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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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
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官僚主義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 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 〔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第2篇：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
關鍵詞：城市經濟學；公共政策；應用經濟學；城市化；經濟發展
一、城市經濟學的誕生
就歷史而言，城市經濟學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是與經濟理論從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再到中觀經濟學這一發展歷程一脈相承的。1965年美國湯姆遜的《城市經濟學導言》問世，標志著城市經濟學在美國首先誕生。雖然城市經濟學作為中觀經濟學的重要學科之一只是經濟學體系中的后來者，但它一經產生就體現出蓬勃發展的生機和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指導意義。此后，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西方得到較快發展。20世紀8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我國興起和傳播，經過20多個年頭的風雨歷程，城市經濟學在我國已經得到長足發展，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二、城市經濟學的性質
城市經濟學是發展中的經濟學。在城市快速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了一系列實際問題，但傳統經濟理論面對這些城市問題卻束手無策。隨著世界范圍內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在各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僅是國民經濟的支點、區域發展的中心，更是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紐帶。與此同時，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問題也日趨復雜和深化，使得城市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間結構、城市區域、城市管理、城市經營、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等諸多方面。
城市經濟學是綜合性邊緣學科。城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城市系統，重點是城市經濟系統，而城市經濟系統是多層次的，它包括微觀城市經濟系統、宏觀城市經濟系統和城市經濟管理系統，研究對象的多層次性決定了城市經濟學是一門內容豐富的學科，是一門邊界寬廣的學科。它是把許多的部門經濟學應用到城市經濟系統之內，并對其內涵和外延加以豐富和發展所形成的綜合性學科。
城市經濟學是公共經濟學。世界范圍的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使城市公共經濟關系顯得更為復雜和重要，公共經濟對企業經濟的促進和制約作用已經日益明顯。城市經濟學以其獨特的視角，“不僅從企業角度出發，而且，更多的是從城市和區域經濟整體運行盛壅塑 皇出發研究經濟問題。因此，公共部門的投入產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構成了城市經濟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城市經濟學重點研究城市公共經濟的地位、作用、內容體系，提出調控的方法和公共經濟政策，如通過對城市土地的開發與利用、城市基礎設施、城市文化設施、公共福利設施、公共衛生設施和住宅建設等問題的研究，為政府配置公共經濟資源，提高公共經濟效益提供理論和決策依據。因此，城市經濟學是完全不同于企業經濟學的治市經濟學，是市長經濟學。
城市經濟學是新型管理經濟學。城市經濟管理是城市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經濟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業為核心的微觀經濟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國民經濟管理為內容的宏觀經濟管理。城市經濟管理將微觀經濟管理和宏觀經濟管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城市管理職能也大大地豐富了傳統管理學職能的內涵，所以，城市經濟學是新型管理經濟學。
城市經濟學也是應用經濟學。城市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而不是理論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是為了把握城市系統經濟運行、經濟關系及其規律，并以此來指導城市經濟和城市管理的實踐。
三、對城市經濟學的認識
筆者認為，城市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日趨活躍。我國城市經濟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觀層次和空間范疇上對城市經濟問題進行了跨學科、跨部門的綜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樣化和研究手段的現代化。近年來，我國的城市經濟學研究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出現了“個性化研究”的方式。與“個性化研究”方式相對應的是“群體化的跨空間協作研究”也正在興起，出現了跨地域乃至跨國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這與網絡化數字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先進技術手段的應用密不可分。城市經濟學研究方式的個性化、多樣化，有力地促進了學科發的創新與突破。城市經濟研究的對外交流與國際合作日趨活躍。
我國城市經濟學發展存在一些問題。城市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存在不足，城市經濟理論基本觀點的表述存在不規范，城市經濟理論研究與實踐部分分離。城市經濟學研究存在薄弱環節。對城市化問題、城市經營與管理問題的研究存在不足，對城市競爭力問題研究不足。
城市經濟學基礎研究。一是在重視對特定城市進行實證研究的同時，關注統領全局的城市經濟基礎理論研究，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發展的新背景下，對城市化和城市經濟運行的規律性研究及城市經濟學理論、方法、工具、經濟模型的研究。其趨勢是完善城市經濟學基礎理論體系，明確城市經濟學的性質、研究對象、范疇、結構等問題，創建相關經濟模型，提高研究的規范性和增強其實踐的可操作性，規范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規范相關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經濟學學科體系與內容上，我們應融會多個學科的理論方法來豐富和發展自己的內涵和外延。如可探討建立科學的城市政治經濟學，包括城市及城市區域的生產系上層建筑、社會福利和行政區劃等在內的問題，將制度性和社會性因素視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將所有權的分配、經濟組織結構乃至社會政治制度結構都理解為城市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包括城市發展政策、城市產業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戶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會治理的方針政策等。要加強以生產力為轉移的城市化規律的研究、以經濟發展水平為依據的發展階段性的研究和國情與地區差異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進程中的具體措施，特別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發揮。
我們要研究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發展的契機，加快落后地區經濟發展，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問題。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較少關注落后地區的城市化問題，應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發展的成本效益進行分析。從宏觀的角度看，應加強對不同地區城市規模結構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城市規模效益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區域差別擴大與縮小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大城市化與城鎮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區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規律等問題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較研究。如發達國家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可資借鑒；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也極具參考價值。
城市化不單單是一個經濟過程，也是一個國民生活方式轉變、文化素質不斷提高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加強城市化對國民生活觀念的影響及應對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設的規劃研究。應加強城市建設創新性與國際性關系的研究；加強民間建筑與公共建筑協調性的研究；加強城市建設方法論的研究以及城市規劃法制性與指導性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
筆者認為，城市規劃建設與城市管理問題研究可羅列以下三點：
一是，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中政府的職能與定位。這是城市建設與管理的首要和基本問題，相關的研究已有很多，但還不夠清晰明確，指導實踐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強。
二是，城市經營與管理過程中“三個效益”的統一問題。下一步的相關研究將集中在確立實現“三個效益”統一的原則和相應機制的形成與完善上。
三是，城市發展中的文化傳承與保護。在追求所謂“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從經濟學角度確立保護城市歷史文化的機制，平衡城市發展與歷史文化保護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與城市文明的建設。研究精神文明與城市發展的關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進措施；建樹“倫理經濟”和“道德經濟”的產業文化觀念；剖析城市環境的人文價值和經濟價值；科學制定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積極探索發展城市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新途徑。
第3篇：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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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體制·目標·人 ：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第4篇：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
關鍵詞：證券市場；政府干預；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08)01-0009-04
國家上調股票交易印花稅的政策使證券市場出現了較大的波動與調整，與此同時，人們關于政府調控股市的議論和評論也紛紛揚揚。在我國的證券市場中，政府調控市場的做法由來已久，甚至不少人認為我國的證券市場是個“政策市”，至少可以認為政府的政策對市場往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以至于從一般的大眾投資者到專業的注冊分析師也都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政府的政策意圖與政策動向，其間的打聽與揣摩之風盛行。更有甚者，是不少的學者教授和政府官員紛紛出面頻發議論，積極建言，頗有“院外游說”之態。
面對如此之現狀，我們應當如何來認識這一問題呢?毫無疑問，這里有兩個基本問題需要弄清楚：一是政府可不可以調控市場?二是政府應當如何來調控市場?特別是后一個問題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尤其顯得現實、迫切和重要。
一、市場失效與政府干預
眾所周知，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場“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制度性變革。從理論上來講，按照當今主流經濟學的一般認識，在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市場有時是會失效的，我們稱為“市場失效”，因此，市場是需要“政府干預”的；與此同時，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有時也可能是失效的，我們稱為“政府失效”，并且認為“政府失效”的后果比“市場失效”的后果更為嚴重。那么，為什么會產生“市場失效”和“政府失效”的現象呢?那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的活動中，每個個體都希望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而作為一個“經濟人”是理性的，但是，“個體理性”的總和并不能保證達到“集體理性”，也即保證社會總效應的結果是好的。恰恰相反，“個體理性”的總和往往產生的是“集體非理性”，其結果是不好的。所以，即使在市場經濟制度之下，政府干預仍然是必要的。那么，為什么又會產生“政府失效”呢?那是因為政府采取了不適當的“直接干預”方法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基礎作用，而不是作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適時地運用制度設計和制度變遷來誘導作為市場個體的經濟行為，從而達到“集體理性”的好的結果。當然，以上這些基礎理論特別是關于“政府失效”的理論討論還有待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與探討。
基于以上的基本理論認識，我們認為第一個問題即“政府可不可以調控證券市場”便自然有了結論，政府是可以而且應當調控市場的。接下來第二個問題就是“政府應當如何來調控市場”，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調控的有效性，從而涉及到“政府失效”的問題，因而顯得更為重要，也是我們在這里需要重點討論的。
二、政策失效與制度缺陷
毫無疑問，目前的證券市場的確存在著階段性的非理和市場泡沫化，一個集中的表現就是績差股的過度上漲和市場籌碼的過度換手，這反映了市場的短線投機盛行而長期投資不足。理性地看，這種市場狀況對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是不利的。在這樣的市場中，市場的價格信號已經起不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反而由于“逆向選擇”而產生了“劣股驅逐良股”的結果。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產生了這種情況呢?是中國的投資者天生就不具備理性的素質嗎?不是；是政府對廣大投資者的風險教育不夠嗎?也不是。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毋庸諱言，我們認為問題就出在我國證券市場的“游戲規”上，就出在我國證券市場的制度性缺陷中。
在證券市場中，市場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市場的過度波動顯然是不利的和不可取的。政府干預的作用就是要平緩這種過度的波動，維持市場的穩定發展，以發揮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正常功能。市場的過度波動只會擾亂和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弱化和破壞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正常功能。這里的道理與整個宏觀經濟調控的道理是一樣的，宏觀調控也是要防止整體經濟發展的過度波動。
眾所周知，我國證券市場的大起大落曾經經歷過好多次，期間又總伴隨著政府“看得見的手”之政策干預。但是，盡管政府這種干預的初衷是為了平穩市場的發展，但是實際結果往往是不理想的。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國證券市場存在著兩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沒有足夠的紅利回報；二是沒有穩定的政策預期。很顯然，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由于沒有足夠的紅利回報而追逐市場波動的資本利得是“個體理性”的，由于沒有穩定的政策預期而崇尚快進快出的短期投機也是“個體理性”的。但是，不幸的是這種“個體理性”的總和產生的恰恰是“集體非理性”的壞的結果。
三、有效調控的制度設計
筆者認為，要實現對我國證券市場的有效調控，僅僅依靠投資者的風險教育顯然是不行的，僅僅依靠傳統的財政貨幣手段也是不行的，而是需要將“宏觀調控微觀化，微觀分析行為化，理性投資制度化”。從理論上講，我國調控股市的一貫做法還停留在傳統的“凱恩斯時代”，希望在宏觀上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手段來達到目的，現在看來是遠遠不夠的。根據當今前沿經濟學的最新理論認識，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強調從經濟的總量特征作宏觀分析，忽視了宏觀經濟現象內部包含的微觀基礎，導致了宏觀與微觀經濟研究的脫節。實際上，宏觀經濟發展的變化趨勢是在微觀經濟個體的最優化選擇過程中實現的。這種“宏觀調控微觀化，微觀分析行為化”的理論對認識我國宏觀調控的有效性至關重要。
其實，從更大范圍來看，關于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這一問題上同樣存在著如此的困境。我國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開始就及時地提出了要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這一任務，即從主要依賴資源消耗的粗放型發展方式轉變為主要依賴技術進步的集約型發展方式，但是，至今成效甚微。究其原委，也正在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在現行的制度條件中，企業作為個體在經濟活動中通過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來追逐自身的最大利益是可行的，從而是“個體理性的”。只有當通過征稅等制度設計來改變企業的收益預期，使得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反而對企業的預期收益是有利的，企業才會改變自己的行為選擇，從而使我們最終得到“集體理性”的好的結果。以上的道理也同樣適用于我國的證券市場。我們只有通過制度設計和制度變遷來改變我國投資者的收益預期，使得投資者感到價值投資的收益優于短期投機的收益，如此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改
變投資者的行為選擇，使人們感到在證券市場中進行價值投資對自己是有利的。我們并不反對使用宏觀政策手段來調控股市，只是這樣政策手段是“無差異化”的，只是在總量上影響市場行為，而起不到我們所說的“結構性調整”效果。結構性的調整效果只有通過差異化的制度設計才能達到。總量宏觀調控手段和差異化制度設計的有機結合應當成為我國政府有效調控證券市場的基本思路。
那么，我們所說的制度設計或制度變遷應當包括哪些內容。粗略地講，筆者以為最起碼需要符合以下3方面的要求：一是保證藍籌股的紅利回報；二是提高績差股的重組門檻；三是穩定市場發展的政策預期。
1 保證藍籌股的紅利回報 我們以美國為例來說明問題。美國證券市場中的藍籌股往往都是行業龍頭，這些上市公司不僅業績優良，而且紅利優厚。據統計，“道指”3成份股在2006年已實施的現金紅利分配中，每10股支付現金紅利在10美元之上的公司共有15家，占30只成份股的50％。其中，每10股支付紅利最高的是運通為76.4美元。分紅水平最低的也有近3美元，分紅水平低于5美元的只有5家。如此優厚的紅利回報是投資者長期價值投資的物質基礎，否則就是“空中樓閣”和“紙上富貴”。
許多人喜歡用巴菲特的長期投資故事來舉例，而且巴菲特是主張為避免征稅而將公司盈利再投資，不主張現金分紅，即所謂最大限度地追求復利。這樣的投資風格并不適合于廣大投資大眾。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每年穩定的現金分紅，諸如養老退休等社保類基金何以維持長期價值投資呢?這些基金又何以滿足持有人的現金回報需求呢?片面地用巴菲特案例來引導投資大眾是不合適的。更何況按照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解釋，人們的投資行為受短期預期的影響要大于受長期預期的影響，投資者對當期紅利回報的重視程度要大大高于對遠期投資收益的重視程度。因此，用遠期投資收益來鼓勵部分群體進行長期價值投資也許是可行的，但對投資大眾是無效的。這里的關鍵是我們不能以個別事例來概括大數法，只有服從大數法的普遍規律才能合理解釋大眾性投資的市場。
應當看到，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等一系列基本前提下，上市公司實行優厚分紅存在著客觀的基礎。當然，是否分紅屬于上市公司自身股利政策的范疇，法律和行政并不能直接規范它。那么，我國的制度設計如何來保證上市公司愿意來實施分紅呢?歸根結底一句話，那就是要讓上市公司感到實施優厚分紅比不實施對自己是有利的，從公司治理角度講對控股股東也是有利的。根據博弈理論的“激勵相容”原理，就是要讓上市公司從自身利益出發有積極性采取分紅的行為。在成熟的資本市場中，穩定高分紅的上市公司能夠贏得廣大投資者的青睞，從而可以導致上市公司較高的股價，較高的股價自然又可以讓上市公司較為容易地從資本市場低成本融資，如此良性循環。但是，這種以市場為基礎的良性循環在“新興加轉型”為特征的我國資本市場中并不能自然形成，市場需要培養，關鍵在于規則。譬如，筆者建議對上市公司再融資的審批就可以考慮加上歷年分紅的財務性要求等約束性規定。
2 提高上市公司重組門檻 就是要提高績差股的重組門檻。我國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優勝劣汰”的功能是很差的，就是我國企業破產法的制定與實施也是步履蹣跚，困難重重。這里主要是存在體制性的障礙，其中包括不夠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和地方經濟利益限制。這些問題不僅在上市公司存在，而且在非上市公司也存在，是我國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一個體制性缺陷。在這種體制性缺陷尚未能得到根本性解決的情況下，設法通過規設計來提高績差股的重組門檻應當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如果績差股重組仍然是比較容易的，甚至可以得到不少的財政性優惠，如果我國資本市場仍然是“烏鴉變鳳凰”的故事滿天飛，那么，市場“逆向選擇”的格局仍將繼續，理性價值投資的市場氛圍就仍然無法建立，證券市場健康穩定的發展依然難以企求。
3 穩定市場發展的政策預期 現在主要的問題還不是政出多門，而是不少政府官員根據個人想法隨意發表評論意見，這是很不妥當的。不僅是官員，而且具有官員和學者雙重身份的人士也是很熱衷于證券市場的評論。如此情況只會造成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十分不利于市場的穩定與健康發展，甚至難免有叵測之徒趁機尋租牟取私利。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有一個穩定的政策預期，穩定的政策預期可以影響人們的投資行為，減少市場的短期投機行為。為維護我國證券市場的公平、公開、公正的基本原則和穩定發展，筆者建議政府有關方面應當盡快完善相關的發言人制度，并可考慮在重大政策出臺前先行“吹風”之舉，以減緩市場突發性的過度波動。目前我國央行在加息前就CPI等先行指標進行“吹風”的做法值得借鑒。
第5篇：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
關鍵詞：實證會計研究；會計理論；學術范式；學術批評
一、引言
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著名會計學者瓦茨和齊默爾曼所著的《實證會計理論》被翻譯介紹到中國會計界以來，實證研究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關的問題就受到了會計學術界廣泛的重視。近10年來的發展，實證方法已逐步為中國會計學術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當的應用。據筆者不完全統計，1999年全年和2000年1～6月，代表中國內地經濟學最高水平的學術雜志《經濟研究》，已經發表的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的財務、會計論文（包括財務會計專業研究人員撰寫的微觀經濟類專題的論文）就有20篇。由于學科劃分以及對論文主題所涉及領域方面的認識，這種統計可能不甚精確，但不可否認，作為相當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強調實證研究方法）的國內一流經濟學學術期刊，正在刊登越來越多的實證會計研究論文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同樣，被公認為中國內地會計學最高水平的學術理論刊物《會計研究》，收錄發表的采用實證研究方法撰寫的會計論文也越來越多。近年來采用實證研究方法撰寫的會計學博士學位論文也日漸增多。種種跡象表明，實證會計研究正試圖取代規范研究，成為會計學術研究的主流范式。
筆者認為，在實證研究這一方法被引進中國將近10年的今天再討論這個問題，已經不能僅停留在方法的介紹或規范和實證兩種研究范式孰優孰劣的比較評判層次上，而應當將學術研究中，中國會計學者在方法應用上存在的問題揭示出來，并總結消化、吸收西方會計研究中的先進方法。正因為如此，筆者總結了中國學者應用實證方法撰寫會計學術論文時存在的問題，同時，針對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筆者希望借助評論同行文章這種特殊的方式，為在會計學術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學術批評風氣盡一點綿薄之力。
二、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
在中國接受實證會計研究方法近10年的過程中，學術研究的方法論的爭論可謂層出不窮。
種新的學術范式之所以能夠得以誕生并進而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原因需要認真予以分析和總結。筆者以為，搞清楚包括經濟學、會計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關系，是展開討論的基礎。
價值判斷是對某種特定事實內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壞”、“好些”或“壞些”等的評價和預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觀念中，價值判斷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達政治要求、決定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道德高尚還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語言工具，也是進行行為選擇和政治選擇的前提。但是，在作為經驗科學的經濟學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
從認識邏輯來看，價值判斷僅僅是一種根據特定的價值標準作出的判斷性評價和立場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別人對相同的事實持相反的立場，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學預言能力。相反，事實判斷則包括了可由各個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論斷，即事實是怎么回事，它已經怎樣或將來會如何，因而能夠在經驗上被證實或證偽。不僅如此，價值判斷也不能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即事實在邏輯上并不包含它的評價。
強調事實判斷在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等在內的社會科學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著在理論研究的整個活動和過程的所有方面都不應有價值判斷。一般來說，在研究對象的選擇、認識目標的確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結果的選擇等領域和方面，需要進行價值判斷。因為每個研究者既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愛好選題，也可以根據政治、道德和信仰選擇實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此時沒有價值判斷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說，當前中國會計實務中會計信息失真現象泛濫，作為會計學界的研究者，展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既有理論上的價值，又有現實的意義，同樣也符合社會大眾對消除這種現象的情緒需要。但是，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內容領域，也就是在認識過程和理論形成過程之中，卻不允許價值判斷插足。如果在內容領域借助于價值判斷，就會使認識過程從一開始就引入“信仰”問題，這只會使認識過程扭曲，得不出科學的結論。再以當前中國會計信息失真現象為例，如果從一開始就建立了會計造假是由于會計人員的法制觀念薄弱，或是由于傳統的會計制度已經無法適應建設市場經濟的改革需要的所謂“先驗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礎作出的分析必然會在結論上發生偏差。另外，有人強調科學家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指出一些偉大的學者都有著鮮明的價值觀和強烈的歷史責任，但沒有說明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責任在他們的科學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細加以考察，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對他們選擇科學課題、堅持科學信仰和從事艱辛的科學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對其科學認識和理論創造過程本身則起不了什么積極作用。他們正是在拋開了價值判斷而專注事實判斷的情況下，才有了科學的創造。因此，在一些社會學科的研究中，在獲取信息和認識客觀事物內在聯系的范圍內，保持價值自由前提，避免進行價值判斷是必要的。
從方法論的角度分析，規范研究是根據“應該如何”提出命題，而實證研究則以“是怎樣的”來提出命題，這兩種命題提出方式上的差異，決定了實證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以價值自由為前提的。作為經驗科學的會計學研究，以價值自由為前提能夠保證采用實證方法所作的理論探索是一種以事實判斷為基礎的研究活動。雖然，研究者在具體從事研究工作的過程中以及結論的形成上，會犯下方法上的錯誤和產生各種邏輯上的漏洞，但這些問題并非是由于實證方法本身產生的，而是屬于方法運用不得當造成的。理論研究中，以價值自由為前提的實證研究方法，是知識累積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實證研究才能成為許多社會學科進行學術理論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并得到學術研究人員的廣泛認可和接受。
三、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
在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的論爭中，引起認識混亂的原因恰恰是對實證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夠深入、認識的不夠清晰。
實證分析可以分為理論實證（或邏輯實證、分析性實證）或經驗實證（empirical）兩個相互聯系而又可以獨立進行的部分和階段。前者的任務在于提供一個概括的體系或框架（framework），對現實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問題，作出理論上和邏輯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對理論實證得出的結論和假說進行經驗檢驗，以確定其真理和謬誤所在，亦即證實或證偽。因此，進行實證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論模型，提出理論假設，進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論分析，然后在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經驗檢驗，證實或者證偽假說，得出帶規律性的結論，亦即達到理論上的解釋能力和預測價值。
雖然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可以分別進行，但同時二者又是相互聯系的。因為經驗觀察到的事物總是具體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進行抽象的理論分析，從理論上說明了每個因素的作用和相互關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內在規律性。不僅如此，理論概念和理論范疇并不一定能夠作為實證分析的指標和工具。因為，理論概念必須抽象掉許多次要因素，而經驗研究所定義的指標及其據此獲得的資料和數據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在進行經驗實證時，必須注意從理論概念向實證指標的過渡，實證指標的選擇和設計必須盡量與理論概念相接近。這樣，才能保證實證結論的嚴密性。
當前，不少中國會計學者進行的經驗實證分析，都存在一個共性的問題，就是缺乏應有的理論指導和理論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夠的微觀經濟學、金融理財學等會計的“基礎學科”的理論分析框架和經過嚴謹理論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理論。缺乏基礎性理論框架，就變成了為實證而實證。盡管這類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數據，構造數學模型并作了回歸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論指導，給人一種玩弄數字游戲的印象。因而，其結果的解釋能力和預測價值就值得懷疑。對會計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經濟學和財務學的理論框架和相應的經驗實證的結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相關理論框架作為展開研究的基礎性理論，要么簡單地以“中國特色”為由，籠統含糊地將現實觀察到的現象加以總結描述，即作為被檢驗的假說。如果說，在中國實證會計研究剛剛起步的時候，把西方學者用英語發表的實證研究論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過來，照著他們撰寫實證論文的典型步驟和程式，加上中國的經驗數據，做一遍練習題，是一種學術革命的先驅行為的話，那么，在經過了起步階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繼續這種“照著例題做習題”的方式進行研究，就不得不說這是中國會計學術研究的悲哀了。
第6篇：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
論文摘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實踐，于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就成為經濟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通過梳理中國經濟學在內容、體系、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明確中國經濟學的目標，分析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主要困境，并結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耦合研究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探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超級秘書網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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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
有物理學家們拿出開普勒的精神，借用物理學中的分析方法，對金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嘗試對金融系統的各種現象和規律進行解釋和預測。物理學家們一方面建立或修正一些經濟模型，結合物理學工具的使用，來研究經濟與金融系統的動力學行為和經濟與金融系統危機涌現時的特點，甚至對經濟與金融系統復雜性進行模擬與仿真；另一方面，他們試圖為優化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分散或降低各種金融投資的風險，建立一個可靠風險管理的決策支持體系。可以說，運用物理的科學知識對經濟原理、現象進行分析和研究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
一、物理在經濟學中的重要價值
我們知道經濟學是研究如何配置與使用相對稀少的資源，來滿足最大化需要的社會科學，即研究社會活動中的個人、企業，政府如何進行選擇，以及通過這種選擇來有效使用資源的一門學科。也就是說在經濟學的研究中，甚至具體到經濟活動中，經濟問題也就難度陡增。在經濟學中我們追求的是預先判斷，因此預先判斷也就成了物理在經濟學中的顯著作用。在物理方面數十年來積累起來的處理復雜系統的直覺和一些非常有用的工具，如Monte Carlo模擬、路徑積分方法、最大熵方法和隨機矩陣理論中對于經濟學中的資源配置就是最好的例證。在經濟活動中，理性的推理有利于企業組織或者企業中的個人做出選擇，有利于生產資源產生最大效率。為了更好地進行推理，通過具體的已知數據定量分析是完全可以把經濟問題有機地轉化成物理模型，使問題的解決方法更加具體化。所以說，物理在經濟學中的價值是非常普遍而且影響深遠。
二、物理在經濟學中的廣泛應用
1.提供了理性的經濟分析工具。物理經濟給經濟學帶來了令人振奮的促進，尤其是它提供給我們一種所需的分析工具，以思考由市場行為而不是由超自然或隨機力所驅使的內生振蕩現象。運用物理學的概念和方法，對由大量非同質組分組成、相互間有很強作用、具有劇烈漲落、處于非平衡動力學過程中的經濟系統所產生的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和研究，不僅可以對系統進行唯象描述，并通過特征參量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而且還能找出不同參量間的相互依賴關系，進一步揭示某些經驗和半經驗法則。所以，盡管它并未帶來任何經驗上與我們所理解的經濟學和金融數據相關的混沌理論的證據，但它促使我們回顧所熟知的經濟和金融時間序列，以及對這些正當的統計解釋提出疑問，同時也為許多研究非線性經濟機制的分析家們打開了視野。在經濟運行中，由于許多實際數據的變化從表面上看具有較強的隨機性，從變化趨勢上分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混沌重要表現的是確定性系統長期行為的一種特征。此外，物理作為經濟研究的基礎，還可以具體到來優化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分散或降低各種金融投資的風險，幫助建立一個可靠的風險管理的決策支持體系等。
2.物理學科思想對經濟的重要影響。物理的應用性不僅僅體現在其工具性上，更在其思想性上。眾所周知物理是嚴謹的，其嚴謹的追求與作風在經濟學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在應用中物理理論的概括與科學發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更加嚴密的邏輯性與其非常實用的價值使得物理在經濟活動中的應用也相對廣泛。
西方經濟學作為市場經濟運行描述的基本理論，對我們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從學習和研究的角度看，似乎可以明顯感覺到，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思維方式和推理方式的深刻特點之一表現在其對經濟形式的預先判斷方面，也正是這一特征使人們常常把經濟學看成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學科。西方經濟學從亞當?斯密《國富論》起的200多年來，已形成了一個龐大而較嚴密的理論體系。在整個社會科學中，經濟學的理論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認為最接近自然科學的。筆者認為這實際上表明，物理作為一種理論信念、方法論和研究手段，十分明顯地體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特征中。按傳統流行的科學觀，一門學科達到科學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它能否充分運用物理方法。而在經濟學中，對于經濟現象、經濟運行及其規律的描述與研究，正需要物理方法與物理思想，從而達到它的科學性。
三、物理與經濟學的內在關系
自從20世紀以后，物理的發展為西方經濟學家提供了方便，他們的研究中大量地運用物理，所用的物理方法幾乎遍及純物理的各主要分支。不可否認，建立模型分析的方法要比單純文字說明、推理更方便、更精確，有時也更能說服人。大量的物理符號和公式推導，使經濟過程和現象的表述較為簡潔、清晰。然而，當前西方經濟學似乎越來越追求經濟學的物理形式。微觀經濟學所使用的物理工具甚至比物理學家使用的還多。過去使用物理工具較少的宏觀經濟學，現在也連篇累牘地充滿了復雜的物理公式。但是，必須注意，在經濟理論研究中不能濫用物理。
第8篇：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
關鍵詞：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治理
中圖分類號： G 812 文章編號：1009783X（2012）05049405 文獻標志碼： A
1 外部性及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表征
1.1 外部性問題闡釋
經濟學視角下完全競爭市場要求所有產品的成本和收益都內在化，即產品的生產者要承擔生產該產品給社會帶來的全部成本，同時該產品所帶來的好處都歸這一生產者或該產品的購買者享有。而在現實生活中，有些產品或服務具有外部性，會產生外部效應。外部性又稱外部效應，指一個人的行為對旁觀者福利的影響，即市場主體的行為引起的費用或收益并未全部由行為人自己承擔[1]。外部性主要指向一個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對另一個經濟主體（他人和社會）所產生的有害或有益的影響，其實質就在于市場活動中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之間發生偏離。
當市場產品生產、消費過程通過微觀的邊際分析時，經常會發現某一經濟主體的生產或消費等經濟行為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此時則出現圍繞該產品的外部性問題。早期圍繞外部性的研究主要針對經濟主體圍繞社會需求的自身發展展開，涉及經濟的內外部性問題；當微觀經濟研究觸及產權問題時，外部性問題則更加強調市場經濟行為的制度本質問題；而現代微觀經濟學，主要關注外部性問題的存在，導致市場失靈，即市場無法給出準確的價格和數量信息，結果是市場內資源配備出現低效率。外部性成本將導致市場資源過量配置，而外部性收益則導致市場資源的過低配置。事實上，外部性問題的有關研究架構，主要將市場行為的外部性問題放在一個動態的復雜市場過程中，研究市場過程中相互依賴的經濟主體行為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即主要采用經濟社會學視角，揭示經濟主體行為在動態的理往過程中產生的效用偏差。
此外，有關外部性問題的認識，還必然涉及對外部性的分類問題。從外部性的作用效益角度看，外部性可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從市場運行的主體角度講，外部性可分為生產外部性和消費外部性。舉例來說，企業的污染行為屬于生產外部性，從社會角度看，又屬于負外部性的范疇；而對傳染性病人的免費治療行為則屬于消費外部性的范疇，并將對社會產生正外部性影響。
1.2 職業體育外部性問題研究狀況
職業體育是帶有明顯經濟運作特征的組織形式。經濟學研究范疇中的職業體育是指相互聯系、合作和競爭的職業俱樂部（球隊）生產結合，通過契約式的有組織的互動行為，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經濟運行系統。在該系統中，單個職業俱樂部無法獨立完成生產行為，唯有依靠相互間的互動行為才能實現具有市場意義的生產行為。當然，職業體育的特殊性還表現為產品類型及經營類型的特殊性等方面，而且職業體育的市場行為特殊性也難免會帶來外部性問題，這些問題自然吸引了國內外相關研究者的廣泛興趣。國內外對職業體育外部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幾個視角。
1）職業體育競賽活動對舉辦國（地）的外部性問題。如C.M.Mason等 [2]以英國南安普頓足球俱樂部為例，分析職業足球聯賽對該地區治安等問題產生的滋擾效應（負外部性）；Richard W.Schwester[3]從地方財政角度研討職業體育場地的公共利益性質和競賽活動對創造就業、促進消費、增加人均收入水平及改善地方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影響；再如我國學者黃海燕等 [4]通過對大型賽事外部性的研究，提出對我國大型體育賽事正外部性內在化途徑的思考。
2）職業體育生產外部性問題，由于涉及生產要素性質的差異可以分為2類：①超級球星帶來的生產外部性問題，如Jerry A.Hausman等[5]采用計量經濟分析法對喬丹等超級球星對聯盟和其他球隊帶來收益增長的研究；David J.Berri等 [6]證實職業聯賽巨星外部性主要通過電視轉播收益增加和社會關注度增長等方式達成的。②由于球員或球隊采用興奮劑等不正當手段所帶來的外部性問題。如J.H.Wgutnan[7]對職業體育中運動員使用興奮劑（PEDs）所產生的負外部性研究，認為該行為不僅危害競賽對手，還涉及對職業體育的損害。
3）職業體育分配過程存在的外部性。如George Daly等[8]對職業棒球聯盟條款的研究認為，勞動力市場保留條款可以導致職業體育分配的不均衡；Sherwin Rosen等[9]對北美職業體育聯盟產權制度帶來的收益分配的負外部性研究，指出其容易產生打壓成功者，而呵護失敗者的效應；而James Whitney[10]則從職業聯賽的壟斷性及球員分布的不均衡出發探討職業體育運動的外部性問題。此外，其他相關研究，如Dennis W.Carlton等[11]對北美職業冰球聯賽地區專屬權限制球隊分布研究中，特別重視電視轉播對外部性的影響；而我國學者鄭兆云等 [12]對我國職業體育市場中的外部性問題進行闡釋性分析與探究。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職業體育的外部性不僅包括正外部性，而且包括負外部性。總體而言，當前國內外更多關注職業體育的正外部性，而涉及負外部性的研究相對較少。當前，在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多發階段，專門針對諸如職業體育假球、黑哨等越軌行為的外部性研究成果目前尚未見報道，有必要進行研究與探討。
1.3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及其表現
有關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大體可分為以下3類：1）球場不正當行為，如假球、黑哨等競賽過程行為表現；2）競賽延伸活動的不正當行為，如、球迷過激行為等；3）職業體育經營不正當行為，如賄賂、隱形交易等行為。王相林 [13]、高艷麗等 [14]、王杰 [15]等相關研究分別從不同角度揭示越軌行為的危害性，顯性或隱性影響職業體育主體的正當運作，是阻礙我國職業體育良性發展的絆腳石。從經濟主體運作邏輯上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存在于職業體育的生產過程中，屬于生產外部性范疇，具有明顯的負外部性特征。
對于一個俱樂部（K）而言，其收益UK=UK（X1，X2，…，Xm，Y1）[16]，該職業俱樂部的運營效益不僅取決于自身可以控制的行為效益，而且還在其他俱樂部（Y1）的控制之下。若其他俱樂部Y1采取越軌行為，就會產生負外部性，此時K俱樂部的收益可能部分被Y1〖JP3〗俱樂部竊取，則產生相對于非越軌俱樂部（K）的負外部性。由于職業體育生產收益過程對單一俱樂部（球隊）而言，大部分是外在的，而對于該職業聯賽則是內在的；〖JP3〗因此，越軌俱樂部的負外部往往直接體現在職業聯賽的效用表征中，并通過該聯賽的系統效用關系表現出來，即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往往上升為對該職業聯賽的負外部性。
為了分析的方便，假定一個職業聯賽由a、b 2支球隊（俱樂部）構成，分別獲得Ua、Ub經營收益，則該聯賽的總收益U=Ua+Ub+Z（其中Z為球隊收益的綜合效益）；因此，對于a球隊而言，Ua=U-Ub-Z。從數理角度考慮，在U和Z水平保持不變的條件下，當Ua收益上升時，Ub的收益將下降，即a球隊從聯賽獲得更多的經營收益，該收益恰恰是b球隊減少的部分。而當U和Z水平可變時，情況就復雜得多。此時若Ua上升，可能會出現15種情形，可以分為2類：1）總收益U與綜合效益Z同向變化的6種情形；2）總收益U與綜合效益Z異向變化的9種情形。職業聯賽經營實踐中，一般當職業聯賽各俱樂部經營的綜合效益（Z）下降時，總收益U水平短暫平穩和下降是常態，即聯賽經營總收益會隨聯賽俱樂部經營的整合水平下降而難以上升；另外，結合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危害性事實，則上述分析的情形僅剩3種，即：1）U不變，Z不變，而Ub下降；2）U下降，Z不變，而Ub下降；3）U下降，Z下降，而Ub不變。回到職業聯賽越軌行為實踐中，以a球隊賄賂裁判的黑哨行為為例，如圖1所示，在聯賽實力均衡和經營效益恒定的情況下，a球隊由于黑哨行為，其收益（Ua）將隨著該越軌行為的增加而增加；當黑哨行為數量達到Q〖KG*5〗2水平時，Ua將隨黑哨行為的增多而下降。其原因在于：職業聯賽在黑哨等越軌行為問題初發階段時，具有一定的社會容忍性，此時越軌行為傷害的僅是職業聯賽其他球隊或俱樂部的利益，對聯賽整體收益（U）影響不大（或幾乎無影響）；而一旦黑哨等越軌行為超出社會容忍水平Q〖KG*5〗1時，a球隊的越軌行為不僅影響了其他相關球隊的收益，而且導致社會認可度降低，聯賽吸引力下降，社會需求減少，致使整個聯賽總收益水平（U）下降（往往借助綜合效益Z達成）；一旦總收益U下降幅度大于利用越軌行為從其他球隊竊取的收益，則a球隊的收益Ua也出現下滑，由此出現U的曲線先平穩后下滑，而Ua先上升后下滑的狀況。
上述分析顯示：職業聯賽中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效用，主要來源于2部分內容：1）聯賽組織內的利益分配問題，即越軌俱樂部從非越軌俱樂部處竊取部分收益，未越軌俱樂部的利益受到損害；2）聯賽組織間的利益分配問題，由于越軌行為降低了聯賽的總收益，使得該聯賽與外部系統利益配備發生變化。如由于“假賭黑”現象的出現，導致喜歡中超聯賽的人數下降，而喜歡歐洲五大聯賽的觀眾增多，其結果是中超聯賽的部分收益向歐洲五大聯賽轉移。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危害主要表現為：一方面，導致聯賽正當經營球隊利益的損害，打壓聯賽參與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當其達到一定程度后，導致整個聯賽總收益的下滑。
德姆塞茨 [17]認為，外部性是一個相對概念，不論其損益結果如何，若將其放在世界范圍看，外部性問題便蕩然無存。由于職業體育產品特性和職業體育生產過程的關聯性，使得職業體育的負外部性存在俱樂部與聯賽系統的效用分野。觀察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的視角不同于普通企業（如鋼鐵企業等），不僅要立足于職業體育的單個俱樂部，還要關注整個職業聯賽，這顯然是有別于傳統產業企業的個別與社會視角。其次，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負外部性影響的標的不同于傳統企業的負外部性，表現為職業體育負外部性往往通過社會大眾對職業體育的認可度和關注度的下降而達成，而傳統企業的負外部性影響更多是可以靠估量化的現實存在（如環境污染、傳染病增多等）。此外，傳統企業生產負外部性的產生更多是生產自身的附屬品，如生產鋼鐵，就必須利用自然資源，并造成一定程度對現有資源、環境的損害，若減少這種負外部性則往往會使企業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需要企業花費額外的成本；而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負外部性則不具有這種特征，它是可以治理的。從聯賽整體角度講，治理后的聯賽和俱樂部的經營活動會更有活力。總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并可以區別于傳統企業的生產外部性。
2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產生原因分析
傳統有關外部性的研究大多針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市場失靈指市場手段對某些經濟活動的調節效果不佳或無能為力，造成資源配備無效率化的現象，而政府失靈則是當市場失靈時政府采用干預手段介入市場行為，出現政府負效應、和政府缺陷等現象。事實上，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立足點是運轉相對成熟、完善的市場，由于市場機制和政府規制的內在缺陷，出現的難以克服的功能障礙。我國職業體育緣起于我國社會轉型和體制改革，屬于一個尚處于發展中的亟待完善的競技體育職業化運行經濟體；因此，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角度探尋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產生的原因顯然是不合適的。
由于我國職業體育市場機制缺乏、市場發育不成熟，加之我國體育體制改革尚處于待完善之中，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產生的原因在于市場缺失和政府越位的共同效果。所謂市場缺失表現為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市場機制發育不全，非經濟因素左右經濟決策和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造成資源配置無效率或利益損害。而政府越位是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容易產生的一種非理性政府行為，往往表現為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即政府調控范圍和力度過大，超出了彌補市場缺失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對市場機制的建立和市場機制功能的正常發揮起阻礙作用[18]。我國職業體育的市場缺失主要表現為：職業體育市場法律法規不健全、產權不清，市場秩序比較混亂，職業體育經濟主體作用不明等。政府越位則主要表現為：我國職業體育主管機構（管理中心）的性質不明，職業體育主體受到行政干預與控制過多，甚至直接插手俱樂部的具體生產經營管理活動，職業體育管理官員公權膨脹、腐敗嚴重，職業體育行政調控市場手段單一、僵化等。其原因在于我國職業體育建設時間不長，原有“舉國體制”影響深遠，政府職能未得到根本轉變，新的機制與制度還不完善，沒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職業體育運行體系。在此背景下，職業體育缺乏足夠的約束機制，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效用顯得尤為突出。
選取我國職業足球的產權問題為例進行分析。在經濟性視域中，產權制度的完善與否與市場缺失與否直接相關。競爭市場要求價格機制作為解決市場問題的核心，即要求2個球隊（俱樂部）之間通過交易與信息傳達完成經濟互動，俱樂部通過成本與收益的權衡進行市場運作，這必然涉及產權制度。Coase[19]認為，在完全產權背景下，企業可以通過市場運作完成資源配備和市場約束。產權問題實質是基于市場效益自發運作的最優化（帕累托最優）而來的。試想，當一足球俱樂部在無法自身實現盈利而不得不依靠母企業或政府補貼生存的模糊產權狀況下，假定該俱樂部在中甲聯賽單賽季可以獲得各方投資2 000萬元，當其升入中超時，則可以獲得3 000萬元，這時俱樂部通過假球等一切越軌行為都是可行的，只要其花費不超過1 000萬元就是值得的。另外，當前我國職業聯賽的產權問題還涉及聯賽管理層與俱樂部之間的產權之爭問題（足球聯賽尤為突出，因為唯有該聯賽俱樂部名義上真正實現公司化運作）。當職業聯賽的產權屬于具有半政府行為的管理中心時，則職業聯賽就形成“公地問題”，俱樂部生產過程的負外部性就成為一種類似對公共物品的消費，而通過越軌行為來“搭便車”是實現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優化手段，即政府越位的負面性出現。
3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的治理
3.1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治理成本與越軌行為水平關系分析
研探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的治理特殊性問題，必須回到上述有關a球隊收益Ua的分析上。如圖2所示，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背景下，a球隊會沿用越軌行為直到其數量達到Q2水平時，此時對于球隊而言，其越軌行為的邊際收益為零，即該球隊無法從越軌行為中謀求利益，該水平指無干預背景下的市場自發運作越軌行為最大化水平點。從經濟學的角度講，Q2水平以外的越軌行為是不存在的（因為俱樂部或球隊越軌行為給自身帶來收益損失時，俱樂部會自行停止該行為）。事實上，對于職業聯賽而言，達到市場自發越軌行為最大點是不現實的，任何一個聯賽的監管層都無法容忍聯賽如此運作，必然會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治理該越軌行為。當然，該越軌行為治理活動要花費一定的成本。當越軌行為的邊際收益等于越軌行為治理邊際成本（即Q1點）時，從聯賽角度講，越軌行為達到最大容忍點。在Q1點以內的水平，聯賽治理越軌行為的成本要小于收益。在Q1點以內的水平，聯賽的總收益U不受越軌行為數量的影響，通過治理越軌行為可以使得聯賽的經營活動更加符合規范，獲得更好的社會認可度和關注度，從而提高經營效益。而隨著越軌行為的增加（在Q1、Q2之間水平），聯賽越軌行為的治理成本將大增；因為在該水平上治理越軌行為一方面要完善聯賽組織內部運作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則要彌補因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給聯賽整體收益帶來的影響，無形中會增加聯賽的運行成本。
上述結論提示，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的治理成本存在隨越軌行為數量的變化特征。該特征的意義在于：針對不同越軌行為水平的治理具有差異性。在Q1點以內的水平，治理負外部性導向與促進職業聯賽中各俱樂部之間利益分配問題，屬于組織內部效應的組合優化。而一旦越軌行為數量超出Q1點的水平，則增加了聯賽整體效益變化的重任，這無疑對職業體育越軌行為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3.2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的治理策略分析
對外部性的治理，傳統微觀經濟學的解決方案主要有基于庇古定理的征稅和補貼方法、基于產權理論的市場討價還價及許可證方法、基于政府管制的強行干預方法，以及基于成本理論的組織內化途徑等。事實上，這些方案指向的是競爭市場的恢復，即消除市場的無效率競爭問題，其潛在的假設是市場是完善的成熟的。如以產權理論為基礎的手段應用時就有如下限定：1）產權界定必須清晰；2）產權交易成本為0；3）市場主體必須公平競爭――否則就會影響治理效用 [20]。誠如前文所述，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的產生更多是由于市場缺失和政府越位引起的，簡單套用這些方案顯然是不適的。此外，職業體育越軌行為不同于傳統產業問題（如污染等），無法通過產權進行交易行為，即傳統方案中基于產權和補貼（稅收）的方法是不適合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治理的。這也意味著，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的治理應從我國職業體育實際出發，滿足其特殊要求。
如圖3所示，對于一個職業聯賽而言，若定義其需求線為MR，整個職業聯賽總成本為MSC，而越軌俱樂部成本曲線為MPC，越軌行為多發后，聯賽需求線為MR1，則由越軌行為導致資源配備狀況，可以推得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效用為ABC+ABFE所涵蓋部分。其中：前者是由于越軌行為致使的聯賽內部效用的重新分配部分，從理論上由聯賽內除去越軌俱樂部以外的俱樂部所承擔；后者則是由于越軌行為導致整個聯賽總效用U的下降部分，由包括越軌俱樂部在內的所有俱樂部共同承擔。從市場機制角度講，職業體育內部通過獎懲、產權、利潤等市場激勵機制所能治理的僅是ABC所涵蓋的部分收益。而越軌行為引起的聯賽需求線左移則需要依靠組織內化來實現，即組織機制治理途徑可以解決ABFE所涵蓋部分的收益。當然，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解決途徑中，制度必須完善，離開制度體系的外部性治理就脫離根基，無所憑據。此外，對外部性的治理還需要重視社會化機制的作用。
3.2.1 市場機制治理策略
在完備的市場經濟秩序中，利潤導向總是傾向于反映市場參與者的偏好。針對我國職業體育市場缺失的狀況，從市場角度入手，培育具有公正秩序的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為市場自由競爭和優勝劣汰機制創造環境條件，并借此壓制不正當的越軌行為發生。當由于約束機制不完善，外部收益的存在扭曲了市場主體的偏好。外部性是一種經濟行為對另一種經濟行為的非市場性附帶影響，涉及不同俱樂部在經營活動中成本投入和效用獲得不對稱；因此，從市場成本收益角度講，將越軌俱樂部的越軌所得變為其成本的一部分可以改變越軌俱樂部的越軌決策，從而達到消除越軌行為外部性，實現治理越軌行為的目的。具體可以利用懲罰性措施（如罰分、罰款）、押金返還制度等手段，使越軌俱樂部的成本增加，降低越軌博弈獲利概率。
3.2.2 制度機制治理策略
外部性理論源于人們對自由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及其缺陷的認識，傳統的外部性治理方案都是或多或少依靠政府出面，以懲罰措施、制定標準、公布禁令等強制性手段對外部性影響的制造者進行規制。任何強制性手段的實施都要有所依托，該依托必須是明文的制度規定。職業體育本身就是依靠社會契約形式聯系的競爭和合作共同體，該共同體的存在和發展依靠一系列規章制度，如聯賽競賽規則、俱樂部注冊等相關制度體系，這些體系是職業體育得以存在的前提；因此，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治理必須完善制度體系。
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場缺失，其中市場缺失的核心又在于制度缺失。從治理越軌行為負外部性角度講，當前完善我國職業體育制度體系首要是建構完備的產權制度體系，明確職業俱樂部的權、責、利、害，規范其主體的法律地位。如若離開產權制度，即使相關職業俱樂部出現越軌行為，也無從治理。其次，需要完善我國職業體育的監管制度。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往往具有隱蔽性，需要有專門的完備監管和處理制度體系，而不能僅停留在紀律委員會的機構設置層面。此外，制度體系的完善中還涉及制度執行問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嚴格執行，也就成為一種擺設。離開制度執行力的強化，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的治理也無從談起。
3.2.3 組織機制治理策略
站在經濟社會問題視角下，外部性實質上是市場運行過程中，獨立行為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圍繞這種交互作用的是主體追求自身權利最大化，并經常致使社會成員之間出現利益沖突與協調的復雜關系。從這種意義上講，外部性的出現與組織缺失和不完善、政府職能介入程度有關；因此，完善我國職業體育運行主體的組織結構，轉換行政干預的職能范圍，可有效治理越軌行為，消除其負外部性。
組織解決途徑就是通過職業體育組織合并，使原本相對于越軌俱樂部而言的外部成本，變為產業聯盟的內部成本，形成類似北美的職業體育聯盟模式。在職業體育聯盟中，聯盟就可以根據越軌行為的影響程度進行內部規制。舉例來說，當聯盟中越軌行為數量達到Q1、Q2水平時，聯盟就可以對越軌俱樂部（球隊）進行歧視性的利益分配和追加高額處罰手段，使得越軌俱樂部的越軌成本增加為其竊取自其他俱樂部的收益和對聯盟總收益影響部分之和。其中前者可以分配給受影響的非越軌俱樂部，后者則可以用于聯盟整體營銷手段的開支，并借此提升聯盟收益，重新達到U的水平。
3.2.4 社會化機制治理策略
具有后發特征的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治理還需要結合社會化機制。社會化機制不同于上述市場經濟與政府行政策略，通過道德教育的社會準則規范效應和社會組織的外界監督作用達成。生產者的自我道德約束可以使其避免采取導致負外部性經濟效應的行為，或者生產者基于道德的追求而增加能產生正外部性經濟效應的經濟活動[21]，即道德可以約束職業體育市場行為者的行為，使他們在意自己的行動后果，發揮良心效應。而社會組織，特別是媒體和球迷組織的輿論監督作用具有相似的功效。事實上，當前我國職業體育運作中社會化機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沒有有效規范職業體育從業人員的道德修養，也沒有有效激活和發揮媒體組織、球迷組織等相關組織作用，理應得到重視。
4 結束語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區別于傳統行業的外部性，屬于生產環節的負外部性，具有較強的危害性，嚴重制約了我國職業體育的健康發展。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負外部性是市場缺失和政府越位造成的，強化我國職業體育市場培育，促進中國特色職業體育的形成是治本之計。鑒于當前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多發狀況，結合其外部性的特殊顯現規律，通過市場經濟、政府行政和社會化策略可改善職業體育市場運作，消除其負外部性。當然，在外部性治理過程中，也要防止因越軌行為外部性的治理而使得腐敗、尋租或為利益集團謀利行為的發生，對我國職業體育發展造成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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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
關鍵詞:林業經濟管理;性質;功能;理論基礎;研究
近年來,中國林業得到快速發展。林業經濟活動空前活躍,林業經濟問題比歷史上任何一個階段都更為政府和公眾所關注。林業經濟管理學科以林業經濟活動作為學科的落腳點,理應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然而,林業經濟管理學專業畢業生難以覓得與專業一致的工作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2006年獲得林業經濟管理學碩士學位畢業之際,本專業15名畢業生,除去3名轉為攻讀博士學位外,另12名碩士畢業生無一人就業于林業經濟管理領域。畢業生就業問題是學科發展的一個縮影,但學科發展問題并沒有得到國內林業經濟管理學術界足夠重視,僅有張建國先生等少數學者就學科的性質和發展方向進行了研究。為了引起國內學術界對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發展的關注,分析了該學科的性質、功能、理論構架、研究現狀等內容,并較為系統地揭示該學科建設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 學科性質分析
中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探索與發展,始于學習蘇聯,受著計劃經濟和木材利用思想的影響。經歷了逾50年的發展歷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學科陣容逐步形成,大量專著和學術論文得以發表,然而該學科并未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學科體系。
1.1 林業經濟管理學作為部門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職能缺位
林業經濟管理學具有部門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科屬性,其研究對象特定,即林業范疇內的經濟和管理問題。鑒此,林業生產活動應是該學科的研究對象,其中森林經營活動顯得更為基礎。自德國學者福斯特曼(FauBtmarm)于1849年提出的森林最適輪伐期公式以來,國外林業經濟學家以此作為研究基礎,將森林經營所具有的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及稅費制度、國際貿易等影響因子納入其中,關注于森林經營活動最優化問題。自建國初至20世紀末,中國長期奉行木頭林業,即一味追求林業的木材產出功能,導致了東北國有林區的資源危機和經濟危困。若以被主流林業經濟學家拋棄的木材永續利用理論(TSM。Timber Sustainable Management)而言,中國森林資源不應演變為當前的資源極度匱乏地步。事實表明,中國林業發展與理論支撐脫節,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在林業長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缺位,并未成為名符其實的部門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林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林業經濟管理學科人才難以在林業中覓得一職。
1.2 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作為交叉學科缺乏學科基礎
林業經濟問題研究一定要貼近林業技術,才能解決林業發展的經濟問題,林業經濟管理學具有明顯的交叉學科性質。隨著森林可持續經營理論(SFM,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成為林業經濟學界的主流思想,林業經濟問題拓展為涵蓋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的復雜經濟問題,著眼于尋求林業產業功能、生態功能、社會功能3者的共同實現。鑒于交叉學科性質,在分析林業經濟問題時,應對影響林業經濟活動的經濟、社會、生態因素有相應理解。在與國外林業經濟學家交流中,得知國外林業經濟學家均具有良好的林學或生態學背景,而國內林業經濟學家的知識結構與其相比存在較大迥異,這決定了國內外林業經濟研究水平的差異,也制約了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發展。專業知識背景的欠缺,尤其是林學等相關自然科學知識的不足,使得國內林業經濟學者難以關注森林經營活動效益最大化這一林業經濟最根本問題。
2 學科功能分析
設置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目的在于培育林業經濟管理專業人才,推動林業經濟學科理論創新,為林業經濟活動效益最大化、管理政策優化提供決策服務。因此.該學科的功能體現在2個方面:其一,培養專業人才,即教學功能;其二,提供科學決策支持。即科研功能。
2.1 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的教學功能不健全
培養林業經濟管理專業人才是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基本功能。當前,北京林業大學、東北林業大學、福建農林科技大學、南京林業大學、河北農業大學等農林高等院校均設立了林業經濟管理學科,開展了本科、碩士生教學工作,部分學校還獲準設立了農林經濟管理博士一級學科點,每年獲取林業經濟管理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的畢業生數百人。以畢業生數量而言,該學科無疑為社會輸送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然而,如本文引言部分所闡述的畢業生就業情況而言。該學科并沒實現培養專業人才的功能。學無以致用,專業人才難以從事所對應行業的專項工作,使得學科建設耗費的人力和財力化之東流,也使得學科的長期發展后繼無人。以中國林權改革中涉及大量的林地流轉問題為例,國內幾乎沒有能對林地和活力木價值進行評估和核算的專業人才,這無疑是教學的失敗,也是基本功能不健全的體現。為實現學科的基本功能,即實現培養專業人才的教學功能,學科建設應與林業經濟活動進行緊密結合。
2.2 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的科研功能虛化
為林業經濟活動效益最大、管理決策提供科學支撐是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科研功能。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科研功能與其教學功能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這與產、學、研3者之間存在的內在邏輯關系一致。長期以來,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的科學決策支撐功能缺乏實現的空間。在森林采伐限額的制約下,采伐指標的獲得對林業生產者而言,較森林的最優化經營更為關鍵。在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主導下。天然林保護工程等林業生態工程得以實施,使得林業生產者更為關注自有森林如何盡可能多的被劃定為生態公益林,以及如何盡可能多的獲取政府補助。迄今,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的科研功能與林業生產活動實踐脫節,難以指導林業生產實踐活動,這也是該學科教學畢業生難以在林業行業中覓得職位的原由之一。加強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科研功能的實現。既有待于科研環境的優化,更取決于學科基于自身性質,逐步實現自我完善。
3 學科理論構架分析
多年來,發達國家林業經濟或發展理論不斷發展與變化,既服務于當時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與不同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相應的人們對森林的認識水平面發展變化的。林業經濟或發展理論與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理論構架存在根本差異。后者為前者的基礎,前者為后者的具體運用。作為應用經濟學,林業經濟管理學立足于運用經濟學理論分析林業經濟活動。林業經濟學科理論構架于高等數學、經濟學和林學等學科理論,并基于此。形成林業發展理論,諸如森林永續利用理論、森林多功能理論、協同論、船跡論、林業分工論、森林培育輪、生態系統經營理論、近自然林業理論、森林可持續經營理論。基礎理論的創新是林業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根本。以林業發展模型而言,隨著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理論遠比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效率理論更為復雜,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上的林業經濟模型存在嚴重缺陷,而綜合運用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等相關經濟學理論將消除傳統林業經濟模型的缺陷。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的學生應掌握高等數學、微觀經濟學、林學等學科基礎理論,諸如高等數學的微積分、經濟學的邊際理論以及林學的森林生長理論等,方可系統地理解和認識林業經濟活動及其本質問題。如本章第2段闡述的,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作為交叉學科,當前存在學科基礎薄弱等闖題。就該學科學生而言,大多不具備扎實的經濟學、必備的數學和林學理論基礎。
4 學科領域研究現狀分析
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領域中開展科研活動,既是為具體的決策活動提供理論支撐,也是將學科理論接受實踐檢驗,尋求學科理論創新的必由之路。在中國林業發展過程中。學術研究、方針政策與林業經濟實際嚴重脫節,3者間關系扭曲。學術研究地位不高,影響不大.缺乏前瞻性、系統性、針對性,常常只扮演了解釋和附和國家政策的角色。與中國林業實際脫離。
4.1 研究對象未定位于林業經濟活動根本問題
長期以來,林業經濟管理學學科領域中的科學研究未將中國林業經濟活動根本問題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即森林資源經營問題。以2006年《林業經濟》刊物登載的257篇論文為例,其中與林權改革相關的文章共50余篇,與生態工程相關的文章逾50篇,而無與森林資源經營相關的文章。林權改革是中國牟取林業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所在。也是林業經濟研究應關注的命題之一。林權改革促使森林經營權的轉變,即既定林地經營主體的變更,及與之相對應的活立木經營權和收益權的轉變。因而,正確和客觀的評價林權改革成效,應著眼于林地經營權發生更迭后,原有經營主體和現有經營主體收益的變動。林業生產具有內在規律,即速生豐長林的輪伐期在立地條件極好的情況。需6-8年尚可采伐利用,而一般針葉材輪伐期高達數10年以上。在林權改革后的短時間內,難以對森林經營主體收益變動予以評價。換而言之,現有研究所提出的林權改革成效并不能從根本反應此項政策的優略。然而,對于森林資源經營研究的缺乏,也決定了對于森林經營主體長期收益關注的缺位.進而不難想象對于林權改革績效的評價必將失去客觀性和科學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