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導論重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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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特殊教育導論重點范文

關鍵詞：課堂角色；提高興趣；自主學習；師生互動

教過聾校語文的教師往往都有這樣的體會：教師精心備課，可到了課堂上，學生對教師的講解無動于衷，于是教師就充當了獨角戲的角色，課堂變得機械沉悶，毫無生機和活力，這樣的教學方法很難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課堂教學效率低，以致學生對語文課失去興趣。那么怎樣才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讓課堂活躍起

來呢？

一、精彩的導入，成功的一半

導入是課堂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巧妙而有效的導入，不但可以使學生瞬間聚焦課堂，還能引起學生濃厚的求知欲望，喚起學生強烈的學習興趣，使其學習動機進一步加強，讓學生感受到課堂的魅力所在。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前奏作為一節課的序曲，其成與敗直接影響著整節課的效果。因此，優秀的教師都十分注重課堂前奏的積極設計。

1.情境創設，讓導入順勢而為

情境導入就是教師利用語言、環境、活動等各種手段，創造一種符合教學需要的情境。特定的情境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誘發學生思維，從而把聾生的情緒、注意力、思維都調整到最佳境界，使學生處于積極的學習狀態。

2.實物演示，讓課堂妙趣橫生

因為聾生缺少了獲取信息的主渠道――聽，所以實物能加強教學的直觀性和形象性。在這樣的導入環節中，教師的直觀演示引燃了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有利于培養學生探索新知識的精神。

二、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

心理學研究表明，興趣是人們積極主動地認識客觀事物的一種心理傾向，它必須為一種好學精神。學習興趣是學習動機的重要心理成分，它是推動學生探求知識的動力，它會是學生產生學習的需要，樂于學習的情緒體驗，因此，學生對某一學科有沒有興趣至關重要。愛因斯坦曾經說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那么在課堂教學中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呢？

1.互動，讓課堂更活躍

課堂教學活動是教與學的統一，其實質就是交往，是師生雙方相互交流、相互溝通、相互啟發、相互補充的共同活動，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形成師生平等、協作的關系與地位，使學生有一種親切感、安全感，并樂意參與活動。不能形成教師“一言堂”的教學形式，那樣只會讓學生對語文課產生厭倦情緒。

2.競賽，點亮教學的火花

在教學中引起學生參與競爭是提高學習興趣的重要措施。如可以進行手語比賽，看誰的手語優美大方，標準規范。因為競賽使學生興趣濃了，參與的意識強了，還能鍛煉和提高他們思維的敏捷性，使課堂迎來一個個未曾預知的精彩。

三、要有恰當的教學設計

聾校教材中有些課文內容和各地時令不吻合，應該針對當地時令予以調整，比如《要下雨了》這篇課文，我在統攬教材后，結合季節實際進行了調整，選擇了下雨天的“黃道吉日”，提前教學，讓學生身臨其境，讓學生觀察雨前的細微變化，并用自己的語言呈現出來。這樣由生活到課堂再到生活，學生的感悟更深，學習更透徹。

四、畫龍點睛，課堂結尾也精彩

良好的開頭雖然是成功的一半，但完善精要的結尾，猶如“畫龍點睛”。課堂教學的結尾也是整堂課的“點睛之筆”，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任何一節課都有重點和難點，我們在講完課堂內容的基礎上，結課時用幾句話點明本課的精華所在，可以使學生豁然開朗。教師精心設計結束語，在課堂中運用得得心應手，充分發揮結束語的無窮魅力，可以使學生對語文興趣大增，從而大大提高課堂的教學效率。

總之，要使語文課堂充滿活力，就應該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把學習的主動給學生，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采用創新性的課堂教學模式，努力讓聾生在舒適的課堂中學知、認知、獲知、用知。

參考文獻：

[1]關鴻羽，白銘欣.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策略與方法.中國和平出版社，2001-05.

第2篇：特殊教育導論重點范文

關鍵詞 ：游戲 ；培智數學；作用

游戲作為兒童最基本的活動方式，是兒童獲得發展的最佳途徑，游戲也是兒童最能夠接受的一種方式。智障兒童和正常兒童一樣，喜歡玩，喜歡游戲。所以在教學中要針對智障兒童注意力不集中、自制力差、對理性知識和抽象概念理解能力弱、接受能力差等特點，合理地將游戲引進數學課堂，吸引智障兒童的注意力，調動他們的學習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提高他們的學習效果。以下就結合筆者多年的數學教學經驗，談談游戲在培智數學課堂教學上的作用。

一、運用游戲，激發智障學生的學習的興趣

興趣是一個人進行某項工作的內驅力,也是最好的老師。它使學生主動學習,勇于探索,對某一事情只要產生興趣,就會產生求知欲。在培智教學中,興趣對喚起兒童的注意力有極重要的作用。以游戲為媒介,為了使學生對新的教學內容產生興趣,教師可以根據培智兒童的心理特征,精心設計形式多樣、新穎有趣、貼近學生生活實際的數學游戲,讓培智兒童產生學習的愉悅感，主動探索新知識，從而進入最佳的學習狀態。對培智兒童來說,在課堂教學中調動了他們的學習興趣就意味著教育已成功了一半。游戲這一特殊的教育手段，對培養培智學生的興趣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利用游戲時，要做好一下幾點才能最大程度的激發學生的興趣。

（一）經驗積累

培智學生的動手能力差，在平時各科教學中要培養學生動手能力，比如在生活技能課，游藝與積木等課中教會學生一定的技能，為以后的游戲打下基礎。在與家長溝通時，多讓家長在家適時的對學生的游戲加以指導，家庭游戲經驗的積累對學校教育有很大的幫助。

（二）因特施教

游戲的種類繁多，形式多種多樣。對培智學生而言，他們的接受能力有限，因此要根據不同學生的特殊性選擇適合本班學生的游戲，內容淺顯易懂，便于學生操作。如果一項游戲學生都無法進行，何談激發了學生的興趣，在游戲選擇時候就要考慮學生的實際情況，讓游戲成為一項輕松易接受的活動。心理學家指出：人最本質的需要就是渴望被肯定。俗話說“好孩子是夸出來的”，因此可以說，學生在學習中重要的心理特征就是希望老師發現自己的優點并得到激勵與肯定。有鑒于此，在游戲中，我們應多給培智學生一些成功的體驗：如先讓學生玩一些難度相對較小的游戲，逐漸加強難度，給學生多一些鼓勵，多一些喝彩，用“你真聰明”“你真棒”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克服了學生我不會做，我不行的自卑心理，建立自信。

（三）組織到位

作為組織者的教師要課前認真研究教學內容，設計合理游戲，在學生游戲活動中充當好組織者的角色。培智學生自控能力差，如果不加引導，只會單純的以玩為目的，游戲過程中也會發生與同伴爭搶的局面，教師要講解游戲規則，游戲中注意事項，以及游戲的目的，讓學生在玩中掌握知識。

做好以上幾點，游戲才能起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的作用。比如，在講授4減幾時，我設計了小貓釣魚這一游戲，請四名學生扮演魚的角色，一名學生扮演小貓，當小貓釣上一條魚時，請學生說一說還剩幾條，并寫出減法算式，學生樂在其中，爭先恐后的來寫算式。在學習物體的高矮時，我設計了擊鼓傳花這一游戲，拿到花的兩名學生到前面來，其他學生比較他們的高矮，這一游戲形式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比單一的比較兩人的高矮效果好。愛看動畫片是孩子的天性，培智學生對動畫片更是倍加喜歡。我利用小頭兒子大頭爸爸這一動畫片的內容，制作了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的頭飾，請兩學生來表演片中的小場景，學生模仿所看的動畫片內容，我加以表揚并重點講解了為什么叫大頭兒子，小頭爸爸學生在玩中理解了大小，對這一概念也有了很深的印象。

二、運用游戲，豐富智障學生的感性認識

培智學生對抽象的概念難以掌握，這就要求教師運用特殊的教育方法，把復雜的知識淺顯化。在講授數字7時，我出了一個數字游戲“一根拐杖天天用，一個星期用幾天？”學生都在積極動腦筋。我把這句數字謎語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加以表述，并做了一定的指導，學生很快就猜出了是數字7。我抓住機會，又告訴學生，一個星期有7天，我們上5天學，休息2天。學生在游戲中學習了數字7，也明白了一個星期共有7天這一知識。

三、運用游戲，補償智障學生的生理缺陷

培智兒童由于大腦受損，使其運動神經受到限制，身體的協調性、柔韌性相對同年齡的兒童較差。培智兒童腕骨和指骨正處在生長過程中，指揮小肌肉群的神經系統的機能尚未成熟，手部動作精確性較差，使他們產生學習上的障礙。因此，在數學教學中促使學生小肌肉群的發展是十分必要的。游戲教學則是補償培智學生的生理缺陷的重要途徑。

在講授得數是5的加法運算時，我為每位學生準備了兩份珠子，請學生從第一份中夾出1顆珠子，第二份中夾出4顆珠子，把夾出的珠子放在文具盒蓋中，數一數文具盒中珠子的總數。依此類推，夾出2顆和3顆，3顆和2顆，4顆和1顆。在簡單的夾珠游戲中，學生不僅掌握了得數是5的加法還鍛煉了手部力量。

在學習數字1-5時，我編了一首數字兒歌，并教會學生手指游戲：1像毛毛蟲---游游游、2像小白兔---跳跳跳、3像小花貓---喵喵喵、4像小烏龜---爬爬爬、5像蝴蝶---飛飛飛。學生在手指游戲中學會了數數，也學會用手指表演各種小動物了。

在學于號和小于號時，許多學生分辨不清，我采用手指游戲來幫助學生認識辨別：右手的中指和食指能搭出大于號“>”，左手的中指和食指能搭出小于號“<”。教師提問：“大于號怎樣記？”學生回答：“伸出右手剪一剪”；教師提問：“小于號怎樣記？”學生回答：“伸出左手剪一剪”，并配上動作，既生動又形象，學生掌握后就不會再混淆。

四、運用游戲，增強培智學生的適應能力

培智學生生活適應能力差，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學生能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公民。平時教學中要加強

對學生心理健康的輔導，使他們的心理健康發展。根據培智學生數學教育的需要，設計情境游戲，在模擬環境下指導學生進行實際操作活動，為培智學生提供較為自由，自主，和諧的的環境，使他們在愉快的游戲活動中嘗到成功的喜悅，從而消除畏懼，緊張害怕的情緒，建立自信，掌握知識，心理得到健康發展。另外，還可以進一步豐富和強化學生的感性知識，使培智學生的思維由具體形象向抽象概括過渡，增強社會適應能力。在認識時鐘時，先教會學生認識時針，知道整點。然后教會學生認識分針，知道幾時幾分，最后認識秒針，知道幾時幾分幾秒。在學生學習了時針，分針，秒針的基礎上，講述一天中，人在什么時間做什么事。我設計了一個貼近學生生活實際的游戲活動：我的一天。我戴著紅領巾，充當一名小學生，請另外一名輔教充當時鐘。我講述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所做的事情：7點起床，7點30吃早飯，8點到學校，11點放學回家，12點午休，1點20上學校，4點40放學，6點吃晚飯，8點睡覺。我一邊講述輔教一邊顯示時鐘，學生聚精會神的聽著我的故事，也數著時鐘上的時間。我表演完請學生講故事，扮演鐘的角色。學生雖然不能連貫的說出自己的一天，但能準確的把握起床，放學，睡覺的時間了。在此游戲中，學生知道每個時間有每個時間該做的事情，晚上再也不能貪玩，早早的睡覺了，早上起床后會主動要求上學，生活適應能力大大得到了提高。

在認識錢幣的教學中，先讓學生認一認，數一數，算一算，換一換錢幣后，進行情境游戲。

模擬場景一：教師充當售票員，學生充當乘客，要求學生自己拿錢買票。

模擬場景二：教師充當營業員，學生充當顧客，要求學生拿錢買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通過交換情景，穿插游戲進行教學，使不同層次的學生都能掌握并運用所學知識，并加深對所教知識的理解。在愉快的場景環境中交流知識，增進感情，培養了良好的心境，增強了社會適應能力。

五、運用游戲，培養智障學生的合作意識

培智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游戲，在游戲活動中合作交流，共享群體智慧，拓展個體的知識視野，培養了學生交往、評價能力。如在教學“圖形的認識”時，用“找朋友”的音樂游戲，就能起到促進學生合作學習的目的，我讓每個培智學生掛上圖形卡片，先看看自己身上掛的是什么圖形，然后引導培智學生尋找和自己身上圖形掛卡相同的“圖形娃娃”做朋友，找到朋友后，握握手敬個禮站在一起。在游戲中培智學生情緒積極，經過理性思考之后，積極地去尋找答案。在尋找的過程中輕度培智學生會主動幫助中重度培智學生。這樣將數學活動與音樂游戲科學有機地相結合，既提高了培智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又培養了他們的團結合作意識。

游戲是培智學生喜聞樂見的活動形式，它在培智數學教學活動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運用形式多樣的游戲，不僅能活躍課堂氣氛，使培智學生寓教于樂，而且還能挖掘培智學生的內在潛能，增強他們的參與合作意識以及社會適應能力。游戲有效地打破了學科界限，實現了資源共享，讓學生在輕松愉悅的環境下掌握知識，發展能力。

參考文獻：

[1]肖非.《智力落后兒童心理與教育》[M]. 遼寧: 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56-57.

[2]劉全禮.《特殊教育導論》[M]. 山東：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3：20-22.

[3]王春燕.《以游戲精神實現教學與游戲的融合》[M].山西：教育理論與實踐，2002：12.

第3篇：特殊教育導論重點范文

[關鍵詞] 最近發展區；積極心理學；教育啟示

[中圖分類號] G4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712（2014）22-0015-03[ZW（N]

[作者簡介]喬君堂（1982―），男，碩士，貴州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助教。

一、維果茨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HTSS]

蘇聯心理學及心理語言學家維果茨基（Vygotsky）是社會文化歷史學派的開創者，是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的先驅。他提出的“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理論，指明了教學和發展的關系，教學應該走在發展的前面。盡管教學受到學生已有知識經驗的限制，但是學生的學習潛力是無窮的，學生的學習能力也是沒有限制的，只要提供足夠和適當的幫助，學生就能不斷進步。

二、積極心理學思想[HTSS]

20世紀60年代人本主義心理學誕生。人本主義心理學重視人性的積極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心理學家對于心理活動積極一面的研究。在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浪潮里，積極心理學應運而生。美國Seligman和Csikszentmihalyi發表的《積極心理學導論》被認為是積極心理學誕生的標志。積極心理學主張心理學要以人實際的或潛在的、具有建設性的力量、美德和善端等為出發點，提倡用一種積極的心態解讀人的心理現象（包括心理問題），幫助所有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潛力并獲得幸福的生活[1]。積極心理學思想倡導重視人的潛能，培養人的積極品質，塑造人的積極心理。

三、“最近發展區”理論中蘊含的積極心理學理念[HTSS]

積極心理學的號角在20世紀末吹響，而早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提出“最近發展區”理論，該理論就蘊含積極心理學的元素，承認人的潛能，以人潛在的、具有建設性的力量為出發點，確定可能達到的發展水平。強調人具有模仿、向完成任務者學習的積極心理。同時，該理論認為人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具有內化知識的能力，主張通過以完成任務的方式幫助人逐步獲得成長，逐漸激發、形成目前還不存在的心理機能，認為不斷積極上進、不斷超越自我、不斷創造文明成果是人類固有的積極品質。

“最近發展區”理論提出的“可能達到的發展水平”是積極心理學思想的突出體現。當兒童處在“最近發展區”時，在成人的恰當指導下，能從完成任務中體驗成就感，享受滿足感，收獲幸福感。“最近發展區”逐漸培養了兒童的主體意識，使其形成了獨特個性，增強了自信心；訓練了兒童的感知、記憶、思維、想象等認知能力，為以后度過幸福人生打下了堅實基礎；塑造了其積極的情緒情感，使其學會調控自己的情緒，理解人際交往的重要性；鍛煉了兒童的意志力。“最近發展區”中對困難的應對為兒童以后克服各種困難塑造了原型，有助于其形成樂觀向上的心態。兒童跨越一個又一個“最近發展區”，最終形成健康、積極、向上的心理。

四、積極心理學視野下“最近發展區”理論的教育啟示[HTSS]

在積極心理學視野下，教師要扮演好學生發展的組織者、催化者的角色，挖掘學生的潛能，鼓勵學生積極模仿、主動參與學習，關注學生的尊嚴和創造力。學生不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參與者、創造者。師生都要重視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在教育實踐過程中，“最近發展區”理論通過以下三方面體現積極心理學思想：

（一）“支架式”教學

“支架式（scaffolding）”教學理論假設教師提供的支架可以幫助學生完成學習任務[2]。支架是“將外部知識內化并轉變為意識控制的工具”[3]。當師生共同完成教學任務時，起初教師要做很多工作，要提供支架，要確定學生可能達到的發展水平；當學生處于“最近發展區”時，教師要準確扮演自己的角色，既不能完全代替學生嘗試的過程，也不能對學生在這一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產生的錯誤置之不理；當學生內化了學習成果，積累了學習能力時，教師要適時、合理地逐步撤走支架，使學生獨立地完成任務，否則會嚴重阻礙學生的發展，與此同時，教師要準備適時地搭建下一個支架；最終使學生養成不斷探究挑戰性任務的好習慣。

保證支架一直使學生處于“最近發展區”是“支架式”教學應用的關鍵。在這里，支架不僅是幫助學生完成任務的工具，也是一種積極的鼓勵。適當而合理的支架能不斷調動學生探索的積極性，挖掘學生的學習潛力，促使學生不斷內化知識，使得學生敢于不斷嘗試，不斷提升自己。

“支架式”教學能促使兒童穿越“最近發展區”，獲得提高。好的教學必須走在發展的前面，好的教學是一個為學生建立并逐漸推進“最近發展區”的教學[4]。維果茨基不僅強調人的潛力，肯定人的發展，而且重視教育教學的積極作用，對教育教學過程做出了獨特的要求。教學走在發展前面不僅僅是指在教學開始前要測量出受教育者的“最近發展區”，更為重要的是要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創造新的“最近發展區”。教學要能幫助受教育者跨越“最近發展區”，同時要促進主體內在的自我建構，激活更高的潛能，使教學真正成為發展的動力[5]。

“支架式”教學強調人在學習過程中，具有不斷內化知識的積極潛質。只要搭建合理的“支架”，人就會在“最近發展區”內不斷積極地探索。積極上進、不斷成熟的優秀品質被“支架式”教學肯定。同時，“支架式”教學對教師角色做出了新的詮釋，對教育教學過程提出了積極而獨特的見解，有利于學生積極心理的形成。

（二）交互式教學

交互式教學模式提倡教師和學生小組之間相互對話。“最近發展區”理論強調學生在“最近發展區”內與成人和能力強的同伴合作可以獲得提高，即從目前的水平達到潛在的發展水平。交互式教學強調與成人和能力強的同伴合作是一個社會交往的過程，應用于教學中就是學生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進行教學互動，這對學生學習并獲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具有重要作用[6]。交互式教學模式強調教師和學生都是教學過程中的主體，雙方具有平等的地位。教師應該營造積極向上的氛圍，建設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平等交流學習的平臺，打造師生學習聯盟，確保師生共同完成教學目標。交互式教學模式將人際交流互動視為知識生成的重要機制。交互式教學模式可以培養學生的團隊意識，使學生學會合作，學會共同生活，形成豐富而健康的個性[7]。

交互式教學肯定了學生自身的學習潛能，重視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能夠調動學生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學習的積極品質，喚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三）動態評估學習能力

維果茨基主張建立一種動態評估的方式，強調重點要評估那些正在成熟和發展的心理功能。與西方標準化“智力測驗”（以斯坦福比奈量表、韋氏量表為代表）相比，維果茨基這種基于“最近發展區”的動態評估方式，更為開放、積極和科學，對人的不斷學習、成長更為肯定，為我們探索正確的兒童發展評估方式指明了方向[8]。這種動態評估學習能力的方法激勵、引導人不斷探索、不斷學習、不斷成長。維果茨基以畢生發展為出發點，提出學習能力要實行動態評估，始終會喚起人的學習動機。這些都是積極心理學思想的深刻體現。

綜上所述，“最近發展區”理論蘊含積極心理學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潛能，重視人不斷探索上進的積極心理，重視人不斷內化知識的積極品質。積極心理學思想和“最近發展區”理論是相輔相成的。在積極心理學思想迅速發展的浪潮里，教育工作者要合理科學地運用“最近發展區”理論指導教育實踐，不斷提高教育質量。

參考文獻：

[1]Sheldon K.M.，King L.Why Positive Psychology Is Necessary[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1（3）.

[2]Tappan M B.Socio-cultural Psychology and Caring Pedagogy：Exploring Vygotsky’s“Hidden Curriculum”[J].Educational Psychologist，1998（1）.

[3]Wink J，Purney L.A Vision of Vygotsky[M].Boston，MA：Allyn and Bacon，2002.

[4]維果茨基.維果茨基教育論著選[M].余震球，譯.2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5]白雪.最近發展區理論視閾下的教學超越性研究[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4（2）.

[6]麻彥坤，葉浩生.維果茨基最近發展區思想的當展[J].心理發展與教育，2004（2）.

第4篇：特殊教育導論重點范文

關鍵詞：農村職業教育；農民社會流動；農民理性

作者簡介：張宇（1987-），女，河南澠池人，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原理和農村職業教育；肖鳳翔（1955-），男，天津大學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原理。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34-0004-04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期和社會轉型期的深水區，農村職業教育發展與農民社會流動日益成為“三農”問題和職業教育研究中備受關注的話題，其根本在于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民社會流動直接關系到民生發展、城鄉發展及農業發展的狀況，關系到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綜合國力的提升。農村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以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為目標，以技能和知識為載體服務于農村勞動力，能夠提高其技術技能水平和知識儲量，更好服務于民生改善、農業增產、新農村建設，亦能有力推進 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

一、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民社會流動關系探究

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民社會流動的概念辨析是探究二者關系的重要理論基礎。當前關于“農村職業教育”的概念尚無定論，總體而言主要存在兩種傾向：一是將農村職業教育概念泛化，認為農村職業教育就是發生在農村的教育，如此將直接影響到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及教育對象的研究。二是將農村職業教育概念窄化，這主要體現在將農村職業教育概念定位為其真實涵義的一個點或一個側面，縮小農村職業教育的范疇，這將不利于全面地研究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狀況及制定相關政策。實質上，農村職業教育是根植于我國二元社會結構的特殊教育類型，是以服務“三農”為目標，對農村廣大就業及預備就業人員進行的農村人口升學、農業產業、非農產業及創業等所需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教育和培訓，以培養“新型農村勞動者”或向外輸出的“務工人員”，從而實現農民階層社會地位的提升及和諧社會的營造。

對農民社會流動的概念解讀源于對“社會流動”的理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索羅金（Sorokin）在其開山之作《社會流動》中首次對“社會流動”予以深入分析和研究，指出“社會流動是人們在社會結構空間中從一個地位向另一個地位的移動”[1]。基于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國情，一些學者指出，“由于社會關系空間與地理空間的流動具有密切的聯系，因此一般人們將地理空間的流動也歸于社會流動。”[2]，亦包括“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變更自己的居住地點、職業、社會地位等。”[3]這一解讀符合我國國情，本文亦采用如此觀點。據我國社會學家陸學藝的社會分層標準，農民大多處于社會階層的最低層，所以“農民一旦發生了職業或社會地位的流動，那么不論流動是以何種形式出現的，絕大多數都是向上的流動。”[4]

農民群體在歷史發展與改革中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改革開放后，人口政策放寬，農民出現了大范圍的流動，農民這一原本同質性較高的階層或群體，開始出現分化。從農民職業流動率來看，其職業流動頻次與其社會流動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倒‘U’型的曲線關系”[5]。這一現象的出現除受戶籍身份的制約外，還源于農民自身教育水平和技術技能水平的有限。更令人擔憂的是農民社會流動和代際流動有固化傾向，存在不同程度的世襲制痕跡，這將嚴重影響到我國社會的穩定和諧。當前促進農民社會流動的重要因素便在于教育的普及與發展。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具有平民性[6]、實踐性、靈活性和公益性[7]等特征，能夠滿足農民的技能需求和知識需求，從而有效促進農民向上社會流動。

二、農村職業教育促進農民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分析

當前，諸多學者將其興奮點聚焦于高等教育與社會流動的關系探究上，而對職業教育，尤其對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民社會流動的關系進行探究的則較少。一方面在于，當前農村職業教育發展落后，缺乏活力，在整個教育體系中處于劣勢。另一方面在于，農民所占據的“財富、權力及聲望”[8]較少，社會地位較低，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較為困難。經過大量的研究分析，筆者認為，農村職業教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農民社會流動。這是由二者的本質屬性決定的。

（一）理性：農民的本質屬性

理性一直是西方哲學研究的重點命題，學術界對此前提性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已曠日持久。關于農民是否具有理性，古今中外的學者們眾說紛紜。不少學者認為農民是非理性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指出，“‘傳統主義’下的農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為得到夠用而付出的最少”[9]。于此，韋伯便判定傳統主義下的農民是非理性的。社會學家波耶克（J.M. Boeke）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指出農民缺乏求利欲望與積累動機，表現出與“正常的”供應曲線反常的“非理性”行為。這種認為農民只追求代價最小化便是“非理性”的觀點曾一度盛行。包括后來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Scott）①和堡丁（Boulding）②分別以“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和“愛與怕的經濟”論證農民的“非理性”。實際上，無論是現代市場經濟還是古代傳統以及非市場的經濟，人類的理性沒有不同，只是人類的行為表現不同。為了效用的最大滿足，一個理性的人應該同時考慮當前的消費和未來的消費。而傳統小農經常難以平衡當前的消費和未來的消費，這并非由于小農不具有平衡當前和未來消費的能力，這主要在于制度環境和自然條件不同，致使可供農民選擇的方式不同。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通過對危地馬拉，印度及其他地區農民行為的觀察研究發現，傳統農民所以沒有儲蓄的習慣，是因為“傳統的小農根據長期的生產經驗，已經把他們能支配的生產要素做了最佳配置，已經不能靠改變資源配置來提高生產率，而且增加這些傳統要素的邊際產值也很低，不值得傳統小農省吃儉用來增加投資；但如果能夠提供給傳統小農具有更高投資效益的生產技術，農民的儲蓄和投資意識也就會提高”。[10]“理性行動是為達到一定目的而通過人際交往或社會交換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性行動，這種行動需要理性地考慮對其目的有影響的各種因素。但是判斷“理性”與“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標準，而是要用行動者的眼光來衡量”[11]。所以，綜合各種因素全面考慮，農民是具有理性的群體。農民理性的主要體現是渴求社會地位提升，防止貧困代際傳遞。農民社會地位提升是其自身價值實現、財富增長、職業地位提高的重要途徑和重要體現。傳統農民通過辛勤勞動，努力耕作，充分發揮理性，實現經濟增長和地位上升。在市場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民則通過職業教育或培訓學習各種知識和技術技能，以增加自身人力資本，并通過種種途徑為自己及子女獲取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為自己及子女發展提供便捷途徑和有效支撐。

（二）服務農民：農村職業教育的功能使然

教育具有提升人們社會地位，提高人們職業聲望，增加人們經濟收入的功能。這一論斷已經得到了國內外的普遍認可和肯定。20世紀60年代，布勞-鄧肯研究的社會地位獲得的初始模型有力證明了教育對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起著最重要的支持作用。[12]具體到職業教育對社會流動（或社會地位獲得）的影響，“卡特魯夫指出，75%的英國勞工子女，僅通過非正式教育的途徑便可獲得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賈維斯則指出，職業教育有助于促進了那些在職期間有干勁的人提高其社會地位。”[13]這足以證明職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個體實現社會流動。我國學者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結構也顯示“整體而言，職業教育具有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應可確定”[14]。農村職業教育作為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農民的需求較為清晰明確，在國家的支持和指導下，能夠對農民的社會需求給予更多的關照和回應。我國農民大多為接受過少數正規教育的非技術工人，很少從事成長的工作，他們所接受的訓練大多屬于與工作有關的工作訓練。從社會學一致理論來看，這將使其停留在原有位置，而沒有向上流動的可能。但接受一定程度職業教育的技術性工人則可以通過努力，借助于自身的技術資本和社會資本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所以，農村職業教育對農民社會流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主要表現在：農村職業教育能有效促進農民向城市轉移，實現職業轉變和身份轉換；可為農民提供農業新科技，促進農業現代化，提升農業生產率和收益率，實現農民增收的目的；亦可以“進行一系列態度、價值、感知與行動方式等的教授，使其能夠具備積極參與現代社會生活所需要的品質，積極參與到現代化生活中來”[15]，提高農民自身價值、競爭力及現代化水平。

在當前社會階層結構轉變過程中，職業教育能夠發揮其“助推器”的作用，使處在社會最低階層的人向中層甚至是更高階層流動，加速社會階層結構的合理化和科學化。然而，農民要實現從一個職業轉換到另一個職業，從一個身份轉化到另一個身份，特別是從邊緣職業上升到中心職業，農村職業教育的作用就非常有限。這是由農村職業教育的屬性及我國的社會制度所決定。

三、農村職業教育促進農民社會流動的路徑探究

農村職業教育促進農民社會流動不僅能夠有效改善農民的社會處境，提高農民群體的社會地位，同時能形成一種有力的倒逼機制，促使農村職業教育不斷完善發展，更好服務于民生改善、鄉村建設和農業增產，促進經濟增長、政治民主、文化豐富和社會和諧有序。這必然要求探索有效的路徑達到實現農民社會流動的預期。農村職業教育應注重對農民的人文關懷，根據當前農民群體流動分化的實際情況，滿足其不同的發展需求，以實現其社會地位的提升和社會資源的獲得。

（一）力促務農人員向新型農民轉變

農民的理性判斷和農村職業教育的本質屬性與目標決定，要實現務農人員的社會流動，農村職業教育的突破口在于提升農民群體的文化技術資本，實現其財富增長。一方面，農村職業教育應向農民提供農業發展相關技術。農村職業教育應對農民專門開展并推廣與發家致富相關的實用技術，引導農民學習農業發展中的實用技能和技術，扭轉農民對其固有印象，提高其聲譽。同時，農村職業教育也應對國內外農業發展進行系統分析，對農業市場進行調研，使農民了解、學習及使用這些新技術、新產品和新設備，以提高農業生產率，保證農民能夠看到學習新技術帶來的實際利益，從而對農村職業教育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另一方面，農村職業教育在向農民傳播技術的同時也不應忽略對其先進的農業生產知識、科技知識、經營管理知識的教授。學習現代化的生產技術，掌握先進的農業科技，是農民對農業進行良好經營的前提。作為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主體，務農人員還應學會生產、管理及經營方面的知識和技巧。知識和技術相伴而生，知識是技術的深化和延伸、概括與總結，技術是知識的表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技術的實際應用可檢驗知識的對誤，知識也可以指導技術的正確實施。因此，農村職業教育應保證技能傳授和知識傳授并駕齊驅，以促進技術的創新和改進，有效整合人、財、物和土地等資源，從而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另外，農村職業教育也應向務農者傳授科學文化知識等。科學文化知識、政策法規知識和公民道德規范等的教育與培訓，能有效提高務農人員的人文綜合素質，適應“鄉風文明、管理民主”的要求。尤其是我國農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和科技素質普遍較低，農村職業院校更應對農民進行專門的法律知識解讀、國家的政策法規解讀、農業市場需求情形分析等，以降低農民在生產生活中的因相關知識缺乏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危害。農村職業教育應通過合理的課程安排和設計，“培養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提高這一群體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達到社會流動初衷。

（二）鼓勵進城務工人員實現非農就業

隨著城鎮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市，成為城市建設的貢獻者，然而他們依舊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層，身份轉化和社會流動難以實現。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他們中的大多數尚無擁有社會或行業所需的“文化技術資源”——即“社會（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16]。相關調查研究表明，“農民工（即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人力資本越高，其流動意愿越強烈，改善其經濟和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實現社會流動的幾率越高；反之，如果人力資本存量不足，農民工難以適應現代化生產和服務，其社會流動幅度受到制約或陷入低水平循環”。[17]因此，農村職業教育要轉變進城務工農民的境遇，便需要向其提供進城所需的文化技術資本及適應城市生活生產發展所需的知識和技能。首先，農村職業教育應向進城務工人員提供就業準備教育，使其獲得職業準入資格，實現非農就業。與第一產業相比，二、三產業的工作屬性較為復雜，工作方式亦更加注重分工與合作。因此，農村職業教育應注重對其適應能力培養，價值觀教育和基本素質培訓。如抗壓能力、合作能力、交際能力等基本能力，職業道德、職業精神等職業素養及技術規范、安全知識及法律知識等工作常識，從而減少其對城市的陌生感，具備職業勝任能力，做好就業準備。其次，向進城務工農民提供一定程度的學歷教育。當前社會各階層受教育的水平與程度直接決定他們在新的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中的位置。因此，農村職業教育也應注意到社會需求的這一方面，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指導。第三，提供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使進城各工農民獲得文化技術資本，穩定非農就業。進城農民要在城市中實現穩定就業，其門檻是能否被勞動力市場接受。農村職業教育通過向進城農民提供某一領域所需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并通過實踐實習的方式使其能夠熟練掌握技能和技術的要則，增加其“文化技術資本”擁有量，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最后，應提供適應城市發展所需的各種技能培訓和綜合素質培訓，增強這一群體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如今，進城務工人員已成為城市勞動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其政治意識、政治能力較低，公共道德較差，引起城市人的排斥和不屑，致使其產生深深的剝離感和疏遠感。因此，農村職業教育應對進城務工人員進行系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及知識、技能、態度、行為等方面的教育培訓，使其能盡快融入城市，獲得話語權，真正實現非農就業，實現身份轉換。

（三）指導返鄉農民工成為農民企業家

隨著新農村建設日益深入，農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黨和國家支持“三農”的力度逐漸加大，相關的專項政策和措施頻見報端，那些在外務工的農民紛紛返鄉創業，這也即學者們所說的“鳳返巢”。返鄉農民已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又不同于新型農民，有著自身的特殊性——他們視野開闊并具有一定資金積累和技能資本積累。然而，由于農民缺乏創業經驗，可能面臨諸多技術、知識方面的困難，農村職業教育應該發揮其功能，向返鄉農民提供有效的創業指導與培訓，主要包括：（1）創業心理品質的培訓，如創業意識及創業能力等。農村職業教育可以通過項目教學法，進行教育和培訓。（2）創業知識的培訓——財務知識及管理知識等。農村職業院校應該針對農民的自身特點進行針對性指導，全面系統地幫助農民獲得創業知識和技能。（3）創業過程的指導，針對返鄉農民的特殊性，農村職業教育給予詳細指導，包括市場信息的提供及新技術的提供與培訓等，以保證農民創業的成功率，真正實現農民身份的轉換，促進農民向上流動。理性分析“鳳返巢”現象，可以發現，返鄉創業是農民重新獲得發展機會的過程。他們依托本地資源和優惠政策及所積累的社會資本進行創業，由打工到創業發生了職業角色的多重變換，而這種變換是農民改變身份地位和社會聲望的一種形式，是實現社會流動的重要途徑。

農村職業教育促進農民社會流動不僅有利于農民群體社會地位的提高，同時也能為“三農”問題的良好解決提供契機，促進穩定和諧社會的構建和合理化社會階層結構的調整，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然而，農村職業教育推動農民社會流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處于我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更需要相關的改革和支持予以保障，如農村職業院校的教育教學改革、政府適當的政策支持和引導、教育公平性的加強等，以消除農民社會流動中藩籬與障礙。農村職業教育發展，農民實現社會流動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和諧社會營造過程中的核心工程，任重道遠，需要社會更多的關注、關心和關懷。

注釋：

①1976年，詹姆斯.C.斯科特（Scott）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問世，他以“生存倫理”和“安全第一”兩項基本原則構筑了“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并對此進行了全面闡釋。斯科特認為，當人的生活選擇要圍繞生存而進行時，是那些有可能對農戶基本生存形成直接威脅的風險而非利潤最大化的利潤風險，決定著個體農民的行為首選目標。以農業社會的技術安排為例，“過去一直使用這一技術的農民，一般不愿意改用那些平均利潤可能高得多，但實質蘊含更大風險的技術，農民所尋求的是那些將給他們帶來最高和最穩定的勞動報酬的農作物和耕作技術。”由此農民經濟被稱為“道德經濟”，農民被視為是非理性的群體。

②堡丁（Boulding）是與斯科特同時期的經濟學家，他通過大量的研究調查認為農民的行為選擇摻雜了大量的“愛與怕”的成分，農民經濟是“愛與怕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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