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科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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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科學論文范文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一直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內容。正如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所言，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是闡明科學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也有對科學合理性極為重視的類似表達。同時，科學合理性理論一直是科學哲學中眾說紛紜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內容。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哲學家們大多把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此時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當以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標準科學合理性模型(又稱邏輯合理性模型)為典范，該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規則，例如：邏輯規則、算術規則、數學及科學方法論等。以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為代表人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觀察看作是不可懷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單靠經驗可決定理論真偽，通過制定對應的規則來檢驗定理，進而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正如賴欣巴哈所言：“哲學不過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歸納邏輯應當是科學知識合理性的根據，理論之被接受……是以事實到理論的推論為基礎；這個推論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所給予的是觀察材料，觀察材料構成確定的知識，理論是通過確定的知識被證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注重把邏輯和方法的不變性作為科學合理性標準，并沒有考慮科學發現中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緊隨其后，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隨者雖然在劃界標準、科學邏輯的性質上與邏輯經驗主義有著嚴重分歧，對他們的意義標準并無興趣，排斥歸納邏輯，但他們的科學方法論仍然是科學邏輯，只不過是比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更強的演繹邏輯而已。同樣，他們也沒考慮科學發現范圍內的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哲學的首要原則就是選擇一些方法論原則，以構成全部科學研究的說明性工作的框架。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可以把科學展示成具體體現這種科學哲學的各種原理，并且是根據它的教誨而發展的某種過程。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哲學來表明科學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確立在科學方法論原理上的工作稱為“合理性重建”或“內在的歷史”。同時，拉卡托斯認為給社會學家預留了一個角色，讓他們以“外在的社會史”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說明的非理性的殘余物。拉卡托斯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①內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學發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說明科學發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對于外在史來說，內在史具有一種重要的優越地位，外史不過彌補了存在于合理性與現實性之間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屬于“病態”社會學研究，亦即科學方法無法充分說明的所有問題，就移交給社會學家進行研究，進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說明。拉卡托斯說：認為科學的內在的歷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歷史是第二位的，因為外在的歷史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由內在的歷史界定的。外在的歷史要么對速度、位置、選擇性等以及對人們根據內在的歷史解釋的各種歷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說明；要么在歷史與人們對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時，提出對這種不同之發生原因的經驗性說明。但是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中，把科學合理性與進步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科學進步則表現在一個理論總體解題效力的提高，即盡量擴大已解決的經驗問題的范圍，同時盡量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范圍。同時，勞丹對“認知社會學”提出了警告：“我們若要研究科學的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來，科學的合理性只是意味著整體上遵循科學的方法，并不是說科學家的行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強綱領SSK的原則不能界定一個值得承認的科學實踐方式(即知識社會學)，它對科學實踐的說明也不能用于說明它自身。勞丹希望社會學家扮演著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完全不相干的科學的非認識的社會學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劃界原則的前提條件下進入認識論。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建議社會學家遵循一種“外理性原則”。按照這種方法論的約定，“當且僅當那些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解釋時，知識社會學才可能參與對信念的解釋。”[2]217這種思想史家與知識社會學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頓·史密斯[3]的支持。牛頓·史密斯認為，至少存在關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說明，可以用來決定一個確定的信念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數科學哲學是“內在”于科學的認識論之中，區分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與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社會因素之間的區別。在社會學內部，由羅伯特·默頓所確立的規范的社會學傳統，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占統治地位，強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自然科學，但堅持科學制度與規范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拒絕社會學介入科學知識的成功內容。默頓學派一直關心的是科學工作是怎么樣在制度化與文化中體現出來，恰當地解釋它們為什么會脫離了已有的社會規范。

面對著科學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務，布魯爾與巴恩斯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對知識內容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此布魯爾提出了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布魯爾強綱領的核心[4]，其具體內容是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對稱性原則堅持，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觀點還是不合理的觀點，只要它們為集體所堅信，就全部都應平等地作為社會學的探究對象，都應訴諸于同樣類型的原因獲得解釋。這就意味著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別優越的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模式，為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尋求合法依據。布魯爾曾經多次舉一個例子[5]來說明這種對稱性。考慮兩種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個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們傳統的信念，以及人們普遍接受的被認為比其他理由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達其偏好的詞匯。面臨著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與另一個部落文化信念之間進行選擇時，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傾向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對部落的人來說，這些文化傳統將會提供可用來對信念的選擇進行證明的或辯護的規范與標準。關鍵在于，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他們的選擇與評價像這兩個部落的成員的選擇及評價一樣，是與環境密切相關的，并不存在著與環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范，并且“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種環境中可算作是某種信念的“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在另外一種環境中會被看作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并不是“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它所關注的恰恰是“可以作為證據的原因”的理由。堅持知識與信仰是一回事。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夠依賴于其部落的傳統信念來對真理與謬誤做出“直接”的肯定。社會建構在社會語境下對科學合理性的一種解讀，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內容最終被歸結為某一共同體采用的社會文化規范，消除了科學合理性的客觀理性基礎。正如馬丁·霍利斯在《社會對實在的破壞》一文中所言，“強綱領的目的是腐蝕掉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之理性基礎”[6]。

布魯爾的上述觀點引發了勞丹與他的一場著名的爭論。勞丹認為，不論科學研究的個體還是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構成對稱性主題。首先，就科學研究的個體而言，他在采納某種理論信念之前，必須具體說明該理論信念的因果關系和邏輯基礎，用因果關系解釋理論信念，通過邏輯推論過程完成因果解釋，這樣就可成為保證其理性信念的原因。與此相對的，對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釋卻需要極為不同的解釋，因為它們是“由社會和心理行為的直接行為導致的信念”[7]59。勞丹曾舉例說：“如果接受某種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結果，那么認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就毫無道理了。對信念Y和Z的接受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此時我們可以認為對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會境況的間接結果。但是這并不能用來反駁以下說法：對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說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與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關，那么對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說明看來應該根據理性之外的因素來作出，例如該信仰者社會(或心理)的狀況。”[2]207其次，就科學研究的群體而言，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產生的條件也完全不同。“我們可以設想，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群體：一個是非理性社會，另一個是理性社會。在理性社會中，人們只能在仔細懷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動者(指理性社會群體)自我意識到與自然相關部分的因果聯系后才會采納信仰，這些相互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構成理性行動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會里，即允許存在認識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里，每個人可以采用獨立于任何公共的認知政策的信仰。每個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沒有；每個人可以有信仰的證據，也可以沒有等等。”[7]62理性社會和非理性社會的信念形成社會機制完全不同，兩種不同信念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基礎，這直接駁斥了布魯爾的對稱性原則。

對上述勞丹論證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觀點，布魯爾予以激烈的批評和反駁。布魯爾認為，勞丹的理性解釋模式實際就是“手段—目的計算模型”，該模型不論用于科學研究個體還是群體都缺乏說服力，更無法否定對稱性。他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貶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經歷恐嚇、賄賂、洗腦或者損傷后的頭腦內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產生真的不同嗎?布魯爾認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比不過是表明了“大腦是一個計算的機器”，“理性”表明機器處于運行狀態，“非理性”是表明機器中斷和失控的標簽[8]。機器的運行和中斷不過是裝置的兩種可能的物理狀態，這種狀態不需要任何先驗的評價，“運行”和“中斷”的語言體現了對稱性原則。布魯爾還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把對稱性理解為“完全因果同質”即同種原因只能產生同種結果。而實際上，同種原因完全可產生不同的結果。

總之，勞丹在這爭論中始終堅持外理性原則，堅定地捍衛科學合理性理論。而布魯爾則一直堅持要用對稱性原則來取代科學哲學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張對所有的信念進行社會因素解釋。勞丹在這里不僅強調了知識，而且還強調了知識是真實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像勞丹那樣要求把產生真實信念的機制與產生錯誤虛假機制區分開來的做法看來是合理的，因為它是借助了自然來進行的辯護機制。但如果強調的是“制造過程”，那么要求解釋產生信念的機制，而不問其認識論地位如何，同樣也是合理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布魯爾認為除非社會約定，否則不會存在著這樣一個過程，能夠區分出真與假的信念，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二、以發現的語境取代辯護的邏輯

社會建構與科學哲學之爭的關鍵還在于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之爭。科學或更為一般的經驗探索，就是利用種種手段去發現世界可能是如何，但無論什么樣的結果出現，得服從具有權威的哲學判斷，以確保是合理的知識。科學哲學本身就具有某些毫無疑問的評價標準，如一套先驗的邏輯范疇，無論是在康德意義上，還是在邏輯實證主義意義上，這套規范都是無時間性的。

社會建構主義關鍵點在于拒斥這種“第一哲學”，他們認為，首先，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的區分是非常難以進行的；其次，有關勞動分工的問題，也即科學家的工作在前，哲學家的工作在后。這特別在邏輯經驗主義的工作中體現得最為突出，他們趨向于把科學哲學視為一種在時間上后繼，是尋求對“完成了的”陳述系統的永恒的評價標準。再次，它還會產生出科學家自己在評價他們工作的角色與權利的問題，因為它同樣把評價權威置于科學家之上，以致蔑視實際的科學工作者的能力與決定權。

社會建構主義還認為，作為一種合理的論證的辯護模式，消除了科學研究實際上所涉及的艱苦工作。在具有邏輯重構特征的論證被形成之前，(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幾乎所有的艱苦工作都已經完成。但對哲學家來說，論證是很有規則的，它并不會顯現科學家實際上所顯現的工作步驟。這種重構或許可能表明我們外行人能夠接受的科學結論，但這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理想化了認知活動的概念。如果認為這種重構代表著科學家在制造知識過程中的實際推理，那么這與科學家的實踐的認知活動無關。

這種區分還具有更進一步的意義。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對發現的(邏輯)理性的明確拒斥。邏輯實證主義視發現的過程為隨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運的。因此，科學哲學傾向于放棄對歷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或者說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進行研究的實際場所的混沌狀態的語境。獲取帶有真理主張的理論的科學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社會與歷史環境中獲取了他們帶有機遇與幸運的成果，但科學哲學家總是要施展他們的想像力、理論與實驗方法的嚴格性來制止這類混亂的語境，他們所制造的理論能夠被合法化與建構為真理的命題，他們為科學家制造了帶有徹底簡明與確定特性的邏輯的評價標準。

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發現的語境，就像語境自身一樣，是不能被化為經驗的。但對辯護語境的分析卻給形式邏輯以特權。“賴欣巴哈有關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區分的要點在于有關科學數據產生的信息是無關于對這些數據的評價的。”[9]還有另外一種區分，即“內部”與“外部”之分，內部被確定為邏輯的，而外部被認為是經驗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會建構主義的突破點就在于尋求發現中邏輯的作用，尋求辯護中的科學合理性的產生的社會致因。這樣，邏輯在發現中就具有作用，社會與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價值”在辯護中也就扮演著重要角色。

隨著“價值”一詞的引入，兩種語境的區分中的問題最終顯露出來：傳統的科學哲學所持有的發現的與辯護的區分，目的在于強調上述“價值”對理論的評價(規范標準)的無關性。規范并不是來自于經驗的結果：兩者間有著一個無法逾越的界線。兩種語境的區分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教條。社會建構主義否認這種鴻溝的存在。因此，從一開始，強綱領SSK與科學哲學的對抗，甚至超過了它與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的對抗。強綱領SSK要求用社會學來取代科學哲學，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樣：“布魯爾不斷地把傳統哲學及其‘理性主義’的認識論作為一種特殊的目標。強綱領的整個事業就是特別關注于用社會學來取代所有的傳統的認識論，繼承了被稱之為哲學的所有主題”[10]。

科學哲學家認為觀察與推理對辯護是關鍵的。社會建構主義聲稱，當他們把觀察與推理置于其真實的語境之中時，這些實踐看起來并不像是哲學家所歸屬的辯護的結果。也就是說，科學家不僅是在觀察；他們在特殊的場所，為特殊的目的而設計與操作特殊的實驗，他們用特殊的測量儀器來計算特殊的樣本，他們為特殊的田野研究選擇特殊的場所。科學家并不理性；他們解釋觀察與實驗，他們支持或批評猜測或假說，他們推理出結果，他們把模式擴展到新領域。在他們進行的所有活動過程中，他們有著多種理由來進行一種特殊的選擇與決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應用、審美價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費者的利益、對形而上學與意識形態的反映。這些就是包含在“社會”大傘下的各種因素。社會學家主張知識生產就體現在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著這樣的實際實踐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脫離了在哲學描述中的理想，知識并不具有傳統哲學所描述的那種優越性。

三、以建構論取代實在論

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問題，在波普看來是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并且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科學方法論中尋求答案，因為，方法論可以解釋科學在提供有關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識方面的優越性。在波普以前，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是通過經驗積累的經驗證據來為理論做出辯護，科學家運用確定的事實來證實理論，如果他們成功了，那么科學就在向真理邁進。波普意識到，這種實證主義的策略會因為歸納問題而擱淺。因此，他更偏向于證偽而不是證實，用猜想代替了確定的真理。科學通過大膽的猜想與嚴厲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學家從問題出發，走向邏輯概括與基本語句，這些理論概括與基本語句在原則上都是可反駁的。猜想越大膽，科學(客觀知識)進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學必須接受嚴厲的判決性實驗的檢驗，盡最大的努力去反駁理論。沒有什么理論能夠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學不是證實的游戲(尋求與普遍的理論相吻合的證據)，而是反駁的游戲(尋求證據來反駁它)，科學理論不是確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膽的猜測。波普的證偽主義為區分科學語句與非科學語句提供了一個劃界標準。對波普的劃界標準，柯林斯認為其問題集中在證偽性的經驗證據是否具有可重復性這一點上。可證實性或可證偽性作為一個邏輯條件，而證實與證偽卻是實際的觀察與實驗的過程，波普與柯林斯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爭論的焦點在于，證偽是用直白而清晰證據去反駁理論，還是說證偽過程具有解釋的模糊性，只有通過復雜的社會磋商來解決。此時，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謂的“實驗者回歸”的問題：最著名的論證出現在其《改變秩序》一書所討論的韋伯對引力波探測的實驗中。最初的發現刺激了大量在實驗上“重復驗證”的努力，包括許多物理學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測器”。結果是一組類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測實驗，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結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引力波是否已經被探測到的問題同樣也是實驗是否有能力的問題，什么樣的探測器被正確地設計的問題。如果我們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樣圍繞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就能說什么樣的實驗是有能力的，什么樣的探測器是好的。如果我們知道了什么樣的實驗是能勝任的，我們就能說引力波是什么樣的。這樣，在柯林斯看來，并不存在嚴格的標準來判斷一種合理的實驗結果或者一種好的實驗儀器，所有評價儀器的標準依賴于儀器在實驗中所產生的結果。這樣就導致一種實驗的循環：好的實驗儀器只有通過其獲得的正確結果來定義，而正確的結果只有用好的儀器才能獲得。柯林斯堅持認為這種不正常的循環總是要困擾任何實驗者。這就是“實驗者回歸”。在實踐中，這種回歸是通過科學家之間的談判來解決的，并且這種談判并不依賴于任何認識論的標準，而是靠解釋學的力量來解決的，特別是由參與這場爭論的科學家盟友與其敵人所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過程。“核心群”成員的活動，是運用“磋商策略”來打破實驗者的回歸，其結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滿意的“適當的科學知識”。正是“核心群賦予社會偶然性以方法論的正當性”[11]。這就不僅對實驗證據的確定性，而且對其合理性也產生了懷疑。因此，實驗并不能為科學知識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礎。所以，在柯林斯看來，正是科學家之間的談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決定著什么作為一種有能力的實驗，決定著什么才能算作實驗結果，因此，這項研究對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提出了挑戰。確定某些實驗是否重復、是否可信，這僅是權力的顯現，是一種文化與修辭的游戲，結果，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就成為科學家之間磋商的產物，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總之，20世紀70年代布魯爾提出了強綱領之后，標志著科學哲學出現了社會學轉向，傳統的科學哲學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應該承認強綱領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這主要因為它突破了傳統哲學預設的自然科學知識內容不可被社會學家碰的，打開了科學知識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科學知識的廣闊的社會與文化的分析語境，正確地看到了社會與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種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社會因素是首要并且是決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借助于權力與修辭手段社會性建構出來的；在這建構過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幾乎不起任何作用。這種貶低甚至完全忽視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斷了知識與物理世界的聯系，顯然消解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性，也沒有給科學的內在邏輯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樣：“在對科學知識的實際產生和演化過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狀態的基本作用被社會語境所取代(在這種社會語境中研究資源以一種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認識論術語，諸如實在論和相對主義，應該相應地用社會術語所取代(諸如由某些研究資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證據等)。而這必然導致去消解科學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學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與揭示自然奧秘聯系在一起。”[12]因此，對科學哲學中傳統問題的探討，我們不光要重視社會維度，也要更重視自然維度，不能顧此失彼。當然，我們也不贊同科學哲學中的反映論傳統，我們應該從理論走向實踐，從表征走向干預。這種實踐的科學觀它包容了諸如自然與社會、理性—非理性、主觀—客觀、主體—客體、物質—精神、可說—不可說等一系列矛盾的辯證運動，實踐范疇因而具有不可還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過程客觀性。科學實踐中所融入的所有的異質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實踐的開放性過程中歷史性地注入科學實踐的過程，并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制造出科學。這一過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強行地化歸為單一要素(如化歸為自然，或化歸為社會)，而是一種辯證的綜合，科學是在各種異質性要素的辯證的綜合的語境之中突現出來的。

參考文獻：

[1]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M].伯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78.

第2篇：哲學科學論文范文

1．1方法

（1）呼吸道通暢措施。病患送至搶救室后，將其上身抬高15度，同時將下肢向上抬高20至30度。把堵塞于病患口腔、咽喉處內的血塊、分泌物或異物等清理干凈后給予吸氧措施，若病患呈現呼吸心跳驟停或呼吸衰竭，需立刻為其行氣管插管，利用球囊呼吸器幫助病患呼吸，注意每次吹氣時間保持在2秒鐘，持續吹2口氣，用力不宜過大，否則將導致病患胃擴張；如病患存在頸椎骨折致頭部不能后仰，則應行氣管切開術，再以鼻導管或面罩吸入方式予以氧氣治療，以防誘發低氧血癥；此外，還可采取口對口人工呼吸，先取一塊透氣性較好且干凈的布料置于病患口部，然后深吸一口氣，在以嘴貼合病患口唇后，捏實病患鼻孔，將氣持續緩慢地吹出，直至病患胸廓再次起伏即可。

（2）密切觀測病情變化。察看病患皮膚顏色、溫度與溫度，血壓和脈壓差，意識狀況，瞳孔變化，尿量、尿相對密切度及性質，周圍表淺靜脈充盈度，中心靜脈壓等情況，并利用心電監護儀實行動態監測措施，但不可完全依賴，應每隔15～30分鐘對病患脈搏、心率、血壓、呼吸等生命體征進行人工檢測，并將相關數據記錄下來，從而避免儀器發生差錯。此外，還應對存在合并癥狀者行早期處理，如骨折者，為避免加重骨折情況，需給予鎮靜并行夾板固定措施，血氣胸者則需及早采取胸腔閉式引流，而對于活動性出血者，除積極備血外，還需馬上向手術科室報告，以徹底止血。

（3）補液復蘇。補液速度初時需快，而后根據情況逐漸調慢速度，使病患收縮壓保持在70～90毫米汞注間，且每小時尿量應大于25毫升；晶膠比應為2∶1～3∶1。晶體液包括生理鹽水、平衡鹽水以及林格氏液，膠體溶液包括心旋糖酐、706代血漿、血定安等；補血時，應用7．5％高滲鹽水配合血漿、濃縮紅細胞輸入，正常量為每千克4毫升，可促進循環并起到擴容效果。

（4）建立2～3條靜脈通路。采用套管針實行注射，盡可能選取粗、直的上肢靜脈，以確保液體、血液能盡快進入病患體內，必要時還可行鎖骨上下靜脈穿刺操作。若病患輸血后癥狀未見緩解，或稍微緩解后又呈下降趨勢，即提示病患內出血情況嚴重或失血量超過40％，需要即刻實施手術止血或輸入全血［3］。補液時，需嚴格控制補液速度以及液體成分，一般情況下，對于休克情況嚴重的的病患，為達到擴容目的，應于10～30分鐘內將2000毫升液體輸予病患，輸入液體通常為生理鹽水或平衡鹽液；補液期間，密切注意病患有無咳嗽、氣短、胸悶等癥狀，并觀察其是否咳出泡沫樣血性痰或泡沫痰，以防因輸血輸液過快而誘發急性肺水腫。此外，為避免促進微循環障礙，補液期間還需對病患實施保暖操作，利用熱水袋、空調等提高病患體溫。

1．2觀察指標：觀察56例創傷失血性休克病患護理前后的血氧飽和度、舒張壓、收縮壓及心率等情況，并進行記錄。

1．3統計學處理：所有數據均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14．0進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作表示，應用t檢驗，當P＜0．05時，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本次研究中，創傷失血性休克病患56例，急診搶救護理前，氧飽和度（86±3）％，舒張壓（56±8．4）毫米汞注、收縮壓（98±9．3）毫米汞注，心率（65±10）次／分鐘；護理后，氧飽和度（99±5）％，舒張壓（80±10．2）毫米汞注、收縮壓（130±11．4）毫米汞注，心率（87±11）次／分鐘；與護理前相比，護理后各項數值均明顯較優，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3結語

第3篇：哲學科學論文范文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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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哲學科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長江學者；文科長江學者；哲學社會科學

中圖分類號：C9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10-0122-06

1998年教育部與李嘉誠基金會共同推出了“長江學者獎勵計劃”，1999―2003年間共產生了5屆長江學者，其所屬專業均為自然科學。為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并重的方針，2004年開始也在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實行長江學者崗位制度。2004―2014年間，總共產生了文科長江學者299名（此處不含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因其系兼職性質）。目前，我國學術界對文科長江學者群體學術關注不夠，更是缺少專門的數據統計和量化分析。本文擬就文科長江學者群體的基本樣貌、研究特色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以求教于學術界同仁。

一、文科長江學者群體的概況

1.文科長江學者的人數變動

2004年共產生長江學者108位，其中文科長江學者12人，占比僅為11%。2005―2009年間，各年度產生的文科長江學者人數都在20人上下，占比在14%―17%之間。2010年，由于相關政策調整，該年度長江學者評選空缺。至2011年度，文科長江學者當選人數猛增至60人，占比亦高達31%。2012和2013―2014年度（2013年長江學者因故沒有評選，至2014年一并同時產生），文科長江學者當選人數分別為50人、88人，占比均為30%。（見表1）由上可見，近十年來我國文科長江學者無論是當選人數還是所占比例均大幅度提升，這體現國家對人文社會科學日趨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的價值日益得到認可，其在我國高等教育總體布局中的地位也日漸凸顯。

2.文科長江學者的性別構成

文科長江學者的性別構成狀況不僅展現了男女兩性學人各自的成長進步圖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人力資源整體的發展態勢。2004年的12位文科長江學者中，女性學者僅有2位。2005―2009年間，共產生89位文科長江學者，皆為男性。因2010年評選空缺，2011年文科長江學者人數出現了補償性增長，由2009年的21名猛增至60名，但就在文科長江學者總人數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這一年也僅產生了1位女性文科長江學者。2012年文科長江學者人數為50位，而女性文科長江學者僅有4位。2013―2014年度由于系兩年合評。文科長江學者人數多達88位，但其中仍舊只有4位女性學者。從總體上來看，2004―2014年的長江學者評選，共產生299位文科長江學者，其中總共只有11位女性，其占比僅為4%。（見表2）由上可見，在文科長江學者的人數及其在長江學者中所占的比例均大幅攀升的情況下，女性文科長江學者的數量并沒有“水漲船高”。女性文科長江學者由于人數太少，在文科長江學者總體規模中幾乎處于可以忽視的地位。由此不難看出，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我國女性高端人才十分匱乏。“全社會要從落實國家人才強國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促進女性人才成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3.文科長江學者的學科分布

考察文科長江學者的學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窺我國不同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成長狀況。據2004―2014年的統計數據，管理學（58人）、文學（57人）、經濟學（49人）、哲學（28人）、法學（26人）等學科是產生文科長江學者的“大戶”，其數量遠較其他學科為多。而這5個學科中既有傳統、基礎學科――文學、哲學，亦包括應用學科、新興學科――管理學、經濟學、法學。這說明：一方面，那些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具有治國安邦、經世致用特色的實用學科發展勢頭強勁，其中僅管理學一個學科就產生了58位長江學者，是產生文科長江學者最多的學科。而管理學作為境外舶來品，從改革開放后引進中國至今不過30余年。另一方面，那些有著深厚學術積淀、悠久學術傳統的基礎學科也沒有在新的社會發展形勢下被邊緣化，如文學這一學科所產生的長江學者數量亦很驚人，達57人之多，僅比管理學這樣的熱門學科少1名。同時，一些小學科如心理學、教育學、體育學、藝術學等，近年來也不時有長江學者出現。如心理學、教育學，截至2014年分別已有11名和8名長江學者。考慮到這些學科的研究人員總量偏少，其產生的長江學者相對數量并不比其他學科少，特別是其年度文科長江學者數量漸呈上升之勢，其所產生的長江學者總體數量已在文科長江學者群體中占有不容小覷的地位。（見表3）由此可見，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在總體發展態勢上較為均衡、全面，并沒有出現顧此失彼、“抓大放小”、“喜新厭舊”的現象。

4.文科長江學者的教育背景

一個學者的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知識結構，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研究水準和學術視野。文科長江學者這一精英群體的教育背景，可以成為觀察和理解當代我國人文社會學科總體發展態勢的一個線索。（這里的文科長江學者教育背景僅限其所接受的本科、碩士、博士階段教育，不包括其他各種學習形式）

據統計，2004―2014年產生的299位文科長江學者，除了1名外籍教授，其余298位的大學階段教育均在我國大陸本土完成。其中234位文科長江學者的大學、研究生階段全部教育履歷均在境內完成，這里統稱其為本土文科長江學者。有65位文科長江學者在境外接受研究生階段教育（其中62位在境外獲取博士學位，3位在境外獲取碩士學位），這里統稱其為海歸文科長江學者。縱觀2004―2014年間產生的文科長江學者，本土文科長江學者的人數及其在文科長江學者中的占比都高于海歸文科長江學者。本土文科長江學者人數與文科長江學者總人數之比高達78%，而海歸文科長江學者人數與文科長江學者總人數之比僅為22%，這說明在我國文科長江學者群體中，近8成研究者的全部學習履歷均在境內完成。（見表4）由此不難看出：目前我國人文社會學科的主體研究力量是由國內教育資源所培養的，其教育背景具有濃厚的本土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文科長江學者研究方向、主攻領域的選擇。

二、文科長江學者群體的研究取向

1.扎根本土。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

文科長江學者研究方向的選擇不僅是其個人學術旨趣的體現，也與自身的學術關懷有極大的關系。“學術研究畢竟不是學者自娛自樂的工具，研究者要有深切的國家情懷乃至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注”。關心國家命運、情系民生福祉，歷來是中國知識分子為學的動力；扎根中國本土，解決中國自身問題，則是作為當代知識分子代表的文科長江學者研究的主要特色。據統計，2004―2014年產生的299位文科長江學者中，只有36位主要從事涉外研究，剩余263位大多主要從事中國問題研究，其研究領域也多集中在中國歷史文化、經濟社會等本土相關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那些海歸文科長江學者，其研究領域也多集中于有關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問題。在文科長江學者群體中總共有65位海歸學人，其中也只有15位主要從事涉外研究，剩余50名具有海外學習背景的文科長江學者也多把主要精力傾注于中國本土問題研究上。這說明，絕大多數文科長江學者的主要研究力量、學術關懷還是定位于中國本土研究。例如，政治學研究領域首位長江學者、華中師范大學“草根學者”徐勇，長期從事中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研究，多年來“通過實際調查，了解村情民意”，并“向政府反映，使政府適當調整政策，解決農村實際問題”。法學研究領域首位長江學者、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陳興良，在他的學術研究中“積極引入國外的刑法學理論知識，并注重結合中國實際，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刑法學道路”。而留美博士、經濟學研究領域長江學者、北京大學教授蔡洪濱則始終“注重把經濟學理論研究與豐富多彩的中國經濟實踐相結合”，“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寄望理論和實踐的針對性研究能夠對國內有關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參考意見或產生積極的影響，等等。

2.把國際前沿學術理念和新興學科帶到中國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文明的進步，國際學術界所關注的領域也在不斷更新。能否把國際學術界最前沿的理念、最有現實應用價值的學科知識體系引進到中國，讓其在中國的土壤中生根發芽、茁壯成長，不僅關系到我國學術界研究生態的新陳代謝，甚至還影響到我國發展方略和國家戰略利益的實現。在這方面，海歸文科長江學者因其特殊的學術履歷而頗有建樹。下面以衛生經濟、景觀設計、公共管理等學科的引進為例，略作說明。2000年以前，中國經濟學研究尚無“衛生經濟”之說。然而，在此前后，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界認識到衛生領域的變革對一個國家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故這一領域的研究在國際經濟學界漸成方興未艾之勢。長期從事衛生經濟學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時任美國北卡大學終身教授的華裔經濟學家劉國恩于2003年應邀回國，并擔任剛剛成立的北京大學光華衛生經濟與管理系主任。作為這一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劉國恩歸國就職有效地填補了我國經濟管理學科還沒有衛生經濟學的空白，北京大學也由此在國內率先獲取衛生經濟學博士學位授予點。在他的推動和主持下，北京大學率先于2004年成立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時至今日，衛生經濟研究已成為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研究領域。中國第一個在哈佛大學獲取設計學專業博士學位的俞孔堅，1997年回國后在北京大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并推動了景觀設計師成為國家正式認定的職業，促進了景觀設計學科在中國的確立。他主張城市的現代化不能以犧牲自然和文化為代價，而是要崇尚自然和文化，把人作為主體的服務對象去考慮和設計。俞孔堅所引進的景觀設計學科及其所傳達的理念，正在逐漸改變著我國城市建設的思維和行為。曾在美國專攻公共管理專業的薛瀾于1996年回國就職于清華大學。鑒于“中國改革開放步伐這么快，政府作用這么大，但當時國內并沒有一個MPA的教育項目.對公共管理也沒有概念”，他呼吁國內高校盡快開設MPA，并成立獨立的公共管理學院。2000年國務院正式批準國內24所院校作為MPA課程試點，這一年清華大學也成立了國內第一家公共管理學院。此后，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參與了國家若干重大決策和戰略規劃，逐漸成為國內著名的思想庫和智囊團。如今。公共管理專業所培養的人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顯。

3.以學術為媒介，向國際社會發出中國的聲音

在國際學術界，文科長江學者在境外高端學術媒介公開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僅為人類知識的增長作出了貢獻，同時也有助于讓國際社會全面、正確地認識和了解一個正處于快速發展變化中的中國。由于學者的非官方身份，其所議所論皆從學理出發，因而較之于政府的正式外交公告，往往更有益于消弭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推動中外關系和諧健康發展。如北京大學人口學長江學者鄭曉瑛教授2011年曾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公共衛生雜志《世界衛生組織公報》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Twenty-year v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disability in China”。該文利用中國1987年和2006年兩次全國范圍的殘疾調查數據，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全面系統地評價了中國殘疾現患率的變化，肯定了中國政府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中國的殘疾預防控制工作要隨著殘疾病因譜的改變而制定適宜的策略和干預措施。文中經過嚴謹的調查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為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殘疾預防控制方面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據統計，80%的殘疾人都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北京大學法學長江學者陳興良教授2013年在世界頂級刑法學雜志《整體刑法學雜志》發表了《中國刑法學的再生》。該文清晰地梳理了從清末修律至改革開放后我國刑法學發展的全部歷史過程。在此基礎上反思了我國刑法學知識轉型的必然性和實現路徑。該文不僅對于我國刑法學的發展方向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有助于外國學界準確地理解我國刑法學的歷史和現狀。2015年歐洲科學院院刊《歐洲評論》以整期篇幅發表了清華大學英語系長江學者王寧教授主編的主題專輯《重新發現中國：跨學科的視角》。該專輯用西方的語言講述中國的故事.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的真實狀況.有力地批駁了一些西方主流媒體試圖妖魔化和唱衰中國的言詞，在歐美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

三、文科長江學者群體存在的問題

1.涉外研究不僅人數少。且力量分布也不均衡

扎根中國本土，解決中國問題，這自然是文科長江學者治學的特色和優點。但“強調關注和研究中國問題，并不是說可以不研究外國和世界”，實際上“中國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是緊密關聯的”，“哪怕是‘純粹的’中國問題，也必須有世界眼光”。注重對中國本土問題的研究，并不意味著可以削弱涉外問題研究。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中國同國際社會的聯系愈加密切，在中國業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更需要對國際社會進行全面、深入的了解，這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且攸關國家的整體發展和戰略利益。那么在龐大的文科長江學者群體中有多少人在主要從事涉外研究呢？據統計，2004―2014年產生的299名文科長江學者中只有36人把主要研究方向定位于涉外研究，其他學者或完全從事中國問題研究，或在主要從事中國本土研究之余，對涉外研究略有所及。那么在涉外研究方面，本土和海歸文科長江學者是否存在差異呢？2004―2014年產生的文科長江學者中本土學者共有234人，其中只有21人主要從事涉外研究，后者與前者之比僅為9%，這就意味著本土文科長江學者不到1成的人在主要從事涉外研究。而65名海歸文科長江學者（含1名外籍學者）中，有15名學者在主要從事涉外研究，后者與前者之比為23%。由此不難看出，海歸文科長江學者相較于本土文科長江學者有更大比例的人在主要從事涉外研究。這是由于從事涉外研究一般來說要具有較高的外語水平、多元的文化教育背景、寬廣的國際視野，在這些方面海歸文科長江學者自然占有一定的優勢。但總體來看，無論是文科長江學者總體，還是本土文科長江學者或者海歸文科長江學者，都只有極少數人在主要從事涉外研究，這較之于其中國本土研究顯得“勢單力薄”。

實際上，文科長江學者從事涉外研究者不僅人數少，且人員分布領域也不均衡。據統計，在36位主要從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長江學者中，有9位主要從事西方語言文學研究。11位主要從事世界歷史和外國哲學研究，兩者合計達20人；有9位主要從事境外經濟研究，7位主要從事國際法學、國際政治學研究，兩者合計為16人。這說明我國文科長江學者涉外研究多側重于西方歷史、語言、文化等基礎研究，而對當代國際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等現實問題，研究人員則相對較少，而能否對后者相關領域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往往更直接地影響著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2.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力尚很微弱

文科長江學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目前“‘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已經成為知名的人才計劃品牌”。文科長江學者在國內學術界享有崇高的學術聲譽和廣泛的學術影響力，那么這一學術群體在國際學術界又有怎樣的學術影響力呢？人文社會科學在國際學術界是否有較高的影響力，一般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標準：是否在國際著名相關專業學術刊物或出版社發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國際著名學術組織中擔任重要職務、被選為國際著名科學院的外籍院士、在著名國際學術刊物擔任編委。參考以上標準，為全面考察中國文科長江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筆者通過查閱各大高校、學院官方網站及其他相關資料，核查各位文科長江學者的學術業績，從中可以發現：從總體而言，中國的299名文科長江學者所發表的論著很少能夠走出國門.主要還是在境內“自產自銷”，國際學術界很少能夠聽到來自中國人文社會學術界的聲音。從事中國本土研究的文科長江學者尚且不論，就是那些從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長江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也不容樂觀。一般來說，涉外研究更需要與國際學術界同行交流、切磋，其研究成果更適宜在國際學術媒介發表。據統計，研究方向主要定位于涉外研究的36位文科長江學者，只有15位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境外學術刊物發表或在境外出版社出版，比率約為42%。這就意味著從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長江學者，有近6成學者不能或很少在境外發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國際重要學術組織擔任負責人或被其吸納為成員也是其學術能力在國際學術界被認可的重要標志。而36名主要從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長江學者只有以下4名成員獲此殊榮，分別是從事國際法學研究的易顯河被吸納為國際法研究院成員，而這一組織在國際法學研究領域享有崇高的國際學術聲譽；從事英語語言文學研究的王寧和何成洲被評為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其中后者還被推選為國際易卜生委員會主席，是擔任這一職位的首位亞洲學者；此外還有一位由上海財經大學全職聘任的外籍教授John Tomas則擔任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委員。能否在國際學術刊物尤其是著名學術刊物擔任編委也是學者在國際學術界被認可的標志。這些從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長江學者也只有從事國際法學研究的易顯河、從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孫寧、從事英語語言文學研究的王寧和黃國文、從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謝丹陽和從事國際關系研究的王正毅等少數幾位學者被國際相關專業著名刊物聘為編委。而在主要從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長江學者中，以上所列的這些在國際學術界有較高影響力的為數不多的學者多系海歸出身，這說明具有國際多元文化教育背景相較于國內單一的本土教育更有助于提高中國人文社會學科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至于那些主要從事中國本土研究的文科長江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則集體幾乎處于“失聲”的狀態。總體而言，文科長江學者無論是從事中國本土研究，抑或是從事涉外研究，其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力尚很微弱，在國際學術界話語權十分有限，這顯然同我國的國際地位很不相稱。

3.一些重要領域研究力量十分欠缺

第5篇：哲學科學論文范文

【正文】

[中圖分類號]G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2]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3]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4]。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5]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7]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8]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6篇：哲學科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默多克對科學的追問繼承了西方者對技術理性的反思，不僅涉及科學的實施和運作方式等社會公眾領域，更涉及廣闊的文化領域。他認為應把科學以及所有影響我們社會的其他議題一起帶入公眾領域，要讓公眾了解科學可能帶來的影響和后果。這一研究對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樣具有啟迪意義。我們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也同樣需要直面科學與技術的諸多不可預知因素。

對科學主義和技術理性的批判是西方及歐美新左派的一貫立場。早在20世紀20年代，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首開從人本主義對技術理性進行異化批判的理論先河。他的技術理性批判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的韋伯意義上的理性化進程的分析展開的。他認為理性化進程已經進入到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政治管理以及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因此社會進人到了被技術理性嚴格統治和支配的歷史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人的存在本性遭到了全面的扼殺和毀滅。在經濟活動中，人被嚴重地片面化和原子化。合理化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工業的大機器生產和嚴格的勞動分工，這導致了人的主體性的喪失和嚴重的主體間疏離。從政治管理領域看，人的管理活動被嚴格地模式化和齊一化。他曾調侃官僚政治機構下層工作人員的工作非常類似于“機器的操作”，并且在枯燥乏味和死板單調方面，確實還經常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從人的精神領域觀之，由于物化和理性化的全面和總體性的統治，致使人的主觀世界完全為物化意識所支配。這種物化意識表現為人對事物和自身的認識停留于局部，失去了對整體的聯系的把握，喪失了革命的主體性和反抗精神。盧卡奇的上述觀點深深地啟迪了他的后人。

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發表的《啟蒙辯證法))，是技術理性批判的經典表述。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談論的“啟蒙”不是指17-18世紀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反對神權和封建專制統治的那場啟蒙運動，而是泛指人類社會在近現代的理性化進程中所發生的所有強調理性的至上性和人對自然的技術征服的啟蒙運動或思想解放進程。他們在這里所說的“辯證法”，也不是一般意義上指謂事物結構的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或事物的矛盾運動，而是特指事物走向反面、走向自我毀滅的悲劇。“啟蒙辯證法”就是要揭示以理性和技術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對自然的統治權為宗旨的啟蒙最終走向了反面，走向了理性的啟蒙的自我毀滅和理性對人的統治的悲劇。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看來，啟蒙的悲劇性的辯證法就在于，它所設想的人對自然的無限的統治權和人的普遍的自由等目標非但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而且得到了相反的結果，走向了啟蒙的自我毀滅。在理性普遍統治的世界中，“人類不是進人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狀況，而是墮落到一種新的野蠻狀態”。在他們看來，20世紀人類歷史的狀況表明，啟蒙的世界不是一個人性全面發展的世界，而是一個普遍異化的世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啟蒙用知識取代獷神話，使人的思維服從于理性的邏輯，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人的認識的進步，但受實證科學支配的理性思維往往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容易停留于對事物的直接的認識和精確的描述，而缺乏對現存的否定性的理解和超越。“當思想歸結為數學公式時，世界就是用它自己的尺度被認可的。一切作為主體理性勝利所表現出來的東西，一切存在的東西對邏輯的公式所作的從屬，都是以理性順從直接出現的東西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當啟蒙精神停留于這種以抽象性和直接性為特征、缺少主題的價值尺度、缺少對現存的否定性理解的理性認識時，它本身就不再作為現存世界的否定力量，而是作為與現實等同或認同的肯定的思想。這樣，啟蒙精神就成了一種崇拜理性思維和科學認識，缺少主體性與否定性的新的迷信和神話。應當說，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上述認識是深刻的，尤其是他們所經歷的時代，正是工業文明蓬勃發展的時期。如果說經歷了后工業時代，現在的西方知識分子在人與自然的關系等問題上已經比較容易接受他們的觀點的話，那么在20世紀40年代，在生態意識和生態文化遠未被人們重視的時候提出上述思考，其思想價值就更應當肯定了。

1964年馬爾庫塞發表《單向度的人》，這是法蘭克福學派技術理性批判理論中另一個重要的表述形態，與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理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該書的基本思路是:在發達工業社會里，批判意識已經消失殆盡，統治已成為全面的，個人已喪失了合理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所謂“單向度的人”就是指喪失這種能力的人。馬爾庫塞用“單向度”(One一dimension)一詞意指現代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機制對一切人類經驗的不知不覺的協調作用。他認為發達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是雙向度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別的，因此個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慮自己的需要。而現代文明，在科學、藝術、哲學、日常思維、政治體制、經濟和工藝等方面都是單向度的。人們失去的“第二度”是什么呢?就是否定性和批判原則，即把現存的世界同哲學的準則所揭示的真實世界相對照的習慣。哲學的準則使我們理解自由、美、理性、生活享受等等的真實性質。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對技術理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統治和技術的異化問題做了較為全面的分析。他揭示和分析了科學技術發展的二重性、現代社會的技術統治形式及其特征、技術異化背景中人的生存困境、技術異化的原因、技術異化的揚棄等重大問題。馬爾庫塞指出，在發達技術世界中，現代勞動者經歷了被整合或一體化到現存技術體系和現存社會秩序中的過程。技術理性通過確立富足與自由的生活目標實施著真正的統治，從而把所有真正的對立面整合起來。“在一個壓制性總體的統治下，自由可以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統治工具。個人可以進行選擇的范圍，不是決定人類自由的程度，而是決定個人選擇什么和實際上選擇什么的根本因素。”馬爾庫塞指出，通過技術理性的統治而建立起來的新社會是一個消除了工人的反抗性的一體化的社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人成了單向度的人。作為一個思想家，馬爾庫塞甚至認為單向度人的出現，對于社會的進化而言不是一種積極的現象。雖然在現代技術世界中，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勞動者甚至主動地與現存制度認同，但在實際上，勞動者喪失了人之為人的一個基本維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維度，其后果是使社會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內在驅動力，人的基本生存是由個人無法控制的力量和機制所決定的。因此在馬爾庫塞看來，人們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并沒有擺脫被奴役的命運。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們是升華了的奴隸，但畢竟還是奴隸。值得一提的是，馬爾庫塞對技術理性的批判的論述是建立在當代文化批判思潮發展的前沿的，同韋伯、齊美爾、盧卡奇等思想家關于理性的分析批判有著共同的基礎，同時與20世紀生態文化的興起也有著呼應關系，盡管其理論本身存在著不少爭議，但他對技術理性的批判的確給了后人不少啟迪。

對科學主義和技術理性的批判也是西方和歐美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論的重要內容，西方和歐美新左派陣營的代表人物們幾乎都有所論述，伴隨著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思潮的發展以及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他們的研究視角也在不斷擴大。其中，格雷厄姆·默多克的有關論述值得關注。在《通俗表現形式和后常態科學:關于轉基因食品的斗爭》里，默多克對科學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他開展研究的切人點雖然是轉基因食品等社會問題，但研究視野卻涉及科學的實施和運作方式等社會公眾領域，涉及廣闊的文化領域。默多克認為:“科學求得大眾的支持是因為科學發現各種應用會讓生活更安穩、更可靠和令每一個人更滿足。然而，近些年來，一系列新生事物已經侵蝕了長足‘進步’的承諾，這些新生事物瓦解和破壞了現有的假設和實踐，并且開創了一個后來被稱之為‘后常態’的科學。這并不是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標簽。這個前綴‘后’過于強調和過去狀況的突然決裂，雖然‘常態的’暗示在獨立的研究人員和重要的權力持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在科學發現和技術革新之間的關系比實際上它們之間的關系要更平穩。雖然如此，最近二十年，毋庸置疑，在科學的智力組織和經濟組織及政治的顯著部分發生了一系列轉變，它們一起深刻地改變了科學的實施和運作方式。”

默多克在文中提醒人們注意:最近四百年，科學家一直堅持不懈地致力于擴大和普及科學知識的影響，而且試圖最大限度地從實際應用中獲益。以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為典型的哥特式敘事傳統展望了殺氣騰騰的科學的黑暗遠景，很早就公然質疑了支撐這項普及事業的科學在持續進步的假設，但是，直到關于核武器和全球溫室效應的新發展公然抗議這種假設，這種假設才不再占有優勢支配地位。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三哩島和俄羅斯的切爾諾貝利核能事故之后，曾被宣傳為格外干凈清潔、生態上友善而安全的核資源突然成為巨大的威脅而不是解決方案。同時，人們非常熟悉的諸如汽車和冰箱，原來居然都是拓寬臭氧層空洞和加速全球天氣惡化的幫兇。未曾預料的一連串的聯系和因果關系擺在面前。科學似乎已經到達了它的極限點。這個星球提出的關于責任和平等的基本倫理問題沒有了答案。這是一個象征符號的真空區，留待后人從其他資源里填補。

默多克從社會學角度提醒人們注意:資本主義的重心從工業化生產轉移到策略性信息和操縱上，所以核心科技的掌握變成了樞紐性的經濟資源，這改變了科學和商業之間已經確立的聯系，因為當代資本只對那些會創建更多資本的研究投資感興趣，“所能完成的全部研究就是那種能賺錢的研究”。科學研究原本是為了滿足公眾的需求，由政府投資完成，但由于政府的各種財政危機，科研投入減少，科學家只能四處尋求研究基金，因而被更加牢靠地拴在資本積累的環狀運動中。結果，他們的研究成果逐漸首先成為商業資產，日益激起一些不快的小沖突，諸如關于誰應擁有專利權和誰應控制其應用等等。

他還尖銳指出:“新科學知識日益增長的商業價值連同日益加強的風險(充分評估它可能攜載的環境和健康風險前就對其進行應用所具有的危險性)把各種科學問題轉移到政治竟技場上來，在這個政治竟技場，這些科學問題深陷于社團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持續的交叉火力網中。”他舉例指出，商業計算強調短期利益并讓國家來應對隨后可能造成的任何社會或環境的損失。另一方面，公民和消費者，關注后代的未來并期望國家能讓各公司為它們的投資可能引起的長期風險負責。科學“專家”特別是那些為政府或大公司工作的科學家不再得到信任。他們逐漸被視為部分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公眾利益的代表。結果，自上而下的代表系統處于自下而上的大眾要求參與關鍵決策的日漸增長的壓力之下。

持科學主義和技術理性立場的人們一向認為，科學家連同企業家都是掌握“進步”進程的現代性英雄。他們的各種發明和“承諾”把人們從對饑餓和疾病的恐慌中解放出來，而且增加舒適和選擇的水準。然而默多克認為，這種持續進步的故事并非沒有受到質疑。許多都是16世紀希伯來傳說中有生命的假人高萊姆(Golem)(一個有生命的泥仆)故事的各種變本。在這個最初是猶太童話的中世紀早期版本中，這些人是作為仁慈的力量救助那些處于苦難當中的人和保護人們反抗壓迫的，但約翰·施密特在1682年出版的神話調查卻發現，他們開始反抗奴役狀態并且“給他們的主人造成巨大的災害”。瑪麗·雪萊正是拿這個難以駕馭的人物作為她的弗蘭肯斯坦創作原型，反過來弗蘭肯斯坦又變成了一種核心的隱喻，象征科學無力應對自身的發明造成的出乎預料的后果之可怕狀況。近些年來由于核能工廠事故及全球溫室效應，日益增強的風險意識又被再度強化。然而有兩種科技—計算機和轉基因食物—與新興的信息資本主義秩序聯系最緊密，而且最全面地和日常生活融為一體，也成了最近最具影響力的各種顧慮之核心所在。首批廣泛普及的轉基因食品—薩弗西紅柿，在1994年進人市場后，受到全球普遍喝彩和歡迎，甚至受到像《衛報》這樣的報紙的歡迎。然而不久后，人們就對轉基因技術采取了批評姿態。將西紅柿作為轉基因革命的“先鋒前衛”，是一個輝煌的選擇，因為“西紅柿已無處不在—在色拉里，在醬料、比薩、餡餅、三明治里”·一但是這種普遍存在也尖銳地呈現出可能具有的一般風險性，它暗示著消費者即使有意避免，卻最終無法回避。1999年西紅柿變成了被廣泛采納的不確定的意象，為三個國家的新聞界發動的有關轉基因食品的活動提供了圖像拋錨點。它們的涵蓋面從《獨立報》的一個成熟的西紅柿的簡單素描，到《每日快訊》的顯微鏡下的西紅柿圖片，再到《每日郵報》標語展示的一片參差不齊外形的西紅柿片，這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的特別有力的意象。

“轉基因技術日漸增多的問題與關于計算機可能的故障日漸加劇的焦慮相符。一系列病毒摧毀了數據，破壞了軟件，已經證實了‘網絡社會’的脆弱，但直到對關于‘千年蟲’造成的可能的影響的恐懼開始在1999年積蓄成一股強大的勢頭，人們并未意識到這一點。關于轉基因大豆的辯論以同樣的方式表明了轉基因成分如何徹底地與日常食品融為一體，‘千年蟲’的媒體傳播覆蓋面清楚地表明計算機技術如何變得無處不在，故障如何影響每一個人，無論他們是否擁有計算機。英國政府的一張傳單在1999年中期為商業辯護道，“在每一種可編程的電子計算機系統、微處理器和許多現代儀器、控制器和機器的嵌人系統(芯片)中都存在有潛在的問題……電梯和自動扶梯、火災檢測和報警系統”。默多克在文中還提到了一個經典的個案，關于預期的后果和按透視原理縮小的時間規模……常規設計的決策局限于數字計算機的可調時鐘，計算機應用仍然相對受限，似乎能夠使整個社會系統陷人癱瘓，切掉電源，攪亂金融交易，破壞一系列家用電器。在這場事件當中，預言被證實沒能實現。當英國政府千年蟲中心(GMC)在2001年1月1日報告，“英國國內外一片寧靜。沒有與千年蟲有關的問題的表現”，在這兒可以聽得見如釋重負的口氣，但是政府在內閣已經設置了特別的單元“讓各種部長、媒體和公眾詳盡地了解正在發生什么和正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這個事實表明他們如何真誠地對待這種情形以及直到12點的鐘聲敲響前還依然不可預知的影響。英國廣播公司當然做了最壞的打算。它的千年蟲之夜的工作室的后墻由一個強有力的意象主宰，預期的混亂浪潮以巨大的外形險惡的昆蟲的巨幅照片和一條沿著世界地圖移動的各國抵達午夜的線的形式展示出來。全球的新年歡宴的現場播報不斷地被全球“千年蟲”情形的最新報道打斷，報道計算機故障的定位點顯示在地圖上。

由此，默多克認為，我們日益意識到，所有的人為干涉都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性影響，這一特點破壞了科學的權威以及革新總是加速社會“進步”的假設。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科學家和政府都面對著疑慮日益加重的公眾。“我們見證了一個過渡時期，從科學家自動地受到尊敬的時期過渡到了現在，現在人們質疑他們的權威性”并且要求參與磋商重大革新。許多評論家歡迎這種趨勢并盼望更廣大的“科學民主化進程·一把科學還有所有影響我們社會的其他議題一起帶入公眾辯論”。另一方面政府卻不太歡迎這種傾向。談論風險是個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它，就不再能輕易地控制，并可能提供一個發光棒，指引對政府業績的更普遍的不滿，就像在轉基因的辯論中一樣。在“進步”的年代，人們依據政府配置商品和辯論的公正程度來判斷評價政府。在一個綜合風險的時代，公眾則開始根據政府根除或削減可避免的危險或“壞事”的能力來評判政府。而且，因為關于風險的決策總是涉及困難的價值和利益問題，關乎孰得孰失，所以他們不可避免地越來越轉向公眾辯淪的中心。超級秘書網

第7篇：哲學科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 馬克思；博士論文；哲學；宗教批判

〔中圖分類號〕a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5－0148－04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開篇就宣告：“就德國來說，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經結束；而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馬克思的一系列經濟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滿著對宗教問題的闡釋與批判，誠如洛維特所言：“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驟并沒有簡單地把已經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塵世世界的這種進步中同時也為批判‘天國’世界亦即宗教獲得了一個新的立場。”〔2〕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所高揚的哲學對宗教的批判和哲學的拯救行動就是其社會批判理論甚至是整個理論大廈的原始點。

一、哲學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動”

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所研究的主題是關于兩位古希臘先哲的自然哲學學說。然而，在19世紀50年代末致拉薩爾的信中，馬克思明確表明，研究兩位自然哲學家的學說，不是哲學興趣，而是政治興趣，“［較晚的］哲學家——伊壁鳩魯（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懷疑論者，［我］曾專門研究過，但與其說出于哲學的興趣，不如說出于［政治的］興趣。”〔3〕從馬克思博士論文的內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著墨于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生活和寫作方式之不同；從博士論文的結構形式上看，在論文的序言、附注和附錄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闡揚哲學的卓越。就此而論，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展開的不啻是一場以哲學征服宗教、救贖自由的“政治活動”。

伊壁鳩魯說：“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志地獻身于哲學的人，用不著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于哲學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間哲學類別眾多，選擇為哪種哲學服務才能獲得自由呢？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選擇伊壁鳩魯哲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即是選擇服務于伊壁鳩魯哲學。這種選擇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鳩魯哲學是對實在的解釋與對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國學者維塞爾認為：“馬克思對伊壁鳩魯哲學感興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鳩魯哲學提供了一條哲學救贖的道路……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興趣意味著他對作為一種救贖方式的哲學本身感興趣。”〔5〕此處，“救贖”一詞實有“解放”的韻味。聯系到伊壁鳩魯是古代最偉大的宗教批判家與啟蒙思想家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認為“伊壁鳩魯是最偉大的希臘啟蒙思想家”。，他曾對宗教提出過完整的解釋和批判，幾近毀滅性地打擊了古代宗教，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借助伊壁鳩魯“救贖方式的哲學”獲得了一種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視野，希冀通過哲學對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學的意志拯救行動能夠實現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認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為消除恐懼，獲得心靈的平靜和快樂，而現代的宗教批判則是為了徹底消除宗教這一最大的欺騙形式，使人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馬克思在哲學拯救與宗教批判的對立意義上，充分彰顯出哲學的救贖功能。

馬克思宣告哲學與宗教的誓不兩立，他承繼伊壁鳩魯反叛宗教、護衛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的精神，高調地聲明哲學“痛恨所有的神”，寧可像普羅米修斯一般做“哲學歷書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茍活于陰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論文的開篇序言中，馬克思即批判普盧塔克對伊壁鳩魯神學的論戰，明言普盧塔克把哲學帶上宗教法庭的立場，“令人想起一個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國罪的國王”〔7〕，同時指出，“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里跳動，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瀆神的并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于眾神的人。’

〔8〕宗教無疑正是作為“眾人的意見”強加于眾神的力量，它致使“眾人所崇拜的眾神”并不是“眾神”的本相。在伊壁鳩魯看來，眾神避開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對世界漠不關心，與眾人毫無關系，“人們崇敬它們是由于它們的美麗，它們的威嚴和完美的本性，并非為了謀取利益”〔9〕這與“眾人所崇拜的眾神”毫無一致之處。何況，馬克思認為，對于哲人來說，“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應該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識相并列。”〔10〕“神學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學更重要的描述是極端錯誤的。

作為“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自我意識哲學，必然要質疑和批判作為各式各樣的偏見與錯誤意識的種種宗教和神圣，“哲學”和“宗教”根本上是存在沖突的。為解決這個沖突，在蘇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態度呈現出兩種路向：其一，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主張對民眾采取一種“高貴的謊言”的政治哲學，審慎地對待人們的宗教信仰，改善而非顛覆受宗教主導的人類社會，防止哲學對社會的“瘋狂”侵襲；其二，伊壁鳩魯摒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曖昧不明的態度，堅決地采取了站在宗教對立面的立場，以巨人般的勇氣復興前蘇格拉底自然哲人用哲學對抗宗教的明確立場。〔11〕伊壁鳩魯這一大無畏的精神為后來的啟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啟蒙背景中成長的馬克思，幾乎具備啟蒙哲人的所有抱負和激情，毫不猶豫地扛起了以哲學征服宗教的大旗。正如伊壁鳩魯的所有自然哲學均服務于其反宗教的動機一樣，馬克思對希臘原子論的研究也服務于其反對宗教的政治旨趣。

作為哲人的馬克思，其哲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們從偏見、迷信和宗教中引導、“救贖”到“哲學”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走出柏拉圖的“洞穴”，由此反抗宗教在神的名義下把人“救贖”到晦暗不明的黑暗中去的荒謬舉動。因為依照啟蒙哲人的預言，凡是在人們開始按照哲學的理性進行思考的地方，宗教和迷信就不再有活動的余地；而哲學的理性思考也只有在超出恐懼和無知的地方才能開始。當然，這個過程是艱辛的，面對的壓力也是嚴峻的。所以馬克思說：“哲學研究的首要基礎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12〕。 方式選擇及原子偏斜理論的本體論意義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一方面生動地描繪了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兩者的研究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映現出兩個不同的思想家形象；另一方面也詳述了兩者學說上的差異與對立，著重強調原子脫離直線而偏斜的理論把伊壁鳩魯同德謨克利特思想的實質區別。深刻凸顯出伊壁鳩魯的自由意志哲學能夠掙脫眾人的意見與宗教精神的限制，甚至能夠征服世界，實現絕對自由的本體論意義。

關于研究方式的選擇。馬克思描繪道：“德謨克利特不滿足于哲學而投身于經驗知識的懷抱，而伊壁鳩魯卻輕視實證科學，因為按照他的意見，這種科學絲毫無助于達到真正的完善”〔13〕；德謨克利特說“我發現一個新的因果聯系比獲得波斯國的王位還要高興”，而伊壁鳩魯則認為，探討客體只在于使那進行解釋的主體得到安慰，目的在于追求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自然知識本身；〔14〕“德謨克利特由于對知識感到絕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鳩魯卻在感到死亡臨近之時洗了一個熱水澡，要求喝醇酒，并且囑咐他的朋友們忠實于哲學”〔15〕。因此，研究方式的選擇制約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自然哲學不單純是對外在世界的客觀研究，也是關乎人的自我意識，關乎人的生活方式的學說。在馬克思的視野中，相比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才是真正的哲人，只有在伊壁鳩魯那里，哲學成為救贖的工具，擺脫了大眾意見的束縛與宗教精神的限制，從而在哲學中感到滿足和幸福，由此得到真正的自由。當然，馬克思的自由已經不僅僅是伊壁鳩魯的對恐懼的擺脫與自我意識的寧靜，更是指人真正征服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哲學對眾人的宗教生活的征服能力與救贖能力。維塞爾認為，馬克思使用的“征服”一詞是bezwingend，這個詞意味著強迫（forcing）。也就是說，普羅米修斯精神“強迫”世界成為人類自由之所。只有通過征服世界，人才能夠創造自己的文化宇宙，才能創造自我神性的保護而戰勝死亡。〔16〕人成為宇宙的理想生活的創造者，正是馬克思宗教批判的終極目標。

關于原子偏斜理論的意義。馬克思認為，伊壁鳩魯的原子王國所展示的是人的自我意識的世界，凸顯的是人的自我意識的絕對性與自由。原子作

為抽象的、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自然形式，表征的實際上是個體的人。馬克思對伊壁鳩魯原子論的解讀其實包含著對人之生存樣態的洞悉。原子在必然性的直線運動中喪失了個體性與獨立性，如同個體的自由在外在的劃一行動中喪失了自身，但原子的偏斜運動打破了這一“命運的束縛”。原子由于脫離直線，偏離直線，從而從自己的相對存在，即從直線中解放出來，如同表征著人的自我意識的原子經歷否定之否定，以偏斜運動否定直線運動，通過獨立性和對同他物的一切關系的否定脫離了限制性的定在，從而擺脫外在之束縛與羈絆獲得獨立自由的特性。〔17〕而這一點對于馬克思來說，正是人們逐漸脫離宗教的偏見與魅惑，洞察到人擁有神性般的自我意識而確證人的自由和平等的過程。“原子偏斜理論”構成了伊壁鳩魯哲學與德謨克利特哲學的差異。原子偏斜是對實在的解釋，藉此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原子的偏斜打破了命運的束縛，將這一思想應用于人類的自我意識，則“偏斜正是它胸中能進行斗爭和對抗的某種東西”〔18〕。原子的偏斜改變了原子王國的整個內部結構，并形成了原子的相互排斥這一自由意志的最初形式，因為它擺脫了強制的運動與盲目的必然性行為，這正是作為理性之光的哲學對作為幽暗泥塘的宗教的擺脫與勝利，彰顯出具有獨立自由意志的人才有可能掙脫宗教的束縛的事實。伊壁鳩魯提出的哲學學說是一種作為救贖方式的哲學。

伊壁鳩魯與德謨克利特研究方式的差異及伊壁鳩魯原子偏斜理論的運用，實質上是本體論與物理學的差異。德謨克利特將原子作為客體進行研究，把握的是原子客體的必然性，沒有涉及主體本身，只具有物理學意義；伊壁鳩魯通過原子發現了自由意志主體，并確立了自由意志主體的性質與自由意志擺脫宗教的本體論意義。

三、自我意識哲學的內在之光與外在之明

馬克思批判了“關于神的存在的證明”，指出這些證明“不外是空洞的同義反復”〔19〕。一切關于神的本體論證明都是不成立的，它們只是人的自我意識的直接證明。徹底掃除了“神”這一宗教的最高基礎之后，馬克思闡述了自我意識哲學如何實現對世界的救贖，這是伊壁鳩魯的“救贖方式的哲學”對宗教批判的完成。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的附錄中指出，歷來關于神的本體論的證明無非就是說，某人現實地想象的東西，對于某人來說就是現實的表象。因為我的想象是由某東西作用于我，所以當我現實地想象神，神對于我來說就是現實的表象，這一“現實的表象”將證明神具有一種實在的存在。馬克思指出，人如果相信自己想象的表象，這一表象就會起作用，如古代的摩洛赫和阿波羅神都曾是人們生活中的一種現實的力量一般。但是，馬克思接著論證到，如同某人將紙幣帶到不知紙的這種用途的國家去，必將被人嘲笑他的主觀表象一樣，要是將某人所信仰的神帶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國家去，必將被人嘲笑他受幻想的支配。“一個特定的國家對于外來的特定的神來說，就同理性的國家對于一般的神來說一樣，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20〕由此，馬克思指出，“對神的存在的證明不外是對人的本質的自我意識存在的證明，對自我意識存在的邏輯說明。例如，本體論的證明。當我們思索存在的時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識。”〔21〕對神的本體論存在的一切證明歧視都是對神的不存在的證明，是對一切關于神的觀念的駁斥，如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沉思一般最終只是證明了人的自我意識的最高神性。維塞爾的論斷也許是可信的：“從馬克思博士論文時期看來（假如沒有更早的話），那種超越了人的所謂上帝的存在（即使如人一樣的客觀存在也能在他那里被構建）對他而言也許沒有任何價值，因為對馬克思來說，價值意味著人的存在——最高的神性的自我意識。……馬克思相信，社會主義是人的理想的完美，不需要指向一個所謂神圣的父。”〔22〕既然神已經被掃除出這個世界，宗教已經被證明只不過是一種虛幻的形式，那么救贖世界，實現和護衛人類自由的責任就要依靠自我意識哲學。 場救贖運動，“哲學必須成為塵世的（現實的）哲學，而世界必須成為哲學的（觀念的）世界。哲學既是救贖的工具，同時也是救贖的內容。為此，對馬克思來說，哲學擁有一顆‘征服世界和絕對自由的心’。”〔23〕馬克思認為，“征服世界與絕對自由”是哲學的本性，哲學是救贖意識的認知形式，它必須面向世界，在征服世界的過程中獲得絕對自由的自我意識

。“當哲學作為意志面向現象世界的時候，體系便被降低為一個抽象的總體，就是說，它成為世界的一個方面，世界的另一個方面與它相對立。體系同世界的關系是一種反思的關系。體系為實現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發生緊張的關系。它的內在的自我滿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24〕哲學要面對世界，而不再只是解釋世界之所是的內容，不再只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內容；哲學必須把世界變成哲學欲求的應該所是的內容，成為救贖行動的自我意識。

只有如此，哲學的本質才有可能實現，一個新的理論和新的自由世界才有可能在暴風雨中誕生。“本來是內在之光的東西，變成轉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哲學的實現同時也就是它的喪失，哲學在外部所反對的東西就是它自己內在的缺點，正是在斗爭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對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當它陷入這些缺陷之中時，它才能消除這些缺陷。”〔25〕

假如認為伊壁鳩魯的哲學處境是由亞里士多德體系造成的，而馬克思的哲學處境則是由黑格爾體系造成的這一相類似的哲學處境之下，我們有理由信服美國學者沃格林的如下一段話：“意識的主權與反有神論的反叛是在一個開始就有的，它們作為動機進入到了馬克思對由黑格爾體系造成的哲學處境的反思之中。在黑格爾與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體系中，哲學‘封閉自身成為一個完整的、全體的世界’，像這樣的體系乃是哲學中的‘節點’，它們中斷了哲學的直線發展。要在沉思中來進一步完善這樣的體系是不可能的，其繼承者將轉向哲學實踐和對時代的批判。”〔26〕我們也更能體會到馬克思選擇伊壁鳩魯哲學作為其博士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的深意所在，那就是把哲學當成一種救贖方式，深入到實踐和時代的深處去挽救那些遭受宗教魅惑的人們。

四、結語

就馬克思借助伊壁鳩魯的“救贖方式的哲學”所擁有的超越宗教的批判視野而言，其哲學的“征服世界和絕對自由之心”還只是在自我意識中跳動，只是以“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幽暗詭秘的宗教世界，彰顯了哲學的救贖意志。這種批判仍然只是思辨式的批判，依然局限于斯賓諾莎和青年黑格爾派的理性精神啟蒙，它本質上仍是以“精神的批判”來消滅或以“自我意識”來消融宗教的“幽靈和怪影”，雖然批判的鋒芒很犀利，但還略顯缺乏渾厚的根基，因為尚未尋找到合適的中介讓自身成為革命的物質力量。馬克思從哲學上批判宗教只是宗教批判的序幕，而不是其最終的完成。這種批判無疑具有理性啟蒙的價值，其巨大的政治意義就是促成政教分離，讓國家尊重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嚴格限定公共權力的支配范圍。然而“猶太人問題”已經使這一解決方案出現裂隙，哲學式的理性啟蒙既不能消滅宗教，也無法化解宗教派別之間的沖突，價值沖突、“諸神之爭”依舊存在于世間。因此，宗教批判必須要走出自我意識哲學的視野，擺脫在“思辨王國”中的“純哲學批判”式的范圍限定；必須反思哲學批判的前提，不能單純地將自我意識哲學作為宗教批判的前提和歸宿，不然，根本無法消滅宗教的神秘性。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的宗教批判的理論性質總體上還囿于大衛?施特勞斯、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等人的思想傳統；馬克思在寫作博士論文時期尚屬于“青年黑格爾派”。不過，馬克思已認識到其宗教批判的局限性，從而堅決地清理了自己與“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關系，指出，“這些哲學家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于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 關于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系問題”〔27〕。在轉入政治和經濟的批判之后，馬克思在新的層次上提出了對宗教的批判，即對宗教的世俗批判。

〔參考文獻〕

〔1〕〔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16．

〔2〕〔德〕卡爾?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471．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7．

〔4〕〔6〕〔7〕〔8〕〔9〕〔10〕〔13〕〔14〕〔15〕〔17〕〔18〕〔19〕〔20〕〔21〕〔24〕〔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2，11，12，35-36，12，24，27-28，25，35，34，100，101，101，75，75-76．

〔5〕〔16〕〔22〕〔23〕〔美〕維塞爾．馬克思與浪漫派的反諷

〔m〕．陳開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29，132，133，183．

〔11〕羅曉穎．從伊壁鳩魯的憤怒到普羅米修斯的誓言——馬克思《博士論文》的宗教批判背景分析〔j〕．現代哲學，2007，（3）．

第8篇：哲學科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社會科學論文　絕對優勢學科　相對優勢學科　學科結構相似性

[分類號]G311

科學論文被世界各國廣泛用作科學技術產出的一類指標，科學論文的學科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學體系的狀況和特征，同時也是表征學科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隨著國際大型文獻數據庫的開發和成熟，特別是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SSCI)的推出，許多學者采用文獻數據庫統計數據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績效、結構及影響力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國內社會科學文獻數據庫的開發也逐漸繁榮，為研究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的規模、結構、質量和影響力提供了數據基礎。范并思利用報刊資料索引文獻數據指標，采用文獻數量和增長率等定量方法研究了中國1978～1995年社會科學以及學科結構、增長及其變化。一些學者利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文獻數量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及2l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科學生產力及影響。莫作欽利用408種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文獻數據，采用統計分析方法對1996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狀況及其學科發展態勢進行了揭示。蔡曙山采用國家社科規劃申報項目數據分析了各省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科研生產力。

不同國家或地區對社會科學不同學科領域的發展有優先和輕重緩急之分，那么對于一個省份來說也應該選擇自己優勢和特色學科研究領域。選擇和發展優勢領域最主要的一個方面是要以之前的優勢積累，了解和知道哪些領域具有優勢。科研優勢可以通過多種指標來反映，如科研投入中人力投入、經費投入，科研產出中論文產出等，在這些指標中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論文產出。對于所有的優勢可以體現到該學科的研究領域在國內和國際上所處的優先地位，這可以通過科研產出指數來測度各地學科結構及優勢領域。本文以反映國內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CSSCI檢索系統論文統計數為基礎，建立社會科學研究優勢指數，借以分析和比較我國各地區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分布與優勢。

盡管科學論文只是衡量科學體系結構的一個方面，但它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科學研究學科結構的產量、質量和覆蓋面。分析和揭示各地區社會科學研究學科結構分布及優勢領域，對科技宏觀管理部門來說，可以作到系統規劃、突出優勢、兼顧一般、協調發展，調整和建設優勢領域，對整個國家學科優先領域的選擇和科研基金的投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意義。

1　數據來源

本論文統計分析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CSSCI 1998～2004年的數據，時間跨度為7年。CSSCI精選了國內出版的質量較高、影響較大、編輯出版比較規范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作為來源期刊，該檢索系統具有較完善和規范的學科分類論文省區歸屬檢索系統。

CSSCI根據文獻來源分為25個學科，表1給出1998～2004年我國25個學科領域論文數量及比例排序。部分學科進行了簡稱：(簡稱馬克思)、新聞與傳播學(簡稱新聞學)、圖書情報與檔案學(簡稱圖情學)、社會科學總論(簡稱社科論)、人文地理(簡稱人地學)、環境科學(簡稱環境學)。

從表1可以看出：

從25個學科領域7年論文量占全國論文總量比重和排名看，第一位的是經濟學，占30.3％，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領頭羊，一支獨秀成為顯學。分列二、三位的是教育學和政治學，各占9.6％、7.1％。有7個學科所占比重不超過1％，分別是宗教學(0.9％)、考古學(0.9％)、民族學(0.7％)、統計學(0.4％)、人地學(0.4％)、社科論(0.2％)和軍事學(0.2％)。

所有25個學科領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動性增長，各領域波動的年份不完全一致。這是因為一方面收錄來源期刊數量不穩定；另一方面來源期刊變更所引起的。

2　各地學科優勢與結構

2.1　各地優勢學科領域

各地的學科結構反映了現實的社會科學研究能力，也預示著各地的社會科學體系的發展方向。要對各地的學科領域的地位進行分析，必須求助于全國比較。對某個具體地區而言，有必要對衡量社會科學領域成就的絕對優勢學科領域和相對優勢學科領域兩個指標進行區分。兩種優勢的界定如下:

在某一學科領域中，一省區的論文在全國論文總數中的份額，這個指標可粗略評估該省區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力量，取全國3l省區中每一學科領域前5位的省區，以定義它在該領域具有絕對優勢。測算公式：

在某一學科領域中，一省區論文在該省區全部社會科學領域論文中的份額與該領域中各省區論文總數在全國全部社會科學領域論文總數中的份額比較，這是從學科領域的角度來展示相對優勢指數(RCA)。它表明在某一特定領域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省區應成比例地比其他省區做出更多的貢獻(發表更多的論文)。相對優勢指數的測量方法是：

因此，如果兩者的比值大于1，則說明該省區在該學科領域中具有相對優勢；如果比值小于1，則需要加強該領域的研究工作。

為了全面系統地反映和測量各地區的社會科學優勢學科領域，同時也為了消除各地區年度論文變化的影響，取7年各地區論文數據，分別按25個學科領域進行匯總，按上述的計量方法進行測度。各地區絕對優勢、相對優勢學科領域如表2所示。

觀察表2并分析數據可以得出：

從各地區絕對優勢比較看，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和廣東在大部分領域占據了絕對優勢，這5個省市屬于第一層次。很明顯，北京在全部社會科學學科領域的論文產出中占有絕對領先地位，各領域的論文數占全國相應領域論文數的15％～48％不等，沒有哪一個省份在任何領域能與北京匹敵。北京在所有領域都具有絕對優勢，但不是所有領域都具有相對優勢，在管理學等10個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上海在、考古學和民族學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在管理學等11個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但具有絕對優勢。江蘇考古學和民族學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體育學只具有相對優勢，在宗教學等9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但具有絕對優勢。湖北在管理學等8個領域既具有絕對優勢又具有相對優勢，但在宗教學等6個領域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廣東在等4個領域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

管理學等16個學科前5名都集中在第一層次，而馬克

思主義等9個領域就比較分散，特別是考古學最為分散。

四川、山東、陜西、河南、甘肅、云南和廣西分別有4至1個絕對優勢領域，其他省份不具有絕對優勢領域。這表明少部分省市產出了大部分的社會科學論文，全國絕對優勢學科是相對集中的，對于具有絕對優勢學科的省市應該繼續保持這種絕對優勢地位，因為這是最具特色的優勢。

從相對優勢領域比較看，各地區相對優勢領域的數目不等，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相對優勢領域，除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和廣東外，其他具有絕對優勢領域的省份，他們的絕對優勢領域幾乎也同時是各自的相對優勢領域。對于同時具有兩種優勢學科的省市，更應該繼續保持這種特色的優勢學科。對于沒有絕對優勢學科的省份，應該在各自的相對優勢學科里發揮力量，使優勢更突出。

從各學科相對優勢值比較看，社會科學研究能力比較強的省份差異小，而能力比較弱的省份差異比較大，也就是說社會科學能力弱的省份相對比較優勢更突出。

中部地區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哲學、語言學、文學、圖情學和教育學。而西部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學、文化學、人文地理和環境科學，這是西部所處地域環境的反映。

社會科學研究的地區產出與綜合性大學和文科院校的地區分布有很強的相關性。社會科學研究產出能力強的省份也是擁有高等院校比較多的。

2.2　各地區相對優勢學科領域比較

為了考察各省區相對優勢領域在時間上的縱向變化，將1998～2000年和2002～2004年的各省區25個學科的論文數匯總，也分別計算出各省區的相對優勢領域。這樣可以比較各省區前期和后期相對優勢領域的變化。采用蛛網圖可以清楚地顯示相對優勢領域發展的強弱變化。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在東中西省份中各選取一個省份，東部的上海、中部的湖北和西部的陜西。

分析數據和觀察圖1可以看出：

我國大部分地區社會科學學科保持相對穩定的結構，這種結構穩定性高于自然科學或工程學科。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強的地區學科結構穩定性高于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弱的地區，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不發達地區的學科結構更容易發生變動。

上海的民族學、環境科學和軍事學相對優勢得到加強，統計學、藝術學和文化學相對優勢被消弱。湖北的新聞與傳播學、統計學和文學相對優勢得到加強，而藝術學、宗教學和教育學相對優勢降低。陜西的人文經濟地理、軍事學和管理學相對優勢得到大力加強，而體育學、心理學和宗教學相對優勢降低。

2.3　各地區學科結構比較

各地社會科學學科結構異同和變化可以通過兩個指標加以測定：

從表3可以看出：

大部分省份的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與北京極為相似，這表明我國各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模式基本相同。只有部分省份如青海、重慶、河南、內蒙古等結構稍有不同。

社會科學研究能力較強的省份結構變動度較小，如北京、上海、湖北和廣東等；社會科學研究力量較弱的省份結構變動度較大，如青海、海南、黑龍江和江西等。

總體上，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變動低于自然科學或工程學科。

3　結論與建議

當前經濟學成為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第一大學科，遠遠超過其它學科。

北京、江蘇、上海、湖北和廣東是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力量最強的地區，其它地區具有少量的絕對優勢學科，每個地區都擁有數目不等的相對優勢領域，中部地區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哲學、語言學、文學、圖書情報與檔案學和教育學。而西部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學、文化學、人文地理和環境科學。

大部分省份的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與北京極為相似，這表明我國各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模式基本相同。全國各地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特色與優勢并不突出。

選擇和發展優勢領域，首先要結合本身具有的學術優勢基礎和特色。各省區優勢領域的存在與各省區的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強弱有很大關系，所以各省區選擇和發展社會科學，應主要結合當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科分布力量，特別是各地高校重點學科建設，結合當地區域特色和社會需求。其次，在選擇學科研究重點時，必須確立學科主體研究方向和有特色的學科方向，并以此為重點加強建設。在選好方向的基礎上，建設和培養學術梯隊，沒有一流的學術隊伍就沒有一流的學科，人才是學科發展的動力所在。

以社會科學論文作為測度優勢領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論文只是反映社會科學知識的成果形式之一，在社會科學領域，書籍也是反映社會科學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

第9篇：哲學科學論文范文

【摘要題】理論探索

【關鍵詞】社會科學/科學生產力/CSSCI

1引言

科學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范疇，它們的成果表現形式有著質的差別。后者的成果是物質的、有形的，而前者則是非物質的、無形的，需要經過轉化才能成為有形的。自然科學、技術生產力成果的表現形式主要是論文、著作、專利；社會科學生產力成果的表現形式則主要是著作、論文、研究（咨詢）報告。對于物質生產力的評價國際上已經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認的指標體系，可以進行直接評價。而對于科學生產力的評價，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質的、無形的，因此無法對它進行直接評價。目前，國際上的通用做法是對它的成果的轉化表現形式進行量化評價，從而對科學生產力進行間接評價。

論文是科學成果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這里所說的社會科學生產力是指社會科學生產的能力。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加菲爾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國費城科學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學引文索引》(SCI)，以在SCI來源期刊上發表科學論文的數量和已被SCI錄用論文的引用量作為衡量科學成果的量和質的主要指標。經過30多年的實踐，目前SCI已被國際公認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乃至學者個人科學成果（主要是基礎研究）和學術影響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開始，受國家科委的委托，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依據SCI每年我國各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在SCI的發文量和被引量統計。這一重大舉措導致了各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紛紛采取各種激勵措施，從而在總體上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科學生產力的發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學引文索引》之后，美國費城科學信息研究所相繼研制、出版了《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國際性的，且不收錄中文期刊，而我國的科學研究人員的成果絕大多數發表在國內出版的中文期刊上。為了能準確、全面地反映、評價我國的科學生產力，研制基于中文學術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為十分緊迫的重要任務。1995年，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制的以國內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為素材的《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學開始研制《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經專家組論證，教育部正式批準，將《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列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重大項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導下，經過課題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繼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盤和網絡版，并提供查詢、咨詢、統計服務（包括網上服務）。CSSCI的出版填補了我國該領域的空白。

CSSCI來源期刊的選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導下、廣大社會科學領域專家的參與下進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咨詢委員會”，由全國17所高校的社會科學專家和社科管理專家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領導的參與下，咨詢委員會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別在南京、長沙、珠海召開會議，對CSSCI來源期刊進行了充分、深入的討論，會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組織全國社會科學領域1000名教授對CSSCI來源期刊進行評選，最后確定CSSCI來源期刊419種。這保證了CSSCI的科學性、客觀性。

表1論文的地區——學科分布

附圖

說明：由于少數論文涉及2個學科、作者涉及2個地區，故論文總數略多于CSSCI(2001)論文總數。

本文基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以發表學術論文為指標，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結構、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作一宏觀描述。

2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總量及其地區、學科分布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來源期刊為419種，錄用來源文獻為61492篇。根據CSSCI(2001)數據庫，分析、統計得出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地區——學科分布，如表1所示（見上頁）。

3我國社會科學生產力結構分析

由表1論文的學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國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總量中經濟學占30.41%，這是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在論文學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論文總量4%以上的其他8個學科依次是：教育學，政治學，新聞與傳播學，圖書館、情報學與文獻學，文學，歷史學，法學，哲學。

由表1論文的地區分布可知，2001年發表的社會科學學術論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遙遙領先于其他省市，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質高的高等院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政部門（含所屬研究機構）所導致的。占社科論文總量4%以上的其他6個地區依次是：上海(9.04%)，江蘇(7.70%)，湖北(6.82%)，廣東(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國社會科學生產力的地區分布。它還列出了社會科學各學科論文的地區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會科學各學科生產力的地區分布。表2列出了各學科論文發文量按地區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學科社會科學生產力處于領先地位的省、市，比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廣東。

表2學科論文地區發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圖

收稿日期：2003-06-09

【參考文獻】

1鄒志仁.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鄒志仁.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計量指標——論文、引文與期刊引用統計（2000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