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福利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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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福利的概念范文

網絡經濟中的若干概念和規律，與傳統經濟學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下面僅粗線條地列出其中的部分重要差異。為了醒目起見，用實心園表示傳統經濟學中的概念和原理，以空心園表示網絡經濟學中的概念和原理。一、概念的對比：

 無對應概念    注意力經濟

 無對應概念    學習曲線

 企業    虛擬企業

 空間    虛擬空間

 社會    虛擬社會

 營銷    網絡營銷

 制造    靈活制造

 規模經濟   供給方規模經濟、需求方規模經濟

 勞動分工    知識分工

 勞動價值    知識價值

 勞動生產率    知識生產率

 經濟管理    知識管理

 無對應概念    網絡效應

 競爭    網絡競爭

 貧富差距    數字鴻溝

 大規模生產    定制、個人化、特定化。

二、原理的對比：

 物質資源起決定性作用   

 信息資源起決定性作用

 產品和服務分離，生產者和消費者分離，企業與企業分離。   

 產品和服務的邊界模糊，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邊界模糊，企業與企業的邊界模糊。

 供給不足   

 需求不足

 以供給為中心   

 以需求為中心

 穩定均衡   

 不穩定均衡

 邊際效用遞減   

 邊際效用遞增

 邊際收益遞減   

 邊際收益遞增

 邊際成本遞增   

 邊際成本遞減

 規模收益經歷遞增、不變、遞減三個階段。   

 規模收益遞增

 供給方規模經濟起主要作用   

 需求方規模經濟起主要作用

 負反饋起主要作用   

 正反饋起主要作用

 壟斷受到限制   

 壟斷是競爭的結果

 壟斷會降低社會福利   

 壟斷會提高社會福利

 產品競爭是主要的競爭形式   

 網絡競爭是主要的競爭形式

 有形資產是企業的主要資產   

第2篇：經濟學福利的概念范文

很自然地，這種努力促成了一門新的分支科學的誕生。該學科研究的是與傳統經濟學理論相悖的反常行為，探求新的決策模型，并將其加以實際應用以驗證模型的功效。行為視角更具雄心的目標是能夠影響實用領域的研究者進行實證和規范分析的方式?？偟膩碚f，在應用領域中才能評價出這些新的觀點的有用性。如果是有用的，人們希望，有朝一日它能夠與主流觀點相融合。

基于行為背景取得進展的一個例證是金融學。行為金融學如今正在蓬勃發展，已有足夠的成果保證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行為金融學的成功，部分源自標準的基準模型與豐富的現實數據之間相當明顯的矛盾，用行為傾向填補有助于消除對金融市場和基本理論的令人不安的理解上的差異。

盡管其他應用領域沒有取得相似的進展，但是沒有理由認為不可以或不應當把人類的行為特征應用到其他領域。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傳統的消費者決策模型在一些問題上對人類行為的實證描述不夠充分，人們對行為經濟學的興趣被激發了出來。這些證據（與傳統的經濟模型相悖）說明，人們的能力在一些方面――尤其是理性、自我控制和自利方面是有限的。

人們處理信息能力的欠缺，證實了人們有限理性的存在。人們在作決策時，一般是采取試探方法或根據經驗；而且對事情的各種可能性的估計存在偏差。另外，人們往往會囿于似乎不相干的信息，不愿改變現狀，厭惡損失?？傊?，他們不能達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非完全自控是指，經濟主體作出的決策常常會與他們的長期利益背道而馳。自我控制問題會導致成癮行為、儲蓄不足或拖拉延遲。與新古典觀點相反，將選擇集加以限制，這對意志力有限的經濟主體而言是有益的。自利性不足是指，人們的偏好考慮了社會因素。人們關心，或看上去是關心別人的福利。人們也講究互惠：樂意別人公平地對待自己，也會在別人表現得公平時公平地對待別人。結果就是，經濟主體比新古典所假設的更為心地善良且（當他們受到不公平對待時）更為懷恨在心。

除了背離傳統經濟學模型的上述三個基本點之外，經濟學家還對影響經濟決策設計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因素進行了考察，同時還探究了決策機制以期弄清楚人們決策過程中的“黑箱子”，并對其加以模擬化。神經經濟學的最新研究就直接針對決策到底是如何作出的這一問題。這是個相當重要的進展，因為這有助于解決建立基于個人決策的福利標準時遇到的根本難點。

除了修正過的個人決策模型，其他行為模型也可幫助我們理解經濟體制的運作。在規范經濟學方面，加入行為要素的模型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制度，這不僅僅建立在對制度作用的更深入理解上，更是建立在對個人需要和福利概念的更深理解之上。

比如在公共經濟學領域有實證和規范兩個目標；其目的不僅要描述公共政策的效果，而且要對它進行評價。這就要求我們構建包括以下兩個組成部分的人類決策模型：一部分描述選擇，而另一部分描述福利?；谶x擇，我們可以預測政策改革對個體行動以及價格和資源配置的影響?；诟＠覀兡軌虼_定這些變化是有益于消費者還是會傷害消費者。

傳統上，經濟學家不區分經濟模型的行為和福利，因為標準的福利分析立足于現實性偏好理論。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人們的選擇中推斷其需要。當進行政策評價時，我們試圖充當個體的人，從相應條件下觀察到的消費選擇中推斷他可能的政策選擇。

但人們對行為經濟學的興趣與日俱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標準消費者決策模型不能為人類行為提供充分的實證描述。

第3篇：經濟學福利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會計； 外部性； 信息透明度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企業是否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具有外部性，而當這種行為不能被利益相關者了解時就具有信息不對稱性，為了消除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性，滿足大多數利益相關者的主要信息需求，需要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信息披露，增加信息透明度。我國的社會責任會計起步晚，自1995年我國財政部公布了企業經濟效益指標體系之后，社會責任會計才被重視起來。而長期以來企業片面的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社會責任目標被忽略，有關法律法規尚不健全也使得企業行為缺乏約束，因此，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理論和實踐都亟待加強。

一、社會責任會計的經濟學分析

1968年，美國會計學家David F·Linowes在Social—

Economic Accounting（社會經濟會計）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社會責任會計的概念。David F·Linowes認為，社會責任會計意味著會計在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中的應用。而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要追溯到“社會成本”、“社會效益”、“外部性”等福利經濟學概念的提出。福利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福利的一種經濟學理論體系，它強調企業應履行其社會責任從而增進現代社會整體的經濟福利。它的發展對20世紀7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產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福利經濟學理論中的外部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另一個經濟主體的福利產生了影響，而施加這種影響的主體卻沒有為此付出代價或因此而獲得補償。最早對外部性進行研究的是劍橋學派的兩位奠基者Henry Sidgwick和Alfred Marshall。尤其是后者在1890年首次提出“外部經濟”、“內部經濟”的概念。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Arthur Cecil Pigou出版了《福利經濟學》一書，補充了“內部不經濟”、“外部不經濟”的概念，創造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外部性可分為正外部性（外部經濟）和負外部性（外部不經濟），在本文中，如果一個企業承擔了社會責任，這種經濟活動會給社會上的其他成員帶來好處，但他自己卻沒有獲得補償，企業的私人利益就小于該活動所帶來的社會利益，這種性質的外部性被稱為外部經濟；相反，若一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對企業員工、社會公眾的利益造成了損害，或者對自然環境造成了破壞，而企業卻沒有為此付出代價，企業的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這就是外部不經濟。而信息不對稱是由于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活動中，一些成員擁有其他成員無法擁有的信息，會使利益相關者不能及時發現交易對象，甚至出現Kenneth J.Arrow提出的“檸檬市場”①（The Market for Lemons）。企業是否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若不能充分的被利益相關者所了解，就會出現信息的不對稱。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都會使資源配置偏離帕累托最優點，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甚至市場失靈。

加強社會責任會計的信息透明度，建立一套完整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有助于環保投入和環境績效狀況相對較好的企業消除市場上由于信息受到阻隔而帶來的負外部效應，把企業的環保投入和環境績效信息傳遞給投資者、政府和社會公眾，消除信息的不對稱性，減少利益相關者或信息使用者為獲取這種信息付出的社會成本，從而獲得投資者的投資、政府的扶持和社會公眾的回報，引發一系列的良性連鎖反應。

二、國內外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現狀分析

（一）國外研究現狀

雖然社會責任會計在我國仍算是一門新興學科，但在西方國家，對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問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果。

法國對社會責任會計的規定是最完整、最具有特色的。早在1975年的《蘇德魯報告》（Sudreau Report）就提出了每一個企業都要提供以客觀指標為基礎的社會資產負債表的建議，并在1977年正式立法，規定具有一定規?！新毠と藬颠_到或超過250人（1982年擴大為300人）的企業必須編制“社會資產負債表”。2001年的《諾威爾經濟管制條例》（Nouvelles Regulation Economiques）要求上市公司從2002年開始，在年度財務報告中披露勞工、健康與安全、環境、社團權利、人權、社區參與等信息。披露形式以描述性的社會責任報告為主。

英國也早在20世紀70年代便提出了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有利于增強企業的凝聚力，提高企業形象和價值。1980年，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出版的《公司報告》中便鼓勵企業編制除了傳統財務報表之外的增值報告、公司前景表、公司目標表等。2006年修訂的《公司法》規定，從2007年12月起，上市公司必須披露環境、雇員、社會社區問題的信息。披露形式也是以描述性的方式為主。

美國作為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發源地，其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形式是多樣的。1934年頒布的證券法的S—K管制規則中指出上市公司要披露可能影響利潤的不確定性或者已知趨勢的非財務信息。美國會計學會（AAA）也先后成立了5個針對社會責任的確認、計量、報告進行研究的專門組織，推動了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問題的研究。美國的社會責任報告形式很多，社會責任報表、描述性的社會責任報告、定量內容的社會責任報告、貨幣內容的社會責任報告都曾經在美國企業中使用過，現在更多的美國公司傾向于采用描述性的社會責任報告。

從上述發達國家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情況可以看出，西方發達國家大都已頒布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來加強社會責任會計信息透明度。并且經過多年來的不懈努力，自愿進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公司比例正在不斷增加。

第4篇：經濟學福利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幸福悖論；幸福衡量；人本主義幸福觀

[中圖分類號]F7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26-0167-02

最近幾十年，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國民收入急劇增加，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在面對“你幸福嗎？”這樣的民生調查問題時卻略顯尷尬與無奈。這并不是中國的特殊問題，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財富的與日俱增與幸福的止步不前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更多的社會財富卻伴隨著人們同期平均幸福水平的相對下降，這一令人迷惑的重要問題被稱為“幸福―收入之謎”或“幸福悖論”，這一理論使得傳統的主流經濟學的幸福理論陷入了尷尬境地。

1主流經濟學幸福研究的缺陷

經濟學盡管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了追求人類幸福的使命，但是它是構建于“財富增加將導致福利或幸福增加”這樣一個核心命題之上的。因此，200多年的經濟學發展歷史證明：經濟學一直沿著“快樂和幸福效用化―效用化幸福物質化―物質化幸福理性化和數理化”的道路研究幸福問題，這一思路的核心是解答財富增長的原因和促進財富增長的方法，這已經偏離了對人類幸福如何實現等倫理問題的強烈關注。

亞當?斯密理解的既有“同情心”又有“利己心”的經濟人，在看不見的手指導下通過滿足其追逐私利的“溫和欲望”實現其幸福，并通過“利己而利他”來實現富國裕民。邊沁繼承了這種道德情感主義的幸福思想，確立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程度幸?！钡墓髁x原則，由此幸福開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開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

邊沁的計算幸福的思想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們。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促進了一整套計算幸福的效用理論的誕生，緊隨其后的新古典主義的代表馬歇爾賦予經濟人以“理性”的特征，發展了“理性經濟人”以效用最大化為準則的幸福計算、生產、消費、交換和分配的整套市場理論。邊際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經過百年發展，不僅實現了功利主義幸福理論的數理化表達，也讓人們從只有“溫和欲望的經濟人時代”走向工于效用計算和最大化選擇的“理性經濟人時代”，而“理性經濟人”已經被異化為經濟工具和手段，以效用計算的幸福除了物質滿足外，其實已經沒有多少情感的快樂和主觀的幸福成分了。世界變得“物欲橫流”，人類似乎也真的成了通過物質生產和物質消費來獲得物質滿足的機器而已。

福利經濟學基于帕累托最優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論，構建了一套關于自由市場的競爭、均衡、最優狀態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理論體系，表明社會從資源和財富的分配中能獲得最大福利，力圖說明功利主義“最大多數人最大程度幸?！睂崿F的理論上的可能性。但是，阿羅依據一系列復雜的數學模型和推導，論證了從個人福利函數導出社會福利函數的不可能性。阿羅不可能定理給福利經濟學以沉重的打擊，使福利經濟學設計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及其標榜的功利主義幸福最大化成了萬難實現的夢想。

〖BT（1+12以幸福的角度看主流經濟學的政策對當代經濟的影響

1將增長等同于幸福導致對GDP的盲目追求

主流經濟學市場效率最大化理論的一個最直接后果就是將效率最大化等同于幸福最大化，將經濟增長等同于幸福水平的提高，因此GDP就是一切。片面追求GDP的增長導致消費主義的泛濫，政府大力弘揚激勵消費主義思想，這種逼迫性消費成為刺激經濟的主要手段，消費主義的盛行沖擊了傳統的節儉價值觀念，導致過度消費現象的日益嚴重，不僅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也阻礙了經濟的長期和可持續發展。一味強調增長、盲目地擴大投資還會導致過度的重復建設和嚴重的產能過剩，不僅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而且會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危害社會穩定。同時，正如陳惠雄教授基于需求層次理論的長期供求曲線所揭示的一樣，過剩的生產與人類需求層次的變化不相適應，導致了幸福水平的下降。此外，盲目追求GDP增長是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GDP增長造成的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垃圾污染等給居民健康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也使得食品安全問題日益突出，大大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感。最后，過度重視GDP也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社會整體福利水平停滯不前。這種逆向發展必將是不可持續的空中樓閣。

2過度競爭和效率最大化的社會成本

在當代主流經濟學中，競爭手段被看作效率的源泉，是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的最佳途徑，這只是競爭增進社會財富的有利的一面，于是產生了競爭越多越好的信條。但是從社會或道德的角度看，財富效率最大化導向下的競爭，在增加公眾福利的同時，也會通過社會分工把人異化為操作各種不同經濟機器的一部分?，F代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的研究認為，競爭盡管可以激勵人的創造，但同時更多的是對創造性的壓抑。同時，競爭會造成過度緊張和社會安全感的降低，這種巨大的社會成本最終導致人類整體幸福感的下降。

3經濟的深化發展與社會的分裂

道德情感主義的斯密可能不會想到其深化勞動分工、不斷擴大市場的經濟主張會導致今天人類社會道德的淪喪。日益發達的工業化大生產在追求市場規模的極大擴張的同時，以正義的理由摧毀了傳統的地域經濟，人與人的關系逐漸被物與物的關系所取代，人變成了生產商品的工具和手段，商品成了唯一的追求目標，而不管我們為生產商品所犧牲的代價。人道主義的社會價值觀逐漸被財富的算計和物質主義價值觀所取代，經濟利益關系對社會關系的滲透導致簡單的經濟規則對傳統的道德價值體系的取代。另外，這種拜物教本質的日益彰顯逐漸腐蝕了民主自由的社會基礎，嚴重威脅了建筑于道德價值體系之上的政治秩序。

3當代經濟條件下對幸福的追求

正如大家都知道斯密的《國富論》，卻很少有人讀過他的《道德情操論》，他在這本書里寫道：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而最早最直接地實踐了這一思想的是只有63萬人的小國：不丹。早在20世紀70年代，不丹前國王旺楚克就提出了“國民幸福總值”（GNH）的概念，以取代“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概念。旺楚克認為，政府施政應關注幸福，并以實現幸福為目標，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由此推行“全民幸福計劃”，取得了令人驚羨的結果。不丹在追求和踐行國民幸福上的“另類”成功，逐漸引起了世界范圍內對幸福的關注。在此之后，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開始了“幸福指數”研究，英國則創設了“國民發展指數”（GDD），日本也開始采用另一種形式的國民幸?？傊担℅NC）。這種對幸福的實踐，引起了經濟學在理論上對幸福的重新思考。

經濟學脫胎于哲學體系，關于幸福問題，盡管經濟學自誕生之日就試圖同哲學一樣解決什么是幸福及如何實現幸福等全方位的幸福問題，卻逐漸走向了效用化、物質化、數理化的幸福衡量道路。其以財富為核心的研究在物質生產不發達、社會財富不充裕的“短缺資本主義”時代是相對合理的，然而一旦生活所需的收入穩定了，要讓人們更幸福就不太容易了。隨著社會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物質消費帶來的滿足感和幸福感越來越有限，富有而不幸福的現實情況所體現的“幸福悖論”使經濟學處境十分尷尬。在當代經濟條件下，經濟學應重新回歸哲學的部分視角，用辯證的、發展的眼光看待影響幸福的因素，以人類的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場為前提，既秉持幸福最大化的理想原則，也堅持滿意化的實踐原則，用人本主義幸福觀和體驗功利主義思想構筑幸福經濟學的價值觀，正本清源，這正是當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使得經濟學真正成為“追求幸?！钡慕洕鷮W。〖HJ*3/4〖HJ

參考文獻：

[1]理查德?萊亞德不幸福的經濟學[M].陳佳伶，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

[2]路易吉諾?布魯尼經濟學與幸福[M]，傅江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陳惠雄經濟社會發展與國民幸福[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

第5篇：經濟學福利的概念范文

一、微觀經濟學在經濟學課程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

(一)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地位

從理論地位來看，微觀經濟學一直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研究內容。從亞當·斯密(1776)在國富論中首次系統地闡明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論證市場機制的運行效率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基礎。馬歇爾(1890)奠定了經典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在完全競爭、產品同質、信息充分等前提條件下，將單個消費者和單個生產者的需求和供給相加分別形成單個局部市場的總需求和總供給，各種單個市場相互關聯，形成了一般均衡的市場體系。薩繆爾森(1947)進一步夯實了市場均衡分析的微觀基礎。將消費者的需求看成是最大化效用均衡結果，將生產者的供給看成是利潤最大化的均衡結果。微觀經濟學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一方面自我否定、持續更新，先后經歷“壟斷競爭”理論革命、“不確定性”理論革命、“信息、激勵和不完全性”理論革命以及“異質性、搜尋、匹配與機制設計”理論革命，微觀經濟學不斷放松純理論的假設，理論愈發逼近現實世界。另一方面，相對于其他社會科學而言，突出的可證偽的學科特點使是微觀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因而，微觀經濟學思維和理論邏輯被其他學科不斷接納，交叉融合后形成了許多新興交叉學科，掀起了向其它學科滲透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浪潮。

(二)微觀經濟學的課程地位

從課程體系來看，微觀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質量對于其他專業課程的學習質量至關重要。微觀經濟學對于許多經濟管理類學科提供了重要支撐，能夠為學習其他專業課提供有效地經濟學邏輯訓練和基礎理論。許多專業課程都是微觀經濟學理論內容的細化、延伸和應用。消費者剩余理論和消費行為理論對于市場營銷課程形成了直接有效的基礎理論支撐；產業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正是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的深化和應用；而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創建的D-S框架正是對微觀經濟學壟斷競爭理論的重大突破，也使之成為新經濟地理學的“四大法寶”之一。

二、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痛點梳理

基于前文所述，微觀經濟學的教學效果至關重要，其教學痛點無法回避，必須進行深入剖析，挖掘出“其癥結所在”。經過對于微觀經濟學課程的充分調研，結合從事西方經濟學教學科研的經歷和經驗，發現微觀經濟學的教學可以數理為兩大痛點。

(一)學生對于微觀經濟理論普遍理解程度不深

學生對于關鍵概念的含義和經濟理論的經濟含義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論假設條件的內容與合理性。諸如機會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效率等重要概念，這些充分體現經濟學理性人思維和社會福利分析思維的重要概念對于經濟學思維的形成至關重要，不少學生的掌握僅僅停留在應對考試的瞬時記憶。學生對于理論的理解深度往往僅停留在幾個簡單數學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費者行為均衡求解中，學生能夠由基數效應論和序數效應論分別求出最優消費數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數效應論對基數效應論的理論前提的改變和進步，更不能理解顯示偏好弱公理和顯示偏好強公理中消費者偏好和消費者行為相互推導的邏輯關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數的關系理解不深刻，無法理解效用函數形式的正仿射變換除了簡化計算優勢之外的經濟學本身的含義。

(二)學生對于微觀經濟學理論缺乏體系整體認知

在微觀經濟學教學的過程中，發現這樣一個突出的現象：許多在本科階段期末考試成績優異的學生在研究生入學面試時仍然基本不具備經濟學的思維，不能夠有效利用所學經濟學知識來分析具體問題。經過課題組反復研究發現，學生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微觀經濟學的時候，一方面對于知識的記憶具有突出的碎片化特征，只是零碎地掌握微觀經濟學的知識點、考試的重點和難點，卻考出高分。另一方面，學生根本就沒有理解微觀經濟學的邏輯體系，對于概念定義機械記憶，對于微觀經濟學邏輯框架缺乏整體認識。大多數學生記住市場能夠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的結論，知道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包括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市場結構理論、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市場失靈理論等內容，卻沒有形成微觀經濟學是如何闡明市場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邏輯論證，不清楚這些章節內容的邏輯關系。

三、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痛點的四大根源剖析

(一)理論抽象與現實世界有距離，學生無法理解純理論對于現實世界的抽象

微觀經濟學具有突出的純理論特征。鑒于社會經濟現象的多變性和結構的復雜性，經濟學家們從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中抽離出最本質的內涵和變量之間最基本的相互關系。運用相對獨立于其他社會科學的范式，借助數學工具研究和分析基本經濟變量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福利的變化。相對于其他經濟管理類的課程，微觀經濟學更多體現出的是研究的理論平臺和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表現出更突出的抽象性和理論性。因而，初學者接受起來需要清晰準確的理解其理論前提假設條件和理論內部的邏輯體系。從學生本身的情況來看，一方面，許多本科生剛剛經歷了封閉式管理的高中階段，缺乏對社會經濟現象足夠的觀察和思考，社會認知和生活常識略顯不足。另一方面，微觀經濟學理論的抽象特征要求學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維能力，許多文科教育背景的學生在中學階段的抽象思維訓練相對不足，從問題層面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論分析的理性認識往往遇到困難。

(二)經典案例與中國實踐有距離，學生缺乏直觀理解教學經典案例的土壤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有許多經典案例，為學生接受微觀經濟學理論知識提供了大量優質素材。但這些素材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普遍采用美國經濟社會的案例，有些國內知名的教材在案例選擇也直接從曼昆、薩繆爾森等學者編寫的《經濟學原理》、《中級宏觀經濟學》等知名教材的案例材料中引用過來。西方經濟學理論源于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選擇的經典教材也無疑能夠作為準確闡釋西方經濟原理含義的載體。但是，東西方社會經濟制度的差異、社會文化的顯著差異會增加對于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社會經濟現實情況缺乏了解的本科生的理解。比如在消費者行為理論中的消費券常用于預算約束、預算集的解釋，也經常用來作為習題對學生進行訓練。在中國消費券發行時間晚、發行規模小，很多學生沒有機會接觸到。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發育程度提高，我國也有許多恰當準確的案例可以被選擇，便于學生直觀理解。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有助于堅持“四個自信”，強化微觀經濟學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發揮協同效應。

(三)理論背景與理解能力有距離，無法形成經濟學思維

學生對于關鍵概念的含義和經濟理論的經濟含義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論假設條件的內容與合理性。諸如機會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有效等重要概念，這些充分體現經濟學理性人思維和社會福利分析思維的重要概念對于經濟學思維的形成至關重要，不少學生的掌握僅僅停留在應對考試的瞬時記憶。學生對于理論的理解深度往往僅停留在幾個簡單數學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費者行為均衡求解中，學生能夠由基數效應論和序數效應論分別求出最優消費數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數效應論對基數效應論的理論前提的改變和進步，更不能理解顯示偏好弱公理和顯示偏好強公理中消費者偏好和消費者行為相互推導的邏輯關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數的關系理解不深刻，就無法理解效用函數形式的正仿射變換并不重要，引入效用函數的目的在于利用嚴謹的數學推導和計算的優勢。

(四)數學教學與學習需求有距離，容易挫傷學習積極性

本科微觀經濟學的學習要求具備一定的微積分、概率論以及線性代數基礎。在微觀經濟學經典的蛛網模型案例中就需要學生具備一定差分方程的知識，否則學生不能求解出市場價格的表達式，難以深刻理解蛛網發散和收斂的條件、以及蛛網模型變動的經濟學含義。在瓦爾拉斯證明市場體系的一般均衡時，缺乏必要的線性代數系數矩陣的知識，就不能理解瓦爾拉斯利用聯立方程的個數等于所求市場價格個數的邏輯不能求出各個市場均衡時的價格向量。另外，在消費者行為理論和生產者行為理論中的效用最大化問題和利潤最大化問題都是約束條件下的極值問題。課程開設時間的錯配使得微觀經濟學的教學缺乏必備的數學支撐，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此重視不足，易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挫敗感和抵觸情緒。

第6篇：經濟學福利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發展趨勢

微觀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重要分支，微觀經濟學自建立以來便獲得了長足發展，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微觀經濟學體系初步建立起來，之后微觀經濟學無論是在理論創新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諾貝爾經濟學獎誕生以來不少獎項都是由研究微觀經濟學的經濟學家所獲得，從中可以看出現代微觀經濟學是獲得了較快發展的。今后對此不斷加強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對于我國經濟學的研究也將能夠起到借鑒意義。

一、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理論創新是微觀經濟學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近些年來公共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管制經濟學等微觀經濟學領域都獲得了較快發展。對于在這些不同成果應該不斷加強研究。

1.公共經濟學的發展

公共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的一個新領域，埃莉諾?奧斯特羅姆重點分析了一群人如何自行組織起來來解決公共資源問題，從而提出了研究公共資源的一種新范式。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構建起以來的一整套公共資源分析框架得到了人們地贊賞，人們對其研究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不少學者評論其了基本的經濟教條，奧斯特羅姆成了實際上公認的公共經濟學家，成為了公共經濟學的創始人。正是因為如此，在今后人們對公共經濟學的研究也逐漸深入起來。在實際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與其一起獲得2009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奧利佛?威廉森在經濟管理尤其在公司邊界問題的分析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2.勞動經濟學的新發展

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的勞動經濟學本身是存在著重大缺陷的，該理論體系本身遠離市場經濟的現實情況，為了有效解決這個問題，201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彼得?戴蒙德以及戴爾?莫滕森等人對其進行了補充修正，這些學者主要是對勞動市場上的供求沖突進行了重新解釋，他們建立起了一系列復雜模型，通過這些模型解釋了政府干預政策的應用將會使得市場運行起來更有效率。在實際研究過程中他們還提出了提升搜尋效率的措施，這對于政府干預勞動力市場提供了重要地理論依據，對此今后工作中應該不斷加強研究。該領域當前已經成為勞動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對于這種理論今后應該大膽研究不斷創新。

3.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地重要分支，不少學者都在福利經濟學領域都取得了突出貢獻，霍布斯和庇古是舊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創始人，他們認為經濟福利主要是取決于國民收入數量以及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為了實現福利最大化就應該進行財產轉移。新福利經濟學則主要分成了社會福利函數論派及補償原則論派這兩大派。這兩種派別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社會福利函數論派中的阿羅以及薩繆爾森認為帕累托最優并沒有明確究竟是哪一個最優狀態才能夠使得社會福利能夠得到最優，正因為如此，今后就需要利用社會福利函數來解決這個問題。社會福利函數的應用能夠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對于這方面的創新應該引起注意。這些學者認為效用可能曲線同社會無差異曲線之間的切點就是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最優狀態。對于這方面的情況，今后工作中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在福利經濟學發展過程中阿馬蒂亞?森做出了突出貢獻，森對福利經濟學進行批判性重建，森對社會選擇理論規范性命題進行了基礎性工作。他認為阿羅定理公里性條件應該進行更加明確的表述，為了進一步研究，他還對阿羅定理進行修改。自由悖論是森提出的一個重要理論，他認為帕累托條件同自由選擇條件應用在無限制定義域的社會選擇框架中的時候，兩者之間將會出現矛盾。此外森還對薩繆爾森把社會福利看做是個人效用總和的函數觀點進行了批評。能力功能概念的引入是森的重要理論貢獻。對此，在今后工作中應該對其不斷加強研究。這樣才能夠適應實際工作情況。

4.管制經濟學

在管制經濟學方面，斯蒂格勒是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是他首先對政府的管制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他主要在《經濟管制論》中利用案例分析法來對管制的效果進行了研究。當前斯蒂格勒已經成為重要地創始人。

二、微觀經濟學方法的創新

在觀察微觀經濟學的新發展的同時，對于研究方法的創新研究是一項重要內容，在今后工作中對于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今后的進步。當前不少新方法的得到了普遍應用，對于這些新方法進行研究有重要意義。

1.計量經濟學的出現

計量經濟學是拉格?弗里希創造的一門學科，之后迪魯布等人對此作出了貢獻，詹姆斯??？寺热耸窃谖⒂^計量經濟領域作出特殊貢獻從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這些學者的研究標志著微觀計量經濟學的誕生，微觀計量經濟學的出現對于個人層面上出現的許多新問題都能夠進行經驗型地研究，通過這種方式將更有助于實現科學地分析研究。微觀計量經濟學實際上給今后微觀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重要地研究方法。

2.博弈論的引進

當前博弈論已經被廣泛應用于世界各個領域中，博弈論在微觀經濟學中的應用是最為成功的，當前的博弈論已經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博弈論主要是用來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的，通過利用博弈論這一分析工具，將有助于拓展微觀經濟學。通過研究博弈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也比較多，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埃爾文?羅斯以及羅伊德?沙普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羅斯主要是用博弈論修不了運轉不佳的龐大體系，沙普利則被認為是博弈論的具體化身，潛在博弈論指數是其主要貢獻?！峨S機博弈》是其典型代表作。

3.統計學的應用

當前在微觀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統計學得到了廣泛應用。統計學的應用對于提升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地意義。弗里德曼在其《美國貨幣史》一書中就采用統計分析法對其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在經過統計分析之后發現貨幣實際數量的長期變化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是存在著密切聯系的，從而構建起了他的弗氏貨幣學說。

三、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從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分析中，我們就能夠看出今后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發展趨勢。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現代微觀經濟學將朝著以下方向發展：

1.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隨著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和創新，在實際工作中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降火拓展到人類的所有行為中。在今后研究過程中家庭作為重要的生產基本單位將會被納入到微觀經濟分析中，舒爾茨和貝克爾在經過充分研究之后發現家庭本身就像是一個企業，這個企業既可以生產用于增加未來收益的產品，同時還能夠生產消費。與此同時在研究過程中國家和政府將會被看做是一種政治市場而納入到經濟分析中，布坎南以及塔洛克所創建起來的公共選擇理論就是一種重要地研究理論，該理論的主要研究對象主要是政治制度同最佳經濟狀態之間的關系、對經濟理論進行深入研究。

2.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將呈現出交叉性、多元性以及綜合性

在今后研究過程中分析方法將更加多元化，綜合性。經濟理論同數學的結合將能夠形成數理經濟學，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一種重要風尚。

現代微觀經濟學今后將能夠得到快速發展，在今后發展過程中通過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關注將有助于了解這種發展趨勢。本文重點通過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分析了今后發展的必然趨勢，今后要不斷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參考文獻：

[1]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 經濟學（ 第18 版）[M]. 北京： 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 4

[2]柴盈，曾云敏. 紀念首位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J]. 經濟學動態，2012（ 8） ： 97

[3]周勤. 管制經濟學的理論、政策及其應用[J]. 東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1998（ 8） ： 50

第7篇：經濟學福利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效率；公平；帕累托效率

中圖分類號：F1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309(2009)04-0022-03

效率與公平作為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兩個基本價值目標。一直以來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特別是對于效率與公平二者的取舍問題或價值排序問題，更是眾多專家學者研究探討的重點。圍繞著上述這一問題，不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不同的觀點。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布坎南對目前學術領域就這個問題研究的情況做了較為精辟的概括：“經濟學家試圖只根據效率來評價市場而忽略倫理問題，而倫理學家(以及規范的政治政府學家)的特點則是(在從根本上思考了有關效率之后)蔑視效率考慮而集中思考對市場的道德評價，近來則是根據市場是否滿足正義的要求來評價市場?！庇纱丝梢?，在效率與公平二者關系的把握上，常常出現走極端的現象，即要不就是過分強調效率而忽略了公平，要不就是過分強調公平而忽略了效率。因此，運用科學的辯證方法對效率與公平問題進行更為全面的探討研究，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富有現實性。

一、經濟學視角下效率問題的辯證分析

效率是經濟學中經常提及的一個重要基本概念，其通常是指在給定投入和技術的條件下，經濟資源沒有浪費，或對經濟資源作了能帶來最大可能的滿足程度的利用：同時，它也是衡量一種體制或制度在促進個人福利方面的能力的最簡捷方法。效率有多種衡量標準。在現代經濟學領域里，最廣為接受的效率標準就是帕累托效率，它主要指這樣一種資源配置狀態，即在這種狀態中，已經不可能通過重組或交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滿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滿足程度。根據帕累托效率的定義，如果一種變動至少使一個社會成員福利增加，而不使任何一個成員福利下降，這種變動就是有效率的：一個有效率的經濟是不存在上述變動的經濟，或是滿足上述條件的變動都已經發生了的經濟。

理解經濟是否達到了帕累托有效狀態，還需要區分這么一組概念：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改善。所謂的“帕累托最優”。是指在既定的個人偏好、生產技術和要素投入量下。當重新配置資源的結果不可能在不使他人處境變差的同時使得任何一個人的處境變好，則此時的社會資源配置處于最佳效率狀態中。所謂的“帕累托改善”，是指如果一個社會能夠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在使某個人(或某些人)處境變好的同時。卻不導致任何其他人的處境變差，則此時的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了。

此外，現代經濟學中還使用了其他的效率概念，如卡爾多效率。在現實生活中，通常的情況是有的人有所得。就得另一些人有所失，于是經濟學家們又提出了補償準則?？柖嘈矢拍罹褪窃诖吮尘跋绿岢龅摹？柖嘈逝c卡爾多改善密切相關。所謂的“卡爾多改善”，是指如果一個人的情況由于變革而變好，因而他能夠補償另一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整體的效率得到改善?？柖嘈手皇强柖喔纳埔呀洘o法進行的狀態。

需要說明的是，在任何社會中，資源相對于人們的需求來說總是稀缺的。稀缺性的存在意味著任何社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有效利用稀缺的資源，優化資源的配置。盡可能生產出滿足需求的物品。因此，任何社會都最有效地利用社會資源以滿足人們的需求，理想的資源使用狀態就是上述的帕累托效率狀態。于是，盡最大可能地去實現資源使用的帕累托效率狀態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人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努力追求目標。

二、經濟學視角下公平問題的辯證分析

如果說效率屬于生產力范疇，是以勞動者運用生產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為標志的話，那么，公平則是和分配相聯系的概念。認為，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生產成果的分配，所以生產資料占有關系是實現公平分配的根本前提?；诖?，從狹義的范疇來講，公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指分配的平等。換句話說。沒有一個人對其他人收入分配的評價會超過對他自己收入分配的評價。總的來說，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可用3個標準來進行衡量。一是勞動分配率，即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二是洛倫茲曲線與基尼系數；三是工資的差異率。收入分配越公平，則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越大，洛倫茲曲線更接近絕對收入平等線，基尼系數和工資差異率也越小。反之亦然。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5，不僅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和西方福利國家，而且超過國際警戒線0.4的標準。故此，效率與公平問題已成為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必須給予高度關注。

與此同時。作為一種崇高的理念，公平一直以來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美好愿望。但如前所述，相對人類無限的欲望而言，經濟資源無疑是稀缺的或有限的。因此，人們在追求公平的同時絕不能忽略效率，要注意把握好效率與公平二者的關系。按的觀點，人類的生存、發展。始終貫穿著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4個環節，而要使這4個環節做到有機地互動運行的關鍵也同樣在于把握好效率與公平二者的關系。效率與公平問題。一直為福利經濟學所關注。實際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先后排序問題涉及到的是一個更為深刻和重要的問題，即價值判斷。如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經濟學家在談到福利時，認為福利首先與自由相聯系，如果公平的獲得以自由為代價，那么這種公平是不可取的；公平只能通過競爭市場機制來實現，而不能靠政治組織的措施來實現。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者主張把市場競爭放在首位，側重經濟效率的提高，而不應采取人為的收人均等化措施，強求公平，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損失。制度主義者的觀點正好相反，其主張公平優先，把收入均等化放在首位。縮小市場的調節范圍。還有就是以阿瑟，奧肯(Arthur0kun)為代表的折衷方案，其既不是效率優先。也不是公平優先，而是企圖找到一條既維護市場機制，又能消除收入差別擴大的途徑。阿瑟，奧肯同時認為，一個社會如果不采取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妥協的做法，而是要真正實現收入的平等，那將是一種空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公平雖然與效率一樣，都是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中的基本價值目標，都屬于經濟學范疇的一個概念，但從廣義的范疇來講，公平同時還屬于法學、社會學等范疇的一個概念。公平不僅僅指經濟平等，還包括涉及人的全面發展和基本權利的政治公平、教育公平、司法公平、社會保障公平等等：它所維護的除了經濟價值之外，還包括政治價值、文化

價值、道德價值等精神價值，其核心實質就是實現社會的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因此，當我們理解社會公平時，應該要注意從整體意義上對其內涵進行辯證的全面把握。

三、經濟學視角下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辯證思考

通過對我們所處的現實社會生活進行研究分析，不難發現。效率與公平之間常常存在著某種替代關系。為了得到更多的效率。往往要犧牲一部分公平：反之亦然。鑒于市場競爭的帕累托最優只解決了效率問題，因此，需要政府來保證收入的公平分配。但是，衡量收入公平分配的標準從來就不是唯一的，人們選擇的標準通常對政府的政策有重大的影響。

總體而言，收入分配有3個標準。其一是貢獻標準，即按社會成員的貢獻分配國民收入，這是古典經濟學中的分配理論。這種分配標準能保證經濟效率，但由于社會各成員的能力、機遇存在差異，該分配又會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其二是需要標準。即按社會成員對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分配國民收入：其三是平等標準，即按公平的原則分配國民收入。相比之下，第一個標準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充分發揮每個社會成員的能力，后兩個標準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但不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公平則損害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效率則損害公平，這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因此，效率與公平之間既存在著相互一致的關系，又存在著相互矛盾的關系。具體體現在：

1、效率與公平的一致性。首先。從對帕累托效率的定義中可以看出，這種定義主要是從資源對個體效用的滿足角度進行界定，強調個體效益的增加不能以他者的效益損失為基礎，這就具備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基礎，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公平正義的理念。再者，就效率與公平問題來看，解決它們的前提條件是效率問題。只有解決了效率問題。社會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公平問題。否則。即使公平問題一時得到解決，仍將是處于“貧困中的公平”狀態中，最終還是無法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因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從總的來看，就是一個不斷走向富裕的過程。相反。當一個經濟體大致處于經濟效率狀態之時，其就具備了解決公平問題的基本條件，只要處置得當。就能較好地解決公平問題。如處于市場經濟下的西方社會，一直以來大致都處于市場有效運行的狀態之中，當社會公平尖銳化之時，它們憑借雄厚的經濟力量，建立起一整套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較好地解決了公平問題，由此推動了社會和諧因子的增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第8篇：經濟學福利的概念范文

根據人們對學科研究對象的認識，經濟學是一門依據人們與社會財富有關的行為進行決策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建立的目的在于為經濟現象提供科學的解釋，為經濟活動的決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為當今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基本目的是解決有限的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問題，而實現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的基本標志是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脫離或否定作為第一性的“效率”問題而建立的經濟學理論，都不會具有存在的價值，也不可能在實踐中得到發展。資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為易見和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整個社會生產無疑都是在有限的資源約束下而進行的經濟資源配置活動。面對有限的經濟資源，人類可以采取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計劃等的非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來進行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其中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配置方式的本質在于：圍繞商品的供需關系和資源的稀缺程度變化的互動，利用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分散決策的模式，來實現經濟資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計劃的資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業的微觀組織內部或國家的宏觀層面，才具有比市場更高的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研究在資源稀缺條件下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資源配置問題的人的行為科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體現在物品的價格上；產品價格的變化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的變化。而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在資源的優化配置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瓦爾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這一邏輯思維體系的科學基礎。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等主流學派顯然是按照這一解釋經濟現象與分析問題的維度，圍繞資源配置的效率與資源的稀缺狀況的關系，建立起一套理論體系。然而，從經濟學理論的多元特征和學說的學派分化的事實出發，可以認為以“效率—稀缺”為基礎所建立的經濟學僅僅代表的是一種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這里所講的思維哲學意義上的維度（dimension）是指一種視角，是一個判斷、說明、評價和確定一個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條件和概念。如現代物理學的空間維度包含了長度、寬度、高度與時間4個方面，即存在四維空間的特征。如果從人的思維的邏輯維度多元特征出發，可以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思維維度客觀上是邏輯和演繹化的，即按照多種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及其變化，假定資源的稀缺財富和變化通過市場價格信號來反映，同時也隱含在市場交易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人們都會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理性的行為反應，最終通過市場的均衡機制及調控手段的作用發揮，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應當說在絕大多數的市場經濟活動中，人們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理反應所建立的經濟學理論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較完美地解釋許多經濟現象和解決有關的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從而為決策者實現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論支撐。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決策必然會充分運用價格機制和市場機制來調節資源配置。特別是在19世紀發生的邊際革命以來，經濟學在資源的投入與產出的動態關系分析方法上的長足進步，使經濟領域的“效率—稀缺”的關系得以精確化和數理化。如利用“等產量線”來表現生產要素價格變化下的不同要素間配置數量組合關系，以及反映經濟資源之間的替代過程和動態的替代比例。瓦爾拉斯創立的一般均衡論則揭示了稀缺引起的產品之間價格變化的傳遞規律。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客觀上是建立在資源配置的效率與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相關關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卻存在許多人們并沒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的決策行為。例如。在許多經濟決策中，人們對經濟效益“次優”的選擇往往比“最優”的選擇有較高的概率。此外，人們一些經濟決策行為也往往出現不按照理性推導的結果。就這些決策者而言，顯然又是出于經濟理性的，即該決策者在兩種或多種結果的選擇中，在他們的認知的范圍內，是不會故意選擇一種較差的結果而放棄一種較好的結果。對于這些現象，經濟學在解釋上產生了所謂“個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論上對“個人偏好”產生的機理卻不明了；或者解釋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認為在一定范圍內或一些經濟活動領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決策模式無法反映出部分決策者的經濟決策行為和動機。如馬歇爾（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就多處談到普通人的經濟行為的“半合理性”與“反合理性”現象［1］。這些現象或稱之為“效率—稀缺”行為準則下的非經濟理性現象。說明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應當還存在其他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人們不難發現，在許多經濟活動的領域和階段中，人們的決策首先應當按照效率作為經濟活動的核心目標，如果以稀缺、風險、公平、空間和時間等視角來確定最佳方案，從理論的邏輯架構區別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風險”“效率—時間”“效率—空間”和“效率—公平”等多種維度。事實證明，以效率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客觀上具有多維性的特征。整個經濟學說史也證明，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對于理論和決策的多元化維度開拓之上。如20世紀以來的風險經濟學、時間經濟學、生產布局學和福利經濟學等學科門類的建立與發展，既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效率—稀缺”維度的普適性的挑戰，也是對現代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的其他維度的開拓與創新。

二、經濟學理論的“效率—風險”維度與經濟決策

按照經濟學對風險的理解，風險就是人類生活和社會經濟活動中發生“不理想事態”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經濟損失事件后果的“不確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對稱”，給經濟活動帶來的風險就十分突出。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經濟活動的參與人對市場交易等信息的擁有是不對稱的，有的參與人比另一些參與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處于信息優勢地位，有的則反之。在許多經濟領域，如資本投資、商品生產、市場交易、貨幣信用、商業保險等經濟活動中，經濟風險的存在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普遍事實。按照風險經濟學的理論，風險存在的本質是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人們的經濟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夠做出的最優選擇或對多方案的一種抉擇。避免風險的基本途徑在于增加成本來增加信息量和擴大信息分析的力度與廣度。但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夠預知情況下的黑箱判定，其經濟決策的風險更為突出［2］。因此，經濟決策事實上還存在另一個維度，即“效率與風險”的維度。經濟資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實現往往存在一定的風險，資本投資（包括人力資本的投資）也充滿風險性，風險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對不同的人是有區別的。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是風險厭惡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風險偏好者。因此，經濟決策在存在風險的環境下，就存在“最優”“次優”及“再次優”等多種選擇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預期的投資方式往往也是風險概率預期最高的投資方式；而風險最低的投資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條件下（包括心理條件）就會有不同的選擇。風險分析是經濟決策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如人們在從事勞動、投資，消費等活動，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術治療，甚至吸煙，都存在風險和對風險的評估和決策問題。其中投資活動中，人們通常都需要運用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評估各種風險對收益和成本的影響幅度與范圍，從而進行投資決策。市場經濟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風險，從而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的經濟運作效率。而產權制度的建立在本質上也在于避免經濟活動的風險，其中產權明晰的本質在于降低收益不確定性條件下人的行為扭曲風險，從而促進經濟活動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動具有更大的風險性，銀行貸款的抵押、擔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險業的建立和發展，也與風險化解有緊密的關系。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之外，人們還需要應對市場交易中的道德風險，這是指一些企業和個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有意欺騙對方所帶來的風險，如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而對交易的另一方帶來的風險?，F實生活中，還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風險，即所謂“城樓失火，殃及池魚”的風險現象。因此，人們所作出的許多經濟決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風險”的維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維度。風險投資理論、經濟概率理論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效率與風險的關系而創立和發展的。

三、經濟學理論的“效率—時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時間是經濟決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過程特征的層面。時間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具有不可儲存性與不可逆性的特征。經濟活動的所謂效率，在許多層面上是相對時間而言的。如勞動時間或生產過程時間的付出或耗費往往也在較大程度上決定效率的高低。生產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時間的過程，資金等經濟資源的時間占用需要付出代價與成本。資金占用的銀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釋為是時間的價值體現。在勞動經濟學的理論中，勞動時間或閑暇時間以機會成本為轉化工具，可以確定出其市場價格。在經濟運籌學中，重點研究系統的效率實現與不同要素投入的時間過程以及步驟的關系，這在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廣泛的運用。許多經濟活動的決策都有時間上的約束條件，如一個建筑工程不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對某一工序有完成時間上的嚴格要求，所謂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時間約束下實現才能夠成立。在時間的約束下開展的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經濟決策，以及依此構建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經濟理論。時間維度下的效用或價值不僅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還應當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時間持續性概念。在投資理論中，投資周期的合理性無疑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現象往往與構成要素的稀缺與替代性無關，也不根源于消費者需求的質變，而是與消費生產力提高有關。在勞動經濟學理論中，從時間維度出發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業對勞動力要素的短期需求與長期需求分析，競爭性企業的短期需求被認為是在勞動的邊際收益大于或等于邊際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而企業的長期勞動力需求則是在資源自由替代的條件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在生產活動中，產品的效用和價格高低往往取決于時間，如葡萄酒的市場價格與儲存的時間長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決策的“效率—時間”維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慮長期儲存對資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從時間價值變化角度考慮儲存的時間長度，從而選擇能夠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結束儲藏轉為出售的最佳時點。在家庭經濟學理論中，相對時間的生產性支付，時間在消費領域的耗費也同樣被廣泛關注。為了實現時間消費的效用最大化，消費者不僅需要從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對眼前的貨幣支出作出選擇，而且需要對不同的時間付出作出選擇。如有的人寧愿節省眼前的消費而投資于教育和技能培訓，以犧牲閑暇時間而希望獲取長遠的預期收益，其本質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時間價值或時間效率。依照“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依照“效率—稀缺”維度所作出的經濟決策有許多差異，如人們為了爭取時間，可能不惜代價，造成資源的浪費。而在有的情況下，一些產品（如葡萄酒）生產必須保持一定的時間過程才能夠達到滿足人們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資源配置的閑置和低效率利用。這些情況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維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原則，但是在”效率—時間“維度下，卻是人們的經濟理性的行為。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預期下完成的，這就是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勞動與消費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的時間維度的決策依據。經濟分析中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行為的區別，最終來自于人們行為的時間維度差別下的效率判定。在與時間有關的“機遇”問題的經濟決策中，機會的把握對獲取最大的經濟效果至關重要，有時候還起決定性作用。

四、經濟學理論的“效率—空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任何經濟活動都必須落腳到具體的特定空間。其中生產要素的空間分布和再分布都會直接影響到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生產布局集中反映了國民經濟生產能力（如固定資產和產品）對空間分布的選擇；反映了各生產要素、各部門的空間組合和結構以及各經濟區域、經濟中心之間的分工協作與發展比例關系。經濟學從空間角度來探討生產與經濟活動的效率問題。德國經濟學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專著《孤立國》中，分析農產品運輸成本與利潤的關系，并引出農業空間圈層結構和農業區位的概念。繼后有韋伯的《工業區位論》（1909年）標志著經典生產布局理論的建立。“中心地理論”又進一步探討區域開發與城市布局的經濟效率問題。區域經濟學則按照不同類型的區域的空間分布優化提出理論框架。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以克魯格曼（P.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將一般均衡理論涉及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損失與規模報酬遞增等結合起來，建立了多種數學模型用來分析產業空間積聚的形成和穩定性等問題。該理論也進一步帶動了對于“產業集群”“產業園區”等經濟實踐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建立在以分工和個人專業化演進結果的理論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間”的維度，來研究交易活動及其網絡在地理空間的集中對城市興起與發展的效應（楊小凱，2003）。在土地經濟學中，土地的區位條件更是成為經濟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從市場分工和網絡規模的經濟學研究新角度，對產品的地域差異、城鄉產業布局安排和全球化過程下的國際分工的效率等問題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框架和決策模式。從人的生產與消費等基本行為出發，都有基于“效率—空間”的決策過程。例如人們都往往會考慮家庭居住地與上班地點的距離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選擇問題。對一個地區而言，生產要素、經濟資源、市場網絡、城市結構等都涉及空間布局和對其規劃和對多種方案的決策過程。由于不同空間的資源稟賦存在差異，地域之間的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換就成為提高經濟活動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業貿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活動。在一定的空間距離范圍內，市場交換活動可以滿易雙方的需求，使雙方對物品的主觀價值得到增加和社會總福利得到增進。即使是在企業生產的微觀空間，也存在合理、科學的生產設備與生產線的空間布局問題，有時一些細微的空間布局結構的調整和改進，都會對企業生產的經濟效率提高起關鍵性作用。

五、經濟學理論的“效率—公平”維度與經濟決策

人類的經濟行為作為社會行為的組成部分，顯然無法擺脫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對其的制約和影響。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處理效率問題的同時，也必須顧及經濟活動中涉及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的一系列社會倫理道德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因此，經濟學理論在提供解決稀缺的經濟資源配置的原理和決策方法的同時，也需要解決市場交易的平等規則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等規范性問題?？陀^地講，古典經濟學的創立本身就是基于對封建社會普遍存在的超市場的經濟行為的否定和批判。亞當•斯密(A.Smith)作為倡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大師，他提出的“經濟人”概念中就隱含著市場交易的“公平”思想。他從市場交易層面上的“效率—公平”維度出發，認為個人要達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須顧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場活動中，才可以達到交易雙方的互利和社會的總福利增進的客觀效果。在19世紀后半葉經濟學的“邊際革命”時期，瓦爾拉斯在論述應用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的關系時，就認為公平的要義是“把個人所應有的歸還給個人”，但經濟倫理問題應當與要素的效率結合在一起進行討論［3］。后來由克拉克(Clack)所創立的邊際生產力理論，進一步確定了各生產要素之間的邊際收益分配關系，把“效率—稀缺”維度下的分配關系在理論上精確化［4］。但是后來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卻力圖回避對經濟決策必須面對的公平判定問題，認為經濟學只解決資源優化配置的“實證性”問題，“規范性”問題不應當納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這種觀點無疑是對經濟學多維度理論發展的一種認知倒退。雖然古典經濟學初創時期就產生了經濟倫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紀初由庇古(A.C.Pigou)等經濟學家創立了福利經濟學，才開始將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部分領域轉移到對“公平”的判定和處理問題上。福利經濟學在理論創立時即明確表示，在人類經濟決策中，還需要為人們提供解決“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手段和方法。該理論強調的是對經濟活動，尤其是財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維度，認為個人與經濟利益集團在決策時，如果不考慮公平的因素與問題，最終該經濟活動會導致社會總福利的減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則而進行的經濟活動必然導致低效率或無效率。在福利經濟學理論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經濟過程的收益或利潤，而是指經濟活動的最終正效用—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凈福利。缺乏“公平”標準判定經濟活動是難以實現社會最終福利最大化目標的。在福利經濟學看來，對一個經濟活動的評判不能僅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還需要增加對其是否“公平”的評判標準，如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交易所隱含的假設前提—交易的平等規則和自由競爭的原則（亞當•斯密標準）。值得關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維度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優化的理想狀態—“帕累托最優”狀態外，還從“效率—公平”維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進”原則，“帕累托改進”原則是指：“一種變化，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5］。“帕累托改進”是在“效率—公平”維度下所達到的經濟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狀態，也是實現“效率與公平”有機統一的理想方式。后來，英國經濟學家卡爾多和?？怂褂窒嗬^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維度意義上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其中“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卡爾多—希克斯原則）是指“如果一個人的境況由于變革而變好，因而他能夠補償另一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整體的效益就改善了”［6］。這里的“社會總福利增進”體現了效率方面的約束條件，“經濟補償”體現了“公平”方面的要求。這些福利經濟學的經濟決策維度就基于“效率—公平”關系的統一視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經濟學是經濟理論和經濟決策的“效率—公平”維度的系統發展。制度經濟學屬于非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但其理論的維度設置上卻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謂“制度”的本質在于安排的規則是否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會的多數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對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所隱含的基礎是“公平”或“平等”“正義”。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產權經濟理論，其核心就是產權界定與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對效率實現的影響關系。科斯認為，當交易成本為零時，只要產權明晰，市場機制可以解決經濟外部性問題，遲早會自動地糾正“市場失靈”，這里的“市場失靈”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雙重意思。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所謂制度的缺陷不僅體現在“交易成本”高昂與效率的低下，往往還體現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場交易規則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對政府公共資源等的社會分配不公平，必然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企業等微觀組織和政府的效率實現，如理論上已經證明了對職工分配不公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動，缺乏創新精神，消極管理，勞資糾紛與沖突，等等［7］。政府實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遷、工程移民搬遷；乃至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購統銷等，都存在對公平的處理不當問題。中國目前人口城市化進程中的許多問題，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往往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確定其平衡點。但是“效率—公平”維度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至今與科學化標準還有一定差距。人們不難發現，依據“效率—公平”的維度所進行的決策廣泛存在于人們對市場交易、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等許多經濟活動領域。在這些領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經濟的效率是難以實現或持續實現的。缺乏公平的經濟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會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會直接、間接地影響經濟效率的實現。新制度經濟學則主要從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的視角，強調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和全社會經濟效率的增進作用，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制度變革的因素往往比資源配置優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即來自于市場化改革與制度變遷為標志的“改革紅利”。

六、結論和啟示

1.經濟學理論的“經濟理性”行為假設應當具有多維度特征

經濟決策多維空間的存在，表明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假設或表述是不盡完善的。過去人們對于由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設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關系的維度，所以對人們在追逐效率的過程中對資源稀缺的行為反應的總結是不全面的。經濟理性的最核心的內涵在于：經濟行為是在一定資源條件的約束下，人們總是會采取一種較有利的途徑，而不會去故意選擇一種不利的結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條件下，人們會選擇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舉措方案，或所謂在多方案中去選擇“次優”的方案。按照傳統的基于“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理性假設，對有關的行為就無從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釋?？梢哉J為，所謂“經濟理性”，是指人們普遍在從事每一種經濟活動時，不僅從資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難程度來考慮其路徑或方案的選擇，還自覺、不自覺地從獲利的風險程度來選擇；從經濟活動的時間配置與程序，經濟活動的空間配置與布局，以及獲利的手段、交易規則安排的公平性等維度來進行決策。只有效率兼顧了稀缺、風險、時間、空間與公平等維度的經濟決策才是一種完整的經濟理的決策。

2.大多數個人“偏好”行為屬于按照其他維度決策的理

面對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經濟決策行為，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往往用個人的行為“偏好”來加以解釋。但是人們經濟決策的“偏好”行為，多數與他們的決策維度差異有關。因此，現代經濟學賴以存在的人的經濟行為假設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還必須增加“風險”“公平”“時間”“空間”與“效率”的關系的決策維度，這些維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經濟理的規范。如果說人們在經濟決策中存在個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時間”“效率—空間”或“效率—風險”維度考慮其偏好行為的。例如，從“效率—稀缺”的維度出發，人的經濟行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現了許多難以解釋的“悖論”。但是從“效率—風險”等維度，這些人的經濟行為則是完全理性的，所謂的“悖論”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釋。在許多情況下，所謂的個人“偏好”可以認為是個人的“風險偏好”“時間偏好”“空間偏好”與“公平偏好”，在相應的維度下無疑是理性的經濟行為。

3.經濟決策往往是一個多維度選擇與“排序”優化的過程

第9篇：經濟學福利的概念范文

1　可持續發展研究爭論的原因

由于可持續發展本來概念的模糊、現實問題的繁雜而人們追求美好未來的愿望又那么強烈，它自誕生之日起就引發了學術界眾多的質疑、爭論和不斷的修正。圍繞生態限制與保護、經濟效率與財富分配、社會民主與公正等等議題，包括自然生態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在內的眾多學者都試圖利用這個“公共的廣場”發出自己的聲音，也正是這些爭論的聲音使它逐漸“成熟”起來，讓我們通過它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這個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復雜聯系在一起的現實世界的本來面目。

1.1　現實的復雜

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組織都無時不刻地在改變著這個星球，而現今，人類無疑是其中最大的力量。地球上已經沒有絕對不受人類影響的自然環境，而且其中許多生態系統已經完全受控于人類活動。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以各種社會經濟方式深刻地改變著地球表層，形成了完全服務于人類的各種人造景觀。事實上，這個星球表層已經是一個由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相互混合而構成的復合系統了。在這個典型的復雜系統中，各子系統間以物質交換和能量流動存在著復雜的互作關系，這些復雜的內部作用使系統具有了自適應和自組織的系統動力學特征，推動系統以非線性方式演進。在這個生態經濟復合巨系統中，人類以其自身的創造力和能動性成為人與自然協同進化最大的驅動力。這個復合系統的未來演進無疑主要取決于人類自身對它的認識和行動。然而我們對它的認識到底有多少，我們又該以什么樣的戰略指導我們的行動呢?？沙掷m發展概念及其引發的討論似乎有助于我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

1.2　概念的模糊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盡管該定義的總體意旨似乎非常清楚，但要成為一個廣泛的政策目標，該定義在一系列重要方面卻是模糊的。發展的定義應該包含這一過程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而這個概念對于要持續什么，代際間的公平如何實現，當代與后代的需求是什么，如何以發展來實現對所有人需求的滿足，用什么標準來衡量這些目標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實現的程度等等問題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表述。

2　爭論的幾個焦點

由于可持續發展概念形成之初的表述不清，眾多學者從生態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不同角度對其進行了探討，而他們爭論的焦點大致可以反映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2.1　價值

迄今為止，關于價值的定義一直都還有遵循“人類中心主義”或“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辯。一般來說，生態學家不愿意使用“價值”這個詞語，因為他們認為自然系統不以追求特定目標為目的。但如果人們賦予了某一事物對相關事物或系統整體特定行為一定的主觀意義，就可以衡量它對后者貢獻率的大小，也就是在這種情景下，人們就可以具體量化它的價值。在生物與環境相互選擇與適應的進化過程中，生態學家也常常借用價值一詞來表達某物種對其它物種或對整個生態系統在進化中的作用，因此，生態學家認為自然有其內在價值，“自然內在價值論”構成了生態學家所堅持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內在倫理基礎，因而他們認為可持續發展的對象應該是包括人類在內的地球上的所有物種。生態學家還認為，在現今全球巨大的人口與消費壓力下，人類越來越顯示出他對自然生態系統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依賴性，自然生態系統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效用價值也越來越大。然而由于生態系統服務的“不可替代性”、生態系統組分的“補償效應”、生態過程的不可逆特征和與人類協同進化的不確定性等因素，人類對自然生態系統價值量的估計遠比其真實量要小得多。在批判經濟學價值理論的基礎之上，生態學家發展了基于物質與太陽能量比率的“能值理論”，并認為它是衡量物品內在價值更真實、更一般化的標準。

相比而言，經濟學家對價值定義的范圍要小得多。經濟學家的價值理論往往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前提，衡量物品對于人類效用的大小和福利改進的程度，其實質是衡量物品對人類的“工具價值”。除使用價值外，經濟學還研究商品在市場交換中的交換價值。在“邊際革命”之前，古典經濟學一直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存在著“鉆石與水”的困惑。邊際理論以物品的稀缺和效用把供給和需求聯系起來，認為物品的邊際效用是衡量其交換價值的內在標準，從而解決了物品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谶呺H理論的新古典經濟學同時還認為，在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中，以貨幣衡量的物品價格能夠體現其效用和稀缺性，從而可以反映其真實價值。之所以在現階段大部分生態系統所提供的服務還沒有被市場反映出來，是因為它們還不具備足夠的稀缺性，因此還不具有價值。

社會學從人的心理行為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角度來考察價值。與經濟學認為人的偏好是固定有所不同，社會學從考察人的真實心理行為出發，認為人在時間序列上的喜好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動態變化過程，因此人在不同時間段的價值觀具有不確定性。由于無法準確預知人們在未來的偏好，所以應該更謹慎地保護自然生境以體現代際公平，這也是自然生態系統具有選擇價值的原因。從社會整體來看，社會學認為可持續發展是具有不同偏好和想法的個人和集體對未來的一致協定；由于可持續發展到現在為止已經有很多種不同的定義，所以要求它必須是一個融合所有價值觀的綜合概念。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一是開放不同思想，二是各種思想得到有效表達。

2.2　資本

價值是資本形成的基礎，對價值的認識不同必然導致

各學科對資本具有不同的態度。在自然資本、人造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四種資本形式中，最具爭議的是自然資本和人造資本的替代性問題。根據自然資本與人造資本之間的可替代性以及總資本存量的變化，可持續發展可以劃分為兩種基本情況：①總資本存量(自然資本與人造資本存量之和)不隨時間而下降，在世代之間保持不減少。②自然資本存量不隨時間而下降，在世代之間保持或增加自然資本存量。經濟學家堅持前一個觀點，他們認為不同資本形式之間可以互相替代，特別是允許人造資本可以替代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本。認為如果自然資本轉化為人造資本后總資本存量不減甚至增加，那么自然資本就應該轉化為人造資本以滿足人類需求。生態學家一般認為不同資本對人類福利具有不同的功用，它們之間不可替代或者由于過程復雜和代價昂貴，資本的替代是不可行的。由于不同資本的補償效應、系統的不可逆和演化的不確定性等原因，自然資本不應該被無限制地轉化為人造資本，尤其是其別重要的關鍵自然資本更應該得到保存。由于人們未來偏好的不確定性，從社會學角度出發的學者一般贊同生態學家對自然資本的保護。除此之外，他們更重視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可持續發展的作用，他們認為人口的快速增長和過度消費是自然資本不斷轉化為人造資本的根本原因。通過人類對自身行為的反省和價值觀的重構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消費觀念和社會文化，從而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2.3　技術的作用

技術對可持續發展的作用一直是爭論的一個焦點。生態學家認為，一方面技術進步可以延緩危機，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制造危機，這一點可以從近代全球范圍內的工業化運動對全球環境與資源造成嚴重破壞的后果中得到證明。他們認為由于自然系統的復雜性和不可逆，技術進步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環境修復問題。他們更認同在充分認識自然生態規律的基礎上，發展學習和依照自然生態系統高效低耗進行生產的“綠色”技術。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自由市場條件下，完善的價格體系總是能夠催生新技術和新產品，從而自動解決資源短缺和環境破壞問題。他們通過數學模型證明，即使自然資源存量有限，人口增長率為正，技術進步仍能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從而保證人均消費的可持續改善。站在社會學立場的學者認為可持續發展更應該是個社會命題而不僅是科學技術問題。由于可持續發展的中心議題既然是如何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那么它就不應該僅僅是一個關于科學或技術的問題。

他們認為科學知識有助人類客觀真實地認識這個世界，但它并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科學知識本身并非完全客觀，它也包括了人類自身的先驗認識并且有待于實踐的檢驗。而技術的進步也許有助于提高經濟生產的效率，但卻無法提高財富分配的公平性及社會公正。所以他們堅持認為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應該超越科學技術和經濟生產領域，向保證財富分配公平和民主公正的社會文化和組織制度等領域推進。

2.4　規模和尺度

生態學家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系統內生于自然生態系統，它從自然生態系統中吸收低熵的能量和物質以維持自己的持續運轉。但是由于地球系統并不與外界進行物質交換，所以人類社會經濟系統只能“占據”自然系統的一部分，也就是它具有終極的規模和尺度。經濟系統并非完全受制于自然系統，它以各種物流和能流與自然生態系統存在著各種反饋關系，如果它的規模越大，它破壞地球生命支持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遵循這一思路，生態學家發展了一系列企圖計算出社會經濟系統對自然生態系統規模的方法，最具代表性有基于能量計算的“能值理論”、基于土地面積的“生態足跡”方法和基于各種物質生產與消費的“承載力”計算(包括生態承載力、資源與環境承載力、基于食物的人口承載力等)。

與生態學家往往關注于社會經濟系統對整個生命支持系統的尺度和規模問題不同，經濟學家更專注于那些在經濟生產中具有直接效用的物質資源的供給與配置。他們利用跨期生產函數和動態模型計算資源在時間序列上的開發利用，以回答是否可以實現最優配置和人均消費是否可以持續改善等問題。由于他們的答案往往是肯定的，這遭到了其他一些學者對其忽視自然生態系統復雜性與現實嚴峻性的批評。

2.5　實現的方法

對于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各個學科也各有側重。生態學家往往首先從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關系的角度出發，偏重于考慮如何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他們對“時間”、“空間”、“尺度”、“過程”與“機制”等概念更加敏感，注重從系統整體角度研究從區域到全球的可持續性問題。對實現的具體手段上，雖然他們不否認市場機制的作用，但往往更強調政府干預和制度安排在保持自然資本方面的職能。他們認為在處理自然生態環境等公共領域時，由于信息的不對稱、不完全和產權關系的模糊，存在著市場作用不充分甚至完全失靈的情況，這就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干預和制度的明確安排。在經濟生產領域，生態學家更認同按照生態規律運行、實行資源循環利用和清潔生產的循環經濟形態，并已經在從企業到園區到整個社會的不同層面得到成功實踐。

相對而言，經濟學家更偏重于考慮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他們一般將人類福利等同于物質消費，從生產供給與消費需求的關系出發，研究如何高效配置資源以生產出更多的物質產品。經濟學家對“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價格”與“市場”等概念更為敏感，注重從投入產出角度研究從微觀到宏觀層次經濟活動的成本和收益。他們批評生態學家只把生態保護作為追求的唯一目標，忽視了人類包括物質需求在內多重需要的平衡。他們認為可持續發展實現的關鍵是解決由物質產品匱乏帶來的貧窮，因此只有經濟的快速增長才能解決眾多不發達國家的貧窮問題，從而實現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其中，布蘭特報告中就曾認為世界經濟在21世紀必須增長5～10倍才能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對于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家更認同市場機制和自由貿易。他們認為只有在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中才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帕累托最優，才能以更高的經濟效率滿足人類福利需求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和分配。

從社會學角度出發進行研究的學者更注重可持續發展的公平性和共同性，他們強調人類本身和社會的組織與結構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性。首先，他們通過人類需求行為的精神分析得出，人類福利的改善并不僅僅等同于擁有的財富量和物質產品消費的多少，而是更多的和身心健康、人際關系、安全感、婚姻、知識、教育和信仰等聯系在一起。而且，由于優美而安全的自然環境比物質消費能夠給人們帶來更多的愉悅感，所以對人類福利的改善必須加強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除此之外，人們的幸福感還來源于不同個人之間效用的比較和更多的社會認同，而且他們認為可持續發展必然是所有人對未來的共同選擇，因此財富的公平分配以及個人意愿得到充分表達和尊重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這就要求社會組織與

制度的設計必須能夠為社會中所有人提供民主公正的表達平臺?？沙掷m發展的社會學領域還包括對人自身的重視，對教育的投資能夠提高人們的素質，使人們主動追求低物質化的消費行為，形成更可持續的社會消費習慣。此外，高素質的人力資本能夠提高經濟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濟生產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從而有利于生態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由于研究視度的差異，生態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學科對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資本、技術、社會經濟系統的規模和實現方法等方面各有側重，形成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從強到弱的一系列層次。習慣上，我們簡單地依據自然資本與人造資本是否具有較強的可替代性作為劃分可持續發展強弱的標準，而事實上，由于可持續發展所面對的是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中眾多不可持續的現實問題，研究領域包括了生態健康、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等一系列主題，所以簡單的強弱之分并不能幫助我們完全認識當前發展中的眾多現實問題。分別來看，生態學由于長期根植于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研究，所以他們更注重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關系的協調，在生態學的文獻中，“可持續性”的概念往往代替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經濟學的社會責任一直都是以資源的高效配置來滿足人類的物質消費需要，所以他們更強調以經濟的快速增長消除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持續的物質貧窮，他們更側重于發展一面，容易將可持續發展等同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沙掷m發展的社會學研究從人的真實心理行為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出發，更強調人在可持續發展中的主體性作用。他們一方面認為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終極目標，因此注重自然和經濟環境對人類福利的影響，強調分配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人類社會對自然和經濟環境具有主動反饋，因而強調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及民主參與的共同性。

2.6　小結

簡單總結起來，由于不同學科從不同角度對現實問題加以認識和理解并借助于可持續發展進行表達，這一概念從產生之初到現在已經經歷了側重經濟可用、生態可容和社會公正三個階段?？梢韵胂?，由于它本身的開放性和理想性，它在未來還會吸引更多學科的關注并且融合更多樣化的價值觀，成為一個更為綜合完善的概念。可持續發展是現階段人類社會對自身行為和與外界環境關系等問題的反思，是所有人對未來長遠發展的共同選擇，是一個過程而非狀態。只要人類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不止，它就必然會伴隨我們一起成長，變得更加成熟和完善。在慶幸找到這一學科間相互交流與知識集成的平臺之余，我們更應該遵循它所綜合的自然、經濟和社會規律，把它作為人類社會在生產與生活中的共同規范和行為準則，指導我們向著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前進。

3　研究展望

可持續發展是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發展協調高效的一種狀態，絕對的強可持續要求各子系統之間以及系統整體的長期協調運轉。和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最優一樣，受到現實中的諸多限制，絕對的可持續狀態只是人們對未來的一種理想期望，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在對這一復合系統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依據其所昭示的客觀規律改進人們的行為、優化發展的戰略和模式從而達到一個比現在更可持續的狀態卻是可能的。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身對這一系統的認識和采取的行動，因此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十分重要。作者試圖在對本文以上部分進行歸納總結的基礎之上對可持續發展的一般研究范式進行探討，以豐富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理論和內容。

3.1　多視角研究

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以物質流、能量流將各子系統聯系在一起成為一個復雜的巨系統，對系統中的元素循環、物質流轉和能量流動進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清楚認識系統內復雜的生物物理作用機制。除了這些客觀世界不同形式的流之外，復合系統內還存在著人口的流動、價值和文化的交融與沖突、貨幣資本的流動等主觀世界的多種流。主客觀世界這些不同形式的流之間相互作用并形成合力驅動地球系統的演化。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一定質量和數量的某種流總是對應了相應質和量的其它形式的流，它們以單獨的或組合的形式滿足人類不同層次的需求。工業革命后技術的進步使人類逐漸淡忘了各種自然流對社會發展的限制，在決策中往往更多的以各種主觀世界的流作為決策依據，其中尤以對單純資本流的考慮為最，這也正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越來越感受到遭遇“自然瓶頸”的原因?？沙掷m發展要求各種形式流的良性循環以及相互之間具有合理的匹配關系，這就要求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必須把握各種流的運行規律及其相互關系。由于各學科對各種流信息提取的角度和表達方式的差異，使得我們對以系統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各種流的認識被分割開來。由于從任何單一角度都不能完全揭示系統的真實面目，因此，多學科、多視角的研究十分必要。

3.2　系統綜合

對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中各種流的研究還不能對系統的整體結構、功能和演化特征進行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因此還不能滿足可持續發展研究的要求。生態經濟社會系統是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互交織和耦合而成的一個復雜系統，同各子系統相比，它是一個結構和功能更復雜的、更高層次的系統。它并不是其中所有子系統的簡單疊加，而是以各種形式的流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構成的有機體，是所有的生物物理要素和社會經濟要素遵循內在規律而形成的集合體，在功能上具有整體突現性的特征。由于人類經濟社會對地球生態系統影響的范圍和作用的程度已經是全球變化的重要原因，從某種角度來說，地球生態系統已經受控于人類活動，這個復合系統也越來越表現為具有自創生、自生長、自適應和自復制等自組織系統的一系列特征。人類活動作用的多樣性和地球生態系統內在的復雜非線性以及反饋的延時性，造成了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和系統未來演化的不確定性，因此除了對這一復合系統的結構和功能進行研究之外，還必須對系統演化的內在機制和動力學特征進行深入研究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戰略需求?？傊?，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研究要求我們站在地球系統的高度，對這一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結構和功能進行深入研究，并對這一“人－地”復合系統的未來演化方向做出合理的預測。

3.3　價值融合與公眾決策

可持續發展的選擇是所有人對未來的一致期望，它是在保障人類福利最大的同時而又使得地球復合系統的長遠可持續。人類福利的滿足是人們在對整個復合系統認識與理解的基礎之上，對人類社會總體效用最大做出選擇的結果。不同學科對福利的概念和來源有不同的解釋，比較一致性的認識是福利和物質分配與消費、個人選擇的自由度與激勵相容的制度安排等多方面因素有關，社會福利的增大總是和物質分配更公平、選擇更自由和高效而和諧的制度安排等因素聯系在一起?？沙掷m發展強調公平性和共同性，二者互為條件，而個人的平等自由和決策的民主開放是其實現的基本前提。在對可持續發展的共同戰

略進行公共選擇的決策過程中，總是存在著個人偏好之間以及個人偏好與社會公益的矛盾。在社會選擇的過程中，如何融合更多樣化的價值觀以體現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如何更好地解決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以及如何形成保障可持續發展戰略制度產生、實施與改進的基礎制度，都是亟待研究的問題。

3.4　設計與管理

人是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中最活躍的因素，具有客觀性與主觀性相統一的特征。人類活動一方面受到系統環境的約束和調節，另一方面人類也以自身的價值觀為基礎，直接或間接地對系統進行設計和管理。對地球系統設計與管理的思想起始于上世紀70年代，尤其是當“人與生物圈計劃”(MAB)啟動以來，人類便開始探討如何以可持續發展理念來設計生物圈可持續利用，設計世界經濟秩序，保護人類共同的未來。人類由以往的對地球圈、生物圈和大氣圈以及地球生態系統變化的被動適應，已經開始走向實施有意識的控制管理。在可預見的未來，由于人口膨脹與消費增長等原因，人類對地球的改造只會加劇。因此，未來研究的焦點將是如何設計與管理地球系統，以使其在滿足人類需求的同時維持地球生命系統的活力。對地球復合系統的管理需要在深入認識理解系統的結構、功能與過程機制的基礎上，綜合應用人類已經掌握的實踐技術、相關政策和管理策略對系統的演替進程和演替方向進行動態調控，其中尤其應注重對系統動態演替的關鍵性作用因素進行調控管理。對地球復合系統的設計與管理并不是要求將其修復到原來的狀態，而是要創造一個功能完善的新的復合系統，以使我們擁有一個更可持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