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分析范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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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

論文摘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誕生的100多年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許多重要而深刻的變化。在西方國家，與新科技革命相伴隨的經濟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經濟具有了許多新特點，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的解體，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型，以及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大。面臨著這些挑戰，我們應該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本文應用經濟學方法論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探討了這一問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經典著作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它是一本偉大的經濟學著作，是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資本主義制度建立100多年來積累的大量詳實的材料和史實的基礎上寫出的。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但是距《資本論》出版，現在資本主義又發展了‘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大生產，服務業在國民產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無產階級擺脫了極度貧困化，整個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時資本主義家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進行宏觀管理，以及歷史上出現的社會主義風潮的平息。這種種馬克思未曾也無法預見到的歷史變化，致使馬克思的《資本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下降，那么我們還能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我們分析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及進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導地位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綱領，它堅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隨社會條件變化而發生調整具有靈活性的保護帶是什么?它規定著的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啟發是什么?它在調節適應當前的經濟社會現狀的變化中反面啟示的作用又是怎樣?

很多學者試圖通過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這兩種范式的根本區別的研究結果來回答《資本論》的硬核是什么的問題。有人說馬克思研究的是經濟制度(生產關系)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的有效配置。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探討了經濟制度，也探討了分工理論，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及經濟周期，經濟增長理論，在再生產理論中也有關于資源(生產資料)的有效配囂問題的研究。當然西方經濟學巾的制度經濟學也探討經濟制度的問題。所以這種區分不全面：也有人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本質，經濟制度的長期演化，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日?，F象。也不全然是這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研究了貨幣，信用，工資，生產價格，及利潤，這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具體事物和現象，而且從研究方法來看本質的研究也脫離不了對現象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還有人說《資本論》是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學說，而兩方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提出建設性建議的學說。馬克思通過《資本論》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病例，對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為其處方的開出做了很大的貢獻，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實質就是相對過剩的危機即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這一層面來說，兩方經濟學某些流派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出的政策建議就是以《資本論》對資奉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為基礎。我認為以上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都沒涉及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說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是教條而是方法。我們分析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撇開具體的如歸納與演繹，抽象與具體，分析與綜合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也用到過的方法，就是它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世界觀與方法論指導。唯物的觀點，辨證的觀點，發展放入觀點是我們后來者學習繼承《資本論》小可動搖的，它們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這一綱領的硬核。而兩方經濟學卻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觀感受的偏好效用這些主觀分析的基礎上。當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作為一部經濟學著作，它在經濟學理論層次上的一系列理論中，又是以勞動價值論為根本。勞動價值論是剩余價值論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其它理論的基石，是堅持馬兜思政治經濟學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勞動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條件，是人類生活永恒的狀態。勞動價值論將社會財富與人類的生活緊密的聯系起米了。勞動價值論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而這也是根本區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薩伊的”三位一體”價值理論的。很多著名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學者都認為只有承認勞動價值論才能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淪》的硬核是：建立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勞動價值論。這是我們學習繼承發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要始終捍衛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的其它的理論都是它的保護帶。如分工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經濟危機和周期理論，地租理論等等。它們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會受到一定的沖擊，相應的可以做出調整。如對生產性勞動的劃分，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性勞動范圍應該擴大。再如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工會組織的壯大和國家調控的加強及社會文化的提到，它將表現的不那么明顯了。再如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產業和行業，像信息產業，服務行業，它們會阻止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從而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也需要調整。所以說當這些理論碰到與當今現實看起來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釋時我們不該氣餒，不該就放棄，而應該對其調整和發展。這也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品質，唯物史觀的矛盾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用當下的話說就叫與時俱進。

第2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

關鍵詞： 大學生 風險防范意識 現狀分析 培養途徑

現代社會是一個機遇與風險并存的社會，從某種程度上講，風險多于機遇，風險是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之一[1]。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面臨的風險有很多種，包括經濟風險、兼職與就業創業風險、個人信息安全風險、意外傷害風險、健康風險和情感風險。大學生風險防范意識是指大學生在高校學習、工作、生活的過程中，對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風險的認知狀況和應對各類可能發生或已存在的風險的能力。

為對大學生“風險防范意識”問題做較為深入的研究，筆者及其他工作人員依托于校專項基金項目，初步確立以合肥工業大學在讀本科生的風險防范意識現狀為研究對象，課題旨在研究大學生風險防范意識的現狀、呈現的特點及風險防范意識的培養途徑。

一、大學生風險防范意識現狀分析

筆者及項目其他負責人員在參考中外文獻及總結相關工作經驗的基礎上，設計了一份《大學生風險防范意識現狀調查問卷》。調查對象主要為合肥工業大學在讀本科生，按每個學院人數的8-15%進行抽樣調查。問卷發放總份數為5700份，其中有效問卷約5200份，問卷處理方式采用集中發放、隨機問卷、現場回收的方式。本次調查的研究目的主要有兩方面：分析大學生對各類風險防范意識現狀和呈現特點；探討大學生風險防范意識的培養途徑。

1.個人信息安全風險意識現狀

隨著網絡化、信息化建設的逐步推進，作為網絡生力軍的大學生也飽受信息易泄露之苦。缺乏信息安全知識普及教育、不法分子利用個人信息謀利甚至形成灰色利益鏈、缺乏有效的保護機制成為個人信息泄露嚴重的主因。通過調查表明，學生對自己的個人信息、證件號碼、電話號碼都表示不愿輕易透露或填寫。對于收到的陌生來電、陌生信息，89.6%的大學生都選擇不會理會、直接刪除。在是否采取措施保護自己的個人信息方面，38.3%的同學選擇了對個人信息進行加密或安裝殺毒軟件，但也存在14.4%的同學不采取任何措施保護自己的個人信息。在判斷個人信息收集者可信賴程度方面，40.7%的同學比較依賴于機構或個人名聲。在是否透露其他人信息方面，70.9%的同學表示自己從未將社團或班級成員的個人信息透露給其他社團、組織或企業，也有9.4%的同學表示曾將其他人的信息透露給校內組織。在如何保護個人信息方面，“依靠立法和執法”、“依靠社會環境的凈化，通過全民自律”、“依靠提高信息保護技術”是受訪者最認可的三種途徑。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在學校有助學貸款經歷的同學，對個人信息安全特別在意，均表示很擔心自己的所有信息在網上可以查到，也表示曾因信息泄露而險些受騙，如有騙子打電話騙取家長信任，要求匯款等。

2.個人財產風險意識現狀

在多元化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網上支付這種付款方式中存在的潛在危險很大，對經濟觀念比較單薄、閱歷少的大學生提出了嚴峻考驗。調查表明：90.4%的大學生有網上支付的經歷，支付方式呈現多種方式，其中以網上銀行支付為主，約占調查總數的72.3%，只有44.5%的被調查人員表明自己對網上支付可能存在的風險有明確的認識。在防盜安全面，有38.1%的同學表明會經常在休息或者離開時檢查門窗有沒有關好。46.8%的同學會在人多擁擠的地方，對自己隨身攜帶的財物格外留心。11.4%的同學表示發生過被盜事件。

3.兼職與就業創業風險意識現狀

由于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各種不確定的因素及學生本人預期的不完善性，都可能會在兼職、就業創業中遭遇低于預期回報的結果，也可能會面臨一些經濟損失。調查表明，63.7%的被調查人員有兼職的經歷，他們獲得兼職和就業的途徑多種多樣，其中通過學校網站和老師提供的占到66.9%，還有些同學通過一些校外的網站獲取兼職，占到13.5%。只有10.2%的同學表示在做兼職前接受過相關的培訓。在被調查的應屆畢業生中，對與用人單位的簽約中所涉及的法律法規比較了解的只占到被調查應屆生的19.3%。在創業方面，有過創業行動的，只占被調查人員的1.2%，而他們的創業領域多集中在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商業經營，如實體店和網店經營，如果遇到資金不足多是向親朋好友借錢，占到所有創業人員的72.9%。通過訪談我們也了解到，學生在兼職中遭遇到亂收費的情況比較普遍，就業中也有同學遇到過違約情況，對用人單位不返退違約金的做法，大部分同學表示如果經濟損失不大，也就不予追討，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追回損失的想法，只有部分同學表示將自己的情況反映給了輔導員和其他相關管理部門的老師。

4.人身安全風險意識現狀

所謂高校學生意外傷害安全是指大學生在高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者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校園學習），以及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育教學設施、生活設施內（校園生活），所受到的生命權、健康權和行動自由權方面的威脅和風險。通過調查表明，82.1%的同學對宿舍樓和教學樓中的安全出口通道表示“不知道”或者“沒遇過什么事，不關心”。在寢室里大功率電器的使用方面，69.3%的同學表示，沒什么問題，可以使用。87.8%的被調查人員表示對陌生人的求助“視而不見”或“視情況而定”。去工廠實習、參觀時表示會認真聽取相關安全知識的人只占到被調查人數的21.6%。在學習火災、地震等突發事件的逃生知識方面，被調查人的75.4%選擇不了解或只是通過一些別人發的宣傳資料作一簡單的了解。通過訪談了解到，多數同學對于可能遇到的意外傷害，如體育活動意外傷害，火災、地震防范及自救措施不清楚，或只大致瀏覽過一些別人發放的地震、火災知識宣傳冊。

5.健康風險意識現狀

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正處于身心發展的重要時期，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是直接關系到其成才與否的頭等大事。所謂“健康風險意識”，是指高校大學生對自己的身心狀況有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風險有清醒的意識。調查表明：57.7%的大學生對自己的健康關心的程度不夠，其中9.8%的大學生幾乎從不關注自己的健康。70.8%的大學生不經常參加課外體育運動，14.8%的大學生幾乎從不參加課外體育運動。67.2%的大學生不太關注健康方面的相關書籍，9.5%的大學生幾乎從不關注健康方面的相關書籍。另外，通過調查和訪談也表明，當代大學生在理論上普遍能認識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對自己身心狀況有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風險并沒有清醒的意識，對健康風險的防范意識也較差。

6.情感風險意識

作為生理成熟的成年人，大學生的各種情感需要屬于很正常的社會現象；但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大學生的心理還處于未成型階段，他們因情感問題而引起的“違規”行為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梢哉f，隨著大學生戀人之間性觀念、性道德的不斷弱化，大學生非婚也就成為當代大學生戀愛觀教育中應特別需要關注的問題。關注大學生情感世界，解答情感困惑，增強大學生的“情感風險意識”就顯得至關重要。所謂“情感風險意識”，是指高校大學生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對自己在情感上有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風險有清醒的意識。調查表明：17.7%的大學生認為大學生活期間，戀愛是必修課。68.2%的大學生認為戀愛不太會影響到自己的學業，其中15.4%的大學生認為戀愛完全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學業；13.4%的大學生認為愛情并不需要過重以感情為基礎，某種程度上只是為了排遣寂寞。

二、大學生風險防范意識現狀特點

1.風險意識普遍不強

通過問卷及個別訪談，我們發現，被調查的大學生中約87%的學生遇到了來自健康、學業、就業、人身安全及情感等方面的困擾，絕大部分在校大學生對自身可能將要面臨的各項風險缺乏正確認識，不能做到早預防、早處理，對于已造成的個人損失，有61%的學生認為外部環境的影響是主要原因，反映出當代大學生逃避風險責任的普遍心態。

2.風險成因復雜化

風險是一種未知的不良后果的可能，風險一旦未能有效規避，就演變成學生個體或群體受損事件。[2]筆者長年從事學生管理工作，通過自身對學生情況的了解及對諸多學生問題的處理，發現以往的學生突發事件成因普遍單一，主要原因為學生性格原因、社會經驗不足等。然而，在這次調查中，我們發現，社會生活內容的豐富，給在校大學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沖擊，特別是網絡的虛擬及不確定性，給大學生帶來了交友、就業、創業等方面的風險。同時，來自家庭、社會、個人等各方面的復雜因素的交織，使得當代大學生所面臨的風險的成因日漸復雜。

3.風險呈現階段性特點

當代大學生由于不同時期的學習任務、心理發展水平和社會經驗的差異，面臨的風險呈現階段性和不平衡性的特點。調查中我們發現，新生對大學新環境普遍存在不適應性，同時對社會生活的復雜狀況不了解、個人風險防范經驗較低，這些因素都使得他們遭遇個人信息安全、財產安全和人身安全的幾率較高。二、三年級學生沉迷于網絡的學生最多，兼職比例也最大，由此而來的交友風險、購物風險、兼職風險等幾率較高，而畢業班學生面臨的更多是擇業競爭風險及情感風險。

4.與網絡、信息有關的風險形式呈現快速發展趨勢

隨著網絡化、信息化建設的不斷推進，與網絡、信息相關的風險呈現快速發展趨勢，如網上購物帶來的財產風險，個人信息泄露。另外還有一些大學生從網絡上獲得投資創業信息，開辦網店、炒股等。在調查中發現，有十余名同學在網上開設了網店，有炒股意向的學生近10%。由于網絡相關法律不健全，可能會引起一連串的不良后果，產生的經濟風險可能會給學生帶來生活帶來消極影響和心理負擔，過度沉迷網絡經營和投資活動也會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

三、加強大學生風險防范意識的工作途徑

1.建立科學有效的大學生預警教育制度和機制

（1）建立有效的大學生風險防范指導機構。

目前，高校學生管理工作部門主要為學工部。學工部除了負責學生日常的事務管理，還要處理與大學生相關的危機事件。近年來，隨著大學生風險的影響因素逐步多樣化，很多風險的應對越來越需要專業機構和部門的指導，如心理危機應對、創業風險應對等，這就使得學工部不能有效應對日益多樣化的風險形式。因此，成立專門的大學生風險防范指導機構，系統規劃和設計大學生風險防范體系，成立專家組負責風險防范知識的解答和指導，就顯得尤為重要。

（2）制定突發事件應急處理預案。

制定學生突發事件處理預案，是有效實施學生預警教育的根本保障，高校必須結合實際情況制定科學的學生突發事件應急處理預案。學生突發事件應急處理預案應包含組織機構、工作職責、預警分析、相關保證措施、預警對策等內容。其中組織機構、工作職責是提前安排突發事件的相關管理人員，并對機構內參與人員所應承擔的工作職責進行分工；預警分析是對其他高校所出現的重大事件或本校先前已發生的重大事件要認真分析研究，并根據當前學校相關校情、學情，對一些前期癥狀進行識別、診斷、評估，同時提前發出相關預報，以降低或減少突發事件發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3]相關保證措施是指在預防和處理某類突發事件所需要的相關器材、物品或費用。預警對策就是要通過預警分析，對不良趨勢采取相應的方法對策，進行矯正、預警和識別。

（3）實施學生重大信息報送制度，組建信息報送網絡。

實現大學生預警教育，首先要完成對學生相關信息的收集與梳理工作，制定并逐步完善重大信息報送工作制度，組建高效快捷的信息報送制度，這是積極預防處理學生突發事件，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實施大學生預警教育的基礎。學生重大信息報送的范圍是指發生與學生利益密切相關的各種正面、負面的重大事件。對于學生重大事件信息報送可分為自下而上的程序逐級匯報和自上而下的對學生事件處理的情況通報。主要涉及的人員自下而上分別為：第一級為信息員，一般為班級班長、支部書記、寢室長和其他學生群體負責人。第二級為責任人，一般為各系分管領導、班主任、輔導員和宿舍管理員，他們是學生重大事件的主要處理者。第三級為決策人員，主要為學工部（處）、保衛處、后勤管理部門等相關學生事件管理部門。第四級為負責人，主要指學校、教育部門的相關領導。對于在學生群體中發生的突發事件，相關人員或部門在接到信息后要根據事件情況及時匯報給上一級人員。而對于情況通報，是指學工部（處）、保衛處、團委、后管處、教務處等職能部門之間建立的有關學生事件發生、發展、處理結果情況的及時通報，形成文字紀要，通報二級學院并匯報給學校分管領導。

2.加強風險防范意識教育

（1）開設風險教育課程。

由于我國長期處于相對和平、和諧的環境之中，政府、社會和民眾都缺乏相應的風險知識，目前，很多高校都沒有開設關于大學生風險教育的課程，沒有形成適合不同類型、不同層次對象的、完善的風險教育課程體系，沒有科學、完整和系統的風險教育教學大綱和教材。隨著風險的層出不窮，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加大了對風險問題研究的力度，研究活動如火如荼，研究成果較為豐碩。要廣泛收集有關風險教育的資料，一方面編制有關風險教育課程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積極探索開設適應社會環境深刻變化的風險教育課程，有條不紊地開展課堂教學，使大學生掌握基本的風險知識，形成正確的風險意識。另一方面，重視心理健康課、就業規劃課中對就業創業知識和個人情感風險等相關知識的教授。

（2）利用多種途徑傳播大學生風險意識防范知識。

首先，除了開設必要的風險教育課程外，還要通過各種途徑加強對提升大學生風險意識的宣傳和教育。學校要通過校園網、宣傳欄、黑板報、校園廣播、校報、講座各類學生活動等方式，向學生傳授風險知識，讓學生學習到各種風險知識和風險防范策略；結合學校及學校所在街道、社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編制具有地方特色、可操作的風險防范教育校本材料，使學生了解什么是風險源，學校和社區周邊有哪些風險源。

其次，建立有效的防范風險的網絡機制。一要通過網絡將各種風險及其內容、表現形式、規避方法展現出來，使學生了解和掌握。二要通過網絡將高校規避風險的制度、方法、人員、手段告之于大家，形成網絡體系。特別要將應急機制的內容于網絡上，以便一旦發生風險，有機構及時處理。三要在風險到來前，及時收有關信息將其登錄于網上，以便使學生及早掌握其危害和預防措施，并及時布控，使風險得以化解。

三、強化實踐，提高大學生風險應對能力

在課堂上對大學生進行風險知識的傳授，并不等于大學生自然而然地就會形成敏銳的風險意識。要增強風險教育的實效性和現實性，就必須走出課堂，開展實踐活動，在實踐活動中接觸風險，體會風險，認識風險，感悟風險及化解風險。為此，高校必須積極開展課外實踐活動，把課堂教育的內容與實踐活動結合起來，讓學生真正掌握預測和預防風險的方法。結合課堂所學的內容，可以設計調查問卷，深入各高校，讓學生填寫調查問卷，并對調查問卷進行認真的、詳細的分析，以便了解他們對風險的認知狀況，更好地掌握他們的風險意識狀態和應對風險能力的水平，了解他們希望高校開設哪些風險教育課程的愿望等，從而使風險教育更有針對性。其次，模擬一些現實情景，進行防火、防震等仿真場景訓練。最大限度地還原某一具體災難發生的場景，鍛煉學生臨危不懼、處亂不驚的心理品質。另外，還要鼓勵大學生走出“象牙塔”，參與社會實踐，深入了解社會和用人單位對大學生的具體要求，了解在就業和創業等方面可能面臨的風險。通過實踐活動學生可以切身體會到嚴峻的風險困境，可以有效增強風險意識，自覺地反思自身，發現自身存在的不足，以便更加積極地提升自己的各項能力。

參考文獻：

[1].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第3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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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24〕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場的墜落〔M〕.李俊青，楊玲玲，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227，213-216，230.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M〕.人民出版社，197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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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理論也正在“自由落體”〔DB/OL〕.http：///20100408/n271378976.shtml.

〔16〕全球經濟危機的“女王難題”〔DB/OL〕.http：///20090917/n266795778.shtml.

〔19〕保羅?克魯格曼.經濟學家們怎么如此離譜〔DB/OL〕.http：///publicforum/content/ develop/1/397594.shtml.

〔23〕胡祖六.凱恩斯從來沒有消失過〔N〕.南方周末，2008-10-16.

〔25〕杰弗里?M?霍奇遜.經濟學家是如何忘記歷史的〔M〕.高偉，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

第4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

關鍵詞：企業 技術創新范式 選擇標準 經濟學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在充分調研石化、冶金、釀酒、建材、機械五大行業20戶大中型企業技術創新案例的基礎上，運用交易成本理論從經濟學的視角對命題進行研究和思考。

文獻綜述

目前學術界、企業界對技術創新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其中相關或類似研究成果可歸納為以下三種類型，其一，從我國企業實際情況和技術發展需要出發，重點探討與揭示后發企業技術能力提升路徑，并且作出了相應的理論解釋。如，蔣再文、王濤研究后指出，后發企業技術能力的提升是一種不斷學習與能力積累的動態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學習和技術能力積累是企業提升技術能力的兩條主要途徑。提升企業技術能力的基本邏輯思路是：技術學習―技術能力積累―技術活動（新產品、新流程、新產業等）―企業績效。Choi&Lee提出“鋸木”模型，該模型并非把技術創新看作是從技術進口―適應―提高―創造的連續過程；相反，該模型認為，創新是包括公司內部累積技術、外部獲取技術、外部依賴技術三個層面的動態整合。Bell&Pavitt對技術能力的內涵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認為技術能力是指在生產應用中創造和管理技術變化的能力，這些能力基于專有資源是技術知識的存量和知識的應用，需要專門的投資才能累積內在能力，是一個管理問題。該理論突出了管理對技術學習和能力累積的重要性。其二，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重點探討企業技術合作創新模式的選擇。如，付敬、朱桂龍通過研究發現，企業現有的合作創新模式具有多方合作和多種學習方式投入的狀態特征。從合作成員與組織結構維度考察，合作創新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種類型：新一代產業技術層面的研發與應用聯盟、項目合作關系、產業鏈合作關系。與合作創新模式相對應的學習方式有“上下游合作中學”、“產學研合作研究中學”、“合作研發中學”、“交流中學”四種方式。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合作創新模式具有動態發展的變化特征，合作創新模式的變化既遵循技術發展軌跡，又隨企業自身能力的變化而演化。其三，是對企業技術創新成功經驗的總結與提煉。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收錄在全國企業管理現代化創新成果審定委員會主編的企業管理創新成果（國家級）第13-14屆中的品牌建設與技術創新篇、循環經濟建設篇。這些研究成果對技術創新過程中的管理總結得比較全面、細致，因而具有較高的說服力和借鑒價值。

上述研究成果在揭示企業技術能力提升路徑和學習方式，探討技術創新模式的形成緣由、不同創新模式的適用條件、左右技術創新模式演化的因素或力量，以及在總結與提煉技術創新活動的過程管理等方面均作出了有益探索。然而，這些研究在研究領域和適用理論的選擇上均有著顯著的共性特征，即均采用管理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技術創新模式和技術創新管理。較少有學者將上述問題的研究納入經濟學分析框架。我們沒有理由忽視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技術創新也是一種經濟活動，有效規避風險，尋求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是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所持有的基本價值取向；二是，技術創新作為經濟活動必然也屬于人類交易活動的范疇。在交易活動中人與人之間建立的競爭或合作關系必然會直接影響到交易的規模和交易效率。有鑒于此，不妨從經濟學視角來研究技術創新范式選擇。筆者認為成本-收益分析法同樣適用于技術創新問題的研究。這樣，在上述研究假設和研究思路的基礎上，筆者擬采用交易成本、沉入成本、機會成本、創新預期收益等變量，將命題研究納入成本-收益框架。借此來嘗試探討技術創新范式選擇標準。

基本經濟變量的涵義

本文研究中使用的經濟變量主要有：交易成本、沉入成本、機會成本、創新預期收益等。這些經濟變量原本是制度經濟學、管理學、技術貿易理論中的基本概念。本文在借用這些概念時，在不改變這些概念基本涵義的前提下作了有針對性的調整。

（一）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最初是指協商簽訂契約以及契約簽訂后付諸實施所需的成本。后來新制度經濟學家將這一概念廣泛應用于經濟、法律、社會等研究領域。本文所指的交易成本是指在自主創新、合作創新中圍繞技術創新活動，企業創新管理層沿縱向、橫向層次分別與企業內部創新團隊、創新個體、合作創新單位等協商、簽訂技術創新契約、管理、監督契約履行以及獎勵或支付創新成果紅利，以確保創新活動順利有效開展而發生的費用。企業交易成本可以細分為企業內交易成本和企業間或市場交易成本。前者是指企業內部創新單位之間、創新團隊內部項目組與創新個體之間為達成創新契約、管理和監督契約履行、獎勵或支付創新成果紅利等而發生的費用。后者指企業與外部創新合作單位之間發生的上述費用。

（二）沉入成本

又稱開發成本，是指研究和開發這項技術的成本，包括所投入的全部人力、物力、資金。它包括為研發和生產新技術而發生的機器、試驗和檢測儀器購置成本，以及廠房改造或重建成本等。本文將沉入成本細分為自主創新沉入成本和合作創新沉入成本。前者指企業自主創新過程中所投入的全部人力、物力、資金。后者指在合作創新中企業為合作開發新技術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資金，以及向合作方投入與支付的全部人力、物力和資金等。沉入成本專指新技術研發和生產過程中發生的費用，屬于技術生產環節的費用支出；而交易成本則專指組織、管理技術創新活動支付的費用，以及支付的創新成果紅利等。交易成本發生在技術創新活動的交換和分配環節。交易成本與沉入成本不存在交集。

（三）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在經濟學中是指廠商因生產某種商品或提供某種勞務而放棄使用該生產要素在其他用途中可以得到的最高收入。本文中使用的機會成本是指因技術創新失敗或創新效率降低而導致的經濟損失。從產出核算的角度看來，因技術創新失敗或創新效率降低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等于生產損失。具體講，前者包括技術創新投入要素因用作創新而失去的在其他用途中可以得到的最高收入，后者是因新產品或新工藝延期投產或使用而損失的銷售收入和節約的成本等。

（四）創新預期收益

創新預期收益從經濟效益單一維度來核算，是指一項新技術的使用預期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邊際收益或新增價值，通常稱之為新增利潤。新增利潤包括：降低的生產成本；提高質量或性能；提高銷售價值；增加銷售量。為了便于研究，本文將使用的經濟變量及涵義列表如表1所示。

企業技術創新范式選擇標準

技術創新范式從狹義的角度看，是指企業選擇的開展技術創新的方式，以及組織與管理技術創新活動的方式和方法。本文在研究上采用狹義的概念。從筆者所作的案例調研情況看，目前企業較多采用的技術創新范式大體有自主創新、合作創新兩種基本類型，其中合作創新可進一步細分為：項目合作、產學研合作、產業鏈合作三種形式；或股權式合作、非股權式合作兩種形式。不同的技術創新范式各有其特點和適用條件，企業在技術創新問題上首先要作出的決策是，選擇與其條件和發展目標相匹配的創新范式。技術創新范式選擇標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技術創新范式選擇標準是企業論證和優選技術創新范式時應遵循或參照執行的標準，它對企業某項技術創新范式的最終確立發揮實質性作用。從經濟學視角看，技術創新是手段，提高企業收益水平是目的。因此，可以將創新范式選擇標準的確立納入成本與收益分析框架，并從中推導出創新范式的遴選標準。

首先，假設創新收益是可知的，且企業內部不存在創新投入資源的短邊約束，則自主創新、合作創新均是可以選擇的創新范式，在這種情況下，若滿足下列三個條件：a.C內交C合沉，c.（C間交-C內交）≥（C自沉-C合沉），則應選擇自主創新范式，交易成本的節約進而總成本的節約是作出這種選擇的主要原緣。

若a、b兩個條件保留，但C項條件變為C`.（C間交-C內交）

其次，假定創新風險較大，企業存在創新投入資源的短邊約束，則合作創新范式是一種必然的選擇。但是，具體的合作創新范式選擇應視創新成本和創新收益情況再作出決定。具體而言，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情形：

情形一：企業對外部技術依賴性強，技術創新風險大，創新預期收益大。創新收益的實現依賴于合作單位的精誠合作。若滿足下列三個條件：a.C機失C交（C交=C內交+C間交），c.C合沉

情形二：企業具備控制創新風險的能力，同時也具備實施創新成果產業化的能力。在這種情形下，若滿足下列三個條件：a.C自沉>>C合沉，b.C內交 C間交，c.R長期依賴合作方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則企業宜選擇契約式合作創新范式，而這類創新范式通常是以產業鏈合作為首選范式。在這種范式下，企業會向合作方明確技術改進或創新要求，同時提供技術援助并承諾簽訂長期訂貨合同，但是要求合作方主動開展服務本企業發展要求的技術創新。

再次，假設創新預期收益大，創新投入大，但是，企業自身在短期內無攻克制約發展的關鍵技術。在這種情況下，若滿足下列三個條件：a.C自沉>>C合沉，b.C機降> C間交，c.C間交

本文得出的研究成果來自對技術創新案例的總結、提煉，也來自在經濟學指導下作出的初步理論推演。研究結論對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筆者認為，開展一項技術創新活動，在客觀上一定存在適合企業自身條件和發展需要的最優或次優技術創新范式。一種正確的技術創新范式應當是一種在有效規避創新風險前提下，能夠以盡可能節約創新投入來實現創新收益最大化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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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

關鍵詞：營銷渠道；；渠道研究；研究范式；中國企業

中圖分類號：F27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7011206

渠道是一個多元研究介入的領域。在渠道研究中，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社會學、地理學和溝通學等多個學科從不同的視角介入，使渠道研究成為一個異彩紛呈、成果豐碩的領域。但是，這些學科領域涉及渠道的相關研究及其知識幾乎都是獨立發展，缺乏有力的整合。由于不同學科體系對渠道研究的介入，導致了不同研究方法的廣泛應用，從質性研究的田野作業，一直到規范的數量模型或者模擬，呈現了一種多元化的局面。

現有渠道研究主要有兩個基本范式：第一是微觀經濟學的范式，這個范式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提取營銷渠道的功能和制度要素，加以分析和重構，形成分析框架。由于經濟學與營銷研究傳統的關系，這個方面的努力歷來不絕如縷[1]。第二是行為范式，通過對渠道成員的行為分析，形成相關的框架和理論，以應用到渠道建設中去[2]。有學者補充認為，除了上述范式之外，在營銷渠道的研究中，還存在一個管理學的范式[3]。不過，至少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對于營銷渠道的研究，一直是在多種范式之下展開的，包括傳統的經濟學范式，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對渠道進行研究，也包括了管理學范式，從計劃和組織角度對渠道組建和運行加以研究，還有一些跨學科的研究，如從社會學和心理學提出的渠道問題[4]。

一、中國企業營銷渠道研究的缺陷與不足

盡管學者們對中國企業的營銷渠道進行了不斷地研究，但由于商業環境、社會文化的差異，中國的渠道研究面臨著特有的問題。而且，由于出發點不同，學術界與企業界對于渠道研究的關注點存在一定差異或錯位，因此，渠道研究從整體上來看存在明顯的問題。

第一，渠道研究所覆蓋的范圍過小。

渠道研究是營銷研究的一部分，本來有多種不同范式，主要是經濟學、管理學和行為學的三種范式，但是，目前頂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三種范式上，而放棄了管理學和經濟學這些本來更為傳統和更為成熟的范式，這導致了一些有中國特色的問題被放棄了。例如，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渠道建設從一開始就與運輸、庫存等實體問題聯系在一起的，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很多都是依靠管理的。同時，面對廣闊的國土面積，任何全國性企業的渠道構建都需要中間商的配合，是對中間商的管理和控制問題。這些本來是渠道研究的核心問題，但是，在現在的渠道研究中，管理范式被邊緣化了，渠道構建和控制問題被忽視了，而供應鏈問題則成了一個渠道之外的問題。

第二，忽略了其它學科的研究成果。

單純從渠道研究的理論看，解釋力很高的新制度經濟學范式在目前的研究中只占有一個邊緣的位置。該研究范式的解釋力強大，已經成為國際上渠道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析框架，但是在中國目前研究中卻僅占有很小的空間，這反映出在渠道研究中，行為范式的流行把對渠道相關的經濟學研究課題交給了經濟學界。例如對于縱向限制的研究和對于超級終端興起的研究，沒有納入到渠道研究中來，而是在其他領域得到關注。渠道研究不僅不愿與實業界交流，也很少與其它相關的研究領域交流。

第三，誤植問題。

現有對渠道的學術研究把西方研究中的理論范式和研究對象同時引入，尤其是后者，是把西方研究者面對的問題直接移植到中國來。這種問題移植，實際上是用西方的問題取代了中國的問題，在移植過程中有意或者無意地遮蔽了中國企業面對的實際渠道問題，學術研究變得與中國實際的企業進程無關。例如，二元經濟條件下的農村市場開拓，一直是企業關注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長期在學術界的視野之外，我們不知道大量的中小企業是如何生存的，何以能夠在大品牌的擠壓下長期發展。

第四，缺乏理論的原創性。

渠道的學術研究不僅誤植了問題，而且在理論研究上缺乏全面性，更沒有原創性。大量的現實觀察、深入的記錄和完整的訪談，這些耗費時日的方法，現在正在被冷落。中國企業在渠道建設上積累了大量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在渠道學術研究中沒有得到反映，甚至被放在研究者的視野之外。

我國目前的渠道研究存在上述缺陷和不足，解決問題的方法自然是對癥下藥，從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對象等角度將中國企業的渠道問題引入渠道研究之中，這樣的研究才能真正對企業發展產生幫助，也才能真正地將實踐問題提升到理論高度。

二、營銷渠道的多元研究范式

渠道研究是在多種范式、多個學科之內展開的，因此，呈現為一種百花齊放的局面[5-6-7]。

關于營銷和渠道研究的范式與學派，學術史上有過多種不同區分。最早開始營銷理論史研究的Bartels提出了六個維度區分不同的營銷知識，包括結構、知識、時間、空間、跨學科和個人等不同維度，營銷知識就是按照這些維度組織和展開的。Shaw等區分了十個學派，Thorelli提出的“網絡范式”（network paradigm）認為渠道之間是網絡競爭。國內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中，強調結構和行為的兩個學派。這個意見最早是莊貴軍2000年提出的。而隨后有幾篇論文對研究范式的劃分進行了討論，最新的是邵昶等的文章，把渠道研究分為結構和行為范式，其中引用了澳大利亞學者Wilkinson的文章，認為這種區分方法來自他。實際上，Wilkinson區分的是經濟學和行為科學兩個范式。李春成和李崇光在其論文中提出了結構范式、行為范式和關系范式的分類，并且認為前兩個分類就是經濟學范式和行為范式。對這個區分，作者沒有給出來源。這些引用文獻大部分沒有廣泛參考西方的營銷學術史研究文章，在少數被參考的文獻中，也沒有發現作者指出的經濟學范式。但是由于學科之間存在著學術藩籬，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相互隔絕，沒有形成統一的結果，局面顯得支離破碎。

經濟學是渠道研究和市場營銷研究的一個母體，但是，從微觀經濟學范式轉向政治經濟學范式，最終轉向交易成本的新制度經濟學范式，雖然一直在經濟學內徘徊，但對渠道研究的內容已經面目全非了。相比之下，行為學范式形成較晚，所研究的專題主要是社會學的權力、沖突、合作；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信任；溝通學的溝通等等。這些研究為理解渠道的行為提供了新的變量，但是，行為學范式無法全面覆蓋不同的渠道研究。相比經濟學范式，行為學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專題探索上。雖然占據目前渠道研究的中心位置，但是，并沒有主動謀求建立統一的分析框架，因此，作為知識體系顯得有些凌亂和破碎。管理學同樣是渠道研究的母體之一，現在的渠道研究和市場營銷研究早期就是脫胎于管理學的研究。在20世紀50―60年代，管理學范式形成了對營銷學科的全面介入之后，作為一個范式的發展反倒停止了，并沒有更深入地進入渠道研究，僅僅在一些渠道管理的基本命題上徘徊，沒有更多的成果。

三、我國營銷渠道研究的新綜合范式

在對上述不同范式以及相關問題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了一個新綜合范式的分析框架。建立這個分析框架的主要目的是對現有的渠道研究主題進行比較全面的總結和歸類，理清各個不同學科形成的渠道主題的相關關系和相對位置，建立渠道研究的整體圖景。進一步在渠道研究的大框架下，審視渠道研究的全貌，從而發現中國現在企業和市場發展的背景下，哪些主題是最值得研究，并且為如何展開相關研究提供清晰的建議。

1渠道研究的新綜合范式框架

新綜合范式的核心是制度（institution）概念的建立和擴展。這個概念來源于康芒斯和凡勃倫的制度經濟學，經過新制度經濟學的采用和對概念的推廣，目前這個概念已經廣泛地被社會科學不同學科所采用。至少在經濟學中，新制度經濟學區分了委托―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等不同分支。這些分支共享制度這個概念，而對于這個概念的運用，不同學者作了共同努力。關于制度的研究成果早已滲透到了渠道研究中，但是，人們習慣采用新制度學派的交易成本理論來概括渠道研究的范式[8]-[12]。隨著對渠道研究中不同知識的歸納和注視，我們發現現有的交易成本理論無法概括全部領域，需要對研究范式加以擴展和調整。新制度概念的引入，可以有效地提高現有研究范式有效性[13]-[15]。

為此，本文將渠道研究的新綜合范式構建為包括一個橫軸和兩個縱軸的坐標系，用以描述不同研究主題的分布和相互關系（見圖1所示）。本文接受新制度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把這個概念作為一個衡量維度作為橫坐標標示在坐標圖中（這個橫軸為交易成本大小，實際上是從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角度展開）。

按照科斯的看法，交易活動是有成本的。威廉姆森進一步認為企業和市場之間存在著一種替代關系，這都可以看做是一種制度或者治理機制的選擇，治理機制的關鍵是節約交易成本。按照德姆塞茨的看法，交易成本與企業的管理成本之間存在一個替代關系，當企業的管理成本過高，就會選擇外包的方式，把相應的業務活動交與市場，相反則企業會從市場手下接受業務，全賴交易成本與管理成本之間的關系。因此，在本模型中，橫軸就是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這個軸的中點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TC）等于管理成本（managerial cost，MC），也即：TC=MC。在這一點的左側（即TCMC的區間），則是作為等級制組織的企業的活動空間。在本文中，這個坐標的左右兩側同時代表了經濟學和管理學兩種不同范式。

在橫坐標的兩側各有一個縱軸，分別表示不同范式的研究方法。左側是經濟學研究規范方法向實證方法的過渡，而右側則表示管理學研究從質性研究方法向數量研究方法的過渡。渠道研究的主題主要分布在兩個縱軸之間。依照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分類，不同的研究主題分布在這個狹窄的空間中，其位置就是主題形成的區域，而每一個研究主題上的箭頭，方向上下的，是指研究主題在方法上的演化，例如權力、信任等主題都是在社會學的質性研究中形成個概念，但是隨著研究深入，越來越借助實證研究的數量方法了。左右的箭頭則是指主題在不同范式之間的轉化關系。例如，電子商務是在市場與企業之間形成的，但是，其研究向左右兩個方向轉變，意味著對電子商務的研究從企業和市場交易兩個角度展開。供應鏈的研究本來是作為企業的物流體系構成和作用展開的，但是隨著技術發展和經濟環境的變化，現在越來越向市場交易的方向轉化。

圖1中，在兩個縱坐標之間的中間部分，是行為范式的研究主題，包括但是不限于權力、沖突、信任和溝通，上下排列反映了研究的成熟程度，越靠上的主題研究越成熟。從方法的角度看，意味著早期題目的提出采取質性方法，構建規范的理論，而隨著研究的展開，更多研究采取數量的實證方法。靠近右邊縱坐標的研究主題是管理學范式下展開的，主要包括渠道的構建策略，銷售人員、經銷商和分支機構的管理等等，其中對營銷要素中渠道與產品、價格和促銷等要素的關系研究，也是渠道管理的重要課題，因為這些要素不僅是營銷的要素，同時也是渠道治理的手段。而縱向限制、渠道成員的管理和環境研究，則是在經濟學的范式下展開的。相比之下，供應鏈的研究本來是在管理學范式下形成的題目，但是現在逐漸向經濟學方向轉移，而電子商務則向兩個方向擴展其研究空間。

2治理―新綜合范式的核心概念

新綜合范式雖然與交易成本理論是同一個來源，共享相同的資源，但是，它把核心從交易成本轉向了制度。這個微調導致了對渠道研究不同范式核心概念的綜合，可以成為一個融合不同范式的擴展范式。其核心是提取的一個關鍵概念：治理。以治理來統攝交易和管理概念，成為了新范式的核心。

作為經濟學的關鍵詞應該是供求導致的交易，而企業作為等級制組織運作的關鍵詞毫無疑問是管理。但是在管理和交易之間，還存在廣闊的中間地帶。這里起作用的往往既不是單純的交易，也不是單純的管理，而是新制度經濟學貢獻的“治理”概念。從新制度的新范式角度看，在左邊縱坐標之外，是完全被交易控制的空間；在右邊縱坐標之外，是完全被管理控制的空間；而在兩個縱坐標之間，則既存在交易也存在管理，不過大量占據中間位置的是治理。

交易是通過平等的交換實現雙方的目標，管理是等級制組織內通過權力和規則實現目標，而治理是通過更為復雜的組織或者非組織手段促成雙方的目標達成。這樣，行為學范式的大量概念，如信任、溝通和權力等概念，就在治理的概念下取得了在新綜合范式下的存在空間。而交易成本理論貢獻的機會主義防治問題以及專用資產投資等問題，都具有了治理的含義。在這些內在含義被確定之后，就可以有效地區分交易和管理的作用區間，為渠道內不同成員之間關系處理的研究和闡釋提供了基本的分類方式，從而提供了進一步研究方法指南和運用指導。

新綜合范式的重要作用就是要恢復被交易成本理論范式所忽略的管理問題。交易成本理論作為一個經濟學的范式，雖然有很強的解釋力，但是在渠道研究中，對在管理范式下形成的知識體系的處置顯得力不從心，最終只得推給管理概念。但是，渠道本質上是廠商與經銷商的關系，而這個關系只有在縱向一體化情況才能真正轉化為管理關系，在日常的交往中，這個關系還是一種契約規定的長期關系。這里采用治理的概念則非常貼切，治理的概念可以包括對一次易的安排，也可以轉化為短期交易的制度安排，更可以概括長期渠道交易和制度安排。在傳統的管理概念下，計劃、組織手段都勉為其難地起到概括作用，但是，這不是廠商雙方的實際關系，而是一種對管理概念的擴展使用。而治理概念在這里可以貼切地描述企業在渠道中面對的任何情況。

概言之，治理的核心概念是通過不同的正式契約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來調節渠道中不同成員的利益關系，這個概念的核心是目前行為學和交易成本理論貢獻的機會主義、合作、溝通等等手段，以及相關的沖突、合作等概念。傳統管理范式下使用的計劃、組織和協調等概念，經過簡單的拓展，可以包含在治理這個概念中，成為治理這個概念的一個擴展概念使用，并且也為管理留下了存在的空間（右邊縱坐標右側）。這樣，就可以把原來渠道研究的經濟學范式、行為學范式和管理學范式在“治理”概念之下統一了起來。

從營銷渠道的構成看，渠道的本質是渠道成員的關系，而這種關系的特征不是一次易，因此，在渠道研究的新綜合范式上，交易區間不是渠道研究所覆蓋的。從渠道結構角度看，成員之間的關系或者是長期契約的關系，或者是一體化的關系。一體化關系是管理行為覆蓋的區間，而各種契約關系構成的渠道是治理區間。換言之，這個區間的關系本質上是契約關系，大部分管理手段是失效的，只有各種治理手段才能發揮作用。

3對渠道研究新綜合范式的學術史檢驗

新綜合范式的有效性可以從學術史的角度，看范式的發展和與現有范式的契合程度。

早期的營銷研究中，分銷占據著中心地位。研究首先脫胎于經濟學，主要是對交易和分銷作用的分析。這種分析把分銷看成是一種交易，更多的研究是為分銷作用尋找社會存在的理由。此類研究脫胎于經濟學，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堅持著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和前提。例如，廠商和中間商，包括批發商和零售商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交易關系，并沒有長遠的考慮，雖然在現實中，這些關系已經發展起來了。顯然，這時候的研究主要是在交易的概念下占據著模型的左邊。隨著廠商和經銷商之間關系的不斷密切，在現實的商業世界上，發展了很多企業與中間商的長期合作關系模式。尤其是隨著管理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在廠商主導的情況下，渠道的建設更多地滲透了管理思想，渠道的設計、成員選擇和激勵等問題都是傳統管理范式的貫徹。顯然渠道研究已經移向了模型的右邊，進入了管理范式。隨著廠商和經銷商關系的不斷演變，研究者更關心廠商與經銷商關系的微觀機制解剖。這樣，更為精細的研究逐步展開，行為學變量開始進入渠道研究，把相關的研究轉向了管理和交易之間的微觀行為分析。一些學者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相關管理和營銷刊物上，不斷地利用經濟學分析對渠道問題展開研究，這些研究包括渠道的一體化研究[16]，交易媒介之間的結構平衡問題[17]，以及渠道成員之間的揣測與利潤關系等[18]。雖然在這些專題上取得了相應的成果，但是恢復經濟學理論作用的努力并沒有取得扭轉局面的作用。顯然，傳統的經濟學分析無法承擔統一渠道研究局面的大任，這樣就需要發展新的分析范式。

交易成本理論生逢其時地提供了這樣的范式。相關的渠道研究通過交易成本理論重新納入到了經濟學的框架之下。從圖3可以看到不同主題的歷史變化。

在圖3中，從左向右的箭頭表示第一次范式轉移，而中間的箭頭表示第二次范式轉移。這一次范式轉移的情況是行為學論題的出現，但是最終是統一在交易成本的概念之下了。

不過，這個統一是不完滿的，在交易成本的概念之下，傳統的渠道管理知識失去了存在的余地和空間，大量的純粹交易活動也被從研究范式中放逐。雖然管理和交易在渠道研究中無法占據中心的位置，但是，這些研究所積累的知識需要在一個統一的范式下得到安置，并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這就需要“制度”這個概念以及與其緊密相連的“治理”概念出場了。

四、結論

渠道研究的新綜合范式框架綜合了經濟學、管理學和行為學研究范式，將渠道研究統一到治理區間加以規范。在這個研究框架下，我們可以有效地排列渠道研究至今形成的各項知識和命題，確定不同命題的相對位置，了解不同學科形成的關于渠道知識的相互關系，為進一步在渠道研究中形成各種知識的融會貫通提供初步的概括。同時，新綜合研究范式針對中國目前渠道研究中存在的盲點和缺陷具有明確的指引作用。

目前國內關于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的核心區域內，包括對權力、沖突、信任和溝通的研究。實際上，交易成本理論帶來的機會主義等變量也可以納入到這個研究范圍。從研究主題分布上看，目前關于渠道研究的管理區間缺乏高層次研究，分支機構管理和營銷要素研究等方面根本就沒有高層次研究的支持。但是，恰恰這些部分是業界關注焦點。渠道成員、供應鏈和電子商務方面是實業界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問題，只是學術界的關注度不高，或者不是渠道研究關注的主要問題。而零售終端研究、市場分布研究和縱向控制研究則是與渠道相關的問題，但是這些研究分布在其它學科領域中，渠道研究的學術界和實業界均未給予注意。從上述分析可見，雖然實業界對管理問題給予了極大地關注，但是學術界的努力方向卻并不一致。因此，根據新綜合范式的研究框架就可以看出國內營銷渠道學術研究需要拓展的領域，這既是學術研究的需要，也是實業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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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

[關鍵詞]中國經濟學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現代主流經濟學 范式 儒家文化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062-10

一、引論：問題意識與中國經濟學

一個好的社會科學理論必須來自經驗事實又高于經驗事實，能夠透過紛繁蕪雜的現象揭示其本質，這就是馮友蘭所謂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為此，經濟理論研究必須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這包括現實問題意識和理論問題意識兩大方面。其中，前者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挖掘，注重理論的解釋力；后者是對經濟理論問題的反省，涉及理論的邏輯性。顯然，問題意識要求研究者具有廣博的知識結構和高超的知性力，同時又具有包容性的學術態度和多元化的學術思維，從而能夠跳出常規范式的桎梏，從熟視無睹的現象中反思既有理論。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卻具有強烈的方法導向特性，主要是在凱恩斯一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作細枝末節的數理建模和計量實證，并形成了提出問題、文獻綜述、建立模型、理論推導或經驗檢驗的八股格式。同時，方法導向式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往往不是源于理論本身的邏輯或者見微知著的現實，而主要來自其他文獻，這種基于單一思維體系所自我繁衍出來的問題往往只是個偽問題。正因如此，盡管經濟學在當前中國學術界貌似取得了空前的繁榮，但對中國經濟的實質幫助卻微乎其微，大量的現實問題都無法根據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和思維加以解決。

林毅夫指出，“發生在中國的現象，表面上看起來和西方一樣，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樣?！币虼?，要真正解釋中國社會的具體經濟現象以及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就不能簡單地模仿“西方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必須突破西方主流理論的分析框架和觀念，必須契合中國人的心理意識和行為特征，并由此構建本土化的中國經濟學范式。當然，這種本土化研究范式在短期內往往很難被主流雜志所接受.這就需要敢坐冷板凳的學術精神。林毅夫強調，“經濟學家最重要職責不在于在主流雜志上發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論能否解釋我們關注的現象，能否對經濟學科的理論發展做出貢獻。只要理論能解釋現象，慢慢就會被接受。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外國經濟學界對中國的問題越來越關注，他們發現現有的理論在解釋中國問題上處處顯得蒼白無力，就會更多地接受根據中國現象提出的理論解釋，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來改變現狀。機會總是和困難并存的，中國經濟現象是一個金礦，要挖金礦必須有心理準備付出比挖煤礦更大的代價。所以，關鍵的問題還不是提出新理論、新概念時能否被國內、國外學術界接受，而在于我們能否擺脫現有理論和概念話語霸權的束縛，根據中國的現象提出新的理論、新的概念。本文就構建中國經濟學范式的邏輯基礎和基本思路作一剖析。

二、經濟學的基本特性與本土化要求

一般地，以增進社會福利為根本目的的經濟學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面對物時如何行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面對人或社會時如何行為、如何充分運用理性以實現社會需求的最大化。同時，經濟學必須關注內在于經濟現象中“人”這一因素，其原因在于：（1）任何人類行動都具有一定的社會性，都必然涉及后一方面內容；（2）隨著社會性資源在生產中日益重要，后一方面內容的研究日益重要。事實上，就本體論而言，經濟學研究的本身就是人類行為及由此衍生出的社會經濟現象。顯然，這一研究對象具有這樣兩大基本特點：（1）濃郁的人文性，人類行為內含了文化的、心理的意識，對經濟現象的改造也往往內涵了人的主觀認知和社會理想；（2）強烈的本土性，不同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類行為動機和行為機理是不同的，從而不同時空下產生了千姿百態的社會現象。這意味著，經濟學科本身就具有濃郁的人文性和強烈的本土性，其理論構建必須嵌入于特定時空下的社會關系和行為機理之中，理論發展也必須與社會現實同步演化；不同社會關系和文化心理下的經濟學理論是有差異的，經濟學理論根本無法實現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化、客觀化和通用化。

現代主流經濟學往往將逐利視為人類的本能，是不言而喻的，并依此來解釋人類行為以及分析所衍生的社會經濟現象。但實際上，人類的偏好以及偏好實現的方式都具有強烈的社會性，都受社會心理和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響。韋伯就寫道：“利益（物質的和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著人的行動。但是，‘理念’創造的‘世界觀’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規定著軌道，在這些軌道上，利益的動力驅動著行動?！毕鄳?，作為一門研究具體社會經濟問題的社會科學，構成經濟學理論的前提條件和行為機理就應該體現出某種本土特性。經濟學學說史就表明，經濟學的本土化一直是經濟學發展過程中非常突出的現象：英國和法國就因文化傳統的差異而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學風格，德國也因歷史、文化的獨特性而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官房學派、歷史學派和社會市場主義，更不要說更具特色的奧地利學派、瑞典學派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基于不同本土特質所形成的經濟學流派，相互競爭和相互補充，共同推動了經濟學科的發展和成熟。即使在形成了統一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現代經濟學界，隨著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制度、文化、心理等社會性因素也重新被引入其中，從而導致了行為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等新學科的勃興，并再次引發了對經濟學本土化的重新探討。_

當然，盡管各種經濟學流派的存在表明了西方各國在文化和語言上所存在的差異，但它們的文明特質大體上卻是相通的，其思維意識和行為機理也大致相似。究其原因，西方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文明而言，它發源于希臘理性和希伯來信仰，并經歷了基督教文明和自然主義思維的長期洗煉。事實上，正是由于有相通的社會認知和思維方式，英、法兩大經濟學傳統才可以統一于現代主流經濟學下，德國學派的很多思想才會不斷地被吸收進主流經濟學中，從而最終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夯實了文化心理這一微觀基礎。從這個角度上講，現代經濟學尤其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是“西方”的，不僅是因為它發源于西方社會，而且，迄今還植根于西方社會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論假設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自然主義思維。現代主流經濟學所基于的文化心理和認知思維與儒家社會之間存在很大差別：盡管當今中國社會因受到西方文明的沖擊而在很多領域的面貌都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文化和心理結構卻很難短期內被更換，儒家的傳統文化和思維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國土壤中。

然而，迄今為止，經濟學的本土化發展在中國還沒有真正起步。事實上，中國經濟學界存在的兩大分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它們無論在分析框架、研究思維、行為機理乃是研究內容上都體現了“西方”特征，從而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就研究思維而言，它們都繼承李嘉圖的抽象分析而拓展了西方的自然主義思維，從而都在不同程度上難以剖析真實世界中人們的互動行為。正是基于這種傾向，由此所構建出的也只能是“西方”經濟學，而不會是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同時，由于兩者都將研究對象局限在物質領域而忽視了人類福利的變化，這已滯后于當今社會，而無法對當今實踐起到真正的理論指導作用。這也意味著，無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都面臨著一個中國化的過程，需要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和文化思維結合起來。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現代經濟學本質上僅僅是“西方”經濟學，因而其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基本上也都是由西方學者或者完全西方化的學者所推動，而中國經濟學人在現代主流經濟學領域則很難做出實質性貢獻。林毅夫曾指出：“社會科學理論貢獻的大小決定于被解釋現象的重要性。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后，各國的經濟關聯十分密切，發生在大國的經濟活動不僅影響大國本身，而且會對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發生重大影響。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強國家的經濟現象，并將之總結成理論的經濟學家，他們也就容易被認為是世界級經濟學家。”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學人對經濟學的貢獻并不在于對源于西方社會的“純理論”的闡釋和發展，而是在于是否能夠將國內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現象上升到理論層面.從而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正因為儒家人性觀、社會觀等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政府決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文化結構、制度結構，就解決不了當前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國社會的經濟學理論和思維。

三、西方經濟理論與中國現實的脫節

當前，大部分經濟學人熱衷于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思維和標準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的經濟現象，解決具體的社會現實問題，但總體上，他們所推出的經濟政策并無建樹。究其原因，當前中西方社會所面臨的現實國情和文化思維存在明顯差異，而這些經濟學人所接受的思維和理論往往注重普遍性而拒絕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特殊性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經濟現象，并規定了不同的政策需求。為說明這一點，這里以公共交通的定價原則為例作一比較分析。

第一，就現實國情而言。當前中西方社會對公共交通的投資方式是不同的，從而產生不同的定價機制。一般地，在西方社會，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由私人投資的，其定價以公司效益為原則，從而往往根據消費者的個人效用而作差別定價，早半個月或者10天前訂票所付價格往往只有臨時買票的幾分之一甚至是1/10。相反，在中國社會，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資的，其定價是以社會福利為原則，從而往往根據生產者的投資成本而作統一定價，無論是半個月或者10天前訂票還是臨時買票上車所付的價格幾乎都是相同的。

第二，就文化思維而言。即使都是私人投資，文化上的差異也會產生不同的定價原則，并表現為不同的促銷形態。由于西方社會的定價基礎主要是基于社會需求和個人效用，因此，定票日期越早，能夠獲得的價格往往也就越低。究其原因，提前訂票的消費者往往有更多的選擇，從而價格需求彈性高。相反，由于中國社會的定價基礎主要是基于成本分擔和總收益，因此，最后時刻臨時買票的消費者往往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低價優惠。究其原因，供給者考慮的是如何盡可能地使已經投入的沉淀成本發揮最大效益，而在票價高于可變成本的情況下新增一個顧客都是有利的。

上述差異的表現和認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社會經濟現象，還可以從不同巴士路線的票價差異來獲得更進一步理解。一般地，在中國社會，乘客稀少的那些路線往往票價較高，這是因為分攤到單人的運輸成本較高；而在西方社會，乘客有固定需求的那些路線往往票價較高，這是因為此類乘客的選擇機會較少。相應地，在西方社會，人越多、車越擁擠，票價相應地往往也會越高。這符合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彈性定價原則，也與二級定價的價格歧視原則相一致。然而，為西方社會廣泛接受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定價機制，在儒家思維里卻并不必然是合理的。究其原因，在繁忙路線上，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并沒有增加，甚至分攤的人均成本反而更少了。因此，此時需要做的應該是增加班車的數量而不是漲價。事實上，中國各城市開往機場的單位里程價與其他長途巴士乃至城市公交的價格大致都差不多，很多城市都開設有機場的城市公交路線。而且，中國政府每每在節日要求加開車輛并堅持查處漲價行為，在“十一”長假還實施所有的高速公路對7人以下轎車免費通行的政策。

正是由于中國社會的思維和認知與西方社會存在巨大差異，從而也就與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邏輯不符合，與最大化個人效用這一基本原則相背。為此，我們就需要進一步回答這樣兩大問題。

正是通過基于上述兩個維度的梳理和剖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結論。（1）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首先具有規范性，需對事物本質進行探究，并把本質視為改革方向的理想狀態，這是以馬克思經濟學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的根本思維；相反，現代主流經濟學蛻化為解釋性學說，其所設立的假設主要是作為解釋的參照系。（2）古典經濟學關注公共領域的建設，關注財富的創造和制度變革，而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于私人領域，關注財富的配置和個體行為，因而古典經濟學更適用于當前中國社會。（3）經濟學必須把基于實證的“是什么”和基于規范的“應該是什么”結合起來，并由此形成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從而有助于對現實的改造。顯然，古典經濟學不僅把應得權利和財富增長結合起來研究社會發展，并且努力把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學結合起來，這更值得為中國經濟學所借鑒。（4）經濟學具有極強的人文性和本土性，根基于西方的自然主義思維的主流經濟學范式難以解釋中國的社會行為及經濟現象，因此，中國經濟學必須關注傳統文化倫理，經濟理論要以中國人的行為機理為基礎。（5）基于中國社會的“為己利他”行為機理不僅可以把馬克思經濟學中的“道德人”假定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結合起來，而且可以把經驗的人與超驗的人類理想結合起來。這種行為機理可以為中國經濟學的范式構建奠定堅實的微觀行為基礎，使中國經濟學具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特點，并與以建設和諧社會為訴求的當今社會理念相一致。

可見，基于上述兩大基本維度來探索中國經濟學范式，我們不僅將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表達工具和檢驗手段結合起來，夯實了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內在邏輯一致性，而且將現代西方經濟學基于工具理性的一般分析框架和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等基于價值理性的具體分析思維結合起來，夯實中國經濟學范式的理論與現實一致性。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借鑒數學工具在表達上越來越精確了，但也因拋棄了倫理學內容而越來越與現實相脫節。因此，部分經濟學家已經開始強調通過借鑒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方面的知識來充實經濟學。事實上，迄今為止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相互排斥的二元結構在我國經濟學界還依舊存在，而數理經濟學的大肆深入又使得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分支之間日益相分離。特別是，將現代經濟理論嵌入中國人行為機理中的研究迄今還非常之少，西方經濟理論與中國人思維及行為方式之間也存在嚴重脫節。

六、構建中國經濟學范式的重要意義

肖特曾指出，社會科學家的工作具有兩類實用性需求：（1）對現實世界的直接理論化，他的工作可以直接應用于富有意義的經驗性問題，這是外行人通常認為的“實用性”社會科學研究；（2）對描述現實世界的現有理論的理論化，他的工作不是致力于直接改變現實世界，而是通過改變學者中主流的理論范式來改變我們看待現實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那些熱衷于計量實證和政策應用的絕大多數經濟學人都在從事第一類的實用性工作，那些現代主流經濟學也呈現明顯的“工具性”。加爾布雷斯寫道：“經濟學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每年都會通過學者和輿論之口，將實用性的經濟理念灌輸給千百萬學生。盡管這種灌輸過程效率低下，然而，它仍然可以把一整套似然具有嚴重缺點卻便于應用的理念灌輸到許多人的頭腦中。絕大多數人很容易受到這些觀念的影響。他們會不知不覺地接受那些他們原本應當予以批判的思想：那種對于經濟生活可能采取的質疑和挑戰的態度，會被一種更加緩和的、不溫不火的立場所取代。對于那些本應就經濟問題發表意見或提供指導的人來說，這種灌輸立刻就會對他們產生顯著的影響。雖然這種被普遍接受的關于經濟社會的意象并不是真正的現實，卻成為人們可以信手拈來而且津津樂道的權威性結論?！眴栴}是，經濟學的工具作用并不總是一成不變的，正是由于環境和問題的變化，“那種曾被稱為經濟學而如今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事物及其相關術語，總是帶有強烈的過時的意味。”

與流行的做法不同，本文更接近于后一類理論性工作，它通過對經濟學研究對象之特性的剖析來對主流理論范式進行反思，并由此尋找與當前中國問題相適應的研究思維。在很大程度上，這類工作更為重要.也更為緊迫。加爾布雷斯就寫道，“在許多人看來，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可能缺少實用性。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它遠離了經濟學的‘工具的作用’，回歸到更古老、更傳統、更科學、旨在探索和詮釋經濟現象的本源這一崇高的目標之上?！笔聦嵣希洕鷮W本身是有關“人”的學科，人類行為具有強烈的意向性和目的性。例如，斯密就強調，人類行為不能像棋子一樣任人擺布。正因為人類行為與自然事件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因而兩者的研究方法也應該有很大差異。相應地，如何剖析人類社會中真實行為以及衍生社會經濟現象的基本特性，并由此形成一套有效的研究思維和分析框架，也就具有重要意義，也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不幸的是，當前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尤其是中國經濟學人都熱衷于照搬主流范式、倉促地使用復雜的數學工具來“醫治”那些具體的“病癥”，而很少愿意花時間和精力來仔細梳理和辨析經濟邏輯的基本特征，往往還把那種對基本概念和基礎理論的思辨和澄清視為無關于具體應用。

事實上，自新古典經濟學將其研究對象集中在市場和政府領域的經濟活動并打造成一門有關自然資源之配置的學說以來.主流經濟學就日益撇開了影響個體具體行為的心理和文化等因素。同時，在“客觀主義”和“科學至上主義”的旗幟感召下，現代主流經濟學努力打造一種沒有“人為因素”的客觀而抽象的理論體系。正是由于深受自然主義思維的影響，現代主流經濟學熱衷于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思維和分析工具，日益偏重于形式化、技術化和數學化的分析。布羅姆利曾指出，“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時間相對較短，然而在它獲得年輕的科學稱號之后的短短幾十年間，它已經顯露出一種與它的認識方法所不相稱的、無法支持的過分信心和自我肯定性。經濟學之所以變得如此自信，部分原因是它把自己局限在有趣的經濟問題中的一小部分――在這一部分中它似乎有提供答案的工具。而對那些它沒有清晰意見的經濟問題，主流經濟學的標準回答是：他們是‘非經濟學的’?！痹诤艽蟪潭壬?，正是隨著這種自信心的膨脹，經濟學開始認為自己擁有比其他社會科學更為優越的研究方法，從而導致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研究范圍的急速擴張，并由此產生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發展困境：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與現實越來越相脫節，越來越難以解決現實問題。

以企業組織的治理為例，現代主流經濟學發展出的委托一理論把人視為具有不同偏好且理性地追求這些偏好的最大化個體，由此衍生的機制設計理論就強調，委托人應該預測人的這種理性反應并設計出一套機理使得人采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為也符合委托人利益。在這種思維下，管理就被等同于通過正確的獎懲制度來對下屬進行規制，管理者的目標也就等同于一臺組織“機器”，其作川僅在于制定恰當的激勵制度，而不需要發揮“領導”作用，因為下屬們會發現正確地行事恰好符合自身的利益。問題是，正如米勒指出的，“下屬和上級的自利行為的內在邏輯不可能使科層像一部運行平穩、有效率的機器那樣持久……人們不可能涉及一種機理――控制體系同時規約上級與下屬的自利。對于具有其他良好特征的各種激勵制度而言，總有一些人有‘卸責’的機理――追求更狹隘的利益，從而導致在組織中每個人看來都覺得是無效率的那種均衡結果”，因此，“狹隘的、新古典的組織經濟學的觀點是不能自我成立的”。實際上，20世紀初巴納德在《經理人員的職能》中就強調，管理者的主要職責在于領導，體現為激發大家合作、冒險、創新的愿望，從而超越那種狹隘的、利己主義的激勵分析所導向的努力水平。

第7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

20世紀50年代，馮·紐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對理性人(rationalactor)選擇進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數理論。阿羅和德布魯(Arrow，Debreu)后來發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論，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從而建立了經濟學統一的分析范式。這個范式也成為金融學分析理性人決策的基礎。1952年馬克威茨(Markowi)發表了著名的論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標志著現代金融學的誕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開創了公司金融學，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自上個世紀60年代夏普和林特納等(Sharp－Limner)，建立并擴展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至布萊克、斯科爾斯和莫頓(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權定價模型(OPM)，至此，現代金融學，已經成為一門邏輯嚴密的具有統一分析框架的學科。

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常現象的累積，模型和實際的背離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尷尬境地。20世紀80年代，通過對傳統金融學的反思和修正，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并開始動搖了CAMP和EMH的權威地位。行為金融理論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范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獎得主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這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為這個領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國外將這一領域稱之為behaviorfinance，國內大多數的文獻和專著將其稱為“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學發現，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過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錨定和調整、損失規避等信念影響，出現系統性認知偏差。而傳統金融學是基于理性人假設，認為理性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是嚴格依照貝葉斯法則計算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這種非理性也是非系統性的，會彼此抵消，從而在總體上是理性的；如果這種錯誤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會淘汰這些犯錯誤的決策者，使市場恢復到均衡狀態，達到總體理性。

2行為金融對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

2．1風險偏好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基本理論，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不同于傳統金融學理論下風險偏好是不變的，而是變化的，是會隨著絕對財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改變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體，他們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為了投資，也是眾多投資者中的一部分，他們的風險偏好也會發生改變。風險偏好的改變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面臨的風險，最終會影響貸款方面臨的信用風險。

2．2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人們在作決策時，對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投資者可能對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盲目投資的產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貪大求全。

2．3羊群行為

企業決策由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并涉及較多的技術環節，其決策往往由決策團體共同協商作出，主要屬于群體決策，而群體決策有可能導致羊群行為(HerdBehaviors)的發生。羊群行為主要是指投資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而模仿他人決策的行為。在企業決策中，羊群行為的表現可能是決策團體中多數人對團體中領導者的遵從，也可能是領導者對決策團體中多數人的遵從，而且是一種盲目的遵從。決策中的羊群行為可能造成決策失誤。

2．4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

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費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題為《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內容是：在市場完全的前提下，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即企業價值與企業是否負債無關，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如果證券價格準確地反映了公司未來現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發行的是什么類型的證券，只要把公司發行的所有證券的市場價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這個公司未來利潤的現值。無風險套利活動也使得資本結構無關緊要，如果兩個本質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資本結構不同在市場上賣出的價格不一樣的話，套利者就可以將更便宜的公司的證券全部買下，然后在價格相對較高的市場上賣出。因此，公司的資本結構就不再是不相干的問題。不同的現金收入流量對不同的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會各不相同，這些投資者對于他們感興趣的現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價。特別是由于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滿風險。所以，不同的資本結構，其公司價值顯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風險必然不同。

3行為金融對金融租賃公司信用風險管理的啟示

金融租賃業務由于涉及交易環節較多，交易結構較為復雜，不但面臨客戶(承租企業)不能按時履約的信用風險，也存在供貨商不能按時履約的信用風險，因此，相對于商業銀行傳統信貸，其信用風險更大。

遺憾的是，很多金融租賃機構依然照搬商業銀行機構那套傳統的信用風險管理模式。在按傳統金融理論進行信用風險管理時，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設，對投資者的風險偏好、過度自信、羊群行為以及公司的資本結構均沒有涉及。但是，基于行為金融學理論，表明這些因素的影響是存在的，這就啟示我們在進行信用風險管理時就不能回避這些因素了，這既對信用風險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為金融租賃機構信用風險管理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8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

經濟發展理論范式及其歷史演進

經典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具有二重性。從生產一般的角度看，一切社會形態的經濟增長都是財富本身的增長。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睆纳a特殊的角度來看，凡是生產總是在一定社會形式下的生產，總是產生一定的生產關系。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來看，一方面，按一定比例把社會勞動分配到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中去是一切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和一般規律在不同的社會形式下會采取不同的表現方式。從商品生產來看，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決定了商品的二因素;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一般的勞動過程，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生產產品，是使用價值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運動過程，另一方面是價值形成和價值增值的過程，即剩余價值的生產、實現與分配的運動過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社會生產二重性的內在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決定了其發展趨勢。馬克思運用二重性理論與方法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機理。在經典馬克思經濟學中，“經濟發展”是一個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總體”相聯系的范疇，而不單純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量的”的規定(“經濟增長”)。的經濟發展觀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追求人的解放，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馬克思賦予“經濟發展”的內涵要比古典政治經濟學豐富得多，它包括經濟增長、公平分配和人的全面發展。不僅如此，馬克思還全面地、辯證地論述了二者的關系。其中，經濟增長是發展的基礎，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公平是發展的力量源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發展的最終目的;通過經濟計劃來實現增長，通過經濟發展來實現經濟和社會上的公平，通過消除舊的分工來達到人的全面發展。這些觀點反映了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思想。根據馬克思經濟發展觀，財富的增加或經濟的增長，尤其是以“商品”、“貨幣”、“價值”和“資本”等等“社會財富形式”的增加并非經濟發展本身，而僅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上衡量人的能力(即生產力)發展程度的一個方面的指標。離開了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就有可能會誤入“為生產而生產”的歧途，甚至導致破壞性的增長，最終也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發展。馬克思的經濟發展理論從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出發，批駁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發展，把對人的發展問題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學地論述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性及其對十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馬克思科學地論述了經濟發展與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與終極價值，而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又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根本前提與基本條件。馬克思是繼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后較早將制度納入經濟發展理論的思想家，對于制度的深入分析和探討構成了馬克思經濟發展理論的一大重要主題。制度分析是馬克思經濟發展理論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在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上，馬克思認為沒有離開一定制度條件的經濟活動及其發展。任何社會的生產與經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及其制度條件下進行的。在馬克思看來，一定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制度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而不是獨立于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之外的。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為指導，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是物質生產方式與社會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過程，并通過制度分析來考用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從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的內在矛盾運動中解釋經濟發展與社會制度的演變機制：以生產力與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為基礎來確定社會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以生產力與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來解釋社會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與政治制度的變革，從而揭示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馬克思也研究了經濟發展中人的理性及其作用問題，認為人的理性既能夠對經濟發展起推動作用，又可能對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理性既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制度，又受制于一定的經濟制度。馬克思運用“制度-理性”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與特征進行了科學分析。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人理性”促進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進步性，另一方面抨擊了資本家的“個人理性”對雇傭工人殘酷剝削和對土地與大自然破壞與掠奪從而對導致經濟發展的破壞性;馬克思一方面指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人理性是由資本與雇傭勞動制度所決定的，個別資本家不惜破壞自然、力圖實現成本外部性的個人理性也是由追求短期利益的資本增殖制度所決定的；另一方面指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人理性受到了市場自發競爭制度與資本剝削制度的制約，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的與其手段———不斷發展生產力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解決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一方面要提高思想認識、實現集體理性，另一方面必須建立先進的社會制度，為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提供有力的社會保障。為此，必須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克服個人理性的自發性、盲目性與破壞性，按照集體理性合理地利用資源、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吧鐣娜?，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睆目傮w上來看，經濟發展理論屬于“制度———理性”范式，即包容理性的制度主義范式。20世紀50至80年代，西方經濟學形成了著名的經濟發展理論(不發達經濟學)，并盛極一時。西方經濟發展理論努力揭示作為資本主義內在趨勢的資本擴張，資本如何從其最初的西歐發源地向全世界擴展，在資本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如何形成“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同落后國家的前資本主義方式聯結，形成阻礙落后國家經濟發展而服務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其實行國際剝削的特有的經濟結構，指出只有打破這一不合理的結構，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才是落后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它分析世界經濟中的依附關系，把這種依附關系看成是落后國家不能實現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依附性理論)。它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何通過不平等的國際交換，對落后國家進行國際剝削，吸取和占有落后國家的經濟剩余，維護其較高的利潤率和工資率(不平等交換理論)。同時，它也分析了落后國家各種經濟部門或不同生產方式的聯結方式的特點及其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不良影響(生產方式聯結理論)。從其方法論方面來看，西方經濟發展理論是一種階級分析或制度分析理論，階級分析或制度分析居于中心地位。從總體上來看，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的范式屬于“制度主義”范式或“階級斗爭范式”———它認為現實的經濟發展完全是經濟制度的產物，也是階級斗爭的反映。一方面，西方理論這種制度分析或階級分析方法凸顯了西方經濟發展理論同經典的經濟理論一脈相承的科學傳統的理論特色，使之同包括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在內的非經濟發展理論劃清了界限。另一方面，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的制度分析方法是一種單純的制度分析或階級分析方法，它舍棄了經濟發展中人的理性這一重要因素，忽視了人的理性(特別是個人理性)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一重要問題，從而偏離了經典經濟理論把制度分析與理性分析結合起來進行整體研究的科學傳統和理論特色。從總體上看，當代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的主要成就是它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來研究當代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并運用經典范式所確立的制度分析與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每一國家內部與國際范圍經濟發展中的制度因素與階級關系。但是，它未能準確地把握經典經濟發展理論的基本硬核，其多數理論只停留在“國際剝削”、“依附論”和“生產浪費”等表面問題上。

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分析方式及其歷史演進

結構主義者認為，雖然不能把制度變遷看做是經濟變動惟一的和首要的原因，但制度變遷能引起經濟變動。在肯定了制度因素對經濟發展能夠產生影響的前提下，結構主義者接著闡釋了制度因素可能帶來的正面或負面影響，認為制度可能沿著有利于增長的方向變化，但也有可能沿著限制增長的方向變化。結構主義者運用制度分析工具分析經濟發展問題得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不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必須實行制度改革，只有實行激進的制度改革才能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和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馬穎，2002)由于結構主義范式具有一定的經驗基礎，其理論更接近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因而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由于結構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過分地強調以保護發展中國家幼稚產業為目標的“進口替代”，對“出口導向”重視不足，割裂了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的聯系，使它們不僅難以獲得國際分工中的比較經濟利益，而質次價高的產品也很難打入國際市場。按照結構主義理論制定經濟發展決策的發展中國家不僅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其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而陷入了新的發展困境。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結構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表現出相當的不滿和懷疑。20世紀60年代后期，在一片批判“傳統發展經濟學”的浪潮中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勃然興起。一些發展經濟學家開始強調用新古典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經濟發展問題，從而出現了發展經濟學中“新古典主義的復興”，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對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都具有重要影響，成為經濟發展理論中的主流學派，并成為權威性國際組織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的理論依據。20世紀70-80年代，“新古典主義”一統天下。新古典主義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連續的過程，是一個和諧的、累積的過程。經濟發展的結果會令所有一般的收入階層受益，因此，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可能的，發展前景是樂觀的。在他們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會出現縱向的“涓流效應”和橫向的“擴散效應”，這兩種效應會自然而然地促使經濟發展的利益得到普及，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優狀態”。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特點是:強調外向發展和對外貿易、強調經濟的私有化、重視農業發展和人力資本投資。該學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有收入再分配論、自由貿易論、市場機制論、農業發展論、人力資本理論。代表性人物有:庫茲涅茨、加里•貝克爾、舒爾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價格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但發展中國家的價格扭曲現象，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政策主張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主張保護個人利益、強調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競爭、自由放任。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把政策的重點放在市場競爭上、盡可能減少政府干預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三是主張經濟自由化，包括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認為，資本的國際化和其他國際經濟活動最終將把人類社會推向市場的結果便是人們希望尋求的結果的境地。這是因為，世界分工或國際分工遵循“比較利益”的原則。各國的秉賦、技術、生產條件決定其生產活動的方向，決定其國際分工或在國際分工的地位，這里沒有國際剝削，各國的經濟只是一種互補的關系，通過國際貿易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共生共長。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主要缺陷，一是過分強調市場的自動均衡作用，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這并不符合市場發育尚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二是忽略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不平等的交換地位，他們試圖建立基于“資源享賦理論”基礎上的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競爭秩序，更有利于維護“中心國”的利益，對廣大邊緣國是極為不利的。三是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一般舍棄或抽象掉了經濟發展中的制度因素，而以制度給定為前提來研究各種經濟變量的決定和它們之間的關系，而不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本身形成、變化、發展的原因和過程。新古典主義理論從所謂經濟理性出發，分析經濟活動者在一國和世界的范圍內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的活動。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認為，不論是一國之內的活動還是國際范圍內的經濟活動，都是純粹經濟理性的活動。如果說在經濟活動領域存在著矛盾，便是經濟理性與非經濟理性的矛盾。經濟的發展是以邊際調節來實現的，均衡狀態是穩定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好機制。他們把個人作為決策者所表現出來的刺激———反應機制作為理論研究的核心，認為既定資源的良好配置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相信基于高度彈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場價格體系和自由競爭制度能對經濟發展作出有益的自動調節。從總體上看，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是一種以個人理性為核心、撇開制度因素而分析經濟發展動力的“理性主義范式”。

研究結論及其重要意義

第9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

「關鍵詞財政學；學科基礎；課程體系

一、財政學的學科基礎

縱觀財政學科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其他學科向財政領域滲透，即移植其他學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財政問題和解釋財政現象，為現代財政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而寬廣的學科理論基礎，使財政學演變成為一門融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以及社會學于一體的交叉學科。

1、財政學的經濟學基礎

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這就決定了從經濟學的角度、運用經濟學方法研究財政問題，是當代財政學的主流。首先，從西方財政學科的發展演變歷史考察不難發現，財政學與經濟學具有無法割裂的天然聯系。

從亞當?斯密將財政學發展為一門學科以來一直到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br.C.F.）出版《公共財政學》期間，財政思想和財政理論均是在經濟學著作中予以闡述。在經歷單獨冠以“公共財政學”之名的階段后，以1959年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公共財政學理論：公共經濟研究》一書的出版為標志，財政學再次與經濟學融合發展為公共經濟學，進一步突顯財政學研究的經濟學基礎。正是由于這種演變，促成了財政學科研究在隨后20多年中的壯大與繁榮[1].其次，從財政學的研究任務看，財政學與經濟學的研究主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據西方理論對財政產生原因的解釋，政府主要是為提供公共產品而存在，財政學研究的是政府（公共）資源的配置問題，作為分析市場資源配置問題的邏輯與范式同樣可以在財政領域運用，構成公共產品的生產、提供以及費用分攤的理論基礎。因此，公共產品理論的提出與完善，成為聯系和溝通財政學與經濟學的主要橋梁。將經濟學分析方法運用于財政學科領域有著悠久的歷史，許多杰出的經濟學家都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進了財政學科的獨立與成熟，如李嘉圖（Ricardo，1817）的公債效應分析；古諾（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稅收歸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關于稅收對生產企業的效應分析；拉姆齊（Ramsey，1927）的最優商品課稅理論；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優所得課稅理論等等。[2]

2、財政學的政治學基礎

現代財政學在具有經濟學基礎的同時還具有政治學基礎。首先，財政學與政治學研究的行為主體具有一致性。政治學以國家或政府機構為中心進行研究，而財政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的分配活動，因此政治學的理論與觀點，尤其是政治學上的國家理論或政府理論會直接滲透到財政學研究中來。在財政學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經濟學》來體現財政學與政治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在西方財政學中，一直存在著將財政學與政治學相聯系的傾向，西方經濟學家道爾頓在其《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中更是開宗明義地指出，財政學是界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3]其次，財政決策過程需要通過政治決策機制來完成。財政所研究的公共資源配置依賴于政治過程，政治決策機制與方法的差異對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響，因此財政收支活動與過程同時又是政治活動與過程。隨著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的出版和公共選擇理論的興起，為政治學建立了與經濟學相同的分析基礎，使得經濟學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領域，以經濟學為紐帶將財政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打通。公共選擇理論的政黨理論、官僚理論、投票理論在財政學中的運用，開辟了從完善政治決策機制的角度來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的新領域，使經濟學、財政學和政治學更為有機的結合起來，便于我們從經濟學和政治學兩個層面共同研究財政問題。

3、財政學的管理學基礎

財政從來都是同國家或政府的職能連在一起的，財政收支活動的目標就是要有效實現國家或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從這種意義上說，財政可以界定為政府的一種經濟管理活動。從經濟學角度考察財政，主要側重于財政運行規律的分析和揭示；從管理學角度考察財政，則側重于財政管理機制的構造和操作，兩者具有內在統一性。當今世界，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管理或稱公共行政已經或正在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論所謂“產業型政府”的解釋，政府部門實質上是一個特殊產業部門。因此，財政問題不僅是經濟學和政治學問題，同樣是管理學問題。[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論，吸收管理學的合理內核是構建合理的財政機制、提高財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財政管理歸結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過這種制度安排構筑利害相關主體的約束與制衡機制、規范財政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各種權利配置關系和利益分配關系，通過吸收企業治理理論來謀求財政的科學控制。從管理學角度出發，按照管理學的范式，將管理學中的制度、行為、組織和決策理論引入財政學來研究財政，必然會使財政學的學術基礎得到進一步夯實。

4、財政學的社會學基礎

財政制度運行于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社會文化制度會通過財政行為主體對財政運行產生重要的乃至決定性影響。自德國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提出其“韋伯命題”以來，人們越來越重視一國社會文化環境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透過經濟現象去探究隱藏其背后的社會文化根源日益成為人們洞察經濟問題的新視角。社會文化環境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影響，一方面是通過影響經濟主體的價值觀念進而影響其行為取向與方式，從而發揮其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導向功能與約束功能，進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帶有較為濃厚的倫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會文化傳統的非正式規則對約束、規制與調整人們行為起重要作用，其對正式規則的作用發揮將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事實上，就是在同種經濟運行機制（如市場機制）下，由文化傳統所決定的非正式規則的差異，會在經濟運行機制層面上得到反映，呈現不同特點，最終體現出制度效率的差異。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同種制度在不同國度有著不同的運行狀況和運行結果，為什么一項制度在具體運行中會出現偏差，為什么我們不能完全照搬產生于西方社會環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們研究財政現象與問題時不能忽略社會文化環境的客觀影響，否則，會使現實財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趨于無效。

在經過幾個世紀的學科日益分化的歷程之后，人們已經開始強調學科之間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現了學科綜合的趨勢。[4]財政學科的綜合性要求我們對財政學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問題必須結合有關學科進行交叉研究，將財政學建立在一個寬廣而堅實的學科基礎之上，并體現于財政學的課程體系設計之中，這樣才能達到“厚基礎、寬口徑”的財政人才培養目標。

二、財政學課程設置存在的主要問題

1、目前課程設置難以完全體現財政學的多學科基礎

為了滿足我國財政學科發展與財政人才培養的需要，許多院校對財政學的課程體系進行了優化調整，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經濟學基礎課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財政專業主要學習的經濟基礎課程是《西方經濟學（初級）》，很少開設中級（或高級）《微（宏）觀經濟學》課程，而其中的經濟理論或分析方法正是許多財政問題分析所必備的，如稅收效應中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分析、最優稅制設計等。由于這方面知識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財政專業學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隨著數學在經濟分析中的廣泛運用，數學分析方法日益成為財政領域的一個重要工具，基本的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知識對于財政專業學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財政課程體系中，許多學校將《計量經濟學》僅作為選修課程開設，《數理經濟學》更是一個空白，導致學生對數學公式與推理只知數學含義而不知經濟含義，遇到財政專業課程中的數學分析內容，則以囫圇吞棗的方式死記結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財政學的管理學基礎、政治學基礎以及社會學基礎未能有效的通過相關的課程設置體現出來，財政專業學生的分析視角過于單一，對財政現象與問題的理解難以深入，就財政論財政的現象沒有得到改觀。[5][6]尤其是社會學知識的缺乏，使得學生無法準確理解中國財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論分析財政現實問題的現象較為普遍。

2、學科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的結構、專業課程內部結構不夠合理

撇開公共基礎課不論，在財政學科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的結構方面，存在較為嚴重的“頭重腳輕”現象，即學科基礎課程偏少而專業課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財政專業的口徑較窄而專業性過強，導致財政專業人才培養的市場適應性偏低；在專業課程內部結構方面，由于課程門數過多，過分強調單項課程結構完整，導致各門課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課程名義下講授相近的內容，內容交叉重復，知識容量狹小。[7][8]如《稅收與實務》、《中國稅制》、《稅務管理》、《稅務稽查》和《稅務會計》等課程相互之間都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直接重復，極大地降低了教學效率。

3、財政實驗課程相對貧乏

財政學科是實踐性較強的學科，實踐應用能力培養是財政人才培養的重要目標之一。在財政學教學過程中，無論是稅收和稅收管理知識，還是政府預算管理和預算會計知識，基本上全部依賴傳統的“空對空”的課堂講授方式，既給教師授課帶來困難，同時也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可謂是事倍功半，不僅效率低下，而且無益于提高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

三、財政學課程體系建設的建議

1、優化財政學課程體系結構

財政學課程體系結構的優化應從這么幾個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學科基礎課程的數量比例和課時比例，充分體現財政學的多學科相融合的發展趨勢。增加經濟學理論課程的門數和教學課時，如加大《計量經濟學》的課時量，增設《中級微（宏）觀經濟學》（針對本科層次）或《高級微（宏）觀經濟學》（針對碩士、博士層次），同時將反映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基本理論的課程納入學科基礎課程體系當中，在選修課程中擴大反映上述學科理論發展以及分析方法創新的課程，如《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第二，適當壓縮財政專業課程門數或教學課時，或者將某些課程從必修課降格至選修課，為學科基礎課的教學留出課時空間。如取消《稅務會計課程》，將《公債管理學》、《稅收與實務》《比較稅收學》等課程作為選修課開設。第三，新設部分財政實驗課程或從現有課堂教學課時中劃出部分課時進行實驗教學。

2、整合現有財政學科各專業課之間的內容

在維持財政主干專業課程基礎上，對部分專業課程進行歸并整合，避免單項課程內容交叉重復，擴大知識容量，節約教學時間，提高授課效率。[7]如《稅務管理》與《稅務》可以合而為一，稱為《稅務管理與》；《國家預算》與《預算會計》聯系緊密，部分內容存在較大程度的重復，建議合二為一，改造為《國家預算與核算》課程；《財稅專題講座》則改造為《財經專題講座》以擴大其適用范圍和突出課程內容的一般性與實踐性，等等。新晨

3、加強相關課程內容講授的協調與分工

在財政專業教材的編寫中，為了保證內容體系的完整性，內容的重復與交叉在所難免，因此需要我們就相關內容在講授過程中予以協調與分工。這樣做的優點除了可以盡可能避免授課內容的重復之外，還可以確保學生接受知識的邏輯順序以及連貫性，同時使各科課程的教學重點更為明確。在這方面，可以依據理論與制度兩大模塊來對教學內容進行分工。[9]在理論部分，授課的重點應該是基礎理論的傳授和分析思維與分析方法的訓練；在制度部分，則應該將重點置于分析方法的運用和具體問題的解決。如對于《財政學》中的“國家預算”部分，只著重講述預算的一般理論與分析方法，而對于預算的具體做法、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可以不加介紹，留待《國家預算管理》中進行講述，遵循從一般到具體的認知規律。

「參考文獻

[1]張馨美英財政學內容體系之演變特點[J]財政研究，1996，（3）：20-25.

[2]加雷斯?D?邁爾斯公共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