功利性,強調文學自身獨立于載道、政治、名利等方面的自身價值,茲舉《文學小言》第三則的內容為例:人亦有言,名者利之賓也。故文繡的文學之不足為真文學也,與餔錣的文學同。古代文學之所以有不朽之價值者,豈不以無名之見者存乎?至文學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為名者,而真正文學乃復托放不重于世之文體以自見。逮此體流行之后,則又為虛玄矣。故模仿之文學,是文繡的文學與餔錣的文學之記號也。

對王國維的上述文學觀,我們只聚焦他的文學觀所體現出的“現代性”特征。雖然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在形態上表現為印象式、直覺性、感興型的特征,但這種形態上的特征并不能否認中國文論的邏輯體系。不同的中國文論形態必定擁有屬于體系自身的文學觀,文學觀的更替是文論史的常態,言志、緣情、載道等等變遷都是中國古典文論內部的演化。因而這里的問題不是王國維與中國古典文論的文學觀的表面區分,而是探討究竟是何種本質性的斷裂使得王國維的文學觀典范地例示了現代的特征。事實上,中國古典文論也有自己的非功利性的文學觀(如著名的“聲無哀樂論”),因而倒不在于無功利性的因素,真正標示了《文學小言》中的這種文學觀的現代性特征的是:這種文學觀體現了西方哲學美學、文藝理論與中國文學、文論思想的交匯,其中的“游戲說”“平息欲望”等觀念明顯來自于康德和叔本華等人的哲學美學思想。然而,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比如,對于劉勰的美學巨著《文心雕龍》來說,誰也不能忽視佛學在其中的重要影響,那么又是何種原因賦予了王國維的這種中西合璧式的文學觀以現代性?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于西方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現代性”一詞,要知道王國維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從晚清向現代過渡的階段,思想、文化、學術、政治、經濟、制度、器物等各種領域對西方現代性的接受,正是中國近代歷史向現代變革的根本途徑和表現特征。在美學和文論的領域,這種“現代性”就體現在王國維對西方現代哲學美學思想的接納和改造上,康德、叔本華的哲學美學思想是西方現代思想的典型代表,不論啟蒙還是主體性形而上學的思潮都是思想現代性的標志。與現代西方哲學、美學、文學、科學思想的交流,賦予了王國維的文學觀念以現代性的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王國維的文學觀是屬于現代的,這一點揭示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在文學觀上的本質特征。

王國維的這種在西方現代美學、文論的影響下所形成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學觀不僅僅體現在《文學小言》里,也鮮明地體現在《人間詞話》《紅樓夢評論》中。對于中國近代文學觀念的變革來說,王國維是從西方美學和文論角度實現觀念變革的第一人,甚至是唯一的一個學者,而這種在接受與借鑒西方現代的美學和文論基礎上完成的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在世界觀上的特征,新的世界觀決定新的文學價值觀,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詞的品評一樣,“詞有境界者為最上”所體現的正是一種現代式的文學觀。這不僅僅是王國維個人的理論特征,其所折射的是整個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中國文論的現代性特征也正奠基于此,在這個方面可以說王國維的文學觀體現并引領了中國文論在文學觀念上的現代形態。

四、現代的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

文學觀是對文學這種研究對象的觀念把握,這種把握決定著我們指向、對待文學的途徑,對于文論實踐來說,是文學觀決定著文學的研究和批評方法。對于中國文論現代范式來說,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必定帶來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上的現代轉換,這種邏輯上的演進,正是中國文論現代范式的第二個層次的內容,其表現在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方法上。王國維通過引進西方現代美學、文學觀念來改造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由此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層面完成了文學觀念上的現代革新。在方法論層面,通過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方法和社會科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上的新問題和新材料,王國維開創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新境界,其在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層面上的創新,奠基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論上的現代模式。中國古典文論和美學在理論形態上往往呈現出直覺、印象式的、非體系性等特點,雖然這并不否認中國古典文論和美學的系統性和邏輯性,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中國古典文論、美學確實缺乏思辨、形式邏輯和科學上的自覺,誠如王國維在對中西學術特征的比較上所做的斷語: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實踐之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于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ciousness)之地位也。

對于中國古典文論和美學來說,雖然也有劉勰《文心雕龍》這樣的“體大慮周”之作,但是,即便是《文心雕龍》在概念使用和命題的表述上也缺乏應有的形式上的思辨和邏輯特征,按照王國維的理解,其根源就在于我們的傳統文化缺乏思辨、科學上的理論自覺。出于這種認知,王國維主張通過引進西方的科學方法和思辨精神來補充和改造中國傳統學術,王國維在其文學研究和批評活動中就成功地實踐了這種學術主張上的革新。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一改傳統研究的索引和考據之風,用西方現代的哲學美學思想來闡釋紅樓夢,滲透于其中的學術分科意識和用悲劇、人生來關照小說文本的方法,都典型地體現了王國維對其方法論層面的學術主張的實踐。《文學小言》《人間詞話》的體系和結構安排,圍繞核心概念和命題,按照邏輯層次展開并表述其理解和評價文學的方式,關于文學類型的新的分類方式等等,都體現出了強烈的思辨精神和科學意識,這是王國維在研究方法上引進西學改造中國學術的比較成熟的例證。在后來的《宋元戲曲考》中,我們能夠看到王國維的這種現代式的文學研究方法的更為成熟的實踐形態,《宋元戲曲考》翔實的材料、精審的考證、嚴謹的校勘與輯軼,體現了王國維深厚的中國傳統考據學的功底,但決不能忽視融合其間的西方邏輯學和新的歷史學的觀念和方法,事實上,正是中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相互借鑒和改進奠定了王國維文學研究的成功。通過引進西方的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觀念和研究方法,進而在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上借助西學改造中學、借助中學改進西學,王國維實現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在方法論層面的現代轉型。這使得王國維成為用西方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術潮流的奠基人,這種方法論上的革新開創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局面,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王國維在文學批評和研究方法上的創新折射了中國文論和文學批評的現代特質,西方現代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滲透伴隨著中國現代文論和文學批評的整個現代進程,塑造了中國文論方法論層面的現代品格。

五、現代的文學理論批評術語

對于中國現代文論來說,文學觀念和文學研究與批評方法的現代轉型構成了其范式現代性的主要方面,但無論是文學觀念還是文學研究方法最終都要落實在新的批評術語及其表述上。只有通過新的批評術語及其表述這個語言符號的技術層面,中國現代文論才最終完成其現代轉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現代式的批評話語的生成標志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誕生。在對中國現代文論和中國古典文論的形態做比較研究的時候,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就是批評和文論話語的表述層面,之所以說中國古典文論重直覺、印象、感悟等等,中國現代文論批評重科學、邏輯、系統等等,主要的依據就在于二者在批評術語和文學理論概念與命題表述上的區分。雖然命題和理論語法才是文學思想和文學研究方法在話語表述層面的真正體現,但是批評話語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及其存在形態的標志則體現在一些基本的概念、術語上,無論是對于思想史還是對于思想家個體來說,其思想形態或者理論體系最終會在語言表述層面濃縮為一個或者幾個基本概念、范疇。因此,王國維創造性地使用的批評術語為我們揭示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第三個層面———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話語層面。

概念、術語對于思想及其所關聯的把握世界和研究對象的方法的重要性,在王國維那里是有相當程度的理論自覺的,這種自覺見于《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一文,在此文中,王國維論述了概念對科學的重要性。王國維于1905年發表于《教育世界》96期上的《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更為明晰地表述自己對創造新的學術語言、新術語的態度和思考。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王國維認為語言不僅是一種工具,而且代表了思想本身,因此新思想的輸入就意味著新的學術語言的輸入。中國傳統思想在現代歷史中所表現出的某些局限性就表現在學術語言的不足,正如當初佛學術語的輸入對中國學術、思想的推進一樣,通過引進西方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語言改造中國的學術狀況,進而創造出新的學術語言,必定會推進、光大中國的學術。王國維在其文學研究和批評實踐中確實實踐了自己的“新學語”主張,借助吸收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新思想、新方法,結合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取長補短,或者以西學之觀念和方法改造中國文學的研究傳統,或者以中國文學的材料參證西學之觀念,或者以中國文學思想和研究方法來發展和補充西學,這些努力最終就凝結在一批新的文學批評和文論、美學術語上。茲舉以下概念作為例證:“美學”“美術”“藝術”“優美”“古雅”“感情”“境界”“悲劇”“欲望”“形式”“消遣”“他律”“自律”“發泄”“解脫”“意志”“天才”“自然主義”“隔與不隔”“痛苦”“生活”“眩惑”“造境”“寫境”“有我之境”“無我之境”。

第7篇：文學活動的概念范文

摘要：避免新理念帶來的概念模糊是當前課程改革亟需注意的問題。語文綜合性學習的提出打破了以往以課堂教學為主的觀念，但也反映了人們心中傳統學科觀念的根深蒂固和對一些概念之間關系的模糊理解，同時還反映了對學科課程與綜合課程之間關系的認識不清。沒有思想上的正確認識，有效教學行動的實施只能是空中樓閣，一定要開闊思路，摒棄傳統學科觀念的束縛，以寬容、真實的態度面對新課程，以切實、有效的行動回答新課程。

關鍵詞：學科觀念；綜合性學習

由于人們心中受學科觀念影響甚深，在學習新理念的過程中，對于“綜合性學習”這一概念的理解產生了偏差和歧義。有許多學者將綜合性學習嚴格限定為首先姓“語”，另造“語文綜合性學習”概念，將其解釋為：“語文綜合性學習是以語文課程的整合為基點，加強語文課程與其他課程的聯系，強調語文學習與生活的結合，以促進學生語文素養的整體推進和協調發展。”［2］“語文綜合性學習是以語文學科為依托，注重語文學科與其他學科、學生生活和社會生活之間的整體聯系，它以問題為中心，以活動為主要形式，以綜合性的學習內容和綜合性的學習方式，促進學生綜合性的發展。”［3］人們將眼光單純局限于學科層面，以學科視野去理解跨學科領域，簡單地將作為課程形態出現的“綜合性學習”與作為學習方式的“綜合性學習”劃上了等號。這種淺層次的認識和簡單化的理解，使“綜合性學習”“綜合學習時間”與“綜合性學習課程”等概念的混淆成為偶然中的必然，由此引起了目前教學界對于“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綜合性學習”等概念的交叉理解。概念的混淆不清必然使“綜合性學習”的有效實施受到嚴重的影響。

第8篇：文學活動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上世紀文學 語言學 研究歷程

引言

翻開西方上世紀文論史，自上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之后，西方所出現的任何一個有影響的文論流派，都必談及語言問題，給予語言以特別的關注。上世紀西方現代文論在文學語言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是空前的。60年代，文學語言研究由“文本封閉體系”向“文本――讀者”的轉變，標志著不再把文本結構看成是自足的、封閉的，而是看成向讀者開放的、在讀者的閱讀經驗中實現的系統。70年代，解構主義向結構主義的權威地位發起挑戰也是以對文本語言的新闡釋開始的。德里達對口頭語和書寫語、能指和所指等二元對立關系的消解都指向對邏各斯主義的解構。解構的最終目的是新的建構。90年代之后，語言本體論的轉變帶來西方的詩性研究，隨著西方語言哲學以及分析哲學、解釋學進入中國，中國的文學理論也開始了對文學語言學的研究，上世紀文論給予21世紀的最大奉獻就是文學語言研究，這種研究是學科交融的體現和進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文學研究的典型特征

歷史上不重視從語言的角度來研究文學是由于傳統的語言工具觀。語言的工具性是語言的第一個層面。工具論認為，語言從根本上是對事物的命名，先有事物，才有語言。在工具性層面上，語言學考察的是語言的形式，語言對事物的表達。于是，語音、語法、詞匯、方言、修辭等方向的考察成為我們今天學習語言學的基礎。

西方傳統文論一直將文學語言研究置于附屬地位，成為文學研究中的一個硬傷，阻礙到西方文論的進一步發展。上世紀到來之際，俄國形式主義流派第一個舉起了創新的旗幟，在與俄國社會歷史學派的論戰中，他們指出文學就是文學，與現實無關，也與作者的思維和心理過程無關，它只表現為對語言材料進行加工和處理的一系列技巧和手法。所以，不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形式就是內容，甚至形式決定內容，而文學形式就是語言形式。毫無疑問，俄國形式主義的這種觀點明顯偏激，但在當時實現了理論突破。

二、西方上世紀文學語言研究的成就研究

文學語言是一種重要的語言現象，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學者們就對文學作品中的語言做過音韻學和修辭學方面的探究。從索緒爾、薩丕爾開始的現代語言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而顯要的學科，文學語言因而得到了更多的關注。

語言學的轉向使得語言文學的分析進入了思想性的階段，認為語言即思想本體。語言工具觀中，語言是人對事物的命名，語言是人的工具，即意味著人對語言的完全決定性。但語言也并非任人處置的物品，所以語言學是從“語言即工具”轉向為“語言即思想”，此即語言本體論的思想基礎。語言本體論的研究有以下幾個流派：1.德法傳統，又稱分析哲學傳統，代表人是弗雷格、奧斯汀、羅素等。2.英美傳統，又稱為“現象學――解釋學”傳統，代表人有胡塞爾、福柯、德里達、和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非理性主義者狂熱追求一種不確定性的直覺時，現象學哲學家胡塞爾率先摒棄了對不確定性直覺的非理性追求，轉而追求絕對的確定性和明晰性，即理性地建立嚴密的科學理論。現象學認為文學作品只是由書寫的文字符號構成的一種實在的客體，指出如果人們把這樣的文字看作“只是傳達或認識文學作品本身的手段”，則“不可能認識作品”，作為“觀念的客體”的“有意義的詞和句”是“文學作品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每一個層次中都構成帶有各自所從屬的層次特色的一些審美價值屬性。”羅曼?雅各布森是這一理論代表人物，他用語言學的方法分析文學現象，提出了“極性概念”和“等值概念”這兩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語言學概念，并據此認為文學語言的功能是“它既吸取選擇的方式也吸取組合的方式，以此來發展等值原則”。什克洛夫斯基所創始的“陌生化”理論認為，藝術家的任務是把日常語言經過陌生化處理使之成為文學語言。這種文學語言不承載一般語言的意義，只有“詩學功能”，文學就是這種有價值的語言形式。他說：“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注：‘反常化’即‘陌生化’）手法，是復雜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既然藝術中的領悟過程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它就理應延長。”如果說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是形式化的、靜態、抽象、封閉的體系的話，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手法則使詞語在選擇與組合上達到了突顯自身的目的，突出體現了文學語言自身的表現功能，實現了形式主義所追求的“文學作品是由語言構成的純形式的藝術”的理想。但是，文學語言在“陌生化”的同時也切斷了與作者的情感心理、語言構建條件、語境以及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內容的關聯，因此也仍然是有缺陷的語言觀， 但是畢竟體現了語言的思想性，支持了語言本體論的實現。

現象學對文學作品中語言本體地位的闡述方法標志著西方詩論的一個重要轉向。以后的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等文學流派，都是在此路上的前進。

三、語言本體論的代表人物

伽達默爾在反方向上將語言推向本體，以語言解釋世界與一切存在者。這與傳統哲學從“我”出發存在不同。他在事實上把語言歸結為世界和一切存在者的本體、語言因此而可召喚天地萬物，伽達默爾在解釋學的意義上確立了語言的本體地位，這在事實上解構了邏各斯中心主義。

維特根斯坦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邏輯實證主義屬于科學主義哲學思潮中的一支，他的語言游戲說：“‘語言游戲’一詞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這個事實，即語言的述說乃是一種活動，或是一種生活形式的一個部分。”維特根斯坦試圖以“語言游戲”這個概念架起溝通語言與生活之間的橋梁，恢復語言與生活活動、交往行為的生動聯系。用他的話說就是：“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 “‘語言游戲’一詞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這個事實，即語言的述說乃是一種活動，或是一種生活形式的一個部分。”這意味著語言的使用者可以在生活中創造出新的用法和意義，語言游戲體現了語言的創造性，這就為文學創造了有利條件。

洪堡特是進一步闡述語言觀就是世界觀思想的代表人物。洪堡特為本體論提供了民族性的視角，他說：“語言與人類的精神發展深深地交織在一起，它伴隨人類精神走過每一個發展階段，……我們從語言中可以識辨出每一種文化狀態。……語言產生自人類本性的深底，……語言不是活動的產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 他強調每一種語言都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一個人如果在某種語言中成長起來，他就會被引入該語言所擁有的世界關系與語言行為中。洪堡特的語言觀重要體現是語言的民族性。語言是世界的經驗，世界對于人才存在，而世界的存在要通過語言得到表述，所以“語言觀就是世界觀”。

卡西爾則說：“真正的人類符號并不體現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體現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靈活多變的。所以它具有創造的與構造的功能。”

從以上上世紀文學語言學回顧中可見，文學語言學的研究是在語言本體論的基礎上進行的語言分析，語言分析是一種重要的文學研究方法。無論是強調語言本體地位還是注重語言分析的現象學、存在主義、符號學等，文學語言學研究都以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為其關注的中心，對其在文化背景中的運用進行動態考察。

結語

語言本身作為一種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現象與文化現象，它并非外在于我們的生活、僅僅起到工具作用，其長期積淀的民族精神及民族思維方式成為一個民族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它在無意識中支配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著說話人在表達過程中對語言的選擇與使用。上世紀語言學經歷了三個方向性的轉變，工具性、思想載體性以及本體性，其每一個轉變都成為文學語言學的研究理論成型的原動力。漢語的詩性研究雖然存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但是畢竟是一項值得去做的努力。語言是無形的精神力量，與個體的生活活動交織在一起，不斷地創造出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富有個性色彩的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因而，語言既非恒定不變的物質實體，亦非抽象靜止的概念產品，它存在于人們的具體使用中，存在于言語活動中，在人類生生不息的生活與活動中變化、發展，這種動態的語言才是活的語言，才是真正的語言，也是語言學家孜孜以求的研究目標。語

參考文獻

[1]安?杰斐遜，戴維?羅比等.現代文學理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32.

[2]伽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30.

[3]伊格爾頓.《二十一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譯本[M].太原：山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1210.

第9篇：文學活動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新課改；英美文學；解讀文本；認知詩學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03-0117-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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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讀圖時代與信息時代到來，當前的主流閱讀模式已經轉變成淺閱讀，高校實用型課程逐步邊緣化英語專業文學課程地位，在學生心中逐步削減文學的影響力與吸引力。近些年有不少學者探討在文學教學中應用文學理論，這就必須更進一步探討英美文學教學模式，隨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逐步發現教育方法與教育理念受到認知科學的重大影響，從而有效結合文學與認知科學，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尚未探討文學教學中認知詩學的重要作用，本文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討英美文學教學中認知詩學所具備的啟示作用。

一、認知詩學和文學教學理念

由于當前高校文學教學的方式與理念受到不同文學研究理論的深遠影響。文學教學基于倫理學批評角度則是高度重視文學所具備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且彰顯出文學教學科研獎人文素質有效提升。認知詩學這門學科相對來說比較新，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主要可以將其劃分成三個階段。Tsur提出認知詩學這是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主要所做的就是講欣賞詩歌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初步探討，提到閱讀詩歌當中使用的概念隱喻和日常生活當中概念系統保持著一致性。心智的詩性特征屬于該階段認知詩學研究重點，充分強調日常生活心智和閱讀文學心智活動兩者之間保持著一致，強調認知分析心智活動。第二階段就是有效結合認知語言學和認知詩學，借助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理論的充分運用來探討文本特征上體現心智風格。第三階段就是基于認知心理學與認知語言學條件下的認知詩學研究，該階段將研究目的確立為閱讀文學文本，充分強調文學閱讀所具備的文學語境性、互動性、體驗性。從以上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如今研究認知詩學這是一種導向是文本的閱讀模式，在文學文本解讀環節通過認知理論的運用，憑借認知科學成果借用，積極探討閱讀過程心智活動所具備的作用。與接受反應理論當中積極倡導學生進行個性化閱讀進行比較，認知詩學同樣將其重點放在解讀文本，可是更為強調體驗、意義以及生成概念，將其重點放在認知處理閱讀過程所包含信息的過程，除此之外，還覺得文學能力屬于人的日常認知能力，而文學心智活動這是屬于日常心智活動。基于文學功用的角度來看，與傳統詩學進行比較，閱讀的心智過程這是認知詩學的根本區別，傳統詩學將其聚焦點放在閱讀的倫理和理性結果層面。

通常來說，比較難提升學生欣賞水平這是當前開展英美文學教學存在的一大瓶頸問題。相當一部分的學生理解文學語言特別是外國文學語言顯得特別難，覺得再怎么努力閱讀也并不能領悟所蘊含的意義。根據目標內涵可以將英美文學課程劃分成五個層次的內容，分別是人文精神的培養，洞悉生命與感悟人生的意義；基本的批評英美文學的方法與知識；閱讀體驗英美文學原著；借助英美文學進行國民性格與英美文化的認識；基礎性的英美文學知識。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實施的英美文學教學忽略了閱讀體驗英美文學原著這種最為基本的過程，甚至也可以說，對于這個過程并沒有行之有效的辦法。近些年以來雖然將學生閱讀重要性持續強調，可是針對閱讀體驗的基本性問題并不能有效解決。雖然通過大量閱讀可以最終實現學生審美能力提升，可是基于有限時間內要讓學生閱讀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顯得并不現實。針對這樣的情況，實施文學教學根本問題就是要讓教師指導學生進行文學作品內容的理解，并不是將充分的機會與時間讓學生去進行自主閱讀。

選取研究認知詩學可以為我們深刻理解文學提供有效幫助，難能可貴的就是將高高在上的審美高度拉近到生活領域中。當學生對于這些基本模式進行掌握的條件下，那么就可以做到比較清楚的認識文學作品，通過有效結合個人閱讀和生活經驗，就可以激發出不同審美感受和閱讀體驗，潛移默化的獲得人文素質提升與理解外國文化的效果。

二、認知詩學和建設文學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