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農業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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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可持續農業論文范文
1.1研究方法
1.1.1都市農業發展系統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根據可持續發展PRED系統的內涵和北京農業發展特征，遵循科學性、實用性、綜合性和可獲性原則，采用頻度統計、理論分析和專家咨詢法構建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系統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體系包括人口、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4個子系統，共23項具體評價指標(表1)．由于各指標存在量綱差異，其性質有正、負2類，缺乏可比性，利用半升梯形模糊隸屬度函數模型，解決各指標因量綱不同而難以匯總的問題，并采用熵技術支持下的AHP法計算各級指標權重．
1.1.2都市農業發展系統評價模型構建
1.1.3都市農業發展系統協調度評價模型選取為衡量北京都市農業可持續發展系統內部各子系統間發展的協調程度，構建協調度測度模型．目前已有的協調度評價模型主要包括比值模型、彈性模型、離差模型、貼近度模型、灰色關聯模型，離差系數表示變量對其均值的相對離散程度，用系列的標準差與其均值的比值表示．本文采用離差系數基礎上構建的多系統協調度評價模型:
1.2數據獲取
2005年，北京市出臺《關于加快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指導意見》(京政農發［2005］66)，首次對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作出全面、系統部署．因此本文選取2004—2011年為研究期間，數據來源于2004—2011年北京市區域統計年鑒、各區縣統計年鑒、農村年鑒，以及北京市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分區縣匯總資料中的相關數據．
2結果與分析
根據都市農業發展系統評價模型，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系統的評價結果見表2．2.1北京都市農業支撐子系統演化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
2.1.1農業勞動者素質提高是支撐人口子系統評價指數上升的根本保障人口子系統的評價結果體現了都市農業發展的單位資源人口承載水平和勞動力支撐水平．2004—2011年間，北京都市農業人口子系統評價指數由0.0212升至0.1221．如圖1所示，人口子系統評價指標中，郊區人口密度多年持續增大，導致人均農業資源的占有量減小，單位農業資源的人口承載量增大，郊區生態環境負荷加重．農業勞動力占郊區總人口比重持續下降是農村城鎮化和農民兼業化的結果，當前這一指標助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和農業集約化、規模化水平的提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勞動力的科技素質提升是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期間，北京市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和萬人科技人員數保持較好的增長勢頭，成為支撐人口子系統評價指數上升的重要指標．
2.1.2宏觀經濟變化中農村旅游和農業規模化經營成為經濟子系統的薄弱環節經濟子系統的評價結果體現了都市農業發展的現代化程度和產業結構的先進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農業經濟子系統評價指數總體呈波動上升的變化趨勢，2007—2009年間波動幅度明顯(圖2)．研究期間北京第一產業總產值增長1.8倍，但受當前北京經濟發展趨勢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客觀驅動影響，第一產業年均增長速度低于第二產業近3個百分點，不及第三產業增速的一半，因此農業總產值占GDP比重持續下滑，正向拉動了經濟子系統評價指數．從2004—2011年整個期間看，都市農業經濟子系統評價體系的正向指標基本保持增長趨勢．但2007—2009年間，先是北京奧運會的連帶效應，后有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加之中央政府4萬億投資計劃拉動，北京農村旅游收入和農業規模化經營水平出現劇烈波動，成為影響經濟子系統評價指數演化軌跡變動的重要因素．
2.1.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影響社會子系統評價指數的不穩定因素社會子系統的評價結果體現了都市農業發展的社會支撐和政策保障的穩定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農業社會子系統評價指數呈小幅波動上升趨勢，增長下行分別出現在2005、2008、2011年，如圖3所示．研究期間，北京都市農業社會子系統評價體系中城鎮化水平、財政支農水平、公路密度、農村固定資產完成額等指標都保持穩步增長，市場需求、資金支持、設施保障等方面對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支撐比較穩定，是拉動社會子系統評價指數上揚的主要驅動力．受農業投入產出周期長的比較劣勢制約，農業收益對農戶增收的貢獻率越來越低，而非農收益對增收的支撐缺乏穩定性，城鄉居民收入差異系數頻繁波動，導致社會子系統評價指數上升軌跡偏弱震蕩．
2.1.4先進農業技術普及應用已成為強化資源環境子系統的重要手段資源環境子系統的評價結果體現了都市農業資源環境利用效率和環境友好型發展程度．2004—2011年，北京市都市農業資源環境子系統評價指數由0.0339增長到0.2729，在4個子系統中增幅最大，如圖4所示．作為正向評價指標，郊區人均耕地面積受城市規模擴張擠壓持續縮小，而森林覆蓋率、環境保護投資占GDP比重，以及清潔能源普及率提高，成為驅動子系統評價指數上升的重要因子．負向評價指標中，單位播種面積農藥施用量2004—2006年快速減少，此后基本穩定;單位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的年際波動顯著，但呈減少趨勢;節水技術的應用推廣使萬元GDP農業用水量持續減少．3個指標在子系統評價中均發揮了拉升作用．7個評價指標中，農藥施用強度、化肥施用強度、清潔能源普及率、農業用水效率4個指標屬于農業科技應用范疇，在資源環境本底難以重塑的前提下，先進農業技術的普及應用已成為強化資源環境子系統的重要手段。
2.2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系統綜合評價指數變化與空間分異
2.2.1綜合評價指數的變化軌跡集成各支撐子系統的評價結果，計算出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系統綜合評價指數(圖5)．研究期間綜合指數變化呈穩步上升趨勢，顯現出北京市農業發展在支撐子系統全面強化的背景下取得長足進步．利用年度綜合指數同比計算波動速率顯示，2006、2007以及2009年是北京都市農業綜合指數的高速上升期，其他4個年度是平穩上升期．
2.2.2綜合評價指數變化的縣域分異北京主城區8區2縣是市域內農業生產條件較好，以優質、高效、集約、精致為特點的都市農業發展重點地區．2011年農林牧副漁產值占北京市域比重達到96.8%．對比8區2縣農業發展系統綜合評價指數變化發現(圖6)，2004年，綜合評價排名前3位的是房山、昌平、大興，末3位是順義、平谷、密云;到2011年，大興、順義、通州3區的評價排名躍居前3，末3位集中在東北部山區．因此評價期間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空間分異態勢可以初步總結為平原地帶優于山區地帶、北部山區優于西部山區．
2.3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系統協調度變化和發展模式轉變利用協調度評價模型，衡量北京都市農業支撐子系統的協調程度發現，2004—2011年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子系統評價指數均保持增長趨勢，協調度逐步優化(表3)．但由于4個子系統的評價指數增長軌跡和增速不同，支撐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主導子系統已經衍變．如圖7所示，2004—2007年間，經濟子系統是支撐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主導子系統，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北京都市農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同時隨著農業勞動者素質提升，人口子系統逐步成為支撐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有生力量，并加上支農、惠農政策和投資力度加大，社會子系統和人口子系統成為重要輔助力量．2008年前后，北京都市農業發展體系的最大差異在于資源環境子系統的地位．截止到2007年，資源環境子系統是4個支撐子系統中最薄弱的環節;2008年以后，資源環境子系統的能量加快釋放，支撐強度先后超過人口、社會以及經濟子系統;到2011年，資源環境子系統已成為支撐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主導系統．
3討論
在北京經濟社會加速發展中，農產品需求加速增長，并趨于多樣化，為都市農業發展提供了穩固的市場需求．雖然從生產規模上看，北京農業并不占優，但其現代化程度和產業結構先進性是其他產區難以比擬的，因此，長期以來農業生產經營的專業化、標準化、集約化、科技化是北京農業的最大優勢．在北京都市農業快速發展中，人口－社會子系統的支撐強化趨于停滯狀態不容忽視．人口子系統的發展停滯主要源于農業勞動力流失，社會子系統的發展停滯主要源于城鄉收入差距，后者是誘發前者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看，農業勞動力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的減少勢必引發農業勞動力不足和后繼無人，是北京都市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隱患．由于與其他城市產業競爭中農業在土地和資金利用效率上的明顯劣勢，以及北京地區資源環境壓力加大，一味追求生產功能和經濟效益的“工業式”都市農業發展模式遇到瓶頸，2008年前后綜合評價指數的向上鈍化就是較好驗證．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奧運為契機，依托首都科技智力資源優勢，加之政策扶持和引導，產業鏈各環節的資源節約化和環境友好化使北京農業發展重煥生機，發展模式逐步實現了由經濟子系統主導向資源環境－經濟系統“雙翼”驅動轉變．發展模式轉變是北京都市農業綜合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表現，順應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形勢，符合科學發展的必然趨勢．進入21世紀的前10年，北京市的耕地面積和農業用水量減少1/3．隨著未來人口膨脹和產業發展，水土資源短缺和污染加劇的趨勢難以扭轉，都市農業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將不斷加大．在此背景下，依托機械化和化學化，追求高產出和高效率，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現代化不可持續．因此無論是瞄準都市農業自身可持續發展，還是從北京城市發展的長遠大計出發，北京都市農業發展應該在生態文明的視角下，基于農業生態系統自身的特點和規律，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達到循環利用物質、提高能量固定率和資源利用率、減少農藥等有毒物質輸入的目的，最終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可持續的“生態型”都市農業體系［23］．
4結論
第2篇：可持續農業論文范文
關鍵詞：海南省農業可持續發展
海南省的近海領水面積約占全國海域面積的三分之二。海南島地處熱帶，屬季風熱帶氣候區域,氣候資源優越，是我國農業生產與研究的“天然大溫室”，年均氣溫23.8℃，月最高氣溫25℃-28℃，月最低氣溫在10℃以上，年降雨量在1600mm以上，年輻射量大部分地區在5.0-5.7*109KJ/m2[1]；所以針對海南這些適宜種植各種熱帶作物的豐富氣候資源，海南省制定了海南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增加農民收入，改善鄉村居民生活狀況；保障糧食安全，消除貧困；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改善生態環境；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消除二元結構。
然而海南迄今為止，海南農業的改革與發展政策一直是追求農業增長，忽略了資源保育和生態環境建設，甚至實行過掠奪經營，導致資源危機和生態惡化。海南省在實施農業現代化中，切忌急功近利和種種形式主義行為；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大量使用石油產品、化肥、農藥等造成了不少負面影響。雖然海南農業為全省國民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總的來說，目前全省不僅農村人口總量過大，而且無論是農民物質生活、文化生活，還是生產條件水平都比較低，農村經濟發展滯后。因此，海南農業有必要結合現在的實際，走一條發展與保護兩手抓的開放型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以促進海南熱帶農業的發展。
1.海南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涵
當今世界最公認的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在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要能力的基礎上來滿足當代人需要的發展[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在處理自身和環境關系的過程中提出的一種新戰略，其最本質的問題是可再生的及不可再生的資源循環性永續利用問題。[2]因此，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內涵是強調吸收本地區傳統農業或較為現代農業的精華的基礎上，采用現代先進實用的生產技術、管理技術和組織形式所建立的一種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保護高效益相結合的發展道路。目前，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也就是說海南農業應該謀求生態資源存量的非減和永續利用。要揚棄所謂“人定勝天”。“征服自然”的哲學觀念，學會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經濟社會與生態資源和諧發展，處理好當代人與后代人的永續關系，兼顧效率和公平，實現農業產業可持續發展。十六大新當選的我國國務院總理的政策正以很大代價撥出補助資金和糧食，支持各地區退耕還草、還林、還湖，治理遭到破壞的生態環境，試圖恢復良性循環。這些都對海南今后政府工作做出了明確的方向--海南農業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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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南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狀
海南農業發展的自然環境條件較好，但從農業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還存在許多制約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2.1海南人口數量增長較快，人均占有農業資源量逐年減少。
雖然海南省人口規模較小，但近年來海南省人口增長速度較快，與建省前相比，到98年年底人口總數增加了118.23萬人，90年代以來，雖然人口自然增長率呈逐年下降趨勢，但1998年仍高達1.29%，超過臺灣及較低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此下去，海南將在今后10年內失去其地大物博的優勢，而且在發展農業當中土地這個特殊的生產資料一旦喪失了其原有的優勢，那么農業就無從談及其可持續發展。
2.2海南農業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利用率較低。
海南省農村人均占有土地面積是臺灣的3倍以上，但海南省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僅是臺灣省的2.59%。耕地“廣種薄收，重種輕養”的粗放利用，經營規模小等都是土地低效率利用的主要原因。因不合理開發利用，基礎設施薄弱和環境破壞等因素造成的影響，目前海南平均的土地利用率僅為55.2%，宜熱作地利用率只有54.6%，宜牧地利用率僅為33.7%，[3]海南土地資源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2.3自然環境總體良好，但局部地區水土流失和農業環境污染狀況較為嚴重。
到1997年年底，全省仍有138.21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積，1998年全省平均農藥用量為24.3kg/hm2，遠高于荷蘭1995年的水平（18.2kg/hm2），加之化肥的不合理使用，更加速了土壤板結、耕地退化。在調查中發現很多山地沒有開發，同時水稻的種植缺乏有效管理，一般把稻種播下便等收割，沒有太多的過程管理，這也是產量不增，而土地逐年惡化的原因。
2.4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生產工具水平低，對農業資源保護意識不強。
由于長期農業投入不足，海南省的農村電力、農田水利、村莊交通和農業機械設備等總體而言仍不夠完善，如全省可灌溉面積占耕地面積比重僅為臺灣的1/2左右，農業機械設備水平不及臺灣省的2%等。很多農田水利實施早就老化，而沒有更新。許多鄉村根本沒有什么的基礎實施，都是靠自然力的制約，如果某年干旱，那就只有等政府的補給了。
2.5海南海洋污染嚴重，對藍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造成極大影響。
海南省是由眾多島嶼及其臨近的海域所組成的海島省份，每個島嶼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態經濟系統。這些海島的陸地生態系統處于熱帶，生態環境價值較高，陸地面積較小，環境容量不大，生態系統較為脆弱，良性循環容易遭受破壞。雖然海南管轄海域面積200多萬平方公里，但是“生在海邊不識海”的現象相當突出。對大多數海南人來說，除了沙灘，海浪，海天一體的景色以及好吃的海鮮之外，確實就沒有什么了解。
海洋污染主要是近海海域在逐漸加劇污染，其污染主要來源于工業企業，農業的種養殖業和交通船運業三個方面。隨著海南工業的日益發展，目前海南沿海和許多江河小溪已遭到嚴重污染，遭到嚴重污染的主要河流有昌化江、南渡江。萬泉河等，如昌化江（石碌河）遭受沿岸的海南鐵礦、海南鋼鐵廠等近二十余家工廠，每天將未經過處理或處理不徹底的廢水（含有許多重金屬元素和有毒物質）排入昌化江，并直流河口、海區，嚴重污染海域，破壞水生生物的繁殖生長，致使昌化漁汛生產受到影響。其它江河對海域的污染其情況亦十分類似。由于交通船運業的發展，特別是建省以來船運業得到了飛速發展，沿海港灣的油船和各類機動船的廢油大量傾倒人海內、特別是各類機動漁船，傾瀉的廢機油、柴油的情況是普遍的，所以海洋受石油污染的情況在加劇。魚類受石油污染后，皮膚粘液腺和皮膚表層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病變；還損害魚類眼睛，視力減退影響其生活習性、產孵和成熟；石油及其產物對魚仔的影響更大，如體形病變扭曲等；石油污染還會造成魚類餌料生物的大量死亡，從面可以導致某些魚種的減少或絕跡。由于近海養殖業的發展，特別是高位池養蝦也給近海海域造成嚴重污染，對魚類資源造成極大威脅。
2.6農村城鎮化建設不盡人意，忽略了生態環境建設
南省農村城鎮化建設雖然取得了較為可喜的成績，但與全國較發達地區相比仍然落后很多，主要表現為數量多、土地占用面積大、人口規模小和質量低、土地利用強度低、企業結構不合理和規模不足、就業能力有限、非農鄉鎮企業集中度小、城鎮產業不發達、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等特點。
2.7農民居住環境極為落后。對農業資源缺乏可持續利用
海南除了各別村莊外，絕大多數的村莊沒有下水溝、垃圾場和村里硬路，甚至有的村莊缺少廁所等，嚴重影響農民身體健康和村莊生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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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南農業可持續發展現狀分析
3.1農業科技水平低下，農村勞動力素質有待提高。
目前海南農業科技水平還比較低，突出表現為：農民科技文化素質低，農業機械化水平低，農產品單產低、優質率低、加工轉化率低等方面。海南省農業科技貢獻率只有37.6%，而發達國家已高達60-80%，海南平均每1000名農業勞動力中只有農民科技人員11人，還不足臺灣的1/4。海南農村勞動力，文盲和半文盲占1/3，其中大部分分布在山區，一些農業推廣結構名存實亡，知識的缺乏直接影響著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和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更談不上增強環境生態意識，至今不少山區仍然沿襲“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導致生態環境不斷惡化，而當地居民生活仍處于貧困狀態。
3.2產業結構不合理。忽略了資源保育。
受多種因素影響，海南長期以來農業產業結構單一，盡管近幾年的農業結構調整取得了明顯成效，漁業的產值占農業總產值比例由1995年16%，上升為1999年的19%；瓜菜、水果在種植業中的產值比重分別由1995年的27.5%和9.9%上升到1999年的38.0%和12.6%但必須看到，[4]目前海南省廣大農村地區仍存在社會農業結構不合理，特別是農產品加工業較缺乏、“三農”服務系統極不完善等突出問題。鄉鎮企業的不發達以及產品質量的不如意，參與競爭就沒有先天的優勢，尤其是廣東，廣西兩省農產品的規模生產占劇了國內絕大市場。所以必須根據海南的氣候和地理優勢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形成自己的特色產品，以實行“農業立省，農營強省，商貿活省，科技興省”戰略。
3.3海南農業環境保護立法存在許多問題
主要問題有：（1）農業環境保護法體系不健全，缺乏一部綜合性的環境保護法，許多實踐中急需的農業環境保護單性法律和法規尚未制定和頒布，比如農用地土地污染防治法到今天連立法計劃都沒有列上。（2）農業環境保護的法律原則不明確；其實海南的農業保護法目的就是走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道路。[5]（3）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措施，許多制度和措施很零散，很難發揮其整體的效能。（4）法律責任不明確，處罰的規定過于籠統。（5）缺乏海南地方特色。（6）農業保護法規范過于分散，零亂，不便執行。
4.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針對以上海南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和制約因素，提出了如下一些對海南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看法和對策。
海南省農業發展與保護兩手抓的開放型可持續農業發展面臨著嚴峻的形式，為此，大力提倡和發展綠色產業作為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屏棄先污染后治理的舊觀念，加強宣傳和提倡綠色農業，在全省造成以綠色為榮污染為恥的風氣，推進“三綠工程”的實施，即綠色企業和產業工程，綠色資源工程，綠色市場工程。
4.1提高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使農業發展與保護兩手硬
熱帶農業的發展必須面向農村，農民是主要的參加者，農民的素質直接關系到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效果和深入程度及成敗。目前海南農民文化和科技素質還較低，因而提高廣大農民的文化科技和思想政治素質，是實現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
根據各地區農業資源特點，可以有針對性地開展農村職業培訓班，學習適于當地生產的種、養管理技術，同時，盡可能利用各種媒體的宣傳作用，提高農民思想政治素質和生態文化意識。有條件的地區，逐步開始在學校基礎教育中加入適宜的當地農業生產知識和生態環境教育內容。同時鼓勵當地掌握技術知識的農民更好地傳播科技知識，真正發揮出帶動其他農民學科學、用科學的作用。在我們學校成教學院每年都舉辦少數民族干部培訓班，這些對海南的農業都在起到了輸入新鮮血液的作用。
根據海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的情況，可以實施“3+1”戰略，也即是讀三年初中加一年技術培訓班，這樣便能夠解決海南農業技術人員短缺的現象。扶持和引導農民加大科技投入，推動農業生產向特色化、專業化、區域化方向發展，促進農產品商品率的高。尤其針對海南少數民族教育水平相對落后的特點，大力實施文化下鄉，科技下鄉，思想下鄉“三下鄉”戰略。提倡解放思想，以市場的調節來帶動生產。
4.2提高和改善農村社會生態環境質量
以建設海南生態文明村來實行海南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村的標準是：科學規劃，逐步達到民舍整齊，道路硬化，村村通廣播電視，飲用清潔衛生水，人有廁，畜有欄，綠樹環抱，果園飄香，社會風氣良好。
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政府通過加大對落后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和爭取社會多方面資金支持等途徑，改善和提高農村基礎和服務設施的服務質量，加快落后地區與外界的信息交流和商品流通，從而改變落后地區農民普遍存在的思想相對封閉狀態，建立合理的生活消費觀念，并逐步實現以液化氣和電力取代柴薪，作為農村生活能源的主要來源方式。
4.3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讓農業資源在保育的前提下得到充分利用。
通過優惠政策吸引和鼓勵社會力量，尤其是農業企業家采取本地區或跨地區聯合方式，結合本地主導產業，充分利用農業資源和生產條件，投資興辦規模化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和農產品運銷等產業，帶動當地農業由分散的小戶經營向區域化布局、基地化生產、企業化經營方向發展，從而促進農業產業帶各環節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建立科學完善的鄉鎮企業審批和管理制度，根據本地區產業現狀、資源優勢和生態環境特征，有選擇地發展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和自我滾動發展能力，且污染較小的大規模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
4.4加大力度支持產品的深加工，讓農業發展走上“三高”之路。
對產品的深加工不但擴大了市場，增加了經濟和社會的效益，而且具有利用資源，減少浪費的作用。像我校進行的咖啡酒，腰果酒等產品研制工作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么一點；咖啡，腰果肉原先是當作廢物處理的，通過加工，不但具有了經濟效益，而且由于其營養價值和保健作用倍受群眾歡迎，目前這些產品市場前景良好。
4.5利用海南管轄海域面積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優勢，大力發展海南的“藍色產業”
根據海南海洋資源的優勢和開發現狀以及發展的趨勢，海南海洋產業發展戰略的總體構思是：以科技為依托，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目標，大力開發海洋資源，優化產業結構和布局，形成以海洋漁業，濱海旅游業和海洋交通運輸業為先行性產業；以海洋油氣綜合開發業為主導性產業，以海洋旅游夜，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藥物開發業，海水綜合利用業，濱海砂礦夜和海洋服務業為支柱性產業；以及其它海洋產業協調發展，既有較高的近期開發效益又有可持續發展的遠期效益的南海資源綜合開發基地。實施“以海興瓊，建設海洋強省”戰略，以港城為依托建設沿海經濟帶，以油氣為主導建設南海資源開發基地，保護環境建成熱帶海島型“生態省”。建議從這么幾個方面突破：（1）戰略性調整海洋產業結構，在構建新的海洋產業體系上求突破；（2）創新海洋經濟體制，在海洋管轄權與開發權一致上求突破；（3）抓住假如WTO機遇，加大海洋產業開發力度；（4）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在科教興海上求突破；（5）加強產業帶和市場體系的建設，在產業經營上求突破；熱帶無污染漁業，熱帶島嶼休閑度假村旅游等都是實現海南海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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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調整海南農業產業結構，使資源得到循環性永續利用
合理利用土地、山地資源，努力提高耕地單次產出值。可采用低產田承包戶聯合入股或以土地入股、聯合投資者資金、技術入股和出賣勞力等方式，以高投入、高科技含量的集約規模化經營，因地制宜地發展如商品林、水產養殖、花卉、藥物、野菜、牧草或食用菌栽培等多種生產方式和經營品種，從而有效提高低產田的生態經濟效益。
在如何利用山地資源上，應該山腰與山腰以下和房屋周圍種水果這些比較不易破壞土地的農作物，而山溝則種效益較好的橡膠。緊緊圍繞“山上發展橡膠，水果，竹子；山下、平地和水旱地種植香蕉和瓜菜”的做法，以保證土地的可持續利用。
要采取多渠道籌集資金的辦法，抓好一批水利工程建設，包括建設一大批田頭井和小山塘，增加工程存水量。注重抓好節水工程建設，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益，滿足農業用水需要。廣泛開展群眾性的以排澇系統建設為重點的農田綜合治理工作，適應農業結構的需要。繼續落實防汛工作責任制，大力抓好病危水庫和水毀工程的防險加固。農業生態建設主要加強造林綠化和森林資源的保護工作，爭取森林覆蓋率達到50%，要優化林業結構，重點發展木質水果和經濟林，提高林業經濟效益；抓好公路兩旁綠化林，海防林區，“五邊地”和椰子的種植；落實好紙漿林用地，千方百計完成紙漿林任務；要抓好風景區周圍綠化的規劃，種植和保護，堅持依法護林，堅決打擊亂砍濫伐違法行為，切實保護森林資源。
4.7加大地區對外開放程度，提高生態經濟效益，增強農村系統的生態合協
利用開放政策的優勢，積極培育農村市場，建立和完善農產品市場信息體系。通過完備的市場信息體系及時準確向農民傳遞市場信息，使廣大農民和農業生產與現代化市場接軌，以便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商品率，擴大農業生態系統的開放程度。
擴大人才市場的開放度。2001年出現過這么一個現象，深圳人才交流市場上有4萬外地高校畢業生跟企事業單位進行洽談，而海南居然僅有700外地高校畢業生進入海南人才交流市場。在人才的吸引方面海南是比較差的，從90年代大批人才下海，到現如今的大批人才下崗，以及政府以“東部帶動西部，大力發展西部”的政策，這些都對海南起到了很大的不利影響。工作待遇，居住環境，自身價值的能否充分利用這些都是在人才市場上必須完善的。合理的人力輸出可以形成人才和技術的再次輸入，對全省經濟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因此，對于海南省農村勞動力較豐富的落后地區，今后可以從真正意義上的開放人才市場的角度，鼓勵和引導一部分農民從傳統種植業中解放出來，以勞務輸出等方式尋找新的就業門路。
參考文獻：
[1]農牧漁業部熱帶作物區辦公室編.中國熱帶作物種植區劃.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89年
[2]谷樹忠《農業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
[3]伊雙增《面向新世紀的海南高新技術產業》南方出版社2000.
第3篇：可持續農業論文范文
可持續發展農業是針對如何為我們人類及后代提供可持續的食物和能量的供給途徑而蓬勃興起的科學領域。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是目前解決全球氣候變化、食物和燃料費用增加、貧窮國家人口饑餓、富裕國家人口過度肥胖,同時還有水資源污染、水土流失、病蟲害控制、物種滅絕等問題的關鍵所在。面對以上問題,人們提出綜合了農業學、土壤科學、分子生物學、化學、毒理學、生態學,以及社會科學的新型的、環境友好型的解決方案。事實上,在空間層次上,可持續農業涉及到從分子水平,到農場系統甚至與整個地球所涵蓋的物理過程,從時間層次上,它可以從一秒鐘,延伸至一個世紀。正因為如此,科學家利用這個包含很多部分,同時各部分之間又相互聯系的系統方法來處理科學、經濟,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從這個層面上講,可持續農業并不是一個狹小的、古板的學科范疇。與其他那些治標不治本的解決方案相比較,可持續發展農業更能抓住問題的本質。
本書是關于社會學、有機農業、氣候變化、土壤科學相關綜述性文章的集合,集中了16篇獨立論文,1.社會問題,治標不治本的解決方案、依賴性以及可持續農業,針對氣候變化、金融危機、社會安全,揭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局限性,從而提倡可持續的方案;2.可持續發展農業的社會學,強調了將可持續農業和人類活動和社會發展相聯系的觀點;3.可持續發展農業相對于有機農業而言,比較兩者所涵蓋概念的區別;4.有機農業和食物生產: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及營養和質量問題說明了有機農業相比與傳統農業能生產出足夠數量和質量的產品,并且對于生態、環境、人類健康更有幫助;5.歐洲中部的可持續能量作物種植;6.磷、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7.歐洲豆科植物和根瘤菌的共同演化和遷移;8.非同位素和C13同位素標記方法用于計算土壤中有機碳維持條件;9.土壤日照和可持續農業;10.土壤方程、有機質多樣性和便捷農業;11.可持續農業所要求的土壤知識;12.回收生物肥料的堆肥處理;13.馬鈴薯金黃線蟲病和生物控制劑;14.植化相克和有機農業:15.玉米烯酮作為新的植物荷爾蒙的傳播和機能;16.農莊農業、林業學:孟加拉國一種潛在的資源。
本系列書籍的編著者Eric Llchtfouse博士出生于1960年,于1989年在Stras.bourg大學完成博士學位,1992年,繼在美國Indiana大學和德國KFA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后,他以土壤科學家的身份供職于法國國家農業研究中心(INRA)。他所作的土壤中有機質和污染物的研究,運用C13同位素標定的方法,通過對自然環境生長下玉米的長時間試驗觀察,首次確定了土壤中有機質分子的運動性質。在2000年,他成立歐洲環境化學組織(ACE),并于2003年創辦了《環境化學》期刊,業已編撰《環境化學》(Springer,2005)一書,現今任法國國家農業研究中心(INRA)《農學和可持續發展》期刊總編。
此書集中了分析目前農業的現狀、農業知識以及各種不尋常解決方案的綜述性文章。這將為科學家、決策者、本領域從業人員、農民以及政治家等各個希望建立安全農業、保證能源和食物的可持續性發展的有志之士提供支持和幫助。
第4篇：可持續農業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WTO，農產品貿易現狀，中國農業
引言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資源貧乏、人口眾多的國情決定了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入世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不斷優化,農業生產的高效、農業生產者素質的提高等優勢使我國在農業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為避免入世后世界經濟發展對中國農業造成不利影響，要求我國必須走中國特色的農業發展道路，發展可持續農業，促進農業的整體進步。
1 中國農業發展及農產品貿易現狀
1.1農業發展現狀
經過三十幾年的改革與發展, 中國農業發生了深刻變化, 綜合生產能力顯著提高, 主要農產品市場供求穩定。農產品總量成倍的增加，從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3321億公斤到200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10616億斤農產品貿易現狀，我國糧食總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糧、棉、油、肉、水產品、水果等已躍居世界首位, 肉、蛋、水產品已超過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糧食占有量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國農業產業在不斷的發展壯大（見圖1）。
圖1 2002-2009年中國糧食總產量及增長速度
但是農業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由于人口、資源等原因，我國的農業還存在很多困難和問題:（1）農民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中國。中國農民一年收人均在6000-7000元，在種植上除去種子、化肥、灌溉等方面，在養殖上，除去幼苗、飼料以及家禽的醫藥費等，農民一年凈收入也能有4000-5000元。而諸如美國等發達國家農民一年人均收入為12000美元左右，因此中國雖然農民占全國總數的70%，但人均收入水平卻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水平；（2）資源快速減少，生態環境惡化。農業資源方面，由于水資源的過渡開采和被污染，導致農業用水嚴重失調，由于城市外圍建設以及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導致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態環境方面，全國約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草原退化面積達0.87億公頃農產品貿易現狀，并仍以每年133萬多公頃的退化速率在及擴展；森林覆蓋率僅為20.36%左右，人均林地面積不足0.12公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6%；（3）政策對農業傾斜的扶持不夠，國家在農業上的投入相對不足；（4）生產方式不適宜生產力的提高。目前的小農生產方式，已經阻礙了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和發展，也阻礙了農業生產力提高以后對社會化分工的要求，難以走上規模化、產業化的發展道路；（5）隨著農村外出務農人數的增多，農村勞動力大部分轉移到城市中對農業經濟運行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1.2農產品貿易現狀
加入世貿組織為中國農產品貿易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開辟了更加廣闊的空間。8年來，廣大農產品加工出口企業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入世”帶來的機遇，積極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農產品出口與入世前相比發生了“質”的改變，保持了持續增長的可喜局面，出口的增長在帶動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農產品進口更是呈現高速增長的局面。現階段農產品貿易呈現以下主要特點是：（1）農產品出口結構不合理，即飼料、糧食、棉花，絲類等初級產品多，而高檔次、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制成品較少；傳統產品多農產品貿易現狀，創新產品少；（2）農產品出口市場結構不合理，我國農產品大部分主要向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出口，而南美、拉美、非洲等發展國家及欠發展國家地區出口量較少，但從貿易保護上來看美國等發達國家卻更容易采取貿易保護主義。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中國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每年的農產品貿易總額逐年增加，但2009年由于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我國的農產品貿易總額較2008年有所下降(見下表1)。
表1 2002-2009年中國農產品貿易總額（億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農產品貿易總額
306
403.6
514.2
562.9
634.8
781
第5篇：可持續農業論文范文
在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發展，滲透到人類生產生活的諸多領域，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加強，人們對國家科技發展的關注程度不斷提高[1]。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把握機遇，制定和調整發展科技的新戰略， 加大對科技的投入，力爭在科技的競爭中取得先機，以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隨著政府對科技的投入越來越大，科技經費的使用也就越來越受到關注。怎樣提高科技資源的配置效率成為各國政府和公眾關心的重要問題之一。不僅科學界關注科技投入的力度和方向，同時，公眾科學素養和參與意識的不斷提高，也使得他們希望了解科技經費的使用狀況。因此，政府必須向科學界和公眾說明科技經費投入的效率以及未來科技經費資助的優先領域等相關問題[2]。 作為政府管理科技經費的科研資助機構近年來力圖通過分析與評價其資助狀況，以顯示其資源分配和管理工作是有效的。科研資助機構的主要特點是以學科為單元進行資助活動，以學科為單元開展評估工作。通過關注所資助學科的研究產出和綜合影響力，可以把握各學科的整體狀況，確定學科未來的發展戰略，這也是開展學科評估工作的內部需求；而隨著現代網絡、通訊、數據庫和資料管理等技術的日趨完善，開展學科評估工作的外部條件也逐漸成熟。
在1990年至1997年期間，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簡稱ARC）對其在數學科學、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生物科學、地球科學、 工程與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等8大領域中發揮重要作用的24個學科的5年資助工作開展了績效評估，評價其“分配資源的管理工作”是否有效[3]。與此類似， 在1999年至2002年，英國研究理事會（Research Councils UK，簡稱RCUK）下屬的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理事會（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簡稱BBSRC）也對其資助的一些學科開展評估工作，如生物化學工程，結構生物學，可持續農業等，評估側重在如何保持英國未來的國際競爭力，確定該學科未來十年的發展戰略，并且為BBSRC在學科的發展作用中定位，確定政府將來的重點投資方向。以科技實力著稱于全球的美國一直非常重視科研的評估工作，美國基礎科學研究的主要資助機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簡稱NSF）也開展了類似的學科評估工作。他們對其支持的一些重大研究計劃，如海洋研究計劃，地震減災計劃等多年來的工作進行了回溯性的評估。通過評估幫助國家科學基金會下屬的一些機構，向他們提供必要的工具和信息，以使得這些機構最大限度地減少資助決定對科學界產生的負面影響，使之能繼續保持像過去那樣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能力，并且分析NSF在支持該計劃中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以及未來的支持重點。
本研究在上述三個國家科研資助機構開展的學科評估工作基礎上，對學科評估的目的與范圍，組織與結果以及方法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并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學科評估對我國科研管理工作的啟示。
2 學科評估的目的與范圍
2.1 目的
學科評估的目的從總體上來說，主要是指科研資助機構通過對學科的評估活動最終希望獲得學科狀況的整體結果，屬于宏觀層面。從目前已開展的學科評估活動來看，可以區分兩種類型的學科評估：一類是診斷性的學科評估，主要通過學科評估來了解學科目前的現狀和科研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并對解決這些問題提出建議。如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開展的學科評估，其目的就是對ARC大額類型項目支持下的項目開展研究結果獨立評估，考察在這一特定的學科領域進行研究的個人和研究小組的成果及其影響力，既評估ARC大額資助項目的產出狀況，同時還對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具體的科研管理過程包括同行評議、項目申請等細節問題進行評估，以便進一步加以改進[4]；另一類是戰略性的學科評估，即以學科評估為手段，了解學科目前的國際發展趨勢和本國所處的地位，為學科在未來若干年內的發展確定戰略計劃。如英國研究理事會開展的學科評估，在對英國“結構生物學”的需求評估中，委員會要求評估工作側重在如何保持英國未來的國際競爭力[5]；而在對“生物化學工程”的學科評估中，其評估目的是建議BBSRC 理事會必須適合生物化學工程新的使命，并且建議理事會制定該學科未來十年的發展戰略[6]。應當注意，學科評估的這兩個目的并不是絕對分開的，通常這兩個目的在每個學科評估中都有體現，只是在具體的評估過程中有一個目的占主導地位而已。相對于學科評估的目的，其評估目標則比較具體，主要是指在評估單個學科時的具體目標是什么，屬于微觀層面。由于學科之間的差異，同一科研資助機構在開展評估活動時可以有一個統一的目的，但對每個具體學科的評估目標則不盡相同。總體來說，學科評估的目標應注重其引導性與概括性，既要包含學科的當前研究和培訓概況；也要重視與其它學科的合作關系以及學科的資助模式變化等。
2.2 范圍
學科評估的內容直接指向學科本身，即學科的整體產出和綜合影響力，以科學分類中的學科作為一個評估單元，通常指的是一類相關的科學研究領域。它并不關注具體的機構和人員，但在學科評估中又離不開機構和人員，它是在相關機構和項目負責人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的，只是最后將這些結果綜合起來分析和考慮。學科評估的范圍包含兩層涵義，一是指評估的時間范圍，二是指評估的學科研究領域范圍。如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對“天文和天體物理學”評估的時間范圍是選擇在1988—1992年之間，涉及到ARC資助的21個科研項目。學科研究領域范圍包括地球物理學、大氣物理學、天文學和天體物理學[7]。而美國科學基金會對“地震減災計劃”的評估范圍確定為以下研究領域：結構工程、地理技術工程、建筑和機械系統和與地震有關的社會科學；其評估時間跨越很長，從第一個資助計劃（1958年）一直到最近的研究計劃，評估小組將其分為四個階段逐一考察[8]。學科評估的范圍界定是開展學科評估的前提條件，一般由評估小組和科學共同體一起協商確定。只有將評估的范圍界定清楚了，其后的評估工作才能得以順利展開。
3 學科評估的組織與結果
3.1 組織
學科評估是科研資助機構為達到了解所資助學科的發展狀況和科研管理機制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確定學科今后的發展戰略等目的而提出來的，因此學科評估的組織一般由科研資助機構主導。科研資助機構邀請一批該學科領域內的國內外知名專家，利用已有的數據積累，采用一定的方式、對若干年來在其資助下的某個學科所取得的研究產出和綜合影響力進行評估，并進而對科研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該學科今后的發展戰略提出政策性建議。學科評估的組織涉及到大量的人力物力，總體上包括三個階段：1、基礎準備階段：主要任務是根據學科評估的目標確定評估方案和評估指標；2、數據（資料）收集階段：根據已確定的評估方案和評估指標， 收集準確的相關資料，開展預定的評估活動；3、數據（資料）分析整理階段：將收集到的數據和信息通過整理分析，形成整體的學科評估報告。
3.2 結果
學科評估工作結束后，評估小組要將結果整理成一份報告遞交給科研資助機構，有關部門選取合適的內容向科學界和公眾公開學科評估的內容。并及時收集評估對象、科學界和社會公眾的反饋意見，根據評估小組所提的建議及時調整科研資助機構的政策和具體的管理工作，提高科學基金管理工作的效率。如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的學科評估報告分為公開文件和保密文件兩個部分，公開文件中省略涉及個人或具體項目的陳述；保密文件則有相關的詳細信息，只提供給ARC的少數相關人員。公開的評估報告也包括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評估專家組提供的可公開的評估報告，第二部分是ARC對評估報告的回應， 尤其是針對評估小組提出的政策建議予以逐項答復。因此，評估的過程既是ARC了解其資助績效的過程， 也是改進其政策和管理工作的過程。英國BBSRC對學科的評估工作完成后整理成文向公眾展示學科取得的成果，以及未來學科發展的重點方向和資助的優先領域。如BBSRC 在對可持續農業的評估完成后立即確定了該學科三個重點資助的優先領域：創新農業實踐、新型玉米體系和環境管理生態學[9]。
4 學科評估方法
科技評估的方法主要分為三類：定性方法（同行評議）、半定量方法（回溯法或案例研究）和定量方法（文獻計量方法和經濟計量方法）[10]。其中同行評議使用最多，然后是非定量的案例研究，而純定量方法相對使用較少。在實際的評估過程中還可以是以上幾種方法的綜合運用。通常對基礎研究的評估經常用到同行評議，對一些大型的、有多種評估對象和目標的計劃則往往要綜合運用多種評估工具和手段。本文所論述的學科評估就需要運用多種評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6篇：可持續農業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 ：精確農業技術研究發展的驅動力是對農業耕作中發現的作物生長環境和實際收獲產量分布的空間差異性的認識，其核心是GPS、GIS、RS等技術支持下的精確定位與變量作業。化肥是農業高產和增產的主要投入要素，化肥成本在農業總成本中占了較大的比重，而且化肥的投入量與利用率直接影響農業產出、農民收入和環境質量。變量施肥適應不同地區、不同作物、不同土壤和不同作物生長環境的需要進行全面平衡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具有明顯的經濟和環境效益。
我國的化肥投入存在結構不合理、肥料平均利用率低、肥料的增產效益沒能充分發揮等問題。在變量施肥技術研究方面，我國基本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進行消化、吸收的跟蹤研究。因此，研究和開發自動變量施肥技術，對發展符合我國國情的變量施肥技術和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
本文研究的是基于地圖的自動變量施肥控制系統，可自動接收DGPS信號，獲得施肥機位置和速度信息，根據施肥決策數據實現變量施肥控制。通過手動和自動兩種控制模式，施肥量均可以實現80～500kg/ha范圍之內的調整，電機轉速范圍為10～200rpm。系統具有結構簡單、操作方便易學、施肥量變化范圍大、控制性能比較穩定可靠、控制精度理想等特點。此外，本系統借鑒國內外研究經驗，以自主開發為主，成本較低，而且可適用于不同型號的變量施肥機控制，適合我國國情，有利于促進變量施肥技術的實施及在中國的推廣應用。
第一章 緒 論
1.1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傳統農業的發展日益成熟，一味地依賴高能源投入提高單產的潛力越來越小。同時，現代農業生產方式所秉承的高資源投入、高能耗及其造成的環境危害，使人類體驗到強烈的生存危機。人類必須合理地與大自然相處，充分發揮人類的智慧，尋找大自然自身的規律，利用高科技的手段服務于農業生產，走可持續農業的發展道路。高效低害的農業生產方式成為人類追尋的目標。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狀況直接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
中國人多地少，人均資源相對緊缺。同時，土地資源、水資源都面臨著嚴峻的形勢。由于人口仍在繼續增長，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將日益突出。中國農業發展普遍面臨農產品生產成本高、品質差、化肥利用率低、環境污染嚴重、勞動效率低等問題。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國的化肥投入和糧食單產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其進一步上升的空間有限。參考發達國家因農業工程技術所帶來的勞動效率和糧食單產增長的經驗，中國有必要加大農業工程技術裝備的投入，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產出率。
因此，我國農業發展的途徑和方式，既要充分有效地利用資源，又要節約、保護和合理利用資源，大力發展中國式的可持續農業則可望有力地解決人口與資源這一矛盾。
精確農業（Precision Agriculture）作為可持續農業的有效發展模式，近年來成為國際上農業科學研究的熱點領域。其含義是指利用遙感技術、地理信息系統、全球定位系統等信息技術，在定位采集地塊信息的基礎上，根據地塊土壤肥力、作物病蟲害、雜草、產量等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差異，按農藝要求進行精確定位、變量耕種、變量施肥、變量灌水、變量用藥等農業技術的調整和管理，最大限度地優化使用各項農業投入，以獲得最高產量和最大經濟效益。精確農業有利于提高農產品產量和品質，高效利用資源，同時保護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土地等農業自然資源，減少對環境的污染，代表著農業的發展方向。
由于化肥成本在農業投入中占有比較大的比重，而且化肥的投入量與利用率直接影響農業產出、農民收入和環境質量，因此，變量施肥技術是精確農業作業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1.2變量施肥及其必要性
精確農業的核心是GPS、GIS、RS支持下的精確定位與變量作業。變量投入技術VRT(Variable Rate Technologies)如圖1.1所示。
變量施肥，是指根據地塊的不同要求，有針對性地撒施不同配方及不同量的混合肥。變量施肥的田間操作，主要由變量施肥機來完成，這種機器是一臺裝配有GPS系統和計算機的拖拉機。具體過程如下：田間各小區所需肥料的比率及單位面積施用量，都經過專家系統決策事先存入計算機；當拖拉機在田間行駛時通過GPS的準確定位獲取機具當前位置信息；經計算機的提示控制撒播施肥量，然后將N、P、K等肥料按比例施入田里【6。8】。這樣就防止了化肥的過量使用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環境污染，提高了作物產量和品質，同時帶動農業施肥技術及田管商業化的發展【9、10】。
化肥是農業高產和增產的主要投入要素，化肥成本在農業總成本中占了較大的比重。如1993~1994年，美國在阿華達州的兩個農場開展了精確農業試驗，利用GPS的變量施肥技術表明，產量結果比傳統均衡施肥提高了30%【12】。明尼蘇達大學在明尼蘇達州漢斯卡農場實驗研究表明：傳統農業每公頃施肥為119.8kg，而變量施肥平均為82kg。扎卡比森甜菜農場采用變量施肥技術減少了氮肥用量，肥料投入每公頃平均減少15.52美元，收益平均每公頃增加358.32美元【9、11、12】。我國的化肥投入突出問題是結構不合理，肥料平均利用率較發達國家低10%以上，氮肥為30～35%，磷肥為10～20%，鉀肥為35～50%，低于美國和日本的氮肥利用率（可達60～70%）。化肥投入尤其是磷肥的投入普遍偏高，造成養分投入比例失調【13、14】。而地域和養分不平衡有進一步減少了肥效。施肥量的多少和利用率高低直接決定著農業產量和農民收入。
傳統的施肥方式是在一個地塊內使用一個施肥量。而在同一地塊內，土壤養分含量存在著差異，如果采用平均施肥，會造成在肥力低而其它生產性狀好的區域施肥不足；而在肥力高但其它生產性狀不好的區域則施肥過量，其結果必然造成肥料浪費、成本提高和環境污染。
變量施肥適應不同地區、不同作物、不同土壤和不同作物生長環境的需要進行全面平衡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具有明顯的經濟和環境效益，有望成為未來施肥的發展方向【15、16】。
1.3施肥主要支撐技術
（1）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精確農業中的定位信息采集與變量實施，需要應用GPS。已經建成投入運行的有美國GPS系統和俄羅斯的全球軌道導航衛星系統(GLONASS)。目前歐洲為了滿足本地區導航定位的需求，計劃開發針對GPS和GLONASS的廣域星基增強系統（EGNOS），包括地面設施和空間衛星，以提高GPS和GLONASS系統的精度、完備性和可用性。同時，為了打破目前世界美、俄全球定位系統在這一領域的壟斷，歐洲決定啟伽利略計劃，建立自主的民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ALILEO）。
應用于農業的GPS產品，如美國Trimble公司Ag132 12通道GPS接收機，可接收信標臺的地區性差分校正信號免費服務或獲得由近地衛星轉發的廣域差分收費校正信號服務，提供可靠的分米級定位和0.16km/h的速度測量精度。可用于農田面積和周邊測量、引導田間變量信息定位采集、作物產量小區定位計量、變量作業農業機械實施定位處方施肥、播種、噴藥、灌溉和提供農業機械田間導航信息等。
（2）地理信息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
GIS是以采集、存儲、管理、描述、分析地球表面及空間和地理分布有關的數據信息系統，即它是以計算機為工具，具有地理圖形和空間定位功能的空間型數據管理系統，在技術上已經成熟【1]。它在精確農業技術體系中主要用于建立農田土地管理，土壤數據、自然條件、作物苗情、病蟲草害發生發展趨勢、作物產量的空間分布等的空間信息數據庫和進行空間信息的地理統計處理、圖形轉換與表達等，為分析差異性和實施調控提供處方信息【2】。
（3）傳感、監測系統及遙感（Romote Sensing，RS）
精確農業技術實際上是一種以信息為基礎的農業管理系統。它利用傳感器及監測技術可以方便、準確、完整地獲得當時當地的必要數據，再根據各因素在控制作物生長中的作用規律或其相互關系，迅速作出恰當的管理決策，進而控制對作物的投入或調整作業操作。廣義的說，遙感是在不接觸的情況下，對目標物進行遠距離感知的一種探測技術；俠義上說是指通過航空或航天遙感平臺（飛機或衛星），利用傳感器（如掃描儀、雷達等）獲取目標物反射或輻射的電磁波信息，通過信息的傳輸和處理，實現目標物遠距離探測研究的科學技術。
RS技術是未來精確農業物技術體系中獲得田間數據的重要來源，它可以提供大量的田間時空變化信息。近30多年來，RS技術在大面積作物產量預測，農情宏觀預報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4）計算機控制器(Computer Controller)及變量執行設備(Variable Application Equipment)
控制器接收DGPS中的位置信號，從GIS中的電子地圖提取變量決策信息，接收實時傳感器的信息，并將它們經過處理轉換為控制信號，然后輸出給變量執行設備，通過液動、氣動或電動系統實現對作物的變量投入。控制器還可以接收執行設備傳來的反饋信號，對作物投入量進行調整并存檔備查。【2】
1.4變量施肥技術國內外研究現狀 1.4.1國外研究現狀
美國的精確農業在70年代起步，開始注意土壤和農作物條件的變化與改善管理的關系，八十年代初提出精確農業的概念和設想，已有精確農業概念的商業化應用，九十年代初進入生產實際應用。在美國，以土地平坦、經營規模大的中西部大平原地區發展最快。美國已經將土壤類型、土壤質地、土壤養分含量、歷年施肥和產量情況等有關信息輸入計算機，形成了資料齊全的土壤養分和肥料信息系統。那里的許多地區和農場，已將此類信息制成GIS土壤養分或肥料使用的GIS圖層，形成了信息農業和精確農業的技術支持體系，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形成了精確農業變量施肥技術。在田間任何一個操作單元上均可實現各種營養元素的全面平衡供應，肥料投入更為合理，使肥料利用率和施肥增產效益提高到較理想的水平。在這種管理水平下，氮肥當季利用率可達60％以上【24，25】。
此外，在英國、德國、荷蘭、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國家都有開展精確農業研究和應用的報道。日本、韓國等國家近年來已加快開展精確農業的研究工作，并得到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的大力支持。
變量施肥技術作為精確農業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近二十年的研究與開發，在歐美發達國家發展很快，已初具規模，其相關技術已日臻完善和商品化【26，27】。近年來，美國在播種、施肥、噴藥、灌溉技術等方面已實現變量控制【6】。
目前變量施肥大多數是基于電子地圖的自動變量施肥，其中根據GPS信號和施肥量信號向驅動模塊發出控制指令的控制臺是整個變量施肥系統的核心。歐洲的RDS公司、Hrdro Agri公司等，美洲的Agtron公司、Agleader公司、Micro－Trak公司、Mid－Tech公司、Trimble公司等已經有具有通用性的產品上市，其接口可以適應液肥、粒肥等多種作業機械的控制。
例如，1995年美國明尼蘇達州、華盛頓州開發了商品性變量投入技術(VRT～Variable Rate Technology)應用設備【11，28】。Mid－Tech公司生產的新型控制器TASC6200具有較大的適應范圍，可控制液體、顆粒狀固體、液態氨、排種、化學農藥注射系統等，具有很大的通用性。Rawson控制系統公司生產的ACCU-RATE變量控制器【29】是一種多功能的處理器，可以進行編程獨立控制兩種種子變量播種，或者在同一時間控制種子和化肥兩個量。有兩個RS-232口用來輸入兩種GIS決策信息，其處理器可以顯示速度信息、面積計算、距離以及每畝種子數量和化肥的重量。該處理器有一個GPS工作模式和一個人工作業模式，在人工作業模式下，通過撥號來控制施肥量或播種量的變化。可以用于精確播種、條播、飛播任意類型的種子，也可以用于液態化肥或固態化肥的變量實施。另外，Ag Leader公司生產的PFA田間計算機【29】使精確農業播種和施肥的精確和簡單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它帶內置GPS，可直接控制Rawson變量液壓驅動系統，不需變量控制器中間環節。通過手動設置或自動讀取處方圖，控制播種、固體化肥或液態產品的施用。作業過程中可記錄實際施肥量或播種量，同時利用導航光靶進行導航。
日本對氮肥變量實施進行了研究。由Hatsuta工業公司制造的稻田變量施肥機是基于地圖的，可施用固體肥料、噴藥等。系統由電子馬達、容量為120L的肥箱、六個測連裝置和十二只噴管組成，由地輪傳感器測得機具前進速度，機載GPS測得位置信息，查詢地圖中相應的施肥量，從而控制排肥口的施肥量。實驗表明變量施肥比傳統均一施肥節肥12.8%，而且使水稻種植獲得高產成為可能【30】。
俄羅斯全俄農機化研究所【31】自行研制了自動變量施肥機，并進行了田間試驗。該機自動變量控制原理是：在排肥口裝一個電磁鐵和共振片，通過控制電磁頻率，使共振片震動，達到開啟和閉合的目的，從而自動控制施肥量變化。
德國AMAZONE公司【10，32】開發了一種主要用于麥類作物春季追肥的實時自動變量施肥機。在該機器的中央控制單元里，存儲變量施肥處方圖，同時通過拖拉機前部安裝的基于機器視覺的作物長勢傳感器，監測作物冠層的葉綠素含量，判斷作物的營養狀態，計算出氮的追肥需要量對原來的處方圖作出修正，然后通過液壓馬達控制變量施肥。
精確農業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一種高新技術與農業生產相結合的產業，已被廣泛承認是可持續發展農業的重要途徑，并無疑是21世紀領先的農業生產技術。
1.4.2國內研究現狀及存在問題
早在80年代，上海就開展過計算機指導下的測土施肥研究，并在生產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現在正在已有工作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研究應用適于上海地區的精確施肥系統。1996年5月在中國化工學會和中國植物營養與肥料學會聯合召開的“提高肥料養分利用率學術研究會”上指出，我國化肥當季利用率低。由于化肥消費量的大部分是氮肥且易淋溶和揮發損失，所以，提高化肥利用率和肥效的重點是氮肥。與會專家預測，到2010年化肥利用率的目標是：氮肥當季利用率提高10個百分點，即由30%～35%，提高到40%～45%【33，34】。但是，測土推薦平衡施肥這一初級技術尚未真正落實，在土壤養分狀況、養分管理和施肥技術等方面研究基礎更是薄弱。現有的有限資料也分散，未能真正用于生產發揮作用，以至于農民在施肥上存在很大盲目性；氮、磷、鉀肥施用比例不合理；中、微量元素缺乏；肥料利用率低，肥料的增產效益沒能充分發揮。
美國液態復合肥使用率高，復合肥中大量元素供給量也明顯高于我國。據研究報道，美國氮肥中液N使用量占23.6%，復合肥中供N和P的百分率分別為20.1%和93.4%。而中國目前液態N肥的生產和使用量非常少，P、K及其它液肥幾乎沒有；復合肥中提供N的百分率為7.2%(比美國低13%)，提供P的比例為40.4%(比美國低53%)。在液態復合肥應用上，我國落后美國20~30年【35】。因此，在普及應用顆粒復合肥的同時，逐步推廣液態復合肥，研究和引進美國液肥生產和施用技術，對發展我國農業具有很大促進作用。
目前精確農業的技術思想已開始在我國傳播和引起科技和產業界的重視。國家在863計劃中已列入了精確農業的內容【11，36】，也有多家科研單位開展了變量施肥的研究工作。
河北農業大學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研究了用于變量施肥的決策支持系統VRF－ISDSS【37】。系統包括農業區的基礎地理信息、作物生產知識、作物生長養分需求的數學模型和分析方法，利用知識庫的知識對決策方案進行調節和優化，能夠進行精確農業變量施肥的智能決策與空間決策。
2000年，清華大學與北京市農業局合作，通過GPS田間管理系統對田間土地進行精確采樣和精確施肥的研究【38】。國家農業信息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39】追蹤國際上精確農業的最新成果，進行技術與設備的引進、消化和吸收。他們依靠引進和自主研發相結合，研制的自動變量施肥機、農藥噴灑機可實現動態變量投入，獲得了國家專利。其自動變量控制也是基于地圖的，由地輪雷達測速儀測得機具前進速度，機載GPS得到機具精確的位置信息，利用田間計算機(AgGPS170)讀取處方圖對應的施肥量，通過控制變量控制器驅動液壓系統，從而實現控制施肥量的目的。
此外，農作物生長性狀遙感監測、土壤養分和水分快速監測、作物生長模型、專家系統、決策支持系統、施肥、噴藥、灌溉的智能化技術等研究已在中國農業大學、中國科學院、吉林大學、國家農業信息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中國農業科學院、等單位展開【2，40，41】。
我國當今農業機械技術水平從總體上看落后發達國家不止20年【20、66】，在變量施肥技術研究方面，基本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進行消化、吸收的跟蹤研究。需要在變量施肥技術及相關技術方面，如采樣技術、采樣導航技術、土壤速測技術、施肥決策技術和產量記錄技術等領域推動高新技術的應用研究與實踐，開發適于我國國情先進的變量施肥技術，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技術體系。精確農業的示范試驗研究有可能成為農業機械裝備領域應用信息高新技術實現技術創新的切入點。研究和開發自動變量施肥技術，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而自動變量施肥控制系統作為關鍵環節之一，為自動變量施肥的實現提供了技術支持。
1.5本文技術路線及研究內容
SHAPE \* MERGEFORMAT 自動變量施肥技術分為基于傳感器和基于地圖兩種。在基于傳感器的方式中，通過傳感器實時得到田間土壤養分、水分、種子等方面的數據后，實時自動控制變量投入；在基于地圖的工作方式中，數據被收集和存儲后，經過分析處理做出變量決策，然后進行控制變量投入操作。目前大多數變量施肥是基于地圖的，但是隨著實時傳感器技術的日益成熟，基于傳感器的變量施肥控制系統將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本文自動變量施肥控制系統是基于地圖的，整個控制系統分為手動和全自動兩種工作模式。控制系統技術路線如圖1.2所示。
SHAPE \* MERGEFORMAT
首先通過施肥機排肥標定確定標定參數，寫入控制程序中。在自動模式下，系統通過RS232串口將DGPS信號讀入單片機，提取機具前進速度v和經、緯度位置數據，通過網格識別程序計算出當前機具所在的地塊網格名稱，然后查詢對應于該地塊的決策施肥量Q，并顯示當前位置和施肥量。手動模式下，通過鍵盤輸入各個網格的施肥量，并讀取地輪接近開關傳感器的脈沖信號得到機具前進的速度值。最后，通過施肥公式計算所需的步進電機轉速n，將該轉速轉化為變頻脈沖驅動步進電機轉動，經過變速控制排肥軸從而實現變量施肥。
轉貼于
基于控制系統的技術路線，需要研究的主要內容如下：
(1)
在分析影響施肥的各種因素和施肥控制原理的基礎上，確定變量施肥控制系統實施方案；
(2)
分析控制系統的輸入和輸出條件，設計采用單片機為核心的控制系統作為自動變量施肥執行機構的控制器；
(3)
編寫單片機控制程序，實現對DGPS位置和速度信息的提取及對地輪傳感器脈沖值的提取，并要求能夠正確識別地塊網格和查詢對應施肥量；
(
4)
確定施肥控制曲線和實際排肥量、排肥軸的轉速及施肥機具前進速度三者的關系，建立自動變量施肥的控制模型。
第二章自動變量施肥控制系統設計
2.1系統要求
2.1.1系統輸入輸出信號
自動變量施肥機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在不同地塊網格達到按需施肥，控制系統的任務就是根據輸入信號計算得到步進電機工作所需的控制脈沖，然后輸出。
輸入信號有：DGPS經緯度位置信號和速度信號、接近開關傳感器或角度－數字編碼器得到的地輪轉速脈沖信號、鍵盤輸入施肥量、存儲施肥決策數據的IC卡接口。
輸出信號有：控制步進電機轉速的變頻脈沖信號、顯示施肥網格編號和施肥量/速度值、顯示DGPS信號正常接收的指示信號等。
2.1.2系統通信
控制系統實際變量施肥作業時需要接收DGPS信號。在施肥網格識別模擬中則需要接收由計算機串行口輸出的模擬DGPS數據。同時作為精確農業變量的實施執行機構，要求控制系統能與計算機進行通信，可以直接提取GIS作出的決策數據，用于變量控制的實施。
2.2系統設計
2.2.1影響排肥量的主要因素
（1）肥料自身的物理特性
顆粒狀肥料自身的物理特性主要包括松散性、架空性、成塊性和流動性等，松散性好、不易架空、不易成塊、流動性好的肥料，利于實現順利排肥。
（2）排肥器類型和工作參數影響【3】
排肥器類型有圓盤式、攪龍式、槽輪式等，本文自動變量施肥機采用普通的外槽輪式排肥器。此種排肥器每轉的排肥量為：
（2－1）
式中：q1、q2－排肥器每轉強制層和帶動層的排肥量（g）；
d－外槽輪的直徑（cm）；
L－外槽輪工作長度（cm）；
γ－肥料容重（g/cm3）；
n－排肥軸轉速（rpm）；
α(n)－肥料對凹槽的充滿系數，與轉速有關；
f－每個凹槽的端面積（cm2）；
t－槽的節距(cm)；
cn(n)－帶動層的特性系數或計算厚度(cm)，與轉速有關。
則排肥器每分鐘的排肥量為：
（2－2）
對于固定的排肥器來說，影響排肥量的參數是排肥器的軸向長度L和排肥軸的轉速n，二者均與排肥量成正比。
（3）機具前進速度的影響
計算出施肥機每公頃施肥量為：
（2－3）
式中：q－排肥器每分鐘的排肥量（g/min）；
B－施肥機行距（m）；
v－機具前進速度（km/h）。
可以看出，機具前進速度v與施肥量成反比。
2.2.2施肥原理
（1）施肥控制公式
當排肥軸轉速一定時，機具前進速度增加，單位面積施肥量減少。如果考慮到機具前進速度的影響，則不同地塊網格施肥量為：
（2－4）
其中q(n)表示排肥器排肥量，是排肥軸轉速n的函數。如果對排肥器排肥量和排肥軸轉速的關系進行標定，則有標定擬合方程：
（2－5）
其中，k－標定直線斜率；b－標定直線截距。
把標定擬合方程代入施肥量公式（2－4）中，得到步進電機轉速控制公式：
（2－6）
其中，i－排肥軸與電機傳動比。
本文中，六行自動變量施肥機的步進電機需要通過鏈條與排肥軸連接，而兩行自動變量施肥機的步進電機通過連軸器直接與排肥軸連接，所以傳動比i針對不同情況可以選用不同值。
對于確定的施肥機和肥料，參數B、b、k、i是確定值，可以作為常量寫入單片機或存儲在IC卡中。對于不同的施肥機或肥料，只需要改變這些參數，而不必改變程序，從而使軟件具有通用性。對于一定的施肥量Q來說，電機轉速n隨不同機具前進速度v而改變，可以通過控制電機轉速n達到適應不同機具前進速度v下的變量施肥要求。
（2）網格識別計算
在自動變量施肥中，根據各網格土壤養分分布情況，要求同一地塊中的不同網格有不同的理論施肥量。為此需要接收DGPS信號，從中實時提取施肥機當前位置的經、緯度和速度信息，判斷施肥機所處的地塊網格，才能針對該網格的施肥要求進行變量施肥。
網格識別計算公式如下【4】：
其中：
式中：X0、Y0－地塊基點經緯度坐標值（0）；
X、Y－當前位置經、緯度坐標值（0）；
M－網格經度方向數字編號（列）；
N－網格緯度方向數字編號（行）；
α－地塊縱向邊與高度線偏角（0）；
β－地塊橫向邊與經度線夾角（0）；
mA－網格寬度(m)；
mB－網格高度(m)；
Rlat－1米對應的緯度值（0）；
Rlon－1米對應的經度值（0）；
Lint－表示向左取整函數。
對于不同的實驗地塊，α、β、mA、mB、Rlat、Rlon定義為網格參數，表示網格大小、形狀等。公式中對應同一地塊的所有網格參數都是常量。
地塊參數是對農田位置、形狀和施肥網格的說明，是自動變量施肥機實現地塊網格識別的必要參數。在網格識別公式中，把p、q、s、t定義為地塊參數，為方便編程，可以事先算出它們的值，然后與基點經、緯度值X0、Y0一起作為網格識別公式的常量。
施肥參數由變量施肥決策系統軟件生成，是與施肥網格名一一對應的理論施肥量，也是控制自動變量施肥機實現變量施肥的必要參數。地塊參數和施肥參數可以作為常量寫入單片機或存儲在IC卡中，對不同的地塊改變這些參數即可。
施肥過程中，控制系統接收到DGPS信號，進行網格識別，判斷出機具所處的網格名稱，查詢對應的決策施肥量。同時把速度信號v和施肥量Q代入施肥控制公式（2－6）中，計算出當前所需電機轉速，以單路脈沖的形式輸出，從而實時控制排肥軸轉動。
2.2.3控制方案
由于自動變量施肥技術的初期設備投入比較高，而且對使用人員素質也有比較高的要求，需要進行技術培訓。目前我國大多數地區實行家庭承包的土地經營方式，農民沒有能力單獨購買GPS等設備，所以針對我國農村現有的生產條件提出采取手動和自動兩種控制方案。手動控制方式比較簡單，在沒有GPS設備的情況下，可以根據地塊的施肥決策情況或農民自主施肥決策進行手動變量控制。同時充分考慮到農業機械所需的可靠性，在田間出現丟失GPS信號或電子系統發生故障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手動控制方式，及時完成作業季節的變量施肥作業。
第7篇：可持續農業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業技術;綜述;技術采用;農戶行為
中圖分類號:F32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10)01-0080-06
加速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是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推動農業產業發展的基礎,而技術的供需吻合則是實現技術轉化的必要條件。但是,長期以來,研究者普遍持有“技術應該由專家研究出來,并由推廣機構不加改變的轉移給農民,農民只能被動接受”的觀點,所以將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自上而下的技術供給領域,而忽視了對技術需求的研究。事實證明,由于對農戶技術需求以及采用行為和過程缺乏解,很多技術創新在推廣之后,不能適應農民的實際生產需要,導致被放棄或者束之高閣。為此,學者們開始反思傳統的線性研究思路,并迅速提高了對以需求為中心的技術采用的關注,希望通過自下而上的研究,切實滿足農民對技術的需要,提高農業創新的轉化能力。對國內外農業技術采用的相關研究進行必要的梳理和總結,是實現深化理論和方法的前提與基礎。
一、國外農業技術采用研究
(一)關于農民的假設:三種觀點
對農民的假設,學術界存在三種觀點,分別為非理性觀點、理性觀點和有限理性觀點。這些假設構成了農民技術采用研究的前提。持有非理性觀點的學者(A•恰亞諾夫、斯科特、劉易斯)認為農民的決策行為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家庭消費、風險、道德標準等,這往往會導致農民即使在勞動力的邊際報酬低于市場工資時,仍會繼續在其經營的項目上投入勞動力,并導致 “隱形失業”現象的存在 [1]。理性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他的“理性小農”理論認為傳統農業中的農民并不愚昧,對待市場信號會做出積極而迅速的反應,對任何可能獲利的機會都會精打細算,農民與企業主一樣都是最大利潤的追求者,所以應該從純經濟角度考慮農民的決策行為[2]。針對上述兩種相悖的理論,也有學者提出了折中的“有限理性”觀點。黃宗智(1985)就指出中國的農民長期以來都是理性和非理的混合體[3]。農民在經營規模較小時表現出“消費均衡”的偏好,經營規模較大時則成為最高利潤的追求者。而中國的農民在受到“家庭勞動結構”②的限制和“市場經濟”的沖擊之下,形成以家庭為主導的生產結構,介于兩種偏好之間,所以他們的理性是有限的。弗蘭克•艾利斯則將農民的有限理性歸結于農民自身的屬性和所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只有當市場運行的大部分條件――信息、投入、產出和消費品的多樣化得到滿足,農民才會表現出理性的一面,否則就是非理者[4]。從現有研究來看,“理性小農”理論是運用最為廣泛的觀點,特別是在計量分析中多數以此作為構建模型的基礎,而針對于農民的非理和有限理,則主要是通過引入各種約束條件來進行解釋。
(二)農業技術采用的研究脈絡
農業技術采用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初期,在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后,逐漸從一個邊緣和分散的研究領域發展成為具有完善理論和方法的獨立系統,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通過對相關研究的梳理,可以將這一研究進程分為四個階段:
1.20世紀前半期:多學科分散研究
20世紀前半期,是農業技術采用研究的開端,所涉及的學科眾多,而且各自都有獨特的研究方法,但是多數成果是作為農業技術擴散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最早的研究開始于人類學領域,主要以技術采用過程中的社會文化差異分析為主,包括威斯勒(1923)對西班牙開拓者向美國印第安部落引進馬以及印第安人向歐洲殖民者傳播玉米種植的研究。人類學最大的貢獻是關于技術采用行為的參與式研究方法,即通過與被調查者共同生活、分享經歷來獲得研究的依據,這構筑了農戶行為調查方法的基礎。在人類學之后,農業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等更多學科都在農業技術采用領域開展了研究。其中農業社會學家瑞安和羅格斯 (1943)對衣阿華州雜交玉米的擴散研究是這一階段的里程碑,他們的研究涉及技術采用者分類、農民決策過程,信息來源和渠道,以及人際網絡對農戶行為的作用等眾多方面,是當時關于農業技術采用研究最全面和系統的論述。他們對雜交玉米研究進行的一次性調查訪問法成為一種典型的模式,直到今天仍然使用。早期的經濟學研究一般會追蹤一項農業技術在某一區域內的采用軌跡。比如,格里列希斯(1957)考察了不同信息傳遞機制下農業技術采用率的時間規律,并提出了著名的傳染模型,成為解釋技術擴散S-曲線的主要方法。這一規律后由曼斯費爾德(1961)、斯通曼(1981)等人發展而趨于成熟,并在阿根廷雜交玉米、馬來西亞高產水稻品種及烏拉圭新草品種的研究中得到印證。地理學傳統的獨特性在于它強調空間是影響農業技術采用的主要因素。哈格斯特朗(1952)是這一領域的先驅。他通過對無線電接收器在瑞典南部鄉村的擴散研究,提出了著名“四階段”模型,揭示了技術采用的空間變化規律。在創新擴散過程的開始階段,采納率在創新中心和遠離中心的區域形成強烈的反差;隨后在創新的擴散階段,隨著新的次中心的建立,形成更加強烈的極化效應;在擴散的緩和階段,距離因素所帶來的技術采用速度差異逐漸趨同;到最終的飽和階段,技術的采納趨于緩慢并逐漸地向當前條件存在的最大擴散范圍逼近。哈格斯特朗把“極化效應、中心效應以及鄰近效應”作為形成技術采用率空間分布規律的內在機制。
2.20世紀60年代:研究體系趨同和領域拓展
20世紀60年代以后,農業技術采用研究得到快速發展,學科間的界限逐漸消失,統一的研究范式也趨于形成。這一階段研究者不但提出了許多新的觀念和思想,并對已有研究進行了深化和細化。比如創新精神和觀念領導者概念的提出(保羅.J道徹爾曼,1962;約翰尼斯范.埃斯1964)以及對不同系統間,不同技術采用速度差異的分析等(約瑟夫.基林,1966)。更為重要的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發達國家對農業技術采用研究逐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并把經濟不發達農區作為研究的重點。歐美國家的研究機構和農業推廣組織開始把大量的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國家推廣。比如,在美國國際發展機構和其他私人基金的資助下,美國的公立大學建立了海外校園。在那里,美國教學人員教書,進行農業研究,并向農業技術推廣組織提供建議 [5]。
在發達國家將研究目光轉向發展中國家的同時,發展中國家本土對于農業技術采用的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一時期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成果大約占總數的30%。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比較研究方面獲得了顯著成績。比如孟加拉的賽德.A.拉黑姆,哥倫比亞的保羅.J.道徹爾曼(1962)證實了在設施環境和文化環境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第三世界國家農民在技術采用方面與美歐國家具有的大致相同模式。
3.20世紀70年代:研究者的自我批評與反思
20世紀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學者們開始以批判的眼光評價自己的研究,探討和反思已有研究存在的缺陷,并試圖從根本上對農業技術采用領域進行革新。其中,影響最為廣泛的就是對研究視角的反思,大多數研究者都承認長期以來忽視對技術需求者行為的關注,這種視角的偏差在研究過程中導致了很多的問題。唐斯和摩爾(1976)指出了過度偏見的存在,即認為所有的創新都應該被采用,而且傳播的越快越好。但事實并非如此,由于采用者認知過程的復雜性,并非所有的創新都具有適用性和吸引力,很多被拒絕或被終止的技術也應該受到重視。卡普蘭和納爾遜(1973)提出了個體職責問題,就是在傳統研究中過多地傾向于由個體對問題負責,而不是由個體構成的系統對問題負責,這導致了農民成為技術采用失敗的眾矢之的。對于忽視技術采用的預期后果和非預期后果的研究也受到了質疑,這包括采用一項創新所能夠帶來的社會利益分配問題,如階層平等性問題、婦女問題、貧困影響問題等。同時隨著環境問題在全球范圍內的爭論,使用殺蟲劑和其他農用化學制品導致的環境污染對農民和消費者健康的影響等與生態保護有關的技術采用研究也受到廣泛的關注 [5][6]。
4.20世紀80年代以后:不斷開拓新的研究方向
20世紀80年代之后,農業技術采用研究在自我批判和反省之下不斷開拓新領域,在方法和理論上也突破了傳統的樊籬。
(1)農戶主體理論得到普遍認可。20世紀80年代中期小農發展與技術創新學派誕生,并迅速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理論體系之一。該理論提出從認識上、方法上以及途徑上發展以貧困小農為中心的農業技術創新思想,建立外部人員和農民的互動關系。通過營造合作式的學習氛圍,充分發揮農民的創造性,培育農民的試驗能力和技術管理能力。(Chambers et al.,1991;Haverkort,1991)[7]。與此同時,農民評估與農民試驗的方法受到提倡;“農事系統研究方法(FSR)”、“農民參與式技術開發(FPTD)”、“農民參與式研究(FPR)”等更加前沿的領域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
(2)農業環境保護技術采用研究受到重視。由于環境技術具有較強的公共屬性,學者們對傳統的技術采用研究方法能否被運用在環境技術分析中進行了大量的探討,并從公共產品理論、社會心理特征和經濟自愿性等方面進行論證。比如:Vanclay and Lawrence (1994)指出環境技術的公益性、高成本和外部性與農民的經濟理性相悖,只有通過改變影響采用行為動機的傳統觀念,才能真正提高農業公益性技術的認可度
[8]。
(3)農業技術采用可持續性問題的提出。實現投入產出最優化的同時降低對資源的消耗,是農業可持續技術的目標。Dale Mackrell(2009)認為,通過適當的資源整合和科學管理,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轉變為可持續發展農業[9]。但是,由于勞動機會、生產凈收益、附帶成本和技術風險等因素的影響,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對于僅注重于短期自給自足的小農來說并不是最優選擇(Eswaran et al,1993;Olaizola, 2008)[10][11]。因此如何改變農民偏好、提高可持續性技術的適用性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4)農業技術采用研究的新方法不斷涌現。為了擺脫農業技術采用研究局限于特征分析、比率分析和影響因素分析的傳統范疇,很多學者都在積極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并將目光慢慢轉向動態分析、不確定性分析、博弈分析等研究領域。比如Leggesse David (2004)利用期限分析方法研究了隨時間改變的變量和隨時間不變變量對埃塞俄比亞農民技術采用率的規律[12]。Carey(2002)利用隨機動態模型,考慮了未來干旱程度的隨機性和經濟激勵因素的不確定性對于節水灌溉技術采用的影響,發現只有當預期的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農戶才有采用技術的積極性[13]。
(5)新型技術推廣模式的研究越來越多。針對傳統農技推廣部門被盈利性公司或以項目為依托的推廣組織所取代的現狀。學者們在研究傳統模式的弊端之余,指出必須開拓新型的技術推廣模式(Guerin and Guerin,1994)[14]。因此,在以農戶需求為中心的理論指導下,對于以信息反饋、農戶參與、組織采用等“環形”推廣模式的實踐和研究越來越多。比如:Miller(2008)探索了以大學為依托的技術推廣模式的適用性[15]; Marshall(2009)則考察了基層社區組織項目(NRM)的技術采用效果[16]。
二、國內農業技術采用研究
(一)國內農業技術采用研究演進
我國農業技術采用研究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和政策背景的演化,大致可以分為4個階段。
改革開放以前(1949―1978),我國廣大的農民經歷了由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的小農生產方式向以生產隊為單元的集體生產方式的轉變。農業技術的采用也由個人行為變成了集體行為。由于制度上截斷了農民通過發展農業生產而獲得更多收益的可能,因此他們對于技術的需要完全依附于國家的供給,積極性較低。但是集體體制在獲取信息、投入、信貸等方面具有規模效應,從客觀上又有助于提高農業技術采用的效率
[17]。從研究領域來看,當時國家的科技目標是提高糧食的單產和總產,因此研究人員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了農業技術創新和引進前蘇聯等國外的經驗之上,成果相當顯著,而關于農業技術采用的研究主要以集體制度下的地方性農業試驗介紹和勞模經驗總結為主。后來由于“”的影響,我國的科研體系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科學活動被泛政治化 [18],但是在農業生產的現實需求和以糧為綱的政策推動下,對于良種研發和推廣的步伐并沒有停止,比如小麥品種碧螞系列、小偃6號都是當時的成果,其中碧螞1號推廣9千余萬畝,創我國小麥品種種植面積最大紀錄。由于很多科研人員插隊落戶在農村,他們積極扶植群眾科技試驗活動,運用示范、宣傳媒介等方式進行了新品種引進和新耕作方法的推廣。農業技術采用研究的內容也隨之集中在“學大寨”、“樣板田”等以群眾性試驗為中心的基層技術示范和采用之中,農業技術優選法就是當時提出的 [19][20]。
20世紀80年代,農村集體經濟解體和的廣泛推行,使農民再次以獨立經營者的身份出現,個體的技術需求首次通過市場行為體現出來,需求的種類也隨之不斷地多樣化。與之相對應的是農業技術供給體系則形成了以恢復五級農技推廣組織體制③和農業技術市場化改革并行的局面,以此來最大限度地滿足農民的技術滿足。這一階段關于農業技術采用的研究數量增長較快,宏觀視角的成果居多,比如農業技術選擇的地區適用性研究,農業生產技術區劃的國際比較(美國、日本、匈牙利等)、農業技術運用的經濟后果和貢獻率研究等 [21]。而從微觀視角出發的農戶行為研究則主要集中在農戶生產、投資和消費領域,技術采用行為方面卻少有涉及。
20世紀90年代,伴隨市場經濟的成熟,農民的地位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簡單的生產者變為融生產者、經營者、管理者為一體的經濟決策主體;同時,農戶對技術需求的多樣化和多層次性特點也逐步加強。但與此同時,以行政驅動為主的技術推廣體系所固有的高交易成本和低反應速率弊端日益顯現,技術供給主體與農戶之間出現“脫節”的現象,這最終導致了我國農業技術的有效供給和需求不足的雙重矛盾
[22]。在這種背景下,以需求為中心的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研究開始受到學界的重視。相關研究的內容大體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戶技術采用特征的研究,即從需求角度分析農戶技術采用過程所呈現的特點,包括行為和心理特征兩個方面。比如查世煜(1994)將農戶技術采用的行為特點歸納為創新型、求穩型、從眾型和守舊型四種類型[23]。楊大春(1990) 將阻礙農戶接受新技術的原因歸結為經驗型排他心理、短視型實惠心理、謹慎型從眾心理、盲目型過急心理和遲鈍型麻木心理[24]。二是農戶技術采用動機和誘因的研究,該領域可以分為效用分析和風險分析兩類,前者認為農戶采用新技術的決策取決于采用行為帶來的效用大小,當采用新技術的預期收益大于新技術的邊際風險或者當農戶對新技術的預期凈收益大于現有技術的凈收益時農戶就會采用新技術 [25]。后者認為在受到信息約束的條件下,農戶在風險和利潤之間進行謹慎權衡的結果往往是收入穩定,因此風險最小化是農戶選擇技術的動機[26]。針對農戶技術采用誘因的分析,研究者主要是在不同約束條件下,探討速水―拉坦假說④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比如林毅夫(1991)證明了只要技術投入市場是有效的,速水―拉坦假說同樣適用于一個不存在初級要素市場的經濟系統。三是農戶技術需求意愿的研究。研究者主要通過農戶技術需求的排序,來明確技術創新的目標和推廣的合理方式。比如,凌遠云(1997)驗證了農戶技術需求的地域性偏好 [22]。黃季(1999)對技術供給主體(政府、科研人員、推廣人員)與農戶對于技術的需求認知進行了比較 [27]。四是農戶技術采用影響因素的研究。從宏觀層面可以分為驅動因素和阻礙因素兩種力量[28]。從微觀層面則可以分為農戶特征因素、經濟因素和環境因素三個方面。農戶特征因素包括農戶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耕地稟賦、勞動力資源等。農戶的經濟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水平、經營規模和結構、兼業情況等。環境因素則主要指制度、信息、區位等外生因素。該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實地調研,構建二元選擇模型來分析各種因素對農戶決策的影響方向和程度。
2000年至今是農民生計改善最快的階段,也是農民對技術需求最高的階段,這不僅體現為對實現經濟收益技術需求的空前提高,還表現為對關乎農村生產、生活的公益性技術和新型技術供給模式要求的提高。與此對應,國家的農業科技政策目標也將單一追求糧食安全的政策內容轉變為促進多元化生產、緩解貧困和保護環境等內容,并提出建立多元化農業科技推體系的目標(農業科技發展綱要2001一2010年)。這一階段對于農業技術采用的研究在前期成果的基礎上不斷的深化。比如:將機會成本、采納風險、預期和信息等因素引入到農戶技術采用模型之中 [29][30]。通過對農戶技術支付意愿的研究,討論市場規律化解技術供需矛盾的可行性 [31]。對技術主體間利益關聯所產生的相互影響進行分析 [32]。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學者在借鑒國外研究前沿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嘗試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比如,何德華(2009)在電子商務接受模型的基礎上,對我國農民接受移動信息服務的行為進行了研究 [33]。張岳君(2006)對技術采用行為的不確定性約束和流動性約束進行了理論探討,提出建立農業技術保險的設想[34]。王緒龍(2008)和邢美華(2009)研究了我國可持續農業技術推廣和采用所存在的問題 [35][36]。李伊梅(2007)對農村社會網絡與農戶技術采用關系進行了分析 [37]。曹建民(2005)設計了一個針對水稻氮肥適地管理(簡稱SSNM)技術的農民參與式試驗,并對農戶的“技術互動”意愿進行了研究 [38]。
(二)國內農業技術采用研究方法
1.定性研究方法
定性方法可以分為兩個大類,一類以心理學方法和案例分析法為主,研究者通過選擇典型地區,與被研究主體進行實地訪談和參與式的生活,了解農民對某種新技術的看法,并由此總結歸納出內在的心理和行為規律。例如:李伊梅 (2007)運用發展研究方法,選擇湖南省高水村的30個農戶進行了社區網絡中技術采用行為的案例研究[37]。另一類是通過構建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的農戶技術選擇模型,從理論上對影響農戶采用行為的因素做出定性結論的方法 [39]。比如,黃季(1994)在生產函數中加入技術決策轉換變量構造了一個受技術采用預期影響的投入產出模型 [27]。也有學者將此模型進行改進,比如引入信息變量、風險變量、機會成本、政策變量等,來分析在特定約束條件下農戶的技術采用過程 [26][40]。此類模型不考慮時序因素,屬于靜態模型的范疇。但是技術的采用和擴散往往是動態過程,所以還需要對模型進動態化轉換,普遍的做法是在函數中引入經驗變量,假設由自己或觀察他人所積累的經驗能夠提高生產函數的產出水平并改變價格的預期水平,由上一期的決策影響下一期的決策,形成技術采用的周期波動。林毅夫構建的技術采用有價證券模型就是一個動態模型[17]。對于多主體技術采用決策分析,現有研究主要運用博弈的方法。方偉(2005)在探討農戶技術跟風行為時,運用貝特蘭德函數解釋技術后采用者的成本收益,并通過古諾雙寡頭壟斷模型分析不同主體間的決策均衡[41]。韓青(2005)則運用“囚徒困境”理論分析了激勵機制在農戶節水灌溉技術選擇中所起的作用[42]。2.定量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的方法可以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方法是利用年鑒數據對技術采用的時間和空間規律進行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技術采用率和技術效率的研究。技術采用率是指某項技術在一定區域內的采用比例,它可以反映農戶對待技術的態度和采用技術的過程規律。比如,王崇桃(2006)以縣域數據為基礎建立回歸模型,證明了我國地膜玉米技術的采用率呈“S”型曲線分布的規律,并測算了采用率的峰值和時間跨度[43]。技術效率分析是指從投入產出角度衡量生產單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運用技術達到最大產出的能力。技術效率分析可以分為參數法和非參數法兩種。參數法通過估計前沿生產函數中的未知參數,求解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比值。比如,曹慧(2006)和李谷成(2007)分別運用該方法對江西省和湖北省農戶家庭生產的技術效率進行了測算。非參數法是參數法的一種改進模型,最典型的是包絡分析法,該方法所給出的前沿生產函數具有投入和產出結構的最佳性[44][45]。涂俊(2006)采用DEA-Tobit兩步法對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農業創新系統效率進行了比較,分析了創新效率的影響因素[46]。
微觀方法是利用調研數據,建立模型找出影響農戶技術采用的因素及影響強度的一類方法。運用最廣泛的是二元選擇模型,即probit、logit模型以及tobit模型,這類方法可以有效地分析影響技術采用與否以及采用比例的因素。但也有學者嘗試采用其他的方法研究農戶的行為,如邢美華(2009)用多元選擇模型中的排序選擇模型對變量進行回歸分析,來判斷特征因素對技術采用的影響[36],何德華(2009)運用心理學方法――Davis技術接受模型(TAM)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了農戶技術需求的心理感知特征[33],方蘭(2006)采用GAMS方法建立了一個空間水資源模型,通過對模型的優化尋求項目區最優的水資源配置、管理和個體農戶對灌溉技術的選擇[47]。
三、國內外研究的比較和結論
縱觀國內外農業技術采用的研究,可以看出,國外的研究在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過程后,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體系,在方法和理論上都已趨于成熟。從研究的趨勢來看大體呈現如下特征,即從宏觀研究向微觀研究轉向;從靜態研究向動態研究轉向;從傳統技術研究向可持續技術研究轉向;從過程研究向結果研究轉向;從個體研究向組織和系統研究轉向。這些轉變體現了在信息化、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研究者對于農業技術采用領域新的共識,也是農戶技術需求的新反饋,為未來農業技術創新、推廣、采用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國關于農業技術采用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雖然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在許多方面還落后于國際同行。從研究視角上看,國內研究多數仍停留在對個體農民行為的靜態分析上,針對不同主體間的互動行為,以及農戶在組織和集體中技術采用行為的研究比較鮮見;更缺乏對農民進行長期的跟蹤研究和連續時間演變視角下的行為研究。從研究內容上來看,國內的研究過于集中在個別方面,如農民技術采用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重復率較高,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框架;對國外理論和方法的推介較多,原創性的研究較少;特別是具有實用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還比較缺乏。從研究的方法上來看,國內的學者多數還停留在利用簡單的統計方法、線性方法、Logit和Probit模型上, 而國外的研究已經開始運用期限分析、SPM模型、實物期權投資模型、博弈模型等更為復雜的分析方法。對于調查對象和方法的選擇,國外學者偏向于通過案例和試驗的模式來考察一項技術從推廣設計到采用行為,再到技術影響后果的整個過程研究;而國內的方法還主要以一次性調研所形成的事后分析為主,案例式的過程研究才剛剛起步。
綜上所述,農業技術采用研究從20世紀初誕生以來,在經歷了多學科分散研究、體系趨同、領域拓展,研究者反思與自我批評之后逐漸形成了完善的體系。并在近十幾年內出現了研究轉向的趨勢。相對國外而言,國內研究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快。在農村集體經濟時代,溫飽是頭等大事,因此良種的試驗和引進是放在第一位的,而關于技術采用的研究則是以生產隊為基本單位,以集體經驗和群眾性農業試驗研究為重點。改革開放以后,農民成為獨立的決策主體,對技術需求出現多層次,多樣化的特點,而關于農戶個人技術采用行為的研究也逐步受到重視。研究者在借鑒國外經驗,結合具體國情的基礎上,進行了諸多領域的探索,在農戶特征、動機、意愿以及行為影響因素等方面獲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就目前而言,國內研究與國際水平間在研究視角、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三個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些差距還有待在進一步的研究探索中縮小。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農業科技園區技術創新的空間擴散及其地理模式研究”資助項目(40871068)。
注 釋:
① 羅杰斯將這一過程命名為“創新―決策”過程,是指生產者根據自己所掌握的各種知識和信息對生產中可供應用的所有技術作出的選擇和決定的過程,包括認知階段、說服階段、決策階段、實施階段和確認階段。現有文獻較多用“adoption”一詞,翻譯為技術采用。
②黃宗智認為在土地資源稀缺的條件下,中國農村的人口增長和分家制度使大規模農場難以形成。
③五級農技推廣組織體制是指以鄉鎮農技站為紐帶的國家、省、地、縣、鄉五級農技推廣組織體制。
④速水、拉坦假設認為農戶所擁有或可獲得要素的稀缺程度是其選擇和采用新技術的動力。比如:在勞動稀缺、土地充裕的經濟中,農民尋求的是能夠在節約勞動力的新技術;在勞動充裕、土地稀缺的經濟中,農民試圖通過采用新技術以提高土地生產率。
參考文獻:
[1] 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2] 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
[4] 弗蘭克.艾利斯,農民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羅杰斯.創新的擴散[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6] Pampel Jr, F,van Es, J., 1977.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issues of adoption research [J]. Rural Sociol. 42, 57―71.
[7] 高啟杰.農業技術創新―理論模式與制度[M].貴陽:貴陽科技出版社,2003.
[8]Vanclay, F., Lawrence, G., 1994. Farmer rationality and the adoption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practices; a critique of the assumption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xtension. [J]. Agric. Educ. Extension, 1.
[9] Dr Dale Mackrell、Dr Don Kerr、Dr Liisa von Hellens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of the adoption and use of an agricultur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in the Australian cotton industry: the sociotechnical view [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9(2).
[10] Eswaran, H., Virmani, S.M., Spivey, L., 1993.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straints, challenges, and choices [J].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he Tropics, pp. 7―24.
[11] A.M. Olaizola, T. Chertouh, E. Manrique;Adoption of a new feeding technology in Mediterranean sheep farmingsystems: Implications and economic evaluation[J].Small Ruminant Research 79 (2008)137―145.
[12] Leggesse David, Michael Burton, Adam Ozanne. Duration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Adoption in Ethiopian Agriculture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4, (03): 613―631.
[13] Janis M. Carey, David Zilberman. A Model of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 Modern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Emerging Markets in Water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2, (02): 171―183.
[14] Guerin, L.J., Guerin, T.F., 1994. Constraints to the adoption of innovations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 review [J].Austral. J. Exper. Ag. 34, 549―571.
[15] Melanie J. Miller, Matthew J. Mariola, David O. Hansen.EARTH to farmers: Extension and the adoption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in the humid tropics of Costa Rica [J].ecological engineering 3 4 ( 2008 ) 349―357.
[16] Graham R. Marshall Polycentricity, reciprocity, and farmer adoption of conservation practices under community-based governance[J].Ecological economics 68 (2009) 1507―1520.
[17] 林毅夫,中國的家庭責任制改革與雜交水稻的采用,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18] 李小云, 毛綿逵, 徐秀麗, 齊顧波.中國面向小農的農業科技政策[J].戰略與決策,2008,(10)1―6.
[19] 洪菊生.李子園次生林撫育技術經驗調查[J].林業科學,1962(1):72―74.
[20]王良泉,蘭士珍,曹靜明,白光俊,吳國.崔竹松水稻高產技術經驗的初步研究―Ⅰ崔竹松水稻高產技術經驗王良泉[J].作物學報,1965,(1):1―18.
[21] 賀榴.日本農業特點[J].地理科學進展, 1983,(3):55―57.
[22] 凌遠云,郭猶煥.農業科研優先序:技術采用角度的探討[J].中國農村經濟,1997,(8):69―73.
[23] 查世煜.關于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科技成果商品化問題的幾點思考[J].科技進步與對策,1994,(4):44―46.
[24] 楊大春,仇恒儒.農民接受新技術的心理障礙[J].農業經濟問題,1990, (10):63.
[25] 黃季.農業技術進步測定的理論方法(農業技術的采用和擴散)[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4.
[26] 汪三貴,劉曉展.信息不完備條件下貧困農民接受新技術行為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1996,(12):31―37.
[27] 黃季,胡瑞法,宋軍,羅澤爾.農業技術從生產到采用:政府、科研人員、技術推廣人員與農民的行為比較[J].科學對社會的影響,1999,(1):55―61.
[28] 湯錦如.農業推廣學[M].北京: 中國農業出版社, 1995.
[29] 方松海,孔祥智.農戶稟賦對保護地生產技術采納的影響分析 ――以陜西、四川和寧夏為例[J].農業技術經濟,2005 ,(3):35―42.
[30] 張兵,周彬.欠發達地區農戶農業科技投入的支付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江蘇省灌南縣農戶的實證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6,(1):40―46.
[31] 王玄文,胡瑞法.農民對農業技術推廣組織有償服務需求分析―以棉花生產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03,(4):63―70.
[32] 盧恩雙,方偉,袁志發.特色農業發展的技術選擇分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5,(03): 133―136.
[33] 何德華,魯耀斌.農村居民接受移動信息服務行為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9,(1):70―81.
[34] 張岳君.農業新技術采用中的保險―信貸耦合機制研究―基于不確定性與流動性雙重約束下的農戶的視角[D].華中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06.
[35] 王緒龍,張巨勇,張紅.農戶對可持續農業技術采用意愿分析[J].生態經濟,2008,(6):119―121.
[36] 邢美華,張俊飚,黃光體.未參與循環農業農戶的環保認知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晉、鄂兩省的調查[J].中國農村經濟,2009,(4):72―79.
[37] 李伊梅,劉永功.社會網絡與農村社區技術創新的擴散效率―來自一個村莊的觀察[J].農村經濟與科技,2007,(3):52―53.
[38] 曹建民,胡瑞法,黃季.農民參與科學研究的意愿及其決定因素[J].中國農村經濟,2005,(10):28―35.
[39] 張艦,韓紀江.有關農業新技術采用的理論及實證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 2002,(11):54―61.
[40] 孔祥智,方松海,龐曉鵬, 馬九杰.西部地區農戶稟賦對農業技術采納的影響分析[J].經濟研究,2004,(12): 85―97.
[41] 方偉.農戶技術跟風行為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5,(8):34―35.
[42] 韓青,譚向勇.農戶灌溉技術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4,(1):63―70.
[43] 王崇桃,李少昆,韓伯棠,楊風山,李國生,朱玉龍,劉顯志,張國福.地膜玉米技術擴散實證分析[J].中國管理科學,2006,(10):535―540.
[44] 曹慧,秦富.集體林區農戶技術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以江西省遂川縣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06,(7)63―71.
[45] 李谷成,馮中朝,范麗霞.農戶家庭經營技術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分解(1999―2003年)―基于隨機前沿生產函數與來自湖北省農戶的微觀證據[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8):25―34.
[46] 涂俊,吳貴生.基于DEA ―Tobit 兩步法的區域農業創新系統評價及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4):136―145.
[47] 方蘭.Ernst―August Nuppenau 空間水資源模型中對高效灌溉技術應用的效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3):85―94.
[作者簡介]滿明俊 (1983―), 男,遼寧大連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區域經濟、人文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