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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審計是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憲法確立了審計監督的法律地位,明確了我國實行審計監督制度,賦予審計機關依法行政權力。各級審計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計監督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監督財政財務收支的真實、合法、效益,對違反國家財經法規的行為在法定職權范圍內進行查處。
(二)審計監督是經濟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經濟監督體系是由人大監督、審計監督及財稅、統計、物價、工商、銀監、證監、保監等業務部門的經濟監督和會計監督所組成的。在這一系列的監督中,各自有其監督的范圍和領域。審計監督是一種專業監督,具有較高的法律地位,涉及國民經濟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各個領域和環節,既可以對企事業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監督,又可以對業務部門經濟監督活動進行再監督,是任何其他業務監督不可替代的一種專業監督。
(三)依法審計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審計機關是政府的重要組成部門,代表政府行使著監督權力,審計機關依法審計的程度和質量直接影響著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和質量。因此可以講,依法審計必然成為依法行政的組成部分。堅持依法審計,對于促進依法行政,監督制約權力,建設法治政府,維護經濟秩序,推進廉政建設,保障社會經濟健康發展意義重大。
二、嚴肅查處違反國家財經法律法規的行為是依法審計的本質內容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建時期,由于種種原因,財經領域違法違規問題還相當普遍,有的問題還很嚴重。這就要求審計機關和其他相關職能部門,嚴格依照財經法律法規對這些問題進行嚴肅查處,以維護財經法紀的嚴肅性。
(一)對違反國家財經法律法規處理處罰的依據。審計機關進行審計的法律依據主要有三個層面:其一,《憲法》、《審計法》、《審計法實施條例》和行政機關共同適用的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主要規定審計機關的職責、權限和審計程序等。其二,與財政收支、財務收支有關的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主要規定了違法行為處理、處罰的具體種類和幅度等。其三,解決審計爭議的法律法規。這三個層面中,第二個層面包括的范圍較為廣泛。我國調整被審計單位財政收支、財務收支關系的法律規范很多,分散于財政、稅務、金融、投資、物價等領域,例如《預算法》、《稅收征管法》、《會計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物價法》等法律法規也是審計執法的重要依據。其理由是:從審計地位看,《憲法》明文規定審計機關的職能、地位超脫,與被審計單位沒有任何人事和經濟利益關系,運用上述法律法規作為執法依據,不會造成執法混亂。從《審計法》立法精神看,上述法律法規中雖然沒有規定可作為審計機關的執法依據,但在新實施的《審計法》中已經明確規定,有關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的法律法規和國家其他有關規定是審計執法依據,符合《審計法》立法精神。從我國國情看,在當前經濟領域存在違法亂紀現象甚至有時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不規定審計機關依據上述有關法律法規進行審計,審計機關勢必形同虛設,無法發揮《憲法》和《審計法》賊予的作用。所以上述法律法規應當成為審計機關履行審計監督職責時對被審計單位進行審計檢查所依據的法律規范。
(二)對違反國家財經法律法規行為的處理。對違反國家財經法律法規行為的處理是一種糾正措施,是審計機關對違反國家財經法律、法規行為進行糾正的基本手段。新修訂的《審計法》規定審計機關的處理措施主要包括:責令限期繳納應當上繳的款項;責令限期退還被侵占的國有資產;責令限期退還違法所得;責令按照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的有關規定進行處理;其他處理措施。以上五種處理措施,主要針對違反財政收支的違紀行為。
(三)對違反國家財經法律法規的處罰。對違反國家財經法律法規行為的處罰是一種比處理更為嚴厲的制裁措施,也是審計機關對違反國家財經法律法規行為進行糾正的基本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的處罰措施包括: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違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以上七種處罰措施,審計機關只能實施除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和行政拘留以外的處罰種類,主要針對違反財務收支的違紀行為和屬于財政收支范圍內違反財政收入票據管理規定的行為、私存私放財政資金或者其他公款的行為。
三、規范審計執法行為是依法審計的內在要求
(一)在法定職權范圍內開展審計監督。一是處理處罰不能超越法定審計權限,只能在上述規定的權限內進行處理、處罰。二是必須是向依法屬于審計監督對象的單位進行處理、處罰,如果對不屬于審計監督對象的單位進行處理、處罰,則超出了審計職權范圍。三是必須是對違反財政收支、財務收支規定的行為進行處理、處罰。對于超出了財政收支、財務收支范圍的事項,審計機關無權進行處理、處罰。四是必須是引用財政收支、財務收支方面的法律、法規的規定進行處理、處罰。如財政、金融、稅務、價格、投資等規定。與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無關的規定不能適用。五是注意作出處理、處罰的種類和幅度。作出處理、處罰的種類和幅度必須符合《審計法》、《審計法實施條例》以及《行政處罰法》、《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等其他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的處理、處罰的種類和幅度。六是處理好與《審計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的關系。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審計機關必須是在有關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處罰規定的情況下,才適用該款規定。所以該條第二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對被審計單位違反國家規定的財務收支行為另有處理、處罰規定的,從其規定。
如果不屬于審計機關法定職權范圍,則應區別以下情況進行處理:涉嫌違法犯罪的,根據案件管轄范圍分別移送公安機關或人民檢察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違紀、政紀的,根據紀檢監察機關的管轄范圍,移送有關紀檢監察機關,追究其行政或黨紀責任。需要由被審計單位的主管部門或監管部門糾正或處理、處罰的,分別移送其主管部門或監管部門糾正或處理、處罰。
關鍵詞:人力資本 有限理性經濟人 審計合謀 人力資本產權 審計制度安排
會計師事務所是一典型的“人合”企業,人力資本作為一個“人合”企業的立家之本,他在審計執業過程中有什么樣的行為特征應是被重點關注的。傳統經濟學認為,有什么樣的制度,就有什么樣的行為,汪丁丁認為接下來的話就是,有什么樣的行為,就有什么樣的制度,這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中有深刻體現。具體到審計中,現行審計制度安排必然會影響與約束人力資本的載體——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的行為,相應地,審計師不僅會在既定的制度安排約束下進行追求經濟利益、規避風險的審計活動,同時會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支撐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審計制度安排發生變化,之后又對制度安排的變化做出反應,這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
本文中,我們只把經理級以上人員列為人力資本,因為只有經理級以上人力資本的審計行為特征才有可能影響到審計制度安排,而一般的審計人員只是承擔一些簡單的程序性工作,不能充分體現人力資本的審計行為特征及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同時我們把人力資本分為兩類:非合伙人——單純人力資本所有者,與合伙人——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的集合體,文中有時統一以“審計師”來代替這兩類人力資本。
一:人力資本是有限理性經濟人及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
傳統經濟學理論中,經濟人完全理性和自利性是兩個基本假設,這兩個假設的合乎邏輯的推論,是人們會合理利用掌握的信息來預估將來行為所產生結果的各種可能性,然后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但現實生活中,人在復雜環境和不確定因素下進行決策時,不會對自己的決策進行理性計算,也沒時間和耐心去考慮各種行為結果的概率問題,在面對復雜情景和問題時會采取捷徑或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信息進行決策,因而決策的非理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說,人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這就是行為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的挑戰。同樣,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力資本載體——審計師也是有限理性的,同時也是一個經濟人,在現階段還沒達到“道德人”的境界,盡管他有一些并不是“經濟人”假設所能解釋的一些“道德”行為,如大多數情況下會遵守審計準則、法規進行審計,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一些施善行為。既然審計師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那么在現行審計制度安排下,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不能完全理性地拒絕被審計單位的“利誘”而堅持原則,與被審單位管理當局的審計合謀有時就不可避免了。如前所述,人力資本主體可以分為兩類,參與審計合謀的人力資本主體不同,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就不一樣,下面分單純人力資本參與的合謀和合伙人(即整個事務所)一起參與的合謀及各自對制度安排的影響。
1.單純人力資本參與的審計合謀及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
被審單位委托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事務所的合伙人便會委派項目經理帶隊審計,此間有兩層委托關系:被審單位委托事務所,事務所委托項目經理,其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變得更加嚴重。審計師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選擇”和“機會主義”傾向,當被審單位拋出“誘餌”引誘審計師共謀時,審計師此時會進行合謀與否的決策。據行為經濟學理論,人們進行決策時,容易給高概率發生的事件賦予較高的權重,而給低概率發生的事件賦予較小的權重,于是往往將極小概率的事件看成不可能,而將極大概率發生的事件看成是確定,而極小與極大概率又取決于個體的主觀印象。審計師進行合謀與否的決策時,他會根據現實中這種“損人利己”的合謀被發現曝光的比例很小而存在一種僥幸心理,,認為合謀被發現的機率極小而將其看作不可能,同時他的有限理性不能讓他清醒地意識到合謀一旦被發現的嚴重后果,就算被發現,由于現階段對違法行為的處罰較輕,合謀的收益大于合謀的成本,審計人員的“經濟人”特性便會讓他作出合謀的決定,于是他會向信息不充分的合伙人隱瞞審計風險,與被審單位一起騙取“無保留”的審計報告。
審計人員為什么會參與審計合謀?這反映了審計制度安排的什么問題?審計人員的有限理性經濟人特征(內因)是我們無法改變的,但可以通過制度的安排(外因)來改變審計人員做決策時的考慮因素及其權重,從而減少審計合謀的發生。據行為經濟學理論,額外財富的邊際效用在人富裕時會低于貧窮時的邊際效用。審計合謀審計人員將得到的報酬就是一種額外財富,此時,即使富裕的CPA與貧窮的CPA一樣只具有有限理性,但這筆額外報酬對富裕的CPA沒有很大的邊際效用,從而沒有那么大的誘惑力而導致審計師合謀,這時被審單位就得加大“賄賂金”才有可能“打動”富裕的CPA,從而加大了被審單位的合謀成本,當“賄賂金”大到等于或大于合謀能給被審單位帶來的“利益”時,被審單位便沒有動機合謀,合謀自動中止。從這看出,提高CPA的薪酬待遇,讓他們成為富裕的CPA,可提高CPA的“免疫力”,從而減少合謀的發生。這就要求合理化事務所內部收益分配機制,提高新酬待遇,讓CPA的利益與整個事務所的利益相掛鉤,一榮俱榮,便不會出現CPA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向合伙人撒謊,欺騙合伙人。另一方面,法律法規應加重CPA的個人審計責任,加大合謀一旦被發現的懲罰,提高CPA合謀的成本,此時被審單位若想合謀,就必須提高“賄賂金”以彌補審計師冒的高風險,從而加大了被審單位的合謀成本,合謀便不會那么容易發生。此外,相關部門要加強審計的監管,加大上市公司審計的復查力度,使審計合謀案件“曝光”機率大大增加,從而改變審計人員主觀印象中的審計合謀被發現的概率極小,起到警戒作用 ,讓審計人員不敢輕易合謀。
2. 非人力資本與人力資本所有者共同參與的審計合謀及對審計制度安排的影響
若事務所委托的CPA足夠忠誠,他會如實將發現的問題“稟告”事務所的非人力資本與人力資本集合體——合伙人,這時,合伙人的有限理性經濟人特征便起作用了。現行審計制度安排實質是:由被審單位管理當局聘請事務所審管理當局自己,那么,事務所面對自己的“上帝”——客戶的不當請求時,他的“經濟人”特征使得他不能斷然地拒絕這種請求,否則不但得不到“合謀金”,以后的合作關系也就終結了。同時,現時大部分事務所的組織形式為有限責任制,且注冊資本金要求低,那么事務所與被審單位的合謀一旦被發現所需承擔的只是有限責任,最多讓事務所倒閉,而不會危及到合伙人未投入到事務所的私人財產,于是合伙人的“理性經濟人”特征容易使他接受合謀,同時,他的“有限理性”不會讓他有完全的理性認清形勢,不會讓他有足夠的社會責任感從維護公眾利益出發而拒絕合謀。
審計合謀的頻繁發生,企業管理當局利益不斷上升,但這種利益的上升是以其他企業利益相關者利益受損為代價的。據吳聯生的“利益協調論”,利益相關者之間現有的利益關系一旦發生變化,便產生了新的沖突,便會破壞目前審計制度安排的基礎——審計域秩序,從而要求利益相關者達到新的納什均衡,產生新的審計域秩序,從而導致審計制度安排的變遷。“審計制度安排是一個利益相關者利益協調的過程,它因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變化而變化”(吳聯生,《審計研究》,2003),由于審計合謀的不斷出現,目前的審計制度安排至少需要進行以下兩方面的變化:
(1) 審計委托權由證監會掌管
注冊會計師對企業經營者的審計,事實上接受的不是社會公眾的委托,更不是股東或經營者的委托,而是政府的委托。因為政府的合作廣度最大,所以有權進行委托,同時政府規模有限,所以應該進行委托(吳聯生,《審計研究》,2003)。這是社會審計最根源的本質,是我們肉眼所不能直接看到的,我們目前看到的就是股東進而演變為管理當局委托CPA進行審計,從而容易導致審計合謀。既然CPA實際上接受的是政府的委托,那么在形式上,至少在第三者看來,也應該由政府進行委托。目前誰最具有優勢代表政府來執行審計委托權呢?證監會。它本身就是一個政府機構,是上市公司的監管機構,具有信息優勢,可以代表政府委托CPA,從而改變目前事務所對被審單位管理當局的依附地位,減少審計師“被逼無奈”進行合謀的發生。
(2)事務所組織形式由有限責任制逐步過渡到合伙制
目前,大多數事務所實行有限責任制,有限責任制事務所破產所造成的損失卻可能遠遠小于事務所與管理當局合謀所帶來的合謀收入,于是,事務所容易與管理當局合謀。現在,把事務所的經濟體制從“有限責任制”轉變到“無限責任制”是很多學者所推崇的,無限責任制加大了事務所的法律責任,合謀一旦發現,合伙人可能就面臨傾家蕩產的風險,使得事務所合伙人進行合謀決策時不得不加大對合謀成本的考慮,他的“經濟理性”又會促使合伙人不會輕易進行合謀,從而有效減少了合謀的發生。
在此基礎上,王善平還提出合伙人必須是德高、足資、多才的CPA,才能有效減少審計合謀的發生。德高,從道德品行上保證合伙人不會進行審計合謀;足資從物力資本上保證合伙人不會輕易用自己足夠多的私人財產作賭注而去進行審計合謀;多才的CPA要求合伙人是審計行業的專家與行家,那么他手下的審計人員的“逆向選擇”能被合伙人識別,從而也制止了單純人力資本參與的審計合謀。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預算執行審計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對政府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方面,以及在保障經濟發展秩序、促進經濟穩定持續健康發展方面。
一、預算執行審計的重要性
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逐漸步入正軌,審計工作也迎來發展的黃金時期。審計工作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財經紀律以及促進預算管理工作迅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審計工作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方面,審計工作對于經濟的發展和體制的改革,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審計工作的成效直接影響到審計的權威。為進一步規范經濟行為,審計工作必須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視。人大對政府進行監督的重要手段和有效依據,便審計報告。審計工作需要關注政府采購情況、政府負債情況和國有資產轉讓情況,而政府所從事工作的專業性較強,于是,在目前的實踐活動中,審計報告的專業性過強、預算的編制過于粗略,人大代表對政府的監督力度不夠、依據不足。
市場經濟的一大特征便是公共財政框架的建構,各級審計機關工作的核心任務便是進行預算執行審計。審計是保證人民行使知情權和參與權的前提,是保證政府工作公開化和透明化的重要措施。
二、預算執行審計存在的現實問題
審計法的實施,為國家監管經濟發展和實施體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在長期的實踐中,各級審計機關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一些不良現象的出現,制約了預算執行審計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審計體制有局限、審計法規不健全以及審計方式不科學等,嚴重影響了審計工作的成效,而審計工作人員素質問題、審計深度問題,同樣制約審計工作效率的提高。
1.審計體制有局限
我國的審計工作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實施的。因此,預算執行審計工作必然體現政府的意志色彩。政府是由人大產生并對人大負責的機關,與此同時,審計是人大代表監督政府的重要手段,然而人大代表在使用審計數據和審計報告時,可能面臨一定的問題。尤其是對于部分敏感問題,政府與人大目標之間的偏差,可能會加大審計工作的難度和風險。
2.審計法規不健全
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規,體現了計劃體制的特點,適應計劃經濟的大環境;但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審計工作,需要為市場經濟體制負責。現實中,預算執行審計工作依據的法律法規過于陳舊、不切合實際的問題十分嚴重。由于審計所依據的標準不夠科學,因此審計工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法律位階的高低直接影響法規的適用效果,但審計工作可供依靠的法律并不充足,相反,法規以及規范性文件層面的規定較多,審計工作的權威和可信度并不強。在實踐中,規章之間的沖突現象較為常見,問題的解決難度較大。
3.審計方式不科學
審計機關在組織審計工作的過程中,并未處理好專業審計與預算執行審計兩項工作的關系。審計工作是一項內容十分復雜、程序十分繁瑣、難度十分大的工作,審計系統內部效率的高低、組織的科學程度,直接影響了上下聯動機制的實現和效率。多重標準、多項審計報告,在進行整合和統計的過程中,容易出現偏差和矛盾。審計工作僅僅關注審計的真實性和合法性方面,審計工作的深度有待加強。為加強宏觀監控,政府需要在整合預算執行審計系統,以及建立健全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審計理念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三、深化審計工作的可行措施
為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預算執行審計體制,不僅需要正視審計的重要作用、深化審計體制改革,還需要在加強立法工作以及豐富審計形式、提高審計人員素質方面做出努力。
1.改善審計體制
我國政府統一組織審計工作,在此種審計體制下,審計工作的獨立性受到了嚴重的限制。西方國家采取立法或司法主導審計工作的形式,審計工作的效率和真實性得以保障。雙重管理體制束縛了審計工作的開展,針對此種現狀,政府可以逐步改善現有體制,減少行政力量對審計工作的干涉程度。建立垂直的審計體制,為審計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為發揮監管行政力量的作用而肅清障礙。
2.加強法制建設
加強立法工作,使得審計工作有法可依、有據可循。為適應市場經濟形式和特點,改革既有體制,完善相關的審計法律體系和程序,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本地區的特點和實際,在發展規劃和綱要中,制定科學而系統的發展策略。
審計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審計工作人員的素質和理念。有鑒于此,政府可以針對審計從業人員,加大培訓力度,提高審計工作人員的法律修養和專業素質。審計工作需要減少不規范、不透明現象,依據法律法規行事,切實提高審計工作的法制化水平。
3.改進審計方式
規范科學的審計工作,離不開對審計對象實際情況進行了解。被審計單位內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審計對象是否按照制度的規定開展業務,均會影響到審計工作的效果。審計工作可以通過對審計對象的了解,而確定工作的重點和范圍,以便節省審計成本。在審計的過程中,可以采取以賬戶為切入點,深入審計的方式開展工作。選取審計的重點對象、追蹤資金的流向和用途,從表象入手,對深層的問題進行分析,降低審計的難度。由于審計資源十分有限,審計工作為提高效率,可以采取重點檢查與抽樣檢查相補充的方法。財稅審計中發現的潛在的隱患,可以成為預算執行審計的重點;抽查審計又可以保障資源配置的效率,此種方法在實踐中具有操作性。
【關鍵詞】內部控制;審計;健全
建立健全的審計制度是廣大中國企業積極投入到國際競爭中,自覺地遵守市場經濟制度的相關規則,不斷改善企業法人制度,展示真正管理內涵的體現。對企業經營業務過程和管理環節有深入了解,檢查和評估其內部控制的健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發現和揭示內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和薄弱環節,提出相應的內部控制改進建議,促進企業控制風險,防范未然,能夠保證企業持續快速地發展;借助內部控制審計,企業可以有效降低因控制不完善而帶來地風險,減少實質性測試所需要的的范圍和時間,將審計的效率和效果提高到一定水平。這些充分表明我國企業內部控制審計已經開始向目標化、制度化的方向前進。
2010年4月我國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等五部委聯合的《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為我國企業建立和健全內部控制提供了基本框架和規范。同時,內部控制審計制度也將逐步在我國推廣應用。可以預見,加強企業內部控制的審計和評估工作將成為企業改善管理水平、控制風險以及實現經營目標的一種重要手段。因為我們在關注、支持與推進企業內部控制審計業務時,會對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提出合理有效的審計意見并且后續跟蹤復查,以促進企業控制風險,防范未然,從而改善企業管理水平。然而,在肯定這一制度將有效促進與提高我國企業內部控制水平的同時,我們不得不冷靜地思考,作為一項新的審計業務,審計界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一、內部控制審計應遵循的原則
要達到有效的內部控制審計,促進被審計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筆者認為應遵循以下一些列原則:
(一)有效性原則
內部控制審計必須有效,這樣才能使企業內部控制發揮其作用,在企業各部門和各崗位上得到準確地貫徹實施。一方面,內部控制審計手段和方法都必須符合國家和相應監管部門的法律法規和規章,這樣才能審計過程做到有依可循,真正發揮效果。另一方面,任何行為都必須在內控制度審計執行范圍內,即使是企業負責人都不得阻礙或者限制審計,任何例外和特殊性都不能存在。
(二)全面審慎性原則
對企業各種控制風險進行有效地預防一直是內部控制審計的核心。因此,為了使各種風險控制在允許的范圍之內,內部控制審計必須以審慎的角度出發,要充分考慮到在業務過程中,各個環節和各個流程上可能存在的風險,可能發生的問題。
(三)獨立性原則
內部控制的審計必須獨立于企業,內部控制審計具體操作人員也必須有獨立性特點,并且根據情況向不同的管理人員匯報工作,如果存在不得匯報的原因,那么就必須向董事會或者監事會等管理層報告。
二、明確內部控制審計的目標
內部控制審計的目標是檢查內部控制的完整性、有效性及適宜性并作出準確地評價。我們可以這樣說內部控制審計實際上是內部控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內部控制自身所擁有的一個功能,能夠促使企業內部控制效果得到實現。按照系統論的論述,內部控制整個系統有系統總的目標,而它內部的小單位也有子目標,這些子目標應該與整個系統總目標運行一致,否則內部控制系統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系統。內部控制審計目標與內部控制目標應是一致的,都是促進內部控制系統健全且有效地實施。內部控制審計需要通過分析每類控制的環境和風險,監督他們的完整和有效性。如對現金控制的審計,必須明確控制目標、為實現目標而開展的控制活動,進而分析控制目標可能面臨的風險,最后做出合理的評價。
三、結合內部控制審計的要求,重視與加強隊伍的建設。
人是第一位要素,審計人員的職業水平直接事關審計工作的成敗。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挑戰的審計新任務,應該做好以下幾點:
(一)重視內部控制審計團隊的建設和改善,努力提高審計人員的素質。
關注審計人員素質,并將其作為審計工作的著力點。企業內部控制審計的內容和范圍很廣泛,并且審計工作要做到及時完成,快速反饋相關信息,它是一項適應能力強、專業性要求高的復雜工作,對審計人員的知識結構和知識積累要求很高,包括管理、財務、工程、法律、計算機、審計等各方面,只有這樣,才能在審計工作中靈活運用自己的相關知識,處理方方面面的問題。
(二)明確審計團隊的職業道德素質。
內部控制審計人員必須堅持基本的職業道德素質原則,實事求是、既講究效率,也重視審計工作質量,正確處理被審計單位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敬業愛崗、誠信為人、保守秘密等應成為內部控制審計人員的基本職業道德要求,為企業內部審計工作者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
(三)嚴格內部控制審計人員的從業門檻。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環境的大轉變和審計方法的不斷改進,廣大內部控制審計人員必須樹立內部控制審計的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顯著提高從事內部控制審計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從業資格入門要嚴格,將會計從業資格證書或者內部審計師證書或者注冊會計師證書作為內部控制審計人員上崗工作的必要條件;后續的再教育一定要加強,這樣才能使其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在掌握計算機能力的基礎上能夠熟練運用,從事內部控制審計工作也要有比較好的的溝通協調被審計單位的能力,正確的文字表達和語言運用能力,那樣才能在現代內部控制審計中生存下去。
四、內部控制審計要重視財務與非財務方面審計的區別和對比
企業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執行的效果需要審計意見,但是注冊會計師也應當關注內部控制審計過程中的非財務報告方面內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并且通過在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中披露“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而非財務報告的內部控制審計基本上是通過資料檢查、調研訪談、穿行測試、控制測試等幾種辦法來進行。以業務流程為主線,以風險為導向,對各種控制活動的設計和執行情況展開評價測試,非財務內部控制大大延伸了流程的環節,并且也存在著不同的控制目標,實際上內部控制的審計報告,并沒有完全一樣的的格式。沒有統一的模板,因為每個企業的業務開展方式和業務流程都會有所不同。一般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事務所內部應該會有訪談的模板,把訪談結果匯總,找出關鍵點,根據銀行業務模式和業務流程,就能形成相關報告。
注冊會計師可以只對企業內部控制進行審計,也可以將財務報表審計和內部控制審計結合起來進行審計(簡稱整合審計)。在進行整合審計中,內部控制設計與運行的效果是注冊會計師著重測試的,這樣有兩個目標可以得到實現。一個是獲取了充分、適當的證據,那樣就可以支持其對財務報表審計中的內部控制效果發表的意見;另一個是同樣獲取了充分、適當的證據,支持其在內部控制審計中對控制風險進行評估而得到的結果。
五、確保審計意見的客觀合理和提出的措施行之有效
即使企業財務報告的內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注冊會計師仍然需要提醒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使用者注意其中的一項或者幾項重大事項,而且應當在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中增加強調事項段予以說明;除了審計范圍受到限制以外,如果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存在一項或多項重大缺陷的,那么應當對銀行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發表否定意見;如果審計范圍受到限制的,注冊會計師應當解除與被審計企業的業務約定或者在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中出具無法表示意見,在與該行董事會進行溝通,將審計范圍受到限制的情況如實呈報。
現代企業應該建立產權明晰的法人制度,完善相關法人治理結構,使權力有所制衡。構建和完善的企業自身的內部控制體系,并且完善對管理層和決策層監督機制。也可以在企業內部設立獨立于其他部門,并且直接聽命于董事會或者監事會的的內部審計機構,完善內部審計工作;建立加強內部審計的職能建設,充分發揮審計的監督職能,建立良好的企業信息溝通平臺,實現企業上下信息的成功對接,防止出現信息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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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深知識 基本特征 現實意義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30-0045-02
高深知識是高等教育活動的基本素材和實踐對象,高深知識是高等教育與高等教育學中最抽象、最普遍和最簡單的基本概念,它內在蘊含著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矛盾,高深知識的存在決定了高等教育活動的存在,高深知識的發展變化決定了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與變革的價值取向。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會有把高深知識看作高等教育學邏輯起點的一系列研究,這其中以薛天祥、王洪才、高耀明教授等為代表,學習馬克思確定“資本論”邏輯起點為商品的經驗,探尋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以林杰為代表,仿照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和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用公理化方法確定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但將高深知識作為高等教育學邏輯起點的研究至今還較少,并且不成熟,而本文將主要探尋高深知識的基本特征,以及這些特征對高等教育發展與變革的內在影響,為上述研究做一些探索和準備。
一 高深知識的分類
“知識可以劃分為基礎與高深兩個層次。19世紀英國教育家馬克?帕蒂森指出,在所有的學習科目中,都存在基礎和高深之別。基礎的部分可以以規則的形式來教條式地加以講授。在跨越基礎教學階段之后,我們便進入了高深學問的領域”。
有許多學者對高深知識進行了分類,這其中有學者從大學的育人功能出發,把高深知識劃分為文化陶冶的高深知識、專業教學的高深知識兩種類型。在專業教學的高深知識中又包括高級社會專業人才的訓練及科學研究人員的培養兩個方面。也有學者將高深知識分為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與操作主義的知識、4W與6W的知識、企業化的知識、實踐的知識、復數的知識,并且進一步認為知識的擴展帶來高等教育質量范式的轉換。要求高等教育改變傳統的質量觀,采用和接納多元的質量觀、發展的質量觀、人文的質量觀、適應性的質量觀及實踐能力的質量觀。還有學者認為,在當前高等教育中主要的應注重兩種知識與能力的培養:一是學術知識與能力,它是在學生掌握學科知識的基礎之上孕育而生的;一是操作知識與能力,從講求績效尤其是像公司講求經濟績效的基礎上來理解的知識與能力。
另外,還有學者對高深知識的外在特征進行了大致的描述,認為高深知識是知識中比較高深和深奧的部分,高深知識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文化之中,高深知識的內涵是不同的,其邊界會隨著人們認識能力的提高和知識價值觀念的變化而變化。
二 高深知識的基本特征
1.深奧性
筆者認為深奧性是高深知識最根本的特征,高深知識之所以稱其為高深知識,那就注定高深知識一定是我們的知識材料中處于頂端,并且復雜的知識,它可能是復雜的規則知識,甚至可能是超越規則的知識,這就要求高深知識的掌握者具備一定甚至很高的智力和理解力,并且要經過極大的努力才能獲得、理解、掌握和運用的。所以高深知識的深奧性注定了高深知識永遠是少數人的特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當今大學生的迷失和失業問題。知識的普及與社會的進步要求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高深知識會大眾化甚至普及化,當今許多大學生高等教育失敗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態度不端正和努力不夠,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智力和理解力水平達不到那樣一個高度,以至于其即便有端正的態度和足夠的努力,還是會因為自身智力和理解力的不足產生迷惑和苦惱,導致其學業的失敗。
2.專業性
在當今社會的高深知識中,專業性是其最明顯的特征。“高等教育機構主要是以學科為單位建立起來的。各學科之間又有不同的知識發展邏輯,有不同的學科研究對象、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學科理念、有不同的學科學習研究模式,這些學科之間的差異形成所謂的‘范式’。不同學科之間不同的范式導致了隔行如隔山,導致了大學組織的松散聯合結構與權力的底部厚重。”以上所敘述是不同學科之間是有本質不同的,但同時我們又要看到有些不同學科之間又是有聯系的,如我們經常說的“文史哲不分家”,有些學科之間是有共同理論或實踐背景的,而有些學科之間即使沒有共同的理論或實踐背景,但它們之間是可以單向或雙向促進和影響的,如哲學、倫理學、文學等基礎學科或通用學科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所以我們既要學好專業知識,又應盡量從整體上把握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
3.開放性
只有開放性才會使高深知識進行傳播和交流。在傳播和交流中,開放性會使相同領域或不同領域的高深知識相互借鑒、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從而使同一思想或理論流派的思想得到豐富和發展,同時更重要的是,開放性也會使相同領域或不同領域的高深知識相互沖突、相互反駁、相互批判,從而保持不同思想或理論流派的獨特性和個性,促進學術爭鳴,在爭鳴之中使整個學術體系不斷完善和進步。因此高深知識一定是開放性的知識,封閉性和專斷性的知識即使在一定時期內屬于高深知識的內容,但由于其無法傳播和交流,必然導致其理論假說或理論體系停滯不前,最終被高深知識體系所拋棄。因此高深知識一定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向前發展和完善的,要想處于知識材料的最高層,它就一定不能停滯不前。
4.緘默性
1958年,英國著名的物理化學家和思想家波蘭尼在《人的研究》一書中首次明確提出“緘默知識”的概念。而這種緘默的知識主要來源于個體的生活境遇,是一個人的認識立場、觀點或模式,其包括一個人的理想和信念、態度和精神、經驗和技巧。波蘭尼對緘默知識特征的總結給了我們認識緘默知識的一個視角,但筆者認為高深知識的緘默性是指高深知識的不易言說性,而不是不可言說性。由于高深知識是復雜的規則知識,甚至可能是超越規則的知識,所以任何高深知識都具有一定的緘默性,即不易言說性,但這并不意味著高深知識就真的無法言說、無法傳遞、無法反思。只是要想使高深知識能夠更加有效地言說、傳遞和反思,需要教師不斷地反思自身緘默知識體系,即自身的生活境遇,認識立場觀點和模式以及自身的理想信念、態度精神與經驗技巧,使自身的緘默知識體系顯性化,從而以有益的緘默知識(如科學的理想和信念、科學的經驗和技巧、科學的態度和精神)為指導,使高深知識的緘默性顯性化。
三 高深知識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與變革的現實意義
1.在高等教育的目的更加注重高深知識的研究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難以準確言明和定義的,由于當今高等教育傳遞和研究的基本材料是高深知識,所以我們可以從高深知識的角度出發,對高等教育的目的進行合理規定,即注重高深知識的研究、獲得、理解、掌握和運用。在這五個環節中,第一個環節:研究,是我們經常強調卻一直落實得不理想的環節。要落實與推進研究,我們首先需要的是與眾不同的靈感和思維方式,而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靈感和思維方式會推進學生個性的發展和辯證思維方式的形成;其次研究需要我們有實踐和動手操作能力,這又會促進我們實踐能力的向前發展;再次研究需要我們有交流、合作精神和自我反思能力;最后實踐成果最終證明和發展了我們的創新能力。
2.在課程內容的安排上,注重專業知識學習的同時,加大通識課程的課程比例
當今時代高深知識的專業性越來越強,但同時人們意識到有些高深知識是有聯系的,并且所有的高深知識是有共同學科基礎的。增加通識課程并不意味著不加選擇地隨意添加課程內容,我們所要選擇的通識課程內容,最終是要促進專業課程高深知識的深入學習,促進自身學科背景、思維方式、方法論和技術體系的發展以及促進自身素質的全面提高。
3.在教學方法的選擇上,要更加注重高深知識的緘默性,多采用直觀化、實踐化及個性化的教學方法
高深知識的緘默性,即不易言說性,要求我們在組織高深知識材料和選擇傳遞高深知識方法時,要更多地關注到學生的生活經驗和體驗,增加高深知識中各個要素與學生的生活經驗之間的聯系,使學生更好地體驗、領會和思考高深知識。與此同時還要增加豐富多彩的社會、科學、藝術實踐,使學生在實踐過程中,加深對高深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同時在實踐中不斷地交流、合作與反思,促進學生創新意識、素質、能力及個性的全面發展。最后,還要關注學生之間不同的生活經驗,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使學生的不同優勢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尊重學生對高深知識的每一個獨特理解,鼓勵、支持其個性化的理解力和其與眾不同的探索方式,從而使其緘默知識體系更加完善,個人素質的到全面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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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實質 理論成本 核算成本 管理成本
成本是人們最為熟悉的概念之一,它的內涵十分豐富,外延極為廣泛。在收入有限的條件下,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必須努力降低成本,重視成本研究。而成本研究,必須先從成本的經濟實質開始。
1、成本的經濟實質
馬克思指出:“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生產的每一個商品W的價值,用公式來表示是W=c+v+m。如果我們從這個產品價值中減去剩余價值m,那么,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個在生產要素上耗費的資本價值c+v的等價物或補償價值。” “商品價值的這個部分,即補償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價格和所使用的勞動力價格的部分,只是補償商品使資本家自身耗費的東西,所以對資本家來說,這就是商品的成本價格。”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商品的成本價格”指的就是產品成本。
綜上所述,成本的經濟實質概括為:生產經營過程中所耗費的生產資料轉移的價值和勞動者為自己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貨幣表現,也就是企業在生產經營中所耗費的資金的總和。這一經典論述表明,不論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成本的經濟內容都應該相同,即都應該包括上述的前兩個部分c+v,從理論上講,這是產品價值中的補償部分,它構成產品的理論成本。
理論成本的具體構成及其內在聯系如下圖所示(圖1)
值得說明的是,理論成本的概念主要是針對產品成本而言的。在實際工作中為了加強企業的成本管理和正確地進行決策,涉及和應用的成本概念是多種多樣的,其外延已經超出了產品成本的范圍,如可控成本、不可控成本、機會成本等,具體將在本文的后續部分詳細闡述。
2、會計制度規范下的核算成本
2.1 核算成本的含義
核算成本是指根據國家統一的財務和會計法規及制度核算出來的,用于編制財務報表和企業內部成本管理的一種實際應用成本。核算成本也稱財務成本或制度成本。
2.2 財務會計實務中核算成本的具體內容
在實際工作中,核算成本的具體內容取決于成本核算制度。其關鍵是解決將成本全部對象化計算產品的全部成本,還是將其按一定的標準分類,部分計入產品成本,部分計入期間費用的問題。就全世界而言,各國財務會計體系中使用的成本核算制度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分別是:制造成本、完全成本和變動成本。
⑴ 制造成本
制造成本也稱生產成本,是指企業為了生產各種產品(產成品、半成品、勞務等),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直接的和相關的經營支出和耗費,并應從產品銷售收入中得到補償的價值。
制造成本的具體核算內容包括:生產經營過程中實際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工資和制造費用等。
⑵完全成本
完全成本,也稱為全部成本,是指企業一定時期為生產和銷售一定數量和種類的產品或勞務所發生的全部耗費。其具體核算內容不僅包括前述(1)的制造成本,還包括期間成本。由于前(1)已經講述了制造成本,這里我們主要介紹期間成本。
期間成本是指企業在發生的當期,作為該期銷售收入的一個扣減項目,全額列入損益表,不隨產品物質和價值態流動的成本。具體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管理費用、財務費用和銷售費用。
可見,完全成本法下,制造成本和期間成本均計入產品成本;而制造成本法下,只有制造成本(生產成本)才計入產品成本,期間成本卻直接計入當期損益而不計入產品成本。
⑶變動成本
變動成本是成本按習性(成本性態)分類的結果之一。變動成本是指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業務量范圍內,其成本總額隨著業務量的變動而呈線性變動的成本。例如,直接人工、直接材料都屬于典型的變動成本。具體而言,如何判斷一項成本屬于變動成本,應當把握其基本特點:①變動成本總額的正比例變動性;②單位變動成本的不變性。即在相關范圍內,單位變動成本并不受業務量增減變動的影響,而始終保持在某一特定水平上。
在變動成本法下,根據成本習性把企業的全部成本劃分為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兩大類后,只將變動生產成本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變動制造費用計入產品的生產成本,而剩余部分則作為期間成本計入當期損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變動成本法下,把固定制造費用視為“期間成本”全部計入當期損益,這是變動成本法區別于制造成本法、完全成本法的根本特征。
在一定的產品銷量和銷售價格的條件下,三種不同的成本核算制度,影響產品核算成本的高低,決定財務會計中計算的企業損益,反映企業的財務成果。它不但制約著企業的生存,而且決定著剩余價值m即利潤的多少,從而制約著企業再生產擴大的可能性。由此可見,產品成本是企業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補償尺度,如果產品的價值不能補償成本耗費,企業的簡單再生產就無法進行。
馬克思關于產品成本的論述是對成本經濟實質的高度理論概括,這一理論成本是指導成本會計研究的指南;核算成本的確認以理論成本為基礎。理論成本不考慮生產經營活動中偶然因素和異常情況的消耗,只對正常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消耗進行貨幣計量;而核算成本往往受客觀條件包括經濟工作方針政策和當期生產經營條件變化的影響。因此,在我國會計實務中所應用到的成本概念(核算成本)與理論成本具有一定的差別。如:按照我國現行企業會計制度的規定,工業企業應采用制造成本法計算產品成本;我國會計實務將損失性支出,如廢品損失、季節性和修理期間的停工損失等,也計入了成本,以促使企業加強成本核算,減少生產損失。其實,從理論上看,上述的廢品損失,停工損失等損失性支出,并不形成產品價值,它們并不是產品的生產性耗費,而是純粹的損耗,其經濟實質并不屬于成本的范圍。
3、管理思想演進下的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是指用于企業內部經營管理的各種成本的總稱,是根據核算成本和其他有關資料進行不同的歸類、分析和調整后計算出來的,是對核算成本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管理成本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決策成本(如差別成本、機會成本、邊際成本、相關成本、沉沒成本和重置成本等)和控制與考核成本(如標準成本、定額成本、責任成本、可控成本、計劃成本和可比成本等)兩類。但隨著管理思想的演化和企業管理要求的提高,管理成本的具體內容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3.1 20世紀20年代以前
早在16世紀的歐洲就出現了成本和成本會計的萌芽,而從學科體系的完整性來看,完整的成本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是形成于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后。工業革命,使生產的基本組織形式發生變革, 生產勞動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產生了現代工廠制度,管理的實踐和理論也在不斷地發展和創新,亞當?斯密、羅伯特?歐文、查爾斯?巴貝奇等都是這個時代管理思想的先驅。
英國成本會計人員對成本計算進行研究,將成本計算與復式簿記結合起來,根據制造業的特點,采用分批法和分步法計算產品成本等。在這期間,1885年,亨利?梅特卡夫(Henry Metcalfe)出版了《制造成本》,提出了原材料的核算辦法及間接費用的四種解決方法,被譽為世界上“第一本成本會計著作” ;1887年,英國電力工程師埃米爾?加克(Emile Garcke)和特許會計師約翰?M?費爾斯(John M.Fells)合著的《工廠會計》,介紹了成本記錄和復式簿記的結合方式,被譽為19世紀“最有影響的成本會計著作”。
3.2 20世紀20年代~80年代中期
“科學管理之父”泰羅(Taylor)認為,科學管理的中心問題是強調生產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發揮工人的勞動潛力。隨后,預算制度也隨之逐漸完善與系統化。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新技術革命得到廣泛的應用和發展,涌現了“行為科學”、“數量管理”、“決策學派”、“權變學派”等多種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為成本會計的擴展提供了理論和技術支持 。這一時期,成本由過去只重視滿足外部財務報表使用者的需要,轉為開始重視內部管理決策和控制的需要;由過去只對實際成本的計量,擴展為對實際成本和未來預期成本的計量;由過去只建立單元成本計量模式,擴展為建立多元成本計量模式,滿足多用戶和多目標的需要。具體表現為變動標準成本、責任成本、質量成本和目標成本的出現相繼的探索和運用。
3.3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
近三十年來,信息化社會代替了工業化社會,市場運作模式和管理模式等也隨之發生了變革。全面質量管理(TQM)、敏捷制造(AM)、適時制生產系統(JIT)、企業資源計劃(ERP)、和供應鏈管理(SCM)等新的管理技術不斷涌現。在新的管理環境下,涌現出了很多新的成本計量方法。具體表現見下表1。
以上興起的各項新成本理論和方法中,RCA(資源消耗會計)是指將德國GPK( 彈性邊際成本法) 有效地應用于美國的A B C( 作業成本法),是世界范圍內成本會計整合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我國成本會計理論發展的新趨勢。
4、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基于成本經濟實質的視角,我們發現:
⑴成本的經濟實質構建了產品的理論成本,但理論成本與核算成本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⑵成本的經濟實質決定了成本在經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但成本的經濟實質并不就是成本的經濟內容。
在商品經濟的范疇里,成本的經濟實質是不變的,但成本的經濟內容卻是極富時代氣息、隨管理思想演進而不斷拓展的。成本理論體系應當包括管理成本這一重大主題才是完整的、系統的。
⑶經濟理論和管理思想的發展是永無止境的,成本范疇和成本思想也是與時俱進的。
無論是成本理論研究者還是成本會計實務工作者,都應當加強新經濟理論和管理理論的探討、學習和研究, 豐富成本會計理論和方法,解決成本核算和管理工作中的實際問題。
因此,研究成本會計問題必須從成本的經濟實質出發,結合企業的實際情況,融合經濟和管理發展戰略,才能從根本上把握和促進成本會計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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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業銀行 基礎管理 立行之本 當務之急 重點內容
基礎管理是商業銀行經營與管理的核心,是商業銀行健康持續發展的保證,是商業銀行賴以生存的根基。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持續深化,國內金融業繁榮昌盛,商業銀行的各項業務快速發展,為刺激國民經濟可持續增長注入了無限活力。然而,在各項業務高速發展的同時,內部基礎管理嚴重弱化,與業務發展形成鮮明的反差,給商業銀行的經營與管理帶來新的風險隱患,進一步強化基礎管理切實成為商業銀行的當務之急。
一、強化基礎管理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基礎管理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
當前,是深入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時期,科學發展的實質就是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統一。作為商業銀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首要任務是強化基礎管理,夯實發展根基。過去,如果說銀行管理存在與科學發展不相適應、不相協調的諸多方面,那么,基礎管理薄弱就是“軟肋”,這不僅影響科學發展要求的落實,甚至威脅到銀行的生存和員工的職業生涯。因此,基礎管理不是抓不抓的問題,而是要下實功夫、下苦功夫,認認真真、扎扎實實地抓。不是某個部門抓,而是要整體聯動,齊抓共管。不是出了問題才抓,而是要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不是階段性地抓,而是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各級管理者和全體員工只有積極投身于基礎管理工作之中,強化打基礎、夯基礎意識,認真抓好基礎管理工作,切實提高基礎管理水平,才能為科學發展打造良好的經營環境。
(二)強化基礎管理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
發展是企業的第一要務,基礎管理作為經營管理的根本性要素,是支撐銀行穩步發展的基石,只有打好基礎,立足長遠,各種先進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經營戰略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因此,我們只有把強化基礎管理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徹底轉變落后經營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和陳舊工作習慣,真正實現管理的科學化、精細化,才能為各項業務又好又快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強化基礎管理是加強風險控制的有力舉措
從1995年巴林銀行破產到2008年席卷全球的美國金融危機,從2006年山東德州建行刁娜案件到2007年河北邯鄲農行金庫被盜案件,雖然直接起因、案發過程和結果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卻驚人的一致,即基礎管理不實。近幾年,國內金融形勢總體穩定,雖然金融大案要案和重大風險事件呈下降趨勢,但商業銀行內部突發性違規事件時有發生,有章不循、違章操作現象仍然存在,業務運行過程潛伏著諸多風險因素,雖然都持續開展了基礎管理系列活動,但收效甚微,發展根基還沒有真正夯實,需要繼續下大力氣狠抓各項制度落實,堵塞各種漏洞,消除各種隱患,繼續夯實管理基礎。因為,強化基礎管理是控制各類風險的最有效形式。
(四)強化基礎管理是打造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
當前,銀行之間競爭已經從單純的業務競爭逐步轉向了基礎管理、員工素質、企業文化等多領域、全方位的競爭,其中,基礎管理至關重要。因為,優秀的員工隊伍、良好的企業文化出自于良好的管理,而良好的管理是業務快速發展的源動力。因此,各級管理者和全體員工必須把打基礎作為銀行和個人的共同責任,通過打牢基礎,實現市場競爭力和綜合盈利能力的顯著提升。只有把基礎管理水平提上來,才能打造出領先同業的競爭優勢,才能在競爭中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五)強化基礎管理是應對金融危機影響的根本保障
美國次貸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已經演變成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并由虛擬經濟蔓延至實體經濟。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國內經濟下行趨勢明顯,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受來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道德風險等方面的壓力明顯加大。雖然沒有西方商業銀行那樣的切膚之痛,沒有走到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但能否成功戰勝危機,安全、平穩、健康的走下去,已經成為當前的首要問題。要抵御風險,必須抓住根本,切實強身健體。世界金融危機啟示我們,不發展是最大的風險,而沒有堅實基礎的發展是盲目的、不可持續的發展。要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必須眼睛向內,苦練內功,著力強化基礎管理,打牢基礎,提升能力,在“危險”中找準“機遇”,在規避風險中健康發展。
總之,“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商業銀行必須堅持把全面基礎管理作為緊要任務、重要前提和安身立命之本,切實抓緊、抓實、抓出成效,才能為改革發展穩定提供堅強有力支持。
二、當前基礎管理存在的突出問題
近年來,國內商業銀行通過進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構建內控體系、創新企業文化等措施,風險控制能力不斷增強,各項業務取得長足發展。但基于“高速度、高增長、高指標”的壓力,各級機構在基礎管理上有所放松,管理意識減弱、管理能力下降、管理方法滯后、管理成效甚微。“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舊習顯得較為突出,內部管理“虛多實少”,發展跟基很不牢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思想認識不清晰
在爭份額、搶市場、拼速度的大環境下,少數經營管理者對基礎管理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部分員工崗位盡職意識不強,對苗頭性問題缺乏敏感,工作粗心、經營粗放,普遍存在輕管理、輕規范、輕質量的現象。
【關鍵詞】數學教學;基本知識;過程;深入
在我校一次教學調研活動中,本人上的一節課是《一元一次方程》,課后市教研員指出:在回顧等式的性質,用等式的性質解一元一次方程這一環節中,“等式的性質”的復習引出較為生硬。的確,在接下去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時發現很多學生對移項、去分母這些步驟的理解、運用起來很困難。因為在作業和測試中發現了這點,所以又想通過大量的練習加以鞏固,最后卻有點事半功倍的感覺。聯想到,七年級上冊第四章的合并同類項、去括號及第五章的去分母、等式性質、分數的基本性質等運用都出現了一些問題,學生這兩單元測試很不理解,本人一直在想這其中千絲萬縷的聯系和原因,甚至很懷疑學生的基礎和能力,當然也在自己教學方面進行了反思。
1、在教學和學習中容易忽視對基本數學概念、定理、性質等的深入理解
我們知道要上好課先要備好課,而備課的重要環節是要備學生。應該說對自己班的學生的數學基礎和能力是比較了解的,但課后,我卻覺得自己根本沒備好學生。因為在教材中《一元一次方程》這節有這么一句話:在小學我們還學過等式的兩個性質。而教學參考書中提到:等式的兩個性質在上一學段已經學過,所以課本只作簡單回顧。考慮到這節課本身內容較豐富,需讓學生理解和掌握的知識點或細節較多,且我們是40分鐘一節課,因此,我就從未懷疑過學生對這兩個性質是否如教材所說的“已知”。因此,在課堂上我問到:“在小學是否學過有關等式的兩個性質,誰能回憶起來嗎?”這時,學生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答不出,這時,我做出一副“早知如此”的表情,就用課件展示了:天平兩邊同時減去同樣重量的物品和兩邊同時乘以3倍的情況下天平仍平衡。利用實驗想幫同學們回憶出這兩個性質,這時,部分成績較好或預習過的學生說出了這兩個性質,這一環節也就過去了。課后,黃教研員提出這一環節教師過于注重結論的給出,而對知識的產生、發現、歸納整個過程性的環節較為忽視,并指出,現在有些教師,在課堂不注重概念、定理、性質等產生的必要性、數學性、思維性等,而往往簡而易地給出結果,然后在今后的練習、應用中加以鞏固,既失去了一節數學課最應有的數學文化、數學感悟的熏陶,也失去了鍛煉數學思維的最好的機會,又對知識的應用產生了理解上的、本質上的先天不足。
觀察學生對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的理解和掌握情況后,我對自己在這一節課的教學進行了反思,我想首先通過了解學生在小學里的數學知識儲備方面入手,讓學生把小學六個年級的數學書拿到學校里。我很慚愧,工作近12年來第一次看小學數學書,而大出我意料的是在浙教版義務教育六年制小學課本數學第九冊第五章簡易方程沒有等式的兩個性質,而其他11冊書上同樣沒有,這時我腦子里想的就是三個問題:1、為什么在初中七年級上冊教材中提到在小學是學過等式的兩個性質的?2、在上課那5分鐘不到的環節,學生的感受如何?3、難怪在學習移項、去分母、方程兩邊同除以未知數系數及應用題列方程求解時用到等式的性質時,大部分學生都掌握得很不好。雖然我不知道第1個問題的答案,卻為自己的粗心大意奧惱不已,這件事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也給我很深的反思空間。
我國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學數學教學大綱,雖經歷了多次的修定,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導思想,那就是進一步搞好基礎知識的教學和基本技能的訓練,切實打好數學的基礎。其中,正確理解數學概念是掌握數學基礎知識的前提,明白各種定理、法則、性質的本質是使學生能不能正確地進行計算和論證的根本,而當前數學教學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恰好是把數學概念和定理、性質等文字性的前提忽視了,有時會陷入一個“無奈”的怪圈,一方面,我們的教材往往低估了學生的理解能力,我們的教師往往更看重知識的呈現,淡化甚至回避一些較難理解的概念或把課堂的時間更多地給于其他環節。另一方面,“題海戰術”式的應試策略,使各類試題書卷等充斥了學習的空間。教師常常沒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去鉆研如何讓學生深入理解基本的概念、定理、法則和性質等,在課堂教學中,輕過程重結果。而受影響最深的是我們的學生,忽略數學基礎、素質較好的學生,大部分學生感覺上課有些聽不懂,有些知識不理解,有些題目不會做。而同時,我們的學生在學習習慣上也繼承了輕理解重練習的模式,一些成績好的同學上課聽了幾分鐘就開始走神或寫作業、課后練習等,不重視基本的概念等學習,不與老師和其他同學暢游知識產生的“產生”過程中。而很多學生在問題目時,往往只問做題的技巧與策略,也不追問原因、依據等。其實,事實證明若能深入理解了“基礎”,那么做起題目來才能水到渠成。
2、如何在數學教學中深入理解數學概念、定理和性質等
我們熟知,數學概念、性質等是人們對客觀事物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經過比較、分析、綜合、概括、判斷、抽象等一系列思維活動中,逐步認識后才形成的。學生要形成、理解和掌握是需要經歷由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不斷深化的一個十分復雜的認識過程的。我們就以浙教版數學八年級上冊第七章第四節《一次函數的圖象(2)》為例,教材的內容主要有三部分:1、通過“合作學習”讓學生總結出一次函數的性質;2、是運用一次函數的增減性轉換成數學符號的表示形式,如課本“做一做 ”這類題目;3、教參中提出的難點例2涉及建模、函數的圖象和性質等各方面知識的應用;4、例3的問題情境比較復雜,要求函數解折式,畫出圖象,又要求總運費最省,還要考慮到自變量的取值范圍等。認真想想教材中這兩個例子是很花時間的,這時,有些老師可能會把課時分為第一部分10- 15分鐘,第二部分10分鐘,例2和例3共20- 25分鐘。
在一次兩個中學課堂教學交流研討活動中,朱老師和潘老師同課異構《一次函數的圖象(2)》,給聽者許多啟發。他們的相同點:①重點突出一次函數的增減性的觀察、歸納、理解的過程。②均舍去不能突顯一次函數的性質及函數作用的例2。③例3的圖示分析法解決教學難點。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突出一次函數增減性的教學背后,有朱老師和潘老師以學生為教學主體的思想和定位。面對一樣的教材每個教師看到的都是不同的“內容”,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對知識、教材的理解和處理,而最能體現一個教師的數學素養、教學思想、教學方式、教育現念等內在專業素質的正是他對一節課的教學設計。作為有十幾年教齡的“中堅”教師,朱老師和潘老師都了解讓學生通過“數形結合”方式,觀察函數解析式及函數圖象兩方面,發現、歸納、理解一次函數的增減性有多難。教材中說:利用函數的圖象分析下列問題,對于一次函數y=2x+3,當自變量x的值增大時,函數y的值有什么變化?對于一次函數y=- 2x+3呢?你發現了什么規律?教材展現出的白紙黑字是有局限性、啟發性的,就象電影、話劇中的故事提綱,真正的編劇是每一位教師,因此,朱老師通過強調一次函數y=2x+6的圖象,從左到右看,x的值在增大,形如上坡,再利用幾何畫板來演示,改變b的值,現象不變,歸納出當k>0時,從左到右上坡,y隨x的增大而增大,在第一環節用時約15分鐘。
潘老師第一步讓學生通過畫正比例函數y=2x,取特殊點(- 1,- 2)、(0,0)、(1,2)、(2,4)、(3,6)?觀察x、y在變化上的規律,再回到圖象上任取三點,x1
3、反思
(1)要想使學生理解數學概念、定理、性質等基本知識,教師本人需居高臨下地深入理解這些內容,既要知道這些基本知識的內容、地位、作用,也要了解學生對這些知識的認知心理、認知基礎等,教師本身要重視自身對這些基本知識真正實質上的深入理解。
(2)對一些學生較難理解或容易混淆的基本知識,回避是最省事的辦法,也是最不應該的做法,必然會付出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教學質量和教學水平的降低,只要清楚地知其內涵和外延、選擇適合學生學習的方式,真正帶領學生走入知識的理解海洋才是明智之舉。
(3)學生理解和應用數學基本知識的過程其實是培養“數學地思維”能力的關鍵一環,也是提高初中生數學素養的重要一環。也許學生學習數學的目標之一應是“學會數學地思維”,而在數學概念、定理、法則和性質等知識的教學中,這一目標是最能反映的。
結束語
因此,在數學教學中,如何從生活中入手,從具體到抽象,從特殊到一般,從簡單到復雜,從感性到理性?,讓學生與老師共同暢游在知識的形成過程,逐步揭示知識的內涵和外延,并用數學語言表示出來,再在運用這些基本知識等過程中進一步加深對這些基本知識的理解,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參考文獻:
[1]數學課程標準(實驗稿)解讀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日本病給我們的啟示,也許在于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如果政府以為其有能力看到,并且試圖“駕馭市場”,“增強市場”,就可能遭受市場的嘲弄;如果后來者只是看到可以模仿可以引進的“后發優勢”,忽視了重模仿輕創新而隱含的“后發劣勢”,甚至忽視了民眾進行創新的深厚力量,就可能陷入集體的失敗;如果把一切可能付出深刻代價的改革回避掉,甚至進而將這種回避上升到“特殊論”、“特色論”的高度,那么市場可能將不是特色的特色沖刷干凈,畢竟市場機制有其內在的邏輯統一性,而不是任由政府打扮的小姑娘。
也許,身患“日本病”的不僅僅是日本……
一、深陷泥淖的日本經濟:百年趕超似終結十年未曾磨一劍
從平庸到精彩而復歸平庸的日本經濟。從戰后至今,日本經濟增長大致可以分為3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70年以前,為騰飛時期;第二階段是1970年到1990年,為快速增長時期;第三階段是1990年以后,為明顯衰退時期。前兩個階段是讓日本感到非常自豪的階段,而后一階段則是使其非常沮喪的階段。從這三個階段看,表現出明顯新生、成熟和衰敗的生命周期特征。有生則有死,有興必有衰,本來萬事萬物皆如此,也沒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由于日本經濟在每個發展階段的特征都表現得非常突出,前后差別形成鮮明對比,這就使得日本經濟的發展歷史顯得不尋常了。
在二戰之后,出于圍攻紅色世界的需要,日本受到了與同為戰敗國德國不一樣的待遇,美國不僅讓日本政府繼續留任,而且在經濟上對其大力扶植。一方面,允許日本隔離于世界市場之外,通產省可以像在保育箱中一樣扶持日本工業企業,先是通過數以億計的貸款和稅收優惠政策促進重工業,如鋼鐵、造船和汽車制造業的發展,后來又把范圍擴展到計算機和生物技術領域。另一方面,西方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技術援助。從1951年到1984年,日本公司簽署了約4.2萬項引進西方技術的協議。日本僅花了170億美元的微小代價就買到了通過高科技時代的通行證。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日本經濟出現騰飛之勢。1960年,日本政府曾提出要在十年間讓GDP翻一番,而到70年實際上增長了2倍。
經過幾十年的快速增長,日本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趨勢似乎不可阻擋,日本人對自己的信心也空前高漲。當時,有個在金融和商業圈人士里很流行的笑話。一架飛機在中途發動機出了問題,上面有三名乘客。飛行員最后對乘客說:“對不起,發動機故障嚴重我們已不能繼續飛了。請寫遺囑吧。”三位乘客分別是一個法國人、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日本人。法國人說:“我想唱馬賽曲”。日本乘客是位商人,說:“我想教你們一堂日本管理課。”那美國人說:“我在聽他講課前就想死掉。”
從泡沫破裂到“失落的十年”的日本經濟。進入9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信心似乎沒法太充足了。如果從1992算起,日本經濟在增長率為0.5%以下的低增長區間運行已經超過8個年頭,甚至有人把整個90年代稱為日本“失落的十年”。盡管1996財年,日本經濟略有好轉,但進入1997年后,日本反而陷入更深的經濟衰退,實際GDP連續三年下降,產出周期、收入和支出都進入下降軌道,產出缺口不斷擴大。針對經濟持續下滑的困難局面,日本管理當局祭出了以財政投入拉動經濟的著數。最近幾年,日本不斷出臺大型“景氣對策”,加大財政投入。僅以1998年一年為例,日本政府就兩度出臺財政刺激計劃,金額合計達40萬億日元,約為GDP的8%,致使政府赤字將擴大到GDP的10%,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比率超過100%。幾乎每個新的景氣對策都只是一只強心劑,推動日本經濟出現短暫的景氣恢復,效力十分有限,無法從本質上扭轉日本經濟的頹勢。1999年到2000年上半年,日本經濟出現了小幅上升的良好趨勢,曾使人們對日本經濟的復蘇產生了較大的期望。但從最近的數據看,這種期望看來又要落空。據統計,2000年第三季度日本GDP增長按可比方法計算較上季度下降了0.3%,年率下降1.1%,這是三個季度以來的首次負增長;10月份工業總產值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5%,比一致預期數要低1個百分點;11月份東京消費者價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創下了連續第15個月走低的新紀錄;12月企業景氣季報"短觀"又顯示,大型制造業企業景氣判斷指數為正10,與9月報告持平,低于分析師預期的正11。面對這些數據,日本央行總裁速水優12月15日表示,日本經濟復蘇已經停滯。受其影響,美元對日元匯率在年低創出全年新高。
沉疴難起和欲進趑趄的日本經濟。由于日本經濟新病舊傷一起迸發,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進入長期的休克狀態。慣于制訂產業政策的日本政府,由于再也制定不出新的、有前景的產業政策,迫不得已,只好放棄以產業發展為主導的調控政策,自1998年開始改用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國內需求。從財政政策看,日本政府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包括削減稅收、加大公共工程投入、實施信貸保證等一攬子振興經濟的計劃。但這些措施卻沒能刺激消費的增長,反而使預算赤字和公共債務加大。日本目前國債高達5.5萬億美元,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3倍。從貨幣政策看,日本出臺了“零利率政策”,并且持續多年,直到去年才被取消。但在投資乏力、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的情況下,其效果也一直不明顯,除了形成一種所謂的新型“流動資金陷井”(即,有錢人更多地以現金的方式保存他們的錢,并放在保險柜里而不是銀行賬戶里。據一個研究所估計,這部分錢總計有13萬億日元(1250億美元)之多)和造成M1增多之外,其他方面并沒有任何顯著影響。現在日本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幾乎都用到了極限,真不知道下一步日本政府還能有什么招?!
如果從明治維新算起,日本在趕超西方列強方面已經付出了超過百年的努力,而在80年的幾乎成功的事后重新急劇滑落;自泡沫經濟破裂以來,日本為擺脫不景氣的尷尬更是十多年來殫精竭慮,而至今似乎仍欲進而趑趄。目前國際經濟界正在喪失對日本經濟復蘇的期待和耐心。經濟悲觀主義四處彌漫。據悉,美國中央情報局在2000年底的預測報告中曾經指出,日本在2015年將失去亞洲經濟大國地位。日本經濟似乎已經身染沉疾,欲振乏力。
二、“騎馭市場”的日本病:集體的失敗精神的荒蕪
我們已經熟知多種經濟發展病癥,例如“英國病”、“荷蘭病”等待,折射出不思設備和技術更新、躺在資本輸出的好處以及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對一國經濟所可能帶來的傷害。而日本病,則似乎是鮮為人知的疑難雜癥,但卻來勢洶洶,并可能使亞洲經濟的前景變得黯淡起來。日本病的病癥之一是過度重視后發優勢(BackwardnessAdvantages)。在西歐產生現代工業文明以來的幾個世紀中,亞洲一直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半邊緣狀態,因此亞洲國家和地區幾乎毫無例外地有一種緊迫感,即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試圖通過植入西方市場經濟的架構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現代化。這種思使得亞洲國家不必要象歐美先行者那樣,經過無數次市場的起落和崩潰、無數爾虞我詐的案例及其處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運作框架,通過“后發優勢”亞洲國家可以迅速追趕上先行者。充分利用“后發優勢”,迅速趕上先行者,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這種趕超變成了急功近利,那么就必將是充滿崎嶇坎坷的道路。1801-1851年,當英國從簡·奧斯汀筆下的農業國轉變為查爾斯·狄更斯筆下的工業國時,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3%,英國完成人類近代史上的工業化花費了一個世紀的時間。1870-1913年,美國實現類似的轉變時,其人均GDP年增長率為2.2%。而美國從“爆發戶”真正成為一流強國也經歷了百年滄桑。1953-1973年,日本創造出人均GDP8%的年增長率,號稱為“陽光下的新事物”,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一個經濟曾經達到過如此高的增長率,但至今仍難說日本和美國等已經并肩前行。可見趕超的艱辛。歐美國家花費了數個世紀才使得人均收入超過了2000美元,而很多亞洲國家用了不足50年時間就達到了。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這種思路也有致命缺陷:1、“拿來”會產生排異反應,西方市場架構中的契約、信用和個人負責精神碰到“亞洲價值觀”就變形,從而導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業銀行制蛻變為日本銀企勾結的主銀行制;西方股份制蛻變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這些變形都被掩蓋在“具有本國特色”的借口之下。2、“拿來”會使亞洲缺乏創意,模仿和學習西方較之獨立摸索當然省事,但習慣于此則可能產生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等方面的貧乏,換言之,因為你有了游泳教練并學會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沒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3、趕超到接近先行者時,作為后來者突然會陷入到“無航標”的茫然之中。這在80年代的日本尤為突出,當年美、歐、日幾成三足鼎立之勢時,日本迅速地迷失在無榜樣的困惑中。亞洲國家在看到所謂“后發優勢”的同時,是否可以時刻提醒自己這其實就隱含著“后發劣勢”(Backwardness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癥之二是突出產業政策。歐美市場經濟的制度架構有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兩方面,宏觀層面大致是政府對有關競爭、行業準入等法律框架的完善,提供適當的公共產品以彌補市場失靈(MarketExternality);微觀層面則是私人部門進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兩者間插入了一個中觀的東西:產業政策,即政府可以引導資源注入特定的產業部門,迅速造就所謂的“支柱產業”。盡管產業政策(IndustryPolicy)已經被視為20世紀經濟學的十大誤區之一,但日本等亞洲國家至今仍對此津津樂道。產業政策在亞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場機制始終在亞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產業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說政府有預見未來新興產業的方向,此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嚴格優于市場機制,市場經濟就是多余的,如果產業政策是失敗的,那么政府就沒有任何必要搞產業政策。2、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展本身就表明,市場機制是“看不見的手”。我們似乎始終不能理解風險的本質乃是事先的不確定性。曾有這樣的笑話,說既然股票等證券資產的總體收益率比銀行貸款還高3個百分點,那么只要從銀行貸款炒股票不就可以進行套利了嗎?這種說法顯然忽視了這3個點的利差是高風險下集體理性的事后結果,作為個體投資者的投資既可能獲利頗豐也可能傾家蕩產。產業政策的荒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視了新興產業的涌現,是私人部門在所有可能的方向進行各種形式創新后,在市場機制的大潮撇去失敗者足跡的“事后”結果。凡患此病癥的亞洲國家,在有跡可循的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時往往是比較成功的,但再邁向技術或知識密集型產業時便手足無措。政府制訂產業政策要獲得成功必須存在一批已被證明是成功、而且還大有發展前途的產業。也就是說,在這些產業中已有了成功的先行者,并通過他們的實踐證明了這些產業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產業政策所起的作用就是縮小后行者與先行者的差距。一旦這些產業走向了生命的終點,則對應的產業政策也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而,依靠產業政策來發展經濟無法超越產業的生命周期規律。由此看來,產業政策只能中短期暫用,而不可做為長期的立國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