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均衡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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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
作為古典主義的代表，斯密并沒有真正提及過“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將均衡思想引入了經濟分析，而這也成為古典主義經濟學區別于原始經濟理論，進入“科學時代”的一個標志。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用詳盡又略顯干澀的語言表達了古典均衡概念的內涵：“經濟系統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經濟過程都“自然趨近”的一種終極狀態，經濟系統任何時間都被吸引朝向經濟運行的“自然條件”。這里的“自然條件”和“自然趨近”，翻譯成較為現代化的經濟學語言相近于“均衡狀態”和“負反饋收斂”。斯密均衡思想的可貴特質就是并沒有給均衡本身施加過多人為的思想束縛，這里的均衡是一種沒有受到任何約束條件的純粹的自然均衡，而這種特殊狀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即均衡的缺失更可能是一種普遍現象。
新古典主義并沒有對均衡思想本身進行重大革命，它只是將斯密傳統中的自然條件內涵用更為抽象、科學和普遍的數理化模式進行了重新描述和表達。瓦爾拉斯、古諾、馬歇爾、阿羅、德布魯、庫普曼、門格爾等許多經濟學家的諸多理論貢獻讓均衡內涵層次更為豐富、讓均衡理論研究更為理性，對“自然條件”（在這里表現為特定模型的解）存在性、穩定性的理論探討使得均衡概念更為豐滿。但是，對于均衡思想而言，新古典主義的貢獻更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技術層次，而非方法論層次（McKenzie，1996）。新古典主義的均衡本質上依舊是靜態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研究動態問題時只能簡單地使用類似靜態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靜態均衡串起來分析他們所謂的經濟的動態（John F.Henry，1983），這種本質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義貢獻中依舊難以獲得全面升華，而這一工作由凱恩斯主義接過。
毫無疑問，凱恩斯是有史以來最富有爭議性的經濟學家，他的觀點有時似乎自相矛盾，實際上卻包含了深邃的聯想空間。均衡思想發展至凱恩斯時代同樣受到了這股沖力的巨大影響。走出新古典主義的均衡定式，不難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均衡思想是博大精深、蘊藏豐富的，某種意義上看，用“凱恩斯革命”來形容這種均衡理念的變化毫不為過。凱恩斯的均衡思想打破了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對均衡“靜態性”、“客觀性”、“絕對性”的桎梏。“有限波動”意味著均衡可以是相對的，“移動均衡”意味著均衡可以是動態的，而“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對預期的強調意味著均衡可以是主觀的。這種均衡思想的“凱恩斯革命”對經濟學理論和宏觀經濟政策理念形成了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
第2篇：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
關鍵詞：法經濟學；制度；法律的帕累托最優和改進模型；均衡選擇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7-0005-02
一、法經濟學產生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法學與經濟學本是社會科學體系的兩大分支，有著各自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將二者融合所形成的“法經濟學”，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究竟為何？這的確是個有意思的話題。實際上，法經濟學出現至今也不到四十年時間。1958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開創了《法律經濟學學報》，1959年、1960年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又相繼發表了《聯邦通訊委員會》和《社會成本問題》兩篇論文，這成為該學科的奠基之作。1973年，波斯納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上出版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法律的經濟分析》，由此標志著法經濟學真正誕生。
法經濟學是將法律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加以考察并分析其對經濟運行產生的影響。長久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派和薩繆爾森、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綜合學派一直占據著經濟學理論的主流地位。這種新古典經濟理論體系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和“完全信息”假設基上針對個人（個體）展開的研究，即在一些假設基上，通過“奧卡姆剃刀”① 剝離冗余問題，在保證整個范式體系邏輯清晰的前提下，利用數理工具實現理論模型化和普適化，并借此解釋經濟現象并預測其變化趨勢。顯然，這種過分推崇“個人（個體）主義方法論”②，忽視了社會和制度對人類行為的影響，這種局限性也逐漸被科斯等經濟學家意識到。正如弗蘭克?奈特（1935）指出的那樣，社會科學的研究實際上已經揭示出社會制度和生活條件對人的行為卻有重要影響，我們不能將社會（集體）的和制度（法律）的因素排除在人類行為的理論之外。因此，波斯納創造性的將效率、效益與反映本土具體的、動態的社會規范和公平、正義的法律價值觀有機結合，運用經濟學原理和方法來研究法律規則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成本―收益比。
實際上，法經濟學天然的理論基是制度經濟學，即認為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作為產生于經濟活動的法律，由于它具有改變資源配置結果的意義和功能，所以在法律制定過程中所遵循的“效益最大化”原則，就是要以最小的成本費用獲取最大收益的“法律的帕累托最優”。這種法律制度安排（資源配置）能夠使人們的境況變好而沒有人因此而使境況變得更遭。但同時，在法律的具體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卡爾多―希克斯改進均衡模型”（Caldor―Hicks efficiency）則顯得更加實用。該模型認為如果一項法律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時另一些人的福利減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過減少的福利，就可以認定這項法律是有效益（效率）的。可以說，法經濟學理論提出的“法律的帕累托最優與改進”，是對原有科學體系和研究范式的一項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法律制度的均衡選擇
和其他制度一樣，法律也是人與人相互博弈形成的共同信念下的自我維持系統，是一套用于規范、約束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或行為選擇的制度體系。戴維?菲尼（1992）曾指出，法律制度是憲法秩序、制度安排和規范規則的具體表現。但是，隨著時間、技術、偏好以及其他因素的變化，法律制度能否實現制度均衡，即實現“效益與正義”兼容（平衡）卻值得商榷。諾斯（1991）曾指出，在現實條件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現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變都不能給任何個體和團體帶來額外的收入就實現了制度的均衡（帕累托最優）。但是，如果可以從新提供的制度選擇中，社會主體所得到的凈收益大于從現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中得到凈收益，即獲得新的贏利機會時，這種新生的潛在制度就會顛覆原先的制度均衡并進入非均衡狀態，而這又為社會主體選擇新的制度體系提供了可能。
事實上，法律制度變遷本身就是一個制度在均衡和非均衡之間相互轉換的過程。因為法經濟學理論提出的效率和效益標準，指出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如果那些從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獲得利益的人，其增加的利益足以補償（并不要求實際補償）在同一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受到損失的人的利益，那么這種資源配置過程就是有效率的，結果也是有效益的，以此制定的法律在社會范圍內也會被尊重和接受。以國家制度形成為例，用一個機構建立一套保護產權與社會發展的大規模武力系統比建立小規模私人武裝系統，用國家公權力救濟取代私人救濟更能帶來規模經濟效益。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國家來建立法律制度和執行體系可以使私人協議難以達成的契約所引起的損失降低。這就是現代產權經濟學中的“霍布斯規范定理”（normative Hobbers theorem）。在此基上，諾斯（1998）又進一步凝練出國家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即（1）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2）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使社會產出最大化，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家稅收。盡管二者之間不斷發生沖突，但是由此形成的法律制度在均衡與非均衡之間的交替選擇過程，所帶來的社會文明程度提高和社會生產力水平上升卻是不爭的事實。
時下，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和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各國不得不依靠更多的立法和執法活動來應付層出不窮的問題。傳統法律體系“以不變應萬變”制度均衡狀態已經岌岌可危，迫切需要新的理論指導和推動其制定和運行的效益（效率）。這就為法經濟學提供了難得的施展空間和表現舞臺。從社會主體（集體和個人）的力量對比、談判或博弈的視角分析法律制度均衡，可以更好的實現“法律的帕累托最優和改進”。因此，要實現法律制度均衡狀態所需的必要條件應該是：（1）現存的法律制度已經獲得了各種資源所產生的所有潛在收入的全部增量；（2）這樣的潛在利益存在，但是改變現有法律制度的成本超過可能取得的潛在利益；（3）如不能對制度環境做出根本性改變，則原有資源配置格局無法變化。若滿足上述條件之一，即可實現人們所追求的法律制度均衡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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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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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
關鍵詞：時間；演化經濟學；革命；創新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3--0021―08
時間在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元問題。時間本身是人類認識的對象，同時也是我們感知與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時間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時間觀念的改變，日益改變著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里，它幾乎成為牽動經濟學快速發展的引線，以至于馬歇爾視時間為“差不多是每一經濟問題的主要困難之中心”[1]2。經濟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也是時間觀念更新的果實。
一、時間概念的演化
人類對時間的認識是伴隨著人類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會擁有不同的時間觀。在西方哲學史中時間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循環時間觀、線性時間觀、近代物理學時間觀以及現代時間觀。
循環時間觀源于古希臘人對太陽、月亮等天體的運動所引起的晝夜、季節變化的感性認識，古希臘的哲學家把具體的周期現象當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運動的“周期”變化。這種循環時間是可逆
線性時間觀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終審判的存在賦予了時間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穌之死是獨一無二的，人們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飽含預言實現可能性的未來，歷史從一個預言間隔走向另一個，直至最終審判的到來。這種單向時間的未來是開放的，能動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穌復活從而也是充滿希望的。基督徒將他的一生置于對上帝日益增長的愛中，為了建造上帝在塵世的社區，為了靈魂的得救，個人必須有積極的工作態度。勞動被視為個人最大的快樂以及與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時間是一種必須得到有效利用但沒有任何質變的時間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學的相對發達，特別是牛頓定律的發現促生了近代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頓及其追隨者的時間理論。對于牛頓來說，時間只是運動的一個外在參數，它同物質及其運動本身并沒有內在的聯系。這是一種脫離了物質運動的獨立存在的均勻流逝的絕對時間。牛頓的時間還是一種“可逆的對稱時間”，“未來”同“過去”沒有區別，對時間只有量的規定，完全沒有質的區別，沒有對時間的方向的規定。時間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標志著世界的進化，也不標志著世界的退化，只是標志著運動和變化的量的大小。
循環時間和經典物理學的牛頓時間都是一種可逆的、無始無終的客觀時間。后現代主義大師羅蒂曾川“視覺時間”來對之進行批判，這種時間觀將科學作為文化的基礎，將視覺作為認識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從而將時間空間化、進而客觀化。牛頓時間由于其堅實的自然科學幕礎成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時間理論，并對產生于這個時期的古典經濟學和后來在其基礎上發展的新占典經濟學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世紀的線性時間盡管強調時間的一維性，強調時間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但是這種線性時間的現在和過去僅僅是相互外在、互為區別的不同時刻，而不是創造的源泉，從而與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的強調時間的創造與生成的現代時間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時間理論的演變中，最富有革新意義的是現代時間理論的誕生。首先是現代科學的發展突破了牛頓力學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時間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空間所發生的事件(鐘表)來標識時間，鐘表在不同的參照系中所標識的時間不同，這同牛頓經典力學的時間觀相悖。著名的“雙生子佯謬”則進―步暴露了包括相對論時間在內的測繪時間的缺陷：由于外在測量標準的不同，使處于不同參照系的人的生命節奏也隨之改變，這是不町思議的。以普里高津所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為代表的非線性、非平衡態熱力學從科學上證明了時間的不可逆性，統計物理學的創始人玻爾茲曼則用幾率的方法從分子運動推導出一個不可逆的演化方程，為現代創生性思維時間理論的誕生提供了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
柏格森、胡塞爾與海德格爾是現代始源性時間理論的三個代表人物。從柏格森到胡塞爾再到海德格爾，時間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而成了具有屬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個不斷生成、創造和超越的過程，柏格森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并以之為自己的理論基石，他認為牛物的進化是創造的進化，進化的動力是生命沖動。時間與綿延是柏格森哲學的核心，綿延是人的生命的綿延，時間也是人的意識的時間。其中，時間是“一種狀態的連續，其中每一種狀態都預示未來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時間里每一刻都意味著創造、意味著新質的創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論的時間源始性問題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哲學共同的核心問題之一。胡塞爾繼續著柏格森的內在時間意識的研究，從“現象學還原”來追尋時間的起源，考慮時間的“原始構成”。胡塞爾認為存在兩種把握時間的方式，一種是通過空間中的運動來把握時間，即客觀時間；另一種則是從人的意識現象中來把握時間即“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3]72，這種關于經歷的純粹時間、即“顯現的時間”或“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時間，海德格爾同胡塞爾一樣試圖尋找時間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爾那樣從意識現象中尋找，而是轉向“此在的生存過程”。海德格爾將時間視為“此在”對存在的一切領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靜態的具有規定性的現成存在物，而是處于永恒的流變、展現、生成中的。作為人的“此在”的生存過程是一個不斷生成、超越自己的創造過程，人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自己的規定、本質。源始的本真的時間是不斷綻出、涌現、不斷出離自身，富于創造和生成的綿延過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時間性、有限性，從而它有”曾在”、“現在”和“將在”的區分。
近代牛頓時間的主導地位對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方法和理論范式影響巨大；時間觀念的現代變革即始源性時間觀念的誕生在主流經濟學之外的經濟思想中時有體現，對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產生了更大的沖擊，影響更為深遠。西方哲學“時間之思”的演變在經濟理論發展中起著重大的作用。
二、牛頓時間觀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
經濟學作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始于17世紀古典經濟學的誕生，這個時期發達的力學背景使古典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將經典力學的研究法則和思維范式運用到自己的理論中來。經典物理學視野中的中頓時間就成為古典經濟理論的時間觀，并深刻影響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成為其理論發展最基本的支點之一。
古典經濟學留給后人的思想遺產主要包括價值理論、人性的自利假設及利益和諧淪。在占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中，時間是計量勞動的參數，如同牛頓運動定律中的t，勞動價值論中的時間是一個客觀的、靜止的、可測量的變量，隨著單位產品勞動時間的延長，產品的價值也會增大。在斯密那里，購
買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對于李嘉圖來說，最差勞動條件下生產商品耗費的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僅僅與生產商品的時間有關，而對于商品中由于制度變革、技術創新所可能發生的價值變化不作探討。因而占典勞動價值論主要以靜態時間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經濟學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換等與財富生產相關的主題是其理論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換可以成千上萬倍地提高：正效，從而能節約大量的時間。這種時間是一種靜態的牛頓時間，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減少，相反，當勞動生產率降低時，則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增加。斯密的生產理論看重分工與交換，生產中的技術、創新及制度、歷史等與財富增加密切相關的主題都不是其研究的重點，因為這些內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時間與時間中的變化與積累。古典經濟學發展至李嘉圖，在斯密那里備受重視的有關社會財富增進的生產過程被完全忽視，財富的分配成為經濟學討論的主題。在資本、利息以及地租等與時間的流逝明顯有關的問題上，牛頓時間觀的主導地位使古典經濟理論的相關解釋難以自圓其說。斯密價值理論的混亂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亂一則源于他以牛頓的靜態測繪時間為基礎的勞動價值論，同時他又憑直覺看到了事物隨時間一維流逝所發生的變化。
新古典經濟理論主要內容包括微觀經濟理論中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和市場理論等，無不以具備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為其全部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設，以均衡為基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對經濟現象進行超歷史分析，拋棄經濟過程中一切以制度為轉移、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因素。在時間觀上，新古典經濟理論并沒有超越占典經濟學的視角，依然是以較為低級的牛頓時間為基礎的，其源淵于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襲了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視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設”、作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是以牛頓時間為背景的。牛頓時間觀中時間具有同質性、對稱性，時間是一個能包容萬物的容器，時間是靜止的、永恒的，時間中的一切也擁有與之相同的特質。這種時間觀中的經濟人是一個偏好給定、不受制度和文化習俗等因素影響、擁有永恒不變的人性的自我存在。這個原子式的個人擁有完全信息、完備理性、在經濟活動中永遠作著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然而，理性經濟人假設僅是一個有局限性的理論抽象：第一、沒有永恒不變的人性，人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階段、不同文化形態中擁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經濟行為中的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獲得是同時間有關的。人在時間中所獲得的信息是變化的，從而選擇也會不同。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無法窮盡時間一樣。第三、人并不具備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獲得完全信息一樣，人也不可能擁有完全理性。因為人在經濟行為中所獲得的相關信息決定著他在經濟過程中的選擇。維克爾斯認為人是時間的創造物，人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感知同知識量的獲得密切相關，經濟學必須考慮個人在時間、過程中的不同時刻的經濟選擇，知識是積累性的，隨著知識的獲得，經驗的增加，個人不可能回到他的從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無法想象的，時間流逝，它帶來了經濟行為者新的復雜認知，而行為者今天的選擇與策劃決定了明天的歷史。他進而感嘆：“經濟現實，認識潛能變化的復雜性及相應的個人選擇模式、偏好和決策的不穩定性都被傳統的新古典理論所忽略，新古典理論可以被認為是‘邏輯時間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頓時間觀為理論基礎的。均衡思想貫穿于從“斯密教條”到“薩伊定律”再到乩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許多人認為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只研究“瞬時交易”，它的市場理論只研究市場的運作而對市場自身如何發展并不涉及，歷時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爾多在他的《非均衡經濟學》中對此有一段很經典的批評：“在一般瓦爾拉斯模型中，所有m種產品或n種產品都可以在一個市場內實現……，只存在一個所有產品都能在同一個時間出清的價格系統，沒什么要費時間：所有的生產計劃、生產過程、出售意圖和實際的出售，計劃的和實際的購買及商品的消費都在同一個時刻發生。即是說，它通過將時間降為一個維度然后再將它拉長從而每下一個時刻都是上一個時刻原樣的復制，而這樣消解了時間。”[5]20由于相信經濟過程結果會趨向均衡，因而對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對經濟過程的關注，從非均衡到均衡的過程被忽視了，從而也忽視了過程中的時間。預置了時間的同質性便排除了經濟行為中變化、創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與邊際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個自變量的變化軌跡之時，無一不以相關變量保持不變為前提，這就使有機的經濟體成為獨立無關的自變量的組合。而在追求用這些獨立變量的數學關系來建立數學模型的過程中，作為工具的數學逐漸成為經濟學理論的目的，使經濟學日益成為一個“不可能再作任何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數學水晶’，一個要么正確要么不正確沒有折中方案的僵硬東西”[5]60。這種數學化做法體現了形而上學的特點，這種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將研究的對象加以簡化和分割，通過歸納或邏輯演繹或數學推理得出想要的結論，并能通過下一層次的推導和證明來驗證前而的結論并依此發展理論。西方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中，時間常常作為其經濟模型的一個向量，如同牛頓定律中的t與-t，只要知道了初始條件，我們既能預知所有的后繼狀態，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狀態，一切都是確定的。新占典經濟學受這種決定論的影響，認為通過一系列的假設，設定經濟系統的初始條件即可確知經濟過程的結果。
牛頓時間觀導致了以之為基礎的新古典理論時間缺位的假象，時間是同質的、對稱的、可逆的――任何一個交易同另一個交易沒有任何不同，時間是與經濟行為無關的量。關于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觀所造成的缺點已經引起了人們長篇累牘的批判，其中卡爾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經濟學家卡爾多看來，一般均衡理論在瓦爾拉斯之后一百年來的發展只是后退而非進步，因為其假設的前提只是比從前更為嚴格從而也更為抽象。瓦爾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經濟現象的一個“典型事例”，而這個“典型事例”通常與真實的經濟過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論假設價格機制引導一切經濟行為使市場趨于均衡，但價格機制發生的過程與瓦爾拉斯設想完全不同。瓦爾拉斯均衡中只有生產者與消費者兩類人，而在真實的市場中，商人和中間商是市場的制造者，是他們發起了價格變化來調整生產者的供給與消費者的需求，他們依靠“差價”為生，“差價”必須包括利潤和存貨成本以補償未來市場價格跌落的風險。出售和購買的任何差異都會反映在存貨上，這迫使商人必須同時調整其售價和買價以適應市場的動蕩，價格變化的幅度取決于商人對商品價格的預期及對這種預期的堅信程度。數據證明商品價格的動蕩通常十分劇烈。不幸的是，價格的動蕩及與之相連的存貨變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關于未來供需的
預期頻繁變化時才會有價格調整，投機商人的存在更加劇了價格的運動。為了減少時刻面臨的風險，他們會在高價時減少他們的存貨，低價時增加貨存量。商品市場的這些特點無法滿足一般均衡理論的要求。首先，它們不是嚴格理論標準下供需均衡意義上的“市場出清”，市場中存量時時在變，即需求不是超過就是少于供給，即使最短時間內的交易也不是在統一的價格下進行，市場價格在每分鐘都在變化。供給的變化通常是數量信號作用的結果而非價格信號的作用，數量的多少決定價格的高低，價格變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變化。經濟過程遠非如一般均衡理論所描述的均衡過程，而是充斥著大量的失業與通脹現象的非均衡。
卡爾多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擊中了其理論的要害。古典、新古經濟學的靜態、可逆的牛頓時間使其不得不忽視經濟過程中的所有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因素的存在，如技術革新、制度的歷時演化、風險、經濟行為人的心理預期與選擇以及經濟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歷史的重要性。而這些因素又是真實經濟世界最基本的構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經濟過程的決定因素。新占典理論所探討的常常只是經濟現象的特例。“如果我們想跳出當前的困境，我們必須建構一個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這個模型必須從一開始就將時間視為一個持續的和不可逆的過程。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時間，如勞動和資本的供給，對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質量和數量或技術知識。”[5]61
三、經濟學的時間革命：演化經濟學
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批判及突圍的嘗試產生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新的經濟流派，其中演化經濟學由于其獨特的時間視角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富有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新領域。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經濟學注重對“變化”的研究，強調時間與歷史在經濟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創新是它的理論硬核。最近20年來，演化的思維、方法與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趨勢，這成為20世紀末、本世紀初國際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
演化思想在經濟學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9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初，在西方哲學開始自己的現代轉向時，西方經濟學已經對此有所知覺并作了呼應。在早期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凡勃倫、馬歇爾及熊彼特等人的經濟理論中，演化思想十分豐富。
馬克思被現代演化經濟學派追認為演化經濟思想的先驅之一。《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和必然滅亡的命運。作為生產力的技術構成了社會制度變革的動力系統，當技術革新有了質的變化，就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人類社會制度的演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認為，馬克思的社會變遷動力源于一種技術的組織規則和現在產權之間的緊張關系：技術的變化導致生產工藝的進步，而其潛力并不能在現有的經濟組織中得以實現。“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6]68馬克思是從現代時間視角來分析經濟現象的，客觀靜態的測繪時間在馬克思那里也是人類把握時間的一種方式，但他也并沒有忽視時間的一維性、主體性與創造性，其經濟理論中的時間達到了主觀時間與客觀時間的統一，個人時間與社會時間的統一。馬克思既承認經濟現象微觀領域的均衡(如關于價值規律的淪述)，又看到其宏觀層面的非均衡的本質，從而將人類社會的演化視為一個從低級向高級演化的過程。資本、利潤、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從而也都是一個歷史范疇而非永恒范疇。對時間的深刻認識使得技術創新、制度、歷史這些與歷時演化不可分割的經濟現象成為馬克思研究的重心，從而也使他成為演化經濟學最偉大的先驅。
與馬克思幾乎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派，將演化的方法應用于經濟學中，著眼于經濟積累和增長的研究，強調將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依據歷史的發展進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抽象的、演繹的、靜態的、不看重歷史的分析方法，從而被現代演化經濟學視為先驅。
早在主流經濟學發展之初，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機械性和牛頓時間視域的局限性就已為當時一些杰山經濟學家如凡勃倫、馬歇爾、熊彼特所發覺并試圖在生物學中尋找經濟思想的源泉。凡勃倫同馬歇爾一樣認為理想的經濟學隱喻應該是生物學而非機械力學，基于對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斷言，在關于演化的經濟理論中，將沒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使演化經濟學真雁成為一個獨立的理淪分支。他強調經濟過程的非均衡性及質變的作用，變化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企業家和技術創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馬歇爾將經濟學與大自然、生物學及演化作了許多富有趣味的聯系，如將公司的成長與發展喻為“林中樹”，這一類比經過后人的發展對企業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馬歇爾盡力將一維的、不可逆的時間納入他的需求與供給分析中。馬歇爾強調“時間會帶來困難，也會帶來變化，有了變化就有了發展與進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識到經濟生物學發展的巨大困難，馬歇爾最終放棄了自己的以生物學為經濟學隱喻的沒想。以門格爾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試圖將生物進化的觀點引入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會秩序自發演化的觀點。
可見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經濟學家那里，經濟生物學比經濟力學概念更為復雜，蘊含更為豐富從而也更為符合經濟發展的現實。然而，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進一步“親合”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愈來愈受排斥，最終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拋棄了馬歇爾、凡勃倫等倡導的以生物學為研究方法，繼續它的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將微觀靜態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經濟思想的這種淡化緣于20世紀2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失敗。20世紀50年代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發展卷起了經濟學數學化的狂潮，新古典經濟學藉此逐漸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卻不得不步入門己的極限，被延誤的演化經濟學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勢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視。6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重新發現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爾丁的《演化經濟學》和納爾遜與溫特的經典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再生。演化經濟學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制度經濟學派、西方學派、熊彼特主義、管理主義和行為主義等觀點從而使其成為具備獨特視角的經濟理論并在近幾年的發展中高歌猛進。
現代演化經濟學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維的經濟思想，以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完成了經濟學時間觀念的革新。這種時間觀念的革新表現在其對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懷疑，對制度與歷史的重視，對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創新發生過程的極端關注，以及對創造性、不確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對經濟過程影響的研究，對新古典理論的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歷史主義整體論的方法而非個體主義方法，以動態演化分析法取代靜態均衡分析，用創生性的、演化的思維取代近代經濟學的基礎主義思維：
1．作為理論硬核的創新理論。演化經濟學以現代時間觀為基礎，在現代時間觀中，時間不再是傳統
的可計量、空間化、同質的，而是一維的、不同質、不可測的、流變的。時間有過去、現在與將來，它們都感融于人的心靈，具有屬人本性。人的創造、超越本性賦予具有屬人本性的時間創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經濟學從這種流變時間的視界去觀察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那么變化及變化中的創新就成為研究的主題，并采用動態演化的觀點來看待經濟發展過程。
2．多樣性思維。在思維方法上，演化經濟學認為多樣性本身就是基礎性實在，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它更注重由無數個體努力帶來的由小的和遞增變化組成的恒穩的‘細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狀況的發明。”[8]108進化是一個試錯過程，一些小試驗會逐漸匯聚成大河，而這些小的試驗最終被選擇為成功的實驗從而得以保存下來。
3．有限理性、搜尋利潤、有限信息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假設：理性經濟人假設、利潤最大化假設和完全信息假設，被演化經濟學的下述一系列理論所代替：“有限理性”、“企業搜尋利潤行為”和“信息連續、分散”理論所代替。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變遷是一個動態過程，利潤最大化的實現過程是企業的搜尋信息與追求最優決策的過程，這是一個反復試錯過程。企業在試錯的過程中選擇，由于經濟者過去的經驗，選擇將不會相同，而不相同選擇的積累，構成企業的演化過程。在這個歷史模型中，任何一個事件都是唯一的。
4．經濟過程非均衡。在演化經濟學看來，經濟系統的均衡是相對的，非均衡狀態才是經濟系統的常態，非均衡狀態有向均衡狀態逼近的趨勢，但可能長時間達不到均衡。凡勃倫認為，演化經濟學府是“一種嚴密的理論體系，是一種關于過程的理論，一種逐漸展露序列的理論。”[9]404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經濟行為人在決策與選擇的過程中不可能確切知道自己行為的后果。事實上，是人們所擁有的大量的默會知識左右著人們的決策，而這些默會的甚至處于無意識的知識是不可測的。經濟過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許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對經濟過程起著關鍵作用，因而經濟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5．重視制度演化。在演化經濟學的視界里，制度分析被認為是研究經濟現象的最重要的環節。歷史和時間是經濟過程中直接影響著經濟績效的內生變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義特殊。演化經濟學將制度的演化視為一個由本能、習慣、習俗變化和技術變遷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人類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反應，這個反應的過程同時是一個學習和選扦的過程。制度變遷是一個基于干中學基礎上的試錯過程，其中選擇性模仿至關重要。技術創新、學習與選擇都是在時間中進行的，時間是制度演化的縱軸，時間中的制度演化是一個歷史的、同生物進化類似的過程，正如歷史不能重來一樣，在這里，時間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質的。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觀、時間觀構成了路徑依賴理論的哲學基礎。路徑依賴強調制度變遷中“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其現在可能的選擇”[6]，即制度變遷的初始路徑一旦選定，便會在自我強化機制的作用下，沿著原有的軌跡運行下去。路徑依賴理論本身便暗含了時間的特殊性和一維性以及地點的特殊性和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經濟學將制度從近代哲學的“目的論”和“預定論”中赦免出來，“經濟過程的路線不再被假定為是在‘事物的自然狀態’中被預告預先確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設計出來的。”[10]3，將制度視為一個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徑依賴特征的復雜動態過程，這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偶然性和創造性，“制度最好被認為是無數互動的個體行為的無意識的結果”[10]3。“這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包括實質性不確定性，即由信息問題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確定性，即由知識引起的，創新者所具有的默會的知識。”[11]167
演化經濟學拋棄了主流經濟學的機械還原論的簡化法，拋棄新古典的以牛頓力學為理論基礎的靜態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價格理論，試圖在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基石上運用系統的、演化的、整體的觀點建立動態經濟演化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受到強調的是借用進化論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選擇的經濟思想即創新－選擇機制和有限理性假說。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相比，演化經濟學由于它對時間、歷史、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對微觀個體差異性、技術創新中技術的多樣性及創新過程的路徑依賴性的重視而更加符合經濟現實。演化經濟學的產生帶來了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其繁榮意味著西方經濟學范式革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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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
穿過歷史的骨頭撫摸當下，冰冷的危機恰恰對應著火熱的欲望，失衡的現實恰恰對應著自負的理論，歐債危機的爆發和升級，看上去很突然，感覺上有些偶然，實際上卻是一種無奈的必然。從經濟學誕生那一刻起，其與生俱來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貪婪不可避免地將現實世界導向一池萍碎的夜黃昏。
愛因斯坦說：“科學是部劇本”。經濟學的劇本，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神秘的浪漫，而劇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從沒有真正提及過“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將均衡思想引入了經濟分析，而這也成為古典主義經濟學區別于原始經濟理論，進入“科學時代”的一個標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見于他的名著《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和其他論文之中，這位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用詳盡又略顯干澀的語言表達了均衡的內涵：“經濟系統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經濟過程都自然趨近的一種終極狀態，經濟系統任何時間都被吸引朝向經濟運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場之后，經濟學的故事總是圍繞著均衡展開，當代經濟學的輝煌、精美、誘人和極其博雜繁復的理論大廈，幾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無情的災難所摧殘。盡管在很長時間里，人們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經濟學家讓人們相信，“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引致市場“均衡”，直到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全球，經濟學家們才開始懷疑，所謂均衡，也許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為的努力。
這種懷疑直接引致了幾十年的爭論，政府是否需要運用宏觀政策來幫助“看不見的手”實現經濟世界的美麗均衡？盡管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各執一詞，但毫無疑問的是，力主政策干預的凱恩斯占據了上風，就像曼昆總結的那樣：“我們不能因為人體具有‘自我恢復’功能，就否認醫療必要性的存在，并對醫療技術的發展漠不關心”。從此之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變成了改變甚至重塑經濟世界的利器，現代宏觀經濟學也在大蕭條的現實廢墟和凱恩斯的思想創新中建立并成長起來。
事實上，自大蕭條以來，現實經濟世界里政策調控的使用日趨頻繁，熟稔于此之后，費爾普斯等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凱恩斯在《通論》中雖然主張進行干預，卻沒有充分考慮改變經濟政策的影響”。和浪漫一樣，均衡實際上十分復雜而難以兩全。如果將政策目標定位于代表內部均衡的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國際收支平衡，那么單一政策往往難以促成內外均衡的同時實現。這種尷尬的“米德沖突”讓人們意識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豐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緊密一些。
于是乎，經濟學家的注意力開始集中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之上。歐元之父蒙代爾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則，即“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理論上看，這種隔離式的指派似乎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影響力的沖突，但實際上，這種理想化的指派卻埋下了極大的隱患。
人們一直忽略了一點，力主政策調控的凱恩斯主義誕生于經濟危機之中，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接受“看得見的手”干預經濟，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深度衰退中對重回經濟繁榮的迫切渴望。某種程度上看，作為經濟學歷史上最負盛名的理論創新，凱恩斯主義中夾雜著貪婪的種子，而伴隨著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斷壯大，貪婪的種子悄然生根、發芽，并不斷成長。這種理論骨子里的貪婪在政策風格上有兩種體現：一是對財政政策的偏愛，二是對增長偏好的傾斜。
更令人遺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實現對這種貪婪的抑制，但經濟學家們卻并未將注意力集中于此，人們談論政策搭配，本質上是為了實現“更加協調、內外均衡的增長”，而不是為了“約束過強的欲望和制衡過強的力量”。前美聯儲主席威廉?麥克切尼?馬丁曾經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會正進行時拿走盛滿酒的酒杯”，然而，實際上政府對此總是意興闌珊，即便具有獨立性的中央銀行對通脹嫉惡如仇，偶爾大彈緊縮反調，但在絕大多數時候、絕大多數地方，財政政策的“GDP崇拜”和“沖動本能”總是難以遏制、顯露無遺。更重要的是，隔離式的政策指派進一步切斷了政策間的相互約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組合讓“看得見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邊緣。
經濟學對均衡的浪漫情懷和對增長的潛在貪婪，直接導致了全球經濟“赤字化”增長的歷史潮流，這一模式的難以為繼則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債務危機的爆發。而歐洲之所以成為債務危機的重災區，過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結構和僵化的稅收政策僅僅是淺因。深層原因則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財政非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的對立，既給了歐洲各國更大程度透支財政潛力的搭便車激勵，又使得貨幣政策的約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政策組合上的參差不齊給貪婪以更大空間，進而誘使歐洲債務風險從隱性走向顯性，并最終行至崩潰。
數據不會撒謊。1992～2010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僅為1.62%，大幅低于同期全球經濟增長率，這種萎靡讓歐洲各國政府的增長需求、赤字傾向更趨強烈，期間歐元區財政赤字的GDP占比均值高達3.24%，讓《馬約》3%赤字上限的約束在十年時間里形同虛設。甚至在產出缺口大于零，即明顯產能過剩的2006～2008年，歐元區財政狀況依舊表現為入不敷出，表明其赤字傾向已然深入骨髓。
第6篇：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
[關鍵詞]一般均衡;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運行機制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5-0155-02
18世紀70年代的工業革命之后,在市場的指導下全球經濟得到迅猛發展,人類物質文明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斯密發表《國富論》以來,對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吹捧一直就是主流經濟學家的主要觀點。薩繆爾森在他編寫的那本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上這樣寫道:“現代經濟學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理解亞當•斯密的論點(指“看不見的手”原理―引者)的準確含義。”尤其是在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第一次提出一般均衡的數學模型,一般均衡體系存在著均衡解,而且,這種均衡可以處于穩定狀態,并同時滿足經濟效率的要求。自此,一般均衡狀態成為經濟學領域里理想的模式,在靜態均衡狀態時各類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安排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意義是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并建立以此為標準的規范經濟學分析方法,在此方法下有效地評價現實社會各類經濟現象的效率問題。并且在判斷一種經濟制度安排時,著重考慮的是它是否內生的趨向于一般均衡狀態,如果在理論上能夠證明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經濟運行有一般均衡的趨勢,那么就接受這種制度安排。
1 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懷疑觀點
15世紀前后,歐洲隨著貿易特別是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經濟思想界普遍產生了重商主義觀點。由于重商主義的研究視野集中在流通領域,論證財富的產生只能在流通領域,在這樣的觀點下自然而然是支持政府干涉經濟的運行,在國際上擴大出口限制進口,而在國內支持出口品的過大投資及生產。近代經濟科學是在理論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的時候開始的。這種經濟視角的改變,所帶來的觀點同以往的重商主義是完全相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一旦建立起來,它堅信市場經濟完美的運行機制的邏輯終點便是政府的自由放任,無為而治。
然而就在同時期,有學者對這種制度是否能解決社會的長遠發展問題提出了質疑,馬爾薩斯對人口數量增長的關注主要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進行的,并消極地看待發展前景。首先他從人性的兩個公理出發,得出了人口數量幾何增長的結論。由于生產要素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存在,投入到土地上的勞動力所得到的報酬會越來越低,進而導致糧食產量邊際增量會越來越低,最終糧食的產量會到達最大值進而決定了人口的數量。在這樣的邏輯推理下,所得到的結果絕非一般均衡狀態那樣令人向往和期待。貧窮和失業一如既往地存在著,未來不見得會比現在好,也許會比現在更加糟糕。
繼馬爾薩斯之后,對私有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質疑聲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是馬克思。他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為后盾對私有產權制度市場經濟運行的后果進行了無情的批判。馬克思首先是肯定資本主義的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他甚至說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比過去人類歷史上各種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還要多。但是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卻是毫無顧忌的給予否定,認為這是一種“剝削”的制度。傳統上認為馬克思批評剝削的原因有三個,一是針對于當時童工的泛濫,勞工工資的低微,出于人道主義的關懷。但這不是主要的出發點,如果馬克思真對此過多的關注的話,那么批評這一現象的最好做法是站立在社會學的角度,從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上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是對剝削的批評;二是站立在勞動價值說的基礎上,若以此作為批評剝削行為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就不可能協調勞動分工存在的機制與它的合理性方面的關系,也不能很好地解釋資本存在的現實性與它在理論上發揮效用的非正義性之間的關系,因為歷史上人類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路徑是沒有錯的;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不協調性,雇傭勞動制度下的“剝削”性質最終會導致生產的中斷,社會的動亂,經濟系統的崩潰。他認為這種制度安排是內生性的不穩定,經濟危機每隔10年爆發一次就是最好的例證,進而否認一般均衡理想模型的標準性意義。在這點上不同,是馬克思同以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發生分歧最主要的地方。
2 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傾向
按照西方經濟學者的說法,馬歇爾和瓦爾拉斯等人在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的假設前提下,以供給和需求的角度來分析市場價格的形成,進而解決資源的配置和報酬問題。他們建立的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根據這一模式各類生產要素均得到了他們應有的報酬,消費者也能夠達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標。
從此以后,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就以這種先入為主的理想模式作為評價標準和分析的終點來認識現實的經濟問題,以此來判斷各類市場和政府及制度失靈現象并給出相應的對策。錢穎一教授在《理解現代經濟學》一文這樣寫道:“現代經濟學代表了一種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為理論分析框架,它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錢教授在這里所謂的視角是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角度,實際上是經濟假設前提。行為假設的初始給定是很重要的,在保持某一理論體系邏輯不變的前提下,僅僅由于行為假設的改變,該理論便可能面目全非。分析工具也就是邏輯演繹的具體形式,它可以是各種圖像模型和數學模型。錢教授認為“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像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這三個部分最重要的是參照系,錢教授建立參照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未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在分析經濟問題時會因為沒有參照系而缺乏主線和深度。若前提所假設環境條件是符合經濟效益所要求的,也就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的,那么經濟分析的結果是找出均衡解來,而均衡解所流露出來的含義很明顯是經濟行為主體之間是沒有利潤的,社會中是沒有失業的。
同樣,田國強教授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一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有五個基本組成部分:①界定經濟環境;②設定行為假設;③給出制度安排;④選擇均衡結果;⑤進行評估比較。”在這五個基本的組成部分中,最有啟示意義的是均衡結果的選擇和評估比較。什么樣的均衡結果是我們所想要的取決于經濟環境的界定和制度安排下的各類價值判斷。田國強教授認為對均衡結果選擇有決定性影響的評估標準有兩個,一是帕累托最優或改進,因為它從社會效益的角度對一個經濟制度給出了資源是否被浪費的一個基本判斷標準;另一個是激勵相容,它評價的是自利的個人與他人之間的沖突程度,個人的行為是否在客觀上為社會工作。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現代經濟學在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不管使用的是數學模型還是各種圖像模型都有一種尋求穩定均衡的傾向。這些均衡形式在假定條件的協助下成功的避免了外部環境改變的影響,并且在理論分析上它代表的是資源合理狀態。然而,人們在理解參照系的均衡狀態時卻忽視了一個很有啟示的結論,那就是在這種均衡中各經濟生產單位是沒有利潤的,社會上是沒有失業的。失業與利潤之間是否有著相互之間互為變量的關系?
3 現實經濟運行機制與一般均衡模式
如同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廠商的經濟行為時所給定假設那樣,也就是企業的一切行為最終能從追求利潤的動機中得到解釋。盡管有的時候,這一假設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批評,認為現實中人問題的存在會使得這一動機發生變異,但是沒人能夠提出更好的前提條件或者抽象說出更好的環境描述,因此接受這一假設有著合理的原因。沒有一個企業或者行業能夠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長期存在,利潤的存在是企業長期性存在的基礎。
我覺得很有必要說明為什么企業需要利潤來支撐它的存在,企業的存在可以描述成為是一種產品的生產持續存在。從社會的角度看,這需要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存在著有購買能力的需求存在;另一個是這種產品能夠在不大量消耗能源和破壞環境的情況下生產出來。很明顯,利潤主要是來支持后一個原因的。廠商理論在分析其原因時,通過不同的市場結構之間的比較,發現壟斷因素是利潤存在的原因。盡管產品之間的替代能減少壟斷因素,但現在企業都普遍意識到,應該通過品牌而非產品來加強其壟斷的因素。可是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下,壟斷因素不再存在,利潤和失業也不再存在。這樣的均衡暗示著我們什么呢?在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將永遠都無法達到這種狀態,也就是我們無法到達完美狀態時的和諧。那么我們現在的努力是一步一步的朝著和諧發展還是僅僅在維持穩定的發展,不確定因素是否能在根本上清除。
在農耕社會的自給自足經濟中,經濟行為的動機不管是從個人角度出發還是從社會角度出發,都是滿足自身的需要而非對利潤的追求,有趣的是在這樣的動機行為下失業現象是不存在的。盡管歷史學家在闡述社會發展的原因時,將人口壓力轉變為動力。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近五千年的農耕文明中,威脅文明從來不是人口過多,使得文明崩潰和消亡的,也不是內在的原因,而是外部的壓力。在工業文明的社會中,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贊同,潛在GDP增長率的水平下,社會上存在一個自然失業率。GDP增量中扣除折舊的那部分與自然失業率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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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
關鍵詞：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演化；異質性；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
中圖分類號：F061 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l一0036―08
經濟增長始終是經濟研究的永恒主題，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古典增長理論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但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并沒有一個完善并且嚴格的定義。從時間上看，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是二戰之后發展起來的增長理論；從內容上看，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包括哈羅德一多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長模型。因此，現代增長時代是這樣一個時代，即主要的增長促進力量是系統地開拓科技的前沿，并將這些知識系統地應用于產業的生產技術。技術進步是新古典解釋的一個基本要素，最近幾年來，看到對新古典增長模型修補的文獻，試圖強調技術進步具有相當程度上的內生性。然而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與那些老的模型同樣是“機械的”。無論外生的技術進步，還是內生的技術變化，都在新古典理論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難以就復雜的現實作出合理解釋。
然而，現代演化經濟學的興起已成為20世紀末國際學術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演化(或進化)經濟學接受達爾文的進化世界觀，認為經濟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靜態的存在，而在于動態的生成，倡導從生物學尤其是進化生物學中汲取豐富營養，通過遺傳、變異、復制、選擇等生物學概念的隱喻方法來理解和處理動態復雜經濟系統，從而發展了一種富有前途的經濟學方法(Foster and Metcalfe，2001)。現代演化經濟學的產生，使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受到了沖擊，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注入新活力。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歷史演進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歷史演進
正如莊子銀所說，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經歷了一條由技術外生增長到內生增長的演進道路。索羅模型雖是經濟增長的基準模型，但該模型以外生的技術進步解釋經濟增長，難以合理解釋人類漫長的經濟增長史。因此，新增長理論把技術內生化，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根據經濟增長理論時間進程，總結出經濟增長理論發展歷程，以便進行總結與評價。
(二)對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歷史演進的規律性總結
1，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分別按照技術從外生到內生、市場結構從完全競爭到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兩條線路演進的
一條是技術由外生到內生的轉變。現代經濟增長是一條技術演進的路徑，即由新古典外生技術到新增長理論的內生技術，由此，現代經濟增長強調了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一演進路徑表明，現代經濟增長不是由外生因素決定的，而是由經濟體系中內部因素決定的，所以，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注重考察技術進步的各種實現機制和具體表現形式：邊干邊學、人力資本、知識積累、產品種類增加與質量提高等。
另一條演進路徑是以市場結構為線索的。索羅模型在完全競爭假定條件下，認為外生技術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釋一切卻不能解釋長期增長”的境地。隨后新經濟增長理論突破理想假定，從兩個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其一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這類模型以阿羅邊干邊學模型為代表，主要包括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等。另一類是線性技術內生增長模型，這類模型在新古典框架下，不僅存在凸性技術，而且拓展資本范疇。真正突破完全競爭假設是羅默內生技術進步模型和格羅斯曼一赫爾斯曼產品質量階梯內生增長模型。這類模型在壟斷競爭條件下考察了經濟增長的機制與因素，更好地說明技術進步的決定機制，以及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說，羅默的知識驅動模型、格羅斯曼一赫爾斯曼模型等產品種類增加型模型的建立標志著經濟增長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
2，同質性、加總與生產函數
無論是哈羅德一多馬模型、新古典模型，還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都從總供給角度研究經濟的長期動態變化，而總供給取決于宏觀的總量生產函數，因此，選擇什么樣的生產函數是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關鍵。經濟增長由外生技術向內生技術轉變的關鍵也在于生產函數。而總量生產函數是由微觀主體構成的，按照新古典內在的一般邏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是以“同質性”為基礎的。
所以，在同質性假定下，廠商的生產函數加總構成了宏觀總量生產函數。因此，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以同質性的、可加總的宏觀生產函數為核心，這也是現代經濟增長由技術外生向技術內生轉變的關鍵所在，更是一個經濟具有“卡爾多穩態”的核心所在。從生產函數形式的角度考察新經濟增長模型還可以看出，盡管新經濟增長理論家在構建他們的模型時大多數采用了復雜和艱深的數學工具，但是新增長模型的內核非常簡單，一個經濟的總量生產函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結構，才能使整個經濟的增長進入“卡爾多穩態”，左大堵(2005)給出了明確的回答，總結出經濟內生增長實現穩態的五大規律。
3，最優―一般均衡―線性動態的新古典范式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采用線性動態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齊提出，卡斯和庫普曼斯將其引入增長模型，其思想基礎是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核心是庫思一塔克定理。按照這種范式，除非是由于隨機事件，否則經濟增長的運動軌跡可以也能夠被當事人所確切預知。因此，這種線性動態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半機制”。
主流經濟學均衡范式的理念是以均衡狀態作為參照系或基準點來研究經濟問題(錢穎一，2002)，并認為經濟會自動調整從而收斂于均衡狀態。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觀點，及對均衡機制的理論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義理論(霍奇遜，1993)。均衡已經成為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綱領。刁偉濤則更傾向于把均衡范式理解為以均衡概念為核心構建的并得到普遍遵循的理論框架。
線性動態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綱領，這種綱領以最優為突破口，以一般均衡為核心鋼構，以線性動態為基本處理方法，滲透著理性預期的盧卡斯思維范式。因此，理想假定的生產函數必然存在著穩態路徑；由于理性預期的作用，經濟主體作出確定預測，因此，在這種分析范式中，任何經濟主體一定找到穩態路徑。
由此可見，線性動態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取得發展的方法論基礎和必要條件。無論索羅模型，還是新增長理論，都堅持線性動態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所以要認識到新古典增長模型的方法論作用，正如羅默(1989)在評價新古典增長模型時說，其方法論的影響是深遠而帶有根本性的；也正是這種范式把新古典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統一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
二、基于演化理論對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批判
經濟增長的演化思想有著悠久的歷史，凡勃倫無疑是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發出為什么經濟學不是一門演化科學的呼吁之后就始終未停止過賦予經濟學以演化色彩的努力。阿爾欽(1950)借用生
物演化和自然選擇，利用不確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解釋經濟主體的非最優行為，為現代演化經濟學的興起準備了條件。20世紀80年代初現代演化經濟學開始起飛，1981年，博爾丁出版《演化經濟學》。1982年，納爾遜和溫特出版了經典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標志著演化經濟增長理論的產生。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演化思想的引入，為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提供了新素材。
(一)異質性、非加總和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
同質性是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性假設，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總量生產函數的前提，而總量生產函數是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內生穩態的立論基礎。這種假設是以新古典式的“本質論”為基礎的。本質論認為本質先于存在，群體中的理想類型(代表性個體)體現了本質，所有對理想類型的偏離都是偶然的，是無足輕重的，這樣，只要分析理想類型就夠了，沒有必要去研究變異的情況。正是這種本質論的推理排除了多樣的可能，產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給定偏好和個體同質性的假定。
但是事實上，經濟主體的行為、態度、特征等方面存在著異質性，消費者有不同的偏好，生產者有不同的生產函數。因此，在演化經濟學范圍內總量生產函數是不存在的。這樣，構建在總量生產函數基礎上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成為“無源之水”。從經濟學一般理論角度來看，異質性表示所考察對象之間的差異化程度的，不論這些研究對象是家庭、廠商、部門還是區域或者國家，都會因為他們在產品消費或生產、生產方式采用、創新活動和密度追求或者組織環境上所作出的選擇活動，形成其努力、行為和成功方面的差異。從經濟增長理論的角度來看，異質性是指技術的異質性并以某一技術的局部應用為基礎，這意味著異質性始終與技術聯系在一起的。顯然異質性來源于創新，因為新事物――用熊彼特的話來說就是“新的組合”――被引入市場，從而異質性又與動態性相聯系。
所以，無論從經濟增長理論假設的現實性角度而言，還是從探究經濟增長理論的微觀機制來說，異質性是一個基準概念，以異質性為基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不是基于總量生產函數的一種平衡增長路徑，而是建立在微觀企業主體基礎上的創新和技術的“集合體”，必須超越正統理論單一生產函數的限制，通過使用一種演化的里昂惕夫技術，采取一種微觀的經濟分析方法來分析企業和行業的差異性，進而研究經濟增長的微觀機理。
(二)非均衡、非最優和非線性動態――經濟學全機制
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認為世界的理想狀態和最終狀態是均衡，均衡成為主流經濟學的秩序觀，這構成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最優一一般均衡一線性動態的新古典范式，但缺乏對不確定性以及演化過程的關注，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以及演化過程卻作為現代經濟增長路徑的常態存在。正如布勞格指出，“現代工業化經濟常常展示出反均衡，”一般均衡理論是不適用的，而不是謬論。
這一經濟增長的“半機制”根源于牛頓力學的機械決定論范式，古典經濟學在其經濟秩序中，依賴機械軌道式的均衡概念，建立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給定初始條件，就找到一條穩態路徑。但是，均衡增長理論是靜態的一個特例，因而，如果我們把經濟增長與經濟轉變聯系起來，在我們開始對經濟增長進行思考時，我們需要一種截然不同的、非加總的和遠離均衡的思維模式。
演化經濟學開拓者阿爾欽早在1950年就批判新古典式的最優假設。他認為，由于不確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業只需要“正的利潤”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潤”就能生存。因此，經濟增長理論應該建立在“非最優”假設上。雖然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在平衡增長路徑上研究長期經濟增長的動態性質，但是這種動態是古典式的轉移動態，仍然沒有超出靜態范疇。在動態經濟分析中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只關注穩態路徑，常常忽略局域發散情況，沒有涉及動態方程的非線性現象。
所以，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雖在市場結構方面逐漸突破新古典理想假定的束縛，但是由于該理論中同質性與可加總的生產函數和方法論的新古典范式的半機制，致使該理論只是對經濟現實的一種寓言式的解釋，而不是一種科學的闡釋。
三、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建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要突破寓言式的解釋，重建現實式的理論架構。按照一般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首先要明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經濟環境。按照經濟增長的演化思想，經濟增長是在不確定、異質性和“歷史友好”的經濟環境下的一種非最優、非均衡和非線性動態的演化過程。
(一)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現實性假設
現代經濟理論的重建，不僅要從經濟環境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論假設方面有所突破。要突破新古典理想假設，建立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現實性假設。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假設，應包括以下四個：
1，滿意假設。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確定性，人們不可能確切地預測結果，因此，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選擇和決策過程往往追求滿意，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并且表現為一種試錯過程。
2，不確定性假設。不確定性意味著變化，意味著結構變遷，結構變遷是經濟增長的動力。
3，多樣性假設。多樣性是分析的基本起點，多樣性假設意味著經濟狀態、經濟行為者、人的心智和選擇行為等都具有異質性。
4，歷史重要假設。歷史重要意味著時間對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作用、經濟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性和經濟過程的不可逆性。
(二)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方法論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沿襲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它分析同質的代表性個人行為，這使得該理論陷于致命的境地。因此，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必須擺脫新古典范式方法論，在整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的基礎上，建立個體群思維方法論。個體群思維方法認為個體群是由具有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個體構成，在個體群層面上可以觀察到支配行為多樣性變化的規律性。在個體群方法中，我們認為群體中的成員是不同的，為了刻畫群體，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它的一般性質及它們在內部的分布。
大多數關于生產和增長的經濟模型都沒有明確地考慮到質變。如果經濟系統的構成是前期經濟發展的結果，那么，這種忽視將使得經濟理論缺少因果分析。正是這種個體群方法不但將經濟增長理論的因果關系更好地建立起來，而且還考量了經濟增長的綜合性、整體性、多因素性和動態復雜性。因此，我們主要的方法論選擇是，現在要采納一種實在論的立場。從實在論的觀點來看，任何理論都必須從基本的本體論假定開始，它為更具體的理論命題確定了框架。
(三)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基準分析框架
依據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假設與方法論，構建了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準分析框架。
與現代經濟增長分析框架不同，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是以異質性的企業作為研究經濟增長機制的基礎和出發點，而不是總量生產函數。異質性、競爭、選擇和創新共同作用，決定了經濟長期增長的演化過程。
企業內部生產采取了慣例指導的原則，慣例是代表了企業的技術系數，是企業在微觀層面上異質的“基因”，通過市場機制的競爭與選擇，并根據企業的“實現利潤”，對企業進行評價。市場機制進行競爭和選擇時，企業的異質性可能會減少，為了保持企業足夠的異質性，需要“創新”的注入。這樣市場競爭與選擇的結果是經濟增長。
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突破了理想假定的束縛，對經濟增長的解釋更具有現實性。第一，經濟增長不僅是各個要素單獨作用的產物，而且各要素間的互補及互動產生的溢出效應也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納爾遜認為，經濟增長不僅是技術進步的產物，而且是技術與制度協同演化的產物。納爾遜把技術分為物質技術與社會技術，物質技術主要在企業生產中使用，而社會技術主要指社會制度特征。社會技術與物質技術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的協同演化推動了經濟增長。第二，深化認識經濟增長的微觀動力機制。技術進步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進化過程，是企業為保持異質性而不斷“搜尋”的過程，因此企業進行R＆D支出、發明和模仿，經濟增長過程是一個累進的具有某種路徑依賴特征的進化的“馬爾科夫過程”，從而超越了現代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過程的寓言式說明。
(四)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比較
依據以上分析，可以對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進行比較。
第8篇：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
內容摘要：經濟學需要新綜合。應變“經濟人”假設前提為“社會生態人”假設前提；應進一步拓展資源稀缺性的概念；關于人的收益范疇應包括物質收益與精神收益兩個方面；數學、心理學、宗教學應成為經濟學研究三個重要的學科基礎；要用國民幸福度的提高代替GDP的增加；經濟學要更加關注公平問題；經濟學要實現科學性和藝術性的有機統一；經濟學理論既需要超越自由主義，也需要超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既要關注分工的優勢，也要關注自給自足經濟的優勢；經濟學需要回歸新重農主義；經濟學研究要更多關注社會事業的資源配置問題；經濟學需要研究資源配置的多重均衡。
關鍵詞：經濟學 新綜合 研究
應變“經濟人”假設前提為“社會生態人”假設前提
“經濟人”假設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但經濟實踐的發展客觀要求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前提是有問題的，而是要將追求社會利益及生態利益的最大化為基本價值前提。所以，經濟實踐發展客觀要求經濟學應將“經濟人”假設變為“社會生態人”假設，也就是應將注重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最大化的個體作為分析問題的一切天然前提。問題是，在現實中，“經濟人”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可回避的。但理論的前提未必就是現實的前提。理論的前提是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理論的前提可以以客觀現實為基礎，但不一定就以某一社會現實為邏輯起點。理論前提的設定往往是以理論建構需要為基礎的。在新的經濟理論中，這種客觀存在的“經濟人”是被改造的對象，也是被約束的對象，而不是將其作為理論分析的天然邏輯前提。新的經濟理論就是要改變以前以滿足“經濟人”需求為目標的經濟學，變為以滿足“社會生態人”目標需求的經濟學。經濟學只有將“社會生態人”作為邏輯分析前提，才有助于為新時代的經濟發展建立一個更加科學和有效的經濟學理論指導體系。
應進一步拓展資源稀缺性的概念
稀缺性也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前提，但傳統經濟學更多是注重了財富和資源的稀缺，而缺少了環境生態的稀缺性。環境生態在以往的經濟學理論中，往往是作為一個非稀缺性的概念隱含在分析中的。所以，這種稀缺性的范疇是不符合新時代的經濟要求的。經濟發展客觀要求應當將稀缺性拓展到一切領域，既包括財富資源領域，也要包括環境生態領域，包括空氣、水資源等等。
關于人的收益范疇應包括物質收益與精神收益兩個方面
人生的目標，就是追求在特定偏好下一生總效用的最大化。一個人的效用是其精神收益、物質收益、精神支出、物質支出等變量的一個函數。這里，精神收益表示一個人來自如安靜、孤獨、社會評價、社會榮譽、道德、社會成就感、社會地位等方面的收益。這種精神收益構成一個人效用函數的重要變量。物質收益表示一個人來自物質產品方面的收益。諸如衣服、食物、住房、汽車、貨幣等方面的增加，都有助于增加一個人的物質收益。物質收益也是效用函數的一個重要變量。一個人除了有物質和精神上的收益外，還實際存在著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支出。物質上的支出與精神上的支出剛好表示與物質上的收益和精神上的收益相反的事實。這兩種支出也是影響一個人效用函數的兩個重要方面。
數學、心理學、宗教學應成為經濟學研究三個重要的學科基礎
數學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為經濟分析提供邏輯思維。二是提供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的工具。但經濟學畢竟不是數學。數學是抽象的，而經濟學是具體的。經濟學需要考慮的因素是復雜和多元的，而數學則對這種復雜和多元因素有一個抽象和取舍的過程。所以，僅僅依靠數學，經濟學研究結論的正確性就是有限的。另外，經濟學數學化本質應當是經濟學要更多和更好利用數學的思想和工具，而不是僅僅利用數學的形式。目前，在經濟學研究中，有一個誤區就是過度注重了數學的形式，而忽略了數學思想的應用。
經濟學也是關于選擇的學科，而選擇就有一個心理過程，所以，經濟學本質也離不開心理學。但經濟學也不是心理學，二者具有不同的研究領域和對象。
經濟學也離不開宗教研究。因為人們的選擇總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和信念指導下進行的，而價值觀和信念的核心是宗教，所以，研究經濟學，就必須要將宗教列為一個主要的影響變量。黑格爾（Hegel）指出：“宗教的形式怎樣，國家及其組織的形式就怎樣……時至近日羅馬天主教的國家和耶穌教的國家在氣質上和組織上仍是不同的。民族的氣質是明確的和與眾不同的，從一個國家的道德、政治組織、藝術、宗教和科學諸方面都能感受到民族氣質的獨特之處”（麥克斯?繆勒，2010）。宗教既影響國家經濟組織和經濟制度的形成和變革，也影響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選擇。所以，一項真正的經濟學研究，應當既要考慮到理性的因素，也要考慮到非理性的因素；既要考慮世俗的變量，也要考慮神圣的變量。
要用國民幸福度的提高代替GDP的增加
所有學科研究的最終目的，都應是人的幸福度的提高。經濟學為幸福實現主要通過資源配置手段。不管怎樣，所有學科的最終目的，都應是人類的幸福，否則，學科發展就是不科學的，也是異化的。
經濟學要更加關注公平問題
從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看，效率和公平本質是統一的。沒有公平，效率就是短期的和局部的；有了公平，效率就是長期的和全局的。所以，經濟學研究，不僅要注重效率，而且更要注重公平問題的研究。另外，公平也是提高人的幸福度的根本途徑。從經濟學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滿足。這里導致幸福的效用滿足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絕對效用的滿足；一是相對效用的滿足。公平是產生相對效用的基礎。從人的本質看，人對相對效應的重視程度要高于絕對效應。所以，人對相對效用的滿足會更重視。在這種情況下，提高分配的公平性，比提高財富總量會更加有利于提高人們的幸福度。
經濟學要實現科學性和藝術性的有機統一
這種情況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表現尤為突出。由于影響經濟行為的變量既有客觀的因素，也有主觀的因素，如預期、心理等，所以，經濟政策的制定就像是一場政府與民眾的博弈。這里客觀因素決定了經濟學研究具有客觀基礎，從而也就為經濟學的科學化提供了基礎和條件；而主觀預期變量和心理因素以及經濟政策制定的博弈性則決定了經濟學尤其是經濟政策的制定更像是一門藝術。
經濟學理論既需要超越自由主義也需要超越凱恩斯主義
自由主義的不足有兩個方面。一是自由主義對弱者不利。消除貧富差距，建設繁榮穩定社會，靠市場是靠不住的，這也是通過經濟實踐得到反復證明的。自由市場本質是具有達爾文傾向的，只承認強者，不承認弱者。自由市場只會導致強者更強，弱者更弱。二是自由雖然可以導致知識的擴展，但未必能導致道德的擴展。哈耶克強調了自由對知識擴展的巨大意義，但沒有認識到自由對道德建設的副作用。而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健康發展，既需要知識的擴展，也需要道德的擴展。一個沒有道德的社會，必將是一個墮落而危險的社會。
凱恩斯主義的局限性表現在多個方面。第一，它是一種短期經濟學，而不是一種長期經濟學。凱恩斯說，從長期看，我們都死了。凱恩斯注重刺激需求的政策，其效應主要體現在短期的經濟增長上，但從長期看，卻是問題多多。不斷刺激需求的政策，在長期內，必然導致信用的不斷擴張和債務的不斷積累，一旦信用和債務鏈條斷裂，必然就會引發信用危機和債務危機，并由信用危機和債務危機引發經濟危機。第二，凱恩斯主義政策主要立足于經濟增長，而重心不在社會公平方面。第三，凱恩斯主義立足于“節儉的悖論”，而實際應有“浪費的悖論”。從局部和短期看，節儉固然可以減少需求，不利于刺激經濟，但從長期和整體看，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節儉對一個人或家庭而言，只是導致一個人的支出出現在不同的時間段而已，而并不是不支出；節儉有利于家庭穩定；節儉有利于環境的保護；節儉有利于提高投資效率。在居民普遍節儉的情況下，需求就是有限的，企業家投資就需要謹慎，不能盲目，這有利于選擇最有效的投資項目。同時，由于儲蓄充足，銀行資金寬裕，就是有些企業投資失敗，也容易得到銀行再融資，舊的項目也容易得到改造和淘汰；節儉有利于社會道德建設。節儉有利于養成自律的好習慣。所以，凱恩斯的所謂的“節儉的悖論”，只是一個理論上的局部邏輯推演。凱恩斯只看到了經濟效果，而沒有看到環境和社會的效果，只看到了短期效果，而沒有看到長期效果，或是只看到了局部效果，而沒有看到全局效果。所以，在現實中，我們應堅決提倡節儉。從長期和整體看，只有“浪費的悖論”，而沒有“節儉的悖論”。第四，凱恩斯主義治理經濟危機的措施只是治標，而并不治本。治理經濟危機，凱恩斯理論主張擴大開支、刺激需求，但擴大開支、刺激需求更多是治標，而不是治本，財富均衡才是治本。第五，凱恩斯主義理論更多設定政治家是“道德人”，而實際的政治家更多是“經濟人”。第六，凱恩斯主義并不能解決人的精神滿足問題。第七，凱恩斯主義理論以需求為關鍵變量，而實際情況應是需求和供給都是重要變量。
經濟學既要關注分工的優勢也要關注自給自足經濟的優勢
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經濟學研究要多提倡各國建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對于全球化和分工，不能盲目迷信，既要看到它的好處，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全球化和分工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但全球化和分工也增大了各國經濟發展中的風險。各國應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應對全球化和分工進程，應尋求風險與收益的平衡。對于一些抗風險能力差的國家，應謹慎開放，尤其要謹慎開放金融領域。
經濟學需要回歸新重農主義
新重農主義發展思路的總體要求是要大力增加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尤其對于一個人口大國，抓好農業增產社會意義巨大。農產品供給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另外，從微觀和短期看，確實存在農業增產與農民增收矛盾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品供給的增加，也導致了農產品價格的下降，進而也導致了農民收入的下降。但從宏觀和長期看，農業增產與農民增收實質是統一的，并不是矛盾的。如何讓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有機統一起來，從長遠和宏觀看，關鍵是要抓好農產品流通環節建設。所以，國家和政府在抓好農業增產的同時，也要重點抓好農產品流通環節的管理和規范。要堅決打擊流通環節的壟斷，要健全和完善流通領域內的合作組織。
經濟學研究要更多關注社會事業的資源配置問題
要積極促進醫療、教育、體育等行業的發展。發展這些行業和領域，既符合社會發展的目的要求，也符合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發展醫療、教育、體育等行業，從需求角度看，這些行業本身可帶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進而刺激經濟增長；從供給角度看，這些行業也有利于提高生產要素質量，提高供給效率。另外，由于這些行業的需求相對比較穩定，波動較少，所以這些行業的發展也有利于社會穩定和諧，有利于減少經濟危機。
經濟學需要研究資源配置的多重均衡
經濟學所研究的資源配置均衡應包括四大均衡：時間均衡、空間均衡、價值均衡、實體均衡。資源配置的時間均衡就是實現資源在不同時間段的合理流動，現金流和實物流應在時間區間內均衡平穩流動，而不應產生在一段時間是“小溪”在另一段時間是“洪水”的不穩定流動。資源配置的空間均衡就是實現資源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協調和均衡發展。資源配置的價值均衡就是實現實體價值本身變化的平穩和協調，最主要的就是價格變化的平穩和協調。資源配置的實體均衡就是實現實體經濟不同產業間的均衡發展，實質就是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均衡協調。
第9篇：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
法律經濟學提供了一套與傳統法學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經濟學的產生基于兩個前提條件：第一，法學與經濟學在研究主題和價值觀上有相當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經濟學提供了一套分析人類行為完整的架構，而這套架構是傳統法學所缺少的。傳統主流的法學理論一直是法律的哲學，它的技術基礎是對語言的分析。絕大多數法學家把實證研究想象成是對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釋的一致性。法律的經濟分析是一個與傳統法學思維不同的方向。
法律經濟學講什么 法律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分析法律的形成、結構、效果、效率及發展的學科。從理論上講，凡是理性的東西都是可以用經濟分析的方法來加以分析和解釋的。經濟分析通過收益、成本的差額比較來確定最有效率的行為方式或制度模式。經濟分析中的數量分析和行為理論的量化完全實現了理性的確定性要求。
歸納整個法律經濟學理論，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動，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事實上是在發揮著分配稀缺資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動都要以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動都可以用經濟的方法來分析和指導。
法律經濟學還運用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博弈論及其他有關實證和規范方法，這些方法都以自己鮮明的特色使法律經濟學充滿生機。
均衡是法律經濟學和中國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個數學概念，借自于微積分理論。均衡指因為每一方都同時達到最大目標而趨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趨向均衡。中國法律改革的目標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場經濟的供求之間從不均衡過渡到均衡，即我們要充分保證避免市場經濟中法律服務嚴重短缺。這種均衡應當體現在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各個方面。
法律改革的實質是重新配置公權力和私權利資源，是一種制度的重新安排。當前，中國法律存在著的不均衡狀態直接影響法治進程。從民商法看，民商法長期以來處于供給不足的狀態，表現為民商法在質量、數量、體系化方面都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民商法體系不完善，基本法過于疏簡，司法解釋壓過條文，立法內容有缺漏，落后于社會實踐；從行政法看，行政法規過于泛化，強調涉及領域廣、干預力度大，有些進入了它不應介入的領域，構成市場經濟和法治的障礙，成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從當前市場經濟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財產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自由企業制度所要求的有關企業法律、適應市場經濟對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遷徙自由、結社自由等與市場經濟相應的法律法規都亟待完善。法律經濟學的應用和發展，將推進這種適應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經濟學和中國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標
效率是經濟學所要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法律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應當是中國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標。它的價值不僅僅因為它為我們認識和評價法律提供了新的觀念、新的視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為一種活生生的社會工程，把法律和當代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聯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開法律社會工程之門的鑰匙。
從司法實踐看，同國外的法官辦案效率相比，我們的法院辦案效率是相對較低的，有相當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間內審結。
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最佳效率是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益處在相等的均衡點上。所以，效率目標的實現不能一味追求節省法律改革成本，導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導致成本浪費。
法律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趨勢
法律經濟學已成為一個重要流派，一種國際法思潮的事實將改變中國傳統法學的固有結構。法律經濟學的發展將促進中國法律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