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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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范文
一、生態農業――江南農業的一種新經營方式
二、江南生態農業的特點
三、江南生態農業的生產率
四、生態農業在江南的普及歷史意義
五、質疑與回應
近年來國際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是如何用新的眼光來看工業化以前（pre-industrial）的經濟 [1] 。其中的焦點問題之一，又是如何對所謂的傳統農業作出評價 [2]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那種我稱之為“近（現）代人對過去的傲慢與偏見”的盛行，傳統農業一向被當作陳舊、過時和落伍的代名詞。然而近年來，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學界對西歐中心論和由此派生出來的“近（現）代至上”論的批判也日益深入。在此背景下，人們也越來越多地發現了近（現）代農業的弊病和傳統農業中的積極因素 [3] 。在這方面，生態農業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生態農業”（ecological agriculture）是二十世紀中后期發達國家中出現的一種針對現代農業的弊端而提出的新農業理念。所謂“現代農業”，也稱“石油農業”、“化學農業”或“石化農業”，其主要特點是通過資源、技術的大量投入和生產的集約化，獲取更多產量和經濟收入 [4] 。由于現代農業片面強調農業生產效率而輕視生態環境保護，因此在實現大幅度增長的同時，也使得環境污染加劇，土壤侵蝕、退化，農產品質量下降，而大量的投入也使農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這種人口與環境、資源與生態、經濟與社會之間的不平衡，迫使人們重新思考農業與人口、環境、資源之間的關系，使得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彼此協調，以求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并且保證人類生存環境的改善。
基于這種考慮，自1960年代末以來，許多國家先后提出了有機農業、無公害農業、生物農業、自然農業、持續農業等概念，并將其作為新的農業發展模式付諸實施。由于這些模式都以生態、自然資源保護與農業協調發展為主要內容，所以也統稱為生態農業 [5] 。但是這里所說的生態農業，還只是廣義的生態農業[6] 。狹義的生態農業的概念，是美國土壤學家阿爾布雷奇（W. Albreche）于1970年首先提出的。英國農學家沃星頓（M. Worthington）于1981年對生態農業作出明確的定義，即“生態上能自我維持，低輸入，經濟上有生命力，在環境、倫理和審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農業”[7] 。此后，學界對生態農業的認識繼續不斷改進和發展。到了今天，按照比較普遍的理解，生態農業指的是以生態經濟系統原理為指導建立起來的資源、環境、效率、效益兼顧的綜合性農業生產體系。在這種生產體系中，運用生態學、生態經濟學原理和系統科學方法，把現代科學技術的成就與傳統農業技術的精華有機結合，把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資源的培育與高效利用融為一體，具有生態合理性，能夠功能良性循環，實現高產、優質、高效與持續發展目標，達到經濟、生態、社會三大效益統一[8] 。由于生態農業的這種優越性，因此被視為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9] 。
生態農業雖是現代科技發展的最新產物，但與目前盛行的現代農業在若干方面卻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主要在于生態農業與被現代農業所取代的傳統農業有密切的聯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生態農業是一種“返樸歸真”。這種聯系表現在：
首先，生態農業雖然是一種新科學，但是其基礎不僅包括現代科學的因素，而且包括傳統農業知識的因素。生態農業思想的精髓是“順應自然”，而這種“順應自然”正是許多地方的傳統農業的基本原則 [10] 。
其次，生態農業通常被視為一種自我循環的小型農業，或者一種生態工程。因為強調“系統”，偏重于自然的或半人工的“流”和“循環”，因此生態農業往往被限定在一個較小的界限范圍內[11] 。
就中國而言，這兩個特點都早就存在。首先，“順應自然”的原則，與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或者“三才”理論頗為一致。在此意義上來說，生態農業理念的核心成份，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兩三千年以前。其次，小型農業是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特征。因此生態農業與中國傳統的小農經營之間并非一種相互排斥的關系。由于中國傳統農業在若干方面體現了生態農業理念并與生態農業所需的經營形式不悖，因此某種形式的生態農業很早就出現于中國，是很可能的，盡管這種生態農業與今天的生態農業具有很大的差別。然而，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到了十六、十七世紀，這種生態農業才在江南地區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 [12] ，取得了良好的生態和經濟效益，并且逐漸普及了開來。我在過去的研究中，強調江南農業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中期的三個世紀中有頗大的發展 [13] 。生態農業經營方式的出現和普及是這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涉及。有鑒于此，本文就以十六、十七世紀的情況為例，對近代以前江南的生態農業問題作一探討。
一、生態農業――江南農業的一種新經營方式
至少是從十六世紀起，江南農業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經營方式，即經營者企圖把農業變成企業來經營 [14] 。其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常熟的譚曉（即談參）[15] 。這種經營方式與我們所要討論的生態農業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譚曉，嘉靖時常熟人，因“倭亂時曉獻萬金城其邑城”，后縣令王叔杲“撰譚曉祠議以旌其功”。關于譚曉的記載，主要見于李翊《戒庵老人漫筆》卷四“談參”條和《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軼聞。二者關于譚氏的經營活動的記載大體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別。茲將二者俱臚列于下，然后進行分析。
《戒庵老人漫筆》卷四“談參”條：“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算。居湖鄉，田多洼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弗辟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饑者，給之粟。鑿其最洼者，池焉。周為高塍，可備坊泄，辟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汁，皆畜魚。池之上，為梁，為舍，皆畜豕，謂豕涼處，而魚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污澤植菰屬，可畦植蔬屬，皆以千計。……室中置數十匭，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匭魚入，某匭果入，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
《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軼聞：“譚曉，邑東里人也，與兄照俱精心計。居鄉湖田多洼蕪，鄉之民皆逃而漁，于是田之棄弗治者以萬計。曉與照薄其值，買傭鄉民百余人，給之食，鑿其最洼者為池，余則圍以高塍，辟而耕，歲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架以梁，為茇舍，畜雞、豕其中，魚食其糞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諸果屬，其澤種菇茈菱芡，可畦者以藝四時諸蔬，皆以千計。……室中置數十匭，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匭魚，某匭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又三倍”。
從上述記載可見，譚氏農場的規模很大，實行多種經營，即把種植業、飼養業等不同生產部門都包括了在內，不僅生產糧食、水果、蔬菜、菇茈菱芡等植物性產品，而且也生產豬、雞、魚等動物性產品。更重要的是，這些生產彼此結合，從而產生了更高的經濟效益。
在自此以后的一個世紀中，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到了明清之際，以譚氏農場為代表的大經營在江南已罕見，農業中盛行的經營形態是以個體農戶為單位的小經營。但是上述這種新經營方式卻并未隨著大經營的消失而不復存在。相反，我們可以從一些小經營中發現這種新經營方式的發展。這種情況可以張履祥在《策鄔氏生業》一文中所作的描述為代表。鄔行素是張氏友人，在海寧甪里堰附近（距離張履祥所居住的桐鄉不遠），種田為生，有田十畝，池一方。鄔氏歿后，母老子幼，無以為生，張氏為之作策劃。茲將其所述引錄于下：
“今即其遺業，為經畫之如左：瘠田十畝，……莫若止種桑三畝（原注：桑下冬可種菜， 四旁可種豆、芋，此項行素已種一畝有余，今宜廣之，已種者勿令荒蕪）。種豆三畝（原注：豆起則種麥；若能種麻更善……）。種竹二畝（原注：竹有大小，筍有遲早，雜植之，俱可易米）。種果二畝（原注：如梅、李、棗、桔之屬，皆可易米；成有遲速，量植之。惟有宜肥宜脊，宜肥者樹下仍可種瓜蔬。亦有宜燥宜濕，宜濕者于卑處植之）。池畜魚（原注：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魚，歲終可以易米）。畜羊五六頭，以為樹桑之本（原注：稚羊亦可易米。喂豬須資本，畜羊飼以草而已）。……竹果之類雖非本務，一勞永逸，五年而享其成利矣（原注：計桑之成，育蠶可二十筐。蠶茍熟，絲綿可得三十斤。雖有不足，補以二蠶，可必也。一家衣食已不苦乏。豆麥登，計可足二人之食。若麻則更贏矣，然資力亦倍費，乏力，不如種麥。竹成，每畝可養一二人；果成，每畝可養二三人；然尚有未盡之利。若魚登，每畝可養二三人，若雜魚則半之）”。
需要指出的是，張氏為鄔氏制定的這個方案并非紙上談兵，而是一個精通當地農事的農學家，經過深思熟慮，為其摯友的遺屬的生存而提出的切實可行的計劃。事實上，鄔行素生前已經在這個方向努力了，不僅已經在經營理念上已有類似的考慮 [16] ，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實際行動[17] 。因此張履祥的策劃，不過是將類似情況進行優化后作出的一個總結而已。
對比譚氏經營和張氏方案中的經營，可以看到二者之間盡管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其中最著者有三：
首先，二者的經營規模懸殊。譚氏的經營規模很大，“池以百汁”，種植梅桃諸果、菇茈菱芡、四時諸蔬“皆以千計”。其所雇傭的人手也達百余人之多。張氏方案是為友人鄔行素的遺屬制定的，而鄔氏家庭是一個貧苦農戶 [18] ，家里勞動力有行素夫婦、長子和侄子（此外還有老母、幼子，都不能勞動），而其全部田產不過是“瘠田十畝”和一方池塘而已。鄔行素死后，這個家庭失去了主要勞動力，情況變得更差。因此張氏方案是一個符合貧弱農戶經營的實際情況的方案。
其次，二者在對資源的利用程度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差別。譚氏農場的土地復種或間種率，李翊等人都未提到，看來還不高。但是在張氏方案中，卻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據此方案，在鄔氏農場的各種田地上，都采取復種或間種。例如在桑地上，“桑下冬種菜，四周種豆芋”；在豆地上，“豆起則種麥；若能種麻更善”；在果地上，“（土）肥者樹下仍可種瓜蔬”。而張氏在另外一文中講到：“（桐鄉）不得已則于桑下種菜，謂菜不害桑也。其實種菜之地，桑枝不茂，此不特地力之不盡，亦見人工偷惰，無足取也”[19] 。換言之，他為鄔氏遺屬作的規劃中，土地利用率已達到極高的程度。
再次，二者在江南實行的程度也頗為不同。譚氏大經營成功的主要背景，是明代中期江南因稅重而出現大批農民棄田不耕，從而導致土地和勞動力價格非常低廉。因此這種大經營可能只是一種在特定時期出現的特殊的現象。與此相反，張氏方案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江南嘉、湖一帶的情況。此時這一地區，如張履祥所述，已是“人稠密地，不易得田”，“人工既貴”[20] 。由于田地和人工都必明代中葉昂貴，因此譚氏的大經營已經失去了賴以成功的基礎。而以張氏方案為代表的小經營由于能夠充分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因此有可能被眾多小農接受，成為普遍的模式 [21] 。
然而，如果從經濟的層面上來看這兩種經營，卻會發現二者也有很大的共同性。
首先，在這兩種經營中，經營者都根據自然資源的特點，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因地制宜地進行不同的生產活動。譚氏的做法是在池中養魚，池上架設豬圈雞舍養豬和雞。塍上種植各種水果。田地種植水稻。稻田之外的零星地塊，特別低洼的（即“污澤”之處）種植菇茈菱芡，稍高一些的則種植各種蔬菜。張氏方案則是在改造所得的旱地上，因地制宜種植種桑、菜、芋、豆、麥、麻、竹、果等不同作物，并且在池塘中則養魚，以及利用桑業生產的副產品枯桑葉養羊。因此兩種經營都包含了多種農業生產活動，可以說是一種因地制宜的綜合性農業。
其次，這兩種經營都十分商業化。譚氏農場的產品主要為了出售，因此每日都有收入，每月會計數次。而據張氏方案，鄔氏農場雖然規模很小，但其經營活動卻也十分商業化。不僅如此，譚氏農場生產出來的稻米，有相當一部分要留作譚氏家族和雇工的口糧；而張氏方案中的鄔氏農場不生產稻米，該戶所需要的食米全部依靠出售蠶桑、魚、羊、果、竹等生產的產品所得的收入來購入。就此意義上而言，鄔氏農場的商業化的水平，可能比起譚氏農場還更高。
不斷提高自然資源合理利用的水平和農業的商業化程度，是明代中期以來江南農業發展的兩條主要途徑 [22] ，因此并非本文所要討論的新經營方式獨具的特色。本文所討論的新經營方式的主要特色，在于它與生態農業具有密切的關系。換言之，它體現了今日我們所說的生態農業的主要特點。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將運用這種新經營方式的農業稱為江南的生態農業。
轉貼于 二、江南生態農業的特點
從譚氏經營和張氏方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明顯的共同特點：
第一，改造田地。譚氏和張氏方案都把原有自然資源的改造作為首要任務。譚氏的農場原為無人愿耕種的“洼蕪”之地，而鄔氏農場也是“瘠田”。這些土地的生產能力都不高，因此都必須加以人工改造，使之成為具有更高生產能力的農業資源。譚氏將其購買的田地中最低下的部分挖深為池塘，挖起的泥土則筑成高塍，圍繞田地。結果是把原來相對平整的低洼土地改造為高低有別的池、塍、田，從而形成三種不同種類的農業資源。鄔氏農場的耕地“形勢俱高，種稻每艱于水”，但如種旱地作物則又嫌高度不夠。張氏建議浚池取得淤泥，用來培高原有耕地，從而將這些水田改造為適合桑、豆、麥、果、竹等作物生長的旱地。
第二，利用廢物。在上述經營中，農場上的不同生產活動被結合了起來。由于這種結合，一種生產活動所產生的廢物（如豬、雞、羊、魚的糞便，或者枯桑葉），便可作為另外一種生產活動所需要的資源，得到再利用。相對而言，在譚氏農場上，各種經營活動之間的聯系還不十分密切，而在張氏規劃的經營中，各種經營活動之間的關系卻已十分緊密。因此在資源再利用的范圍和水平方面，后者處于更高的階段。
下面，我們就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對這兩個特點進行分析。
（一）資源改造：營造生態農業小環境
每一種農業生產活動都要求特定的自然生態環境，即一定氣候和水土條件。即使在一個較小的地區內，盡管氣候條件大體相同，水土條件也會有相當的差異。正如張履祥所指出的那樣：“天只一氣，地氣百里之內即有不同，所謂陽一而陰二也。正如一父之子，所受母氣不同，則子之形貌性情亦從而異”[23] 。只有承認這種差異，把不同的生產活動配置在水土條件最有利的地方，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因此包世臣說：“省偏枯之失宜，酌高下之定勢，精其所習，興其所缺，因地制利，以力待歲”[24] 。這就是農業中“因地制宜”的原則。但是，天然的水土條件往往不能很好適合特定的農業生產活動，因此必須加以人工改造，造成一個有利于人們所選定的農業生產活動的微觀生態環境。營造這樣的環境，就是發展生態農業的基礎。
在江南的杭嘉湖一帶，地勢低洼多水。這不僅頗不利于桑、果、豆、麥、麻等旱地作物的生長，而且對稻田用水的排灌也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不利于水稻生產。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對原有的自然條件加以人工改造，即如張履祥所說：“陰陽運數，有齊與不齊。齊者，數也；不齊者，人事使然”[25] 。具體而言，張履祥提出了“提行農事大綱”三條，其二為“溝渠宜浚”，其三為“塍岸宜修筑”。由于“一方有一方之蓄泄，一區有一區之蓄泄，一畝亦有一畝之蓄泄”，因此這種水利活動“其事系一家者，固宜相度開浚。即事非一家，利病均受者，亦當集眾修治”[26] 。亦即農民必須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各種規模的浚渠修塍。
在江南，浚渠和修塍（以及與此相類的浚池等）不僅是一般的水利工程，而且也是改造原有水土資源的重要手段。在生產能力較差的稻田上改種桑等經濟作物，是當時增加收益的重要手段[27] 。然而“桑性惡濕而好干，惡瘠而好肥，惡陽蔽而好軒敞”[28] 。因此“桑地宜高平而不宜低濕。低濕之地，積潦傷根，萬無活理”，“高平處亦必土肉深厚乃可”[29] 。水田必須經改造才能種桑，而主要方法就是用河塘泥來培高地基（包括筑為圩岸等形式）。張履祥在談到浚河時說：“浙西之利，繭絲為大。近河之田，積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麥之利未嘗無也”[30] 。“桑利圩泥，歲增高厚，瘠產化為膏壤”[31] 。“勤農貪取河土以益桑田，雖不奉開河之令，每遇水干，爭先挑掘，故上農所佃之田必稔，其所車戽之水必深。蓋下以擴河渠，即上以美土疆，田得新土，不糞而肥，生植加倍，故雖勞而不恤”[32] 。
這些工作不僅可以單獨地改良某一種資源（如田地），而且還可以使得相關資源（如田地及其鄰近的水池等）的綜合品質也得到明顯改善。例如浚池，張履祥說：“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種田之畝數，略如其池之畝數，則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中淤泥，每歲起之以培桑、竹，則桑、竹茂，而池益深矣”[33] 。錢泳則說：“（浚池）為利無窮。旱年蓄水以資灌溉，水年藏水以備不虞，深者養魚為利，淺者種荷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濁泥取污，既為肥田之利”[34] 。換言之，浚池擴大了池塘的容量，因此也提高了農田排灌能力并增加了水資源的儲備力，從而使得農業用水更有保障。同時，池塘深浚之后，水容量擴大，可以養更多的魚，從而獲得更高的魚產量。不僅如此，浚池挖起的淤泥（即塘泥）具有一定肥力，用來培高耕地，不僅可以改變這里土地過于卑濕的狀況，而且可以改良土壤，增加土地的肥力。這種培高了的土地，尤其適合于種植桑樹。而在當時的杭嘉湖一帶，種桑養蠶是最有利可圖的農業生產活動 [35] 。
原先生產能力不高的洼地，經過這樣的改造，就形成了旱地、水田和池塘三種不同形態的資源，這三種資源又組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微觀生態環境。在這個微觀生態環境中，不同的作物都有合適的生長條件。因此在這個很小的生態環境內，農民可以因地制宜地從事多種經營活動。這不僅降低了天災和市場風險可能給農業帶來的危害的程度，而且也減少了農業生產在特定時間對某一資源（例如農業用水、肥料乃至特定時間和種類的勞動力等）的需求。這種微觀生態環境的典型，就是張氏為鄔氏設計的方案中的那種小農場。陳恒力、王達指出：在杭嘉湖地區，“以一家一戶為單位來進行基本建設，一家的水田十畝或二十畝與鄰家的十畝或二十畝隔絕了。許多家都如此，形成田段分散，塍岸隔離，彼此不相連屬。在一個家庭的十畝或二十畝田中，各有溝、池、桑地的錯綜，各家都如此，又形成地面凸凹不平，桑地高，水田在地平面上，池與溝低于水田面的景觀”。這就是土地經人工改造所形成的微觀生態環境的一般形式。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對原有資源進行人工改造，目的是營造一個生產者所希望的生態環境。在這個人工營造出來的生態環境中，農民不僅能夠選擇最有利的生產活動，而且能夠把不同生物種群組合起來，利用空間，形成多物種共存、多層次配置、多級物質能量循環利用的立體種植與立體養殖相結合的農業經營模式 [36] 。阿爾鐵里在談到生態農業時強調：生態農業的首要原則，是農業活動“永遠要多樣性，決不要單一種植”[37] 。而對水土資源進行人工改造，正是農業活動多樣性的一個基礎。
（二）廢物的再利用
如果說營造一個理想的生態環境是建立生態農業的基礎，那么廢物的再利用就可以說是生態農業的核心內容之一。我們知道，各種生產活動都會產生廢物，而生態農業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對這些廢物進行再利用，從而減少對自然資源的索取，并且也減少廢物對環境的污染。
對農業生產所產生的廢物進行利用，在我國已有悠久的歷史。在江南，農民很早就把廢物作為肥料加以利用，并且發明出了不少有效的利用方法。但直到明代中葉，這種利用方式基本上還比較簡單，亦即將一種農業生產活動產生的廢物，直接作為肥料而用于另一種農業生產活動。到了明代中期，精明的譚曉發明了一種利用廢物的新方式——把豬和雞的糞便作為魚的飼料。按照當時蘇州一帶的習慣，有魚糞便的淤泥，通常被罱取來作為稻、桑的肥料。因此譚氏的方法，體現出他的農場對某種廢物（豬和雞的糞便）進行了兩次利用。但是由于沒有明確的記載，詳情難以確知，因此我們只能說當時的廢物利用可能出現了新的方法，但是還不普及，而且也還比較單一。到了明末清初，從張氏方案來看，廢物再利用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張氏已明確地說把含有魚糞的池塘中淤泥，用來作竹、桑的肥料 [38] 。張氏在其他著述中，又講到用枯桑葉（種桑活動產生的廢物）作羊的飼料，用羊糞（養羊活動產生的廢物品）作為作種桑的肥料，而蠶沙（養蠶活動產生的廢物）又成為種麥和種豆的肥料。由于各種經營活動之間建立了一種連鎖關系，所以廢物得到多次利用。然而，大概是由于上述許多活動在當時已是人人皆知，因此張氏在其方案中未對有關的具體情況進行詳細說明。為了更深入地分析廢物再利用的問題，我們特把這些情況作一更全面的討論。
當時杭嘉湖一帶農業所產生的廢物，主要有四類，即：（1）人、畜（包括蠶、魚）的糞便，（2）農作物殘留物（如作物秸稭、枯桑葉等），（3）池塘和溝渠的淤泥，（4）田間雜草與池中水草。其中，有一些（第一、三類）可以直接作為肥料使用；另一些（第二、四類）則可作為飼料利用，轉化為糞便后又作為肥料使用。前一種利用是一次性的，而后一種利用則是多次性的。在明代中期以前，農戶養羊、養魚似乎還不普遍，所以對廢物的利用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多次性利用開始流行起來。而到了明末清初，多次性利用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了。下面我們就從養魚講起。
當時江南農民在水資源利用方面，主要方法是養魚。由于養魚利大，當時人把養魚列為畜牧養殖業之首 [39] 。養魚的方法，王士性說是“吳越養魚，……入池當夾草魚養之。草魚食草，鰱魚則食草魚之矢。鰱食矢而近其尾，則草魚畏癢而游。草魚游，鰱又覓隨之。……故鰱、草兩相逐而易肥”[40] 。而鰱魚的糞便最后又會和塘底淤泥一同罱起作為農田肥料，因此對于利用已經不止一次。但是如果把養魚與養羊結合起來，則利用次數還更多。這一點，明末徐光啟已作了明確的說明：“（羊）或圈于魚塘之岸，草糞則每早掃于塘中以飼草魚，而羊之糞又可以飼鰱魚，一舉三得矣”；“作羊圈于塘岸上，安羊每早掃其糞于塘中以飼草魚，而草魚之糞又可以飼鰱魚。如是可以損人打草”[41] 。
在張氏方案中，養魚和養羊均占有重要地位。張履祥說養魚應仿效湖州人，以草為飼料 [42] ，可知所養之魚主要是草魚。張氏在又說到“若魚登，每畝可養二三人，若雜魚則半之”[43] ，可知養的不止一種魚。由于是多種魚混養，可知使用的方法應即王士性所說的那種在江南普遍使用的方法。同時，由于張氏方案把養魚和養羊并重，因此在養魚和養羊時采用徐光啟所說的方法也是非常可能的。關于羊的飼料，張氏說“畜羊飼以草”[44] ，而據《沈氏農書》，當時羊的飼料除了草外，還有枯桑葉（作為過冬飼料），二者在飼料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大體相同，各占一半 [45] 。因此在張氏規劃的鄔氏經營中，枯桑葉先被用為羊的飼料，而后產生的羊糞被用作草魚的飼料，草魚的糞便又成為鰱魚的飼料，而最后鰱魚的糞便連同淤泥一同又成為桑地使用的肥料。這樣就形成了對枯桑葉的多次利用。
由此可見，在這個過程中，原為廢物的枯桑葉經過了五次利用，最后變成肥料，然后又開始新的一輪多次利用，從而形成了枯桑葉這種廢物的多次利用和循環利用。
此外，桑地生產出來的桑葉是蠶的飼料，而蠶產生的糞便（蠶沙），又是一種優質肥料。嘉湖農民通常把蠶沙與蠶吃剩桑葉梗、垃圾加入畜糞，一同下窖漚熟 [46] ，制成混合肥料，施用到田地中。這又形成了另外一個再利用的過程。
上述兩種對廢物的利用方式，比起以前將這些枯葉焚燒后作為草木灰肥來使用的一次性利用方式，都更加復雜，也更加科學，形成了一種對廢物的循環利用，從而大大提高了對廢物的利用程度。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對廢物的循環利用的基本機理是生物的食物鏈原理。游修齡說：“生物在自然界的長期演化過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約的食物鏈聯系，形成了分級利用自然資源的高效率的系統。現代把這種自然生態中高經濟效能的結構原理應用于農業生產，稱之為生態工程。生態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種就是物質能量的分級使用”。他還從“食物鏈的綜合利用”的角度，對明清江南太湖地區的“農田生態平衡模式”進行了分析，指出在這種模式中，“動植物生產和有機廢物的循環從田地擴大到了水域，組成了水陸資源的綜合循環利用。糧食生產方面實行稻麥一年兩熟，并在冬季插入紫云英綠肥、蠶豆等，其他肥料來自豬糞、河泥等，蠶桑方面利用挖河塘泥堆起的土墩種桑，用稻稈泥、河泥、羊糞壅桑；桑葉飼蠶，蠶矢喂魚，水面種菱，水下養魚蝦，菱莖葉腐爛及魚糞等沉積河塘底，成為富含有機質的河泥。羊吃草，過冬食桑葉，可得優質羊羔皮，等等。就這樣，把糧食、蠶桑、魚菱、豬羊等的生產組成一個非常密切的互相支援的食物網，使各個環節的殘廢部分都參加有機質的再循環，人們從中取得糧食、蠶絲、豬羊肉、魚蝦、菱角、羔皮等動植物產品，而沒有什么外源的能量投入。這是中國傳統農業中充分利用太陽能的高度成就”[47] 。而明清江南的生態農業就最好地體現了這個成就。
從現代生態學的原理出發來看，生態農業的基本原則包括 [48] ：
（1）以“食物鏈”原理為依據發展起來的良性循環多級利用原則。生物之間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一個生態系統中往往同時并存著多種生物，它通過一條條食物鏈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如按照食物鏈的構成和維系規律，合理組織生產，就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源潛力，節省資源且減少環境污染 [49] 。
（2）根據生物群落演替原理發展起來的時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則。根據生物群落生長的時空特點和演替規律，合理配置農業資源，組織農業生產，是生態農業重要內容之一。采用這種模式，可充分利用農業資源，使產業結構趨向合理，并保護好農業生態環境 [50] 。
（3）在生態經濟學原理指導下的系統調節控制原則。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生物為了繁衍生息，必須隨時隨地從環境中攝取物質和能量，同時環境在生物生命活動過程中也得到某些補給，以恢復元氣和活力。環境影響生物，生物也影響環境，受到生物影響而改變了的環境又對生物產生出新的影響。所以必須通過合理耕作、種養結合來調節控制生態系統，實現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51] 。
把這些原則運用到實際生產中，就形成了今天生態農業工程的模式設計。這種模式設計常采用三種類型，即：[52]
（1）時空結構型：采用平面設計、垂直設計和時間設計，在實際應用中多為時空三維結構型，包括種群的平面配置、立體配置及時間的疊加嵌合等。這種時空結構型包含山體生態梯度開發型、林果立體間套型、農田立體間套型、水域立體種養型和庭院立體種養型等。
（2）食物鏈結構型：模擬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結構，在農業生態系統中實行物質和能量的良性循環與多級利用。食物鏈模式設計通常采用“依源設模，以模定環，以環促流，以流增效”方法，通過鏈環的銜接，使系統內的能流、物流、價值流和信息流暢通。
（3）時空－食物鏈結構型：是時空結構型和食物鏈結構型的有機結合，即將生態系統中生物物質的高效生產和有效利用有機結合，把“開源與節流”高度統一，以求適投入、高產出、少廢物、少污染、高效益。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譚氏的經營主要是利用以食物鏈原理為依據發展起來的良性循環多級利用原則，因此可以說是食物鏈結構型的生態農業；而張氏為鄔氏設計的經營，所依據的則不僅是食物鏈原則，而且也是時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則和系統調節控制原則，因此應當說屬于時空－食物鏈結構型的生態農業。這一變化意味著江南的生態農業出現后不斷發展，逐漸演化出不同的模式，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由此而言，就近代以前技術水平而言，明清江南的生態農業可以說已經相當成熟了。
注釋
[1] 在此方面，最新也是最具概況性的著作為Jack Goldstone的《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Fall 2002.
[2] 在2002年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第13屆國際經濟史學會（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大會上，由李伯重主持、有10個國家經濟史學家參考的“18世紀與19世紀初期歐亞的農業勞動生產率”（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Eurasia）的專題討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3] 這種情況，集中地反映在克萊夫·龐廷的新著《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
[4] 路明為現代農業下的定義是：“用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裝備起來的農業稱為現代農業。其基本特征是：各種機器成為主要工具；石油電力成為主要能源；具備優良的農業基礎設施；電子、激光、遙感、信息等新技術廣泛采用；建立在現代科技上的科研、推廣體系完備；農工商一體化的服務體系完備；現代科學管理方法運用廣泛”。他為生態農業下的定義則是：“在現代化裝備的基礎上，運用生態學原理和生態經濟原理為指導，節約使用資源，減少能量輸入，適當減少化肥、農藥施用量，加環增鏈，多層次利用生物有機質，做到廢棄物資源化，物質循環再生，使農業不對環境產生污染，在為人民生產出健康、安全的農產品的同時，還能安排更多的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使農業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產業”。見路明：《21世紀現代生態農業展望》，刊于《中國農業科學》（北京）第34卷（2001年）。
[5] 孫敬水：《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選擇》，轉載于《中國經濟信息網》2002年11月28日。
[6] 曹東風與戈峰把1960年代以來出現的世界農業的各種新觀念、新模式，分為四種類型：一是完全不使用人為因素，而只是靠自然界中的自然因素進行病蟲草調節的回歸型農業（Regressive Agriculture），如現代自然農業（Modern & Natural Agriculture）、有機農業（Modern & Organic Agriculture）、無為農業（No-doing Agriculture）、生物動力農業（Biodynamic Agriculture）、素食農業（Veganic Agriculture）等；二是不使用化學農藥，但可使用生物防治制劑進行病蟲草防治的替代型農業（Alternative Agriculture），如生物農業（Biological Agriculture）、生態農業（Ecological Agriculture）、立體農業（Three dimensional Agriculture）等；三是以發揮自然控制為主，但可適量使用化學農藥的持續型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如持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低投入農業（Low-Input Agriculture）、低熵農業（Low-Entropy Agriculture）、生態經濟農業（Ecological Economical Agriculture）、綜合農業（Integrated Agriculture）、精久農業（Intensive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四是強調高投入、高產出，可大量使用化學農藥以取得顯著經濟效益的集約型農業（Intensive Agriculture）（見曹東風與戈峰：《面向21世紀可持續農業的植物生態保護芻議》（轉載于ipmchina.net/meeting98/）。
在上述這些農業形態中，與生態農業關系最為緊密的是有機農業，因此在一些文獻中，生態農業也稱有機農業。但是如阿爾鐵里所強調的那樣，有機農業并不是生態農業，因為有機農業仍舊是單一種植和原材料替代，用一些原材料取代另外一些原材料，與常規農業遵循著同一標準；而生態農業依靠的是農作物與動物相協作的結合關系，或者說是一種對原材料沒有依賴性的體系。此外，有機農業供應的是上層社會市場（實際上，美國的大多數有機農業只是一種商標，一種說明沒有使用有毒物質來生產這些產品的商標）。相反，生態農業以科學為基礎，實行一種關注社會公正、糧食安全和消除貧困的替展模式。見《生態農業的推動者》――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阿爾鐵里答墨西哥《標志》周刊記者問（轉引自《參考消息》2001年12月21日）。
[7] 侯向陽：《生態農業－－前景廣闊的現代農業》，刊于《中國特產報》2003年4月7日。
[8] 《農業名詞》“生態農業”條（轉載于chinapoultrysci.com/nymc/）；孫敬水：《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選擇》。
[9] 路明：《生態農業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刊于《人民日報》1999年11月25日。
[10] 阿爾鐵里把這種傳統農業知識成為“人種科學”，即“關于農業生產者的知識”。他指出：“所有土生土長的老農民都有一種宇宙運動觀。他們發展了一種體系，即大自然的分類并適應自然。人種科學就是研究這些農民的智慧。”阿爾鐵里強調：生態農業“不是具體技術”，而是原則，因為“是原則產生技術”。他所說的原則亦即前注中所引的“土生土長的老農民”都有的“大自然的分類并適應自然”的知識體系。見前引《生態農業的推動者》。
[11] 侯向陽：《生態農業－－前景廣闊的現代農業》。
[12] 即長江三角洲地區。在本文中，主要指杭嘉湖一帶。
[13]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England) & St. Martin’s Press， Inc. (New York， USA)， 1998.
[14] 最早指出這一點的是業師傅衣凌先生，他說：明代中期江南農村經濟中出現的新經營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圖把農業變成企業性的東西，并使用大量的雇傭勞動者”。見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63－64頁
[15] 李翊《戒庵老人漫筆》，中華書局（北京）1982年排印本，卷四“談參”條說：他所談的，其實是“淡參，實譚曉，常熟湖南人（原注：行三，參者三也）”。由于李氏所言本來自“邵北虞圭潔所撰”，而“北虞系同邑，不欲顯論之耳”。故作談參。
[16] 因此張履祥說“竊觀行素生前規劃，或者已有此意，恨不及與之論定也”。
[17] 陳確到鄔氏家，見到其家“周按桑田，閑閑十畝”。見《陳確集》，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文集卷九《暮投鄔行素山居記》。張履祥也說：“行素今年已種豆二三畝，善策也”。見《策鄔氏生業》，收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增補本），農業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177－178頁。
[18] 據鄔氏的師友陳確（同時也是張履祥的友人）所見，鄔行素生前與其子力耕養母，生活十分貧困（見前引陳確：《暮投鄔行素山居記》）。因此其境況只能屬于下等農戶。
[19] 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26頁。
[20] 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14、148頁。
[21] 事實上，如后所述，這種方案后來確實得到了廣泛的采納，成為江南許多地方小農經濟的特色。
[22] 李伯重：《“桑爭稻田”與明清江南農業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刊于《中國農史》（南京）1985年第3期；《明清江南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刊于《農業考古》（南昌）1985年第2期；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ch.3，4，5.
[23] 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16頁。
[24] 包世臣：《安吳四種》，光緒十四年刻本，卷二《齊民四術》第一農一上。
[25] 張履祥：《禱雨疏》，收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72頁。
[26] 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45頁。
[27] 李伯重：《“桑爭稻田”與明清江南農業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
[28] 高時杰：《桑譜》，收于汪日禎：《湖雅》，光緒六年刻本。
[29] 沈練：《廣蠶桑說》，仲昴庭輯補本，農業出版社（北京）1960年。
[30] 《楊園先生全集》卷六《辛丑與曹射侯》，見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64頁。
[31] 《荒政議上甘中丞》，收于咸豐《南潯鎮志》卷十九災祥一。
[32] 《陳確集》文集卷十五《投當事揭》。
[33] 張履祥：《策溇上生業》，見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79頁。
[34] 錢詠：《履園叢話》，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卷四水學圍田、浚池條。
[35] 李伯重：《明清江南蠶桑畝產考》，刊于《農業考古》（南昌）1995年第3期與第4期。
[36] 這種模式也被稱為“充分利用資源和空間的立體農業生態模式”。見前引路明：《21世紀現代生態農業展望》。
[37] 見前引《生態農業的推動者》。
[38] 張氏在此文中明確指出：“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他在《策溇上生業》中也說：“池中淤泥，每歲起之以培桑、竹，則桑、竹茂，而池益深矣”。
[39] 明代《致富奇書》(木村蒹堂本)“牧養致富”說：“養五牸之法：一曰養魚，二曰養羊，三曰養豬，四曰養雞，五曰養鵝鴨。五牸之中，惟水畜之利最大”。
[40] 王士性：《廣志繹》，中華書局（北京）1981年排印本，卷四“江南諸省”。
[41] 徐光啟：《農政全書》，石聲漢校釋本（即《農政全書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年，卷四十一牧養。
[42] 《補農書》總論說：“若以湖州畜魚之法，而盡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魚價復高，又無潰溢之患，損脊之憂，為利不亦多乎！……嘗見其鄉一叟戒諸孫曰：‘豬買餅以喂，必須資本；魚取草于河，不須資本。然魚、肉價常等，肥壅上地矣等。奈何畜魚不力乎！’”。見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32頁。
[43] 《策鄔氏生業》。
[44] 這里說的草，主要當指水草。詳前注。
[45] 《沈氏農書》蠶務（六畜附）。見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86頁。
[46] 參閱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2、15、16、17頁。
[47] 游修齡：《中國古代對食物鏈的認識及其在農業上應用的評述》。
[48] 以下三條，均見《農業詞典》“生態農業的三種模式”條（轉載于 suhome.8u8.com/paper/paper.htm）。
[49] 例如利用作物秸稈作飼料養豬，豬糞養蛆，蛆喂雞，雞糞施于作物，在這種循環中，廢棄物被合理利用，可減少環境污染。利用食物鏈組織生產的還有作物－畜牧－沼氣循環；作物－食用菌循環等。
[50] 例如為了讓農副業生產向空間或地下多層次發展，可在田間實行高稈、矮稈作物搭配種植，同時在田間的溝、渠、過道的空間搭設棚架，栽種葡萄、云豆等爬蔓作物；還可將種植植物和動物養殖搭配起來等。在時間演替上，可采用間作方式，在同一土地上種植成熟期不同的作物，以充分利用資源。
[51] 如果不顧這個規律，只顧索取，不給回報，便會使環境質量下降，資源枯竭。
第2篇：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范文
目前，雖然我國有較多鄉村在發展農業旅游，且不少具備了一定的規模。但較多都沒有進行合理的規劃和統一部署，特別是中小城市附近的鄉鎮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較多問題。
1．1旅游特色缺失
人們走出戶外是希望看見不一樣的田園景觀，體驗別致的田園生活。但是現有的休閑農業旅游項目缺乏特色，同質化比較嚴重。目前郊區推出的休閑農業旅游項目多是“看農家生活、吃農家飯、住農家院”，雖然這些都異于城市生活，但如果處處都一樣、次次都相同，也難以吸引游人，所以項目總體的競爭力和吸引力就會下降。
1．2旅游景點分散
目前，休閑農業旅游的模式多是小打小鬧，而且處于比較分散的自由發展狀態。所有的農業資源都分散在各自鄉鎮，缺少合作，各自為戰。同時景點的知名度尚未展開，這些都成為發展的瓶頸所在。
1．3規劃難以實施
旅游項目的前期投入較大，且成本的回收需要較長時間。在現今較多實施的項目中，由于資金問題，前期規劃的深度不夠，難以指導項目的實施，且缺乏宏觀意識和遠見。由于缺失規劃，各類用地參差不齊，必要的公共設施又比較簡陋，整體布局雜亂無章，鄉村道路建設缺乏遠見，整體風格難以形成，難以給游客留下好的印象。
2川店鎮雙店村休閑農業旅游規劃
2．1旅游基地概況
荊州川店鎮地處荊州古城西北隅，毗鄰荊門、當陽兩市。人文景觀奇特，享譽三楚。三國遺址、越王勾踐劍、虎座鳥架鼓就是川店悠遠而深淵歷史文化的見證。全鎮版圖面積164km2，耕地面積4930hm2，人口3．49萬。雙店村位于川店鎮中部，毗鄰川店鎮政府，被荊川公路貫穿，位于川店鎮政府確定的荊川線旅游服務經濟帶，是荊州城區到熊家冢的必經之地，地理位置優越。項目基地處在丘陵地區，地形有一定的高差起伏，地質地貌條件良好。基地內大部分為農田，中心有兩片較大的居民區，一片為原有的居民點，一片為還建小區，小區東北面有一片較大的水域。荊川公路沿線以及基地東南面有兩片較大的林地，整個基地被水渠環繞。荊州市旅游規劃將長江北岸的八嶺山地區及長湖地區作為荊州古城游覽區。主要景點有荊州古城、楚紀南城遺址、八嶺山國家森林公園、荊州水利文化景觀及沙市都市觀光風景。荊州城區的旅游影響將通過熊家冢的吸引作用輻射到川店鎮，將給川店鎮的農業觀光旅游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大力發展荊川線沿線的農業觀光服務，將使雙店村成為向觀光游客展示川店鎮新農村風貌的一個重要平臺，也成為去熊家冢旅游的一個休息娛樂場所。
2．2旅游開發策略
2．2．1文化策略川店鎮文化深厚、人杰地靈、享譽三楚。熊家冢的開發為川店鎮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旅游成為鄉鎮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和支撐點。熊家冢的旅游服務事業正在有條不紊地發展，一定能帶動周邊旅游的發展。川店鎮有香樟、土雞、鯉魚等一些深受老百姓喜愛的農村土特產。這些地方特色文化都為發展旅游創造了條件。
2．2．2環境策略休閑農業旅游具體類型較多，在規劃過程中力求打造休閑種植業為主題的現代農業觀光園。農業觀光園是一個集吃、住、玩、游、購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農村體驗園。而這些活動的開展需要一個充滿自然生態氣息的環境，因此優美環境的塑造是決定農業觀光園建設成敗的關鍵。園區環境的建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第一，保持原貌，適度改造。游客來到農村觀光，主要是來體驗農村生活的趣味，找到一種返璞歸真之感，因此，園區環境的塑造應該在尊重現狀的基礎上適度地進行改造，體現出一種原汁原味的農家旅游樂趣。雙店本身被開發改造較少，自然生態條件優越，在環境方面有巨大的優勢。第二，注重細節，突出創意。觀光園的檔次除了表現于自然景觀的整體效果外，更表現在一些細節之處，不論是花草的放置，還是亭橋的位置，都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景觀的設置需要注重創意，既能體現農村文化風貌又能激發人的創造力。第三，有機聯系，共生共融。每個區塊的環境要有有機的聯系，從一個景觀節點到另一個景觀觀節點要有銜接和過度，使游客舒適方便地穿梭于各個景觀流線。
2．2．3建筑策略從市域范圍來看荊州有著濃郁的歷史文化氛圍，三國文化和楚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已經融入了荊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著很高的文化認同感。從鎮域范圍看，川店鎮有熊家冢古墓，傳統文化同樣占主導地位，這些都決定了雙店村農業觀光園的建筑形制和風格應遵循古樸的原則。觀光園公共建筑的建造應當在尊重當地歷史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適當融入現代元素，避免過度的商業化削弱鄉土文化的吸引力。
2．3功能分區
規劃過程中，充分考慮原有地物地貌，借鑒現代休閑創意農業產業園的發展模式，規劃組織各個區塊的功能，使之有機聯系形成一個自然連貫的旅游流線。將休閑創意農業園區分為：入口接待區、有機蔬菜種植區、瓜果采摘區、林木觀光區、生態漁莊、民生民俗體驗區、新農村住宅區、農家樂餐飲區、傳統農業觀光區、精品農業生產區等10個區塊。在毗鄰荊川公路的地方設置入口接待區。在進入觀光園中心的主要道路兩邊設置瓜果采摘區。在原來有林地的位置設置觀光林業區，有水塘的地方設置生態漁莊。對原來住宅集中的地方進行適當地裝修改造，設置民俗民生體驗區。將觀光園末端的住宅區修建改造成休閑農家樂餐飲區。荊川公路另一側的大片農田區域設置成傳統農業觀光區和精品農業生產區，作為二期發展備用地。
2．4效益分析
2．4．1生態效益規劃的實施對于基地的生態環境保護與改善有明顯的作用。特別是生物物種共生模式及生物能多層次再生利用模式在蓮菜種植中的運用，將對規劃區內部整個自然生態系統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既豐富規劃區內的生物多樣性，又有利于周邊山水等自然要素的保護與利用。同時，通過生態農業與旅游服務的聯動開發，推動規劃區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為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改善提供條件。
2．4．2經濟效益無論是生態農業經營模式，還是旅游服務業發展經營模式，都是適合規劃區整體經濟發展的合理選擇。通過生態農業的發展，將有效地解決規劃區產業結構升級的現實問題，提高單位土地的經濟產值；同時旅游服務業的發展豐富和提升規劃區的產業結構，成為規劃區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器，為規劃區帶來更多的產品效益，也為當地村民增收帶來可靠保障。
第3篇：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范文
事實上,荊州市如桃花村般發展成熟的都市農業并不多見,與桃花村相比,很多發展中的都市農業由于前期經驗不足、選址不合理等因素在激烈的同質化競爭中不幸夭折,都市農業的發展應跟隨經濟發展的腳步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荊州市都市農業發展應秉承“以農為本,貼近生活,發展楚都文化”的新型都市文化理念;以“戰國”為魂魄,突出特色,發展有特色的都市農業旅游產業;以“融合”為途徑,農、旅結合,發展產業化的都市農業項目;以“環保”為前提,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發展低碳化的都市農業。同時,在湖北構建世界現代衛生城市的背景下,都市農業的發展也必須體現“自然生態、城鄉一體”的概念,即實現促進農民就業增收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體現促進農村發展、惠及農民生活、融通城鄉一體、服務大眾社會的核心理念。荊州市政府采取多種措施和手段推動荊州市都市農業的發展,為實現未來荊州市都市農業的轉型升級,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繼續深化改革創新:
1.1荊州市都市農業人才轉型培養升級方案
高素質人才是荊州市都市農業的升級的重要支撐,荊州市都市農業人才培養的轉型升級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開展:一是轉變觀念,積極引進人才。人才的教育與培訓需要得到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通過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提高荊州市服務行業人員的素質,從而提升荊州郊區旅游農業服務業的整體行業素質。都市農業的經營者和企業也要摒棄傳統家庭經營觀念和守舊思想,加強自身學習和參觀培訓,從根本上提升都市農業整體行業的創新意識和學習意識;
1.2荊州市都市農業市場轉型升級方案
都市農業已經成為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項產業。面對復雜的市場形勢和多元化的市場需求,荊州市都市農業市場的轉型升級主要側重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市場的基礎性拓展。目前荊州市都市農業的市場覆蓋程度低,產業規模較小,遠未不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市農業的產業規模。在市場的基礎性拓展上,荊州市應該著重于營銷合作模式,推動荊州市乃至整個湖北省的都市農業市場由“區域化競爭”向“區化域合作”的轉型,從而實現市場資源共享、人才交流提升的共贏局面;二是深入和細分市場的營銷。荊州市需要深入研究湖北省都市農業產業的市場需求,根據市場的不同需求設定不同的營銷方案。針對湖北省荊州市的楚都文化、關公祠堂、三國爭霸等歷史文化類旅游產品,著重擴展湖北省周邊的消費者,針對節假日休閑、旅游團等大型散客為主設置相應的與旅游風格結合的都市農業活動,積極發展營銷合作組織,形成統一協調的市場,順應信息化和網絡化的潮流,進行網站建設和在線服務。
1.3荊州市都市農業產業化轉型升級方案
荊州市都市農業的發展應置于湖北省都市農業發展的大背景下,實現湖北省農業經濟的統籌發展,在實現湖北省農業產業的轉型升級的前提下,實現荊州市都市農業的大發展。在發展荊州市都市農業的同時,將旅游業、農業、飲食產業、交通業、房地產業、環保產業等產業融合貫通,形成共同良性發展的局面。在荊州市大力發展花園城市、黃花菜基地、鄂菜產業化基地、中部花鄉等現代農業產業化項目的同時,抓住荊州市的都市農業的發展機遇,借助其他產業發展的“東風”,使荊州市的都市農業大力發展;在發展荊州市都市農業的同時,重視產業鏈的強化發展,大力推廣創新思維,以生態都市農業為優先,合理配置其他相關資源,建立旅游———文化———娛樂完整的產業鏈,實現都市農業在產業鏈上的完善和創新;將引進旅游和農業項目作為實現手段。荊州市引進了魚米之鄉、關公祠堂、中國戰國文化博覽園、楚都文化探秘之旅等大型推廣項目,應充分利用這些項目的帶動和示范作用,整合產業內要素資源。
第4篇：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范文
關鍵詞：能源；探討；農村；通泉鎮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rural energy development in Tongqua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in rural area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guidance, awareness raising, local conditions, steadily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ergy and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strengthen management,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operating, improving energy utilization, take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ergy.
Key words: energy; explore; rural areas; Tongquan
中圖分類號：P75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前言
發展農村新能源是建設新農村的重要內容，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建設新農村的目標。發展農村新能源，對于滿足農民生產生活用能需求、增加農民收入、繁榮農村經濟、優化農村環境、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農村文明程度都具有重要意義。為實現我國在2020a年農村全面達到小康水平，持續發展農村能源工作勢在必行，特別是針對當前農村青壯勞力大部分外出務工，老弱、病殘、幼兒留守農村的實際，發展方便、安全、高效的農村新能源尤為重要。
2通泉鎮環境狀況
2.1地理概況
通泉鎮是馬龍縣縣城駐地，位于云南省東北部，曲靖市近郊，地處東經103°16′-103°45′，北緯25°08′-25°37′之間。距昆明市113km,距曲靖市22km,老國道320線、昆曲高速公路、沾昆鐵路貫穿全鎮。地處珠江、長江水系源頭地區。全鎮國土總面積27717 hm2，有林業用地10162.6 hm2，占土地總面積的55．90％，森林覆蓋率39．15％。海拔1980-2060m。
2.2社會經濟狀況
通泉鎮轄2個城鎮社區， 5個社區居民委員會和5個村民委員會76個村（居）民小組。總戶數14793戶，總人口48259人，其中：農業人口33558人，占69.53%；非農業人口14701人，占30.46%；人口密度221人/平方公里。總耕地面積2043.9 hm2。
通泉鎮是高原山區鄉鎮，以農業為主，2011a全鎮農業生產總值達1.89億元，財政總收入達到1.2億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818元，近年來隨著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效益農業取得了可喜成績，其中畜禽養殖業在農牧漁業產值所占比重達37.2%，農村城鎮化的發展，新農村的建設，廣大農民群眾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
2.3污染情況，對農村生態環境的影響
在經濟發展和農村城鎮化進程加快的同時，也給通泉帶來環境污染。污染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2.3. 1畜禽污染物排放量增大且管理相對滯后。糞便和污水工程處理率僅為12%和1.6%。
2.3. 2農村生活污水產生量100000t左右，處理率幾乎為零。
2.3. 3化肥、農藥使用量大，平均達440kg?hm-2；農藥使用量平均達17.2kg?hm-2。
2.3. 4秸稈、煤碳、薪材的大量使用，平均每年達30000t左右。
2.4污染物的增加給農村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2.4.1嚴重影響水環境質量。畜禽養殖污水和生活污水絕大多數就地排入坑塘和河流，農田化肥的流失等導致水體富營養化，甚至發黑變臭；井水、地表水作為部分村小組飲用水水質超標，危害人體健康。
2.4.2影響耕地質量。長期過量施用化肥，忽視有機肥、土壤、承載壓力過重，造成土壤養分失衡，地力下降。
2.4.3危害環境安全。農藥的不合理使用，導致農產品農藥殘留量增加，嚴重危及到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影響了農產品的銷售，破壞了生物多樣性。
2.4.4秸稈的田間焚燒，棄于河道，煤碳、薪材的燃燒加大了生物質燃燒排放量。生態環境的惡化已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通泉能源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3.1農村能源對經濟發展、污染情況等的影響和作用
“過日子離不開柴米油鹽”……燃料是農民生存的首要問題。現在每年消耗木柴量的40%―50%都是燒柴用掉的，若利用沼氣、太陽能、省柴節煤、商品能電、液化氣等，不僅解決農民的燒柴問題，也能大面積地保護森林，減少上山砍柴、割草之勞，日常炊事也不再受煙熏、火燎之苦，降低了勞動強度，同時高效、清潔能源的利用，使農民從傳統的生活方式向健康、文明、衛生的生活方式轉變，有利于通泉鎮新農村的建設，有利于優化農村生活環境質量，提高農民健康水平，改善農民精神風貌。如利用沼氣技術治理人畜糞便、生活污水能消滅糞便和污水中90%以上的病菌，改變農村糞便、垃圾任意堆放的狀況，使有機廢棄物達到無公害處理，資源化利用。解決農村生活環境臟、亂、差的問題。使過去那種“燒柴做飯煙熏火燎，蒼蠅蚊子滿庭院”的狀況不復存在。對改善農村環境衛生，減少生物質燃燒量排放，降低污染，提高農村居民健康水平保護生態環境，增加收入具有不可低估的貢獻。圖式如下：
電、液化氣、太陽能等利用省柴節煤
沼氣發酵池利用人畜糞便、生活污水無公害處理資源化利用
3.2 能源現狀
農村能源利用現狀：太陽能有2100戶約占14.2%，沼氣有3500戶占23.7%，省柴節煤有12575戶占85%，商品能源利用電（照明）占99%，液化氣、燃油等分別占8%和9%。目前通泉農村生活用能（炊事、取暖）以及農產品加工（烤煙葉）主要用電、煤炭和薪柴。能源利用設施沒有除煙、除塵等措施，如部分農戶生活用灶的設計不合理，進行炊事時，大量煙或煤氣充滿整個房子，煙熏氣嗆火燎，影響人的身體健康，烤煙葉的烤房多為老式烤房不但煙葉烤的質量不好，大量煙、灰給大氣帶來了污染。且除煙除塵措施滯后，煤渣、生活垃圾亂扔等產生了大量的環境污染，對通泉鎮自然生態環境構成了新的威脅。
3.3能源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3.3.1經濟貧困，生態環境惡劣，生物質的過量消費，形成植被破壞，使通泉鎮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部分沙化，土壤有機質含量降低，生態環境惡化；
3.3.2能源消費的規模小，低效率，高排放，能源利用設施絕大部分沒有除煙，除塵等措施；
3.3.3缺少技術的幫助和支持，缺少經濟分析和決策的幫助；
3.3.4缺少節能減排，發展再生能源資金的支持；
3.3.5農民對環境破壞更為直接，普遍沒有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措施和意識。
4通泉農村新能源開發
4.1 注重實效、 以點帶面、樹立典型
貧困往往是與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有關，農村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如何提高農民意識，保護生態環境，有效利用能源，改善農民精神風貌，促進農村文明進步，實現農村生活用能高效化、清潔化。通泉鎮新田村馮小平，一家四口于2001a建了一口8 m³的沼氣池，產生的沼氣能滿足做飯和點燈照明的需要，利用沼液沼渣生產的無公害農產品很受市場歡迎。楊官田村楊留德搞農家樂生態園建設，以再生能源為紐帶，將豬圈、廁所、養殖、菜地、果園等連在一起，形成了能源綜合利用，每年實現收入100000元左右。
4.2因地制宜，穩步推進，提高農村能源利用效率
結合實際，因地制宜，準確客觀的分析通泉鎮經濟發展優勢，采取科學決策的方法，穩步推進，在能源建設中抓住機遇，爭取時間（如：沼氣建設在雨季增加投入和技術難度等）搞好規劃，穩步實施，對轄區內養殖大戶、煙葉烘烤等高能耗農產品加工業加速節能減排技術改造，把改進用煤用柴工藝，發展潔凈煤和節煤技術，提高煤炭利用效率，減少廢棄物排放主要位置，進一步開展農機節油的技術改造，提高電力系統的安全性、可靠性，推動各種節能電力設備和線路改造，鼓勵農民多用電，不斷提高商品能利用效率和再生能源利用效率。爭取政府部門在制定政策、資金投入、項目建設等方面給予傾斜和必要的扶持。爭取更多的惠民政策，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農民對資源，能源的合理利用，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損害。使通泉鎮的能源發展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太陽能是無污染的清潔能源，具有廣闊的開發前景，而沼氣技術是使農村養殖業有機廢棄物達到無公害化處理，資源化利用的最佳途徑，太陽能利用工程技術和沼氣工程技術應作為通泉鎮農村用能重點項目來抓。
4.3開發農村能源適用技術，抓好技術培訓，科學規范操作。
根據通泉鎮用能的分散、小型的特點，研究引進開發適合的先進適用，堅固耐用，維護方便的技術，對有發展前景的能源技術（主要指再生能源）通過示范擴大推廣應用范圍，對于技術成熟具備商業化的技術及時引入通泉市場。通泉鎮在“全國大建沼氣運動”時曾建過部分沼氣池子，當時由于建池技術不成熟，設備落后，建池技術不規范，產氣率低，效果不理想，結果成了“找氣池、廢料池”，對能源利用不高，發揮不了應有的效益，而且損失了一定的資金、人力和物力，錯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如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強技術員和相關人員的技能培訓，提供技術的幫助和支持，進行科學試點示范使之不斷完善顯得尤其重要。建立能源供應的保證機制，提高服務質量，把好質量關，科學規范操作，把相關知識，技術傳授示范給農戶，讓農戶積極參與，掌握技術，更有效地開發利用農村能源。讓農戶通過技術的培訓、學習和實踐，學到先進的農村能源生產管理技術，利用現代化技術開發利用農村再生能源，提高農戶學科學用科學的熱情，致富意識增強，致富能力得到提高。
4.4加強管理，注重效益
“三分建，七分管”說明能源建設發展過程中只有進行科學的日常管理，才能保證穩定均衡的能源供應。在能源管理上可考慮：從能源、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采取綜合管理措施，改善能源供應和保護生態環境，統一對能源產品進行招標和集中采購銷售，以免偽劣產品混入農家，給農戶帶來經濟上的損失。對能源建設的技術人員進行專業化管理，避免能源建設的盲目性。對能源建設供應的保證機制進行物流化管理，緩解農村能源短缺的矛盾。專人管理與農戶管理相結合，對農戶要提倡誰建、誰受益、誰管，有效利用能源，延長部分能源設施使用年限。如省柴節煤灶，只建不管，在管理中不定期清掃不及時維修即使再好的灶，也不能持續發揮節能省時的效果。目前，通泉鎮有林業、扶貪、農科等多部門建沼氣，鼓勵農戶建沼氣的政策不一，補助有多有少，建池模式有三種，農戶形成誰補助的多就建誰的，給通泉鎮沼氣推廣帶來不利因素。政府部門應加強對轄區內沼氣建設進行統一管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地制宜科學發展，讓想建沼氣、會用沼氣的農戶擁有一口產氣、安全的沼氣池。
4. 5能源與生態農業、家園、環境
4.5.1能源與生態農業、家園、環境有機結合
以戶為單元，把院落、廚房、豬圈、溫室、沼氣池、太陽能、電、菜地、果樹、農田、畜禽養殖進行綜合配置。實施“豬、沼、作物”，“器、氣、池”等多種生態家園富民模式。即以養豬專業戶為單元，建一口沼氣池，周圍有相匹配的農田、果園，屋頂安裝太陽能，農戶使用沼氣點燈照明和做飯，廁所、大棚等有機組合或畜禽養殖，液化氣、太陽能、發酵池、農田、菜地等有機組合。
實施能源與生態農業、家園、環境相結合的特點：利用沼氣發酵得到無公害化，減量化處理的糞便污水。用沼液、沼渣種果種菜種花，不但增加產量，還提高質量，節省了農民買化肥和農藥的錢，又使生產的農產品達到無公害的標準，提高農產品銷售率。利用沼液、沼渣在大棚內種植反季節蔬菜，房屋頂安裝太陽能熱水器，農戶使用沼氣做炊事，把太陽能熱水器、沼氣、生活污水處理集成在一起，不僅為農戶提供環保能源，提高農民生活質量，而且實現了污染物零排放且糞便污水得到資源化利用，生活污水處理后達標排放，大大改善農村環境衛生狀況及利用省柴節煤工程，液化氣、電、其它節能技術等，逐步減少對大氣、水體和土壤的破壞污染。使土地、太陽能和生質質能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引導農民改變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形成農民家庭基本生產生活單元內部能流和物流的良性循環，達到家居溫暖清潔化，庭院經濟高效化和農業生產無公害化，保護生態環境，獲取最佳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能源工藝流程如圖：
生物及其他養殖業 果品保鮮
飼料作物沼液、沼渣沼氣池沼氣照明煮飯
農作物果園魚塘廁所浴室
太陽能
4.5.2 能源與生態農業、生態家園相結合實例
通泉鎮大海哨村陳德飛戶有存欄豬9頭，日排放糞便污水0.055t，2001年建了一口8 m³的沼氣池。沼氣池產氣后解決了他家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用能需要，按每戶每天燒柴7千克，照明0.5千瓦時電計算，使用沼氣后，一年下來，節約生活用能開支1000元左右。利用沼液沼渣喂豬，豬貪睡，長膘快，6個月就可以出欄，每年可出欄兩批豬，每頭豬可獲得100元以上的純利潤。余下的沼肥用作附近的果園5畝桃園的有機肥，相當于代替70%化肥的施用量，平均1畝的果園可以節約化肥，農藥約200元；同時，桃的品質明顯提高，增產25%左右。2003年安裝了太陽能熱水器1臺，四季均可用熱水洗澡，改善了衛生條件，減少了用薪柴、煤等能源，而且生活污水經沼氣池處理后，達標排放。據調查沼氣戶和非沼氣戶比較，消費煤每年少66%左右，薪柴少58%，秸稈少87%左右，減少煤灰，生物質燃燒排放量以及對地下水源的污染。經實際測試連續施用沼肥3年，土壤有機質含量增加0.39%，全氮增加0.05%，土壤容重減少0.2g/cm³，孔隙度增加6.6%，土壤微生物活躍，保水抗旱性能高。
大菁苗族村44戶，2000年全建（改）為省柴灶、節煤灶后，各戶屋里暖和干凈，火好燒，柴和煤用得省，據調查省柴灶替代老式灶可提高熱效率達30%―35%，一個省柴灶可節省燒柴30%―40%，高于1畝薪材的產量，即省柴又提高了火力，一戶四口之家每年飲事和取暖按2t來計算等于3畝山林的薪材，44戶使用省柴灶后可節約用柴0.6t―0.8t，保護了9畝―12畝的山林，大菁村森林得到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5小結
在通泉鎮農村，開發適合的農村能源技術和產品，推廣各類能源、生態環境模式建農村生態農業，對促進通泉農業、林業經濟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沼氣、太陽能等高效能、清潔能的利用使農民從傳統的生活方式向健康文明、衛生的生活方式轉變，使農村人畜糞便、生活污水得到無公害處理資源化利用。使農民從過去燒桔桿等原始燃料改為使用優質氣體燃料，同時帶動了廣大農民從單純農業生產轉向集種植、養殖、林果及林農產品加工為一體的生態農業，從而加速農業生產的發展，加快廣大農民脫貧的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創造出顯著的社會、生態和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1〕苑瑞華《沼氣生態農業技術》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
〔2〕《生態家園富民計劃科普連環畫冊》中國農業出版社農業部科技教育司編繪2002年
第5篇：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范文
論文摘要：當前，制約“三農”問題解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農業資金的短缺，解決這一問題離不開資金的支持，都需要農村金融這一經脈的暢通。西北地區是我國“三農”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也是農村金融問題的典型地區。如何針對西北地區農村金融機構進行有效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從根本上解決當前西北地區農村金融中的突出問題，不能局限于對當前農村金融體系的小修小補，必須從農村金融體系的整體著眼，重新對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進行功能定位和調整。推行全面的農村金融改革，完善西北地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一、農村信用社的改革與小額信貸
農村信用社是我國農村金融組織的主體，是農村金融的主力軍。所以，改革和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應該從農村信用社開始，使其成為真正的農村金融主力軍。
1．農村信用社的職能定位和產權制度改革
現有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和發展，原則上應根據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信用社自身的經濟實力考慮其可能的發展方式。為此，中央銀行應制定相關的轉制標準，以規范其改制。一般來說，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如：西北各大城市郊區，農村信用社的勢力較強，對這些信用社的重組，取消兩級法人制度，將若干經濟、金融發展水平相近的信用社合并組建、轉變為地域性農村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與目前西北地區城市商業銀行的改造類似，可能是一種可行的和合理的選擇。
對廣大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的農村地區而言，如果農村信用社實力較強，可參考上述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做法，按照自愿選擇的原則，重組為商業銀行。貧困地區信用社的業務主要應是支持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和脫貧工作，帶有政策性業務的成分。因此，它們的出路可以是：轉變成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或互助式信用社，或轉制成國家政策性銀行即農業發展銀行的基層網點機構。當然，后一種做法的前提之一是農業發展銀行應將國家政策性長期融資、短期融資和扶貧等政策業務完全擔當起來。此外，可以考慮降低或者取消貧困地區農村信用社農戶儲蓄存款利息稅，減征或免征貧困地區農村信用社城建稅、房產稅和土地使用稅。人民銀行西安分行與陜西省政府在陜西省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進行了財政貼息政策的有益探索，三年來財政共為農戶小額信貸貼息1000萬元，帶動信用社小額信貸、聯戶擔保貸款、農民自身投入和龍頭企業投入的資金達1.88億元，使示范區62.8%的農民直接受惠。
2．以擴大農村信用社浮動利率改革試點為契機,加快農村利率市場化進程
鑒于農村地區資金短缺，儲蓄成本、貸款和管理成本都較高的情況，應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范圍。2004年10月28日，央行取消貸款利率的上限，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貨幣政策手段。根據世界銀行研究表明，要實現農村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利率就必須能夠覆蓋儲蓄和貸款的管理成本、行政成本、違約成本、機會成本等。如果不推行貸款利率市場化，各正式金融機構、非正式金融機構，相互之間就不能展開充分的競爭。另外，根據當前存款利率市場化試點經驗，小幅度放開存款利率是無風險的，因為金融機構的變相高息吸儲在許多地方已經是公開的做法，農戶和企業可以直接從中受益。據統計，到2004年9月末我國最早進行信用社改革試點的8個省市農村信用社的資本充足率為7.38%，比改革前大大提高。
3．大力推行小額農業貸款
小額農業貸款，大有可為，這是很多農村信用社用實踐得來的經驗。國家在農村最主要的兩項金融政策是信用社小額信貸和支農再貸款，這正是通過信用社來執行的。2002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必須高度重視農民增收問題，并要求農村金融部門要改善金融服務，要求信用社“積極推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方式”。農村信用社全面推行農戶小額信貸意義重大，它將促進信用社端正經營方向，轉換經營機制，豐富信用社的真正內涵和完善其體系，而且有利于緩解農戶貸款難問題，有利于抑制高利貸，促進農村金融發展和社會穩定。《金融時報》2002年1月22日報道，西北五省區農村信用社到2001年末，共發放給農戶貸款244億元，開辦小額信貸的農村信用社占五省區信用社總數的68%，開辦聯保小額信貸的占總數的39%,這兩種貸款合計余額為39億元，本息收回率平均在85%以上。加大對農戶小額信貸的支持和服務，是一個積極的、可喜的趨勢。
二、加強農業發展銀行政策性支農的作用
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市場機制下的“市場失靈”將使農業這個弱質產業和基礎產業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國家必須采取措施加以保護，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實施保護是重要舉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在目前西北農村經濟發展面臨極大困難的新形勢下，應該加快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改革，充分發揮其作為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
1．完善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籌措渠道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應逐步減少對中央銀行的依賴，改變目前資金來源渠道過窄且不穩定的現狀，逐步拓寬融資渠道。其一是增發農業金融債券，從金融市場籌集資金。發行金融債券是規定中農業發展銀行資金來源的主要部分。為了保證農業發展銀行債券的順利發行，可以考慮規定商業銀行存款增長的一定比例或者強制要求保險公司的一部分資金必須用于購買農業發展銀行的金融債券，并由中央銀行予以保證。其二是允許農業發展銀行公開向社會發行中長期農業開發建設債券，籌集個人、企業手中的大量社會資金。其三是將郵政儲蓄機構從農村吸收的存款通過中央銀行劃歸農業發展銀行使用。其四是把國際金融機構，特別是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和亞洲開發銀行對我國的農業貸款項目和扶貧開發貸款，統一由農業發展銀行進行轉貸。其五是統一國家支農資金的管理，特別是國家預算撥款用于農業的資金和其他用于發展農業的專項基金，都必須存入農業發展銀行。
2．擴大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范圍
目前，農業發展銀行應在繼續支持糧食企業按保護價收購糧棉油等主要農副產品的同時，通過農業政策性貸款的信貸投向，在農業產業布局和農業區域布局上對農業發展進行重新規劃與調整，達到幫助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農業發展銀行尤其要擴大農業開發貸款，把主要力量放在增強農業發展后勁上，使農業發展銀行真正成為農業“發展”銀行。
第一，農業發展銀行的支持重點應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擴大對農業生產環節的貸款。一是支持以農田水利建設為中心的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特別是西北農村干旱地帶的農田水利基礎建設。二是支持農業產業化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注重支持西北各地有地方特色的農產品項目。三是作為信貸扶貧的主力軍，農業發展銀行應對西北貧困地區的各種扶貧經濟實體進行支持，特別是那些既和本地資源相結合，又能吸納大量勞動力就業的資源開發型和勞動密集型的企業。
第二，強化對農業服務領域的資金支持，尤其是對農業科技開發和推廣的資金支持，為農村經濟發展插上科技的翅膀。農業發展銀行首先應為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農業開發組織等提供資金支持。西北農村地區嚴重缺乏科技人才，通過科技教育投入，為西北地區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培養一大批科技帶頭人和合格勞動者。其次，根據市場需求信息，對具有比較優勢和發展前景的西北地區新、優、名、特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給予大力支持，并通過加大對農業科研經費與農業科研成果鑒定轉化的政策性信貸投入，提高農業科技進步在農業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品質和市場競爭力。
第三，支持農村生活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主要是以公路、電網、供水、通信為重點的農村生產生活設施的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可以大大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促進城鄉平衡發展，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提高農村社會化、現代化建設水平，而這種環境的變化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資金、項目，使農村的農業和非農業都得到迅速發展，農業發展銀行可以分享到農村發展帶來的好處。
第四，支持西北地區農村的生態建設。加大農村能源生態農業示范工程建設以及生態資源保護的投資力度，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加快水土整治，退耕還林還草，防風固沙，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中國農業銀行的改革要支持農業發展
中國農業銀行的改革應該著眼于支農，為了滿足西北農村地區的金融需要，就應該從三個方面加以改進：首先，由于西北地區農業的明顯弱質性和“三農”的特殊性，完全商業化的正式金融機構必然不能夠滿足農村的金融需求。因此，主要為“三農”服務的中國農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就不應該與其他國有商業銀行采取相同的模式，必須是“有限度”的商業化，即中央銀行把中國農業銀行的贏利性指標壓低，以便于補貼其從事“三農”業務所帶來的必要虧損；另外，中央銀行還可以設立專項貸款，作為支持中國農業銀行的信貸資金。其次，中國農業銀行應該切實建立恰當的激勵約束機制，加強對農村經濟主體的信息掌握，增強對農村經濟主體的貸款力度。第三，要完善和規范中國農業銀行設在縣及縣以下農村經營網點的金融服務功能，取消單純吸儲的網點。
在農村金融與經濟的漸近式改革中，只有充分認識到農村金融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抓住我國市場化改革這條主線，才能使農村金融和西北農村各項改革更加有效。農村金融發展，需要社會方方面面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保護農業，發展農村，增加農民收入，才能夠共同建設一個全面小康的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王桂堂.農村信用社改革發展的制度經濟學分析[J].經濟經緯，2003,4:45-47.
[2]宋維佳.我國西部地區投融資策略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3,12:56-58.
第6篇：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范文
一、自然資源在農業發展中作用的再認識
自然資源作為一種投入要素,在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前,主流經濟學理論基本上忽視了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盡管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曾討論過自然資源(主要是土地)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但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眼里,各種自然資源之間、自然資源與人造資本之間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且技術進步可以解決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因此,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長期沒有給予自然資源應有的重視[1]。在這些主流經濟學經濟增長模型中,經濟增長稀缺的要素或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要不就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哈羅德—多馬模型和舒爾茨人力資本理論),要不就是技術(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制度(制度經濟學),其隱含的假定為自然資源是不會稀缺的,而且在將來也不會稀缺。它們關于長期生產和消費的宏觀經濟模型很少提及環境和資源[2]。生態經濟學家H•E•戴利(Da-ly)曾指出,這種傳統經濟學的根本錯誤在于把經濟看做是不依賴于外部環境的孤立系統,自然似乎是無足輕重的,教科書中關于發展理論的章節都是以新古典生產函數為依據的。在這里,生產只是表示為勞動與資本的函數,資源和環境被完全排斥在外。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索引中,你幾乎找不到“環境”“自然”和“污染”等詞條。在許多環境和資源經濟學家看來,傳統的經濟學原理是只適用于開放性地球的(即認為地球既可無限地供給人類用于生產的物質,又可以無限地吸納廢棄物)。在這種開放系統下,人們就像美國西部開發中的牛仔,面對無邊無際的草原,可以盡情地消費,不考慮資源的耗費和廢棄物的吸納,博爾丁(Boulding)形象地稱之為“牛仔經濟”。但地球物質系統實際上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就像一只孤立的宇宙飛船,它的生產能力是有限的,他形象地稱之為“太空人經濟”。在太空人經濟中,資源的輸入和廢棄物的輸出是受到限制的,因此,量度經濟成功與否的標準不是生產和消費更多的產品,而是維持整個自然資本[3]。戴利也把經濟增長看做是將自然資本轉化為人造資本的過程。人們之所以將一部分自然資本轉化為人造資本,主要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他認為隨著這種轉化的進行,自然資本日益從相對豐裕變得稀缺,成為經濟增長的限制性因素。人類經濟應該進入“穩態經濟”,更多地投資于自然資本,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4]。在非農產業部門自然資本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被人造資本所替代,在農業生產領域,自然資源稟賦則一直是決定農業生產水平的重要因素。雖然當今發達國家的農業已經成功實現了由“以資源為基礎的農業”轉變為“以科學為基礎的農業”,借助于科學知識和工業投入,成功地突破土地自然肥力的制約從而提高農業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擺脫了自然資源耗竭的陷阱,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農業仍然停留在傳統農業的階段,農業技術還沒有根本的突破,自然資源不能有效地被人造資本所替代,土地等自然資源仍然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普遍和最有約束力的限制。分析中國的“三農”問題,首先要分析中國農業生產的自然資源稟賦條件,而不能像傳統經濟學理論那樣,把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自然資源稟賦看做是既定的因素而忽視其作用。
二、人均農業資源短缺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制約
中國在比較早的歷史時期平原地帶的人口密度就比較高,這種高密度的人口之所以出現,與傳統的婚姻家庭模式以及傳統的地產繼承習俗有關,當然也與封建時代的國家政策有關。中國戰國時期的各個諸侯國國君以及當時的許多思想家就意識到人口眾多是國家強大的保證。正如《管子》中所言:“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齊國在齊桓公時期有男子20必婚、女子15必嫁的法令。越國的勾踐也頒布過類似的政令,如家有30未娶的男子、17未嫁的女子,父母會被判有罪,多育子女的家庭則可獲得獎勵。到秦代,中國確立了中央集權和小農經濟的結合體制的牢固的地位,秦代以后的各個朝代基本上執行著相同的政策,每個朝代在建立初期都試圖遏制大土地所有制,并扶持小農經濟。其結果是人口數量相對較多、密度較高,形成以種植作物為主、耕織緊密結合并大量投入勞動力進行精耕細作的小規模家庭農業。特別是自明清代開始,這種趨勢日益明顯。中國人口明代時曾高達1億左右,清中葉飛躍發展,乾隆當政的60年間,連續突破2億、3億大關,道光年間發展到4億。盡管在近代中國由于連年戰亂,人口增長有些起伏波動,但人口大國的地位仍然得以確立。1949年后,由于醫療技術的進步和營養健康狀況的改善,加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和免費教育制度使家庭生育成本外部化,大多由社會來承擔,從而使生育的經濟約束趨于消失。中國人口從1952年的6.5億急劇增加到1978年的9.6億,使清朝以來本已嚴重的人地矛盾變得前所未有地尖銳。目前,中國已經成為農業人口密度(耕地上承載的農業人口數量)最大的國家之一,無疑也是世界上農業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之一。以耕地資源為例,目前中國人口已超過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從國際比較來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供的數據,中國2003—2005年農業人口密度為5.5人/公頃,而世界平均農業人口密度只是1.7人/公頃,發達國家則僅有0.1人/公頃(見表1)。再以水資源為例,中國水資源總量為2.81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占有水資源量為2200立方米左右,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被列為13個貧水國家之一,在世界153個國家中排在第121位。而且,全國各流域水資源狀況南方和北方差異巨大,北方耕地面積占全國的59.6%,人口占44.3%,而水資源量僅占14.5%,其中,人口和耕地分別占了34.7%和39.4%的黃淮海地區,水資源量僅占7.6%;84%的水資源量集中在人口占53.6%、耕地占34.7%的南方地區。中國的“三農”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人均農業資源短缺是密切相關的,農業自然資源對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業經營規模擴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都有著很強的制約,從而影響著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模式和進程。第一,人均農業資源短缺的狀況制約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在勞動力與耕地這兩種農業生產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方面,中國勞動力數量相對過剩,耕地相對不足,易墾荒地嚴重缺乏,人地比例關系極為緊張。中國的資源稟賦條件決定了勞動生產率目標和土地生產率目標之間的關系。美國式的現代農業側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日本式的現代農業側重于提高土地生產率。中國由于人多地少,資源短缺,農業發展的目標必然要以土地生產率為主,兼顧勞動生產率,由于提高土地生產率主要有利于增產,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夠增收,中國這種高土地生產率和低勞動生產率緊密結合的趨勢,雖然有利于穩定農產品的供給,但也帶來農民增收的困難。第二,人均農業資源短缺的狀況制約著中國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和農業商業化。從發達國家的情況看,以美國為代表的新大陸國家都是大規模經營,西歐國家的農業經營規模也都比我國大得多。而我國農業勞動力的人均耕地只有美國的1/170,僅是加拿大的1/350。這種人口壓力和人地比例失調一方面蠶食了小農農場維持家庭生計以外的農業剩余,使小農無法積累起足夠的“資本”發展非農產業,同時也把傳統農業推到了一個很高的集約化水平,但對于新式投資和農業商業化經營卻起到了抑制作用。中國在明清時期由于無新的農業技術進步,又缺乏能夠調劑勞動力的工礦業政策和移民政策,人口壓力與繁重的封建剝削交織在一起,全部傾注到小農經濟頭上,這就像一條饑餓的鞭子驅使他們從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中找出路,結果是進一步加強了耕與織的結合。因為在這樣小塊的土地上,無論維持生活或致富,都非牢牢抓住手工業不可[6]。到現在,許多小農仍然存在種“口糧田”“應付田”的現象,商業化和專業化水平低,兼業化程度高。第三,人均農業資源短缺的狀況制約著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在人均農業資源短缺的情形下,中國傳統農業結構以農桑結合為主要特征,這與西方農業結構農牧并舉的特征形成鮮明的差異。西方的農牧結合,使得耕地上的一切作物都用人類的食物和家畜的飼料,比之于以農桑為主的中國農業,可以飼養更多的家畜,而更多的家畜不僅可以給人足夠的衣食,而且可以給農業生產提供大量的肥料和動力,從而保證作物的豐收,使得西方的農牧業能得以協調發展。而中國農桑結合的農業需要比農牧結合多得多的勞力,在耕地不足且又面臨地力下降的時候,只能靠大量投入勞動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以有限的土地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產品,從而使中國農業走向深耕細作[7]。在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畜牧業占很大比重的西方農業比種植業占很大比重的中國農業更具有適應性。英國在畜牧業發展的基礎上,從15世紀起毛紡織工業迅速發展起來,生產出大量的工業產品(特別是紡織品),出口到歐洲及世界各地。這一切使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并走向富強。中國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也由于工商業的發展,特別是絲織業的發展,使得種桑養蠶也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產業,于是出現了“桑爭稻田”的局面。由于種桑養蠶較之于種植水稻對勞動力的需求更大,“桑爭稻田”的局面進一步加劇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因而沒有產生像西方那樣的使農村人口減少、城市工業人口增加的情況。應該說,中西農業結構的這種調整趨向,正是人口與農業資源(尤其是土地)關系制約的結果。由于中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目前耕地承擔的農民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于耕地的生產功能。耕地是農民的“生存資料”,是農民活命的基礎,而不是西方經濟學里可以不斷流向收益率高的行業的“生產要素”。因此,只要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農業結構的調整就十分困難。中國農業直到1978年,種植業在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還高達82.3%,而林、牧產值比重分別僅為3.3%和14.0%。到1984年,中國農業占農林牧漁業產值的比重仍高達78.3%,僅比1978年降低了3.9個百分點,林業占8.4%,牧業占13.3%。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或城鎮,人地關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后,中國農業結構的調整才出現加快的趨勢,林業、牧業、漁業所占比重才出現明顯上升的趨勢。總之,目前中國的農業仍然是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活動,在人口增長壓力下,自然資源相對稀缺程度日益提高,在人均自然資源稟賦急劇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實現資本對自然資源的替代是不容易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農業生產率低,卻強行把資源配置到工業部門來實現經濟現代化,最終掉入由于人口增長導致的食品價格上升,迫使經濟處于“停滯”狀態的所謂“李嘉圖陷阱”之中。可以說,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中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中國“三農”問題突出的一個重要根源。
三、自然資源約束下的農業發展策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也面臨著自然資源的約束,勞動力/土地不利的比率直接制約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業經營方式和經營規模選擇,水資源的日益短缺也越來越成為農業發展面臨的桎梏。中國農業發展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約束條件,選擇合適的發展策略。
1.加快農業技術進步,實現由資源型農業向科學型農業的轉變在農業發展的初期,土地是最普遍和最有約束力的限制。傳統農業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主要是設計出更為集約的種植且不引起土壤肥力退化的耕作制度。這種耕作制度的創新盡管能夠很好地滿足人口年增長率不到1%情形下食品需求的增長。但是,當人口年增長率超過2%時,它就不能保持足夠長期的生產增長了。那么,在土地資源的嚴峻限制下,糧食產量的增長是如何成為可能的呢?速水佑次郎教授認為,以科學為基礎的農業的發展是這一問題的主要答案。所謂以科學為基礎的農業,是指借助于科學知識和工業投入,突破土地自然肥力的制約從而提高農業土地生產率。早在20世紀70年代,農業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就在其著作《改造傳統農業》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長期效率低下的原因,不在于對現有生產資料使用的低效率,而在于農業技術的長期停滯與生產要素長期得不到更新。這樣,農民世世代代只能沿襲古老的、傳統的耕作方法,生產率低下,處于極其貧窮的地位。而在發達國家的農業中,現代科學技術廣泛應用于農業,農業走上了科學化的道路。20世紀60—7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也興起了一場以采用農作物高產良種為中心的“綠色革命”,其主要內容是配合灌溉、施肥等技術的改進,大規模推廣矮稈、半矮稈、抗倒伏、產量高、適應性廣的小麥和水稻等優良品種,曾大幅度提高農業產出。中國過去幾十年里,能夠較好地解決十多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雜交水稻的發明和推廣、化肥的使用等農業技術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近年來,隨著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正在迎來一場新的農業科技革命。中國應該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增加農業科研的投入,提高農業科技創新的能力,實現農業由資源型農業向科學型農業轉變:第一,政府要增加對農業科研的經費投入。由于大多數農業科技具有公共產品或者非競爭性產品的特征,決定了市場無法達到農業科技投資的最佳均衡點,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政府在農業科研投入和農業技術推廣方面擔當重要角色。第二,加快農業市場的開放。根據學者有關研究文獻,隨著市場開放程度的增加,生產者從農業科研投資中的受益幅度逐漸提高,而消費者則正好相反。在價格不變和市場完全開放條件下,中國每增加一個單位的科研投入(如1元),所產生的社會總福利增加量在1997—2011年間總和將達到36.2元,即收益/成本比達36.2,在此情況下的投資回報率高達59.6%,但這時科研投資帶來的社會福利全部由生產者獲得。而在價格可變和不繼續增加市場開放度條件下,農業科研投資的收益/成本比為28.6,投資回報率也高達55.8%,在此情況下,科技投資的受益者僅為消費者(因價格下降)[8]。因此,要使農業生產者從農業科技投資中獲得充分的收益,就必須逐漸放開農產品市場,同時完善國內農產品流通體制,減少價格波動。第三,要積極引導社會投資進入農業科研領域。中國農業科研投資有極高的回報率,但是中國農業科技產權保護制度卻很不健全,農業技術產權在市場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阻礙著社會資金流向農業科技行業。因此,政府要致力于建立和健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吸引更多的社會投資來進行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第四,要改革農業科研的體制和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的農業科研機構和人員的激勵機制,引導農業科研資源針對農業生產的實際問題,針對農民對農業新技術的實際需求開展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轉化效率。
2.選擇合適的農業經營方式,著重擴大農戶外部經營規模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現代化農業的必然要求。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的實現途徑和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一方面,農民可以在自愿和保持土地原承包權不變的原則基礎上,通過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和集中,從而形成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這種在農戶家庭內部實現土地、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集中的方式,可以稱之為農戶內部規模經營,這是農業規模經營最基本和最直接的形式。另一方面,農戶也可以在不改變各自土地占用規模的條件下,實行一定的產前、產中和產后聯合,通過各種形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農業產業化、跨區收割等農業服務體系,也可以實現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這種通過農業生產者聯合和合作形成的規模經營可以稱之為農戶外部規模經營。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農業大國,資源稟賦條件決定了在中國實行大范圍的農戶家庭內部規模經營并不可行。一些文獻研究也表明,單純擴大農戶的內部經營規模雖然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卻會降低土地生產率。這是因為小農場復種指數高和勞動力投入多,實現精耕細作,因而單產相對較高。世界銀行對肯尼亞的大小農場土地產出率比較研究的結果,就證明小農場有更高的土地產出率。可見,單純農戶內部經營規模擴大的結果,可能帶來部門總產出減少。而鑒于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穩定供給仍是政府推動農業發展的首選目標。政府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不能容忍以犧牲土地產出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來發展農業。更何況農村土地集中和農戶內部規模經營在微觀層次來說也許是有效率的,但如果是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強制推行,則完全有可能損害整體的和宏觀的效率,使社會付出更大的制度成本。許多國家現代農業發展實踐表明,小規模農戶生產同樣可以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例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北方地區的一些農民利用不同地區小麥成熟期不同的時間差,創造了小麥機收跨區作業方式。20世紀90年代擴大到全國大部分小麥產區。參加跨區作業的聯合收割機逐年增加。2007年參加跨區作業的聯合收割機達到41.8萬臺,完成機械化收割3.5億畝,小麥綜合機械化水平超過81%。聯合收割機平均單臺單季作業面積由400—500畝增加到1000—1500畝,作業時間由5—7天增加到30—40天,有效作業時間200小時左右。高性能聯合收割機的作業時間甚至能達到50天以上,作業面積達4000畝以上。有資料顯示,美國、加拿大聯合收割機平均單臺作業1200—1800畝,作業時間120—180小時,日本的年作業量僅為300—400畝,作業時間60—80小時。農機跨區作業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個偉大創舉。通過農機跨區作業,開展社會化服務,有效提高了農機的利用率,增加了農機手的效益,滿足了農民對農機作業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了機械化水平,解決了“有機戶有機沒活干、無機戶有活沒機干”的矛盾。在生產方式上實現了規模化經營,開辟了我國小規模農業使用大型農業機械進行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產業化、現代化生產的現實道路,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
第7篇：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范文
［關鍵詞］金融建設 服務 新農村
隨著2008年3月19日央行等四部門聯合下發的《關于金融支持服務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銀發〔2008〕90號），進一步強調要穩步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試點范圍，加快發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全面推動小額貸款，大力扶持經營分散、資金需求的發展，將資金引向新農村地區、支持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農村金融服務的困境分析
1．農村資金供需缺口加劇。我國一直對農村金融機構的進行嚴格管制，與農村經濟主體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不適應。特別是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商業銀行市場化、商業化程度也在不斷加深, 逐步調整經營戰略和貸款投向，從農村地區撤離尤其從偏遠落后的農村地區撤離就成為追求利潤過程中的必然選擇。農村金融缺口形成以后，要想彌補這個缺口，就迫使經濟體內產生一種內在的自平衡機制加以解決，以滿足農村各類經濟實體的不同資金需要。
2．農戶是農村金融風險的主體。由于農業的弱勢性和高風險性，決定了對農業投資具有風險大、成本高、收益少、資金周轉慢等特點，加之農村城鎮化水平嚴重滯后和農村市場信息的不充分，使得農村地區的盈利性投資十分稀缺。
3．村級債務問題嚴重。二十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推行，農業稅附加和農業特產稅附加，收入大幅度減少，盈利下降，進一步導致償債能力下降，債務問題突顯，債務問題己經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影響農村金融穩定發展的重要誘因。按照農業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樣調查，全國村級債務估計有4000億元。直接影響了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基層政府組織融資能力有限，必然嚴重干擾 企業 正常的生產經營。這樣，規模龐大的村級債務僅靠自身財力很難消化，大多數村委會采取擠占、挪用或攤派等方式用于借新還舊，勢必影響上級財政對地方經濟建設的正常投入。
4．農戶之間借貸平凡影響金現有融體系發展。目前我國的農村金融體系十分脆弱,，農村金融服務的成本大、收益小,商業化的追求使得國有銀行的營業機構紛紛退出農村金融領域。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就成了金融機構不愿光顧的空白地帶。而且，民間信用和融資多種多樣，如擔保抵押借貸、民間票據貼現、各種協會和互助會等。而正規金融機構組織體系不健全，農村資金外流嚴重，金融服務供給不足。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和方式遠遠不能滿足農戶生產和生活對資金的需要，農戶不得不到民間金融市場去獲取。但民間借貸多數還是在血緣和地緣關系圈內，大多數的借款多是無息或低息的。主要以小額應急的借款為主，用于經商和農業投放的大額借款占了一定比例。事實上，農戶之間的相互借貸非常普遍，較少從信用社(銀行)獲得借款。
二、發展農村金融服務的新思路
1．重建農村金融機構。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而農村經濟的發展最終還是要靠自身內在的動力，因為它能夠通過農戶之間的互不吃虧的交易推導出一個穩定的制度結構，并供應可使交易費用更為節約的制度化的規則。所以，應進行農村金融體系自我平衡機制的建設。
2．創新農村金融產品。農村金融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工具創新和產品創新。技術創新主要指通過農村金融營業網點電腦及附屬設備的更新換代，提高運行效率。工具創新指在技術創新基礎上，全面開通省轄 電子 聯行業務，推進信用卡業務，豐富中間業務品種，以便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務。創新多樣化貸款產品如開辦助學、養老、建房、大病統籌、家用電器購買、特色農業、觀光 旅游 農業、“農家樂”、生態農業等，要根據農業資金需求多樣化的特點， 科學 細分市場，適時加大貸款新產品開發力度，制訂農戶貸款管理辦法，改進創新農戶貸款擔保方式，即在推廣完善農戶聯保、錢物結合、農戶授信、小額貸款證等。
第8篇：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范文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some comments on multi-source data management（assimilation, integration, sharing）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model and simulation technical and ecological safet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safet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technology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ends, present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關鍵詞：決策支持系統；生態安全；評述
Key word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ecological security；review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3-0134-01
1 多源數據管理（同化、融合、共享）與數據庫構建技術
1.1 國際：多源數據管理和數據庫構建技術隨著地理信息系統的發展逐漸成熟。在對多源數據管理上，數據獲取對象復合化、數據類型復雜化、處理方式的集成化是其未來發展的大趨勢。在數據庫構建技術上，向上與地方、國家和國際標準接軌，技術標準緊隨其發展趨勢；向下突出自身特點，充分考慮操作對象的實際發展需求。
1.2 國內：以數字地球科學為指導，加強3S技術、環境模擬技術和計算機編程手段的應用，突出GIS技術的多源數據特性，通過與不同領域技術的結合，發展了包括“一種土壤水分監測的數據同化方法”、“一種多源環境生態信息數據同化方法”、“機載多角度多源數據的實時采集裝置及方法”、“多源數據采集系統”、“基于規則和可信度的多源數據融合系統”、“一種分布式可同步的多源數據的控制方法和裝置”、“基于多源數據融合的人口時空動態出行特征建模方法”、“一種動態數據庫構建方法”等多項專利技術。
1.3 存在的問題：由于我國近幾年才提出生態安全屏障的概念，在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上，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雖然已有一些針對特定技術和領域的研究，例如“謝通門縣銅金礦帶遙感圖像蝕變信息提取及多源數據融合在成礦預測中的應用”、“基于多源數據集成的松嫩平原土地資源空間數據倉的設計”、“多源多時相數據空間分析及其在墨脫地區的應用”、“基于多源數據的森林生物量與生產力估算研究”、“基于多源數據的三峽庫區樂天溪流域林地植被覆蓋動態監測”等，但是缺乏對整個地圈—生物圈——大氣圈的綜合研究，一些技術與模式在區域尺度上的適應性和推廣性還有待檢驗。
1.4 未來發展重點：注重由海洋、大氣預測的研究向對陸地多源數據處理和預測的發展，由氣候預測向生態預測發展；注重在考慮環境發展的同時，加強對人類生產生活的重視，由單一的環境數據預測向環境與人口生產力結合發展；注重由理論和技術探討向案例研究發展，關注理論和技術的實際應用效果；注重數據庫平臺的建設，由文件數據庫方案向純關系數據庫方案發展。
2 生態安全評估模型與模擬技術
2.1 國際：在生態環境評價上，結合人類活動，注重在建設生態城市、生態旅游、生態農業中應用，評價指標選取多以綜合性為原則，強調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指標的獲取；在生態模擬技術上，加強對水資源問題的研究，突出人類活動對整個生態系的物質循環、能量交換、信息傳遞等的影響，也強調模擬數據的綜合性。
2.2 國內：在生態環境評估模型上，注重城市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作用，發展了城市景觀生態安全及評價模式、基于模糊理論的城市生態系統評估模型、基于數據挖掘的城市生態系統評估模型等；加強經濟社會生態評估模型技術的研發，發展了基于生態效益理念的企業環境績效動態評估模型、企業商業生態系統健壯性評估模型、區域經濟社會生態發展能力動態評估模型等；在生態系統模擬技術上，加強對污染物遷移、轉化規律和人工模擬湖泊等的研究，發展了水環境生態修復模擬技術，注重生態模擬技術在城市建設和建筑設計評價方案中的應用。
2.3 存在的問題：多以純理論研究為主，雖然涉及的研究領域較廣泛，但是缺乏針對典型地區的研究，缺乏區域和全國尺度上的宏觀把握與布局，技術應用效果不明顯；生態系統綜合評估技術研發起步較晚；針對生態環境脆弱性評估模型和生態模擬技術的研究不足，實際應用案例幾乎空白。
2.4 未來發展重點：注重模型參數向綜合化發展，由自然因素向自然—人文綜合因素發展；注重在評估經濟效益的同時，加強對生態效益的評估；注重生態模擬技術試驗工作，加強生態系模型的自動化控制和分析測試手段研究。
3 生態安全決策支持系統研發與應用
3.1 國際：國外在生態決策支持系統上研發和應用起步比較早，技術相對成熟，涉及植物保護、林業、灌溉、農業、環境等各個方面。在決策支持系統應用范圍上，研究逐漸趨于綜合化，注重生態環境問題的集中治理；在決策支持系統的研發技術上，多集成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可視化技術等，加強相關輔助技術的支持作用。
3.2 國內：在生態決策支持系統上研發和應用上，結合空間技術，注重發展以GIS為核心的“3S”一體化的資源管理與監測體系；強調對動態數據的動態管理和決策支持，構建生態環境保護網絡；加強對特定地域決策支持系統的研發，例如金沙江流域生態保護與建設決策支持系統、基于GIS的林業生態環境保護決策支持系統研究、喀斯特山區生態環境動態監測決策支持系統的建立:以貴州省大方縣桶井村為例等。
3.3 存在的問題：我國在決策支持系統的研究上起步比較晚，于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研究專家系統，80年代初研究農業專家系統，而專門用于生態決策方面系統的90年代才出現，例如“國家環境質量DSS”、“城市環境實用DSS”。另外，由于基礎薄弱、信息共享困難、信息資源不足，導致我國的生態決策支持系統的研究多數停留于理論、探索和專家咨詢階段，且多數成果尚不完善，真正能夠實現在生產中實用，通用性強，達到商業化的軟件尚不多。
3.4 未來發展重點：注重由專家決策支持系統向智能決策支持系統、群決策支持系統和網絡決策支持系統的發展；注重對環境的決策支持，結合計算機、人工智能、數據采集與管理、遠程通訊技術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發展包括水質、水質環境影響評價方面的支持系統；注重對水資源的決策支持和系統集成技術，集成如數據管理與處理技術、模型求解與集成技術、AI中的問題求解與搜索技術、計算技術、仿真技術、決策分析技術、圖形技術、網絡通訊技術等等，為決策者創造集成式決策支持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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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態農業商業化模式范文
關鍵詞：農業生物質能；發展；現狀；問題
中圖分類號：S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05－0013－1
1 農業生物質能的概念
農業生物質能資源是指農業作物(包括能源作物)；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如農作物收獲時殘留在農田內的農作物秸稈(玉米秸、高粱秸、麥秸、稻草、豆秸和棉稈等)；農業加工業的廢棄物，如農業生產過程中剩余的稻殼等。在各種可再生能源中，農業等生物質是獨特的，它是貯存的太陽能，更是一種唯一可再生的碳源，可轉化成常規的固態、液態和氣態燃料。替代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可永續利用，具有環境友好和可再生雙重屬性，發展潛力巨大。
2 中國農業生物質能開發利用現狀
我國農業生物質能資源主要包括農作物秸稈、畜禽糞便、農產品加工副產品和能源作物等，發展潛力巨大，空間廣闊。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一直將生物質能源利用技術的研究與應用列為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開展了生物質能利用新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中央和各地不斷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加強科研開發與技術攻關，開展不同形式的試點示范與建設，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等生物質能產業的發展。目前，中國農業生物質的發展主要在以下幾方面：發展農村沼氣、發展農作物秸稈直接燃燒、氣化、固化成型、農作物秸稈發電、發展燃料乙醇、生物柴油。
2.1沼氣產業快速發展
我國沼氣產業已從單純的能源利用發展成為廢棄物處理和生物質多層次綜合利用，整合太陽能技術，并與養殖業、種植業廣泛結合，實踐性地探索出一系列適合中國農村地區推廣應用的北方“四位一體”、南方“豬沼果”和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態模式，成為發展綠色生態農業和鞏固生態建設成果的一個重要途徑，在農村生產和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2農作物秸稈能源化利用初見成效
秸稈的主要能源化利用方式為直接燃燒、氣化和固化成型等。通過改進農村現有的炊事爐灶，不僅提高了傳統爐灶的燃燒效率(大約在20％左右)，而且也減少了室內空氣污染，改善了農村生活環境。
2.3非糧生物液體燃料初具規模
中國已培育出“醇甜系列”雜交甜高粱品種，培育并引進多個畝產超過3噸的優良木薯品種。
3 我國農業生物質能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3.1政府政策引導及財稅政策激勵措施力度不夠，政府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統一規劃和監管
在現有技術水平和政策環境條件下，大多數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成本高，再加上資源分散、規模小、生產不連續等特點，在現行市場規則下缺乏競爭力，需要政策扶持和激勵。發展生物質能產業，要在政府引導和財稅政策支持下，建立中介組織，加強資源開發和技術開發，探索建立“適度規模、就近轉化、統籌規劃、模塊建設、分散生產、集中營銷”的產業發展模式。
3.2在我國現實的社會經濟環境中，還存在一些消極因素制約或阻礙著農業生物質能利用技術的發展、推廣和應用
如市場保障機制還不夠完善，該產業的競爭平臺并不公平。在現行能源價格條件下，農業生物質能源產品缺乏市場競爭能力，投資回報率低挫傷了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而銷售價格高又挫傷了消費者的積極性；技術標準未規范，市場管理混亂。目前，雖然國家逐步加大了對農業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沒有建立起強制性的市場保障政策，無法形成穩定的市場需求，可再生能源發展缺少持續的市場拉動，致使我國可再生能源新技術發展緩慢。
3.3產業化技術開發能力和產業體系薄弱
除沼氣外，其他農業生物質能的技術水平較低，缺乏技術研發能力，設備制造能力弱，技術和設備生產較多依靠進口，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與國外先進水平差距較大。當前，中國纖維素制備燃料乙醇核心技術仍未取得突破；生物柴油酶轉化技術仍未進入商業化大規模應用；直接燃燒發電技術急需中小型核心裝備；氣化發電技術小規模下效率較高，但急需提高配套設備的穩定性；燃氣(沼氣)發電技術急需發展低熱值生物質燃氣發電裝置等產業化的生產技術瓶頸問題遠沒有得到解決。同時，農業生物質能源資源評價、技術標準、產品檢測和認證等體系不完善，人才培養不能滿足市場快速發展的要求，沒有形成支撐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技術服務體系。
3.4政府有關部門應真正從“戰略”和“替代”問題來考慮，加大資金投入，進一步支持發展農業生物質能等產業
由于資源分散、收集手段落后，我國的農業生物質能利用工程的規模很小；為降低投資，大多數工程采用簡單工藝和簡陋設備，設備利用率低，轉換效率低下。所以，農業生物質能項目的投資回報率低，運行成本高，難以形成規模效益，不能發揮其應有的、重大的能源作用。目前，民營企業是發展農業生物質能產業的主體，其在資金和研發上有許多困難，政府應有針對性地出臺更有效的扶持政策。針對中國農業生物質能產業面臨的問題，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將農業生物質能產業納入基礎產業的范疇，科學制定發展規劃并建立產業發展體系，從根本上解決原材料的供應問題；積極完善財稅扶持政策，建立財政資金優先購買自主創新生物產品制度，對生物柴油、生物質發電和經批準生產的燃料乙醇等重要生物質能產品給予支持，以此來促進行業的快速發展；另外，應改變投融資渠道較為單一的現狀，加大科技攻關力度，大力促進農業等生物質能技術研究開發與產業化的投入和利用，為生物質能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