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及社會風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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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及社會風險范文

*剛過，我們就召開全縣軟環境建設暨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大會，總結去年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工作情況，部署今年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工作要求。剛才，林書記代表縣委、縣政府作了很好的報告，指出了機關思想作風建設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三個單位進行了很好的交流發言。總體上說，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機關作風建設，機關各部門按照縣委、政府的要求，與時俱進，不斷加強機關作風建設，*發展的軟環境越來越好，應該充分肯定。特別是*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良好成績，這是我們機關干部圍繞大局、履行職責、認真工作的結果，可以講，沒有全體機關干部的潛心工作、努力工作、忘我工作，*不可能有這樣的發展業績。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對機關作風建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今年宏觀經濟趨緊、發展任務更重的新形勢，我們機關作風建設要與時俱進，提高水準，營造更好的投資軟環境。我們每年都召開機關作風建設大會，重要性顯而易見。作為縣、鎮兩級機關來說，既是領導機關、首腦機關，也是服務機關。機關作風建設水平決定著這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體現了這個地方干部隊伍的素質高低，反映了這個地方群眾對領導干部的看法。一個地區發展的差異有多種因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建設。地區與地區之間發展的差異根本原因在于人，人的差異關鍵在思想作風建設上。如果一個地方干部隊伍思想作風建設過硬，自身要求過硬，這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就高，發展速度就快；反之，如果這個地方干部隊伍的能力素質和作風建設不能與自身責任相匹配，這個地方發展要跟上時展的節拍，那是不可能的。在報告中，林書記對09年度機關作風建設提出了新要求，希望各級各部門包括一區七鎮認真學習，積極貫徹，把機關作風建設抓得更實，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翻兩番目標奠定良好的思想和作風基礎。*經濟社會發展關鍵*的廣大干部，只有提升干部隊伍的思想、素質、水平、能力，*的發展才有保證，反之，*要實現跨越發展是極其困難的。最后，我想強調一點，就是機關作風建設要進一步提升標桿，爭創一流的服務環境，為*經濟和社會事業的跨越發展提供堅實保證。今天，我講的主題就是：“不斷提升標桿，爭創四個一流”。

第一，要有一流的精神狀態。

首先，面對嚴峻的金融危機，我們要有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的精神狀態。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宏觀經濟形勢非常嚴峻，對*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同。宏觀經濟環境對*發展造成了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冷靜分析，在趨利避害中搶抓機遇，另一方面我們更要有良好的精神狀態，以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奮發精神，咬住提前翻兩番目標不動搖，在區域發展中力爭領先。

其次，面對良好的發展態勢，我們要有謙虛謹慎、乘勢而上的精神狀態。近幾年，通過全縣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我一直說，如果一個地方只為過去的成績而自豪，不為明天的輝煌去努力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城市、一個地區，只講輝煌的歷史是沒有意義的，更重要的創造更加輝煌的明天。*發展取得了一些成績，各方面表揚多了，我們有些人就自以為上，甚至驕傲自滿，這是不行的。作為我們來說，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更要保持冷靜，客觀分析，理性對待，謙虛謹慎，乘勢而上。*發展的成績來之不易，我們要更加珍惜，不能把取得的成績作為驕傲自滿、小進自滿的資本，而要把取成績作為繼續發展的信心和動力，全力以赴地推動*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第三，面對繁重的發展任務，我們要有自加壓力、負重奮進的精神狀態。09年是我們五年翻兩番提前一年實現的決戰之年，宏觀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發展的任務艱巨繁重，如果沒有自加壓力、負重奮進的精神狀態，要完成各項目標任務是非常不容易。講成績是為了樹立信心，鼓舞士氣，振奮精神，激勵斗志。我們取得的成績只是自己與自己縱向相比的，這是微不足道的成績，如果橫向比就我們和別人的差距就大了。*年，我們一般預算收入超過10個億，作為*來說是上了一個新臺階，也是歷史性的跨越。但是如果我們放眼與發達地區相比，真是沒有辦法相比較的，昆山*年一般預算收入達115億，而且增長速度還在20%-30%，一年一般預算收入凈增達20-30億。*人要冷靜理智的看待取得的成績，謙虛謹慎，自加壓力，負重奮進，加快發展。

第二，要有一流的服務水準。

要創一流的服務水準，必須要有強烈的服務意識、卓越的服務才能、科學的服務機制、嚴格的服務要求。

首先，要有強烈的服務意識。領導就是服務、機關就是服務。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從政府來說，服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講，環境是生產力，服務就是競爭力，宗旨是生命力。服務意識是服務水平的基礎，如果各級干部沒有強烈的服務意識，要提升各級干部的服務能力和水平是不現實的。我們各級干部要增強服務發展、服務企業、服務基層、服務群眾的意識，主動服務，積極作為，造就良好的發展環境。

其次，要有卓越的服務才能。有了服務意識還要有服務能力。*要實現加快發展、跨越發展，要爭先進位、跨越趕超，就而要比別人更高的服務本領，比別人更卓越服務才能。*人是有這個能力和水平的，但要在服務發展、服務企業上體現出來，我們每個機關工作人員都要把自己卓越的服務才能體現在服務發展、服務企業上。一是各級領導干部、所有機關干部要做到眼界寬、思路寬、心境寬。思維的水平就決定了的服務的層次，為什么有的地方發展引領時代，有的地方發展卻一直落后，根本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這個地方的干部有無遠見卓識、寬廣思維的能力，當然還有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一個地方領導干部沒有水平，那這個地方發展肯定滯后。我們每個干部都是服務者，我們的遠見、眼光和水平就決定了*的發展。每個同志、每級組織、每個部門要有強烈的責任感，要以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提升自己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眼界寬、思路寬、心境寬，為*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二是要有精湛的業務能力。少數干部要想一想，自己的業務能力能不能勝任職責要求。我們有些人欲己昏昏，卻要想使人昭昭，自身工作不能高標準、嚴要求，官小架子大，明明該辦的而不去辦，這些現象在個別地方還存在。三是要有工作活力。一個地區活力有多大，發展能量就會有多大。機關各部門要加強管理，使每個機關干部的積極性、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進一步增強機關的創造活力。四是要有創新力。要做到在法律范圍之內，別人辦不到的事情，*人能辦到，這是衡量各級干部卓越服務才能的重要標準。*干部隊伍是高素質、高水平的干部隊伍，還要用更高的標準來衡量，真正體現卓越的服務才能。卓越的才能，在工作中體現在爭先創優上，在發展中體現在與發達地區橫向對比上。各級各部門、每個同志要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推動*更快的發展，使*人民得到更大的實惠，使*人民以生活在*而感到自豪。

第三，要有科學的服務機制。提升服務水平，除了思想意識、服務能力的提升，科學的服務機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行政審批機制、管理機制、考核機制、監督機制等等，這些機制都要不斷完善優化。今年，所有應該進入行政服務中心的部門，必須全部進入，否則造成兩頭辦理，怎么提高辦事效率，無論哪個部門都不能找理由不進入。年我們要進一步加強管理、監督機制建設，在選樹先進典型的同時，對不負責任的干部，將采取措施，嚴肅處理。客觀上講，在對干部的監督、管理上，我們以造就寬松環境為主，更趨向于教育，啃硬動真還不夠，這一點我是有責任的。我們少數干部把寬松當放松，把尊重當遷就，這是不行的。今年我們要在加強監督、管理機制建設上下決心，出實招，采取措施，樹一些反面典型，以此為戒。

第四，要有嚴格的服務要求。對干部嚴是愛、松是害。要嚴字當頭，把從嚴要求與熱情愛護結合起來，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要求，嚴肅紀律。現在我們對干部的愛護做的多，嚴肅處理做的還不夠。寬與嚴是辯證的，我們創造寬松的工作環境，不等于不要嚴格要求，沒有嚴格的要求和規范就不會有寬松的環境。處理干部的目的不是為了處理，而是為了把我們的工作做的更好，把我們的環境創的更優，使*發展得更好。我們要貫徹從嚴管理的要求，嚴格要求，嚴格教育，嚴肅紀律，做到一級對一級既要熱情愛護又要嚴格要求。

第三，要有一流的務實作風。

實干興邦，空談誤國，*的發展是靠干出來的。地區與地區之間，有水平上的差異，有思路上的差異，但最關鍵的因素是在執行的力度、實干的程度上。實干才是落腳點，一個人水平再高、能力再強，也要一件事一件事去落實。我們是領導者，領導者的概念就是率眾達標，帶領大家實現目標，是要做實實在在的事情的。我們講務實，就是要說實話、謀實招、辦實事、見實效。說實話。*各級干部總體情況非常不錯，但是有個別部門不是積極主動做工作、爭挑發展重擔，而是遇到問題，就談困難、講條件；少數干部對待領導溜須拍馬，欺上瞞下，對待群眾趾高氣昂，態度極差。希望*的干部要講真話、講實話，真實的反映方方面面的情況，不能對上一套、對下一套。*要趕超先進地區，*的干部就要有更實的作風，把服務發展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自加壓力，嚴格要求，承擔重任，勇擔責任，快速高效地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謀實招。這對一個地方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干部要埋頭苦干、真抓實干、多謀善干、敢抓敢干，僅僅埋頭苦干是不夠的，還要真抓實干，有些同志辛辛苦苦搞形式、熱熱鬧鬧走過場，這是不行的。謀實招，要體現在工作思路上。要有務實的工作思路，不能脫離實際、好高騖遠。工作思路是沒有正確與錯誤的，關鍵要看工作思路能否適應地區發展實際和時展要求。各級各部門更要有這樣的理念，制定的工作思路符合不符合*的實際情況，工作思路對*的發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要做到每個階段的工作思路都要符合實際。謀實招，要體現在務實工作上。我們要求開會要開短會，講精話，更要強調講有用的話，做務實的事，盡量減少正確的廢話。比如招商引資，開展梅花節和金秋洽談會活動，是為了擴大影響，加強對外的宣傳，吸引客商到*來考察，但是也是作為招商工作的一個節點，我們強調務實招商，抓好企業服務工作、加大項目落戶才是重點工作。現在，抓緊時間、跨越爭先非常重要，我們要在有限的時間里做有效的事情，而不能去做無效的工作。辦實事。現在工作要求、目標任務都很明確，關鍵要抓落實，干實事。我們要做到四個“不”，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義、不搞虛假政績、不搞勞民傷財的事情，要扎扎實實，認認真真，一件事一件事做好。*年機關千人評議存在的大部分問題在07年就已經存在了，每年開機關作風建設大會，卻不能解決存在的問題，那是不行的。總體上*的干部非常不錯，但是我覺得有些同志要增加敏銳性，主動查找問題，積極進行整改，確保問題的有效解決。我們不能停留能講上，要提升做實際工作的能力，*要發展需要實干。見實效。發展的成效是檢驗我們工作的唯一標準。目前思路、目標很明確，關鍵要有務實的精神。*要保持現有的發展態勢，各項指標不僅在南京市名列前矛，還要在全省52個市縣中名列前矛，迫切需要務求實效的精神。全縣各級干部要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求實效上，多干少說、先干后說、干成再說，埋頭苦干，真抓實干，把工作一件件地抓下去，把事情一件件地做出來，追求實實在在的發展。

第四，要有一流的自身形象。

領導干部的執政形象就是一個地方的領導力、環境競爭力的象征，至關重要。提升自身形象的要求每年都講，但今天不是簡單的重復，我們要求各級干部要把好的形象轉化為老百姓的口碑上。現在處于改革轉型期，老百姓各級干部，不僅敬重，而且也有意見，各級干部樹好自身形象很重要。我們要進一步提升四個形象，竭誠為民的形象、公平正義的形象、團結和諧的形象、清正廉潔的形象。

首先竭誠為民的形象。總書記曾說“現在我們有些干部不是在為老百姓工作，而是在為自己升官設計一套工作思路”。我們要牢固樹立宗旨意識，把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落實到為*41萬人民群眾謀福祉上。每個機關部門要有這樣的理念，不會考核而做事，多為老百姓辦實事，多做利長遠、打基礎的工作。

其次公平正義的形象。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一個老百姓心情愉悅的社會絕對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要靠法制保障，更要依靠領導干部造就好的社會風氣。大到用人，小到具體矛盾的化解，能不能體現了公平，是不是弘揚了正義。一個領導干部做到“三正”即勤政、公正、廉政，就是一個合格的干部。有的領導心術不正，認人為親，在培養親信的同時疏遠了更多的人，*也存在這樣的干部。*一定要弘揚公平正義，領導干部在處理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對部下、對群眾，都要講究公平正義，講究公道，這對*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再次團結和諧的形象。總體上，*人非常樸實厚道，*也比較和諧。由于種種因素，外面對*有不好的評價，但是我覺得*人是非常好的，除了個別地方的班子以外總體上是非常不錯的。我們要樹立善良、樸實、簡單、淳樸的良好形象。首先要從領導做起。領導要做好表率，要求別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團結和諧對一個地方非常重要，一個班子如果做到團結和諧，大家在一起非常愉悅，對身體健康都有好處。去年我講過，班子團結和諧，心態是基礎，信任是關鍵，包容是條件，負責是根本。人無完人，班子成員要需要互相理解，要看的到別人的長處。希望*各級班子團結和諧，做到有話當面就講，有意見當面提，真正做到相互尊重、相互補臺，形成團結和諧的良好的氛圍。

最后清正廉潔的形象。領導干部既有能力水平又清正廉潔，老百姓才會真正佩服。我們要從內心筑起拒腐防變防線，嚴于律己，嚴格要求，廉潔從政，清正廉潔，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每個同志要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嚴格執行廉潔自律各項規定，任何時候都要經得起組織的檢查，通得過群眾的評判。

第2篇：經濟及社會風險范文

關鍵詞：風險導向 社會審計 理論研究

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是一種新型的審計方法，在理論與實務等方面具有較強的科學性，推動了我國審計的健康發展。因此必須結合我國當前的發展環境，認真學習并應用社會審計理論，充分發揮審計的作用，豐富風險導向環境下審計操作方法，促進審計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一、從理論視角分析風險導向審計

第一，從公司治理角度分析。資本是創造財富的基礎，可以將財富創造過程理解為眾多人員利益的共同組成體。從財務價值角度分析，公司內外治理是一個具有聯系的動態系統。公司內部的財務分析人員、注冊會計師、律師等對市場的認識決定了產業鏈的運行。

商業社會固定風險，表示完成公司內外整治后，由投資者所承擔的風險。如果投資者風險超過獲得財富，就會導致價值鏈惡化發展，反之則良性發展。價值鏈中各個利害關系人所承擔的風險都是相關的，所以進行自身風險評估時，必須要考慮到所承擔者的風險，促進審計的發展。

第二，審計風險與現代風險導向。傳統風險導向審計下，將審計風險認為是狹義的審計風險，要求審計人員必須及時進行審計評估，合理確定審計性質、時間與范圍。現代風險導向下，審計分析包括會計事務所影業風險與狹義審計風險。現代風險導向下將審計風險定義為廣義風險，主要原因是，企業風險主要來自于財務報表風險；可以通過分析經營分享方式維持企業的持續發展，降低了會計事務所風險。

第三，企業風險管理與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提出“風險組合觀”將企業內部風險控制在企業承受能力之內，提高企業總體風險防范能力。企業管理人員必須從風險組合角度分析并識別風險；增加三項風險管理要素。企業風險增加了“風險反應”“事項識別”和“目標制定”三種要素，可以指導企業管理。在現代導向審計模式下，拓展了傳統審計風險，評估對象也開始從內部向整體擴展；增加戰略目標。內部控制可以將企業目標分析財務報告、合法性和經營目標。企業風險管理框架體現了企業風險管理的地位，實現了企業目標從過程向戰略的轉變。

第四，現代風險導向審計與傳統風險導向審計的差異；評估重心不同。傳統風險導向下強調對控制風險評估，忽視固有風險評估。在此種情況下導致固有風險與控制風險發生分離。在現代風險導向下，實現控制風險與固有風險聯合評估，減少了重大錯報風險；風險評估結構不同。現代風險導向實現風險評估開始向系統化發展，可以綜合分析。傳統風險模式下的固有評估較松散；風險評估出現法差異較大。傳統風險導向審計風險評估直接評估審計風險，現代導向側重于從經營風險分析。通常情況下，企業經營風險越大，審計風險就越大；審計方法側重于分析復核的作用。傳統風險導向審計下，主要對財務數據進行分析，現代風險導向審計下側重于信息再加工，可以利用戰略性分析工具了解風險。

二、準則角度下分析現代風險導向審計

第一，重新構建審計風險模型。現代風險審計要求不能僅僅從“會計觀”上對審計風險進行分析，在充分了解舞弊及各項風險后分析對財務報告產生的影響。第一步使用“二因素相乘”。美國、英國與加拿大出版的《大型會計事務所審計方法的發展》研究報道促進了審計發展，但還要對內部準則進行改進。國際審計提出了二因素相乘審計風險模型，及時轉移了風險，可以將其表示為審計風險=重大錯報風險×檢查風險。第二步分析重大錯報風險。一般重大風險主要來源于員工舞弊、錯誤風險與管理舞弊風險。

第二，重建審計風險模型對審計戰略的影響。側重于管理舞弊風險。通常審計風險主要來源于員工舞弊、管理舞弊和錯報風險。管理人員應該將記賬管理舞弊風險，剔除傳統管理中假設；實現了自下而上與自下而上的結合。利用交易跟蹤可以及時跟蹤并發現風險，是一種緊密相扣的檢測方式；使用個性化審計程序操作。分析員工舞弊與錯報風險時，審計人員可以加強企業管理的配合，減少審計管理層的沖突。同時還要使用合理的程序審計。

第三，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準側視角與理論視角的比對分析；實質性測試范圍差異。以IAASB 審計風險來看，風險評估僅僅是一種判斷，因此審計人員必須從賬戶余額、重大交易等實施審計程序。從理論角度分析，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實際是企業經營與業務的流程，可以減少企業風險；審計立足點不相同。理論視角的現代風險導向將審計風險定義成廣義審計風險，主要由事務經營風險與審計風險組成，提高了審計單位的關注度。但是新準則中對審計風險的定義較狹義，主要對重大經營風險進行評估，沒有對市場經營和審計失敗產生的風險進行分析。

三、探討我國實施的風險導向審計

（一）我國實施風險導向審計的必要性

第一，審計環境的變化。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提升了企業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序，直接影響著企業各項因素的轉變，導致企業組織和經營方式越來越復雜，增加了企業經營的難度。當前我國審計目標不一致，導致社會公眾開始對審計質量提出了質疑，影響了審計的發展。第二，傳統審計模式自身存在的問題。國內依然有很多企業使用傳統審計模式，不僅影響了審計效率，還出現了嚴重的內部控制失控問題，對我國審計工作質量產生了嚴重影響。第三，審計需求發生了較大轉變。受我國特殊環境影響，我國依然利用政府制定的審計要求進行操作，從治理結構來看，我國國有企業出現了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從外部來看，我國外部市場較紊亂。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要求我國必須改變審計需求，實施現代風險導向下的審計。

（二）完善我國現代風險導向下審計的措施

第一，建立完善的民事賠償機制。首先實行集團訴訟與訴訟相結合。完善集團組織及選舉機構，維護投資者的權益。其次，修正舉證責任。審計是一項專業性較強的活動，投資者只要證明財務報表不真實，就可以提出訴訟，舉報上市公司或注冊會計師，符合舉證原則。我國也可以借鑒舉證原則由投資者提供因果關系復雜的論證。再次，放松訴訟條件，保證投資者可以維護自身權益。最后，實施合伙會計律師所。此種操作符合我國會計事務所改革方向，減少了普通合伙人承擔的連帶責任，提高了審計質量。

第二，實施統一收費，構建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政府必須平等對待國內外會計事務所。為了避免審計成本對現代審計造成的影響，可以結合地區差異合理收費，縮小地方差異。同時，還要積極宣傳新的審計準側，贏得社會人員的認可和接受。在分析時審計時不能僅僅重視成本，應該看重成本所產生的社會價值。

第三，提高注冊會計隊伍素質。人才是影響審計發展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須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可以結合行業要求，積極輸送大量的國家高素質人才。同時還可以針對性實施一些措施，如興辦EMBA，培養國家化會計事務所人才；加強會計職業組織與培訓機構合作，拓展培訓渠道，積極培養后備性人才。此外還要加強培訓資金，在長期培訓中提高審計人員的素質。

四、結束語

本文主要從社會審計理論角度詳細分析了風險導向環境下審計過程存在的問題。在實際應用中，無論采用哪種審計模式，都會受到技術方面因素的影響。為了促進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發展，必須及時解決注冊會計師存在的問題，解決審計難題，還要結合市場的發展，不斷引進新方法，給審計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

參考文獻：

[1]吳俊峰.風險導向內部審計基本問題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11，（09）

[2]陳林.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理論及應用研究[D].廈門大學，2011，（03）

[3]羅冬梅.風險導向內部審計在我國的應用研究[D].湖南大學，2011，（07）

[4]李良慧.企業實施風險導向內部審計研究[D].安徽農業大學，2010，（06）

第3篇：經濟及社會風險范文

關鍵詞：風暴潮淹沒圖；應急疏散路徑圖；外業測繪

中圖分類號：P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0.前言

為全面做好風暴潮災害的監測和預警工作，滿足《海南省沿海重點區域海洋災害風險評估與應急響應技術——陵水縣風暴潮災害淹沒圖和應急疏散路徑圖信息系統建設》項目(以下簡稱“項目”)建設需要，受海南省海洋監測預報中心的委托，我公司承擔該項目的外業測繪工作。

該項目的建設需要高分辨率（5 m×5 m）的基礎地理（DEM）數據制作陵水縣沿海區域風暴潮災害淹沒圖和應急疏散路徑圖，以此作為劃定淹沒風險區、分析研究風暴潮淹沒災害技術參數和制定防災減災措施的重要依據；同時需要對沿岸重要點位的高程進行校核，以保證風暴潮重點區域的DEM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該項目收集到了陵水縣沿海地區的Lidar測高（即WGS84坐標系的大地高）數據，需要進行轉換為正常高才能生成滿足項目建設需要的DEM數據。依據項目建設需要和陵水縣現有基礎地理信息資料狀況，要在項目建設區域開展以下外業測繪工作：建立D級GPS網和四等水準網、建立似大地水準模型、重要點位高程校核。

項目概況

1.1自然地理概況

該項目建設區域位于海南省島東南部陵水縣的沿海地區，面積264.5km2。陵水縣東瀕南海，南鄰三亞市，西依保亭縣，北與瓊中縣、萬寧市接壤，交通便利，環島高速公路、東環高鐵、223國道貫穿境內，屬熱帶季風氣候,干濕季分明, 氣候溫和，終年無霜。境內沿海地區，海岸線長約60公里，有新村港、黎安港、港門港、水口港、港坡港等天然優良港口,作業區內水系發達，難以通行，給野外測繪工作帶來諸多不便。

1.2已有測繪資料的利用情況

項目建設區域內有：海南省測繪局施測和提供的C級GPS控制點4個，系WGS84坐標系和海南平面坐標系成果，作為本項目大地和平面控制測量的起算數據；海南省測繪局施測和提供的一等水準點3個，系1985國家高程基準成果，作為本項目高程控制測量的起算數據。

技術路線

在項目建設區域及周邊范圍內建立D級GPS網，與附近的高等級網點聯測，獲得準確的WGS84坐標系大地坐標和海南平面坐標系平面坐標成果；在項目建設區域及周邊范圍內建立四等水準網，水準路線沿著D級GPS網點布設，與附近的高等級網點和D級GPS網點進行水準連測，獲得四等水準網點和D級GPS網點的1985國家高程基準的高程成果；利用項目區的四等水準網點和D級GPS網點成果進行二次曲面擬合，獲得似大地水準面解析模型；內業利用該似大地水準面解析模型對項目區內的Lidar測高（即WGS84坐標系的大地高）數據進行轉換和整理，獲得滿足項目建設需要的DEM數據；外業利用該似大地水準面解析模型對項目區內的沿海岸重要點位高程進行RTK校核測量。

3.主要測量技術工作

3.1 GPS網的建立

根據測區的實際情況和規范要求，布設成一個D級GPS網，布網圖詳見圖1。該網由4個C級GPS點和30個D級GPS點組成。觀測使用4臺廣州中海達雙頻V30型GPS接收機作業，該儀器標稱精度為±2.5mm+1ppm×D，采用靜態定位的測量方式進行同步觀測，用隨機軟件記錄。點位選埋、標志制作、外業觀測歷時20天。

基線數據處理和平差采用廣州中海達商用軟件進行。觀測基線組成同步環共30個，環閉合差最大絕對值4.1ppm、小于限差10.0ppm；異步環共36個，環閉合差最大絕對值7.71ppm、小于限差15.0ppm；測區共觀測獨立基線108條，基線向量相對中誤差最大絕對值 19.6mm、小于限差50mm；重復基線向量相對中誤差最大絕對值15.6 mm、小于限差64.0mm；自由網平差（一個點約束）點位中誤差最大值3.76mm、最小值1.74mm；平差后基線向量相對中誤差最大絕對值5.8ppm、小于限差 15.0 ppm。從上述數據處理和網平差結果可以看出，各項技術指標均滿足有關規范和技術設計書的要求。

圖1（GPS網略圖）

3.2 水準網的建立

四等水準網由37點組成, 布網圖詳見圖2。其中聯測了一等水準點3個， D級GPS點27個，臨時水準點7個，水準路線長度為141.1公里。觀測采用蘇一光DSZ2型水準儀配合3米水準標尺進行施測；水準測量采用清華山維公司開發的數據采集軟件和天寶電子手簿進行記錄。觀測時直接調用數據采集軟件中的三、四等水準記錄程序。觀測順序為“后-前-前-后”，按程序的提示進行操作，觀測數據自動存入天寶電子手簿內存；原始數據傳輸到微機并自動形成外業觀測文件后通過打印機輸出。標志制作、點位選埋和觀測時間歷時1個月。

四等水準網驗算和平差計算均使用“清華山維NASEW95工程測量控制網平差系統”在微機上進行，平差前各段水準觀測高差均已進行了水準標尺每米真長改正和水準面不平行改正等。

平差前水準測量每公里高差中數偶然中誤差（或測段往返高差不符值）8.5mm、小于限差20.0 mm；平差后水準網點位高程中誤差最大絕對值為2.51mm。從上述數據處理和網平差結果可以看出，各項技術指標均滿足有關規范和技術設計書的要求。

圖2(水準網略圖)

3.3 似大地水準面模型建立

因測區面積不大，地勢變化較平緩，控制點分布均勻，GPS水準點平均邊長只有3.81km，因此全測區采用二次曲面函數、統一建立一個似大地水準面模型即可滿足工作需要。擬合后的模型內符合中誤差為2.3mm、小于限差±3cm，模型外符合中誤差為±4.2cm，小于限差±5cm。可見似大地水準面模型建立的精度滿足規范和技術設計書的要求。

3.4 重要點位高程RKT校核測量

沿海岸段的重要點位有62個，分布較分散。要進行這些點位高程的校核測量，優先采用了GPS-RTK測量方式作業。該方法具有操作簡單、觀測靈活、作業范圍大、無需通視、工作效率高等優點。具體作業方法是：利用本項目控制測量成果計算出測區的平面坐標四參數、高程六參數進行建模作業。為確保測量成果的可靠性，GPS-RTK作業均在衛星狀態良好（衛星數至少有四顆以上）且有窄帶固定解的時段內進行。設置好基準站后，先到附近控制點上進行檢測，誤差滿足要求后再進行流動作業，施測精度嚴格按項目設計書執行，實地用數碼相機拍攝記錄該校核測量點位的實景。

將這些重要點位的RTK測量得到的高程與Lidar大地高數據經似大地水準面模型轉換后得出的相應點位高程進行比較，得出高程較差中誤差為±0.082m,可見Lidar數據轉換的精度滿足技術設計書的要求（設計要求其較差中誤差≤±0.20m）。

4. 成果應用

由基礎控制測量的成果建立的測區似大地水準面模型已應用于全測區Lidar大地高數據的轉換，經上述的重要點位校核測量證明采用這種技術方法進行Lidar大地高數據的轉換是技術可行且成功的，獲得了滿足精度要求的測區DEM數據。

5.結束語

海南島是風暴潮影響嚴重的區域，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項目建設是省海洋與漁業廳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履行公共服務職能，全面開展、落實國家海洋局《2008、2009年度海洋觀測預報工作方案》確定的各項工作任務的重要舉措。該項目圓滿地完成了外業基礎控制測量、似大地水準面模型建立、重要點位高程校核測量等測繪工作，所有測繪成果均滿足有關規范和技術設計書的要求。其成果已成功地應用于全測區Lidar大地高數據的轉換，得到了項目所需的較為準確的DEM數據，為項目的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同時也為Lidar數據提供了一條推廣應用的途徑。

參考文獻:

[1] 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全球定位系統（GPS）測量規范[S]，GB/T 18314—2001。

[2] 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國家三、四等水準測量規范[S]，GB 12898—91。

[3] 周忠謨等。GPS衛星測量原理與應用（修訂版）[M]。北京：測繪出版社，2002。

第4篇：經濟及社會風險范文

內容摘要：社會保障作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其出發點是解除國民生、老、病、殘、失業等后顧之憂，以保障民生為根本目標。伴隨著我國社會與經濟改革的縱深推進，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社會風險加速積聚，化解社會風險并進行有效管理已經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本文從社會風險管理的基礎理論入手，分析現階段我國社會風險的種類及管理現狀，剖析社會風險聚集的深層根源，對社會保障制度化解社會風險的機制進行探討。

關鍵詞：社會風險管理 社會保障 社會風險類型 原因 社會風險管理機制

當前，隨著全球經濟遭遇美國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經濟發展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加，我國社會與經濟各領域的改革不斷深化，觸及不同群體的利益，社會深層的矛盾處于高發期和集聚期。因此，必須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維護民生權益為根本出發點，解除人們的后顧之憂，化解社會風險，從而給國人以穩定的安全預期。

關于社會風險管理的相關概念

（一）風險管理理論

“風險管理”一詞最早出現在1950年加拉格爾的調查報告《費用控制的新時期—風險管理》一書中，書中首次將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方法應用到風險管理中，使風險管理從個體經驗走向系統理論，1964年威廉姆斯和漢斯出版了《風險管理與保險》一書，標志著風險管理成為真正獨立的學科（王健康，2008）。社會風險管理理論的核心是社會事件發生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客觀存在，社會風險事件是否發生、何時發生以及損失程度都不確定；社會風險包含了人們的經濟行為、社會文化、價值觀、道德等多種誘導因素，研究社會風險就是要研究如何避免個人、家庭、企業乃至國家遭受經濟損失，避免社會遭受危機，通過系統化的管理技術、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等多種工具方法來防范風險（林義，2002）。

（二）社會風險

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在《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中規定，社會風險包括年老、患病、失業、職業傷害、生育和家庭困難等種類，是由于自然災害、經濟因素、技術因素以及社會因素方面的原因而可能引發的社會失序甚至社會動蕩；黃英君（2011）指出社會風險是導致社會非和諧狀態的重要因素，這些社會風險的累積，對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形成了嚴峻挑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風險也不斷以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且顯現出對市場經濟良性運行的一種障礙及危害，客觀上要求以社會制度方式進行大范圍和必要程度的有效協調，才能夠維持和推進整個社會經濟良性運行的可持續性（中國保險報，2011-6-10）。

（三）社會風險管理

世界銀行于1999年提出社會保護政策，認為社會風險管理是在全面系統的社會風險分析基礎上，強調綜合運用各種風險控制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及個人的風險管理責任，通過系統、動態調節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有效處置社會風險，實現經濟、社會的平衡和協調發展的策略框架（林興發，2008）；筆者認為社會風險管理是一個龐大的綜合系統工程，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力量及個體相互協作，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制度的功能，運用多種風險控制手段，防范和補償社會風險所導致的各種損失，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整體平衡和有效的可持續發展。

（四）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是國家或社會依法建立的、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它通過采取經濟手段來解決相應的社會問題，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基本的制度安排（鄭功成，2000）。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的“減震器”和“安全網”，化解國人因遭遇自然災害而陷入困境危機、解除其在疾病、年老、工傷、失業等方面的后顧之憂，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機制，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全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鄭功成，2000）。

目前我國面臨的主要社會風險類型

2011年2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加強社會風險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認為我國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矛盾和問題可能更復雜、更突出，主要體現在資源能源緊缺壓力加大，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制約日益突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求迫切，城鄉發展不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縮小發展差距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新華網，2011）。筆者認為，因我國人口數量眾多，國情較為復雜多變，面臨社會風險種類較多，主要表現為：

（一）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財富分配不均衡

近幾年，我國收入差距在持續拉大，數據顯示，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比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當前我國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7，遠遠超出了0.4的國際警界線，我國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使得“勤勞致富”的傳統觀念受到挑戰，“同工不同酬”現象普遍存在，按勞分配的利益群體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被置于不利地位，加劇財富增值的不均衡，貧富分化的速度呈現加快趨勢，據揚州晚報2011年6月26日消息，我國內地富人53.5萬人，全球排名第四，我國已經成為財富最為高度集中的國家之一，但同時我國西部貧困山區有的家庭還存在尚未解決溫飽問題，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1.4%，社會財富結構堪憂，激發民眾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影響社會穩定，危及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二）自然災害頻發，生態惡化且資源枯竭

近幾年，受全球氣候變暖的影響，冰凍、臺風、干旱、暴雨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地震、山體滑坡、泥石流等惡性災難威脅生存安全，據國家民政部統計，2009年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約47933.5萬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災，因災死亡和失蹤1528人，直接經濟損失2523.7億元。雖然自然災害發生后，我國各級政府積極采取應急響應機制，但總體上我國災害救助尚未納入法律制度化運營，人為因素多，行政色彩濃，屬于臨時性救助，災害預防和事前減災工作機制較為薄弱，事后災害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應急相應機制，因自然災害頻發帶來的社會經濟損失和風險急劇加大。

近年來，對礦藏資源使用保護缺少長遠規劃，采用高耗能低效能的發展模式，給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據中國礦業協會統計，我國目前已經形成了390多座以采礦為主的資源型城市，其中，20％處于成長期，68％處于成熟期，12％處于衰落期。全國約有400多座礦山已經或將要閉坑，約有50多座礦城資源處于衰減狀態，面臨著資源枯竭的威脅。

（三）人口老齡化加劇，家庭結構多樣化且家庭保障功能弱化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全國總人口為1339724852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萬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0.57%，我國生育率持續保持較低水平，老齡化進程逐步加快，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減少0.34人。家庭戶規模繼續縮小，計劃生育政策使得我國家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出現“4-2-1”或“4-2-2”型的家庭模式，以及空巢家庭、單身家庭、丁克家庭等多種類型，老齡少子化使得傳統的家庭保障功能弱化，“養兒防老”的觀念受到沖擊，人口老齡化將會對社會經濟帶來巨大挑戰。

（四）就業難度加大，失業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我國就業形勢異常嚴峻，勞動力供求矛盾緊張，一方面是沿海甚至西部也出現“招工難”、“用工荒”現象，另一方面，卻存在大學生、下崗失業等人員的就業困難，就業難成為當前社會風險加劇的直接體現，“十二五”期間，我國每年將新增勞動力1000萬，下崗失業人員1300萬，每年2300多萬人需要就業，復員退伍軍人、大中專畢業生、殘疾人等就業安置難，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改變，失業率居高不下，不僅影響社會穩定，而且影響消費驅動型政策，因城鎮下崗職工和失業人群中比例最大的群體購買力較低，社會救助不能治本，失業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舉步維艱。

（五）醫療、教育、住房等基本保障不足，化解社會風險任務艱巨

進幾年來，“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成為不爭的事實，由此引發新的社會風險，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普遍、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無法實現公平共享，農民工子女上學難，農村家庭無力承擔子女高額學費、部分大城市因房價遠遠超過工資收入水平使得貸款購房者承受償還巨額住房貸款的壓力，成為“房奴”，這些領域的社會風險涉及面廣、矛盾層次深、極易引發社會危機，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化解這類社會風險任務艱巨而緊迫。

（六）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基本生存艱難，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2008年底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殘疾人總數達到8300多萬人，殘疾人家庭涉及的總人口達到3億多，殘疾人成為我國人數眾多的脆弱群體，我國殘疾人中60%是文盲，只有15%左右的殘疾人能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生活，殘疾人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殘疾人康復和就業政策落實不到位，近幾年精神智障殘疾患者發生傷害他人的事件頻見報端，精神殘疾群體在康復醫療、社會救助等方面都隱含較大的社會風險。此外，城市“三無”人群、農村五保戶，城市流浪兒童等社會群體的基本生存尚未得到真正保障。

轉型期我國社會風險積聚的深層原因剖析

（一）社會風險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客觀現象

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斯和格爾等用J曲線理論來解釋為什么在經濟處于繁榮的時候會發生社會不穩定因素。J曲線理論認為，客觀生活狀況的改善會導致人們產生更高的期望值，當人們期望值增長得比客觀狀況改善的速度還要快時，就會導致人群中更高程度的被剝奪感；人們的高期望與期望難以得到滿足之間的巨大差距導致了動亂的發生。上述理論說明， 發展與社會風險往往是共生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容易形成社會風險（鄭功成，2000），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處在人均GDP1000至4000美元時，也是社會結構高度緊張、社會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風險發展階段，我國人均GDP剛突破4000美元。

（二）我國目前存在使社會風險加劇的諸多客觀因素

多年來，我國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以戶籍為標志的“城市人”與“農村人”的城鄉身份差異，使得人才市場無法形成有效合理的自由流動機制，農村孩子接受教育不能享受同等待遇，農民工、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等社會群體享受到有限的社會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力得不到維護，隱含一系列社會危機。其次，我國人口基數大，地域廣闊，社會經濟的影響因素比較復雜，國家經濟政策執行較難有效把握，使得社會風險不能及時化解，留有后遺癥，諸多領域缺少長遠規劃，政策制度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補缺型”路徑依賴。

（三）社會轉型期利益失衡是諸多社會風險產生的根源

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企業經營由人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經濟轉化，農業剩余勞動人口向城市轉移，封閉型經濟向參與國際分工的開放型經濟轉變，這些過程與體制轉軌過程交錯在一起，使得社會發展過程中矛盾呈現出異常復雜的狀況，我國改革前的利益關系是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平均主義格局，建立在城鄉分割的不公平基礎之上，忽視個體貢獻，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制約經濟效率的提高，隱藏著較大的社會不公平。社會轉型期要打破平均主義、重建新的分配關系，必然觸及傳統觀念和既得利益群體，造成利益分化和社會分層，加之傳統體制造成一些重要環節配套法律制度建設滯后，制約了利益調節機制的建設，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體制性因素。

社會保障制度的風險管理機制

（一）強化社會風險管理的意義

在我國目前社會風險日漸凸顯的現實情況下，強調加快社會風險管理的制度構建和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強化社會風險管理，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要前提；社會風險管理理論強調預防和事前控制，通過社會風險管理，把風險造成的損失化解在萌芽狀態，減少社會損失；強化社會風險管理機制，有利于穩定轉型期廣大群眾的心理預期，有效防范社會失序和不安定局面，給國人以穩定的安全預期；有利于解決我國在經濟社會轉型期，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運行面臨的若干深層次的矛盾，加快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步伐。

社會保障制度自19世紀80年代在德國建立，到20世紀末，世界上已經有190多個國家建立了不同模式的社會保障制度，發揮社會發展的“穩定器”與“安全網”的作用，只不過不同的時代，社會風險內容有所不同使得社會保障化解社會風險機制有所區別（鄭功成，2008）。

（二）社會救助制度與社會風險管理

社會救助制度，是國家與社會面向貧困人口與不幸者等社會脆弱群體，提供款物救濟和扶助的一種基本保障制度。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根源，是“最后一道安全網”，也是政府化解社會風險責任的最直接體現。近幾年我國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政府積極采取救助措施，啟動相應應急機制，確保災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盡快擺脫災害困境，投入專項人力物力使得災區恢復正常生活。

要強化社會救助在保障民生、化解國民基本生存后顧之憂風險中“最后一道防線”的功能，在政策方面必須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明確政府責任，社會救助資金來源于政府財政，因此政府是實施社會救助的直接責任人，要規范制度、明確責任、建立社會救助體系和災害救助應急相應機制，切實化解國人在遭遇天災人禍等風險，基本生存受到威脅時，能夠得到及時有效救助；二是規范最低保障制度，我國目前最低保障制度的信息化程度不高，低保退出和監管尚存在缺漏，家計調查方式某種程度上在傷及低保家庭人員的自尊。因此，建立健全城鄉最低保障制度管理體系，實現信息披露公開公正，做到應保盡保，強化監管，建立退出機制；三是社會救助資金應得到制度保證，社會救助制度的基礎性特征決定了其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占據優先地位，需要由國家提供相應的物質保障，因此資金保證是前提，應當建立制度化的中央與地方社會救助資金責任承擔機制，逐步提高救助水平。

（三）社會保險制度與社會風險管理

社會保險制度是解除勞動者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諸多風險的基本制度安排，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內容。勞動者是社會的主體人群，勞動者個人的養老醫療等后顧之憂如果不能及時解除，就會影響其家庭的正常生活，從而由個體風險積聚成社會群體型風險，危及社會安全與穩定。因此，社會保險是化解社會風險的有效制度安排，隨著2011年7月我國《社會保險法》的實施，社會保險制度將趨于定型，會更有效地發揮其社會風險管理的作用。

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經過幾十年的艱難探索，形成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制度體系，發揮社會保險制度的風險管理功能，應該做到以下幾方面：一是養老保險制度遵循“勞資分責、政府擔保、財政補貼、自我發展”的原則，勞資平等分擔繳費責任，逐步做實個人賬戶（3%），提高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養老保險水平，并實現制度整合，建立高齡津貼制度，加快老年服務體系建設，實現老年人經濟保障、服務保障與精神保障的多層次保障；二是醫療保險最大程度滿足城鄉居民健康保障需求，實現覆蓋全民的多元化醫療保險制度，加快衛生體制和藥品流通體制改革，推進公立醫院公益化，醫療資源配置的均等化改革，逐步實現全體國民享受公平的健康保障權；逐步完善失業、工傷、生育等保險制度，提高保險水平。

（四）社會福利制度與社會風險管理

日本的辭典將“福利”解釋為幸福，我國社會福利制度是指國家和社會通過社會化的福利設施和有關福利津貼，以滿足社會成員生活服務需要，促使其生活質量不斷得到改善的社會政策。社會福利制度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里居于較高層次，其目標不單是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重要的在于促使社會成員在滿足基本生活之后，生活質量進一步得到提升和改善，滿足其教育、文化等精神層次的需求。

福利社會是人類共同的追求，真正的社會主義一定是人民幸福的福利社會，是以人為本，能夠切實免除人民生活的各種后顧之憂，緩解社會矛盾，并使得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加快社會福利制度建設，要完善老年人、婦女、兒童、殘疾人等社會脆弱群體的福利制度，建立發達的社會服務體系，不斷提升全體國民的福利水平，最終化解各類社會風險，維系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鄭功成，2000）。

總之，社會保障制度從經濟保障到精神保障，維系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通過現金補貼或實物援助來解除人們生存的后顧之憂，化解因自然災害、社會個體出現疾病、失業、工傷等引致的社會風險；用服務保障來滿足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老人高齡失能照護以及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照料、康復與再就業服務；用更高層次的精神保障來滿足人們“自我實現”的需要，實現有尊嚴的理想生活，在化解個體及家庭風險的基礎上，實現社會風險的有效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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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義.強化我國社會風險管理的政策思路[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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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Massumied.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Fear.Minneap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P Rress.1993

第5篇：經濟及社會風險范文

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是市場經濟下的客觀必然存在，在知識經濟時代、全球化時代，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其存在具有普遍性且有不斷加劇的趨勢。尤其是近年來中國每年有數百萬大學生就業時專業不對口，用非所學，學非所用，大量低水平就業；或一畢業就失業，這已經嚴重危及作為人力資本投資者的大學生及其家長的切身利益和人力資本投資信心，在不少農村地區甚至出現新的讀書無用論，同時對不少高等院校的人才培養模式提出了嚴峻挑戰，造成人力資本投資的巨大浪費，凸顯了大學生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的嚴重性。在我國經濟新常態下，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的嚴重性必將進一步發展。筆者認為通過分類的方法有助于深入認識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從而有助于有效規避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2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研究回顧

在《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概念界定、研究背景及意義》一文中筆者曾界定了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的概念，論述了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研究背景及意義。所謂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是指人力資本投資者為了獲得最大化人力資本綜合收益，在市場上所面臨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的不確定性。在知識經濟社會、經濟全球化時代和網絡時代，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是一種普遍性客觀存在。在《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含義分析》一文中，筆者從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概念所固有的層次性出發，剖析并揭示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概念的五層含義，進一步深化了對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在《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成因分析與化解思路》一文中，筆者對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的成因進行了專門探討，分析了七種因素對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形成所造成的影響，認為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的產生具有客觀必然性，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知識經濟時代、網絡時代和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必然產物，并認為僅靠以往所積累的老一套經驗傳統越來越難以應對新形勢下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必須通過理論創新探索系統性解決方案。

3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的分類

分類是認識事物的基礎。筆者認為從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成因的角度對其分類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入準確地理解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為有效規避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奠定認識基礎。

3．1由知識創新誘發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知識創新的速度日益加快。大量新知識的創造、傳播和應用必然產生兩方面作用：一方面必然催生、創造一批新領域、新行業、新職業和新崗位，同時必然摧毀或淘汰一些過時的產業、行業、職業和崗位。使人們原來所積累的知識不斷折舊、貶值。在這種背景下，要想獲得理想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就必須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知識創新應用的需要，及時不斷地補充新知識。人們對新知識接受的能力受到諸如價值觀、意愿、學習成本、學習效率等種種因素的制約，若人力資本的知識結構不能及時更新，不能滿足當前市場對人力資本的需求，人力資本所有者或人力資本投資者將因此面臨人力資本交易機會的風險。

3．2由職業生涯變遷誘發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人力資本交易范圍從局部地區不斷向全球擴展，在更大背景上進行人力資本配置和交易，人力資本交易環境日移動態復雜，傳統職業生涯逐漸為“無邊性和易變性職業生涯”所取代。“傳統性職業生涯”不斷轉向“無界性職業生涯”和“易變性職業生涯”的過程中，雇員和雇主之間的關系由原來比較密切鞏固的“關系型契約”不斷轉向雇傭關系較為松散的“交易性契約”，從而使雇主與員工之間人力資本交易機會的可靠性和可持續性總體上存在不斷降低的趨勢，因而使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又不斷增大的趨勢。

3．3由產業政策調整誘發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產業政策的調整，導致市場對不同規格人力資本類型規格的需求此消彼長。例如在經濟新常態下，鋼鐵、電解鋁、低端制造業等產業由于產能過剩，必須轉型升級，低端制造業將不斷向中高端制造業轉型升級；同時第一二產業占比減小，服務業尤其是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將迅猛增長。由于大學生人力資本投資的專業性較強，畢業時若所學專業趨冷，人力資本市場需求萎縮，就意味著當事人面臨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另一方面，大學生一般的人力資本投資周期短者三年、四年，攻讀碩士研究生者投資期延伸至六年、七年，攻讀博士投資期則延至九年、十年。人力資本投資周期越長，慣性越大，在新常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背景下，隨著隨著一系列經濟新戰略例如“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計劃”、制造業智能化、新一代機器人答大量使用對就業崗位的替代，“一帶一路”戰略的布局和實施，產業政策不斷調整，傳統專業教育所培養的人力資本其市場價值縮水的風險越來越大，大學生及其家長作為人力資本投資者往往面臨始料不及的危機和尷尬，在不久的將來在人力資本市場上長期積累所獲的的人力資本極可能因為過時貶值而存在很大的交易機會風險。人力資本所有者只有及時對自己的人力資本投向、規格等做出前瞻性、戰略適應性調整，甚至重新進行市場定位才能契合國家經濟新常態的戰略要求和產業戰略布局，從而更易于獲得高質量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然而，在目前傳統人力資本管理模式下，人力資本投資積累的長期性、路徑依賴等特征使人力資本投資、投放的戰略適應性調整困難重重，人力資本規格在短期內難于及時進行調整，從而極可能造成人力資本市場交易機會數量減少或喪失，人力資本市場交易機會品質降低。

3．4由經濟發展的周期性誘發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經濟發展存在或長或短的周期性。當經濟上行時，企業規模增大，人力資本市場需求增加，在人力資本供給不變情況下，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隨之增加，風險往往減小；而當經濟下行時，企業規模減小，人力資本市場需求下降，人力資本交易機會尤其是人力資本優質交易機會隨之減少，一部分人力資本可能因此得不到理想的交易機會而降格以求，甚至喪失人力資本的交易機會。例如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歐洲等國就業崗位大量減少，不少人力資本失去交易機會。

3．5不公正的就業競爭，誘發的弱勢群體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例如，在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為爭取比較有利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人力資本載體本人及其家庭往往動用包括其優勢社會資本在內的各種因素，甚至于不惜動用許多不道德、不公正的競爭手段，從而造成人力資本交易機會的不公平。弱勢群體往往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可能喪失本該屬于自己的比較理想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從而經常承受較大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3．6由人力資本投資環境的復雜性和動態性導致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人力資本投資環境具有復雜性和動態性，使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日益增加。伴隨經濟全球化發展，價值理念多元化，經濟環境尤其是人力資本交易環境日趨復雜。在當今的大數據時代，人力資本交易機會的決策往往需要在更廣闊更復雜的環境上進行，環境復雜性增加了正確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難度。現代通訊和交通日新月異的發展，環境的日益動態也需要更加頻繁的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和投放決策的調整，甚至對人力資本進行重新定位，這一切使得人力資本優勢交易機會的獲得充滿變數，由此導致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3．7由人力資本載體和其家庭原因導致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人力資本的投資積累離不開人力資本載體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失誤可能帶來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諸如人力資本投資定位的合理性、人力資本投資積累的內容、人力資本投資積累的策略、人力資本投資積累的步驟、人力資本投資積累的途徑、人力資本投資積累的努力程度等環節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的盲目性都會可能造成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例如人力資本載體對高等院校學校和專業的選擇，如果太偏或不適合自己的性格，則很可能造成人力資本交易時得不到優勢交易機會。

3．8由學校和培訓機構不當管理導致的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根據舒爾茨等人的觀點，接受教育培訓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最主要投資途徑。而作為教育培訓提供者的學校和培訓機構對于教育宏觀環境的認識，對人力資本市場競爭行情走勢的預測以及戰略和策略的運用往往不是完全理性和完全合理，必然使大學生人力資本在尋找人力資本交易機會時可能遭受程度不同的風險，即遭受人力資本交易機會風險。

4結語

第6篇：經濟及社會風險范文

關鍵詞：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 動態管理模型 風險系數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越來越多的農用地被征為建設用地。大多數失地農民缺乏就業技能又無地可種，成為新的困難群體，尤其在當前，社會就業壓力巨大，物價飛漲，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的情況下，失地農民生活窘迫，令人擔憂。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動態管理是指在土地征收的全過程中，對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進行識別、分析、評價、應對，從而有效地防止風險事件的發生。

國內外許多學者對社會風險進行了研究，陳景玲、孫旭峰、周明生（2010）在《社會風險預估的系統研究—以江蘇省為例》一文中構建了社會風險指標體系，并運用江蘇省的相關數據，系統地評價了江蘇省的社會風險狀態；李誠（2011）在《我國轉型期社會風險及其治理的理論思考—基于風險社會理論的分析》一文中提出我國已經步入了風險社會，各種社會風險對我國的社會結構和傳統秩序都產生了嚴重、深刻的影響；董幼鴻（2011）在《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的實踐與完善》一文中，明確提出為了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應把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結論作為定政策、搞改革、上項目的主要依據。在國外，最早提出“風險社會”這一觀點的是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他在《風險社會》一書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當今人類社會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烏爾里希·貝克，2004）；《風險社會與中國—與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對話》一文中，貝克提出“生態、金融、軍事、、生化和信息等方面的各種風險，在當今世界里以一種壓倒性的方式存在著” （烏爾里希·貝克、鄧正來、沈國麟，2010）。

由此可見，“風險社會”已引起國內外眾多學者的關注，但是目前專門針對土地征收過程中可能引發社會風險的研究還很少，本文從土地征收的角度出發，考慮如何對土地征收過程中可能引發的社會穩定風險進行管理，從而避免社會穩定風險事故的發生，進一步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促進社會的發展。本文介紹了土地征收流程的階段劃分，分析了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內涵及特點，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動態管理模型，最后引入實例對該模型加以論證。

土地征收流程的劃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我國土地征收流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土地征收的報批階段、第二階段為土地征收的實施階段、第三階段為土地的交付階段（梁亞榮、劉燕，2008）。具體劃分如圖1所示。

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動態管理模型

（一）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內涵

社會穩定風險是指由于人類的實踐活動以及社會性因素的原因，危及到大多數公民的利益，從而可能引起人民不滿，引發，造成社會動蕩，對社會的和諧穩定及健康發展構成威脅的潛在性因素（陳靜，2010；劉靖華，2011；張鵬、李國峰、劉麗，2010；史云貴、趙海燕，2012）。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即土地征收過程中可能引發的社會穩定風險，是指在土地的征收過程中，當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權益遭到侵犯而得不到合理的補償，造成失地農民正常的生產、生活甚至生存得不到保障時，引起失地農民的不滿，而可能采取群體上訪、與政府對抗、聚眾游行等措施，從而影響社會穩定、威脅社會和諧的潛在風險因素。

（二）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特點

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除了具備一般風險的特點之外，還擁有自己獨特的特點，主要有隱蔽性、復雜性和快速擴散性。隱蔽性指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難以發現、難以判斷；復雜性指引發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快速擴散性指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一旦爆發，短時間內會引發大量農民參與其中。

（三）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分類

社會風險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社會風險是與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等風險并列的；廣義的社會風險則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等各類子系統（李忠、張滌新，2009）。社會風險最大的危害是影響社會穩定，結合土地征收項目自身的特點，從廣義的角度理解，可以把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可以分為四個子風險：經濟風險、政策風險、自然風險和其他風險。

（四）模型的建立

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動態管理模型包括風險識別、風險分析、風險評價、風險應對、風險監控五個部分。該模型是在土地征收的報批階段開始對土地征收項目實施風險管理，直到交付土地為止。在交付土地后，也可能存在個別失地農民對該項目表示不滿，上訪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擾后續的工作，但經過調查發現，土地一旦交付，極個別農民的不滿，屬于合理的范圍之內，并不會對社會穩定帶來影響。因此，本文所講的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動態管理模型是對土地征收過程中存在的風險因素進行識別、分析、評價、應對、監控，其管理流程如圖2所示。

資料收集主要是包括與農民座談了解該村村民的收入狀況、收入來源、該村村組干部是否團結等資料，去征地所在村組的街道辦事處、區國土局、區局調研收集該村土地征收的相關資料、該村及鄰村以前是否有過征地、是否因征地問題發生過糾紛等。

風險識別主要是邀請相關專家在了解土地征收相關資料的基礎上，運用頭腦風暴法對土地征收過程中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風險因素進行識別，并建立風險清單的過程。

風險分析是運用模糊綜合評判法、熵權法求出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發生概率與發生后果的負效用值，再運用等風險圖法確定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風險系數。

風險評價主要根據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風險系數在等風險圖中找到相應的風險等級，并根據風險等級的高低判斷是進入下一個土地征收流程，還是對風險采取應對措施，或者終止土地征收。

風險應對是指根據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各個風險因素的特征，制定相應的應對計劃，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從而達到降低風險等級或者消除風險的目的。

風險監控是指在風險管理過程中，對風險的發展與變化情況進行全程監督與控制，并根據需要對策略進行調整，從而達到及早識別風險、避免風險事件發生的目的。

（五）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風險系數及其求解

風險系數是指用具體的數值來反映風險程度的大小（周榮喜、張漢鵬，2010），是對風險進行定量化的一個指標。正確求出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風險系數是運用該模型的關鍵所在。風險系數用R表示，根據等風險圖法的原理，R可以定義為：

R=1-PsCs=1-（1-Pf）（1-Cf）=Pf+Cf-PfCf （1）

顯然，0

由于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各子風險無法定量化，為了得到Pf與Cf的值，本模型引入模糊綜合評價法。首先，根據收集到的資料，邀請相關專家運用頭腦風暴法，識別出各子風險，得到子風險集合U={U1，U2，U3，…，Un}。

然后，建立子風險發生概率和子風險發生后果負效用值的評價集合，記為V={V1，V2，…，Vm}。同時，建立評價集的標準隸屬度Vl={Vl1，Vl2，…，Vlm}，并構建子風險集合U發生概率與發生后果負效用值的隸屬度矩陣分別為Kp和Kc。

（2）

其次，運用熵權法確定各子風險的熵值hi：

（3）

其中，；當fij=0時，令fijlnfij=0。

進一步求出各子風險的權重ωi：

（4）

最后，根據各子風險發生概率的隸屬矩陣、子風險發生概率對風險發生概率的影響程度ωp1，ωp2，…，ωpn以及評價集的標準隸屬度Vl，可以求出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發生概率為：

Pf=ωp·KP·VlT （5）

同理，可求出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發生后果的負效用值為：

Cf=ωc·Kc·VlT （6）

至此，已求出了Pf和Cf，將其帶入公式（1），即可求得某一階段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風險系數，進而根據等風險圖法判斷出風險等級，為土地征收項目的決策提供指導。

實證研究

（一）案例介紹

陜西省西安市某區某批次項目需征收集體土地18.0601公頃，其中耕地1.6970公頃，果園14.9358公頃，其他農用地0.2581公頃，建設用地0.6320公頃，未利用地0.5372公頃。涉及村組1個，該村總人口976人，其中勞動力488人。 征地前農民主要收入來源為務農，人均年收入5825元。

（二）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識別

詳細整理并分析從當地農民調查到的資料以及從當地國土局、局、街道辦事處收集到的相關資料，邀請相關的土地征收工作人員、土地估價專家、村民代表等，運用頭腦風暴法進行風險識別，最終確定了該項目的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子風險主要包括經濟風險、自然風險、政策風險及其他風險。其中經濟風險包括地面附著物補償標準較低、征地補償資金未落實、社會保障資金未落實、失地農民再就業困難；自然風險包括項目建設過程中可能產生噪聲污染、項目建成后可能會污染當地水源；政策風險包括政府公告宣傳不到位、征地行為不規范；其他風險包括異地安置導致農民生活不便、該村村組存在內部矛盾（見圖3）。

（三）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分析

1.確定模糊評價集。經識別該項目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共有四個子風險、十個風險因素。從各子風險及風險因素發生的概率與發生后果負效用值的角度出發，針對其對土地征收項目的影響程度，建立模糊評價集合V={V1，V2，V3，V4，V5}，如表1所示。

經過專家討論，該模糊評價集的標準隸屬度。

2.建立隸屬矩陣。邀請專家對該土地征收項目的每一風險因素的發生概率及發生后果負效用值的各個評價指標進行模糊評價，得出各風險因素發生概率的隸屬度如表2所示，各風險因素發生后果負效用值如表3所示。

3.根據熵權法確定權重。根據風險因素發生的概率隸屬度與風險發生后果負效用值隸屬度可求出各風險因素發生概率的隸屬矩陣與發生后果隸屬矩陣，同時運用公式（3）、（4）求出各風險因素發生可能性與發生后果負效用值對子風險相應的影響程度為：

ωp1=（0.358，0.309，0.199，0.134）

ωp2=（0.356，0.644）

ωp3=（0.357，0.643）

ωp4=（0.328，0.672）

ωc1=（0.278，0.213，0.26，0.249）

ωc2=（0.424，0.576）

ωc3=（0.541，0.459）

ωc4=（0.637，0.363）

4.計算風險系數。根據模糊綜合評價數學模型進行模糊合成B=ω·K，并建立各子風險發生概率與后果負效用值的模糊矩陣Kp、Kc如以下矩陣所示：

運用熵權法可求出各子風險發生概率與發生后果負效用值對土地征收項目的影響程度ωP、ωC為：

ωP=（0.329， 0.24， 0.204， 0.226）

ωC=（0.311， 0.187， 0.235 ，0.268）

代入公式（5）、（6）可計算該項目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發生概率與發生后果負效用值為：

Pf=ωp·KP·VlT=0.206

Cf=ωc·Kc·VlT=0.178

運用公式（1）可得出該項目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風險系數為：

R=1-PSCS=Pf+Cf-PfCf=0.206+0.178-0.026*0.178=0.347

（四）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評價

在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分析階段，已求出該項目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風險系數為0.347。運用等風險圖法可以判斷出該項目的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處于中等風險的狀態，如圖4所示。

處于中等風險狀態的土地征收項目，應采取一定的控制措施后，運用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動態管理模型進行管理，直到該項目的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為低風險后，進入土地征收的下一個流程。該項目共存在四個子風險、十個風險因素，通過計算得出經濟風險的發生概率和發生后果負效用值都較高，對土地征收項目的影響程度都相對較大，因此應重點針對經濟風險存在的四個風險因素，采取措施控制并降低風險程度。另外，政策風險的兩個風險因素政府宣傳不到位與征地行為不規范，都是由于工作人員工作的疏忽大意造成的，應避免此類風險的發生，從而降低該項目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風險系數。

結論

本文在相關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構建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動態管理模型，對土地征收過程中產生的社會穩定風險進行了定量化評價，客觀地判別風險等級，從而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來降低或者避免該風險的發生。

具體來說，本文主要研究：對土地征收項目流程進行了階段劃分，定義了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對其特點進行了簡單闡述，并對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進行了分類，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動態管理模型。介紹了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管理模型的動態性，并用風險系數對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程度進行了定量化的描述。運用頭腦風暴法對土地征收項目的社會穩定風險進行識別，引入模糊綜合評價法、熵權法、等風險圖法，求取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的風險系數。引用實例，對土地征收社會穩定風險動態管理模型及各種方法的使用，作了簡要介紹。

本文的研究成果希望可以對土地征收項目的社會穩定風險評價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從而可以幫助政府部門預測評估土地征收工作可能存在的風險，采取有效應對措施，進而更好的開展工作。

參考文獻：

1.陳景嶺，孫旭峰，周明生.社會風險預估的系統研究—以江蘇省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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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烏爾里希·貝克，鄧正來，沈國麟.風險社會與中國—與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對話[J].社會學研究，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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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史云貴，趙海燕.我國城鄉結合部的社會風險指標構建與預警論析[J].社會科學研究，2012（1）

第7篇：經濟及社會風險范文

【關 鍵 詞】農民工 抗風險能力 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風險理論認為：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經濟形式下的社會都存在著社會風險，只是由于人的生存狀態差異而導致的風險本身特征和風險應對方式存在區別。我國的社會結構是兩種經濟形式并存的二元社會。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傳統社會里，以自給自足的家庭生產經營為主，人們依附于土地，與家庭以外的人們的關系較為松散，相互依存度低，人為而導致的整個社會出現風險的情況比較少。面臨的風險主要來源于自然，例如干旱、瘟疫所造成的風險等。而在以工業化生產為主要方式的現代社會里，人對自然強力占有，生產過程泛社會化，人們之間處于一種高度的分化與高度整合的狀態，面對不僅僅來自然的風險，也要面對來自社會、經濟，甚至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各種風險，因此現代社會不確定性因素太多，是高風險社會。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階段，隨著體制改革和城鄉壁壘的松動，中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地走出鄉村進入城市經濟活動，并以“農民工”的形式呈現出來。農民工這一特殊社會群體，既是經濟發展和體制轉型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改革尚未完成的標志性證明。由于城鄉二元的社會體制并未完全打破，農民工城市就業遭遇到一系列的歧視與排斥，他們從“農村走出去了”，但未能“在城市安定下來”，處于城市弱勢和邊緣地位，成為影響城市化進程和城鄉經濟統籌發展的“瓶頸”。本文重點分析農民工的社會風險根源及對策。

一、農民工社會風險源分析

（一）農民工具有與就業不穩定相關的臨時性

我國采取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以戶籍制度為主的人口靜態管理模式，阻礙了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形成了一個半封閉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受限于農村經濟潛力的釋放，在農民工由農村向城市流動過程中，進城就業不穩定是其流動的常態。農民工流動的不穩定性演化出農民工的失業風險、生活費用來源不穩定以及家庭貧困化趨向。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農民工流動形式和流動規模各不相同，但都表現為城鄉之間的“亦工亦農”流動和城市間的職業工種的改變：既有在比較利益級差導向下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向心式”流動，又有在城市環境質量下降時農民往返于工作地點和居住地點之間的“鐘擺式”流動；也有大城市高集聚效應和高輻射效應帶來的功能性梯級流動，又有功能性相似的城市之間的同級流動。無論哪種流動方式，都決定了農民工就業、居所的不穩定性，以此產生眾多問題即形成了風險沖擊。在農民工結束城市中的打工生涯回流到農村的時候，這種農村經濟潛力釋放受限的因素引發了回流農民工尋求可持續性生存方式的困境[1]。這時農民工面對的將不再是個體性社會風險，而是以缺乏后續發展能力的農民工家庭面對的群體性系統風險。

（二）城市社會保障供給制度排斥農民工群體

一般來說，農民工流動的聚集量和擴散量與城市的功能相互關聯。城市較大經濟就業容量就越大就會吸引著從事各類經濟活動的農民工流入城市。城市企業雇主也樂于聘用農民工，原因是農民工平均成本低于城市勞動力。據測算，一個城市勞動力成本大體等于2個甚至2個以上的農民工的人工成本。這種用工成本的顯著差異主要來源于我國城市就業制度與福利制度、保障制度的三位一體、高度重合特性，但進城務工農民處于社會保障和單位社會保障的圈子之外[2]。這種用工需求與農民工保障給予量的不協調無法為農民工構筑社會風險的立體防線。農民工在城市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缺乏正常的權利保障；農民工收入持續相對下降，缺乏基本的醫療衛生條件；實際失業率和貧富差距都已經達到或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等等。這些復雜的矛盾日趨嚴重化、顯性化，社會風險潛伏于農民工群體，其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同時更是釀成社會危機的不確定因子。

（三）農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一是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困難。農民工家庭父母長期在外打工，留守農村的孩子缺乏良好的教育，綴學、失學人數不斷增多[3]。二是城市政府無法為農民工居住集中區域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服務。農民工落腳于近郊區尤其是城鄉結合部地帶的概率遠高于在城市市中心的可能性，但是農民工流動的平均密度則是市中心遠高于近郊區。農民工這種居住特點成為城市政府提供公共管理服務的“陽光普照不到的獨立王國”。三是城市政府無法控制農民工生活居住區的“常態管理”。亂搭亂蓋，擺攤占鬧市、擠便道，不僅影響市容市貌，還造成火災和交通隱患。農民工集中居住的臨時工棚附近、出入地帶連同施工現場，往往是垃圾遍地、蚊蠅孽生、臭水橫流，是城市中臟亂差的死角，成為各種疾病滋生的傳播源。農民工自身也是各種傳染性疾病的主要傳播者，城市衛生防疫管理工作基本上是“真空”狀態。

二、農民工的社會風險結構識別

農民工的工作勞動強度高、操作簡單、危險性高、穩定性差、收入偏低以及流動性強等特點，決定了其面臨的風險結構不再是傳統的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自然經濟風險”，而是一種與市場經濟和工業化、城鎮化相伴隨的現代結構風險。判斷農民工面臨的社會風險結構及其輕重程度，可依據課題組調研問卷涉及的“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項目意愿的重要程度”問題回答。因為需求源自于需要，是對象接受外界信息的直觀而理性的反映，農民工對參加社會保險項目的意愿及選擇次序，能夠反映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環境狀態下面臨社會風險的內容與強度。雖然農民工在城市生活面臨著各種社會風險，但農民工對于城鎮職工所享有的各項社會保險存在著有差別的參保意愿。農民工對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等五大險種的參保意愿分別為6·231%、5·07%、2·232%、1·33%、0·214%。可見，農民工判斷面臨社會風險沖擊的輕重緩急的排序為：老年養老風險、醫療救治風險、工傷事故風險、失業救濟風險以及生育防治風險。

（一）老年養老風險

老年養老風險（即養老風險）與疾病風險比較而言，老年風險是有規律的并且確定，也是人人都將面臨的，養老風險不僅一定會發生并且基本可預知在什么時間發生。因此，化解養老風險需要個人在生命周期內由年輕階段為老年階段做出謀劃：或調節自身儲蓄與消費比例關系，或在政府主導下實行相應的養老安排，或兩者兼而用之。由于社會身份和職業定位的矛盾集結，農民工的養老風險比其他群體需要更多的關注。其一，農民工主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勞動能力和生理機能越來越弱，將逐漸退出勞動領域而喪失為自己創造財富的能力；其二，由于從事的主要是城市中臟、亂、差的工作，在常年超負荷的勞作下，年老時身體素質下降、各種潛伏職業危害病頻發，健康狀況更容易出現問題；其三，農民工進城打工后通常把多余的土地轉包予他人，若在城市陷入困境回到農村可能沒有穩定的生活保障；其四，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目的一般是為了謀生和養家，很少為自己的養老問題打算，也不可能為養老攢下多少積蓄。

從課題組調研蘇、皖、鄂三地農民工的調查數據顯示， 67·552%的農民工并沒有為自身計劃養老金安排事宜，而進行老年生活保障積累的比重只有12·094%。16～40歲年齡的有85·52%的農民工沒有考慮過自身養老問題、8·60%農民工有考慮年老生活來源但卻暫時沒有進行養老積累、只有5·88%的農民工有考慮并有積累。41～55歲農民工有47·06%的人“未予考慮”；56歲以上群組中，有67·55%比例為“未予考慮”。由此可見，絕大部分的農民工在不久的將來都會面臨嚴重的養老問題。

（二）醫療救治風險

疾病是人生難以預料的風險，個人抵抗疾病風險的能力亦很有限。在疾病侵擾時，以青壯年為主的農民工，仗著年輕、體質好硬挺過來或找一些江湖游醫診治。這種治療疾病方式往往延誤病情甚至危及性命。一旦農民工受到大病的侵襲，不但喪失收入來源，而且還要變賣家中房子、牛羊等家畜來籌集大筆資金醫治疾病，農村家庭也因此容易“因病返貧”或“因病致貧”。農民工疾病風險有典型的“治病三步曲”：不愿看病，潦草吃藥，住不起院。由于營養、衛生、醫療、保健等條件落后以及文化水平、收入等因素的影響，這些都加劇了農民工衛生健康問題。

（三）工傷事故風險

農民工的工傷風險分為職業工傷和職業病兩類，兩類工傷風險的時效和結果顯現形式不盡相同，農民工應對此兩類風險也具有不同的考量。職業工傷事故對農民工的傷害是最慘烈的形式；職業病傷害則是對農民工生命的隱蔽性透支，潛伏在若干年后才可能顯現，并且還可能發生后遺癥。我國每年與工傷直接相關的事故死亡人數超過1·5萬人，主要集中在礦山開采、建筑施工、危險化學品生產等高危企業。這些職業傷害事故死亡的人員中很大部分是農民工，如建筑施工生產安全事故受害的90%為農民工。調查顯示，我國遭受職業病危害的勞動者，已經由過去的國有企業正式工人轉嫁給進城務工農民。2008年認定的近100萬工傷人員中，80%以上是農民工；全年享受工傷保險醫療的256萬人中80%以上也是農民工。《職業病防治法》頒布實施近7年，仍然難以有效控制農民工職業病危害。鄭功成等人組織的農民工問卷調查顯示，56·5%的農民工從未接受過勞動安全衛生教育，只有60·6%的人表示所占單位提供了必要的勞動保護用品，僅有47·2%的農民工反映所在單位能夠定期進行健康檢查，48·3%的女性農民工在孕期不能得到法律規定的特殊保護。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的工傷風險防范能力較弱，企業對職工安全生產保護觀念不強。

（四）失業救濟風險

農民工的失業風險來源于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特性。農民工在城里求職的途徑主要有6種。這6種主要都是非正規化的就業渠道，農民工從進入勞動力市場便決定了其就業穩定度不會很高。農民工就業基本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臨時工。雖然農民工所在的單位可能是正規部門，但是農民工只是從事臨時的工作，與正式職工在收入、福利上均有明顯差別；另一種情況則是，農民工所在的單位本身就是非正式組織或非正規部門。這兩種就業模式都具有低收入、不穩定等特點，因此農民工隨時都面臨著失業的風險。

三、農民工的抗風險機制

（一）農民工傳統的抗風險機制

農民工傳統的抗風險機制源于農民工的“農民”身份，是農民工回流農村后能夠享受到的保障項目。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從農村開始，但是以城市為改革重點。目前農村以“自然就業”為基礎的社會保障政策，與城鎮相比，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保障項目少，保障只具有應急性，缺乏制度化。目前從全國地方開展農村社會保障情況來看，涉及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傳統抗風險機制主要包括：（1）家庭養老保障；（2）土地保障；（3）農村社區養老；（4）商業保險；（5）“五保”制度與社會救濟制度；（6）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7）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二）農民工社會保障項目的制度供給

農民工抗風險社會政策體系有國家層面的指導性質的文件與農民工流入較集中的城市試點操作組成。《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關于貫徹落實國務院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關于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文件中對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明確了方向，并提出了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則。同時，全國各大城市亦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先后制定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有些地方的試點時間比上述三個文件的出臺還要早。地方城市建設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基本包括了農民工的養老、醫療、工傷、權益保護等項目。北京早在1999年就出臺了《農民合同制職工參加北京市養老、失業保險暫行辦法》，在2001年9月制定了《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該《辦法》明確規定了用人單位應從招用農民工之月起，必須與其鑒定勞動合同，并為其辦理參加養老保險手續。

四、農民工抗風險機制評估

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農民工的社會風險壓力。比較于20世紀90年以前國家“管理”農民工跨地區流動的社會政策，上述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突破了“嚴格控制”、“消極應對”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政策制度。各地根據本地農民工流動特點制定當地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自下而上地從地方經驗摸索開始，逐漸推動建立國家層面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這有利于綜合地方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和優點，在國家層面規范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從而在更高級別層面幫助農民工化解社會風險的沖擊。雖然上述社會政策制度構成的農民工抗風險機制能夠緩解農民工的社會風險沖擊，但從實施效果和資源整合方面來看，這種農民工抗風險機制還是比較薄弱，農民工抗風險能力未能得到及時、有效加強。

（一）傳統的抗風險機制無法抵御農民工社會風險

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農村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農村集體經濟解體，使農民工失去了分散社會風險的組織基礎和物質條件。貌似廣泛的農村社會保障方式恰恰說明了農民工在傳統農村社會保障上的無助：農村中除“三無”老人可享受部分社會保障、極少數富裕地區農民工能享受社區養老外，農民工在農村基本上都是依靠自己或家庭養老。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打破了農民工養兒防老的傳統思想。農民工在城市流動若干年后回流農村是否還能適應土地耕作的農村生產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土地保障功能的發揮。農民工家庭養老、農村社區養老兩種方式是否能夠化解農民工養老風險、保障農民工老年生活？目前我國農民雖然還是以家庭養老為主，但是家庭養老功能明顯弱化。一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動搖了家庭養老的思想和道德基礎；二是家庭規模小型化縮小了家庭養老的照料和贍養源，農村家庭規模小型化在逐漸瓦解家庭養老方式的“人口紅利式”條件；三是農民工作為各自家庭支柱，其本身職業的非農化和頻繁外出務工活動，削弱了家庭成員的互助功能。這樣農村家庭養老方式難以滿足農民工家庭的養老需求，農民工養老面臨缺乏經濟支持、缺乏家庭保障的雙重困境。對于農村社區養老，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社區養老只在少數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以社會福利的方式，提供退休費、舉辦敬老院、建設老年公寓等，其覆蓋范圍極其有限。所以說，農民工的養老風險也無法依靠這兩種方式來化解。

（二）不協調的地方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尚未發揮化解社會風險的功能

以國發[2006]5號、勞社部發[2006]15號、勞社部發[200

4]18號等規定為原則，各地方政府建立了相應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但由于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認識水平不盡一致，其內容差異較大。所以，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還沒有發揮化解農民工社會風險的功能。其一，建立的包括工傷、醫療、養老保險在內的保險制度，制度安排初衷與制度運行的現實局部脫節，使該制度的適應性受到影響。這種局部脫節造成了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主體（企業、農民工自身）的參保意愿低，降低了制度主體抗風險的能力。企業雇主與農民工共同承擔農民工社會保障賬戶的繳費責任，企業承擔較高水平的繳費率挫敗了企業參保積極性；農民工對農村土地的特殊依賴和非農就業收入的低水平狀況使得農民工參保“心有余而力不足”。調查顯示，廣東、北京、上海、江蘇等地都已出臺農民工社會保險辦法，但是政策的推行遇到了較大的阻力，與制度推行的預期存在較大的差距：80·0%的企業雇主不贊成為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83·2%不愿意購買基本社會養老保險，90·0%根本就沒有購買基本社會養老保險。

其二，地方操作實施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仍然有覆蓋范圍的遺漏，未能有效地分類管理農民工。

當前農民工的構成較為復雜，有穩定就業型的農民工、季節性流動的農民工和崗位、職業、城市不斷轉換的流動性農民工等類別。地方政府實施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未能將不同類別的農民工流動特點綜合考慮，往往將其中部分農民工排除在參保政策規定之外，這樣部分農民工的社會風險仍然由其本人或其家庭承擔。

其三，農民工社會保障既得權益不能轉移接續，農民工抵御社會風險機制不可持續。目前各省市實施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規定只允許農民工權益在特定區域內轉移和流動，不能實現跨地區的制度轉移和制度對接。盡管參保者在離開原工作地時可以退保，即取出社保中個人賬戶中的資金，但是退保也即意味著過去多年的參保權益徹底消亡，這對于參保者來說無疑意味著一大損失。尤其是農民工回鄉，就更意味著徹底與社會保障及其所能提供的保障無緣。盡管社會保障不一定就是人們是否流動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對于自我保障意識強的農民工來說，卻不得不成為他們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五、展望

上述對于農民工抗風險機制的評估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農民工傳統“家庭式”的保障機能在面臨現代工業文明（農民工進程就業）風險沖擊時已無法承受，當前國家“碎片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尚未發揮化解社會風險的保障功能。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農民工抗風險機制的建設思路。農民工承受的這些社會風險已經演變為群體性的系統風險，它有可能削弱農民工群體中部分人原本脆弱的基本生存能力。因此，降低、化解農民工群體性系統風險有賴于國家建立社會風險共擔機制和提供社會政策體系。筆者以為，該體系與機制的制度載體便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說，農民工群體的抗風險機制建設理念是研究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該制度覆蓋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項目的完備性與項目的保障能力。建立農民工的社會政策原則之一是社會風險共擔原則，其與社會保障制度的風險分散、群體共擔的“大數法則”類同。農民工抗風險機制收斂于社會保障制度之中，其功能發揮有賴于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社會福利和生活救助等制度以及相應的財政投入、金融扶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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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經濟及社會風險范文

關鍵詞：環境與社會風險；赤道原則 ；銀行業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10-0003-09

一、回歸銀行的本質

經濟學家彼德?伯恩斯坦認為，“管理風險的能力，以及進一步承擔風險以做長遠選擇的偏好，是驅動整個社會經濟系統向前發展的關鍵因素”。金融系統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金融機構的本質就是經營風險，銀行亦不能例外。正如德意志銀行前董事會主席布魯爾（Breuer）所說，“現代銀行的職能正在從資金融通功能向風險中介功能擴充，經營風險是銀行業未來發展的趨勢所在”。因此，經營風險是銀行的本質；經營風險的能力始終是銀行的核心競爭力。

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盡管我國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取得了較大進步，但是由于國內現代化的金融體系與銀行業發展歷程較短，國內銀行業信貸風險管理的意識與技術仍然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銀行業。從風險評級工具來看，我國銀行業還介于從純粹的人為經驗判斷到模板化評級的過渡階段；從風險計量模型技術的應用來看，經典風險計量模型所需要的持續的、可量化的基礎數據嚴重匱乏，從而使得模型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從信用衍生產品風險轉移技術的應用來看，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未成熟，無法通過多樣化的金融產品組合進行風險轉移與分散。因此，對于我國銀行業而言，由于風險管理量化技術應用的條件與環境均不成熟，導致信貸風險管理距離標準化、數量化、系統化仍然有較大差距。

無法準確計量風險，金融產品的風險定價也就無從談起，形成了我國當前金融體系風險定價混亂的局面。加之，整個金融體系仍然是銀行信貸業務為主導，風險不斷累積在銀行體系內，形成了銀行不得不與企業共擔風險的局面。基于國內實際情況與環境，標準化的、成熟的風險管理方法難以應用，特別是，單純依賴財務數據的風險識別、評估等管理方法面臨較大挑戰。

比較而言，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數據規模與質量以及整體社會信用情況普遍優于我國，但在其銀行業的風險管理過程中，對環境與社會信息定性分析的應用范圍仍然很廣、重視程度仍然很高，這非常值得國內銀行業深入思考與學習。如圖1所示，一般而言，在歐美銀行的風險管理中，對于大型企業，財務信息定量分析占比80%，環境與社會信息的定性分析占比20%；對于中型企業，定量與定性分析比重為70%和30%；對于小型企業，二者比重為40%和60%，甚至有時候為20%和80%。

鑒于此，筆者提出，應當在信貸風險經營管理過程中，增加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定性分析，作為財務信息定量分析的補充手段，從而改善當前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過程中過度依賴企業財務報表、信息不對稱嚴重、難以客觀評估企業風險的狀況。

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財務績效的影響

（一）相關理論演變

研究領域最早于19世紀70年代，開始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納入投資過程對投資收益產生何種影響進行論證。最初階段，學者們只是根據美國經濟學家馬柯維茨經典的投資組合理論，認為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投資決策過程，限制了投資組合的多樣化與分散化等原則，從而難以達到收益最大化目標。魯德（Andrew Rudd，1981）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將環境與社會因素納入投資決策過程，會阻礙投資組合的多樣化，從而降低投資組合的收益率。這一研究結果在學界與業界均引起較大爭議，至此該問題成為投資領域的熱門話題。

隨后眾多學者從投資組合理論出發對上述觀點進行論證，并逐漸發現上述結論的不穩定性，基本從理論上了這一結論。赫普納（Hoepner，2010）通過將傳統的投資組合理論公式進行變形，直接從理論公式層面證實上述結論的不穩定性。

根據投資組合理論，投資組合的整體風險（以標準差衡量）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各目標資產的權重與各自標準差乘積總和；第二部分，目標資產之間的關系及其標準差乘積總和。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考量，限制了目標資產的可選范圍，目標資產組合的數量減少，會增加第一部分的數值；然而，由于資產數量的減少，會降低r值，同時附加了環境與風險管理選擇的目標資產，自身擁有較低的標準差，因此環境與社會風險的考量能夠減小第二部分的數值。因此，第一部分提高并不能完全決定整體投資組合的標準差的變化方向，也就無法確定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一定會降低投資組合收益。

20世紀90年代到2007年期間，眾多實證研究成果證實了這一理論判斷。多數研究對歐美國家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基金公司與傳統基金公司進行對比分析，研究角度包括前者的潛在成本并無顯著高于后者；前者的投資收益率并沒有顯著低于后者等。具有較大影響的是，2005年貝羅（Bello，2005）對美國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基金進行了7年的跟蹤，并得到結論“這些基金在投資組合的分散化程度上與傳統基金并無顯著差別”。施勒德（Schr?der，2007）證實了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基金與傳統基金具有相當的夏普比率。

根據有效市場理論，眾多學者進一步認為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投資決策過程比傳統投資行為能夠更加充分地利用信息，這些信息的價值應當在價格（投資回報）中予以體現，即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投資決策模式能夠得到更高的投資回報。隨后，從公司治理角度出發，根據弗里曼（Freeman，1984）在其專著《企業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方法》提出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學者們進一步建立了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財務績效產生正面作用的理論根基。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關注與管理，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平衡相關利益者的利益，有助于企業生存發展，其價值反映在企業的系統風險下降與投資人超額投資回報兩方面。

（二）相關實證分析

在具備堅實的理論基礎之后，實證分析也隨之發展起來，特別是2000年之后，實證分析成果的增速與增幅都顯著提高。

在這些實證分析結果中，89%的結果表明二者之間存在非負相關關系，48.2%顯示正向相關，23%顯示中性不相關，10.7%的顯示負向相關，18.1%為不確定相關性，如圖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以歐美發達國家投資機構為研究樣本的研究分別得到46.7%與42.7%的正向相關結果；以新興市場國家為研究樣本的研究結果呈現出65.4%的正向相關結果，如圖3所示。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新興市場國家環境與社會問題的管理水平與規范程度遠不如發達國家，這種情況下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作用更加顯著，因此正向結論也更加顯著。

以投資類型進行劃分，如圖4所示，大部分研究樣本涉及股權投資（占比87.1%），其次是債券與不動產投資。其中，在股權投資中，52.2%的結果呈現正相關，涉及債券與不動產投資的實證研究正相關比例更高，分別為63.9%與71.4%，同時尚未出現負相關結果。

從具體研究角度而言，目前實證分析的主要切入點包括兩個，即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風險管理水平與投資回報的影響 。

1. 對整體風險管理水平的提升作用。環境與社會因素對風險管理影響的實證分析，主要涉及對風險評級效率的影響與對綜合投資風險回報的影響。李等（Lee等，2010）與洛雷爾（Laurel，2011）等分別以美國61個基金為研究樣本，均證實了在投資過程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情況的考察與評估，能夠顯著降低整體投資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出口環境金融發展協會主席韋伯教授（Olaf Weber教授，2008）等選取歐洲205家銀行，并根據其是否是UNEP FI（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行動機構）進行分組，對風險管理進行對比研究，發現UNEP FI在風險識別與評估階段效率顯著高于非UNEP FI。2010年，韋伯教授將52個環境與社會風險指標結合傳統風險評估指標，對德國40家銀行180個貸款項目進行再次風險評級，結果顯示新的評級結果準確率高于原先評級結果7個百分點。韋伯教授的一系列研究結果，對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納入風險評估的有效性與正面作用是強有力的證明。赫普納等（2011）對26個發達國家150個企業的環境與社會情況，進行了為期7年的跟蹤與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優劣，形成 25個虛擬投資組合，每個投資組合規模介于70億至1150億美元。跟蹤結果顯示，環境與社會情況評估得分最高的投資組合，比得分最低的投資組合，具有較低的損失風險概率，二者相差6.84%。

2. 對投資回報的促進作用。厄文（Roger Urwin，2010）選取荷蘭、挪威、美國加州三大養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在投資組中設定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行為的資產比例，計算得出，如果2%的投資組合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考量，在95%的概率水平下VAR下降20―25個基點；4%的投資組合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考量，對應VAR下降40―50個基點。對于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考量的投資模式與傳統投資模式的比較，這個結果給出了明確答案，即由于綜合風險的顯著下降，前者要優于后者。布蘭查德（Gunther Capelle-Blancard，2011）以法國116個基金公司為樣本，實證分析了在投資決策過程中，財務績效與納入考量的環境與社會因素數量呈U形關系，即，在少量選取環境與社會風險指標納入投資決策時，使得投資收益率受到負面影響；隨著納入考量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指標逐漸增多，投資收益率逐漸呈現出上升趨勢，這與巴涅特和薩洛蒙（Barnett和Salomon，2006）以美國的共同基金作為研究對象的實證分析結果一致。鑒于國際金融公司（IFC）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領先地位以及其完備成體系的獨立項目評估系統，劉霞（2015）選取IFC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其自1998年開始致力于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政策、具體措施等的改進，對其財務績效具有長期顯著的正面作用。

（三）金融機構的實踐證明

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納入投資決策過程產生的正面作用不斷得到證實之后，投資領域的實踐也隨之而來。截至目前美國共有超過500家共同基金在投資決策中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1995年時，該數據為50家）。依據福布斯公布的預測數據，美國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資產規模大約為3.7萬億美元。例如，成立于1991年的多米尼社會責任股票型基金（Domini Social Equity Fund）是歷史最悠久的社會責任基金之一，它的每筆投資都是在對投資標的進行環境與社會標準評估與風險緩釋之后進行的。自1991年至今，它的年度收益率為8.6%，而標準普爾500指數為9.3%；其在最近一年、三年以及五年的投資回報率分別為22.1%、11.2%與18.8%。Calvert Large Cap Core A將其投資目標與策略均定位為符合環境與社會標準，其投資回報率一直高于羅素1000指數，最近五年平均回報率為18.3%。Parnassus Small-Cap基金公司專門投資于市值小于30億美元的企業，在評估企業風險的過程中，賦予環境與社會風險較高權重，并明確排除那些環境與社會績效不符合標準的企業，其在最近一年、三年以及五年的投資回報率分別為17.0%、3.5% 與 16.1%。

除了這些專門的基金公司之外，還有荷蘭APG資產管理公司、PGGM、美國CalPERS資產管理公司以及挪威國家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等均已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特別是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KKR），作為全球歷史最悠久、最成功的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之一，其在2007年開始與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合作，在其收購德州能源公司（TXU）的項目中，實施了一系列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措施，并根據評估結果，拒絕了多個傳統能源項目，如火電廠等。在兩年的時間里，KKR在所投資的8個目標公司運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共節約成本1.6億美元。目前，KKR已經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覆蓋其全球管理資產的30%。

三、國內外銀行業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比較分析

（一） 評估體系

本文構建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Environment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ESRM）評估體系主要結構包括三個一級模塊：ESRM政策框架、ESRM實施方法、ESRM管理體系（見表1）。

在ESRM政策框架中包含四個二級模塊：政策范圍、組織結構、產品覆蓋面和涵蓋因素。這四個二級模塊涵蓋了政策的制定、職能部門、適用范圍、內容豐富程度等多個方面。前兩個二級模塊反映了ESRM政策在銀行組織架構中作為一般功能性政策的作用，涵蓋了從適用于所有部門的政策應用到銀行特定業務的功能性政策。這也使得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與信用風險管理有機結合（庫爾森，2002）。確定ESRM政策適用范圍覆蓋的產品分類為：項目融資、企業貸款、個人和中小企業零售貸款。涵蓋因素選取氣候變化問題、生物多樣性、文物保護等，源于這些逐漸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點關注問題。

ESRM實施方法模塊包括三個二級模塊，即評估優先級、實施工具以及評估流程。目前，ESRM評估流程的具體內容，經歷了一個由淺及深的發展過程。本文中，我們按照赤道原則（2013）所規定的評估流程來設定衡量指標。

在ESRM管理體系這一模塊中，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金融行業可持續發展指南（GRI 4.0，（2013）和韋伯（2012）的研究結果，采用了一般性報告、趨勢分析報告、重要財務報告等層次分類來衡量信息披露情況。

（二）分析方法

結合信息披露，依次對上述評估指標體系中的三級指標進行賦值，從而得到銀行的環境與社會管理體系表現的整體評價。 三級指標賦值區間為[0，1]，如果銀行滿足指標的要求，即該項指標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對于指標信息缺失或者信息表達不明確的，均賦值為0。基于評估體系結果，本文將采用對應分析法、最優尺度分析法、差距分析法以及Fisher’s檢驗方法，分別對國內銀行之間、不同國家銀行之間以及不同因素之間所關聯的環境與社會管理體系進行比較分析，從而對當前不同國家、不同管理體制下的銀行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體系方面的表現有一個直觀的了解。

接下來，對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進行簡要介紹。對應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也稱R-Q 型因子分析法，是一種多元相依變量的統計分析技術。該方法通過建立規格化概率矩陣將R型因子分析與Q型因子分析有機結合揭示變量間的聯系。原理如下：

在與R 型因子分析相應的因子平面上作樣品點圖，按累計貢獻率的大小確定因子m，通常情況下，m=2，即因子軸計為G1 與G2，由于F1―F2 因子平面與因子平面的兩條直角坐標重合，散點疊加即形成了對應分析圖。在對應分析圖上可以提供以下信息：（1）變量間的關系：鄰近的一些變量點，表示這些變量具有成因上的聯系。（2）樣品間的關系：鄰近的樣品點具有相似的性質， 屬同一類型。（3）變量與樣品的關系： 同一類型的樣品點將為鄰近的變量點所表征（王雪萍、古麗努爾，2007）。

（三）樣本數據

目前多數國家都擁有數量眾多的銀行，且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殊性，很難進行隨機抽樣。本文中選取銀行總資產占該國銀行業總資產份額70%以上的銀行作為樣本。考慮到數據可得性、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及所處位置，本文選取來自五大洲隸屬于9個國家的242家銀行作為樣本。其中，中國銀行業樣本由國有銀行（包括三大政策性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組成，共有166家銀行。澳大利亞、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加拿大、英國、南非的銀行樣本由占該國銀行業總資產比重70%以上、總資產由大自小排名的銀行組成，數據情況如表2所示。

數據來源：中國銀行業數據來自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數據；其他國家銀行數據來自于政府信息披露與各國中央銀行統計數據。

評估體系中，三級指標數據來源為各家銀行2009―2015年的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年度報告以及官方網站信息。樣本銀行或是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或是按照赤道原則或GRI等組織的要求，這些報告往往能夠披露企業對環境、社會問題等的制度、管理結構、組織形式等信息。

四、結果討論

依據評估體系賦值結果，對我國銀行業的ESRM表現進行了分類：總分值位于[0，20]為ESRM-M組；20分以上為ESRM-H組，0分為ESRM-L組。分別采用對應分析方法與最優尺度分析方法得到以下對比分析結果。

（一）體制比較分析

圖5為中國銀行業不同管理體制的銀行ESRM表現的對應分析圖，橫軸為各類銀行ESRM表現，縱軸為依據管理體制分類銀行。橫縱軸慣量分別是0.638與0.275。這一結果表明體制類別與ESRM表現之間的關聯關系可以進行91.3%的解釋。從圖6可以看到樣本中三種體制的銀行關于ESRM的表現差異分明。城市商業銀行幾乎與ESRM-L的位置相重合；股份制銀行與ESRM-M位置最接近；國有銀行與ESRM-H的位置最接近。同時三種類型的銀行之間的距離相差甚遠，說明在ESRM表現方面，差異較大。這一結果通過卡方檢驗值得到再次證明（chi2=136.7，p=0.000）。

就整體而言，國有銀行優于股份制銀行，股份制銀行優于城市商業銀行。此外，雖然國有銀行的ESRM表現要優于其他兩種類型的銀行，但是國有銀行與ESRM-H的距離要遠大于股份制銀行與ESRM-M之間的距離。根據ESRM三種表現的位置距離說明，ESRM-M與ESRM-H之間的差距遠大于其與ESRM-L之間的距離。這一結果也較為容易理解，目前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中除了少數幾家了社會責任報告外，多數銀行對環境、社會責任的概念意識尚淺，數量較多的城市商業銀行在年度報告與官方網站上甚至找不到環境與社會風險的相關信息。主要股份制銀行作為上市銀行，受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約束以及各方面制度建設較為完善，情況要遠好于城市商業銀行。國有銀行雖然整體情況好于股份制銀行，但是從圖中可以看出，國有銀行距離ESRM-H的距離較大，說明我國銀行業整體的ESRM表現仍然有待提高。這樣的結果在不同國家銀行間對比分析中更加清晰。

（二）國別比較分析

圖6是以國家為縱軸、ESRM表現為橫軸的對應分析圖，橫縱軸解釋力度分別達到0.845與0.155，合計解釋力度達到100%，說明國家與ESRM之間的強關聯性。如圖7所示，在所選樣本中，只有中國與俄羅斯處在了ESRM-L的區域范圍內，韓國與南非處于ESRM-M的區域范圍內；澳大利亞與英國處于ESRM-M與ESRM-H之間，剩余國家處于ESRM-H區域范圍內。由于嚴苛的環境與社會方面的法律約束，大部分發達國家銀行的ESRM表現較好。此外，澳大利亞與加拿大銀行ESRM表現良好，也由于其國民經濟中環境敏感行業的比例，例如在加拿大的國民經濟中，采礦業占比較大，使得加拿大銀行的ESRM表現較好，位于距離ESRM-H的最近一點，這一結果也與韋伯（2012）的研究相符。而我國銀行業ESRM表現較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數量眾多的城市商業銀行得分偏低。如果將城市商業銀行從中國的樣本中剔除，會得到如圖7的結果。

可以看到，剔除城市商業銀行之后，中國銀行業超越了南非，進入了ESRM-M的區域范圍。鑒于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數量眾多，但是資產總量偏小，這一結果相對客觀地反映了我國銀行業目前ESRM的真實管理水平。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銀行業ESRM表現與發達國家差距仍然較大，但是進步較為明顯。除了大型國有銀行外，股份制銀行中也出現了ESRM表現達到高水平的銀行。此外，鑒于我國2007年以來推行了一系列“綠色信貸”政策，大中型銀行在貸款業務管理流程中，針對環境與社會風險，實施了“一票否決制”、“名單管理制”等多種管理措施。

（三）國內銀行業指標分析

通過國別比較分析，發現剔除城市商業銀行之后的ESRM表現可能更符合我國銀行業的主體表現特征，因此，在分析國內銀行業各級指標時，本文依然采用剔除城市商業銀行之后的樣本數據。

本文采用差距分析法對H組與M組的具體指標進行分析，從而可以更加清晰地說明我國銀行業在ESRM表現方面的差距。Gap1表示組別之間標準差較大，同時M組均值較低的指標。這樣的統計表現說明了該指標在H組中表現遠好于M組，表明組別之間存在較大差距。Gap2 表示同組內的比較，即H組中均值較低的指標，表示同組內該指標改進空間較大。

A模塊中， a21為Gap 1 ，表示銀行設立專門部門針對環境與社會風險進行管理方面，H組顯著優于M組，這反映了一家銀行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重視程度。a22 與a42為Gap 2。a22作為Gap2反映了我國銀行業在針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具體操作中，缺乏相關專業技能。國內銀行業僅將與環境和社會風險相關的事項，看作是企業社會責任甚至是公益事業的一部分，尚未深刻認識到這是關乎風險管理的事項，因此缺乏將其與風險部門專責相聯系的理念。

B模塊中，b22與b34為Gap1，顯示H組比M組在評估方法設計與相應風險緩釋手段方面要更加具體。然而，b32與b23作為Gap2，也顯示國內銀行對于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分析與預防仍然處于較低水平。此外，表4中b13的指標表現在兩組之間的差異是最小的，反映了政府在環境方面的立法與行業融資政策指引發揮了強大的作用。B模塊作為ESRM實施方法模塊涵蓋了識別、分類、盡職調查、緩釋手段、監督管理。B模塊各指標的均值趨勢性變化反映了目前國內銀行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管理在識別、分類等表現較好，在緩釋手段、監督管理等方面仍然處于較為落后的階段。

C模塊主要是針對ESRM的反饋、溝通、監督、信息披露等管理體制進行評估，表5中C模塊各指標分值均不高，充分反映了國內銀行業在ESRM管理方面的薄弱，缺乏建立完整管理體系的意識。d12作為Gap 2表明國內商業銀行簽署自愿性準則的動力不足。此外綜合表3、表4、表5還可以看到，從模塊A到模塊C的均值呈現下降趨勢，表明國內銀行業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仍然停留在政策建立階段，在執行與管理方面較為薄弱。

通過對比分析可以發現，國內銀行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整體處于中等水平，但落后于發達國家銀行業；國有銀行整體表現要優于股份制銀行與城市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表現較差。從指標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國銀行業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在不斷進步，但是多數進步來源于監管部門的政策指引，銀行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主動干預意識不足。鑒于相關法律的嚴苛規定，發達國家銀行業具有較強的動力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目前發展水平較高，表現在能夠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融入具體業務流程，并建立了具體流程措施；確立了明確的戰略目標，并配套完善的組織管理機構，對執行情況進行監督、管理。特別是針對環境敏感行業的相關業務，發達國家銀行業往往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理論研究、實證分析及金融機構的具體實踐等三個方面，論證了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納入核心業務流程對于金融機構財務績效的正面作用，并通過建立三級評估標準，實證分析了我國不同管理體制銀行以及全球不同國家間銀行所處的不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水平，也突顯我國銀行業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的不足。國內銀行業尚未充分意識到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作為全面風險管理與銀行持續保持盈利能力的重要性。國內銀行業也尚不具備從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中挖掘商業機會、創新商業模式的能力。

綜上所述，要改善國內銀行業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應當從增強意識層面認知與培養內在管理能力兩方面入手。

首先，意識認知層面，應當從法律與監管層出發，提高銀行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意識覺醒。即法律層面對環境保護立法、執法的監管力度加強；銀行業監管層面對銀行承擔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的認識需要加強。

其次，我國銀行業應當加強內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能力，特別是如何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流程納入相關業務規范流程與監督管理體系的評估流程。赤道原則作為國際金融行業基準與標準化工具，提供了詳細、完整、具有可行性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操作指南，成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建議借助囊括了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識別、評估、監督、行動計劃（風險緩釋方法）等管理措施的赤道原則，形成對企業信息的全方位跟蹤手段，確保企業信息的及時性、有效性和全面性，從而緩解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全面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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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劉霞.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如何影響金融機構財務績效――基于國際金融公司的實證分析[J.金融發展研究，2015，（9）.

第9篇：經濟及社會風險范文

一.注重社會責任戰略融入

全球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新階段要求企業將社會責任融入決策機制、日常運營管理。G4體現了這一趨勢：指南新增指標中近三分之一為公司治理指標，強調公司治理結構要體現對環境和社會影響的管理，特別是最高治理機構在管理經濟、環境、社會風險方面的決策機制應在報告中予以披露；新增商業道德和誠信議題；此外，指南要求企業在運營過程中對重點議題管理方法的披露更加細致。這要求企業真正將社會責任管理作為企業風險管控的工具，納入公司戰略決策，融入管理體系和業務流程。

二.強調供應鏈社會責任管理

G4要求企業披露更多的供應鏈管理信息，說明其在商業實踐中促進和帶動供應鏈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如供應商環境影響評估、勞工實踐評估、人權評估、社會影響評估等。這要求企業要把供應商的潛在風險納入自身風險管理體系中，建立健全供應鏈管理辦法、監督體制，特別是在供應商篩選、進出機制方面將環境、勞工、人權、社會影響等因素納入系統考慮，推進產業鏈健康良性發展。

三.突出對核心議題的披露

G4強化了報告內容質量方面的要求，尤其提高了報告對核心議題的披露要求。G4要求企業分析哪些是對自身戰略目標和核心業務相關度高且對利益相關方影響大的議題，在報告中予以重點披露，并將此分析過程寫入報告。這使得報告內容能夠更好地反映企業戰略和運營，便于利益相關方評估企業履責業績。這要求企業要用戰略思維來看待報告編制工作，把報告編制與企業風險評估、利益相關方溝通等工作相結合。企業應將社會風險放在與傳統的環境風險同等重要位置，納入統一考慮。完善利益相關方溝通管理機制，定期收集和處理利益相關方反饋及評價，及時調整關鍵業績指標，提高溝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