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行政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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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學行政論文范文
獸醫主管部門。根據動物防疫法及相關法律規范的規定，除動物及動物產品檢疫許可外，其他動物衛生許可均由獸醫主管部門實施，包括動物防疫條件審批、動物診療許可審批、執業獸醫注冊、以及獸藥生產、經營、進口等的審批、實驗室生物安全方面的許可，等等。動物衛生監督機構。根據《動物防疫法》《動物檢疫管理辦法》的規定，動物及動物產品檢疫許可由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實施，即出具檢疫證明、檢疫標志，包括產地檢疫和屠宰檢疫許可、跨省引進乳用、種用動物及其、胚胎、種蛋審批、無規定動物疫病區檢疫審批等。
二、動物衛生行政許可的程序
1.申請與受理動物衛生行政許可與其他行政許可行為一樣都是依申請而啟動的行政行為，行政相對人從事特定活動，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許可的，應當向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提出申請。申請人申請動物衛生行政許可，應當如實向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提交有關材料和反映真實情況，并對其申請材料實質內容的真實性負責。申請書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向申請人提供行政許可申請書格式文本，申請書格式文本中不得包含與申請行政許可事項沒有直接關系的內容。行政許可申請可以通過信函、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動物衛生行政主體對申請人提出的行政許可申請，應當根據下列情況分別作出處理：第一、申請事項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許可的，應當即時告知申請人不受理；第二、申請事項依法不屬于本行政機關職權范圍的，應當即時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并告知申請人向有關行政機關申請；第三、申請材料存在可以當場更正的錯誤的，應當允許申請人當場更正；第四、申請材料不齊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應當當場或者在五日內一次告知申請人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請材料之日起即為受理；第五、申請事項屬于本行政機關職權范圍，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請人按照本行政機關的要求提交全部補正申請材料的，應當受理行政許可申請。
2.審查與決定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對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進行審查，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動物衛生行政主體能夠當場作出決定的，應當場作出書面的行政許可決定。根據法定條件和程序，需要對申請材料的實質內容進行核實的，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指派兩名以上工作人員進行核查。行政機關對行政許可申請進行審查后，除當場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外，應當在法定期限內按照規定程序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申請人的申請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依法作出準予行政許可的書面決定。動物衛生行政主體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許可的書面決定的，應當說明理由，并告知申請人享有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動物衛生行政主體作出準予行政許可的決定，需要頒發行政許可證件的，應當向申請人頒發加蓋印章的下列行政許可證件：第一、許可證、執照或者其他許可證書，如《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獸藥生產許可證》等；第二、資格證、資質證或者其他合格證書，如《獸藥GMP證書》等；第三、動物衛生行政主體的批準文件或者證明文件，如獸藥產品說明書等；第四、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許可證件。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對動物產品實施檢疫的，可以在符合加施檢疫標志條件的包裝物上加貼檢疫標志，或者在胴體上加蓋檢疫印章。
3.審批期限除可以當場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外，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自受理行政許可申請之日起二十日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如，《動物診療許可證》《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應當在二十日內作出決定。二十日內不能作出決定的，經本行政機關或機構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十日，并應當將延長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請人。但是法律、法規對動物衛生行政許可的期限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執行。動物衛生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許可決定，依法需要聽證、招標、拍賣、檢驗、檢測、檢疫、鑒定和專家評審的，所需時間不計算在前述規定的期限內，但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將所需時間書面告知申請人。如，對輸入到無規定動物疫病區的動物檢疫，其隔離期間不計算在法定審批期間內。動物衛生行政主體作出準予行政許可的決定，應當自作出決定之日起十日內向申請人頒發、送達行政許可證件，或者加貼標簽、加蓋檢驗、檢測、檢疫印章。
4.變更與延續被許可人要求變更行政許可事項的，應當向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提出申請，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依法辦理變更手續。變更是指對獲得許可事項的非主要內容的變動，如，取得動物衛生行政許可的單位其名稱、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發生變化等；對實質內容的變更，如，取得《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的飼養場其飼養地點的變化，取得《動物診療許可證》的診療場所其診療地點的變化，則不屬于變更，而應當重新申請許可。被許可人需要延續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的有效期的，應當在該行政許可有效期屆滿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提出申請，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執行。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根據被許可人的申請，在該行政許可有效期屆滿前作出是否準予延續的決定；逾期未作決定的，視為準予延續。動物衛生行政許可的撤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或者其上級行政機關，根據利害關系人的請求或者依據職權，可以撤銷行政許可，對于因下列原因而撤銷的行政許可，被許可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依法給予賠償：第一、動物衛生行政主體工作人員、作出準予行政許可決定的；第二、超越法定職權作出準予行政許可決定的；第三、違反法定程序作出準予行政許可決定的；第四、對不具備申請資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人準予行政許可的；第五、依法可以撤銷行政許可的其他情形。此外，對被許可人以欺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行政許可的，也應當予以撤銷，被許可人因不當手段取得的行政許可被撤銷的，被許可人基于行政許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護。撤銷行政許可，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動物衛生行政主體應當不予撤銷。
三、動物衛生行政許可的注銷
第2篇：法學行政論文范文
關鍵詞：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內涵范疇
一、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問題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尚處于“史前階段”，行政法的研究幾乎為空白。
1978年決定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行政法研究卻成了法學領域最具有活力的，這得益于政府職能的轉換，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變和法律實踐。1983年，也就是我國行政法的創建階段，<<北京政法學院學報>>刊發了應松年教授、朱維究教授撰寫的<<行政法理論基礎的探討>>一文，此后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幾乎再也沒有中斷過，倍受學者的關注。武漢大學周佑勇教授甚至認為，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標志著我國行政法學已經沖破傳統的規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維的發展階段。⑴
對行政法學的基礎理論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豐富的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控權論、公共權力論、新控權論、控權加平衡論、控權加服務論、行政職責本位論⑵等等。這些研究，對于深化對行政法的認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些觀點當中，承載了我國行政法學者對行政法價值的考量與本質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對這一問題的闡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節，目的顯然，為了彰顯“什么是行政法”這一問題的本質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為行政法？
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問題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等價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題，凡是一種基礎理論，它對于學科的影響是全方位性的，這區別了我國早期行政法對行政法規范的分析。正是因為行政法基礎理論的問題的重大性，使這一問題在行政學界有不少的爭議。盡管理論成果眾多，但是并沒有形成一種主流的觀點，也或者說沒有形成流派。一元價值論強調對一個問題的正確回答只有一個，而一元價值論受到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追問，我們對于行政法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國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現代主義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卻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所關心的是多元價值，這些多元的價值本質上必須是異質的。⑶我們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統的行政法學體系，就必須對基礎理論承載的方法論功能進行反思。
筆者認為，要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探討，必須首先認識這一問題的內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問題的實質，我們才能在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二、行政法基礎理論問題的內涵誠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礎理論對于行政法學科的影響應該是全方位的，這種全方位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
筆者認為，行政法基礎理論至少應該回答了以下問題：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學遭遇的第一個問題，如果第一個問題不能展開，或者表述含糊的話，就很難想象對行政法學研究的角度。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學的價值，對實際的影響是：我們需要一門什么樣的行政法學？或者說，我們所期望的行政法應該是怎樣的？正因為對行政法學這個本質的問題很難全面或進行本質的闡述，有的學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質的表述，從行政法的表現形式入手進行。⑷
2行政法學基礎理論決定了行政法學研究的領域以行政法母國法國為例，最初采納的是公共權力說，但是隨著行政的發展，一些行政行為很難依據這個標準納入法律視野，以布朗戈案件為轉折，狄驥建立了的公務說，隨著行政職能的擴展，傳統的公共權力和公務說已經不能說明整個行政活動，于是出現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權力等多元標準說。對我們來說，這一問題的回答也直接關系到整個行政法學學科體系的建構，一個學科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內容？每部分的內容應該涵蓋哪些法律？例如，依據什么原理把行政訴訟法納入行政法學體系？⑸行政程序法應該納入哪一部分進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學基礎理論的指導，行政法學只能是一些雜亂材料的堆積，行政法學研究者也只能是眾多法律現象的“倉庫管理員”。同時，行政法學體系應該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能兼容將來行政行為更多的不確定性發展，將一些新的行政行為及時納入行政法律的視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構行政法學體系的基礎理論。
3行政法學基礎理論應該成為行政法原則的理論支撐當今行政法學界和務實界對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已經達成了很大的共識，即行政法的原則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這兩個原則卻是建立在對國外行政法比較研究的基礎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論支持，以合法性原則為例，對這一原則的理論支持僅是憲法上的“法治原則”，“合法性原則淵源于法治原則并以后者為基礎，但法治原則屬于憲法原則，合法性原則屬于行政法原則”⑹。以憲法原則推演出行政法原則并沒有錯，但是我國是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不像西方國家一樣有著“契約論”和“自然法”的等理論的支撐，坦白說，我們根本沒有自己獨立的體系化的理念，在某種意義上，“”一詞被賦予了工具性價值，單以憲法第五條來作為行政合法性原則的理論支持未免顯的有點勢單力薄。
4行政法學基礎理論應當符合行政理念的發展趨勢在大陸法系國家，公法私法是傳統上對立的兩極，但隨行政職能的擴張演變，筆者認為“公法私法化”已經初露倪端，仍以法國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機關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較對方合同當事人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權，包括對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揮權、單方面變更合同權、合同解除權、對方違反合同的制裁權⑺，行政機關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權利的權力，表現了強行政權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國行政法的發展中，行政合同與往昔相比已經變的“面目全非”，“現在行政合同完全適用合同法（法國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許合同，占用公產合同和公共采購合同——筆者注），行政機關與對方當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權，行政機關違約必須承擔責任，過去實行過錯責任，現在國家更多承擔無過錯責任”；在近20多年的法國行政法發展中，公共服務部門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不要求政府撥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眾與國家獨立存在⑻。還例如，傳統行政法學認為行政強制的單方性、高權性、命令性、支配性，這種傳統的觀念源自于大陸法系國家行政行為權力性和不可處分性，而有學者出于對公共利益的全面考慮，對參與型和互動型的行政理念的關注，對這種傳統的觀念進行了置疑，認為行政強并非絕對沒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觀點認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和互動發展，奠定了法治運行的基礎，中國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須重構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權力權威和良法之治，并實現依法治國與市民社會理性規則秩序的回應契合⑽。有學者更指出，透過市民社會的建構逐漸確立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才能避免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兩極擺動，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學基礎理論中的范疇對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
筆者認為主要包括：
1現代行政理念與行政職能行政理念與行政職能的轉換是行政法學領域的一個老問題，現代的行政已經從管理的行政向服務的行政轉變，從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轉變，從強權行政向弱權行政甚至非權力行政轉變，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內在的動力推動著行政理念與行政職能的轉換？有無規律可循？
2個人與群體在西方思想史上，我們不難發現“個人”與“群體”是許多思想家進行敘事的角度。，如共和主義阿倫特關于“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對立，個人自由主義的旗手哈耶克關于“個人主義”與社會的對立⑿。公民個人權利與行政權力、公民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入題都應從這個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傳統的行政法觀念認為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的沖突是現代社會最常見的現象之一⒀，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因對憲法關于為公共利益而對征用的補償的修改再次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標準是什么？這個詞匯給人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會成為權利或權力濫用的借口。用法律給“公共利益”進行規范的表述已經顯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們也需要全面對傳統行政法觀念中的公共利益于個人利益的關系進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之間存在著不可消弭的張力？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認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他說：“道德主義者不斷地譴責人性中的惡，但這只能表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多么無知。人并不惡，他們只是由其利益所驅動。道德主義的譴責自然不可能改變人性中的這種動力。需要譴責的不是人性中的惡，而是立法者的無知，因為他們總是把個人利益放在與共同利益對立的位置上。”⒂
在處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問題上，應該沖破傳統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對抗的這種慣性思維。我們認為行政機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當某項為公共利益進行的行政任務因個人利益的阻礙而難以完成時，行政機關可以采用其他路徑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徑可以完成這項任務但成本過高或者除非公民個人對公共利益做出“特別犧牲”才能完成任務的話，也應該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資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話，公眾中每個人分的的份額是否非常可觀？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種遠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個人對應該分配的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義不是非常重大，這種因為公共利益做出“特別犧牲”的個人卻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的話，那么這種“特別犧牲”應該就是非正義的。同時，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價值的載體，是多元價值的聚合體，如果為了某一兩種價值的實現而犧牲了其他的價值，那么這種“公共利益”也是非正義的。
4公民個人權利與行政權力公民個人權力應該是行政權力行使的界限，對這一點，國內和國外的行政法學都給于了應有的尊重，也是當代行政法學的軸心所在。筆者以前比較贊成以行政權為核心建構行政法學體系，但是應該注重“效率”與“公平”，功利主義代表邊沁把功利原理稱“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樂原理”，這也應該是當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時要注意被羅爾斯所批判的功利主義對“效率”和“公平”的埋沒：只癡迷于社會的整體利益而漠視弱勢者的自由權遭受的惡待⒃。相對于強大的行政權力，公民個人權利當屬弱者。特別是我國在經濟蓬勃發展，人民的物質利益快速增長的時期，我們應當特別尊重非物質方面的權益。筆者認為，應該擴大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把被行政權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財產的權利納入救濟范圍。超級秘書網
5與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憲法、小憲法、動態憲法之稱，行政法是憲法最重要的實施法，觀念、制度、價值以及制度的設置對行政的發展的作用自然也應該納入行政法學的視野，也是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同樣不可回避的問題。
6本土法律資源與國外法律資源不可否認，對國外行政法的比較研究對我國行政法學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當前我國建設的實際，要根據我國的歷史傳統、行政法的發展現狀、以及我過當前的建設實際相結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對國外行政法比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為我過當前的法治建設把脈，找到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的發展路線。
參考目錄：
⑴周佑勇：<<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反思與整和定位>>，載<<法律科學>>，1999（2）
第3篇：法學行政論文范文
（一）從協同創新到管理創新
學界認為，協同創新原本屬于企業管理的范疇，是企業提升投資回報率、增強和諧的組織文化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在本質上應是一種管理關系［1］。學者熊勵、孫友霞等人對協同創新的研究表明，協同創新正日益成為企業生存與發展的不竭源泉和動力，是企業進行技術開發和提升市場競爭力的主要路徑。不管是內部協同創新，還是外部協同創新，都需要企業這一產業組織進行組織、指揮、領導、協調、控制等，這完全是企業管理的重要職能。因此，協同創新是一種管理創新［2］。從協同學理論和國內外協同創新實踐來看，所謂協同創新，就是多個獨立的、沒有直接隸屬關系的組織形成的目標趨同、知識互補、運作配合、收益共享的創新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管理創新［3］。而管理創新原是指企業或相關組織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組合引入原有的管理系統以更有效地實現組織目標的活動。管理創新可有很多分類，包括管理思想、管理理論、管理知識、管理方法、管理工具等的創新，其具體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方面：（1）管理思想理論上的創新；（2）管理制度上的創新；（3）管理具體技術上的創新。三者位階從高到低，相互聯系、相互作用［4］。從高校教育教學管理和科研管理的角度看，教育管理是管理者通過組織協調教育隊伍，充分發揮教育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信息的作用，利用校內外各種教育條件，高效率的實現教育管理目標的活動過程；教學管理是為了實現教學目標，按照教學規律和特點，對教學過程的全面管理；科研管理是遵循科研規律的一種動態的全過程管理。長期以來，無論是教育、教學管理還是科研管理，無論是政府的宏觀管理、高校自身的中觀管理還是教師的自我微觀教學科研管理，都存在著理念落后、方式單一、條塊分割、資源分散的弊端，缺乏共享、參與、協作的精神，不單是政府主導的教育思想和制度滯后，而且學校和教師也沒有充分發掘利用自身的資源和潛力，閉門辦學、閉門授課、閉門研究的做法成為一種難以跨越的藩籬。盡管我國擁有數量龐大的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和行業企業科研機構、科研隊伍和科研資源，但卻自成體系，分散重復，效率不高。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的重要結合點，高等學校擔負著不斷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撐的重任，但其人才培養、科學研究與經濟社會發展相脫節等突出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5］。這就要求高校面對國家的創新戰略，必須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創新管理思想，更新管理理念，創建協同創新平臺，提高管理水平，與科研院所、行業企業、政府部門等展開深度融合。筆者認為，協同創新、管理創新不僅僅是高校自身的單方面行為，必須在政府主導下各方參與主體目標一致、相互配合、和合共同，必須在宏觀、中觀、微觀即政府、高校、教師三個維度全方位展開才能臻于實現。
（二）從政府的宏觀管理到高校的中觀管理再到教師的微觀管理
從宏觀角度而言，政府應當做好整體部署、政策引導和法規制度設計，統籌規劃，主動干預，整合有利于協同創新的各種資源，引導高校、科研院所和有關的政府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凝聚共識，通力合作，使協同創新既有制度支撐，又有強有力的管理者、監督者和協調者，通過高效的管理確保協同創新有可持續性的發展。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的意見》（即“2011計劃”）指出，要堅持政府主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突破制約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的內部機制障礙，打破高等學校與其他創新主體間的體制壁壘，把人才作為協同創新的核心要素，通過系統改革，充分釋放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方面的活力，營造有利于協同創新的環境氛圍［6］。政府在做好協同創新頂層設計的時候，應當從體制機制改革入手，建立健全人事制度、財政扶持制度，鼓勵、引導高校積極參與協同創新。“必須由過去單純政府行為轉變為政府行為、學校、教師個人行為三者結合，必須鼓勵三者的協同創新。否則，教師教育改革將處于‘一頭熱兩頭冷’、甚至互相扯皮的不和諧狀態，從而直接影響改革效果”［7］。教育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在協同創新問題上發揮著重要的管理、協調職能。從中觀角度而言，高校作為協同創新平臺構建的重要主體，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能為平臺的運行提供技術、人才、設備等資源的儲備，是平臺創新資源的主要來源之一［8］。在某種程度上說，高校的協同創新更為強調的是大學的主體作用，或者是基于大學的應有職能進行協同創新，并在協同創新中增強主體性，發揮指導、參與、控制等作用。高校要從學校內部體制機制的改革入手，克服協同創新的制度障礙，積極推動協同創新戰略。在構建科技創新平臺的基礎上，高校還應圍繞協同創新的目標，培養高素質的領軍人物和專門人才，聯合組建創新團隊，不斷提高協同創新的能力與水平。在教育教學管理和科研管理上，應更新管理思維，創新管理方法，改革考核評價內容，注重管理的動態性、過程性、開放性，探索科學基礎、實踐能力和人文素養融合發展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科研發展路徑。從微觀角度而言，高校教師應當與時俱進，及時更新教育思想，學習新的教育理論，在課堂教學、科學研究等方面具體實踐，發揮自身的特長和優勢，探索不同學科、不同課程協同創新的方式方法。《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即“高教三十條”）指出，要創新教育教學方法，倡導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要促進科研與教學互動，及時把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內容，指導學生進實驗室、進研究基地、進實踐教學基地，支持學生參與科研活動，早進課題、早進團隊。要改革考試方法，注重學習過程考查和學生能力評價［9］。教師的教學改革和課堂教學管理，要改變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技能、重結果輕過程、重課內輕課外、重邏輯思維輕實際運用的舊思維和舊習慣，把參與性、過程性、動態性等元素貫穿到日常教學、科研工作過程中，以協同創新為思想導向，實現教育教學效果的最優化。
二、協同創新、管理創新視域下的行政法學教學改革
近年來，筆者承擔了行政管理、公共事業管理等專業的行政法學教學工作，在國家教育改革、協同創新精神和政策的影響下，結合自身教學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實際需要，不斷嘗試將新的理念、新的方法融入到教學工作中，以參與性、過程性、動態性等元素為導向，運用多種方法改進課堂教學，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行政法學授課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從協同創新、管理創新的角度看，需要對行政法學教學改革進行總結、提煉的地方，確有不少。
（一）宏觀視域下行政法學教學改革的協同創新
從宏觀角度看，任何一項好的教學改革，都離不開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不能把教學工作當成教師、學校“閉門造車”式的內部行為，而應當把它作為一個綜合的、開放的系統。教學離不開各種社會條件的支撐，否則，教育事業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筆者在行政法學教學過程中，不斷通過各種關系建立與政府機關、司法機關的聯系，帶領學生觀摩案件審理、參與行政服務中心行政許可的工作流程，為傳統的課堂教學盡可能多打開一扇窗。但同時認為，如果建立與社會各界聯系的橋梁不是通過個人，而是通過政府的主導，通過明確的政策加以推進，將會大大減少實踐教學的溝通聯絡成本，進而提高教育教學的成效。在這里，宏觀上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和社會各界的主動介入、主動干預，率先實現對教育管理理念和方法的變革，創造協同創新的制度環境，顯得十分重要。
（二）中觀視域下行政法學教學改革的協同創新
高校作為協同創新的主體，一直將發揮直接的指導、參與、控制作用。為此，高校要推進協同創新，就需凝聚共識，緊密聯系實際，制定符合本校特點的協同創新戰略。在教學管理與科研管理上，應改革考核評價的內容與方法，注重動態性、過程性、開放性。如，學校教學督導工作不應僅重視課堂教學的評價與管理，還應當加強對課外實踐教學的督導，把現場教學、學生實踐情況等元素，納入到對教師的教學評價項目中，豐富評價內容，增加評價手段，改進評價方法，這樣才能跟上協同創新發展的時代節拍。
（三）微觀視域下行政法學教學改革的協同創新
近年來，筆者在教學改革過程中，不斷嘗試采用案例分析法、問題教學法、情景體驗法、課題研究法、模擬法庭教學法等方法，努力使教學過程體現師生之間的協同、學生相互之間的協同、校內校外的協同、教學與科研的協同，改變了原有的“填鴨式”“滿堂灌”和教師的“一言堂”現象，以及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技能、重結果輕過程、重課內輕課外、重邏輯思維輕實際運用的舊習慣，課堂教學管理也不再是一種僵硬、靜止、封閉的管理，而是賦予了許多生動豐富的內容，體現了協同創新的精神，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具體而言：第一，師生之間的協同。師生之間教與學的過程，是個教學相長的過程。教學工作絕不是教師一個人的事情，而是師生們共同的事業、共同的任務，教師若要教好課，沒有學生的參與、支持，是不可能的事。明確了這一點，就要在思想上樹立和學生是一個“教學共同體”的意識，并把這個意識轉化為師生們上下協同、共同參與的自覺行動。要努力使學生成為課堂教學“系統”中能動的一員，而不是被動的“一大堆”。第二，學生相互之間的協同。學生們朝夕相處，共同在一個集體中求學，他們自身各有優點，也各有不足。他們相互幫助，相互影響，有時比從老師那里能學到更多的東西。加上他們青春年少、風華正茂、思維敏捷，如果老師給他們正確的引導、布置合理的任務，使他們通力合作，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績。在教學過程中，筆者注意利用學生的這一特點，授課前給他們布置小論文、研究專題、社會調查等作業，并以3～5個人為一組，分工協作，讓他們分別承擔資料收集、內容撰寫、PPT課件制作、小組負責人公開演講的角色，然后根據每組不同的表現給他們打分。通過這種方式，鍛煉了學生們組織協調、文獻收集與整理、語言表達、多媒體課件制作等多種能力。第三，校內校外協同。法學是一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行政法學也不例外。為增強學生對法學理論和現行法律法規的理解，提高學生的應用能力，就必須走出校門，深入社會生活，走向行政執法的第一線，讓學生感同身受，積累豐富的感性認識。那種關起門來侃侃而談、閉門造車式的授課方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近年來，筆者利用自己兼職律師的便利，帶領學生到現場觀摩法院行政審判廳處理宅基地糾紛、參與人民檢察院辦理公訴案件、帶領學生參加城管局“市民開放日”活動，還受邀為城管局舉行講座等。多種方式與平臺的采用，進一步提高了教學效果。第四，教學與科研的協同。教師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還必須從事科學研究，教學與科研始終是高校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中的兩個核心工作。教師的專業發展歷程是自我專業發展意識、自我認識、職業認同、自我效能感、成就動機的變化發展過程，是專業自我、專業理想、職業體驗的結合體［10］。教學與科研作為大學的兩個基本功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教學對科研具有促進作用，是科研的基礎和保障；科研對教學具有支撐作用，是教學擁有生機和活力的源泉。教師要堅持以教學為中心，通過科研帶動教學，不斷用科研的實踐和成果去充實、更新教學內容，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堅持以教學為中心，教學與科研共同發展是提高教師個體創造效能和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徑。”［11］基于此認識，筆者在從事行政法學的教學工作中，堅持教學科研協同發展的指導思想，積極引導學生申報科研項目、創新創業項目，培養他們從事科學研究的習慣。本人也積極申報教研課題，發表教研論文，使教學與科研不斷相互促進、協同發展。當然，協同創新、管理創新不僅是師生之間、學生相互之間、校內校外之間、教學與科研之間的協同等四個方面所能完全概括的，實踐中需要反思、總結的還有很多。
三、結語
第4篇：法學行政論文范文
摘要：研究方法對于經濟法學科的完善和發展關系重大。傳統法學方法體現出明顯的“非自足性”，對于具有現代性特征的經濟法學研究更是不敷其用，批判地吸收現代哲學方法是經濟研究方法的重要來源。經濟法學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以社會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為價值目標，對個體權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從而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諧發展，而現代經濟學理論也進一步確認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可見，經濟法學的研究視角是整體主義的。
一、經濟法對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國法學家拉倫茨認為“法學之成為科學，在于其能發展及應用其固有之方法”。“經濟法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研究方法科學與否對于學科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由于傳統法學方法的研究體現出明顯的“非自足性”，而經濟法學是在傳統法學對“市場失靈”與“政府失敗”雙重缺陷無能為力的背景下，為實現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而建立的新型學科，如果囿于傳統部門法學的研究方法，就無法從新視角審視經濟法學的特有理論內涵，也難以探索實現經濟法學價值目標的路徑。因此，經濟法學研究不能照搬傳統法學的研究方法，應當在方法上進行創新。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經濟法學研究方法是區別于其他部門法學的重要標志。批判地吸收現代哲學方法是經濟法學方法的重要來源，主要是引入價值判斷來評價法律現象，就是以社會對經濟法的需求為出發點，研究經濟法怎樣滿足不同主體的需要，多維度地對經濟法的基本理念、基本價值等理論進行詮釋。本文試圖論證哲學中的整體主義方法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體主義在哲學范圍內的發展
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間的爭論是西方哲學的一條重要線索。整體主義認為社會集團決不能視作只是個體的集合體，它具有個體所不能包括和解釋的獨特性質，群體的行為規律不能還原為個體的行為規律，整體是一切社會解釋的出發點，必要時可犧牲個體利益以取得整體利益。個體主義認為整體主義強調的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個體利益的總和就是社會利益，個體是社會存在的目的，社會的存在正是為了促進個體的幸福和利益。
作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互指責對方的缺陷。個體主義方法認為，整體主義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當代著名哲學家、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重要倡導者波普爾認為“如果我們要研究一事物，我們就不得不選擇它的某些方面。我們不可能觀察或描述整個世界或整個自然界；事實上，甚至最小的整體都不能這樣來描述，因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選擇的”，描述和活動的選擇性使得人們難以運用整體主義方法從整體上把握社會，而所有的社會現象都可以用涉及該現象的個體情境來解釋，因此，科學研究只需從個體角度出發考慮個體的動機、信念、生理狀態及其所處環境等因素，不需要考慮社會整體的制約。而整體主義方法論認為個體被看成是社會化的人，社會整體不是其構成元素的簡單相加，比個體具有更多的結構屬性。因此，社會不但不能還原為個體，而且會因為這種結構屬性成為決定和制約個體行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須把對象世界作為一個相互聯系的統一體加以把握。。整體主義方法則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角，它認為社會整體具有獨立于個體的獨特屬性，社會整體不同于個體總和，社會整體顯著地影響和制約其部分的行為或功能。依此方法，應當從社會整體出發，把社會整體看成分析的基礎，在總體上把握社會現象，而不糾纏于個體分析。
三、整體主義作為經濟法學方法的理論基礎
經濟法學研究需要探討現代市場經濟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追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增長，并在各利益主體之間實現公平分配。因此個體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整體主義研究方法的選擇穩定了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路徑，界定了研究活動的思維體系、考察研究的切人點、論證步驟和層次的安排等問題。
(1)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的視角之考察
傳統民法認為，個體利益是社會利益的基礎，社會利益是個體利益的總和，只要充分保證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成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只有靠社會活動參與者自由博弈而產生的自發秩序才是好的社會秩序。民法學理論的架構往往訴諸于人的生物屬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經濟生活以個體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強調人格在抽象意義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為原則，通過法律關系模式來安排社會個體之間的權利義務。
然而民法忽視人與人之間因差異而產生的互補性和依賴性。存在于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個體，在社會利益相對恒定的情況下，某一個體利益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對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場對此沖突無可奈何。歷史證明：在亞當·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導下，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迅猛發展，經濟個體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推動下，沿著經濟規律的發展之路，走向了壟斷。經濟個體合理的追求個體利益的行為嚴重破壞了市場的整體秩序，市場失靈了，而民法調整經濟關系沒有宏觀把握的能力，對于發生混亂的經濟秩序無能為力。因此，必須借助新的法律制度來完善其經濟管理職能，主動介入經濟生活對社會經濟進行管理，經濟法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經濟法學將社會看成是一個超越個體的獨立存在，有其獨立于個體利益的社會公共利益。因而經濟法學基于整體主義的方法；看問題從整體出發，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以良好社會秩序和社會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為價值目標。
(2)經濟法學的理念體系視角之考察
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是對立而統一地存在著的。一方面，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進如能夠實現合理分配必然能夠使個體的利益增進，而個體利益的增進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進社會整體的利益的增進，因而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具有統一的一面。歷史證明：個體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確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生產力的向前發展，實現了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相對和諧。然而，另一方面因為社會作為整體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也存在對立的一面。事實上，在高度現代化的條件下，由于人類具有趨利的本性，如果對他們的行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勢必會危害社會并最終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別維護有遭受損害之虞的社會整體經濟利益，重構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個部門法需要考慮的問題。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認為個體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實現社會整體利益，進而著重考慮個體利益的保護，因此不過分關注社會整體利益。
而經濟法是適應生產社會化的客觀需要，彌補民法等傳統法律部門對社會經濟關系調整的不足而產生的。經濟法學認為社會整體利益不是構成社會的每個個體利益的總和，而是社會中獨立存在的有機整體的利益。個體行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價值目標決定了經濟法從產生之日，就肩負著從“社會本位”出發，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的重任。
經濟法是維護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對整體經濟生活的介入，保障社會整體利益平穩協調地增長，從而帶動全社會所有個體利益的增長，以消除個體權利無限制行使對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促進經濟和社會的良性運行和發展。為了實現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經濟法有時需要對個體的權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過限制個體的部分自由去為其換取更大的自由，犧牲個體部分利益去為其獲得更多的利益，從而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諧發展。可見，經濟法學的研究視角是整體主義的。
(3)經濟學與經濟法學的關系之視角考察
經濟法就是將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運行所需的條件，及克服市場缺陷的方法等理論的制度化。經濟法體現了法律對經濟關系的“翻譯”，依賴于經濟學原理，許多經濟學的概念與論斷直接為經濟立法所吸收。“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以個體利己主義的方法論基礎通過對“經濟人”的分析奠定了理論主導地位。他認為一切經濟現象都可以視為在交換過程中彼此會發生沖突的無數個體愿望和追求的結果。古典經濟學認為個體效用最大化與社會整體效用最大化是統一的。在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民法學認為，經濟活動應當排斥國家的干預，只要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社會就會走向幸福和繁榮。
第5篇：法學行政論文范文
［關鍵詞］服務型政府，政治學方法論，相關分析，回歸分析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2）02 ― 0034 ― 03
一、我國國內的政府理論研究的方法論審視
從方法論的角度考察我國政治學界的有關政府理論的研究，其研究基本上是以“政府要素”考察分析為主，如對政府體制、政府權能、政府文化等進行專題研究等。由于政府各要素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相關性，所以，盡管學者們各自的研究主題有所不同，但內容上難免相互重復。另外，會忽略政府作為組織的自主性。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先后歷經以政府機構精簡為重心的改革階段和以政府職能轉變為重心的改革階段之后,世紀之交我國的行政改革在摸索中進入了以變革政府治理模式為中心的新階段，并明確提出了建設服務性政府的改革目標。服務型政府即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在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政府作為服務者的角色，通過法定程序并由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政府。服務型政府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以公正執法為標志，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領域的具體體現。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國內現有的有關中國政府的研究，大多采用規范研究的方法，即為不是或主要不是從現實政府活動和政治生活的經驗事實和實證材料中考察、總結和歸納政府活動中的一般規律，而是基本上從原則、概念、理論和法律文獻出發，進行演繹推理和論證，重點在于解釋和說明按照理論原則或憲法規定，中國政府的制度、規則和程序應當這樣或那樣。雖然，這種對當代中國政府的靜態層面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在上述規范研究的基礎上，一些學者開始試圖運用經驗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政府，基于大量的實證資料來對政府活動進行觀察、描述和歸納。本文中準備考察的張光教授的《居民眼中的服務型政府》一文主要從動態層面，著重考察了居民對服務型政府的評價。同時，張光教授所運用的方法論技巧也是近年來研究政府理論的新嘗試。
在具體的分析方法上，國內學者主要吸收了國外學者的分析方法，特別是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對中國政府問題的傳統研究局限于靜態的結構分析，而結構-功能主義則試圖將結構和功能聯系起來進行系統分析。研究政府的各種實際功能以及履行這些功能的相應結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單純的結構分析和單純的功能分析的片面性。
二、《居民眼中的服務型政府》一文在政治學研究方法論方面的新突破
1.張光教授在確定因變量“農村居民”和自變量“對政府滿意度”后，文章運用了相關分析模式，從居民對政府的滿意度的相關關系進行了測試，驗證了服務型政府的績效的改進方向。
2.使用了抽樣邏輯的方法，確定了調查總體與抽樣范圍，調查問卷中的本地政府指的是縣、鄉兩級黨政機關及其職能部門（例如：教育、醫療、衛生、司法、公安、交通、民政、計生委、工商等）。問卷從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兩個維度進行了設計。農村調查樣本涵蓋了26個省（直轄市），共調查了257個鄉鎮的1600多名農村居民。從觀測對象的總體中進行抽樣并可以抽取相當數量的個案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所有觀察對象構成的整個總體中隨機抽取。所抽取的樣本，我們能確信所關注的因果關系能夠如實反映在樣本里，但是即便是隨機抽樣偶爾也會偏離總體。我們抽取樣本時要避免抽樣誤差，我們可以通過增加樣本容量或者增加個體的同質性來減少抽樣誤差。
3.《居民眼中的服務型社會》以農村居民對政府滿意程度進行了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主要有三個目的：第一，為了滿足研究者了解某事物的好奇心和欲望；第二，探索開展更為周密的研究的可能性；第三，發展可用于更為周密的研究的方法。張光教授的文章屬于后者，為我們提供了進行大規模抽樣調查及運用結構性問卷探測這種問題的方法。探索性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是很有價值的，但其缺點是難以對研究課題提供滿意的答案，缺乏確定性同抽樣的代表性問題等。
4.張光教授的文中運用了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收集第一手數據來描述一個難以直接觀察的大總體的最佳方法。通過入戶問卷調查的方法，入戶調查的長處就是回收率高，從問卷內容來看，訪員到場一般會減少空著不填的項目的比例。另外，可以減少答問者對問題的誤解。通過入戶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農村居民對與他們的政治、社會、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各類需求的評價，以此來確定哪些因素會顯著地影響農村居民對本地政府的評價。調查方法也有其得失，調查的方法特別適用于描述一個大總體的性質。運用入戶問卷調查的方法，采用的樣本容量達到1600多名。大樣本對于描述性或解釋性分析的結果是很重要的。調查的方法也有不少的缺點：第一，標準化的要求常常導致復雜的題目流于表面化；其次，調查很難觸及社會生活的背景；此外，調查像實驗一樣具有某種程度的人為性質。調查不能度量社會行為，而只能收集對行為的自我報告。調查的一般特征是準確性較低而可靠性較高。《居民眼中的服務型社會》通過運用SPSS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描述性和歸因性統計分析，探討了農村居民對政府的評價和期望，并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績效的改進方向，結果很明顯的是其可靠性是比較高的。
5.從不可控因素分析、可控性分析以及哪一級政府或組織對農村居民生活影響最大和地區的比較來進行了描述性分析。其中可控性分析包括政府的施政方式和農村居民的政治參與。表1、2（見《居民眼中的服務型社會》）問卷中包括政府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效率和一些具體的政策等，都是可以直接影響到公民對政府的總體評價。
研究報告往往要計算和說明平均數。使用平均數時要注意，它對極端值很敏感。一組數據中極大或極小的數對平均數影響比較大。表中1用容量為3的參照平均值為樣本來估計平均值，不僅有平均數還描述了離散趨勢。我們在抽樣的過程中要注意同質性與異質性以及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抽樣誤差，另外還要注意代表性和選擇的概率。概率抽樣的優點是它雖然不能完全精確地代表總體，但由于避免了偏差，可以比其他類型的樣本對總體更具代表性。再者，概率論可以對樣本的精確性和代表性做出估計。然而如此大量抽樣，并且將結果平均，最終得到的農村居民對政府施政行為的評價差異平均值幾乎會如實地反映了整個總體中的評價。也就是說樣本量越大，我們每次抽取樣本分析關系的差異就越小，對事物觀察的偏差就越來越小。
6.《居民眼中服務型社會》表1、2中通過實地研究進行直接觀察。這種方法的優點在于可以使研究具有相當的深度；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并可以節省經費，如張光教授文中的入戶訪問調查，只需要研究者本人和他的紙筆就夠了。但是，這種方法也有其缺陷，首先，作為定性而非定量的方法，它很難產生對總體的精確描述。其次，取得的結論常常只是可能的而不是確實的結論，即為其準確性、可靠性及概括性。
調查和實驗的方法常常容易流于表面而缺乏準確性，《居民眼中的服務型政府》文中所采用的實地研究的方法可以提供更加準確的度量方法，使其評價結果具有深度。實地研究帶有濃厚的主觀性，通過比較研究使其結果更可信。但是，在某項觀察的過程本身也有一個概括性的問題，抽樣誤差的潛在危險是存在的。
7.張光教授文中運用了比較復雜的分析方法，調查采用了逐步回歸分析來篩選出對總評價有顯著的影響因素，最能夠用來解釋市民總評價的自變量將自動進入模型，并按照解釋能力大小進行排列，而那些不能解釋總評價的自變量將自動被剔除。
標準回歸系數值β（Beta值）的大小反應了多元自變量間的相對重要性，即為標準回歸系數越大的變量，對政府總評價的影響力越顯著。（如表3）回歸分析技術是統計檢驗的方法之一，是對研究結果的有效檢查手段。通過觀察數據得出變量之間的關系。回歸分析技術使我們能夠在所有的觀測資料中考察多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模式（而不必把這些數據分成單個的小組），并在沒有任何其他變量變化，即為其他每一個變量都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對因變量和任何特定的自變量之間的關系做出估計。但也會產生很大的局限性控制定距層次上測量的變量劃分組數會太多，另外，直接保持變量不變會使得研究者用以測量變量關系的對象個數太過于稀少。再者，直接控制會產生對變量關系的多重測量，使得測量結果難于處理和吸收。我們在實驗的過程中要注意必須掌握整個過程，將方法和計算機分析作為工具使用，同時把注意力集中在居民眼中的服務型政府是什么狀態？分析的數據會告訴我們一切。
三、運用科學方法論構建服務型政府
農村居民對政府工作的評價有助于建立一個更加令農民滿意的政府，也有助于政府不斷改進其績效。科學并不能完全脫離政治，尤其是社會科學，它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許多科學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和改正缺點，特別是那些我們尚未察覺的缺點，運用科學的方法論技巧來規避誤差的產生，嚴謹我們的治學態度。
公民的評價已經成為衡量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的重要標準，加強政府與公民的互動，提高民眾的滿意度，成為政府提高治理和服務水平，實現“善治”的重要途徑。我們通過方法論方法了解到中國農村居民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主要在于政府自身，在于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上。
另外，研究方法有待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在研究方法上,現有研究多是對服務型政府的規范研究,實證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即便有一些基于實踐層面的討論,也多是對服務型政府建設實踐的經驗層面的介紹和分析,真正能基于服務型政府建設實踐并將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有機結合的研究成果不多。我們的真正目的是將服務型政府的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指導實踐,為人民謀福利,為社會謀發展。離開這一目的,對理論的研究再深入也不會有更多的價值。所以在進行服務型政府相關理論研究的同時,基于服務型政府建設實踐的實證分析也要有所突破,并力爭做到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的有機結合和協調發展。而隨著現實中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逐步展開,可以預計,立足國內服務型政府建設實踐,綜合運用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對服務型政府及其建設問題進行深入的系統研究，將成為之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