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的特殊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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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的特殊性范文
關鍵詞：企業家人力資本 價值確認 計量
企業家人力資本作為一種擁有巨大價值的人力資本，是企業價值的關鍵驅動因素。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是企業家人力資本價值、企業家掌握的資源秉賦和企業外部環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企業家才能是繼土地、勞動力、資本之后的第四大生產要素，是決定企業績效的關鍵要素。企業家作為企業價值實現的主要貢獻者，應當以特殊人力資本參與收益分配。但是現行的會計制度只是承認物力資本權益，而不認可人力資本權益，對企業家的特殊貢獻沒有給予計量，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一、企業家人力資源確認為資產
企業家人力資源可否作為一項資產，這是企業家價值確認的基礎所在。《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和《企業會計制度》中資產的定義為：資產是指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該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即資產應具備三個要素：第一，由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第二，必須是企業擁有或控制的；第三，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
首先，企業家人力資源不是會計主體原始自然擁有的，其取得和開發需要付出一定代價，付出“代價”在先，取得人力資源在后，也就是說，當企業聘用某一企業家時，企業就應向受聘者支付相關費用，這就意味著企業家人力資產已成為企業的現實資產。這符合資產必須具備的條件之“資產必須是由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
其次，企業家人力資源的所有權屬于企業家個人，但是，當企業家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建立雇傭與被雇傭關系后，企業通過支付工資、獎金等報酬形式，實質上已取得或控制了企業家人力資源使用、培訓與解雇的權利，即企業擁有人力資源的使用權。企業家必須在約定的期間內，將其擁有的知識、能力和管理經驗支付給企業，并遵守企業的各種規章制度，這符合資產必須具備的條件之“資產必須是企業擁有或控制的”。
最后，凝聚在企業家身上的知識、能力及表現出來的工作能力是以人為載體，通過生產活動可體現其價值。企業家人力資源可以為企業創造經濟價值，能夠為企業創造未來的經濟利益流入。這符合資產必須具備的條件之“資產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
因此，企業家人力資源已具有構成企業資產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應該作為企業的資產來管理和核算。
二、企業家人力資本價值確認基本思路
勞動者權益理論認為：勞動者是人力資源的載體，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勞動力的所有權決定了勞動者擁有勞動力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勞動者進入企業，將其所擁有的勞動力投入企業．這時企業擁有或控制了勞動力的使用權，但所有權仍然歸屬于勞動者自身，并沒有為企業所擁有。勞動者讓渡給企業的勞動力的使用權通過工資報酬的形式得到補償，但勞動者投入企業的勞動力的所有權卻沒有得到體現，與物質資本的所有者一樣，其所有權應該取得收益的分配。
企業家也是企業家勞動力的所有者，不同的是他與一般人力資本創造的價值不同．是不確定市場新生產函數的構建者。因此，本文研究的思路是：基于目前人力資本的價值確認研究的基礎上，將企業家人力資本的特殊性加以考慮，來確定企業家人力資本價值的計量。
第2篇：勞動力的特殊性范文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剩余勞動力;勞動力轉移;城鎮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F32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4-0161-02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新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戰略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村經濟乃至整體宏觀經濟的發展,也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隨著國際市場對我國農業生產造成的巨大沖擊,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形式更加嚴峻。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概念辨析
在此之前,我們要先確定一下“剩余勞動力的概念”。中國迄今的失業統計是不包括農民的,因此,農民的就業問題處于模糊狀態,往往稱之為“農村剩余勞動力”。什么人算剩余勞動力呢?一般認為,就是指超過農村產業需求的那部分勞動力。就是那些無田可種、外出打工的人。不過,據發改委有關研究機構的實地調查,現在專心田間務農的勞動力極少,基本上是農村老弱勞動力的兼農行為。實際上,除掉外出打工者之外,滯留在農村的勞動力才是真正的“剩余”勞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末長期使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指標以及估算方式,以后的意義和用處可能顯示都不大。
二、和諧社會視野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功能
黑龍江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實際上包含著許多極其重要的政策、法律信息,只有通過解析轉移過程中這些信息的內涵,我們才能夠了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機制、特點,并從中發現矛盾和問題,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利用政策提供依據。毫無疑問,目前正在進行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改變了全社會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同時,也影響了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黑龍江省人均占有耕地面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業機械化程度高,但是,農業人口比重較大,按照合理的人均耕地面積計算,存在著相對剩余(季節性剩余)和絕對剩余農業勞動力。從理論與經驗上來說,不論存在哪一種剩余勞動力,都會阻礙農民增收以及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因此,對于黑龍江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研究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助于推進黑龍江省經濟結構的調整
一般來說,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方向基本是一致的。但是,黑龍江省三大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存在較大的差異。以2004 年為例,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為11.1%,第一產業就業的勞動力比重為48.3%,兩者相差37%。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9.5%,勞動力比重為21.2%,二者相差38%。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29.4%,勞動力比重 30.5%,兩者相差 1%。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偏差,不僅說明不同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同時,也表明農業勞動力在各個產業之間的自由轉移還存在障礙,尤其第一產業向其他產業轉變更為嚴重。因此,設計合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有助于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農民非農業化收入,實現黑龍江省經濟結構的最優化。
2.有利于城市化的推進
新農村建設的物質載體,直接體現著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狀況、農村勞動力的配置標準,轉移勞動力的大背景下城市化是一個很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結果。目前,黑龍江省大概有 1 611.46 萬鄉村人口(占黑龍江總人口的 41%)需要轉移到城鎮中去。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要達到發達工業化國家5%的水平,轉移模式對于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否能夠順利安置顯得尤為重要。
3.加快健全農民工權益保障體系的完善
在立法上完善農民工的權益保障,針對農民工群體的特殊性在其維權問題上的復雜性,應盡快制定、出臺相應法律予以保護。規范勞動關系,加強用工手續。同時,進一步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使其能夠完全享受城市職工子女相同的教育資源,是農民工解除后顧之憂,全心投入到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去。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雖帶有普遍性,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造成在各地區的數量分布不均衡,地區差異比較明顯。在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農業勞動力的剩余率較高,有些地區高達40%以上;而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第三產業和鄉鎮企業發展比較迅速,農村剩余勞動力比例較低。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中部農村剩余勞動力近3 700萬人,超出東部2 000萬人,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5 400萬人,幾乎占了全國農村剩余勞動總量的2/3。
我國是“二元經濟”特征顯著的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關系到我國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經濟國際化進一步深化發展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我國是個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黑龍江省農業生產力迅速發展,農業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黑龍江省農業出現了富余勞動力。全省有農業勞動力943.3萬人,其中,剩余勞動力446 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8%。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份額從1952年的45.77%下降到2004年的11.1%,下降了近34.7%,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同時期僅下降26%。從數字中可以看出,勞動力就業轉換滯后于產業轉換,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積聚,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進從而影響農業發展。
四、黑龍江省勞動力轉移的創新發展之處
首部東北藍皮書《2006年:中國東北地區發展報告》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報告指出:黑龍江省是全國著名的農業大省,同時,也是全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農副業產品的生產基地。為促進農村經濟的持續穩步發展,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三年來,黑龍江省在積極落實中央各項農村政策的同時,不斷幫助農村、農民加大加快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和步伐;積極倡導、鼓勵、幫助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斷拓寬農村居民增加收入的增長點,使黑龍江省農村居民生活條件逐年穩步提高。
黑龍江省是一個農業大省,土地資源相對豐富,就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上在某種程度不同于其他省份,主要表現為:第一,農村剩余勞動力“不離土不離鄉”、“離土不離鄉”等轉移方式。根據《2005 年黑龍江省農村住戶調查年報》顯示,在 4 200 戶被調查農村住戶中,有691 戶為農業兼業戶,有 1 195 戶為非農業兼業戶,二者占所調查的農村住戶的 45%。由此可見,黑龍江農村剩余勞動力非農產業轉移具有明顯的流動性特征,穩定性較差。這主要是因為農村勞動力擇業的盲目性較大,隨意性較強。第二,城市中對農村勞動力提供的主要多集中在臨時性、季節性較強的工作。因此,黑龍江省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普遍采取階段性就業、兼業等形式,農忙務農,農閑務工。而這種轉移模式大大降低了農村勞動力非農業就業的穩定性。另外,由于農村勞動力非農產業就業服務管理不到位,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城市生活成本較高,都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針對目前這種情況,黑龍江省政府于2008年正式頒布了《黑龍江省勞動力轉移辦法》,其目的在于:促進和保障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有序轉移,增加農民收入,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全面提高勞動力素質。
1.進一步深化戶籍管理制度
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城市化是一個必然趨勢,傳統的戶籍制度已經不適應新的經濟形勢發展。我國的戶籍制度一直偏重于控制功能,而忽略了其服務功能,造成了我國廣大農村勞動人民遷徙權的喪失。近幾年,各級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農民工戶籍管理規定。暫住證、臨時身份證以及農民工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的完善也標志著城市對于農民工的認可。
2.完善土地流轉制度,使勞動力擺脫土地的束縛
土地流轉的目的,也就是追求土地規模經營,即通過土地流轉形成土地集中,充分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能力,提高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大力發展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我國南方的一些省市目前開展的較為成熟。將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股權化,對入股土地實行統一規劃、開發和經營或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折價參股,組建相應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參與經營。
3.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拓展農民自主創業的途徑
第3篇：勞動力的特殊性范文
關鍵詞：西方宏觀經濟學；勞動力市場；西方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
引言
自從1936年以來,西方的經濟學就被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這連個大的體系，而長期以來，凱恩斯學派的經濟思想都貫穿于宏觀經濟學領域，并且圍繞著勞動力市場這個重大的問題與傳統的西方古典學派展開激烈的爭論，有時候二者之間分明的鴻溝甚至都相互沖突。
1.西方宏觀經濟學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理論評述
關于勞動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企業之間雇主與員工之間的雇傭合同，而由于勞動力市場是不同于商品和其他要素市場，這是由于其特殊性存在而造成的結果。而往往內部勞動力市場理論對企業內部組織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1 內部勞動力市場的概念與發展
內部勞動力市場概念闡述的問題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派爾雷，其被闡釋為一個企業中，它勞動力的定價通過管理規則以及程序來決定的。并且它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的雇傭穩定性，簡而言之，就是高水平職位往往由內部晉升的員工大批量占有，并且分配程序都是根據所制定的程序來支配的。并且在其發展的歷程中，有三個關鍵性的因素出現：在職培訓、技術的特殊性以及習慣法則等。而這些特殊的技能對一些發展中的企業而言，往往非常重要。
1.2 內部勞動力市場的最新動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西方宏觀經濟學上的內部勞動力市場解釋了工資條上的剛性，把企業對慣例的調整視為工資決定的關鍵因素，并且認為市場的供求關系因素只能對工資的決定存在阻礙。
近年來，關于對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研究就沒有停止過，特別是美國與日本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力市場都出現了相應的一些新情況時候，比如美國自80年代中期的公司縮減規模，導致了失業的增加；而日本也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裁員，在這種經濟大蕭條的形勢下，如何能夠從理論上看待內部勞動力市場的走向與變化規律也成為一個熱點問題，而比較有前瞻性的觀點認為，企業裁員有較大規模的增長確實標志著內部勞動力市場的衰減與勞動力市場外部的傾向的增強，并且預測可能未來的時間厘米那，直接由市場媒介的雇傭關系將會逐步取代內部拉動力市場，導致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可能部分源于“后福特時代”技術的進步使得產品的周期大大縮短。
2.關于勞動力市場兩派的不同論述
2.1 西方古典學派對勞動力市場的闡述
關于對勞動力市場的闡述，通常會涉及到對工資效率即所謂的工資決定論的闡述。而西方古典學派認為，在工資決定論方面，工資為勞動力價格的體現，它必須等于維持這種勞動力所需生活資料的價值，而對勞動力市場最早的闡述來源于英國經濟學家威廉，爾后亞當斯密在這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闡述。而且認為勞動力也是一種商品，而不同于其它的商品市場，勞動力的價格是由生產這種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力時間來決定的，與此同時，作為勞動力商品價格的工資，其形成與決定也同樣受到供求規律與競爭規律的制約，而且這種競爭因素的作用也使得價格在勞動力價值上下波動。
其次對于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勞動力市場，往往會涉及到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西方古典學派在“古典”的宏觀經濟學模型中已經對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給予了深刻的闡述，分別是當勞動力市場處于均衡就業水平時候，就已經不存在失業這樣的概念了，而且在這樣的古典模型中，由于工資條的剛性已消失，并且其完全的伸縮性，當失業這種不良的經濟現象出現時候，往往能夠通過降低貨幣工資來降低實際工資，從而達到充分就業。因此西方古典學派認為僅僅依靠市場，貨幣就能實現最大限度的彈性空間，從而經濟也能處于充分就業的狀態。從經濟學模型的角度來看，就是勞動力供給與需求餓曲線交點，不僅決定了充分就業的總產量同時也決定了均衡的就業量。
2.2 凱恩斯學派有關勞動力市場的闡述
在承認了古典學派的部分經濟學觀點的基礎上，凱恩斯學派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地，比如其認為在貨幣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價格稍微有提高會導致勞動力供給量的減少，這樣的觀點往往是不符合事實的。另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凱恩斯學派認為在進行工資協議的時候，對于工會與資本家雙方所規定的只能是貨幣工資，至于實際工資出現的波動還要由另外的一些因素來決定比如很關鍵的價格水平，因此凱恩斯學派闡述了自己的勞動供給函數的觀點，即勞動者具有“貨幣幻覺”因此勞動的供給量是貨幣工資的函數，而并不是古典學派認為的實際工資的函數。
2.3 二者的共融點與分歧所在
關于二者的共融點，首先兩個學派都認為“勞動需求為實際工資的函數”這樣是一個真命題，而且關于就業量增加，國民收入也會增加，實際工資相應卻減少，關于這樣的觀點雙方也達成了一致。
但是雙方存在的分歧也是不容忽視的，首先對于“貨幣幻覺”這樣的概念，古典學派認為其未曾有之，而凱恩斯學派堅信這樣概念的存在，即信息的不完全。并且對于貨幣工資與價格水平關系而言，古典學派認為價格水平與貨幣工資漲落幅度十分具有彈性，而凱恩斯學派認為要降低實際工資，只能通過提高價格水平（P）這樣的途徑才能實現。
3.西方宏觀經濟政策對失業率造成的影響
西方宏觀經濟政策強調了價格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等問題，而往往現今西歐大部分國家所出現的失業率恐慌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失調不無關系。
3.1 宏觀經濟政策對結構性失業率的影響
關于歐洲目前存在的較高的失業率并不能完全歸咎于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因為目前存在的風險在于如果勞動力市場出現問題后，失業率周期性的增長就會演變會很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某些國家實施的嚴格保障就業的法規只會使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更難找到新的工作。同時，他們失業時間愈長會導致有興趣雇傭他們的雇主更少，一些雇主甚至會放棄從失業工人中進行挑選。此外，由于這些失業工人無法有效地抑制工資彈性，從而使就業環境問題進一步惡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最終成了“結構性”失業者。所以從這一角度來看待這問題，歐洲央行完全有理由堅持，宏觀經濟政策會導致更高的結構性失業率的產生。
4.結語
對于當前的全球經濟形勢而言，如何能夠更好的將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的經濟規律結合并合理的運用成為一個熱議的話題，而且需要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的基礎作用同時，防止市場出現過度通脹或蕭條狀態出現。（作者單位：湖北省武漢市華中科技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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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楊俊青,劉姍姍.勞動經濟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第4篇：勞動力的特殊性范文
關鍵詞：黔西北畢節地區；農業剩余勞動人口；勞動力輸出
中圖分類號：C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碼：1003-2738（2012）04-0058-03
一、問題的提出
在我國目前社會快速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階段，農業現代化導致農業部門所需勞動人口減少，出現了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人口，同時城市快速發展的工業部門需要大量勞動力，從而使得大量農業部門的剩余人口轉移到城市的現代工業部門，社會城市化進程加速。由于農業部門的現代化，這種勞動人口流出并不會減少農業部門的生產，反而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農業部門的這種勞動人口流出可以為工業化進程提供大量亟需的勞動力資源。
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一個關鍵的過渡轉型期，基于我國目前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農業剩余人口轉移的問題也成為了具有濃厚中國國情特色的新問題。由于黔西北畢節地區自然、歷史、社會等因素的特殊性，這一問題在黔西北畢節地區具有很強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對黔西北畢節地區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黔西北畢節地區曾經是聯合國認定的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典型的喀斯特地區，人口密度大，絕對過剩人口數量多，比例高。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該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城市化進程相對滯后，工業化水平低，而且境內地形切割嚴重，人多地少矛盾極為突出，當地居民的貧困程度為全國罕見，地區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與生態危機。據有關統計，目前黔西北畢節地區有農業勞動人口678萬，勞動力總數達395萬人，相對瘦脊的耕地僅有546.54萬畝，農民人均不足0.8畝。按現有的生產力水平推算，全區農業耕作僅能容納180-220萬個勞動力，理論存量富余勞動力（包括外出務工的130萬）有175萬人[1]。至此，黔西北民族地區成為農業剩余人口問題最為嚴重和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之一。
近年來，黔西北畢節地區為了解決當地農業剩余人口問題，將農業剩余人口輸出作為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途徑，大大促進了地區農業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也帶來了農業人口素質的提高及民族地區的融合等社會效益，但農業剩余人口轉移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相關社會問題，比如城市中務工農民工群體的社會邊緣化問題，農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贍養和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等諸多現實問題，造成了當地的社會問題，也影響了勞動力人口輸入地的社會穩定。
二、黔西北畢節民族地區農業剩余勞動人口輸出面臨的問題
1.農業剩余勞動力輸出導致農民在各種權利方面面臨社會邊緣化。
由于我國現行體制的特殊性，農業剩余人口轉移中往往是“轉而不移、流而不遷”，使農業剩余人口輸出中存在大量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務工人員的各方面權利難以得到保障。第一，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權利沒有保障，存在教育歧視。目前黔西北地區大量流動兒童跟隨勞務輸出來到城市，其失學率超過9%。作為城市邊緣人口，農民工子女難以獲得與城市兒童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也無法享受流出地政府帶給他們的教育補助[2]。第二，由于市場秩序不夠規范、市場信息缺失以及就業崗位對務工人員存在各方面限制和歧視等因素，外出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受侵害的問題較為普遍。例如很多地方采取資格認證、行業限制等政策限制農民工進入某些行業、從事某種工種，對農民工亂收費，要求農民工進城要辦理婚育證、健康證、暫住證等名目繁多的證卡，阻礙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第三，務工農民的身份受到歧視，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權利缺失。城市的社會保障極少覆蓋務工人員，務工農民甚至難以得到基本的工傷、醫療保險。加之城市住房制度的限制，外出務工農民一方面難以買到住房，另一方面更由于戶口限制無法取得住房貸款，從而只能租用二手房，甚至居無定所。這也使得外出務工農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體系之中。
2.農業剩余勞動人口的大量外流導致輸出地經濟建設的問題。
黔西北地區由于其經濟社會因素的特殊性而被給予高度重視，作為“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制”試驗區，其新農村建設需要大量人才物力。但由于大城市存在工資、發展機會等方面的優勢，吸引大量勞動力外流，造成黔西北地區本地勞動力的減少，新農村建設出現“空巢”。由于務工農民的工作行業多為建筑業、工廠加工業、礦業等勞動強度較大的部門，因此外流的勞動力多為青壯年尤其是青壯年男性。這種流出趨勢造成黔西北地區本地殘余多為素質較低的、勞動能力較差的勞動力，致使本地的建設缺乏必要的勞動力，弱化了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妨礙當地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另一方面，由于外出務工農民從事的行業多為較低端的體力型的熟練工作，處在產業鏈的中下層，因此農業剩余人口外出務工所學到的技術知識十分有限，不利于其返鄉創業，也難以帶來科學技術及管理經驗，真正促進當地產業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黔西北民族地區農業剩余人口的輸出一方面使其失去了經濟社會建設所需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又沒有得到外出務工所帶來的充足的技術流入，減緩了自身的工業化進程。
3.農業剩余人口輸出中組織化程度低，培訓機制不夠健全，缺乏勞務品牌。
筆者在黔西北畢節地區調研中發現當地農業剩余人口轉移就業的組織化程度較低，農民外出務工主要依靠自己或社會關系、血緣關系的廣泛性尋求就業機會，而通過中介機構的有償介紹、職業技術學校的培訓轉移和政府勞務輸出辦公室組織的集體性成規模的勞務輸出所占比例較小。如當地在廣東就業的農民工中，除少量是通過政府部門有序輸出和定點勞務扶貧外，多數是通過以老帶新等方式輸出的。據貴州省勞動保障部門統計，從1987年至2006年，貴州輸出的900.89萬勞務人員中，有組織的輸出僅 118.01萬；2006年貴州勞務輸出78.88萬人次，有組織輸出僅9.87萬人次，只占八分之一左右[3]。有組織輸出和政府職能的缺乏致使農村勞動力轉移組織化程度低、風險大、成本高，大多處于自發、無序、零散的轉移狀態。
同時，現有的僅是為數較少的普遍意義上的簡單技能培訓，而缺乏有針對性的培訓，這也使外出務工人口未能得到務工所需的素質及技能的提高，面臨不適應市場需求、上崗就業較難等問題。尤其是對于黔西北偏遠的民族地區而言，其教育相對內地教育、尤其是專業教育比較落后，造成當地勞動力技術素質偏低，很難適應城市用人單位的工作要求，就業能力較差，職業發展空間更加有限。
第5篇：勞動力的特殊性范文
【關鍵詞】 農村剩余勞動力 城市化 問題 對策
一、引言
農村剩余勞動力是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的必然現象，與二元經濟結構具有密切的聯系。具體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是指農村勞動力中沒有從事農業生產也沒有從事其它生產或服務活動的勞動力。由于這群人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工作，所以稱為剩余勞動力。我國的一項基本國情就是農村人口過多，“三農”問題的解決關鍵就是農民問題，而農民的主要問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據最新數據顯示，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8%，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達到2億左右，農民增收的后勁之一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重大。
現階段，大理市農村里還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不僅不利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是一個制約農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徹底解決大理市的農村問題，就要從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入手。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導致農民的人均土地面積減少，加之受到技術水平的限制，農業生產大多也都是小規模經營，因而農業生產的效率也也不高，導致大理市的農業發展陷入惡性循壞的過程中。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僅對于提高農業生產力和推進農村現代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加快大理市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二、大理市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狀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產生是生產商品化、農業工業化和社會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大理市農業人口眾多，加之二元經濟結構的制約和農民比較利益的下降等方面的原因，大理市出現了眾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他們也呈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大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式越來越豐富，農民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在大理市區選擇就業，更多的人到別的地區去尋求更加寬廣的機會。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和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都逐漸放開了，農村勞動力逐漸打破地方轉移，開始流向區域以外的城市，形成了異地的轉移模式。同時，異地轉移大概可以分為“離鄉不進城”和“離鄉進城”兩種模式。具體來說，離鄉不進城，主要是指農村之間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也就是說大理市的農村勞動力要背井離鄉，到附近的村莊或者其它大城市的村莊從事非農業的勞動，比如近來很多地區都興起了到沿海發達地區或者經濟比較發達的大城市開發區選擇就業。離鄉進城，顧名思義就是指勞動力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而且主要從事服務業，不再以農業勞動為主。
其次，大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領域越來越寬泛。轉移的領域不再單一，范圍也慢慢的擴大起來，漸漸地形成了多元模式轉移到多個城鎮，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的其他領域的農業發展和綜合管理。自2000年以來，在大理市農村勞動力主要分布在以下領域：一是農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受到現代農業發展的影響，大量的農業勞動力不僅僅局限于從事農業勞動，他們逐漸的從農業領域中轉移出來，從事牧漁業，進而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民生活的富裕化。二是工業。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大約是1.8億。從事與工業相關的勞動力占了將近一半，而且還有持續增長的趨勢。三是城鄉的建筑行業，受到其行業的特殊性，從事建筑行業的大多是年輕的勞動力，以出賣他們的體力為主。四是交通運輸以及通訊行業。據不完全統計，這一行業近年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而且每年以1000萬的速度在不斷擴大。五是餐飲業和零售行業。這兩大行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它們的門檻比較低，因此受到了農村勞動力的青睞，目前已經達到了近3000多萬人。
一般來說，在大力推進城市化的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將繼續大規模的向城市轉移。然而，近幾年大理的很多城鎮出現了民工荒的現象，一方面折射出了很多勞動力對于工資低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們缺乏生存能力的專業技能。由此可見，是時候采取一定的措施來推進加快大理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同時也可以加快城鎮化的發展。
三、制約大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因素
1、制約大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勞動者素質因素
（1）文化程度低，勞動技能差。盡管目前大理市轉移出來的勞動力都是具有一定勞動技能的人，文化素質也相對比較高，但是和現代化城市中的工業部門相比，他們還是屬于弱勢群體。農村剩余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因素，轉移到非農產業面臨許多障礙，很難進入高水平的行業，只能在過渡性行業和低層次產業中就業。轉移的勞動力數量過大，可供選擇的空間又相對較小，這勢必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矛盾加劇。
（2）思想觀念落后保守，缺乏一定的進取意識和創新精。在大理的很多地方，雖然土地的人口承載量嚴重不合理，但農民安于現狀、滿足于溫飽，習慣于傳統農業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愿意離開土地。還有部分外出務工的農民，只顧眼前利益，缺乏長遠眼光，不愿意花費時間、精力和金錢參加技能培訓，只能重復低水平、低層次就業，并在無法從事體力勞動后，被迫流回農村，沒有辦法形成真正的農業向非農產業、鄉村向城市的勞動力轉移。
2、社會保障制度的排他性
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和社會依據一定的法律和規定，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利進行保障的一項重大制度。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不管是遷移性轉移還是暫時轉移，都涉及到社會保障問題。目前我國的戶籍制度還不是很完善，城市的社會保障僅限于城鎮居民，而進城打工的農民無法享受和市民一樣的社會保障，他們的醫療、教育、住房等問題都急需解決。一方面，農民工在遇到失業、工傷等困難時，無法從社會保障體系中獲得一定的補償，另一方面，農民工還存在著老無所養的后顧之憂，以上這些因素都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
3、制約大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市場因素
（1）可供就業的崗位少，供需矛盾突出。從農村來看，在眾多可以選擇的轉移途徑中，鄉鎮企業是具有得天獨厚的先天條件的。鄉鎮企業通過改革開放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就業崗位，給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近幾年隨著大理市經濟的發展，許多鄉鎮企業的經營成本和有機構成都有所增加，導致吸納勞動力的成本也越來越高，造成了這些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大的下降。造成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能力下降的原因有許多，一方面，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和社會整體企業環境變化的影響，比如國家近幾年大力發展國營企業，受到亞洲金融的沖擊等等，這些都不同程度的影響了企業的吸納能力。另一方面企業本身的制度也不夠成熟，規模經濟不夠明顯，內部存在政企不分等問題，這些都不同程度的影響著勞動力的轉移。從城市來看，一方面，大理市遠遠落后的工業化水平，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總體能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國有企業的轉軌和改制，下崗職工增多。導致城市就業壓力增大。過去由農村務工人員壟斷的臟活、累活和報酬低的工作，下崗職工也開始介入，進一步縮小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空問。
（2）勞動力市場秩序混亂。根據《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的規定，職業介紹實行行政許可制度。開辦職業介紹或兼營職業介紹活動的機構，必須具備相應的條件，取得勞動保障部門的批準。但現實情況是，我國相當數量的職業介紹機構，都沒有遵守這一規定，屬于非法中介，脫離了國家相關部門的監管，經營極不規范，存在著提供虛假信息、與招工單位勾結、搞假招工、騙取中介費等違法現象。
四、促進大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建議
城鎮化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經階段，發展城鎮化的進程中可以有效的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又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為城鎮化不斷注入新鮮的活力，所以它們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根據第三章的分析，農業勞動生產率，產業的發達程度，城鄉相對收入差距和地區之間的差異都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1、提高農村人口文化素質
（1）在農村繼續落實九年義務教育。農村青少年的文化素質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農村基礎教育決定的，農村基礎教育和青少年的素質教育狀況直接相關。只有提高了青少年的素質教育水平，才能從根本上提高未來農民的文化素質。因此，從長遠的角度看，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必須高度重視農村基礎教育。
首先，建立和完善農村教育投資體系。解決農村教育經費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農村教育投資體系。國家教育部明確表示教育投資要以政府為主，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實行“以縣為主”的管理辦法，經費主要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各省也要在財政方面給與一定的支持。這個管理體系正在改變農村教育經費嚴重不足、農村基礎教育管理權限和教育經費逐層分攤、學校運作艱難、教師工資難以為繼的狀況，使得縣財政教育經費支出得到改善。另外，還要繼續通過已經實施的希望工程、鼓勵民辦教育、征集社會各方籌款及地方上發放教育券等方式，實現多元化、多渠道籌資，使農村的義務教育獲得充足的資金保障。
其次，提高農村教師隊伍的整體水平。影響教育質量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就是教師自身的素質和水平。要提高農村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除了定期、不定期的培訓和進修以外，還可以通過成立扶貧、幫困民間組織，為那些立志提高農村教育水平，愿意到農村工作的志愿者牽線搭橋，或出臺更為優惠的政策，鼓勵優秀應屆畢業大學生到條件比較艱苦的地方去任教。只要制度設計合理，相信會有更多的志愿者和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去。這對于傳播新的知識，改變農村信息閉塞的現狀，增強農村教育隊伍的活力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2）大力發展職業技術培訓。農村勞動力受到自身素質和能力的影響，他們進城主要從事體力勞動和服務行業，這些行業的門檻比較低，通過短期的培訓也可以完全適應這些工作。因此，在發展職業培訓方面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從根本上減少農民參加培訓的成本。為了解決資金問題，可以將農村勞動力培訓的費用納入各級財政支撐的范圍之內，由多方面來承擔該費用，建立“政府主導、多方籌集”的投入機制。第二，逐步建立了縣、鄉、村三方面的農民職業技術培訓網絡。把尊重農民的意愿作為根本出發點，結合市場的需求，走出一條先培訓后輸出、以培訓促進輸出的新型培訓道路。第三，充分利用現有的各種教育資源，通過多渠道的宣傳，積極建立學歷文憑和職業培訓資格證書并重的勞動用工制度，提高農民進一步提升自身水平的意識。進一步推動和完善職業資格證書的制度，對職業證書考試的程序和管理更加嚴格，從多方面來規范各類崗位培訓制度的科學化。
2、加強傳統農業的改造，增加內部消化能力
首先是大農業內部的轉移。大理大部分農業勞動力仍集中在傳統的種植業上，而種植業又集中于傳統的種植經濟作物上。因此將勞動力由傳統的經濟作物向新型經濟作物轉移，從種植業向林、牧、漁等方面轉移，有一定的轉移空間。近幾年，一些發達地區通過大力發展水果、蔬菜、水產品等農產品及其具有高附加值的相關產業群，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在現象上與上述理論不謀而合。
其次是加強農業的產業化。農業產業化的實質是從傳統的農業向現代產業方向發展，從粗放式經營向集約型經營方向發展。農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農民的就業能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同時，推進農業產業化，不僅大大的提高了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的利潤，而且由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同時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以小規模農戶為主體的農業生產組織所帶來的“小生產”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
3、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發展水平，是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聚集和輻射功能。聚集功能，就是通過人口、資源、基礎設施、技術、信息聚集來促進二、三產業集中，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文明程度。并由于這種聚集，進一步促進消費需求增長、提升，推動了經濟良性發展。輻射功能，即通過城市各方面示范、服務作用及城市本身提供市場，帶動影響周邊農村地區的快速發展。加快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一方面有利于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果的穩定，減少重復轉移，提高轉移的效率，另一方面在實現勞動力完全轉移的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4、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度變革
制度是一切變革的先導，因此我們要積極的加快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制度的創新。這不僅可以有效地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問題，而且在協調城鎮化發展方面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要發揮制度在轉移勞動力過程中的作用，盡量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受制度的限制。同時，我們也要積極推進制度創新，最大限度地減少制度因素在勞動力轉移滯留中的作用，這也有利于大理市發展市場經濟。
（1）進一步完善土地流轉制度。目前，農民選擇到城鎮就業的最大顧慮就是土地問題，因此我們要建立健全現有的土地流轉制度，幫助他們擺脫土地就是一切的傳統思想。鑒于農民對土地承包的長期穩定的關系，我們可以采取法律的形式來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鼓勵他們將土地轉讓出去，這樣不僅使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利用，農民自身也會獲得相應的經濟收益。目前在全國的很多地方，土地流轉還是比較成功的，“農民變股民”成為了比較受歡迎的一種方式。具體來講，就是農民不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勞動，而是把自己的土地承包出去或者轉讓給別人進行經營，農民最后進行分紅就可以了，這樣不僅很好地保護了農民的權利，也保障了農民的勞動權，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發展視角。
（2）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年輕勞動力選擇到城市打工，這就為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供了發展空間，同時這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從農民的收入方面來看，他們選擇進城或者是留在附近的鄉鎮工作，使得他們的收入達到高峰。為了維持正常的生活，他們的大部分收入其實用來購買城里的生活用品，這樣一來，農村勞動力消費需求的增加也促進了城市的經濟發展。因此必須開放城市勞動力市場。當然，從長期穩定發展的角度來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開放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工程。我們要做好各種準備工作，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也要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進行。但對于一些特殊的大城市，實施一定的調整對外勞工限制是必要的。比如，在發展初期，我們可以在政策方面對國有企業改革給與一定的支持，這將有利于具有競爭性行業的就業保護，可以將范圍縮小到僅對本地勞動力的保障。但從長遠來看，我們應該逐步消除農民工的差別待遇，促進勞動力市場一體化。
五、結語
總之，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只有從根本上解決了大理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使農民都各盡其能，勞動力得到充分的利用與發揮，才能有效地促進大理市農村經濟的發展和提高當地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也是解決現階段農村發展問題的關鍵所在。筆者認為，面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熱點問題，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來解決，僅僅依靠政府的政策是不夠的，還要有農民的積極配合來實現。與此同時，還要在實踐中不斷的探索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優方案和更加有效的實施辦法。這一過程注定漫長而艱難，但是我相信經過我們多方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將它解決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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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勞動力的特殊性范文
關鍵詞：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轉移速度；轉移方向
我國社會經濟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高速發展時期，解決三農問題已成為當前非常重要和緊迫的任務。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又在于提高農民收入，而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能否順利地完成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則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在先行工業化國家中，日本的情況與我國有很多相似之處。本文對中日兩國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中的若干特點進行了比較分析，以期對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有所借鑒。
一、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
日本直到二戰后經濟中才出現具有實質意義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這一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戰后至5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日本農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從59.1%下降到37.9%，農業就業人數減少了10.4%。盡管農業勞動力轉移趨勢已明顯加強，但轉移規模仍然較小。這是由于經濟剛剛開始恢復，再加之戰后農村的，使大批農民獲得了土地，因而影響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的力度。第二個階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也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時期。1955—1975年，農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從37.9%下降到12.6%，減少了55.1%。第三個階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低速增長，農業機械化的已經過去，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規模逐漸縮小。農業勞動力轉移進人了穩定時期。1973—1984年，GDP年均增長率降低至4.3%.1980年農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降為9.8%。1985年這一指標進一步下降至8.3%，標志著日本已經完成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慢時，轉移的速度也相應較慢，而轉移的時期也正是經濟高速發展，工業部門急劇擴張時期。這也驗證了二元經濟理論的重要觀點，即如果非農業的就業機會擴大，農業就會向非農業轉移勞動力，轉移量對經濟增長率有很強的依賴性，而受流入部門的收入水平影響則較小。
同日本相比，我國要轉移的農業勞動力的規模巨大，難度極大。從農業就業人數的變動情況可以看出反映實質意義上的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從幾個時期的情況來看，只有在1991—1995年以及2001—2005年兩個時期內，農業就業人數絕對量呈現下降趨勢。
此外還應注意，從城市就業中農民工的比重變化來看，農民工占城市就業人數的比重，1985年為2.9%；1990年為13.6%；1995年8.9%；2000年35.3%；2003年為38.9%，…可以看出，從9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速度加快。
與日本不同，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一致。我國雖然經歷了長達近30年年均9.4%的高速經濟增長，但農業從業人員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下降相對緩慢，至今還在45%左右，相當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經濟增長對帶動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作用相對較弱。此外，在體制方面，改革開放以前，部門間、城鄉間界限分明，嚴格的戶籍管理以及一整套與其相關的醫療、社保、教育、福利和物資供應等等制度，限制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這種情況無疑延緩了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速度，使農業剩余勞動力長期積累。達到了龐大的規模，從而加重了轉移的負擔。直到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這方面的體制雖然有所松動，但對農業勞動力轉移仍還有不利的影響。
通常情況下，隨著農業勞動力大量向非農部門的轉移，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也會不斷縮小。日本隨著工業化高速發展，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加快，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同步縮小。1960年農轉移的速度相對較快，但時有反復，并沒有呈現出連續的加速轉移的情況。轉移的總規模雖然相當大，但轉移速度不夠理想。
首先，從農業從業人員占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來看，從80年代開始至今，雖然平均每年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在1000萬人的規模，農業勞動力人口占社會就業總人口的比重，仍然下降緩慢。降狀態，分別下降9.1%和7%。進入新世紀以來，轉移的速度在逐漸加快，且農業部門就業人數的絕對量也逐年下降，因此，這一轉移具有實質性意義。民收入當相于城市居民收入的92%，1965年農民收入超過城市居民收入，是后者的107%，到1975年時，日本農業勞動力轉移基本完成時，農民收入已是城市居民收入的139%，達到了最高峰。需要指出的是在農民收入中占絕大部分的是非農收入，純農業收入僅占1/7左右，同時農業勞動力的增長呈現連續負增長狀況。
而我國的情況是城鄉收入差距雖然也經歷了擴大、縮小的波浪式的發展，但總的趨勢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逐漸擴大。從1978—1984年間，農村人均收入增長達到16.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為8%，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2.6：1，降到1984年1.8：1。1985年以后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遠遠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幅度，1985—2004年間，農村收入的增長從1978—1984年的16.4%，降到4.4%，城市收入增長每年6.5%，在這種狀況之下。城鄉收入差距又由1984年1.8：1，擴大到2004年3.21：1；到2006年進一步達到3.23：1。
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方向
1.勞動力的產業間轉移
勞動力在產業間的轉移是與產業結構變化相一致的。從日本的情況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初期，農業中轉移出的勞動力大都流向了城市的工業部門。但在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時期，卻是以轉向服務業部門的為多。日本農業勞動力轉移方向的這一特點，是與其產業結構的變化方向相一致的：即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在非農產業中所占比重的迅速提高，而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則呈下降之勢。一般而言，非農業產業的就業增長率受經濟狀況影響較大。經濟增長率較高時，就業增長率也相應提高；經濟增長率下降則會帶來就業增長率的下降。這一特點在工業部門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對服務業部門來說，這一特點卻并不顯著。日本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服務業部門在吸納勞動力方面有其特點，即不管經濟狀況如何，大體相對穩定。工業部門在經濟景氣時，從農業部門吸收勞動力；不景氣時，從農業部門中吸收勞動力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從而導致在不景氣時產生過剩就業勞動力。而服務業由于其吸收就業的相對穩定性，則在此時仍能發揮吸收勞動力的作用。此外日本學者的研究還表明，從部門轉移的方向來看，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部分是轉移到了服務業部門，而進入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往往是來自服務業部門。因此服務業部門與農業部門一樣，也是勞動力就業的蓄水池，而且還同時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我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業剩余勞動力規模巨大，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水平與所要轉移的勞動力規模之間極不相稱，加之體制轉型等因素，決定了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方向雖然在總的趨勢上與工業化國家所經歷的過程大體一致，但又有其特殊性。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在產業間轉移表現為主要向農村中的第
二、第三產業轉移。農村中產業轉移的特點是，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占有最大的比重，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中的傳統部門，如零售、批發業和餐飲業等也占一定比重。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農業勞動力直接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的比重相對較少，更多的是轉向基礎設施建設部門及服務業部門中的傳統部門和非正規部門。
從就業的行業結構來看，轉移的勞動力大量流入到勞動力密集的行業。在第二產業中，勞動密集程度相對較高的建筑業和交通運輸業占有相當的比重，并呈現出穩定增加的趨勢。在第三產業中，主要集中在以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及所謂“其他”的雜項行業。從產業結構看，第
二、三產業的發展加速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1978—2005年，第一產業勞動力的就業比重由70.5%下降到44.8%，同期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上升明顯快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上升了19.2%，后者只上升了6.5%。與此相應，第三產業對農業勞動力的吸收也一直快于第二產業，從1994年開始，農業勞動力轉移到第三產業的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2001年這一比重已占到55.04%。
2.勞動力的空間轉移即城市化的發展問題
從國際經驗來看，伴隨著工業化的過程，一般勞動力在空間地域間的轉移主要是由農村流向大城市。70年代以前，日本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絕大部分都流入了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1955—1975年，在日本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時期，三大城市圈的人口增加了1.6倍，達到5215.6萬人，其中東京圈為2704.2萬人，增加了1.75倍。
70年代以后，日本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方向有了新的變化。1962年，日本政府頒布了《新產業城市建設促進法》，1969和1977年兩次提出《全國綜合開發計劃》，1971年還通過了《農村地區引進工業促進法》等等，這些政策法令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非農產業向農村地區的擴展，農村地區非農產業的發展，也促進了中小城市和農村區域的發展。如在1958—1962年，在轉出的農村勞動力當中，離村到城市就業的約占40%，而離土不離鄉的占40%。1973—1975年，前者比重下降為29.2%，而后者比重則提高到了70.8%。此外，還以大城市為依托大力發展了衛星城，以產業或大企業帶動了周邊鄉村城市化。
在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城市化進展較為緩慢，相對滯后。可以說，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城市化缺失的工業化過程。由于體制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農業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轉移受到很大的阻力，致使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形態主要是以向農村的非農部門轉移的方式進行的。典型的是“離土不離鄉”及“進廠不進城”的方式。這一方式促進了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和小城鎮的大量興起。盡管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明顯加快，但從總量上來看，農村內部的轉移仍占絕大部分。這表明農村工業化方式已在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后還將繼續發揮其作用。
三、勞動力素質
無論從勞動力在產業問的轉移還是城市化來看，勞動力的素質都是一個重要問題。日本能順利地完成這一轉移也與其農業勞動力具有較高的素質有關。農村教育的普及以及各類中等技術專科學校的存在，為農業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及其工業化的順利完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長期以來日本對農村教育和農業教育一直十分重視。早在50年代初，日本的農業勞動力已基本達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1978年，農業勞動力整體已達到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短大和大學畢業生占16%。由于基礎教育在城鄉間的差距不大，使日本的農業勞動力得以順利地轉移到城市，進入現代化工業企業。
我國城鄉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有著很大的差距。1985年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6年，僅相當于小學文化程度；而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4年，相當于高中一年級的文化程度。到2000年，農村提高到7.7年，相當于初中二年級文化程度；而同期城市勞動力達到12.2年，相當于高中畢業生的文化程度。
在日本農村，由于大批青壯年勞動力流向非農產業。而高年齡層勞動力因在非農業部門就業機會很少。很難流出農村，再加之在非農產業就業的勞動力年老離職后返鄉者不斷增加，使農村_中60歲以上的勞動力增長較快。此外，隨著60年代到70年代男性大量流向非農業部門，農村中女性勞動力占的比重也超過了男性，出現了“婦老農業”的說法。但由于日本長期堅持發展教育，這些老年和婦女勞動力也都受過較高程度教育，對發展現代農業有較高的適應能力，因而使日本在農業勞動力大量轉移的同時，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沒有受到多少不利的影響，相反1955年-1970年農業生產綜合指數創下增長39%的紀錄。“
我國近幾年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加快，特別是向城市轉移趨勢的加強，農村中“婦老農業”也已非常突出，在這一情況下，能否確保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糧食生產的安全也是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
四、關于促進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幾點建議
根據我國的國情，結合日本的經驗，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方面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給與更多的關注：
1.重視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在農業勞動力轉移中的作用。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盡管不是我們發展的方向，但是它們具有投資少，門檻低，就業制度靈活，對就業人員的文化水平和專業要求不高，分布面寬，吸收面廣等特點，從而具有吸納農業勞動力的巨大優勢，因此在現階段仍有存在和發展的必要。何況，目前農業勞動力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業已經成為我國的現實。
2.重視農村地區涉農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實行農村工業化。圍繞農業資源，從農業內部的需要出發，加強以農產品加工業為主的產品深度加工，并延伸其產業鏈；充分發揮不同區域的農業資源優勢，積極發展有地方特色產業，以吸收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2005年我國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1175元。首次突破千元，工資性收入占純收入總量的36.1%。這一情況說明，農村工業化已有明顯進展，有關方面應因勢利導。
3.重視第三產業中服務部門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特殊作用。服務業是一個層次極其多樣化、要求高低懸殊、又能不斷地涌現出新部門的產業。其中所包括的既有傳統部門，又有現代部門，同時還有新興的部門。進入的門坎有高有低，但多數對技術和文化要求不高，以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為主，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分布較散，適于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
除了服務業在勞動力轉移方面能起到有益的蓄水池作用外，尤其要重視它所起的中轉站的作用。它能為工業儲備大量素質較好的后備力量。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服務業，通過城市生活的學習效應，學習技術技能，體會城市文明，增強市場觀念，擴展了社會關系，提高了文化知識。這一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和培訓過程。它為農業剩余勞動力進人工業部門準備了更好的條件，同時也為傳統服務業部門的提升創造了條件，最終將會更強勁地推動國民經濟增長。服務業目前是今后仍將是吸收農業勞動力的主要渠道。
第7篇：勞動力的特殊性范文
【關鍵詞】勞動經濟；現狀；發展趨勢
一、研究背景
勞動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來源之一，勞動收入可以通過消費和投資這兩種主要途徑來影響經濟的發展。中國剛建國時，片面追求收入的平等分配，大大打擊了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導致我國經濟發展較為緩慢。改革開放后，“按勞分配”激發了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近些年來，勞動經濟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人口數目很大，農村人口比重較高農村勞動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是，勞動收入在中國經濟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卻有下降的趨勢。這一相互矛盾的現象對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另外，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的經濟也極具特色。中國經濟的特征主要有：面對非常大的國際經濟壓力；國內經濟的各項宏觀指標有所下滑，宏觀經濟增速逐漸放緩；對部分領域的投資增速下滑；居民消費難度加大；輸入性通貨膨脹導致價格上漲等。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著很多威脅，如何突破重圍，實現經濟增長成為當前面臨的主要經濟問題。勞動經濟是中國經濟的重要部分，所以勞動經濟也要考慮這些挑戰。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經濟究竟應該何去何從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在全面認識中國勞動經濟的現狀的基礎上，分別分析制約與促進勞動經濟發展的因素，探究中國特色勞動經濟未來發展的趨勢，可以幫助有關部門尋找更加高效的勞動經濟發展策略，促進中國特色勞動經濟甚至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
二、中國勞動經濟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經濟逐漸走向正確的道路，取得了不錯的發展，已經和建國初期的勞動經濟狀況想去甚遠。中國勞動經濟的現狀如下。
（一）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不斷完善
在各相關方的努力下，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不斷的得到了完善，很多新型科學技術也應用到了勞動經濟的發展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的勞動力得到了釋放，與此同時，城市工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農村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勞動經濟已經成為部分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我國國民經濟體系越來越健全。
（二）農業經濟發展促進勞動經濟發展
由于我國巨大的人口數量，導致人均耕地面積較小，農民靠種地所得收入不多，難以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甚至導致農村收入與城市收入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由于科技的進步，農村勞動力有所剩余，農民可以離開農業生產，進入城市發展。進城務工人員的存在推動了中國勞動經濟的優化，使勞動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總而言之，農業經濟發展促進了勞動經濟發展。
（三）鄉鎮企業增長速度慢
與城市相比，我國的鄉鎮經濟增長也較為緩慢，難以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產生足夠大的吸引力，這樣就進一步導致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鄉鎮企業是鄉鎮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于鄉鎮企業大多起步晚，起點低，經驗不足，導致鄉鎮企業的質量良莠不齊，一些差的鄉鎮企業被社會經濟所淘汰，更進一步導致了鄉鎮企業的吸引力不夠，形成惡性循環。
（四）農村勞動力素質制約勞動經濟發展
基于前三點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是勞動經濟的重要影響因素。由于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他們的整體素質較低，這增加了農村勞動力融人城市各行業的難度，在城市中發展的農村勞動力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最終制約了勞動經濟的發展。
（五）經濟環境制約勞動經濟發展
阻礙勞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經濟環境的制約。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不可能完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所以農村以及鄉鎮必須思變，從內部解決剩余勞動力的問題。盡管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我國城鎮化發展依舊處于起始階段，還存在諸多問題，使農村以及鄉鎮無法妥善處理剩余勞動力，對勞動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多負面的影響。
（六）制度環境制約勞動經濟發展
阻礙勞動經濟發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制度環境的制約。回顧以往，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我國一直在實行的，這導致了城市更多的進行工業發展，而農村更多的進行農業生產。另外，城鄉間不同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導致城市和農村的勞動力不能面對公平的競爭環境，降低了對勞動力的資源配置的效率。更有甚者，有些地區為了照顧城鎮下崗職工，甚至出臺了很多不利于農民工的政策，導致很多已在城鎮工作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清退，嚴重阻礙了勞動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產生社會問題。
三、中國特色勞動經濟的發展趨勢
中國的勞動經濟現在面對的狀況不容樂觀，但值得欣喜的是，國家、社會等各相關方都已經注意到了中國勞動經濟的發展問題，并對這個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中國的特色勞動經濟的前景非常光明。那么，中國特色勞動經濟會向什么方向發展呢？
（一）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向“人才紅利”
眾所周知，中國由于龐大的人口數量，其實可以享受到很多“人口紅利”，即由于眾多的勞動力數量而帶來的好處。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口紅利”很難有效且長久的促進勞動經濟的發展。中國勞動力市場必須轉向“人才紅利”，才能取得長期且可持續的發展。
“人才紅利”要求充分利用人的才能，解決好人們就業難的問題。現在，大學生的數量越來越多，很多大學生難以找到工作，形成人才過剩的現象。而與此相對應的，對農民工的需求逐漸增多，擁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成為稀缺。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勞動經濟需要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充分挖掘每個勞動力的優勢。
（二）“國際勞動”成為新趨勢
中國的國際交流越來越多，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都越來越多，政府、跨國公司逐漸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國相關部門應該加快產業之間的對接合作，利用其他國家的優勢，促進我國勞動經濟的發展。
（三）勞動者傾向于創業
以前，我國勞動者的就業更多的是“被動就業”，勞動者對這樣的工作的積極性較低。但是現在，國家大力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國的勞動者開始向主動創業轉變，這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為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促進勞動經濟的發展，政府應進行相關的改革，激發市場活力，教育方面則應進一步完善創業創新的教育體制，市場應打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法律應提供必要的保障。
（四）公平就業
隨著勞動者意識的覺醒，勞動者越來越有自己的想法，越來越想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公平就業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為實現公平就業，在法律法規方面，應提高相關的制度保障；在勞動者思想層面，應該提高所有工作人員的維權意識；在第三方力量方面，工會組織等第三方的談判權利應得到充分發揮；在市場方面，應該深化相關的體制改革。
（五）勞動者行業狀態轉變為“體面勞動”
以往，我國勞動力的成本十分低廉，導致我國工人處在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遭受到很多壓榨，卻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識去改變這種局面。但是，現在我國的產業結構逐漸得到了優化升級，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現在以及未來我國的勞動力可以從事“體面勞動”，得到更高的勞動報酬以及福利保障，有效促進了我國勞動經濟的發展。
（六）集體主義
長久以來，我國奉行的是具有從屬性的個體勞動關系，導致勞動者個人主義思想嚴重，經常單兵作戰，不懂得合作。集體勞動關系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可以保護勞動者的權益，現在逐漸被社會所認可。
為完成向集體主義勞動關系的轉變，相關的法律政策應該得到完善，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在協商機制中的作用，勞動者也應加強集體勞動關系的意識。
（七）勞動關系向“合作”轉變
員工持股計劃目前在中國已經被廣泛應用，不僅對國有企業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對員工具有非常大的激勵作用。企業員工以前只是單純的“打工者”，現在卻逐漸向“合作者”的角色轉變。
四、總結
對勞動經濟的發展趨勢進行研究，首先要考慮勞動經濟的現狀，然后再結合政策等因素對勞動經濟發展進行探究。尤其是對于中國的勞動經濟，中國的經濟狀況非常特殊，國情也和其他國家差別非常大，中國的勞動經濟，可以稱為特色勞動經濟。本文就是基于中國勞動經濟的現狀，研究了中國特色勞動經濟的發展趨勢。
中國勞動經濟的現狀是：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不斷完善；農業經濟發展促進勞動經濟發展；鄉鎮企業增長速度緩慢；農村勞動力素質制約勞動經濟發展；經濟環境制約勞動經濟發展；制度環境制約勞動經濟發展。
在這樣的勞動經濟現狀下，中國特色勞動經濟的發展趨勢是：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向“人才紅利”；“國際勞動”成為新趨勢；勞動者傾向于創業；公平就業；勞動者行業狀態轉變為“體面勞動”；集體主義；勞動關系向“合作”轉變；雇傭時間向長期發展。
通過本文對中國特色勞動經濟發展趨勢的研究，政府、企業等相關機構可以在順應發展趨勢的前提下，結合各自的特點，制定出適宜的經濟發展策略，來有效促進中國特色勞動經濟的發展，進而提升中國經濟水平。總而言之，本文對中國特色勞動經濟發展趨勢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意義。
參考文I：
[1]楊宜勇，張強.當代中國特色勞動經濟的變化特征[J].中州學刊，2016，（10）
第8篇：勞動力的特殊性范文
關鍵詞：國外；馬克思勞動觀；批判；反思
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5-0052-02
一、國外對馬克思勞動觀的批判
（一）鮑德里亞對馬克思勞動觀的批判
鮑德里亞對馬克思勞動觀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生產之鏡》這本著作中，他對理論體系中生產、勞動、以及唯物史觀等觀點都進行了批判。
鮑德里亞對馬克思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交換價值是使用價值產生的條件，交換價值對使用價值起著決定的作用。在鮑德里亞的觀點中，他認為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是不存在的，勞動力的價值是通過交換價值體現出來的。在他看來，人同時具有需求和勞動力的兩個方面，而它們都是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由交換價值體系衍生出來的概念。但是馬克思卻用科學的觀點，歷史的觀點和技術的觀點來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即用一種理性的觀念對資本進行批判，把經濟學的理性方式當做一種普遍的模式運用到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
鮑德里亞還對馬克思的異化勞動觀點進行了批判，他明確的指出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有兩個重大的缺陷：1、鮑德里亞認為，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批判，僅僅是對異化的勞動關系進行的批判，而不是對客觀的勞動進行批判。在鮑德里亞看來，馬克思僅僅反對異化了的生產關系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在生產勞動等意識形態方面對資產階級進行批判；2、鮑德里亞反對馬克思的非勞動和游戲思想。在鮑德里亞看來，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批判，僅僅是勞動觀的異化關系進行了批判，而沒有對勞動進行批判，馬克思的這個觀點把勞動神圣化了。
通過上面的論述，鮑德里亞對馬克思勞動觀批判的終目的就是要否定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思想是建立在勞動的基礎上的，闡述他的象征交換理論。鮑德里亞對于馬克思勞動觀的批判主要是把馬克思勞動概念當做一種意識形態來進行批判。
（二）哈貝馬斯對馬克思勞動觀的批判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其理論基礎來源于黑格爾的勞動觀和馬克思的勞動概念。他的勞動理論直接源于黑格爾，哈貝馬斯認為，主體發展必須借助于勞動規則，而勞動規則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因為勞動規則本身存在于社會勞動中，所以仍隨著勞動的發展而不斷改進,因此不能把勞動規則絕對化。另外，哈貝馬斯還認為，人們在勞動中認識勞動規則的活動，還并不完全是勞動規則，還含有交往規則，他稱為“來自上面的合理化力量。
在哈貝馬斯看來馬克思的勞動理論具有缺陷，馬克思勞動理論的缺陷是其重建唯物史觀的立足點。在哈貝馬斯看來，馬克思的勞動觀僅僅局限于主客體之間，而沒有主體之間的彼此的認同。馬克思所描述的勞動過程，僅僅人與自然界、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僅僅涉及生產模式的、缺乏主體之間相互溝通的、獨白式的生產過程。在這種片面的勞動觀下，勞動僅僅片面的去關心效率的提高，生產組織的有效性，知識和技能的更完全的利用，卻忽視了勞動之中所不能代替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家庭、社會、道德等社會關系。哈貝馬斯認為，人類的進步僅僅通過勞動的進步來體現是錯誤的，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僅僅在人類產生的早期適用。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進行了批判，指出其缺乏反思性，他對馬克思的認識論提出了異議。
他認為馬克思把勞動作為一切人類活動的根源，是不正確的，人類，馬克思忽視了交往的作用。他同時指出，勞動只能在理解人和自然界的關系時起到主導作用，在認識論中如果忽略了個體的社會性，只從生產力去考慮社會的進化，便不能實現認識論上的自我反思。哈貝馬斯認為人應當加強自我反思的力量，堅決抵制技術對人的支配和控制，打破工具主義的枷鎖。同時，哈貝馬斯對馬克思把價值引入勞動的范疇進行了批判，強烈反僅僅從經濟學角度對勞動的分析而忽略了人類意義的角度。
二、對國外關于馬克思勞動觀批判的反思
（一）鮑德里亞對馬克思勞動觀的誤讀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鮑德里亞對使用價值問題的誤讀
鮑德里亞錯誤的認為馬克思沒有揭示出“使用價值是被交換價值生產出來的”，因而把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使用價值擴展到任何社會財富的物質內容，甚至把整個自然界都看做使用價值。
實際上，馬克思明確的把使用價值分為“商品使用價值”和“非商品使用價值”，只有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為了交換價值生產，并通過交換價值來實現的。這就是被鮑德里亞認為的“被交換價值生產出來的”使用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具有特殊性，僅僅對于其消費者是使用價值，而對于其生產者并不是使用價值。馬克思同時對自然界的使用價值進行了區分，把它區分為使用價值和自然屬性。馬克思明確的指出：只有在資本主義下，整個自然界才被看做“使用價值體系”。
2、鮑德里亞對勞動概念的誤讀
在勞動問題上，鮑德里亞錯誤的認為馬克思把“勞動”看做社會財富的主體源泉。實際上就是把勞動力看做是具體的社會財富的來源。（1）鮑德里亞混淆了馬克思歷史觀中人的一般勞動和經濟學中創造使用價值的生產勞動的概念；（2）他錯誤的簡單商品生產者在經濟學范疇中的勞動同雇傭勞動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混為一談；（3）鮑德里亞錯誤的把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過程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相混淆。
馬克思的觀點里，人不能同單純的勞動力劃等號，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也不等同于作為人的活動（勞動）；商品生產者不等于單純的勞動力所有者，生產商品的勞動也不僅僅創造具體的使用價值，它還形成抽象的交換價值。資本的真理在于勞動力商品的特殊使用價值，它不僅不在于創造具體的使用價值，甚至不在于形成抽象的交換價值，而在于這一商品能夠產生比自身的交換價值更大的交換。
3、鮑德里亞對解放問題誤讀
鮑德里亞錯誤的認為從把使用價值從交換價值體系的中解放出來，把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從勞動力的額交換體系中解放出來，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最終目的。
這里的誤讀實際上是鮑德里亞混淆了一般使用價值和被交換價值生產出來的價值，混淆了一般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和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解放使用價值和勞動不是馬克思解放的真正目的，使用價值和勞動力的解放為人的解放的提供了物質基礎，是人的解放的初始形式。馬克思解放的真正目的是使人從勞動中解放出來，自然從使用價值中解放出來。
（二）哈貝馬斯對馬克思勞動觀的誤讀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哈貝馬斯錯誤的把實踐等同于生產勞動，認為物質生產勞動是實踐的唯一形式
實際上，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勞動在社會發展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馬克思的觀點里，勞動和實踐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他們之間互相交叉又有著差別。在馬克思的實踐觀中，物質生產活動是最基礎、最主要的實踐形式，除此之外還包括科學實驗、認識實踐、階級斗爭等。物質生產勞動是這些實踐的基礎，馬克思所指的實踐并不僅僅是勞動。
2、哈貝馬斯錯誤的認為馬克思的勞動觀僅僅是改造外部世界的手段
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混淆了人與人的關系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不能建立人和自然的絕對同一，也不能揭示人和自我的同一。
實際上，馬克思認為一切生產、勞動的基礎都是物質世界。自然界是人們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馬克思的勞動觀不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勞動包括生產和交換兩個部分，生產勞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交換勞動產品時則產生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馬克思的勞動觀是人和自然關系、人和人的關系的有機的統一。
（三）哈貝馬斯錯誤的認為馬克思把實在勞動和抽象勞動相對立，沒有對二者進行本質的區分
哈貝馬斯對實在勞動和抽象勞動的理解是片面的，他僅僅在雇傭勞動的視界里定義抽象勞動和現實勞動，在生活世界中對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進行考察。
實際上，馬克思對于勞動的考察不再是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而是勞動的解放和抽象勞動創造的價值。馬克思沒有通過對異化勞動對二者進行探討，尋求他們的對立，而是在經濟系統中尋找消除他們的途徑。
三、國外對馬克思勞動觀批判的價值
國外主義者對馬克思勞動觀進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批判。但是他們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正確的，有對馬克思思想的誤讀，也有對馬克思理論的深入探討。
（一）鮑德里亞批判的價值
鮑德里亞深刻的批判了馬克思的生產模式，促使我們從新的領域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行分析。
鮑德里亞對馬克思勞動觀的批判對后現代主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后現代主義的許多理論都來源于鮑德里亞的理論。
鮑德里亞對勞動觀的批判為我們研究后理論提供了理論支持，是我們對后研究的出發點。
（二）哈貝馬斯批判的價值
哈貝馬斯的批判為我們分析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雖然哈貝馬斯對馬克思勞動觀的批判有些觀點是偏頗的，是對馬克思觀點的曲解，但是哈貝馬斯提出了勞動和相互作用的框架，并對資本主義晚期社會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為我們在分析主體的活動和社會形態的發展時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哈貝馬斯的批判豐富了馬克思理論體系。哈貝馬斯在對馬克思勞動觀的批判中，區分了勞動和相互認同，重點突出符號交往的作用，通過語言學研究，推動了倫理道德學說的發展，豐富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
哈貝馬斯的批判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哈貝馬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不僅在視角上還是方法論和目的上，具有積極的意義。哈貝馬斯所提出的對歷史唯物主義反思性的重建，批判了實證化，發揚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法)鮑德里亞著,仰海峰譯.生產之鏡\[M\].中央編譯出版社,1991.
\[2\](美)漢娜·阿倫特著,竺乾威譯.人的條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德)哈貝馬斯著,郭官義,李黎譯.認識與興趣\[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
第9篇：勞動力的特殊性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完全競爭和存在制度性分割兩種不同勞動力市場條件的對比分析,認為在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條件下,當畢業生暫時無法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時,由于信號成本和高流動成本的影響,“先就業,后擇業”不符合畢業生利益最大化需求,自愿性失業是約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文章認為,需要通過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來培育市場機制,盡可能消除人為的、制度性的市場分割,逐步建立一個統一的、富有彈性、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 制度性分割 自愿性失業
勞動力市場不同條件下就業問題概述
如果對大學生規模進行總量分析,由于我國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例和高等教育入學率仍然低于發達國家,甚至低于部分發展中國家,加上我國幅員廣闊,不同區域增長極帶動的多層次經濟發展為大學畢業生就業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間,因此,大學生依然是稀缺人力資源。然而,與勞動力市場上大學畢業生供給量逐年上升形成反差的是,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持續降低,市場對大學畢業生的有效需求滯后于畢業生的供給,不均衡的人才結構性分布凸顯了大學生就業難問題。
關于勞動力市場與就業(失業)的研究,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供給―需求”分析范式一直居于主流,認為憑借工資水平的靈活調整機制,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會實現均衡,勞動力市場將自動出清。他們承認勞動力市場有時也會失靈,不過認為市場之所以出現失業現象,主要是緣于因工會壟斷、信息不完全等造成的工資剛性,致使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缺乏有效的工資調整機制。Freeman運用這一分析范式較好地解釋了歐美發達國家大學畢業生整體就業情況的長期變化(Freeman R.B.,1975)。不過,“供給―需求”分析范式由于建立在完全競爭、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假定基礎之上,忽視了勞動力市場中非競爭性因素的影響,就發展中國家而言還忽視了二元經濟背景下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Lewis,w. Arthur,1954;Tpdaro,Mrchael,1969),因而對現實缺乏足夠的解釋力。
在批評“供給―需求”分析范式的基礎上,影響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因素逐漸受到重視。克拉克•科爾首先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內部勞動力市場與外部勞動力市場,認為現實中的工資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結果,從而較早提出了有關勞動力市場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MS)的思想。多林格爾(P.B.Doeringer)和皮奧利(M .J .Piore )在對波士頓低工資群體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模型,根據工資水平、工作條件、穩定性、培訓和升遷機會等差異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他們認為二者之間不僅存在差異,還存在嚴重的流動壁壘,尤其是由次要勞動力市場向主要勞動力市場流動的可能性很小。賴德勝等在運用市場分割框架對我國勞動力市場進行分析時發現,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因經濟內生性因素形成的勞動力市場分割不同,市場機制尚不成熟的轉型經濟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主要因外生的制度造成分割,就我國勞動力市場而言,則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以及正式勞動力市場與從屬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分割(賴德勝、孟大虎等,2008)。
正是因為制度性分割因素的存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出現大學畢業生總量上稀缺與結構性過剩并存的現象,這意味著當前我國大學畢業生并非就業難,而是擇業難(賴德勝、孟大虎等,2008),畢業生如果在就業過程中“先就業,后擇業”,譬如選擇去中西部農村地區或者降低就業期望值先行就業,就業空間將很廣闊。但是大量畢業生在暫時無法找到不低于就業期望值的工作時,往往放棄低于期望值的就業機會,選擇自愿性失業畢業生作為一理性個體,對于就業選擇會進行成本收益比較,其放棄“先就業,后擇業”而選擇自愿性失業的行為并非是盲目的,而是約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種約束條件,包括個人、家庭、朋輩群體的示范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以勞動力市場分割為主要特征的外在制度因素。
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條件下的畢業生就業
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力市場是統一的和完全競爭的市場,工資具有無限彈性,可以自由調節勞動力的供求,而且勞動力的供給取決于對收入與休閑的權衡,勞動力的需求取決于雇傭勞動力的邊際成本(MRC)與邊際收益(MRP)的均衡點。新古典經濟理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古典經濟學關于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假設,但是仍然假定市場主體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理者,工資可以使勞動力的供求實現平衡。假如勞動力市場上畢業生供給大于需求,工資水平將趨于下降,從而使作為勞動力的畢業生使用成本下降,市場對畢業生的需求增加,而由于畢業生的勞動收益率在降低,這個時候畢業生個人會傾向于選擇更多的閑暇,因此勞動力市場上畢業生的供給隨之減少。相反,如果勞動力市場上畢業生供給小于需求,則會導致工資水平的上升,并迫使對作為勞動力的畢業生需求減少和畢業生供給增加,最后使供給和需求重新達到均衡。
如圖1所示,D是畢業生需求曲線,S是畢業生供給曲線。假如實際市場工資率位于W1,這時畢業生供給量為S1,而需求量為D1,供給量大于需求量。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市場上的畢業生工資率會產生一種向下的壓力,即新增的畢業生愿意接受較低的工資來獲得就業崗位,而廠商即便提供較低的工資也能雇傭到自己所需要的畢業生。這樣,經過一個短暫的調整過程后,工資率會降低到W0的水平,從而實現畢業生供求的均衡。同樣,如果市場工資率低于W0,則因為畢業生供不應求,會使工資趨于上升,一直上升到W0的水平。這樣,只要工資率是可調的,市場上畢業生的供求都會在相應的水平上實現均衡,從而實現勞動力市場出清。
在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條件下,由于工資率對畢業生供需的靈敏反映和調節,一個勞動力市場是充分流動和競爭的,畢業生選擇自愿性失業并不能帶來額外利潤,卻喪失了如果選擇工作則可以獲得的工資收入,從這個意義上看,自愿性失業并不符合畢業生利益最大化目標。
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條件下的畢業生就業
勞動力市場分割是指由于經濟內生因素或者政治、經濟等外在制度因素的制約,使勞動力市場劃分為兩個或多個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運行規則的領域,不同的領域在工資決定機制、工作穩定性、勞動者獲得提升的機會等方面有明顯的區別,而且勞動者很難在不同的市場之間流動。對大多數成熟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來說,因經濟內生因素形成的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是最主要的分割形式,但對市場機制不成熟的轉型經濟國家來說,則主要是制度性分割。本文根據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定義和特征,對勞動力市場作出如下假定:
勞動力市場是由兩個不同類型的單一市場A與B組成,其中A市場在工資水平、工作的穩定性、工作條件和職業發展前景等方面顯著性優于B市場;B市場接近完全競爭,基本上沒有進入壁壘,勞動力由A市場向B市場流動比較容易,相反,A市場存在很強的進入壁壘,勞動力由B市場向A市場流動成本很高;A、B市場的差別主要緣于制度性分割,忽略其他因素的影響;因為分割的原因,A、B市場存在不同的勞動力供求均衡。
畢業生進入A市場,意味著可以獲得較高的分割性收益,這種分割性收益是以各種形式的福利待遇或社會地位等形式存在的,而如果進入B市場,則無法獲得分割性收益,因此作為“理性人”的畢業生,選擇進入A市場符合利益最大化目標。
畢業生進入A市場,一般有如下三種不同路徑:路徑1:一步到位,直接進入A市場;路徑2:先進入B市場,再擇機進入A市場;路徑3:放棄在B市場的就業機會,進行等待或工作搜尋,擇機進入A市場。
以上三種路徑,路徑1顯然是最優選擇。但在短期內A市場就業崗位容量有限或者畢業生與A市場就業崗位不匹配等情況下,畢業生將一時難以進入A市場,此時路徑2與路徑3哪個選擇更符合畢業生利益最大化呢?如果僅僅從短期收入來看,路徑2比路徑3能獲得更多的收入,因此路徑2優于路徑3。但這種分析忽略了路徑2與路徑3對畢業生進入A市場的可能性差異。
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是一個畢業生與雇主之間的博弈過程,由于在畢業生與雇主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畢業生具有對自身的信息優勢,而雇主處于信息劣勢,因此,一方面,畢業生通過發送文憑、技能、工作經歷等有利信號使自己“脫穎而出”,另一方面,雇主則需要對畢業生發送的信號進行甄別和篩選。在畢業生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是否有在B市場的工作經歷,對于畢業生進入A市場可以起到信號的作用,雇主有理由相信,寧愿留在A市場失業也不到B市場尋找工作的勞動者生產效率較高,而B市場的求職者生產效率較低,因此,在B市場工作的畢業生更加難以進入A市場。此外,畢業生即使有幸能離開B市場進入A市場,也面臨與B市場雇主的解約成本,包括可能存在的違約金、若干年內禁止從事同業競爭的限制以及從原先單位的其他退出成本。綜上分析,在畢業生難以一步到位直接進入A市場的情況下,先進入B市場工作雖然能使畢業生獲得一定的收入,但進入B市場工作不利于畢業生向A市場流動,相反,自愿性失業有利于畢業生擇機進入A市場,因此更加符合畢業生約束條件下的利益最大化選擇。
結論與建議
如果勞動力市場不存在流動,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大的情況下,畢業生會先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就業,等有合適的機會再轉移到主要勞動力市場。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及其所導致的高流動成本,加上在追求勞動力市場分割性收益動力的驅使下,畢業生不惜暫時失業也要想方設法留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這說明在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的約束條件下,“先就業,后擇業”并不符合畢業生的最大化利益目標。為此,需要通過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來培育市場機制,盡可能地消除人為的、制度性的市場分割,逐步建立一個統一的、更加具有彈性的、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
首先,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當前重點是培育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機制,減少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市場機制將是勞動力資源配置最有效的力量,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應主要限制在市場失靈的領域。
其次,政府要推動現有制度變遷,打破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壁壘,建立富有彈性和競爭性的統一勞動力市場。與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主要表現為制度性分割,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推動現有制度變遷,減少勞動力市場的制度交易成本。
最后,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尤其要完善小城鎮和農村公共資源建設,縮小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區域分割。當前,大學畢業生之所以不愿意前往農村地區就業,除了不盡合理的就業心態等因素外,城鄉之間包括勞動力、資本等在內的資源配置上存在嚴重的制度性分割是主要根源。因此,要拓展大學畢業生就業空間,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除了進一步挖掘城市就業機會外,重點需要完善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勞動力市場環境的建設,輔之以配套性激勵政策,進一步縮小農村與城市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區域分割。
參考文獻:
1.賴德勝,孟大虎等.中國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研究[M].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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