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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成本,是指企業為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而放棄另一項經營活動的機會,或利用一定資源獲得某種收入時所放棄的另一種收入,另一項經營活動應取得的收益或另一種收入即為正在從事的經營活動的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是經濟學原理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在制定國家經濟計劃中,在新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在新產品開發中,乃至工人選擇工作中,都存在機會成本問題。它為正確合理的選擇提供了邏輯嚴謹、論據有力的答案,在進行選擇時,力求機會成本減小,是經濟活動行為方式的最重要的準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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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在讀博士時,特別喜歡奧利弗?哈特。本文不妨借哈特的理論來解讀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契約問題。
產權制度如同穿衣一樣重要
哈特指出,人類的契約本質上是不完全的。為什么?第一,你根本不可能將所有情況都想到;第二,即便想到,你也不可能將所有這些情況都寫進合同;第三,就算都寫進去了,將來還可能發生糾紛,而法官等第三方未必能作出完全公正的判斷。
這就麻煩大了。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契約卻是不完全的,這意味著市場經濟的大廈建立在沙灘上。如何保證市場在契約不完全的情況下還能正常運轉,不致崩潰?經濟學家威廉姆森教授想到一招,那就是“一體化”。他提出凡有可能發生糾紛時,干脆大家歸并到一家,由一家說了算,這樣就解決問題了。
威廉姆森的理論可以解釋企業的存在以及并購之所以發生的本質原因。然而,“一體化”并不是萬靈藥,現實中并購失敗的案例遠多于成功的,說明一家說了算其實很難做到。原因在于,一家企業合并到另一家企業后,種種機會主義的行為,扯皮、敲竹杠等現象照樣會發生。
為了解決不完全合同的困境,哈特提出了“剩余控制權”的概念,進而提出:誰的投資更重要,誰的權利就應該被優先尊重;他可以獲得“剩余控制權”,只要契約里沒有明確的權力,擁有“剩余控制權”的一方都可以自行裁決。這樣一來,責任權利就清楚了,事后的扯皮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哈特對不完全契約的理論揭示出企業的控制權和所有權,也就是我們通常談到的產權的重要性,進而對經濟學、政治學及法律等產生了重大影響。
哈特的理論告知我們,產權實在太重要了,剩余索取權的控制實在太重要了。我曾打過一個比方,現代產權制度好比現代市場經濟的褲子。一個人穿衣服固然全身都要穿,但最重要的當然是穿褲子。對于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最重要的則是要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如果市場經濟缺乏有效的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那這個所謂的市場經濟就像一個人,上身也許光鮮靚麗,下身卻空蕩蕩。這顯然不成體統、無法見人!
中國需要建立更有效的產權保護以完善市場制度,還需要建立更有效的合同,并在融資、公司清算等運作上做得更好。所以,哈特的理論對中國人是很重要、很有啟示的。
信仰與信任需要“土壤”
從哈特的不完全合同理論,我還想到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信仰與信用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性。事實上,合同越不完全、交易成本越高,信用就越重要。如果信用很好,那么盡管合同不完全、合同設計也不太完美,但沒有關系,人們還是可以通過信任、交流、對話等機制建設性地解決問題,最終履行合同、完成交易、實現共贏。但若沒有了信用,我們只是靠合同設計以及打官司來維持市場運行,那么市場的交易成本就會居高不下。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觀察到的一個基本事實就是:真實世界的合作比比皆是,但不是靠合同的完全,也不是靠合同的完美設計,而是靠人和人之間基本的信任與信用關系。
在中國,很多情況是血緣關系、地緣關系以及熟人關系,還有的時候是信仰關系。所以中國有許多家族企業的存在,有許多地域商幫的存在,有許多熟人合作的存在。然而,放在國際上,信仰往往帶來一個更加開放、宏大的商業體系的形成,從而突破血緣、地緣、人緣等類似于封閉俱樂部的限制,帶來更大的商業契約與合作的存在。
1944年,美國數學家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ien)合著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書的出版,標志著系統的博弈理論的初步形成。該巨著匯集了當時博弈論的研究成果,將其框架首次完整而清晰地表述出來,使其作為一門學科獲得了應有的地位。同時身為經濟學家的摩根斯頓首先清楚而全面地確認,經濟行為者在決策時應考慮到經濟學上的利益沖突性質。該書詳盡地討論了二人零和博弈,并對合作博弈作了深入探討,開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更重要的是將博弈論加以空前廣泛的應用,尤其是在經濟學上,由于博弈論數學上的嚴整性與經濟學應用上的廣泛性,一些經濟學家將該巨著的出版視為數理經濟學確立的里程碑。
接下來的一段時期對合作博弈的研究有了長足進步。按豪爾紹尼(1966)的觀點,如果一博弈中意愿表示——協議、承諾、威脅——具有完全的約束力并可強制執行,則該博弈是合作的。如意愿表示不可強制執行,則為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隨后發展起來,納什、澤爾滕和豪爾紹尼因此而獲獎,但當時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合作博弈上。事實上,合作博弈可視為非合作博弈的特殊情況,它略去非合作個體之間建立合作關系的過程而著重研究合作的可能性與形式。由于省去從非合作到合作過程中繁復的難以盡述的細節,合作博弈能對合作問題有更清晰的把握。為了解決合作博弈中所遇到的問題,這一期間提出了聯盟博弈、穩定集、解概念、可轉移效用、核心等重要概念與思想。1950年代是博弈論的成長期,納什為非合作博弈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礎,提出了博弈論中最為重要的概念——納什均衡,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非合作理論發展起來,如阿爾·塔克的囚徒困境、重復博弈概念等。合作博弈理論在這個階段得到進一步發展,如沙普利值概念、核概念等。博弈論的研究隊伍開始擴大,蘭德公司在圣基尼卡開業,在隨后的許多年里,這里成為博弈論的研究中心。此經濟學逐漸成為博弈論最重要的應用領域。1960年代是博弈論的成熟期。不完全信息與非轉移效用聯盟博弈那樣的擴充使理論變得更具廣泛應用性。常識性的基本概念得到了系統闡述與澄清。博弈論成了完整而系統的體系。更重要的是,博弈論與數理經濟及經濟理論建立了牢固而持久的關系。例如,等價性原理說明博弈論與經濟理論間存在競爭市場經濟的價格均衡與相應博弈的重要解概念之間的對應關系。豪爾紹尼與澤爾滕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他們的工作,豪爾紹尼提出了不完全信息理論,澤爾滕開始其均衡選擇問題的研究。1970年代至今是博弈論的豐富壯大期。博弈論在所有研究領域都得到重大突破。博弈論開始對其它學科的研究產生強有力的影響,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研究復雜與涉及大規模計算的博弈模型發展起來。在理論上,博弈論從基本概念到理論推演均形成了一個完整與內容豐富的體系。在應用上,政治與經濟模型有了深入研究,非合作博弈理論應用到大批特殊的經濟模型。同時博弈論應用到生物學、計算機科學、道德哲學等領域,如隨機策略這樣的概念得到了重新解釋。漸漸地,博弈論變得大眾化起來。不再是僅為少數研究者所知。要對每年所發表的有關博弈論數以千計的文獻進行了解已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今,博弈論仍在不斷發展與深化,預測其可能出現的創新與成就是很困難的。
在博弈論的發展過程中,納什奠定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論框架與概念基礎,他的名字與博弈論的中心概念——納什均衡聯在一起;豪爾紹尼與澤爾滕則致力于博弈論的進一步發展與應用。
在非合作博弈論和經濟分析里所應用的博弈論思想中,納什均衡都處于核心地位。克雷普斯(D.Kreps)教授認為,如今在每一個經濟學領域及與其相關的金融、會計、市場學甚至政治學等領域,在消化其近期研究成果過程中,對納什均衡概念的理解均起著重要作用。雖然作為先驅者的古諾(Cournot)已在其研究中開創這一思想的先河,但其目前的形式則是納什獨立完成得出的卓越成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納什。從1950年至1954年,他發表了多篇論述博弈論的文章,為非合作的一般理論和合作博弈的談判理論奠定了基礎。他規定了非合作博弈的形式,并定義了著名的“納什均衡點”。納什最先對合作與非合作進行了區別。納什認為以前的理論包含著某種被稱為合作類型的n人博弈思想,它以一種對能由局中人形成的不同合作之間相互關系的分析為基礎;與此相反,納什認為他自己的理論則“以缺乏合作為基礎,在其中假定每個參與者都各行其是,與其他人之間沒有合作與溝通”。該思想拓展了博弈論的研究范圍,并增強了其應用性。在闡明了合作與非合作之間區別的基礎上,納什定義了著名的“納什均衡點”,并對它的存在進行了證明。納什均衡的定義一般是通過簡單確定一個正常形式的有限局中人和行動的博弈來給出的。在純策略中,它是指這樣一種策略分布:假使其他局中人不變換其策略,則任何一個局中人都不能以單方面變換自己的策略來增加其效用。納什還證明,在一個有限局中人和行動的博弈中,至少總存在一個納什均衡,雖然當我們考察混合策略時才能完全保證其存在,因為有例子表明,存在著沒有純策略均衡的對策。這一定義實際上包含著一個前提假定,即局中人對游戲結構有充分的了解,也就是說擁有完全信息,以便能夠導出他們自己的預測。納什均衡的意義直到現在仍是探討與爭論的題目。一般認為,它是隨不同情況而變化的一種過程。例如,假設在某種博弈中,局中人通過某些非強制手段就局中人的策略選擇達成協議,這項協議具體確定了每個局中人選擇的策略。由于協議無強制力量,局中人如果能通過違背協議而獲得利益,則該協議無效。所以,為了保證協議有效,必須有一種局中人不可能因單方面違背協議而獲益的機制,即形成一種納什均衡。即,納什均衡使得協議能夠自我約束,無外力作用下也能保證協議的生效。這里納什均衡的意義在于保證協議的自我強制執行。但這并不是說每個納什均衡都具有自我強制性,就多個局中人背信問題而言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此外,這里并未討論協議如何實施及無協議時的情況。納什均衡在上述情況中的含義是有差別的。納什均衡刻畫了人們理性選擇的結果:利益沖突達到一種穩態以至無人會單方面加以改變。納什均衡并未對這一結果做出福利上即總體上優與劣的判斷。這就允許存在一種情形:由于人們的不合作使得每個人都達不到可能的最大收益。在囚徒困境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其中唯一的納什均衡是雙方均交待,因為在其它策略組合下均有一方能因改變策略而獲益。但是這一局勢中的帕累托最優是雙方均不交待。這表明,帕累托最優并不一定能在納什均衡點上實現。也即,在存在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利己主義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在總體上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進而,西方經濟學中在經濟人假設下,市場經濟會達到或者趨向帕累托最優這一結論在引入利益沖突后有可能無法成立。在囚徒困境中,雙方雖可在均不交待的情況下達到帕累托最優,卻難以實現這一結果。這是由于缺乏對對方的信任。因對方可把策略改為交待而使自己獲釋得利,故無法信任對方會信守承諾。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個理性人假設更使這種信任失去基礎。這說明,個人利己的理性選擇并不能保證人們的處境都得到改善,結果可能對大家都不利。就此而言,納什均衡揭示了利己理性的弱點。在人人求得自利的同時,如何防止對一切人均不利的結果出現,這已成為今天博弈論和經濟學中研究的熱點問題。
論文提要:新經濟自由主義強調經濟自由是以自由放任為主,以政府干預為輔。新經濟自由主義論主張政府應從私人財產的單純“守夜人”轉換為經濟自由的“裁判者”等觀點,對我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本文回顧了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形成的過程,深入研究了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觀點及其貢獻,對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缺陷進行了初步探討。
新經濟自由主義在20世界七十年代以后,在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背景下,逐漸得到了經濟界的重視,特別是1972年新經濟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標志著凱恩斯主義的徹底衰落,也標志著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興。新經濟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預經濟的主張,強調經濟自由是以自由放任為主,以政府干預為輔。新經濟自由主義論主張政府應從私人財產的單純“守夜人”轉換為經濟自由的“裁判者”。它認可政府在一定限度內對經濟的干預,承認經濟自由不是無限度的自由,應受到法律的制約和保證。無獨有偶,在這之后,中國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而大大深化。在這偉大變革的時代,為了增進我們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洞見,我們在了解和認識當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時,不能不對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哈耶克的有關理論觀點進行認真地了解和剖析,并通過他的理論認真檢討計劃經濟,就顯得非常必要和饒有興味。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簡述
作為最徹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一生進行過兩次捍衛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大論戰和一次新經濟自由主義復興的運動。20世紀三十年代反對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的大論戰和反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大論戰,以及20世紀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復興運動。哈耶克出版過兩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響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負》。前一本書是他堅決反對納粹主義、極權主義和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通俗闡釋,也是影響最大的“世紀之作”;而后一本書則是哈耶克畢生探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收由之作”。在這本《致命的自負》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將無法實現“口誅”的“收由大論戰”改作了“筆伐”的“理論大總結”,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進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對新經濟自由主義進行了簡要地總結性論述。這兩本著作使哈耶克成為了闡釋現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當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貢獻
一般認為,哈耶克在論證市場經濟自發進化過程的問題上做出了一項重要的貢獻,即將秩序的自發性和規則的自發性區別開來。在他看來,保證經濟秩序的自發性并不是問題的根本,因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規則的基礎上,也有可能產生出自發性的整體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確保規則的自發演進屬性,只有在自發進化過程中存續下來的規則——哈耶克稱為內部規則的基礎上產生的經濟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經濟秩序,并且才與自由主義原則相一致。
(一)進化主義理性論與經濟制度的進化。哈耶克強調分散性的個人知識的重要性。順著這一線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謂的進化主義理性論。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討論的理性指的是一種邏輯推理能力,是一種由一定的前提推論出正確結論的能力。在經濟理論中,理性即指“為達到某些目標而對各種手段的最佳選擇。”主要是對大衛·體漠的繼承,使哈耶克堅持了一種懷疑論的姿態。為了說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個人主義的“利己主義”或者“自私”,他認為由于人們普遍相信個人主義是證明和鼓勵人們自私的,這是那么多人不喜歡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實際知識的困難在這里所引起的混亂,所以我們必須仔細考察其所作假設的內涵。他認為,理性認識不是知識的全部,文明發展史向我們表明:除了理性知識以外,還存在著另一類經驗性的知識。作為總和的知識這個概念,其恰當的對照物應當是一切人類實踐活動。
經濟制度的選擇以及由此產生的秩序進化,直接源于人們的經驗性實踐活動。由于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碰巧改變了規則,因此使得該群體的知識分工更為發達,并在變化和未知的環境中呈現出更強的適應性,在與其他群體的競爭中愈來愈強、蒸蒸日上。當然,這個進化過程并不是直線式的,而是在包含著不同秩序的領域不斷“試驗”的結果。在進化過程中并不存在試驗的意圖,它類似于遺傳變異,其作用也大體相同。規則的變化是由歷史機遇引起的。
(二)經濟自由與市場秩序。哈耶克認為,自發出現的市場經濟秩序,是社會經濟自發進化過程的最新進展,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出現過的最有效率的一種經濟結構體系。作為一種“相對晚近的產物……,(市場秩序)是在對各種行為的習慣方式進行選擇中逐漸產生的。這些新的規則得以傳播,……是因為它們使遵守規則的群體能夠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夠把外人也吸收進來。”相對于其他經濟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計劃經濟秩序,這種秩序的效率優勢就在于它能保證該群體更有效地發現和利用分散性的個人知識,從而取得競爭優勢。
在哈耶克看來,市場經濟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優勢,就在于它賦予了經濟主體以擁有活動的私域,并相應擁有經濟自由。市場經濟本質上必定是一種賦予經濟個體以自由的制度,市場經濟活動的本質必定是一種發揮經濟個體主動性,并在整體上顯現出自發競爭態勢的過程。正是在這里,哈耶克的市場經濟理論與自由主義相互勾連起來。
哈耶克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者說對于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進一步闡發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放在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基礎上,并且以個人主義作為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出發點與基本概念來闡述;二是著重從知識和信用角度論證市場經濟的合理性;三是從批判社會主義的角度來反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的合理性。
對于市場秩序的效率優勢,哈耶克認為,只要不存在各種不正當的強制,經濟自由就趨向于造就出一種競爭的事態,這種競爭不同于完全競爭,而是一種不斷逼近完全競爭均衡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個體力圖尋找一種最佳的方式,以保證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擁有的專有性知識。不僅如此,自發產生的價格信號也具有十分優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簡短的形式將最重要的信息在經濟個體間傳遞,并且只傳遞給相關經濟當事人。相對價格變動反映了各種生產資源的相對重要性,經濟主體只需要了解這一點,而無須過問導致這種相對重要性變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夠做出正確的經濟選擇。在哈耶克看來,市場經濟的價格和競爭機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會隨著歷史的演變而自我修復和調整,并不需要人為的整合,經驗的積累和不斷的完善可以使社會自生自發的繁榮,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發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缺陷
無可否認,哈耶克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復興和發展的確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當前這個內容龐雜的新自由主義運動中還是有其獨特性的。但我們也不是一味贊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各種觀點。
(一)認識論、方法論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以脆弱的主觀主義為基礎的。在哈耶克看來,生活于同一個社會共同體內部的個人的觀念分類系統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個人才能夠理解彼此的行為的含義;同樣道理,社會科學家也因此能夠從外部分析其他個人的行為方式,并以之為要素組成一種關于社會關系整體的理解圖示。顯然,這種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觀主義為基本立場的,因為它也把個人行為的主觀方面(在哈耶克那里個人行為進一步被簡化還原為個人觀念)一一作為研究的起點。其次,自相矛盾的懷疑主義立場。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哈耶克所主張的這種有限認識論立場最終都有明確的規范性結論。無論是強調習俗和傳統的優先地位,還是強調模式(秩序)預測,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衛傳統自由主義,或更確切地講,是對私有財產,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建制提供辯護和證明。通過這種認識論論證,哈耶克試圖為既有的私有財產制度提供一個可靠的理論基礎。不可否認,這種有限認識論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論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視為嚴謹的學者和自由主義旗手的典范結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這柄利刃是雙面的,在有效話難他人的同時,有限知識論也破壞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張的自由主義理論體系。
(二)自發秩序理論方面的缺陷。哈耶克基本上把他所主張的自由主義理想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重疊起來。這樣,他的所有理論探討和論證實際上也構成了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一個辯護。然而,哈耶克的這種辯護并不成功。首先,市場經濟自發進化的不純粹性。哈耶克認為,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基礎的,只能是那些在進化過程中自發生成的規則,而不是那些刻意設計的規則。他在這里強調的當然是那些起源于個人之間相互協調行為的習慣性規則,這些習慣性規則是眾多自利的個人在做出各種相互獨立的決策時無意產生的結果,在生成這些習慣性規則的過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發揮著作用:在起點的決定問題上,偶然性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一旦起點確定后,必然性將最終造就出一種均衡態。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這種個人主義式的論證并不成功,市場經濟規則的出現和維持離不開某種市場以外的強制力量的推動和實施。其次,自由主義原則含義模糊。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給出了自由的、始終存在著一個人按其自己的決定和計劃行事的可能性;此狀態與一人必須屈從于另一人的意志的狀態適成對照。在這里,自由概念的準確界定依賴于強制概念的確定。由于強制概念的混亂,哈耶克的這個定義沒有什么確定的含義,它根本無法對社會關系的性質做出判斷。
總之,我們應該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和看待哈耶克的觀點和政策主張,擯棄其錯誤和糟粕,吸取其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啟發借鑒意義的思想,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
參考文獻
[1]鄧正來.規則·秩序·無知-關于哈耶克自由主義的研究[M].2004.166.
一、企業激勵范疇劃分
在現代企業中,企業激勵范疇應該包括所有利益相關群體。具體可以劃分為:權益層、經營層和操作層。
1.權益層
權益層指通過對企業投資(包括人力資本投資與非人力資本投資),并以法定途徑獲得企業所有權的整個群體。在通常情況下,權益層即企業所有股權持有人。它具有這樣一些特征:(1)企業終極所有者,即其對企業的所有權以最高合約——產權的形式受法律保護。通過產權合約而享有包括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權在內的一組權利。(2)承擔最大的不確定性。權益層不從公司中支薪,其惟一的收益來自企業生產經營的剩余利潤。當企業經營好時,其是最大的受益者,當企業經營不善時,其是最大的受損者。權益層也因此成為與企業相關最為密切的一個群體。(3)高流動屬性。企業所有權的轉讓,保證了在企業所有利益相關群體中,這一群體的可流動性是最大的。特別是企業上市后,其證券市場的流動性等同于企業權益層的流動性。
權益層從傳統意義上來說是企業激勵安排的主體,委托合約中的委托方。在企業激勵過程中,一切的激勵安排與機制設計,權益層的取舍起決定性的作用。但在現代企業中,權益層絕對性的主體地位已大大地動搖,主要是因為權益層的分散與流動性,使其在執行主體責任時又發生了新的問題——委托給董事會。股權高度分散的現代企業,在資本市場高流動性的條件下,權益層并不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群體,經常不能獨立而一致性地占據傳統的主體地位。這一切,在權益層內部對于權益層的個體而言,后者不得不經常在“舉手投票”無效的情況下,“用腳投票”,即賣掉股票走人。也正因為這樣,使權益層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企業激勵的客體對象。對這一階層激勵的目的是保持其對企業投資的興趣,并積極參與企業的治理與監督。
2.經營層
經營層指在企業中專事決策、計劃、組織、協調與控制等職能的群體。這是現代企業中不可或缺的事實上的控制者。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經濟學中,常將經營層與“企業家”,或人聯系在一起,而管理學中則常理解為企業管理者。在經濟學理論中,對于企業家并不存在一個統一認同的概念。但可以用是否遵循市場均衡的觀點來判斷這一理論對企業家理論的認可與否。如果遵循市場是均衡的觀點,則認為競爭可以使市場達到自動均衡,那么企業家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也正因為如此,以完全市場為前提假設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廠商理論完全拋棄了企業家的概念。相反,馬歇爾、科茲納,奈特、利本斯坦、舒爾茨等經濟學家都認為市場是非均衡的,企業家有使市場趨于均衡的作用。對于企業家角色的資格問題,各經濟學家也各執己見,如張維迎認為只有有一定資本的人才有資格充當企業家,資本是反應一個人經營才能的重要信息,而熊比特則只從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方面認定企業家資格,甚至認為企業家具有一種凌駕于市場結構之上的“超人”的力量。不論如何,對企業家的行為特征歸納起來有這樣幾方面,即機會敏感性、創新性、承擔風險和挑戰不確定性。相對而言,管理學中的企業管理者容易被人將之與“企業保管者”相聯系。雖然如此,企業管理者應該是一個較企業家更為寬泛的概念,企業家包涵在企業管理者其中。我們將能以市場機會為驅動力,戰略性地果斷決策,有效進行企業組織與控制激勵的企業高層經營管理人員確定為企業經營層范疇。
一般而言,經營層都是在企業支薪的,同時,享受以績效為基礎的報酬政策。如上所述,企業經營層對企業效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而,是企業激勵的主要對象。
3.操作層
操作層指在企業計劃范圍內,負責企業技術創新,生產服務等具體操作環節的所有人員。在具體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實際上就是除經營層以外的所有人員。這一群體數量多,占企業人員比重大。現代企業生產組織正從傳統的串行生產向并行的團隊生產轉變;從高度專業化分工向以單元獨立與協作完成特定任務的形式轉變。因此企業生產的方式變化了,企業操作層的激勵也面臨新的挑戰。另外,在知識經濟時代的今天,企業技術創新是企業的生命線。而企業技術創新在企業內部往往是由企業技術人員完成的,建立良好的企業技術創新激勵機制,能有效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總之,現代企業對敏捷制造、個性化服務的追求,需要激發身處企業生產服務第一線的操作層每個個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上述三個階層已沒有明顯的分界線,通過員工持股(esop)、經理層收購(mbo)等等途徑,企業經理或員工既可能屬權益層又可屬經營層或操作層。這種劃分只是為了更清晰地分析運用于各階層的激勵制度與方法。
二、制度安排與激勵途徑
根據經濟學與管理學的激勵理論研究成果,企業整體有效激勵可以通過:產權合約、組織設計以及各種報酬與補償計劃的制定等三種途徑來實現。
1.產權合約
由于產權合約是企業合約中的最高合約,這一合約的受益人是受法律保護的企業終極所有者,因此是最具激勵效應的途徑和手段。一般來說,產權合約最重要的激勵對象是企業投資者,即權益層。這種激勵是通過強調產權持有人對企業剩余的索取權和控制權而實現,這正是產權經濟學派所推崇的。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產權合約正被廣泛地運用于對企業經營層和操作層的激勵。對這兩個層面的激勵是這樣實現的:
首先,產權不再以簡單的現金或實物資本的投入數量來確定。人力資本的概念和理論使經營層和操作層憑借其技術、能力和經驗等獲得產權成為了可能。這種對企業經營層和操作層人力資本定價,并賦予產權的過程就是一個有效激勵的過程。當然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有一些是直接授予,更多的是運用現代企業激勵設計的創新手段,如針對經營層的“股票期權”(executivestockoption,eso)、“激勵期權”(incentivestockoption,iso);針對操作層的“員工持股計劃”(employeestockownershipplan,esop);以及經營管理層融資收購(management-buyout,mbo)等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使企業經營與生產服務等人員能夠持有企業產權,達到“持恒產者,有恒心”的目的。
其次,產權合約被分解成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兩個子合約。在這樣兩個子合約中,企業產權被分割,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在不改變產權歸屬的情況下,通過合約的形式,分配給企業經營層與操作層一定的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構成對經營層和操作層的激勵。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這方面的創新已極為豐富,如虛擬股票計劃(phantomstockplan)、股票增值權(rightofstockvalueadded)、影子股票等都是在剩余索取方面以合約的形式,在不改變產權結構的前提下比照產權激勵模式設計的激勵措施。還有許多以企業業績為基礎的剩余分享安排,如業績期權(performancestockoption),經濟增加值(economicvalueadded,eva)等等。
2.組織設計
相對于產權激勵而言,組織激勵是一種內部激勵。其主要對象是經營層和操作層。一般可以從組織制度、組織結構和生產組織模式幾個方面進行組織激勵的設計。由于企業組織制度在各國公司法中或企業章程中都有較明確的規定,其可以彈性設計的余地小;現在最具激勵意義的組織制度研究是關于“分享制”的討論,分享制是指在不改變產權結構的基礎上,通過組織制度的安排,讓不包括企業投資人在內的企業相關人員享有參與企業剩余分配的權力,從而達到激勵企業經營者和勞動者的目的。但到目前為止,并沒有成功的企業可以實證這一理想的激勵型組織制度安排是科學有效的。這里主要就組織結構與生產組織模式兩個方面來進行研究與討論。
激勵型組織結構創新的方向。(1)扁平化。在信息時代,傳統的層級組織之所以僵化失靈,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擁有龐大的中層。實際上,中層的膨脹部分是取決于在傳統技術條件下組織規模擴大的相應舉措,部分是由于組織各層次對增加下屬、擴大管理控制權的自身需要。信息技術的發展已使得龐大的中層顯得越來越不重要,通過減少層級組織的層級,對傳統的中層進行削減和瘦形,將會使傳統組織中高聳的金字塔結構扁平化(flatten),這能增加組織的靈活性,更便于激勵與控制的實現。(2)合作。傳統組織設計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分工和專業化。通過分工提高工作效率的思想來源于亞當·斯密。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這一結論在當時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下是正確的,甚至可以說,它在工業社會中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但是,并非所有的分工都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而且,過多與過細的分工還會導致組織生產的非效率。從激勵角度看,這種非效率可能來自對單調工作的厭倦、工作的疲勞與壓力等。分工過度也使協調的成本越來越大。伴隨著知識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產品與服務中的知識含量越來越高。知識?返納頭竦奶峁┰嚼叢獎硐治恢趾獻韉慕峁皇欠止さ慕峁?3)以人為本。在傳統的組織中,是按照這樣的一種邏輯來組織生產的:根據環境因素來確定組織的發展戰略,根據環境的發展戰略來構建組織的結構,設立相應的職位,并賦予一定的職權,然后,再根據各職位對人員能力和素質的要求來聘任相應的員工。但這種方式的弊端已經越來越嚴重地表現出來,即員工是被動地被安排從事某項工作,不能發揮出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在知識經濟中,知識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人是知識最重要的開發者和載體,也是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關鍵環節。因而在組織結構的設計與調整中,必須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充分考慮改善和提升員工的需求,促進員工的溝通與合作,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在此基礎上的模擬分散管理、事業部及超事業部結構等就是沿上述組織結構創新方向而設計的。超事業部是在傳統的m型結構基礎上,在總部和事業部之間增加一個管理層級,稱之為執行事業部或超事業部。超事業部實際上是在分權基礎上實行必要的集中,由超事業部對幾個相關的事業部進行統一的領導,整合幾個事業部的力量,充分利用幾個事業部之間的資源共享和資源優勢互補,在開發市場和開辟市場等方面,激發各單位互助的愿望,進行互助的活動。
生產組織模式基于激勵目標的創新。生產組織的激勵創新最主要的方面,是從過去傳統串行的生產方式向并行團隊生產方式轉變。傳統流水線式的生產組織模式使生產效率大幅度地提升,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企業的競爭能力,表現出極大的優越性。這種生產延續了一個多世紀,其缺陷也逐漸顯露出來:第一,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假定生產過程中的工人是無知的,工人如同機器一樣只能聽任擺布,地位極其低下。亨利·福特就曾說過:“我要的只兩只手”,完全把工人當作工具,置工人感受于不顧。從根本上限制了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的發揮;第二,這種生產組織模式由于追求的是產品、成本,因而,過分地強調分工精細化和專業化,每個人僅僅熟悉自己狹窄專業范圍內的知識,對于其他人或其他生產環節的工作一無所知,長此以往,養成了生產、管理人員的封閉、狹隘、片面的本位觀念,不利于培養良好的企業文化,激勵整體企業員工。第三,這種生產組織模式把人看作經濟人,認為人的一切動機都是為了謀求經濟利益,人都是唯利是圖的,因而必須對生產工人采取強有力的控制和監督,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員工激勵機制。總之,濃厚的雇傭文化和等級制度人為地設置起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和勞資對立情緒,不能適應現代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社會生產組織的要求。團隊生產組織又被稱為“并行生產組織模式”,是應信息技術、新制造技術和生產方式的發展而產生的。團隊生產的概念經歷了三個階段,在泰羅的科學管理和亨利·福特流水裝配線生產觀念中,注重的是提高個人技能,團隊只是一組具備同樣技術的人,共同完成一個部門的工作任務,其作用是指導和協調該專業范圍內的技術工作。團隊演進的第二階段開始導入不同專業技術或功能的人于同一團隊中,等同于工具箱的概念,其中的每一件工具的用途不同,經搭配起來則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尤其配合同步工程的事實,這種團隊或專家組發揮了極大的效能。第三階段,在戴明與朱藍等質量管理大師的全面質量管理(tom)觀念的引導下,團隊觀念又融入了顧客的需求,強調一切以客為尊。團隊不僅要跨功能部門建立,還要因顧客的需求變化而改變。在這些觀念的引導下,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基本元素由過去的個人,部門變成為團隊,一些公司企業紛紛建立以顧客為核心,以作業活動為基礎,以生產流程為中心,以自主管理為準則,以利益共享為動力的團隊生產組織模式。這種模式既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又有效地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團隊生產組織要求每個隊員都具有共同的基本技能,共同的目標,強烈的進取精神與合作意識,又擁有必要的決策能力和調控能力,從而有效地增強了企業生產組織的柔性,降低組織的脆弱性,減少了組織對個別專業人才的依賴性。
組織激勵的最大特點,一是其更加能結合各行業、企業自身的特點,靈活自主地進行一種規范具體又具制度意義的激勵安排。二是在產權不明晰(如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轉型國家)的企業,或國有、集體以及非上市等企業內,仍能通過組織的設計進行清晰的權與利的調節和分配,從而起到良好的激勵效果。
3.補償計劃
補償計劃是根據管理學特別是管理行為學理論的要求,針對企業內部人員是“社會人”的基本假設,提出在正常薪資以外進行對企業人員全面補償的措施,其基本依據是補償理論。該理論是在綜合各種管理激勵理論的基礎上,側重研究如何將各激勵因素通過一定的途徑得以實現,并在縱向橫向進行豐富和發展。補償理論的基本思想是,對雇員為企業所作的貢獻給予回報;對員工過去的學歷、技能、經驗等給予補償;對員工及其家庭未來的生活、學習、發展等進行保障。
補償制度從兩個大的方面進行設計,即經濟與非經濟補償。經濟補償又分為直接補償和間接補償。直接經濟補償指個人獲得的工資、薪水、傭金及獎金和其他可變現的資本權益(如股票)等。間接經濟補償是指所有直接經濟補償以外的各種補償,如保險計劃:人身、健康、醫療、意外災害等;社會援助計劃:退休計劃、社會保障、傷病補助、教育補助、員工服務等。非經濟補償指和工作有關的激勵因素。它包括工作和工作環境兩個大的方面內容。如工作方面:有趣、挑戰性、責任感、褒獎、成就感與發展機會等;工作環境方面:合理的政策、稱職的管理、意氣相投的同事、社會地位的標志、舒適的工作條件、彈性時間工作制、縮減的周工作時數、共擔工作、自助式報酬等。為保持企業補償計劃的競爭性,企業必須充分考慮企業員工的特點,針對員工工作的理由與需求,制定恰當的一攬子補償計劃。經濟補償因為其直接、可觀察和具有強的現實性而始終受到企業雇員的關注,是最重要的補償。經濟補償既和企業組織有關,又和社會勞動力市場有關,還根據工作性質和個人條件不同而呈現差異。目前,在經濟補償計劃中,以業績為前提的獎金與提成被當前最為廣泛地運用。
三、企業整體激勵框架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企業需要激勵的對象,可以劃分為大的三個層次:權益層、經營層、操作層。這三個層次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線,某個人是企業內的員工,屬企業操作層范疇,但他因為持有公司股份,又享有權益層的利益。作為企業的高層經理人員更是如此。他有可以持有企業較多的股份而屬權益層,甚至進入董事會。
產權、組織、補償等激勵制度與方法相輔相成,互為補充,構成對現代企業完整的激勵體系。由此可以構筑如下企業整體激勵框架:(略)
除了上述各激勵途徑和方法之外,企業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激勵因素。最近國內經濟學界在討論激勵問題時流行分析“分粥制度”。這個典故講的是有一個數人組成的小團體,他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同時又是自私的,他們每天都要面對在沒有計量工具的狀況下分食一鍋粥。為了能公平分食,他們設計諸多制度如:指定一名專業分粥的人;一人分粥一人監督;輪流值日分粥;對于分粥,每人均有一票否決權;成立一個分粥委員會等。經反復實踐后,大家發現這些制度或者成本太高,或者效果不好。最簡單且低成本的制度是調整取粥的順序安排,即只要讓分粥人最后取粥,就可促使分粥公平。這是個典型的“經濟人”或“自私人”假設條件下的制度安排。而如果在一個具有互助友愛、團隊合作精神為企業文化的企業內,這一切都是多余的。因此,企業文化是其他激勵制度與措施的大環境與背景,它涵蓋企業管理的全過程和企業的各個層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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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ety for People:
In Memory of Peter Townsend(1928-2009)
作者:趙維生、陳錦華、余偉錦 合編
出版:圓桌文化
出版日期:2010年3月
彼德唐信(Peter Townsend)是過去半世紀最重要的社會政策學者。他在2009年過世,一群香港學者為了紀念他,出版了一本小書――《靜水深流》,書中收錄唐信各個研究項目的重要觀點,學者們也撰文說明其理論對香港社會的意義。
雖然唐信在過世時地位顯赫,但他當初以社會學者身份提出社會政策研究時卻不被看好。這當然是因為社會政策研究的地位在學術界向來不高。未接觸過社會學的人大多會覺得此事甚為奇怪:社會學,不就是要研究社會政策嗎?事實上筆者就讀社會學期間,也有不少親友以此相詢,以為我是研究社會政策,將來可以寫點什么政策評論。不過這實在是一個誤會。社會學一開始就把自己當成一門價值中立的科學,目的是要了解社會,探討社會結構由何而生,以及當中組成部分的相互關系。無論是宏觀理論還是個別社會研究,都自視為客觀的科學解釋。具體的政策建議則是后一步的應用問題,那就不是學術應該關注的問題了,可以留給政府、智庫或民間組織處理。
而二戰后興起的“結構功能學派”就更加強化了此傾向。因為該學派只關注如何維持社會秩序,并假定了既有秩序的“必然性”和功能性,也假定了既存社會秩序對社會發展的功能。這些假定使社會分析失去批判性,從根本上排除社會改變的要求和可能,成為強化固有不平等的機制。
當然,如果社會政策研究只關注個別社會問題,然后提出一些小修小補的建議,那的確不夠格成為嚴肅學術。所以唐信作為社會政策學者,首要便是提出新的社會政策研究方向。長久以來,政府和人民對經濟發展都十分著迷。這在香港和大陸更加明顯,似乎政府的任務就是要保證經濟高增長,所以經濟政策就成為政府施政的核心。但唐信明確指出,經濟增長不是社會的最高目標。相反經濟目標應該是為了社會目標而服務。拼經濟,是為了一個更好的社會。對唐信而言,追求平等、消滅貧窮和結構性依賴,實踐人權和全民就業,人與人之間能互相尊重,建立真正的全民社會(a society for people),才是社會政策的真正目標。
由此可見唐信絕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認為人類共同生活,組成社會,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平等利益。貧窮和社會不平等是一個社會問題,而社會政策正是這些問題的成因和答案。由此出發,所謂社會政策,不是為了保持資本主義社會穩定,向窮人施予小恩小惠,架設社會安全網而已。在唐信眼中,社會政策研究并不局限于失業救濟金或全民醫療保健、基礎教育等福利政策,而是要全面審視社會上各個團體,包括政府、企業、民間機構,所有對社會平等有影響的政策和措施。我們要問,這一切政策和措施如何改變了社會結構?對社會不平等有何影響?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
例如稅制,一般而言只是經濟政策的一環。香港政府常常強調自己的低稅率如何幫助經濟發展。但我們鮮少討論稅制對社會財富分配的作用,這也是廣義的社會政策。又例如企業對高層員工提供醫療、教育等津貼,首先讓人低估了他們的薪金;其次,如果不對這些津貼考慮的話,不能有效估計各階層教育和醫療機會的不平等。而最簡單如經濟增長如何影響各階層的生活,就沒有得到足夠討論。4%的經濟增長真的讓人感到生活有4%的改善嗎?如果不是,那實際有何影響?只有在這種整全的了解下,我們才有辦法去衡量一個社會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全體人民的生活是否真的改善,是否更有尊嚴,能否稱得上是社會發展。最近諾貝爾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和斯蒂格利茨提出尋求GDP的替代品,也不過是希望更恰當地了解社會發展。唐信在數十年前就已指出經濟發展并不等同于社會進步。
這些問題,在社會學的學術殿堂是毫不失禮的,因為它們直指階級的形成,探討社會結構與各種社會政策的關系。單單是這項對社會政策概念的扭轉,已足夠讓唐信成為大師。但唐信的貢獻不止于此。
【關鍵詞】 經濟公正;經濟倫理;
國內關于經濟公正的理解可以分成幾個大的方面。
一、經濟公正是經濟倫理學的核心范疇
1、黃云明在著作《經濟倫理問題研究》中認為我們在探討經濟公正的時候既要把握經濟公正作為公正的共性,又要把握經濟公正本身的個性。宋增偉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制度公正問題研究――從人的發展視角分析》中談到,經濟公正專注于系統的整體的權利,而不是個人的美德和義務,它是從把握人們的經濟行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角度說的。在這里,經濟公正不僅被認為是規范經濟行為的倫理原則,而且被認為是經濟倫理的價值目標。黃云明沒有突出強調經濟公正的功能,宋增偉只是突出了經濟公正作為規范的作用而沒有強調經濟公正的第二個層次的功能。
2、經濟公正是指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或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公正,屬于社會公正的子概念。陳傳勝認為經濟公正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基礎,是實現社會公正的重要環節。李建華認為經濟公正是公正最基本的領域,討論任何公正的人不可以規避經濟公正談論其他公正。然而人們常常把社會公正理解狹隘了,將之理解為經濟公正。這是因為經濟領域是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領域,因而經濟公正也在根本性的意義上決定著其他領域是否公正以及公正實現的程度。作者認為還應該強調一點的是:經濟公正和社會公正不能完全等同。因此,經濟公正就是經濟領域的公正問題,而且還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正問題。經濟公正是社會公正的子概念,因為經濟公正是社會經濟領域的公正。社會領域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等等,而經濟領域只是其中一個領域,所以經濟公正是社會公正的子概念。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兩者并不等同。
3、由經濟公正中的分配公正在整個公正領域的基礎地位所決定,經濟公正常常被狹隘地理解為分配公正,即在社會成員中進行公平合理分配財富和物資以及公共利益和負擔。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說道:“社會基本結構是正義的主要問題。這意味著首要的分配問題是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合法期望的調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分配公正被認為是經濟公正首要的問題。但是,研究經濟公正又不能局限在分配領域,還有生產、交換和消費領域。
余達淮在著作《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研究》中對分配公正進行了嚴格定義: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通過一個由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規范和原則構成的合作組織來正確的分配。所討論的分配通常是指社會產品的分配。黃云明在著作《經濟倫理問題研究》中說到,分配倫理的核心問題是公平正義問題,檢驗分配倫理價值的標準是其在社會實踐中是不是能夠做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公正要探討的關鍵問題)。怎樣進行分配才是公正,人們的認識相差甚遠,甄別各種分配理論的是非,是我們確立公正分配思想的理論前提。由此可見,公正與否是分配問題的核心,分配公正是經濟倫理學的核心問題。故而經濟公正是很關鍵的問題。山東大學的宋增偉雖然沒有將經濟公正局限在分配領域,但是他承認,分配公正是經濟公正的基本環節和基礎形式。他的看法的優點在于對經濟公正的理解更加全面,從廣義上來理解經濟公正。中國人民大學的龔群要將分配公正的問題聚焦在社會財富分配公正的問題上,可以說對這方面有具體的認識。
馮顏利在著作《全球發展的公正性:問題與解答》中將分配領域的經濟公正作為分析經濟公正的切入點。他認為經濟公正問題就是按照貢獻來進行利益或權利分配的問題。陽芳在著作《企業薪酬分配公正研究》中將分配公正與經濟管理學中的企業薪酬制度結合在一起,從多學科多領域的視角研究企業勤酬分配公正,是對經濟公正中的分配公正的一個更加專業化的探討。
二、對于經濟公正問題表現的研究
中央黨校的吳忠民在著作《走向公正的中國社會》中論述,在關于經濟公正的問題上,他認為貧富差距現象和經濟初次分配領域是如今很顯著的。浙江省委黨校的董建萍在著作《公正視域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代中國社會公正若干問題的研究》中提到要正確處理效率、公平及社會分配的關系、三農問題以及反貧困問題。北京大學的陳少峰在著作《正義的公平》中在“經濟自由與正義”一章中,認為財富最大化和分配正義、經濟領域的公平分配與公平競爭、經濟平等與經濟自由、企業的社會責任、保護消費者權益、經濟立法都體現了經濟公正的問題。具體比如說經濟政策、民生問題、企業競爭以及私有財產保護。
三、對于經濟公正關鍵范疇的研究
經濟公正的關鍵范疇有衡平、正義、平均等。經濟公正與平均主義的關系主要是,它不等于平均主義。金雁、秦暉在著作《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提到轉軌經濟學中的公正問題:所謂的公正,這不等于好,不等于平均,這是自然法意義上的合法性,人們認為這種關系是“兩廂情愿”。交易和合同是“兩廂情愿”的標準形式,說明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個“公正的經濟”――盡管它未必是“良好的經濟”。市場經濟以前,公正,事實上只存在廣義的合同形式。在“轉型”的時代,公正是建立在轉換合同的基礎上。轉型中的“起點的公平”實際上是對原來的“合同”的一種解決,它與平均主義無關。那些否認原來的“合同”,將威脅到公正的轉型。
四、對于經濟公正原則的研究
山東大學的宋增偉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制度公正問題研究――從人的發展視角分析》中提到,如何能夠保證經濟公正的實現,程立顯認為:“就是要切實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經濟分配原則。”姚洋在著作《自由公正與制度變遷》中提到,我們強調基本物品的平等分配的重要性。個人權利和必備物品的公平分配,確保了人們的整體發展進程中體制的起點平等。還必須有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追求社會和諧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等觀念,從而考慮到在社會分配中的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
五、對于經濟公正意義的研究
劉化軍、郭佩惠在《經濟公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經濟倫理基礎》中提到,經濟公正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經濟倫理基礎,經濟公正有利于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集體、國家和社會)和社會分工之間的和諧,因而經濟公正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過程中,要采取一系列具體的措施來推動經濟公正的實現,從而為實現社會的和諧奠定基礎。他們倆還在《經濟公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倫理基礎》中提到,經濟公正是當代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它是指社會經濟生活領域中的公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要求經濟公正,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為經濟公正創造了條件,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公正必將在更廣泛的領域內得到實現,反過來它又將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王銳生在《經濟公正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說,經濟公正是精神文明成果中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經濟公正應區分為兩個層次:作為未來社會理想目標的經濟公正;作為現階段應有的解決經濟發展的原則和實踐問題的經濟公正。一個公正的經濟模式建立起來,無疑是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優秀成果的展示和體現以及精神文明向前發展的基礎。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說過:“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征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于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這實際上說明了,經濟公正如今成為重大的時代議題的意義何在。因為是時代的變遷,同時也因為時代對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和挑戰。
六、對于經濟公正實現的研究
李岳在著作《公正是最大的動力》里面著重強調了制度對于公正實現的重要性。經濟運行中企業是主體,在企業管理中的公正需要制度來保證。“只有讓公正的制度成為權利的盾牌,抵制住權勢和強勢的壓制,公正才可以實現。”吳敬璉曾說過“制度高于技術”,公正的制度是一個企業成功的前提。通過建立系統的管理制度體系,把管理制度化、規范化,來對企業整體進行約束和引導,具有極高的效率和極好的效果。北京大學的程立顯在《社會公正:應對金融危機的根本之道》中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經濟公正是現代經濟學的重大關切問題,為社會公正而吶喊是經濟學家的天職。公平正義的嚴重匱乏是當前金融危機的道德總根源。因此,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本之道,就是要不斷地推進全社會的公平正義。為此,重建“以人為本,誠信公正”的現代企業文化,為民主法治建設夯實倫理基礎,以企業公正帶動全社會的經濟公正和政治公正,進而重塑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這是從根本上克服和防范金融危機的重大文化建設工程。
華中師范大學的趙澤林在《試論互聯網經濟時代經濟公正的實現》中說,以互聯網經濟為背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賦予了公正新的內涵,探討在互聯網經濟沖擊下的經濟公正的實現,對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實現有效的分配公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篇文章的新意在于伸出當今時代最敏銳的觸角,結合哲學基本理論對經濟公正問題展開分析。
馬克思曾經說到:“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一樣,只有用被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強制提高工資(且不談其他一切困難,不談強制提高工資這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工資,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甚至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對自己的勞動關系變成一切人對勞動的關系。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這兩段話深刻地說明了,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平等和自由以及經濟公正才能得到真正的實現。資產階級文明發展了生產力,但是不能給人民群眾帶來真正的經濟公正。它只是為建設新世界創造物質前提,產生一種能徹底結束各種壓迫和剝削的力量,即無產階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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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物流網絡;區域經濟;發展;影響
在我國的未來發展規劃中,已經明確地提到了我國未來應當大力發展現代化的物流業,對物流網體系的整體發展方向進行規劃和完善。近幾年來,我國物流業的發展是相當明顯的,其增長速度是有目共睹的,不僅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東部沿海地區的物流業進行了進一步的促進發展,還對我國中部的六個省市的物流業的基礎設施加大了投資發展。雖然首要目標是大力發展物流業,但是因為全國各省市各地域的經濟條件以及客觀環境差距較大,因此,對物流業的發展規劃要十分慎重。
一、物流網絡發展以及區域經濟增長間的關系
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物流產業和區域經濟的發展進行相關研究,參與研究者都認為這二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性。前期有學者對四川省的物流網絡以及其區域經濟的發展進行了相關的研究發現,四川省的物流行業中存在有嚴重的供需不平衡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阻礙了物流業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物流行業與區域經濟依舊是相互促進的關系。與此同時,區域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物流業發展的速度基本是成正比的。還有學者對昆明市近幾年的經濟發展與物流業發展的情況進行了一系列的整理研究,不難看出,隨著物流業的發展,昆明市的商品交易中出現了交易成本降低,交易利潤提高以及效率加快的現象,而這一現象的發生無疑會促進市場的流通,擴大商品交易量,同時也促進了物流業的進一步發展,二者相互促進,構成一個良性循環的發展系統。但任何事都是有兩面性的,也有學者從經濟資源最佳利用的角度對這二者進行了研究,認為物流業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中,起到了物資傳導的作用,是一種對資源進行分配的行為。
二、如何促進物流網絡發展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為了達到物流網絡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的,當下要做的就是對是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有一個科學合理的管理模式,以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為依托,科學地節省物流運送的時間,合理地布局空間,要在不同的區域,有針對性地提出與該區域現狀緊密貼合的發展規劃,在本文中,主要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對時間進行科學的組合
對時間進行科學化的組合主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首先是要在供應鏈的環節中加強對時間的管理,其次,要對物流的全過程進行流水線式的管理,使其能合理的銜接在一起。要優化供應鏈的時間管理,要采用多種運送方式聯合運輸,最重要的是,要對整個物流節點的空間資源配置進行優化設計。對現代化的物流網絡中每一個節點都進行優化。
2.優化供應鏈的時間管理模式
時間的概念,在物流網中是至關重要的,而供應鏈環境下的時間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供應鏈中的“時間”可以分為兩部分理解,從內部作用來看,時間就是企業在運行過程中,一種資源的消耗,一個企業在進行整體核算的時候,應當考慮的是整個過程中總體消耗的時間,包括前期的研發、采購、制造以及最后的分銷整體耗費的時間,從外部環境看來,是顧客自發出貨物購買訂單起一直到收貨為止所有時間。按照生產類型的不同類型來看,訂單所響應的時間也是不盡相同的。
優化物流網絡的最終目的無非是能夠讓產品更快更好的完成銷售,最初提到這個概念時,一些商家選擇了在供應鏈的各個節點加大庫存,但是隨著運送的貨物品種越來越多,儲存要求越來越高,這一方法顯然就不是很可行了,所以必須從宏觀市場的需求出發,在供應鏈中尋找新的突破點,進行優化整合。
在整個供應鏈中,再綜合考慮物流網的現狀,不難發現,最便捷的莫過于在運輸方面對時間進行壓縮,這要求現代的物流企業不僅要綜合各種方式的交通運輸工具以配合各個區域,各種貨物的運輸要求。還要熟悉各個區域的地理狀況,以方便在很短的時間內設計出最快最省的運輸方式。并且可以采取多種運輸方式結合的形式來進行貨物運輸。
3.注重物流網空間結構的優化
現代化的物流業對區域經濟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物流業的本身必然會對某區域空間的結構產生明顯的影響,這其中也包括對一些其他產業產生的影響。以對產業結構調整為路徑對整個空間的結構分布起到調節的作用。
三、結語
一個完整的物流網絡系統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物流產業的發達不僅可以降低企業產品運輸的經濟成本,還可以節省企業運行的時間成本,最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的發展模式也有一定的推進作用,可以促使一些新興產業的形成以及發展。
發達的區域經濟意味著大的市場供需,意味著需要更多的資源交流以及產品交流,對物流運輸的需求無疑也會加大,所以二者是相互促進發展的。但由于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較為復雜,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可能在短期內會取得一些經濟性的回報,但對于長足的發展來說,有可能導致區域經濟不能協調發展等嚴重的后果,所以還需要政府機構在看宏觀上給予把控,使其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參考文獻:
[1]孫常輝.物流網絡發展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研究[J].鐵道運輸與經濟,2013,35(6):71-75.
[2]田繼忠.長江經濟帶現代物流網絡發展模式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8.
根據歷史的記載可以得知,案例教學法的發源地在古希臘,起源于古希臘時期,創始人是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現代案例教學法開創于20世紀20年代初期,是由美國哈佛商學院創造的,隨后便運用到財政學的教學中。案例教學法是連接教師和學生的橋梁,通過案例教學法可以很好地將教師和學生結合起來,使其一起參與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它也是連接理論和實踐的橋梁,通過案例教學法可以將書面的知識和具體的事件結合起來,從而實現良好的教學效果,達到認知的目的。隨后,案例教學法便以其眾多的優點被普及到全世界的課堂教學中。
二、案例教學法在財政學教學中應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案例教學法在財政學教學中應用的必要性財政學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分支,主要分析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況,并且需要通過政府的經濟活動來研究其影響。財政學又叫公共部門經濟學和公共經濟學,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理論性,在眾多的學科中,它是聯系一般經濟理論科目和其他專業課程的橋梁,具有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規范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一般經濟學和部門經濟學的特點。我國傳統的財政教學比較偏重于理論的學習,硬性知識較多,從而忽略了定量和實證的研究。除此之外,傳統的理論施教方式比較單一,教師講課內容枯燥無味,缺乏生動性。所以,為了改變這一現狀,高校必須在財政教學中運用案例教學法。
(二)案例教學法在財政學教學中應用的重要性
1.案例教學法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由于財政學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科目中的理論知識比較多,在傳統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采用填鴨式的教學方式,課堂效率低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不起興趣,對學習的內容感覺枯燥無聊,即使記住了一些財政學的概念,但是,不久后便忘記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生在學習中沒有深入研究,僅僅停留在表面的掌握,沒有做到深入理解。采用案例教學法可以改變這一現狀,教師在教學中通過引入案例來引導學生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學生還可以針對這些案例發表自己的看法,從而提高學習興趣,進而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一方面,教師采用案例教學法可以使講課內容生動形象,能夠使學生深入掌握財政學的概念和理論;另一方面,學生通過自己的分析來探究問題,可以提高應用分析能力和綜合探究能力。
2.案例教學法能夠提高學生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引入的案例都具有一定的真實性,能夠使學生感受到案例的復雜性,從而認真地分析案例和解決問題。另外,在應用案例教學法的過程中,教師和學生之間可以互動,通過師生之間的互動教師可以更好地引導學生,并根據教學目標提出需要學生解決的問題,從而促使學生去探究,提高其學習效率。因此,案例教學法可以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可以增強學生的表達能力和交流溝通能力。
三、運用案例教學法應注意的問題
(一)案例的設計
在案例教學法中,選取和設計案例尤為重要。在選取案例的時候,教師應選擇典型案例,即采用有代表性的案例,最重要的是要結合課程的內容來選擇案例,從而能夠讓學生更好地掌握理論知識;此外,案例要貼近學生的生活,還要具有綜合性,要體現多樣性,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身臨其境,感受案例的真實性,促進學生對案例的思考。
(二)案例的使用
教師要采用恰當的方式進行案例授課,具體來說,運用案例的方式主要包括課堂講解式、課堂討論式、課堂辯論式和專題講座式。不同的使用方式應當根據不同的情況來進行選擇,在選擇的過程中要結合本課的重點知識和難點知識,讓案例產生預期的效果。比如:對于時間安排較少的課程可以采用講解式的案例,將案例和重要的理論知識結合起來,使抽象的理論變為具體的事實;對于時間安排較多的課程可以進行討論式或辯論式教學,從而提高學生探究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發揮案例的使用效果。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