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的利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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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
論文關鍵詞：劉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本質上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其中必然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過程。阿瑟·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表了《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雖然力圖說明的是勞動力在二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但卻在客觀上解釋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原因，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農村一城市人口流動模型之一，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制訂相關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暢轉移是提升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關鍵，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以及流動中的特殊性等問題都關系到勞動力的有效供給能否實現，因而結合我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進行重新解釋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劉易斯模型的簡要介紹和分析
為了簡化分析過程，劉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并存著兩個部門：收入及生產率極低的農業部門和工資水平及勞動生產率都較高的城市現代部門，即存在著城鄉二元經濟；(2)農業部門存在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而資本是稀缺的；(3)城市現代部門只使用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且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該模型認為，由于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業部門的收入水平，農業人口若不受限制就會向城市流動。只要城市部門擴大生產，就可以按現行工資水平雇傭到任何數量的勞動力，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
圖1描述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城市部門流動的過程。橫軸OL量度勞動量，縱軸量度勞動的邊際產品和工資。OA為農業部門的生存收入，OW為城市部門的現行工資水平。劉易斯認為，在這個稍高于農村收入的工資水平上，城市部門的勞動供給是無限的。因此，勞動供給曲線WS是一條水平線。根據假定3，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可變比例規律，對于一筆固定資本額Kn，總有一條特定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與之對應(圖1中的曲線部分)。現代工業部門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條件就是邊際生產率等于工資。當資本為K1時，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為DIF，資本家將雇傭OL1數量的勞動力，此時利潤最大，城市部門所獲得的總產量為OL1FD1，其中OI1FW為工人的工資，WFD1為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若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資本額將增加到K2，現代工業部門生產的組織就在第二條曲線上進行。在工資不變情況下，資本家獲得全部經濟增長的利潤，其資本由最初的K1積累到K3，如此循環，直到勞動力變得稀缺，工人工資才能得以增加，這時便進入了增長的第二階段，二元經濟也就變成一元經濟，發展中國家便進入工業化階段。
二、結合中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過對模型的分析，可以發現，劉易斯認為城市就業工資高于農業收入，農民就會流向城市，不免過于籠統。事實上，農民也是經濟理性人，貧困的農民對每一個選擇行為都會精心算計。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更多的基于農民收入上的考慮，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農民會仔細權衡利弊后再做出決定。筆者認為，農民決策的依據應該是農民工進城能得到的凈收益與在家務農的凈收益之差，用R來表示，即凈收益R=[城市就業收入一城市就業成本]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工資收入(w)一[工作不滿度(C2)+流動成本(C1)]}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這個差值應該有三種情況：
R>0選擇流人城市
R％0選擇留鄉務農
R=0以上兩種選擇均可
其中，工資收入W表示進城農民工的現金收入或者未進城農民工的預期收入。一般認為，若非生活所迫，人們更傾向于休閑而非工作，所以對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滿傾向，所以將這種不滿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滿度C2包括農民工對工作環境、工作時間長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滿意程度的貨幣表現，可以為正，也可以為負。流動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棄在家務農和務工的機會成本、在外務工時產生的各種直接和間接費用，包括工資收入
的及時結算、人力資本投資、農民進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礙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與親人分離的親情成本，后兩項之和應為城市就業成本。只有凈收益R為正時，未進城的農民才會決定進城，同理，已進城的農民工則會選擇該部門或企業。基于上述認識，劉易斯模型應該進行一定的修改和補充，具體參見圖2。
如圖2所示，曲線WW1表示城市現代部門的現行工資，即城市就業收入，近年來農民工的名義工資一直沒有明顯的提高，加上物價等因素的影響，其實際工資是呈下降趨勢的，因而曲線WW2是向下傾斜的；曲線AA為農業部門的凈收益曲線，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是逐漸提高的，因此曲線AA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CC為城市就業成本曲線，我國農民工城市就業的現狀是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直觀的表現為農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質量比較差。因此CC同樣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曲線WW與CC相交于M點，M點之后，即城市就業的工資水平低于W時，由于在城市的就業成本大于就業收入，即城市就業凈收益為負，在理性選擇的驅使下，沒有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因此，在城市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農民工工資再不提高將會造成勞動力的絕對短缺。M點之前一定會存在一個臨界點P，在該點上，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等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1 O.P點對應的工資水平為w在P點之前，即城市就業的收入高于Wp時，才有農民工進城務工，因為此時的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才會大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O。至于P點的具置，肯定是在M點之前，利用國民經濟的關于工資及各項成本的數據，通過量化分析可以確定出來，在此的定性分析僅僅是指出P點的存在，從而針對我國的勞動力供給的現狀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改和補充。至于城市就業成本曲線CC的位置，可以根據具體的數據確定，但無論是在曲線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響分析的最終結果。P點是存在的，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相對的，劉易斯模型在中國的應用是有條件的，我們應該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模型。
三、結合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特殊性對劉易斯模型的補充
(一)流向的部門分析
以上對劉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的問題，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門在我國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國作為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存在諸多非正規部門，由于長期的戶籍歧視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識，農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的特定稱謂。城市非正規部門界定為投資規模小、生產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的以私營(個體或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部門，如小工廠、小家庭企業等，其余的有正規編制的政府及事業單位，以及規模大的公司企業等均屬于城市正規部門。由于流出的農民絕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規部門就業，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造成農民工本人難以通過工作獲得知識、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們的部門也難以走上依靠技術進步發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質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質的惡性循環。劉易斯模型沒有對剩余勞動力的流向部門進行具體界定，在應用該模型時，也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細化分析。
(二)由我國勞動力特殊性決定的回流性分析
勞動力要成為商品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勞動者必須具有人身自由，能夠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第二，勞動者必須一無所有，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按照馬克思的這種說法，我國的勞動力又具有本國的特點，大部分的勞動者都能滿足擁有人身自由的條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由人民所有，勞動者掌握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支配權，比如在農村，農民就擁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權，目前的政策還不允許自由轉讓土地，與此同時，我國的一些用人單位也存在著市場化運作、非市場化及半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這就使得我國勞動力呈現出半商品性的特點，勞動力夾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間，可以互相進行相對自由的轉換。這種半商品性決定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與土地有著比較強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納性及我國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農民工很容易發生回流。
第2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現狀；制度創新
我國是當今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也是當今世界上流動人口最多的國家。我省人口流動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規模和結構在不斷發生變化。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我省流動人口11074527人，其中省外流入4313602人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省內流動人口增長87.35%，省外流動人口更是增長101.08%。這是一個正在不斷變化的數字。
2009年，福建省提出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戰略由區域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推動海西建設刻不容緩，加快海西建設離不開流動人口本地化的管理。作者以海西經濟區福建省為例，對當前我省流動人口本地化現狀進行探究，并找出海西背景下流動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徑，為完善我省發展戰略，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福建省流動人口本地化的現狀分析
（一）就業問題。當前，福建省農村勞動力及人口大部分向廈門、福州、泉州等經濟發達的地區流動，大多數人的基本動因就是經濟利益。目前，我省流動人口就業率偏低，他們自身擇業能力取決于他們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識文化水平。較低的受教育水平，教育和培訓的匱乏，大批量的流動人口仍舊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一方面他們缺少參加城市就業競爭的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他們也缺乏對信息應有的收集、判斷和識別。我省人力資本具有偏向性，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著不確定性風險，我省目前的就業處于大量待業人員和一些較高級就業崗位空位待聘并存矛盾。同時，城鄉分割和地域分割問，勞動力流動不合理，阻礙外來農民工流動的政策，農民工流動的就業管理和服務不夠，使流動人口的本地歸屬感下降，造成整個就業市場的陰霾。
（二）戶籍管理問題。我省的流動人口長期受到“城鄉二元化”和“地區差別二元化”戶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他們為福建省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為戶籍制度這一壁壘，使他們在很多方面被差別化對待，如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等方面，子女在城市上學也成為一種奢望，導致新聞報道上常常出現很多所謂的“留守兒童”。戶籍制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合度。01年，我省戶籍制度經改革，包括取消戶口登記二元管理；取消戶口遷移指標控制，實行按政策條件落戶；放寬戶口遷移政策限制，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發展。這一系列改革，促進我省流動人口的本地化，但問題依舊嚴峻，即流動人口的農民工畢竟沒有城市戶口，選擇權較為薄弱。
（三）社會保障問題。我省的流動人口絕大部分戶口仍在農村，中國社會明顯的二元特征，使他們難以享受社會保障權益，成為城市的“邊緣群體”，這也導致他們缺乏最基本的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我省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率低，女性農民工生育保險缺失，這些流動人口的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幾乎為零。07年，我省召開“全省農民工聯席會議第二次（擴大）會議”，提出了要加強公共就業服務，促進農民工轉移就業；加大技能培訓工作力度，提高農民工技能素質；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把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作為社會保障工作的首要任務來抓，全面推進“平安計劃”；做好農民工公共服務，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這些舉措能給流動人口帶來切切實實的便利和實惠。
二、福建省流動人口本地化政策的制度創新路徑
我省面對大量的流動人口，他們的增加對我省大中城市的發展而言，利弊互現。一方面，他們能給福廈漳泉等城市注入新的勞動力和活力，城市經濟和社會規模效益也能體現出來。但同時，本就人口眾多的城市也因流動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城市壓力，各種”城市病”突現，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公共安全、住房緊張等問題。作者針對我省已經開展的流動人口管理機制，結合海西政策，提出流動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徑，創新社會管理。
（一）增加相關法律保護力度，確保就業權和社會保障權益的實現和發展。隨著國家政策和地方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流動人口的管理越來越受到重視，但總體來說，關于流動人口本地化的法律保護還是非常迫切的。我國憲法和勞動法都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應享有的權利和選擇職業的權利。但我省目前很多地方通過行業或企業的限制來對當地的流動人口進行行業選擇的限制。這種限制導致的結果是有悖于國家法律，對公民平等就業和擇業是不利的。我國勞動法還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在社會保障形式上，流動人口因其成分的復雜性、流動的頻繁性和收入的低下性，很容易出現“退保潮”現象，政府政策的不合理導致他們無法享受到公平的社保待遇。為此，我省要制定相關法規政策，取消阻礙流動人員的政策限制，來建立同工同酬、同城同策的就業服務體系，對勞動力市場進行規范，使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收到保護。工傷保險制度，應遵照《工傷保險條例》，企業及時為流動人口辦理工傷保險手續，按時交納他們的工傷保險費。在醫療保險等其他社保方面，福建省政府在立法等方面要積極加快推進步伐，促進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是這些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制度有法可依，使政府和雇主對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責任進一步明確。用人單位要對流動人口辦理養老保險，推動用工改革，消除制度障礙。
（二）加大流動人口管理模式創新，推進相關政策的融合和優化。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不能局限在以前老式的管理方式，應該實現以人為本的本地化工程，使流動人口與當地居民的融合，克服排斥和輕視。為此，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需要政府將其納入人口管理和社會發展的規劃中，在文化、習俗和觀念上最大限度的融合發展，這需要靠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和配合。在戶籍管理創新方面，需要完善居民的身份證制度，剝離附著在戶口上的各種福利待遇。對地方經濟發展而言，返鄉創業的農民工是一支能推動城鄉發展的力量。福建省政府應該充分認識農民外出打工到回鄉創業這一變化的戰略意義，真正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轉移流動作為關系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大事來抓，在實行流動人口本地化的同時，也鼓勵他們回鄉創業發展，通過正確的輿論導向，促進城市和鄉鎮的共同發展和進步。要對回鄉創業的流動人口進行鼓勵和政策支持，還要進行社會大融合的管理服務創新方式。政府相關部門應該積極參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建立流動人口信息共享平臺，增強流動人口的情感歸屬，更加有益于管理和制度創新，形成社會大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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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人口流動；農民工；區域發展；健康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K828.1 文獻標識碼： A
引言：隨著全球化和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成為常態，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愈發加強，與此相關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國內外學術界對于人口遷移和流動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論、我國學者李立宏（2000）總結了影響人口遷移的十大因素等。本文對人口遷移流動的研究側重于對人口流動與區域發展的互動作用的探討。
圖1：本文研究思路（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1.人口遷移流動對遷入地區域發展的影響
1.1人口遷移流對遷入地發展的積極影響
每年春節期間媒體都大量報道城市生活不便，其直接原因就是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返鄉，導致各種服務業人員不足。這是一個側面的小例子，卻很生動地說明了外來人口已經成為城市運行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遷移和流動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以農民工為例，他們從最初的“離土不離鄉”，發展到“離土又離鄉”，進入工廠、進入城市，分布在經濟建設的各個行業和領域，為遷入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1.1遷移人口為遷入地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
從全國范圍來看，在經濟發達地區遷移人口占當地總人口的比重都比較高，在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以珠江三角洲各城市為例,從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珠江三角洲各市總人口中，生于斯長于斯的人口不到七成，城市市區僅逾五成，其中深圳僅兩成，廣州和珠海也不到四成(李玲,2005)。
目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這次地區遷移流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會更大。
大量的外來人口，彌補了經濟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資源的不足，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珠江三角洲等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改革開放后取得的飛速發展的動力，主要在于全球一體化進程之中，世界產業結構的演變和產業轉移過程中，我國抓住了產業分工的一環。但是從珠江三角洲的產業結構來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占了很大的比重。這就需要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于是從全國其他省份的省際人口遷移流動，彌補了本地勞動力的不足，促進了產業的發展，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進而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
1.1.2遷移人口為遷入地帶來了創新和活力
人口遷移具有選擇性，遷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較高，在20世紀90年代，受到嚴格限制的、向大城市的戶籍遷移，又逐漸成為吸引高素質人才的政策工具（李玲，2000）。
以深圳為例子，改革開放之初的一個邊陲小鎮，在改革開放20多年的時間里，以另世人矚目的速度一躍成為充滿活力，人口超過千萬的特大城市。在全國城市成長競爭力中，深圳多年來名列前茅。深圳能取得這樣的成績，除了與國家的相關政策和臨近香港等因素有很大的關系之外，占總人口比重八成以上的外來遷移人口也是深圳騰飛和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精英”人員，具有開拓進取的精神，他們年富力強，敢于創新，為深圳各行各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遷移人口對遷入地的消極影響
由于遷移人口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對遷移流動人口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困難。加之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城市沒有足夠的能力為數量眾多的外來遷移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住房、醫療衛生等服務，導致遷移人口對遷入地環境、社會等多方面帶來負面影響。
2.2.1 遷移人口對遷入地自然資源的影響
遷移人口，在短時間的聚集于城市，容易造成城市各種資源的供應緊張。尤其是住房和水資源。而且大量的遷移人口往往聚集在城市的一定的區域，對這一區域的影響將會更大。例如在城中村等地區，往往是外來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方，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復雜，不能簡單歸罪于遷移流動人口。但是客觀而言，這些地區往往又是環境惡劣，社會問題多發的地區。
2.2.2遷移人口對遷入地社會環境的影響
一方面，由于遷移人口的增多，而工作崗位有限，遷移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員之間的競爭加大，可能會引起一定的社會問題。
此外，遷移人口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健康城市化的進程。很大部分的遷移人口，來到城市只是為了謀生，并沒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也沒有得到轉變。“候鳥”式的民工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在統計城市化水平時，這些人都計算在城鎮人口中，但戶籍仍是農業人口，并不能享受城鎮人口的各種福利。
3.遷移人口對遷出地的影響
3.1 遷移人口對遷出地的積極影響
遷移人口尤其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意義，本文主要是以農村這個遷移人口的主要遷出地為例來論述。
3.1.1 在經濟方面
首先遷移人口帶動了宏觀經濟的流動和再分配。外出務工人員，將大量的資金帶回農村，改善了農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有助于區域間貧富差距的縮小。
第二方面，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聯度日益增強，農業正處在一個由粗放式經營方式向集約化經營方式轉變、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節點。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遷移，客觀上要求這些轉變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對新的科學技術的應用，新的農業經營理念的需求變大，也有利于農業現代化的提升。同時，農民外出就業已經成為釋放農村勞動力隱性失業，促進其充分就業的重要途徑（許文興，2005）。
第三方面，很多遷移人口在城市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后，便回到鄉村進行創業，大大的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3.1.2在觀念方面
遷移流動人口把城市中較為先進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帶回遷出地，有利于當地人口素質的整體提高。
首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多的重視。外出務工人員，走進城市，眼界比以前開闊。對教育的重要性較之以前有更深刻的認識。這些人往往對子女的教育給與更多的關注和投入。
其次，人口的遷移流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當地相對落后的觀念的改進，一些不好的風俗習慣更容易得到改善。例如在我國農村長久以來的“重男輕女”思想，隨著人們眼界的開闊，目前已經得到明顯的改進。
3.2人口遷移流動對遷出地的消極影響
由于遷移流動性強的人口主要是青壯年，因此人口遷移流動對“留守人員”的消極影響較大。
對留守遷出地的“妻子”而言，她們要承擔大量的勞動，除了各種體力勞動外，還要照顧老人和孩子。此外她們的婚姻和家庭的牢固程度也可能會降低（鮮祖德，2005）。
對留守兒童而言，由于長期缺乏親情，兒童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可能受到影響。有很多孩子不得不跟著爺爺奶奶生活，得不到很好得照顧和教育。父母關系如果出現危機，也會直接影響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余顯亞，2005）。此外，外出打工的潮流也會對孩子們產生一定的錯覺，認為“讀書無用”，學習不如去打工。通過筆者的調研不少農村孩子中途放棄學業外出打工，其中有不少成績相當優異。
對留守老人而言，他們也可能承擔起來大量的勞動，有很多要照顧孫子、孫女。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老人往往缺少精神慰籍，生活質量得不到提高(任揚 ,2006)。
結語：
全球化和市場經濟力量的推動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將持續存在，而對于遷出地和遷入地來說，利弊都相伴而生。客觀全面看待流動人口與區域發展的互動作用，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減少不利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加大教育投資力度，促進人力資源發展，從遷移流動人口中培養人才，吸收人才，從而促進城鄉協調統一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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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基尼系數收入差距農村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是0.280，是當時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小的國家，但到了1990年全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達到0.343，2000年就已達到0.417，已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標準，據財政部科研所公布的數據表明，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高達0.458。其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90、1996、1998、2000年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一直在增加，分別為0.230、0.280、0.300、0.320，尚處于合理區間，說明盡管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數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顯著。而2000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30，比1995年的0.390高出了4個百分點。2000年最高收入的20%的農戶擁有全部收入的47.30%，次高收入的20%農戶占總收入的21%，中間收入20%的農戶占總收入的15.2%。最高收入的1%農戶擁有全部收入的9.6%，其擁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計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計算達到26290元／人，每戶家庭純收入達到102700元，分別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表明農村由于各個家庭成為獨立經濟主體，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基尼系數要高出許多。本文擬從農民收入之間的收入差異程度、成因利弊等入手，以探討收入分配過程中的合理性。
1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現狀
1.1農村內部收入差距
如果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原因只能來自于經濟發展的因素。在1988～1995年期間，農村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上升了大約23％，從0.338增加到0.416。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一方面表現為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表現為不同類型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導致農村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主要因素是農村內部不同地區之間非農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性。通過對農村個人總收入的基尼系數進行分解分析，發現雖然個人總收入的差距有明顯擴大，但是各項收入構成（即分項收入）的差距并有了些微的變化。比如，2000年個人工資收入為總收入的0.32，收入差距為0.7，2002年構成上升到0.34，差距為0.76；家庭經營收入在總收入的分額2000年為0.63，水平上，下降到2002年的0.60，而收入差距基本在0.26的水平不變。然而，應該看到個人工資收入在個人收入的比例逐步處于上升趨勢的分配差距，仍處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居不下的個人工資收入的差距，加上其收入份額的不斷提高，必然引起了農村個人總收入差距的上升。這表明了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及其擴大主要來源于各項收入構成的變化，在這一變化的背后則是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農村經濟變得越來越非農化。農村非農收入份額的不斷增加，同時非農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也造成了農村內部農業戶與非農戶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可見，非農收入分配的懸殊也是農村出現“富者更富”的一個根本原因。
1.2地區之間收入差距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的國家，在生產要素缺乏流動的狀況下，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在分析地區收入差距時，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劃分地區。在分析中，既使用了東、中、西“三大地區”的劃分辦法，也使用了分省的辦法。當然進一步的細分也是可以的。如果不進行城鄉區別，1988年全國三大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大約占全國收入差距的7.5％，199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9.3％。也就是說，城鄉之間加上三大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要占全國收入差距的45％左右。在全國收入差距的增量中，三大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增量所占比例高達13.5％。地區差異同樣發生在農村內部。從農村居民看，地區間收入差距逐年擴大。1997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農民收入比為1∶1.42（以中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為1），1998年為1∶1.44，1999年為1∶1.46，2000年為1∶1.47，2001年為1∶1.49，2002年為1∶1.50，2003年為1∶1.52。2004年上半年，全國31個省（區、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廣東（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區、市）是寧夏、青海、甘肅、黑龍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9％，地區收入差距仍在繼續拉大。當用人均收入水平指標從高到低來排列省份時，多年來排序很少有變化，它表明，從全國和各個地區來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區域收入結構并沒有同步優化。
2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2.1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
前面的描述已經提到了農戶非農收入的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長是導致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此而引發的進一步問題是，為什么一些農戶具有更多的機會和可能獲得非農收入呢？被解釋變量是勞動力是否從事非農就業（或是否有非農收入），解釋變量可以是多元的，其中的個人教育水平，家庭生產資源擁有量、居住的地理位置是我們所關心的。分析的結果表明，教育是影響個人獲取非農就業機會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來越大。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與文盲勞動力相比，在1988年獲得的非農收入的概率高出近10個百分點，在1995年要高出20個百分點。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勞動力居住的地理位置。勞動力在不同省份之間就業機會的差異性是非常顯著的。在1988年，同樣的一個勞動力，如果居住在江蘇省要比他（她）居住在云南省獲得的非農就業機會的概率高出15個百分點；在1995年要高出16個百分點。因此，非農就業機會的獲取不僅是一個勞動力個人素質的問題，它更多地是與地區非農產業的發展相關的，是與地區發展不平衡所引發的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相關的。非農就業機會的不均等同時也是導致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一種重要因素。農村個人工資性收入對農村內部省份之間的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從1988年的34％上升到1995年的55％。
2.2經濟政策與收入分配
對收入分配產生效應的政策是多種多樣的。這里，我們只討論兩項主要的政策及其產生的分配效應。農副產品價格與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國家對農副產品價格的控制會直接影響到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幅度，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甚至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的變動。從簡單的相關性來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較快的，也是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縮小的幾年，同時也是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較大幅度上調的幾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會有助于抑制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因為它會縮小農業戶與非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而后一種差距，如上所述，是導致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根源。
3防止農村收入擴大的對策考慮
由于起點平等所引起分配結果變化，即使差距擴大，也應給予肯定，但通過不正當手段或非法途徑或轉型期的無序狀態導致過高收入，必須引起足夠重視，并通過多種手段予以解決，按照與原因相對應的三個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對策：
（1）首先，大力發展非農產業。如加快鄉鎮企業發展，以農業產業化促進農村第三產業發展；其次，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如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加快科教興農步伐；最后，在政策導向上促進地區間協調發展。
（2）是我國農村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穩定和完善這一基本制度基礎上，要積極推進農業生產經營微觀組織的創新。只有進一步深化改革，規范市場競爭秩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轉型期的無序狀態所帶來的收入不平等問題，保護合法經營，合法收入，取締非法經營和非法收入。
（3）政府要穩定農業政策，增加農業投入，讓農民直接進入市場，減少中間環節；繼續扶持鄉鎮企業發展，引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逐步提高廣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繼續致力于實施西部綜合發展戰略，加快中西部投資力度。合理調整產業布局，打破包括城鄉壁壘、地區壁壘的區域間障礙，讓生產要素在地區之間享有充分流動的自由和同等的就業機會。
參考文獻
第5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企業用工 勞務派遣 優化對策
一、企業勞務派遣用工現象
1.勞務派遣用工的產生與發展。所謂勞務派遣，即由具有法人資格的勞務派遣機構向用工單位提供勞務人員的一種臨時用工形式。勞務派遣起源于歐洲企業對臨時用工的需要，經歷了從禁止、嚴格規制到放松規制的過程。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國有企業改制導致大量職工下崗失業，同時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從而勞務派遣在我國逐漸成為對正式用工的有效補充形式。
2.勞務派遣用工的現狀。隨著2008年《勞動合同法》的頒布，我國勞務派遣用工發生了爆發性增長。作為一種新型用工形式，勞務派遣對企業的績效影響非常深遠，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社會就業壓力和國家福利負擔。目前，我國勞務派遣規模逐漸擴大，勞務派遣機構呈現增加趨勢。然而，我國的勞務派遣也存在嚴峻的勞務派遣亂象，主要表現在派遣機構參差不齊，勞務工專業素質低，用工監管缺位，社會排斥嚴重等。
二、企業勞務派遣用工利弊分析
1.勞務派遣用工的實質。勞務派遣用工是滿足企業臨時性用工需要的一種雇傭關系的補充形式，具有臨時性、輔和替代性的特性。因此，勞務派遣用工的實質決定了其固有優勢與自身局限。勞務派遣實行的是雇傭與使用相分離的模式。勞務派遣機構與第三方用工機構構成勞務關系，勞務派遣機構與勞務派遣工簽訂勞動合同。
2.勞務派遣用工的優點。首先，勞務派遣用工能夠增強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靈活性，壓縮企業用工成本和減少企業的事務性管理；有助于化解企業用工風險，實現人力資源彈性化，提升了企業管理效率。其次，增加了勞務派遣員工實現就業的機會，縮短找工作的時間，基本權益得到保障。最后，能極大地緩解社會就業壓力，增加就業渠道。同時，勞務派遣用工在促動人力資源合理流動的同時，有助于政府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中投入更多資源，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3.勞務派遣用工的不足。第一，勞務派遣工的臨時性會與企業的長遠戰略目標沖突，導致組織認同感的缺失和執行不作為，從而阻礙了企業的長遠發展。第二，勞務派遣機構質量低與勞務派遣工專業能力素質欠缺，會直接弱化企業計劃的有效執行，也會加大組織協調成本。第三，勞務派遣法律保障與執行缺位，導致三方法律關系的劃分與問責不清，加大了企業防范與政府危機管理的風險。第四，勞務派遣與正式用工之間的福利待遇與職業發展差異加劇了勞資沖突，增加了企業管理風險。
三、企業勞務派遣用工的優化對策
1.健全勞務派遣監管機制。政府應當加強對勞務派遣的監督力度，嚴厲懲罰勞務派遣用工中的違法行為，實現監管機制常規化。同時，在監督機制中引入非政府組織監督，實現監督的社會化。在保障企業與勞務派遣機構的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應當特別注重對企業克扣勞務派遣工工資、工傷與失業賠償等方面的有效監督。
2.有效防范企業風險。企業應當根據企業發展目標與管理制度，對勞務派遣工的準入條件與勞務派遣機構的合作資格做出嚴格規定。在勞務派遣用工人員準入、勞務派遣用工管理以及勞務派遣用工后期退出三個環節建立風險評估機制。同時，與相關勞務派遣工群體形成良性互動，改善勞務派遣工與企業關系。
3.完善企業社會保障體系。政府應該大力改進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為勞務派遣工提供有效的維權特別渠道和退出機制。同時，企業需要針對特殊崗位為勞務派遣人員提供特殊薪資待遇與福利，促進組織公平。只有勞務派遣員工的基本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其潛在價值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最大限度地提高組織績效。
4.構建勞務派遣工組織文化。首先，要針對崗位特點對勞務派遣工進行專業培訓與素質拓展，增強其技術能力。同時，企業需要在勞務派遣工群體中實行差別化的薪酬激勵制度，建立健全競爭考核機制、提供職業發展空間，激發勞務派遣工的主觀能動性。最后，在上述基礎上引入轉正機制，真正實現同工同酬和公平競爭，向企業員工隊伍注入新鮮血液，用“鯰魚效應”的原理激發員工隊伍的活力，實現勞務派遣員工職業發展與企業戰略發展共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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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
幾年來報考公務員人員數量越來越多，對于報考公務員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趨勢，并且公務員考試熱現象還將會持續。實際上，全社會的各行各業都需要優秀人才，如果優秀人才過于集中在政府部門，說明國家機關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過大，不利于人才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利于人才流動到企業、科研機構等第一線單位，將影響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應理性分析“公務員熱”的原因，找出科學應對的策略。
一、報考公務員熱的原因
“公務員熱”并不是一直就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政府公務人員下海經商是一大潮流，聯想的柳傳志，萬科的王石，SOHO的潘石屹等很多企業家，都是放棄了“鐵飯碗”，端起了“泥飯碗”。而現在，政府公務人員下海的情況越來越少見；相反，報考公務員卻越來越熱，人們又愿意重新端起了“鐵飯碗”。“公務員熱”實際是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保障機制尚未健全等問題的集中體現。下面我們從社會各行業的現況逐一進行分析：
1.國有企業吸收就業能力下降。國有企業的經濟總量雖然占經濟的比重較大，中國的500強企業幾乎都被國有企業所占據。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77390億元，國有企業交納稅費25316.8億元，相對于全國稅收收入來說，國企貢獻頗大。但我國的國有企業經歷過“寒冬”的考驗，通過企業的重組、改制等方式進行了重新的洗牌，使大量國企下崗職工當時被動地流入社會各方面，而這些負面作用至今仍然尚未消除。
2.民營企業的競爭壓力過大。民營企業雖然曾一度成為就業的主要市場，但目前民營企業的發展并不樂觀。對于民企的討論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沉重話題，復旦大學教授韋森認為：
“最值得擔心的事情不是中國經濟的增長不能維持當前的規模，而是民營企業投資的衰竭，而中國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趨勢。”曾經廉價的勞動力是民營企業得到獲勝的一個重要籌碼，廉價的成本優勢使民營企業一度迅速的崛起，吸引了大量的勞動力及大批的人才。但經過多年的發展之后，民營企業的所承擔的稅費與社會負擔不斷加重，大部分民營企業要應付30多個部門，上繳50種稅費，其中大部分是各種項目收費。
3.創業的環境不斷惡化。創業也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不僅是創業本身存在風險，更難堪的是我國的創業環境大不如前。改革開放前20年，我國剛剛啟動市場取向的改革，在放松行政管制后，允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適當發展，投資者面對著無所不在的市場短缺，到處都是投資賺錢的機會，逐漸激發起人們自主投資創業的欲望，先期進入市場淘金者的成功案例也激發了越來越多的人創業。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大部分行業都已經進入了供過于求的買方市場，除壟斷性行業外，競爭越來越激烈，投資收益率明顯呈現下降趨勢。近十年來，我國一直處于過剩經濟時期，如果沒有適宜或領先的技術、有效的管理方法、足夠的資金規模、良好的人脈關系，投資創業幾乎沒有勝算。
二、解決“公務員熱”的幾點對策
公務員報考熱必然導致大量優秀人員齊集政府部門。一些實用型人才、技術型人才本應該在各自的技術領域發揮專長創造財富，然而這些人才卻轉到政府任職行政人員，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公務員報考逐年升溫并不是一個正常現象，只有對職業待遇、保障機制等方面進行改革完善后，才能為其退燒。因此只有經濟不斷持續發展，各行各業齊頭并進，社會流動的渠道不斷拓寬，這才是為“公務員熱”全面降溫的根本。 轉貼于
1.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建立與完善各類以國家財政為后盾、以國有企業紅利為補充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機制。多年來，我國在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方面的制度性安排是將利潤留存在企業，以繼續支持國有企業發展壯大(所謂蛋糕做大的問題)。今天，大多數央企已經成為行業龍頭與“超級強人”，如煙草、石油石化、電信、電力、鋼鐵、交通運輸等，這些行業中的眾多企業，每年創造出巨額的利潤與現金流，已經完全有能力向股東進行更多回報(蛋糕做大后的分配問題)。就收益而言，2010年全國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19870.6億元，而建立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其資產規模經歷近二十年的發展之后，目前也不過只有8000億元的規模。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近幾年國企盈利這么高，且占據信貸等資源，盡管從2011年起，央企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提高了5％，但是依然很低，利潤上交的比例達到80％都不為過。作為資產規模最大、資產質量最好、盈利能力最強、產權最為清晰的國有企業，在利潤分配中應該真正做到紅利“全民所有”。當前可以做到的，是在國有企業上繳資金的使用方面，可用于充實社保基金，應該明確紅利所得資金“專款專用”于提升全民福利的用途。
2.改善民營企業經營的外部制度環境。政府應積極采取措施為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消除外部制度障礙。第一，實行公平的行業準入政策。目前，我國正逐步取消各種外資準入限制和壁壘，逐步對外資開放外貿、金融、保險、證券、電信等服。務業領域，在向外資開放這些領域的同時，也應向中小民營企業開放，除了關系國家安全和必須由國家壟斷的行業以外，其他行業都應允許民營中小企業進入。第二，減輕民營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一方面，各級政府應該規范對民營中小企業的收費，對于有關的收費科目要進行清理和規范，調整不公平的收費政策，堅決禁止不合理收費。另一方面，凡是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可以享受的各項稅費減免政策，民營中小企業也應當享受。對國家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項目，可以讓民營中小企業在固定資產折舊、新產品開發費用計入成本、基礎設施配套費減免、土地租用費付款和用地價格等方面享受到相應的優惠。
第7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經濟波動 匯率變化 美元/人民幣 影響 應對措施
從國內外的商品市場分析，匯率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工具，匯率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對外貿的進出口和外資在華投資產生重大影響，并直接左右市場大宗商品的價格，對我國的基礎貨幣M2投放產生間接的作用。
一、經濟波動分析
（一）國際經濟
從全球通脹水平來看，因09、10年 全球實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三大經濟體飽受通貨膨脹困擾，特別是中國通脹猶為嚴重。不過這一狀況在去年下半年以來得到轉變，目前全球三大經濟體的消 費指物價指數處在下行的趨勢當中，通脹壓力得以緩解。但即便如此，當前通脹壓力仍存，這就決定了短期來說不宜再出臺進一步的經濟刺激計劃，美聯儲推行第三 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圖1所示）
（二）國內經濟;
10年來GDP數據與美元匯率數據分析；(圖2所示)
(國家統計局數據)從圖表數據走向可清楚地分析得出；十年來中國GDP持續上升，而美元的匯率則不斷減小走弱，圖表說明了美元匯率下降與中國GDP上升成反比關系，GDP上升與人民幣匯率成正比關系。說明國內經濟十幾年來的高速發展已到了交叉拐點變化的時期，經濟周期可能將從現在的高峰逐漸回落。
二、匯率波動的利弊分析
（一）人民幣的發行機制
要明白匯率波動的問題核心，首先要了解中國的貨幣發行制度。中國的貨幣發行，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增加基礎貨幣, 也就是增加貨幣的乘數。我們知道貨幣是需要保兌的，從最早的黃金，到今天的美元。簡單講，有一克黃金儲備，印刷一克黃金的貨幣, 有一美元印刷一美元的本幣。今天的基礎貨幣, 就是以美元儲備為依據的。如果貿易順差縮小或逆差，那么中國的基礎貨幣將嚴重萎縮。
匯改以前，我國曾經實施了將近10年的匯率穩定政策，無論美元如何漲跌，中國人民銀行每買入一美元，就發行8.2765元人民幣。匯改后，人民幣的發行依 然取決于買入的美元的數量。理論上講，如果人民銀行買不到美元，就發行不了人民幣。其結果就是市場上人民幣相對于不斷增長的商品減少，商品價格暴跌，最終 導致通縮，大量工廠破產，工人失業。反之，如果人民銀行買到美元的速度過快，就會導致市場上人民幣相對于商品供應過快，其結果導致通賬。
所以，國家要實現基礎貨幣發行的持續穩定正增長，只能通過持續、穩定的貿易順差來實現。由此，我們知道，外貿除了影響一國的就業率，經濟景氣指數及間接影響貨幣乘數效應以外，最關鍵的是：影響到我國基礎貨幣的供應,外貿其實才是中國經濟的核心。理解了經濟問題的核心，匯率波動問題就迎刃而解。
（二）外貿調控的關鍵是什么
由于儲備貨幣即外匯來源于貿易順差，外貿政策的關鍵在于確保貿易順差。這需要首先了解中國的外貿市場的分布：2010年，我國與東盟、印度、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雙邊貿易快速增長。其中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達 2927.8億美元，增長37.5%。同年，印度成為我國第10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總值為617.6億美元，增長42.4%。此外，我與澳大利亞、巴西 和俄羅斯雙邊貿易總值分別增長46.5%、47.5%和43.1%。
從2010年外貿數據中：即對美國貿易總量只有3853.4億美元，占外貿總量百分之13左右，對美出口2833億美元，占出口總量 約百分之18。從這一信息我們知道：中國外貿的主要市場其實是非美市場（占貿易總量百分之85，占出口市場百分之82）。而美國市場其實是一個次要市場， 只占出口總量百分之18。
如何保住非美外貿市場？理論上是提高中國產商品的性價比：即提高商品質量,降低商品價格。關鍵是保住人民幣兌非美貨幣（歐、日、澳、加等）的匯率穩定（至少不能大幅度升值）。原因在于當美元匯率進入上升通道后，人民幣如果和美元匯率保持穩定，則意味著對所有非美貨幣升值，即失去出口市場總額的百 分之82（這就是二次匯改前，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外貿卻無法恢復的原因）。由于目前美元兌非美貨幣匯率（美元指數）已進入上升通道，如果人民 幣兌美元升值的話，則意味著人民幣兌所有外幣匯率升值，近百分之百地失去出口市場。
通過以上匯率波動的利弊分析；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1.人民幣匯率絕不能盯住美元,更不能兌美元升值:因為美元指數目前已進入上升通道,兌美元升值就是對全球外幣升值, 失去價格優勢的中國商品將失去全球主要市場，即便美元指數進入下降通道,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的代價也是巨大的，那樣會導致人民幣兌全球非美貨幣整體大幅波 動,即百分之82的出口市場和百分之87的進口市場波動,不利為外貿企業創造平穩的貿易環境。2.人民幣匯率兌美元不升值,最壞的結果就是貿易戰,但其影 響其實有限，因為美國只占中國出口市場的百分之18。
三、對匯率波動應對措施
匯率的大幅波動是把雙刃劍，只要我們采取正確的措施，避免錯誤的決策，就可能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因此提出以下幾點應對措施；
（一）調整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結構
第8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
從表面上看，這取決于企業是否有能力制定有關產品定位、營銷、組織、財務及人力資源等方面正確的戰略目標并有能力實施這些目標；但是，企業的這些能力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看待社會的態度、對待利益的態度、處理風險的態度、學習和創新的態度以及如何積累財富的態度。這些態度構成了企業經營中的核心理念。這些將極大影響企業能否持續發展的核心理念包括：
一、“識時務者乃俊杰”
中國人做事情講究“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講的就是要把行動的目的和環境協調起來。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環境可以包括政治和經濟制度、市場（產品、勞動和資本）以及人的觀念等等。企業和社會環境之間存在著互動發展的關系。每個企業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和實際所處的環境來決定各自的發展目標。
我國企業所面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經濟無論是在經濟制度、市場還是人的觀念上都是不完善的。我國剛剛加入了世貿組織，這雖然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融入到世界經濟之中，但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畢竟還存在著相當的隔閡。這就是中國企業生存環境的基本特點。這種環境對具體的中國企業而言是利弊并存的。
一方面，這些環境限制著中國企業的發展，例如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社會保障體系和金融信用體系的不完善、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不合理的行業進入限制以及與世界市場的隔閡等。
另一方面，這些不完善的環境又為企業的生存提供了一種特殊條件，甚至可以使得一些企業在一定時期內快速成長。例如，一些企業可以利用政府的特別支持，利用區域性市場的分割或極為低廉的勞動力，甚至利用消費者心理的不成熟（例如通過高額廣告投入來創造銷售奇跡）等條件迅速壯大。
從總體上講，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弊端要遠遠大于它為個別企業帶來的利益。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的生存環境也在發生迅速的變化。中國企業必然是在適應和挑戰這種變化中成長。首先，中國企業在其成長過程中必須面對一個相對不完善的環境，學會在這種環境中生存；其次，中國企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它現在賴以生存的條件中哪些是落后的，是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改變的，必須認識到任何力圖維系這些條件的尋租行為在長期都無法拯救企業，企業應該積極地適應市場變化的挑戰。
二、構建均衡利益格局
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需要處理復雜的利益關系。例如，企業與國家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企業與其他合作者之間、勞資之間、股東與經理人之間，控股者與普通股民之間等等。企業能否生存發展將取決于企業在經營活動中所維系和建立的利益關系或格局是什么？這種利益格局是否對于各種利益相關者具有經濟價值。因此，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維系和構建有價值的利益關系是企業發展目標的核心內容。
不能否認的是，在這種利益關系中，企業的核心利益是資本的利益，這是商品經濟制度的本性所決定的。但是，任何企業都不可能僅僅為資本謀取利益，資本的利益是生存在其他人的利益之中的，企業的發展意味著為越來越多的人謀取越來越多的利益。企業能否在經營中維持一個良好的利益關系，其關鍵取決于企業核心成員（他們有能力安排和調整利益矛盾）處理利益矛盾時的基本態度。他們對待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的態度是什么？這種態度決定了企業基本的道德觀。一個沒有核心利益的企業是沒有發展動力的，而一個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也不可能有持續的發展。
總之，企業的核心利益是否能夠穩定持續的存在和增長，這將取決于企業核心成員安排的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格局是什么，而這進一步取決于企業核心成員基本的道德觀是什么。
三、穩健控制和承擔風險
企業的核心利益是資本的利益。資本可以在社會中獲得平均水平的收益，例如利息。而企業帶給資本的回報則應該高于這個水平，否則企業就會虧損。那么，企業為資本獲取高于社會平均收益的原因是什么？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企業的利潤是對冒險的回報。在現實的分配關系中，企業利潤一個直觀的解釋是最后的剩余的收人要求權，這也是其他確定性的收益支付后所剩下的最不確定的收益。因此，從這個角度講，企業的回報是在利益關系中承擔風險的回報。
企業在經營中總是面對各種各樣的風險。控制和降低風險是企業管理的基本內容之一。也就是說，面對充滿風險的世界，控制和降低風險恰恰就是企業的專業能力之一，因此，對于非專業的企業而言是高風險的經營活動對于專業企業而言卻是低風險的。進一步言之，為了尋求新的商機，企業需要進行一些自身也并非完全有把握的冒險，但是，企業可以冒險的程度應該與其承擔風險的能力有關系。
企業的天職是控制風險和承擔風險，在這方面的能力決定著企業所能獲取的利潤。企業因其“藝高”所以才“膽大”，進而“利高”。我們的一些企業家實際上并沒有真正了解利潤和風險的這種內在聯系，只看到了別人“膽大”和“利高”之間的關系，即只看到了別人的“高風險和高收益”，而沒有看到別人“藝高”和“利高”之間的關系，因此誤認為只要敢于冒險就可以獲取高收益。實際上，沒有一定的控制風險和承擔風險的能力，冒險的結果只能有一個，不是獲利的機會更大，而是損失的機會更大。
但在現實中，企業也可以利用其他人對不確定事物判斷上的失誤來獲取利潤，這就是“投機”行為了。例如企業可以“炒熱”某個產品并從中獲利，其實質不過是利用了消費者對產品品質的“幻覺”，當企業獲利時，消費者卻承擔了風險。再例如，企業的管理者可以通過虛假的財務報告或者其他虛假信息給股民造成錯覺，炒熱股票套取現金收益，當他們獲利時，廣大的股民卻遭受了損失。
不能否認，投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對市場的活躍和發現具有一定意義，并且也確實可以在短期內為一些個人和機構帶來巨大的財富。但是從社會整體而言，投機行為的本質必然是一種零和的賭博游戲，其過度的繁榮是現代社會力圖鏟除的毒瘤。
沒有什么人能夠成為賭場上的常勝者，一次失敗足以讓上百次勝利毫無意義。企業的天職是控制和承擔風險，四、學會學習與創新
企業的生存發展要求企業具有不斷適應市場變化和超越市場的能力。這就要求企業進行持續不斷的學習和創新活動。企業冒險精神的一個具體內容就是企業的學習和創新精神，也就是不斷超越市場環境和向未知領域挺進的精神。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創新才是企業的利潤的源泉。
筆者認為，企業在學習和創新中應該注意以下一些問題：
首先，學習和創新是企業日常經營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表現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不斷完善和提高企業各方面的能力。例如，通過消費者對產品的反饋意見不斷提高企業的產品競爭力；通過對企業員工日常工作的考核不斷提高員工的素質；通過檢查企業計劃的執行結果不斷提高企業制定并實施計劃的能力等等。
其次，企業在學習和創新中應該具有一個務實的態度，未必只有搞出高科技產品才算創新，也未必只有知名企業的管理模式才值得學習。企業應該把學習和創新看作是不斷提高企業能力的手段，看作是不斷滿足市場需要和適應社會變化的手段。最后，企業的學習和創新不僅僅是企業成員的個體行為，更應該是企業的整體行為。例如，為了提高企業成員之間的交流和相互配合的能力，就需要讓企業成員具有一定的共同知識，因為共同知識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基礎。而這些共同知識的構建應該是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學習的重要目的。再例如，企業的創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企業中個別成員提出的新想法能否被其他人所重視，能否轉變成企業的決策，并且被企業成員積極地執行。這些都需要企業成員具有愿意接受新物、愿意改變自己的態度。
五、依靠組織和制度積累財富
財富具有各種存在方式，勞動力是財富，專利技術是財富、廠房和機器是財富，貨幣、債券和股票也是財富。但是，企業家必須認識到，勞動力、技術、資金和設備堆積在一起并不能形成一個企業。企業的本質是一個比市場更為有效率的組織生產的單位。而企業本身作為一種具有不斷獲取收益能力的穩定組織，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財富。企業家如果希望企業常勝衰，就必須創造企業的組織價值，重視企業的組織建設。
如何建立一個有持久價值的組織呢？這與企業管理者的管理作風有著很大的關系。事必躬親的領導作風實際上妨礙了企業的持久發展，因為這種企業作為一個組織的存在取決于企業管理者的存在。一旦企業管理者由于種種原因離開，企業的繼續生存就依賴于新的管理者是否有足夠威信和能力維持組織的穩定。因此，一個對企業發展真正負責任的企業家應該學會通過制度來構建組織，而不是通過個人來承載企業的組織價值。
進一步講，個人的組織能力總是有限的。組織的發展以及組織價值的增加不應該僅僅依賴于管理者的活動，還應該依賴于更多的企業成員的活動。如果企業建立了通過制度構建組織的理念，企業成員在經營活動中對制度的不斷完善就可以不斷推動企業組織的發展，提高企業的組織價值，從而將全體企業成員學習和創新的成果通過制度的完善繼承下來，這樣，企業的發展就具有了更多的動力。例如，如果一個企業的財務結算完全由老板一個人來決定，執行老板指令的財務人員即使發現老板有不妥之處也未必愿意和能夠糾正，因為其所糾正的不僅是錯誤，而且還包括老板本人。但是，如果財務結算是財務人員根據企業確立的財務制度來進行，財務人員一旦發現問題就更愿意指出錯誤，而老板和財務人員也都更愿意通過完善制度來解決問題。
第9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
婦女多樣性就業形式，是國家面對國內就業壓力持續加大的形勢，在九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正式提出的，即“采取非全日制就業、季節性就業等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提倡自主就業”。推行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雖已是國家的發展計劃，但它對婦女發展的影響卻須認真研究，因此，本課題將首先研究我國就業制度演變中的婦女就業狀況，分析婦女就業的現狀，客觀分析多樣性就業對婦女發展帶來的影響。
一、研究本課題的前提性態度
第一、為了研究更具有針對性，本課題研究的對象是城鎮婦女的就業狀況，不包括農村婦女的就業形式。
第二、研究婦女就業形式要有性別意識。就業不僅是女性實現勞動權利的重要途徑，而且是婦女實現其它法定社會權利及社會價值的基礎，是實現男女平等權利的前提與基礎。換言之，就業，是婦女參與社會發展、獲得平等機會、資源和權利的首要途徑，也是婦女自身發展的基本條件。
目前，就業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困擾，更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最大難題。就業問題對婦女發展帶來的影響是深刻的。隨著勞動就業制度改革的深化，必然會對婦女利益作出調整，婦女為改革作出一定的犧牲也是無可厚議的，但是如果婦女是改革代價的主要承擔者，那么我們必須要認真審視有關的制度與法律。將性別觀念納入決策主流，建立具有性別意識的就業制度。事實上，在就業、失業、再就業中如何處理就業權利在不同性別間的實際利益分配和再分配，以及處理就業中性別問題上公平與效益的矛盾，不僅是就業改革中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也是研究有關女性就業制度、提出相關對策的目的所在。研究婦女就業形式要有性別意識，但不能是強硬的女權主義態度。
第三、必須客觀地對待婦女在現實就業中的地位。
二、我國就業制度的演變及其對婦女發展的影響
婦女就業是婦女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活動，實現自身價值，提高社會地位的根本途徑，也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程度的主要指標。勞動就業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我國經濟制度的變革，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就業制度也隨之變革，經歷傳統與轉型的兩個不同階段。不同的就業制度對婦女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傳統就業制度下婦女就業形式的主要特征
我國傳統的勞動就業制度起源于50年代中期,形成于60年代中后期
,一直沿用至70年代末，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經過多年演變，形成了以國家“統包統配”為特色，以人力資源指令性計劃安置為核心，以行政措施為手段，由勞動人事制度、就業制度、用工制度組成的三位一體的計劃安置型就業制度①，也即形成政府包攬就業，實行了統包統配下的計劃配置模式。其主要特征是：（1）以戶籍制度為基礎，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就業制度
,使城市和農村的就業保持高度的隔離性，限制農民進城就業。（2）以指令性計劃為基石，國家制定統一的指令性計劃對勞動力進行調節，以行政手段配置人力資源，企事業單位沒有用人自，就業者沒有擇業自由權，強調服從分配。（3）用工制度以國家固定工為主體，政府控制企業人員、工資，住房、醫療、福利待遇、退休養老等社會保障由國家包了下來，統包統配。企業用工固定，既不能辭退職工，又不能讓職工自由流動。①（4）由于實現“充分就業，消滅失業”的高就業政策，安排超過所需數量的勞動力就業，就只能采取經濟學上被稱為“工作分攤”和“收入分攤”的辦法，即“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
,進而“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通過降低就業者平均收入的辦法減少失業人口，即實行“高就業、低工資”政策②（5）國有和集體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用工勞動制度有所不同，勞動者的身份有嚴格的區分，實行不同的工資、住房、醫療、福利、退休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6）實行干部、職工分別管理的二元勞動人事制度，使其身份有嚴格區別。
這種就業制度,對于集中必要的人力進行國家重點建設，對于有計劃地保障人力資源供給，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安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但傳統計劃安置型就業制度的缺陷與弊端也十分明顯，突出地表現在：一是造成了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經濟的低增長；二是掩蓋了隱蔽性失業問題；三是這種就業模式使政府背上了安置就業的沉重包袱，也養成了勞動者對國家的依賴心理。
傳統計劃安置型就業制度下，政府對婦女就業實行較為強烈的國家干預政策，以法律、行政手段吸引和組織婦女就業，婦女就業特點十分突出：依賴政府安排；就業率高、就業質量低；就業結構不合理；崗位凝固不變，一業定終身。最為突出的是，婦女就業結構不合理。婦女主要集中在第一產業（占婦女從業總數的78.68％）和第二產業（占婦女從業總數13.1％），在第三產業就業的婦女僅為婦女從業總數的8.32％。在婦女在業者中，從事腦力勞動的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機關工作人員只占5.5％③。
與這種就業制度相聯系，婦女就業形式顯得比較簡單，絕大部分為正規全日制就業形式，固定工，少數為臨時就業。
（二）傳統就業制度對婦女發展的影響
由于傳統計劃安置型就業制度，在其就業政策的價值取向上，有較強的政治目的性，國家把婦女就業看作是追求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價值信念的體現，也就是將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參加社會勞動看作歷史的進步，并努力將這種論點體現在具體的政策決策上。因此，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政府制定了相當完備的女性就業保護政策，對婦女的就業權利和就業保護進行了規定。而這種保障以制度方式進行，它對婦女地位的提升與發展具有很強的剛性，對婦女發展保障影響是具有強烈的制度性。
由于傳統計劃安置型就業制度所固有的優勢和劣勢對婦女的發展產生了較為強烈正負兩面的影響，即保障與制約。保障影響具體表現在：
第一：廣大婦女大規模地走出家門，參與社會勞動，完成了從封建家庭婦女到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角色轉換。1949年－1957年的8年間，女職工數從60萬人增加到328.6萬人，1957年后年增加率為12.7％，女職工占職工總數的比例由7.5％逐步上升到13.4；④1978年我國城鎮婦女就業已達到312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32.9％。⑤作為社會就業者、工人階級一分子，婦女的社會地位在婦女就業中得到了較快、較高的提升。
第二，就業權利的獲得和實現婦女來價值觀的變化也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就業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絕大多數婦女在經濟上完全依賴丈夫的被動局面，而且極大地拓展了城市婦女地生存空間，豐富了女性地社會生活，對于女性精神世界地發展產生了很大地推動作用。女性在創造物質財富地同時，創造了豐富多彩地精神財富，為社會地進步與發展作出了重大地貢獻，創造了讓世界矚目地女性解放成就。
第三，單位制的就業方式，給婦女的發展提供穩定而有力的保障。單位制是中國城市社會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單位制具有資源配置、社會整合、政治動員、意識形態控制等多方面功能。①單位制度所確立的社會控制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使得國家能有效地運用單位制的運作機制，實行國家干預，以行政的力量克服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明水平地限制，超越世界婦女解放運動的規律，在中國女性主體意識還未充分覺醒的基礎上，直接撕裂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的束搏，將男女平等這一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落實于現實社會的制度安排中，婦女解放地水平處于一個超越現實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高水平上。這樣的婦女解放運動構成了有中國特色地婦女解放道路，也為日后改革后婦女地位的落差、發展受制約埋下了伏筆。
傳統安置型就業制度，在給婦女帶來高就業率、穩定感和保障性的同時，也限制了婦女的自由選擇和個性發展。傳統就業制度對婦女的發展產生了內在的制度性制約。
第一，婦女就業作為正常的社會現象被全社會確認后，過渡保障和保護在把婦女從家庭束搏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又強化了城市女性對國家單位的依賴性，從原來家庭依賴轉換為對國家依賴。婦女始終處在被動狀態，婦女主體意識的覺醒較多地摻入了外在的因素，造成了婦女解放運動的水平整體不高，婦女進入決策主流很少。
第二，由于計劃就業體制下勞動權利的不可選擇性。對婦女經濟參與水平的提高形成了阻礙，婦女就業大多數集中在低勞動生產力水平的第一第二產業中，造成不合理的就業結構，這就成為日后改革時婦女大量下崗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不適當地理解男女平等的理念，“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社會輿論的影響下，在勞動配置中忽視合理的性別差異，女性從事了一些違背生理特點的重體力和有害有毒的工種，損害了婦女發展的道路，也給合理理解婦女解放運動造成了誤解。
第四，不能流動的單位就業模式，使得婦女既不能跨所有制流動，也不能跨身份流動，這樣的就業形式強化了就業初始對社會關系、家庭出生等先賦條件的依賴，同時也使婦女就業長期封閉在一個單位之中，造成了狹隘的生存空間和封閉化的精神世界，婦女的進取精神淡化，很容易將自己的精力化費工作性的人際關系之中，耗費在家庭瑣事中，婦女的素質不能在工作中得到有效得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邊緣化更加嚴重。
（三）就業制度轉型中的婦女就業困境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勞動力商品價值的確立，婦女就業模式隨著整個就業制度的轉型發生了同步的變化，由原來的計劃分配、政策調控、行政約束轉化為“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國家促進就業”的新就業制度，自謀職業、競爭就業成為新時期婦女就業的主要模式。客觀地說，新型就業制度促進了婦女就業的發展，婦女是新就業制度的重要受惠者：（1）女性就業人員比例增大。據調查推算，1996年我國的全部就業人員中，女性占到46.6，比1990年的44.8上升了1.8個百分點。在城鎮就業人員中，女性占45.5，在鄉村就業人員中，女性占
47.1
。女性就業人員比重增加，表明婦女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有進一步的提高。（2）女性就業人員的素質明顯提高，與男性就業人員在文化素質方面的差異逐漸縮小。據統計，在女性就業人員中，小學文化程度的占
37.6，初中占31.9，高中及大專以上的分別占9.7、2.2
。1996年在業人員平均學齡為7.57年，其中男性8.06年，女性7.01年
,男性比女性高1.05年。但與1990年相比，全部就業人員平均學齡提高了0
.47年，而女性提高0.51年，男性僅提高0.36年，女性提高速度快于男性。這也說明婦女受教育情況正在改善。（3）女性就業人員平均年齡增大。1996年女性就業人員中，16—
29歲的青年組占37.4，30—44歲的占40，45歲以上的占22.6
,與1990年相比，青年組減少了10.2個百分點，其他組分別增加了4.5個和5
.7個百分點。青年婦女就業比例下降較大，一方面是從七十年代末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到九十年代青年人相對略有減少；另一方面是青年婦女中在校學習的較多，這也為將來更好地參加與社會經濟活動打下良好基礎。（4）不同身份的就業人員中女性均占一定比重。其中在鄉村就業人員中占
49.1,在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占43.5,在私營個體雇員中占42,在私營個體雇主中占35.2
,在鄉鎮企業就業人員中占41.4
。改革開放以來，各地不僅涌現出一批女部長、女市長、女廠長、女總工程師等政治家、企業家和科學家，在擁有億萬資產的業主中也不乏女性。這都表明在市場經濟發展和競爭中，女性也有其自身的優勢，她們奮勇拼搏自強不息，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確立了自己應有的地位。①
但是由于整個國家就業形勢地嚴峻性，原有就業制度形成的各種弊端的積重性，以及性別歧視觀念的存在，婦女就業仍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現階段，婦女就業面臨的問題錯綜復雜，其主要問題是：
1、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競爭能力不強的婦女被“擠壓失業”。婦女是大批下崗者的主體。全國總工會1998年對11個省市10個行業的660個企業所作的一項調查表明，這些企業共有編余職工27100人，其中女性占64％。②據勞動部的資料顯示，僅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998年為1219萬人，1999年為1254萬人，20__年為1200萬人。其中女性所占比例偏高，其幅度為43－47％，比國有企業女工比例多出8－10個百分點。③
2、在提出解決就業壓力的對策時，降低婦女就業參與率往往成為一些人的答案，婦女平等就業權利受到侵害。我國經濟發展與新增加勞動力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就業難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 何解決就業壓力，成為政府社會普遍關注的難題。在尋求各種對策時，總會有一些人把解壓的視線盯在婦女身上，總以為讓婦女少就業就會緩解就業壓力。有的學者認為婦女的社會勞動參與率過于偏高。現在世界各國婦女勞動參與率總體情況是發達國家水平高，而發展中國家相對較低，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達45％，超過世界平均的40％，發達國家的44％，發展中國家的39％，是印度的1.5倍。④因此，專家開出診治就業難的處方是“讓女人回家”。于是20__年的“兩會”期間“讓女人回家”的老調又重提。這個話題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學術界已出現四次爭論。20__年參與討論的人們是歷次來范圍最廣，層次最高，這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即“勞動力供大于求”是我國目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制定就業政策所面對的基本國情。因此，本話題討論的關鍵是在就業壓力下采取什么樣的公共政策，討論的核心是社會性別分工問題。“讓婦女回家”是指生育期婦女回家，專門撫育子女，從事家務勞動，騰出部分崗位給男子就業，實現“階段性就業”政策，其實質是以生育為理由用制度性辦法剝奪婦女就業的權利。3、勞動力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就業中的性別歧視現象突出。公平競爭，其基本含義是機會均等。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是要求勞動者有選擇職業、崗位的權力，企業有選擇勞動者的權力。就婦女就業而言，就是要使婦女能自由地選擇就業或不就業、如何就業以及平等地被挑選。勞動力市場的不公平競爭，首先是用工中的性別歧視。就業中的性別歧視是指用人單位在錄用女性的各環節中，除依法不適合女性工種或崗位外，以性別為理由拒絕錄用或提高對女性的錄用標準，而導致女性平等擇業機會的喪失及其它損害的情況。由于用人單位不愿承擔女性生育方面的社會責任，在招工、招干時用人單位用明里暗里的手段拒絕接受女性，不僅拒絕接受一般的女工，就連女大學生、研究生也常常因為性別的緣故被許多單位拒之門外；其次是單位錄用后的性別歧視，用工后的性別歧視
,是指具有相同生產率特征的工人僅僅因為他們所屬的性別群體不同而受到不同對待。一般表現為：一是工資歧視。即支付給女雇員的工資低于條件、工作相同的男雇員。我國女職工平均收入低于男性職工收入。勞動報酬是社會分配的主要方式
,是衡量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指標。據1990年第一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的資料顯示,女性收入是男性的77.
5。20__年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的資料顯示：男女兩性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1999年城鎮在業女性年收入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70.1％，男女兩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7.4個百分點。①二是職業歧視。即故意把與男雇員條件相同的女雇員安排到工資較低、責任水平較低的工作崗位上，女性進入高級管理層更難。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的今天，職業歧視已日益突出。
4、婦女就業存在著低職業層次現象。在勞動力市場的變革中，婦女勞動力內部出現分化，雙重勞動力市場逐步形成，處在高級勞動力市場的婦女正日益改變著自身的地位；而處在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婦女，不斷地被邊緣化機制所左右，在勞動力市場與再就業過程中處于不利地市場地位。由于市場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社會對婦女的偏見的存在，以及歷史造成的大多數婦女文化技術素質偏低，處在高級勞動力市場的婦女很少。因此，改革雖然給了婦女自由的擇業機會，但事實上婦女就業的選擇權是有限的。我國婦女就業存在著低職業層次現象。據
1990年人口普查中關于職業分類的調查
,女職工在“專業技術人員”、“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三大類職業中所占的比例分別是
45.3、11.5、25.7,明顯少于男性
,而在商業工作人員、服務性工作人員、農林牧漁業勞動者的比例中女性明顯增多,分別是46.8、51.
6和47.9。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女性就業者多集中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農林牧業、服務行業和商業行業中
,低技能的勞動者居多。而在職業地位較高的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國家機關黨政群組織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等直接從事腦力勞動和管理工作的就業者則以男性居多。②低職業層次，以及大量的非正規就業的就業形式給婦女帶來的是：低工資和低技能的崗位，低社會評價的心理感受，低社會保障的生活處境。
（四）婦女就業與婦女發展的啟示
婦女發展問題，是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整個婦女解放運動的全過程看，分兩個步驟：一是爭取人身自由的解放階段；二是在獲得人身自由基礎上的發展階段。如果說實現第一步驟的先決條件是進行社會革命的話，那么實現第二步的基礎和關鍵則主要靠婦女廣泛參與社會勞動。迄今為止的全部婦女發展史表明，婦女的發展水平、社會地位和解放程度是與婦女參加社會勞動的廣度、深度呈直接的正相關。研究與分析我國就業制度演變與婦女發展的關系，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1、婦女發展只有在廣泛參與社會勞動過程中才能實現。
就業，使婦女從家庭中男性的依附者變成經濟獨立者，在社會和家庭中爭取到作為人所應有的權力和地位，從而樹立起獨立的人格。同時，在廣泛的社會勞動中，使婦女自主意識和自身素質不斷提高，從而提高了婦女的社會活動能力。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和保障婦女更好地就業，更充分地進行社會勞動，這無論對于進一步提高婦女的發展水平和解放程度，還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2、婦女高就業狀況不能有效地促進婦女的全面發展。
由于存在低職業層次、低收入狀況、低再就業水平的低就業質量，目前婦女的高就業狀況，帶給我國婦女的發展不僅沒有超前
,而是滯后的
,并且面臨著日益嚴竣的挑戰。婦女的發展同社會發展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它內在地包含和存在于社會發展之中。婦女就業問題依賴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婦女就業的速度、水平、范圍都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我國是發展中國家
,以人的自然力為基礎的低生產力水平不足以為女性發揮自身潛能提供較多的機會。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婦女整體素質的提高和發展。
3、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男女兩性競爭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實質上的不平等，對婦女發展的影響更為深刻。
說到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在一些人的觀念中婦女地位已經是相當高，男女是平等的。對男女不處在公平競爭的地位的事實，在現代社會的人們中似乎越來越意識不到，幾乎麻痹了，這是因為：一是在法律上婦女獲得了與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使人們忽視了現實與法律相去甚遠的現象；二是存在少數成功婦女，她們躋身于以為男子占領的職業領域干得毫不遜色，并被媒體夸大宣傳，給人們造成的錯覺；三是婦女接受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得人數增加，幾乎與男子相當，然而勞動力市場對文憑持有者得性別卻是有選擇的；四是第三產的發展使婦女就業率上升，職業婦女成為極普遍的現象，掩蓋了男性與女性職業性質、等級、穩定性的差別。
三、多樣性就業與階段性就業關系
（一）多樣性就業與階段性就業的界定
1、多樣性就業
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視角的全球化是經濟資源在全球范圍的重新配置和貿易自由化，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將直接導致產業結構的大調整，而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建立，勞動力市場對配置方式的多樣性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九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采取非全日制就業、季節性就業等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提倡
自主就業。”多樣性就業概念于此正式出現。多樣性就業是指就業具體形式的多樣化，它包括正規全職就業和非正規彈性就業。正規全職就業是指在正規部門全日制方式就業的就業形式。非正規彈性就業是相對于全日制就業形式而言的，指不限時間、不限收入、不限場所的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業、臨時就業（如短期就業、季節就業、承包就業、傳呼就業、獨立就業）、派遣就業（雇傭型派遣就業和登記型派遣就業）、鐘點工（小時工）等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①
2、階段性就業
婦女階段性就業自80年代至今大概有五種觀點：
（1）中國最早提出婦女階段就業是在80年代初期。1984年6月1日《北京日報》發表《我國婦女應實行階段就業》，“建議在職婦女從懷孕七個月至孩子三歲這一階段停職休息，在家哺育兒女，領取75工資，孩子三歲以后再繼續工作。”
（2）90年代又有人提出婦女階段就業，認為解決婦女就業“較為可行的辦法是實行婦女階段就業。社會對于生育期的婦女個人及所在企業給予合理的補償，生育期結束后婦女重新進入職業生活領域”（《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社會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
（3）“階段性就業”是相對于“終生就業”而言的，是指勞動者在其職業生涯中，自愿退出社會勞動一段時間之后，再次參加社會勞動的一種就業形式。階段性就業不同于失業，對勞動者而言，失業是非自愿的，而階段性就業是自愿的行為。階段性就業，最初是對一些國家女性就業特征的總結。目前的階段性就業，已不僅僅是婦女就業特征，而是更多的勞動者都要面對的問題。②如為了提高自身素質參加脫產學習或培訓，而退出勞動力市場。③
（4）婦女階段性就業是指婦女在懷孕期、哺乳期和孩子較小時自愿退職回家和撫養子女，從事家務勞動，等孩子長大（如孩子上小學時）再重新工作。婦女階段性就業又可分為退出型階段性就業（指婦女在懷孕期、哺乳期和養育小孩時，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和調整型階段性就業（指婦女在懷孕期、哺乳期和養育小孩時，對就業狀態進行適當調整）。①
（5）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研究員王思梅、胡新穎認為（1）（2）的提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階段就業，而是用休長假緩解企業人員過多的負擔，解決女職工的生育哺乳困難。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思路以及目前嚴峻的就業形勢，婦女階段就業，實質上就是生育期間的婦女自動退出經濟活動，處于不在業狀態，即使在生育期間可以通過生育保障體系領取部分生育津貼，但和原工作單位已然沒有實質上的關系，子女長大后再重新返回勞動力市場謀職。②
階段性就業是一種就業形式。本課題研究中不將階段性就業作為多樣性就業的一種類型，主要原因是本課題研究視角是在社會公共政策，而不是婦女個人的行為方式，以上五種觀點其研究的出發點不同，但基本認同婦女階段性就業是婦女自愿的行為，但是仔細分析以上五種觀點的立足點都是從國家制度設計的角度，來構建婦女個人的就業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婦女階段性就業是以生育為理由，用制度的方式來規范婦女的自愿行為，實質是將婦女自我就業行為進行國家干預。這與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辭職再就業帶有很強的個人行為色彩，政府不給予干預，沒有基于性別的就業制度不同。
（二）國外婦女階段性就業的狀況評述
1、階段性就業現狀。
國外婦女實行階段性就業的方式較為普遍，婦女在婚前就業率高，婚后尤其是有孩子后，婦女一般自愿回家，退出勞動力市場。如90年代澳大利亞婦女較少從事全時工作，主要是為了履行照顧子女和家庭的責任
,這不單純因為女性缺少從事全時性工作的機會,而是因為女性樂于選擇非全時性工作。調查表明,70
從事非全時性工作的女性非常滿意這種就業方式;在從事全時性工作的女性中有60
希望能夠減少自己的工作時數。③在當今世界，婦女階段性就業雖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但也出現了不少新的發展趨勢。以日本為例，日本是婦女階段性就業比較典型的國家，被稱為M型就業，是指由于結婚生育而形成的婦女勞動力率（勞動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的比率）的變化，即女性畢業后參加社會勞動，到結婚育兒退出勞動力市場，待孩子長大后再次進入勞動力市場，形成婚前就業的第一高峰和育兒后的第二高峰。由于這一變化曲線形似“M”，所以國際上通常稱之為M型就業模式，在日本稱為中斷型就業。進入90年代后日本的婦女就業發生了變化。1979年日本婦女勞動力率是35.3％，到1997年則上升為50.4％。1997年日本連續就業的婦女達到60％，生育后中斷就業的婦女占40，就業婦女中已婚的占66.5，35歲以上的占60％。④在美國婦女就業上升幅度也比較大，1997年71.9％的有18歲以下的婦女，77.9％有6至17歲的孩子的婦女，64.8％孩子在6歲以下的婦女參加了工作。⑤
2、政府關于階段性就業的政策。
國家以限制和授權兩種方式干預社會，并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國外婦女實行階段性就業，基本是自己個人的行為，國家采取不干涉主義的立場，通過意識形態的規勸來強化家庭和鼓勵專職母親，尤其是通過教會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對性別形象進行深刻的模塑來影響婦女就業行為。但是由于勞動力資源的短缺、婦女受教育的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化觀念的變化和婦女運動的發展，婦女不中斷參與勞動力市場，已被廣泛接受。因此，現在許多國家多采取了促進婦女就業的政策。如瑞典制定了，諸如勞動力市場政策、稅收政策甚至于和家庭有關的托幼機制及子女教育政策、父母育兒休假、兒童津貼費規定等等公共政策。家庭中的很多變化都是因政府的一些重大決策所引起的。自60年代起，婦女參加工作一直是受到鼓勵的，如休假保險制度是瑞典政府鼓勵婦女就業政策最具特色的舉措。父母休假可供女性和男性共享，關于休假的時間可由夫妻雙方根據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分配。這項休假制度是受法律保護的，而且工作和工資待遇都不受任何影響。新生兒和剛剛領養孩子的父母可享受
360元的帶薪假期，工資按正常收入的90
支付，最低不少于每個月2300美元。日本在二戰后相繼頒布過《憲法》《勞動基準法》和《工會法》，1985年6月頒布了《男女用工機會均等法》以促使男女平等就業，1997年6月，對該法進行了修改將禁止男女機會不均等的宣導性規定為硬性規定。1992年頒布了《育兒、看護休假法》，對原來的《勞動基準法》進行了修改，規定了妊娠、哺乳期婦女不得從事有害作業等規定。為創造兼顧工作和育兒的良好社會氛圍，日本政府規定每年10月為“工作與育兒思考月”大力宣傳有關法律，并從1995年4月開始，向修育兒假的女職工支付保險費。1997年日本連續就業的婦女大到60％，生育后中斷就業的婦女占40％，就業婦女中已婚的占66.5％，35歲以上的占60％。日本女性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者總數的39.7％，與1965（31.7％）相比上升了8個百分點。①結婚生育后辭職回家，已不再是許多日本女性的理想選擇。
3、階段性就業對婦女的影響
盡管政府采取促進婦女就業的法律，但這種新的對婦女有利的家庭和工作政策的實施仍避免不了性別隔離現象、男女兩性工資上的差異、女性過多地集中在低工資部門、職業地位較低、社會聲望不高的現實：
（1）不平等以及性別隔絕狀態仍未消除。1985年瑞典30個最大的行業中有26個集中了70
的婦女或男性工人，而只有4個行業中的男女布局是比較均等的。52
的瑞典婦女大都集中在12個職業部門。性別隔離現象還反映在科層制的組織結構上，和其它國家一樣,管理層次越高，女性就越稀少。1988年瑞典的工業部門白領職員中，高層管理人員中 婦女只占5(包括最高層的管理人員
)，中級管理人員和中級技術人員中婦女僅占16,而較低層次的技術和管理人員中婦女占43,那些日常事務性文秘工作
80是由女性擔任的。②
（2）職業地位較低，社會聲望不高。由于婦女就業大多集中在非全日制、非正規就業領域內，從1980至1997年，荷蘭、法國、德國三國新增女性就業人數中，從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分別占92.6、92.6和84.6％。③除極少人，大部分婦女很難進入一等勞動力市場（指工資高，勞動條件好，職業比較穩定，失業風險小，勞動者素質相應比較高）往往集中在二等市場（工作低、勞動條件差、職業不穩定，失業風險大、缺失集體談判條款的制約，沒有嚴格的雇傭與解雇程序）婦女作為邊緣勞動力，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強化了勞動力市場傳統的社會性別差別，損害了婦女的職業聲望和前途。
（3）男女兩性工資上的差異大，婦女社會保障水平較低。1996年，在美國全職勞動的婦女整年所爭的工資為男子74％。據美國20__年1月AFL—CIO的電話調查，所有工作婦女津貼、社會保障只有男子81％，大約28的勞動婦女不能獲得工作津貼和退休救濟金。④
（三）我國能否實行婦女階段性就業？
在這里我們首先要說明的一個問題是，這里的婦女是指群體概念不是婦女個體，階段性就業是屬于制度性范圍的概念。我們不反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家庭經濟條件優越的女性婚后或生育后中斷就業，回到家庭做全職妻子或母親，自愿選擇階段性就業的行為。作為公共政策，就有必要進行認真的研討了。
能否實行婦女階段性就業，必須回答清楚以下幾個問題：
1、婦女自身就業的動機和愿望是什么？
婦女對于就業形式的選擇，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個人素質和意愿；二是市場需求；三是社會觀念。從婦女就業的動機和意愿視角，考察實施婦女階段性就業的可能性，是很有必要的。
根據王思梅、胡新穎在1996年11月對全國六大城市隨機抽樣的調查報告《城市婦女就業動機與生育期間的就業愿望》（《浙江學刊》1997年第5期p79－85），以及廣州市再就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等幾家單位聯合進行的非隨機抽樣調查報告《1998年廣州市女性就業觀念調查》（《中國勞動》1999年第5期第6期p18－21與p22－25）的綜合分析，婦女的就業動機與就業愿望非常明確：
（1）就業動機分析
調查表明，經濟性動機是首要動機，社會性動機處于重要位置。（見表一）
表一：婦女就業動機選擇
選擇維持生計經濟獨立為社會作貢獻充實自己生活發揮自己才能多賺錢喜歡集體生活別人都在工作
第一選項72.812．65．42．12．61．91．70．9
第二選項5．232．118．917．611．86．66．11．6
合計78．144．724．319．714．48．57．82．5
資料來源：王思梅、胡新穎《城市婦女就業動機與生育期間的就業愿望》
從結果看,婦女就業動機雖然出現分化
,但（1）維持生計仍然是中國婦女就業目的的首要因素，占72.8，這說明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從拉力和壓力兩方面進一步刺激了婦女就業中的經濟動機。（2）仍然有34.2的婦女在第一選項中沒有選擇純粹的經濟原因，說明獲得經濟收入還不是婦女就業動機的全部，有的女性更看重個人在經濟中的獨立地位，體現了經濟活動中的主體意識。廣州的調查也說明同樣一個問題，而且是非經濟因素的動機比例更大一些。（見表二）
表二：就業動機
最主要主要一般不主要樣本量
維持家庭和自己生活66.926.85.50.81920
經濟上獨立自主38.743.515.02.71874
為了賺更多的錢34.041.021.33.61854
希望為社會作貢獻19.835.940.43.81850
發揮自己的才能19.936.638.64.91854
喜歡集體生活12.229.749.48.71839
多認識一些朋友11.325.550.812.31842
在家里悶，沒意思9.320.442.427.81825
隨大流3.86.847.142.41754
資料來源：《1998年廣州市女性就業觀念調查》
（2）對階段性就業的態度
數據顯示，盡管婦女是雙重壓力的直接承擔者，她們同意階段就業的比例略高于男性，但持不同意的女性和男性（其丈夫）仍然大大高于同意的比例，這是中國人對就業態度的基本狀況。另外，通過統計可以清楚地看到，婦女的選擇同文化的程度具有一致性，即與文化程度呈正相關關系：高學歷的婦女有88以上的人強烈反對婦女階段就業并認為應尊重女性自由選擇，兩者比例普遍高于其他群體，說明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女性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思考。知識女性對關系到自身利益和發展前景的重大問題，保持著冷靜和理智的態度，態度十分鮮明。（見表三、表四）
表三：階段性就業態度
女男
頻率（人）頻次（％）頻率（人）頻次（％）同意不同意由婦女自由選擇合計
1454134159924.268.86.899.811328718258219.449.331.3100表四：不同文化程度的婦女選擇對比表()
不識字小學初中高中中專大專大學同意不同意婦女自由選擇
505023.169.27.726.967.35.823.872.33.9
30.562.66.8186616127216
表三、表四資料來源：王思梅、胡新穎《城市婦女就業動機與生育期間的就業愿望》
廣州的調查表明是否階段性就業是一種選擇的自由，女職工傾向于將階段性就業視為一種具體情況下的個人自由選擇行為。（見表五）
表五：您認為現階段婦女實行階段性就業還是連續性就業好？()
階段性就業連續性就業由婦女自由選擇視情況而定樣本量
認同率26.924.126.422.61992
資料來源《1998年廣州市女性就業觀念調查》
（3）對階段性就業利弊的認同，兩次調查的結果也十分相似。認為階段性就業，最有利于婦女的健康和子女的撫育；最為擔心的是家庭收入下降、擔心很難找到理想工作、不利個人發展和影響婦女素質提高（見表六）。兩次調查透露出人們對于階段性就業存在的“使婦女社會地位下降，影響夫妻感情”“損害婦女的勞動權利”及“婦女生育價值得不到承認”問題的極大顧慮。
表六：對階段性就業的認知選擇()
ABAB
家庭收入下降7492.9子女能得到良好的撫育64.574.6
婦女很難再找到理想工作46.381.3可以緩解生育期間的雙重壓力44.271.5
不利個人發展4661.3有利于婦女健康42.275.7
影響婦女素質提高42.348.7有利于丈夫的發展3358.7
婦女地位下降，影響夫妻情感32.833.5可以緩解就業壓力20.352.5
損害婦女勞動權利30.336有利于家庭和睦19.656.4
婦女生育價值未得到承認27.835.4
(A)《城市婦女就業動機與生育期間的就業愿望》
(B)《1998年廣州市女性就業觀念調查》
2、階段性就業政策價值取向是否合理？
一項政策的價值取向是指對該政策設計、選擇、結果評價的一種傾向
性意見。新世紀之初，參與階段性就業政策建議方案的經濟學家和政府部門官員認為，階段性就業不是針對某一性別，男女都適應。他們預測實行階段性就業主要有三種人：生育期間婦女、繼續學習者、因家庭需要退出工作崗位的人員，但也承認階段性就業實際上就是婦女的階段性就業。①即使此項政策不是針對婦女的，一項初衷沒有性別歧視的社會政策，但如果實際執行的結果如果是對婦女的負面影響大于男性，此項政策就存在缺陷。事實上，不能回避階段性就業制度針對婦女的現實，因為參加學習者的階段就業是向上的職業流動，而生育者的階段性就業是向下的職業流動。在我國目前實行階段性就業如果主要是針對生育期婦女，把婦女階段性就業作為緩解就業壓力的出路，把婦女作為勞動力的蓄水池，就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傾向。
3、婦女階段性就業的理論支撐點是什么？
要研究婦女階段性就業的理論支撐點是什么？我們先來分析一下持不同觀點者的理由。
支持婦女階段性就業的學者認為，建立婦女階段性就業制度的意義：首先，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緩解了就業緊張；其次，消除角色緊張，提高勞動效率；最后，是婦女自身發展和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①
反對婦女階段性就業者的理由是：一是婦女階段性就業強化了傳統的以性別作為勞動分工的標準；二是忽視了婦女階段性失業后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首先，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其次，不利于婦女謀求高層次職業。再次，婦女階段性就業將置許多有事業心的女性于生育或工作的兩難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女性為了連續就業而不愿生育（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已出現了這種傾向），這種行為對改善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和提高人口素質無疑會產生負面作用。最后，對鞏固和提高婦女社會地位不利。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