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調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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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調控范文

對于一個成熟而且完善的市場經濟體來講，一旦出現經濟過熱，市場性調控手段理所應當成為首選，行政性調控手段只應當起到輔助作用。然而對于已經建立起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我國來講，這種選擇卻根本行不通，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本文對引發2002年底開始的這次宏觀經濟過熱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完全由市場性因素引發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增加根本不可能成為本次宏觀經濟過熱的主要原因，政府部門的擾動才是導致本次宏觀經濟過熱的決定性因素。各級地方政府為了提升城市檔次、擴張城市規模而大肆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建設，由此引發的直接投資需求和由此拉動的其它關聯的投資需求，是運用市場性調控手段所很難調控的，最終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只有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性調控手段才能抑制這種宏觀經濟過熱。

直接性的行政性調控手段雖然抑制了政府部門的投資沖動，但是同時也限制了市場經濟微觀部門的投資需求，不同于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我國微觀主體的投資需求并不是拉動宏觀經濟過熱的主要元兇，這樣，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投資需求同時被調控下來，也就重傷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元氣，阻礙了市場經濟的進程。而宏觀經濟調控的出發點原本就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經濟，所以，為了更好地完善宏觀經濟調控，防止政府部門今后可能再次推動宏觀經濟過熱，政府部門的職能定位急需進一步明確。

一、引發本次宏觀經濟過熱的原因分析

近兩年來，我國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一直在持續增加。根據國家統計局發表的統計公報，2003年我國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了1090美元。而由國際經驗可知，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突破了1000美元的門檻以后，該國的消費結構就會升級，人們消費的基本方向由滿足溫飽轉向享受和發展，從而會增加對住房、汽車、高科技電子產品、旅游產品、文化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環境等方面的需求。在2002年和2003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6029．88億元和6510．94億元，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性支出分別為1834．3l億元和1943．30億元，在人們的消費需求增加、消費結構發生變化以后，不同產業之間的盈利機會也就隨之發生變化，企業投資的方向也相應變動，從而帶來產業結構的相應升級。

產業的升級在現階段主要體現在汽車業和房地產業等一批產業的蓬勃發展上。當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后，私人購車的需求也隨之不斷擴大，這是促進汽車Tql,高速發展的最主要原因，2002年我國汽車工業的產量為325．1萬輛，比上年同期增長90．9萬輛，增長幅度為38．81％，2003年我國汽車工業的產量為444．37萬輛，比上年同期增長119．27萬輛，增長幅度為26．85％，汽車工業不僅產值在不斷增加，而且產業效益也在不斷提高。隨著人們收入的不斷增長，對于住房的消費需求和房地產的投資需求也是與日俱增，見表l，房地產業在近年來的發展有目共睹。

這些產業的蓬勃發展增加了對于鋼材、水泥和電解鋁的原材料的需求，同時也拉動了相應上游原材料能源產業和下游服務行業的發展。當跨進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門檻以后，居民的消費需求和企業的投資需求相互作用，兩者螺旋式的上升，從而共同推進了宏觀經濟的加速發展，這種純市場因素是構成此次宏觀經濟過熱的原因之一。

我們不能否認這種純市場力量在此次宏觀經濟過熱中所起到的拉動作用，然而政府部門的力量才是導致本次宏觀經濟過熱的最主要原因。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各地政府紛紛開展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城市規模，提升城市檔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政績考察的壓力，但是它們卻已經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開辦國有企業或是上新的投資項目了，因為在已經開放的競爭領域中，國內的民營企業都已頗具規模，政府新建的國有企業根本就沒有能力去和這些富有活力的民營企業進行競爭，所以，擺在地方政府部門面前的唯一選擇就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開展市政建設工程。另外，某些地方政府非常熱衷于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應的政府官員可以從中獲取尋租的機會，在當前的社會監督機制還不甚完善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自己的私利，大肆開展低等重復建設，通過投資大規模的市政工程建設，他們才會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從中漁利，中飽私囊。這兩方面重要原因共同促成了政府部門的投資過度。

然而很多地方政府自身的財政能力卻非常有限，但是即使這些政府部門面臨缺乏資金的實際情況，它們仍然各盡其能地籌措資金，如火如荼地開展著投資活動。另外，除了地方政府自身進行的直接的投資活動以外，它們還間接地影響到其它企業的投資活動，吸引其它企業擴大了投資，可以說，政府部門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拉動了本次宏觀經濟過熱：

第一，政府手中的土地使用權和征用權是它們開展投資的重要依賴。

地方政府擁有土地的實際使用權和征用權，因此它們能夠以非常低的土地價格從農民那里征用土地，農民獲取的補償在很多時候可以說只是象征性的。大批的土地轉手就能夠以幾倍、幾十倍甚至更高的價格賣給房地產開發商或是其它企業，地方政府由此獲取巨大的利差，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也就等于獲取了大肆開展投資的資金來源。另外，地方政府也可以直接以極低的價格征用來土地，從而大大節約了開展投資項目所需的成本，也就可以順利地開展更多的基礎設施工程，滿足它們的投資膨脹。

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當土地被征用時，一旦應有價值被低估以后，不管它是被轉手賣出，或是被地方政府自己作為投資所用，都相當于增加了地方政府本

不應有的巨額財政收入。這就為地方政府擴大投資規模提供了可能，也就成為本不應有的推動宏觀經濟過熱出現的因素了。

第二，地方政府部門仍會常常依賴銀行信貸以獲取投資登金。

貨幣供給M2在1998年到2001年這四年之間大約增長了74％，政府部門在銀行體系中的凈債務年均增長速度達到了61．6％，四年一共累計增長了581．4％，而企業在銀行體系中的凈債務年均增長速度是10．4％，四年的累計速度只有48．6％，信貸增長明顯偏向了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獲取的銀行信貸支持明顯不足。

一般來說，除了一些特殊原因，政府部門不能夠直接從商業銀行貸款，那么政府部門又是如何獲取大量的信貸資金呢?政府部門絕大部分具體的基礎建設投資活動，比如供水、電力、供氣、電信和鐵路等等，都是由相應的國有企業所從事的，由于國有企業的改制尚未完成，它們和政府部門還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地方政府設定投資指標或是發展任務以后，它們一般才是具體的完成者，所以在政府的投資活動中，它們起著決定性作用。當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投資資金時，這些國有企業的資金也就無法到位，很多時候只能通過向商業銀行貸款而開展經營活動。由于國有企業的最大股東就是國家，國有的性質決定了國家的信用在其背后給予擔保，所以，這些國有企業就可以扭曲地使用到政府信用，比較容易獲取銀行貸款。而且，在目前的現實情況下，即使是商業銀行在審批過程中出現某些困難，地方政府也能夠給予商業銀行施加一定的壓力，從而幫助這些國有企業獲取銀行貸款。

可以說，在這些信貸活動中，雖然政府部門并沒有直接參與到其中，但是政府的信用卻發揮著最為關鍵的作用。國有企業可以通過銀行信貸而不計成本地獲取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很多時候只是完成行政任務，投資項目的投入――產出比值對于它們的約束作用也不會很大，那么投資異常膨脹的情況也是在所難免。目前，國有企業由于從事政府項目和政府工程而拖欠銀行貸款的情況，并不只是個別現象。

第三，地方政府也希望最大可能地吸引到非國有企業的投資。

在當前政府官員的考核制度約束下，他們的目標就是發展地方經濟，提升自己的政績，因此，在設定國有企業的投資任務之外，各級地方政府一般都會制定具體的招商引資計劃，吸引非國有企業在地方上的投資。

然而非國有企業都是完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微觀主體，它們的運行機制不同于國有企業，一般只有當投資項目有盈利可能時，它們才會予以投資，所以，為了吸引投資，很多地方政府都頒布了各種各樣的地方性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增加投資，而土地優惠政策是其中最為頻繁使用的一種優惠手段。當企業可以用很低的價格獲取土地時，投資成本無疑下降了很大一塊，這樣，一些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根本不會有獲利可能的項目也變得極具吸引力，而且有地方政府在背后做支持，只要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資需求，這些非國有企業就可以順利地擴大企業規模，間接擴大了正常的投資需求。

“鐵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吸引民營企業擴大投資的一個案例。鐵本公司僅以自身的兩億資金，能夠繞開中央投資項目的審批，投資了一百多億的大項目，如果背后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正因為鐵本公司是當地的利稅大戶，而且能夠解決當地的部分就業問題，所以才能夠得到地方政府關于資金和土地等等方面的優惠，從而可以一路綠燈放行，而使地方政府可以甘冒風險違背中央政府規定的原因，無疑就是它們對于政績的渴望。

第四，政府部門投資的示范效應也吸引了眾多企業跟風涌入相關盈利領域。

由于政府部門的投資需求膨脹，大批基礎建設投資和更新改造投資項目紛紛上馬，由此增加了對于鋼材、水泥、電解鋁等等原材料的需求，煤、電、油、運等等能源供給部門出現全面供不應求的情況。政府部門的投資需求擴張給上下游產業的蓬勃發展創造出更多的市場機遇，企業是市場經濟這個有機體中最為基本的細胞單位，只要出現市場盈利機會，它們肯定不會放過。

在地方政府的“示范效應”和“導向效應”的影響下，眾多企業也隨之跟風涌入這些出現盈利機會的產業，它們的投資需求也跟著地方政府投資需求的擴張而節節攀升，共同導致不必要的投資過度。

我們可以通過以下的分析大致估量出政府部門力量在本次宏觀經濟過熱中的大小。衡量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一個標志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而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政府部門的實際投資，在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200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是43499．91億元，同比增長16．9％，其中國有投資額18877．35億元，占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43．40％，同比增長7．2％；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是55566．6l億元，同比增長27．70％，其中國有投資額21661億元，占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38．98％，同比增長4．70％。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政府部門在推動本次宏觀經濟過熱中的力量，見表3，在我國，基本建設投資可以說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門推動的，而在更新改造投資中，中央項目更新改造投資額和地方項目更新改造投資額兩項，在2002年分別為1953．46億元和4797．09億元，在2003年分別為1915．96億元和6708．90億元。房地產行業中，2002年房屋施工面積為304428．15萬平方米，其中國有經濟占了63874．61萬平方米，2003年房屋施工面積為343741．65萬平方米，其中國有經濟占了66758．04萬平方米。

雖然我們無法精確地計算出政府部門在投資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但是由這些數據可以大致分析得知，在本次投資需求迅猛增長中，政府部門的推動可以說成為最主要的原因。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這次宏觀經濟過熱，政府部門應當負起最主要的責任。出于政績的壓力和腐敗的動機，地方政府部門大肆進行城市規模擴張、提升城市檔次，即使面臨資金缺乏的現實，它們也毫不節制地開展基礎設施建設，開工了一批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從而拉動了投資需求。另外，它們大勢鋪張地從事大量的低等重復建設所間接帶動起來的各種投資，完全超越了成熟的市場經濟必須的投資需求，這成為導致這次宏觀經濟過熱的最為主要的原因。

二、歷次宏觀經濟過熱主要也都是由政府部門所推動的

除了2002年底開始的這次宏觀經濟過熱，我國改革開放以后曾經出現過四次宏觀經濟過熱，這里我們再次對它們進行回顧，經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政府部門在每一次宏觀經濟過熱中都起到了最為主要的推動作用。

第一次宏觀經濟過熱開始于1979年，結束于1983年。本次宏觀經濟過熱起源于1978年的“洋冒進”，當時引進了22項成套設備，增加了財政支出和外匯支出，出現了財政赤字和外匯逆差；第二個原因就是在1980年開始實施“財政分灶吃飯”的體制，當地方和企業的財權擴大以后，它們紛紛建立了自己獨立的經濟體系，開始興辦自己的加21532業，盲目地上項目，增加投資，掀起了小企業紛紛上馬的，致使財政赤字大幅上升，同時也由此拉開了各個地方經濟的重復建設的大序幕；第三個原因就是，價格體制實施初步改革，調整了部分產品的

價格，引起了價格總水平的上漲；第四個原因，為了償還對群眾的所年欠債，國家大幅提高了職工的工資，使得工資增長率大大高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樣，包括財政赤字在內的很多因素共同迫使銀行增加貨幣投放量，造成了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然而投資過熱是造成本次宏觀經濟過熱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次宏觀經濟過熱開始于1984年，結束于1986年。本次宏觀經濟過熱的最主要原因是各地的投資失控，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隨著價格體制改革的深化，價格總水平隨之提高，原來隱形的通貨膨脹公開化，但是預算外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偏大，信貸資金增長過猛、工資獎金增長過快，依然是造成本次通貨膨脹的元兇。國務院在1984年發出通知，要求各部門嚴格控制財政支出、控制信貸投放，198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了要注意信貸基金和消費基金管理不嚴等等突出問題，堅決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賽增長速度，然而各地盲目上項目的現象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得到有效遏制。

第三次宏觀經濟過熱開始于1987年，結束于1990年。本次宏觀經濟過熱的主要起因仍然是預算外投資規模增速過快，消費需求膨脹。經濟建設中急于求成的傾向明顯，地方辦企業的熱情異常高漲，各地攀比增長速度，全國在建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過多，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力承擔的可能，財政支出大于收入，信貸規模過大，導致貨幣發行過多。雖然中央政府為了控制宏觀經濟過熱而采取了限制投資規模的做法，甚至不息停建、緩建一批生產性的建設項目，把該上的項目也暫緩處理，但是地方政府也馬上推出相應的對策;這就出現了大量的所謂釣魚工程，導致預算外投資規模膨脹得非常厲害。

第四次宏觀經濟過熱開始于1992年，結束于1996年。金融體制不合理是造成本次宏觀經濟過熱的體制原因，主導因素是當時實施的利率雙軌制，專業銀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發放的幾乎都是高利率貸款，企業很難獲得低利率貸款。而這些高利率貸款的投向卻是風險大、盈利高的投機性行業領域和奢侈消費品領域，比如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生產性行業領域的企業很難獲取生產發展所需的資金。而且很多銀行往往一兩個季度就用完了全年的預算，貨幣管理失去控制，當需要銀行拿出資金用作收購棉花、糧食等用途時，卻無資金可用，中央銀行就面臨著要么打白條、要么發行貨幣的兩難選擇。另外一個主要原因仍然是地方上的投資沖動，各地政府又一次大肆開展重復建設，199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高達42．6％，1993年更是達到了50．6％，投資需求的過度增長導致投資品價格大幅上漲，繼而帶動消費晶的價格也隨之上漲，財政赤字增加，信貸規模擴大。對此，199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固定資產投資要量力而行，嚴格控制基本建設規模?！?/p>

在分析了這四次宏觀經濟過熱的導致因素以后，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導致每一次宏觀經濟過熱的一個共同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的“投資饑渴癥”所導致的投資需求過快增長。地方政府紛紛設立高的經濟發展指標，不顧財力、物力的實際現狀，盲目地上新項目、開辦新企業，強行讓企業擴張，爭相攀比發展速度，重復設點、重復引進、重復建設。這一方面導致各個地方政府爭搶投資的資源和能源，造成原材料產品的供需關系緊張，但是同時又沒有合理地利用資源，造成資源浪費，另外一個方面無疑也使財政支出大大超過財政收入，導致財政赤字，擾亂了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由于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無法達到穩定貨幣的目標，在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要求下，中央銀行最終都會被迫讓步，超額發行貨幣，這就形成我國獨特的“投資擠財政，財政擠銀行，銀行發票子”的現象，從而引發經濟過熱，迫使經濟管理部門實施“一刀切”的宏觀調控措施。

三、完善宏觀經濟調控的根本就在于讓政府部門退出具體的微觀經營活動

既然政府部門的投資渴望在每一次宏觀經濟過熱中都是最主要的擾動因素，那么為什么直到今天這種情況還沒有得到改善呢?而且，由此前的經驗可知，在治理此類宏觀經濟過熱時，中央政府最終只有采取“一刀切”的直接性行政手段調控，才能夠將過熱的苗頭壓制下來，因為面對占據投資主體地位的地方各級政府的投資欲望，間接性市場手段是失靈的，唯一有效的選擇只能是行政手段。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成熟，各種非國有經濟部門的發展日益壯大，“一刀切”的做法雖然壓制住了各級政府部門的投資沖動，但是同時也會對非國有企業造成非常大的沖擊，從而傷害到經濟的元氣。

完善的宏觀經濟調控應當著重的是對宏觀經濟總量的調節，通過對財政收支、貨幣供給、稅收、利率以及匯率等等變量的改變，最終達到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而不是讓各級政府部門去審批每一個具體的投資項目是否合理，以及限制總的投資規模等等這些微觀層面的事情。投資項目是否合理完全應當由銀行、企業這些微觀主體在市場上相互作用來決定的，最終由市場所檢驗，政府部門應當退出具體的微觀經營活動。

政府部門的職能應當合理定位，政府官員越位的現象必須得到有效解決，政府部門除了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以外，應該從經營性項目中逐步退出來，不應當再從事具體的經濟活動事務。所以，相關體制改革的力度應該加大，政府部門的功能其實就在于創造并且維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提供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促使市場經濟穩定運行，只有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相應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才使用各種政策調控手段來維持經濟的平穩發展，使得市場機制和國家調控能夠形成合理的互補。但是，如果各級政府政績考察的指標始終是地方經濟的發展，如果法律體系對于政府官員的貪污受賄情況始終不能夠有效監控的話，地方政府仍然會繼續想方設法地強化自己手中的資源配置能力，類似于這五次宏觀經濟過熱的經濟波動仍然還會出現，因此，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然而，就當前而言，政府擴張投資需求所采取的方式比較前四次中采用的方式已經有所變化，以城市檔次提升和城市規模擴張為特征的本次宏觀經濟過熱中，政府部門不再是單純地辦企業、上項目、搞工程，而是通過運用手中的土地審批權和間接使用政府信用進行信貸這兩種手段，來完成自己的投資愿望。因此，這兩種手段所凸現出的問題也應當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

1、政府運用土地審批權所出現的問題。

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土地審批權，可以使得它們以很低的價格從土地所有者那里征用來土地，通過轉手將土地倒賣給房地產開發商或是其它企業，由此增加財政收入，滿足自己的投資需求，或是直接降低自己投資項目中的土地成本，以最小的成本擴張自己的投資需求。

但是這種擴張投資的手段存在著諸多弊病，第一，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如此涸澤而漁的短視行為僅僅考慮了即時的利益，根本不可能支撐起政府財政收入的持續增長，一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雖然增加了，卻為今后各界政府提出了難題；第二，就征用土地和轉賣土地這兩個環節中，也有一些問題需要得到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首先就是在土地的征收階段，嚴格保護耕地是征收土地的前提，在我國目前的城市化進程中，約有60％的農民還是依靠從事農業而生存，并且我國的現實國

情就是人均耕地面積較少，再肆意征用耕地不只是會斷絕一些農民的經濟來源，

而且也會對我國農業的發展造成破壞性的影響。

目前各級地方政府在征收土地時，一般都是一次性支付給當前的土地使用者一定數額的金錢，由于土地的價格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所以，農民獲取一次性補償的數額是否合理很難得到考證。另外，就我國目前的現實情況而言，一次性付清一定的補償金這種方式對于農民而言也并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農民都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不管土地究竟能夠給農民帶來多少收入，擁有土地依然會是農民最后的心理依靠。我國的農民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當他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他們就失去了立身之本，雖然他們可以一次性獲得一定的補償，但是不管是突發的意外事件所致，還是不恰當的揮霍所致，一旦這些收入被他們消費精光，或者人民幣貶值的情況出現，他們就會有可能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此，當政府部門需要征用土地時，可以嘗試其它的補償方式，比如說將土地從農民那里租用過來，政府每一個月都支付給農民相應的地租租金；或者從農民那里征用土地以后，將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納入社會保障名單，每一個月都支付給他們最低的社會保障金，等等。這些做法可以在每一年都給予農民一定的收入，使得他們有一個長期生活保障的預期，由此可以消除社會生活中不穩定的可能。

其次就是土地使用權的轉賣階段，如何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土地價格這個問題再次被擺到政府的案前。正因為目前政府在批租、轉賣土地時手中掌握的權力，才會導致尋租現象的可能，土地使用權的價格很難明確界定，比較合理的做法應當是根據市場的供給需求情況而制定。所以，為了控制地方官員腐敗的現象，在今后的土地轉賣或是招租的過程中，一定要摒著公開、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則，盡量公開競標，規范、公正地選擇土地所有權的受讓人，由市場上的供給需求關系來決定土地使用權的價格。在出讓土地使用權以后，地方政府仍有責任跟蹤管理，防止土地在利用中用途、權屬發生變更。

2、政府信用不應該再進入信貸活動中。

很多地方政府部門通過讓相關的國有企業部門大規模開展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宋滿足自己的投資需求，投資主體名義上是國有企業，其實可以說就是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在很多時候都是通過向銀行貸款來滿足投資要求的，在它們背后，政府信用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要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那么就應該讓地方政府從具體的經營活動中徹底退出來。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但這不是說政府一定要進行具體的投資活動，政府應該從財政收入的具體情況出發，量力而行地安排公共產品投資項目，當政府自身的財力不足時，可以嘗試與民間資本合作，共同提供公共產品。

其實，就我國目前的現實情況而言，供水、電力、道路與橋梁、垃圾處理等等公共事業部門依然存在著諸多問題，不僅公共產品的提供數量急需提高，而且服務質量也亟待增強。而只有當這些部門的投資主體不再局限于國有企業，能夠讓民間資本進入以后，相應的困難才可以逐步解決。

首先，通過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夠提高投入產出比，提高公共事業項目的效率，也會有利于解決目前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由于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國有企業在很多時候只能是服從地方政府的投資愿望，根本不會考慮項目的效益如何，政企不分、盲目投資的現象在我國還沒有得到根本改善，目前國有企業自身的問題還很多，改制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當相關的公用事業部門放開以后，也就引入了競爭機制，由此可以打破政府部門提供公共產品的壟斷狀況，有利于國有企業的政企分開。而且只有當政府部門退出投資主體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平等地競爭。民間資本投資于公共事業是必然要求有回報的，新上項目的可行性也會得到更深刻的論證，這樣就能夠防止政府部門的投資膨脹，提高投資效率和公共產品的服務質量。

第2篇：微觀經濟調控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體制；宏觀經濟；管理體系

經濟效益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是國家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企業必須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這是它賴以生存、求得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國家財政資金和增加積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是企業和企業職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時也是發展國民經濟、增強國力之所需。何為企業的經濟效益？眾說紛紜。有人認為產量和產品質量是企業的經濟效益，有人則認為是市場暢銷或上繳利潤，也有人認為是產值。筆者認為這些都是考核企業的單項經濟指標。馬克思曾經說過，“真正的經濟――節約――在于節約勞動時間，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產成本，但這種節約就等于發展生產力”。馬克思這一論斷完全反映出現代管理中有關“投入產出法”的實際運用。企業的經濟效益是指根據行業的具體情況，有目標、有規則、有計劃地按著“優質、低耗、高產、安全”優化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等目標，有程序、有系統地組織企業的生產技術，分配銷售等環節的工作，通過產品銷售回收資金。在此基礎上根據多方面的數據運用現代數學方法計算其投入、產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獲得較多的產出，從而體現企業的經濟效益。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建立，在政企職責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及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情況下，我國國民經濟真正形成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兩個基本層次。對此，分別研究建立它們各自的管理規律和管理途徑，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基于上述認識，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及“八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了奠定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應抓好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增強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二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三是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經濟體制改革上述三個相互聯系的任務提出既指明了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的基本任務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宏觀管理體制所必須具備的市場條件和微觀基礎。這標志著我國對于在搞活微觀經濟的同時必須加強宏觀經濟管理的問題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是相對而言的，它們二者之間雖然沒有天然的鴻溝，但也決不僅僅是范圍的區別、量的區別、層次的區別。

一、從內涵上劃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主要有兩個標志

第一，是否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一個企業、公司，它的范圍再大，產值再高，但它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屬微觀經濟范疇。而縣、鄉的經濟，它的范圍再小，產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因而屬宏觀經濟范疇。在舊的體制下國家直接經營企業，國家統負盈虧，企業實際上是國家政府部門的附屬物，而全國實際上也是一個大企業，也就很難區分宏觀與微觀經濟。第二，是否是經濟總體。一般說宏觀經濟表現為一定范圍內的經濟總體，而微觀經濟則表現為一定的經濟個體或經濟系統要素。據此，不難得出結論，宏觀經濟就是指一定范圍的經濟總體及其總體運行。其外延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總體、地區、城市、部門、縣、鄉鎮總體等。微觀經濟則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及其活動，其外延包括企業、公司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基本經濟單位。因此，單從管理主體方面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凡是國家政府機構發揮其應有的經濟職能所進行的管理則是宏觀經濟管理。這一點也是劃分宏觀、微觀經濟管理的顯著標志之一。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宏觀經濟管理就是國家各級政府部門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大體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并取得較好的宏觀經濟效益，對一定范圍內的經濟總體及其運行所進行的規劃、調節、監督和服務等過程。在這里國家各級政府部門是宏觀管理的主體，一定范圍內的經濟總體及其運行是它的客體，取得較好經濟效益是目的。規劃、調節、監督、服務則是它應發揮的主要經濟職能。

二、理解、掌握宏觀經濟管理的本質特征

綜觀我黨到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都包含了兩個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堅持搞活企業，搞活微觀經濟；二是要加強宏觀經濟管理。這兩個基本方面是相互統一、相互制約、不可分割的。忽視任何一個方面，國民經濟就不能協調穩定地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就不能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系之所以區別于其他管理體系，這是由它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的。首先與微觀經濟管理相比，它的特點主要是：（1）管理主體的行政性；（2）管理客體的總體性；（3）管理方式的間接性；（4）所需信息的綜合性；（5）管理目標的全局性。其次，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系與資本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系也有本質不同，主要表現在：（1）指導思想不同；（2）管理主體與客體不同；（3）管理內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總之，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宏觀經濟體系不同于過去的國民經濟計劃管理體系，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而且在指導思想、管理內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較大變化。從指導思想上說，傳統的國民經濟管理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產品經濟基礎上的，而宏觀調控體系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力求做到計劃與市場即價值規律調節的統一。從管理的內容上看宏觀調控體系則以政企職責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開為前提，而傳統的國民經濟管理則混淆一起，統包統攬。宏觀調控體系的著眼點主要放在國家政府部門以對整個宏觀經濟的長遠和全局發展進行規劃、調節監督和服務上。從管理方法上看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主要運用間接管理的方式，運用指導性計劃和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為主的方法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進行間接的調節和引導，而傳統的國民經濟管理則運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計劃、行政手段為主的方法進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三、完善探索實現經濟管理結構規律

第3篇：微觀經濟調控范文

針對發改委的批判，在推崇市場化的經濟學家里已屢見不鮮，在去年9月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張維迎即指出“自從成立發改委后，中國改革的步伐就大幅放緩”。而此番許小年的“解散發改委”言論，其字面邏輯則顯得更為徹底一些。

不可否認，自2003年5月發改委成立以來，其對宏觀經濟的統籌、區域經濟的平衡，以及產業分布的調整上功不可沒。而其在快速應對2008年次貸危機帶來的沖擊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更是一度讓包括非洲等落后國家、甚至歐美在內的市場化國家奉為榜樣。

但是，在承認發改委部分功績的同時，我們不宜“一白遮百丑”，從而忽視其巨大的負作用。發改委的負作用，最為核心之處即是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之于當下而言，發改委不僅主導物價調整、項目投資、產業補貼、企業債發行的審批，而且還參與制定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土地政策，并且直接管理國家糧食局和國家能源局。

發改委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全面滲透，以致其一直被戲稱為“小國務院”。而其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不僅已造成其與其他職能部門的沖突，還大幅增加了整體經濟的運行成本，更嚴重違背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以與其他職能部門的沖突為例，物價調整本應商務部最具發言權，企業債發行證監會應更具專業性；再以加大經濟運行成本為例，當下項目投資走完全部審批流程，最快也要10個月時間；最后再以違背市場經濟屬性為例，由發改委主導包羅萬象的物價審批，尤其是事關食品、消費品等價格的審批，不僅阻礙了市場的充分競爭，而且還使近兩年的通脹治理已然進入“治亂循環”的軌道。

從市場主體的事實層面看，正是因為發改委具有巨大的資源配置權力、且在資源配置的實施中過于向國企傾斜，從而導致當下“國進民退”的日漸嚴重，而以民資為主體的中小企業群體，自去年以來“倒閉潮”更是頻頻發生。

從宏觀經濟的現實趨勢看，發改委作為應對次貸危機沖擊的主導部門，在其快速應急取得短期巨大成效之后，不僅使當下地方債務（省市縣鄉村五級政府）高達近20萬億元，而且近年來，我國的通脹水平亦高企在5%上下。

之于發改委經濟運行層面權力的過度集中、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參與，以及資源配置對國企的明顯傾斜，其實質呈現的更多是“計劃”的影子，而非真正彰顯“改革”的功能。當然，如果對“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全稱進行字面解構，也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其對市場化改革的事實阻礙，可能在其10年前成立之日起即已注定―通過“發展”在前、“改革”在后的全稱解構，不難看出當初成立時“改革”為“發展”服務的邏輯設定，亦即是說，只要“發展”這一終極目的得到實現，“改革”可以相對忽視、乃至階段性反向行之。

但是，缺乏真正市場化改革的發展，能夠長久存在嗎？依賴行政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能夠不帶來隱患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之于當下而言，我國經濟增長不僅已趨下行通道、出口順差更是4年來降幅最大高達47.5%，而且已經形成地方債務、銀行潛在壞賬率、通脹水平的“三高”困境，更為嚴重的是，在行政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下，市場自發主體的創新活力已經持續萎縮。此外，過于違背市場化的微觀經濟干預，亦已嚴重弱化發改委之于宏觀調控的核心職能，比如，近年來，其調控通脹，物價卻屢屢攀升，其調控房價，房價卻企高難降，其調整產業結構，真實成效卻微乎其微。

之于當下而言，發改委大一統的權力結構亟須改變，在其提高宏觀經濟調控水平的同時，應徹底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其與其他職能部門的權力交叉，應逐漸向具體職能部門過渡，其與微觀經濟牽涉的具體事務，應盡快縱向轉移至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轉移給市場中介組織具體操作。

第4篇：微觀經濟調控范文

當前我國最大的結構性矛盾，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要突破這個最大的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必須解決好“三農”問題，加速農村的工業化，產業化，城鎮化進程，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去廣東一些偏遠農村考察，發現農民的發展觀念非常落后，一直處于經濟滯后，生活貧困，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出去的困境。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為誰生產？這三個問題成了制約農村發展的枷鎖。按照“分類指導，重點突破”的原則，筆者深入調研，發現農村發展的潛力和空間非常大，只是缺乏科學技術的指導，于是提出了“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

在正確引導和鼓勵城市企業走入農村的同時，還大力加強提高農民自主創新的意識，這樣一來，城市的企業，通過利用農村廉價的剩余勞動力，獲取了更多的經濟效益，而農村不僅解決了勞動力轉移不出去的問題，還開拓了農民的視野，更新了他們經營發展的觀念和思維，實踐證明，這樣的經營模式，既降低了成本，也提高了產品質量，同樣也為農村經濟的持續、平穩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要促進農村的和諧發展需要切實做到統籌兼顧。為此，我們不僅要從宏觀上著眼，還要從微觀上入手，不僅要從橫向上布局，還要從縱向上破陣，不僅要全面統籌好，還要重點兼顧到。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宏觀經濟調控首先和主要是總量調控，維護宏觀經濟的協調與穩定，也就是說宏觀是研究大范圍的，如國家、社會問題。微觀是研究小范圍的基層問題。實踐證明，宏觀調控總是要通過一個個微觀調整，才能得以實現，而微觀調控也離不開宏觀調控的指導，兩者之間相輔相成，切不可分裂或對立。

我國農村面廣人口多，相對于中央和省市來說是微觀，而相對于鄉、鎮、村，社區以及個人來說是宏觀，因此農村也就成為了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交匯處，在新時期農村改革的問題上，不能只強調宏觀而忽視微觀，也不能只強調微觀就忽視宏觀，只有通過落實科學發展觀，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相互協調，綜合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從實際出發，靈活運用，重點兼顧，切實解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障礙和矛盾，充分調動農民謀求科學發展的積極性，獲取更多的綜合經濟效益才能全力促進中國農村經濟的新發展。

第5篇：微觀經濟調控范文

信號一：政府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統計顯示，目前，中國95%以上的商品資源由市場來配置，國家定價的商品不足5%，社會主要商品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已超過99%。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達到73.8%，早已超過市場經濟臨界水平（60%），毫無疑問屬于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說：“由計劃向規劃轉變是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又一個歷史坐標。規劃的特點就是從具體、微觀、指標性的產業發展計劃向宏觀的國家空間規劃轉化?！?/p>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從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中跳出來，轉為對經濟的宏觀調節。規劃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決策，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具體活動不具有約束力。可以預見的是，對于大多數行業來說，規劃將主要運用市場機制，由企業自主決定投資方向，投資效益將成為引導資源流向的決定性因素。在發揮國家規劃對資源配置的指導性作用的同時，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將得以充分發揮。

信號二：過多過細的量化指標將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把握和調控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要通過計劃逐一配置重要資源，所以各項指標定得非常細。陳耀認為，過去我們制定的微觀具體產業發展計劃，更多屬于市場、企業和資本自我調整的內容。而在市場配置資源的今天，規劃將突出宏觀性、戰略性和指導性，規劃指標少而精，而且總體上是預測性、指導性的。從“計劃”到“規劃”，體現了從微觀向宏觀、從直接向間接、從項目管理向規劃管理的突出轉變。

專家預測，“十一五”規劃將凸顯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把握和調控，比如以科學發展觀為紅線，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強調考慮資源承載能力，為謀劃中國未來五年甚至更長遠的發展提供一幅清晰的“路線圖”。

信號三：克服“越位”和“缺位”，政府職能轉變邁出新步伐“‘十一五’規劃將強化社會發展、公共服務、生態環境方面的指標，并成為配置財政、稅收等公共資源的重要依據。這是政府轉變職能，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需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如此評價這種變化。

應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的內容減少了，政府履行公共職責的內容充實了，規劃側重點的這一變化，對應的是政府職能的轉變。“由計劃到規劃，表明政府進一步明確了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标愐f。

第6篇：微觀經濟調控范文

（一）聚斂功能

由于資源和資金分配的不均衡，在任何時刻都存在著資金的盈余方和資金的短缺方，資金的盈余方有很強的投資需求，資金的短缺方有很強的籌資需求，金融市場多樣化的金融工具以及其靈活多樣的交易形式，高效的運作機制滿足了不同的投資者和籌資者的需求，金融市場強大的吸引力使眾多的閑散資金聞風而來，經過金融市場的運作以后，投資者的資金轉化成了籌資者的資本，小規模的閑散資金轉變成了大規模的生產資金，金融市場的聚斂功能使資金在時間和空間上重新進行分配，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率，節約了交易成本。

（二）配置功能

中國有句俗話說的好，“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里的水可以看成是資金，資金的逐利性使資金總是尋找價值洼地，以便獲得高額利潤。所以說資金總是“流向”那些最有發展潛力，最能為投資者帶來最大利益的產業和行業。以貨幣資金為交易對象的金融市場在利率機制的引導下，在交易者的互相競爭中很好的放大了資金的這一特點，金融市場的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資金在利益的驅使下被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國的硅谷已成為世界各國高科技聚集區的代名詞，很多年輕有為的創業者們在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如果沒有美國的風險投資者們對于這些中小企業的資金支持，僅僅靠著創業者的一腔熱血與熱情，是締造不了硅谷神話的，正是由于風險投資者們大膽的對于未來的投資才換回了一個又一個創業奇跡。中國百度的創始人李彥宏就是在風險投資的幫助下才得以實現自己的創業夢想，2005年8月百度已經成功在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調節功能

調節功能。首先，金融市場具有直接調節作用。在金融市場大量的交易中，投資者為了確保獲得高額的回報，在進行交易之前，一定會利用一切信息對投資對象進行客觀的分析，從而做出投資決策，只有符合市場需要、效益高的投資對象，才能獲得投資者的青睞。而且，投資對象在獲得資本后，只有保持較高的經濟效益和較好的發展勢頭，才能繼續生存并進一步擴張。否則，它的證券價格就會下跌，繼續在金融市場上籌資就會面臨困難，發展就會受到后續資本供應的抑制。一個成熟的金融市場總是能夠通過證券價格的上升與下跌準確反映出企業的盈虧狀況，進一步引導投資者的資金流向效益好、有增長潛力的微觀經濟部門，因此，金融市場通過其特有的引導資本形成及合理配置資源的機制首先對微觀經濟主體產生影響，進而形成一種對宏觀經濟的自發調節機制。例如，2011年，中國的雙匯集團因為“瘦肉精”事件一度成為關注的焦點，其違背社會道德的做法，也在金融市場上得到了體現，其股票價格連續兩天跌停，使雙匯集團的形象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也逼迫雙匯集團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動進行挽救。其次，金融市場的存在及發展，為各國政府實施對本國宏觀經濟的間接調控提供了條件。當一國經濟出現過熱或者過冷的現象時，中央銀行就要通過實施貨幣政策來對本國經濟的發展進行影響，主要依靠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和利率等政策工具進行宏觀經濟調控。這些政策都必須要借助于金融市場才能發揮效果，只有通過金融市場的傳導才能對各微觀利益主體產生影響。此外，財政政策的實施也越來越離不開金融市場，政府通過國債的發行及運用等方式對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加以引導和調節，并提供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手段，也對宏觀經濟活動產生著巨大影響。

（四）反映功能

第7篇：微觀經濟調控范文

一、區域總量性貨幣政策的理論分析

對貨幣政策的研究由來已久，早期的貨幣數量論、威克塞爾、凱恩斯、后凱恩斯主義、貨幣學派及理性預期學派都提出了各自的貨幣政策的理論和思想，但以上所談到的貨幣政策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將貨幣政策看作是一種總量性宏觀經濟政策，認為貨幣政策作用的直接對象是社會經濟總量，因而對貨幣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貨幣政策是否能夠系統地影響產出，貨幣供給與產出之間是否存在穩定的聯系，貨幣當局能否如愿地適應經濟當前和未來發展的需要控制貨幣供給總量、社會物價水平能否穩定等方面，通過這幾個方面的研究來解析貨幣供應量與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

這些理論一般認為貨幣政策是一種總量目標調節，一般情況下不考慮結構問題，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成熟的間接宏觀調控體制下更是如此，這一觀點中所指的貨幣政策是狹義角度的貨幣政策，即中央銀行通過對“錢袋子”口徑的控制，提供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貨幣量，而對于一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等結構性問題，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中央銀行貨幣供給調控的目標，因為中央銀行貨幣供給調控不能控制貨幣在各行業、各區域等的具體流向。

區域總量性貨幣政策要真正有效發揮作用，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貨幣供給的外生性、可控性及中央銀行的行政獨立性。中央銀行要通過貨幣政策對全社會進行總量性調控，首先必須能夠有效控制貨幣供給，根據當前和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投放貨幣，繼而貨幣在有效利率價格機制的指引下，流向社會最需要的地方去，引導社會資源達到優化配置，在這一過程中，中央銀行應該能夠自主地對貨幣供應量進行調控，因為中央銀行具有行政獨立性，貨幣供給具有外生性。

2．健全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貨幣政策的調節對象是貨幣，通過對社會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進行調節以適應實際需要的貨幣數量，從而穩定社會的總體物價水平，區域總量性貨幣政策離不開健全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貨幣政策傳導不僅取決于中央銀行的“主動性”貨幣政策行為，而且取決于企業、居民等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如何對微觀經濟主體產生作用呢？聯系其中的是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在內的金融體系，金融體系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起“金融中介”的作用。貨幣政策通過金融市場改變各種金融資產的相對價格，改變和調整經濟主體的資產選擇行為，最終影響社會消費、投資和出口。

3．市場化利益導向的微觀基礎。區域總量性貨幣政策作用過程是一個間接作用過程，其作用的發揮不僅僅在于中央銀行如何調控，更重要的在于金融機構、企業、居民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中央銀行的行為如何做出反應，只有當這些微觀經濟主體是真正的市場化的利益主體，才能產生真正的金融市場，才能產生真正的價格機制，否則貨幣政策的作用無從談起。

4．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社會經濟發展和市場交易離不開貨幣，貨幣政策的作用在于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所需要的貨幣，保持幣值穩定，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貨幣離開中央銀行以后，將進入金融體系，通過金融體系的中介作用進入實體經濟中，為保證社會化商品經濟的正常平穩運行，不僅要求商品供求均衡，而且要求貨幣供求總量和結構均衡，也就是說使貨幣流向最需要貨幣的地方去，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以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為前提，否則，會出現一方面貨幣流通到不需要的地方去，另一方面需要貨幣的地方卻無貨幣流通的現象，導致貨幣政策傳導不暢通。

二、區域總量性貨幣政策在我國的適用性研究

（一）區域結構性貨幣政策逐漸引起關注

貨幣政策的實際運行與理論分析過程不一樣，它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時間過程，現實生活中的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控與理論上的分析存在差異。近幾年來，有以下兩方面的因素促進了對貨幣政策區域差異化效應的研究。

1．經濟理論界對信貸市場不完善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所起作用有許多新的見解，貨幣政策“信貸觀點”引起了越來越大的關注。貨幣政策“信貸觀點”認為傳統的“貨幣觀點”主要關注貨幣政策變動對實體經濟的最終影響強度，而在影響時間和影響構成等方面研究存在很多的不足，而且都是注重貨幣市場的作用而忽視金融機構和信貸市場的影響。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理論試圖彌補這些不足，更加重視對結構因素的分析。

2．在歐洲中央銀行成立前后，統一貨幣政策是否會在成員國產生不同的影響引起了極大的關注。（1）Carlo Altavilla(2000)，[1]Volker Clausen,[2]Bernd Hayo(2002)[3]對EMU統一貨幣政策進行研究，認為EMU國家存在結構性和周期性差異，通過運用SVAR模型進行研究發現貨幣政策在成員國內存在非對稱性沖擊。（2）受這一研究主題的影響和啟發，國外有學者開始研究比較貨幣政策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所產生的差異化影響，Bernanke B, Gertler M(1995)，[4]Cecchetti S(1999)[5]以英國、德國和意大利為例，研究了企業結構和銀行結構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認為以小企業和小銀行為主體的國家對貨幣政策的反應比較大，相比德國和英國而言，在意大利貨幣政策產生反應的時間要慢，強度也小。Hallett and Piscitelli(1999)[6]以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為例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論。（3）也有學者開始研究貨幣政策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區域的差異化影響。George Georgopoulos(2001)[7]考察了加拿大統一貨幣政策的區域影響差異，Michae T. Owyang ，Howard J.Wall(2004)[8]運用區域VAR模型進行研究，發現貨幣政策沖擊在美國各區域間存在很大的差別。

（二）我國尚不具備實施區域總量性貨幣政策的條件

1．我國貨幣政策必須服從于“漸進式”經濟轉軌的需要，貨幣政策依然是國家干預經濟的重要工具，它不完全是一種市場化的經濟調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財政性質和功能。出于“漸進式”經濟轉軌的需要，我國的貨幣政策必然要承擔消化巨額社會資金損失這一改革成本的職責，同時兼顧化解金融風險的任務。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在理論界一直存在“單目標論”與“多目標論”之間的激烈爭論，問題的焦點在于貨幣政策到底要不要將“經濟增長”作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從我國貨幣政策的實際執行情況來看，我國貨幣政策一直將“經濟增長”作為重要的最終目標，當我國出現經濟滑坡時，中央首先想到的是貨幣政策。中央銀行的政策獨立性和信用獨立性都不理想，并沒有獲得獨立于中央政府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主要是執行中央政府的貨幣政策決定，貨幣政策委員會也只是咨詢議事機構，沒有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中國人民銀行難以避免成為政府追求其它目標如經濟增長、提高就業等方面目標的便利工具，中國人民銀行行為目標的多重性、擁有的部分財政職能和不合理的外匯管理體制弱化了其獨立性。

2．目前我國金融體系發展不健全。（1）銀行間市場發展較快，但票據市場的發展嚴重滯后，使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上的貨幣政策行為只能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產生反應，而對企業、居民等經濟實體的作用十分薄弱，貨幣政策工具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力。（2）貨幣市場各子市場之間缺乏有機聯系，不同經濟主體被限制在不同的子市場，貨幣市場各參與主體不能在銀行間國債回購市場、交易所國債回購市場、外匯市場之間自由進出，各子市場分別只允許指定的特定主體參加。（3）我國在貨幣市場上，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券的利率確定開始采用市場化的方法，但作為金融市場主體部分的銀行存貸款市場利率依然是由行政方式確定，這使貨幣市場利率的基礎導向性作用下降，不能真正反映整個社會資金供求情況，大大降低了區域總量性貨幣政策的效果。

3．我國缺乏市場化利益導向的微觀經濟主體基礎。（1）從我國企業的情況來看，產權改革的滯后使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現象依然存在，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因而對利率變動的敏感性比較低下，企業過度依賴銀行信貸融資，資產結構單一化。同時我國存在一個突出現象是眾多民營企業難以獲得銀行貸款，銀行信貸結構與產出結構不對應。（2）我國居民資產、負債單一，金融努力程度不高，缺乏金融風險、收益意識，使總量性貨幣政策不能充分發揮其“指示”作用。從金融保險業對第三產業的貢獻率和金融保險業對GDP的貢獻率這兩個反映金融努力程度的指標來看，發達國家這兩個指標一般為30%和8%，從2005年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大，除北京、上海的金融發展較快以外，絕大部分地區包括東部地區金融業發展依然滯后。（3）我國金融機構的主體部分是國有金融機構，受政府管制程度較高，金融機構行為“政府”導向現象普遍，不良資產的存在也限制了利率發揮作用的空間，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的變化不完全按照“三性”原則進行，金融機構行為調整是否符合貨幣政策的需要難以確定。

4．我國目前區域經濟、金融存在很大差異。（1）無論是從總體經濟發展水平還是人均經濟發展情況來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很大，而且這種差距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2）各區域金融機構發展也存在很大差異，東部地區不僅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總行所在地，而且是11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行所在地，國有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數量也要多于中部和西部地區，我國絕大部分的外資銀行分行也設在東部地區（如上表所示）。（3）東部地區也是我國股票交易市場所在地，企業、居民的金融意識、金融觀念要比中西部地區濃厚，對金融發展參與積極性要高于中西部地區。因此，我國區域經濟、金融發展的巨大差異必然與區域統一性貨幣政策產生矛盾，對總量性宏觀經濟調控產生挑戰，影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外資銀行分行的區域布局地區分行地區分行上海45珠海 3北京 22福州 2深圳 20南京 3廣州15武漢 2天津 15成都 1廈門 9?？?1大連8昆明 1青島4蘇州 1汕頭 3西安 1重慶 1 資料來源：《中國金融統計年鑒》（2004）。

三、我國區域總量性與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比較：一個模型分析

(一)模型的假設條件

本文運用一個宏觀經濟模型來分析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結構問題，模型通過考慮不同區域的菲利浦曲線來分析貨幣政策的區域非對稱性，菲利浦曲線為：

其中i表示不同區域；μi表示區域當前的失業率；μi表示區域的自然失業率；αi表示不同區域未預期的通貨膨脹對失業率的影響因子；εi表示不同區域受到的貨幣政策沖擊，由于本文的目的是研究我國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在不同區域的非對稱性效力，在不同的區域εi是相等的；πi表示區域當前的通貨膨脹率；πei表示區域預期的通貨膨脹率。另外，假設貨幣政策的實施者中央銀行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主體，由于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都是現代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因此一個國家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對該國來說都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中央銀行作為理性的經濟主體會盡量減少貨幣政策的實施給國家帶來的效用損失，[9]效用損失函數可以定義為：

為了研究的簡便，本文定義i預期的通貨膨脹率πei為0，預期失業率μei與自然失業率μi相等，因此，效用損失函數可以重新定義為：

(二)區域總量性與結構性貨幣政策比較分析

中央銀行在實施貨幣政策時，有兩種可供選擇的實施方式：一種是中央銀行區域結構性貨幣政策，在實施貨幣政策時考慮各區域的實際情況；另一種是中央銀行實施區域總量性貨幣政策，以全國的整體情況為出發點。

第一，假定中央銀行采取第一種貨幣政策策略，在實施貨幣政策時考慮各區域的實際情況，此時由n個不同區域組成的國家總體效用損失函數為：

(三)我國實施區域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必要性

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目的在于實現效用最大化，要分析我國實施區域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必要性，必須證明區域結構性貨幣政策能使國家的效用損失減小。

由此可以看出，隨著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非對稱性的增大，實施區域結構性貨幣政策更加能使國家的效用損失減少，有利于實現效用最大化。

四、我國貨幣政策應該考慮區域結構性因素

(一)在目前我國實際情況下實施區域結構性貨幣政策更加有利

因為我國存在的區域結構性矛盾對區域總量性貨幣政策效果的發揮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特別是目前我國區域經濟、金融發展差異較大，區域總量貨幣政策必然不利于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經濟發展中地區發展不平衡和行業發展不平衡勢必要求制定和施行政策時注重結構調整。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當更加充分地考慮區域經濟、金融差異的客觀事實及其對統一貨幣政策效力的影響。

1．在確保貨幣政策國家權威性的基礎上，通過制度創新，調整現有中央銀行高度統一的貨幣政策調控方式，加強中央銀行區域分行在貨幣政策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各區域分行可以通過對轄區內經濟、金融形勢進行分析研究，確定轄區內重點信貸支持對象；第二，賦予區域分行在再貸款和再貼現方面更大的權利，各區域分行可以在不違背總行貨幣政策指導方向的前提下，根據轄區內金融機構發展規模和結構狀況，通過再貸款和再貼現進行支持，再貸款和再貼現規模只需要報總行備案即可；第三，國家貨幣政策委員會人員中應該增設各區域分行的代表，以反映各區域分行在貨幣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意見；第四，建立各區域分行貨幣政策實施效果評級制度和指標體系，探索組建區域分行貨幣政策評委會，負責對區域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評價。

2．對某些可以實行區別對待的貨幣政策工具實行必要的區域差別化調整。從2004年4月25日開始我國已實施機構差異的存款準備金制度，應該逐步推行區域差異的存款準備金制度，欠發達區域的存款準備金率可以低于發達地區，從而平衡因貨幣乘數不同而導致的貨幣供應量的差異，各中央銀行區域分行可以根據區域內預期收益，實行有地區差異的利率，在再貼現的使用上，可以向欠發達地區傾斜，在實施區域性貨幣政策同時，應該強化中央銀行總行“窗口指導”工具的約束力。

(二)從模型分析可知，在我國貨幣政策效力區域非對稱性的情況下，有必要實施區域結構性貨幣政策

區域總量貨幣政策運作是一個以完善、發達市場為基礎的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同時是我國貨幣政策發展的方向，也是整個市場化改革的要求，因此，不能用貨幣政策被動地去適應區域金融差異，區域化的貨幣政策調控不能損害我國向間接貨幣政策調控轉型所需要的市場化基礎和環境，應該努力完善我國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金融體系建設，為貨幣政策運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形成全國統一前提與區域特色有機結合的國家貨幣政策調控體系。[10]

1．完善我國貨幣政策運行的市場環境，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調控的目的在于通過一系列貨幣政策工具影響居民、企業及金融機構的行為從而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最終實現對國民經濟調控，這一過程的有效運作有賴于市場化的經濟主體的存在，因而，應該加強企業、金融機構產權改革，讓她們成為真正人格化的產權主體。

2．貨幣政策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總量性的政策，其目標在于保持物價的穩定，為整個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發展預期環境，區域性、結構性問題應該通過財政政策來解決，因而，政策性金融的建設顯得十分重要。

3．目前，我國區域經濟金融差異不僅體現在金融工具、金融市場布局的東部與中西部區域差異上，更主要體現在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主體金融努力程度的差異上。東部地區經濟主體金融努力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區，因此，在塑造真正人格化的產權主體的同時，還應該培育中西部地區經濟主體的金融意識和理念，強化金融收益和風險約束，提高金融創新意識，這樣才能適應市場化貨幣政策的要求，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果。

4．由于各地區經濟和產業結構等存在差異，統一的貨幣政策調控有時會使某些地區利益受到損害，對此中央應該嘗試建立貨幣政策調控的補償機制。

主要參考文獻：

［1］Carlo Altavilla． Measuring Monetary Policy Asymmetries across EMU Countri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Working Paper．May．2000.

［2］[BF]Volker Clausen & Bernd Hayo． Asymmetric Monetary Policy Effects in EMU.ZMI Working Paper.March.2002.[BFQ] Hayo,B.& B. Uhlenbrock .Common Money, Uncommon Region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forthcoming.1999.

［4］Bernanke B, & Gertler M. Inside the Black Box: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NBER Working Paper .1995.

［5］Cecchetti S .LegalStructure,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RBNY Economic Policy Review.1999（5）.

［6］Hallett A., & Piscitelli L.EMU in reality: the eect of a common monetary policy on the economies with diere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s,CEPR Discussion Paper .1998,2068.

［7］George Georgopoulos. Measuring Regional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 ,2001(7).

［8］Michae T. Owyang & Howard J.Wall. Structural Break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Working Paper. June .2004.

［9］De Grauwe P. and M.-A. Senegas.“Monetary policy in EMU when transmission is asymmetric and uncertain” CESIfo Working Papers, 2003.

［10］宋 立．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金融體系重構［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5．

On the Overall and Structural Regional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Zhou Mengliang1Ma Hao2 Abstract: China is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enorm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which leads to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overall regional monetary polic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The marketization reform in China results in more market-orientation oper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With the great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economies and finance, monetary policy should not move back to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region; necessity

第8篇：微觀經濟調控范文

1.1工商管理的基本職能

在工商管理實務工作當中，工商管理的基本職能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1.1幫助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

一旦工商管理部門出現職能作用不到位或者執法力度不夠的情況，市場經濟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混亂，直接影響到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最終效益，從而間接阻礙了國民經濟的順利平穩發展。

1.1.2保持市場經濟的監管力度，保證市場經濟有秩序的發展。

一直以來，工商管理部門是我國經濟市場最好的管家，從這點可以看出工商管理部門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所以，工商管理部門要認清自身的重要性，不辜負國家與人民賦予的權力，承擔起市場經濟管理和秩序維護的任務使命。

1.1.3不斷完善經濟市場主體結構

引導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工商管理部門之間建立公平的合作關系，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這既能保障工商管理部門進行有效執法工作，也可以支持市場經濟順利有序的發展。

1.2工商管理的特點

1.2.1在我國，工商管理通過營造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來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服務。

并且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與其他行政管理不同，工商管理部門不受資金限制，它的主要職責是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以促進創建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環境為目的。在建立具有統一性、開放性和競爭性的市場大前提下，更是要體現我國工商管理部門的基本職能。

1.2.2工商行政管理的監管服務手段繁多。

我國的工商行政管理一般堅持行政獎罰與行政指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值得注意的是，合理地利用社會輿論是展開行政調查工作的一個重要手段，充分發揮其基本職能，加強市場的監管力度，從而更好地為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服務。

1.2.3工商部門與我國的經濟市場主體以及消費

者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還直接代表著國家和政府的整體形象，因此工商管理能否完美發揮其基本職能，直接關系到國家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1.2.4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具有較強的日常性，讓工商管理工作趨于常態化，對實現社會長治久安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2工商管理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2.1對市場經濟主體的準入進行了規范

在我國，一般以層層審批、嚴于審查為原則的企業審批登記制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準入制度。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很多企業都主動到工商管理部門進行申請注冊以獲取市場經濟的主體準入資格。盡管如此，工商管理部門也要嚴把市場主體準入的資格標準，做到層層審批、嚴于審查，同時還要規范審批的程序，對提高企業登記注冊的管理質量、培養比較優良的市場經濟主體都具有促進作用。工商管理部門需要不斷完善在市場經濟的主體準入制度，進而保障我國的市場經濟秩序，最終使我國市場經濟能夠持續穩定地發展下去。

2.2對市場的監督工作進行了有效的強化

市場經濟的運行中，監督工作必不可少，而工商管理部門對于監督工作起著主導作用。工商管理部門一般對市場競爭管理和商標注冊管理等方面實施一些行之有效的監督措施，可以使得市場的主體在進行交易活動和經營活動的時候得到相應的規范，對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經營環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還可以開展一些針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監督工作，極力改善我國市場經濟的運行環境，進而營造出一個公平、良性的市場投資環境。同時，一個企業的商標權能否得到完全保證，對企業將來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還可以維護市場經濟的運行秩序。工商管理部門要能夠根據相關法律規定保證企業商標權的歸屬正確的一方，嚴厲打擊侵犯商標權和知識產權的違法行為，保障企業的合法權益，使市場經濟能夠健康穩定發展。

2.3對市場體系的建立進行了完善

市場作為經濟發展的載體，其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將會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工商行政部門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職能和權利，通過培育市場經濟主體和對市場主體運行的嚴格監督，盡可能促進市場的成熟和發展以及市場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2.3.1促進資源有效合理的分配

資源對于市場來說一般都是比較珍貴的，將有限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避免不必要的浪費，能夠確保市場經濟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合理有效的資源分配可以通過建立健全的市場體系解決，依靠市場體系的作用，合理利用市場價格調控手段，使稀缺資源能夠順利流通至真正需要的地方。不但可以提升市場經濟的運行效率，對環境資源的保護也非常重要。

2.3.2積極配合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正確地指導和實施

站在微觀的角度上來說，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載體是市場，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需要通過對市場的指導和實施，方能體現其意義和作用。由此可見，市場儼然成為宏觀主體和微觀經濟的中介。我國宏觀調控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運用多種宏觀調控手段，使得市場的商品供求關系達到平衡，與此同時合理地運用價格形成機制，將企業的生產經營引領到正確的發展軌道上，從而實現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的發展。不得不說，市場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確保了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順利的實施，另一方面強化了市場監督部門的控制手段和執行能力，這對于市場經濟健康穩定的運行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3結語

第9篇：微觀經濟調控范文

1996年以來，財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長，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擔心，認為會抵消擴大財政支出的作用。積極財政政策重點由擴大財政支出向減少財政收入轉變，即實行減稅或所謂的供給政策的主張開始流行起來。那么實際情形到底怎樣呢？

1996年以來國家財政預算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是體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財政的結果，并非意味著我們實行了與擴張性財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緊縮性財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來，我國各項稅種的稅率水平并沒有提高，法定稅基也沒有擴大。國家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真實原因是，分稅制改革調動了中央與地方的積極性，使得它們都對收入歸自己支配的稅種加強了征收管理，偷漏稅等現象顯著減少。因此，實際稅基比分稅制改革前有所擴大，國家財政預算收入顯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實際上，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水平。在這么低的稅負水平下，如果微觀經濟主體仍然不能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說明現實條件下的微觀主體的生產經營效益對稅收并不十分敏感，進一步減稅對國民經濟的刺激作用不會很大。

退一步講，如果考慮到宏觀調控的需要而實行減稅，應該做的是選擇若干稅率較高、影響面比較大的稅種進行規范的減稅處理，即通過稅法的統一變動調整國家法定稅率和稅基，比如將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收入型或消費型，降低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等。

但是，真正能夠對企業負擔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是稅外負擔的消除。一些主張減稅的人正是考慮到我國稅外負擔沉重的現實才得出減稅結論的。然而，因此就主張我國應該通過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刺激民間投資，則是走錯了方向。

既然我國企業正稅負擔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將重點放在減稅上，而是應該大力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取締政府的不合理收費行為。應該借著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機，沖破既得利益的阻撓，盡快完成費改稅、財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徹底解決企業的非稅負擔問題。

目前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當然也需要根據形勢變化做出相應調整，但是調整的重點不應該是減稅，而應該是加快財政體制改革，盡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改革與發展的良性互動。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財政領域推行了放權讓利式改革，這種改革對于打破傳統財政體制的計劃經濟特征，促進市場機制發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當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已經取得實質性突破的時候，財政體制改革就應該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為目標了，繼續簡單地沿襲過去放權讓利式改革的經驗已經不合時宜了。

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標志著放權讓利式改革方式的結束，我國改革從此進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自覺的高級階段。繼續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經驗，堅持無原則地向地方政府和企業分權是沒有理論根據的，對我國改革和發展事業也沒有好處。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統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經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當地的經濟事務，相反，形勢的發展已經開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要求地方政府盡快轉換職能，企業盡快轉變行為方式，實現政企分開，讓企業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尊重市場機制，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依靠政府的優惠政策甚至尋租活動。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不再依靠提供稅收優惠和補貼，或者直接出面創辦企業進行投資開發，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務，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等投資環境。所以，已經沒有必要對地方政府和企業進行籠統的“放權讓利”。

實行積極財政政策與財政體制改革并不矛盾，兩者完全可以相互促進，不能因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而放慢財政體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財政并不包含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帶有負面影響的內容。相反，財政收入和預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夠有效增強國家財力，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相對財力，從而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國家信用保障，解決大規模發行國債可能產生的國家債務負擔問題。

費改稅和取消不合理收費實際效果等于減稅。財政預算和支出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也為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當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也有利于加快財政體制改革步伐。潛在的國債還本付息負擔逼迫我們不得不在擴大財政支出的同時嚴格財政收入的征管，對國債融資項目的支出管理有利于建立國庫集中支付制度，加上加入WTO對政府職能，特別是對地方政府職能的影響。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將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從事宏觀經濟調控的第一次嘗試，客觀上必然會提出相應的財政體制改革要求。

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目的是緩解國民經濟的通貨緊縮困境，保障國民經濟在困境中仍然能夠維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現在，我國整體上仍然是個發展層次很低的國家，而且體制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如果不能維持國民經濟的較快發展，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就有可能尖銳化，后果也將不堪設想。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自1997年以來，針對不利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別是持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使得國民經濟勉力維持了7％以上的年增長速度。然而，不利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至今沒有大的改觀，通貨緊縮的壓力依然存在，內需增長乏力。加上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拉動內需主要依靠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財政赤字和國債負擔增長比較快，一些人開始對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和實施策略產生了懷疑。

1996年以來，財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長，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擔心，認為會抵消擴大財政支出的作用。積極財政政策重點由擴大財政支出向減少財政收入轉變，即實行減稅或所謂的供給政策的主張開始流行起來。那么實際情形到底怎樣呢？

1996年以來國家財政預算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是體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財政的結果，并非意味著我們實行了與擴張性財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緊縮性財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來，我國各項稅種的稅率水平并沒有提高，法定稅基也沒有擴大。國家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真實原因是，分稅制改革調動了中央與地方的積極性，使得它們都對收入歸自己支配的稅種加強了征收管理，偷漏稅等現象顯著減少。因此，實際稅基比分稅制改革前有所擴大，國家財政預算收入顯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實際上，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水平。在這么低的稅負水平下，如果微觀經濟主體仍然不能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說明現實條件下的微觀主體的生產經營效益對稅收并不十分敏感，進一步減稅對國民經濟的刺激作用不會很大。

退一步講，如果考慮到宏觀調控的需要而實行減稅，應該做的是選擇若干稅率較高、影響面比較大的稅種進行規范的減稅處理，即通過稅法的統一變動調整國家法定稅率和稅基，比如將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收入型或消費型，降低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等。

但是，真正能夠對企業負擔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是稅外負擔的消除。一些主張減稅的人正是考慮到我國稅外負擔沉重的現實才得出減稅結論的。然而，因此就主張我國應該通過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刺激民間投資，則是走錯了方向。

既然我國企業正稅負擔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將重點放在減稅上，而是應該大力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取締政府的不合理收費行為。應該借著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機，沖破既得利益的阻撓，盡快完成費改稅、財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徹底解決企業的非稅負擔問題。

目前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當然也需要根據形勢變化做出相應調整，但是調整的重點不應該是減稅，而應該是加快財政體制改革，盡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改革與發展的良性互動。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財政領域推行了放權讓利式改革，這種改革對于打破傳統財政體制的計劃經濟特征，促進市場機制發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當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已經取得實質性突破的時候，財政體制改革就應該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為目標了，繼續簡單地沿襲過去放權讓利式改革的經驗已經不合時宜了。

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標志著放權讓利式改革方式的結束，我國改革從此進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自覺的高級階段。繼續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經驗，堅持無原則地向地方政府和企業分權是沒有理論根據的，對我國改革和發展事業也沒有好處。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統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經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當地的經濟事務，相反，形勢的發展已經開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要求地方政府盡快轉換職能，企業盡快轉變行為方式，實現政企分開，讓企業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尊重市場機制，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依靠政府的優惠政策甚至尋租活動。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不再依靠提供稅收優惠和補貼，或者直接出面創辦企業進行投資開發，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務，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等投資環境。所以，已經沒有必要對地方政府和企業進行籠統的“放權讓利”?！啊卑鏅嗨?/p>

實行積極財政政策與財政體制改革并不矛盾，兩者完全可以相互促進，不能因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而放慢財政體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財政并不包含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帶有負面影響的內容。相反，財政收入和預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夠有效增強國家財力，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相對財力，從而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國家信用保障，解決大規模發行國債可能產生的國家債務負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