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國際貿易和經濟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國際貿易;替代融資
宏觀經濟政策是為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國家或政府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調節控制宏觀經濟的運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有四個:持續均衡的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水平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宏觀經濟政策是國家制定對外貿易政策的依據,國內和國外關于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貿易關系的文獻還很缺乏,但已經有學者關注相關內容,本文綜述了相關文獻。
一、宏觀經濟政策與國際貿易
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貿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經濟的工具,國際貿易與宏觀經濟變量緊密相連,一國的經濟狀況影響對外貿易,而對外貿易也會反過來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國際貿易量對宏觀經濟政策很敏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開支,對進口商品的支出也會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據具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影響金融市場,刺激資本的流入和流出,這個過程和國際貿易也是緊密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目的是促進國內經濟增長,經濟穩定增長消費增加,對進口產品的需求也增加,國內生產出口產品的廠商為了滿足國內消費者需求會將生產資源轉向國內,一國貿易收支狀況惡化。相反情況,如果一國消費需求減少,國內生產商會主動開拓國際市場,貿易收支情況改善。國家或地區根據國內外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而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貿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貿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關于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貿易關系的研究綜述:
2008年的金融危機伴隨著貿易量的減少,這引發了貿易怎么依賴金融市場的問題。傳統上說,金融危機是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主題,而不是貿易方面的;同時還引發了另外一個問題,貿易在全球商業周期中如何扮演傳輸渠道的角色。國際宏觀經濟學和國際貿易領域的研究者都被這些問題吸引,并且在使用聯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國際銀行問題,自從2008年銀行倒閉和金融危機,這個問題引起了宏觀經濟學領域的極大興趣。論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國向國際銀行市場開放,本國能否從中獲利,并且怎樣依賴國內市場結構。假設貸方是異質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顯示,FDI能提高利潤(常用的人存貸款利差的凈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時,當地競爭使銀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許國際銀行通過收購國內高效率銀行的方式進入國內市場會導致國內競爭下降,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響市場上次有效率銀行的基礎上,最有效率銀行會提高自身利潤來轉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過降低借款利率。允許跨境貸款的替代選擇可以使國內借款人受益于外資銀行的效率,并且不會對國內市場結構產生負作用。全球金融市場開放提高的是效率還是不穩定性;在金融體系改革中應該采取什么樣的開放形式,論文得出的結論對當前這些爭論有重要影響。
經濟增長是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一個主題,一直以來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認的。在相關文獻中,最有力的結論之一是國際開放對發展中經濟體的積極作用。國內投資是資產積累和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條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實證研究貿易和FDI能否提高國內投資總水平。研究發現兩者關系不明顯。基于國際和國內投資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國的投資總水平。文獻顯示,貿易和FDI在不同國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對投資水平的作用依賴于國家已存機構的復雜程度。在人力資本和金融體系發展不成熟的國家,貿易不利于國內投資,而FDI有積極作用。在機構發展成熟的國家情況正好相反,貿易比FDI發揮更有利的作用。這些結果為國家決定貨物和金融市場的開放順序提供政策建議。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專業化和貿易在中間投入的影響,用新凱恩斯模型重現和解釋了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的商業周期。該論文的關鍵創新點是引入更豐富的垂直結構,順序聯系——三級垂直結構,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進的貝葉斯統計估計模型參數,結果顯示模型成功重現了體現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商業周期時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現了在商業周期中,提高跨國貿易結果的經驗觀測值,這個結果對許多假設不太豐富的模型來說是很難做到的。另外,該文獻為全球經濟中出現的傳統的核心問題提出了新穎的、重要的見解。
在金融危機中貿易量下滑嚴重,在“大衰退”中產量下降明顯,然而貿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們懷疑,金融市場混亂導致產量下降的同時引起貿易量劇烈下降,人們也懷疑企業貿易活動與金融市場關聯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機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公司水平數據驗證后一種假設。論文的一項貢獻是為公司應對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議,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約束帶來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通過實證分析顯示:如果危機前金融狀況比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響;公司替代融資的能力——用貿易信貸融資替代外部金融融資——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響;在金融脆弱性給定的情況下,替代融資能力差的公司銷量下降的多。論文為金融異質性和公司為應對危機選擇融資渠道替代帶來的后果給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視運用財政政策管理宏觀經濟,用財政政策代替已經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國家頒布“購買國貨”的條款,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費在國內而不是進口商品上,這些政策在國際上引起巨大爭議。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運用財政學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結合貿易和財政理論數據創建模型,確定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應該排除進口。研究發現,一方面,購買國貨條款可以消除傳統外部性,在由國內納稅人確定的成本水平,財政支出對國外生產者有益;另一方面,購買國貨的財政政策會提高成本,因為消費者不能購買比國內商品便宜的外國商品,這會降低整體消費和福利水平。文獻研究如何從國際貿易理論中汲取經驗教訓,并有效地應用到公共經濟學領域。
長期以來,在國際宏觀經濟學和國際貿易領域,企業基于國內和出口市場的定價行為是理論和實踐探索的經典主題。不同的定價策略影響貨幣政策在國際和國家間的傳導,相反地,貨幣制度的性質可以跨市場影響企業的定價行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過分析法國出口商向EMU國家出口商品時的定價行為,研究歐共體內的金融與貨幣聯盟(EMU)對出口公司定價行為的影響。該文獻發現,EMU對價格離散有顯著影響:相對于EMU以外的歐洲地區,轉變成單一貨幣時減少的價格離散大約是出口價的1%。作者運用高度分散的數據研究公司異質性的作用,數據顯示采用歐元對大出口商的定價慣例有重要影響。當把異質性考慮在內采用單一貨幣時,減少的跨市場價格離散比例更大,相對于非EMU地區達到4%。因此,對于傳統爭論,是否應該采用統一貨幣加強市場整合并減少偏離一價定律,文獻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過研究廣延邊際對金融摩擦和國際貨物貿易可能出現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見解,用實證和理論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參與國際貿易貨物的范圍。采用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發現,無論是在廣延邊際還是集約邊際,信貸緊縮會減少貿易量,后者是每種貨物的貿易量。從理論上講,論文創建了隨機動態模型,把貿易理論中的元素有機結合起來。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沒成本約束的報關決策,固定和沉沒成本是宏觀經濟學中的元素;信貸限制的金融約束,信貸基于企業價值以及由此預期到的企業利潤。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沒有的固定和沉沒成本,模型顯示,出口商為獲得每單位利潤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貸款。較高的貸款利潤率意味著金融約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約束的沖擊。關于為什么金融沖擊對貿易影響特別大,模型給出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參考文獻:
[1]徐松,戴翔.宏觀經濟政策對對外貿易的影響[M].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10.2139/ssrn.1893093.
關鍵詞:國際貿易 貿易環境 貿易政策 對策
一、國際貿易的環境效應
傳統貿易理論與實踐往往集中關注貿易量差、國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視環境這一重要變量,如以比較利益為基礎的李嘉圖理論及赫克歇爾-俄林(H-O)的要素稟賦理論均未考慮到貿易可能引發的環境外部性問題。依照這些理論,自由的國際貿易會實現帕累托意義上的經濟效率,滿足社會需求并增進國民福利。然而,這一觀點只是在靜態條件和未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貿易活動可能引發的環境負效應情況要復雜的多。研究和實踐表明,一定條件下一國發展某些比較優勢的貿易活動可能會給它國帶來環境損害,如跨過河流上游國家砍伐森林以推動林業相關產品出口將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從而會嚴重損害下游國家出口型農業所依賴的環境,導致以鄰為壑,破壞國際貿易發展的基礎。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認為,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主要集中在4個方面:同產品和服務的交換有關的產品效應;同市場和經濟活動擴張有關的規模效應;同生產和消費活動的分布及強度有關的結構效應;同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有關的法規效應。所以這些效應均會對地區生態環境產生長短期的持續作用,進而反轉影響貿易利益及國民福利。
以出口為例,由于工業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長彈性卻較大,負的規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結構和技術效果,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一國過度出口往往對環境不利,如資源性產品的跨國貿易常常以資源不合理或過度開發為背景,野生動植物資源及礦產資源產品的盲目出口更極易破壞平衡的生態環境,而當代盛行的轉基因產品貿易已日益被證實背后隱藏著不少環境風險。此外,從各國政府貿易政策來看,當今國際貿易中凸顯的綠色壁壘、環境關稅,一方面反映了貿易保護主義發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側面反映出不恰當的貿易活動將危害到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中國進出口貿易中的環境困境
(一)、貿易出口中的環境問題
自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增長極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較高水平。但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出口創匯的單向需求促使我國出口實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數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資源浪費、環境破壞觸目驚心。
1、生物資源破壞
就外貿出口而言,由于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受到破壞,一些生物資源因盲目、無節制的捕殺和開采,數量大為減少,相關衍生品質量下降,出口貨源已經或瀕臨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動植物,破壞了地區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影響;還導致產區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貴中藥材出口對資源的破壞更為嚴重,某些地區人參、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過度已瀕臨絕跡。
2、礦產資源損耗
礦物資源的盲目出口導致盲目開采,不僅因此破壞了寶貴的礦產資源,也使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一些礦物在選煉過程中釋放出有毒物質或放射性物質,嚴重污染并威脅到環境和成品。一方面,資源密集型產品在生產過程中能耗較大,投入自然資源高于產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資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常具有不經濟性,而這一類的產品,如化工、農藥、制革、印染等出口卻占全部出口額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鄉鎮企業盲目開發高污染產品的出口,給生態環境造成嚴重隱患。
(二)、貿易進口中的環境問題
1、資源消耗型產品進口
國家統計顯示,近年來我國進口商品中初級產品的總量在波動中減少,而礦物燃料、油及其他有關原料的進口無論從絕對量還是從所占份額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氣工業產品的進口正快速增長。自1993年起,中國由石油凈出口國變為凈進口國,隨著油氣需求每年的擴充,中國對國際原油市場的依賴程度加大。據國際能源署(IEA)最新估計,到2010年我國石油進口將達到8000萬至1億噸,凈進口率達41%。這種趨勢既對國內貿易產生巨大影響,也將加劇我國環境問題。
2、易污染型產品進口
進口氟氯烴和使用氟氯烴的空調器、冰箱等產品,加重了我國環境壓力,尤其是國家淘汰此類破壞臭氧物質的難度。此外,進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別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營養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態平衡受到威脅,而最終失去農業價值的塑料薄膜則在自然界中難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廢棄物轉移進口
近年來,發達國家和地區以直接貿易形式向中國大陸轉移廢棄物的事件相當嚴重,2006年從美國、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進口總量的21.3%、7.8%和11.3%。另據報道,僅英國在2003年就向中國出口有毒廢棄物36.2噸,價值約1155萬英磅。這些有毒廢棄物種類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屬廢渣、電池、舊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廢物,其再生過程已對使用地環境造成了極大的污染。
三、我國貿易科學發展的環境策略
實現我國貿易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恰當地引入環境變量,將環境因素納入政府貿易政策規劃的視域范圍。在當代全球貿易環境經歷深刻變化,“綠色浪潮”洶涌之際,環境效應對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顯得尤為緊迫。
(一)、確立環境出口導向、全面推行環境標準制度
出口的規模、速度及質量關系到一國國際收支和產業競爭力,在當前我國出口面臨持續性“剛性”順差但總體附加值不高,頻頻遭受“綠色壁壘”及傾銷訴訟的現實條件下,企業必須徹底扭轉傳統環境規避的貿易觀,確立環境出口導向,將出口產品導入更多的環境質量因子,使之成為產品核心競爭力之一。政府及相關質檢部門應積極引導各類企業將環保作為生產經營的重要價值取向,促使環境指標和其它質量指標一起構成優質產品的內涵,大力宣傳彰顯優質品牌中的環境優勢,通過樹立若干環境“標桿”型貿易產品帶動相關產業部門的轉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貿易商品結構,將環保產品提升為國家出口產業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借助財政、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培植環境型規模經濟,[2] 對出口型綠色產業的孵化發展尤其要給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業與社會收集綠色信息、制定綠色計劃、開發綠色產品、從事綠色營銷、開辟綠色渠道、發展綠色消費的風尚。
鑒于當代國際貿易中突顯的環境標準效應,我國必須全面加強與國際環境標準管理制度相銜接的標準認證。首先,要積極推行ISO 14000國際標準認證制度,完整對出口產品從設計、生產到回收過程中綠色方案的施行步驟;其次,積極實施環境標準制,使出口產品在環境認證基礎上擴大對環境標準的適應能力;再次,大力拓展與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在標識認證領域的合作,推進環境標識的多邊認可,同時努力擴大標準制訂層面的國際發言權,減少不合理的環境壁壘。
(二)、堅定可持續型進口觀、規范貿易類投資準入
進口是一國對外貿易體系中不容忽視的重要一極。受歷史產業結構和傳統貿易政策影響,我國貿易活動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輕進口”的傾向,對進口的戰略性地位和發展層次的認識相對薄弱,進口中的環境觀念更是鮮有涉及。2007年,針對貿易持續性順差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國家商務部明確提出了“擴大進口、優化結構”的口號,同時將環境因素置于政策調整的視域范圍,這對于全面理性地開展國際貿易具有重要意義。可持續性進口要求立足國家環境安全的戰略高度,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生物健康標準積極引進環境友好型的產品、技術與設備,尤其要積極引進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環境產品如污染防治技術及設施,使之成為促進我國環境良性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建立有利于環境保護的進口商品結構,堅決禁止有害廢物的進口,對拆船業和廢鋼、廢紙進口要實行專營;嚴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樣性的野生動植物的進口;嚴格管制有害于生態環境的商品進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層的受控物質及其制品的進口。
(三)、建立環境稅收制、培育環境貿易示范區
國際貿易活動中對環境的漠視并引發的諸多環境問題很大一部分源于環境的公共性特征、企業沒有將環境成本置于其生產經營總成本框架中,缺乏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激勵和動機,導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較低而社會成本較高的產品在高額利潤刺激下盲目發展,現代稅收制能夠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缺失。經濟學理論及西方實踐表明,市場經濟下稅收具有有效的杠桿調節效應,環境稅是糾正市場失靈,消除外部性,促進環境良性發展、引導企業從事環境標的生產和經營的有益稅種。[3] 著眼于科學發展的時代要求,我國應盡早啟動環境稅收制,從重點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課征對象入手,按照產業特點分門別類征收級差性稅收,對不利于環境貿易產品的生產、經營尤其要加強環稅調控功能,以促使環境成本內部化,鼓勵企業大力發展“清潔生產”和“綠色貿易”。
(四)、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增強環境貿易主動性
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是當今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亦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鑒于可持續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我國應積極加入貿易與環境問題的雙邊及多邊談判,利用WTO舞臺努力促成相關貿易與環境協議的達成;在環境檢測方面,力爭使部分資質佳的專業檢驗機構通過國際認證并獲取可直接頒發國際綠色通行證的權威授權,成為有關國際組織的正式成員。[4]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有責任推進國際有效合作,防止任何嚴重退化或有害人類及生態環境的活動遷移轉讓至第三國,尤其嚴防發達國家通過貿易渠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密集型產業和產品,維護發展中國家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趙細康.環境保護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理論與實證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科學出版社,2003.
當前,許多國內企業的發展已經延伸到國外。這些企業在國家統籌指導下,通過考察,在境外有條件的國家或地區成立了各類經濟貿易合作區域,包括加工區、工業園區、科技產業園區等,其共同特點是都擁有著比較完善的基礎設施、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條,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和帶動能力較強,對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目的是吸引中國或其他國家企業投資興業。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以一種聯系紐帶的方式,吸引著是我國與其他國家間關于限定區域的雙邊經濟貿易。
一、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的加大對外投資合作,主要實施引進外資為主的戰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然而,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逐漸深入,順差也不斷增加,貿易摩擦更愈加顯著。此階段,對外經濟貿易的大背景是:企業對外投資的愿望愈發強烈,國內開發區建設的成就顯著,企業“走出去”的緊迫性越來越強,開始不斷的探索建立境外園區等等,我國的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
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建設是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一種“企業對政府”的模式,是我國企業積極拓展海外發展空間、擴大對外投資合作的一種全新的模式,發揮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集群發展的重要載體和平臺作用。目前,獲得商務部批準建設的國家級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共有19個,(見表1)。以高新技術園為主的第三批合作區正在籌備中,相關的招標審批工作正陸續進行。如今,伴隨著“一路一帶”的建設,沿線23個國家中有77處境外經貿合作區將在未來建成。
現在,我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建設已經初見規模和成效,正呈現出一種良性的發展和運行狀態,加強了區域間的互利往來,推進了我國企業海外市場的縱深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5年3月底,我國在建的14家境外經貿合作區企業已完成總投資額16.6億美元,入區企業共計409家,累計投資43.4億美元,創造總產值184.6億美元,上繳東道國政府稅費7.6億美元,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4.3萬個。
二、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發展的作用
(一)享受優惠政策,降低運營成本
境外經貿合作區是指由中國商務部牽頭與相關國家政府部門達成一致,并由通過中國相關部門審批的企業進行建設的工業園區。園區的開發企業與國外政府達成協議后,可以自主開展對外招商活動。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建立是官方貿易的結果,這種兩個國家之間高層次經濟貿易合作,離不開國家的協議、政府的支持。通過雙方會談,兩國通常會出臺相應的優惠政策,重點會在稅收、金融、土地、基礎設施配套、出入境等方面提供便利,使商務投資環境呈良性化發展。
以我國政府為例,政府在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在資金方面,每一個入選經貿合作區的項目都可得到商務部“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發展資金”最高可達2億元人民幣的資助;政策方面,對投資到合作區的設備、原材料和散件的實物投資,一律視同出口,給予退稅。金融方面,對前往境外經貿合作區投資入駐企業的銀行貸款在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中給予5年100%貼息;審批方面,對于合作區相關人員出國手續可以一年內一次審批多次有效。
東道國政府也支持合作區發展,相繼出臺各種政策。如建立泰中羅勇工業區之后,泰國政府就出臺了包括無國產化率的要求、無匯款限制、無出口要求、制造業無外資比例限制等措施,給投資者以政策上的鼓勵。再如越南龍江工業園,對入園的企業可以享受的優惠政策有:設備免進口稅;產品出口免稅;生產用原料、物資、零部件進口免進口稅5年;前四年免所得稅、9年減半稅率為5%。良好的政策和產業基礎以及良好的政治運作機制,有利地促進了我國同東道國之間和諧經貿關系的建立。
(二)轉移過剩產能,優化經濟結構
目前,我國制造業中有相當一部分的行業的生產能力已嚴重過剩。國內市場嚴重飽和,金融危機造成的出口減少都是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的原因。雖然缺少國內市場,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產業的生產技術水平都已經達到了國內或國際先進水平,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最初,境外經貿合作區的設立在選址上有計劃的傾向于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多集中在非洲(7個)、東南亞(7個)、南美(2個)等,故而就為這些行業先進的技術、設備、資本、理念等搭建了廣闊的平臺,極大的推動了該國相關行業的發展;同時,通過理性的轉移我國過剩的勞動力,也實現了雙方互贏,促進了共同發展。通過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國內的部分產能過剩且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的產業可以轉移到有需求的國家,即可以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又可以促進當地國家經濟水平的發展和提高。
(三)規避國際貿易壁壘,緩解摩擦
國內企業可以通過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這樣一個平臺,以較小的代價進入到國際市場。在業務功能方面形成合理分工,建立良性的中國企業內部合作機制。建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把國內的企業通過招商引資到海外,不僅可以充分的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等生產中國產品,更為重要的是可以以投資國的名義出口到其它國家和地區,改變產品的原產地,這樣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很多針對性的貿易制裁和管制都將會失效,使得我國企業得以繞開一些國家的貿易壁壘,規避了貿易摩擦。例如俄羅斯的經貿合作區的建立,把生產基地建在了海外,不僅避免了俄羅斯“灰色清關”對中小企業出口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變“中國制造”為“俄羅斯制造”,避免了歐盟向我國出口企業征收的反傾銷稅。再如,泰國羅勇工業區、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俄羅斯波羅地海經貿區等都有相應的關稅優惠、普遍制優惠和貿易限制和配額上的優惠,這些,都極大地擴展了企業的國際市場,實現了產品原產地的多元化,從而有效地規避國際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
(四)形成產業集群,發揮規模效應
建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是我國在新的國情下促進經濟發展,擴大對外投資合作的一種新模式。它充分利用了地理上的集中性,使企業變低效分散式的投資為高效集群式入駐方式,成為企業“走出去”的一個重要的平臺。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擁有良好的服務環境和管理功能,通過集體談判機制,促進區域內產業梯度專業、產業結構調整、區域布局優化和經濟走廊形成,通過集聚效應,國內的企業可以開展規模化的跨國生產和經營,在國際市場上直接參與競爭與合作。最明顯的是在巴基斯坦海爾一魯巴經濟區的建設中,海爾集團首先以產業配套和產業鏈延伸為主線,亮出旗幟,吸引了一大批國內的家電、汽車等行業的知名企業進入合作區發展,形成了以品牌家電產業集群和配套企業的聚居地。還有,墨西哥中國寧波吉利工業經貿合作區,一批與吉利相關的汽車零部件生產企業及相關配套企業與吉利集團一起先后到墨西哥投資設廠,促進了專業汽車行業產業集群的形成。國內企業通過在國際市場上直接參與競爭與合作,可以促進國內跨國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增強了國內跨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發展存在的不足
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發展在我國以初見成效,已呈現蓬勃發展趨勢。截止2016年,中國將建成50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在發展的同時,~些問題也浮現出來。
(一)政策性風險較大
境外經貿合作區是建立在國外的產業園區,優勢是通常合作雙方會攜手提供一定的商務環境,從而使投資生產有條不紊地進行得到保證;局限是與東道國的政治、政策、環境等的變動直接相關,波動性大,跨國投資的風險較大。例如埃及、巴基斯坦政局變動,社會的不安定,環境的波動性,使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和巴基斯坦海爾一魯巴經濟區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公司不能正常運營,園區人員返回國內。此外,許多園區在成立前會得到東道國承諾的諸多優惠政策,但在后續運營時卻不一定能夠落實執行。以贊比亞為例,2006年,贊比亞通過了《發展署法》,并成立了服務外部投資的機構,也實施了不少優惠投資的政策。但是這些政策與機構運行的穩定性都成問題,這一屆政府通過的政策到下一屆政府是否有效,這都是經貿合作區所發展所面臨的風險。
(二)金融配套設施不完善
首先,東道國的金融環境直接影響著入區企業的金融風險。其金融環境不穩定,匯率變動大,入區企業在的資金進出過程就會承擔較大的金融風險。今年3月,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就遭遇了此類的問題。集中表現為近期埃鎊對美元的大幅度貶值,直接導致多家企業利潤減少,并且,埃鎊的下跌,使企業的經營利潤很難難以回籠。其次,在投融資方面,金融配套的影響也較為明顯。東道國多為經濟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其經融環境較為落后,融資渠道融資工具有限,且貸款成本較高,例如埃及的商業銀行貸款利率13%至14%,存款利率7%至10%;再次,我國國內銀行與國際連接渠道并不全面,對境外資產難以承認,全球通系統不完善等均導致入區企業貸款困難,影響著園區的后續發展。
(三)發展規劃及實施中問題較多
數量多且速度快是園區規劃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第一批境外經貿合作區于2006年由商務部批準,實踐過程中經驗教訓還沒有認真總結,第二年第二批境外經貿合作區就披掛上陣,過于急功近利。這種先一次性投入、再逐步招商的方式,呈現的一個凸顯問題就是開發規模過大,資金資源的浪費,形成大部分園區的實際入駐企業數量與計劃的距離大。園區規劃中的第二個問題是不能結合東道國當地的實際經濟情況和需求進行園區產業定位。縱觀建設中的19個經貿合作區,充分融合當地資源的只有2個(贊比亞中國經貿合作區是結合當地的有色金屬進行專業化生產,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貿合作區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木材資源),其余合作區都采用集加工、制造、物流、商貿等于一體模式,建成了一個綜合的產業園區,不能彰顯東道國產業發展獨特優勢和特色。園區規劃中的第三個問題表現在區位選擇上,集中、扎堆現象突出,比如,柬埔寨、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地理位置、國家環境及建立的合作區功能都比較類似,但我國與其都建立了合作區,且越南和泰國均有兩個經貿合作區,這勢必造成這些經貿合作區之間、以及和我國珠三角本土制造業間相互的牽制和競爭,造成了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不但不利于解決我國產能過剩競爭激烈的問題,也不能很好的為企業搭建一個良性的投資經營平臺。
關鍵詞:貿易;義烏;智慧;交通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3-0-02
作為以市場、貿易、商業、物流等為依托發展起來的國際小商品城義烏,城市化率高達71.22%,如今面臨著城市化進程中交通發展的瓶頸問題,交通問題對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的城市建設、物流運輸的行業發展、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出行方式、節能環保等生態環境等各方面,都有著重大的影響。本文根據義烏城市發展和交通運營的現狀,針對城市交通的需求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進行分析,致力于探討義烏智慧交通體系的建設,以有助于解決義烏城市發展中的交通問題。
一、義烏城市發展和交通概況
1.義烏城市區域和人口發展
義烏是一個典型的商貿城市,1982年義烏全面開放小商品市場,進而提出“興商建市”發展戰略,經過30多年的發展,目前義烏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2002年義烏建成區面積為38萬平方公里,2012年達到96.4萬平方公里,以每年約5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2011年底戶籍人口75.3萬人,暫住人口159.5萬人,按照《義烏市域總體規劃(2006~2020)》,到2020年義烏中心城區規劃面積將達到429.3平方公里,人口規模估計達到市域常住人口185萬人、城鎮常住人口160萬人的規模。
2.義烏城區道路和汽車的增長
隨著義烏小商品市場的不斷發展壯大,義烏市城區道路也在不斷延伸,1995年城區道路長度只有7.63萬米,年末實有城市道路面積為1.13平方公里,至今城區道路長度已超過45萬米,道路面積共計13.27平方公里。
2005年義烏的民用汽車擁有量為7.30萬輛,到2011年底,已達22.49萬輛;私人汽車擁有量則從6.20萬輛增加到20.69萬輛。城鎮居民年末每百戶的汽車擁有量從2003年的8輛增長到2011年48.4量,幾乎每兩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農戶年末每百戶的汽車擁有量從2003年的3輛增長到2011年的21輛,增長勢頭非常迅速。
除私人汽車以外,公交汽(電)車的數量也在穩步增長,近五年來每年增加5輛;出租車的數量進行了有效控制,近五年都維持在1300輛左右。
二、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背景下對義烏交通的要求
1.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對交通的要求
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對外貿易和市場發展中的矛盾不斷突顯,為了促進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2011年國務院批準施行《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該方案中,建設全國性物流節點城市和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義烏港”這兩大任務,對義烏的交通發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使之能夠切實配合義烏物流平臺的構建和“義烏港”的全方位建設。義烏是浙江省重要的內陸港,各類物流企業2311 家,其中國內物流企業1126家,國際貨代倉儲企業1051 家,快速物流企業134家,經營面積105.2萬平方米,全社會貨運量4331 萬噸,物流從業人員157273 人,在義烏通行的道路貨運車輛3萬輛,其中,異地備案集裝箱運輸卡車5268輛。
在新的經濟發展環境下,交通需求大幅上升,如何在義烏打造便捷高效的物流平臺,建立現代物流產業鏈,對義烏交通運輸的運輸網絡、運輸時間、運輸成本、運輸效率、運輸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2.城市居民生活對交通的要求
近20 年來義烏城市人口持續保持10%以上的增長率,人口總量穩步上升,城市規模日益壯大。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流動人口、外來人口的增加加大了交通出行的需求。2011年底,城市化率達71.22%,戶籍人口70多萬,常住人口達150萬。
從2005年到2011年,義烏汽車擁有量的增幅明顯數倍于道路面積的增長率,6年間,道路面積發展到原來的146%,年平均增長率為6.51%,而汽車擁有量一共增長了416%,平均年增長率為26.8%,是道路面積增長速度的3倍多。汽車上牌數量以每月近3000輛的速度在增長,機動車保有量的急劇增加,使得道路的交通負荷、停車需求大幅提高,交通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尤其在貿易改革試點正式推行后,城區主干道明顯變得擁堵,堵車、噪音、污染等問題越來越多,反映了義烏現有城市基礎設施與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脫節”等深層次的問題,同時也對城市交通體管理提出了更為艱巨的任務。
對照上海的道路發展和汽車增長的數據,1990s以來,上海的道路面積142%,修建了地鐵、高架路、跨江大橋、越江隧道等許多道路基礎設施,中心城區現代交通網絡不斷完善,但同期的機動車總量卻增長了470%以上。該數據同義烏近6年的增長數據有著驚人的相似度。城市化帶來人口急劇增長和汽車保有量爆發式的增長勢頭(年均增長率超過20%),擁堵現象日趨嚴重,據建設部的信息反饋,我國城市公交車速已越來越低,平均車速只有10公里/小時,已低于自行車12公里/小時的速度。與10年前相比,公交出行時間平均延長10分鐘,居民對城市公共交通服務的不滿意率高達70%。義烏中心城區道路已處于超負荷運轉狀態,城中中路、稠州中路等主要城區道路高峰期流量超過2400輛/小時,一旦遇交通事故或周末交通流量大的時候,就會引起城區大面積的交通擁堵。
圖1 2005-2011年義烏市汽車擁有量增幅和年末實有道路面積增幅
義烏城區特別是上下班高峰時段,主干道上堵車現象已成常態。因此,如何科學地規劃和發展我市的城市交通,提高道路使用率,保障城市道路通行順暢,是目前義烏城市化進程中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和出行便捷的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3.節能環保對交通的要求
《義烏十二五規劃》中指出:節能方面,突出抓好交通運輸節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污染防治方面,突出抓好交通運輸和民用等重點領域的污染物減排工作;低碳技術方面,推廣應用節能減碳和低碳技術,大力發展低碳交通。
2012年底,義烏登記在冊的機動車有38.3萬輛,全年機動車尾氣排放量約30萬噸,其中汽車尾氣排放量近15萬噸,特別是柴油車、公交車、外地車和大型貨運車輛的尾氣不達標。義烏自2012年10月開始檢測PM2.5以來, 根據檢測結果分析,機動車尾氣是PM2.5的最大來源,目前汽車尾氣已成為空氣污染的最主要污染來源,機動車尾氣排放是造成灰霾、光化學煙霧以及大氣中PM2.5的重要原因。因此解決交通問題同時也是節能環保刻不容緩的要求。
三、解決對策:建設義烏智慧交通體系
2008年,IBM最先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即把感應器嵌入和裝備到全球每個角落的醫院、電網、鐵路、橋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統、大壩、油氣管道等各種物體中,通過互聯形成“物聯網”,而后通過超級計算機和云計算將物聯網整合起來,人類能以更加精細和動態的方式管理生產和生活,從而達到全球“智慧”狀態。在此理念上IBM又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而智慧交通則是智慧城市的具體應用體系之一,旨在用物聯網實時采集交通數據,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數據傳輸技術等進行數據互聯,運用計算機處理技術等高新技術將各類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從而將最新的交通數據實時傳輸給居民,以減少交通擁擠程度,實現城市暢通有序的智慧交通道路體系。
1.交通問題的解決對策舉例
義烏城區面積仍在不斷擴張中,加長道路里程、拓寬道路面積也是解決交通問題的方法之一,但是義烏汽車擁有量的增長三倍于道路面積的增長,而且對于已建成的中心城區,拓寬道路面積的可行性不大,而且需要長期的施工和限制通行,加重其他道路的交通負荷。在新建城區則當切實做好道路規劃,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車輛的增長速度遠遠大于道路面積和里程的增長速度。
目前針對義烏交通擁堵問題,在行的整治措施主要是依靠提前設置警力和清障力量,在早晚高峰派出民警進行路面疏導分流和全天候的巡邏管理,加強警情信息的收集、分析、研判,一旦發現擁堵苗頭,馬上指令路面民警前往處置,便于及時消除擁堵現象。該方法側重于事后控制,且需要民警進行現場控制疏導,需要較多人力,無法從根本上有效解決主要問題,且只能在擁堵產生之后進行事后緩解,未能有效做到防患于未然。
為解決交通擁堵問題,其他城市出臺相關政策,如尾號限行、車牌拍賣、發展城市公共交通等,擁堵得以一定程度的緩解,卻未得到根本解決。義烏公共交通系統的規劃較為合理,但是后期管理和施行過程中,卻發現有許多問題,高峰時段,公交車專用車道上汽車、摩托車、三輪車、電動車、自行車等都共用一線,嚴重制約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如果限制汽車出行,又有可能會抑制義烏市場貿易經濟和物流行業的發展。許多城市在考慮收取“交通擁堵費”,但是這仍然屬于強制性的行政管理措施,并不能真正意義上徹底解決交通問題。
2.智慧交通是根本解決之道
不僅要結合義烏市場特殊的發展需求――打造全國性物流節點城市和和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同時要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方便居民出行、提高生活質量,同時也要節能環保,以盡量減少交通對環境造成的污染。綜合上述多方需求進行考慮,在諸多緩解交通問題的對策中,建設智慧交通的應用體系是合適義烏目前城市發展的根本解決方案。
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的建設過程中,義烏物流行業面臨著全新的轉變和技術提升,物流和交通有著緊密結合的關系,建設智慧交通,在此基礎上,打造義烏的物流平臺,方便居民的生活和出行,并改善環境質量。
在物流平臺建設方面,在關鍵交通節點安裝物聯網傳感器,運用各種方式采集交通路況數據,同時運用GPS技術和RFID技術對車輛和貨物進行實時跟蹤,掌握車輛的實時信息,以此全程動態掌握貨物的流通狀況,真正實現現代物流產業鏈的快速便捷流通。
在城市交通擁堵問題上,在關鍵交通節點上的傳感器,將路況信息進行采集,并傳輸到數據中心,之后進行數據分析和處理,同時將結果傳遞給出行者,幫助居民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選取合適的出行方式和路線,避開擁堵路段和故障車輛。
在節能環保方面,據測算,智慧交通系統若運用得當,將會使交通運輸效益顯著提高,不僅能夠有效降低交通擁堵,而且還能減少油料消耗和廢氣排放近30%。
3.建設義烏智慧交通的注意事項
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建設中的一個具體應用,建設智慧交通需要前期較大的投入和經濟社會發展基礎,特別是信息化水平,需要強調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要求建立技術先進、不斷升級改造的網絡基礎設施。同時,智慧城市的建設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需要進行充分的考慮和全盤規劃,而智慧交通作為其中的一個分支應用體系,要求在“城市綜合發展”的層面上進行綜合考慮,與其他方面如商業、貿易、人口、能源等一起緊密結合,共同促進城市發展。
義烏的特殊經濟和社會發展背景,決定了義烏智慧城市建設中必須考慮和強調的重要元素,如市場、貿易、物流、人口流動等。浙江省科技廳廳長蔣泰維希望:“義烏應圍繞智慧國際貿易體系建設,打造與實體市場相結合的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物流平臺、支付平臺和信用平臺,促進無形市場與有形市場融合發展,并應積極運用電子商務、智慧物流、智慧商貿等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商貿市場,探索發展適應義烏實際的新型電子商務模式。”在這樣的背景下,智慧交通的建設需要切實結合義烏城市當前和遠期的發展情況,充分結合市場和物流的行業特點,共同打造新型商貿城市。
參考文獻:
[1]浙江省義烏市統計局.義烏市統計年鑒(2005-2012年)[M].義烏市統計局.
[2]數字化義烏――2010.義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概況[R].義烏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2011.
[3]楊紅艷.“智慧城市”的建設策略:對全球優秀實踐的分析和思考[J].電子政務,2012(1):81-88.
貿易與環境是息息相關的,都是人類競相追逐的共同目標,但是如何在環境制約貿易、貿易破壞環境的時代做好協調工作,實現國際貿易與環境共同的可持續發展是當今社會亟需解決的難題之一。
(一)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國際貿易打破國與國之間、地區之間的地理壁壘,進而促進國家之間在保護環境方面的重大進步,最重要的表現之一就是國際公約的簽署以及國際環境保護組織的設立。到目前為止,國際社會已經簽署了二百多項環境協定,國際組織主要有多邊環境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環境環境發展委員會等。貿易的自由化不僅帶動經濟的增長,同時也為環境保護提供經濟上的支持,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國際貿易的增長使得人們之間的經濟交流增多,文化融合、社會之間的相互影響也隨之加快、加深,環保技術、環保理念隨之擴散到需要解決特定生態問題的地區、國家中。
不可否認的是,國際貿易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其影響之深遠更加值得人們關注。對利益的追逐使得國際貿易活動逐漸靠向無節制的方向發展,對于環境資源的攫取亦毫無理性。尤其是近幾年來,由于生產力水平、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我國對外貿易的大幅度增長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破壞環境的基礎上,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對我國環境影響更為深重的是,在國際貿易中,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還是居于不利位置的,尤其是在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議定書造成國際貿易公司優先考慮自身利益、經濟效益等因素,對環境的關注則是某種程度上對外在的反映。加之,我國對貿易公司或者其他組織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限制較少,他們無需付出環境成本,環境的退化也沒有反映在產品交易中。因此,一些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對環境污染嚴重的工廠開設在中國,或者直接將垃圾出口到我國。據統計,1991-2001年間,我國進口了大量污染廢棄物,1991年為99萬噸,占當年全國進口額的0.49%,而2001年我國的進口污染物為1,119萬噸,達到了歷史最高,占當年全年進口額的2.07%。
(二)環境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環境對國際貿易產生影響最初是通過資源來影響國際貿易發展的格局,但是隨著國際貿易發展的深入,環境問題逐漸凸顯后,在環境污染較為嚴重的國家開始頒布環境法律法規,對進出口產品實行征稅,以此來影響產品的競爭力。一方面,各國有關環境保護的貿易政策主要是通過促進高新產品的研發,力爭將產品對環境的影響降低到最小,既能保障貿易的增長,又不是以環境破壞為代價。另一方面,國際社會通過頒布環境法規限制甚至禁止對環境危害大的產品進出口。但是在具體實踐中,此法效果不佳,發達國家能夠利用本國經濟、技術上的優勢,違背自由貿易的宗旨,限制外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保護本國產業經濟的發展。
二、我國對外貿易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一直是以經濟貿易的增長為目標,忽視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因此造成如今“亡羊補牢”的局面。現存主要的問題有:
(一)環境保護法規的滯后
首先是環境保護法律體系與其他法律部門的不協調。在立法上對環境進行保護、對經濟活動或者其他社會方面進行規制,環境政策就不可避免地會與其他經濟發展政策發生沖突,造成實際司法工作的混亂,影響到環境保護的成效。其次,在環境保護制度體系中,監督處罰機制尚未完善。由于人們環境保護意識不高的限制,僅僅只靠環保部門一家出力是不夠的,而且該部門的獨立性本身就不高(受到同級政府中經濟主管部門的制約),監督效率隨之下降。
(二)國際對環境保護的財政投入相對不足
總體來說,政府是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的,從“七五”期間的476億元到“十五”期間的七千多億,投資的上升趨勢十分明顯。但是從比例上來看,環境保護投入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但是專家解釋說環保投入需要投入1%-1.5%才能初見成效,達到3%才能明顯改善環境質量。
(三)外貿產業結構的不科學
我國出口的產品一般都是初級產品和中間產品,這些產品的共同特點就是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較大;進口產品多是化工原料、羊毛、合成纖維等原料,工業制成品在進口商品中的比例稍有擴張,其中主要是成套設備等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通過進出口產品的對比可以看出,我國的外貿結構存在比例失衡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受技術水平的局限。我國勞動力價格比那些發展中國家要低很多,因此他們以技術帶動生產為由,將化工、印染等污染企業開設到中國境內,進行環境成本轉移。
三、促進國際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對策
(一)加強國際間貿易組織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合作
事有輕重緩急。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一定程度后,現狀要求我們必須要以保護環境為首要了。因此,我國可以多加入一些綠色環保國際組織,充分利用國際上保護發展中國家政策,免受發達國家的歧視和限制,積極與發展中國家進行談判,在國際交往與合作中實行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積極履
行自身義務的同時,要求發展中國家發揮更多的作用與履行更多的義務。在要求的同時,我們還可以積極向發達國家學習,開展技術交流與合作,以開發我國的環保產品。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則更多地依賴合作,同為取得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條款而努力。 (二)調整國際投資結構和方式
國際投資偏重于污染環境的產業,這是由發達國家的利益驅使所致,但是我國毅然可以制定投資政策,引導國際投資的主流方向。一方面,我國對其他國家如亞非拉等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投資偏向于帶動我國的傳統優勢產業,實現我國產業梯度的戰略轉移。另一方面,改變外商的投資渠道。我們不可能因為跨國公司等外資企業對我國環境產生了影響就一味排斥外資,但也不能向以往那樣聽之任之,而是需要積極引導外資的流向,利用引進外資來繼續帶動我國產生的發展,同時又要改變原有的投資格局,將外資引向無污染或者低污染、高技術的產業中。例如,在投資之前給予投資清潔產業的公司一定的優惠政策,與之簽訂長期的清潔協議,保證環境污染產生之時的責任主體與后果;對于那些未能達標仍然一意孤行的組織一定要給予一定的懲罰性措施,甚至取消其經營資格。
(三)積極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
我國必須制定強有力的措施,堅決執行環境成本內部化,這是實現國際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重中之重。因為,貿易自由化的繼續發展將導致環境更加惡化,而這一后果卻必須由交易中更為弱勢的一方承擔,這是違反公平責任原則的。具體說來,我國可以加強稅收政策,對環境污染較重的企業實行更為嚴苛的稅收政策,以及規定相應的財產權等,通過此種途徑定能有效地對資源利用進行優化配置、控制污染廢棄物的排放。盡管環境成本的內化必將導致生產消費模式的轉變的,從而使市場價格改變,對市場造成沖擊,但是這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不得已做法。
一、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同人民幣國際化效應分析
1.國際貿易規模創造人民幣國際化硬條件
我國雖然有浮動匯率管理制度,并以市場供求作為基礎、參考其他國家貨幣進行調節的原則,但是在實際中,我國仍舊進行匯率制度的固定管理制度,且只有在經常項目下人民幣才能夠自由兌換,有限度的開放資本項目,使得其并不具備高度的流動性,以至于人民幣并沒有打破小貨幣的現狀。我國通過30多年的經濟發展,出口貿易已經位居世界第一位,對外貿易位居世界第二位,經濟總量也同樣位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其中的信用支付、國際貿易結算、大宗商品定價等,則很難看見人民幣的蹤影,顯然我國人民幣的地位與巨量經濟體逐漸出現矛盾激化。因此,我國政府需要順應人民幣國際化這一無可逆轉的客觀規律趨勢所在,有目的、有步驟的化解我國經濟體與人民幣之間的矛盾。
目前來看,在境外的貨幣使用中,人民幣在資本市場中,仍舊處于非常低的使用率,僅僅被限制在跨境流通中使用,要想人民幣成為能夠在國際流通的通行貨幣,需要具備以下三個方面的基本條件:第一,即最重要的一點,要讓金融產品以人民幣為計價,成為各個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投資工具。第二,需要在境外促使人民幣的現金結算形成一定流通度。第三,提高國際貿易中用人民幣結算交易的總比重。可以明顯看出,我國現階段還并未符合這三個條件,因此,可以說我國人民幣尚處在初級的國際化階段。
我國經濟的特點以及迅速提升的國際競爭力,極大地提高了普通群眾,以及參與國際經濟交易者對人民幣的信心,從而擴大了其對人民幣的需求。同時,我國持續增高的經濟總量,能夠有效擴大人民幣的普遍接受性。
根據世界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顯示,在2001年至2011年的十年間,我國有約四分之一的人民幣匯率硬通貨效應,即獲得百分之二十四的升值,對應貿易上升4個位次,增長7倍,對應進出口貿易依存度波幅在30%,在42%-72%之間波動,其所占GDP比重振幅約為5%。根據貿易條件的理論來看,一旦貨幣出現顯著升值其貿易必然大幅度增長,并且出現高額貿易順差,能夠極大程度地改善貿易條件,而一旦貿易條件明顯改善,便能夠極大提高人民幣的硬通貨效應。
經濟持續性的高速增長是我國經濟在國際競爭力中的優勢所在,目前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在世界排名二十左右波動,處于世界國際競爭力的中上游水平。從2000年至2011年的十一年間,我國經濟總量上升五位,增長五倍,對外貿易、消費以及投資各占三分之一,國際貿易七倍增長,約貢獻了1.5倍的外部效應與3.5倍的內部效應,使得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連越兩個臺階,上升二十個位次,平均每4個位次上升對應約4%的人民幣硬通貨效應增長。可以看出,日益增長的經濟國際競爭力能夠明顯增加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借勢成為強勢貨幣,這一點對人民幣國際化直接產生強大的推動力量。
2.經濟增長平穩夯實人民幣國際化軟條件
我國在開放經濟的大背景下,需要保持宏觀經濟動態,平衡可持續地發展下去。從根本上來說,就是需要將外部平衡與內部平衡一起實現。動態內部平衡是否能夠可持續發展下去的核心要素就是經濟增長。目前來看,人民幣缺乏在資本項目中的高流動性。因此,實現外部動態平衡,也就是所說的國際收支平衡的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為對外貿易。
經濟增長內部效應其實具有兩個層面含義。第一層面是指存量效應,也就是我國GDP總量的影響。第二層面則是流量效應,即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所引起的動態結果。我國在35年來罕見地保持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尤其是自2000年以后,在世界經濟中我國經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可以說,我國每日劇增的國際競爭力與逐步雄厚的經濟實力奠定了重要的人民幣國際化物質基礎。在經濟飛速提升的內部效應中,顯著提高了國際競爭力的乘數效應,以及不斷加強的進出口貿易外部效應,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以及擴大了我國經濟國際化程度,推進了人民幣強勢貨幣的不斷增強,出現了人民幣發展的國際化軟條件。可以說決定了人民幣在客觀條件上的必須國際化,并且為其國際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軟基礎。
二、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同人民幣國際化趨勢分析
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形式就是跨境結算,我國政府在2008年以后,鼓勵對周邊國家在進行對外貿易時采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并且與多個國家簽訂了相關貨幣互換協議。截止2013年底,與我國中央銀行簽署本幣結算協議的國家以及地區共有十四個,涉及到一萬三千多億元人民幣。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總量在2010年時為五千零六十三億元,占據全年貿易總量的百分之二點五。而到了2011年前三個季度時,已經高升至一萬五千四百億元,占據全年貿易總量的百分之八點九,截止2013年底,其結算額已經突破兩萬六千億元。然而在這兩萬六千億元貿易結算中,來自中資企業境內外關聯公司結算額占據了極大一部分,并且按照真正意義來說,這一部分的數據并不應該算做跨境貿易結算。因此,只有向大型跨國企業增加人民幣貿易結算,或是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才能夠在真正意義上促使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就是離岸市場的發展。任何一個世界上主要儲備貨幣均有著龐大的離岸市場。一個發達的離岸市場能夠促進貨幣的國際化,使其在激烈的國際貨幣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因此,我國需要對新加波,香港地區以及倫敦等離岸人民幣中心加強合作,使人民幣能夠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結算的主流貨幣。
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能夠作為股權轉讓、境內企業并購、新設企業出資、對已擁有企業增資以及提供股東貸款等。這就為人民幣的離岸市場外資企業,能夠申請將所募集的人民幣資金以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回流內地提供可能。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形成資本管制條件下的人民幣回流機制。在2011年,人民幣合法境外投資者方案與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方案通過確認。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在2012年時高達600億美元,其中投資方式為并購的投資額度高達220美元。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在2012年初出臺建設規劃,明確提出上海力爭到2015年能夠確立起全球性人民幣產品清算、創新、定價以及交易的中心地位,并且在提出這一目標三年后,進一步將改革規劃方向進行明確,并且對建設金融中心的步驟進一步細化。
人民幣國際化盡管已經取得初步進展,但是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仍舊偏低,尚處于對貨幣國際化的初期摸索階段。越來越多的機構以及學者為了得出我國人民幣目前國際化程度的一系列數據,先后對其國際化程度進行測度。中國人民銀行的人民幣國際化課題組通過調查發現,在2007年至2009年間,美元國際化程度接近一百,歐元國際化程度約為四十,而人民幣甚至低于日元的28.2。到了2010年至2012年間,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得到顯著提高,其不斷增強了資本項目中可自由兌換性,人民幣對外商直接投資、貿易結算以及貨幣互換程度持續改善。根據新貨幣國際度指標測度,也就是在國際貨幣儲備比與國際投資比中,一國貨幣境外流通的數量以及范圍,發現在2007年至2009年時,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雖然遠低于美元、日元以及歐元,不過其呈現出了逐年上漲的趨勢。
另外,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中重要的測度指標還包括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國外購買的中國國債,以及人民幣是否進入過多國貯備貨幣籃子,且作為其外匯儲備的一部分等。根據調查結果,亞洲開發銀行預測,人民幣能夠飛速成為國際通用貨幣,并且達成速度很可能突破預期時間。相關各界普遍認為我國能夠在日后若干年內實現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即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與自由交易貨幣。
三、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同人民幣國際化政策建議
國際貿易外部效應以及我國經濟增長內部效應,有效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已經具備優秀的內外部條件,為了解決我國經濟總量與人民幣之間的矛盾,必須使人民幣國際化廣化與深化。從另一方面來看,由于人民幣處于硬通貨效應中,這一點對人民幣國際化極其有利。
從根本上說,擴大人民幣流通范圍與使用范圍就是其國際化的廣化。實際中,我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并且流通日益頻繁。政府之間通過近年來巨量的貨幣互換,將人民幣打造成為了區域化貨幣,并且成為了亞洲地區的硬通貨。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強人民幣的匯率彈性,不斷通過持續增加人民幣匯率從而提升國際競爭力,一步一個腳印穩健扎實的推動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從根本上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廣化。
對于廣化人民幣的國際化,在地域擴展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首先,在周邊國家使人民幣出現硬通貨效應;其次,將周邊化演變為正式區域化與準國際化;最后,從而真正實現國際化。廣化的另一層意義則是擴大人民幣的貨幣職能,這一點也能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是讓周邊國家貿易結算貨幣使用人民幣。第二是使區域性投資貨幣成為人民幣。第三是使人民幣成為國際上的儲備貨幣。
同樣,想要做到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化,需要對人民幣在資本賬戶下自由兌換性不斷增強,提高國際貿易結算中以人民幣進行計價的份額,同時需要對跨境貿易結算擴大,才能夠使得人民幣在資本市場中與國際金融中不斷提升流動性,從根本上增加資本市場中人民幣的交易份額。
關鍵詞:競爭政策;國際貿易;國際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0.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10)03-092-02
競爭政策的概念至今尚不統一,世界貿易組織(WTO)認為,競爭政策包括競爭法和其他旨在促進競爭的相關措施。競爭法是競爭政策的核心,主要包括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競爭政策的核心是管制企業的限制性商業行為和政府的補貼行為。其目的是保護市場正當的競爭關系, 為競爭者提供平等的競爭條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進消費者福利。
最初,競爭政策只是各國的一項國內政策,主要是為了維護國內市場的有效競爭,但隨著企業的跨國活動,特別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國家的競爭政策也對國際經貿活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競爭政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以及競爭政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競爭政策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
競爭政策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規制國際貿易中的反競爭行為
我們將具有違法性和危害性的經濟壟斷及其他限制競爭的行為統稱為反競爭行為。國際貿易中的反競爭行為除了政府實施的一些非關稅壁壘措施以外,主要包括:橫向限制競爭行為、縱向限制競爭行為、特權企業限制進出口、傾銷、進出口補貼等形式。
橫向限制競爭行為,在對外貿易中主要體現為進出口卡特爾。出口卡特爾是指出口商之間為統一出口價格、控制出口數量、劃分出口市場而達成的一種協議或安排。進口卡特爾指進口企業為協調進口而訂立的協議,其目的是對付國外經濟實力強大的出口商,降低進口價格,改善進口條件;縱向限制競爭行為,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在同一產業中處于不同環節而有相連關系的企業,通過共謀而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如維持轉售價格、搭售、設置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分銷網的障礙等;特權企業限制進出口,是指被國家授予貿易專有權或特權的企業,由于這些企業的專營性,使其有可能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對外國競爭者進入國內市場或對國內競爭者進入國外市場產生不利影響;傾銷是指出口商以低于正常價值的價格向進口國銷售產品,并給進口國產業造成損害的行為。而出口商之所以能夠承受傾銷所導致的損失,通常是因為其在國內市場上處于一定的壟斷地位。因此,從性質上說,傾銷是一種壟斷地位的謀取行為或壟斷力的濫用行為,屬于反競爭行為;進出口補貼,是指一國政府或任何公共機構,為增加出口或減少進口而向本國某一企業或產業提供經濟資助或其他有利條件,并對他國的相關產業造成損害的行為。
上述國際貿易中的反競爭行為,都是競爭政策所禁止和限制的,例如,2000年,日本三菱公司因為被指控參與了一個固定石墨電極價格的國際卡特爾,被美國司法部征收了1億3千4百萬美元的罰金。2004年以來,歐盟指控微軟公司,濫用在個人電腦操作系統市場上的優勢地位,將IE與Windows捆綁銷售違反了歐盟反壟斷法,阻礙了其它瀏覽器的發展。并對其進行了累計10多億美元的處罰。
(二)影響國際貿易政策的制訂
競爭政策與自由貿易政策在總體目標上具有一致性,都是為了實現效率和福利最大化。因此,各國在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往往將競爭政策融入其中,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六章第三十二條和第三十三條分別對對外貿易中的壟斷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做出了規制。WTO也于1996年成立了“貿易與競爭政策相互關系工作小組”,開始就貿易與競爭政策的問題進行討論和研究。隨著世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競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互動融合的趨勢將不斷加強。
(三)為競爭條款被引入區域貿易協定提供法律依據
區域貿易協定(RTA)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區域貿易協定中引入競爭條款已非常普遍,而各國(地區)的競爭政策為競爭條款被引入區域貿易協定提供了法律依據。例如,印度政府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加入競爭條款,以保證與伙伴國開展自由貿易時不會出現卡特爾聯盟反競爭的做法,避免發生壟斷市場及隨意定價的事件。如果反競爭做法影響了國內市場,影響到消費者和印度經濟,印度的《競爭法》將保證讓國內和國外的違規者受到懲罰。若一國國內不具備完善的競爭政策,則會造成競爭條款被引入區域貿易協定時的法律依據缺失。
二、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
各國間競爭政策的不同必然產生貿易摩擦,國際間的協調至關重要。迄今為止,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嚴格來說還缺乏一種專門機制,目前只是依賴于不同形式的雙邊和多邊協調。
(一)競爭政策的雙邊協調
競爭政策的雙邊協調指兩個國家或類似于國家的國際組織之間通過訂立雙邊協定,互相為實施競爭政策提供合作。例如,1999年美國和日本簽訂的《關于在反競爭活動問題上合作的協定》、我國政府于2003年與歐盟簽署的《中歐競爭政策會談紀要》和《中歐競爭政策對話框架協議》等。雖然這些協定是為了相互諒解,避免沖突而訂立的,但它們卻極大的推進了競爭政策的雙邊協調。
(二)競爭政策的多邊協調
多邊協調主要包括區域性一體化組織的協調和國際性組織的協調。
1.一體化組織的協調
在區域一體化組織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
歐盟的競爭政策起源于1957年簽署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該條約關于競爭政策的內容主要體現在第81條、第82條、第87-89條。由于該條約沒有明文規定企業合并控制,所以,理事會于1989年12月制定了《企業合并控制條例》。隨后,歐盟在歐共體條約的基礎上,相繼制定了一系列的部長理事會和委員會的條例、指令和決定,并根據發展需要對共同體條約第81條款和82條款進行了大幅度修改,新的條款于2004年5月1日開始生效。歐盟競爭法的效力高于其成員國競爭法,成員國競爭法不得與歐盟競爭法相抵觸。當有關反競爭行為影響到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時,才屬于歐盟競爭法管轄的范圍,當有關反競爭行為只影響到成員國內部,對歐共體共同市場并無影響時,則屬于其所在成員國的競爭法管轄范圍。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競爭政策主要體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中,雖然它沒有具體規定競爭政策和法律協作方式,但它為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競爭政策指明了方向。協定中的第15章有5條和一個附件涉及競爭政策、壟斷、國有企業、貿易和競爭政策小組。與歐盟不同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競爭政策尊重各成員競爭法的規定。為保證競爭政策的有效實施,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別于1995年、2000年、2001年簽署了雙邊競爭政策及反壟斷法實施合作協議。
2.國際組織的協調
在國際經濟組織中以OECD和WTO的競爭政策最有代表性。
OECD是較早和較多地關注成員國之間競爭政策和競爭法的協調問題的經濟組織。它下設“競爭法與競爭政策協調委員會”,分管、編制和研究各成員國的競爭政策及有關問題。1982年設立一個“競爭貿易工作小組”,該小組于1984年發表了“競爭與貿易政策的互動”的報告。從2001年起,OECD開始舉辦“全球競爭論壇”,進行競爭政策的對話,并吸收非成員國參加競爭政策的協調活動。OECD的文件雖對成員國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它對于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還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多邊協調中最有影響力的是WTO的競爭政策協調。雖然WTO目前沒有有關競爭政策的專門的綜合協定,但競爭政策的規定散見于WTO協議中。例如,WTO的國民待遇原則、透明化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非歧視原則等規則的精髓就是公平競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反傾銷協議》、《保障條款協議》、《補貼和反補貼協議》等,都對反競爭行為進行了限制。而且,為了通過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促進和保證自由貿易不斷深入,WTO力圖制定專門的貿易與競爭協議, 1996年在新加坡舉行的WTO第一屆部長級會議上,成立了“貿易與競爭政策相互關系工作小組”,并于2001年將貿易與競爭政策納入多哈回合談判議題。雖然在2004年坎昆會議上沒有完成多哈會議就競爭政策所設定的目標,但競爭政策與貿易掛鉤的國際性協調不會就此終止。
三、競爭政策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與協調對中國的啟示
以上分析表明,競爭政策與國際貿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一個國家(地區)可以通過競爭政策,對不利于國內競爭的域外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采取救濟措施,維護本國市場的競爭秩序,保護國內產業、企業以及消費者的利益,促進國際區域經濟合作。所以,國家建立完善的競爭政策體系,對國際經濟貿易中獲取利益最大化具有重要意義。
2008年8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以下簡稱《反壟斷法》)正式實施,該法對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和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等壟斷行為進行了規制。《反壟斷法》實施以來,在維護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和挑戰,應盡快采取應對措施。
1.加快完善我國《反壟斷法》的進程
首先,應盡快完善相關的配套規則及實施細則。目前,相關配套規則只有2008年8月3日公布的《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2009年5月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的《關于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而更多的實施細則和執法指南需要盡快制定。
其次,理順和完善反壟斷執法體制。我國規定由國家工商總局、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分別負責相關的反壟斷執法工作。多頭管理必然存在職能交叉、邊界不清、效率低下等問題。需要建立集權威性、專業性和獨立性為一體的反壟斷執法機構。
2.積極參與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合作
各國以及國際貿易組織越來越關注競爭政策以及各國家間的協調,競爭政策在WTO中的重要性也逐漸上升,必將成為各方爭奪利益的熱點領域。我國應積極參與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在國際競爭規則的制定與協調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保護本國的利益。
3.將《反壟斷法》與貿易政策相結合
我國貿易法規中雖然涉及到競爭條款,但是非常籠統和簡單,對外貿易與競爭政策的整合環節也很薄弱。應借鑒美國等國家的做法,在貿易法規中詳細設置符合我國國情的、能夠維護我國利益的競爭條款,與《反壟斷法》相互配合,共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維護企業和消費者利益。
關鍵詞 課程體系 創新能力 專業特色
近年來,中國加快了全球化趨勢下與世界經濟融合的進程,已經形成了“全方位、深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出現了“國內競爭國際化、國際市場國內化”的局面。這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畢業生創造了更大的就業空間。一方面,外資企業“走進來”,幾乎滲透到中國的每一個行業,外資企業開展業務急需一大批國際經貿專業人才;另一方面,國內各類企業的涉外程度普遍提高,產品出口國外和原材料、中間產品國外進口的比重大幅增加,特別是在我國“走出去”戰略指導下,一大批國內企業已經或正在走出國門直接到外國從事生產經營,企業涉外業務的增多無疑大大增加了國際經貿人才的需求。但同時出現的一種矛盾的現象是部分學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就業不景氣,很多該專業畢業生從事與國際貿易根本沒有關系的工作,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一、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課程結構過于專和窄,即專業主干課方向偏專,專業選修課過窄
在專業主干課方面,大多數高校專業主干課基本為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實務、跨國經營與投資等課程,專業課程過分偏重于國際貿易領域,國際經濟領域的課程偏少;在專業選修課方面,專業選修課的面過窄,選修課程不僅數量少,而且涉及的課程也主要涉及國際貿易領域,缺乏區域性研究課程,也缺乏培養學生語言表達和溝通、人際交往與中外文化風俗知識等方面的課程。學生可以選擇的余地小,縮小了學生的知識視角,削弱了該專業畢業生未來的工作適應能力。除此之外,專業主干課與專業選修課之間的內容交叉現象也較嚴重,大大影響了教學效果。
(二)課程設置“重理論、輕實務”
過于偏重理論課程,忽視實務課程,一些重要的實務性專業課程開設不足,造成學生知識結構不完善。通過對用人單位實際調查顯示,具備扎實的專業技能,并能熟練操作業務,在從事進出口業務中處于極為重要的地位。尤其對于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應屆畢業生來說,良好的專業能力素質不僅能有效縮短與用人單位的“磨合期”,較快進入角色,而且能提高工作的自信心,降低工作壓力,真正做到愛崗敬業。目前用人單位普遍反映應屆大學畢業生動手能力差,很多人由于業務素質達不到企業的要求而感到工作壓力太大、難以適應而頻繁“跳槽”換崗。這說明我們的專業課程設置過多注重理論知識教學,而在專業深度開發課程和實戰操作課程上還相對薄弱,需要根據社會需求在課程內容、時間安排、教學方式等環節作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三)課程設置中對創新能力重視不夠,培養形式相對單一而缺乏個性,不利于學生創造性思維的形成和創新潛力的發揮
創造性能力素質培養,在課程設置中主要通過實踐性教學環節的學習和訓練來實現。具體包括專業實習、學年論文、學期大作業、畢業實習、畢業論文、課外創新實踐等。實踐教學為學生創造了開放的空間,動態的場景和發展變化的社會背景,是學生掌握課堂知識的重要載體,更是激勵和引導學生自主創新的動力和源泉。通過調查顯示,目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創新能力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職業適應能力、業務拓展能力、知識更新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其中業務拓展能力是核心和關鍵。
二、適應市場需要,重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
(一)調整課程體系,形成符合不同人才培育目標要求的課程結構
不僅要強調“基本經濟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實務”三位一體,而且每一版快中的每門課程均要根據其在專業培養目標中的地位、作用進行整合,強調各門課的相互協調,加強課程內容的有機結合,體現課程之間的主次關系、層次關系及內在聯系,以實現課程體系的整體優化。課程體系的優化需要體現在廣和深兩方面。廣的方面,要做到課程涵蓋的內容能夠滿足國際貿易發展對經貿人才的要求,學生不僅要掌握基本的經濟貿易知識,而且要了解外部商業環境和投資環境的相關知識(其中包括相應的法律、政治環境)。
(二)重新設計課程體系,提高實務性專業課課程比重,突出專業特色
在長期過分強調“厚基礎”的培養目標指導下,多數高等院校的實務性專業課開設嚴重不足。認為學生只要有經濟學理論方面的基礎,專業課特別是操作性較強的實務課便可有可無,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后通過“干中學”就可以厚積薄發,發揮后發優勢。殊不知,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高效的企業要求學生能迅速“上手”進入角色,發揮科班畢業生的特長,而根本不會負擔畢業生長期適應和在職培訓的高額成本。由于目前的課程體系中,財經類各專業所開設的經濟學基礎課相差寥寥,專業基礎課也區別甚微,而惟一能區別學生專業特色的實務性專業課嚴重不足,必然導致各個專業都沒有明顯的“專業”特色。其直接后果就是畢業生擇業困難,或在工作中由于專業方面的“短腿”
(三)加大對創新能力素質的培養力度,改變創新能力素質的培養方式,走出課堂,面向社會,開闊視野,對實踐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內容和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創新
(1)積極改進和完善進出口模擬操作訓練,配備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青年教師指導學生模擬訓練,讓學生在仿真國際貿易環境中體會貿易全過程,促進知識向能力的轉化,這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基本前提(2)完善并強化國貿專業的專業實習、畢業實習的組織和執行力度,鞏固課外專業實習基地,保障學生能按照教學計劃進入對口涉外企事業單位實習和訓練,通過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的傳、幫、帶,積累相應的工作經驗,這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實踐要求。
總結:根據筆者的實踐工作和教學工作經驗,認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高校在課程體系上未能根據社會經濟形勢的發展及時調整和更新,從而使本科生培養工作暴露出許多弊端。
參考文獻:
[1]李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設計研究《商業經濟》2010年第3期
【關鍵詞】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出口貿易;經濟增長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實踐證明了穩健的匯率機制和發達的對外貿易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同時由于匯率和出口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本幣升值將導致進口增加出口減少,即匯率變動和一國出口存在著負相關關系。由此一來匯率或者出口并不是孤立地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這種作用的過程是動態的,會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本文正是通過理論和實證分析,研究人民幣匯率和出口在這三十多年中對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對于我國在解決內外經濟失衡及制定下一步的貿易安排及匯率管制等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2.人民幣匯率和出口貿易對我國國民經濟影響的定性分析
本文討論的人民幣匯率指的是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匯率(RER-A),即將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名義匯率年中間值剔除物價影響之后得到的匯率值。其計算公式為:RER-A=NERA*PA/P,其中NERA代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名義匯率,PA代表的是美國的物價指數,P代表對應時期中國的物價指數。
2.1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影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歷了兩次匯率制度改革,分別是在1994年和2005年進行的,如今我國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參考一攬子貨幣基礎進行調節。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匯率走勢如圖2.1所示。
數據來源:依據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數據進行計算得到
由表可以看出,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匯率經歷了一個先貶值然后升值的過程,轉折點在1995年,原因在于我國在之前一年也就是1994年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并軌之后,人民幣匯率改為實行有管理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次匯改之后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尤其在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貶值而且升值3.7%,人民幣為維護地區和世界經濟穩定作出了貢獻,同時也增強了世界對人民幣的信心。然而這也同樣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94年我國的出口猛增64%,但匯改之后1995年開始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不斷升值,我國的出口增長率在35%和-18%之間波動,盡管整體仍是不斷增加的趨勢,但也不容置疑的受到了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出口情況變化如圖2.2所示。
數據來源:依據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數據進行計算得到
2.2 出口貿易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影響
由總產出的表達式Y=C+I+G+X-M,可以知道出口的增加對經濟增長具有直接的正面效應,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出口情況可通過表3.2顯示。
數據來源:依據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數據進行計算得到
從表2.2可以看出,全國的出口在改革開放之后的32年里都呈現出穩步增長的趨勢。相應的我國經濟總量也在過去的32年里增加了數倍,和出口的增長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如圖2.3所示。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自1979年以來的出口貿易依存度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在2010年達到31%,由此不難看出出口貿易在我國國民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
3.人民幣匯率和出口對我國國民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
這里我們用到的數據主要包括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匯率、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每年的實際出口額和我國同期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匯率(NER-A)是在在中國國家統計局和美國勞工局網站分別查詢了中國兌換美元的名義匯率年中間值ER、中國歷年的物價指數Pc和美國歷年的物價指數Pa,通過公式NER-A=ER*Pa/Pc得到;而我國的實際出口和實際GDP是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名義數據的基礎上提出了價格因素的影響得到的。
鑒于我國每年的出口額和GDP數值較大,而且對數函數值不改變數據的趨勢和平穩性,所以本文均對其進行了取對數的變換,從而得到LNTX和LNTGDP兩組數據。
3.1 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3.1 三組數據平穩性檢驗結果
LNNER-A LNTGDP LNTX
t-Statistic -5.442486 -3.606307 -3.594199
Prob. 0.0006 0.0475 0.0486
表3.1中所列數據的滯后階數為滯后1階,不難看出這三組數據都是平穩的,可以進行進一步的計量檢驗分析。
3.2 協整檢驗結果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E-G兩步法協整檢驗,所以首先建立函數關系:
(t,p)=(-149,0)(254,0)(-10.8,0)
R-squared =0.9996 Adjusted R-squared=0.9996
對由此得到的殘差序列做平穩性檢驗得到到t=-2.6576,p=0.0095.所以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即人民幣匯率、出口和GDP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
3.3 廣義脈沖響應函數
從圖3.1左半邊圖形我們不難看出如果在當期給出口一個正的單位沖擊,GDP的響應函數值約為0.28,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實際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0.28,之后在國家一系列鼓勵出口政策措施引領下,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呈現穩步增強的趨勢,如今這一影響約為0.43,由此可見出口在經濟增長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出口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標準差區間在不斷變大,反映在途中也就是兩條紅色虛線間的空間在變大,這和前面的圖2.2相對應說明我國出口盡管增長趨勢不變,但出口增長率波動較大。
圖3.1右半邊圖形反應的是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匯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看出,這一匯率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數,而且影響程度較小,持續在-0.005左右。同樣的,由于匯率的波動,其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標準差區間也是不斷擴大的。
3.4 誤差修正模型檢驗結果
首先建立函數:
其中、、分別是、、一階的差分值。經過eviews6.0估計得到:
(t,p)=(-1.92,0.06)(17.7,0)(-2.52,0.03)(2.5,0.02)
R-squared =0.9197 Adjusted R-squared=0.9112
由此可以看出出口一階差分量每增加100%,GDP相應增加82.81%;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階差分量貶值1%,GDP一階差分量下降0.0028%。這和前面的廣義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還可以看到殘差低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為-0.1234,意味著每當經濟運行偏離長期均衡路徑的時候,誤差修正機制會自行將其向相反方向拉動量的12.34%。
3.5 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經過前面的檢驗,可以發現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匯率(NER-A)、實際出口(X)和我國國名經濟總量(GDP)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而且NER-A和X對于GDP在短期和長期均有一定的影響。觀察GDP的廣義脈沖響應函數不難發現,NER-A對國民經濟的沖擊影響比較小,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均在0.005左右,而且是負相關影響,即人民幣兌美元貶值會給經濟帶來微弱的負面影響;再考察X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不難發現X一個單位的沖擊給GDP的影響約為0.4,而且這個數值已經趨于穩定,由此可見實際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另外誤差修正模型的檢驗結果告訴我們,當國民經濟增長偏離均衡路徑的時候,誤差修正機制本身會將經濟增長向反方向推動12.34%,以促使經濟增長回歸到均衡路徑。在這個模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實際出口的一階差分值變動對GDP的一階差分值變動影響為0.83左右,而相應的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匯率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約為-0.003,這和前面廣義脈沖的檢驗結果是基本一致的。
4.本文結論
綜合第二部分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匯率和實際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以及第三部分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NER-A對GDP的影響整體是微弱的,盡管自改革開放以來NER-A經歷了先貶值而后升值的過程(轉折點在1994年我會匯率制度改革),NER-A對GDP的影響卻是很小,但這并不否定NER-A和GDP之間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至于這種較小的影響可能是由于我國還沒有完全的開放資本項目導致的;另一方面還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較大,導致NER-A對GDP影響的標準差在變大,這對我國穩定匯率,減緩內外失衡提出了客觀要求。
然后是實際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初期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小,隨著時間的推移實際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不斷增強,到最近幾年這種影響穩定在0.42左右,對于這一點可以從我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的變化以及GDP的廣義脈沖響應函數體現出來;但同樣的出口的波動較大,在圖2.2中可以看出出口增長最快的年份和最慢的年份增長速度相差80個百分點,而且由GDP的廣義脈沖響應函數可看出實際出口的大幅波動導致的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所產生的標準差不斷在擴大。當然,出口的變化同樣體現了如今我國面臨的內外經濟失衡的問題亟待解決。
另外由誤差修正模型的檢驗結果同樣可以得到和前面基本一致的結論,同時還可以看出誤差修正機制在GDP增長中的作用,即對于經濟增長偏離均衡路徑的情況,這一機制可以將其向相反方向彌補12.34%。
參考文獻
[1]沈國兵.中日貿易與人民幣匯率:實證分析[J].國際經貿探索,2004(5).
[2]盧向前,戴國強.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中國進出口的影響:1994-2003[J].經濟研究,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