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與辯證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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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學技術與辯證法范文
研究生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的培養和鍛煉，不僅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儲備，而且需要多學科的、交叉性的知識儲備。愛因斯坦曾言:“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4］不同學科的理論、知識、觀點、方法與技術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與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與能力結構，形成單一學科所不及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與處理問題的素質和能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就是一門包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綜合性、交叉性學科，能夠實現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與科學技術社會論等多種學科知識的互補，該課程所蘊含的知識有利于培養當代研究生的創新素質與創新能力。第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自然辯證法概論”不僅研究自然界及其與人的關系，而且研究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及其與社會的關系。“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中國科學技術觀與創新型國家五部分。“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主要運用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依據科學技術的發展演變來研究科學技術的內容、方法及其人文蘊涵，研究自然、社會及其相互關系。因此，“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反之，如果把這些知識排除在“自然辯證法概論”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憑借思辨、猜測、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進行研究，而這些屬于人類早期的做法，或者說是宗教、神話、文學的做法。第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英國科學家斯諾提出“兩種文化”(即人文科學文化和自然科學文化)，指出人文科學文化與自然科學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羅姆•凱根提出建立“第三種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當代科學為其融合設置了障礙。“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包含自然科學知識、人文科學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便于學生對同一事物或同類事物進行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的理解與認識，溝通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實現對事物立體化、真實化的理解與認識。這種理解與認識可能是相互協調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無論怎樣，都是對真實世界、現實世界的理解與認識。以這些理解與認識為基礎，以現實事物為基點，協調、統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與認識，從而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問題時能夠實事求是地認識、解決與處理，實現自然與生態、科技與國家、經濟與社會等多方面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緩解、預防或避免生態、環境、能源、人口、社會等問題的發生。
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理性思維、批判思維與辯證思維等多種思維底蘊
“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既是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也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較強的課程，具備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批判思維與辯證思維等創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維底蘊。第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能力。理論思維是人類在知識和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形成的認識事務本質、規律和普遍聯系的一種理性思維。從課程內容方面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概念、觀點與理論，這些理論能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課程性質方面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屬于哲學門類，哲學是抽象思維較強的學科，哲學類課程的學習過程就是對抽象思維能力鍛煉和提升的過程。如，對生態自然觀部分的學習，既要理解和掌握相關系統科學的概念、觀點和理論，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態科學的概念、觀點和理論;既要從科學視角審視生態自然觀產生的現實根源與邏輯必然性，也要從哲學視角審視其理論內涵與當代價值。任何科學研究活動都必須運用理論思維，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也是哲學家，如愛因斯坦、玻爾、波恩、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學家波恩指出:“關于哲學，每一個現代科學家都深刻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學思維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維與經驗思維，培養和鍛煉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規律性認識的抽象思維。“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是多學科交叉的哲學性質的學科，其抽象程度與理性思維水平要高于一般的專業科學理論，能夠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能力。第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批判思維能力。所謂批判性，就是人們對已有的理論知識、思想觀念等提出懷疑，并通過科學研究尋找真理，實現對現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論的革新。目前，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廣泛應用，在增加社會財富、提高人類生存質量的同時帶來了資源匱乏、生態危機等問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不僅是對現實的了解和理論的學習，而且是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對這些內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論根源、現實根源與價值觀根源。如，對“科學技術與社會”部分的學習，不能簡單認為科學技術是好的、萬能的，也不能簡單認為現代社會中的科技運用都是善的、正當的，而要研究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態及其在社會中廣泛應用的科學技術根源、現實社會根源與科學技術觀根源。對既定事實與理論的懷疑與批判是創新素質與能力的重要內容。如果一味地循規蹈矩、因循守舊、崇拜偶像、迷信權威，就只能復古守成，難以創新。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力才能對不斷變化的事物去偽求真，追根溯源。是對前人既定的理論框架完全接受，還是大膽反思和批判、推陳出新，成為評判人們是否具有自主創新意識的重要參量。“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倡導批判性的科學精神、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態度與實事求是的科學追求，有助于培養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維能力。第三，“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辯證思維能力。馬克思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辯證法概論”以辯證的視角理解人、自然、科學技術、社會及其之間的關系。如，對科學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確證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證偽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個體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會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學”時代的意義，也要理解其“大科學”時代的意義;既要理解其簡單性的本質，也要理解其復雜性的本質;既要理解其對人類社會積極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極性甚至破壞性的一面;既要理解與認識科學，也要理解與認識非科學、偽科學與反科學;既要避免科學主義，也要避免反科學主義。
三、“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溝通科學、技術、社會與人文的實踐底蘊
第2篇：科學技術與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醫學碩士生 自然辯證法 教學與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9-105-02
根據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改革和經驗，要使醫學碩士研究生成為在科學技術研究和社會各領域中最富創造力的科研群體，充分發揮自然辯證法課程在培養研究生綜合素質中的作用，必須在教學內容改革的同時,堅持教學方法的創新。在課堂教學中需要掌握系統扎實的科學知識的同時，結合課堂教學，通過多種教學途徑使醫學碩士研究生具有寬闊的學術視野、活躍的辯證思維能力、勇于創新的精神，嚴謹求實的科研作風和科研能力。自然辯證法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在培養和提高醫學碩士研究生的科研和創新能力方面，有著特殊的優勢。更有利于在教學中聯系學生專業、聯系科技發展、聯系社會現實，進一步增強教學的針對性、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努力將課堂教學與現代醫學科技的發展實踐相結合
作為醫學碩士研究生特有的創新能力需要系統扎實的知識儲備，同時也需要通過各種學習途徑不斷拓展學術視野，增強其創新意識。自然辯證法的授課對象是碩士研究生，與本科生相比，在工作閱歷和思想認識方面，更為成熟，有強烈的知識求知欲，對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前景更為關注與重視。在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的教學過程中，根據自然辯證法課程的自身特點，著眼于把握的自然觀、科技觀和科學技術方法論的前提下，結合教學對象的具體實際，及時向學生系統地介紹有關學說、理論的新進展,及時概括科學技術發展的新成就，介紹相關學科領域的新觀點和新方法。在準確介紹學科發展中成熟、穩定的內容的同時，評介在學術界產生影響的學術觀點。在教學實踐中，筆者所在的寧夏醫科大學努力將課堂教學與現代醫學科技的發展與醫學研究生的學科專業有機結合，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不斷改革創新，在潛移默化中加強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研究生的綜合素質，取得了明顯的教學效果。
在教學中，鼓勵研究生在學習和掌握自然辯證法基本原理的同時，關注科技發展的現實，積極探索科學前沿的哲學問題。然而，由于我校研究生招生規模在逐年擴大，分為基礎型、科研型兩大類，自然辯證法課程內容廣博，教學時數偏少，于是根據教學大綱和教材內容，開辟自然辯證法第二課堂，開展了一系列主題活動，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學特色。具體做法是：將研究生中按照基礎型、科研型和各專業情況后組織起來，根據課程教學內容，有計劃地聯系社會現實、聯系科技發展、聯系專業實際，以現代醫學學術講座、專題科研討論、參觀訪問等方式，開展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活動，將有限的課堂教學以一種新的形式延伸至課外，并做到以點帶面，推動全體研究生理論學習的積極性，進一步增強自然辯證法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二、大力開展“教學實踐”活動，為自然辯證法教學改革增加新內容
自然辯證法與科學技術結合得相當緊密，它特別注重廣泛吸收自然科學的新成就、新思想，同時借鑒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論中的有益成分，具有大跨度的交叉性、融合性、綜合性。以往的政治理論課教學存在一種傾向，偏重于知識的傳授，單純的繼承、單一的思路，造成了教學中的照本宣科，偏離現實生活實際。致使部分學生認為，自然辯證法課程與以往的政治理論課同樣是一門公共課，往往是枯燥乏味，死記硬背的形式。同學們普遍要求，作為研究生政治理論課要改變以往的模式，要求在授課過程中突出理論聯系實際，與現實生活接軌，減少教條灌輸，活躍課堂氣氛，開闊學生視野。在自然辯證法教學中，注意把握關于科學技術的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力求與時俱進。講授有關科學史和科學方法論等方面的內容時，在引用科學家史料、傳記和取得成果的同時，與國際國內相關情況相結合，注意貼近學生所能感悟的現實事跡。如結合有關教學內容，及時介紹本校獲得國家自然科技獎項目“西北地區包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學校各系部教師在科研方面的成績和科研心得體會，多年的科學和教學實踐取得的顯著成果，而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某種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教師和研究人員對現代科學的規律和方法有許多切身體會，他們嚴謹、求實、開拓、進取的治學精神為研究生樹立了榜樣，他們的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是進行自然辯證法最貼近現實、最鮮活的案例分析素材。
第3篇：科學技術與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發展現狀；未來趨勢；
作者簡介：陳凡：哲學博士，東北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簡介：程海東：哲學博士，東北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員，講師(遼寧沈陽110819)
科學技術哲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獨具特色。雖然早在20世紀20年代西方科學哲學在中國已有介紹，并展開了影響深遠的“科玄論戰”，但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卻沒有明顯的進展。改革開放以來，自然辯證法或者科學技術哲學迎來了一個蓬勃發展時期。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隨著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優秀成果。198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自然辯證法正式更名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并作為哲學二級學科來建設。在研究重點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觀、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以及科技與社會等領域；90年代以來，學界繼續深化研究，出現了更為專門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評介國外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等學科前沿問題的基礎之上，衍生出生態哲學、信息哲學、系統哲學、科技倫理學、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后現代主義哲學、女性主義和工程哲學、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等新的研究領域。進入21世紀，各領域的研究繼續取得豐富的成果。正是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這一學科的學術風范和中國特色，它既可以是一個完整的學科———科學技術哲學，也可以分解為不同的學科方向———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工程哲學、科技與社會等。
一、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發展
在自然辯證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爭論也是明顯的，爭論的焦點包括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定位、內容體系以及未來走向等問題。
(一)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定位
明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確其學科性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它是哲學的一部分，屬于哲學學科。于光遠在《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1］（P2）、《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中明確提出自然辯證法是屬于哲學的觀點。龔育之、孫小禮認為自然辯證法是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的自然觀和自然科學觀，體現了哲學的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的統一。［2］陳昌曙也認為自然辯證法是哲學的分支學科，與辯證唯物主義沒有本質上的區別。［3］李醒民認為，自然辯證法本質上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自然辯證法研究也可以豐富和發展哲學。［4］劉大椿、吳國盛、曾國屏等也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自然辯證法的特有地位———既是哲學傳統的一部分，又與當代科學技術密切相關———在中國科學哲學的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5］正是在這一基本立場的基礎上，黃順基主編的《自然辯證法發展史》一書提出，自然辯證法經歷了漫長的歷程，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應該充分反映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結合的學科從基礎自然科學擴展到整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技術科學；它研究的對象從人對自然界的觀點推廣到從人與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從而包括當代世界的全球性問題；要推進這門學科的發展，必須全面地、系統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自然辯證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內容和理論體系。［6］
即使如此，學界對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的認識還有分歧。
大多數自然辯證法工作者都認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具有哲學性質。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自然辯證法是的自然哲學，因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自然哲學的著作。［7］吳國盛認為，一個理論不構成一門學科，理論只能是學科中的理論，把一個理論當成一門學科那是誤解；一個事業也與一門學科不同，一個學術性事業不見得只發展一門學科，它很可能同時支持幾門學科，即使專門支持某個學科，它的性質也與直接從事該學科的研究不同。對自然辯證法而言，“有作為理論的自然辯證法，有作為事業的自然辯證法，但沒有作為學科的自然辯證法”，應該把“科學技術哲學”作為哲學學科，把“自然辯證法”作為事業來發展。［8］
還有人認為自然辯證法雖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但不是哲學學科，而是一門邊緣學科或綜合學科。或者認為自然辯證法是處于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邊緣地帶的學科，具有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的性質；或者認為自然辯證法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相互滲透和彼此結合而形成的一門既不屬于哲學，又與哲學和自然科學有聯系的、具有哲學和自然科學雙重性質的一門獨立學科。［9］
作為學科的自然辯證法包括和涉及很廣泛的領域，它是開放的，其內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斷發展的，將其改成科學技術哲學也是為了發展的需要，為了表明歷史淵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稱之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當然，使用科學技術哲學的名稱會給自然辯證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內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理論體系的構成
對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和定位認識不同，對其理論體系的構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吳國盛認為作為事業的自然辯證法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史和科學史。［10］陳其榮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原來的自然辯證法領域得以拓展，形成綜合性的交叉學科———科學技術哲學，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等。［11］張明國等在科學技術哲學的構成中增加了科學技術方法論，認為科學技術哲學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技術方法論”［12］。劉大椿全面分析和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科學技術哲學在發展歷程中其構成因素的演變。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辯證法采取的是一個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針，包括自然觀研究、科學方法論研究、科學思想史、科學·技術·社會研究；近20年來，自然辯證法逐漸演化成科學技術哲學；近十年來，在改革開放和科學技術革命兩股世界性潮流的沖擊下，科學技術哲學逐漸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專門的學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學學、未來學、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科學技術思想史、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等等。［13］
可見，在學者之間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但基本都同意作為學科的科學技術哲學至少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三個構成部分。新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工程—產業—社會”知識鏈條的演進和實踐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領域：工程哲學、產業哲學等。李伯聰將工程與科學和技術進行區分，將科學、技術的二元論拓展為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認為工程活動以建造為核心，工程哲學是獨立于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的一門學科。［14］（P3－7）當前工程哲學要特別集中于研究工程決策和設計問題、工程制度問題、工程創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體、工程歷史和案例等問題。［15］2007年，殷瑞鈺、汪應洛、李伯聰等主編的《工程哲學》試圖勾畫出中國工程哲學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觀點和理論框架。在工程哲學的研究過程中，學者們開始接觸到產業問題，因為很難將有關產業的哲學研究納入工程哲學范式中，同時，科技哲學需要思考諸如科技產業化和各門產業發展的問題，由于這種理論內在的矛盾和現實社會生活的共同作用，產業哲學逐漸形成。曾國屏等認為，產業哲學是部門哲學或亞哲學，其主體框架有五個部分：(1)產業的元理論問題；(2)產業創新與發展；(3)產業現象學；(4)有關產業哲學的應用問題；(5)產業思想史。［16］呂乃基認為，產業哲學是科技哲學當前發展的最新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產業哲學本身具有松散性、實踐性和主觀性。［17］
(三)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未來走向
近些年來，盡管作為學科的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與時代的需要密切相關，但對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學界也有不同的認識。
郭貴春等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哲學繼承和發揚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傳統，出現了更加專業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術哲學研究的多元化狀態，技術本質、技術認識論、技術價值論、技術倫理學、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異同關系、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之間的異同關系、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科技戰略與政策研究，等等。［18］張明國等從科學技術哲學的構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點，認為技術哲學主要集中于技術與文化的關系問題，科學哲學主要研究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自然哲學主要研究環境問題的文化成因等；科學技術方法論主要研究創造力開發中的心理學問題；科學技術與社會主要研究技術與文化的現實問題和STS教育問題。［19］
當前的研究熱點預示著學科的未來走勢，學者們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辯證法應該走向科學技術學
曾國屏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自然辯證法得到了長足的進展，但它并不是一個合理的有生長性的學科，而科學技術學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科學技術，社會的發展需要這樣的“科學技術學”。當然，科學技術學及學科群的建設要以自然辯證法原理及其理論為指導，原來的自然辯證法學科在新的時代下要走向科學技術學。［20］李正風等認為，作為“大口袋”的自然辯證法并不是學科建設的理性狀態，而要加快實現學科性質的單一化，可能的途徑就是走向科學技術學。［21］張明國也支持這一主張，認為自然辯證法學科在改為科學技術哲學之后需要進行“第二次調整”，即將科學技術哲學調整為“科學技術學”，這不僅可以彌補科學技術哲學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實現“STS”的中國化、學科化。［22］
2.自然辯證法未來應當走向科學哲學(包括技術哲學)
吳國盛認為，無論是“自然辯證法”還是“科學技術學”，都不能成為一個學科。西方的“STS”應該譯為“科學技術元研究”，而非“科學技術學”，而科學技術元研究并非一個學科。自然辯證法是一種事業，也非一個學科。當前緊迫的問題是盡快結束自然辯證法的過渡狀態，建立學術規范，走向學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學技術哲學，那就意味著在學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邁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組織編寫的《〈自然辯證法概論〉教學大綱》(2013年修訂版)中，對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內容與范圍都作了新的解讀。“自然辯證法是一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思維科學相交叉的哲學性質的理論學科。它站在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的高度，從整體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規律，以及人通過科學技術活動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規律；研究作為中介的科學技術的性質和發展規律；研究科學技術和人類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規律。”［24］（P1）
從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為學科的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在哲學的范圍內向所有的學科敞開，不斷進行多領域、多角度、廣范圍的積累和凝練。
二、科學哲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及走向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追蹤西方科學哲學的研究，譯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對西方著名科學哲學家和流派進行了介紹和研究。近年來，國內學者除了在傳統科學哲學的問題上繼續進行研究以外，對后現代科學哲學加強了譯介和研究，并且進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學哲學探索，如另類科學哲學、科學實踐哲學、語境論科學哲學、科學文化哲學等，對科學哲學的未來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傳統科學哲學的問題
傳統科學哲學指的是西方正統科學哲學，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長期以來得不到確切的回答，處于不斷的建構、批判、轉向之中。近年來，我國學者也嘗試著給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學劃界
科學劃界是科學哲學研究最基本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闡釋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種科學哲學理論是否成功的標志。魏屹東認為，科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科學包括關于自然的自然科學、關于人類社會的人文社會科學和關于人類思維的思維科學；狹義的科學僅指自然科學。［25］王前認為，科學的東西肯定是正確的東西，但非科學的東西未必就是不正確的東西。許多非科學的東西無所謂對錯，而是要區分好壞、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這些是不能用科學的標準來直接衡量的。［26］科學的本質包括邏輯分析和實證檢驗兩個方面，科學的劃界標準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確定不變的，而需要依據時間和語境才能確定。
2.科學發展模式
科學發展模式是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中出現過許多理論。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學者基于當代科學社會發展的實際，在科學發展模式上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李建珊等基于科學異化所造成的惡果以及人類的主體價值的喪失等問題，提出了一種以人類的終極價值為目標的科學進步模式，即科學—價值模式，認為科學是否是發展進步的，在于它是否朝著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的方向發展，即科學的發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價值的相互協調和全面增值，且不產生負面影響。［27］
3.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
對于科學理論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學術語是否有所實指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間的爭論。我國大多數學者是支持科學實在論的，因此對科學實在論進行了辯護，并為走出科學實在論的困境尋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貴春等在分析科學實在論的論證策略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實在論擺脫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學哲學的重點研究內容
1.另類科學哲學
劉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類科學哲學的興起和演化》一書中把對科學持批判性立場的學者和流派歸為另類科學哲學。［29］（P25－26）大體上說，另類科學哲學包括幾種類型：(1)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漸滲透到科學哲學領域的歐陸反科學主義理論，如存在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后現代主義等流派的科學哲學思想；(2)從分析哲學傳統內部徹底走向正統科學哲學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費耶阿本德、羅蒂等為代表；(3)借鑒另類思想反叛科學社會學(STS)傳統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研究，包括激進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生態主義科學哲學。被稱為另類科學哲學的思潮并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許多異質性的科學反思。它們更多地關注科學與其他社會實踐活動之間的關系，共同點在于批判科學甚至反科學的態度，傳達了對科技價值的質疑。
傳統科學哲學所關注的是科學中的認識模式、知識與真理等科學內部的問題，這就需要經驗和邏輯推理的方法，但邏輯和經驗僅能用來為科學理論本身辯護，而不能展現科學的發展過程；歷史主義、建構主義以及科學知識社會學所關注的則是整體的科學與社會中的政治、文化、歷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間的關系，這種將科學放入社會中、描述和分析其社會形成過程的研究方式展現了科學發展的動態變遷，而忽視了科學內部的構成和科學自身的合理性問題。所以，科學哲學中無論是辯護還是批判都只是關注到了科學的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方面。
2.語境論科學哲學
郭貴春等提出科學實在論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語境論。西方科學哲學經歷了語言學、解釋學和修辭學“三大轉向”之后，語境論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從語境的基底上透視、擴張和構建整個科學哲學的大廈，是回答了以什么樣的形式、什么樣的方法以及什么樣的基點或核心去決定科學哲學未來走向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30］語境論是一種世界觀與方法論，強調從綜合的和動態的視角考察科學及其發展。語境論的科學哲學研究綱領主要由語境論的科學觀、語境論的實在觀和語境論的真理觀所構成。語境論的科學觀強調把科學放在現實的社會、文化、歷史等多元語境中來理解，科學是依賴于語境的產物。語境論的實在觀從科學的語境性與可錯性出發，在科學知識的去語境化與再語境化的動態發展中，闡述一種語境論的實在論立場。語境論的真理觀把真理理解為科學追求的目標，把科學研究結果看成是主客觀的統一。語境論的科學哲學有三大優勢：在認識論意義上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后來被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在方法論意義上比較容易理解關于科學概念與科學觀點的修正問題；在價值論意義上能更合理地理解與反映科學的真實發展歷程。
3.科學實踐哲學
吳彤等認為，傳統科學哲學單純強調科學的理論層面，忽視了科學的實踐和活動層面，從整體上扭曲了對科學的看法。科學實踐哲學通過對人類科學實踐活動和過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論優位的科學哲學轉變為實踐優位和活動優位的科學哲學。［31］科學實踐哲學試圖在實踐的基礎上重構以著重討論科學實踐和活動為特征的科學哲學，建立一種以科學實踐為基礎，以實驗室實踐、文化和權力及其地方性知識本性為特征的新科學觀。吳彤認為科學實踐哲學對于科學哲學研究本身和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有重要意義：(1)科學實踐哲學認為實踐是科學的基礎，反對對科學僅作理論優位的說明和解釋，這有助于改變科學哲學的低迷境況；(2)科學實踐哲學認為一切知識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學知識的普遍性神話；(3)知識的地方性研究和對中國本土知識的研究，為科學哲學的中國化研究提供了更為合理的基礎和更為廣闊的視野；(4)研究科學實踐哲學中的實踐概念與的實踐概念的關系，可以推動科學實踐與實踐觀之間關系的研究；(5)在科學實踐哲學的研究框架內，關于實踐的因果性和規范性方面的研究對于原有框架的認識有所推動。［32］
4.科學文化哲學
傳統科學哲學對科學某一方面特征的關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學哲學的發展遭遇到極大的困難，20世紀后期出現的科學文化哲學則希望避免這一問題。對科學文化哲學可以有兩種理解。第一種理解是將科學看做一種文化樣態，對其進行哲學反思，即把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從而對其進行哲學探究。［33］另一種理解是從文化哲學的視角反思科學，即借鑒文化哲學研究的視角和方法研究科學，主要側重于從文化哲學的視角透視科學文化。［34］劉大椿等很早就關注到科學文化的哲學維度，探討過科學在近現代文化中的主導作用、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科學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等問題［35］，認為科學哲學未來的任務和理論增長點在于促進科學與人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融合。科學文化哲學強調從傳統科學哲學的狹窄視域中走出，將科學當做一種文化現象進行審度，而非當做人類知識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強調科學與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綜合性的。所以，與傳統科學哲學相比，科學文化哲學作為一種“大哲學”，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學哲學的未來走向
盡管當前國內的科學哲學發展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大多數學者對其未來發展充滿了信心，對其未來走向進行描繪，甚至一度引發了爭論。
1.科學哲學走向自然科學哲學
對于目前國內一部分學者強調純粹的科學哲學研究，認為科學哲學的正宗是研究科學哲學的理論問題，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屬于科學哲學的邊緣或者外圍問題，科學與社會關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學哲學的現象的觀點，吳彤并不認同。在他看來，自然科學哲學的問題才應該是科學哲學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贊同把科學哲學變成一門與實際科學活動完全無關的“專門學問”，認為一旦如此，科學哲學將會喪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險境地”。“重要的問題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為學者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2.科學哲學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貴春等認為，隨著科學與哲學的不斷發展，科學哲學也會隨時對傳統的問題給出全新的回答。科學哲學始終是一門處于發展中的學科，是一個兼收并蓄的、分層次的和多元化的開放體系。其中，基礎理論研究強調的是對作為整個科學的邏輯性、規范性、方法論性和哲學性的系統思考；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所強調的則主要是具體學科的個體性、現實性、前沿性和多樣性。這兩個層次之間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現實基礎，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華。
3.具體科學問題及復雜性哲學研究
對具體科學問題進行哲學的研究是科學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所強調的是具體學科的個體性、現實性、前沿性和多樣性，而這是基礎理論研究的現實基礎，因此對傳統問題的闡述不能游離于具體科學問題的哲學研究之外。當前，隨著具體科學的突飛猛進，具體科學的哲學探究也得到了大發展。系統科學哲學就是如此。國內學者很早就在用科學哲學的范式研究系統科學，顏澤賢等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對復雜系統演化的概念、判斷、標度、條件、機制、過程、原理及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探討。一些學者力圖用科學哲學的方法研究復雜性問題。吳彤的《復雜性的科學哲學研究》一書較為系統、完整地以科學哲學范式研究復雜性。在復雜性研究領域，一批學者分別在復雜性概念、復雜性的知識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對復雜性的科學哲學做了比較深入細致的探討。部分學者還把復雜性科學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領域的研究，也為復雜性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苗東升、范冬萍、肖顯靜、段偉文、劉勁楊等對復雜性問題從不同方面進行了探討。
無論是傳統科學哲學、另類科學哲學、語境論科學哲學、實踐科學哲學、科學文化哲學，還是具體科學問題的哲學探究，我們都不能跟隨西方學者的腳步亦步亦趨。不可否認，對西方哲學史上重要思想的學習和借鑒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構建具有中國語境、中國問題的科學哲學，以此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哲學理論體系。有學者就科學哲學中國化的可能性、現實性和意義等問題進行了嘗試性的探討，認為實現科學哲學的中國化是一項長期艱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需要在吸收中西兩種異質思想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更為重要的是立足中國實際，提出自己的問題。
三、技術哲學研究的重點及方向
技術盡管歷史悠久，但技術哲學卻是一門新興的學科。雖然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有學者開始了技術哲學的思考，但國內技術哲學的誕生還是以陳昌曙于1982年發表的《科學與技術的統一和差異》一文為標志。探析科學與技術的本質區別，對技術哲學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科學與技術的區別至今依然是科學技術哲學的一個重要議題。
國內學者一方面期望能夠建立自己的技術哲學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譯介國際技術哲學的研究成果，所以當前的技術哲學研究在這兩個方面是齊頭并進的。針對技術哲學的研究綱領，2001年，張華夏、張志林提出“認識論綱領”，陳昌曙提出“價值論綱領”，引發了一場持續的爭鳴。通過這次爭鳴，學界對技術哲學的核心問題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對我國技術哲學的快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陳昌曙等的《技術哲學基礎研究的35個問題》一文，從技術哲學的學科定位和性質、技術哲學研究的理論意義、技術的本質、科學與技術的關系、技術的價值、技術發展的規律性六個方面列出了技術哲學研究的35個問題，雖說不能稱之為技術哲學的研究綱領，但確實指出了技術哲學所要重點研究的領域。
當前，中國技術哲學的研究正趨向成熟。隨著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術哲學逐漸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認同，學術共同體也日漸壯大；同時，研究的論題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漸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趨于豐富。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重點問題
據初步統計，近30多年來，國內主要期刊發表的與技術哲學相關的學術論文計5000余篇，其中技術哲學的應用研究，如有關STS、技術創新、技術價值、可持續發展及生態技術四個方面的研究占總數的2/3強，而技術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如國外技術哲學、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以及綜合研究四個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見，雖然技術哲學的基本理論研究是這個學科建立和形成的基點，但應用研究居于主體地位，正如陳昌曙所說，“沒有應用(現實價值)，就沒有前途”［47］。
技術哲學強大的生命力就體現在它的理論研究與現實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上。當然，技術哲學基礎理論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轉變為從語境和實踐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術當做一個抽象的整體進行思考，具有脫離技術實踐變得空洞的風險，僅從實際存在的技術出發研究技術，難以達到哲學的高度，“我們應該立足于實際存在技術的經驗基礎來思考技術的普遍性問題”［48］。從這樣一個基本立場出發，技術認識既可以看做是作為認識活動的技術，也可指認識所得到的成果是技術性的［49］，所得到的技術知識“是一種面向實踐的知識”［50］。技術使用問題也被技術哲學納入其中，陳凡等從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探討了技術使用的問題，認為“人類通過對技術的使用，不但構造了生存處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開的技術使用實踐，實際上是技術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術哲學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領域中，工程逐漸顯出其獨特性，工程哲學應運而生。李伯聰認為工程哲學是以工程知識和工程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分支。“工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人能否改變自然界(世界)和應該怎樣改變自然界(世界)的問題，它要回答‘人應該怎樣做’的問題。”［52］王宏波探討了工程哲學與社會工程的問題。［53］田鵬穎把技術理解為實踐性的知識體系，不僅包括自然技術，而且包括社會技術。社會技術是“人們改造、管理社會和調整、優化社會關系、解決社會矛盾的實踐性知識體系”［54］，社會科學與社會技術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55］。“社會技術哲學”是技術哲學的新視域，在此基礎上，田鵬穎結合工程哲學的研究主題，提出了“社會工程哲學”范疇，認為“‘社會工程’作為風險社會時代建立在人們改造世界實踐活動基礎上的重要思維方式，應該成為現代社會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術哲學的未來走向
不論是借鑒別人的學術資源還是遵從自己的學術傳統，當下中國的技術哲學研究正走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們面臨著從“國外技術哲學述評”向“以基本問題為導向”的轉折。技術哲學的未來發展，要堅持以下幾個基本原則：
第一，堅持了解新興技術發展與深化傳統技術認識相結合的原則。技術是技術哲學研究的對象和基礎，技術哲學工作者既需要結合國情，深化對傳統技術的認識，同時又要與時俱進，形成新的問題旨趣。由于存在“知識完整性”缺失問題，無論是對技術的基本內涵、本質、定義進行探討，還是對技術帶來的社會影響及其后果進行哲學反思，技術哲學界都存在著嚴重不足。這就需要對新興技術的發展歷史、研究進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對相應的技術知識和技術理解展開探討，而不僅僅是做技術的批評者，或僅限于倫理學的考察。
第二，堅持引介國外技術哲學成果與中國語境相結合的原則。引介國外技術哲學成果的目的是構建中國特色的理論成果，這就要求我們從國外技術哲學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隨者”轉變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從“唯學科化”的“技術的哲學”走向以問題為導向的技術哲學研究，用廣義的、交叉的、綜合的技術哲學去面對處于變革中的整體性中國的當下實踐。
第4篇：科學技術與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技術改造；項目管理
中圖分類號： B025 4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ABSTRACT： Dialectics of N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system，i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a general rule about na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KEY WORD： Dialectics of Nature； Transform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隨著經濟的發展、陽江電網從最初的一條10kV線路到目前含多個電壓等級共57座變電站的規模。隨著電網規模、入網運行的電力設備的劇增，陽江供電局技術改造項目（以下簡稱技改項目）的規模越來越大，管理要求更加系統化、專業化，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理論作為依據對項目進行全方位管理。自然辯證法中的系統方法在此時顯現出巨大的優勢，在陽江局技改項目管理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一、自然辯證法的實踐指導意義
自然辯證法是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于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學。它是關于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已有成果的概括和總結，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著的開放的理論體系[1] 。自然辯證法包括三部分： 自然界發展的一般規律，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和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規律。
歷史的發展向我們證明：“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作為科學普遍規律總結的自然辯證法對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我們要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并通過他的發展來推動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度，需要一個正確的哲學理論來指導我們進行研究，自然辯證法為我們提供這一整套理論，要求我們要用系統的觀點來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二、技改項目管理中的自然辯證法
（一）技術改造項目簡介
技術改造是指為提高設備性能、生產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延長設備使用年限、增加生產能力、滿足節能環保、節能降耗要求，達到提高經濟和社會效益的目的，而采用國內外成熟、適用的先進技術對現有設備和設施，以及相應配套的輔生產、生活福利設施進行的改造。技術改造的投資形成固定資產，是企業的一種資本性支出。電力系統中的技術改造以提高輸電、變電、調度、通信和配套設備設施安全生產水平為基礎；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以提高設備運維能力、節能降耗、推廣應用節能新技術、新設備、環境保護為重點；以國家產業政策、網公司和省公司有關規定為依據；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
（二）技術改造項目管理
項目管理是基于現代管理學基礎之上的新興的管理學科，它把集成管理、范圍管理、時間管理、成本管理、質量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信息溝通管理、采購供應管理和風險管理九大知識領域和五大管理階段有效的進行整合，以達到高效、高質、低成本的完成項目內部各項工作以期實現項目的既定目標。“項目管理”就是以項目為對象的系統管理方法，通過一個臨時的、專門的柔性組織，對項目進行高效率的計劃、組織、指導和控制，以對項目進行全過程的動態管理，實現項目的目標[3]。
電力系統技術改造項目工程項目是最為常見也是最為典型的工程項目類型。一般來講工程項目的對象通常是有著預定要求的工程技術系統。項目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它由許多子項、分項和工程活動構成，項目管理必須包括整個系統的管理。完整的技術改造項目管理工作過程包括立項、招標、實施、閑置物資再利用、竣工驗收、結（決）算、資料電子化移交、后評估等。項目管理應該包括全部的管理任務，有工期、費用、質量（技術）、合同、資源、組織和信息等的管理。
（三） 自然辯證法是技術改造項目管理工具的精髓
自然辯證法所研究的領域很廣，其中科學技術是自然發展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是當前研究較深的一個部分。系統觀是自然辯證法中一種較為常用的觀點，自然世界中一個池塘生態可以看成是系統：物質世界中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力可以看成是系統；人類社會中人與自然的可持續性發展系統方法是技術改造項目管理工具的精髓。
自然辯證法中的系統方法就是從系統整體的觀點出發，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對象，綜合探索系統中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系統與系統的相互作用和變化規律，以達到最佳的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系統方法有其研究的一般步驟。首先提出問題制定目標，對系統進行分析，選擇實施的系統方案進行決策，實施具體計劃。由于技術改造項目管理本真就是一個系統作業，系統方法存在著廣泛的應用空間，并將給項目管理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良好的社會效益。系統方法在技術改造工程項目管理中的內在要求性工程項目具有一次性、系統性、產品固定性、成果的不可挽回性、體積龐大、操作空問有限、技術復雜、規模宏大等技術經濟特點，從而對立項的正確性和目標的實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每個工程項目都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包括許多的子項目，也包括管理項目的人―― 管理者。管理者的素質，包括政治素質、技術素質、經營素質與方法等，是實現項目管理目標的主導因素。（1）現代項目管理具有特征：“1）項目管理理論、方法、手段的科學化。這是現代項目管理最顯著的特征。現代項目管理吸收并使用了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具體表現在現代管理理論的應用如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行為科學等在項目管理中的應用；現代管理方法的應用；管理手段的現代化，最顯著的是計算機的使用。2）項目管理的社會化和專業化。由于現代社會對項目的要求越來越高，項目的數量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復雜，需要職業化的項目管理者，這樣才能有高水平的項目管理。3）項目管理的標準化和規范化。項目管理是一項技術性非常復雜的工作，要符合社會化大生產多，使得項目管理習趨國際化。”[5]（2）工程項目管理過程的內容：包括項目成本管理、項目范圍管理、項目質量管理、項目時間管理、項目人力資源管理、項目溝通管理、項目風險管理、項目采購管理等。項目管理是一種綜合性的工作，在某一工作區域內采取行動或不采取行動，都會對另一個工作區域產生影響。這種內在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很明確的、可以把握的，也可能是不確定的、難以把握的。由于存在這種內在的相互作用，所以需要管理者對各種項目目標進行權衡。在各種管理中，要有整體和全局觀念。任何一個子系統、子項目都不能脫離整體，一旦脫離整體，其組織就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四）進行技術改造工程項目管理的系統方法
系統不僅是有開放的、動態的，也是整體的、具有層次的。系統的內外部環境也會影響到管理者對項目的管理。如何處理項目管理的問題，項目管理學中有諸如SW0T分析方法為我們提供了工具，其哲學依據就是系統原理。SWOT是在進行項目選擇時最常見的對項目優劣進行分析的方法。即自身優（Strength）：自身劣勢（Weakness）；外部機會（Opportunity）；外部威脅（Threat）。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優勢S
1、
2、列出優勢 劣勢W
1、
2、列出劣勢
機會O
1、
2、列出機會 SO戰略
1、列出優勢
2、利用機會 WO戰略
1、克服劣勢
2、利用機會
威脅T
1、列出威脅
2、 ST戰略
1、列出優勢
2、回避威脅 WT戰略
1、減少劣勢
2、回避威脅
SWOT方法就是如何利用內部的變化去適應外部環境。項目目標要想實現，就必須發揮優勢克服劣勢，抓住機遇避免威脅。現實中，無論優勢還是劣勢都是相對的，都需要有參照物作為評估標準，這個參照物的水平，就構成了坐標系的圓心，一般情況下，SWOT分析都是以本項目所處的行業的平均水平作為圓心的，參照物的選擇不同，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優勢和劣勢的判斷，這也正是系統開放性在SWOT分析工具中的體現。任何一個技術改造項目都具有周期性，它都有一個從孕育、產生、發展、成熟到衰退的過程，今天在項目管理內因分析得到的優勢或者在明天就不再具有任何優勢，甚至會因為競爭對手的發展而轉化為劣勢，外部因素的變動哪就更不用說，那是政治、經濟、法律和環境因素所引發的變動，是項目無法左右的，SWOT分析工具只能跟隨系統動態的步伐不斷的調整自身因素，爭取優勢的擴大與發展。SWOT分析工具的系統整體性也是非常明確的，在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必須綜合考慮項目的優勢和機會，優勢和威脅，劣勢和機會以及劣勢和威脅四方面的戰略。若只分析優勢和機會便會得到一個很樂觀積極的項目戰略；又倘若只分析劣勢和威脅的話，我們得到的戰略必定是一個謹慎消極的項目戰略，任何只分析一個面的片面戰略都會使項目偏移正態發展造成失敗的惡果。任何一個項目的戰略決策都是結合SO戰略、WO戰略、ST戰略和WT戰略的綜合整體戰略。
把SWOT要素兩兩比較，并且應用特征值方法進行分析，可以增強SWOT分析在戰略決策應用中的能力。經過這些比較，決策者會掌握一些新的關于決策環境的定量信息，從而提高SWOT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和準確性。
三、 結語
技術改造工程項目由于條件越來越苛刻，項目變得越來越大等原因，越來越需要更加專業化、準確化、系統化，如何更加高效的管理，自然辯證法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管理理論依據。運用自然辯證法的觀點和方法，來指導我們技術改造項目管理的學習和工作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它告訴我們如何正確的處理問題以及正確的思考問題。自然辯證法貫穿在整個項目管理的知識體系中，我們所使用的項目管理工具也是自然辯證方法的具體展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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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科學技術與辯證法范文
以往《原理》課程中，往往將辯證法闡述為是一種研究事物客觀規律、亦或是思維運動規律的方法，隸屬于認識論的范疇。其作為統一思維與存在的理論工具，從而實現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的統一。這種理解帶有明確的知識論立場，它力圖把哲學保持在經驗和現象的范圍內。按照這種理解，下面的對辯證法的表述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辯證法（dialectics）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通過對這一復合句的分析，會得到這樣一個簡單句，即“辯證法是科學”，這樣辯證法就獲得了無上的權利，在社會各個領域中橫行。
近代以來可以說是科學的“盛世”，辯證法被看作是科學的思維方式，那么在科學領域中，任何具體科學也不過是它的臣民，因為他本身就是科學的科學，是科學世界的“君主”，人們的任務似乎也就變為只要發現這個君主，并讓其統治塵世，人們就能過上一勞永逸的美好生活。當自我意識逐漸覺醒的青年學生們，在教科書上讀到這樣的“強力意志”時，一定反應是遠遠的逃離，也無可厚非。此時的辯證法，是哲學又是科學，因而它卻什么也不是了，它必然遭到現代西方哲學從科學和人學雙重角度的抨擊。
從科學主義來看，以辯證法來充當科學判斷的標尺，無疑是狂妄的笑談。科學研究追尋的方法有兩個顯著的特征，即：可證偽和無矛盾，而辯證法對任何一條來說，都是無法滿足的，“它不過是滿足在無法找到正確答案時作出答案的沖動”，因而最后也就只能讓步于具體科學，淪為科學的附庸。正是通過對這點的敏銳發現，波普爾這樣描述和評價辯證法：如果它們是普遍的，如果它們是關于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規律，那么無論在人們的頭腦中還是在頭腦以外，都將不會有任何非辯證的東西，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將辯證的思考和行為。這樣一來，辯證法的說教也就是不必要的了。
從人文主義的角度來看，辯證法是以尋求客觀知識和外在規律為目標的，而這對這一目標的尋求，只會導致對“人的遺忘”，人成了辯證法這趟列車上可有可無的乘客，人變成了辯證法之外的一個不在場的存在者。人文主義者所秉承的人文邏輯是不會對辯證法的所作所為默不作聲的，因而存在主義者雅斯貝爾斯，就曾對以壓抑個體人性的（斯大林所理解的），提出了尖刻的抨擊“在的學說中，辯證法衰落為一種單純的方法，既沒有歷史的人類存在方面的內容，也沒有形而上學方面的內容。這樣一來…..它又散布了一些假冒科學的流行口號，因為這些口號是形式，在這形式下，原來設想的那種深邃的歷史的時代意識變成了人們隨意轉手的假幣。最后甚至連辯證法也被拋棄了”。
那么到底應該對辯證法做何種定性，才能真正把握其合理內核，真正喚醒“努斯”精神呢？本文開頭的一系列疑問，借用海德格爾的名言“都是在進行一種尋求，對其內涵的追尋。”
在筆者看來我們對辯證法的理解，更應該將其理解為一種思維方式。思維方式是人們大腦活動的內在程式，具有鮮明的屬人性和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根本旨趣。
首先，將辯證法理解為一種思維方式，告別了對象性的陰影，而凸顯了主體的能動性。人不再是木然的旁觀者，而成了從其自身現實生命活動出發的具有張力的思考者；其次，將辯證法理解為思維方式，并非是無根之木般得憑空臆造，而是對辯證法自身發展中合理內核的彰顯。說其是一種思維方式，正是說它是一種屬人的內涵邏輯。對此鄧曉芒論證了辯證法起源中的努斯精神；賀來敏銳發現了辯證法的生存論根基；龐立生、韓秋紅對辯證法進行了“人學的解讀”。最后將辯證法理解為思維方式，源自于人的辯證生存和其辯證本性。人并不是世界之外的超越存在或是事物之外的評判尺度，而是在世界之中，以有限之軀尋無限之道，以自身生存實踐活動為中介，尋求超越自身的創造性存在者。認識到這些，人們就不難將辯證法理解為一種思維方式，即辯證思維。這樣辯證法對于我們不再是書齋中的理論，而是在生活中展開自身的生活態度和人生境界。
從這種思維方式出發對辯證法的闡釋一般是這樣的，即“辯證法是關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為人們對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辯證法也就具有了價值和真理性判斷的權利。誰掌握了辯證法，誰就掌握了正確的真理。誰被認為是不辯證的，就是錯的，狹隘的。辯證法也從哲學思維淪為了庸俗的功利主義的工具。這種對辯證法的理解自然受到個別利益集團的青睞，成了保證其無論在何時、何地都代表真理的霸權話語。從這種理解出發，自然就衍生出人們對辯證法庸俗、扭曲的理解――即辯證法是變戲法，而秉承這種理念，在生活態度上則表現為和稀泥的生活態度。
辯證思維是一種“和而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而不同是一個中國哲學的概念，中國哲學對于我們研究論述西哲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完善與補充。《論語》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集釋》對此解釋為“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明確的指出了“和”與“同”的區別。從過去的思維方式出發，對辯證法的尋求與肯認，無疑是對“同”的尋求和肯認，希望從多元中找到一元的標準，從獨特中謀求普遍的準則。
當然這與人的獨特存在是密不可分的。人作為主體性的存在，他以自己的獨特視域、實踐活動把握外在的自在世界，從這點上看人的實踐過程也是一個彰顯自身主體性的過程。但是不同主體具有不同的主體意識，結果就產生了每個人是其所是的現象，造成了共同交流的隔閡，甚至是主體與主體間的對立、斗爭。坦白的說，人的認知本性就要求對世界萬物進行同一和占有。傳統的西方哲學和我國的時期就集中表現了人的這種欲求。這時人們將“和”等同于了“同”，即完全同一。也就要求他者和自我具有完全相同的思想觀念、價值理想，對任何問題都具有完全一致的意識。這種對絕對同一追求顯然只能是紙上談兵，盲目的追尋甚至造成了適得其反的結果。
“和”實質上體現了對他者的主體性的尊重，對多樣性的支持。我們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我們處于與他人的關系中。這種關系是我與不可被我所同一的他者的關系。他者之所已不能被我同一，是由人和人之間的差異性所決定的。西方學者列維納斯認為“他者以其獨特的面貌而存在，而這一面貌拒斥了我對其同一的企圖”從而發展出了“他者倫理”的新的倫理觀。
另外將“和”理解為“同”還會導致又一惡果，即人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成為了沒有精神的專家，沒有心靈的享樂人。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無疑不是統一的，而恰恰是多元的。人們能夠相互吸引，愿意相互了解，往往是因為對方相對于我們本身來說是特殊的，就像人們不喜歡穿一模一樣的衣服一樣，人們也不會喜歡一個和自己完全同一的另外一個人。當代西方哲學家對社會的批判，大多也是針對當代社會以科學技術為手段，企圖實現對人的同一這一目標的批判。在他們看來，當今的科學技術消解了人的思維的否定性，而在不斷建構一種肯定的向度。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如果你經常看廣告的話，會產生這樣的錯覺“似乎中國的孩子都需要補腦，女人都需要補血，男人都需要補腎，老人都需要補鈣”，而回顧在自己的時候，也總是覺得自己處于亞健康狀態。而這樣人越來越不像自己，更像是流水線上整齊劃一的產品，人真正成了一部機器，只不過是會制造機器的機器罷了。
我們了解到“和而不同”的思維方式的意義后，我們就會追問，怎么能在生活中真正彰顯出這種思維方式獨有的魅力呢？筆者認為這要求人們在貫徹辯證思維的時候要“發之于直，止之于禮”。
人們對和、適度、中庸、辯證等概念的理解，往往認為其是“和稀泥”的“好好概念”。因而其在生活中似乎是適合一切時間、一切民族、一切地點的普遍價值規律。但如果對它們進行仔細體悟，我們會發現這明顯不符合“以人的自由個性”出發的辯證思維。孔子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魄，蘇格拉底為真理而獻身的勇氣，馬克思對人類解放的追求都在這種誤讀中被遮蔽了。
第6篇：科學技術與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稅務公共事務管理；應用探討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進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受到重視，在時展需求下，需要將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結合，在稅務部門公共事務管理過程中積極應用這一哲學理論做出更科學的研究，不斷豐富和發展哲學，將哲學的自然辯證法應用于公共事務管理。
一、自然辯證法概述
自然辨證法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的交叉，在不同的學科研究和哲學研究中處于相對獨立的位置，自然辨證法是哲學中的重要分支，反映出自然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額重要規律，也間接體現出人類認識的重要過程，人類在認識自然的過程中必定會對自然造成影響，進而改造自然，逐漸這一理論逐漸發展成為重要的科學理論體系，成為哲學的核心，成為聯系哲學和多種科學之間的重要紐帶[1]。自然辨證法的研究重點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站在哲學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客觀的自然。自然辨證法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三部分，即人類的認識、人類的實踐活動、認識自然過程中的科學技術。自然界具有不斷演化的規律，也稱為自然界的辯證法，同時科學技術也具有不斷發展的規律，將其稱為科學技術發展的辯證法，將研究科學技術的方法稱為自然界研究的辯證法。自然辨證法的學科內容主要包含三方面，即辨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辨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技術觀、辨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技術方法論。
二、稅務部門公共事務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公共事務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與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相關的重要社會，例如公共物品的生產和公共服務的設立等，具有顯著的公共性。機關公共事務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如下。
1.治理理念滯后
現階段在治理過程中仍然存在理念落后的問題，稅務部門公共事務管理認識存在誤區，對社會責任了解不夠深刻，缺乏對社會責任和公共事務管理的統一認識，導致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不高。對一些企業而言，在公共關系的協調方面還不夠完善健全，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性。針對治理理念之后的問題，主要原因是稅務部門忽視了對自身和企業的深刻認識，無法認識到公眾利益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仍然采用傳統治理中的二元對立治理模式，導致社會責任中的經濟目標較為獨立[2]。
2.公共事務治理的政府壟斷
公共事務治理中面臨著政府壟斷的問題，在現代政治活動中，政府是重要的政治行為者。政府管理將重點放在經濟社會的主導方面，成為管理活動中權利的主要來源，在政府治理過程中強調權利來源的多樣性，但是對實際的規范和管理造成了壟斷。政府管理過程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扮演著全能型選手，承攬一切經濟社會服務，政府更多地發揮宏觀的規范和調控作用，不同的稅務部門主體合作之間并未實現有效管理，政府在管控的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自身主觀意愿，習慣對社會服務進行命令和控制。3.部門不完善在稅務部門公共事務管理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公共事務治理也逐漸表現出多元化的特點，正是因為這一點，傳統的公共事務治理機構無法與時代接軌，部門不完善的問題逐漸突出，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稅務部門公共服務計劃的進一步推進。
三、自然辯證法應用于公共事務管理
1.以科學性為核心
自然辯證法應用于稅務部門公共事務管理中，需要進一步實現的科學性、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在管理的過程中，以自然辨證法的科學性為核心，對公共事務進行處理。以科學性為核心的重點是要認識到時展的特點，積極推進政府的治理變革，不斷解放思想，促進治理觀念的轉變。公共事務管理需要結合實際發展，政府也不能單單依靠僅有的管理經驗和固有的模式，必須認識到國家和政府的治理都是在多元主體協作下完成的。傳統政府控制和管理的觀念必須讓位于當今社會的規范、調控和服務，管理的觀念也必須轉變為治理觀念。在推進政府治理變革的過程中，首先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正確認識政府的職能，并合法履行職責，在不斷優化內部組織結構的同時，提高管理水平。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充分結合自然辨證法的科學性，政府、社會和公民之間進行良性合作和互動，形成新的伙伴關系，政府應放下身段，尊重合作伙伴，平等對待管理對象，在管理的過程中增強信息，信任社會。
2.以內在關系說和過程哲學，來促進公共事務管理
自然辨證法將自然界、人類和社會歷史統一起來，將三者視為自然歷史的過程，利用唯物主義主頁原則將它們看作是統一的物質世界進行考察，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同時也將人與社會包含到自然的概念之中，從自然的對象性關系出發，加入主體性因素，突出“人化自然”的思想。在稅務部門公共事務管理的過程中，結合自然辨證法的內在關系說，建立完善的適合公共參與的制度框架。在這一方面，在推進政府治理變革的同時，保證社會組織、市場主體和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讓更多的社會力量通過有力的制度渠道參與稅務部門公共管理。推進政府治理變革的過程中，堅持民主和法治，為社會的治理和發展提供社會性的保障，深刻認識到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沒有民主的法治，會不斷向集權和專制發展，沒有法治的民主，最終會步入混亂和無序的局面。只有堅持民主和法治，才能有效地發揮機關稅務部門公共管理部門的作用，規范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從稅務部門的性質上講，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雖然是相對獨立的行政執法主體，工作職責和征管范圍有所不同，但都是政府引導下的重要經濟職能部門，在統一的稅收法律的約束下，面對不同的納稅人。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必須在整合行政資源的過程中，加強協調配合，提高征管質量和征管效率。同時認清兩者之間的關系，結合過程哲學理論，可以建立聯席會議制度，便于及時交流溝通，共同解決工作中的問題，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換制度，從內在關系上實現統一。同時加強日管工作的合作，提高對納稅人的服務質量。利用自然辨證法的內在關系說和過程哲學，促進公共事務管理，需要借鑒現代文明的優秀成果，結合自身發展實際，在政府治理的經驗中學習到適合國情的發展方式，結合本土經驗，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創造出治理變革的路子[3]。
3.加強公共事務管理的合理性和前沿性
為了加強稅務部門公共事務管理的合理性和前沿性，必須結合的基本觀點，充分應用自然辨證法學說，將管理的主體和客體統一起來，實現思維與存在的統一、歷史與實踐的統一、唯物與經驗的統一，最終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稅務部門公共事務管理過程中，進一步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將政府的治理變革作為改革開放事業的重大戰略構想。在發展經濟、推進民主和改善民主的過程中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豐富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同時清醒地認識到，機關單位稅務部門公共管理過程中轉型任重而道遠，在管理的過程中必定會面臨更多的困難，重點是要避免一些錯誤的觀念和管理方式。第一，打破政府治理的壟斷，將治理社會、治理市場和治理群眾轉變為政府治理，為社會和群眾服務。第二，制定科學的稅務部門公共管理目標，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同時，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穩定也是實現治理轉型的重要條件。只有清醒地認識到管理過程中的挑戰和困難，堅持實事求是，結合國內公共事務管理的發展狀況，積極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將公共事務管理深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去，實現民族復興。
四、結束語
稅務部門公共事務管理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是現代社會管理中的宏大命題，符合哲學中的自然辨證理論，自然辨證理論崇尚人與自然的統一，借助這一理論實現群眾、政府和社會關系的統一，以科學性為原則，加強公共事務管理的合理性和前沿性，提高公共事務管理水平。
作者:沈玉鑫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薛勇民，路強.《自然辯證法》中的生態整體主義意蘊[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版），2014，15（5）：84.
第7篇：科學技術與辯證法范文
一、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生命命題
蘇格拉底一句“認識你自己”成為人類尋求生命的意義的肇始，不僅成為現代生命哲學方興未艾的主題，更是社會普通人思考日常生活意義時不可繞過的問題。邏輯學自亞里士多德以降至培根，一直被界定為認識客觀事物、把握規律、探索真理的工具，圍繞“工具”目的是其不變的主題，即“暫時撇開思維的具體內容，而專門研究人的思維結構及其運動的規律和規則”(這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形式邏輯)。自笛卡爾到康德，再到黑格爾，傳統的形式邏輯逐漸形成圍繞概念的 “內涵邏輯”的辯證法，邏輯學的范疇推演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和境界，尤其是黑格爾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他的努力下，辯證法的理論形態發生了根本轉換，即從自發到自覺。黑格爾最終把辯證法發展為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相統一的思想運動邏輯。盡管還沒有擺脫被恩格斯批評的“變戲法”的尷尬，但是畢竟已經開始涉及人(盡管是類的層面)的自由以及對美的感受問題。對這種“類”概念的自由，有學者指出“當黑格爾把‘理性’視為人的全部豐富性──包括感受、情感、意志、想象、目的等──的深層統一性時，他便以一種泛邏輯主義的思維方式把人抽象化了”。[1] “認識你自己”不免也就成為一種抽象，一種理念的東西，無關生活。
馬克思開啟了邏輯學發展的另一豐碑，即唯物主義辯證法。這種立足于歷史發生學立場上的辯證法是對黑格爾抽象理念辯證法的揚棄，因為它根源于人類的社會勞動實踐，以探求人類的自由解放為使命。但是，馬克思的邏輯學關照下的人已不再是類的概念，社會實踐中“有生命的個體”，追求人的自由解放是貫穿馬克思辯證法始終的紅線，是辯證法的內在理論品性。就方法論意義而言，總體上，唯物辯證法以矛盾分析為主軸，是一個方法的集合，還有由抽象上升到具體、邏輯的與歷史的統一、歸納和演繹、辯證的分析和綜合方法，等等。恰如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所指出的：“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一般而論，人們心目中的邏輯學更多時候都是在認識論中發芽、開花、結果的學問，有時候也涉及價值、自由的東西，但多數時候是為認識而認識的，是為其方法的本的。即使在辯證法的學習過程中，如此的認識也是屢見不鮮的。至今，蘇格拉底的那個古老的生命命題仍活躍在人們生活的邏輯中，有意思的是邏輯學本身也在執著地尋求著它自身的“生命”意義，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即通過邏輯學的生活關照尤其是辯證法的學習以促進理想自由的人格塑造與形成。
二、“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與辯證邏輯生活關照的使命
馮契先生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提出“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顯見，這為解答上述問題提供了極佳的思路。因為這關乎知識與智慧的根本關系問題，也是生命意義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爭議可能最大，難度也可能是最大的。正如馮先生所指出的：“這是一個要克服種種異化現象，刻苦磨練的過程。” 又說，“因為理論不僅僅是武器、工具，而且本身具有內在價值，體現了人格，表現了個性”。[2]理論尚且如此，何況乎方法論呢?就唯物辯證法而言，毫不諱言，它為我們提供了強大的認識武器，掌握其方法的精髓是至關重要的，這是“轉識成智”的必須前提，也算是第一步驟。孫正津教授對此有著深刻的分析。他認為，辯證的分析和綜合是唯物辯證法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其他都以此為依據主要用來進行概念的辯證推演，這種推演的特點是立足于概念的辯證本性，通過概念內在矛盾的展開、演化，在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中形成具有辯證特性的理論體系。事實上，唯物辯證法的推演進路和方法與人們認識的過程與規律是內在統一的，是內恰的。我們之所以視之為科學，就是因為它體現了人們認識事物的客觀規律，這種辯證思維的概念推演方法一方面源自認識和研究事物的認知實踐;另一方面，又通過其特有的邏輯結構和方式深化對事物的考察和認識。進一步，當我們把辯證法的思維運用到實際的工作和思考中時，就會相應地轉化為工作和思想方法，同理，當運用到學術研究中，則會轉化為一定的研究和表述方法，而運用到生活中，就會轉化為表達方法和生活“智慧”。
辯證法化理論為方法主要是通過辯證的分析和綜合進行的，因為辯證的分析與綜合主要針對目標是分析和綜合被研究對象包含的矛盾。所有關于矛盾的理論或學說都是辯證法可以分析的對象，只有在對矛盾的剖析中才能深化對方法把握。“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 [3] ，還必須客觀分析矛盾對立面的轉化。這里講的轉化要求我們需要從更廣的視域去理解，用動態變化的眼光審視問題。矛盾的轉化是有條件的，事物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確可以轉化，但是不是絕對的。辯證的分析和綜合在推進認識的發展時需要二者之間的不斷相互轉換。有分析、有綜合，相互交織和滲透。辯證的分析和綜合要分清主次、理順關系。運用時，要借助矛盾分析的若干范疇，從事物諸多矛盾中，要分析出其先后、主次、基本和非基本矛盾，弄清楚起始矛盾與后繼矛盾、主次矛盾、基本與非基本矛盾的關系。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分析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了強大的方法論武器。通過矛盾分析，尤其是對立的矛盾有著內在轉化的前景，這讓我們可以樂觀的看待事物發展，從而冷靜地等待事物的統一，乃至和諧，這是難能可貴的方法論價值立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與傳統矛盾分析法對待宏大歷史、人類命運矛盾的樂觀精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人作為微觀個體的生活對待矛盾的無奈和焦慮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普遍。
在踐行“化理論為德性”的命題中，密切關注日常生活的同時，尤其要注意邏輯悖論問題。邏輯悖論矛盾的誤用與缺位不能也不應再被忽視。錢廣榮教授認為“自相矛盾”是典型的邏輯悖論矛盾，將其用作“對立統一”意義上的矛盾是誤用，這種誤用將導致邏輯悖論矛盾在唯物辯證法中的缺位。[4] “缺位”是從辯證法的方法論運用而言的，在此主要著眼于人的生活領域談“誤用”的問題，以分析我們對唯物辯證法生活關照方面理解與把握上還存在某種程度的局限。生活中的自相矛盾往往是人們實踐經驗的產物，但是不能因為多為主觀而忽視其地位和意義。它體現了實踐主體即個人和社會在選擇和實現價值的過程中由于認知能力和實踐經驗的制約而出現的不能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情況。它不同于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的邏輯悖論，而是一種與人們諸多行為選擇(尤其是日常生活)直接相關的普遍的客觀存在。也就是說，生活中的自相矛盾與辯證法的對立統一矛盾是不同的。這里人們容易犯的錯誤是要么把二者直接等同起來，要么是直接把生活中的自相矛盾遮蔽掉，無視其存在。在多數時候將前者混同于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而加以誤用，這實在是一個邏輯錯誤。不僅如此，這樣做的實踐“惡果”恰如錢廣榮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我們至今只能運用‘對立統一’的規律描繪和說明世界，不能運用自相矛盾的邏輯悖論的方法，揭示和敘述社會和人生選擇中客觀上大量存在的悖論現象尤其是道德悖論現象，忽視開發自相矛盾研究的重要的科學認識和社會實踐價值。”[5]如此一來，勢必會導致人們不能用“悖論方法”認識和把握社會和人生的價值選擇中出現的種種矛盾，把矛盾剛性化，視矛盾轉化自然化，進而影響到自身的生活觀念和情緒，嚴重的會出現心理失衡，引發行為失范，甚至制造社會不和諧和社會動亂。回到馮契先生的“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命題，我們就可以看到如果缺乏了人們的生活實踐這個環節，“化理論為德性”最終將成為單純的理論抽象，換言之，如果人們對生活實踐的經驗總結和提煉出了問題，又將如何形成正確的理論呢，沒有正確的理論，如何又化為科學的方法呢?
三、生命主體的意義─邏輯學生活關照的可能和必然
蘇格拉底難能可貴的從哪個“不屬人”的時代提出這樣偉大的“屬人”命題，不僅標志古希臘的理性精神的發軔，更使“自己”成為千古之謎。自此以后，諸如人活著的價值、人活著的意義，生命的本質、意義等成為哲學家們包括蕓蕓眾生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歷史證明，越是有價值的問題越是需要耐心和韌性，人類從一個樸素的崇尚神靈的史前史時期，到心靈開始發育、自我意識萌芽的神學時代，及至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以主體性凸顯為標志的振聾發聵的吶喊，人類終從迷霧中清醒，開始并學會了從主體理性的視角審視客觀的社會和人類自身。新時代為生命吶喊的是以叔本華的非理性主義為始，后有尼采的權力意志、薩特的存在主義、福柯的生命體驗、柏格森的生命綿延等等都力圖掙破理性主義的籬絆，對生命的本真自由進行探索，又一次開啟了人類理想人格的塑造問題。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劇，人類越發現自身逐漸墜入理性至上的理念抽象中去了，理性邏輯至高無上。技術“坐架”時代的到來使得人丟掉了內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成為“單向度”的人。事實上，這種理性僅僅是工具理性而已，技術理性統攝一切。人的生活逐步陷入被“殖民化”的境地。[6]面對人的生命發展的這種內在要求，需要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給予時代的回應。而現實是，諸學科包括邏輯學借助科學技術的翅膀都呈現出了“一種可悲而又有前途的發展”的傾向[7]。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數學的應用，辯證邏輯成為真正的“邏輯”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在可預期的未來，邏輯學(辯證邏輯)與人工智能、博弈論、計算技術等或結合或借助將會迎來學科范式的大發展，這是尤令人鼓舞的。但是，除了在學術之林構建自己的領地，邏輯學面對日益“殖民化”的人的日常生活在德性塑造、自由尋求上究竟能否有所作為卻是一個引人深思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認為邏輯學尤其是辯證(批判)邏輯的生活關照不僅可能，而且必然。
首先，邏輯學可以為人的理性培育創造機會并促進人的理性提升。通過重新建立人類的精神生活，繼續完成如哈貝馬斯所言的“遠未完成的”啟蒙事業。康德這樣界定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引導就缺乏運用自己理智的決心和勇氣，那么這種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要有勇氣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8]我們可以這樣判定，即主體理性是鍛煉發掘、思考與探索生命意義的能力的重要前提和保證，而主體理性的生成離不開批判性的邏輯思維與方法，這種能力為基礎的理性便能很好地引導主體正視生命的基本訴求，并以此為邏輯起點，去認識自然，關注對生命意義的認識、體驗以及建構，在不斷的社會生活實踐中重新認識自身，直面生命，進而提升生命意義。因此，要在鏡子中映照出真實的自我，先需要人的主體理性精神的發揚。
其次，對邏輯悖論的研究不僅是使辯證邏輯自身發展完善，更是使辯證邏輯更接近甚至契合現實生活的重要方向。邏輯悖論的研究并不妨礙邏輯學在當代參與學科競爭的優勢，反而會添加許多有益的因素。在張建軍看來，邏輯學擁有“基礎學科、工具學科和人文學科三重性質，這是邏輯學在當代科學體系中獨有的特征”，早在1997年，他就提出要開展邏輯社會學研究。錢廣榮指出“需要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將邏輯悖論的‘自相矛盾’現象引進唯物辯證法的范疇體系。”[9]當代中國社會出現的許多矛盾(包括作為個體人的生存困惑)其實是以悖論方式存在的“自相矛盾”，認識、闡明和把握這類“矛盾”，必須要運用 “自相矛盾——邏輯悖論矛盾”的方法，分清利弊得失并分析其成因，采取揚長避短的發展策略，才有可能在“解悖”中逐步走出“奇異的循環”，贏得新的發展。這種方法也會最大程度地避免使人習慣于用“一點論”、“一極論”、“純善論”的方法去認識、評價社會和人生，并逐步克服這種傳統評價的痼疾，養成自覺運用 “兩面方法”看社會和人生的“悖論素養”。 第三，重塑人的批判性思維是邏輯學的時代使命。物性化、單向度的個人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否定性思維的能力和品性，在技術理性的統治下，人成為附庸。吉登斯把現代性的極端后果總結為經濟增長機制的崩潰、極權的增長、生態破壞的災難、核沖突和大規模戰爭[10]。無疑，在當前的復雜風險的社會條件下，采取行動的個體面臨的選擇模式很多，因為選擇的難度加大，在日程生活中往往多表現為犬儒主義、復古主義與激進主義等。哲學家奧伊肯這樣評價我們的選擇困境：“我們處于一種痛苦的困惑狀態中。純粹現實主義的文化剝奪了生活的一切意義;回到舊的生活方式又不可能，而放棄一切尋求生活意義與價值的努力也同樣做不到，我們自己的時代尤其難以泰然接受這樣的局面。”[11]重塑人的批判性思維則成為邏輯學當代應有之使命。對社會(生活)采用這種服膺理性、邏輯和真理的批判性思維是一種健康的懷疑主義態度，是當代人克服單向度，從而恢復人對于自由、尊嚴與意義最求的重要途徑和方式。
人必定要生活在一個邏輯的世界中，通過邏
輯并應用邏輯去認識世界、認識自我，是人的永恒使命，履行這個使命最終也是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人獲得自身的發展和完善即理想自由人格的塑造。時代越是發展，這個趨勢就會越凸顯，邏輯學理應并必然在人的生活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上起到應有的作用，只是有時是從反面提醒人類而已。
第8篇：科學技術與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STS;生態環境;生態危機;傳統哲學;和諧
面對全球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迅速惡化,迫使人們應該靜下來反思導致環境惡化的根源。以先進的手段向自然界進行破壞性開發與掠奪性利用而陶醉于“勝利”的時候,接踵而至的卻是自然界的種種“報復”與重重“懲罰”:人口劇增、糧食緊缺、資源銳減、能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惡化――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受到日趨嚴峻的挑戰。值得注意的是,科學技術也可以用來作為一種破壞的力量,而且它的破壞力同它的創造力是同等規模的。如果說,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生態困難是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是科學技術的破壞力的結果,那么應當說,它是特定的科學技術及其應用的結果。也就是說,當前的環境問題。既是科學發展的產物,又是科學發展仍不完善,科學技術及其成果的應用有局限性的結果。
一、科技迅猛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的歷史
科學和技術飛速的進步使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創造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人類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在“向自然開戰”、“征服自然”思想的指導下,人類片面利用科學技術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科學技術對自然的負面影響被越來越顯著的暴露出來。科學和技術飛速的進步使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創造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人類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在“向自然開戰”、“征服自然”思想的指導下,人類片面利用科學技術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科學技術對自然的負面影響被越來越顯著的暴露出來。
(一)征服與控制打破了自然的自足平衡系統
長久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大自然只是人們為之征服與控制的對象,而非保護并與之和諧相處的對象。傳統觀念的護衛者羅百特?懷特?史帝文斯曾傲慢、離奇地說:他與卡遜“爭論的關鍵主要在于卡遜堅持自然的平衡是人類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當代化學家、生物學家和科學家堅信人類正穩穩控制著自然”。
根植于古希臘古羅馬哲學和基督教文化,形成于笛卡兒―培根的現代西方哲學,強調人與自然的主客二分及事物兩方面的對立統一,認為世界是天演競爭,適者生存,強調分析性思維、 理性思維和實驗方法。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它高揚人的優越性,大舉向自然進攻, 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作為人統治自然的工具,建設人統治自然的文化,不斷加劇人與自然的分離、對立和沖突。的確,在所有的宗教中,基督教是最“人類中心論”的。現代西方哲學是主- 客二分哲學, 它認為人是主體, 生命和自然界作為客體, 只是人的對象。它強調事物的兩個方面, 對立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這是一種“斗爭哲學”。它認為世界是天演競爭,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二)科學技術至上缺乏潛在危害的認識
新科技被研制并廣泛使用的年代,人們并沒有深刻的認識到其潛在的對生態環境和人類的危害。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人類文明出現第二個重大轉折 ― 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工業文明的出現使人類和自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伴隨著近代自然科學對自然解釋的巨大成功 ,特別是艾薩克?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的問世 ,使人們形成這樣一種理念:上帝創造了世界 ,牛頓發現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方法 ,科學可以解釋一切。從此 ,科學主義便走向了它的極端 ,日益確立起科學技術的主流地位 ,形成了近代科學的功利傾向。
近代工業革命吹響了人類全面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號角 ,人類運用新的科學技術手段控制了一個又一個的自然物,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輝煌勝利。人類被這種征服自然的成功所陶醉 ,感到自己力量無比強大 ,可以凌駕于自然界之上為所欲為 ,似乎人類的生產活動不再受自然的限制 ,可以無限地向自然界索取 ,把自然界看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聚寶盆和可以任意排放廢物的無底的垃圾桶。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 ,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一方面,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并且日益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類的物質文明得益于科學技術獲得空前的提高和發展 ,科學和技術成為人們崇敬、贊美和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殺人武器的大量使用,工業生產、技術社會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短缺等等 ,日益暴露出科學技術對人類生活的負面影響。人們對科學的價值、技術的作用產生了疑慮和困惑。人們對科學的價值、技術的作用產生了疑慮和困惑。
二、科技不是導致生態環境的危機的根源
導致生態環境的危機原因多樣而且復雜,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其中固然有與科學技術的應用有關,但不應歸咎于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而是人為因素所致。全球規模的生態問題向科學提出了新的挑戰。原先科學曾被理解為在知識的確定性和控制自然界中的穩步前進,但是,現在科學在根本上失去了作為真(True)和善(Good)的唯一載體的思想功能。不同于事實的發現及其應用,科學的新的基礎成就必須迎接這些新的挑戰,必須理解科學在認識上和道德上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生態危機是人類對科學技術濫加利用和對自然盲目征服的惡果,是人類急功近利要求短期行為所引起的嚴重惡果。我們和科學技術都在自然之中,不是我們選擇自然而是自然選擇我們;因而,人類改造自然必須建立在尊重自然、認識自然的基礎上,使其改造自然的結果不超過自然的閾限。環境禍及子孫后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說科學技術是一位“兩面神”,一把“雙刃劍”。但我們卻不能由此而斷言 ,科學技術本身具有惡的性質 ,因為這種負作用的產生不是科學技術本身所造成的,科學技術只不過是由人研究、設計和利用的工具 ,它本身并無自主力量。而人類在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中 ,由于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 ,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的認識 ,對一事物和它事物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的把握 ,對利用科學技術可能產生的中期和長期后果的分析還不那么全面,那么透徹,還不能完全做到既按人的尺度又按物的尺度進行生產。這是造成科學技術負作用的主要認識根源。科學技術不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源但卻是認識、緩解、消除生態危機的可靠手段。首先 ,科技進步為喚醒人類的生態意識、環境意識提供了認識前提、技術手段和物質基礎。
三、創造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的新范式
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社會解放和自然解放的辯證關系思想對建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切實處理生態環境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現實中遇到的生態環境問題 ,表面上是“天災”,實質上是“人禍”。追溯歷史,環望世界,在人類發展過程中,過分地從自然中索取,打破了人類與自然共存的和諧,當自然向人宣戰之時,即將到來的是一場無法逃避的生態災難。地球沒有能力支持這種過度消費,擺在現代人類面前的只能是人與社會關系的緊張和人與自然惡化而導致的生存的困境。因此,要使人類擺脫眼前的困境,挽救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促使人與自然達到和諧統一就要轉變人與自然關系的觀念。
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消除生態危機的技術保證。科學技術以更深刻的方式影響和改變著人類的生活面貌。這一現實迫使人們特別是一些學者對科學、技術的本質及其與社會的相互關系進行反思,并且要求認真研究:怎樣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正面的積極的作用 ,又怎樣預防和克服由于科學技術運用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負面的有害后果。正是這種社會需要促使“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應運而生。在英語世界中,“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Science , Technology and Society)常用英文縮寫字 STS表示 ,在國際上已逐漸流傳和通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 STS 研究也給予重視和支持。
只有借助于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展,才能保持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從而達到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類的共同目標應該是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但是科學技術卻不是萬能的,僅僅依靠科學技術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古老中國的倡導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許多觀點 ,已經被當代的環境科學工作者所接受。這說明,以真善美相統一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夠補充西方科學理性的不足,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 ,始終是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關系的不竭的靈感源泉 ,它的人文主義精神與后現代生態思想中的科學精神的相互補充,完全有可能形成人類戰勝生態危機,還給人類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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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科學技術與辯證法范文
的創立與發展是同總體、全體、整體、系統等范疇的改造發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確指出：“我們所面對著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P492)從客觀內容看，總體包括自然界、社會和思維(作為客體，社會和思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無限的發展。馬克思把總體、系統范疇運用于分析和解剖人類社會，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就是一個“有機系統”，“系統在其發展進程中向總體的轉化”。他對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進行經濟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規律，并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普遍原理出發，發現了古往今來貫穿人類整個社會的發展總規律，創立了唯物史觀。
恩格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與自然觀的創新同樣與總體、整體、系統范疇的應用和深化發展分不開。他以康德的宇宙總體自組織雙向演化學說為依據，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總體的物質自組織原理。盡管當時對宇宙核能源的生成問題還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能動的物質觀，站在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基點上，從哲學上超前預測到物質總體的雙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自組織原理，使發展原理和物質原理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范疇中達到真正的統一。他接著從總體方法論的新視角研究唯物辯證法對當代自然科學的整體方法論的指導作用，并運用總體(整體)范疇科學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總體系統結構，全面概括19世紀下半葉整個自然科學最新發現，構建了自然辯證法這門關于自然科學的總體辯證發展的哲學新學科。他指出：“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宇宙是個體系，是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P409)
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論揭示了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運動的總規律，使總體范疇上升為統攝唯物論與辯證思維運動的總的方法論。馬克思在1845年春撰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運用總體方法，在人的思維與客觀真理、環境的改變與人的活動當中把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實踐納入新世界觀；在人的本質與社會形式上引入“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科學觀點，使哲學成為認識和變革世界的新世界觀，使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觀升華為以變革世界的實踐為特點的總體觀。
列寧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捍衛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總體觀的同時，還從兩個方面深化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性原理。其一，把現代唯物主義看成是在時代科學中從系統到總體的不斷發展的前進運動，提出了唯物主義在核時代總體發展的新原理；其二，從這一新原理出發，吸取黑格爾的總體方法論有價值的東西，深化了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范疇的方法論功能和辯證法的總體結構的功能研究。
列寧重點論述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完整的統一性，使唯物主義世界觀推進到核時代的歷史新水平。他繼續和發展恩格斯的徹底唯物主義路線，不但把辯證唯物主義物質觀提高到核時代的“客觀實在性”，而且從核時代原子核微觀粒子的新發現出發，繼續深化辯證物質觀，提出“發展原則”、“統一原則”，“此外還必須把發展的普遍原則和世界、自然界、運動、物質等等的統一的普遍原則聯結、聯系、結合起來”。[4](P282)他并以這一發展唯物論的總體指導思想為依托，從“原子、電子”等微觀粒子層次上提出“物質深邃無限性”的新原理，這一新原理和列寧對物質“客觀實在性”的核時代物質觀相結合構成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從系統到總體的時代深化的重大發展。他提出的“發展原則”必須同“統一原則”相“聯結”、相“聯系”、相“結合”的指導性原理，為歷史新時期深化和發展唯物辯證法科學提供了完整的現代唯物主義基礎和方法論指南。二、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觀和方法論的深化
其一，列寧從哲學是“大圓圈”的新視角展開對唯物主義總體觀方法論探索。黑格爾提出思辯的總體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過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質，科學表現為一個自身環繞的圓圈，這個圓圈的末端通過中介同這個圓圈的開端，即簡單的根據連接著；同時這個圓圈是許多圓圈的一個圓圈……這一鏈條的各個環節便是各門科學”，“方法是僅僅和自身相關的純概念，因此，它是對自身的簡單關系，這個關系就是存在。但是現在這也是充實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為具體的并且全然集約的總體的存在”。(P263)這是黑格爾關于辯證法的重要的規定之一，他以觀念的“全然集約的總體”系統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約的總體”，只要打破黑格爾封閉的思辯系統，仍會顯露這一方法的總體整合的辯證方法論的現代功能。
現代科學哲學就是這一科學技術系統在經過“圓圈的圓圈”的科學技術總體進行“全然集約的”整合產生了“大圓圈”——即各門科學的新的哲學“總體”整合的結果。列寧把哲學的辯證思維的總體“大圓圈”看成是在實踐中沿螺旋線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辯證的思維圓運動，由感性具體的簡單的(抽象的)規定性經過實踐的檢驗上升到新一輪實踐的更高的辯證思維中的“理性具體”，進而在更高的實踐過程中經過檢驗達到辯證理性的整體的高度的綜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即唯物主義整體綜合方法論意義上，列寧對黑格爾關于辯證思維通過整體雙重化運動、達到更高的辯證法綜合有序化的發展目標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黑格爾給當代辯證法設定的目標就是通過否定性(矛盾性)的雙重化的整體的思維運動，“更大的擴展同時是更高度的集約”，“最豐富的是最具體的和最主觀的”；“從簡單的規定性開始，繼之而來的規定性就愈加豐富，就愈加具體……在繼續規定的每一個階段上，普遍的東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內容，它不僅沒有因其辯證的前進運動而喪失什么，丟下什么，而且還帶著一切收獲，使自己內部不斷豐富和充實起來”，列寧稱這是“對辯證法這個問題，非常不壞地做了某種總結”。(P261)列寧吸納了黑格爾從總體功能上對辯證法這一最重要的科學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時代對于發展唯物辯證法的總體功能仍有現實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