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衛生資源狀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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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醫療衛生資源狀況范文
關鍵詞城鎮化；老齡化；農村衛生資源配置；醫療保障
1江蘇老齡化與城鎮化交織迅猛發展
江蘇省自“十一五”以來，開始了以“城鄉發展一體化”為目標的新型城鎮化建設，預計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72%。與此同時，江蘇農村老齡化進程也在加速，截至2015年底，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戶籍總人口的22%，而農村的老齡化程度更為嚴重，老年撫養比已高出城市6．4%。農村老年人受健康狀況、勞動能力和文化程度等因素的限制，不能有效通過人口流動實現個人城鎮化，只有依靠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原居住地的城鎮化才更現實［1］。然而，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實際規劃中并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村老人對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養老服務資源、醫療衛生資源等方面的需求［2］，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面臨著養老支持弱化與養老需求劇增的矛盾。
2江蘇農村衛生資源配置面臨嚴峻考驗
2014年5月，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中指出:要努力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目前，城鄉二元經濟格局依然存在，江蘇城鄉間的醫療衛生資源配置在政府財政支出比、衛生資源占有率、硬件建設等方面差距較大［3］。江蘇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狀況長時間處于邊緣化地位，城鄉割裂的“碎片化”社會保障格局，阻礙了城鄉一體化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發展。
2．1城鄉衛生資源共享不夠，政府經費投入不足
江蘇城鄉醫療衛生服務割裂的狀況從未改變，無序化的城鄉衛生資源配置一直阻礙著城鄉衛生資源的融合和共享，導致農村醫療衛生服務模式發展滯后，制約了農村衛生資源的優化配置，也限制了農村衛生服務的供給需求［4］。雖然政府不斷增加對農村基礎醫療衛生的投入，但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性投入和完善的長效機制，導致低水平醫療服務與高水平醫療服務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劇烈。
2．2農村公共醫療衛生資源配置非均衡化
公共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歸根到底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故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水平與當地經濟水平直接相關，馬太效應十分明顯。同時，城市迅速發展產生的虹吸效應也導致醫療資源高度集中在城市，農村的醫療衛生服務能力遭受重創［5］。這種農村公共醫療衛生資源配置非均衡化的現狀導致城鄉公共醫療資源配置的二元化局面持續惡化。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村家庭直接到縣市級醫療機構就診，經濟條件較差的農村家庭選擇在鄉鎮級醫療機構就診，卻難以得到有效治療。
2．3健全的科學診療衛生服務體系嚴重缺失
城市綜合性醫院的優勢在于具備完善科學的診療制度，而目前江蘇農村大多缺乏健全的科學診療衛生服務體系，沒有有效開展與更高級醫院及醫生的有序對接，無法有效完成病患的合理疏導和安置。這必將導致農村小病確診與治療的不徹底、大病預診與診斷的不到位、大病轉移與治療的不順利、與更高級醫院二次確診的不對接、異地就診無法進行等一系列嚴重后果［6］。
2．4農村優質衛生人才匱乏
同樣受馬太效應的影響，大醫院憑借其資金、科研、技術等優勢不斷吸收優質的衛生人才，而農村醫療機構卻由于居住條件、個人收入及職業發展前景等因素不斷流失現有的衛生人才。據統計調查，江蘇農村醫療衛生技術人員普遍年齡偏大、學歷不高、醫療衛生知識有限、專業技術缺乏，嚴重制約了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同時，數據表明蘇南農村對衛生技術人才的吸引力高于蘇中和蘇北(表1、表2)。
3江蘇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面臨的挑戰
傳統農村社會中，老年人處于家庭管理的主導地位，擁有家庭資源配置的處置權，故能獲得較充足的養老資源和較滿意的生活照料。隨著時代的發展，家庭規模日漸縮小，窄化了農村老人獲取養老資源的途徑，加上家庭倫理觀念和尊老養老社會道德約束力的減弱，農村家庭養老功能日趨弱化［7］。與此同時，老年人壽命在不斷延長，“421、422、8421、8422”家庭大量涌現，“空巢家庭”和“親子分居家庭”已是常態，進一步削弱了子女可供養老資源。相比于城鎮居民，農村老人深受多子多福與養兒防老的陳舊觀念影響，多將畢生積蓄用于子女上學、嫁娶及購房，對自身養老問題卻沒有長遠規劃。此外，當前江蘇農村實施的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諸多不足:一是，僅僅滿足了農村老人最基本的養老需求;二是，資金籌集以個人為主，政府和村集體補助只是補充，且補助標準并沒有明確規定;三是，養老保險制度缺乏法律強制效力，僅僅只是一項惠民政策，居民是否參保還要依賴宣傳教育和個人思想認識［8］。
4江蘇農村老年人醫療保障對策
4．1健全農村老年人醫療保障制度
目前，作為農村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新農合”，覆蓋面雖廣，但保障水平并不高，表現出籌資總量偏低，抗風險能力弱的特點，與城鎮居民的醫保差距較大。浙江省近年來建立了“捆綁式”老年合作醫療保險，即個人和家庭繳費與政府補貼相結合，在現有的新農合醫療制度體系內，專門建立老年醫療保險基金賬戶。當“新農合”不能報銷醫療費用時，可在老年醫療保險基金賬戶中按規定比例報銷。同時，可借鑒德國的法定醫療保險制度，將江蘇所有城鄉老年人都納入“城鄉一體化”的老年基本醫療保障體系中。政府可通過立法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投入，強制實施老年醫療保險，強制征收保險基金［9］。
4．2促進城鄉醫療縱向合作
目前，城市中大量優質的衛生資源并未被有效利用，而農村地區嚴重不足的衛生資源卻出現利用不充分的奇怪現象。若能通過建立縣、鄉、村區域醫療衛生聯合體促進城鄉醫療的縱向合作，可有效地整合閑置的衛生資源，實現城鄉衛生資源的互補［10］。聯合體內實行“基層首診、分級診療、急慢分治、雙向轉診”的醫療秩序，這將有利于緩解“小醫院看病治愈難”、“大醫院看病經濟難”的矛盾，也有利于農村醫療衛生機構吸引更多的病患就診，減輕綜合性醫院的負擔。
4．3加強農村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
第2篇：醫療衛生資源狀況范文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貴陽市的醫療改革歷程，并在醫療改革的背景下，針對目前存在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存在的問題，針對性的提出提升貴陽市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供給能力的對策和方法。
關鍵詞：醫療衛生；服務供給；壟斷
1. 貴陽市公共醫療衛生服務供給存在的問題
1.1供需不均衡，資源浪費現象嚴重
貴陽目前的醫療資源配置極不合理，人們稱其為倒三角配置，與居民需求的正三角相矛盾。三級大醫院資源過剩，基層醫療資源短缺。由于我國長期實行“一國兩策”和“城鄉分治”的政策，造成現在占我市人口數量80%的農村人口卻占有20%的衛生資源，而占20%的城鎮人口占有的衛生資源高達80%，從而造成我國城市的衛生資源供給的不平衡。在時間和空間的分布上，經濟發達的地區衛生醫療資源投入多，但是經濟不發達地區則呈現出醫療資源短缺的狀況。有關的研究資料表明，衛生資源一些農村地區的分布甚至呈現出現獨特性，在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醫療資源的分布甚至超過內地不發達地區城市的醫療衛生水平。說明我市在一些醫療資源上存浪費和閑置的同時，某些醫療方面的資源又被過渡的使用，半數多的醫療方面的需求很難得到滿足。
1.2公立醫療對供給資源的壟斷
在傳統體制下貴陽市的醫療衛生體制基本上是政府一手包辦，按市一縣一鄉（鎮）—村等行政區域設置醫療衛生機構，公立醫院在醫療系統中處于壟斷和主導地位，其它機構無法與其形成有效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相互之間的比較，從而難以形成有效率的生產供應結構。雖然普遍存在公立醫院對供給的醫療產品和服務壟斷的現象，但是做為醫療服務和產品的消費者卻別無選擇，只能被動接受。另外一個情況就是在該地區參加醫保的人群一直都被少數醫院壟斷著，也集中了一批優勢資源，這樣很多參與醫保的居民開始朝這些醫院就醫，使得其他醫院被忽視了。
1.3鄉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受重創
鄉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受到重創，一是由于對公共衛生產品供給的財政投入嚴重不足，加上國家又重點發展的是城市，對城市醫療衛生的投入較大，更加劇了鄉村財政投入的匱乏。同時，隨著行政體制和財政體制的改革，很多以前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負責的農村公共的衛生產品供給責任會轉給縣、鄉兩級政府來承擔。二是關系到農村的可持續發展的農村公共的衛生產品方面的供給出現短缺。這些方面的公共衛生產品包含婦幼保健、農村的疾病預防和健康方面的教育等等。不過，很多地方政府還把自身看做經濟方面建設的主體，不重視作為公共服務和產品提供者的重要角色，還把發展經濟建設作為政府執政的第一職責，只把公共服務看做第二方面的職責，造成政府職能上的“嚴重缺位”。
1.4醫療費用虛高、結構不合理與費用失控共存，看病貴問題依舊
從貴陽市醫療衛生的建設發展來看，療費用支出仍然居高不下。從目前狀況來看，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問題，也是影響醫患關系和諧的焦點問題之一。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既影響了正常的醫療秩序，又損害了病人享受醫療服務和保障的權利。概括目前貴陽市醫療費用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超標準的看病收費。醫院處于自身經濟方面的利益考慮，往往通過服務項目的增加或者直接向病人獲取超過規定標準的醫療費用來實現。另一方面是過度的提供盈利方面的服務項目。高技術服務項目、新儀器和新價格的收費標準是可以高于成本的，這種不合理的收費標準能夠為醫院提供獲利機會，造成此類不合理項目的增多，來補貼因為政府嚴格控制價格的項目。
2. 對策和建議
2.1合理配置衛生資源，提高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供給效率
貴陽市在一些政策制度保障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增加對社區衛生產品和服務的經費投入，完善補償機制，通過對資源的不斷整合改善分布不合理的局面，讓之前沒有享受地區充分得到保障，打破區域內分散的狀況，減少因重復建設等造成的浪費。在實際工作中，地方各級政府要充分集中優勢力量做強做大醫療機構，建立起一個有影響起標桿作用的單位，這樣在地方的預防、保健、醫療等服務上有豐富的經驗和實力，從而推廣開來，培養一批思想過硬、業務熟練的醫務人員，這樣輻射周邊地區，為農村地區的疾病預防控制、農民的保健和農村基礎醫療服務創造良好的條件，實現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全面建設；另外就是針對偏遠農村地區要解決好人們就醫困難的情況，著實為農村處理好常見病、易發病的醫治，并為農村地區的殘疾人做好康復工作，考慮到這些地方條件困難，醫療設備跟不上等情況，可以建議在村級人口聚集地建立醫療衛生站，完善衛生站的配套設施，同時合理布局，完善整個農村醫療衛生站的服務網絡，從而建立一個完整的服務體系。
2.2進一步完善基金籌集機制和費用補償機制
改進政府衛生財政投入方式，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主要做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1是財政對于醫療方面的服務補助要從主要的補助供給方轉向需方補助的轉變。補助不僅要確保社會各個的成員都享有最基本的醫療服務，避免窮困人口由于沒有支付能力被剝奪最基本生活權利；2對公共醫療服務的投入要采取新的補助方式。根據衛生醫療方面機構提供服務的質量和數量以及相關的成本，采取購買服務的方式來核定財政方面的補助，引入新的競爭機制，不斷降低提供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方面的成本，提高衛生投入的效率。
2.3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及城鎮基本醫療保障制度
貴陽市政府要明確政府對衛生保健的支出責任，逐步提高政府對醫療衛生投入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和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確保實現基本衛生醫療的公平普及。同時，堅持以大病住院保障為主、兼顧門診醫療保障，擴大新農合受益面的醫療政策方針。貴陽市政府為了增加大病統籌力度，應該要逐步向取消家庭賬戶、實行大病統籌，實現門診就醫的統籌過渡。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保障在一定的期限內，實現各地區尤其是農村和城鎮的廣大地各個門診網點的均勻分布。
3. 結論
本文分析了貴陽市公共醫療衛生服務供給存在的問題，以及貴陽市醫療衛生服務供給問題產生的原因，并針對性的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有效供給的對策與建議。針對貴陽市存在醫療服務供給方面的問題還需要提供更多的服務和有前瞻性的政策，尤其加強制度方面的建設，這樣才能防患于未然，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參考文獻：
[1] 梁鴻，趙德余.中國貧困醫療救助模式的制度缺陷及其改進思路[J].健康保障，2008.
第3篇：醫療衛生資源狀況范文
【關鍵詞】 中美醫療衛生 費用上漲 費用控制
一、中美醫療衛生制度概述
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具有典型特征，主要體現在其醫療保險制度的混合性、層級化、企業化、漸進性等方面，是一種政府有限介入的、注重市場競爭和激勵作用，強調企業和個人責任的社會保險制度。除了老人、兒童、窮人、殘疾人等缺乏勞動能力的人被包含在公共保險計劃之中外，大多數美國人都只能通過私人保險計劃來獲得醫療保障。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由于其可及性、公平性和費用方面的問題受到了廣泛詬病，如果控制居高不下的醫療衛生費用也成為了美國醫療衛生制度改革過程中的關鍵議題。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經過了長時間的變遷，整體而言，我國實行的是城鄉分割的二元醫療保障體制。在條塊分割的社會保障體系之下，醫療保險體系同樣存在著殘缺不全、待遇不公、層級化嚴重等問題，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我國城市地區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口占44.8%，農村地區79%的居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經歷了從公費醫療到勞保醫療和社會醫療保險的轉變，我國醫療保險制度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犧牲了公平，同時，由于政府在轉型中的角色缺位，導致在醫療衛生體制中引入市場產生了一系列效率損失，集中表現既是醫療服務的缺失和醫療費用的過快上漲，也就是群眾常說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二、中美醫療衛生費用上漲的原因
1、費用上漲的相同原因
影響醫療費用上漲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由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慢性病護理、急診治療和長期照顧的費用增加；以保險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帶來的供需誘導，即參保人員只需承擔小部分或者不承擔醫療費用，因此對醫療費用變化缺乏敏感甚至追求浪費，同時，醫療服務專業人士在第三方支付條件下更容易傾向于經濟利益，向患者提供不必要的醫療服務。這樣，醫療服務的邊際社會收益低于邊際社會成本，導致醫療費用上漲；另外，經濟的發展帶來的要素生產率和收入的增加，也使得專業人士能夠在病人財政收入允許的范圍內收取更高的醫療費用；同時，由于技術的變革帶來的新醫療材料、新診療設備、新治療方法在更大范圍和更多領域的普及和應用，尖端技術對醫療費用的消耗持續凸顯；由于醫生基于其信息優勢的個人行為對醫療費用有著極大影響，因此，以醫生為代表的專業人士在醫療衛生服務中的道德風險也成為導致醫療衛生費用增加的重要原因。
2、費用上漲的不同原因
（1）美國：管理成本和風險控制。由于美國混合多元的醫療衛生體系，導致其管理成本大大高于實行全民醫療保險和單一支付制度的其它發達國家，推動了醫療衛生費用的進一步增長。為了通過競爭實現醫療衛生市場的激勵和約束，美國形成了以醫療照顧（Medicare）、醫療援助（Medicaid）和兒童健康保險（SCHIP）為代表的公共保險計劃以及以健康維持組織（HMO）為代表的私人醫療保險計劃，然而，由于醫療服務市場的特殊性，盡管美國通過各種市場競爭手段試圖降低醫療衛生成本，但效果仍然差強人意，即醫療衛生市場領域的競爭已經變成了一種“零和競爭”，采取成本轉移的方式，而不是從根本上降低成本；包含對更高議價能力的追求，而不是追求更好的醫療服務。因此，醫療衛生服務市場的開放競爭在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零和競爭”導致的管理成本所抵消。另外，為了防范醫療事故所帶來的風險，美國每年用于醫療事故保險和“防御性醫學”等方面的開高達上千億美元，占到了美國衛生總費用的10%以上。這也成為美國醫療費用增加的重要方面。
（2）中國：藥價虛高和市場化行為。我國一直以來實行的是醫療服務低收費政策，為支持公共衛生事業發展，允許醫療機構銷售藥品時加成15%。隨著藥品品種的增多和價格差距的擴大，缺乏有效監控的藥品加成政策弊端凸現出來，患者用藥費用的增加已經成為醫療支出的重要部分。出于對醫生和醫療服務機構天然的道德要求，醫院的收益主要應來源于基于專業知識的服務費用，而不是大量的藥品加成。據統計，我國藥品銷售的85%是通過醫院銷售，5%通過一些醫療所、廠礦醫院銷售，只有10%通過藥品零售店進行銷售。藥品生產企業為了獲取更多銷售渠道實現盈利目標，通過“回扣”等不正當的推銷手段使其藥品成為醫生的處方藥和藥劑師的推薦藥。為擴大回扣和盈利空間，藥品廠商紛紛大幅度提高出廠價格，將尋租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因此，在我國醫藥市場不分，以藥養醫的制度下，消費者不得不為大幅度增長的醫療衛生費用買單。由于在外部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患者冒用醫療證、虛報醫療費用等投機行為屢見不鮮，醫生的尋租行為也缺乏強有力的監控，在醫院內部更是普遍缺少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和將效率納入工作評價指標的考核體系，導致醫護人員醫療費用節約意識匱乏，進一步放任了醫療衛生費用上漲。
三、美國醫療衛生費用控制措施
1、管理式醫療控制醫療保險費用
為了防止由于第三方支付而造成的醫療市場供需雙方低效浪費，美國采取了管理式醫療模式。以HMO（健康維護組織）為代表，并不以償付金的形式提供醫療保障，而是憑借自己擁有的醫院和醫生直接向病人提供醫療服務，改變了原有的第三方支付醫療費用的狀況。這樣，醫療保險籌資者和提供者合二為一，將醫療保險系統中醫療保險機構、醫療服務提供者和患者的三方關系變為醫療保險機構和醫療服務提供者和患者的雙邊關系。管理式醫療組織通過創造激勵因素鼓勵醫療機構更好地控制醫療資源的利用，用費用自擔的形式避免了醫療服務中的道德風險，并且對醫療服務進行直接監管，有效擠出了醫療服務市場的水分。
2、供需雙方費用控制措施
對供方的費用控制措施主要體現在支付方式的創新上。為了實現醫療費用支付方式對醫療服務價格的有效控制，美國根據不同疾病確定不同住院和治療費用。每一種支付方式都需要進行繁瑣的分類和科學精算，在落實上具有較高難度，但它們針對不同的醫療保障模式，能夠滿足多樣化醫療保障機構的需要。
美國的需方費用控制措施主要有一下兩個方面：首先，采用起保點和分擔費用的方式，使醫患雙方有節約費用的刺激；其次，規定投保者投保的最高保險額，實行超出保額部分投保人自理。
3、完善醫療衛生領域的政策法規
首先，實行醫療價格透明化，美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證醫療服務領域價格信息在第一時間內及時公布，相同的治療環境和服務項目享受相同的價格；其次，反壟斷管制機構對醫療體系中所有參與者進行嚴格監督保證醫療服務市場的高效競爭；再次，美國集中力量處理由于醫療失誤引起的法律訴訟費用以及相關防御性支出。
四、美國醫療衛生費用控制對中國的啟示
1、改革支付制度
首先，我國長期以來實行單一的按服務項目收費的支付方式，極易鼓勵醫療人員和患者過度消耗醫療資源。科學的復合式付費方式是以“就診人頭”為核心，以“總額預算”為基礎，融合“項目付費”、“定額付費”、“病種付費”和“人頭付費”等方式，使得醫保基金的支付始終跟著病人走，引導醫院加強內部管理，降低成本，提高醫療質量，改善服務態度，實現多方共贏。因此，應當根據醫療機構、病情輕重緩急、治療方法的不同確定不同的支付方式，保證提高治療效率，節省治療成本。其次，將“預付制”與“后付制”相結合。根據我國目前醫院功能錯位，布局不合理的現實狀況，適于采用總額預付制的支付方式。總額預付制式計劃性較強的支付方式，與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質相適應，也與醫療機構的國有性質和醫療衛生工作集中管理的現實狀況相匹配。這種支付方式相較于其它方式而言對醫療服務的效果影響較小，有利于從宏觀上控制醫療衛生費用規模，而且具有彈性，從微觀上對醫療服務的質量影響較小，能夠和后付制的一些支付方式結合取得良好的效果。
2、審慎引入市場機制
美國實行的醫療服務市場化在本質上是與其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獨立自主的個人主義思想以及漸進性的政治風格相適應的。而我國作為一個政府強勢的、以公共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市場和競爭機制不甚成熟的情況下，并不適用于在醫療衛生領域進行大幅度私有化改革，但是，在醫療服務市場中審慎地引入競爭機制，確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效率的提升。但是，非營利性醫院仍將是而且長期是中國醫療服務市場的主體，政府也仍然是非營利醫院的產權所有者，因此，在引入市場機制時必須循序漸進，同時完善配套措施，切實防范轉制過程中帶來的風險。
3、改善政府缺位狀況，切實強化政府作用
（1）加大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政府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投入能夠有效控制醫療衛生總費用的增長。加大醫療機構的補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醫院亂收費、盲目增加設備和收取藥品回扣等違規行為；加大對醫生的工資補償則能夠抑制其誘導消費、亂搞創收的行為。同時，在醫療衛生投入過程中重視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將人、財、物向社區和農村轉移，能夠增加貧困人口的醫療服務可及性，改善公立醫院“看病難”狀況，促使公立醫院降低收費標準。
（2）施行醫藥分離。政府應當出臺措施，改變當下醫療機構、醫生、藥品生產企業和化驗檢查人員利益粘連的現狀，集中進行醫藥分業改革，將醫院的醫療服務經營權和藥品銷售經營權分開，提高醫務人員的服務收費，將藥品加成從醫療機構和醫生的收入中剔除，逐步使醫藥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引導雙方在各自領域競爭，減少藥價虛高對醫療衛生費用的影響。
（3）完善醫療衛生領域法律法規。醫療服務市場由于其復雜性和利益主體多元性，尤其需要政府發揮作用進行監管。隨著醫療機構產權改革的深入和醫療服務市場引入競爭，完善公正的法律法規已被提上日程。首先要醫藥衛生行政部門的職能，強化市場監管，加強醫院內部長遠規劃、高效管理和人員考核，切實約束醫生行為。其次，完善醫藥衛生法律體系，使醫療衛生事業各個領域有法可依，嚴格執法。最后，廣泛扎實開展醫藥衛生法制宣傳教育，使得廣大公眾知法、守法、用法，減少醫療糾紛和醫患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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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醫療衛生資源狀況范文
關鍵詞：醫療保障水平／衛生費用／國際比較
一、中國醫療保障制度發展的兩個階段
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發展大體分為兩個階段。 1953年至上世紀90年代初的公費醫療階段，主要包括公費醫療制度、勞保醫療制度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三大組成部分。彼時形成的醫療保障水平較高，人們對醫療服務需求也很大。醫療服務價格彈性則較低，即人們收入對醫療服務價格敏感性差，社會總醫療費用增幅巨大。如圖1顯示，在公費醫療條件下，人們對醫療服務價格彈性越低，需求曲線d1越陡峭，醫療服務價格為p10。其中政府支付價格為p1-p10，個人支付價格僅p10。e1點是公費醫療時的醫療保健市場均衡點，e0點是政府不參與時的醫療保健市場均衡點。
從圖形可以看出，公費條件下人們支付的價格降低，得到的醫療服務量卻大大提高了。需要說明，盡管當時農村醫療保障水平比城鎮要低，但農民在自愿基礎上建立了相應的互助合作醫療體系，基本滿足需求。
上世紀90年代至今，是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屬于醫療保障體制改革階段。我國城鎮企業職工由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過渡到現在的社會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80年代末逐漸消失。我國醫療市場又在尋找新的適度的均衡點e2。由于醫療保障制度改變，國家對個人醫療費用補貼相對減少，“免費醫療”逐漸變為個人承擔大部分醫療費用形式。由于個人支出增加，人們對醫療服務價格彈性增強，即消費者對醫療服務價格敏感性增加，需求曲線d1逐漸平緩趨近于d0。當這個新型醫療保障市場再次平衡時，形成新的供求平衡價格p2。均衡點e2在e0與e1之間移動，當達到平衡點時，從宏觀反映，醫療費用總支出減少，避免醫療資源浪費；從消費者個人角度而言，個人承擔費用p2比公費醫療時期的醫療價格p1增長，而得到的醫療服務量卻減少。現在這個新的均衡點e2還沒有完全形成，我們可以通過調整政策，控制醫療保障水平，影響均衡點e2的位置。
二、上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中國醫療保障與衛生費用支出結構變化
醫療保障水平即醫療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應與一國經濟水平相適宜。本文運用中國1990年至2002年統計數據，計算廣義醫療保障水平結果如表1。
資料顯示：我國1990年至2002年衛生費用真實值增長5倍左右，廣義醫療保障水平增長1.4個百分點。這與我國近15年來gdp總量增長相適應。表1反映我國醫療保障水平變化呈“u”型。1990年至1992年基本徘徊在4%左右，1993年至1994年呈下降趨勢，1995年后開始回升，2002年衛生總費用占gdp的5.42%。盡管相對于改革初期，衛生費用投入和醫療保障水平都有一定提高，但與國際相比，我國廣義醫療保障水平仍處于國際社會最低標準5.00%。從彈性方面考察，我國衛生總費用年增長率呈先上升后下降態勢，衛生總費用增速與gdp增速呈現交替增長過程。根據世界各國衛生發展實際情況看，衛生服務彈性系數在1.20左右比較適宜。而我國由于相對較低的醫療保障水平，至少應當保持在經驗值1.20以上，達到1.50應適當控制。當廣義醫療保障水平擺脫5%的低點位后，衛生費用增長應與gdp增速相當。隨著經濟發展，衛生費用支出還應不斷增大。廣義醫療保障水平的發展速度略快于經濟發展速度時，應隨著經濟發展而及時調整。我國人口基數大，將使醫療保障水平達到適度范圍和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尚有很大距離，必須要增加衛生投入；另一方面，衛生支出增速也應有所控制，避免其擠占投資等其他經濟建設費用，影響經濟增長。
調查顯示：從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開始至今，人們普遍感覺醫療保障水平在下降，享受醫療服務成本增加，對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滿意度普遍不高。我們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是衛生總費用支出結構變化。
衛生總費用由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居民個人衛生支出三部分構成。我國近13年來衛生總費用籌資結構變化趨勢，整體呈現“兩降一升”局面。政府和社會衛生支出占比呈明顯下降趨勢，個人衛生支出顯著上升。政府支出從1990年的 25%下降到2002年的15.21%。社會衛生支出即行政事業單位、企業、鄉村集體經濟、衛生部門預算外基本建設支付的衛生費用，占比從1990年的38%下降到2002年的26.45%。相反，個人衛生支出占比卻從1990年的38%上升到2000年的60.60%，增幅已超過20個百分點，遠遠大于前兩者下降幅度。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支出水平很低，很大程度上，老百姓看病費用是由個人來承擔的。所以盡管衛生總費用增加了，增加的是個人支出部分，人們感到享受醫療服務的經濟負擔比原來加重。三者的運動變化如圖2顯示。
三、醫療保障水平國際比較
一般來說，健康水平隨著醫療衛生費用投入增加而提高。但是醫療保障水平不僅取決于醫療衛生投入量，同時還取決于衛生資源有效利用程度，并最終表現為健康水平提高。所以，各國健康水平，并非確切與醫療衛生投入量呈同步提升關系。人們享受醫療衛生資源總是受一定制度安排約束。相同的醫療衛生投入，不同制度安排，醫療衛生資源使用效果也不同。健康水平提高與其具體政策導向的衛生資源使用效率相關。為此進行實證分析。本文采用系統聚類方法，對世界40個國家健康狀況和廣義醫療保障水平進行比較。
健康水平即健康存量。本文采用人均期望壽命、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作為判斷健康水平指標。這三個健康指標不存在明顯共線性，且不存在極端數值，分類測量距離采用歐氏平方距離即可。對數據較完整的40個國家進行針對健康狀況的分層聚類，結果如表2所示。
實證表明，醫療衛生資源投入和該國人民健康狀況并非成正相關的規律。醫療保障水平較高的國家由于資源配置及其他的原因，未能達到相應的健康水平。而醫療保障水平較低的國家，通過制度安排科學高效，也可以使本國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達到甚至超過醫療費用投入較高國家的人民健康水平。為證明這一點，本文采取4組數據作為評判醫療衛生資源投入的指標。它們分別是：每萬人衛生工作人數；醫療支出占cdp比重即廣義醫療保障水平；政府衛生支出占政府總支出比重；以美元計值的人均衛生支出。同樣采取以上健康水平統計分析方法，標準化四組數據后，以歐氏平方距離計算各個國家特征數據的相似程度，系統聚類結果如表3所示。
通過表2和表3中各個國家衛生支出和取得的健康水平狀況比較，充分證明了在醫療衛生領域，并非投入越多健康效果越好。大部分國家健康水平與總體醫療投入相協調。但幾個代表性國家的聚類結果值得注意。從代表國家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有益的經驗。
搜集到的數據和聚類結果顯示，中國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醫療衛生投入，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健康成果，就平均預期壽命、嬰幼兒和孕產婦死亡率這三大健康指標而言，相對于衛生資源投入總量，中國整體健康水平成效卓著。通過對中國和其他21個發達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與預期壽命比較(如圖3)充分說明這一點。
雖然可以認為我國廣義醫療保障水平是與我國整體國民生產總值和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的，但是也應看到，首先，由于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衛生支出還遠遠不能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其次，政府對于衛生事業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經費比例很高，這使得在基本醫療費用承擔方面，居民自行承擔醫療費用比例過高，政府、社會、企業承擔比例相對較少。
通過上述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本文利用實際數據和社會保障水平分析方法得出我國廣義醫療保障水平為5.7%，衛生總量投入相對較低，廣義醫療保障水平適度空間為5%-7%。
第二，近年來衛生費用增長過快，衛生費用增速應與gdp增速協調，適宜彈性系數為1.5%。根據歷年統計數據計算，1993年和1994年衛生服務彈性系數分別為0.72和0.61。自1996年起到2002年，彈性系數明顯增大，一直高達1.50至2.00之間。彈性系數并非越大越好，相對于我國較低保障水平來說，至少應當保持在經驗值1.20以上，達到1.50時應適當控制。當廣義醫療保障水平擺脫5%的低點后，衛生費用增長應與gdp增速相一致。
第三，衛生費用支出結構有待調整。2002年，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只占衛生總費用的15.21%，個人衛生支出比例近60%。我們認為應增大政府衛生預算投入，減輕人民醫療費用負擔。
第四，建國以來，中國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醫療衛生投入，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健康成果。顯示我國醫療制度安排具有內在效率。與此同時，由于二元城鄉醫療制度公平性較差，消除城鄉差距將是下一步醫療保障體制改革的方向。
四、提升醫療保障水平的幾點見解
1.明確基本醫療保障范圍
明確基本醫療保障范圍并且統一標準，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符合大數法則原理，能夠縮小醫療保障不同對象群體間的差距。明確診治范圍、用藥范圍與醫療相關的服務和費用額度。政府針對絕大部分的常見病、多發病，為全民提供藥品和診治手段的基本醫療服務包，應編制基本健康需要的藥品和診療項目目錄，統一組織、統一采購，以滿足全體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
2006年新的改革框架將醫療衛生服務分為公共衛生、基本醫療服務和非基本醫療服務三個層次。在基本醫療方面，政府按照基本健康的藥品和診療項目目錄，統一組織、采購，并以盡可能低的統一價格提供給所有疾病患者。基本醫療服務以外的醫療衛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統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擔經濟責任。為了降低個人和家庭的風險，政府可采取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發展自愿的商業醫療保險。
2.逐步實現覆蓋全民一體化醫療保障體制
未來改革中，必須考慮建立一個覆蓋全民的、一體化的醫療保障體制，確保所有公民基本醫療衛生需求得到制度化保障。我們認為，我國建立的一體化醫療保障體制，可以采用政府向供方付費，直接向公民提供醫療服務的方式。在一體化制度的進程中，縮小我國衛生籌資與分配公平性差的現象，逐步增強制度的公平效益。
需要指出，一體化不等于制度單一化和保障結果均等化。在一體化體制下，仍可以采取多種政策組合方式，不同政策追求不同保障目標。具體政策設計依據服務性質，而不是依據城鄉戶籍、身份等因素。2005年，嘉興市已經確立醫療保障城鄉一體化發展綱要。嘉興市的目標是，將合作醫療作為過渡手段，到2010年農村與城市醫療保險制度正式并軌，讓農村人享受到與城里人一樣的醫療保障，實現醫療保障城鄉一體化。2005年11月，天津濱海新區也開始進行城鄉一體化的醫療保障試點。
3.政府加強醫療保障投入
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支出水平很低。另外，在社會保障分項支出中，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支出擠占了社會醫療保險支出，使得基本醫療保障水平很低。因此，政府應明確自身角色定位。在政策制定上，應結合醫療保障對穩定社會、保證勞動力效率、減少疾病災害損失、提高公眾生活質量預期而拉動消費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通盤考量，在資金投入上加大力度，政府承擔對公民的醫療保障責任，相對減少個人醫療支出比例。
世界衛生組織對亞洲各國醫療保障監測、評價后認為：到2007年，中國政府在衛生方面投入應占 gdp的3%，個人比例應控制在50%以下，到2010年全民健康保險覆蓋率應達到50%以上。
4.增加政府投入，建立平價醫院
平價醫院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對其財政責任，其實質是以政府全額撥款來換取醫院降低服務費用和藥品價格，通過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規范醫療服務行為，理順醫療服務價格，實行預算式全額管理，收入上繳，支出由政府核撥。改變目前公立醫院“以藥養醫”的機制和通過提供醫療服務“自我創收”的利益驅動，達到降低患者醫藥費用負擔、而不降低醫療服務水平的目的。通過政府對醫療衛生服務供方的直接付費，避免惡性競爭、信息不對稱和過度醫療服務等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帶來的弊端。
建立平價醫院是一個契機，一方面有利于穩定醫療秩序，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借此重新理清醫療改革的思路。但是，平價醫院并不是靈丹妙藥，實行平價醫院計劃也面臨風險。比如，全部財政撥款有“大鍋飯”之嫌，再現計劃經濟時出現的問題，使政府財力不堪重負；有限的衛生資源面臨再分配等。面對這些問題，在平價醫院試點推進時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平價醫院不是舍大就小，而是要在公立醫院的基礎上改制。這樣可以避免牽扯更多的人力流動和財力損失。第二，政府以平價醫院為渠道，增加對醫療衛生的財政投入。第三，積極探索新的基本醫療保障模式，選擇適合國情或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付費方式，摒棄單一的“按服務項目收費”模式，積極試點“預付費”制度，逐步降低個人負擔比例，甚至向特殊人群或特定疾病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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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醫療衛生資源狀況范文
【關鍵詞】社區衛生服務；醫療衛生服務；補償制度
一、我國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發展現狀
（1）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數量設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社區衛生服務站。截止到2011年7月底，全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大約有3.2萬個，同期增加3784個；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數達94.3萬個，其中：醫院2.1萬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90.8萬個，其他機構1.4萬個。同期相比，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增加11708個，其中，醫院增加834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增加10623個。（2）醫療衛生服務質量狀況。第一，醫療衛生服務數量。從2009年開始至今，雖然醫院的就診人數仍然很多，但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人數增長更加迅速。從入院人數來看，2010年，醫院的入院人數為9524萬人，同比增長12.21％，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入院人數為218.1萬人，同比增長32.83％。第二，醫療人員的配備。衛生技術人員包括執業醫師、注冊護士、藥師、技師、衛生監督員、其他衛生技術人員。2010年，執業醫師241.3萬人，注冊護士204.8萬人。從總量上來看，我國的專業醫護人員還不算缺乏，但是，對像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這樣的基層衛生服務機構來言，專業醫護人員遠遠沒有達到標準。
二、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
（1）醫護人員醫療水平有待提高。綜合性醫院的專家坐診是患者紛紛到綜合性醫院就醫的主要原因，患者認為綜合性醫院的醫療經驗和醫療設備的先進與齊全是值得他們信賴的。同時由于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待遇不如綜合性醫院，往往使一些新加入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醫科畢業生沒有多久就離開，也就導致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無法真正留住人才。（2）居民健康檔案實用率不高。為了使社區內患病居民的的優質的醫療衛生服務，社區居民的健康檔案的建立將有助于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醫護人員對社區內常見病、多發病的診療與預防。這也就體現出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立的真正目的。但就當前社區衛生服務體系中有關居民健康檔案的建立與使用效果并不是很好。（3）以政府主導的補償機制不健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資金來源可以有兩方面：一方面來自于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自身的醫療收入；另一方面，政府提供資金支持保障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正常運行，包括醫護人員的再培訓、先進醫療設備的引進等。資金不足嚴重阻礙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健康發展，不利于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
三、促進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發展的對策建議
（1）提高醫護人員的醫療水平。在我國，由于人們對于全科醫生的不了解，存在著許多的誤解，往往望文生義。他們認為全科醫生是哪一科都了解一些但并不精通。其實不然，所謂的全科醫生，就是經過全科醫學專業培訓，是臨床技能全面、醫德高尚的高素質的基層保健人才。全科醫生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任職有助于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方便社區居民就醫，節約就醫成本，真正實現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利用。由于我國在全科醫生的培養方面還有待提高，因此，應當如何培養全科醫生是我國在當前培養高校醫護人員的主要任務之一。（2）建立社區患者信息庫。信息庫的建立將使社區衛生服務人員在治療上能夠更加快速的做出診斷，并根據信息庫的數據顯示做出疾病的預防工作。通過對社區居民身體健康狀況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及時有效的進行疾病的預防和治療，與此同時，通過網絡資源共享與上級醫院及時的交流患者信息，切實保證了雙向轉診的有效性，不僅有利于醫療救治工作的開展，同時也可以節省醫療資源。（3）健全以政府主導的補償制度和監督激勵機制。補償制度是保證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得以正常運行的可靠保障。在政府的幫助與監督指導下建立監督激勵機制，目的在于除了監督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運作情況外，還要保證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運作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在政府給予資金支持的前提下，建立監督機制可以有效的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合理性、合法性的運作以及藥品的引進與使用實施及時有效的監督，保證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醫護人員合理性看診，杜絕“以藥養醫”現象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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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醫療衛生資源狀況范文
一、分析補償問題的框架
所謂“補償”（Reimbursement），是指在購買或利用醫療衛生服務/產品時，對醫療衛生服務提供者消耗和發展所需的資源給予償付或彌補，以保證提供者能夠可持續地提供醫療衛生產品/服務，并為其提高質量和正常發展給予必要的資源。補償問題自然是一個資源流向（或貨幣流向）問題，不同的補償機制會影響衛生領域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狀況。如果從醫療衛生服務/產品提供者的角度看，“補償”就是一個“籌資”（Financing）問題。因此，補償與籌資是相互聯系的，或可認為是一個議題的兩面。補償涉及的第一個問題是補償渠道和結構，即可以通過哪些渠道來補償醫療衛生服務提供者？一般來說，可分為兩大渠道，就是由政府或計劃直接補償和通過市場實現補償。這當然會涉及一直都爭論不休的“補供方還是補需方”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補？例如，采用什么支付方式，是按項目、基于成本的補償，還是打包、基于結果（如一個出院病人，某類疾病的出院病人等）的補償？又如，政府對鄉村醫生的補助，是以基于績效考核的購買服務方式實現補償，還是以工資的形式直接實現補償，或是兩者一定比例的結合？回答這些問題的依據主要是“效率”。當然，這里的效率是指整個醫療衛生服務系統的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成本-效果效率），而不是單個機構的技術效率。在補償機制和效率之間還有一個中間要素———醫療衛生服務/產品提供者的行為，即不同補償機制提供了不同的激勵，使醫療衛生服務/產品提供者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方式，進而產生不同的效率，對病人的利益或福利產生不同的影響。我們正是在這一框架下來認識補償問題的（見附圖）。這里，我們主要關注補償機制涉及的效率問題，而公平問題則另文闡述。
二、我國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補償現狀及挑戰
本文只是初步考察我國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補償問題，特別是鄉村兩級的補償問題。對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補償，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基本有個共識：政府“投入不足”即“補償不足”。這是一直強調要“加強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基本依據之一。新“醫改”（從2009年起）以前，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補償主要來自三方面，即財政補助、藥品加成收入和醫療收入。例如2008年全國鄉鎮衛生院的收入結構為：醫療收入328億元，占34.0%；藥品收入410億元，占42.5%，財政補助171億元，占17.7%。這種結構的明顯特征就是“以藥補醫”。在許多地方，政府對村醫基本沒有任何補助，村醫幾乎完全是以“賣藥”得以維系，收入的80%～90%來自于藥品加成。因此，村醫的“以藥補醫”更典型、更突出。新“醫改”試圖從兩個方面來扭轉對農村投入不足的問題。一方面，加大了對鄉村醫生的直接財政補助，保證鄉村醫生有穩定的基本收入，例如安徽省最早決定政府對每個村衛生室一年補助8000元；另一方面，加大了對農村服務體系的建設，從而提高了農村醫療衛生機構從市場獲得補償的能力。例如，2011年中央財政投入70多億元建設縣、鄉、村三級衛生機構，并投入11億元多培訓縣、鄉、村三級衛生人員。同時，政府加大對居民（需方）的醫療衛生保障投入，在源頭上為農村醫療衛生機構從市場獲得補償注入了活水。例如，2010年政府對新農合的參合農民補助達1053.5億元，農村醫療救助金額為106.3億元；此外，還有各種重大項目的專項補助，例如財政專項補助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達20.33億元。政府對供需雙方投入的增加是農村醫療衛生機構收入較快增長的基本原因；同時，政府補助占總收入比例也在增大，尤其是鄉鎮衛生院特別明顯（見表1）。表1的“總收入”其實是醫療衛生機構的毛收入，要分析醫療衛生機構補償的實際狀況，需要考察“凈收入”，即醫療衛生的服務業務收入減去除勞動力相關成本支出后的“剩余”，主要包括藥品加成收入和“凈”醫療收入。我們按此界定，初步估算的結果是：2010年財政補助在縣醫院的凈收入中占29%，鄉鎮衛生院占56%；同時，藥品加成收入金額下降，其所占比例也下降到17.5%（2008年這一數字為25.2%）。但是，圍繞補償這一議題，仍然面臨不少挑戰。
第一，補償渠道擴大了，特別是政府的財政投入較快增加，是否就意味著可以解決或至少緩解“看病貴”問題？這里有一組數據（見表2），讓我們看出這個問題的難度。2009年新“醫改”啟動后，為徹底改變“以藥補醫”，許多地方的鄉村兩級開始逐步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包括嚴格的用藥目錄和“零差率”銷售政策，但是2010年鄉鎮衛生院的門診次均費用和住院人次費用仍然不斷增加，當然漲幅與2009年相比有些回落。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有一個基本理念：只要政府加大對醫療機構（包括醫務人員）的財政補助，同時截斷醫生與藥物處方的利益聯系（藥品零差率），就可以減少或消除醫生“大處方”行為，從而降低醫療費用。其中的邏輯推理很簡單：醫院只有銷售大約600元的藥品，才能得到100元的凈收入；若政府補助了這100元，則預期醫生/醫院不會以“大處方”的形式求得這100元。這種推理其實隱含了一個未經證實的假設：醫院/醫生的行為遵從“目標收益”模式。可是，我們在實際觀察中發現，我國醫療服務供給者的行為模式是“收益極大化”。比如，藥占比的下降并不是藥物消費減少帶來的，而是其他消費增加促成的；次均藥品消費可能會減少，但是總藥品消費并未減少。由此我們看出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即如何補償的問題。擴大了補償渠道、增加了政府投入并不意味著可以自動緩解或解決“看病貴”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實現補償。這恰恰是一個尚待進一步研究的重大議題。例如，用于鄉村醫生補助的財政基本支出，是農村醫療衛生機構重要的補償來源，但是如何補給鄉村醫生，是以30%作為基本工資還是以70%作為基本工資，其余通過績效考核發放？我們發現，不同的方式對醫務人員的行為有非常不同的影響，從而使醫療衛生機構的效率完全不同。
第二，補償政策的調整是否可能產生我們不希望看到的負面影響？實行基本藥物制度后，許多地方的次均藥費有所降低，這是積極的、人們預期的結果。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現了負面影響，農村居民就診有明顯從鄉村向縣級醫療機構轉移的現象。從表2可以看出，衛生院的門診和住院人次在2010年明顯減少，而此前一直都是增加的。雖然鄉村兩級的次均費用降低，但是包括縣級醫院在內的人均費用不降反升。這種趨勢必然會促使醫療衛生資源向上集中，從而影響到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效率。引起這種變化的原因可能是復雜的，但是有兩個原因似乎難以排除：嚴格的基本藥物限制可能影響到衛生院的服務能力，對醫生的不當激勵（不當的補助方式）影響了其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這里，也涉及如何補償的問題。第三，對醫生如何補償？對醫務人員的補償水平如何界定？社會上并沒有形成基本共識。并且，我們在調查中聽到反映：一些地方鄉村醫務人員的收入下降，特別是部分“能人”的收入下降明顯。這自然也是一個如何實現補償的問題，絕不能形成新的“大鍋飯”，而應是獎勤罰懶。為此，有必要實行基于購買的補償和基于績效的補償。但是，績效的考核應簡明、容易操作，降低管理成本。此外，對醫院的補償和對醫生的補償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例如，在實行支付方式改革的地方，把單一的按服務項目付費改為各種“打包付費”的形式。這里，對醫院的補償與醫生的收入之間可能存在矛盾。如何調整醫院的內部運行機制以協調兩者的利益，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
第7篇：醫療衛生資源狀況范文
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構建直接關系到我國全民醫療衛生狀況質量的整體提高。當前，我國正處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時期。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當下，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應該納入到財政整體規劃當中去。早在十六大中，我國政府就將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醫療衛生體系作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村醫療衛生體系作為全面醫療衛生體系的重要環節，政府應該予以足夠的重視，財政方面應該給予足夠的支持。
二、醫療衛生市場的特點
1.信息的不對稱
在當前時代，信息是一種極為有利用價值的資源。尤其是針對醫療衛生市場的患者而言，他們對信息極度缺乏，這主要包括：何時需求醫療服務、需求的多少以及治療的效果等相關信息。這些信息的缺乏導致醫療服務開展過程中患者需要承受額外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通常而言，患者想要了解這些信息時只能夠向醫生咨詢，而醫生卻剛好是該服務的出售者，這就導致了醫患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等而導致的問題；就算患者獲得了一定的信息，也不能對之做出正確的分析和理解，其錯誤的判斷可能導致錯誤的選擇，而這種錯誤成本是很高的。和其他類型的商品對比，醫療服務具有不可更改性、不可逆轉性的特點。根據信息經濟學的原理，當存在新的不對稱時，必將導致道德風險的存在，進而形成道德危機。當醫療衛生市場出現這種特殊形式的信息不對等時，極容易形成醫療服務雙方出現道德風險，進而對醫療服務市場的價格和供求關系產生影響，導致服務費用的變化。
2.競爭的不完全性
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導致服務過程中很多程度上是醫生決定了患者的消費，這包括：住院時間的長短、住院費用的多少以及藥物的用量等，這些都是由醫生來決定的。由于這種決定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在整個醫療服務市場自然形成了賣方壟斷的情況，出現了一種不完全競爭的問題。而消費者自身也難以對醫療服務質量的好壞做出判斷，他會尋求他人或者是機構對服務提供者的資格做出指導。這時，相關部門就會對整個醫療衛生服務市場設置各種準入制度，諸如職業考試以及職業規范等，這種政府力量的干預導致該行業缺乏必要的競爭。
3.外部性
外部性是由于第三方受到生產某種物品或者是另一方消費等的影響而產生的，諸如清潔的空氣、潔凈的水源以安全的食品等醫療產品就具有這種特質。幾乎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可以從這其中獲得益處。以疫苗接種為例，雖然是個人獲得了終身益處，但是其也有效的減少了疾病的傳播概率，有效的避免了更多的人被感染的機會。而外部性的影響主要是在價格機制的控制范圍之外來進行傳遞的，市場價格不能夠反映外部成本。這時，邊際成本和邊際社會受益與邊際個人成本和邊際個人受益之間出現了偏離的問題，導致出現私人供給不足的問題，或者是出現消費不足的現象。這些問題的出現都將導致人群的整體健康狀況受損。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需要政府介入醫療市場的原因。
三、完善農村醫療財政制度的相關策略
1.加大財政農村醫療衛生投入力度
以公共財政投入的基本原則為依據，國家的基本公共衛生支出應該由本級財政以及上級財政共同承擔。但是，如果中央財政決策支出將使得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上漲。這主要是因為政府在制定和實施政策的過程中的針對對象是全國范圍，而不是某個單一的地區。這就將所有的外部性內部化了，加之地方財政稅收以及財政收入等方面的制約，難以進行公共衛生體系的構建與建設。這時，政府應該及時的提供最優化的公共衛生財政支出。同時，地方政府也應該將農村衛生投入納入到政府的整體預算當中去，這樣可以有效的防止由于隨意變動農村醫療衛生投入而導致醫療衛生建設工作受阻的問題，確保經費的正常支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農村醫療衛生財政投入總量應該進一步的加強。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長期強調發展就是硬道理，但是對于“發展”的理解僅僅限于對經濟增長的片面追求，沒有重視其中包含有社會進步的一面。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忽略了許多包括公共衛生建設在內的東西。這種畸形的盲目追求導致了政府職能在農村衛生事業中的缺位，尤其是在農村衛生事業的資金投入方面，出現了資金投入逐年下降的問題。
2.對財政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結構進行優化
在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結構進行優化的過程中，主要從這樣兩個方面著手。
第8篇：醫療衛生資源狀況范文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本研究先通過對7名專家(包括3名農村基層衛生的行政管理人員、3名農村衛生管理研究人員與1名農村新農合管理人員)的訪談,結合統計方法確定權重比例,再以隨機方法在四川省川東北地區選擇了60名知情人(包括縣、鄉、村各級從事農村衛生工作的行政人員和醫務工作者)以世界衛生組織開發的“關鍵知情人”問卷進行問卷調查。
1.2方法
1.2.1以多輸入優序圖法確定反應性各部分內容的權重。優序圖法由Moody于1983年提出,在多個領域得到較好的應用效果[3]。本研究請每位專家對反應性內容的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并通過對選項的賦值(表1)將自己的選擇數量化,在此基礎之上綜合各專家的選擇意見確定各部分內容的權重。
1.2.2以Likert量化法將“關鍵知情人”問卷的選擇項分為5個等級(很好、好、一般、差、很差),并依次賦以5~1分,分別對反應性各組成部分進行評價以獲得評分,然后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反應性水平與分布計算公式結合前面確定的權重測算四川省東北地區農村基層衛生系統的水平與分布狀況。
2結果
2.1多輸入優序圖法確定的權重按照多輸入優序圖法將7名專家對反應性的“對人的尊重”與“以患者為中心”各4個部分的兩兩比較評分,然后對匯總結果進行總和檢驗和互補檢驗確認結果無誤后,再將每個部分的賦分除以該部分的總分值可得到各方面所在部分的權重[4],最后以世界衛生組織對兩大部分的系數分配(兩大部分各為50%)為依據計算可知最終的各方面權重,其結果見表2。
2.2反應性的水平與分布狀況。
2.2.1反應性的水平狀況研究結合“關鍵知情人”調查所得的呈正態分布的各領域粗分均值與世衛組織開發的計算公式計算出四川省東北地區農村基層衛生系統的反應性。將世界衛生組織開發的計算公式根據本研究所得的權重數進行調整如下:Y=0.175V1+0.095V2+0.09V3+0.14V4+0.155V5+0.125V6+0.115V7+0.105V8(V1~V8分別為反應性的各個部分得分且呈正態分布的平均值)。對60個“關鍵知情人”調查所得粗分均值見表3。經過計算并將結果換算成0~1的水平值,可知縣、鄉、村級醫療衛生系統的反應性水平分別為:反應性水平狀況顯示,縣級醫療機構在保密性、基礎設施的質量與選擇性方面優于鄉、村兩級醫療機構,鄉級醫療機構在醫患交流方面優于縣、村級醫療機構,村級醫療機構在尊嚴、自主性、及時關注與社會支持網絡方面優于縣、鄉兩級醫療機構。
2.2.2反應性的分布狀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脆弱人群的界定,知情人調查將貧困人群、老人、婦女與少數民族視為脆弱人群,研究利用知情人強度分數與脆弱人群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計算出不公平分數以表達反應性的不公平程度[5]。本次研究的不公平分數為0.83。反應性分布顯示所有脆弱人群的反應性均低于人群平均值。貧困人群的不公平分數在所有方面均為脆弱人群中的最低,婦女的反應性在尊嚴、自主性、保密性、醫患交流、及時關注與選擇性方面優于其他脆弱人群,老人的反應性在基礎設施質量與社會支持網絡方面優于其他脆弱人群,少數民族的反應性在多個部分落后于婦女與老人,僅優于貧困人群。
3討論
衛生系統反應性是指衛生系統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衛生系統中改善非健康方面的普遍合理的期望[6]。它是醫療衛生機構對個體普遍合理期望的認知和適當的反應[7],與醫療服務過程中“顧客”對衛生服務的醫療技術部分的滿意程度存在著相關性[8-9],在醫療衛生服務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10-11]。反應性是由世界衛生組織開發的衡量衛生系統績效的重要工具。世界衛生組織通過對其35個國家的1791次訪談對構成反應性的兩大方面8個部分的權重進行了賦值。本研究通過多輸入優序圖法對四川省東北地區的衛生系統反應性組成部分進行了排序,其重要性由高到低分別為:尊嚴、及時關注、醫患交流、基礎設施的質量、社會支持網絡、選擇性、自主性、保密性。在對人的尊重方面,四川省東北地區農村衛生系統的重要性排序與世界衛生組織存在著差異,而以患者為中心方面其重要性排序與世界衛生組織排序一致。
四川省東北地區農村醫療衛生三級網絡的反應性存在著差異性。縣級醫療衛生機構其反應性從總體而言是三級網絡中最優的,在保密性、基礎設施的質量與選擇性方面縣級醫療衛生機構的優勢尤為明顯。這一結果反映了作為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中的業務指導中心縣級醫療機構的資源的配置是最優的。鄉級醫療衛生機構在自主性與保密性方面差于縣級與村級醫療服務機構,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縣級機構的醫療資源優于鄉級機構,其服務過程中服務的態度與服務意識也強于鄉級機構,另外一方面村級醫療機構的地理位置為服務購買者提供了較好的可及性醫療產品,且大量的村級醫療機構處于較強的人際網絡覆蓋之下,村級機構在服務態度方面也會優于鄉級機構。村級醫療機構在醫患交流、基礎設施的質量與選擇性部分差于縣、鄉兩級醫療機構,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在四川省東北地區農村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仍然呈現“倒金字塔”狀。盡管村級機構服務半徑輻射面廣,但其資源并不能有效供應農村居民的需求,另外服務過程中因購買者的文化所限導致醫患雙方在醫療服務中針對服務內容的互動偏少。
第9篇：醫療衛生資源狀況范文
關鍵詞：政府；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資源配置；行為失當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醫療是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兩大民生問題，是人生存發展的基本要求，是現代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有學者形象地把它們比作社會這輛高速奔跑的大車的兩個輪子，一個管公眾的生命安全，一個管公眾精神與靈魂的健康發育。如果基本醫療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
改革開放以前，盡管中國經濟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領域，人們少有微詞。單就公共醫療而言，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創造了連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跡，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這個背景下，公共教育和醫療本應得到更快的發展和完善，但結果卻令人失望。據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的評估，中國是世界上公共資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為什么經濟發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狀況卻惡化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醫療資源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狀況與經濟發展的脫節，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有：
一、政府過于強調經濟發展，對教育和醫療有所忽視，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投入不足
改革開放后，我們一直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這里的“發展”本應是經濟社會全面的進步。但在實際工作中，各級政府往往把“發展是硬道理”理解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更進一步，“經濟增長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為了追求經濟盡快增長，其它一切都要讓步，包括生態環境、職工權益、教育和公共醫療。對于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總是希望“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認為只要經濟持續增長、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經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改善，只有當經濟增長的成果為全社會各階層共享時，它們才會得到改善。在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中，盡管政府從未公開說過公共教育、醫療不重要，但從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看，它們不是政府關心的重點。
在教育資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圍而言，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4.9%，發達國家為5.1%，欠發達國家為4.1%。和國外相比，我國教育經費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國經濟平均增長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有規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沒有達到4%這個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對經濟增長，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教育和醫療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導致政府對教育和醫療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醫療經費增長跟不上規模快速增長和質量提高要求的問題日益嚴重。以九年義務教育為例，我國并沒有真正做到“免費教育”，因為投入不足，許多農村地區依然存在嚴重的“上學難”問題；而高等教育也同樣面臨經費困難，學校自身發展能力不足，導致高校“高收費”、“亂收費”現象相當普遍。醫療方面，同樣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醫療高收費亂收費，醫療成本更多地百姓擔負，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長的醫藥費用讓不少人無力求醫、覆蓋率極低的醫保制度使大部分群眾沒有享受到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而使社會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醫療投入方面，從醫療衛生總費用這一國際指標來看,1997-1998年低收入國家的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其財政支出的平均比例為1.26%，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比例為2.25%，而我國1996年的比例為2.36%，2000年下降到1.71%。這反映出我國公共衛生服務支出的增長速度與GDP增長比例是極不協調的，至少沒有保證趨勢上的一致性。這和國際上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公共醫療衛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徑庭。與此同時，在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構成中，居民個人的醫療衛生支出比重節節攀升。1980年居民個人醫療支出占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不過23%；到2000年已高達60.6%。換句話說，過去這些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的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個人負擔的。
二、政府對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認識，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上的市場化導向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但是，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中是難以實現的，市場失靈不可避免。公共產品領域是市場失靈的一大表現。
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必須由政府提供。按照薩繆爾遜的公共產品理論，教育、醫療都屬于公共產品。義務教育是純粹公共產品，就是高等教育，雖然有一定的競爭性和排他性，但同時，它又有著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應，比如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進社會物質與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而公共醫療同樣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實現社會公平、提高整體國民素質、增強綜合國力、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教育和醫療的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在教育醫療的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同時，還必須看到，醫療和教育不單是公共產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權和健康權，維系著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這些領域的資源配置功能就顯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遺憾的是，教育和醫療事業的特殊性，這些年并未得到我們的政府的重視，這導致我們這些年來教育改革、醫療服務體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場化道路。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商業化、市場化取向已經顯現出嚴重后果，帶來諸多社會矛盾。以醫療改革為例，20年來醫療體制改革的市場化策略，導致醫療衛生事業喪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質，甚至淪為贏利的工具，一再暴漲的醫藥費用讓普通百姓承擔了過于高昂的醫療成本。和醫療市場化方式改革失敗一樣廣受詬病的，還有市場化征兆明顯、追逐經濟利益的沖動十分強烈的教育事業。中國教育產業化改革的結果是過高的教育成本幾乎完全由民眾自掏腰包，收費節節攀升，上學難的問題日益困擾著整個社會。把公共產品和準公共品的運作完全托付給市場機制，必然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失敗。
教育和醫療市場化改革的失敗，證明了以市場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醫療資源行不通。政府必須充分認識到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發揮政府在公共教育和醫療中的主導作用，通過制度性的措施，強化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職能，對教育和醫療資源進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讓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三、政府擺脫不了“城鄉二元結構”思維定勢的局限，按城鄉分割的“雙軌”制配置資源，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極不合理
在義務教育方面，本來，義務教育作為純粹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免費提供，不應因地域或個人政治經濟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長期以來，國家財政只負擔城市義務教育經費，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農村、農民自己負擔。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改革后，把原來由鄉鎮負擔的農村義務教育投資責任收歸為“縣統籌”，但由于我國縣級財政不平衡，60%左右的縣級財政無力保證義務教育支出，農村義務教育進本還是農民自己負擔。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形成社會經濟“城鄉二元結構”分治格局。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形成了一種忽視地區和城鄉差別的“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國家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甚至只體現城市人的利益。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了一道道資金、市場、技術、勞動力等壁壘。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經濟格局雖然發生了明顯變化，城鄉市場分割的局面已經有較大改善，但在現實社會決策中，“城鄉二元結構”劃分的思維定勢并沒有多大的改變，其關鍵性體制因素并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城鄉二元結構”的思維定勢，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上存在極大的差距。
在醫療資源配置上，據調查，占總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衛生資源配置，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享有20%的衛生資源配置，醫療衛生領域的高新技術、先進設備和優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5億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國家公共衛生和醫療投入是8億農村人口的6倍，顯示出政府在公共醫療方面的投入表現出極其嚴重的城市偏好。從醫療衛生投入來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醫療衛生費用為587.2億元，用于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為92.5億元，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基本解體，絕大多數農民成為自費醫療群體，在沒有醫保、醫藥費用迅猛增長、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為1：6的狀況下，看病就醫大大超過了農民承受能力。據衛生部基層衛生組織的有關資料顯示，農村36%的患病農民應就診而未去就診，65%的患病農民應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農民一旦有病只能聽天由命、自生自滅。
當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的種種問題，目前已經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政府也正在著手進行一些政策的調整。雖然這樣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導思想的誤區，充分認識到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對其進行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加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建立起來的經濟基礎，我們完全可以在教育和醫療事業上再造輝煌，使人民群眾的教育權和健康權切實得到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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