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企業規模劃分標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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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煤炭企業規模劃分標準范文
關鍵詞 煤炭產業；效率；規制效應；中國
中圖分類號 F06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5）11-0169-08
自1992年中國工業化進程加速以來，國內煤炭資源得到了大規模、高強度開發，煤炭產業在國家能源供應安全保障方面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長期以來，國內煤炭產業的粗放式擴張，導致產業集中度偏低，技術水平不高，礦難頻繁發生，煤炭百萬噸死亡率居高不下，“三率”（煤礦采區回采率，原煤入選率，煤矸石與共伴生礦產資源利用率）水平低下，資源浪費嚴重，環境影響巨大。針對這些問題，2007年國家發改委出臺《煤炭產業政策》進行規制，以期能夠促進煤炭產業健康發展。可是，2013年以來全國嚴重霧霾天氣的頻繁發生，傳統煤炭產業被推上風口浪尖。為此，政府試圖對煤炭產業實施再規制。例如，2013年國務院相繼頒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關于促進煤炭行業平穩運行的意見》，國家能源局也為《煤炭產業政策》（修訂稿）公開征求意見。由于煤炭資源開發的外部性和能源安全保障需求，政府通過合理的政策規制以提升煤炭產業的效率水平，應該成為煤炭產業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政府試圖對煤炭產業實施再規制的當下，科學考察我國煤炭產業的效率水平，并評價現有主要政策對煤炭產業效率的規制效應，具有必要性和現實意義。基于此，本文主要從投入產出視角考察我國煤炭產業的生產率和技術效率，并著重評估技術水平、安全生產和清潔生產規制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產生的沖擊效應，最后在此基礎上揭示相應的政策含義。
1 文獻綜述
一個企業需要運用資本、勞動、原材料等生產要素才能生產出產品，因而投入產出視角下的效率可以從生產率和技術效率兩個層面來理解。生產率衡量企業每單位投入的產出量，而技術效率衡量企業對現有生產要素有效利用的能力。在經濟學中，為了評價此種意涵的效率，往往需要聯系“最優”的概念。這里的“最優”是對一個經濟系統最優生產行為的描述，代表了最優生產狀態下的最大產出或最小成本，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生產前沿面或成本前沿面。有了“最優”這樣的參考標準，將具體生產者的生產行為與其對照，就可了解到該生產者的效率情況，據此找到生產行為無效的根源及程度，進而提出相應的改進對策或目標。在方法論層面，Debreu[1]等人首先提出了測度效率的標準方法，效率被定義為最優投入與實際投入的比值或實際產出與最優產出的比值。在此基礎上，Farrel[2]定義了企業多投入條件下的效率方法。在實際應用中，前沿面的確定有兩種方法，即通過計量模型對前沿生產函數進行統計估計的參數法（如SFA法），以及通過求解數學中的線性規劃來確定生產前沿面的非參數法（如DEA法）。
就本文的研究對象而言，目前已有一些研究采用企業層面或省級層面的數據，對中國煤炭產業的效率進行了評價。例如，丁哲新測算中國煤炭行業16家上市公司的Malmquist指數時發現，煤炭上市公司技術效率有逐年好轉趨勢，但總體效率水平仍然較低，普遍存在比較嚴重的投入擁擠問題[3]。楊力等基于集成超效率DEA模型對2008年中國上市企業煤炭板塊19個公司的生產效率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大部分煤炭上市企業的生產效率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存在著很大的個體差異，許多企業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4]。張曦和趙國浩以2001-2008年我國27個省市煤炭行業為研究樣本的結果表明：國內煤炭行業的整體技術效率水平較低，但發展趨勢良好；2001-2008年期間全國煤炭行業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率為0.6%，增長主要來自于技術效率的提高，而技術進步的貢獻較小[5]。這些研究所定義的研究對象、樣本范圍和時期跨度都不同，但基本都認為我國煤炭產業效率并不高。
評價現行政府政策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的規制效應，實際上可以轉化為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目前的研究中少見直接研究煤炭產業技術效率影響因素的文獻，但也有一些間接相關的文獻。例如，安全生產及其效率受到研究者的較多關注。田濤等運用DEA對2009年中國煤炭企業100強中30家的安全生產效率進行了分析，發現煤炭企業安全投入、整體科研能力與安全效率成正相關，而廠商規模、勞動生產率與安全效率成顯著正相關[6]。高艷芬等對2005-2011年中國煤炭企業安全效率進行評價時發現：煤炭企業資源利用率低，人員冗余度高，人均安全投入和研發費用嚴重不足[7]。除此之外，趙萌通過計算中國1998-2009年30家大型煤炭企業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發現技改和安全投入、管理效率以及滯后一期的技術無效率等因素與生產率指數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8]。
與上述文獻不同的是，本文采用中國煤炭企業100強2007-2012年的面板數據，通過構建Malmquist指數測算我國煤炭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效率，并基于SFA方法著重評估技術水平、安全生產和清潔生產規制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產生的沖擊效應。因此，本項研究在樣本代表性、信息容量和數據更新等方面有所拓展，影響因素選取及其研究方法也比Tobit等“兩步法”更加科學。
2 煤炭產業效率評價
2.1 方法與模型
在本研究中，我們基于Malmquist指數法，采用中國煤炭企業100強2007-2012年的數據，實證測算我國煤炭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效率。為此，我們構造一個以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為產出（y），以企業存量資產（K）和就業人數（L）為投入的Malmquist指數。假設有關于N個煤炭企業100強的面板數據，其中第j個企業t期的投入為xtj=（Kjt，Ljt）′，第t期的產出為ytj。根據Shephard距離函數，可以將基于產出的第j個企業t+1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Malmquist指數定義為：
其中，（xtj，ytj）表示第j個企業第t時期的投入和產出向量；Dtj表示第j個企業以第t時期的技術st為參照的距離函數（xt+1j，yt+1j）；表示第j個企業第t+1時期的投入和產出向量；Dt+1j表示第j個企業以第t+1時期的技術st+1為參照的距離函數。若M>1，表示從t期到t+1期，全要素生產率有所提高；M
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下，Malmqusit生產率指數可進一步分解為技術效率指數（EF）和技術進步指數（TP）的乘積，分解公式如下：
若EF>1，表示決策單元向前沿面趨近，效率改善，EF1表示相對技術進步，TP
在規模報酬變動的假定下，技術效率指數（EF）可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指數（PE）和規模效率指數（SE）的乘積，分解公式如下：
PE>1表示在規模報酬變動的前提下效率改進，反之效率下降；PE
2.2 樣本與數據
本文所選取的樣本為中國煤炭企業100強2007-2012年的數據。以2012年為例，中國煤炭企業100強所完成的煤炭產量占全國煤炭產量的78%，實現營業收入總額37 778億元、凈利潤1 507.62億元，共投入研發資金523億元。而且，集中化生產優勢凸顯，前4家和前10家企業產量分別占全國產量的24.32%和40%。
為了數據采集的一致性，我們對這6年中所出現的100強企業進行統計，共篩選出67家在這6年中均為100強的企業。其中，在觀察期間內因企業重組、合并、更名等原因，有8家企業名稱有所變化。對于這些新企業，其建立之前年度的各指標值由原企業相應指標值按照銷售收入加權求和得到。考慮到后面部分關于煤炭產業技術效率影響因素分析，我們將這些100強煤炭企業相應的安全投入和研發費用指標也統計在內。在經過篩選后的67家企業中，有21家企業的安全投入或研發費用指標值缺失。其中有16家企業的這兩項指標值或其中之一缺失比較嚴重，會對實證結果造成偏差，故不采用它們為樣本。另外5家企業只是上述指標值之一在單個年份上有缺失，它們分別是河南鄭州煤炭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重慶市能源投資集團公司、內蒙古伊東煤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四川省煤炭產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和山西離柳焦煤集團有限公司，對這5家企業的相關缺失值，我們以相近兩年的數值為準、運用插值法進行補齊。
根據生產函數理論和煤炭產業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的特點，我們選取煤炭企業存量資產總額（萬元）和從業人數（人）作為投入指標即資本（K）和勞動（L），選取煤炭企業銷售收入（萬元）作為產出指標（Y）。具體而言，該研究樣本是一個跨越2007-2012年、包含51個100強煤炭企業，以及2個投入指標和1個產出指標的面板數據。所有原始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煤炭工業年鑒》（2008-2013年）以及國內權威單位公開的中國煤炭工業100強企業相關資料。
2.3 結果與討論
根據公式（1）、（2）和（3），可測算2007-2012年中國煤炭企業100強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技術效率指數及其分解指數，相關結果及討論如下所述。
2.3.1 整個煤炭產業TFP相對穩定，但較大企業TFP高于較小企業
從整個產業水平來看，2007-2012年，我國51家100強煤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有上升也有下降，上升幅度略高于下降幅度，但基本上保持較為穩定狀態（見圖1）。而且根據計算結果，樣本期間整個煤炭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平均值為1.056，意味著6年間僅增加5.6%，增長幅度較為緩慢。從動態趨勢看，2007-2012年，我國煤炭產業的平均全要素生產率指數處于一個緩慢的先上升再下降、接著又上升后下降的平滑型起伏狀態，且2012年整個產業的平均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為0.995，跌幅非常小。這些結果表明，最近六年來我國煤炭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一直維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沒有太大的波動或非常明顯的進步。
為了觀察企業差異，圖1中企業序號1-13指的是2012年度銷售收入過1 000億元的特大型煤炭企業，序號14-36為銷售收入過100億元的煤炭企業，序號37-51為銷售收入過10億元的煤炭企業。根據這些企業2007-2012年的平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分布狀況，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規模較大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普遍高于規模較小企業。這說明煤炭資源整合和產業集中度提高有利于提升整個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2.3.2 整個煤炭產業技術效率惡化，但較大企業的技術效率高于較小企業
根據計算結果，2007-2012年，我國51家100強煤炭企業的平均技術效率水平為0.941，意味著這6年間累計下降了5.9%，處于緩慢的惡化狀態。在圖2中，對比TFP、EF和TP這幾條曲線時可以發現，樣本期內整個煤炭產業的技術效率指數“EF”處于最低水平，且技術效率的惡化明顯拖累了全要素生產率，而技術進步卻對維持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正面貢獻。
從企業差異看，規模較大企業的技術效率水平明顯高于規模較小企業（見圖2）。如果將技術效率指數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指數和規模效率指數，我們發現樣本期內整個煤炭產業的規模效率指數水平最高，而技術效率指數變化趨勢與純技術效率指數較為接近，且與規模效率指數相差較遠（見圖3）。據此可認為，近年來我國煤炭產業技術效率惡化確實是因企業內部管理水平（純技術效率）不高而導致的，而企業規模擴大卻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具有顯著的貢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3個收入過1 000億的特大型煤炭企業中，有9個企業的規模效率提升幅度并不大，其提升幅度甚至還略低于技術效率或純技術效率；而幾乎所有收入過100億的煤炭企業規模效率上升幅度卻相對較高。這個發現意味著煤炭資源整合和企業兼并重組的規模要適中，而非越大越好。
3 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的規制效應
這里，我們進一步采用上述51家中國煤炭企業100強2007-2012年面板數據，基于SFA方法檢驗技術水平、安全生產和清潔生產規制對我國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產生的沖擊效應。
3.1 方法與模型
結合Battese & Coelli的模型[9-10]，并考慮到事先并不知道煤炭企業生產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我們采用形式比較靈活、可近似反映任何生產技術的超越對數（Translog）生產函數，因此煤炭產業SFA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式（4）中，Yit表示第i個企業第t年的產出，τ=T-T0為時間趨勢變量，K和L分別代表煤炭企業所投入的資本和勞動要素，β為待估參數。誤差項由兩個獨立部分組成：（υit～iidN（0，σ2υ），且獨立于uit，用來度量統計誤差和各種不可控的隨機因素，如氣候條件和運氣等；uit代表企業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非效率，非負且獨立于統計誤差υit。
為了估計技術效率的影響因素，假定uit服從均值為mit、方差為σ2it、在0點左邊被截斷的正態分布N（mit，σ2it）。其中，mit被定義為：
這里的zit是一個p×1向量，代表影響煤炭企業技術效率的外生性因素；δ為p×1的待估參數向量，反映變量zit對技術效率的影響。
對于參數估計方法，用σ2=σ2v+σ2it和γ=σ2it/（σ2v+σ2it）代替σ2v和σ2it，然后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和Frontier4.1軟件進一步估計方程（4）和（5），就可以得到β、δ、σ2和γ參數的估計量。參數γ的值處于0和1之間，反映誤差項中技術無效率所占比例。如果γ趨近于0，表明σ2it為零，誤差項主要來源于不可控制的隨機誤差，此時煤炭企業可能不存在技術無效率。如果γ趨近于1，則表明誤差項主要來源于技術無效率項。
3.2 政策變量及規制效應假設
煤炭產業技術效率實際是一個內生變量，受多種外生性因素影響，宏觀上主要受政府規制的影響。結合我國煤炭產業的突出問題和規制重點，并考慮數據可得性，我們從技術水平、安全生產和清潔生產三個方面檢驗這些規制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的沖擊效應。
3.2.1 技術水平
多年來，我國采取的是“有水快流”的煤炭資源開發政策，導致煤炭產業重數量擴張、輕質量提升，整體技術水平相對不高。正如《煤炭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所指出的，現階段我國煤炭產業整體生產力水平較低，采煤機械化程度與先進產煤國家仍有較大差距；資源回采率低，部分大礦采肥丟瘦、小礦亂采濫挖，資源破壞浪費嚴重。2007-2012年間，我國煤炭產業機械化程度雖由45%增加到67%，但與監管目標（75%）還有一定的差距。同一時期，煤礦回采率由47.9%增加到51.5%，但即使與最低監管目標（70%）相比，還有較大的努力空間。
我國煤炭產業政策從產業準入、產業技術和節約環保等層面對煤炭產業的技術水平進行規制，引導企業加大R&D投入，重視技術創新和應用。那么，R&D投入對煤炭企業技術效率如何產生影響呢？我們認為其影響路徑應該為“研發投入――自主創新能力――生產要素改進――技術效率”。其中，自主創新能力包含員工創新素質和技術裝備水平等兩個分路徑。具體而言，煤炭企業通過培訓內部技術人員、聘用外部專家等，提高員工創新能力，從而優化生產要素集中的勞動（人力資本）要素，進而提高技術效率。例如，河南煤業化工集團在2011年聘用了28位中級專家及尖端人才，為集團公司的研發隊伍注入了強大活力，大大增強了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了技術效率。其次，煤炭企業通過研發新技術、升級舊設備等提升企業技術裝備水平，以改進生產要素集中的物質資本因素，進而提高技術效率。例如，神華集團2008年成功掌握百萬噸級煤直接液化關鍵技術，降低了生產成本，增加了產出，也提高了技術效率。2010年，山西潞安礦業集團的21萬噸臭煤制油項目告捷，將原本棄采的劣質高硫煤再利用，憑借技術效率創造了“額外”收益。
因此，憑經驗和觀察，對于體現技術水平規制的R&D投入，如果煤炭企業將收入中的較多部分用于R&D投入，預期能夠對技術效率產生正效應。我們以煤炭企業年度R&D投入經費占當年銷售收入的比重（Zrd）代表煤炭生產的技術水平。
3.2.2 安全生產
長期以來，在我國煤炭需求總量和產能不斷擴大的背景下，煤炭開采中的利益糾葛、尋租性腐敗、監管不到位等問題交互影響，導致礦山安全保障基本建設投入不足和礦難頻發。根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的數據，從2002年至2011年期間，我國共發生煤礦礦難20 489起，共死亡43 926 人，平均每天有 12 名礦工死于煤礦各種礦難，由此煤炭常常被比喻成“帶血的黑金”。雖經過資源整合、兼并重組和“關停并轉”等系列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來煤礦安全問題有所好轉，但仍然相對較高。2010年，全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仍然為0.749，2011年降為0.564。2013年，百萬噸死亡率再次降至0.293，歷史上首次降至0.3以下，但仍是美國的10倍。
近10年來，政府先后制定實施了有關煤礦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6部、部門規章30多部，陸續制定修訂煤礦安全標準和煤炭行業標準400多項。我國煤炭產業政策也重點對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進行了規定，而企業對安全規制的主要反應就是加大安全經費投入。那么，煤炭企業的安全投入對技術效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我們認為，煤炭企業的安全投入通過安全生產能力這樣一個中間變量來影響技術效率，即作用路徑為“安全投入――安全生產能力――生產要素改進――技術效率”。其中，安全生產能力從安全軟件和安全硬件上體現出來。一般而言，煤炭企業的安全投入可以劃分為勞動用品投入、工業衛生技術投入、宣傳教育投入、保健投入以及安全技術設施投入、修復投入等。其中，前四項可以改善員工的勞動環境、增強員工的安全意識、保障員工的身體健康，也即通過安全軟件的提升來優化人力資本這一要素，進而提高技術效率。后兩項能夠提供并保養企業的安全設備和生產設施，也即通過安全硬件的供養來提高物質資本這一要素的利用率，從而提高技術效率。然而，煤炭產業屬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安全投入在短期內明顯增加了成本但并沒有導致產出明顯增加，因而短期內可能不利于技術效率的提升。
因此，體現安全生產規制的安全經費投入對技術效率究竟會帶來怎樣的沖擊效應，我們對此并不清楚。為了檢驗該未知效應，我們以煤炭企業年度安全投入經費占當年銷售收入的比重（Zse）來代表煤炭安全生產水平。
3.2.3 清潔生產
傳統的粗放式煤炭生產對環境影響大，而煤炭清潔生產可以緩解這種影響。2008年11月，國家環保部《清潔生產標準――煤炭采選業》，規定了在達到國家和地方環境標準的基礎上，我國煤炭采選業清潔生產的一般要求。原煤入選率是體現煤炭清潔生產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近年來，為了實現煤炭清潔生產，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原煤入選率的監管。國土資源部2012年9月公布的《煤炭資源合理開發利用“三率”指標要求（試行）》，規定煤炭礦山企業的原煤入選率原則上應達到75%以上。根據中國煤炭加工利用協會公開的數據，世界主要產煤國家在上世紀的原煤入選率都達到了70%以上，發達國家入選率達到85%-90%，而我國原煤入選比重偏低。在原煤入洗發展最快的‘十一五’期間，我國原煤產量增加了11億 t，而同期原煤入選量只增加了9億 t，選煤發展還趕不上煤炭產量的增加；動力煤入選率還不到40%。從時間趨勢看，2005年我國原煤入選率為31.9%，2012年增加到55.4%，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離監管目標（75%）還相差19.6%。
加大原煤入選率有利于煤炭清潔生產和促進煤炭清潔化利用，但會提高企業成本和影響企業績效。然而，如果政府從整個煤炭產業鏈和消費鏈都推動煤炭清潔化利用，勢必在長期內有利于煤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經濟效益提升。因此，原煤入選率水平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會帶來何種沖擊效應，還有待實證驗證。我們以煤炭企業原煤入選率（Zrx）代表煤炭清潔生產水平。
3.3 實證結果
采用軟件Frontier 4.1對2007-2012年我國煤炭產業隨機前沿生產函數和技術效率影響因素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總體來看，估計結果良好，方程顯著，值為0.939 8，表明SFA誤差中有93.98%的成分來源于技術無效率，不可控因素很少，因而采用SFA模型是合理的。而且，對照相關參數估計值也可發現，本文關于SFA函數形式的設定也是恰當的，它較好反映了煤炭企業生產技術非線性以及技術無效率隨機、外生性因素影響明顯等基本特征。
從表1可以看出，政策變量技術水平（Zrd）、安全生產（Zse）和清潔生產（Zrx）的估計值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R&D投入、安全投入和原煤入選率確實對煤炭產業的技術效率產生了明顯影響。
技術水平變量（Zrd）的估計值為-16.81，意味著當整個煤炭產業R&D投入每增加1個單位，將導致技術無效率下降約17個單位。換言之，煤炭產業每增加1個單位的R&D投入，能夠顯著提升技術效率約17個單位。這表明我國煤炭產業政策中的技術水平規制確實有利于提高整個煤炭產業的技術效率水平。
安全生產變量（Zse）的估計值為37.07，說明安全投入對煤炭產業技術無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影響。也就是說，當安全投入每增加一個單位，將使整個煤炭產業的技術無效率增加約37個單位。換言之，煤炭產業增加安全投入并沒有顯著提升整個煤炭產業的技術效率，反而在短期內拖累了技術效率。這一實證結果表明煤炭產業政策中的安全生產規制對整個煤炭產業技術效率帶來負面沖擊。當然，安全投入在短期內具有較大的社會效益，可改善煤礦安全生產環境和降低煤炭百萬噸死亡率。煤炭產業屬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技術進步速度較為緩慢，安全投入在短期內明顯增加了成本但并沒有導致產出顯著增加，因而短期內拖累了整個煤炭產業的技術效率。安全投入或許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才能體現出顯著的效果，甚至它必須與技術進步一起才能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產生正面效果。
清潔生產（Zrx）的估計值為39.37，說明原煤入選率水平也對煤炭產業技術無效率具有明顯的正面“貢獻”。與就是說，當原煤入選率每增加一個單位，將使整個煤炭產業的技術無效率增加約39個單位。換言之，提高原煤入選率水平并不利于煤炭產業技術效率提升，與安全投入一樣反而在短期內拖累了技術效率。短期內，提高原煤入選率會明顯增加煤炭企業成本，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產生負向沖擊。但長期內憑借煤炭產業鏈低碳化和價值鏈延伸，煤炭清潔生產的長期經濟效應將會顯現。因此，推動煤炭生產的清潔化有利于倒逼煤炭產業提高技術水平和投入產出效率水平，促使傳統煤炭產業向規模化、集約化和科學化的現代煤炭產業轉變。
4 結論及政策含義
對于肩負國家能源安全的煤炭產業，通過合理的政策規制以提升其效率水平應該是煤炭產業政策的主要目標。本文采用中國煤炭企業100強2007-2012年的面板數據，通過構建Malmquist指數測算我國煤炭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效率，并基于SFA方法重點評估技術水平、安全生產和清潔生產規制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產生的沖擊效應。主要結論如下：
（1）樣本期內，我國煤炭產業平均全要素生產率相對穩定，但技術效率卻出現了惡化趨勢。2007-2012年間我國煤炭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平均值為1.056，增長幅度較為緩慢；而2012年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為0.995，跌幅非常小。這表明最近六年來我國煤炭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一直維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沒有太大的波動或非常明顯的進步。2007-2012年我國煤炭產業的平均技術效率水平為0.941，處于緩慢的惡化狀態。而且，對比全要素生產率指數、技術效率指數和技術進步指數時可以發現，樣本期內我國煤炭產業的技術效率指數處于最低水平，技術效率的惡化明顯拖累了全要素生產率，而技術進步卻對維持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正面貢獻。
（2）規模較大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效率都高于規模較小企業。樣本期內，年度銷售收入1 000億元級規模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高于100億級規模企業，而100億級規模企業又高于10億元級規模企業。將技術效率指數分解為純技術效率指數和規模效率指數時發現，樣本期內煤炭產業的規模效率指數水平最高，而技術效率指數變化趨勢與純技術效率指數較為接近，且與規模效率指數相差較遠。因此，可以認為近年來的煤炭資源整合和產業集中度提高有利于提升整個煤炭產業的效率水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比較企業之間的規模效率時發現特大型企業的規模效率卻不一定高，說明煤炭企業規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適中。
（3）技術水平規制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的正向效應明顯，而安全生產和清潔生產規制的負向效應明顯。技術水平（Zrd）的估計值為-16.81，意味著煤炭產業每增加1個單位的R&D投入，能夠顯著提升技術效率約17個單位。而安全生產（Zse）的估計值為37.07，說明當安全投入每增加1個單位，將使整個煤炭產業的技術無效率增加約37個單位。清潔生產（Zrx）的估計值為39.37，表明當原煤入選率每增加一個單位，將使整個煤炭產業的技術無效率增加約39個單位。短期內提高原煤入選率會明顯增加煤炭企業成本，對煤炭產業技術效率產生負向沖擊；但長期內憑借煤炭產業鏈低碳化和價值鏈延伸，煤炭清潔生產的長期經濟效應將會顯現。
上述結論蘊含的政策含義包括：①考慮到煤炭產業肩負國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性，煤炭產業政策應將提高煤炭產業效率水平作為主要規制目標，規制手段應以尊重市場機制和提升煤炭企業經營績效為基本原則；②煤炭產業政策應設定短期和中長期戰略目標，短期內要鼓勵煤炭企業加大R&D投入以發揮技術效率的技術水平規制效應，而中長期要引導企業有計劃、分階段、循序漸進地加大安全投入以避免“暴飲暴食”和“消化不良”；③應重視采用經濟手段鼓勵煤炭企業提高煤炭入選率，以促進煤炭清潔生產水平的提高和現代煤炭產業體系的構建；④應在目前煤炭資源整合和產業集中度政策效應已顯現的基礎上，繼續實施“抓大放小”戰略、扶持適度規模的中大型煤炭企業和關停并轉小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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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煤炭企業規模劃分標準范文
關鍵詞：煤炭上市企業 績效評價 主成分分析
我國一次性能源生產和消費中煤炭占到60%以上，煤炭行業的發展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2013年我國煤炭價格持續走低，國內市場處于低迷的狀態。以大同混煤5000卡熱量的煤炭價格為例，從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1日，煤炭價格跌幅達到6.8%，已經與2008年1月的煤炭價格價格持平，煤炭企業舉步維艱。因此針對煤炭上市公司進行績效分析，對于煤炭產業的監管部門，有助于全面了解產業信息為制定產業政策提供依據；對于金融機構，有助于其了解煤炭行業更新或變動貸款政策提供依據；對于煤炭企業本身，有助于了解自身實力以便做出恰當的市場定位，為其戰略制定與決策提供有效依據；對于煤炭上市公司的投資者，有助于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為避免盲目投資提供重要的參考信息。
一、績效評價研究現狀
績效評價始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其開始的主要目的是對企業經營業績的監管，我國的學者們對企業的績效評價按照評價的目的或評價的角度做了不同的研究。
杜綱[1]等提出企業集團進行戰略性分析的內部績效評價——九方格綜合分析模型。基于現行業業績和未來發展潛力采用定量分析可直觀的展示集團成員的實力分布情況。
趙國杰[2]為滿足現代集成制造系統（縮寫CIMS）的實施效果，建立了一套科學的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主要研究企業實施CIMS后產生的左右、影響和效益，對實施后該項改革的影響進行全面而又系統的分析評價。
張青[3]對煤礦企業經營績效受自然地質條件影響較大，對產生相應的“級差”特點，采用人工神經網絡（縮寫ANN）模型對煤礦企業的級差條件存在“級差”進行的識別，建立基于ANN煤礦企業經營績效綜合評價與排序及其影響因素直接的相互關系的分析模型。
沙景華[4]針對礦業公司的投資收益能力、償債能力和經營能力建立指標體系，運用企業財務報表的一些財務數據，避免了專家評分法等主觀賦權法定權的客觀性不足。
本文運用因子分析法對煤炭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進行評價。該方法通過在多個指標中尋找主成分，用因子來確定權數，降維作用較明顯，得到的結果客觀性強，更能反映企業各項能力的重要性，可提供較為全面、客觀、公正的評價信息。
二、建立上市公司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本文借鑒沙景華所建立的礦業公司評價指標體系，選取與企業績效相關的多項指標，避免了單指標的片面性；其分析過程是從數據的內部結構出發，最終獲得公司績效評價的信息，克服了其他方法中存在的主觀因素。
為綜合反映樣本公司的業績，本文在選取指標時，從投資收益能力、資產管理能力、負債水平及償債能力、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五個方面考慮，選取21個三級指標（X1為每股收益，X2為每股凈資產，X3為每股資本公積金，X4為應收賬款周轉率，X5為存貨周轉率，X6為流動資產周轉率，X7為固定資產周轉率，X8為總資產周轉率，X9為流動比率，X10為速動比率，X11為產權率、X12為資產負債率、X13為營業利潤率、X14為成本費用利潤率、X15為總資產報酬率、X16為加權凈資產收益率、X17為營業收入增長率、X18為總資產增長率、X19為營業利潤增長率、X20為凈利潤增長率、X21為凈資產增長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主營業務定義為煤炭開采業的31家上市公司2012年的財務報表進行評價（樣本數據見表1）。
三、煤炭上市公司績效評價的步驟與過程
我國深滬上市的被劃分為煤炭采選業的公司共31家，本文以此31家公司為樣本，對上述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分析過程如下：
（一）用SPSS軟件對指標體系選取數據進行相關性測試，檢驗指標體系中的指標是否有自相關嚴重的存在。檢驗結果得出，指標體系中各指標自相關系數在正常范圍之內，指標體系可以進行績效評價。
（二）用SPSS軟件將樣本公司2012年的財務報表中選取的數據標準化，得到特征值。主成分個數提取原則主要包括兩個標準，第一是主成分對應的特征值大于1，第二是主成分累積貢獻率大于85%。本文選取的指標體系經分析得出前6個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積貢獻度達到85.778%（見表2）。說明前6個因子來代表原來的21個指標已經同時達到兩個標準，從而確定我們提取前6個因子作為此次評價的綜合變量。
（三）考慮特征值對應的特征向量，使用最大方差旋轉法得到旋轉因子載荷矩陣。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第一主成分（F1）每股收益（X1）、每股凈資產（X2）、營業利潤率（X13）、成本費用利潤率（X14）、總資產報酬率（X15）、加權凈資產收益率增長率（X16）載荷較大，說明第一主成分（F1）基本反映了企業投資收益能力與盈利能力；在第二主成分（F2）中營業收入增長率（X17）、總資產增長率（X18）、營業利潤增長率（X19）、凈資產增長率（X21）載荷較大，說明第二主成分（F2）基本反映了企業的發展能力；在第三主成分（F3）中流動比率（X9），速動比率（X10），產權率（X11）、資產負債率（X12）載荷較大，說明第三主成分（F3）基本反映了企業償債能力；在第四主成分（F4）中流動資產周轉率（X6），固定資產周轉率（X7），總資產周轉率載荷較大（X8），說明第四主成分（F4）基本反映了資產運營能力；在第五主成分（F5）中存貨周轉率（X5）、凈利潤增長率載荷較大（X20），說明第五主成分（F5）基本反映了生產銷售狀況；在第六主成分（F6）中每股資本公積金（X3），應收賬款周轉率（X4）載荷較大，說明第六主成分（F6）基本反映了信用政策的狀況。
（四）根據2012年31家煤炭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相關數據，將其標準化后的數據代入下面的公式中，就可將前面的21個指標轉換成F1、F2、F3、F4、F5、F6六個因子來計算煤炭上市公司排名。再以每個主成分所對應的特征值（λi）占所提取主成分總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為權重計算主成分綜合評價，將公式（1）—（6）代入公式（7），評價值越大就說明公司績效越好。
F1=0.38×ZX1+0.29×ZX2+0.1×ZX3+0.11×ZX4
-0.02×ZX5+0.09×ZX6-0.03×ZX7+0.02×ZX8
+0.01×ZX9+0.01×ZX10-0.15×ZX11-0.16×ZX12
+0.39×ZX13+0.4×ZX14+0.39×ZX15+0.38×ZX16
-0.08×ZX17+0.04×ZX18+0.24×ZX19+0.11×ZX20
+0.1×ZX21
F2=-0.01×ZX1-0.03×ZX2+0.14×ZX3+0.02×ZX4
-0.03×ZX5-0.17×ZX6+0.05×ZX7-0.08×ZX8
+0.03×ZX9+0.05×ZX10+0.11×ZX11+0.12×ZX12
+0.11×ZX13+0.11×ZX14-0.09×ZX15+0.02×ZX16
+0.48×ZX17+0.54×ZX18+0.32×ZX19+0.11×ZX20
+0.5×ZX21
F3=0.04×ZX1-0.02×ZX2-0.04×ZX3-0.07×ZX4
+0.01×ZX5-0.17×ZX6+0.01×ZX7-0.03×ZX8
+0.54×ZX9+0.54×ZX10-0.4×ZX11-0.43×ZX12
+0.06×ZX13+0.08×ZX14+0.16×ZX15+0.04×ZX16
+0.02×ZX17-0.05×ZX18-0.05×ZX19-0.03×ZX20
-0.01×ZX21
F4=0.09×ZX1+0.13×ZX2+0.1×ZX3+0.04×ZX4
+0.12×ZX5+0.43×ZX6+0.56×ZX7+0.59×ZX8
+0.01×ZX9+0.01×ZX10+0.16×ZX11+0.13×ZX12
-0.09×ZX13-0.14×ZX14+0.07×ZX15+0.07×ZX16
+0.02×ZX17 -0.06×ZX18+0.05×ZX19+0.001
×ZX20-0.12×ZX21
F5=-0.08×ZX1-0.23×ZX2-0.14×ZX3-0.15×ZX4
+0.59×ZX5+0.09×ZX6+0.03×ZX7+0.04×ZX8
-0.09×ZX9-0.06×ZX10-0.13×ZX11-0.11×ZX12
+0.07×ZX13+0.04×ZX14+0.09×ZX15+0.2×ZX16
+0.02×ZX17-0.03×ZX18+0.32×ZX19+0.58×ZX20
+0.09×ZX21
F6=0.08×ZX1+0.31×ZX2+0.64×ZX3-0.65×ZX4
+0.03×ZX5-0.07×ZX6+0.1×ZX7+0.02×ZX8
-0.01×ZX9-0.01×ZX10-0.04×ZX11-0.08×ZX12
-0.07×ZX13-0.07×ZX14-0.01×ZX15-0.09×ZX16
+0.12×ZX17+0.03×ZX18+0.03×ZX19-0.02×ZX20
-0.02×ZX21
F=（λ1F1+λ2F2+λ3F3+λ4F4+λ5F5+λ6F6）
/（λ1+λ2+λ3 +λ4+λ5+λ6 ）
四、煤炭上市公司績效排名結果分析
（一）按照各主成分因子的排名與綜合排名對比分析
第一主成分的排名可以看出，在投資收益與盈利方面前四家公司分別是中國神華、蘭花科創、露天煤業、大有能源，并且這四家公司在總體排名也都位于前列。統計可得，總體排名前十的公司，第一主成分位于前十的占有8家。第一主成分對總體排名的解釋程度達到27%，可見一個企業投資收益的能力是企業績效最直觀的體現，而企業盈利的能力決定了企業的市場定位。
第二主成分的排名可以看出，永泰能源位于第一，蘭花科創位于第二，靖遠煤電位于第四，這三家企業的綜合排名也位于前10。第二主成分排名前十的公司在綜合排名前十里面占到5個。第二主成分對總體排名的解釋程度達到16%，可見發展能力弱于其他企業，對企業的經營能力有一定程度影響。從排名12的山煤國際開始，之后的企業發展能力這項評分均為負值，說明煤炭企業2012年的較2011年而言，投資、收入、利潤的增幅全面降低。
第三主成分的排名可以看出，排名前三的平莊能源、大有能源、昊華能源，在綜合排名中都進入前十，并且在前十中第三主成分排名前十的占有7個。可見第三主成分對總體排名的解釋程度達到15%，所代表的企業償債能力對企業業績影響力度很大。在煤炭價格下降，煤炭市場需求疲軟的情況下，煤炭企業的償債能力直接決定企業是否能夠撐過這個煤炭產業的冬天。資產償債能力過低，說明企業負債過重，如果長時間處于煤炭市場的低谷，一旦有資金鏈斷裂的情況出現，企業將面臨破產的風險。
第四主成分的排名可以看出，排名第1、第2、第3的山煤國際、陽泉煤業、安源煤電在綜合排名中排第20、第12、第14，綜合排名前十的企業中第四主成分排名前十的企業僅有2家，并且從第10家企業開始第四主成分的評價分值開始為負數。第四主成分對總體排名的解釋程度占有10%，反映了企業資產運營的能力，在煤炭產業結構調整，煤炭需求疲軟的情況下，一味的追求高產量，資產高運作對企業的績效提升貢獻并不大，所以控制產量也可以作為企業應對市場的一種策略。
第五主成分的排名可以看出，排名第1、第2和第4的愛使股份、永泰能源和露天煤業綜合排名分別位于第7、第1和第3，排名第21、第22、第26的中國神華、平莊能源、蘭花科創綜合排名分別位于第2、第6、第5。第五主成分對總體排名的解釋程度有9%，代表了企業生產銷售的狀況。從排名第12的昊華能源開始，之后的第五主成分評價均為負值，說明企業的存貨周轉過慢，凈利潤呈現負增長。
第六主成分排名可以看出，排名第1、第4和第5的中國神華、永泰能源和靖遠煤電綜合排名分別是第2、第1和第9，而排名第26、第27和第31的露天煤業、愛使股份和蘭花科創綜合排名分別是第3、第7和第5。第六主成分對總體排名的解釋程度僅有5%，反映了企業的信用政策。其中每股資本公積金體現了企業擴大生產經營的能力，應收賬款體現了企業的財務信用政策。應收賬款周轉率過低，說明企業賒銷收入所占比重過大，資產流動性差，短期還債能力弱，增加壞賬損失；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應收賬款周轉率過高，應收賬款天數過短，則說明企業付款條件過于苛刻，信用政策過于保守，會極大的影響企業的銷售。
從主成分分析對各成分賦予的權重來看，企業的能力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為：投資收益與盈利能力>發展能力>償債能力>資產運營能力>生產銷售能力>信用政策。前三種主成分所代表的能力是企業立足與生存必備的能力，后三種主成分所代表的能力是企業根據市場可戰略調整的能力。認清市場，正確的對企業進行定位，才能使得企業安全度過此次煤炭產業結構調整引發的煤炭產業波動。
（二）企業聚類分析
經過對企業績效評價的排名后，對排名靠前的企業進行了聚類分析，發現績效較佳的企業所擁有的共同點有一下三點：
1、煤炭儲量豐富、煤炭產業成熟。
煤炭產業績效較佳的企業山西和內蒙古所占比重較多，我國煤炭產量有接近一半集中在這兩省，煤炭行業發展非常成熟，產業聚集度高，產業鏈長。
內蒙古是我國煤炭資源儲量排名第一的省份，煤種主要為褐煤，少量供應至東北，其他多數在本地轉化。綜合排名第3的露天煤礦地處霍林郭勒市，是國內五大露天煤礦之一，露天煤礦的生產的優質褐煤具有高灰熔點的特性，符合環保要求，主要用作電廠燃料。從績效評價來看，露天煤礦的投資收益與盈利能力、償債能力和生產銷售能力排名較前，信用政策較為寬松，發展能力和資產運營能力與其他企業相比較落后。
山西位于我國中部，煤炭儲量占全國第二，煤炭產能占全國第一，山西煤類齊全，煤質良好，除了褐煤外，各種煤類均有賦存，其中豐富的煉焦煤資源使得山西成為我國最大的焦炭生產基地。山西的煤炭產量66%調出省外，主要調往山東、河北、湖南、廣東等地區。綜合排第5的蘭花科創，地處全國最大的無煙煤和化肥原料煤基地—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煤田腹地，資源優勢突出。從績效評價排名來看，蘭花科創投資收益與盈利能力、發展能力和償債能力排名比較前，可戰略性調整的三項能力比較落后，說明企業定位正確，及時調整運營戰略，應對煤炭市場的波動。
2、企業規模大，礦井分布較廣。
企業規模大，資金實力雄厚，在市場疲軟，存貨過量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維持企業的正常運營；礦井分布廣，可在開采成本上得以控制。
排名第2的中國神華集團，是我國中央直管的國有重要骨干企業之一，注冊資本達到199億，是我國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煤炭企業和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經銷商，世界500強企業，現有58個生產煤礦，產能達到4億噸/年。從績效評價來看，中國神華集團除去企業資產運營能力和生產銷售能力排名位于中間，其他排名都比較靠前，說明在此次煤炭產業結構調整中，中國神華集團對企業內部進行適當的戰略調整，收縮產量以保證企業的業績。
3、企業發展多元化。
企業發展多元化，縱向發展從煤炭的開采洗選銷售到煤炭加工產業、到煤炭附產品的深加工、到發展煤化工，延伸產業鏈，提升附加值；橫向發展從制造生產煤炭所需要的機械設備、到發展電力、交通、進出口等其他產業。多元化發展使得企業經濟增長點更多，應對煤炭價格波動的能力也就更強一些。
綜合排名第1的永泰能源，經營范圍包括煤礦及其他礦山投資、煤炭洗選加工，電廠投資，新能源開發與投資，股權投資；技術開發與轉讓，貨物及技術進出口業務，房屋出租。在煤炭市場不景氣的前提下，永泰能源在新疆設立子公司，發展煤電一體化；在日照建港，實現石油以及其他產品的水陸聯運；設立頁巖氣子公司，增加公司新的利潤增長點；同時收購新疆雙安礦業、增資銀源煤焦，擴大企業規模，增強其市場競爭力提升整體實力。從績效評價排名來看，企業的償債能力和資產運營能力較差，其他能力領先同行，因為企業在擴張階段，資產運營不完全，債務壓力較大，有企業有高額利潤項目的時候，企業借債來運營新項目，賺錢的高額利潤可以保證企業的還債能力，以形成良性循環，符合企業發展的特點。
五、結論
根據績效評價結果可得出，企業的能力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為：投資收益與盈利能力>發展能力>償債能力>資產運營能力>生產銷售能力>信用政策。企業應當提升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來保證企業的投資收益，提高管理水平以確保企業及時調整發展戰略以應對市場的變化，適當使用財務杠桿來提高企業的利潤，制定適當的財務信用政策來增加企業的銷售收入，擴大企業規模，延伸產業鏈，提升附加值，壓縮管理成本與開發成本以提高企業收益率，最終達到提高企業績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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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煤炭企業規模劃分標準范文
關鍵詞：煤礦企業 固定資產 管理
1 加強煤炭企業固定資產管理的重要性
近年來，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帶動下，煤炭需求持續增長，煤炭企業規模迅速擴張，產量持續增加，生產技術不斷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不斷提升，在固定資產方面的投資比例也不斷加大。如何管好、用好日益增多的固定資產，保證固定資產的安全、完整，提高經濟效益，是煤礦企業急需解決的問題。
2 煤礦企業固定資產管理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2.1 案例企業——東龐礦簡介 東龐礦隸屬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邢臺市內丘縣境內。于1983年底投產，在持續發展的30年間，通過兼并重組，加速跨越發展，形成了“一礦四井”、兩個洗煤廠、兩座電廠的管理格局。目前，在冊職工5200余人，年銷售收入達50億元以上，利潤15億元以上。該礦煤炭資源豐富、煤種優質，開采技術全國領先，井下采、掘、開機械化程度100%，生產指揮、監測監控、財務銷售、物資管理等各大系統均實現數字化管理，地面配套完備，安全管理工作到位，連續四年被評為“國家特級安全高效礦井”，連續多年被評為“全國用戶滿意企業”，先后榮獲“全國煤炭工業科技進步優秀礦井”、“全國文明煤礦”以及“全國雙十佳煤礦”等項榮譽。東龐礦注重管理創新，通過了質量、環境、職業健康以及ISO9000、黨建和質量管理等四個體系審核、認證，被評為“全國優秀企業”并榮獲“中國管理創新大獎”；東龐礦環境治理一直處于行業領先水平，被評為“全國綠化400佳單位”，“中華環境友好單位”，2010年完成了生活污水處理廠、礦井水處理廠以及矸石電廠環保設施運行管理考核工作，榮獲河北省“雙三十”節能減排先進集體稱號，并列入國家級綠色礦山試點單位。東龐礦已成為河北省綜合實力最強的大型現代化礦井，行業影響力不斷提高。對該礦固定資產管理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不僅對東龐礦具有指導作用，對煤礦行業中其他企業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2 固定資產管理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①分類編碼不統一，價值管理與實物管理脫節。由于固定資產的價值管理與實物管理歸屬不同部門，財務部門與資產實物管理部門分類和編碼方法不一致。財務部門采用的是企業會計規范規定的分類編碼方法，而實物管理部門和使用單位則是根據各自專業管理的需要或憑經驗對固定資產進行分類編號，致使固定資產價值管理與實物管理脫節，造成同一資產出現多種不同類別歸屬和具有多個編碼的現象，增加了固定資產購、銷、調、存、收發、領退、清查盤點、實物核算和價值核算等環節的管控難度。②歸口管理權責不清晰，各部門難以有效配合。對于不同種類的固定資產，企業雖然都有相應的管理部門，但各歸口管理部門職能分工不明確；管理缺位，部分固定資產無人管。比如沒有嚴格區分各設備管理部門的權責范圍，機電科負責全礦設備的管理，同時調度室又負責電子通信設備的管理等；房屋建筑物的日常管理與維護卻沒有歸口管理部門，雖然在實際中，對于由一個部門單獨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可以由該使用部門進行日常的管理與維護，但是對于多部門共同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就容易出現無人管理的現象；另外，房屋建筑物附屬設備與房屋建筑物主體一并計入固定資產原值的附屬物，但是，由于價值較高，使用壽命和維修方式與房屋建筑物不同，容易造成賬務登記與實物管理的混亂。固定資產管理中的分工不明確、權責不清晰，使相關部門無法有效配合，容易造成固定資產記錄不準確，數量不清楚，價值不真實，進而導致固定資產使用、維修等全過程管理難以順利進行。③后續支出資本化標準不清，固定資產價值不能真實體現。固定資產的后續支出是指固定資產在使用過程中發生的更新改造支出、修理費用等。東龐礦并沒有規定固定資產后續支出資本化的標準，進行賬務處理時，完全取決于會計的職業判斷；如果判斷不準確或沒有充分考慮會計準則與稅法的要求，則會產生遞延所得稅差異，增加不必要納稅成本。另外，對固定資產后續支出資本化項目進行會計處理時，也沒有嚴格按照會計準則的要求進行處理，資本化項目領用的材料不能準確計入對應資產的價值，將資本化項目按照新的固定資產入賬等現象，導致固定資產后續支出不能計入或不能完全計入固定資產原值，造成企業固定資產價值的不完整、企業成本和利潤的不真實。④固定資產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規范。固定資產管理制度應包括：計劃、驗收、使用與維護、大修、停產檢修、清查盤點、報廢等重要工作流程。東龐礦一是沒有健全相應的管理制度，二是現有的管理制度存在內容、形式、權限等不規范，制度承接關系不清，管理口徑、標準不一致等問題。
3 加強固定資產管理的對策
3.1 統一固定資產分類、編碼標準，加強價值管理與實物管理的聯系 應當按照固定資產的定義，結合本企業的具體情況，及時調整和修訂固定資產的目錄，統一價值管理部門和實物管理部門固定資產分類編碼方法，為固定資產的有效管理和準確核算提供依據。
由于煤礦固定資產種類繁多，建議企業以會計業務規范為基礎，采用五級編碼的方法：
固定資產大類分為生產用、非生產用、出租用、不需用和未使用固定資產；固定資產中類是對每一大類的進一步劃分，固定資產細類是對每一中類的進一步細分；固定資產流水號是對每一個細類中的固定資產按照順序依次進行的編號。
為了便于日常的實物管理，建議由財務科進行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編碼，由實物管理部門進行第四級和第五級的編碼，再由財務科會計人員對四、五級編碼進行復核并登記。雖然實物管理部門的編號只是財務部門編號的一部分，但這樣卻能夠一一對應起來，避免固定資產類別和編碼混亂的現象。
3.2 明確固定資產管理的職責與分工 首先，成立固
定資產管理領導小組，負責固定資產管理制度、固定資產分類標準、固定資產折舊政策等重大事項的審核批準。其次，確定固定資產綜合管理部門、歸口管理部門以及使用部門的職責分工，綜合管理部門負責組織相關固定資產的驗收、登記、交接、清查盤點、報廢等所有事項的管理。
通過梳理和規范固定資產管理中的職責分工，不僅要使各部門的管理職責更加清晰，還要明確部門中各相關崗位的職責，使每個崗位的員工都能清楚自己在固定資產管理中的分工以及發揮的作用，從而增強工作的積極性。
3.3 明確固定資產后續支出資本化標準，合理體現固定資產價值 對于后續支出是資本化還是費用化，現行會計準則偏重于定性方面的規定，可操作性相對較差；而稅法上則進行了明確的量化規定，可操作性較強。為了解決由于資本化支出產生暫時性差異而增加納稅成本的問題，企業在制定固定資產后續支出資本化的標準時，除了考慮會計準則及指南中定性的要求外，還必須考慮到稅法上的“剛性”要求。因此，建議將固定資產資本化的標準確定為：后續支出滿足固定資產確認條件，并符合支出金額超過固定資產原值50%且資產使用壽命延長在2年以上條件的，作資本化處理。另外，對于固定資產的修理和更新改造工作，應一律視同工程項目進行管理，在具體操作時，要嚴格按照會計準則的要求，將各項施工和建設支出全部通過“在建工程”進行核算，以便將應予資本化的全部支出都計入到原固定資產的原值上，確保固定資產價值的完整。
3.4 加強固定資產制度建設，理順固定資產管理流
程 要建立一套針對固定資產計劃、購置、驗收、使用、維護、修理、處置等全過程、全方位的固定資產管理制度體系，按照《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的要求，對固定資產管理的全過程進行梳理和規范，發現管理中的薄弱環節，提出控制措施，總結好的經驗和做法，對企業已有的管理制度進行修訂、補充和完善，最終形成嚴密、完善的固定資產內部控制制度體系，使企業的固定資產管理在科學的制度體系下順利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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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煤炭企業規模劃分標準范文
關鍵詞：煤礦鐵路車務系統；現行管理模式；改進措施
中圖分類號：U29 文獻標識碼：A
前言
通過調查發現，煤礦鐵路在長期的運營過程中，車務系統采取的管理模式通常依據的是地理位置范圍的不同，這樣就會有各個車務段形成，在一系列歷史原因的作用下，在一個車務段管理大部分調車員的作業任務，這樣一部分調車員就有巨大的工作量，全礦區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領車調車任務都需要他們來承擔；將各個管理車站、車站以及調車大班設置于每一個車務段，又有多個車站存在于管理車站下面，調車大班下面又設置了多個調車小班，一直依據的是最初的格局和任務分工來設置車站和班組，基本上沒有對其進行任何的改變，各個車務段除了有一些作業存在著交叉之外，并沒有足夠多的交流和溝通存在于日常管理層面。本文以某一大型煤礦鐵路車務系統為例，分析了現行的管理模式。
1 煤礦鐵路車務系統現行管理模式存在的問題和嚴重性
煤礦鐵路車務現行管理模式在煤礦鐵路運輸過程中，曾經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在較大程度上推動了煤礦集團的發展和壯大。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如今煤礦集團有著更大的規模，企業實力在逐步的強化，企業集團的一元化模式也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煤炭企業也開始轉型為煤化工新能源，相較于過去一段時期內，在較大程度上改變了煤礦鐵路的運輸總量和運輸構成。在這種新形勢下，傳統的煤礦鐵路車務系統的模式和結構在實踐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來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導致近些年經常各類事故，并且事故性質也越來越嚴重。
2 解決問題的理論依據
（1）結合現代《組織行為學》的相關理論：現代組織面臨的環境是不斷變化的，組織要想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就需要及時進行變革。任何一級環境都無法對環境完全控制，但是組織需要積極地應對和進行變革，這樣方可以與不斷變化的環境所適應，促使組織、管理人員和員工的適應性得到顯著強化，組織的競爭能力得到強化，進而實現員工歸屬感得到增強的目的。組織結構變革主要是將一種系統的方法應用過來，以便對組織與環境、組織與成員之間的相互適應問題進行有效的解決，促使組織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能夠獲得更好的生存和發展。
（2）應用熱力學的火用理論：火用指的是系統對外具有的能量，最大限度的擴大系統產生的火用效能，一個系統所具有的火用不僅會受到各個組成部分的能量影響，還會受到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和作用，比如系統內部各個級別的子組成部分的協調程度、有序程度以及是否能夠與內外環境的變化所適應等等。
（3）精益化管理的要求：管理行為需要在每一個工作過程和每一道作業環節進行輻射，這樣方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角度來擴展管理控制。
（4）企業組織構架設計原則的要求：在這個方面，從系統功能縱向分配的問題來講，在設置企業各個層次上的部門和崗位時，需要將企業規模的大小充分納入考慮范圍，如果企業有著很大的規模，那么就需要對較多的層次進行劃分。從系統功能作用的橫向分配方面來講，企業有著不同的規模，那在承擔和完成相應子系統的目標功能作用的工作量和難易程度等方面都會存在著差異。企業有著較大的規模，那么企業內部子系統目標功能作用都要求設置較為獨立的單位、部門以及崗位角色的職責。因此，就需要設置足夠的單位和部門，進一步增加了設置的崗位。
3解決問題
通過上文的敘述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車務系統如今的管理模式和組織結構與當前安全與生產環境和情況的改變出現了一些不適應情況，有諸多的問題出現于管理方面，如決策失靈、溝通不夠通暢以及機能失效和缺乏創新等。那么就需要在這個時間段內來變革組織模式和結構，新的管理模式和結構需要具備足夠的活力，有著較強的適應性，有著合理的管理幅度，可以將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充分激發出來，鼓勵工作人員在工作過程中能夠積極創新和探索，不斷發展。
4 基于新的管理模式，提出了這些思路
（1）過去調車員同屬于一個車務段管理，那么就需要對其進行改變，分段分站調車員，在某個特定的段內，結合管理站分工，對調車員相應的作業區域和范圍進行確定。
（2）對現有車務段內部管理模式進行改變，將重點車站和大站作為中心，這樣就有核心大站形成，在每個車務段，對若干個核心大站進行設置，結合區域以及作業聯系緊密度，就會有新的概念意義上的管理站形成，和車間一級的管理層較為類似。
（3）將各個車務段的運輸總量和作業量充分納入考慮范圍，依據當前基層管理者的管理負荷、管理績效和管理能力，同時結合不同區域的作業量負荷，將關鍵大站的核心作用突出來，重新界定各個車務段范圍，對其進行科學的劃分。
我們對這種全新的管理模式進行了分析，存在著缺點和優點。缺點包括這些方面的內容；對一個段級的管理部門進行了增加，這樣管理成本就得到了增大；段級部門之間有著很多的協調問題，如果沒有科學的協調，作業效率就會受到影響，產生不利的作用。在下一步的統一和合并的過程中，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企業發展、擴張以及人員更迭和人員素質提升等因素的影響，在合適的時機，需要合并部門，那么就有一個段級部門增加了出來，存在著一定的難度。
優點包括這些方面的內容，在新的管理組織結構中，將中心大站的作用體現了出來，在小站的日常管理中，采用的是大站嚴謹、科學和系統的管理方法，那么就會有較好的效果。避免在如今的管理模式中，因為沒有對小站管理產生足夠的重視，經常會有一些違章違紀或者其他嚴重事故出現于管理的薄弱部位和末梢。在各段分解了調車大班，然后在各個管理站分配，這樣調車員的作業區域范圍就會得到縮小，調車員的勞動強度得到了降低，可以促使調車員崗位的安全性得到顯著提升。有著合理的管理范圍，可以與不斷變化的內外環境所適應，管理強度得到了增加，這樣可以更好的匹配現場運輸生產的指揮、管理負荷與能力，最大限度的擴大一級組織目標價值。大站的管理層將最佳鍛煉平臺提供了出來，以便更好的培養人才，促使現場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可以將更多更加充分的人才儲備提供給發展后和快速合并轉型后的部門組織模式。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每一次組織變革調整，都會有各種阻力出現。比如，各個管理站長如果沒有合理的選配人員，一線人員就會產生抵觸心理，無法對安全生產有效的控制，反而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和作用。原有的調車員分段分站，因為調整了人員，也會遇到一些難以處理的實際問題，如重新確定收入分配等等。
5 煤礦鐵路車務系統危險源分析
對于煤礦企業來講，安全是需要重視的一個方面，需要放在企業各項工作的首位，煤礦企業鐵路是煤礦運輸的專用通道，肩負著重要的責任，它的安全會直接影響到煤礦企業的正常發展。車務系統是鐵路行車的直接組織者和執行者，那么為了促使專用鐵路運輸安全得到保證，就需要進行車務系統危險源管理工作。
相較于國家鐵路來講，專用鐵路在車務系統結構和作業內容方面，比較的簡單，通常來講，鐵路車務系統涉及到的主要是接車作業、發車作業以及調車作業、裝車作業和其他相關作業內容。因此，就需要結合車務系統的作業內容來逐項分析危險源。危險源指的是可能導致傷害或疾病、財產損失、工作環境破壞等這些情況組合的根源或者狀態。它的實質是某些源點和部位具有潛在危險，是事故爆發的源頭，集中了能量和危險物質，主要是從這里來傳出來能量。危險源在確定的系統中存在，系統范圍的不同，那么就有著不同的危險源區域。因此，就需要按照系統的不同層次來對危險源進行分析。通常情況下，危險源可能有事故隱患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事故隱患，要及時防范那些可能存在事故隱患的危險源，否則事故就隨時可能會出現。在危險源辨識方面，有著諸多方面，其中應用比較廣泛的是直觀經驗法，如對照分析法，指的是對照相關的標準、法規和檢查表等，或者是依靠人工觀察能力，來對對象的危險因素進行直觀的分析。還有類比推斷法，指的是將類似工程和作業條件的經驗給利用起來，來對評價對象的危險源進行推斷和評價。在系統安全分析方法方面，有很多的方法都可以進行危險性分析和事故預測，如安全檢查表法、危險和可操作性研究、故障類型和影響分析法等。
（1）危險源辨識：專用鐵路屬于正在運行的系統，結合相關的危險源辨識方法和特點，可以將危險分析法應用到專用鐵路危險源全面辨識過程中，目的是識別系統中存在的潛在危險源，避免有人身傷亡事故和設備損傷事故出現。將事故的潛在結果確定下來，結合具體情況，對安全管理對策制定出來，將事故樹法來對事故發生的具體危險因素組合進行深層分析，以便對有著較大重要度的危險因素進行控制和消減。
（2）危險源評價：除了辨識危險源，結合專用鐵路車務系統的具體情況，將一定的系統安全評價方法應用過來，科學的評價分級，以便對相應的控制措施進行制定。對于煤礦專用鐵路來講，可以將LEC法應用過來，LEC評價法可以半定量的安全評價具有潛在危險性作業環境的危險源。本種方法將與系統風險率相關的三種方面指標值之積應用了過來，對系統中人員傷亡風險大小進行評價，這三個方面分別是事故發生的可能性、人體在這種危險環境中暴露的頻繁程度以及事故發生造成的損失和后果等。風險分值越大，就說明系統有著越大的危險性，需要將一系列的安全措施應用過來，對事故發生的可能性進行改變，或者是對事故損失進行減輕。
（3）提出管控措施：在評價分級辨識出來的危險源基礎上，結合各個危險源的不同級別，將安全科學理論和系統科學思想應用過來，結合車務系統安全管理的基本規范要求，將先進的針對性的管控技術和方法應用過來，將其合理實施下去，避免出現相關的事故。對于車務系統來講，《鐵路技術管理規程》、《車務安全問答》、《鐵路交通事故調查處理規則》等都是可以運用的技術管理規程和安全管理標準。
（4）專用鐵路車務系統危險源管理：通過危險源分析，主要是將車務系統運行過程中存在的病害找出來，并且將相應的管控措施應用過來。而危險源管理則是將先進的技術和方法應用過來，對病害進行治療。要全面多層次的分析車務系統危險源，但是專用鐵路每天的作業內容涉及到各個方面，并且因為作業技術條件和作業環境并不是固定的，就會改變車務系統的危險源。為了促使車務系統的工作人員能對當天工作過程中的危險源信息進行準確有效的掌握，就需要動態化管理危險源。在危險源分析的基礎上，將現代信息管理理論和方法利用過來，對危險源管控信息系統進行設計，用來對車務系統危險源清單進行管理，有效對接車務每日作業計劃和工作流程。在日常的作業過程中，需要結合各項作業的內容、條件和環境等，來對相關的危險源清單進行增加、刪除或者修改，結合當日的運輸作業計劃，來將當日相關作業的危險源清單調取出來，以便快速、全面、有效實時的信息化監督和控制管理危險源。
（5）案例分析：本文以某礦業集團鐵路運輸公司為例，本鐵路運輸公司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成立，主要是外運本礦區的煤炭，接車作業、發車作業、調車作業以及裝車作業等都是本車務系統的日常作業內容。結合本礦業的具體情況，將直觀經驗法給應用了過來，依據系統安全分析方法，從各個方面來分析了各個作業過程中的危險源。下面分析了接車作業過程中設備方面的某一個危險源：首先是危險源，指的是開放中的進站信號機故障；列車站外停車以及列車晚點等都是潛在事故；危險程度，將LEC評價方法給應用過來，對本危險源的危險程度進行確定，為一般危險等級，需要注意。潛在事故等級為一般D類事故，依據的是鐵路交通事故調查處理規則；對于事故發生的主要責任，由信號員和車站值班員來負責；結合具體情況，將相應的管控措施應用了過來，按照相關的規定，嚴格檢查和維護設備，避免有缺檢或者漏檢問題出現，在檢查過程中，需要將相關規定嚴格執行下去。
結語
通過上文的敘述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在煤礦企業發展過程中，會在較大程度上受到煤礦鐵路車務系統管理模式的影響。在如今現行的煤礦鐵路車務系統管理模式下，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和不足，嚴重制約到了管理效率的提升，無法適應時展的要求。針對這種情況，就需要結合具體情況，將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應用過來，創新管理模式，更好的適應時展的要求，提升運行效率，推動煤礦生產企業獲得更好更快的發展，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米淑敏，米敏.關于煤礦鐵路改變車務系統管理模式的探討[J].煤礦現代化，2011，2（03）：123-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