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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當代管理;儒家哲學思想;啟迪
中圖分類號:B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3-0028-03
儒家哲學并不局限于學術研究。相反,它被應用于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于當代企業管理,儒家哲學是極其重要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指導。儒家哲學獨有的特質,使其在經歷了兩千余年風雨后,仍然屹立于東方,占據我國哲學體系的核心地位。這是由于儒家哲學思想適應中國國情,已深埋于中國人的思想道德觀念之中,更適應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學思想特質
“儒家哲學以‘仁’為核心,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歷經兩千余年的歷史洗禮,仍然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產生深遠的影響。”[1]甚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儒家哲學思想具有廣博的文化底蘊,其動態演進、層次分明、多維構建等特質,使之對現代企業管理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與參考價值。
(一)動態演進
“以時間維度為標準,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變化、不斷運動的;以空間維度為標準,則同一個事物上一秒與下秒所處的空間也不盡相同。”[2]儒家哲學思想貫穿歷史兩千余年,歷經戰亂、思想變革無數,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對當代社會仍然產生深遠的影響,足以證明其內在的動態性在歷史發展中不斷演進。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產生于百家爭鳴的春秋末期,盛行獨尊儒術的兩漢,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變化于西學涌入的明清。在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會關注與重視。從發展脈絡來窺探其自身特質,無疑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質決定了它順應歷史潮流和社會形勢的發展軌跡。在封建社會,以“仁政、仁人、齊禮”等倫理道德思想來為政教清明服務,以“修、齊、治平”的思想來管理、約束個人;如今在經濟社會,又以“內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論與性惡論”豐富了中國現代企業管理哲學人性化與規范化的內涵。
但縱觀儒家思想的演進史,無論其學說如何形成分支,如何變化,始終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練歷史滄桑,仍然俘獲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學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斷融合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趨勢的動態演進特質,是保障其不斷傳承下去的關鍵因素。
(二)層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邏輯性強的哲學體系,“具有跨文化、跨時代、跨層次的特點”[3]。其跨時代性,在動態演進特質中已體現出來。其多層次性則是由儒家思想的價值觀決定的,可從四個層次解讀。
最內層為核心層,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觀――仁愛。這是對人類本性的深刻解讀。“仁愛”思想體現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原始狀態,并通過“恭敬禮讓”“寬以待人”“誠信”“敬忠”等理念展現出來。這些理念應用到現代企業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級或同事間提倡“恭敬禮讓”,對待客戶提倡“寬以待人”,企業合作提倡“誠信為本”,員工職業素養提倡“敬忠職守”,等等。
第二層為社會倫理價值觀,關乎人性立足之本,講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關系。“天人合一”講求個體與外在環境的統一,對現代企業而言,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才能使企業維持穩定發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則強調個體修為提升,通過個人能力影響周邊人和事,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具備“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業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鑄就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第三層為教育倫理價值觀,關乎“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不僅體現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培養德才兼備人才的思想觀念。對于現代企業管理來講,人力資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環節,有關系到企業發展的命脈,而人才培養的關鍵在于教育。將“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業人才培養中,提高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臺灣已經走在了前列。
最外層為處世價值觀,強調中庸、和諧、“人無信而不立”等處世哲學思想。誠信可謂企業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則是企業適應時展、適應社會經濟環境的理念之源,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三)多維構建
儒家管理哲學具有完善的價值體系,也擁有多維度的建構視野。其涵蓋政治、思想、文化、經濟、教育等多個領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學說強調“為政以德”“愛人貴民”“知人善任”和“見利思義”等管理思想,將“人”在管理倫理中的作用視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強調“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養意識;在教育方面,強調“仁政”“愛民”“富民”等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重視人才發展戰略的觀念如出一轍;在教育方面還提到“修身”與“教化”的觀念,儒家哲學認為“人具有無限可塑性”,只要重視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培養,就能夠發揮出無限潛力,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體現了儒家哲學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學強調“內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個人魅力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在行為規范方面,儒家哲學更是細化精化,從個人修為到國家制度執行,都具有詳細的論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統一的道德標準。
二、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的關系
(一)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異質關系
首當其沖的是“義利觀”價值取向異質。儒家管理哲學以“內圣外王”之道作為倫理道德基礎;在經營管理方面,“重義輕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經濟社會時代,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標,故二者對于“義”“利”的偏重擇取存在價值取向差異。其次是“中和”思想與“競爭”意識的沖突。儒家講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氣質內斂,“知天性”“率性而為”即可;而在企業管理中,人才之間存在競爭關系是無可避免的,這是經濟社會的必然產物,故二者對于人才何以自處、何以生存問題,存在價值觀認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輕器”與“真才實干”的沖突。儒家管理哲學注重精神世界的鍛造,強調人的思想意識;而現代經濟社會中,企業可持續發展不能僅依靠精神食糧,需要“真才實干”才能“興邦”,才能使企業維持正常的生產運行,二者在追求“形”與“質”的落腳點上存在差異。第四是“德治”與“法治”的沖突。儒家追求道德修養,以“仁”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倫理道德作為管理工具;而現代企業管理是以制度為核心的,強調“法治”,提倡管理的規范與標準,二者在情與法的取舍上存在差異。
(二)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同構關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學用“禮法”規范人的行為與社會秩序,強調“德法并重”,即“治之經,禮與刑”,儒家哲學不僅用道德來約束人,也用刑罰來懲戒人;而現代企業強調“秩序”,用制度來約束人的行為和企業經營秩序,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次,“誠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歸一處,儒家管理哲學尤為看重人的“誠信”,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貴以誠”;那么現代企業管理中也強調“誠信經營”和“信用”,擁有這兩樣法寶,才能使企業達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學中“仁愛”“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際關系的高級原則,盡管現代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將客戶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產品適應大眾需求,使企業獲取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第四,團隊協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愛”“德政”等理念體現了群體價值的重要性,表現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即為團隊合作意識。第五,儒家管理哲學強調“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溫、良、恭、謹、讓”的五德修為,注重勤儉節約,成為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在企業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樹立企業目標等思想,與之如出一轍。
(三)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互補關系
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兩個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學也不例外,盡管其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諸多異質,但異質因素并非一成不變、不能轉化,只要善加運用,補充阻礙企業管理消極因素的不足之處,將其轉化為促進企業管理的因素,從而形成二者的互補關系。
一是在商品經濟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物化,這是社會物質文明發展的必然階段,也是推進企業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物化有關系的結果造成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淡漠,反而阻礙了企業可持續發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緩解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傾向,放大人的主體地位,修正人與物的主次關系,維持社會發展的穩定和諧。
二是現代企業進入法制化管理時代,依法辦事固然是維護企業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業失去了“人情味兒”。雖然法制可以約束人的行為,但維持人類關系的卻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學強調“禮法”觀念,先“禮”后“法”,先以倫理道德約束人的行為,再以法制規范人的行為,既不逾越法律法規,又使人際關系充滿了“人情味”,有助于企業文化的建立,為企業聚攏人才,統一員工思想,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三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現代企業運行機制也是圍繞經濟效益建立的,這使得企業在執行既定經營目標時,過于投入,導致重利輕義思想蔓延,不正當競爭手段、歪風邪氣滋長,最終走入企業形象毀壞的困局。儒家哲學則恰恰相反,其“重義輕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業對經濟效益的追求腳步,幫助企業在戰略決策、經營管理中平衡“義”與“利”的關系,發揮調節劑的作用。
四是企業追求經濟利益往往使其陷入過度關注自身,忽略整個行業乃至社會經濟環境的境地,容易導致企業走上唯利是圖、損人利己之路,包括屢禁不絕的假冒偽劣現象,都是企業過度關注自身利益的結果。儒家哲學追求“公義勝私欲”的群體利益,漠視個人利益,也存在壓抑個性發展的不足,但與現代企業管理相結合,可平衡企業對個體和整體的關注度,使企業在考慮自身得失的同時,掌握行業趨勢,了解社會經濟環境,為企業之間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礎。
五是社會資源越來越少,而企業對資源的需求卻越來越多,導致一些企業鋌而走險,運用不正當競爭手段以謀取暴利。儒家哲學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觀念。其追求和諧共贏,追求公平競爭的理念,用之現代企業管理,可通過倫理管理提高企業員工素質,強化企業的經營秩序理念,引導企業走上公平競爭之路。
六是企業在生存發展壓力下,在資本積累階段,往往瘋狂掠奪自然資源,即以資源換生存。這種經營理念不僅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也使得企業過度依賴于自然資源,而弱化的經營戰略、營銷策略等核心競爭力,使得企業抵抗市場經營風險的能力逐漸減弱。儒家哲學不僅強調“不違農時”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為核心生態倫理思想。這一哲學理念可有效遏制企業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提高企業適應自然環境、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同時培養企業的創新能力,保障企業可持續發展。
三、儒家管理哲學的局限與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是我國哲學發展史的奠基學說。雖然其歷經兩千余年的文化洗禮,仍然歷久彌新,但要融入當代經濟社會,也不能全盤接收,而是以當前國情為基礎,有策略、有側重地繼承、融合和發揚。一方面,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華;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學中的消極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為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其一,粹取精華,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學思想誕生于自然經濟條件下,成長、成熟于封建經濟條件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要以科學發展觀來繼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機械性地全部運用。用辯證思維來看,儒家哲學思想應一分為二地看待,其積極、進步的一面,固然對企業管理和經濟發展起到推進作用;但其消極、腐化的一面,也對經濟發展形成了桎梏,對企業管理也同樣起到消極作用。故對待儒家管理哲學,應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
其二,設定條件,制度保證。任何思想、制度的運用,都需要相應的制度為保障。對于儒家管理哲學來講,探尋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進路問題,則需要設定相應的條件。一方面強調社會認同,為儒家管理哲學的推行營造氛圍;另一方面規范社會制度,尤其作為企業來講,嚴格的經營制度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要運用儒家管理哲學理念,首先要通過企業制度、社會制度來克服儒家哲學中的消極因素,減少企業管理與發展的阻礙,其次要通過制度來發揚儒家管理哲學中的積極因素,發揚儒家“仁”“信”等哲學理念,使“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與現有企業管理制度合歸一處、充分融合,成為企業長效發展的不竭動力。
總之,儒家管理哲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主干,以其獨特的價值和內涵,影響中華民族兩千余年。即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新常態發展環境下,儒家管理哲學仍然憑借其特質,成為中國企業改革、構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思想核心。盡管其在當代企業管理應用中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與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存在異質同構、互補互助的多重關系,但只要做到“去糟取精”,并構建完善的社會制度,即可使其在當代企業管理中大放異彩。
參考文獻:
[1]高悅敏.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及其現代意義[J]. 合作經濟與科技, 2014(16):155-156.
【摘要】大學階段是學生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時期,在這一階段除了學習專業知識外,還必須加強思想政治方面的學習。中國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既包括可教學的內容,又涵蓋了教學方法。如何對儒家思想正確使用成為學者專家關注的課題。文章分析了如何將儒家思想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關鍵詞】儒家思想;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結合;方法
【基金項目】鄭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第七批項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ZZJG―C7043)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儒家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時期,從百家爭鳴之中脫穎而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基本上奠定了后世兩千年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作為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寶,儒家文化中所蘊含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主要思想和“仁”的核心精神不斷推動著中國歷史的發展,激勵著中華民族不斷奮勇向前,在現在仍然有很大的價值。將儒家思想融入現代教育中,尤其是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人們在鉆研的課題。這是因為儒家思想所蘊含的豐富理論和文化資源,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正因如此,我們才要努力將二者有機結合,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讓大學生帶著嚴密的思想“武器”進入社會,更好地為社會做出貢獻。
二、儒家思想中所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是幾千年以來無數先賢和人民智慧的結晶,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其中蘊含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一)仁愛大道 ,天下大同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以仁愛對人對己,以仁愛待事待物。意思是在對人對物時,要保持一顆仁愛之心,多為他人著想。對己要嚴格約束,一日三省。我們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這個道理。可以說,這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高準則。每個人都能做到以“仁”待事待物,所謂的“天下大同”也就實現了。中國人講究以和為貴,和氣生財,并不意味著軟弱,而是以仁愛對人,這是中華文化的突出表現。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營造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生活氛圍是我們所追求的。這一理念對于大學生非常重要,在解決有關人際關系的問題上往往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可以被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讓大學生樹立仁愛的意識和精神,“克己復禮”,提高個人修養和素質。這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社會很有幫助。
(二)集體思想與愛國主義精神
儒家思想講究天下為公,推崇為國為民的奉獻精神。在古代,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留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詞句,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無不彰顯出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奉獻精神。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昂揚向上,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在儒家愛國思想的熏陶下,無數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和平時期獻身建設,危難時挺身而出。在當代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點加強對這方面內容的強調和教育,傳承儒家思想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并與時代相結合,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斗,堅決抵制所謂的“精致利己主義”思想。
(三)倫理與責任
傳統的儒家思想講究所謂的三綱五常,這其中包含著一些封建的糟粕思想和理論,是我們今天所應該摒棄的。從儒家思想中挖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資源絕不意味著照搬,而是要經過系統的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處于儒家思想的人倫關系中的人們要遵行的準則有很多是值得傳承的,例如“子孝孫賢,朋友有信,尊師重道”等,在一定程度上對人倫關系做出了規定。這些規定其實指出了人們在擔當相應的角色中要履行的責任,例如孝順、賢德、信義、尊重等。當去除掉了人倫思想中的糟粕時,我們會發現儒家思想的人倫和責任思想對于人們道德水平的提高、社會的和諧都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四)追求精神境界
儒家思想講究精神境界的提高,而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要求,進而追求完美的人格,所謂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描述的就是道德上的標準和要求。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養成了不懼艱險、高風亮節、堅忍不拔的意志品質。而在當代社會,這種思想并沒有失去它的價值,我們應該追求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提高,傳承先人留下的優良的意志品質。這對我們自身、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三、將儒家思想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
(一)引入優秀思想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是不符合時代要求的,但是也蘊含著很多優秀理念。今天我們在對待儒家思想時,應該“取精華,去糟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應該引進精華理念,培養學生的道德修養,提升學生的思想素質。
(二)使用信息技術
信息技術目前已經充分被應用到教育領域中,利用多媒體設備、網絡、視頻等方式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生學習儒家思想的興趣,提高學生的認知。同時,可以借鑒學術界的學者專家對儒家思想的解讀和觀點,兼顧通俗易懂和深度性,讓學生能夠深入淺出地了解儒家思想,并對其產生自己的理解。
(三)利用時事熱點
目前,社會上對于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討論越來越多,有關的時事熱點已成為社會焦點。教師在教學時,可以引入與儒家思想有關系的時事事件,借以推動學生對儒家思想的學習。
四、儒家思想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一)以人為本
正如在前文中所論述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就是“仁”,以人為本是儒家思想一直推崇的處事法則。所謂以人楸荊是指以人為中心,考慮和處理任何事情要以人為前提,具體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要以學生為本,將學生作為教育的中心。
眾所周知,大學生處在時代的前沿,其思想變化非常迅速,思維也比較活躍,追求新潮,因而對于所謂的儒家傳統思想難免會產生一定的抵觸心理。所以在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就更應當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以學生為中心,為學生著想,充分考慮和尊重學生的思想和意見。在具體教學時,切忌強制學生進行學習活動,而是應多采用鼓勵、引導的手法,使得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并加以解決。這樣就可以增強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避免學生產生畏懼和抵觸心理,提高教學效果。
(二)“學思行”結合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之后還要踐行之,篤行之。儒家思想一直主張“學思行”的結合,既肯定了學習理論知識的重要性,又強調了學習和思考最終還是要為實踐服務。只有實踐才能檢驗學習和思考的成果,進一步促進學和思。
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培養大學生的社會意識,使其養成良好的意志品質,為社會做出貢獻。其中,“學”和“思”在第一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教師在這一階段要注意引導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和思考,汲取更多的知識,豐富自己的內涵,提高自身的修養和素質。第二階段重視的便是“行”,教師要鼓勵學生利用自己所學知識,指導實踐。學生應該積極參加各種課內課外的活動,將“學思行”相結合,使三者共同發展。在“行”這一方面,由于學生還沒有進入社會,就需要教師和學校予以大力支持,多舉辦一些有助于學生增長實踐經驗的活動,使學生能夠在實踐中鍛煉自己的能力,對所學所想產生更為深刻的理解。
(三)因材施教的理念
儒家思想非常講究因材施教,通過對學生的觀察,了解學生的思想和自身情況,根據學生的實際進行對應性的教育。也就是說,要堅決避免套路化、程序化的死板教學,壓制學生的天性。
大學生雖然有其共性,但每個大學生也都有他的個性。教師在制訂思想政治教學計劃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學生群體的共性和個性,對癥下藥,因材施教。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學生的情況和需求,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提高教學效果。當然,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師要在日常教學中對學生進行細致的觀察,了解學生的情況,在不觸犯學生個人隱私的情況下,掌握學生的思想狀況。其次,教師要對學生的信息進行系統分析,歸類總結,由于不可能為每一位學生單獨設立一套教學方案,因此要對情r類似的學生進行歸類,方便教學計劃的設計和執行。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儒家思想對于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需要我們進行剔除,并根據新時代的要求,對儒家思想進行適當的改造,使其不僅能夠更好地運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還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做出貢獻。也只有這樣,才能讓儒家思想得到新的發展,大學生的思想教育水平也才能隨之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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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語文教學中,選修教材已經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先秦諸子的思想對高中學生了解古代思想,拓寬文化視野,思考人生價值和時代精神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人教版選修教材《先秦諸子選讀》在這方面做了積極有效的探索。這些內容包含著深刻的社會人生智慧,具有獨到的現實啟發意義。
諸子散文語約義豐,在教學時如果不能很好處理教材,可能會出現以下問題:一是逐個講解,將選修課上成了必修課。二是傳授知識過多,自主思考過少。三是過多使用講授法,教學資源開發力度小,無創新。
《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明確提出,選修課要特別注意尋求與課程內容相適應的教學方法。《先秦諸子選讀(教師教學用書)》也指出:“這一課程不是一般的知識性課程,宗旨是通過向學生講授一些經典選段和引導學生陶冶身心,涵養德性”。因此從課標要求、課程教學目標、教學資源開發等角度分析,《先秦諸子選讀》的教學內容必須整合開發。整合開發的原則一是變教教材為用教材教,以講授各家最主要的思想體系為主,有所為有所不為;二是根據課程資源的特點開發課型,在講授知識同時加深對現實啟發意義的思考;三是主線貫通,前后遷移,進行比較教學,在不同學派的思想碰撞中加深理解。
一、根據教材整合內容,進行專題式教學
1.宏觀整合:單元之間整合
對7個單元,26個小節的巨大容量,必須整合教學內容。整合的原則應該考慮學生的語文實際水平、教學內容的均衡化、選修課的開設情況等。已上過《〈論語〉選讀》的,就可以不講授《論語》,可以把《孟子》《荀子》作為重點內容深化對儒家思想的認識。如未學過其他選修教材,可選擇四大學派中有代表性的《論語》《老子》《墨子》《韓非子》重點講解。學情較好的,則可以再加上《荀子》《莊子》重點研讀。
2.中觀整合:小節之間整合
除了單元間的組合,各單元內部也要將零散的小節進行整合。整合的原則可按教材概說中各學派的思想體系進行。以第一單元《〈論語〉選讀》為例,該單元7個小節按照內容和重要程度可整合為四個專題:孔子思想核心“仁”(第四節);義利觀(第五節);人生觀:為人處世、治國從政(第一、三節)、教育思想:師生關系論,教育哲學和學習論(第二、六、七節)。這樣的整合雖打破了原有順序,但卻更清晰地呈現了較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對理解儒家思想的效果比逐章講解要好得多。
3.微觀整合:小節內部整合
諸子散文篇幅短小,每個小節中少則三四則,多則十幾則。因此每個小節的內容也必須整合。根據教學設計和方法的不同,整合的方式可靈活選擇。
可抓住各小節內容呈現的方式和組合的邏輯依據,按呈現方式和邏輯依據整合。如《〈老子〉選讀》中《有無相生》一節,可按照對世界的認識(第1則)——對自己的認識(第3-4則)——對人生的認識(第5-7則)安排教學內容。《〈論語〉選讀》中,第七節《好仁不好學,其弊也愚》,按學習什么(第4、10、11則)——為什么學(第1、2則)——怎樣學習(第2、6、7則)進行整合,重點講授第1、2、6、7、10、11則。
可抓住每小節中的關鍵詞進行整合,貫穿整個《〈論語〉選讀》中第七節《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可抓住“義”字展開,分析孔子討論了哪些“義”。
可設置若干個主問題的方式進行內容的整合。《〈論語〉選讀》中《有教無類》一節,可以提三個主問題:①“有教無類”的含義和表現形式是什么?②“有教無類”教育思想有何意義?③在現實中教師怎樣做才是“有教無類”?
對篇幅較長的文章,可根據篇幅和文章結構安排,不妨梳理思路后再分析內容。如《〈墨子〉選讀》中的《尚賢》,文章一開始亮出核心觀點用古代圣王治理國家的例子,證明自己的觀點舉例如何去貫徹治理國家的根本不可不舉用德才兼備之士。在梳理結構過程中就能更好地把握墨子崇尚賢士的思想。
二、根據內容開發資源,創新課型
內容決定形式,整合教學內容并聯系實際,開發教學資源,可以豐富教學內容,使古代典籍煥發出時代光彩。除串講式課型之外,根據豐富的教學內容還能設計出多種課型,改善教學。
1.主問題貫穿討論式課型。新課標要求選修課進一步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地位,因此主問題貫穿討論的課型更能落實新課標精神。這里的“討論”不是沒有預設的,是建立在對原文文意準確把握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在討論之前要讓學生學會借助注釋和工具書解讀文本。“討論”也是有方向性的,不是盲目的,因此需要教師精心設計主問題。如教學《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時,可圍繞“浩然之氣”提出四個問題:①何謂 “浩然之氣”,有何特點?②如何培養“浩然之氣”?③培養“浩然之氣”要注意什么問題?④“浩然之氣”對我們人格修養有什么啟發?
2.課內外遷移課型。可就某學派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和重點內容,與生活當下所發生的的事件接軌,做到“讀古人書,思今日事”。如教學《〈論語〉選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時,先圍繞“仁”提出三個問題:①孔子眼中的“仁”是什么?②實現“仁”的行動和態度?安排討論之后,拓展延伸,再探討當下“仁”與“生活”的關系,聯系近年來發生的熱點話題,將課內和課外打通,讓學生真正得法于課內,得益于課外。
[關鍵詞]喪葬思想 節葬 厚葬
[中圖分類號]B222;B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10-0032-01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孟子·離婁下》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喪葬——作為人生大事,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歷史積淀。作為中國喪葬文化主流思想爭斗兩千年從未停歇。本文將從儒墨兩家核心思想說起,深度剖析導致儒家厚葬觀和墨家節葬論巨大差異的理論根源。
一、儒墨核心思想差別
儒墨核心思想的三個主要差別。
對“義利”的不同解讀。儒家“罕言利”而墨家“交相利”,儒家“重義輕利”墨家“貴利興義”,二者對利截然不同的態度,源自于對義利概念界定的不同。儒家的利常指的是私利,義是君父之義,是儒家倫理框架下與血緣親情、宗法秩序相一致的道義。墨家的利是公利和私利的結合體,期望用私利調動人們行動積極性成就公利,這樣就成就了義,墨子認為天下之利就是最大的義。義就是利,利就是義,相互統一,墨家追求的天下之利,恰恰否定了儒家倡導的血緣親情、宗法秩序。
奢與儉的對立。不能說儒家提倡奢侈浪費,但是儒家重禮重樂的思想確實是導致后世一些奢侈習慣的重要原因。繁復的禮儀、貴族奢靡的生活、厚葬之風,為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這正是墨子堅決反對的。他節約社會財富,把是否促進社會生產作為衡量行為正確與否的重要標志。
名實觀的對立,“正名”與“取實于名”。儒家主張“正名”,是要按照周禮的等級名分來確立“名”“實”關系,其著重點是“名”,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強調名實相符;墨家則主張“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認為如果只會念誦事物的名稱而對于實際事物不能正確選取,那是沒有價值的,“取實為名”,其著重點是“實”。
二、儒墨核心思想影響下的喪葬觀
儒墨基本觀點的對立直接導致了兩家喪葬文化的截然不同。
喪葬觀的不同。儒家的喪葬文化是厚葬,提倡“厚葬久喪”,其原因有二。首先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以孝為本,父子之孝是撐起整個儒家倫理框架下血緣親情、宗法秩序的基礎。那么孝道是如何體現以及評判的呢?儒家把目光投向了喪葬。“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孟子·離婁下》)。很明顯,在最能體現孝道的兩個方面中,選擇了“送死”。其次,儒家重禮重樂的思想,導致喪葬儀式的隆重與繁復,花費不菲,勞民傷財。
墨家反對厚葬,主張節葬。厚葬之風為人民的生活帶來沉重的負擔。墨子從國家民生的角度出發,提倡節葬,并指出厚葬久喪的危害:“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強勁,不可用也。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
隱藏在薄厚葬思想差異的背后,最根本的還是儒墨義利觀和名實觀的不同。從義利觀看,風光的葬禮成全了孝悌的名,在儒家看來孝就是義的核心部分。而墨家的節葬節約了人力物力,成就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會發展之大義。從名實觀看,與儒家通過外在的“厚葬久喪”表達孝義的,而墨子提倡“心喪”,名是形式,實時內核,墨家不在乎形式,更注重發自內心的孝義之情。
鬼神觀的不同。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攀遲問什么是聰明,孔子說:“務必使百姓趨向于義,敬奉鬼神而遠離他們,這樣做就可以說是聰明了。”我們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鬼神論的倡導者,但也沒有明確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模糊立場,采取一種回避的態度。然而,雖然模糊,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孔子反對有神論的本質態度。孔子這種對鬼神“敬而遠之”的態度,其原因筆者認為,儒家理論統治社會的工具是以孝為核心的一套宗法秩序,與鬼神之說無關,所以沒有必要和有神論這者正面交鋒,給自己樹立一個強大的敵人。
與孔子回避態度相反,墨子是絕對的有神論者,并專門創作大量篇幅來竭力證明鬼神的存在。墨子用三表法論鬼神的存在:“以昔者三代圣王為法”“先王之書為證”“以眾之耳目之實”來證明鬼神的存在。墨子之所以堅持有神論,是因為他認為鬼神可以監督著世人,替天賞善罰惡,希望利用人們對鬼神的敬畏之心,來約束自身行為,從而達到維護社會良好秩序的目的。
三、喪葬儀式的具體要求
儒墨兩家對喪葬儀式的具體要求是儒墨奢儉思想的直接體現。這種死儀式,儒家典籍中更是有詳細的禮儀規定。“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而哀之;擗踴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孝經·喪章親》墨家提倡薄葬短喪,“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亦。死則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關鍵詞:韓愈;道統;道統論;儒學復興
中圖分類號:G40-09 文獻標識碼:A
一、韓愈的道統論的基本內涵
韓愈在《原道》中以儒家之道區別于佛老之道,以儒家道統對抗佛家法統,建構了道統論。因而,我們可以從“道”與“統”兩方面理解道統。“道”主要是理論與精神因素,具有超越性與普遍性的特征;“統”主要是歷史因素,具有時間性與連續性的特征。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蔫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①“道”也稱為“先王之道教”。在他看來,“道”首先是作為儒家思想本質和理論硬核的仁義道德,其實質是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原則,即以仁義為本的天下公言。因而,“道”超越一切具體知識特別是異端思想,處于優先于一切的根本性地位,提供了一切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根據與本源。“道”不僅是以仁義為核心的精神價值,也包括儒家的典章制度、社會階層與分工、倫理秩序、社會風俗,“這實際是韓愈所了解的整個儒家文化——社會秩序”。就經驗層面而言,道體現于社會各個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就超驗層面而言,道存乎古今、貫通天人。自古至今,道的傳承有一歷史過程,這便是統。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蔫。”②圣與道合一,所謂的道統就是儒家思想的歷史傳承譜系。韓愈的道統說據陳寅恪先生講,一是由孟子篇章所啟發,二是由禪宗祖統說摹襲得來①。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單純確立一種人物的外在譜系,而在于借此梳理思想的內在傳承,通過道統的構建使儒家思想(道)具有連續性、普遍性、根本性和超越性,從而能夠凌駕一切異端思想,成為絕對真理與唯一權威而重現占據思想文化領域的主流,最終實現儒學的復興。
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解讀韓愈的道統論。
首先,我們看韓愈的儒家文化立場。韓愈辨名析理著力闡述孔孟之道體現著他理智上對于儒家思想及精神價值的理解,他虛構歷史,以圣人史觀盛贊先王之教,體現著他情感上對古圣先賢的景仰,合而論之即是對儒家文化認同與堅守。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的長期壓力與道教的興盛,加上儒學的長期衰落,士人階層與普通民眾發生了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以至于出現這種局面:“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后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③對文化思想界的這種混亂狀況,韓愈挺身而出撥亂反正,打起儒家的大旗,并重新明確規定其內容,以正人心排佛老尊儒學,堅定了儒學文化立場,明確了士人階層與普通階層的文化歸屬。
其次,我們看韓愈的正統觀念。正統觀念主要是指在儒家內部存在多個學派時,某些儒者特別是具有道統觀念者認為自己得到了先王之道的真傳,視自己為儒門正統,而把其他學派視為旁門乃至異端。因而道統首先意味著對儒學本質的理解和對其內在精神的把握,在儒學內部起著劃分學派——“判教”的作用,甚至說道統保證了儒學學脈的“純正”與一以貫之。正統觀念是儒家文化立場的內在要求與進一步延伸。荀子與楊雄“擇蔫而不精,語蔫而不詳” ,既沒有正確把握孔孟之道的實質,也沒有充分闡釋先王之教的本真精神,因而不能列入道統。韓愈自命:“天下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知欲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
再者,我們看韓愈的衛道精神。反擊佛老與捍衛、弘揚孔孟之道是一事的兩面,但后者更為根本。韓愈在《原道》中歷數佛老對政治經濟造成的嚴重危害后指出先王之教面臨嚴重威脅——“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②,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③的激進措施,期望通過這些措施打擊并禁絕佛老的異端思想。韓愈一生以積極排佛而著稱,為此差點送了性命,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使其道由愈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限”④,是儒家真正的衛道勇士。
最后,我們看韓愈的弘道精神。衛道精神與弘道精神相輔相存,同構成儒者的現實生命。韓愈具有強烈的擔當意識,以傳承道統弘揚儒學為自己義不容辭的文化使命與歷史責任,為此不遺余力、不惜代價。孔子說:“人能弘道” ④。孟子一生“正人心,息邪說,拒行,放詞” ⑤,積極弘揚先王之道極有功于圣門。在佛老盛行,儒學衰微之際,韓愈積極弘揚孔孟之道,是對傳統儒家弘道精神的全面繼承與努力實踐。
道統的四個方面緊密相連,相互融通。韓愈的道統論通過這四個方面完成了對儒家仁義道德的形而上學論證,使道最終具有了超越一切的至上地位和普遍價值,道統傳承譜系為儒學的重建與復興提供了重要內容。
二、道統論的歷史依據與理論根據
農耕時代的生存背景使中國古代一直重視歷史,同時,中國古典哲學又具有解釋學的傳統,新思想往往借助詮釋傳統而開出。想要重新確立思想的地位和權威一般而言必須從歷史深處尋求歷史淵源的支持和經典文本特別是儒學經典的依據,否則,其合理性與合法性將會面臨巨大的懷疑與嚴峻的挑戰⑥。道統論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根據即來源于對歷史的重構與對儒家經典與精神重新詮釋。
韓愈說:“轉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先正其身,現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⑦一方面他將儒家之道的修心詮釋為有為以駁斥佛老之法追求修心而忘記社會責任的空寂無為思想,在注重實用理性、強調經世觀念的古代中國很容易得到認可與支持;重要要的是從中所挖掘出來的歷史資源提供了一個溝通內在心靈培養與外在國家秩序治理的思路,以前由外而內的思維路徑被整個變成由內而外的理性自覺,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據由“宇宙天地”轉向“心靈性情” 。這種轉向意味著中國哲學開始由宇宙論轉向形上學、心性論,正是這種轉向,修心與治世溝通了,內圣與外王統一起來。同樣,韓愈對孟子的推崇也與此相關。從學理上看孟子主張向內反求諸己,由內在心性培養外在政治推衍④,這與《大學》運思途徑一致,可以為道統論提供理論依據。同時,孟子在《盡心下》中的類似的道統觀念啟發了韓愈的思路,提供了道統論的歷史淵源。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義”,與韓愈所理解的道的精神實質相同。孟子積極拒斥異端與韓愈性情相同。因而,在韓愈看來,只有孟子真正繼承了孔子“仁”的思想與精神,是先王之道的真傳、儒門正宗。通過排列古圣先賢譜系,將孟子列入道統,再一句“柯之死,不得其傳蔫”便將歷史接續到當下,確立了他本人的合法性地位。因為在古代中國,一種新思想必須同時具有古老經典的依據與思想歷史的傳承譜系 ,超時空的道必須在時空中落空才具有合理性與合法性、獲得普遍認同。
三、道統論與儒學復興
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道教一直處于興盛狀態,而長期處于意識形態主流的儒學卻一直在衰落,并且隋唐之際的儒學衰落遠勝于魏晉之際,儒學危機是不爭的事實。儒學復興運動作為危機的產物是這一時期思想文化發展總的趨勢,而新儒學是其最重要結果。韓愈作為先驅人物以道統論掀開了儒學復興運動的序幕。
儒學復興首先要與佛老異端思想劃分界限,明確并強化儒家文化認同,道統論發揮了這一功能。
精神文化的發展有其內在與外在的邏輯與時代課題,新儒學作為復興運動的產物,其形態和特質是思想的內部淵源與外部挑戰的相應性②。韓愈在積極應對異端挑戰時既努力挖掘歷史資源又盡量吸收當下的東西,在道統構建上他沿襲了古代“尊王攘夷”的思路與策略。在大漢族中心主義影響下,尊王攘夷的觀念在士人階層與普通民眾心理中根深蒂固,華夷之辯是士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再加上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異族對于中原長期統治與殘酷蹂躪,特別是安史之亂距韓愈又不久,那份痛苦的歷史記憶在大眾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直至安史之亂后,由于安史為西胡雜種,尊王攘夷的思想始于文士之間抬頭”③,此時,韓愈將佛老思想斥為狄夷之法,反對“狄夷之法加諸于先王之教之上” ④,很容易在士人與大眾心理上獲得普遍認同與廣泛支持。
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道統論一方面繼承了傳統儒學思想,另一方面作為儒家復興先驅之作,道統論直接開啟了宋明理學。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前啟后,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 ⑤總體而言,韓愈以仁義為核心,比較正確地理解并繼承了儒學的核心思想與精神實質。他通過《原道》等著作從世界觀、人性論、倫理學、歷史觀等對儒學理論的多方面探究構成他繼承并復興儒學的重要內容,而最顯著的便是道統論。他立道統排佛老興儒學,為儒學復興樹立起了鮮明的標志,并結合孔孟的仁義與《大學》的修齊治平的思想予以論證,尤其是對《大學》的重視,對后來宋明新儒學的意義十分重大。今天,現代新儒學依然在試圖重建道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不論是韓愈所處的時代還是宋明之時,乃至今天,一個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是儒學復興,而道統論是儒學復興的一面大旗幟⑥。
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了韓愈的重大作用:“建立道統證明傳統之淵源”、“直指人倫章句之繁瑣”、“排斥佛老匡救政俗只弊害”、“呵詆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功效”、“獎掖后進期望學說之流傳” 六個方面。陳先生這種儒學本位主義的評價曾受到過嚴厲批判,但是如果我們認同自身的傳統,以理智的心態面對歷史,以同情的理解面對韓愈及其道統論,那么我們會承認,韓愈建立儒家道統勇敢地捍衛儒學、積極地弘揚儒學,在民族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統與發揚上厥功至偉,宋明時期儒學的復興是其直接的明證。
韓愈已經遠去一千多年,那個時代的一切成為一種歷史的沉積與記憶。我們發現,韓愈所為也是那一個時代士人共同的行為選擇與價值趨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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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佛家文化視野下的生命觀解讀劉衍永,劉永利
44.試論道經語言學劉祖國
教學目標:
1.結合文本語境品味和理解“溫文爾雅”等詞語,引導學生歸納描寫春景和水的句子。
2.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讀準人物的個性對話。
3.理解課文內容,引導學生抓住課文重點閱讀,體會水的含義以及孔子的教育智慧和濃濃師生情。
重難點是理解孔子關于水的論述以及弟子立志的教育過程。
一、以孔子地位為激發點,引發學習熱情
激起學生學習的欲望是實現高效課堂的前提。孔子博大精深,其儒學思想影響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以及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直接揭示課題后,我先讓學生相互交流各自對孔子的認知,然后對孔子的生平以及學術成就作簡要的講述。同時適時介紹我國在美國、韓國等世界范圍內開設幾千家孔子學院的盛況。當下,全世界都在研究孔子,學習孔子。這一環節的教學明確了孔子的地位和影響,必將激起學生對孔子的崇敬之情和民族的自豪感,從而達到孔子所說的學習的“憤悱”狀態。
二、以故事內容為生長點,把握課文重點
課文內容較長,我先是進行一段配樂朗讀,把教材上的語言文字化作有聲有色的畫面,讓學生置身于故事所描寫的詩意情景中,借助音樂和文字,展開豐富的聯想和想象。聽完后,我激發學生對出現在眼前景色的敘述以及個人主觀上的感受,說說自己的體悟和想法,并學習用對應文章的詞語進行概括,從而梳理出文章的三個層次:賞景、論水、談志。泗水河畔的景色描寫優美,但這是故事發生的背景,不是上課所要講解的主體。而故事的主旨,即課文重點論水和談志才是我們課堂需要細細消化和感悟的主體。對于泗水春景,可通過語言的描繪,引入情境,帶領學生讀一遍,把握描寫春景的技法,然后切入到課文主旨部分的學習。
三、以文與人交流為核心點,實現多重對話
本課重難點教學中,我致力于情境的創設,在情境中引導學生與文本、與教師、與同伴、與自我心靈對話,同內外世界的對話,同歷史與現實的對話,從而,讓文本的思想內涵與外延鮮活起來。
重難點之一,孔子論水。
采用步驟:先是通過畫面的優美展示,教師精準語言的描繪,再現孔子動情地望著泗水河沉思的情與景,引導學生隨著孔子的論述,進入情境。然后出示《荀子》中與課文相應的部分片段,引導學生對比閱讀,突出文本的厚重,激起學生閱讀的濃厚興趣,從側面幫助對文本的理解。第三是讓學生通過反復誦讀,細細品味,并且結合日常觀察、思考,憑借個人的獨特生活經驗,交流發表自己對孔子心目中關于對水的理解。最后,拓展情境,由泗水之境,延伸到碧波蕩漾的洪澤湖,浩瀚無邊的長江,奔騰不止的淮河水,波瀾壯闊的南海,引發學生對“司空見慣”的水發表自己新鮮的見解。如水浩瀚無邊,包容萬物,像君子一樣有博大的胸懷;水不知疲倦,一路歡歌,像君子一樣有樂觀的人生態度,等等。這一拓展既立足于文本,又超越文本,既有文本的體驗,又有個人生命的感悟,看是解讀水,實則是在觀照自身,是學生思想、情感的交融點。
重難點之二,孔子談志。
關鍵詞:安樂哲;羅思文;《論語》;哲學詮釋;文化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8-0172-02
《論語》是一部承載了厚重文化積淀的傳統經典。它對中國社會、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結構等方面都產生了非常深刻而廣泛的影響;而隨著近代以來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論語》更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典,集中代表了東方儒家文化的思想智慧,對世界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論語》的英文全譯本自20世紀中葉就出現了,其后,又有多種譯本問世。西方傳教士、漢學家、哲學家、中西方學者以及翻譯家都曾投身于《論語》的英譯之中。由于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譯目的和翻譯策略,致使眾多譯作風格迥異,褒貶不一。但總地來說,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選取安樂哲和羅思文在1998年合譯的《論語》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該英譯本為20世紀中后期比較權威的《論語》英譯本。
一、《論語》英譯本及其作者簡介
安樂哲,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漢學家,1987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亦是《東西方哲學》和《國際中國書評》的主編。安樂哲教授的學術研究范圍主要是中西比較哲學。曾出版了一系列蜚聲國際的中國哲學專著。
羅思文,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漢學家,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馬里蘭大學圣瑪麗學院人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宗教、倫理和政治理論、宗教哲學、語言哲學。主編或翻譯了《萊布尼茨:中國書簡》等6本書。現任“亞洲社會與比較哲學論叢”主編。
1998年,安樂哲與羅思文合譯了《論語》,英文譯本名為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該譯本包括前言、導論、譯文和附錄。在前言中,作者相信翻譯對文化的交流和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思想家多用一種非歷史、非文化的方式進行哲學化的探討;但是,孔子與之相反,他深切地關注身邊的現實問題。兩位教授深蘊中國哲學的特點,用自己的理解和英譯方法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態度,也越來越深刻地理解了中國經典;他們的比較研究論著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思想長時間以來的深深誤解,清除了西方學界對“中國沒有哲學”的成見,開辟了中西哲學和文化深層對話的新路。(賀翠香,中國儒家的民主與宗教,2002:34)
二、哲學思維下的《論語》英譯
安樂哲、羅思文致力于從中國哲學本源的角度來詮釋《論語》,反對用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思想的“文化化約主義”翻譯方式,這是其譯本的最大特色。安樂哲和羅思文認為,西方學界對于中國哲學的理解極其有限,一直以來中國哲學經受著非常嚴重的誤解。最初傳教士們對儒家學作神學化詮釋,用基督教神學附會儒學,他們翻譯《論語》是為了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成分,強調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相同之處。其次,西方漢學家在“東方主義”的理念影響下,多從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角度闡釋《論語》。因此,安樂哲、羅思文所以致力于《論語》的哲學詮釋,是給西方讀者以啟迪,讓他們能夠盡可能多地理解儒家哲學思想,而不是根據自己的文化教育背景,思維方式,興趣愛好和是非標準隨意夸大、弱化或剪裁中國哲學;“只有當我們注意到積淀與中國人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尋常的觀念時,我們才能抵御文化化約主義的強烈引力”。(安樂哲、羅思文,1998:preface)安樂哲、羅思文從哲學和語言學背景來考察翻譯,認為古漢語是一種“過程性”、“事件性”的語言。與西方的思想家不同,中國早期的思想家們并不著力探尋事物的本質,他們認為唯一永恒的就是變化本身。這種哲學思維反映在《論語》翻譯中就體現為盡量不用實體性的詞匯來詮釋《論語》,而使用過程性的詞匯來翻譯。
例如,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十一》)以下是不同譯者對這段話后半部分的不同翻譯,通過比較,可以很明確地證明上述觀點。
理雅各:If for three years he does not altar from the way of his father, he may be called filial.
亞瑟·韋利:If for the whole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he manages to carry on the household exactly as in his father's day,then he is a good son indeed.
劉殿爵:If,for three years,he makes no changes to his father's ways,he can be said to be a good son.
安樂哲、羅思文:A person who for three years refrains from reforming the ways of his late father can be called a filial son.
安樂哲、羅思文指出,前三種名家譯文都認為,如果兒子能夠在父親去世后三年內仍然遵循父親的“道”,他會終生不渝,始終堅持這樣一種“道”。但是,關鍵應該是在充分領會并踐行其“父之道”后,用自己的方式將其道發展完善。他們的譯文暗示,子輩在遵循先輩的禮儀傳統的基礎上,定要消化吸收,再加以利用,使之與自己的獨特環境相協調。(安樂哲和羅思文,1998:280-281)
對中西方思維和語言差異的獨特理解促使安樂哲、羅思文在英語中尋找新的儒學關鍵詞譯名。看看他們有關“仁”的翻譯,一改以往譯者benevolence,goodness,humanity等譯法,安樂哲、羅思文把“為仁”視為一種行動或者狀態,根據過程性和關聯性思維,譯成authoritativeconduct,強調“成仁”的過程性。同樣的思維過程也體現在他們把“為仁由己”中的“由己”譯成self-originating。史嘉伯(DavidSchaberg)這樣評價,這種翻譯顯得冗長而且加上一些自造的術語,有人可能不喜歡,但有人會覺得雅致,能夠作為東西哲學對話的一種新嘗試。(David Schaberg,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2001)
安樂哲和羅思文沒有把“道”譯成常見的theWay,而只是譯成way,前者對絕對真理和權威的形而上學式的崇拜,而后者則強調在得“道”過程中對自身內在修養的不斷追求,是儒家思想過程性的考量。兩位教授還擯棄了對于“德”這一核心概念的諸如virtue和power這樣的傳統譯法,主要是由于virtue容易使人聯想到autonomy,individual,freedom這樣典型的西方哲學類概念;此外power一詞又太強勢,與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國”理念相左。他們用excellence來譯“德”,意在傳達儒家道德的實踐性與過程性,做到“以善德施之他人,以善念存諸心中”。
“神”和“心”的常見英譯是humans pirituality,divinity,heart或mind。這種譯法導致了含糊其辭和文化偏見。安樂哲和羅思文翻譯“心”這個概念時,通過在英語中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來盡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幾種內涵。例如heart-and-mind和pneuma(精神、靈魂)。正是這些陌生的新詞提醒我們,已經進入一個迥異的哲學世界,給讀者以足夠的想象空間來解釋新詞。這種方法對讀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卻極大地減少了譯文和注釋評鑒中出現問題的幾率。
三、結論
20世紀以來,有些西方漢學家和哲學家出于“東方主義”角色和“西方文化化約主義”傾向,總試圖用西方熟悉的哲學詞匯來翻譯中國哲學作品,在他們的譯作中,我們只能看到一種西方形而上學式的哲學范式,他們的解讀中,沒有任何中國哲學的特色突顯,因而他們沒能夠以端正的態度去接受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安樂哲和羅思文尖銳地批評了這種傾向,并在自己的《論語》英譯中從中國哲學本源的角度出發,對《論語》中的中國儒學核心詞匯做出了新的哲學闡釋。安樂哲和羅思文《論語》譯本向西方世界彰顯了中國傳統和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和有效性,同時也證明了孔子對西方哲學反思重構的價值。
參考文獻:
[1]Roger T.Awes & Henry Rosemout,J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New York: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1998.
[2]安樂哲,羅思文.論語的哲學詮釋[M].余瑾,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3]陳國興.論安樂哲《論語》翻譯的哲學思想[J].中國比較文學,2010,(1).
關鍵詞: 歷史選擇題準確性教師學生
在高三歷史試卷的結構中,選擇題占據全卷分數的一半,且情境題多,既考查學生對材料的理解能力,又考查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從近幾年高考反饋的情況來看,選擇題選擇正確與否是拉開歷史等級差距的主要因素,選擇題得分率低已經成為制約歷史成績提高的瓶頸。如何提高選擇題選擇的準確性不僅是學生要考慮的,而且是教師高度關注的問題。那么,怎樣才能提高選擇題選擇的準確性呢?
一、教師方面
1.認真收集反饋信息,進行精準備課。
教師平時要認真收集學生的典型錯例并集中記錄下來,針對學生的錯因進行預備課,并對易錯題編寫一兩道同類題,以便在講評時做到有針對性,“評”到“點”上,抓住關鍵性、典型性問題加以點撥剖析,哪些該粗講,哪些該細講,心中要有數。
2.培養學生學會審題。
審題是答對題的前提和關鍵,因此,在平時做題時,教師應非常注重訓練學生的審題能力。教師要強化學生在做題時對題干三看:一看時間、空間,界定答題范圍;二看否定、肯定,確定答題方向;三看關鍵詞語,明確內涵外延。對被選項要三思,即認真思考每一個被選項,是否符合歷史史實;是否符合題干要求;是否與題干有必然的邏輯聯系。
3.培養學生掌握答題方法。
在練習評講時,教師首先要指導學生分析題目的類型,再結合選項及所學知識進行解題,對不同類型的題目用不同的解題方法。
常見的解題方法有:排除法、直選法、背景切入法、猜測法。當然,解答選擇題的方法還有很多,如反證法、翻譯法等。但方法不能代替內容,學生若不熟悉教材知識,那么無論教師用什么方法,學生都不可能做出來,所以關鍵還是要落實知識,這樣學生的解題能力才會慢慢提升。
二、學生方面
1.反復讀熟教材,落實教材。
選擇題得分太低,很多情況是因為學生不熟悉教材內容,對教材掌握不熟練。因此,我們一定要腳踏實地地落實教材,熟才能生巧。那么怎樣才能吃透教材呢?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結構法,即抓住課文的主題,系統、細化落實教材內容。如人教版必修3第1專題《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主題是儒家思想的演變過程,按照結構,我主要講了兩個問題:“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和儒家思想的發展和演變”。對百家爭鳴掌握其出現的背景、代表人物及主張、影響。而對儒家思想的發展和演變則從漢代、宋明、明清三個時期把握,然后逐步細化知識即可,這樣就逐步形成了一棵知識樹,有主干、枝、葉后,知識便一目了然。二是比照法,即同類事物的比較、對照。同樣是《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明清儒家思想新發展的背景是從政治、經濟、階級階層、思想四個方面比較,同時聯系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背景,就可以從這四個方面比照去學、去思考,這樣學生就能夠既系統又細化到位地掌握知識。
2.把握基本的歷史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思維產物。它包括事物的內涵與外延。教師應要求學生平時多思考,多進行分析和比較。如人文主義的概念,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詞是humanism,通常譯作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狹義是指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思潮,廣義則指歐洲始于古希臘的一種文化傳統,還有歷史本身的一些概念,如原因。“原因”有很多,有客觀原因、主觀原因、主要原因、次要原因、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一般原因等,甚至在主要原因中還可分出最主要原因或“決定性因素”。所以學生平時應該有意識地弄清這些概念,這樣做題才會有所突破。
3.注意做題后的反思、總結。
有些學生平時做完題,對完答案就自認為沒事了,甚至不保留資料,其實更重要的環節應該是反思和總結,選錯了,應去分析出錯的原因,是思維不對、心態不好,還是掌握基本知識不到位;選對了,也應好好研究,因為經典選擇題對知識考查點一般是不變的,變的是考查的角度,學生這次做對了這個題,下次類似的題會確保繼續做對嗎?因此,在每完成一份練習后學生都應主動把錯題寫在錯題本上,并分析錯因,同時嘗試編一道同一類型的題目。
4.掌握選擇題的基本解法。
首先明確選擇題的基本構成。任何一道選擇題都包括三個要素,即題干、選項和正確答案。題干就是題目的主干部分、設問部分,限定答題內容,確定答題思路,隱含答題信息,解題必須以此為依據。選項就是選擇題的備選項,一般有A、B、C、D四個選項。解題者在分析思考時一般要把握三個層次,即此選項本身是否正確,是否符合題意,是否最符合題意。第三個要素就是題目的正確答案,這需要做題者去完成。明確了這些,解題才會有方向,為準確解答題目打好基礎。
其次認真細致審題。題干的規定性,是做好選擇題的前提條件。題干一般由限定詞和中心詞組成,其中中心詞是核心,是正確答案的內容;限定詞則是對中心詞的時間、地點、范圍、程度等外延進行限制,從而確定四個選項中只有一個最符合題意,對中心詞的限制不同,答案就大相徑庭。同時對材料型的選擇題,只有準確解讀材料,提取題干中的有效信息,積極調用所學知識,才能提高解答的水平。
最后把握做題的基本方法。
(1)排除法和觀察法并用。這是解題較常用的方法,一般可以排除1-3個干擾選項或直接排除明顯錯誤的項,這種方法尤其適用于組合題。
(2)理論法。對思維含量較高的問題,需要運用基本理論來進行科學分析。常用的理論有:原因和結果,必然性與偶然性,本質與現象,重點論和兩點論等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階級和階級斗爭,人民與英雄的關系等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
(3)特征法。特征法體現的時代或階段特征,主要適用于題目中有明確特征要求或雖無明確表述但隱藏有特征要求的試題。學生在解答問題時應站在全局的高度,抓住時代特征或階段特征,然后在這個大背景下判斷出正確答案。
(4)尋根究底法。就是反復問“為什么”。這種方法更適合做“根本原因”、“根本目的”等題型。如果認定A為根本原因,只要在A前面加“為什么”,如果A沒有了原因,基本上就可以判定A為根本原因。
總之,要提高選擇題的正確性,學生既要有扎實的基礎知識,又要有一定的解題技巧,還要讓會做的題力求完全正確,不會做的題充分利用有效途徑爭取做好,這樣正確選擇歷史選擇題的水平就一定會大大提高。
參考文獻:
[1]林三.怎樣指導學生提高歷史選擇題的解題能力.中國教育創新,20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