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史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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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

梁武帝蕭衍（464年－549年），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今江蘇省常州市新北區孟河鎮萬綏村）人，據說，他是漢朝相國蕭何的二十五世孫，名人之后。

蕭衍年輕時，大約20歲吧，曾在權臣王儉手下謀事，王儉懂點相面之術，看了蕭衍的面相后說，“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貴不可言”幾個字還真是讓王儉說準了。公元502年，蕭衍39歲那年，齊和帝就把皇帝的位置“禪讓”給他了。

話說得好聽，說是什么“禪讓”，其實就是蕭衍槍啊刀啊架在脖子上逼得。

公允地說，雖然上位的姿勢有些“粗暴”，蕭衍的政治、軍事才能還是相當出色。別的朝代咱們不比，僅僅放在南北朝時期，他絕對是皇帝中的翹楚，文武雙全不是蓋的。

從“文”方面說，史書稱蕭衍：“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并悉稱善。……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說的都是奉承話，總之沒有什么是他不會的。

從“武”方面說，在《南史·梁本紀》及其他史書中，記載了許多關于他善于用兵的事例。比如，蕭衍在爭奪郢城的戰斗中，及時在加湖打擊齊的援軍，梁“眾軍乘流齊進，鼓嗓攻之”，很快取勝。堪稱中國最早的“圍點打援”案例。

在剛剛登基當皇帝時，蕭衍其實也是一位風流天子。他聽說一位叫潘玉兒的宮女很漂亮，希望霸為己有。大將王茂力諫，稱潘玉兒不是一個好女人，是個禍害，“亡齊者此物，留之將恐貽外議”，蕭衍這才不得不把潘玉兒勒死。

后來，蕭衍又看中二號美女余妃，幕僚范云趕緊勸他別亂來，稱余妃也不是好女人，“時納齊東昏侯余妃，頗妨政事”。正是壯年的蕭衍欲火中燒，根本不聽，后來王茂范云一起勸才罷。

蕭衍當了皇帝后，非常勤奮。勤于政務，而且不分冬夏春秋，總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以致在冬天把手都凍裂了。蕭衍的節儉也是出了名的，史書上說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從不講究吃穿，吃飯也是蔬菜和豆類，而且每天只吃一頓飯，忙的時候，就喝點粥充饑。

在蕭衍的皇帝地位已經鞏固，世道河清海晏的時候，他信起了佛教，并且把信奉佛教作為國策，廣而推之。他立佛教為國教，在全國大建寺廟，廣收僧人，唐朝詩人杜牧詩句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一點都不夸張。

為了將佛教演變為教化萬民的信仰蕭衍以身作則，親自受戒。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國家的皇帝；而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薩，完全放下皇帝架子，以普通僧人姿態，帶頭遵守佛門清規戒律。

第2篇：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

洞門花霧紅成陣，沙麓巖前翠作渦。

天外曙光驚鶴夢，水邊啼鳥和漁歌。

劉郎去后無人到，吟倚東風草色多。

――元朝天臺詩人曹文晦將“桃源春曉”作

為天臺十景第一景，并作詩賦《桃源春曉》

自東晉陶淵明寫下了《桃花源記》，人們便用“世外桃源”來形容與世隔絕的美好樂土。

傳奇并不是徒留紙上。在天臺，就有那么一處世外桃源，而且它的名字就叫桃源。這里不僅有著優美的景致，更富有傳奇色彩――當地人會熱心地給你指點：這是劉晨與阮肇遇仙的地方!

劉晨和阮肇是什么人?他們是東漢年間剡縣的農民。布衣百姓能青史留名，肯定不一般。史書記載。漢明帝永平五年，二人人天臺山取b皮(一糧食名)，不小心迷失了方向，在深山老林里轉悠了十三天，身上帶的干糧也吃完了。劉阮二人在“饑餒殆死”之時，突然發現對面山上一棵結有碩大果實的桃樹，遂上山摘桃充饑。

下山后，兩人在桃溪邊遇見兩位美艷無比的姑娘，于是成就了兩段美滿姻緣。在山中過了半年以對弈為樂的生活后，劉晨與阮肇終究思鄉心切，決定回家。然而，他們驚異地發現。人間已歷七世!這才明白。他們在山中遇到的，其實是桃花仙女。晉太元八年，劉展與阮肇再度進天臺山，這一次。他們沒有再回來，而是羽化登仙。

劉阮遇仙的故事最早見于南朝劉義慶撰寫的《幽明錄》中，因而被稱作是中國最早的愛情傳奇故事。

誠如清代詩人袁枚所寫的“五步一峰轉，十步一峰變；重重天塹形，幅幅屏風面。神光果離合，青紅遽隱現。”今日的桃源依舊風光旖旎。

桃源地處峽谷山坳深處，桃溪隨山曲折。兩岸峭壁參差，飛瀑掛涯簾，宛若陳列著一扇扇錦繡畫屏，涉目成賞。澗水淙淙，循溪而上，綠水如湖縐舒展，泉聲如佩環相叩，余韻清遠。時北宋縣令鄭至道邀約同僚學士共游桃源，給這一溪澗起了一個富有詩意的芳名――“鳴玉澗”。

澗水東側的空曠處，桃花隨風舞動，這便是桃花塢，傳說中劉阮二人成仙的地方。桃源各處皆以傳說命名，沿途轉過的那一汪碧潭“仙女浴盆”，南側的山峰上，有形似仙女下凡的“仙女石”。再轉過一個山灣，看見的是桃源三峰由東向西矗立，雙女峰、合翠峰、迎陽峰，惟妙惟肖，又蘊含神韻。三峰f巖嶙峋，劈斧橫皴、蒼黃相間似古錦。

第3篇：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

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是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部劃時代的文獻。他在理論上澄清了以往對文明概念的模糊認識，明確了解決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與途徑，以及探索的對象與范圍，初步解決了中國文明的形成問題。夏鼐先生認為：中國的早期文明有自己的特點，青銅器、文字、城堡是文明產生的三個標志和要素。[2]

那么，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夏，它在青銅器、文字和城堡方面是怎樣的面貌呢？

一、夏代的青銅器

青銅器簡稱“銅器”，主要指先秦時期用銅錫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車馬飾、銅鏡、帶鉤、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

新的考古成果證明，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3]所以，可以稱得上信史的《左傳?宣公三年》和《史記?楚世家》關于“禹鑄九鼎”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禹鑄九鼎”是說大禹時期，就令各地貢獻上等的青銅，大禹利用這些青銅鑄造了九只具有各式圖像的大鼎，象征“九州”。因為不僅《左傳》《史記》對此事有記載，《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遺記》等古籍資料，都說大禹曾經“鑄九鼎”。

所謂“鼎”，本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兩耳，因為三足的穩定性，所以自大禹“鑄九鼎”后，演化為禮器，并被視為立國的重器。從夏中期開始，鼎被視為傳國重器，成為國家和權力的象征。如：鼎彝，九鼎，定鼎，問鼎，鼎祚等詞，均與國運有關。鼎是青銅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見證，也是文化的載體。鼎又是旌功記績的禮器，王公大臣在重大慶典或接受賞賜時都要鑄鼎，以記載盛況，“鼎”字也就被賦予“顯赫”、“尊貴”、“盛大”等引申意義。現代漢字中的“鼎”字雖然經過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等多次變化，仍然保留著“鼎”這一事物的風范和形體特點，富有文化內涵。

我國先民對金屬的認識是很早的，仰韶文化時期就出現了銅片和小件銅器，龍山時期發現的銅器或冶銅、鑄銅遺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和飾品，到龍山時代晚期出現了復合范鑄的銅器。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學術界多數意見認為是屬夏王朝時期的，出土的青銅器種類較多，容器便有爵13件，3件，1件，鼎1件，其中便包括了乳釘紋爵。此外，還發現了坩鍋片、銅渣和陶范，證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復雜銅器，從技術而言，鑄鼎是可能的。能夠冶銅制鼎，是技術和生產力的進步。

青銅器的冶煉技術從夏人開始萌生，后經商周青銅制作實踐而逐漸積累豐富起來。對夏人青銅器制作的開創之功，應該給予肯定。雖然夏代的青銅器比較粗糙且花紋簡單，帶有一定的原始性，但畢竟已跨進了青銅時代。說夏代已經跨進青銅器時代，不僅有實物為證，那些考古資料也足以證明，文獻資料上均有提及，并且文獻記載夏初使用青銅器，與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青銅器正好吻合。

在大禹建立夏王朝時期，作為手工業生產的一部分，青銅器鑄造業得到了發展，在冶鑄技術和器物造型方面，具備一定的水準。青銅鑄造業是夏代手工業最重要的門類之一。“禹鑄九鼎”就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鑄銅業的發達。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從夏代文化遺址中，發掘出大量的青銅器。有青銅鑄造的刀、錐、錛、鑿、鈴、鏃、戈、爵等各種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別是在二里頭夏代遺址內出土了大批青銅禮器、兵器、生產工具和容器，是我國到目前為止，發現時間較早、出土批量較大的青銅器，其中青銅爵、青銅鼎、青銅等空腔器，采用復合式陶范澆鑄而成，反映了當時鑄銅技術已相當進步。

鼎在遠古時代即為炊具，一般以陶鼎為主，作為青銅禮器的鼎，二里頭遺址的圓腹平底網紋青銅鼎是我國考古發現最早的青銅禮器鼎，被學術界譽為“華夏第一鼎”[4]，顯示了我國早期青銅器光彩照人的藝術成就。

二里頭遺址青銅作坊，位于宮城遺址的東南約三百米處，占地面積約一萬平方米，沿用時間長，占地范圍大。在考古發掘中，發現有大量的紅燒土，和銅渣、銅塊、坩鍋與坩鍋殘片，還有陶范、陶芯以及木炭等。根據其中出土的陶范殘塊看，該作坊的生產規模大，人員分工明確，尤其是生產品種多，質量高，不僅有各種小件青銅器，還有不少大型青銅器。大量青銅刀、青銅鎘和青銅簇等青銅兵器的出土，表明夏代青銅生產已相當普遍，因為只有在可以大量生產且成本并不太高的情況下，青銅器才能作為兵器普遍使用。

雖然具有較大器形的數量有限，但主要門類已具雛形，為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夏代的青銅器種類繁多，制作精良，達到了一定的冶鑄水平，其中的青銅禮器，如鼎，爵，，，鈴，其造型和質地雖然沒有商代銅器精美，比較單薄和粗糙，但已開辟了我國青銅冶鑄業的先河，特別是需要多塊內外范拼合澆灌鑄造，為商周青銅鑄造技術的升華提供了先覺條件。

夏代青銅器品種已經比較多了，主要有酒器中的爵、和食器的鼎，它們是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表明以禮器為主體的中國青銅時代已經到來；兵器中有戈、戚、箭鏃，特別是箭鏃的出現，說明青銅器生產達到了一定的數量，因為箭鏃射出之后，一般無法回收；還有工具中的刀、錐、鑿，樂器中的鈴，以及鑲嵌綠松石的飾牌。在技術上采取合范的鑄造方法，有的制作比較精美，器物上出現了獸面紋（又稱饕餮紋）、乳丁紋、云紋之類比較復雜的花紋，并且具備了鑲嵌綠松石技術，后來成為中國青銅器特有的傳統。

二、夏代的文字

文字是人們用來記錄語言的符號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在討論夏王朝有沒有文獻資料和是不是缺失了的問題時，必然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夏代有文字嗎？

因為一直沒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確鑿證據，所以，在甲骨文發現后，人們都認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國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存在的時代約是殷商后期，距今大約3200年左右。但是，甲骨文的文字結構已從獨體趨向合體，基本具備了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六書”的漢字構造法則，文字形象簡古、勁健挺秀。甲骨文應該是一種已經相當成熟而且非常系統的文字，這顯然不是我國最早的文字。從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傳承關系看，中國的文字存在應該更為遙遠。

在甲骨文以前，我國還有沒有文字？從史書記載來看，《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世本》都記載有倉頡造字的傳說。許慎的《說文》序把《系辭傳》的說法和倉頡的傳說結合起來，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航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刈，萬品以察。”黃帝的時代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過公元前1300年，其間可還有1700年啊！

上古傳說中的倉頡造字雖然不可考，但也給現代人提供了中國文字起源的文化線索。

在文字考古方面，有一點是我們必須清楚認識的：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和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氣候干燥，他們用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很容易保存，特別是埃及金字塔保存了相當一部分史料，而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是刻在石頭上的，且被后人沿用。相反，中國文化起源的地區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上古時氣候潮濕，不利于文字資料的保存，而且中國上古的文字多以祭祀為主，沿用很少。甲骨文因為是刻字于骨上，才保存了下來。加之黃河在歷史上多次泛濫，很多遺址被埋藏在很深的地下，加大了考古的難度。

從考古材料來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國境內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號出現。上世紀30年代在山東章丘縣城子崖發掘的龍山文化陶片中就發現了一些符號。半坡文化遺址發掘的“人面魚紋盆”是當時文化的典型作品，人面魚紋線條明快，人頭像的頭頂有三角形的發髻，兩嘴角邊各銜一條小魚。郭沫若先生就認為半坡彩陶上的符號是文字。他說：“刻劃的意義至今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說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他還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中論證：“漢字究竟原始于何時呢？我認為半坡彩陶上刻劃的符號具有文字的性質。在山東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發現有符號，有的符號上還涂有色彩。這些符號都刻畫在陶器表面極顯著的位置。有的符號像是太陽或月亮從山上升起的樣子。這些符號有的是同圖紋合在一起，有的明顯地區別于彩陶紋飾，這些符號雖是簡單的、零星的、無一定律的，這似乎可以看出，當時人類的審美趣味和形成初級文字交流的文化想像力。不可否認的是，它們都是中國文字的雛形，可以說，中國文字的誕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歷史了。”[5]

1977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登封縣東南約15公里的登封王城崗的夏代遺址中發掘出東、西兩座小城的遺址，從中發現了一些珍貴的夏代文字資料。例如，在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發現了一些文字資料，它們刻畫在碗、缽、豆、甕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燒制前刻畫在胎上的，其形體結構較大汶口文化的刻畫符號或文字又前進了一大步。毫無疑問，這巳經是真正的文字了。尤其是，在西城遺址的一個灰坑中，發現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質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個陶胎燒制前刻劃的文字。這個字由兩部分組成，像兩手有所執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該陶器所有者的族氏。這個字非但不是刻劃符號，而且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階段，是個會意字，所以是真正的文字。這一發現，有力地證明了早在四千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國就已經有了文字。

漢字歷史的悠久性是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明。從仰韶文化到大漢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經出現，并在逐步發展中。在殷墟等處發現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國現已發現的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這樣成熟的文字，毫無疑問是經過了至少兩三千年的發展的。從殷墟時期上溯到夏初，不過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獻記錄，是無可懷疑的。

如果從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中去考察，從殷商時代文字史料的積累中去探討，從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去推究，可以斷言漢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應該初具規模了。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中就大膽推導說：“漢字有一萬年的歷史。”[6]從龍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陽初升景象的合體字來看，漢字最晚在距今約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創造出來了――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漢字的發生，都遠在夏以前。

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獻記錄，是無可懷疑的。最近幾十年，學者們研究了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劃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教授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年歷史。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系統。到了商代，漢字已經成熟，不僅字的數量多，而且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7]

2003年至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平湖市博物館聯合對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進行了兩期發掘，在出土的兩件殘石鉞的兩面均發現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考古隊還發現240余件完整器物或碎片上，保留著大量刻畫符號。兩件石鉞的原始文字除正面的6個字筆痕較淺，風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說明其刻字方式和筆順較為規范。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欣喜地說，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單體刻畫符號那樣孤立地出現，而是可以成組連字成句。平湖莊橋墳遺址出土的原始文字，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原始文字。這也意味著在那個時候，華夏民族已進入文明時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等專家認為，原始文字的發現，對研究中華文明的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意義。[8]

三、夏代的城堡

城堡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要求生產力水平必須達到一定程度，能夠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資源，發明并掌握筑城技術。同時，社會的需要也是城堡產生的必然條件。而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其社會需要也是不同的，從而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樣。從理論上講，古代的城堡應具備御敵、防洪、防御猛獸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等功能。

我國城堡起源于什么時代？《史記?封禪書》說：“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漢書?郊祀志》也有類似的記載。《事物紀原》引《軒轅本紀》說：“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黃帝內傳》說：“帝既殺蚩尤，因之筑城。”即是認為筑城在黃帝時代就開始了。

《世本?作篇》說：“鯀作城郭。”《吳越春秋》說：“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呂氏春秋?君守》篇說：“夏鯀作城。”《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說：“堯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乃興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說：“處土東里隗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看來，認為夏部族的首領鯀和禹是始作城者應是歷史文獻的主流。

鯀和禹的時代筑有城堡，不僅有歷史文獻的記載，而且由于新石器時代諸多城址的發現，為歷史文獻的記載提供了證明。

在關于諸多城址的考古發掘中，特別值得提說的是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

20世紀70年代中期，著名的考古學家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發現一座龍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結合文獻記載和前人考證，提出了該城址為夏代禹都陽城的觀點，但因其面積較小而引起爭論。

從2002開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擔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城址及周圍地區遺址聚落形態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遺址展開大規模的考古工作，又在這里發現一座同時期的大城址，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北墻城壕長630米，向東延伸將王城崗古城址圍護其中，二者關系極為密切；還發現夯土基址和玉禮器等遺存，從而為夏代禹都陽城提供了更重要的佐證。[9]

許多文獻記載都認為登封告成就是古陽城所在地。《太平御覽》卷三十九“嵩山下”引韋昭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史記?夏本紀》說得更明確：“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在嵩山南二十三里”。這個地理位置正是今天的告成鎮。

王城崗遺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與八方村之間的崗地上。這里是潁河流經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遺址的東部為五渡河，其南部為潁河，王城崗遺址在潁河與五渡河交匯的臺地上，向南眺望伏牛山余脈箕山、大熊山和小熊山，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嶺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崗遺址呈長方形，分為東、西兩城，西城保存較好，南墻與西墻的長度均達90多米。遺址的四至大體為：東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東部，北依王嶺尖南緣，南抵潁河北岸，遺址面積50余萬平方米。通過鉆探得知該遺址的文化層平均厚2米左右，最厚處可達9米。鉆探的最大收獲是在王城崗遺址上發現一座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與城壕大城位于王城崗遺址中部，其北城墻夯土殘長370米、殘高0.5―1.2米；北城壕長約630米、寬約10米、殘深3―4米，北城壕向東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殘長130米、寬約10米、殘深1.5―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潁河。其東面和南面的城墻與城壕，從所處地勢較低和鉆探等情況看已被毀壞。這座大城址的面積據現有資料推算有30萬平方米左右。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夯土城墻的夯土呈黃色，土質純凈且堅硬。夯層分數層，層厚0.08―0.3米，基本呈水平狀夯筑。從對城墻夯土的解剖得知：夯層表面有夯具痕跡，似用河卵石類夯具所夯砸，夯窩明顯。城墻夯土中包含物較少，主要為方格紋、籃紋和細繩紋陶片，其年代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墻夯土為平地起建，修建在生土或經平整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文化層上，逐層夯筑而成。

在王城崗遺址的發掘中，還發現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年代為公元前 2600～前2000年，即是鯀和禹時代。王城崗考古工作的新發現為學術界研究夏文化以及夏代陽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重要的資料。

注釋：

[1]朱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綜述》，《河南社科通訊》1992年第3期。

[2]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出版集團、中華書局2009年版。

[3]郭軍林 ：《中國青銅文化》，時事出版社2009年版。

[4]《新聞晨報》2006年7月5日。

[5]郭沫若：《奴隸制時代?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齊魯書社1981年影印版。

[7]參見桂娟：《揭開漢字起源之謎》，《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7月14日。

[8]參見劉惠：《浙江發現中國最早原始文字》，《浙江日報》2013年7月8 日。

第4篇：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

1924年至1927年，北京光社每年都要舉辦一次攝影展覽。1927年，先驅、北京大學教授劉半農加入了北京光社，為民間攝影組織北京光社又增添了一道“光環”，劉半農經常為光社的活動出謀劃策，本文要介紹的《北京光社年鑒》就因為劉半農的精心策劃才得以出版。《北京光社年鑒》（《北京光社年鑒》共出版有兩冊，第二冊是光社第五次影展后選出成員68幅作品在1929出版的，本文提到的年鑒均指第一冊――編者注）是中國最早的攝影年鑒。

1927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舉辦了北京光社第四次影展，參展的作品整體水平均超過了歷次影展。而且在第四次影展的作品中，新社員劉半農的作品非常顯眼。除此，影展還增加了油渲照片、天然彩色照片和透明燈片。為了籌備這次影展，光社的全體社員前前后后忙活了很長時間，可四天展期過后，這些作品就要沉睡于箱底。劉半農心里想，讓影展持續發光發熱的好方法，就是把影展中的精品匯集成冊。他的想法得到了社員們的贊同，可舞文弄墨聯系出版商等事宜大家并不在行，最后社員們一致推舉劉半農負責光社年鑒的編輯工作。

年鑒并未設立評判委員，社員各自拿出幾幅作品，編輯劉半農從中挑選出一部分，經大多數社員同意，便“湊”成了一本年鑒。

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北京光社年鑒》為16開本，美制牛皮紙護封，正反面采用中英兩種文字，外觀簡潔、大氣、美觀。年鑒的《序》由劉半農撰寫，《小言》由陳萬里撰寫，《北京光社小記》由汪孟舒撰寫，年鑒收錄了社員王琴希、伍周甫、老炎若、李召貽、汪孟舒、吳郁周、吳輯熙、沈麟伯、周志鋪、孫仲寬、郭學t、陳萬里、鄭穎孫、劉玄虎、劉半農、錢景華等人的作品共56幅。

劉半農的《序》寫得很自嘲，大致意思是說，社員們對攝影都是職業之外的業余愛好，純屬自娛自樂、不為名利，也不想對社會有什么貢獻。他在寫序的那段時間內，有可能心情不太愉悅，情緒較為低落，“為己、為興趣、為藝術而藝術”貫穿始終。

陳萬里的《小言》寫得很客觀，表明自己1926年夏天去南方發展，光社的第三、第四次影展均未參加，但就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光社發展得很快，更可喜的是光社要出版年b了。他作為光社創始人之一，自然希望光社越來越好，每年都能出一本年鑒。

汪孟舒在《北京光社小記》里，詳細介紹了光社成立和開展活動的來龍去脈，尤其是北京藝術寫真研究會改名為北京光社那一段歷史，以及社員加入光社的先后順序，后續凡介紹北京光社的文章及歷史書籍，均出自汪孟舒撰寫的“北京光社小記”。

在年鑒收錄的作品中，吳郁周拍攝的《秋露》《為人作嫁》，陳萬里拍攝的《斷芡》，王琴希拍攝的《桃源春夜》，汪孟舒拍攝的《絲瓜》以及劉半農拍攝的《夕照》等作品充滿了詩情畫意，看過之后，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毫不夸張地說，年鑒所刊載的作品代表著當時中國畫意攝影的最高水平，它是一盞明燈，引領著中國畫意攝影的走向。

年鑒除了展示社員的作品外，廣告頁上還展示社員的最新著作和發明成果。如：中國攝影史上第一本攝影畫冊，是陳萬里編著的《大風集》；中國攝影史上第一本攝影理論著作，是劉半農編著的《半農談影》；中國照相機工業第一臺機械相機，是錢景華發明制造的景華牌環象攝影機；中國照相器材行業第一個洗印照片的附件，是老炎若發明制造的活邊曬架；中國照相器材行業第一個攝影曝光附件，是吳郁周發明制造的曝光表。

在年鑒的封三上，刊登著購買年鑒的注意事項：“本年鑒限印1000冊，賣完不再添印，定價視存書之多少為標準，存書愈少，則定價愈昂，庶初期出賣預約時之損失，得以稍資彌補。茲將定價法宣布于下，有意購買者，尚希從速。1至200本，社員用不出售。201至300本，初次預約每本一元。301至400本，二次預約每本一元三角……最后10本，每本10元。”存書愈少售價愈昂的售書方式，與今天的售書方式正好相反。

第5篇：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

重新發現

清朝同治（1861~1874）時期，西北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民族沖突，同治十三年（1874），戰火燒到了炳靈寺，所有的寺院建筑，包括九層大佛閣毀之一炬，部分洞窟塑像遭到嚴重毀壞，空前的劫難使盛極一時的炳靈寺慢慢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直到77年后的1951年，炳靈寺才被重新發現。

1951年，著名學者馮國瑞先生利用在臨夏搞之機，對炳靈寺石窟進行了初步考察。他的考察報告先后在《甘肅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發表，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次年，中央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抽調各方面的專家共13人組成了炳靈寺石窟考察團，趙望云任團長，吳作人、常書鴻任副團長。這兩次考察，對炳靈寺的歷史文化價值進行了較為準確的評估。國家為了保護這一文化瑰寶，于1955年成立了專門的保護機構――炳靈寺文物保管所，委派王萬青等兩位同志前往工作。1961年3月，國務院把炳靈寺石窟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經劫難的炳靈寺終于獲得了新生，找到了自己的歷史位置。

保護和研究

全國解放以來，國家對炳靈寺石窟的保護工作十分重視，除了日常維修保護外，還多次進行了大型的保護維修工作。

第一次保護維修始于1967年，那是在劉家峽水庫蓄水的前夜。水庫蓄水后，炳靈寺石窟前黃河水面高程由原來的1720米提高到1735米，炳靈寺部分洞窟將被淹沒。當時正是“”之即，在部分人眼里，炳靈寺屬于被掃除的對象，但是在專家們的呼吁下，力排眾議，親自撥款150萬元，由水電部第四工程局承建，在窟前修建了一條長220米、高16米的防護堤壩，高程達到1738米，有效地保護了石窟文物。

這期間發生的一件事情值得我們永遠牢記。修建防護堤壩前，對炳靈寺施工現場進行考古發掘與清理，位于睡佛溝16號窟的涅佛，從表面上看，它是屬于明清時期的作品，當時認為歷史價值不高，保護和搬遷的難度極大，費用很高，因此決定放棄。這時候，敦煌研究所霍熙亮先生提出，既然按放棄處理，何不對他進行一番“解剖”。在得到同意后，霍先生對其進行測繪和清理，將敷于表層明清時期的泥皮剝離后，露出了唐代的作品，這使當時參加清理工作的專家學者們都震驚了。但這還不是原作，當他們再把唐代作品剝離后，又露出了北魏時期的作品，中國石窟中保存最早最完整的涅佛在炳靈寺出現了！消息不脛而走，一時轟動全國，當時上級部門決定，要不惜代價把這尊中國最早的涅佛保護下來。經過專家們反復研究，最后決定采取分段截取、裝箱保存的辦法，搬遷到144、145窟中保存起來。2001年，在炳靈寺文研所、敦煌研究院、河北承德金枋工作室和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等單位的合作下，這件稀世珍寶在原新寺臺遺址上恢復了原貌。

1997~1999年，國家投資400多萬元，又在炳靈寺進行了巖體加固和滲水治理工程。這是炳靈寺建所以來國家對炳靈寺文物保護項目上最大的一筆投入，在中國石窟巖體加固中也是罕見的。施工難度大、質量要求高、技術含量重是這次工程的最大特點。工程由西北鐵科院承建，工程難度最大的當數169窟的加固。連接169窟24龕處的巨石，危危欲墜，估計重量在百噸以上。加固這塊巨石是本次工程成功與否的關鍵。上級主管部門下達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死命令。因為大家都知道加固一旦失敗，不但造成洞窟和文物的重大損壞，而且會造成人員傷亡。因此，在施工期間所有設計人員、施工人員、技術人員、監理人員都堅守在現場，密切關注著每一個環節，有問題及時協商處理。施工順利完成后，原炳靈寺文研所所長王亨通感慨地說，洞窟上的石頭加固了，心上的石頭落了，身上的肉掉了。的確如此，直到今天，當時參與工程的所有人員每當回想起169窟危石的加固情景，無不感嘆。這項工程的完成，基本上解決了炳靈寺石窟存在的危石掉落危及游客和工作人員人身安全及文物安全的問題，也基本解決了洞窟滲水的問題。

在加強保護的同時，專家學者們對炳靈寺石窟的研究從未停止過，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馮國瑞先生是研究炳靈寺石窟的開山鼻祖。他根據自己的考察寫成了《永靖發現西晉創始的炳靈寺石窟》和《炳靈寺石窟的歷史淵源與地理環境》，在《文物考察資料》1953年第1期發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

1963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對炳靈寺進行了第二次考察。這次考察的最大成果是考察隊員不畏艱難，克服重重困難，架設云梯，終于登上了幾乎與世隔絕的天橋洞（即169窟），發現了西秦建弘元年（420）墨書題記。這是迄今發現的中國石窟中保存最早的紀年題記。這不僅為炳靈寺石窟的開鑿年代提供了確切的證據，也為全國石窟的研究斷代提供了一個標尺，具有重大的考古價值和歷史價值。

同年8月，北京大學教授、佛教石窟專家閻文儒先生在炳靈寺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調查，他將調查結果編著成《炳靈寺石窟》一書，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集資料性、學術性于一體，價值極高，為炳靈寺石窟以后的研究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002年9月，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與甘肅敦煌學會聯合舉辦了炳靈寺歷史上的第一次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近百人對炳靈寺石窟的相關學術問題進行了較充分的討論。與會專家學者提供論文40多篇，把炳靈寺石窟藝術的學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由炳靈寺文研所與蘭州大學歷史系歷時七年合作完成的《炳靈寺石窟內容總錄》，即將于近期出版。這是迄今為止有關炳靈寺石窟藝術的最為完整的一本資料性、工具性書籍。

旅游開發

1978年炳靈寺石窟對外開放。20多年來，游客從開放之初的每年幾百人增至2005年的7萬人，累計參觀人數達到百萬人次。為了方便游客往來，1971~1973年修通了通往169等石窟的棧道，1985年修建了通往石窟的參觀便道，修建了連接大寺溝兩岸的橋梁。但是隨著西部大開發的實施和旅游熱的不斷升溫，炳靈寺的基礎設施嚴重滯后，制約了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為此，甘肅省發改委于2003年批準立項，投資1472萬元對炳靈寺景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工程于2005年4月開工，經過一年多的緊張施工，目前已基本完成。炳靈寺景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徹底改變了過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狀況。

第6篇：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

中國植物染料簡史

根據考古資料來看，我國最早的染色行為出現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植物染料的染色在中國古代又稱“草染”。在早期的一些史書中，就有關于練漂、染色的記載。如，“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詩經?豳風?七月》）“三八為縹，五人為鯫，七八為緇。”（《周禮》）都是關于染事的描述。而《詩經》中“終朝采綠，不盈一燜，……終朝采藍，不盈一檐”；“東門之蟬，茹蒽在彼”則具體點明了所用染料是靛藍和茜草。據《周禮》載，在西周初年國家就設有專司染事的管理機構，主管染料的征集、加工和漂染。在秦代設有“染色司”、唐宋設有“染院”、明清則設有“藍靛所”等管理機構。

夏代先民可能已經開始使用藍草進行染色了。商周時期，使用的染草主要有藍草、茜草、紫草、藎草、皂斗等。秦漢時期，染料植物的種植面積和品種不斷擴大，已經出現規模經營。而植物染料的制備到南北朝時已經相當完備，可供常年存儲使用。至明清兩代，染料植物的種植、制備工藝、印染技術等均達鼎盛時期；尤其是在清代，植物染料不僅自給自足，而且還大量出口。

歷史上，植物染料在絲綢生產工藝上的應用，更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漢代華裔絲織物上的色彩就有20種之多；東漢《說文解字》中所羅列的紡織品的色彩名稱達39種，其中絕大多數為絲織品。

用植物染料染色至今仍在我國一些地區使用，并與扎染、蠟染等傳統染色工藝相結合，成為特色鮮明的傳統產品，其中使用最廣泛的是靛藍。靛藍制作工藝在江蘇、浙江、云南、四川、貴州、廣西鄉村沿用至今。除靛藍以外，我國不同地方，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還保留有用其他植物染料染色的工藝，如苗族的亮布；云南白族用當地出產的黑豆草染秋香色，水馬桑染茶黃色等。

植物染料知多少

我國用作染料的植物種類十分豐富，有喬木、灌木，亦有草本、藤本。它們的類型、產地不同，其色素含量亦不一致。

藍色系的染料主要有蓼藍（又名大青）、松藍（又名大藍）、木藍（又名槐藍）、馬藍等，色素主要集中在植物的葉子上；黃色系的植物染料有梔子、槐花、姜黃、郁金、黃櫨、藎草、銀杏、等；紅色系的植物染料有茜草、紅花、蘇枋等；紫色系的植物染料有紫草、紫檀(青龍木)、野莧、落葵等。

染料植物品種雖多，但主要使用的不過10多種。這些植物色素含量多，可以大量采集，且價格適宜，耐儲藏。

藍草是人們對可制作靛藍的草本植物的統稱，是中國最早應用于著染織物的植物染料。藍草的主要產地在河北安國，江蘇南通，浙江富安、溫州，四川，云南，貴州，湖南等地。在我國古代，用于制造土靛的以菘藍和蓼藍最為常見。而印度則主要采用木藍，因而木藍又稱“印度藍”。

靛藍染色是我國處方獨特的傳統工藝，因其染色牢度好，色澤鮮艷，為歷代人民所喜愛。人們用靛藍可染出月白、天青、天藍和艷藍等深淺各異的顏色。

梔子為茜草科常綠灌木，葉子對生，為針形或倒卵形，表面有光澤，春夏時開白花，極香。自秦漢以來種植普遍，其干燥成熟果實廣泛用于染黃色。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部分黃色絲綢和繡花制品，其中金黃色的繡線和土黃色的絲織物經過鑒定，均含有黃酮類物質，系用梔子經直接染色或媒染劑染色而成。全國各地均可栽培，最宜于丘陵和山區。中醫以梔子的果實入藥，其性寒味苦，有清熱瀉火的功效。

茜草為茜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國古代文獻記載中較早出現的植物染料之一。其根為紅黃色，莖為方形，有倒生的刺，葉為心臟卵形，常四枚輪生。茜草多生于原野、山地林邊、灌木叢中，我國大部分地區均有分布。茜草的根可作紅色染料，色澤嬌艷而略帶黃光，染色牢度良好。

茜草染色開始于商、周時期，是秦漢之前用來染紅色織物的主要植物染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深紅絹和長壽繡袍底色，就是用茜草染成的。茜草的提煉工藝和染色技術在隋唐時期曾流傳到日本。西漢張騫開通絲綢之路后，被譽為“真紅”的紅花染料自西域傳入我國，取代了茜草作為紅色染料的首要地位。此后，茜草雖不再作為大紅色的主要染料，但仍然大量用于其他各類紅色調顏色的染色加工中，一直延續到近代。

紅花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葉子為針型，邊緣有刺，葉面光滑。紅花頂部的葉子逐漸變小，呈苞片狀圍繞著頂生的頭狀花序。一般在夏季開花，全部為橘紅色管狀花。通常易與紅花混淆的是藏紅花，但藏紅花中的色素不是紅花素，而是藏紅花酸（一種直鏈多烯羧酸，黃色）。紅花是紅色植物染料中色光最為鮮艷的一種，故用紅花染成的紅色被稱為真紅或猩紅。我國紅花產區主要集中在新疆，其次為四川、云南、河南、河北、山東、浙江、江蘇等省區。

我國用紅花染色始見于西漢，《博物志》云：“張騫得種于西域，今魏地亦種之。”漢唐之后紅花成為染紅色織物的主要植物染料，紅花染色技術在隋唐之際亦從我國傳入日本。南北朝時期的農學著作《齊民要術》、明代的科技百科全書《天工開物》均對紅花染色工藝有較為詳盡的記載。

紫草是紫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粗糙的硬毛，根粗大，表面呈暗紫色，斷面為紫紅色，葉子無柄，葉片為針狀或狹卵狀，兩面均有粗糙的伏毛，夏季開花，花為白色，產地以東北、河南為主。

紫草根可用作染料，染紫色。在八、九月紫草莖葉枯萎時，采掘紫草根，加椿木灰、明礬媒染，可染得紫紅色。紫草在我國的使用歷史很久，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使用。《韓非子?外儲說》中曾記載：“齊桓公好紫服，一國盡服紫。”現代醫學證明，紫草還有抗菌消炎、抗病毒等多種藥理作用。

植物染料正當時

植物染料所包含的色素是在植物的生物體內合成的，合成過程對大自然無污染，而且植物的光合作用還有純化大自然的功能。因此染料植物的種植，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除了具有天然色澤外，植物染料染出的顏色還具有獨特的魅力：

第7篇：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

“秋風一起，叢葦蕭疏，日落時洪瀾回紫”。蘇州河，又稱吳淞江，就是說，一條河有兩種稱呼，在上游的一段稱為吳淞江，在下游的一段稱為蘇州河。蘇州河不在蘇州，卻在上海境內，得名在開埠之后。吳淞江源出煙波浩淼的太湖，一路輕瀉東來，古代聲勢尤大。據文獻記載，“吳淞江唐時闊二十里”，風起云涌，簡直比現在的長江口還寬，而當時的黃浦江遠沒有今天的景象，“盡一矢之力”，一箭可以射到對岸，如江南水鄉常見的溫婉河流。它與吳淞江相連，但只能說是吳淞江的支流。更重要的是，吳淞江可以進入蘇州，連接大運河，因而一直是聯通富庶的江南地區和海上貿易的孔道。今天黃浦江的出口不稱黃浦口，反稱吳淞口，說明古代吳淞江的出口直通長江和東海。

最早記錄上海地區水系的書是《尚書?禹貢》，其中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語。“三江”指松江、婁江、東江，其中松江即吳淞江，震澤則是太湖的古稱，全句的意思是：只要三江暢通安定，太湖流域自然平安無事。吳淞江是太湖的主要泄洪道，也是蘇州的出海航道。唐宋時期上海最有名的港口，名青龍鎮，位于蘇州河南，今青浦白鶴鎮境內，史書號稱“巨鎮”，“風帆乍起，酒旆頻招”，貨物通天下。南宋以后，吳淞江因修建長堤和長橋，阻礙了太湖下泄水流，加上下游潮汐往返，致使泥沙沉積，逐漸淤塞，而且屢疏屢塞，難以根治。明中葉后黃浦江后來居上，地位開始超過吳淞江。海瑞主持吳淞江的治理時，已經看出“黃浦奪淞”的趨勢無法逆轉，確定“由黃浦如海”的方針，將蘇州河下游改入今道，由主返仆，成為黃浦江的支流。

外國僑民改名蘇州河

150多年前，英國人從黃浦江登陸上海。那些金發碧眼的老外，在劃定他們的居留地時，第一眼看中的就是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的黃金寶地。襟黃浦江，帶蘇州河，瀕吳淞口，無疑為貿易和航運的絕佳之地。這里離上海縣城還有一段路，一片荒涼，但英國人畢竟是商戰老手，認識到此處前景無限，于是，大英帝國的領事館落戶于此，成為“國中之國”的心臟。英租界以此為中心不斷向外拓展。今日外灘有“源”，即始于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上海亦始于此。

在天朗氣清的日子里，那些領事大人和愈來愈多的外國僑民，常常在那條“通往蘇州的河”邊散步，或成群結隊地前往附近的地方打野鴨、野兔，每回都頗有斬獲。外僑中的傳道者、醫生、商人，常常坐船去蘇州。外僑們最樂于參與的娛樂活動，是在蘇州河上組織賽艇比賽，選春秋佳日，波濤不驚，河水清澈，以為賞心樂事。舊時上海人稱今恒豐路橋一帶為舢板廠，就是因外僑在此建劃船俱樂部，常在那里比賽而得名。

時間一久，外僑不知道為何要將那條“通往蘇州的河”稱為吳淞江，于是硬將吳淞江改稱為蘇州河，并在地圖上也標上了這樣的名稱。而后，洋人們在蘇州河的兩岸拓展他們的勢力，在洋人們的指指點點下，河邊密密的農田、蘆葦、蒿草、雜樹慢慢地消退，代之而起的，是道路、碼頭、堆棧和工廠。1856年，蘇州河上第一座木質橋梁在靠近黃浦江的河口上建成，名叫韋爾斯橋，也就是后來著名的外白渡橋的前身。

初現工業化

在英國領事館周圍，禮查飯店、文匯博物院、公濟醫院、自來水廠、圣約翰書院等建筑拔地而起，臨水而立，時人譬之為“連云樓閣”。本以農漁為主業的濱江之地上海，一步步開始走向都市化、工業化、近代化，且不斷向西延伸、與河水相映照的，已是愈來愈多的廠房和煙囪，愈來愈響的機器轟鳴聲，紡織廠、面粉廠、油脂廠、機器廠和倉庫等等先后落戶，工業文明的黑牡丹盛開。1876年，蘇州河河南路橋北堍，建中國最早的火車站，中國第一條營業性鐵路――淞滬鐵路，從此駛向吳淞。紡織大王榮家的申新九廠，堪稱舊中國最大的紡織廠，坐落在蘇州河南的澳門路。工商不分家，旅館、飯店、戲院和電影院等也陸續出現在蘇州河邊，位于河口的上海第一家大飯店――禮查飯店，建筑造型如一艘船，據經常出入于此的美國記者鮑威爾描述，上海的外國人和“高等華人”，以及最有名的騙子，必以此地為頂級交際場所。上海出租汽車大王周祥生，早年在禮查飯店做BOY，服務周到，得到不少花花綠綠的外國小費，終于買得一輛二手車，就此起家發跡。河邊倉庫堆棧多，最有名的莫過于四行倉庫，坐落在蘇州河路橋北堍，屬中南、金城、大陸和鹽業四家銀行所有，“八一三”時，一戰成名，團副謝晉元成為民族英雄。

蘇州河與市民生活

工業化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水道，如倫敦之于泰晤士河、巴黎之于塞納河一樣，上海之于蘇州河，也是如出一轍。青翠的蘇州河河岸，此時變得五光十色，原先是城外的河，也變成地地道道的城市內河。

租界一開，上海就成了一座移民城市，外地到上海來謀生者日甚一日。在那些高大建筑的后面，蘇州河邊上，來自江蘇、安徽、河南等地的漢子和他們的婆姨、孩子，搭起一座座棚戶遮風擋雨，在隆隆的機器聲和滾滾煙塵中謀生。有的則干脆將他們的窩搭在河上，水上人家。他們雖然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卻已經是這座城市的一分子了。蘇州河邊的紡織廠、繅絲廠，多雇用江蘇泰州、揚州一帶的農家姑娘，她們從早晨6時做到晚上6時，或從晚上6時做到早晨6時，故而有“日工做到兩頭黑，夜工做到兩頭亮”的說法，有的紗廠還要開“禮拜工”，即星期六做夜班的要多做幾小時，星期天做日班的需提前幾小時上工。

蘇州河與城市如此接近，自然是上海的一道風景線，城以河美，河以城靚。水、電、煤等與上海市民關系最為密切的城市公用事業，最先都出現在蘇州河畔，因大工業的發展需要豐沛的水資源，也需要有方便、快捷的原材料運輸通道。在建設自來水廠前，工部局衛生處曾從黃浦江、蘇州河、淀山湖選取12個取水點采集水樣，送英國倫敦皇家化學學院進行檢驗，化驗報告很快就出來了，12個取水點的水質都優于同期英國泰晤士河水。用蘇州河水加工成的自來水，水質甜美，取用方便。時人由衷贊嘆：“地藏鐵管達江中”、“入戶穿街水自來”，爭相向自來水公司申請安裝。上海的近代化，就在嘩嘩的自來水流水聲中拉開了序幕。同樣，上海最早的煤氣燈、電燈，也都安裝在黃浦江、蘇州河交匯處一帶，火樹銀花不夜天，位于河口的上海第一家大飯店――禮查飯店，最早受惠于電燈，電燈公司最早試裝的15盞電燈，倒有4盞在飯店里。禮查飯店的孔雀廳，富麗堂皇，當年上海最早的燈光舞會即在此舉辦。由此，上海被冠以“不夜城”。

污染日趨嚴重

蘇州河被人欣賞，更多的是被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小家碧玉的蘇州河受不了工業化的折騰，河水水質惡化，這當中的原因，既有蘇州河水流量不足、泥沙沉積之故，主要還是工業污染問題，像美國人開辦的江蘇藥水廠，實是化學廠，生產硫酸、硝酸和鹽酸，每天有大量廢水排入蘇州河，連附近的空氣里都飄蕩著刺鼻的怪味，廠門口的一條小路，被人稱為藥水弄。連工部局也看不下去，出面干預，要該廠趕快搬家。結果是，搬了，從南岸搬到北岸，還是靠著蘇州河，卻剛好出了租界范圍，工部局鞭長莫及，中國政府兩眼一抹黑，至此，不要說赫赫有名的松江鱸魚，恐怕連小魚小蝦，在蘇州河里也難以尋覓。1911年建成的閘北水廠，當初勘察建廠時，德國工程師對蘇州河水質深為滿意，但到20年代后，蘇州河水污染速度驚人，已無法取用，廠子只能搬到黃浦江邊去。

上世紀40年代末，蘇州河已經臭不可聞，憂心如焚的工程專家多次上書政府，要求根治，立了不少規章制度，防止污染日益嚴重，但就是不見效，污染趨勢無法逆轉。說起來，政府也沒在蘇州河里少花錢，今天疏河挖泥，明天加固堤岸，檔案記載甚多，可查考。然而當年政府已經腐敗不堪，一班專家，又怎么能夠在一條小小的蘇州河力挽狂瀾呢?

兩岸交通東富西窮

蘇州河橫穿上海市區，沿岸企業眾多、民居連綿不斷，但東西兩段差距頗大，西窮東富，南北交通尤為不便，分析原因，蘇州河東端屬租界工部局管理，經費充裕，此地為租界商務中心區，外商洋行眾多，客流量也大，號稱“上只角”，工部局自然舍得投入。從19世紀下半葉起，河上陸續架設了一些橋梁，從蘇州河口至路約三公里的距離，計有外白渡橋、乍浦路橋、四川路橋、江西路橋、河南路橋、福建路橋、浙江路橋及路橋等，且橋面基本與馬路同寬，南北交通十分發達。

第8篇：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

關鍵詞 女性閱讀 閱讀史 女性藏書家

分類號 G25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 by Stages

Zhou Ying

Abstract From the staging poin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women reading in ancient China， focusing on the reading of the pre-Qin and Han wome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women reading.

Keywords Women reading. Reading history. Female bibliophile.

1 中國古代女性閱讀史分期問題

目前，對中國古代閱讀史的分期并沒有特別明確和權威的說法，我們只能從一些相關研究成果中進行推測。曾祥芹主編的《古代閱讀論》一書，選錄自先秦至晚清兩千五百余年來名人、學者有關閱讀的種種論述，是我國古代閱讀學研究的重要資料。其例言中寫到：“本書把我國古代閱讀學的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先秦為開創期；秦漢至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至兩宋為成熟期；元明清為期。”而對這一分期，在該書的《引言》中，周振甫卻認為先秦和秦可以合為一個時期，作為“中國閱讀學的開創和限制時期”；從兩漢到魏晉六朝，稱為“閱讀的復蘇和發展期”；唐宋兩代為“古代閱讀理論的成熟時期”，又可以分為前后兩期；明清兩代稱為“閱讀的復古和豐富時期”。雖然，他們討論的是“古代閱讀學”的分期問題，但其與古代閱讀基本是相通的。周振甫先生的提法中，就是“閱讀”與“閱讀學”相混的[1]。

關于我國古代閱讀史的分期問題的論文，目前筆者所見到的也只有鮑盛華非常獨特的劃分：閱讀的“神諭時代”（甲骨文時代）；閱讀的“圣人時代”（春秋戰國）；閱讀的“史官時代”（漢朝）；閱讀的“詩人時代”（唐宋）；閱讀的“小說家時代”（明清）。作為閱讀史研究中一種新的探索，鮑氏總結出明清以前從“神性”閱讀主題到“人性”閱讀主題的變遷[2]。

但當我們單獨從女性閱讀的角度去追尋歷史的時候，我們發現，女性閱讀的發展與占主流的男性閱讀而言，是相對隱形且滯后的，需要對閱讀史的分期或者發展歷程的表述作調整。總的來說，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古代女性閱讀的發展變化是不完全等同于上述歷史分期敘述的。筆者認為，漢以前（先秦和秦）是女性閱讀的萌芽時期；古代女性閱讀正式確立開創于漢；唐宋得到發展；明清相對。

2 中國古代女性閱讀史述略

2.1 先秦及秦：女性閱讀的萌芽階段

我國古代最初的閱讀應該可以推算到對甲骨文的閱讀。在殷商甲骨文的時代，我國古代女子的社會地位已經從母系社會的高高在上開始向下跌落了，但是仍有不少貴族婦女在公私兩個方面繼續受到社會尊重。在對古代女性研究中，有學者提到婦等二十多名貴婦先后參加過用作卜辭刻字的龜甲獸骨的收集整治和作為重要文獻保管的甲骨文、卜辭歸檔查閱工作[3]64，筆者認為這應該可以視作最初的女性閱讀源頭。關于這些情況的記載，更確定的來源是甲骨刻辭本身。根據對現有的甲骨刻辭的統計，有關“示屯”的刻辭共有198條，其中約有100條是女性所“示”，另98條是男性或性別不定。基本可以說，“示屯”之事主要由女性承擔。關于“示屯”的含義，學術界雖還有細微爭議，但大家都一致認為，是與龜甲相關的事務[4]。在殷商王室，無論是收集或驗收或整理龜甲獸骨，都是一項重要的活動，而貴族女性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管理職能。不知是否可以推測，在最初的閱讀萌芽的時候，女性并沒有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相反，距離文本還是相當近的。當然，由于文獻數量的稀少以及意義的重大，當時無論男女，都是只有極少數高級貴族層面的人們才有機會接近文獻，實現“閱讀”。

但春秋戰國之后，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本載體形式的變革，這種文獻和學術統于王官的局面被打破，孔子等代表人物陸續登場，私人講學和私人藏書開始興起，逐漸形成了“士”這一古代知識分子階層，閱讀也因此進入了“士”人生活。但對女性而言，閱讀卻并沒有因此更好地開端和美好地發展。當時孔子開門辦學，弟子三千，卻沒聽說其中有女弟子，并且孔夫子一句名言“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從此流傳千年。隨著父（男）權制社會性別制度和觀念的廣泛傳播，“牝雞之晨”“婦無公事”的說教，女性已被排斥在公共領域話語權之外；統治階級提出“婦人，伏于人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的準則，逐步開始確立一整套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禮制，女性的社會地位進一步下降。男性讀書受教育是為了服務社會，而對女性則沒有這樣的要求，因而女性受到的教育也迥異與男性，閱讀也不是被需要和被提倡的。推測應該也有極少數女性在閱讀，其讀物多半應該是一些儒家的的經典著作，尤其是禮教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在《禮記》中記載較多，尤其是《禮記?內則》篇，專門針對女性禮教羅列許多細則，成為后世層出不窮女教讀物的源頭。

秦代是我國閱讀歷史上一個黑暗的朝代。禁私學，焚書坑儒，讓秦始皇“臭名昭著”，男性閱讀也受到了挫折，女性的閱讀也談不上有進步。

上述情況，大多屬于推測的“本體性”的女性閱讀歷史，而實際上，歷史常常是“文本性”的，在這一時期，卻非常缺乏文本性的對女性閱讀研究的支撐。從這個意義上看，這一階段的女性閱讀我們姑且稱之為萌芽階段。

2.2 漢代：中國古代女性閱讀的確立和開端

漢代，中國文化進入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統治者采納，從此確立了儒學各個方面獨一無二的尊貴地位，引領著國家的主流文化。在男女兩性關系方面，董仲舒更進一步提出了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并列為“可求之于天”的“三綱”，“三綱五常”逐步成形。

這一時期的統治者重視教育，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層次的學校，同時，私學也十分發達，出現了“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的盛況，男性教育更加向大眾層次發展[5]，女性教育亦進入一個新時期，雖然還沒有專門的女子學校，但通過宮廷教育和家庭教育，女性閱讀逐漸清楚地浮現出地表。一些史籍如《漢書》《后漢書》對漢代女性閱讀情況有了較為詳細的記載，涉及到的人有班婕妤、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班昭、順帝梁皇后、蔡文姬等，涉及的讀物（包括書名和篇名）有《詩》《窈窕》《德象》《女師》《易》《春秋》《楚辭》《周官》《董仲舒書》《論語》《韓詩》等[5-6]。

這一時期，對女性閱讀來說，還有幾個標志性的事實：一是女性著作的出現及女教讀物的確立，二是女性藏書家的出現。

女性著作的出現反過來印證了女性閱讀已經達到一定程度（因閱讀與寫作的關系密切）。據《歷代婦女著作考》[7]記載，漢代是最早出現女性署名著作的朝代，共計有7位女性13部著作入選。其中班昭的《女誡》，被公認為是中國最早的一本女教專著，教導婦女將“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社會規范內化為自己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正是中國古代典型女性讀物的開端。班昭可以被視為漢代知識女性的代表，她的言行已經表露出婦女已心甘情愿地接受“第二性”。班昭在《女誡》中還提出“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藝也”，第一次將女子之“才”與“德”對立起來。當然，論及漢代女教專著，還不得不提到我國第一部女性傳記集《列女傳》，這部由男性撰寫的女性傳記，與《女誡》并列開創女教的先河，同時，也正式奠定了我國古代女性閱讀的基調。這一時期雖有女性堅持自主閱讀，但整個社會風氣并不是普遍支持的，相反一般輿論還是比較排斥的。例如，東漢杰出的政治家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親對她這種破格超常的舉動卻十分不滿，常責怪她：“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6]277

漢代還出現了我國第一位女性藏書家――一代才女蔡文姬[8]。她的父親蔡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藏書數千卷的藏書家，膝下無子，將很多心血都用在培養自己的女兒身上，蔡文姬因此博聞強記并才氣出眾。蔡邕死后，他的藏書曾一度全歸蔡文姬所有。這也看出私人藏書的發展為女性閱讀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女性閱讀已經從宮廷到官宦向下延伸發展。當時社會，女性與藏書的接觸并不容易，尤其是官方藏書，基本是與女性無緣的，特別的例子是漢和帝召班昭入宮，讓她閱覽皇家藏書處“東觀藏書閣”的圖書，以使她繼續完成其父其兄遺留下的《漢書》的編輯工作。女性與家庭藏書的接觸雖然比較容易，但也得取決于家庭男性對女性閱讀是否積極支持。接觸藏書已屬不易，能夠以藏書家身份出現更是寥寥，由此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只有區區幾個女性藏書家。

總結上述情況可以看到，漢代女性閱讀雖然還只存在于社會上層，但確切存在，并小有影響。

2.3 唐宋：女性閱讀的發展階段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動蕩的時代，也是一個人性相對解放的時代，對女性的束縛也相對較少，因此出現了不少女才子，還有女性舉辦學校，進行授課，甚至產生了中國教育史上最早一位女博士，并被請到官學中任教[9]。這樣推測，魏晉時期應該是女子教育、女性閱讀的一個小亮點時代，女性社會地位有了相應的提高。

接下來的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興盛的時期，對古代女性而言，也是一個相對幸福的朝代。女性地位有所回升，整個社會對女性教育較為重視，女性閱讀得到較大發展，參與閱讀的人員層次從社會高層繼續向社會下層擴展，閱讀文獻范圍也越來越廣闊。

唐朝時期，宮廷閱讀和女教讀物得到極大發展，經武則天親自動手編寫的教科書和讀物就有6本之多，長孫太后也親自作《女則》[3]265。后世盛行的女子教育教科書，如《女論語》《女孝經》都出現在此時，尤其是《女論語》成為唐以后影響最大的女子教育教科書。

除了女教以及儒家經典之外，女性閱讀的書籍類型已經非常豐富，詩歌文學、佛道經典、歷史藝術等幾乎所有男性閱讀的范圍都有涉及。并且，隨著女性地位提高，“不重生男重生女”，女性教育也開始向普通人群蔓延，除了宮廷女性、官宦女性，民間女性也不乏熱愛閱讀者，社會中下層、社會邊緣人群也出現了不少才女，如魚玄機、薛濤等。

這一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詩歌閱讀和創作的極大發達，據統計《全唐詩》錄入詩人1895人，其中婦女作者多達124人，約占6.50%[10]。

到宋代，由于宋朝理學的推行，女性的地位比之唐朝有所下降，并且，對女性貞潔的要求也開始逐漸嚴厲起來。這些對女性的教育和閱讀都有著不良的影響。但因為宋代文教發達，書籍流通普遍，為女性閱讀也提供了較好的條件。宋代的社會輿論也有支持女性閱讀的，“宋代士人在墓志書寫中，幾乎無一例外地贊美女性的閱讀。”宋朝女性閱讀的范圍也如唐朝一樣，非常多元化，同時隨著宗教的普及，宗教方面的書籍閱讀也占據了女性閱讀的重要部分，有作者通過對宋代206例女性閱讀者的墓志統計，得出各門類書籍的閱讀人數比例，其中佛道經典占據第一位[11]。

說到宋朝女性閱讀，我們還不能不提到一個個例――李清照。李清照是宋朝著名的詞人，同時也因為與丈夫趙明誠共同致力收藏的緣故，稱得上又一個女性藏書家。她的《金石錄后記》記述了夫妻倆的讀書之樂、藏書之樂和校書之樂，保留了古代中國女性閱讀活動的生動細節，非常難得。

2.4 明清：古代女性閱讀的階段

元朝統治期間，推行漢化，并且在漢化過程中也接受并強化著儒家對女性的諸多規矩。這一時期還是有宮廷和皇族中的女性接受中原文化，閱讀漢文文獻。整個社會的教育還是以傳授中原文化為主，官宦和儒士家族的女性閱讀的還是比較多。當然，元代閱讀狀況地域性比較明顯，漢族比例大的地方，傳統閱讀的力量依然強大。此外，對于其他層次的女性閱讀，學者陳垣曾提到“元代全真道女冠盛極一時，女冠無不識丁者”，道教經典閱讀應該是首當其沖，甚至“儒學無女學，道教有女學”[12]。此外，元朝也是元曲興盛的時代，出現了不少女性喜愛的劇作，如《西廂記》等；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散曲女性作者，她們也是當然的女性閱讀者，雖然這些女性的社會地位大都比較低微[13]。

明清時期是古代女性閱讀的期。這一時期，女性閱讀的普及率達到新高。明清時期，我國的出版事業發展迅速，“據稱，到公元18世紀中期，漢語出版的書籍比其他所有語言出版的書籍總和還要多。”[14]女教文獻的編篡也達到頂峰，女教書籍的種數很多，如廣為流行的合刻本《女四書》出現，同時更為通俗或圖文并茂的女教書籍如《女三字經》《閨范》等也大量刊印，滿足了各個層次尤其是普通女性的閱讀需求，從而使女子讀書越來越普及[15]。

明清時期的女性閱讀活動發展到的另外的表現是：閱讀已經從個體走向群體，從家庭走向社會。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男性對女性讀寫活動的支持，大家族中的女性閱讀很是普遍，尤其是江南一帶，女性閱讀有了小團體的意味，可以在一起交流學習。此外，男性文人如袁枚、陳文述等公開招收女學生，順理成章地出現了超越家族的女性讀書社團或詩社，女性讀寫的地點開始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空間。社會對女性閱讀、女才子充滿好感，家有數位才女的葉紹袁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婦人亦有三焉，德，才，色也”[16]，將女性之才與女性之德相提并論。

這一時期女性創作的數量也是空前的，《歷代婦女著述考》中著錄明代女性著述236部，清代女性著述3667部。能夠著述的女性必然是大量閱讀的女性，這也從另外一面證明明清時期女性閱讀的普遍。當然，這些發展因為地域經濟的不平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著述的女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沿海經濟發達地帶。

明清時期，女性閱讀的范圍依然十分寬泛，閱讀幾無限制，什么內容都有，小說、戲曲尤其得到女性的喜愛，這一時期女子對《牡丹亭》的熱愛十分有代表性，從單純的閱讀到閱讀的點評，甚至有女性據說因癡讀《牡丹亭》而付出生命代價。此外，清代彈詞小說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種文學形式，其中女性所寫的《再生緣》《筆生花》等也深受女性讀者喜愛。

與此同時，明清卻又是 “女子無才便是德”這一觀點明確提出并盛行的時代，自宋以來對女性的禮教束縛也達到頂峰，反對女性讀書的輿論也大量存在。像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明代天一閣，其創始人――大藏書家范欽為了保護藏書訂立了很嚴格的族規，有一條就是“女子不得上樓”。連樓都不能上，更何況與藏書親近并閱讀？

3 中國古代女性閱讀的特點

首先，由于閱讀目的不同，兩性閱讀內容的側重點有不同。例如，同是重視經典，女性則有專門的女教讀物。此外，男性由于經世致用，讀書都是為了出仕，對文學，如詩歌詞曲并不是特別重視，而女性閱讀，由于沒有“升學”和“就業”壓力，大多出于休閑和愛好而讀，容易寄托情感的文學類讀物自然成為她們閱讀的重點，詩詞、戲曲、小說都深受女性喜愛。

就閱讀的場所而言，由于古代女性不能走出家庭，沒有走向社會，相應地女性閱讀的場所一般都封閉，有人形象地將女性的閱讀形容為“在圍墻中閱讀”[17]。這種封閉性，使得女性的閱讀更多的是依賴父親、兄長、丈夫等家庭男性，從而缺乏獨立性。

再就閱讀的發展而言，女性閱讀起步遲，發展速度低于男性，最后達到的也遠遠遜于男性。據統計，19世紀末，30%到45%的中國男性識文斷字；而20世紀初期，只有1%到10%的中國婦女識字，其具體情況視地域而定[18]。同時，女性閱讀的發展還隨某一時代女性社會地位的高低所決定。就閱讀大環境而言，女性閱讀一直在有社會的反對聲中發展，而男性閱讀任何時代都是被鼓勵和支持的。

此外，在閱讀研究方面，中國古代女性閱讀與主流閱讀的差距更大，特別缺乏關于女性自身閱讀經驗的總結和理論闡述。

當然，中國古代女性閱讀與男性閱讀畢竟都屬于中華閱讀文化范疇，放到世界范圍與其他國家相比，他們之間自然還是有很多相同之處。例如，程煥文先生曾總結說中國圖書在內容變化上的文化特征是“遵經重道”“經世重史”“輕器斥技”[19]，基本上我國古代閱讀無論男女，閱讀的重點都相同，同樣地重視經書，同樣地重視史書，同樣地輕視科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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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

創世紀之前的面孔

據考證，最早的青銅鏡發現于伊朗地區。這面最早能考證的鏡子約出產于公元前4000年前，也許是從別處易貨而來。

古埃及人相信人在死亡后有另一種生活，不惜將財產悉數保存在陵墓。人們在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陵墓中發現大量物品，其中有一個特制的木盒子，用金箔片包裹，打開一看，里面竟然裝的是一面鏡子。鏡身鑲嵌著彩色玻璃、光玉髓和石英，古埃及手工發展程度由此可見一斑，也能看出鏡子在當時人們生活中有著多么重要的地位，

等到了公元前1000年時，全世界都在積極制作鏡子。當時，腓尼基商人和埃特魯斯商人航行在地中海及以外的水域，他們把埃及的銅鏡加以修改，四處售賣。要區分兩者其實很簡單，他們的鏡子大多都是圓形而不是橢圓形。

公元前600年，埃特魯斯人開始改進制作鏡子的方法，他們在鏡子背面加上精美的花紋，通常以性為主題。在當時出土的文物中，有枚鏡子的正面是半裸的男人和女人在耳鬢廝磨。而在另一面，一個幾乎的男子懷里抱著的女子，只穿一雙涼鞋，頸鏈上垂著月牙兒飾物。鏡子下面的題字表明這對情人是梅克西歐和斐西亞。同時，埃特魯斯人也制作可攜帶、可折疊的小型鏡子，樣子很像現在的化妝鏡，蓋子上通常刻有酒神笛俄尼索斯和愛神厄洛斯。

和埃特魯斯人一樣，希臘人也主要用銅金屬原料制作鏡子。傳說中，美艷無比的美杜莎在雅典娜的神殿與海神波塞東睡覺時，雅典娜暴怒著將美杜莎變成帶翅膀的怪物。任何人只要看到美杜莎的眼睛就會化成石頭。希臘英雄波爾休斯為了斬除美杜莎，請求得到雅典娜的支持。雅典娜給他最重要的武器便是一面銅質盾牌。波爾休斯將盾牌當作鏡子。不正面看美杜莎，只從鏡子中迎戰美杜莎的攻擊，從而成功地斬除了禍害。

東方美鏡

中國最早有記載的鏡子是在公元前673年，“王后的腰帶鏡子”表明在那個時候女子就開始攜帶化妝用的鏡子了。有的鏡子制造者甚至把鏡子背后的題詞作為一種廣告。在公元前20年的一面鏡子上題詞這樣寫到：“丹陽出好銅。與銀和錫合用，此合金清澈明亮。”有的工匠甚至如此落款：“屠先生制出寶貴神奇之鏡，天下之鏡無出其右。”落款還真長，也不知拿著這些鏡子的人是該微笑還是苦笑。

在《紅樓夢》第十二回，對王熙鳳的美艷垂涎三尺的賈瑞，屢次被加害直到彌留，老道士為了挽救他的性命給了他一面“風月寶鑒”，講明只能照背面不能照正面。賈瑞瞧見背面錚錚一骷髏頭張嘴便罵，轉個面，只見鳳姐站在鏡子里，朝著他招手。恍惚間，進得鏡中和鳳姐一番云雨……心滿意足間，小命兒也給招了去。真正的風月寶鑒，照你所想，照你所思。

據說，日本是最早從中國進口鏡子的國家，時間也許是在公元前250年。三國時期的魏明帝在一次正式交換禮物時，送給日本許多金銀珠寶、絲綢，還有100面銅鏡。最終日本的工匠學會了自己制作鏡子，并成立了榮譽行會。他們保留了中國鏡子的圓形狀、背后帶穿孔手柄的傳統風格，又創造了自己的裝飾風格，比如在鏡子邊緣加些小鈴鐺，有些鏡子的直徑竟然達到3尺，比中國的鏡子大得多。

在世界各地，占卜習俗根深蒂固于民間。在俄國，鏡子甚至幫助農家少女決定嫁給誰。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漆黑的夜晚帶著火把和鏡子住進一個浴室或無人居住的草屋，少女將鏡子正對大門掛著，據說半夜時就可以在鏡子里看到未來夫婿。

阿茲特克人的吸煙鏡子

托爾特客人和阿茲特克人崇拜的神明是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他的名字意為“吸煙鏡子”，這位神明沒有右腳而有鏡子。這尊黑神盛行于村落文化之中，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歷史書《長羽蛇，吸煙鏡》中寫到：“在12世紀和13世紀，墨西哥全境由眾多的小部落組成。神殿的牧師們仍然將活人獻祭給神明。從犧牲者的胸口中掏出心臟獻給偉大的吸煙鏡子。”

阿茲特克人于1325年獲得統治地位，并將這種獻祭神靈的儀式發展到空前的高峰。牧師們從頭到腳涂滿黑色的油膏，并服用某種能陷入昏迷的藥物。同時一直往黑曜巖鏡子(黑曜石做的鏡子)里看，所看到的圖像便是神明的意愿。

當西班牙殖民者費爾南多?柯爾特斯1519年抵達墨西哥時，他竟被當地人認做卷土重來的神明。可能是因為他戴的眼鏡閃閃發光，看上去很像一雙魔力鏡子，就像特斯卡特利波卡神明帶有凸形黃鐵礦石眼睛的骷髏頭一樣。那年，柯爾特斯給西班牙國王帶回的寶物中有：一面鑲嵌在藍紅石頭藝術品上的鏡子，上面還插了根羽毛、一個雙面的鏡子、一面像太陽一樣的圓鏡子、一面獅頭鏡子、一面貓頭鷹形狀的鏡子。

即使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之后，那里的鏡子仍然具有和從前一樣的重要性。許多黑曜石和玻璃鏡子被用于天主教教堂的裝飾。秘魯城市庫斯科于1558年開始建造的圣克拉拉大教堂里，游客們可以看到鑲嵌滿壁的閃閃發光的小鏡子。一位民俗學家在1883年訪問了墨西哥，并發現那里的鏡子“具有反映過去和未來的力量，在尤卡坦半島上。幾乎沒有一個村落里沒有這種神奇的石鏡子。”

蓬巴杜夫人的鏡子

如果說佛羅倫薩制作了歷史上最好的鏡子，那么威尼斯就是使鏡子藝術化的地方。約1450年，穆拉諾島上的玻璃制造專家安捷諾制作了一種極其清亮的玻璃，取名“水晶玻璃”。到了16世紀初，一面鑲有精美銀框的威尼斯水晶玻璃鏡子價格為8000英鎊，是當時拉斐爾繪畫作品的三倍。

熱愛奢侈品的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對鏡子的奢侈化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532年，他訂購了一面鑲嵌有黃金和寶石的穆拉諾鏡子，第二年又訂購了13面，到了1538年又訂購了11面。一直到1547年弗朗索瓦一世駕崩時，他的兒子亨利二世還在為他的意大利妻子凱瑟琳不斷購買威尼斯鏡子。到1559年亨利去世后，有人專門為他建造了間鏡室，屋子里鑲嵌有119面威尼斯鏡子，試想一下，在當時這是多么奢侈的財富。

然而，關于鏡子的變化任何地方都沒有17世紀的法國明顯。1633年，法國王后在巴黎舉行了盛大舞會，6個大廳的墻壁上掛滿了威尼斯鏡子和壁畫，掀起了一場真正的鏡子時尚。1651年，一位大主教為隆格維爾公爵夫人舉行宴會，竟然購買了50面鏡子，而且每面鏡子都有木質涂金鏡框，并雕刻有水果、花卉和天使等圖案。從此，裝有鏡子的雅間單室開始流行，王公貴族競相攀比誰的鏡子多且漂亮。

17世紀的最后20年，巴黎一半以上的住宅都購買了鏡子。到了18世紀，小而便宜的鏡子已經非常普遍，鏡子被鑲嵌在任何可以想象和無法想象的地方：椅子、桌子、床上、蠟燭架上、甚至煙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