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發展目標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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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發展目標范文
[關鍵詞]納稅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
稅收評估不僅是對稅收結構及變化進行科學分析，指導稅收工作，更好地發揮稅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還能夠科學反映經濟社會各部門發展狀況，對于指導宏觀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稅收評估相對復雜，在指導經濟發展方面還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缺乏科學的評估方法、應用指導機制不健全、對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不足、缺乏專業化人才團隊等，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好地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提升稅收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性。
一、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確保宏觀經濟增長目標順利實現
稅收總量、結構等都與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具有重要關系，而宏觀經濟增長目標是國家在充分考慮各項因素基礎上提出的，能否順利實現宏觀經濟發展目標直接關系到經濟社會及財政稅收等各方面發展。因此，應用有效的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可以明確我國各產業、各部門內的經濟增長點，對于發展趨勢進行有效的預測，可以明確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并將其進行細化，針對具體目標指標采取相應的支持和發展政策，進而可以順利實現宏觀經濟增長目標。
(二)促進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
我國經濟已經是由高速發展邁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而優化稅收結構、提升稅收收入質量成為實現宏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所以，通過應用稅收評估，明確稅收的具體結構，以此確定宏觀經濟中各部門的發展潛力和市場空間，進而制定和實施必要的支持政策提供依據，使得那些技術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知識密集型以及戰略新興產業能夠得以快速發展，進而優化了宏觀經濟發展結構，為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必要的基礎。
(三)有效激發市場活力
我國經濟在經歷高速發展之后，逐漸進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的穩步推進為我國經濟的穩步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全面激發市場活力成為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稅收評估可以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納稅申報進行有效分析，通過實施減稅降費等優惠政策扶持市場主體的發展，進而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充分釋放稅費改革紅利，提升其發展活力。由此可以看出，通過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可以更加有效的激發市場活力，為宏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二、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缺乏科學的稅收評估方法
在財政收入中，稅收占據絕對比重且該比重不斷上升，成為國家主要的財政來源，直接影響著國計民生，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近年來，我國在稅收評估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各地區稅務機關通過組建專門的稅收評估部門，借助系統軟件對稅收結構、風險、增長變化情況等進行分析。但從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當前的稅收評估方法還相對落后，缺乏對稅收及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因素的充分考量，其內容相對單一，沒有充分考慮到宏觀經濟發展對稅收評估工作帶來的影響，也沒有根據經濟發展對稅收評估工作進行改進，因此導致稅收評估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宏觀經濟發展實際，所以其對宏觀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受到限制。
(二)缺乏完善的應用指導機制
稅收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具有緊密關系，宏觀經濟是稅收的基礎，稅收是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結果，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通過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涉及到諸多層面的內容，但由于缺乏必要指導機制，因此其指導作用相對有限。首先，在進行完稅收評估之后，如何將其結果順利應用到宏觀經濟發展指導過程中，如何實施這些指導性的政策，如何確保指導政策的有效性等成為擺在當前的重要問題。同時，在稅收評估標準制定和選擇方面是否可以滿足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這也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制定和實施完善的應用指導機制成為借助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
(三)對大數據的應用能力不足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對各行業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直接推動了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影響了稅收評估工作，為其帶來了新的評估手段。但當前在進行稅收評估過程中，還缺乏對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現有的評估方法、模式和系統等都顯得相對傳統，且很多時候需要進行人工操作，不僅降低了稅收評估的效率，也影響了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另外，在具體的稅收評估過程中，其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較低，難以借助信息技術手段對宏觀經濟發展和稅收變化中的各項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因此導致稅收評估的可靠性受到影響，進而降低了稅收評估對宏觀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
(四)缺乏專業化人才團隊
稅收評估工作是稅收經濟分析的重要工作內容，涉及到稅收組織收入構成中的諸多內容，其復雜性較高，因此需要專業化的人才團隊。而稅收評估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的應用也具有較強的專業化，同樣需要專業人才的推動。當前，人才不足成為擺在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相關部門對現有稅收評估人員的專業化培訓力度不足，沒有針對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進行核專業化的培訓教育。其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得不到持續提升，難以有效應對宏觀經濟發展對稅收評估提出的各項要求，因此其在稅收評估方面的專業性不足，評估結果的應用性存在欠缺。另外，相關部門對稅收評估專業人才的引進不足，大部分人員都是從其他部門或崗位調整而來，非科班出身，因此其專業能力存在先天不足，在稅收評估及其應用方面難以發揮專業人才作用。
三、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創新稅收評估方式方法
近年來，為全面激發市場活力，減輕企業負擔，助推新興產業的發展，國家不斷出臺一系列的減稅降費政策，各類政策及稅收征管還處于改革過程中，對宏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從而對稅收評估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所以，需要創新稅收評估方式方法提升稅收評估的科學性和準確性。首先，相關部門要轉變傳統稅收評估理念和方法，提升對稅收評估的重視度，將其視為反映宏觀經濟發展質量、促進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其次，要全面更新稅收評估的軟硬件設備，在原有系統基礎上，將宏觀經濟發展和稅收評估相關影響因素納入其中，確保稅收評估分析數據的全面性，以此改進稅收評估結果，更好地指導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完善應用指導機制
稅收評估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需要完善的應用指導機制作為保障，以此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完善應用指導機制方面，要首先明確稅收評估的目標，就是要通過稅收評估結果來評價宏觀經濟發展質量，并找出宏觀經濟新的增長點，比如新興產業和企業，以發揮其對經濟的帶動作用。所以在要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支持和應用政策，將那些具有戰略指導價值的稅收評估結果應用到宏觀經濟相關產業行業中。同時要對這些支持政策的應用結果進行科學考核與評估，比如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的成果等，以此作為改進和完善稅收評估對宏觀經濟發展指導機制及支持政策的重要基礎和依據，更好地發揮稅收評估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強化對大數據的應用能力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迎來了大數據時代，其對各項稅收工作及宏觀經濟發展都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因此強化對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是提升稅收評估對宏觀經濟發展指導能力的關鍵。首先，在進行稅收評估過程中，要樹立大數據思維，摒棄傳統的數據評估理念和方法，充分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手段，對稅收征管及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項影響因素數據進行廣泛的收集、分析、整理、儲存，形成稅收評估信息數據庫，在開展各項稅收評估過程中強化對數據庫的共享，以便于提升稅收評估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同時要借助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對各行業發展情況與稅收情況進行對比分析，以便于明確兩者之間的關系，為稅收評估提供實時性的數據支持，也更好地發揮其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
(四)構建專業化人才團隊
當前，人才已經成為各行業發展的關鍵性資源，稅收評估工作本身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其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更是需要專業人才的推動。因此，構建專業化人才團隊顯得十分必要。首先，要根據稅收評估工作的實際需要和現有從業人員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差異性，對其稅收評估人員進行專業化的培訓，使其掌握最新的稅收評估方法，在稅收評估實踐中不斷提升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另外，要根據稅收評估在指導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吸引外部專業人才的加入，實現對現有人員團隊的有效補充，優化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打造一支專業化能力強、綜合素質高的人才團隊，為更加有效地應用稅收評估指導宏觀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人才保障。在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稅收評估工作顯得十分必要，不僅可以實現對稅收本身的評估，還能夠為宏觀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指導。稅收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具有必然聯系，通過科學稅收評估能夠確保宏觀經濟增長目標順利實現，同時能夠激發市場活力，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從研究來看，可以從創新稅收評估方式方法、完善應用指導機制、強化對大數據的應用能力和組建專業化人才團隊等方面出發，強化稅收評估對宏觀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齊波.論財稅工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支撐作用[J].中國集體經濟,2021(3):101-102.
[2]李娜.淺析財政稅收對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J].中國集體經濟,2021(3):109-110.
第2篇：宏觀經濟發展目標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經濟發展
前言：舊的宏觀調控面臨經濟的改革出現了諸多的不適應，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只有進行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才能實現經濟的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但如何進行改革成為困擾相關部門的重要難題。
1.經濟管理職能的強化
1.1 宏觀調節
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水平的平衡發展，避免失業率上升、控制通貨膨脹在一定的范圍內，國際收支平衡而采取的一種手段，主要是財政、金融手段的運用，進行一定的結構控制和調整。從我國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我國的宏觀經濟調節上仍存在著一些頑疾有待清除，主要呈現在：貨幣供給量控制狀況不是很好，常常受到來自各方壓力的影響；其次是調節手段只對部分群體有效，而對部分經濟主體則無法發揮作用；再次，我國的財政赤字現象仍舊是較為嚴重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財政手段的發揮。類似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政府的宏觀調節功能就無法進行，經濟的發展也會受到限制。
1.2 穩定社會收入的公正性
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可以對社會的分配保持其公正性做出貢獻，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社會利益主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單一化呈現多元化的形式，貧富差距有所增多，尤其是在發展較快與部分落后的城市之間。與此同時，我國財政、稅收等部門在維護社會收入分配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則顯得不足。主要表現在，在我國尚未形成以源泉征稅與收入義務申報制為中心、以貫徹稅收法制為基本原則的現代征稅制度，征稅的標準也不夠統一，造成大量的偷稅漏稅現象，嚴重威脅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我國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極小，而這離不開部分企事業單位承擔了部分福利與保障職能有關，但要想覆蓋全部人員，該制度仍存在著一定的限制，這對很需要社會福利的人來說是不公正的。市場機制的改革勢在必行，為了抑制這種現象繼續擴大，維護社會經濟環境的穩定，政府的宏觀調控顯得非常重要，必須承擔起維護收入分配公正的職責。
1.3 提供公共服務與墓礎設施的職能
在未來的金融市場上，市場機制所要發揮的作用將越來越大，但僅靠市場來提供是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的，尤其是部分公共與設施。類似的案例在世界各國都有體現，美國的信息統計部門主要是針對信息的收集和管理，并在整理后將其公布于眾，我國在此項的服務明顯落后發達國家；還有我的教育文教費用呈現上漲趨勢，但是九年義務教育仍未得到普及，從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政府的職能在改善公共服務的現狀方面有待改善和加強。
1.4 維持社會的公序良俗
市場機制的引進，競爭現象明顯，但是競爭規則卻不是很令人滿意，在實際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為阻礙競爭、破壞公平交易的事件屢見不鮮，因此，對維護社會市場競爭機制和公平競爭，必須建立專門的部門進行該方面的改善，這對于今后的經濟發展和改革相當的重要，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
1.5 對市場領域的劃分極為重要
政府與市場的職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不夠明確，哪些應該交給市場去自行調控，哪些應該由政府控制，整體保持政府的宏觀調控，對于部分壟斷的行業以及大部分公益的事業應該采取政府控制和直接規劃的方式，為了保證直接規劃領域的效率，也必要在價格設定及收費體系方面適時進行調整。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更應該注意法律措施的完善和相關政府執行的方向加強管理，促進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的作用發揮。
2.宏觀經濟管理的調控手段
根據我國的經濟特殊性，采取合適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在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的選擇上，可以采取直接調控與間接調控的方式，直接調控就是由政府控制主要的部分，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該類調控正在逐漸減，間接調控的作用越來越大，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
2.1 價格控制
價格是由市場自行調控的，但是在部分行業，尤其是生產和服務領域，為了保證基礎的公共供給，防止部分企業為了獲取經濟效益，利用自身的壟斷地位牟取暴利、危害他人，也為了保護經濟發展中的弱小群體，政府對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行直接確定和間接影響的行
政性價格政策.，主要涉及的行業包括主要食品、公共交通、水電氣、郵政、衛生保險、農副產品、汽油、以及煙酒糖茶等方面。價格的調控是要遵循市場的規律，按照市場發展的原則進行的，所有的價格控制都要遵循市場的趨勢和經濟發展的周期，而且要定期進行審查，以便在控制的力度和范圍上及時地做出調整，減少價格政策帶來的扭曲和失誤。
2.2 國家投資
我國一直采取的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存，其表現在各行各業，在投資領域，國家投資仍占有很大比重，而且隨著新興產業的出現，為了扶持新興戰略產業的發展，國家也應積極參與相應的投資，達到促進經濟結構的變化。
2.3 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為主要的作用是促進經濟的長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不斷完善，財政政策的內容主要包括預算支出、政府投資、稅收政策、財政補貼和公共債務等手段，這些手段按照發展的需求必須由政府直接掌握，始終體現著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宏觀的調控政策的基本意圖。
2.4 貨幣政策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我國貨幣政策最主要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進而促進經濟實力的增強。經濟管理控制體系調控的首要目標是保持幣值的穩定，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
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諸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會出現新的問題，出了應急措施的改善，更要嘉慶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和管理，加快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將經濟增長的目標放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上，實現經濟質的飛躍。
總之，要根本解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
參考文獻：
[1] 張曉晶. 當前宏觀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體制根源[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08, (04)
第3篇：宏觀經濟發展目標范文
新建住房是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背景下住房市場供應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舊城改造和開發規模較大的城市，新建住房的價格水平、總量規模和供應結構對住房市場總體價格水平起決定性作用。現有的住房制度將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納入住房保障覆蓋范圍，而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及部分投資性需求都要在住房市場中得到滿足，住房市場仍然起著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國務院要求各地方政府切實履行住房市場調控的職能，并將新建住房市場價格作為落實地方政府責任的重要指標，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中。
今年1月末，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政策措施，要求各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確定本地區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并在3月底向社會公布。截至3月31日，全國已有608個城市公布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占城市總數的92.5％。
在公布房價訓控目標的城市中，僅北京市提出房價控制目標與去年相比穩中有降；絕大多數城市的房價調控目標都與經濟增速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掛鉤。個別城市提出2011年新建住房價格漲幅不超過2010年，或者與2010年全國商品住房平均價格持平，還有個別城市(長春)將房價收入比作為房價控制依據。從各城市公布的具體數值看，基本處于10％左右的區間內。
各地方政府提出的房價控制目標被普遍質疑為“漲價目標”，個別地方政府甚至將房價上漲預期定的很高，不僅未能有效貫徹“新國八條”的政策意圖，也與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編制中強調的“民生幸福是發展最終目的”的宗旨相去甚遠。“漲價目標”的出現既有地方政府對房價下跌將影響地方經濟增速的疑慮，也有對能否達到預定調控目標的隱憂，主要原因在于擔心達不到目標而被問責，以及對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政績表現出的擔憂。
二、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的確定依據
“新國八條”對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的確定給出了原則性意見，即參考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前兩個指標主要反映城市經濟實力和城市居民的總體收入水平，是城市房地產市場供求力量的基礎；后一個指標則反映了城市居民實際的住房支付能力，從長期看住房價格應與其相適應。
1.經濟發展目標與房價控制目標的關系
經濟發展目標反映了地區經濟發展總體狀態，主要包括地區經濟增長水平、地方財政收入規模及增長水平、投資規模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等具體指標。城市經濟發展目標的確定通常根據本地區上一年度或規劃期內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結合國內國際環境綜合確定，一般而言具有正增長的剛性。
經濟發展目標中的經濟增長總量、投資總量結合城市土地供應狀況，構成了住房市場中供給總量的基礎；而居民總體收入水平和源于城市之外的購房需求，則構成了城市住房市場中需求總量的基礎。供求力量的匹配決定了城市住房市場的基本價格水平，而宏觀政策、信貸供給、價格預期和城市發展狀況等因素使住房價格在基本水平上發生波動和變化。可見，經濟發展目標基本奠定了城市住房市場供求格局和住房價格水平的基礎。
2.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房價控制目標的關系
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家庭總收入扣除所得稅、個人社會保障費及記賬補貼后的收入，再除以家庭人口數，該指標常被用于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變化情況。從抽樣調查方法看，這一指標是平均數，難以反映不同階層、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實際收入情況。
在各城市紛紛出臺“限購令”的條件下，本地區居民可支配收入構成了住房市場需求的基礎。當然也要看到，其他影響因素也對住房價格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3.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與房價控制目標的聯系
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主要反映家庭從市場購買或租賃住房的交易能力，是住房市場健康、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目前只有長春使用“房價收入比”作為房價控制指標，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設定的住房面積標準計算；其他城市暫無類似的提法，這與我國目前統計體系中尚無對應的具體指標有關。實際上，長春提出的“房價收入比”指標只是平均意義上的，難以反映不同收入階層購買不同檔次住房的實際支付能力。
國外的研究經常在收入水平、住房價格和住房檔次細分的前提下，針對中低收入家庭購房支付能力展開。美國的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編制住房可支付指數(HAD，考察在市場利率下，中位數收入水平的家庭對中位數價格住宅的抵押貸款償付能力。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提出房價收入比(House Price to IncomeRatio)指標，用居住單元的中位市場價格除以中位家庭年收入，反映住房的可支付性。國內研究則大多受限于統計指標體系，有的在指標測算上主要采用反映平均水平的住房面積、住宅價格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等指標計算相應的房價收入比和HAl指數；有的運用剩余收入法分析家庭購房抵押還款或租金支付能力，但同樣限于統計數據的問題，無法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對不同檔次住房的可支付能力。
目前國家的統計體系尚無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住房狀況間對應的可支付性測算指標，基于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房價的可支付性指標無法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真實住房支付能力。地方政府應該針對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住房市場的實際供應結構，測算其首付款支付能力、住房貸款承受能力、房價收入比等指標，組成一個完整的可支付性指標體系，為房價訓控提供科學依據。
三、地方政府調控房價的主要措施
住房價格調控的手段主要通過引起市場需求和供給力量的變動，進而影響房價。地方政府無法決定利率水平、貨幣發行量等對房價和市場預期起到關鍵影響的宏觀經濟變量，對本地區銀行類金融機構貸款投向及結構的決策影響也有限。能夠使用的調控手段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限購”政策
2010年4月以來，中央加大了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力度，首次提出“限購”的調控措施，各地紛紛出臺具體實施細則；2010年10月第二輪“限購”政策出臺。兩次“限購”政策主要限制各城市己購住房家庭和非該市常住家庭購買住房，有效擠出了住房市場的投資和投機需求。“限購”政策也引發了市場預期的變化，表現為住房市場成交量萎縮，居高不下的房價有松動的跡象。
2.土地市場調控
土地是住房供應的源頭。訓整住宅用地供應結構、增加中低價位中小戶型商品住房及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供給，降低不合理的土地批租價格，都可以調整住房的實物供應結構，起到拉低市場均價的作用。由于住房商品形成要經過較長的開發建設期，土地市場調控的效果難以立即顯現，有較長的時滯。同時，土地市場調控會影響城
市財政收入，可能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地方政府將在政績考核的壓力下權衡住房市場調控責任與土地財政的利害關系。
3.保障性住房建設
保障性住房建設是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重要手段，其主要形式是廉租房、經濟適用住房、城市安居工程、公共租賃住房和限價商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給可以滿足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降低住房市場的有效需求總量，同樣可以起到拉低市場成交均價的作用。目前，保障性住房建設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土地供應和財力投入，與其政績考核目標有一定沖突。另外，保障性住房建設同樣存在供應時滯的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形成有效供給，但對市場交易主體的心理預期影響是顯著的。
4.住房公積金貸款條件
在金融支持方面，地方政府還可以控制住房公積金對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條件。通過設置不同收入家庭購買住房的公積金貸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相應改變居民購房的融資條件，進而影響其購房決策。住房公積金貸款條件的變動會迅速改變居民的購房決策，從而改變住房市場的供求關系，對房價造成影響。這一手段受國家宏觀金融環境和金融監管的制約，利率變動幅度有限，相對于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仍有很大優惠，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對貸款利率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樣。以上原因限制了這一調控手段對住房市場的影響力。
四、房價調控的預期效果分析
房價調控是地方政府落實國務院房地產市場調控任務的重要內容，將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體系中。住房問題不僅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和諧。最近，住建部要求己公布目標的城市適當調整，進一步聽取民意，說明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調控目標并不滿意。
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關系是驅動地方政府行為的重要動力。中央政府掌握財政收入再分配的權力，以及根據績效考核對下級地方政府實施獎懲的權力。在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中，地方政府要提升在同級政府間的競爭力，才能獲得分稅收入以及上級的財政獎勵，官員進而才能獲得升遷。房地產業的產業鏈長，在土地、建設和銷售等環節上能提供大量的財稅收入，同時對經濟增長指標有巨大拉動作用，自然成為地方政府看重的支柱產業。
因此，房價訓控的預期效果，既與政府政績考核體系中民生責任能否有效量化及所占比重有關，也與地方政府對房地產業的財政依賴程度有關，同時受地方政府可選擇的訓控手段和政府預期的制約。從部分大中城市目前房地產市場情況看，“限購”政策和融資環境緊張可能導致住房市場價格出現松動或下降，短期內難以實現居民支付能力可以承受的程度。長期來看，房價下降需要在財稅制度和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上作出改變，需要配套改革的支持。
參考文獻：
第4篇：宏觀經濟發展目標范文
(一)研究對象。
本文從安康市5個縣級村建設的金融體系為研究對象,并搜集相關經濟建設項目數據以及設計內容。
(二)研究方法。
采用穩定性檢驗的方式,對5個縣級村的金融系統進行穩定性測評,同時還應將搜集到的經濟建設發展數據進行科學評估,探討數據的真實性,從而找到農村經濟增長真正的影響點和動力源。在調整數據之間的關系時,首先要將數據引入設定的空間模型內,用靜態參數描述金融體系與農村經濟之間的增長關系。并通過控制變量法遞推經濟增長的理想形式與最為有效的金融體系結構。
(三)農村經濟發展的相關思考。
據統計,5個縣級村的金融體系構建較為完全,在經濟建設過程中能起到積極地引導作用,每個縣級金融體系平均能夠支撐鄉鎮農業企業45.34%的資本供應,且能夠體現該縣農業企業經濟發展特征。與此同時,在金融體系的支撐下,城鄉二元經濟已逐漸走向融合,且在固定的經濟活動范圍內,鄉鎮企業可以憑借金融市場調整自身的資本運用結構,擴大其產品的經銷市場。金融體系在為縣級村提供經濟建設資本的同時,為促進農村貸款業務的發展,由政府立項、鄉鎮企業的服務體系已建立完成。由此可見,金融與經濟的發展作用是相互的,穩定的貨幣金融政策投入使用之后,農村各經濟組織都會得到很好的發展。利率指標與農村經濟增長呈負相關趨勢,在利率水平較高的投資活動中,要想得到良性的發展環境,必須從宏觀經濟體制上找到經濟發展的突破口。
二、基于金融體系改善農村經濟體制的合理性建議
綜上分析可知,鄉鎮企業對實體經濟非常感興趣,但是對虛擬金融投資產業的發展意愿并不熱烈。所以要想通過金融體系改善農村經濟體制,必須從宏觀經濟調控入手,深入研究傳統產業利益、投資意愿與儲蓄需求之間的關系。市場類型不同,政策與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都會嚴重抑制金融體系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本文通過研究與分析,總結出了以下幾點改革建議:
(一)推行貨幣金融政策。
現代農村經濟市場,金融市場的發展地位越來越高,所以鄉鎮企業要想擴大經營規模必須依賴于金融市場,增進金融與經濟市場之間的聯系,通過貨幣和股票交互發展,創造新型的企業發展模式。在城鄉一體化建設背景下,新農村經濟建設應摒棄傳統以短期經濟利益為發展目標的經營理念,應從長遠利益出發,創建推動經濟良性發展的農村貸款項目,政府還應積極鼓勵鄉鎮企業開展聯合生產活動,以實現大力推行貨幣金融政策的發展目標。
第5篇：宏觀經濟發展目標范文
關鍵詞:中央銀行;獨立性;美聯儲;金融危機
一、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涵義
中央銀行作為一個國家的貨幣當局,負責具體制定和貫徹執行貨幣政策,必須以國家經濟發展目標為根本目標,遵從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和貨幣信用規律,獨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于中央銀行最終都是通過立法確定為中央銀行的,中央銀行的職能和權利也都是由法律賦予的,因而所謂的獨立性不可能獨立于立法和司法,中央銀行的活動必須在法律授予的范圍內進行,所以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相對的。
二、從金融危機看美聯儲的獨立性
(一)美聯儲的獨立性
1913年12月23日美國國會通過《聯邦儲備條例》,美聯儲成立。該條例賦予美聯儲很高的獨立性,規定美聯儲直接對國會負責,禁止美聯儲向財政透支或直接購買政府債券;美聯儲完全不依賴于財政撥款,能夠拒絕審計總署的審計。此外,所有聯邦儲備體系理事會成員任期14年,不僅任期超過總統,而且還存在與所提名總統交錯任職的情況,從而避免了總統直接操縱的可能。因此,美聯儲是世界上公認的獨立性較高的中央銀行。
(二)金融危機下美聯儲的獨立性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給許多國家的經濟都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這場金融海嘯中,指責美聯儲決策失誤的評論隨處可見。此次危機前,美聯儲實行長期的低利率,放松金融創新的管制,各種各樣的金融衍生品進入市場,然而整個市場卻是建立在次級貸款的基礎之上的,這就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一旦次級貸款者違約,便會造成整個市場的動蕩。又由于全球經濟逐漸一體化的趨勢,各個國家之間的關聯日益緊密,尤其是與美國的聯系就更加緊密了,所以當美國次貸危機產生時,也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到各個國家,從而引發了全球性的危機。
可以看出,1913年聯邦儲備條例賦予美聯儲獨立性地位的同時,忽略了對其進行監督和制約。盡管國會可以通過立法,總統可以通過人員任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美聯儲,但實質上美聯儲對于宏觀經濟形勢的判定,以及決策的做出還是保持相當大的模糊性的,這種不透明使得政府和公眾很難監督美聯儲的行為。所以,應該提高美聯儲決策的透明度,從而制約其過于強大的獨立性。
三、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應具有相對性的特征
從美聯儲對金融危機的應對,及其政策的效果可以看出,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是絕對的,而是應該具有一定的相對性。
(一)中央銀行與政府的關系
中央銀行作為政府的銀行,與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二者之間存在著特殊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中央銀行代表國家制定和執行各種金融法規,保障金融穩健運行;
2.中央銀行配合政府的宏觀經濟目標,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
3.不少國家通過對中央銀行實現產權國有化和將中央銀行作為隸屬政府的行政部門,確保政府對中央銀行的控制權,使得二者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了;
4.中央銀行代表國家管理金融市場,為金融市場的運行制定規則,對進入金融市場的金融機構和其他交易者進行篩選;
5.中央銀行代表國家管理國庫和向政府提供融資,代表國家參與國際金融活動和管理國家黃金外匯儲備。
(二)保持中央銀行相對獨立性的必要性
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應該擁有自主決策的權利,根據經濟運行的需要采取相應的行動,給予其較大的靈活性和選擇權,這樣才能夠保證經濟發展的方向順應發展的趨勢,而不受政府決策和行為的影響。主要原因是:
1.貨幣政策具有特殊性。貨幣政策的實施手段及其效果都依賴于市場機制,依賴于市場參與者對政策的信任,如果中央銀行能夠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擾,獨立判斷,就比較能夠保證政策目標、對宏觀經濟形式的分析預測客觀正確,容易獲得政策信任。
2.中央銀行與政府還存在地位、目標、利益驅動和制約機制方面的不同。現代社會,政府的目標是多元化的,不僅有經濟目標,更有社會目標,所以在多種目標的權衡下,可能其政策目標會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產生分歧。
3.中央銀行應該是獨立于政府的中立機構。一方面避免在政策決定的過程中受到各種干擾;另一方面提高其專業化的程度,以便從長遠的觀點判斷利息、貨幣量、物價等指標。
(三)對中央銀行的行動進行監督的必要性
雖然金融和貨幣政策有其特殊性,但是金融僅僅是社會經濟宏觀體系中的一部分,金融必須為國家的根本利益服務,貨幣政策也僅僅是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一部分,必須與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相一致。
1.為了防止中央銀行陷入獨善其身的誤區,需要讓其承擔政策責任。也就是說中央銀行的政策必須透明,接受民眾的審查,同時還要對政策后果承擔責任,這樣政策才能獲得民眾的支持和配合,產生對政策的信心,從而取得預期效果。
2.為了加強對中央銀行組織效率的監督,需要實現政策制定過程的透明化和中央銀行財務狀況的公開化,優秀的中央銀行行長可以連任,加強中央銀行內部紀律,明確內部責權。
四、美聯儲獨立性問題對我國中央銀行改革的啟示
從美國金融危機可以看出美聯儲獨立性背后的制度缺陷,聯系我國中央銀行的改革,對我國中央銀行的的啟示是:
1.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按照政策目標采取各種政策工具,這樣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不易受隨機因素的影響,完全根據國內宏觀經濟的形式來進行選擇,增強中央銀行的透明度,也潛在地提高了中央銀行的獨立性。
2.進一步強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負責制。中國人民銀行實行行長負責制,但是中國人民銀行法并沒有明確規定行長的責任,在授權的同時,法律應該對行長任職資格,解職條件以及任職年限作出具體的規定,明確權責,使決策更加謹慎周全。
參考文獻:
第6篇：宏觀經濟發展目標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財經政策,體制轉型
轉型期財政政策應是一個多目標的政策體系:轉型期財政政策必須推動體制轉型的進程;必須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時必須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體制轉型對財政政策選擇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推動體制轉型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構成了影響財政政策作用發揮的持續變化的體制約束。
一、轉型期調節經濟穩定的財政政策選擇
體制轉型的順利展開需要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我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波動的成因是復雜的,不能僅由成熟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動解釋。轉型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及其進程有關,并且與經濟發展的水平相關,呈現出階段性。因此,我國轉型時期宏觀調控財政政策的選擇也更為復雜。
一般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主要是經濟衰退,與體制轉變的進程有密切的聯系。對激進轉型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大幅衰退幾乎不可避免,這種大幅衰退是由經濟體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進轉型是經濟體制(甚至包括政治體制)在短期內完全徹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結構和經濟關系不確定的情況下,個體參與社會分工和資源分配的活動處于停滯狀態。財政政策對此無能為力,因為財政關系本身也處在重建過程中。對于漸進轉型而言,轉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過財政政策有效調節以恢復增長。針對這種衰退,財政政策應著眼于消除利益沖突,加速推進體制轉變進程。在經歷了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在進一步發展轉變的情況下,因經濟周期性波動而產生的經濟衰退或經濟過熱開始成為財政政策作用的重點。在此情況下財政政策的調控目標是為體制轉型的進一步推進以及經濟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
(一)經濟發展水平及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政策的制約
中國面臨雙重轉型,經濟發展水平和體制轉型進程同時對財政政策形成制約。以擴張性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為例進行分析。總的來說,轉型過程中財政政策的調控作用受到制約;在中長期,推進體制轉型的財政政策比直接以經濟總量為調控對象的財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過熱方面可以發揮更為顯著的作用。
1、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的機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調動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但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企業和個人缺少實現擴張投資和消費必要的剩余資源(儲蓄)的情況下,擴張財政只會引起近乎完全的擠出,不能達到擴張總需求的目的。同時,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間結構失衡和城鄉結構失衡造成對擴張財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經濟不發達條件下,開放投資引進外資的政策比擴張財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使宏觀經濟波動和調控政策作用的發揮體現出階段性這一分析也適用于國家內部的各個地方政府,部分解釋了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地方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的原因。
2、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對國民經濟整體的擴張效應還取決于消費傾向。體制轉型進程可能在兩方面抑制消費傾向從而制約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第一,在所得財產稅收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備的情況下,社會整體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個體預期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開支規模較大,從而在社會整體以及個體兩個層次上抑制了消費。第二,地區間和城鄉間體制轉型進程不均衡,發達地區和城市因體制轉型先進而獲得較大的體制收益,落后地區和農村因體制轉型不充分而經濟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另一種結構化差異,從而也降低了社會整體的消費傾向。因此推進制度化公平分配和減輕體制轉型失衡的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推進轉型進程來增強擴張財政的調控作用。
(二)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財政政策的作用重點是:發揮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有效帶動作用,實現內部推動式經濟增長。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和對投資的調控都應該是結構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內實現總量調控的目標之外,客觀上在長期可以實現國民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結構性調整。
1、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總體看,我國國民經濟總需求結構不均衡,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不足,擴大消費是財政調控在長期內必須堅持的目標。擴大消費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提高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二是擴大邊際消費向較高階層的可支配收入。我國社會較高的儲蓄傾向是由較大規模的預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決定的,因此提高消費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再分配體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鄉、地區間收入差距。
2、財政政策對投資的調控。按照體制轉型進一步發展方向的要求,應相對壓縮財政投資規模并調整投資結構,以經濟總量為調控目標的財政支出擴張應當盡可能通過市場機制對企業、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進行誘導,而不應該再以財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經濟增長效應為主要目標。
財政政策對企業投資的誘導作用取決于財政投資的領域及配套政策。從總體上講,政府對成熟市場或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所引致的企業投資規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顯著的擠出效應。政府應當以潛在高成長產業的初始投資或者以潛在高成長地區的基礎設施為主要投資領域,并配套以稅收優惠、貼息、政府采購等產業或地區支持政策,帶動企業資本跟隨財政資金進行大規模投資。潛在高成長產業或地區存在投資門檻較高、市場難以預測或者技術風險較大等顯著風險,其高成長性僅僅是企業投資獲得的風險溢價,導致企業自發投資規模較小、在該產業或地區的資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資實際是對企業投資的風險補貼,能夠使企業在高成長產業或地區的投資獲得超額回報,從而政府投資可以形成顯著的誘導效應。
(三)轉型期控制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我國面臨的通脹壓力主要有兩種成因:一是經濟過熱、投資需求過剩引起的通脹壓力;二是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引起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在貨幣政策之外,必須非常重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構化財政政策以達到控制通脹壓力的目標。
投資需求過剩來自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內部投資過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設投資和內資企業的過剩投資造成,其顯著特征是低水平重復建設,投資效率低下。外部投資過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國資本市場繁榮、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因素引起熱錢流入導致流動性過剩引起。對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貨幣政策加以調控,對于前者則必須區別投資主體采取不同的財政調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的相關收支可以概括為土地財政,必須通過公共財政體制的規范完善加以約束,包括在預算管理體制方面將土地財政納入地方預算管理,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規則,規范土地出讓金支出范圍,同時提高各級財政公共服務的支出強度,壓縮經濟建設支出。針對內資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過剩投資行為,則應當以政府投資、稅收優惠、貼息以及財政補貼等手段分產業進行結構性引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培育新興支柱產業部門。
高能耗和高資源消耗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資源短缺、價格持續上升的背景下,我國面臨持續的成本推進的通脹壓力。同時由于長期的石油價格補貼,使原油和成品油價格倒掛,成品油價格沒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從而成品油價沒有形成對高能耗產業的抑制,也沒有形成對節能及新能源技術開發和應用的有力推動。在近期全球市場高油價和礦產資源價格持續上升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推動國內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市場化定價以抑制高能耗、高資源消耗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以結構化政策推動產業升級來降低能源和資源消耗水平,減輕成本推進型通脹壓力。
三、推進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選擇
我國體制轉型的復雜性在于同時對經濟發展目標的追求,即在體制轉型和經濟總量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轉變,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占據穩固而有競爭力的地位,實現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發展。
(一)財政政策應以推進根本性經濟結構轉變為重點
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實現若干根本性的經濟結構轉變,而這也決定了財政政策的重點。首先,必須轉變經濟增長的供給結構;必須增強科技創新、生產率提高以及人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幅提高全社會科技研發投入的總量和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其次,必須實現產業結構的現代化;使金融、技術等現代服務業以及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和新興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成為支柱產業,并在全球產業鏈中穩固地占據高端環節。再次,必須調整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使國內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為均衡;在現有基礎上必須顯著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第四,必須促成不同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經濟更為均衡地發展,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和顯著的地區差異。第五,必須保證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相協調,實現可持續發展。最后,必須在效率基礎上,通過制度化的再分配調節,實現收入財富分配的相對公正,使社會公眾共享經濟發展的福利。
第7篇：宏觀經濟發展目標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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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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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 ：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第8篇：宏觀經濟發展目標范文
關鍵詞:政府;宏觀調控;問題;建議
一、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
市場經濟體制有著宏觀調控的內在要求,盡管目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區別,宏觀調控在這兩種政治體制下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市場經濟的運行是否順暢,經濟總體目標能否達到,宏觀調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市場經濟形態下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值得研究。
市場經濟從產生到現在都是在國家干預下運行的。自16世紀市場經濟建立以來,任何國家的實踐模式都是在國家干預中進行,市場經濟的運行不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歷史上各國先后實行過的重商主義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凱恩斯主義政策以及后凱恩斯主義政策,都是政府主張實行國家干預的結果,區別只在于干預的方式和干預的力度而已。市場經濟運行的每個階段,都離不開國家的操持,即使在崇尚自由放任的鼎盛階段,主流經濟學家也沒有絕對排除國家必要的直接干預。斯密認為君主需要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并且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同樣穆勒也肯定了必要的國家干預,他認為國家干預是和市場經濟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的。弗里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不能排除政府的需要,市場經濟如足球場,競爭的微觀主體是足球隊般的企業,宏觀調控者是足球裁判般的國家政府。市場經濟運行的態勢優劣和成效高下,與宏觀調控的能力和藝術有直接關系。
國家除了提供宏觀調控,同時還在中觀層面的產業和地區層次發揮著重要影響。產業政策是指一國為實現其經濟發展目標,促進與限制某項產業,規范產業組織,優化產業布局,推進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現代化主動干預產業經濟活動的各種政策的集合。產業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之間以及各產業部門內部的構成。產業結構合理的調整能夠促進經濟的不斷增長。人口地區結構是指生產要素在各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重點分析一個地區三大產業在地區GDP中的比重,以及進出口金額的比例。
二、現實的經濟狀態及其存在的問題
目前的中國經濟受世界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的嚴重沖擊,正面臨著經濟發展中的又一次機遇和挑戰,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將宏觀調控政策迅速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隨后相機推出以四萬億投資來刺激經濟復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等政策,這些政策的有效應用使中國經濟率先扭轉困局,走上復蘇之路。
不可否認,本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動搖了支撐中國經濟的外部基礎,顯現了中國經濟的痼疾。中國經濟的增長一直以來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這兩個利器,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出口產生很大沖擊,使得出口急劇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變慢。目前,只有以本次經濟危機為契機,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中國經濟才能取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思想,結合目前的經濟狀況,現行中國經濟的運行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經濟結構調整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作用弱化。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中資源配置依賴政府一家作出,而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變革后,資源配置主要交由市場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依照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進一步的市場化在更大程度的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必然帶來邊際效率的弱化。
其次,國際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減弱。中國曾經高達60%以上的外貿依存度是不符合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的。在世界共同面臨困境時仍然以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顯然是靠不住的,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將使得國際貿易明顯削弱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最后,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威脅越來越大。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曾毅在1994出版的專著《中國人口發展態勢與對策探討》中就指出“中國將是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老年人口的數量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長。2000-2030年將是高速老齡化時期。2030-2050年將是高水平人口老化階段,到2050年,全國65歲以上人口數量將為3.3億-4.7億,是現在的5倍,其比例將在23%-27%。此外,高齡老人增長迅速,1997年我國80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為8.8%,2050年將增加到20%左右。”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將大幅提升國民儲蓄水平并直接弱化勞動力低廉這個傳統比較優勢。
三、當前宏觀調控的原則
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央調整了宏觀調控的目標,將其明確為保經濟增長和保發展方式轉變兩個目標。為了保證這個任務的順利完成,必須堅持以下三項基本原則:
第一,要堅持調控目標長短相結合的原則。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化對中國經濟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目前國內出現了一系列有利于經濟復蘇的因素,這些變化對企業經營狀況好轉應該是有利的,同時外需不足,又使宏觀經濟面臨嚴重下行的風險,因此,國家宏觀調控的必然有所調整,保增長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目前最重要的調控目標。中國正在著力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從中長期看,這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但從短期看,這些轉變也會給保經濟增長帶來一些壓力,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對長期發展有利,還對短期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的政策措施。根據目前的形勢,宏觀調控必然采用不對稱發展原則,從區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發展重點;從產業角度看,所有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產業都應該是發展重點。
第二,要堅持調控過程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的原則。近來,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迅速,宏觀調控政策要保持相當高的靈活性,以使得政策和經濟現實保持一致;同時,重大政策的執行還要保持穩定性,要防止重大政策的大起大落。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缺乏必要的靈活性或是缺乏必要的穩定性,都會使得政府的經濟刺激方案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要堅持調控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結合的原則。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領域的作用不容忽視,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近年來,政府集權化的提高使得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僅憑中央政府顯然是不夠的,還得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能動性。中國地區經濟差異很大,中央政府很難作出能適應各個地區的通行的有效調控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權力和財力允許的限度內努力促進轉型升級、技術創新,并在要素供給方面給予企業盡量多的支持。具體說來,地方政府能作出的調控主要涉及地方性扶持政策、地方性稅收減免和地方性補貼政策等,這些政策的綜合運用能有效輔助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保證經濟的更快更好發展。
四、完善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
當前,國內外經濟的迅速變動使得中國宏觀調控面臨許多新形勢。結合以上對中國宏觀調控的現狀分析,想要更好地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注重創新能力的培養。培養國內創新能力,是完成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重要前提。為此,應該繼續堅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新型產業的創新能力;同時還應該繼續堅持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加大科技領域的投資,增強國內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第二,擴大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社會的主力軍,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應該成為拉動內需的消費主力軍。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行一定的調整,在分配過程中更好的體現積極擴大中產階級比重的思路。具體執行過程中,加快中小城鎮建設規模和發展中小企業是擴大中產階級的兩大法寶。城鎮化是未來主導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城鎮化進程的深入,可以引爆巨大的消費需求,對內需能產生很大的拉動作用;中小企業在這次危機中受傷最大,受惠最小,中小企業是培育中產階級的重要土壤,中小企業如果得不到發展,中產階級比重就很難提高。
第三,加大公共財政建設力度。從經濟發展進程來看,保障中國經濟進入次高速增長目標必須要得到公共財政的大力支持。中國積極推進的社會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有公共財政體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共財政體制,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是現階段宏觀調控的重點之一,經濟危機時期政府職能的轉變成本遠小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政府應該充分把握本次機遇,變不利條件為有利機遇,加大公共財政建設力度。目前,中國公共財政體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還遠遠不夠。公共財政體制重點在于預算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在完善財政支出領域集權和分權的同時,需要進一步從稅種上進行規范,賦予地方政府相應的稅權;同時賦予居民對地方政府預算更大的投票權,以地方居民滿意度為標準,加強地方政府競爭,促進公共財政的完善。
第四,加強宏觀調控中法律的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宏觀調控水平的提高,應從行政規范式調控方式逐步轉變為以法律規范的調控方式。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確定中國宏觀調控的基本規則和決策程序,協調宏觀調控手段和機構的活動,特別是要加強新興產業和知識經濟領域的立法活動,保證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在法律規范內進行。
第五,不斷提高宏觀調控效能。宏觀調控效能發揮的程度與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關。提高宏觀調控效能,首先要強化預警機制,采用各領域、各學科先進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對宏觀經濟運行趨勢作出事前的準確判斷,實現宏觀從被動式調控向主動式調控轉變;其次要強化協調機制,通過政府宏觀統籌,構建完備的信息支撐體系,使宏觀調控信息傳送準確及時,有效地解決政府職能部門的“越位”、“錯位”和“缺位”等問題;最后要強化監督檢查機制,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監督檢查機構,專門負責監督和檢查政策的實施過程,可以及時有效地糾正政策執行中的問題,保證宏觀調控的正確性和穩定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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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宏觀經濟發展目標范文
中國紡織峰會于6月13日下午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屆論壇以“由紡織大國邁向紡織強國”為主旨，緊緊圍繞“戰略轉型?建設紡織強國”這一主題，通過對宏觀經濟形勢和紡織行業現狀的深入分析，總結、探討企業戰略轉型的共性規律，為正在實施戰略轉型、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的紡織企業提供借鑒。
本屆峰會定位為“十二五”中國紡織戰略轉型，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高勇、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總裁朱勇從不同層面解讀國家和紡織行業“十二五”規劃中“改造提升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意義。
潘建成用最新經濟數據分析和描繪了今后五年我國宏觀經濟總體走勢以及未來經濟發展對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帶來的新機遇，使與會代表深受啟發。高勇對“十二五”期間建設紡織強國的任務目標進行了解讀，著重論述了裝備制造業在建設紡織強國目標實現中的重要作用。他說，“十二五”期間紡織行業的重點發展方向是推進高新技術纖維和新一代功能性、差別化纖維的產業化及應用；加快發展產業用紡織品；推動高端紡機和配件自主化；支持廢舊紡織品循環利用。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重點是推進裝備制造由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推進產品數控化、生產綠色化和企業信息化；重點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所需裝備。發展目標是：行業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自主創新能力明顯增強，自主品牌建設實現新突破，低碳、綠色和再生循環再上新臺階。高勇指出，先進紡織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導向是加快高性能纖維成套技術工藝裝備、產業用紡織品裝備、節能減排與綠色環保技術裝備、高性能紡織機械專用基礎件和新型紡織檢測檢驗儀器的研發和產業化，提升傳統紡織機械的生產效率和自動控制水平，增強產品可靠性，加強紡織機械企業的技術改造，提高“兩化”融合水平，促進紡織機械企業的工藝技術進步和提高機床數控化率。“十二五”期間國產紡織機械產品市場份額要達到85％，比“十一五”末提高6個百分點。朱勇介紹了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實施戰略轉型的思路和經驗。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堅持“科技與時尚”，走高端紡織發展之路的理念，立志成為中國現代紡織產業的領航者和全球客戶信賴的服務商。集團通過升級制造業，發展產業用紡織品、新型化纖和發展服務業實現轉型，效益增加，經濟增長，產業優化，人員精簡，資產夯實。他的體會是：定位要準確，戰略要明確；體制要改革、機制要搞活；調整要迅速，產業要升級總部要加強，管理要創新。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的成功實踐為面臨轉型升級重任的紡織企業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