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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
     
    第1篇：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英文摘要】Byreviewingtheevolutionofthefirmtheory,thisarticlefocusesontheknowledge-basedtheoryofthefirmthathasemergedinrecentyears.Thetheoryviewsthefirmasanagencythatintegratesitsemployee’sspecialknowledge.Fromabrand-newperspective,itexplainstheissuesincludingtheexistenceandtheboundaryofthefirm,thecoordinationinthefirm,andtherelationbetweenthestructure,decision-makingpowerandtheknowledge.
     
     【關鍵詞】企業/企業理論/知識整合/知識經濟
     
     enterprise/firm/theoryofthefirm/knowledgeintegration/evolution
     
     【正文】
     
     澳洲莫納什大學的楊小凱教授1994年發表了“企業理論的新發展”的論文［1］，比較詳細地描述了自科斯1937年的經典到90年代初這段時期內企業理論的發展，并著重探討了“剩余權”的理論含義及其對中國改革的意義。毫無疑問，楊小凱的這篇論文對企業理論是一個很全面的概括，并指出了其前沿所在，這對于了解企業理論的新進展的確很有幫助。但是，近些年來，企業理論又有了很大的發展，許多學者相繼提出了基于知識的企業觀點，逐步形成了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這是一種建立在不同的假設條件下，走出理論體系相似的企業理論。因此，現在看來，雖然不能說楊小凱所歸納的企業理論新發展已經過時，但是對其進行補充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企業理論的演進過程
     
     企業理論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它的歷史可追溯到古諾1838年的論文。一百多年來，企業理論的演進過程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大階段，即新古典企業理論和現代企業理論。下面就是對這兩大階段的簡要回顧。
     
     1.新古典企業理論
     
     新古典企業理論的基礎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利用最優決策理論進行了經濟分析，它的假設是完全理性和利潤最大化，在這種假設下，企業內部的運行被視為一個黑箱，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2］。企業為了實現最大利潤，必須按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進行單一產品的產量和價格決策。
     
     新古典企業理論實際上不是真正的企業理論。因為它沒有回答有關企業的一些基本問題，例如企業為什么會出現，企業內部是如何運行的，企業是選擇生產還是從外部市場購買，它僅僅是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預測企業在輸入市場的購買決策和輸出市場的供應決策。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種靜態優化理論，它隱含地假定人的利益是和諧一致的、產權界定清晰、零交易成本、人具有完全理性等。這些隱含假定決定了新古典企業理論存在一些缺陷［3］，它無法解釋企業內部組織及企業范圍的整體布局；無法解釋企業中的一般契約關系；也無法解釋企業績效與國家經濟效益之間的聯系。總之，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理論假設前提阻礙了企業理論的發展。
     
     2.現代企業理論
     
     一般認為，科斯（RonaldCoase）在1937年發表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標志著現代企業理論的誕生。在該文中，科斯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釋了“企業為什么出現”這一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忽視的簡單問題。科斯認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辦法，二者具有互替性，企業的存在是由于它能節約市場的交易成本，所以交易成本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真正原因。但是，企業不能完全代替市場，也不能無限擴大，企業的邊界是由企業內部行政管理費用與市場費用相比較來決定的。遺憾的是，從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幾十年內人們對科斯的這種新觀點“引而不用”，企業理論未能得到實質性的進展。
     
     80年代以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出現了兩個明顯的分支，一是威廉姆森（OliverE，Willianlson）借鑒有限理性的假定，假定人具有機會主義傾向，提出了資產專用性概念，證明事前的合約是不完全的。二是張五常、楊小凱加以發展的間接定價理論，張五常在1983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企業并不是用非市場方式代替市場方式，而是用勞動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因為中間產品直接定價和直接交易會產生極高的交易成本，而勞動市場的交易成本相對較低，企業的出現就在于用交易成本低的要素市場代替交易成本較高的中間產品市場，中間產品通過企業獲取的收益相當于對其進行間接定價［2］。
     
     以阿爾欽（AmnenAlchian）和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為代表的產權理論主要是分析企業內部的激勵結構問題［4］，它是科斯在產權、交易費用和外部性等方面研究成果的發展。該理論認為，企業的實質是一種團隊生產方式，在團隊生產中，一個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會影響他人的效率，因而一個監管生產的人成為必要。在這種背景下，他們提出了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的“剩余索取權”的概念。
     
     現代企業理論除了上述核心內容，重要組成部分還包括企業契約理論和委托——理論等。
     
     二、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的主要觀點
     
     近年來，現代企業理論隨著知識在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作用的日益提高，逐步出現了新的發展。這一新發展得益于把企業看作是一個知識庫的重要命題［4］，也就是說，出現了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它來自技術管理、創新與信息經濟、基于資源的理論和組織學習等最新研究成果。在理論層面上，潘羅斯（E·Penrose）、阿羅（K·Arrow）、哈耶克（F·A·Hayek）及其他學者的知識中心論，由于演進經濟學家尼爾森（R·Nelson）與溫特（S·Winter），以及認識論學家波蘭伊（M·Polanyi）等人的貢獻而得到極大的豐富［5］。
     
     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在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了與新古典企業理論和現代企業理論根本不同的解釋［6］。
     
     ·企業為什么存在；
     
     ·企業的邊界是如何決定的；
     
     ·企業中協調的本質是什么；
     
     ·企業的組織結構意義，即層級和決策權分配的意義是什么。
     
     1.企業為什么存在
     
     德姆塞茨（1991）認為，企業的存在代表一種對知識經濟學基本非對稱的反應，知識獲取比使用需要更強的專業化，因此，生產需對處理許多具有不同類型知識的個體專家進行協調。但市場不可能確保這種協調作用，因為市場無法面對：（1）穩含知識的不可流動性；（2）潛在購買者占用顯性知識的風險。這樣，企業作為生產產品和服務的機構而存在，因為這種機構能夠創造使多個個體整合其特有知識的條件。
     
     這種把企業的作用看作是整合知識的機構的觀點與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企業理論是很不相同的，交易成本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存在是因為它們能夠避免同市場交易相關的成本；而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則關心與特殊交易類型（包括知識）相關的成本。然而，最根本的差別在于，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強調企業是管理團隊生產的組織，而非交易的機構。Ghoshal與Moran（1996）認為，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核心優勢不是簡單地避免交易成本，而是以與市場很不相同的邏輯控制某種特定經濟活動的獨特優勢［7］。
     
     2.企業的邊界
     
     如果企業的存在是為了整合大量個體所擁有的特殊知識（因為這樣的整合不能通過市場來有效地進行）。那么，由什么決定企業的邊界呢。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根據知識利用的相對效率來分析企業的垂直和水平邊界。
     
     德姆塞茨在1991年解釋了企業在垂直邊界［7］，如果市場能有效地轉換產品而轉移知識缺乏效率，如果在生產階段B需要使用階段A所利用的知識，則生產階段A和B的垂直連接將被整合在同一個企業中。另一方面，如果階段A和輸出不需要使用階段A所利用的知識就可在階段B來進行處理，則階段A和階段B能有效地通過由市場界而相聯系的獨立企業來進行。
     
     企業之間的水平邊界出現在產品與知識群體的空隙中。許多知識并非要求產品的特殊性，而是要求范圍經濟。因此，有效的知識利用要求多產品企業和企業的知識領域與其產品領域相一致。一般來說，完美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因為企業的知識領域并沒有完全被其提供的產品所利用，反過來，產品生產所需要的知識也不可能全部從企業中獲得。這樣，為了實現知識的充分利用，經濟中便出現了反映產業特征的產品——知識包（bundle）［6］，其中小包表示個體企業，不同的產品——知識包決定了企業的水平邊界。
     
     3.企業中的協調
     
     企業中的協調是企業理論的重要研究內容，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最顯著的特點在于對企業中的協調提出了嶄新的觀點。傳統組織理論認為組織的基本任務就是協調多個專家的努力。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強調，實現有效的協調是企業的一個主要任務。在協調理論的研究上，勞倫斯和羅斯齊（LawrenceandLorsch，1967）把協調看成是組織內部目標沖突的解決［8］。
     
     傳統組織理論對于協調的研究著重于作為基礎結構的層級，因為復雜社會活動的組織集中于權力關系，合作的實現是通過幕僚程序的垂直影響。基于知識企業理論已有的研究結果認為，如果大部分與生產有關的知識是隱含的，那么知識在組織成員間的轉移將是極其困難的。如果生產要求整合許多個別的專家知識，那么效率的關鍵是在組織成員通過交叉學習使知識轉移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有效的整合。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有希望作出較大貢獻的就是對企業中協調的分析。
     
     4.組織結構
     
     上述把企業作為知識整合的機構的觀點，對企業內部結構有重要意義，一是層級的作用；二是決策權的分配。
     
     （1）層級的作用
     
     組織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在組織所包含的許多個體中實現有意義的、協調的行動。這個問題有二重性，一是純協調問題；二是合作問題。即使協調的技術問題可以解決，分歧的個體目標應如何解決呢。層級就是作為有效地解決個體分歧目標的機制而出現的。層級對于協調一個包含多個特殊單元的復雜系統是一種有效的機制。
     
     基于知識的企業觀點認為，如果高層次決策依賴于低層不流動的知識，那么層級就會降低高層決策的質量。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生產（包括生產決策）需要許多類型知識，如果這些知識存在于許多個人之中，并且整合機制僅包含相當少量的個體，那么，什么樣的組織結構是可行的。最近幾年流行的基于團隊的結構，實際上是對缺乏效率層級的一種改善，基于團隊的組織的實質是通過直接接觸個體專家能夠最有效地實現協調。如果專家協調者（管理者）不能利用必需的專家知識，他們就無法有效地協調。
     
     （2）企業中決策權分配的意義
     
     企業中決策權分配的意義與層級在知識整合中的作用有關。傳統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所有者擁有決策權，作為所有者的代表，董事會把決策權授予高層管理人員，然后管理者依次向下授權給各層級。基于知識的企業觀點對決策權分配作出了新的解釋。
     
     第一，關于決策權與所有權的關系。如果企業的主要生產資源是知識，而且知識存在于個體雇員之中，那么雇員擁有大量的企業資源，企業同雇員簽訂合約是為了使用那些知識資源。然而，雇傭契約不像實物資產，它無法明確規定企業對雇員知識資產的所有權關系，如果決策權由所有關系授予，且如果企業資源由股東和雇員共同擁有，那么管理的決策權由股東或董事會向下授予，由雇員向上授予。
     
     第二，關于決策與知識的關系。決策的質量決定于其所依據的相關知識。如果與某一特殊決策相關的知識能集中于組織的某一點上，那么集中決策是可行的，但轉移與積累知識的能力由于知識類型的不同而不同，顯性知識是可轉移的，但不一定要集中于某一點上。特殊知識（包括無法以統計形式積累和分析的隱含知識與顯性知識）是轉移成本很高的知識。因此，即使決策所要求的知識是集中的，根據隱含性經驗知識所作的決策可能是分散的。
     
     三、組織創新與管理創新：企業競爭的必由之路
     
     通過對企業理論演進過程的回顧，我們分析了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在一些關鍵方面與新古典企業理論及現代企業理論的重要區別。概括起來，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主要是作為整合知識的機構而存在，它能把存在于個體中的特有知識整合成產品與服務，并降低知識交易的成本；知識利用的相對效率決定了企業的垂直與水平邊界；協調是企業內部目標沖突的解決，企業的首要任務是為知識整合建立起必要的協調；層級對于協調一個具有多個特殊單元的復雜系統是一種有效的機制；有知識的雇員擁有大量的企業資源，決策權由雇員自下而上授予，決策的質量取決于作出決策所需的相關知識，知識的屬性決定了決策是集中的還是分散的。
     
     顯然，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對新古典和現代企業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它必將引起企業管理的一場革命，企業管理將進入適應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的，以擁有知識資本的人才作為管理核心的“知識管理”新時代。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組織創新與管理創新是企業對知識進行有效的管理、增強競爭優勢的必由之路。組織創新就是要建立能有效整合知識的企業組織，這是一種把與企業有關的人和企業內部的人用網絡聯結起來的學習型組織，該結構能最充分地利用知識并再生知識，使企業具有活力。在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的核心任務是建立一種智力基礎設施，使知識能夠彼此聯系并發生作用。所以，管理創新的目標就要建立適應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發展要求的管理體系，以知識為紐帶，將人力資源、信息技術、生產過程、市場開發乃至企業的經營戰略等協調起來，形成一種能夠創造、使用、保持、更新以及轉讓知識（智力）的全新的管理模式，使整個企業的生產經營高效地運作。未來的企業將主要通過知識而不是有形的物質資源進行創新的管理來獲取競爭優勢，求得持續發展。
     
    第2篇：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第3篇：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古諾；數理經濟學；壟斷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3月17日
     
     安東尼?奧古斯丁?古諾（Antoine-Augustin Cournot）是曾經對經濟理論產生過沖擊的最有創造性的思想家之一。熟悉微觀經濟學的人一定知道，在消費者選擇行為理論中有一個概念叫“古諾加總”，在博弈論中有一個經典的模型叫“古諾模型”，這些都反映了他對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偉大貢獻。
     
     一、古諾的經濟思想
     
     古諾1801年8月28日出生于法國格雷，1833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1877年3月31日在巴黎逝世。雖然古諾在今天的名聲主要來自經濟學，但他在數學、科技哲學和歷史哲學方面也很有造詣，尤其是數學。古諾有兩位大名鼎鼎的數學家老師，一位是拉普拉斯（Laplace），另一位是泊松（Poisson）。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寫的是概率論，而接下來馬上就將研究對象由數學轉移到了經濟領域，并運用其嫻熟的數學分析方法于1838年寫出了他的第一本經濟類學術專著――《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因此，古諾也被看作是第一位打入經濟學界的真正數學家。后來古諾又分別于1863年和1877年出版了兩本經濟學著作――《財富理論原理》和《經濟學說概要評論》，但這兩本書都沒有使用數學去處理經濟問題，并且相對于古諾經濟理論的開創性著作（《研究》）而言，它們都沒有增添實質性的新東西，其中《財富理論原理》主要是使用所謂的文字語言專門來解釋他的第一本著作。所以，古諾的經濟思想以及他對經濟理論發展的偉大貢獻主要體現在《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這本研究水平極高的著作里面。盡管古諾對經濟領域的研究還涉及到賦稅轉變、國際貿易等問題，但他最核心的經濟思想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接下來我們一一闡述。
     
     第一，古諾是最先力圖用數學方法解決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19世紀上半葉，當文字表達還是經濟理論家唯一思路的時候，古諾卻開拓了數學和圖形的研究方法。他認為使用數學是表達復雜經濟思想的便捷工具，倡導在經濟研究中運用數學分析的形式和符號，以探索“不能夠用數字來加以估計的各種量之間的關系，和其規律不能夠用代數符號來表示的各種函數之間的關系。”這種數學分析不是非導向數學計算不可，它不一定需要精確的數字，只要能更簡明地陳述問題、開辟研究途徑、避免脫離主題，數學就有其有用之處。在古諾的心目中，經濟分析應當建立在經驗觀察和事實的基礎上，理論與模型不是從空想中推引制定出來的，而是從實際觀察到的事實中提升出來，并經過加工得到的。如此推導出來的理論工具，可以在某些假設的基礎上形成推理，更具有用性和普遍性。古諾至今仍被重視的原因正在于他用數學方法分析經濟問題。以后的經濟學家高度評價了他的這種貢獻，認為他對已有的，但形態模糊的經濟概念和經濟命題給予了嚴密的數學表述；他的分析方法強有力地促使經濟學從文字的敘述轉向形式邏輯的和數字的表達。20世紀初的著名英國經濟學家埃奇沃思指出，古諾的論著“是以數學形式把經濟科學里的某些高度概括的命題陳述得最好的。”雖然古諾并沒有用過“數理經濟學”的名稱，但他在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思想為數量經濟學派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古諾被公認為是數理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1838年《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的出版也被視作數理經濟學的開端。數理經濟學派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幾乎所有的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都有著不易跨越的鴻溝。一般而言，所有的經濟理論特別是數理經濟學理論，都會設定許多的前提條件，理論與模型都是在這些前提條件之下展開的。不同的前提條件代表著研究者認識事物的不同角度、研究對象的不同側重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要求，因而也就會導出不同的結論和結果。而這正是數理經濟學派飽受攻擊的地方，因為有許多理論的前提條件與現實存在著明顯的差別。然而，我們應該看到，經濟學研究正是這樣一點一滴地不斷向前進步，先是假設一些嚴格的條件，得出應用性較差的結論，然后逐一地將條件減弱再得出應用性較好的結論。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數學方法僅僅是經濟研究的工具之一，經濟學畢竟不是數學，經濟學中還存在著一些不能運用數學方法的領域。
     
     第二，古諾對“財富”的理解不同于斯密、薩伊、李嘉圖等早期的經濟學家。古諾把經濟學直接稱為財富理論。在他看來，財富不是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能賣出去的就是財富，有交換價值的就是財富，財富由交換價值決定，跟勞動含量無關，這世界上沒有什么“真實價值”，只有交換。這樣人們就可以通過市場上成交的商品的價值總量，來決定一個國家的財富總量。什么樣的國家是富國？是市場交易的商品豐富、人均交易額巨大的國家。所以，在古諾眼中，阿富汗的酋長是個窮人，他一分錢也沒有，雖然他可能擁有大量的實物資源，但他沒有實物的交易，因此他是窮人；反之，如果一個國家很小，但它是世界貿易的集散地，交易量巨大，就會變得很富。我們可以看古諾舉的例子，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就被他稱為是富裕的典型。用交換價值反過來定義財富是古諾的一個天才的創造。什么是交換價值，是一般均衡的價格乘以一般均衡的商品量，這是交換價值總量，可是一般均衡的價格和數量應當依賴于初始的財富分配，而不是反過來。但是，古諾憑借其數學才能將它顛倒了過來，這一顛倒使得很多復雜的研究變得容易了。我們在宏觀經濟學里看到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交點決定和度量了這個國家的財富總量，那就是總成交量。總成交量就是財富總量，這是根據古諾的定義導出來的，這樣的“財富”很簡單，可實證、可檢驗。所以，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就由供求曲線的交點所確定了，于是，壟斷就會造成貧困，因為壟斷使得交換的數量小于一般均衡的數量，造成了效率損失。按照古諾的觀點，一國的財富取決于交換價值的價格決定機制以及交換的價值總量。市場的交易總量等于成交價格P乘以總的需求量，也就是PF（P），這樣只要運用經驗的方法，就能實證地導出國民財富的總量。這里F（P）是古諾在研究需求規律時用曲線畫出來的，表示在數學符號里就是總的需求量是價格的函數，即D=F（P）。古諾認為，使一個國家富起來最好的政策就是讓總交易量最大的政策，總交易量最大的國家就最富，就這么簡單。而只有完全競爭才能使財富總量最大，于是，他論證了今天經濟學家普遍認可的一個觀點――鼓勵競爭。
     
     第三，古諾的主要貢獻之一還在于他運用數學方法創建了基于需求曲線的廠商行為的一系列模型。他用一種博大精深的創新的理論概念，為其他許多對經濟學至關重要的觀念諸如不完全競爭以及博弈論奠定了基礎。古諾是第一位提出完全壟斷、雙頭壟斷和完全競爭的精確數學模型的經濟學家。直到今天，壟斷模型和雙頭模型（也稱為古諾模型）仍然是標準教科書中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古諾對于壟斷理論的發展是任何現代教科書作者都難以比擬的，甚至精確地說，現代研究壟斷的學者所闡發的正是古諾的理論。古諾的礦泉水所有者壟斷模型清楚地揭示了“邊際原理”，這一原理是經濟理論中最核心的有機原理之一。然而，古諾發展的最著名的理論也許與他引進了一個追加的礦泉水銷售者有關。古諾模型假定：市場上有A、B兩個廠商生產和銷售相同的產品――礦泉水，它們的生產成本為零；它們共同面臨的市場需求曲線是線性的，A、B兩個廠商都準確地了解市場的需求曲線；A、B兩個廠商都是在已知對方產量的情況下，各自確定能夠給自己帶來最大利潤的產量，即每一個廠商都是消極地以自己的產量去適應對方已確定的產量。雖然古諾模型只是一個只有兩個寡頭廠商的簡單模型，因此也被稱為“雙頭模型”，但是古諾模型的結論可以很容易地推廣到三個或三個以上寡頭廠商的情況中去。在現代經濟學和博弈論經常引述的經典文獻當中，古諾模型無疑是最早包含博弈思想的經典文獻。古諾在1838年關于兩個寡頭通過產量決策進行競爭的模型是早期博弈論研究的起點。可惜的是，古諾并沒有使用“博弈”一詞，并且在后來的研究中也沒有使用博弈的方法研究經濟問題，更沒有從模型中進一步發展出一般的經濟理論。但是，這些都不能掩蓋古諾輝煌的創造性見識，他的簡單的模型曾經是并且仍將是經濟理論中諸多思想的源泉。
     
     二、古諾經濟思想的時代背景解讀
     
     對某一位經濟學家的思想，某一種社會思潮的分析理解都離不開對當時歷史背景的認識。古諾出生于霧月后的第二年，他的一生尤其是前半生所處的時代，是法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的時代之一。在這樣的年代里，古諾的人生道路并不算坎坷。古諾在他出生當地的學校接受了最初的教育，20歲時進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學習數學，1823年至1833年他在巴黎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并開始與當時知識界的頂尖人士相接觸，他先后在巴黎大學和里昂大學任教，后來擔任格勒諾布爾學院院長，成為法國勛級會榮譽軍團成員，并被任命為巴黎的教育總巡視員。盡管他視力一直很差，晚年幾近失明，但生活還是安逸的。然而，古諾的經濟思想在當時并沒有多大的影響力，甚至到他1877年去世，也幾乎沒有人知曉他關于經濟理論的著作。后來被證明充滿了新思想的偉大著作《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在出版后的40年里無人問津，直到之后受英國W.S.杰文斯和法國L.瓦爾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古諾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直到其死后80年才被全面地肯定。因此，與他的人生經歷相比，古諾在經濟學領域的思想之路卻充滿了悲劇與失望，可以說他是生不逢時。
     
     現代一些學者對古諾有一個客觀的評價――“超越于他時代的新古典理論家”，那么為什么古諾會超越他的時代？為什么他的經濟思想會被他同時代的人所忽視，而后來又被認為是經濟理論史上最豐碩的成果之一？實際上古諾的經濟思想被人們后知后覺，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從18世紀最后三十年起，西歐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隨著工業生產中機器生產逐漸取代手工操作，工廠這種新型的生產組織形式出現了。機器大工業代替工場手工業使各國生產力突飛猛進，很自然引起了生產關系上的變化。包含古諾主要經濟思想的《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出版于1838年，然而19世紀三四十年代，法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進入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當時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法國學術界關注的是對大革命的爭論以及日益增長的社會主義思潮。圣西門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蒲魯東對私有制的抨擊，路易?布朗的工人合作思想，這些都是人們關心爭論的話題。但古諾并沒有提及這些話題，他的研究使用了當時經濟理論權威們不熟悉的數學推理，而且研究的重點是與當時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狀態截然不同的“壟斷”。因此，古諾的思想必然不會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到古諾晚年和去世之后，也就是19世紀七十年代以后，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發生發展。當時，電力和內燃機等的發明和廣泛應用，使社會生產力又有了很大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因之發生的巨大矛盾，使經濟危機頻繁爆發。這些都促使生產和資本加速地集中，并逐漸使壟斷代替自由競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居于主導地位。壟斷在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開始成為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資本主義逐漸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這一轉變使不完全競爭、壟斷等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古諾的《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早在幾十年前就對壟斷經濟進行了探討，建立了精確的數學模型，并且包含了現代分析壟斷問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博弈論的思想，因此可以說古諾超越了他同時代研究經濟學學者的普遍水平。他的作品在問世之后并沒有受到關注，而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人們才認識到他著作的深遠意義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方面，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對立統一的，既沒有脫離必然性的純粹偶然性，也沒有脫離偶然性的純粹必然性，必然性總是通過大量的偶然性表現出來，并由此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因此，古諾的經濟思想被人們后知后覺也存在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古諾性情憂郁，性格孤僻，是個內向型的人，他不關心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吸引力，同時他的作品又是法文版的，要想獲得廣泛的認可還存在一個語言翻譯的問題，所以古諾在有生之年并沒有引起同時代人太多的注意，至死仍然默默無聞。但真金不怕火煉，古諾的著作一經人們發現，便把他帶到了一個在經濟理論史上很少有人達到的成就高峰，他強有力的思想對經濟理論發展的沖擊和影響已經滲入到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真正核心。
     
     主要參考文獻：
     
     ［1］蔣自強等.經濟思想通史［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2.
     
    第4篇：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摘要：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是一種制度，是作為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而產生的，市場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是因為其能夠比戰爭等其他方式更有助于促進社會經濟效率。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新制度經濟學這種市場觀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差異。它揭示并彌補了后者的許多不足或局限性，有助于人們對市場形成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觀
     
     新制度經濟學市場觀，是指新制度經濟學家對諸如市場是什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其有效的運行需要什么樣產權制度前提、有什么經濟社會代價等有關市場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觀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觀點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分歧。他們的思想揭示并彌補了主流經濟學市場觀許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們對市場獲得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科斯指出，“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每個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總之，在他看來，“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轉貼于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 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市場”是“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 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舉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所以，他強調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 “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種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場“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該制度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市場”的這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
     
     從其反對市場和諧論的最后一個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反對市場和諧論，揭示市場的不和諧性，特別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點，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市場制度，而是為了反對那些一看到市場有缺陷就認為應該用政府來取代市場的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目的其實和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和諧論一樣，都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的。
     
     六、結語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制度主義市場觀與主流經濟學的市場觀有深刻的差異。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新制度主義市場觀是一種新的市場觀。在筆者看來，無論從推進人們對市場的認識來說，還是從現在還沒有建立起能夠確保經濟持續有效運行的穩定均衡制度的社會來說，這種新市場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綜合起來，它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意義：其一，它強調市場存在的制度基礎，有助于人們認識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樣是僅僅依賴個人理性就可以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的行為，它需要某種特定經濟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場（sound market）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完全自發的秩序，它包含并體現著某種人為的秩序，它需要建構理性主義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場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這一性質，有助于人們認識到，一個社會選擇市場，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場擁有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那些美好的性質，而是因為該社會存在著需靠它來解決的由于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無法消除的使用沖突。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來獲得自己所需要——但為他人所擁有的物品的市場行為，首先并不是如正統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是一種個人自發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強制的行為。其三，它較為深刻地闡明了市場在確保經濟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為其他任何社會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優勢之所在，彌補了主流經濟學的不足，有助于人們更為充分地認識到在現實社會經濟條件下選擇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對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所具有的影響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認識到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制度對確保市場運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識到濫用國家權力——這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唯一能夠合法地對個人產權進行侵犯的權力——對經濟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較為客觀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場經濟中消除的社會沖突以及由這些沖突所導致的為有效率的市場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們較為充分地意識到，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市場和諧論是不現實的，市場效率不是免費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式來應對市場經濟的不和諧甚至危機，才可能實現市場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諧。
     
     注釋：
     
     ①【美】E曼斯菲爾德：《微觀經濟學：理論與運用》，鄭琳華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頁。
     
     ②【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朱志泰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10月版，第18頁。
     
     ③【美】J斯蒂格勒：《價格理論》，施仁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頁。
     
     ④【美】FL普瑞爾：《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指南》，錢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頁。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頁。
     
     ⑨⑩[11][18][20]【美】EG富魯博頓、【德】R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范式》，羅長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頁。
     
     [12][22]【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13、16-20頁。
     
     [1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20頁；【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卷），陳良璧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2月版，第18頁；【英】杰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郭大力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10月版，第81頁。
     
     [14][21]【奧】C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劉絜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頁。
     
     [15][19][46][48][49][52]阿曼阿爾欽：《產權經濟學》，載于盛洪編：《現代制度經濟學》（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頁。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產權制度中的道德與效率》，載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權、控制與企業》，段毅才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頁。
     
     [26]張五常：《佃農理論》，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8月版，第83頁。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張五常：《共有產權》，載于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430頁。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評論》，載于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469頁。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頁。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轉引自【美】EG富魯博頓、【德】R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范式》，羅長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頁。
     
     [42]【法】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陳福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頁。
     
     [43]【法】巴師夏：《經濟和諧》，載于季陶達：《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選輯》，1963年9月版，第205-220頁。
     
     [44]【美】克拉克：《財富的分配》，陳福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2月版，第1-16頁。
     
     [45]【美】安德魯馬斯-科萊爾等：《微觀經濟學》（下），劉文欣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頁。
     
     參考文獻
     
    第5篇：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流派；自由放任；政府干預；經濟思想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9-0003-03
     
     西方經濟學始于重商主義，自重商主義以來，西方經濟學界逐漸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沒有哪一個學派的理論能夠做到讓所有學者都認同。雖然諸多學者意見各不相同，但是從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來看，西方經濟學說主要分為兩大學派：一個是注重以個人欲望滿足為歸依，分析經濟問題建立體系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另外一個就是主張個人欲望某種程度上服從社會利益社會需要的國家干預經濟的學說。簡而言之，政府干預為國家的行政機關通過采取經濟計劃和財政金融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必要而合理的干預；而自由放任則相反，主張盡量的少干預甚至是不干預經濟，通過市場自行對經濟調節。
     
     縱觀整個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可以發現，政府干預和自由放任經濟思想一直都處于此起彼伏、相互交替出現的狀態。這種現象與特定的社會經濟背景相關，根據時代的發展所表現出的不同的社會性質以及呈現出的相對應的經濟思想，西方經濟學說史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一、早期的經濟思想（從遠古至中世紀中葉）
     
     這一時期是各種經濟觀念、思想產生和發展時期，此時經濟學尚未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較為突出的經濟思想便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以前的經濟思想處于一種“萌芽”狀態，所關注的問題更像“家庭管理”方面的問題，比如治水發展農業、等級和階級的觀點等。直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西歐封建社會晚期，國王為了鞏固統治地位以及滿足王室的大肆揮霍，鑄幣無法滿足王室的需求，于是當時出現了一股以追求金錢為目的的學說——重商主義。重商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財富就是貨幣，貨幣就是財富，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活動統統歸結于截取金銀。之后蒙克萊田上書路易王朝，極力主張國王積極干預管理國家經濟，將重商主義推向了。他認為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使國家獲得榮譽和不斷致富，因此政府應執行有利于本國商人的政策。蒙克萊田可以說是早期重商主義向晚期重商主義過渡時期的人物，也是較早將政府干預經濟思想上升至國家層面的人。到了重商主義晚期，詹姆斯·斯圖亞特繼承了蒙克萊田的思想，在他看來，政府的每一項措施都是按照人民的精神加以審查，政府已構成人民精神的一個部分，因而依靠政府管理已成為人民的一種習慣，人民離不開政府。
     
     重商主義時期的政府干預思想相對狹隘，此時政府干預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進行中央集權以獲得金錢來鞏固地位，這也是重商主義政府干預的唯一目的。即便蒙克萊田將政府干預上升到了國家層面，也僅僅是為了使國家不斷獲取金銀。這種體現出了當時封建社會特征的“唯利是圖”的經濟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遭到了后來大批學者的反對。
     
     在詹姆斯·斯圖亞特對重商主義經濟思想進行總結的時期出現了一批經濟學家，他們反對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經濟思想，主張經濟應該遵循自然秩序，這種經濟思想被稱為早期古典主義。法國的古典經濟學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他有著重農的觀點和自由放任的雙重思想，其中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體現在他認為，由于買賣人都是為自己打算，因此社會經濟秩序就需要整頓，這種整頓經濟秩序的權利只屬于大自然不屬于國家政府。作為重農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創立者，魁奈主張經濟自由。在他看來，在不妨礙別人的情況下實行經濟自由是增加社會財富和私人財富的重要條件，其著作《經濟表》描述了一個理想、自由競爭經濟的商品與貨幣的循環流動的過程。此時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主要是主張遵循自然秩序，不要人為的打破自然規律。他們還沒有認識市場規律，因此，他們所主張的自由放任也是狹隘的。
     
     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不論是主張政府干預的重商主義還是主張經濟自由的重農主義，其大部分的經濟思想都是圍繞奴隸主與奴隸，農田水利等方面，這些理論相對分散而沒有融會貫通，此時的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政府干預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而只能算是“萌芽”。
     
     二、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確立時期（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
     
     這一時期是經濟自由主義盛行時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亞當·斯密和他的《國富論》。在某種程度上，亞當·斯密受魁奈的影響頗多，重農主義的學說讓他覺得耳目一新，但斯密并不是完全贊同重農主義的學說。在理清他與重農主義者爭辯時所產生的思想后《國富論》誕生，經濟自由主義形成了具有說服性的學說體系。亞當·斯密主張經濟自由的思想可以從他的“經濟人”假設、 “看不見的手”、政府充當國家經濟的“守夜人”這些理論中體現出來。“經濟人”假設即認為參與經濟生活的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參與經濟生活的人對自己的經濟活動能夠做出比其他人更正確的決策。除此之外，斯密認為，社會經濟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幕后組織管理著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對社會經濟問題的處理及時又有效，因此在經濟方面國家的職能非常有限。在他看來，經濟根本不需要政府部門來干預，政府只需要保證企業和個人的天賦自由權得到充分實現即可。在斯密看來，國家的作用不過是“守夜人”，個人理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然使全社會的福利最大化。
     
     古典經濟學在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那里發展到了最高峰。李嘉圖批評、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的主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主張自由貿易并廢除強制干預農作物價格的《谷物法》。李嘉圖認為，農產品價格上漲和利潤的下降是一種“自然趨勢”，人為干擾反而會導致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因此他主張廢除《谷物法》。同時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貿易學說——比較成本說，這種理論為自由貿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李嘉圖認為，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對外貿易、實行自由貿易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作為保護貿易論倡導者，李斯特并不十分贊同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他認為古典經濟學忽視了各個國家的區別，同時他對自由貿易的經濟思想做出了改進。李斯特認為，李嘉圖的自由貿易學說太絕對，在比較落后的國家是無法實行自由貿易的，因此實質上李斯特并不是絕對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堅持者。李斯特反對斯密關于政府充當“守夜人”的說法，在李斯特看來，生產力的發展還是要靠國家政府的努力。與李斯特一樣，穆勒也是一個折中主義者而非一個徹頭徹尾的經濟自由主義者。起初他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關于自由放任的基本觀點，在《論自由》中他提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其他人和社會都不得干涉。但是同時他也看到了市場制度存在的缺陷，因此他認為自由放任不是絕對的，政府干預適當需要，政府干預應以不損害自由市場的效率為限度。
     
     這一時期是古典經濟學盛行與發展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涌現出了許多杰出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理論和研究方向各有側重點，但是他們的經濟思想中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占主導地位，反對重商主義時期的國家干預經濟思想。這一時期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由自然秩序轉移到了市場規律，實行經濟自由變得更有理可循。
     
     三、西方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
     
     古典經濟學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后已不再受到人們熱烈的追捧，它體系中的一些被多數人認為是錯誤的理論和思想引起了一批經濟學家的反對。這些反對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爆發了號稱“經濟學思想變革”的邊際革命，同時也意味著古典主義的結束。邊際主義者中有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他們在差不多同一時期各自獨立發表著作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觀點并非一致，也不屬于統一體系，但是他們都在繼承了古典主義的政府對經濟的最小干預的主張后，反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邊際效用學派強調消費效用和需求，把研究范圍限定在資源的合理使用或最優配置方面。邊際主義者捍衛市場配置分配，反對政府干預，譴責社會主義并阻止勞動者工會主義，認為它們是無效的或有害的。
     
     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邊際效用學派的發展逐漸轉變為新古典經濟學。它在繼承古典經濟學經濟自由思想的同時，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需求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經濟學以供給為核心的分析。馬歇爾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標志性人物，他將古典經濟學、馬爾薩斯和薩伊的學說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學派的理論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華，在融合了供求理論、生產費用理論、邊際效用理論、邊際生產力理論等的基礎上，建立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而建立了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完整體系。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前，新古典經濟學一直是西方國家的處于統治地位的經濟思想和學說。
     
     新古典經濟學還有另一位代表人物——庇古，同時他也是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雖然他是主張經濟自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福利經濟學思想中，政府干預占有一定地位。庇古認為應該通過稅收和津貼來克服外部影響所造成的邊際私人凈產值對邊際社會凈產值的背離。庇古也主張運用間接控制手段來消除或限制壟斷以克服各種形式的壟斷對資源配置造成的不利影響。
     
     邊際主義出現后，瑞典學派的主要創造人威克賽爾也對經濟理論進行了大綜合，但是威克賽爾的綜合理論體系更偏向于邊際分析方法，與之后的凱恩斯經濟學有著很多相同之處，但是由于威克賽爾并非英語世界的人，因此他的學說被埋沒了。
     
     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流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奧地利學派也主張經濟自由，其中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發表了《自由主義》一書來全面的概括他的觀點。他認為，自由主義的綱領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私有制為個人創造了一個不受政府控制的領域，成為個人自由和自治的基礎，同時他強調，是資本主義中的自由導致技術進步，而不是技術進步導致資本主義。米塞斯主張自由勞動，自由貿易以及自由遷移。奧地利學派的繼承人哈耶克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與米塞斯等經濟學家一起反對，也反對主張國家調節經濟的凱恩斯主義，竭力鼓吹自由主義，崇拜市場自發勢力而誹謗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自由競爭時期后期，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開始大規模的積累資本和擴大生產規模，壟斷自然形成，并逐漸形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受壟斷資本主義的影響，這一時期所出現的經濟思想不再堅持徹底的自由放任，而是認為適當的國家干預十分必要。可見這一時期雖然繼承了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大部分的經濟學派也堅持經濟自由。但是相比18世紀中葉至19世級中葉，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確立時期那種自由主義一邊倒的情形，此時經過多數經濟學家的補充和發展，政府干預主義開始占有一定地位。
     
     四、當代西方經濟思潮（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以馬歇爾和庇古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影響了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許多經濟學家都是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下熏陶成長。但是一場“凱恩斯革命”將新古典主義從西方經濟學正統派寶座上拉下，政府干預主義取代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成為主流。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當屬凱恩斯和凱恩斯經濟學。20世紀30年代，嚴重的西方經濟大蕭條讓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無所適從并逐漸被人詬病，不再居于西方經濟學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凱恩斯經濟學的出現正好符合時代背景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經濟逐漸衰退。凱恩斯思考了當時社會中存在的許多問題，例如失業和公共工程等。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表明，單憑私人企業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條件下的利潤驅動已經無法解決這一危機，越來越嚴重的危機宣告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交易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終結。凱恩斯在《通論》中體現出來的政府干預經濟思想都是針對自由放任的私人企業制度的弊端及其成因所提出的。凱恩斯通論的出版不僅描繪了客觀存在著向國家干預型私人企業制度發展的可能趨勢，更重要的是它加強了這種可能實現的概率。自此，國家干預不再被認為僅僅是作為臨時的危機時課的應急措施，而是以后將長期居于經濟思想正統地位。
     
     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大多數西方國家出現嚴重的滯脹問題，當時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無法解決這一難題，受此影響，凱恩斯主義的正統經濟學地位產生動搖。加上當時已經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問題，而只是將問題延緩了。此時，凱恩斯主義在宏觀經濟學中不再處于一枝獨秀的地位，宏觀經濟學中出現了很多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派，呈現出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其中以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應學派以及公共選擇學派等為代表，主張經濟自由的流派不斷地對凱恩斯主義提出了挑戰。
     
     五、總結
     
     綜上所述，整個西方經濟學說史可以說是政府干預與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相互交替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產生了與該時期相適應的經濟思想，有些可能是在反對前人的基礎上成立的，有些則是繼承了前人的經濟思想，但是我們無法肯定的說后產生的就要比之前的好，每一種思想都有它的合理性與閃光點。弄清楚這兩種經濟思想在不同背景時期的發展演變過程可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參考。中國經歷過由政府完全掌控經濟的計劃經濟時代，目前正處于倡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初期，在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對當代西方這兩種經濟思潮的演變和實踐，應該進行理性分析和準確把握。我們應當既要看到西方經濟思想中適合中國的長處，借鑒其中的有益成分，又要吸取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經驗教訓；既要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又要提高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總之，在強調實行國家干預的同時，應充分保護和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在強調實行經濟自由的同時，又必須發揮國家的經濟調節職能，維護市場經濟的公正平等競爭，保證市場機制的有效性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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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美]斯坦利·L.布魯.經濟思想史:第6版[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
     
    第6篇：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近年來，這一領域的和實踐也日益引起的經濟學家、金融學者的興趣和關注。尤其是即將走過三年歷程的中國銀監會，在以勇氣和智慧開啟中國銀行業監管新局面的過程中，已經基本完成了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制度框架的構建工作，其探索和創新更為中國銀行監管理論的形成和奠定了基礎。
     
     為了進一步推動當代銀行監管理論與本土實踐的結合，加快中國銀行監管理論的建設和，本期《理論前沿》周刊專門邀請兩位專家從不同角度撰文對銀行監管理論進行介紹。
     
     閻慶民博士曾任中國銀監會銀行監管一部主任，出版過《中國銀行業監管問題研究》、《中國銀行業風險評估及預警系統研究》等多部專著。他認為：總體來看，金融理論研究呈現出既分化又綜合的發展趨勢，這一點在銀行監管問題研究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銀行監管研究的對象越來越精細，研究范圍從最初的防止銀行擠提，到后來的金融管制直至的銀行風險監管。發展到現在，銀行監管問題已分化為并表監管、功能監管、跨境監管以及彈性監管等眾多的研究領域。但另一方面，銀行監管問題并沒有像其他經濟學領域（如經濟增長理論、通貨膨脹理論、匯率理論、利率理論、市場失靈理論等）一樣形成獨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大量理論性的觀點、和思路均是散布在各類中，為闡述特定問題而出現。在此情況下，銀行監管研究與其他經濟領域出現了綜合、交叉和滲透現象，利益論、喬治·J·斯蒂格勒管制理論、佩茨曼價格決定模型、波斯納管理理論、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凱恩的管制辯證法理論等許多新興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被移植于銀行監管問題研究，一些其他經濟管制部門（如電信、鐵路）的研究方法和案例也被引入到銀行監管研究中，20世紀60年代以來風行西方經濟學界的博弈論、線性規劃和計量經濟學更是對銀行業監管研究產生了革命性的。
     
     正是根據上述研究方法，理論界對銀行監管的經濟學原因進行了研究。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監管理論，有的是從監管的原因出發，有的是從監管的實際效果出發，有的是從監管的機制出發，不同的側重點形成了金融市場失靈論、金融社會崩潰市場論、政府掠奪論、特殊利益論和多元利益論等理論解釋。閻慶民博士通過《當代銀行監管理論的發展》一文為我們闡釋了這些代表性理論的精華所在。
     
     潘文波博士來自銀行監管一線，對中國銀行監管工作探索規范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的努力有著切實體會，他通過《中國銀行監管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一文展示了中國銀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致力進行監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創新的有效嘗試。
     
     新春伊始，我們推出本組文章，希望在中國銀監會成立三周年前夕，有更多的學者和實踐工作者能夠加入銀行監管理論的研究行列。相信借助國際視野與本土資源的雙重優勢，針對中國銀行監管的理論探討也能成為最前沿的金融學術研究。
     
     當代銀行監管理論的發展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銀行是獲得外部融資最重要的渠道。格利和肖強調指出，銀行把借款人需要的長期信貸組合轉變為短期的存款組合，降低了交易費用。為此，各國政府對銀行監管給予高度重視。但對于為什么要進行銀行監管，監管的效果是怎樣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監管理論。
     
     一、金融市場失靈理論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管制”的解釋為：管制是政府為控制企業的價格、銷售和生產決策而采取的各種行動，政府公開宣布這些行動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視社會利益的私人決策。經濟學家將經濟管制理論于金融監管，認為在不存在信息成本或者交易成本很低的前提下，政府對銀行強有力的監管能夠提高銀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使社會福利水平最大化，實現帕累托最優。這一理論被稱為公共利益理論，或者稱為官方監管觀點，其政策含義是，私人部門一般缺少相應的信息、動力和能力去監控企業和銀行機構，因此，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機構對銀行進行監管。
     
     （一）市場失靈
     
     暗含在公共利益理論背后的經濟學現象是金融市場失靈。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信息不對稱是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因信息缺乏而在金融制度上造成的問題可能發生在兩個階段：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分別導致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逆向選擇是在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問題。金融市場上的逆向選擇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結果即造成信貸風險的借款者，常常就是那些尋找貸款最積極，因而是最可能得到貸款的人。例如，風險企業或詐騙者往往最積極地尋求得到貸款。逆向選擇使得貸款可能招致信貸風險，貸款者可能決定不發放任何貸款，即使市場上有信貸風險很小的選擇。道德風險是在交易之后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問題。金融市場上的道德風險指的是：借款者可能從事從貸款者的觀點來看不希望其從事的風險活動，因為這些活動很可能使這些貸款不能歸還。例如，由于使用的是別人的錢，借款者可能將原本用于生產的貸款投資于高風險的股票市場以獲取高收益。由于道德風險降低了貸款歸還的可能性，貸款者可能決定寧愿不做貸款。
     
     （二）銀行危機的外部性
     
     銀行危機的外部效應也是需要政府監管銀行一個重要原因。外部效應的最主要特征是存在著人們關注但又不在市場上出售的“商品”。微觀經濟學已經證明，外部效應的存在使得社會資源的配置不能達到最優化，影響到經濟運行的效率。信息不對稱也可能導致金融機構的廣泛倒閉，產生金融恐慌。由于向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廣大儲戶不可能清楚金融機構的經營是否穩健，因此，一旦對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發生懷疑，就會出現“傳染效應”和“羊群效應”，單個銀行的風險問題或者倒閉很容易產生連鎖反應而導致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好的銀行和壞的銀行概莫能外，由此而使公眾蒙受巨大損失，并對整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在現代金融體系中，金融機構財務的高杠桿特性，也使得這種外部效應更為明顯。
     
     （三）的不完備性
     
     現實社會是變化的，而法律具有穩定性，當初制定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反映后來的變化，即存在時間的不一致性。因此，法律具有不完備性，不可能達到最優。而如果人們知道法律的局限，就會鉆法律的空子，法律就失去了最優的阻嚇作用。由于法庭必須是中立的，不可以成為主動執法者，因為主動執法意味著執法者必須介入案件，要有自己的立場。因此，需要有一個與法庭相分離的機構，即“監管者”。從功能上來說，法庭與監管者的不同在于，法庭的執法方式是被動的，執法只有在上訴后才進行，監管是一種主動的執法方式，可以在有害后果或事件發生之前監督、調查、甚至要求停止某一行為。因此，在法律不完備時引入監管機構的主動式執法就可以改進執法效果。監管是政府行為，不同于法庭。
     
     （四）科斯定理
     
     根據科斯定理，如果沒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來執行合同，根本不需要另外的機構——政府、監管者，等等。科斯定理所依賴的最關鍵假設是有效依法履行復雜合同的可能性。法官必須能夠、更重要的是愿意去閱讀這些復雜的合同，核實特殊條款的約定事實是否真正發生，以及解釋籠統、含糊的語言。法官要依法適用法律，就更需要做到這些，對法規細則的解釋和適用甚至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法庭資金匱乏，法官缺乏動力，不懂得如何適用法律，不熟悉經濟問題，甚至還發生腐敗行為。
     
     由法官實施法律的一種替代策略是由監管者執法。法官和監管者的關鍵區別在于后者較容易有懲罰違規者的激勵。由于轉軌國家的司法制度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效率低下而且落后，核實特定案件情況和解釋法律規則的成本很高，法官也許沒有足夠的激勵去執法。監管者執法則有強大的激勵和傾向性，或許可以更有效地保護產權。當利益集團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而且政策制定者獨立性強、非常關注公眾利益，監管者就能實行審慎監管，這種情況下監管執法就更為強有力。因此，就解決市場失靈而言，政府規制成為低效的司法程序的替代方式。
     
     （五）金融約束
     
     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等人從“金融約束”的角度就政府對銀行的市場準入控制等提供了一個新的框架。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兩個重要目標是提高金融部門的穩定性，建立激勵機制以使高質量的金融機構得以發展。限制銀行業的競爭，保持銀行業的效益性從而維護其“特許權價值”（即營業執照的價值），就可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這對整個經濟具有重要的正外部效應。為了規制銀行業的競爭行為，政府需要控制向銀行業的進入。太多的進入會妨礙大多數競爭者達到一個有效的規模，從而減弱它們長期投資的能力和意愿，惡化銀行的整體質量。
     
     當然，除了限制市場準入之外，金融約束的相關政策是要防止現有銀行機構的過度競爭，過度競爭或無效競爭只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導致銀行“特許權價值”的降低和銀行體系安全性的下降。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金融約束政策是限制資產替代性的政策，即限制居民將銀行體系中的存款轉化為其他資產。否則，就會導致銀行體系資金的減少，效益性的下降。這涉及資本市場的發展問題。
     
     二、金融社會崩潰市場論
     
     該理論認為由于銀行業的特殊性，銀行在金融市場中所面臨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壟斷、公共品、規模經濟遞增以及外部性等問題不僅僅會導致局部“市場失靈”，而且會導致社會性的“經濟崩潰”，金融系統具有強烈的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這些因素使它具有強烈的不穩定性，從而通過干擾國家的貨幣供給機制和信貸形成機制，對實體經濟產生強烈的沖擊，并且由于金融系統的放大作用，將使這些沖擊具有毀滅性的副作用。因此，國家應當對銀行業進行全面的管制。
     
     金融市場失靈論和金融社會崩潰市場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強調了金融監管的合理性方面，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中來構建的理論，并假定了國家和其他監管主體具有監管的能力，且它們的目標是與社會利益一致的。因此，這兩大理論構成了主流經濟學家銀行監管理論的基礎。在瓦爾拉的理想世界中，所有的金融制度都能達到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最佳狀態。
     
     三、政府掠奪論
     
     “/監管俘獲理論”是與公共利益理論相反的另一種監管理論，從實證的角度探討了公共利益理論的現實性。該理論認為金融監管機構的政治家（監管者）在監管工作中并不是將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將其個人的福利最大化。這樣，政治家（監管者）經常將銀行的資金轉移到與政治相關的企業，而不是一般的社會企業；或者實力較大的銀行將會“俘獲”政治家（監管者），誘導銀行監管人員從銀行的利益出發而不是以社會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進行監管。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實證研究表明，從實際效果上看，對銀行進行官方監管的結果是降低了銀行配置社會資源的效率，特別地，如果一家政府監管機構的權力過大，甚至會影響到一般社會公眾和企業獲得信貸資金的能力。也就是說，市場失靈是政府監管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政治/監管俘獲理論”卻強調了政府失靈的可能性。
     
     為此，經濟學家在探索市場失靈（這是政府干預的借口）和政府失靈（這意味著政府監管并不必然能夠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同時存在的機制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有人提出，為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建立一種的機制，既能避免政府監管的“掠奪之手”，同時又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也就是利用政府的“扶持之手”。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權衡理論”。有人提出，在適當的激勵機制下，設立一個獨立的銀行監管機構可能是解決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方法。該機構不僅獨立于政府，而且應獨立于銀行，既能克服信息不對稱，又避免被銀行所俘獲。
     
     四、特殊利益論和多元利益論
     
     近年來，經濟學家提出應進一步強化私人（債權人）對銀行的監督權，因為私人（債權人）數量眾多，與單一的政府監管機構相比，很難被銀行或者政府部門俘獲。該理論的政策意義是，銀行監管的戰略應是通過強化銀行的信息披露要求，降低私人（債權人）獲得信息、處理信息的成本，提高其監督銀行的動機和能力；與此同時，限制政府監管機構的權力，以防止其利用銀行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經濟學家也觀察到，借助私人機構（債權人）對銀行進行監督，必須注意設立科學的存款保險制度，如果一國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險制度過于慷慨，則會大大降低私人（債權人）對銀行監督的動機。除此之外，由于現實中廣泛存在著“搭便車”現象，利用存款人來監督銀行的設想很難達到理論上希望達到的實際效果。
     
     在強調私人監管方面，有人認為可以由銀行代表儲蓄者從私人保險公司（而不是像美國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購買存款保險，他們認為私人保險公司比政府的存款保險公司更有動力去精確地衡量銀行的風險并據此收保費。當然，私人保險公司的提倡者并不是主張完全摒除公共監管。但反對這一觀點的人認為，主張私人存款保險公司的觀點忽視了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由于銀行危機的外部效應，在宏觀經濟的沖擊下，即使是資本充足的銀行也會失去清償能力。最后，政府不得不出面作為最后貸款人，向銀行業注入大量公共資金。
     
     在現實生活中，由于銀行的大多數債權人，對銀行的經營狀況了解確實比較少，特別是廣大儲戶、缺乏銀行專業知識的非金融企業，使這些債權人暴露在風險之下，在沒有存款保險制度的條件下，更容易出現銀行擠提現象。因此，建立或明或暗的存款保險制度是一個相對較好的制度安排。當然，并不排斥其他大額債權人對銀行的監督，如次級債券持有人對銀行的監督。
     
     對銀行監管盡管有上述的爭論，但典型的銀行監管還是通過公共部門來進行的。公共監管有兩大途徑：相機監管和非相機監管。相機監管是指當銀行的清償能力降低到某一臨界點時，監管機構擁有相機性的權力去控制這家銀行。非相機監管是指當監管機構獲得銀行的控制權后，監管機構可以出售銀行或者將銀行清算。同時，如果銀行的股東愿意增加股本投資，則股東可以重新獲得對銀行的控制權。一般來說，銀行清償能力越低，股東保留控制權的代價就越高，管理層受到干預的可能性就越大。
     
     總的來說，銀行監管理論是現代經濟學的前沿理論之一。經濟學家對監管問題的研究日益重視，但到今天也沒有形成統一、完整的理論體系。隨著人們對監管問題的重視，相信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問世。銀行監管與實踐的新
     
     學理論認為：“銀行業監管無非是一般公共監管理論在現代銀行業的具體”。中國銀監會及其派出機構作為政府的代表，肩負著銀行監管的重任。三年來，銀監會系統致力進行監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創新，有力推動了銀行監管理論和實踐新的發展。
     
     一、資本約束監管
     
     從風險監管的角度看，資本是一個緩沖器，資本高低直接關系著銀行承擔風險和抵御非預期損失的能力，對銀行自身安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所謂監管資本，即指監管當局規定銀行必須持有的最低資本，包括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部分。監管當局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制定并采取的一系列監管標準、和行動稱為資本監管。資本監管成為當今對銀行業實施審慎監管的核心之一。
     
     我國從1996年開始也實行了資本監管，但在不少方面與國際標準差距較大，導致資本充足率明顯高估，此外，對資本充足率偏低的銀行，也沒有規定明確的監管措施。在全面借鑒巴塞爾新、舊資本協議的前提下，2004年初，銀監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標志著我國銀行業資本監管有了新的突破。
     
     兩年來，該辦法確定的資本約束機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銀行的資本約束意識明顯增強，紛紛采取“分子”和“分母”對策，通過敦促股東注資，調整資產結構，改善經營狀況，引進合格戰略投資者，發行長期次級債券、可轉債，上市或增資擴股等多種方式補充資本。另一方面，銀監會加強了對資本充足的監管檢查。到2005年末，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銀行已達40家，達標行資產占比約達73%。從我國實際出發，銀監會今后把我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的基本策略確定為“兩步走”和“雙軌制”，積極鼓勵國內大型銀行加快內部評級體系建設，提升風險管理水平。
     
     二、風險為本監管
     
     縱觀國際銀行業監管模式的演進，可以清楚地歸納出這樣一條發展軌跡：一是合規性監管階段。即監管銀行是否執行有關金融規定，監管主要是基于對資金價格、業務范圍、市場準入等的直接控制。合規性監管主要是一種事后查處，這種方法市場敏感度較低，不能及時全面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二是資本為本監管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強調銀行須持有足夠的資本抵御風險。但是在復雜的經營環境下，僅有簡單的關于資本的定量比率是不夠的。三是風險為本監管階段。以香港為例，風險為本的內涵為：先確定和衡量銀行營運時所面對的各種風險，進而敦促銀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防范和化解風險。其基本特征有：必須建立在對銀行風險的識別與計量之上；將風險劃分為潛在風險數量和風險管控質量兩部分，分別進行評價；風險評估須通過標準化的方式進行，風險分類及評估方法應符合國際慣例和最新要求；根據風險評估結果，盡可能地將監管資源集中在銀行機構所面對的最大風險環節；風險為本監管是一個持續監管的循環過程。風險為本的監管模式，滲透和充斥著更多的數據收集以及分析與預測，標志著銀行監管邁上了更高層次。
     
     銀監會適時順應和升華了國際銀行業監管實踐的變遷，在成立之初就啟動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信息系統建設工程——“1104工程”。逐步確立了風險為本監管的基本框架，實行現場檢查與非現場監管的分離，建立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的有效協作機制，逐步向風險為本監管方式過渡。“1104工程”的實施，是實現風險為本監管體系的重大舉措，是我國銀行業監管方式的一次革命。
     
     三、法人公司治理監管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銀行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銀行的公司治理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1999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了《加強銀行的公司治理》，使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成為了全球性的課題，也有助于監管當局對銀行公司治理質量進行評估。近年來，關于銀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日益深入。在我國，公司治理已經由一個起初的學術概念演變為當前銀行改革實踐的核心內容。2005年，銀監會劉明康主席多次對良好銀行公司治理的核心內容進行了全面闡述。“從監管的角度看，公司治理就是董事會和高管層為領導和管理銀行運作而設定的架構和制度。廣義的公司治理還包括：銀行內部各個組織機構清晰的職責邊界，獨立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風險調整后的回報率基礎上的考核機制，科學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先進的管理信息系統等五個方面，這也是良好銀行公司治理的五個特征……”
     
     從2002年開始，人民銀行就開始制定法人銀行公司治理的相關規定，陸續頒布了《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業銀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指引》。銀監會在負責公司治理改革的指導和監督工作中，相繼了《關于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公司治理改革與監管指引》和《股份制商業銀行董事會盡職指引》（試行）等，致力引導商業銀行以國際先進銀行為標桿，對治理架構、經營管理體制和內部流程進行再造。
     
     四、激勵相容監管
     
     激勵相容監管是激勵理論在規制學中的應用。在對銀行業的監管中，監管當局渴望獲得可靠的信息，使監管結論更為科學、合理，且具有警示作用。而銀行機構作為行為主體的另一方，往往出于利己考慮或其他原因，總是千方百計提供虛假信息，或隱瞞不利信息，使監管結論偏差或失效。監管當局要想獲取銀行的真實信息，或者說保證銀行作出對監管目標有利的舉措，就必須設計和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正是由于認識到了這一點，”激勵相容“這一概念才被用以概括銀行監管的發展方向。
     
     所謂激勵相容監管，強調的是銀行監管不能僅僅從監管的目標出發設置監管措施，而應當參照銀行機構的經營目標，將銀行機構的內部管理和市場約束納入監管的范疇，引導這兩種力量來支持監管目標的實現。
     
     激勵相容監管還沒有非常完善的、得到廣泛推廣的機制。國際銀行界對激勵相容規制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始于1995～1996年前后，以《巴塞爾資本協議市場風險修正案》的推出和“預先承諾制”（PCA）理論為標志。
     
     激勵相容監管的理念，在銀監會成立后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和應用，主要就是在監管中強調融合銀行的內部管理目標。如，對銀行實行分類監管，按銀行的不同風險程度，實行差別監管。還如，在資本管理中，突出了激勵與約束相互協調的原則。在加強對商業銀行資本約束的同時，為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提供激勵。鼓勵資本充足率高的銀行優先發展，擴大信貸規模。對資本不足的銀行則實施糾正和制裁措施。上述措施，充分激勵和促進銀行朝著監管者要求的目標和方向發展，實現了監管收益最大化的目標。
     
     五、銀行監管的鏈接
     
     公共監管理論認為，銀行業是外部效應和信息不對稱性均十分突出的公共行業，因而需要政府管制。以監管當局為代表的外部監管正是一種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強制性制度安排。但是這種監管的核心作用也是有限度和邊界的，諸如監管法規的滯后性、監管彈性不足等，從而使有效監管受到限制。與此同時，中介、行業自律、內部控制、市場約束也具有一定的監管優勢，成為防范銀行經營風險的重要防線。從而在銀行監管和上述各主體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整合、有機鏈接的機理。
     
    第7篇：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性壟斷；行政壟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DOI]10.13939/ki.zgsc.2017.08.038
     
     1制止經濟性壟斷
     
     “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很少聚集在一起，如果它們聚集在一起，其目的便是商討如何對付消費者。”經營者是市場的“單元格”，尋求壟斷地位以獲得超額利潤是經營者內生的欲望。作為反壟斷法中三大支柱性經濟壟斷行為，卡特爾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以及有排除或限制競爭影響的經營者集中，是市場經濟下最頻發、最典型的反競爭行為。著眼于我國現實，雖然在市場經濟初期階段，市場中的經濟性壟斷主要表征為外資企業壟斷（從“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案”到“微軟”“高通”反壟斷案）和國有企業壟斷（如石油石化、工農中建等），但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個領域也逐漸顯現行業巨頭，如電商領域的阿里巴巴、京東商城、蘇寧易購，互聯網領域的百度、騰訊、360，房地產領域的萬科、萬達、萬通等。這些行業巨頭的出現，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同時也是懸在競爭市場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它們有動機也有實力成為市場競爭秩序的摧毀者。為了維護競爭性的市場秩序，必須考慮第三方的權威性制定，而居于“經濟憲法”地位的反壟斷法則可以通過制止各類經濟性壟斷行為，來為市場參與者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從而促進中小民營企業繁榮和發展，為中國“三期疊加”的經濟新常態注入新鮮的血液。
     
     2破除行政壟斷
     
     當下中國市場的壟斷形態，并非經濟性壟斷的單一投射，而是經濟壟斷、自然壟斷與行政壟斷的耦合存在。除了經濟性壟斷外，扮演社會經濟管理者、國有資產管理者以及企業經營管理者三位一體角色的政府還壟斷著很大一部分經濟社會資源的配置權，并且經常性地直接參與競爭性市場活動。雖然經濟性壟斷具有頻發性，但其終究是市場自由競爭和優勝劣汰的結果。相比這種競爭性市場積累的“毒素”，非市場性的行政壟斷往往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更大的破壞性與殺傷力。例如，利用行政權力強制交易或指定交易，既侵犯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與公平交易權，又損害了經營者的公平競爭權，進而破壞整個市場的競爭秩序；再如，地區封鎖阻礙了地區之間商品與服務等要素的自由流動，不利于統一、開放、競爭大市場的形成等。除此之外，行政壟斷還導致了諸多的“外溢效果”：如通過行政手段幫助企業獲取市場壟斷地位，從而誘發“權力尋租”等腐敗現象；與自然壟斷行業交織在一起，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進而影響到自然壟斷行業的管理秩序等。因此，破除行政壟斷是我國當前《反壟斷法》最為重要的內容。政府塑造的多重角色，使其無法成為中立的裁判者，因此，最優的做法是，除了國家壟斷與自然壟斷外，政府與經營者在競爭性業務領域中應完全分離，這樣既可以防止“政商不明”，又可以真正發揮競爭機制在市場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面臨的產能過剩，除了經濟周期等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也是政府干預造成的體制性過剩。因此，打破行政壟斷，以市場化方式來清理過剩產能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3確立競爭政策優先于產業政策
     
     自“七五”計劃首次提出產業政策以來，產業政策逐漸成為我國調整經濟狀況的“重要工具”。誠然，產業政策在克服負外部性、公共產品不足與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競爭政策難以替代的功能優勢，且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產業政策優先”契合了“政府主導”與“國家干預”的施政理念，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產業政策優先”所帶來的諸如產業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等缺陷也日益凸顯。例如，我國當前面臨的產能過剩與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很大程度上即可歸因于此前盲目倡導的“產業政策優先”觀念，即為了實施快速發展的趕超型戰略，從“主導產業的選擇”到“重點企業的識別”都是“人為選擇”的結果，以致競爭法則下的“優勝劣汰”定律幾乎無法施展。而且，細觀之會發現，我國產能過剩最為嚴重的部門也是曾經實施“產業政策”最為集中的部門，而貫徹“競爭政策”的開放性行業則無論是其產業結構還是產業布局均更為合理。由此可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的“去產能”與“調結構”需要借助市場的力量來實現，亦即通過“競爭政策優位于產業政策”的實踐來實現。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二者是零和博弈的關系，相反，二者是相互促進、協同互補的，只是應當堅持競爭政策優先的市場經濟思維。另外，由于我國有著幾千年重農抑商的歷史文化傳統，故市場經濟下的“競爭”思想較西方而言較為貧瘠，“競爭政策優位”恰恰彌補了中國人傳統經濟觀念上“競爭”思想的匱乏，并不斷以一種全新的“競爭倡導”與“競爭推進”的姿態來引領市場化改革的道路。
     
     4明確反壟斷執法優于行業部門監管
     
     《反壟斷法》在制定過程中即存在與其他行業部門規則相沖突的地方，在《反壟斷法》實施后，反壟斷執法與行業部門監管相交織的現象依然存在。具體而言，在電力、電信、郵政、鐵路、民航等行業部門對本行業可能出現的壟斷行為已經作出了限制性規定的前提下，各行業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會盡可能地以本行業的特殊規定來豁免其義務，或者以行業監管為名排斥反壟斷執法部門的執法。一般來講，反壟斷執法較行業監管更具公正性與透明性，執法力度也更大，而非僅僅流于形式。故將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執法權置于各行業部門的監管權之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再者，反壟斷法在市場規制法中擁有“經濟憲法”的地位，具有統領其他行業部門規則的效力，故基于《反壟斷法》產生的執法權勢必優位于基于行業法規所產生的監管權。因此，將《反壟斷法》的諸多規范在執法實踐中予以有效實施，使行業監管權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同時賦予反壟斷執法機構強勢的執法權，才能真正樹立《反壟斷法》的權威，亦即如此，才能真正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需的競爭性大市場有效形成。
     
     5結論
     
     明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反壟斷法追求的目標，亦是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路徑。不同于西方微觀經濟學理論中的供給學派，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供給與需求兩端發力、政府與市場共同作用。因此，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遵從反壟斷法的“經濟憲法”地位，充分發揮其“平臺”性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執法來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以達干預之效；另一方面，通過以反壟斷法為核心的競爭體制適用，維護和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需的競爭性大市場。制止經濟性壟斷、破除行政壟斷、競爭政策優于產業政策以及反壟斷執法優于行業部門監管四者之間層層遞進，自下而上地構建起了完備的“經濟憲法”實施體制，對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任務具有極大的助力作用，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釋放改革紅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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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篇：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科斯指出，“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每個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總之，在他看來，“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市場”是“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舉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所以，他強調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3.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種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場“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該制度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市場”的這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
     
     從其反對市場和諧論的最后一個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反對市場和諧論，揭示市場的不和諧性，特別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點，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市場制度，而是為了反對那些一看到市場有缺陷就認為應該用政府來取代市場的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目的其實和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和諧論一樣，都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的。
     
    第9篇：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當代財經》將部分學者的發言稿作為特稿刊發，與廣大讀者共享這次盛會的成果。
     
     關于中國城鎮化的一些問題　厲以寧
     
     關于城鎮化問題，大家的共識是，中國城鎮化率太低了，因為剛解放的時候我們是20％的城鎮化，意味著80％的人口是農村人口；經過了60年，2009年達到了46％，60年才增加了26個百分點，這是很慢的。何況46％當中還包括了一部分半年以上住在城市，但是身份還是農民的農民工，他們沒有融入城市生活。今后怎么辦，經濟學家都在呼吁，城鎮化率要提高。假定以后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到2019年，也就是十年以后，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56％；20年之后，到202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60％；30年之后，到203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
     
     中國這樣的社會是不是最后一定像美國那樣，把農業人口降到5％以下，要根據將來的情況定。如果將來的人口是16億，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意味著12億住城里，4億住在農村，大體是這樣的情況。
     
     城鎮化率對中國將來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一是擴大內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推動力；二是城鎮化率不斷提高，可增加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但有一個問題，錢從哪里來?我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地方要擴大城市規模，我們靠土地財政這條路是行不通的。靠賣土地不能解決問題，得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地方欠債就越來越多，誰來還呢?地方債務越來越多，將來會出問題。
     
     城鎮化過程當中，需要的公共資金、建設資金數量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續多年的，這樣的巨額資金如何籌集呢?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籌集，依靠政府的財政支出，比如說義務教育的實施，某些醫療衛生設施、自然和消防的設施、環境治理的設施、行政關系的設施，政府財政無疑要承擔這些建設的費用。居民住宅中的廉價房、經濟適用房的建設，政府也有責任要承擔。還有一些資金，主要要依靠市場，比如說商業性的設施、高檔住宅的建設、某些文化娛樂設施的建設、民辦高等學校和職業技術學校等教育設施的建設，還有某些民辦醫院的建設，可以通過市場籌集。現在問題在于，公用事業建設的錢從哪里來?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來自何處，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城市的供水、供氣、供熱、供電、公共交通等，還有其他公共服務業資金，既不能完全靠財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場。之所以不能夠完全靠財政，是因為財政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場，是因為公用事業一般投資周期長、回收期長，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公用事業方面。所以，必須走出一條新路，想出一種新辦法。
     
     我們可以考慮用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來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公用事業資金籌措和運用問題。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怎樣建立呢?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三方力量組合起來，然后再動員廣大的民間資金，把這些資金用在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事業建設。這在國外是有經驗的，如澳大利亞城市建設主要是依靠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據不完全統計，到2008年10月全世界有63支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基金，資金的規模加在一起有好幾百億美元，年平均回報率在10％～14％之間，這個經驗是可供我們借鑒的。假定我們在中國要組建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的話，建議由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作為發起人，投入適當的財政資金，也就是種子基金。先投一部分進去，然后吸引機構投資者參加。機構投資者主要是金融機構、社保基金和其他的機構投資者，這樣基金就初步建立了。由中國公共事業投資基金發行中國公用事業發展債券，以基金債券的形式向社會、民間募集資金。用這樣一種方式。就能夠吸引民間資金從事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管理是主要問題，把資金運用得好，一開始雖然不能像澳大利亞那樣把回報率做到10％以上，但是8％以上是沒問題的。8％的回報率，這個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國當前的條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民間資金進來。那么中國城鎮化建設過程當中，如果資金問胚解決了，實際上是三駕馬車一起拉，財政負擔一部分，主要是義務教育、醫院等；民營企業解決商業設施、民辦的教育等；公用事業將主要靠投資基金解決，這樣也許我們就能夠走出一條新路。
     
     責任編校：一諾
     
     對整體改革理論的幾點解釋　周小川
     
     我對吳敬璉老師所率領團隊所進行的整體改革理論研究簡單做幾點解釋。
     
     首先第一個方面，這個理論強調改革從舊的集中型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轉變，這個體系是整體的系統，不可能拼湊起來，但是最終體制之間有很多相互關聯的內容，所以是系統的構建，表明改革開放具有整體性。
     
     一開始大家希望把我們見到的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的優點或元素簡單拼湊起來，比如有一些像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這個改革是系統性的，不僅包括不同的經濟領域，還進一步發展到法律體系，發展到社會體系。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50條，基本上反映了改革整體性的概念。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既然是整體性的轉變，就會涉及到哪件事應該先做，哪件事后做，怎樣做使得改革能夠盡量平穩，同時取得成效，并在改革進程中給大家帶來福利。因此，這個問題就變成最優順序的問題，也就是改革應該怎樣安排各項議程的順序。每一項改革的利與弊以及收益都有不同，所受到的約束條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時有些問題存在爭論，實際上最優順序是非常難以論證和進行設計的。對這項問題的討論是有益的，正因為有了最優順序的討論，使得最后可能達到一個次優的順序，而不是很差的順序，這也是整體性改革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三是帕累托改進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市場經濟理論中生產要素最優配置的問題導致帕累托最優，最優境界在理論上來講是比較好認識的，從改革和開放的角度來講，是追求在改革進程過程中，在動態狀態下能夠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使得改革能夠在步驟上保持盡可能給全體人民帶來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獲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讓老百姓能夠體會到，從而獲得改革的動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各級干部對改革的支持。當然，這個做法在研究和論證方面有多種多樣的內容。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也確實是在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改革，由于不能夠及時帶來改革的福利，甚至帶來GDP的下降，從而很早就出現所謂“改革疲勞癥”，出現很多反彈的情緒。
     
     第四是中國堅持了漸進主義。漸進主義反映了改革是一個大的系統，也是一個大的系統轉變，同時需要有一個順序的安排。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進。因此，漸進的改革有它內在的理論基礎。
     
     (1)人的思維轉變。包括人民和經濟學家，也包括政策的決策者，思維轉變都有一個過程，有一個不斷認識和轉變的過程。不論是對舊體制的認識，還是對新體制的研究和理解，都有這樣的過
     
     程。
     
     (2)漸進主義。中國雖然堅持漸進主義，但是我們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改革開放相比，速度還是相當快的。因此，今天我們才獲得了這么多的進展。所以，中國在近20年中一直強調發展、改革、穩定之間的相互關系。
     
     (3)配套關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關系，相互配合如果做得不好的話，改革可能代價比較高，收益比較小，同時也不容易獲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從這幾個角度來看，堅持并掌握漸進主義改革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第五，改革問題涉及到的學問，有人歸納為改革經濟學，也有人歸納為轉軌經濟學。我個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經介紹過國際上特別是匈牙利一位經濟學家對于改革經濟學學術質量評價的報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舊系統的低效，要朝向一個新的系統進行轉變，它的很多內容都是過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統相互關聯和配套性的關系都是動態轉變的過程。現在再回頭看，當時的研究似乎沒有太高的學術質量，當時在轉軌經濟學界普遍有這樣的討論。但是，動態變化中如何實現最優或者較優實際上也是很有學問的。改革要處理小樣本問題，不可能有大量的數據支持論證改革及其配合關系的優化程度。因為樣本非常小，我們七十年代末的體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經不大好用了。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數據，首先要求有一個制度的穩定性。如果制度不穩定，樣本回歸會出現很大的問題。與此相關，改革經濟學必然特別重視橫向比較。從時間序列不容易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可以從橫向比較中獲得。在改革經濟學當中要重視思維轉變，因為思維轉變的內容確實非常豐富。
     
     第六，整體改革結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動兩種方式。改革有些內容，比如早期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50條基本框架、外匯改革和稅收改革、加入WrO以及銀行體系的改革，這些都有自上而下整體設計的特點。我們也有大量的發動群眾、發動基層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這兩者應該更有機地結合起來。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勵和支持來自企業、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由他們推動這些改革。比如說我們的農村改革、多種所有制的發展，都有上下的結合。另外，競爭也推動了改革開放，有些地方會率先敢于冒一定風險實行改革開放的措施，在這個過程當中表現出優勢帶動整體的改革推動。因此，在整體改革內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結合。
     
     責任編校：一諾
     
     中國經濟的世紀增長與金融模式的選擇　吳曉求
     
     中國是全球性經濟增長的大國，中國全球性的經濟增長若要維持一個世紀，我們需要什么?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維持20年沒問題，也就是說從2001年我們加入WTO之后到2020年，中國經濟平均維持9％的增長速度應該說不成問題，因為靠資源、人口、制度的優勢，靠制度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人口紅利、制度紅利等足可以維持中國20年的經濟增長。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可能像韓國那樣維持20年的增長，更不能像日本那樣，雖然日本也是一個經濟大國，但是從地域遼闊和人口來說，不能和中國相比較。我們維持20年的增長，達到人均GDP 1萬美元，我想不是我們最后的目標。我們非常遠大的目標，我想要像美國那樣，在二十世紀100年中，除了6年有經濟的衰退，94年都維持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說維持了100年的增長。中國經濟增長顯而易見是要設計一套制度，讓它能維持一個世紀-的增長，這樣才能成就中國人的夢想，20年的夢想只解決了小康，想引領這個世界還不可能。
     
     美國一個世紀的增長，我們可以總結出很多的原因，其中兩條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學習。一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在產業中廣泛的應用，科學技術的應用，包括19世紀末期鋼鐵工業的興起，冶煉技術的興起，推動鋼鐵工業的發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汽車工業的發展和普及，使美國走進了工業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計算機的發明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給美國經濟強大的動力和生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廣納人才，造就美國科學技術發展。
     
     第二個是大家所忽視的，美國金融體系對美國經濟跨世紀的增長所做出的杰出貢獻。美國金融體系最大的特點和以往相比較，不僅可以通過它的開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資源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礎，就美元的國際化，美元的國際化加上開放的金融市場，可以吸納全球的資源，通過這種開放的金融市場，也可以把風險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說美國金融體系除了有強大的資源配置功能以外，還有非常結構化的、強大的風險分散的功能、風險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話，我想這兩條是成就美國
     
     百年夢想的原因。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如果要維持一百年的增長，應該學習美國，我始終認為應該學習美國，雖然這場金融危機來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國金融的價值，千萬不要否定，千萬不要回到一個古典的時代，千萬不要回到傳統商業銀行主導的時代，這個時代慢慢一去不復返。所以要維持中國經濟的增長，我們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必須要解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第二個必須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所遺留下來的壓力釋放的問題，也就是風險釋放，制度的設計，只解決動力，不解決壓力的釋放，那會有問題的。
     
     動力的來源主要是兩個，一是美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經驗，就是科技創新，及其在產業當中廣泛應用，從而推動產業的升級，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源源不竭的動力。這一點毫無疑問，應該擺在首要的位置。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動力來源，要有財富的迅速增長，特別是金融資本的迅速增長，沒有金融財富金融資本迅速增長，這個國家難以維持持續性的增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是空洞的，也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上，只有實體經濟的增長不見得有大規模金融的出現，必須設計與此相匹配，創造大量金融資源的金融體系，這就是現代金融體系。要提供這兩種戰略資源，科技創新和金融資產大規模的增長機制，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的機制，不是一種資產泡沫化，要把兩者之間要分開。我們在1990年金融資產主要是銀行的存款只有區區3.8萬億人民幣，到了今天金融資產經過20年的發展，金融資產已經超過了100萬億，其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我們不能懷疑這其中有任何的泡沫，中國經濟這20年高速增長與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提供源源不斷雄厚的資本有關系，首先解決動力來源。
     
     其次要解決壓力的釋放，通過金融體系的設計，讓不斷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我創造的名詞，金融功能從早期簡單配置增量資源到今天主要配置存量資源，同時也要使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金融體系的升級和換代，也是進步。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上的作用，所以構建一個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現代金融體系，對中國經濟的跨世紀的增長是一個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我相信如果我們正確處理好這樣幾個方面的關系，中國經濟也能像美國那樣完成一百年的增長。
     
     責任編校：齊民
     
     回歸亞當?斯密，告別凱恩斯　張維迎
     
     進步需要創新，但并不是所有的創新都代表著進步。在科學研究當中，有一個詞叫科學使得回歸主義。回歸主義意思是什么呢?科學總是在進步，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來的比早
     
     來的好。但是我們看一下歷史并不都是這樣。在自然科學當中這個也不成立。我們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說，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古希臘著名的天文學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來日心說，大家都認為它錯了。地心說統治世界1600年的歷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說。這個道理在經濟學上也是一樣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大體類似這樣的狀況。
     
     討論中國經濟的轉軌，特別是最近提出增長模式的轉軌，我想從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角度給大家比較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亞當?斯密的理論比較簡單，經濟學家應該關心什么?關心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財富的增加和發展從何而來，來自于技術進步和創新，技術進步和創新又依賴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專業化，才有專心致志的研究和開發，最終才有發明創造。分工深度由什么決定呢?由市場的交易、包括市場的規模決定，市場規模的擴展本身導致分工提升，導致技術進步，進而導致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再進一步提升市場的規模，這樣就形成正的循環。從這個模型理解中國這30年的變革以及現在面臨的問題，其實很有意義。這30年間，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場，包括市場的規模。當我們走向國際，利用全球市場之后，全球分工上的優勢導致了發展和進步。未來我們的發展潛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場及其規模上。中國過去利用國際市場應該是比較有效的，但是國內市場的開發可能還不充分，未來如何開發國內市場就顯得非常重要。
     
     凱恩斯的理論也很簡單，即GDP等于消費加投資加凈出口，如果愿意的話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怎樣增長呢?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三駕馬車”，這駕馬車跑不動讓那駕馬車跑。出口不行靠投資，投資不行靠消費，這就是理解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式。
     
     從這兩個角度理解未來轉型是很不一樣的。如果用亞當?斯密理論理解的話，中國需要做的是開發國內市場，但是用凱恩斯理論理解的話，就變成增加內需。這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概念。下面我從政策含義的角度分析二者的不同。從亞當?斯密的理論來講，它是微觀經濟學的概念，但是從凱恩斯理論角度來講則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進一步，亞當?斯密主張企業家創造新的產品，進而創造新的需求；凱恩斯則主張開發國內市場，增加需求成為政府的功能，特別是政府通過貨幣政策或者財政刺激政策增加總需求。打個比方，凱恩斯主義需求是，大家都買電腦，政府補貼，原來一個人一臺電腦，現在讓你買兩臺，或者讓電腦提前退休；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講，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蘋果公司生產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開發國內市場。進一步延伸，開發國內市場必須要靠創新。從凱恩斯角度來講，開發國內市場并不需要創新，更多需要的是貨幣政策的刺激。貨幣政策的刺激抑制創新，但是一個企業家發現產品靠貨幣的擴展可以很容易賣的時候，沒有企業家會真正愿意認真搞創新，因為創新是一個長期非常冒風險的行動。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看，要開發市場，要靠企業家，而企業家靠什么呢?靠激勵機制，產權就必須要有安全的保證，創新應該得到有效的回報。
     
     我們再看投資。在亞當?斯密看來，投資是為了增加未來生產率，我今天放棄100元的消費，投資后能不能帶來110元甚至更多，所以投資本身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資就沒有意義。但是，從凱恩斯主義的角度來看，投資就是為了增加需求，無論有沒有效率，只要投資，就可以增加總需求，GDP就會增加。按照凱恩斯理論增加的總需求可能是浪費性的，不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費。
     
     我們進一步看貿易。用亞當?斯密的觀點來看，充分利用市場，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工，進一步創新，市場靠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沒有制度性的限制，盡量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此，我們的經濟就可以發展。但是從凱恩斯的角度來看，只有凈出口在增加需求，帶動經濟的增長。因此，貿易保護有利于GDP增長，因為只有少進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完全是錯誤的。
     
     比如轉型、發展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如果用凱恩斯理論的話，不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增加總需求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國有企業，去年中國經濟刺激當中大量的貸款都留給了國有企業；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些國有企業本身是沒有創新的動力，其對經濟持續增長有損害。
     
     從增加消費的角度看，如果說國有企業占經濟的比重那么大，現在仍然占35％以上，國內市場是沒辦法開發的，為什么?GDP不能真正變成老百姓的購買力，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十幾年發生的現象，特別是過去幾年發生的現象，居民的收入份額不斷萎縮，“彈劾”了經濟的轉型。此外，經濟學家都知道，凱恩斯主義關心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我們要考慮到，如果一個短期的政策沒有給這個國家長期發展帶來好處的時候，為什么仍然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慮，因為政治家一般只考慮短期的事情，不考慮長期的事情。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都在關心怎么樣提高總需求，我們采取各種政策，如增加貨幣、貸款，降低利率，提高補貼等以促進需求。政府目前最擔心的是物價問題，有必要的時候，甚至要用行政手段干預物價。2009年為了把經濟增長率保持在8％，我們付出的不僅僅是通貨膨脹的代價，還有國有企業規模不斷擴大、體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現倒退的代價。是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重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要盲信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
     
     責任編校：沐梓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轉軌問題的幾點思考　錢穎一
     
     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尤其是結合數據方面的比較分析。
     
     首先是經濟增長。這是我們幾乎每天要談到的問題。從歷史上看，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增長特性。低收入階段和中等收入階段不具可比性，與高收入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具有可比性，因為這三個國家起點都比較低，而且人口分別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經過30年，中國不僅超過了印度，而且于1998年也超過了印度尼西亞。所以，在一個起點都較低的可比情況下，較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中國經濟增長成就的確非常令人矚目，遙遙領先。這是第一個比較的概念。
     
     第二個比較的概念是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比。一是日本，從1950年開始起飛，屬第一個非西方的國家取得了工業化；第二個是中國臺灣，從1958年開始起飛；第三個是韓國，從1962年開始起飛；中國是從1978年開始起飛；印度從1991年開始起飛。從各國經濟發展態勢的比較中可以發現，中國經歷高速的發展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同周邊國家和地區高速發展態勢一脈相承。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在一個亞洲整體較快增長環境中發生的。仔細研究會發現，中國臺灣和韓國經濟相對于日本而言有一個十幾年的滯后，中國經濟相對于中國臺灣和韓國而言又有一個滯后。如果把時間因素和滯后因素都去掉，并取起飛年作為100，將其對齊，發現各國人均收入變化趨勢實
     
     際上相當吻合，說明在增長性質上講，有共同的規律需要我們一起探索。再往前看的話，是不是增長就到了極限呢?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要與別的國家和地區做比較的話，其實還有很多的潛力。日本較早就進入低速增長階段，這里做了一點思考，認為有一點人為的因素，即人為把1950年作為日本起飛年，因為日本是在戰后1950年開始經濟起飛的。但是和中國臺灣、韓國、中國相比，日本又有很大不同。在二戰之前，日本工業化程度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果把這一點考慮進去的話，我們應該把1950年日本當時發展水平往后推移，其實相當于中國臺灣和韓國十年之后的水平。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講，這可能更有道理。從這個角度，中國2007年人均收入大致相當于日本20世紀60年代、中國臺灣80年代末或者是韓國90年代初的水平。
     
     從這個情況來看，中國和這些國家(地區)經濟增長態勢就更為吻合。最終經濟學家要用數據說話，第一要靠數據，第二是對數據的解釋。解釋數據的方法很重要，第一種看法是從某一個固定年開始看，第二種看法是從改革那一年開始看，第三種是從相同的類似發展階段來看，如按照人均收入起點看。三種不同的看法會帶來不同的解讀。如果我們仔細看數據、仔細分析的話，還是會為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認識。首先，我們會覺得過去30年的增長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偉大的；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發展也許和其他國家或地區有相同的規律；最后，中國今后的增長潛力仍然相當大。
     
     轉型是另外一個非常大的題目，既有經濟轉型，也有社會轉型等，比較窄一點的題目是轉軌。轉軌的問題實際上是兩大類問題。一類問題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多和少、簡單的份額關系，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即市場經濟應該建立在法制基礎之上。另一類問題是由計劃向市場轉軌的度量。在過去一二十年中，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有相當大的進展，也存在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是數據。國外的經濟學家講到政府和市場首先拿出的數字是政府財政占GDP的比重，這是宏觀的指標，而且統計年鑒就有，也比較簡單。中國這一比重最低點是1995年的11％，此后不斷上升，在過去的十年間增長了5倍。怎么樣理解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較復雜的。因為發達國家中這一比重超過30％，但是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社會保障、養老金等，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另一個特別是研究創新、創業較常用的指標，即注冊企業所需的天數，一個國家要有活力，必須要有新企業，政府在和企業的關系上第一個關系就是企業進入市場的可行性。這里明顯可以看到，北京和
     
     上海需要30多天才能注冊一家企業，而新加坡、紐約，即使是韓國首爾，其所需時間都少很多。
     
     另外一個是網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關心，牽扯到大學生就業的偏好，這是人民網今年大致估計的數據。大學生最想去的工作單位是什么，政府機關遙遙領先，占63％，國企占11％，剩下的都不超過10％。選擇職業表達出來的意愿，同一個優先考慮因素中仍然是經濟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職業穩定、空間發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為一個數據的反映，讓我們在更深層面重思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最后是關于法制建設的指標，這方面我找到一個指標，即關于合同的履行、法律的有效性。排在前面的是三個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后面的三個就是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我們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在最近幾年確實呈現上升和改善的趨勢，印度的情況因為歷史不同和我們也很不一樣。中國在過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過去十年中國特別提倡建立法制社會，把市場經濟建立在法制基礎上，但是整體來講有升有降，十年間的變化并不大，盡管我們的經濟增加了很多倍。
     
     責任編校：沐梓關于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若干措施　郭樹清
     
     關于收入分配的問題，大家議論很多年了，收入分配確實是不合理，大家都覺得基尼系數太高，0.4、0.5、0.6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總之收入分配不公平這個問題是比較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于分配領域，同時也在再分配領域，也應該說存在著欠缺。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沒有處理好的問題上，造成了政策調節不到位，收入分配會有一些問題，以下我想講六點：
     
     第一，我認為初次分配最嚴重的問題主要還是表現在要素上。大家講到有一些產品的問題，也有稅收的問題，但是要素市場是最主要的。首先是勞動市場，其次是土地和不動產的市場。第三個是資本和金融市場。扭曲表現很大，但是核心的問題，無非是公開、公正、公平的問題，我們前面講了，錢穎一教授所講市場經濟很重要的一條，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外，就是法制。市場沒有法制的話，就沒有規則。這個問題就質疑到張維迎所講的，回到亞當?斯密，亞當?斯密那個時代也有政府和法律的問題，要建立這個市場，管理這個市場。我想說的問題是，勞動力市場扭曲是相當嚴重的，在土地市場上也是比較嚴重的，在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表現是不一樣的。比方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我們經常把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工資低歸結為勞動力無限供給，人越多，所以工資越低，其實沒有多少理論可以支持的，也沒有多少事實可以支持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勞動力相對來說更多，現代工人更少，在工業和交通業就業的機會更少，那個時候為什么沒有現在的問題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很突出的問題。
     
     土地市場，最大問題可能是灰色區太多。資本市場，包括銀行金融的市場、信貸市場，欺詐、內外勾結，投機，這些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形成機制，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同工同酬。現在同一個崗位可能有三四個用工制度，包括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也有三四種工資制度做同樣工作的，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這個問題寫到法律上來，首先把這個問題解決，而且要加快步伐，同工同酬。比方在銀行，都是做窗口的柜員，拿一樣的工資和一樣的考核辦法。過去不是這樣的，有銀行的長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還有臨時工和勞務派遣工，顯然不合適，不是說做不到，完全可以做得到。
     
     第二，必須把農民工平等待遇問題解決。農民工根據我們的了解(也不一定準確)，工資和福利加在一起保險、公積金都算在一起的，做同樣工作的人，與有城市戶口的人相比平均是三分之一，這個是不是也應該落實。第三，更積極推動集體談判，無論是雇員還是雇主，都應該形成組織，使這種談判協商制度化，而不是采取沒有談判的余地，為什么我說市場不正常，在自由市場買菜的時候，蘿卜和白菜有一個要價還價機制，在勞動力市場看不到，特別是在加工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看不到，因為沒有組織。經常采取的方式是說，農民工表示不滿的話，就是辭職，再一個爬到電線桿子上，或者跑到高層建筑上、電視塔上，威脅要跳樓，以這種方式談工資和待遇。要鼓勵實施和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制度是很有爭議的事情，特別是對小企業有很大的例外，法律可以有一些豁免和制度安排。總體上來看，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在歷史上看來，最低工資制度應該說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外，要加大培訓的工作，降低人民找工作的摩擦問題，解決結構不匹配的問題。第六，有針對性解
     
     決好行業部門之間工資收入過大差距的問題。
     
     第三，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土地和不動產市場。流轉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一個核心的問題，目前的情況是差異極大，兩種極端都有，有的給得補償很高，很多，也有的給得補償很低很少，六七年前靠近城市的郊區有的農民補償給到幾百萬，村干部給到上千萬，也有不給補償或者補償很少，強拆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地域上、位置上，級差地租等原因，可能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有限的公正，不能絕對化，絕對化就沒有解決方案，特別是在中國這樣非常巨大的國家，地區差別非常大的國家。首先一條是否能夠明確城鄉統一規劃，嚴格土地用途管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到現在為止土地管制問題，名義說不允許建別墅，這個禁令沒有取消，各個城市始終在建別墅，始終沒有停下來，名義上說很多土地不能建高爾夫球場，很多商品房開發了，在灰色地帶都建起來了。規劃一定要變成法律，保證農民用地。另一方面規劃也應該開口子，在山區和其他的地方應該允許建別墅，建第二居所，這方面又沒有允許，城里的人又不能到農村，這是很大的問題。應該承認農民對承包地、宅基地有長久的使用權，并且允許進入市場進行交易，我們市場規定30年甚至更多，長久使用權允許交易，同時要整理農村集體用地，在集體建設用地搞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可以是服務業，也可以是工業，也可以建房子出租。
     
     第四，允許和鼓勵城市居民依法合規進入農村，城市居民如果愿意的話，應該允許去，這也是世界各國的做法。農業用途是嚴格管制的，土地的用途嚴格管制，但是土地使用權完全可以放開交易。假定說未來20年城市化達到了70％，30％的人或者20％的人還是住在農村，農村應該是什么呢?絕大部分^不是農民，可能是大學工作的，也可能是退休的，也可能是第二居所，只有少部分入是農民，不是說住在農村就是農民，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建設新農村，否則靠現在的農民，現在的什么方式去建，新農村建起來就是一片排字房，大家又派不上用場，這個問題就很大了。另外一點區分情況，解決進城農民的社保。
     
     第五，建立覆蓋城鄉社保體系，這是“十二五”規劃已經很明確的。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大家覺得把城鄉居民納入養老保險是很困難的。我覺得其實完全不困難，你說的是保基本，低水平的。農民的養老保險60歲以上每個月領55塊錢，一年是660塊錢，1億人才是660億，假如水平提高了，占GDP 0.2％，和我們實施刺激計劃經濟相比，我們還要繼續實施下去，要調結構，貸款10萬億，財政有1萬多億，財政性基金也有1萬億，完全可以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的改革，用10億就解決了。進一步健全城鄉醫療體系，實現社保全國統籌，無限制轉移接續，勞動力真正流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真正打通。劃撥國有資產，轉移到社保基金里，也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非常重要的就是壓縮各種政府機關、公共服務機構、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各種項目，包括大學，研究項目名目很多，我們聘請教授的時候，開工資和獎金的時候，數額很有限的，很多學校是這樣的情況，差距拉大，允許更多的資金用于工資和獎金。過去政府機關也是這樣，大量經費支出用于會議、交通，和國外央行對比，我們和人家完全相反，倒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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