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資本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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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權貴資本范文

【關鍵詞】長期股權投資成本法投資收益

一、新準則下長期股權投資成本法的有關規定

舊投資準則規定：企業對被投資單位無控制、無共同控制且無重大影響的長期股權投資用成

本法核算。2006年2月，財政部對《企業會計準則——投資》再次進行了修訂，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資》的規定，下列長期股權投資應當采用成本法核算：(1)投資企業能夠對被投資單位實施控制的長期股權投資；(2)投資企業對被投資單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并且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的長期股權投資。在新準則下，初始投資或追加投資時，按照初始投資或追加投資時的初始投資成本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賬面價值；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投資企業按應享有的部分，確認為當期投資收益，但投資企業確認的投資收益，僅限于所獲得的被投資單位在接受投資后產生的累積凈利潤的分配額，所獲得的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超過被投資單位在接受投資后產生的累積凈利潤的部分，作為初始投資成本的收回，沖減投資的賬面價值。

二、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的處理

在具體處理時，可按本年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與上年投資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被投資單位實現凈損益之差額，求得應沖減或轉回的初始投資成本，再根據“借貸平相等”原理，確認投資企業應享有的投資收益。根據“本年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與“上年投資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被投資單位實現凈損益”的關系，分以下三種情況作具體探析：

1.本年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大于上年投資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被投資單位實現凈損益(以下簡稱“情況一”)

按本年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與上年投資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被投資單位實現凈損益之差額，求得應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根據借貸相等原理，應確認的投資收益等于應收股利與應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之差。

2.本年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小于上年投資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被投資單位實現凈損益(以下簡稱“情況二”)

按上年投資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被投資單位實現凈損益與本年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之差額，求得應轉回已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但轉回數應以原沖減數為限。根據借貸相等原理，應確認的投資收益等于應收股利與實際轉回的初始投資成本之和。

3.本年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等于上年投資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被投資單位實現凈損益(以下簡稱“情況三”)

此種情況下，既不沖減初始投資成本，也不轉回已經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根據借貸相等原理，投資收益等于應收股利。實例：乙企業2000年7月1日以銀行存款購入東方公司10%的股份，并準備長期持有，實際投資成本為25萬元。東方公司當年實現的凈利潤于下年度2月宣告發放現金股利。2000年東方公司實現凈利潤30萬元，2001年2月宣告分派現金股利20萬元；2001年東方公司實現凈利潤40萬元，2002年2月宣告分派現金股利36萬元；2002年東方公司實現凈利潤35萬元，2003年2月宣告分派現金股利35萬元；2003年東方公司虧損5萬元，2004年2月宣告分派現金股利5萬元；2004年東方公司實現凈利潤50萬元，2005年2月宣告分派35萬元。

(1)2000年7月1日投資時

借：長期股權投資——A公司2500000

貸：銀行存款2500000

(2)2001年2月東方公司宣告發放2000年度的現金股利時

借：應收股利20000

貸：長期股權投資5000

投資收益15000

分析：本年東方公司宣告分派的現金股利為20萬元，上年A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東方公司實現的凈利潤為15萬元(30×6÷12)，可見，此經濟業務類型屬情況一。應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為0.5萬元(20-15)×10%，根據借貸平衡原理，應確認投資收益為1.5萬元(20×10%-0.5)。

2002年2月東方公司宣告發放2001年度的現金股利時

借：應收股利36000

長期股權投資4000

貸：投資收益40000

分析：本年東方公司宣告分派的現金股利為36萬元，上年A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東方公司實現凈利潤為40萬元，可見，此經濟業務類型屬情況二。應轉回已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為0.4萬元[(40-36)×10%]，根據借貸相等原理，應確認投資收益為4萬元(36×10%+0.4)。

2003年2月東方公司宣告發放2002年度的現金股利時

借：應收股利35000

貸：投資收益35000

分析：本年東方公司宣告分派現金股利為35萬元，上年A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東方公司實現凈利潤為35萬元，可見，此經濟業務類型屬情況三。既不沖減初始投資成本，也不轉回已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根據借貸相等原理，應確認投資收益為3.5萬元(35×10%)。

2004年2月東方公司宣告發放2003年度的現金股利時

借：應收股利5000

投資收益5000

貸：長期股權投資10000

分析：本年東方公司宣告分派現金股利為50萬元，上年A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東方公司虧損5萬元，可見，此經濟業務類型屬情況一。應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為1萬元[(5+5)×10%]，根據借貸相等原理，應沖減投資收益為0.5萬元(5×10%-1)。

2005年2月C公司宣告發放2004年度的現金股利時

借：應收股利35000

長期股權投資11000

貸：投資收益46000

分析：本年東方公司宣告分派現金股利35萬元，上年A企業投資持有月份中東方公司實現凈利潤50萬元，可見，此經濟業務類型屬情況二。應轉回已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為1.1萬元[(50-30)×10%=1.5萬元，但轉回數不能大于原沖減數1.1萬元(0.5-0.44+1)]，根據借貸相等原理，應確認投資收益為4.6萬元(35×10%+1.1)。

參考文獻：

第2篇：權貴資本范文

關鍵詞 成績資本產權；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

中圖分類號：G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90（2014）04-0097-04

近年來，隨著體育產業市場化的不斷嘗試，我國體壇涌現出了許多體育明星，例如姚明、李娜、劉翔、田亮、丁俊暉、孫楊等等，這些明星運動員的市場價值被不斷挖掘，反映了我國體育事業市場化的成功轉型。但在這之前，受舉國體制的影響，我國的體育明星群體呈現出的卻是面目模糊、個性溫順的整體形象，這與他們背負了過重的道德包袱和國家使命有關。然而在社會轉型加速，國民價值觀多元化的今天，明星運動員作為獨立的個體，開始以他們鮮明的人格特征被世人熟知。在這一過程中，某些運動員的言語和行為失范極易引發輿論危機。例如在之前發生的孫楊無證駕駛違法事件中，“中國壞小孩”、“泳壇李天一”的罵名不斷，孫楊的公眾形象污化，浙江體院和國家游泳中心以“觸犯道德底線、違背體育精神、辜負國人殷切期望”的名義對其做出“三禁”（禁賽、禁訓、禁商業活動）的嚴厲處罰。這種“法外審判”的現象，體現了體育事業面臨的改革困境，面對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的社會環境，如何平衡國家導向與個人訴求的關系，能否運用行政化色彩濃厚的“三禁”手段，來處理今后仍將頻頻出現的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已經成為社會和學界關注的重點。對此，筆者擬從成績資本產權的角度出發，利用市場化理論的研究成果，來解決體育事業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目的是要在提倡體制層面解禁的同時，更要進行精神層面的解禁，以兼容并包、鼓勵個體發展的思路，來實現明星運動員的市場價值，進一步解決當前體育產業化改革中，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規制問題。

1 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成因

在進行成因解析之前，需要先界定本文所議的“失范行為”的外延：從競技活動和社會活動角度來說，競技比賽中發生的失范行為例如興奮劑、黑哨等，根據體育自治原則，應該由體育組織依照內部規則進行處理，本文所議的主要是社會活動層面的失范行為。而在社會生活中，明星運動員的失范行為往往又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道德層面，另一個則是法律層面，前者是指明星運動員言語和行為方面的不當或違規，尚處于道德調整范疇，而后者則指該行為已經上升到法律調整范疇。近年來，社會輿論關注的體育明星熱點事件層出不窮，有的評論者認為體育明星道德水準整體滑坡。事實上，造成目前明星運動員輿論事件多發的成因很復雜，這里面固然有運動員自身素質亟待提高的問題，更多的則摻雜有特殊的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

1.1 社會因素――明星運動員固有形象影響深遠

我國競技體育是在舉國體制下發展起來的，在沒有體育產業化概念的計劃體制時期，競技體育被視同為政治活動，國家在競技體育方面的投入不考慮成本收益問題，競技體育的主要目標是在國際賽事上摘金奪銀，衡量一個運動員有無價值的主要標準，是看其能否取得優異成績。基于這樣的模式，運動員往往被塑造為國家英雄、道德楷模，突出的是國家的、集體的、民族的特征。李澤厚在分析雷鋒所代表的集體主義精神時認為，這種大公無私、樂于助人、艱苦樸素等精神的提出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而這種道德主義在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積淀中是有其深厚的基礎的，因為“克已復禮”、“正心誠意”等倫理因素也是封建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這實際是對獨立、自由、自主、平等的個人利益的否定。

由于民眾長期以來接受的是運動員臉譜式的形象，新媒體時代來臨后，伴隨著體育產業化的發展，明星運動員的固有形象被打破，體育娛樂化的趨勢格外明顯，明星運動員之間的正常戀愛、婚姻都可能成為輿論熱點。而體育明星相較于娛樂明星而言，缺少與媒體溝通交流的經驗，很容易被媒體標簽化。例如泳壇名將郭晶晶，最初就因為面對媒體提問時，性格過于鮮明、措辭不夠委婉而被貼上了“大牌”的標簽。’鋪天蓋地標簽式的宣傳，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很容易被群眾信以為真，在過去運動員“勤學苦練、勇攀高峰、勇于創新”的固有形象的影響下，民眾對運動員的行為標準期待值過高，當出現“耍大牌”、“戀情插足”、“離婚糾紛”等信息時，群眾秉持的是兩套標準，即“普通人可以做，明星運動員不可以做”，一些正常的言語和行為也被認定為明星運動員的行為失范。

第3篇：權貴資本范文

在歐美國家,財富的分布是大家所熟知的橄欖形,但是我要修正的一點是:帶長把的橄欖型。歐美國家的極少數人,像比爾?蓋茨、巴菲特等,擁有巨大的財富,這些人就是那根“長把兒”。

要將一只橄欖放穩,只有橫躺下來,以中間的那個“大肚子”來支撐平衡。這個“大肚子”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中產階級”。

對于橄欖最下端的那群人,通過福利、救濟和慈善來保證一定生活水準和底線。這群人數量并不多,但基于整個社會“獎勤罰懶”的激勵機制需要,總是有這么一些人存在的。對于那根“長把兒”,則通過遺產稅和高額的所得稅,經常性地予以“修剪”,使得這根“把兒”長不起來,不至于“尾大不掉”。

這樣的社會,保證了聰明、勤勞、運氣好的人能夠比其他人富足,使得整個社會向上的動力能夠保持。同時,兼顧了最底層的那些“倒霉蛋”、“無能者”和“懶蟲”,因為這些人數量少,整個社會還是負擔得起,可以維持他們基本生活水準的。

再來看看中國的財富分布。中國本來就比歐美窮,加上人口眾多,人均財富更是少得可憐。但是,更加糟糕的是財富的分布。

雖然,這幾年中央政府試圖打造中產階級,但是金字塔兩端巨富和赤貧的人群卻越來越多,產生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城市中產階級的數量隨著城市化的深入而不斷壯大,但是,中產階級的收入卻隨著高房價和高通脹,正逐步“空心化”和“概念化”,生存壓力劇增,只剩下一個中產階級的“空殼”。

仔細觀察中國財富的分配,國家除了通過稅收收取了企業利潤的25%~30%以外,還控制了大量的資產和資源,主要由國有企業的形式來經營管理,其中最主要的資源是被所謂的央企所控制,大多數是壟斷、高利潤行業,如礦產、能源、電信、銀行等。稅收和國有資產產生的收益,大多數并沒有用于全體公民的福祉,而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先滿足了這些組織內的雇員。公務員和央企職工的待遇基本上是全中國同等員工中最高的。這幾年公務員隊伍逐年膨脹,大型國企的人員效率也未必高。

如果說國家拿這些錢都發了工資,養了人,那是瞎掰。國家財富的絕大部分用于了投資。這幾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跟投資拉動密不可分。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表現最為明顯。

除壟斷國資外,還有一股力量稱為“權貴資本”,漸成氣候,而且有逐步被社會默認的趨勢。這些資本的行事方式主要靠關系、靠人脈,通過權力儲蓄,實現財富兌現。那些從事礦產、房地產的企業,如果不與政府和權貴“合謀”,很難保證“可持續發展”。

因此,中國財富的絕大部分控制在黨和政府、大型國企、權貴資本和少數民營企業家手里,他們可能占據和控制了整個國家財富的90%以上。再加上中國這幾年推行的“高增長、高通脹”的發展策略,那些底層百姓和工薪階層的實際收入在下降――省吃儉用將錢存在銀行里,實際上存款在逐年減值。財富分布的不均衡性在進一步加強,就像彈弓的弦,越拉越緊,越接近于失衡的臨界點。

還好,中央政府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十二五規劃將“調分配”作為主要發展目標。但關鍵是從哪里下手?是從國家口袋里拿出來?還是從企業口袋里拿出來?是打擊權貴資本?還是拿民營資本開刀?

第4篇：權貴資本范文

今日中國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民間對軍事近乎狂熱般的熱情，這在相當程度上是中國崛起并隨之帶來的民族自豪感的反映。但對軍事的熱情若不伴隨對思想的追尋，那么前景便有點堪憂了。今天中國的實際情況正是如此，亦即在軍事熱上升的同時，是民間對思想的淡漠。這種思想的漠然，某種程度上有點類似百年前的德國和日本。百年前的德日兩國一如今天的中國，經濟、軍事迅速發展，但思想卻處于低位運行的狀態。

二戰前夕，在德國崛起的年代里，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世界沒有同時展開一場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的進程，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崛起期的日本民族身上。1860年代，和中國一樣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打開了國門的日本，在30年不到的時間里，從一個落后的農工業國一躍而成為先進的工業國和軍事強國。然而，明治維新期間日本沒有同時展開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的進程。相反，在“明治維新”的歷史進程中，日本始終存在兩種國家主義的傾向，一是由官方推動的國家主義，另一類則是以國民為中心的國家主義；前者后來發展成為軍國主義，而后者則與自由主義、平民主義結合，發展成為在野運動的思想基礎。

這種警示，并不是指中華民族必然會走向對外武力之路。當中華民族這個老實人數百年歷經磨難后，又一次迎來“盛世”時，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周邊又不太平，而且還將越來越不太平。于是，歷史上從未有過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的中國人，其內心的沖動是否可能會演變成另一場騷動？目前中國民間這種軍事發燒，思想漠然的狀況，無論如何都會使中國的未來帶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中國為何難產喬布斯

來源：10月10日《金融時報》

第5篇：權貴資本范文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企業的公司治理中集中解決了“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等問題,但卻形成了另一種畸形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分配結構類似,權貴與精英在上層通過勾結和互惠來攫取最大利益,下層員工和勞動者則必須通過惡性競爭才能求得生存,而公司治理結構由于缺少了來自普通員工的話語權,其所謂公司價值僅僅是股東價值而已。從短期來看,這種利益結構失衡不會有什么問題,甚至還能帶來效率的增進和利潤的提高,但從長遠來看,只能關照“上層”的企業很難激發員工的創造力和忠誠度,企業的持續發展將是無本之源。

偉大的公司需要偉大的董事會。這不是一句廣告,而是實實在在的商道。偉大的董事會的“偉大”之處不在于這個董事會領導公司創造了怎樣驚人的利潤,而在于董事會能夠做到民主商議、科學決策,以員工為本、與社會和諧。好的公司治理能夠在微觀層面解決社會利益平衡問題,能夠讓資本方、管理者、勞動者和社會其他利益主體的付出得到相應的回報,通過彼此監督、制約的方式,以最小的成本達成穩定和持續的契約關系,從而創造企業的長遠價值。

我國多數企業對公司治理的理解還停留很粗淺的層次,認為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就是引進獨立董事和建立專門委員會,而公司治理的目標就是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我們的企業家不理解公司治理的真正內涵在于通過權力制衡達到利益平衡,從而謀求社會認同、獲得長遠發展。2009年權威機構對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狀況的調查和評價結果表明,大部分公司的治理有名無實,很多董事會實際上還是“一個人的董事會”,獨立董事和監事會仍然擺脫不了“花瓶”的命運,公司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完全是兩張皮,因此造成了棄之不能、留之無用的尷尬局面。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中國企業長期徘徊在貌合神離階段的公司治理問題必將變得越來越難以回避。

第6篇：權貴資本范文

84歲的吳敬璉白衫灰褲，對在場數百人每一次掌聲都點頭致意。講話真誠，先是感謝主持人的贊譽，而后說這種贊譽“不完全正確”，比如“政協委員”就是以前的事兒。

作為最早對轉軌可能出現腐敗蔓延甚至陷入權貴資本主義泥坑危險提出警告的經濟學家之一，吳敬璉稱“中國改革往何處去”是需要不斷審視的問題，他說因為改革，中國目前又站在了十字路口上。

改革阻力是特殊既得利益者

“以前的中國市場，行政切割厲害，切塊切條切絲切末。”素有“吳市場”雅號的吳敬璉告訴記者，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不徹底，近些年資源環境惡化、GDP增速放緩、產能過剩等問題相疊加，未來中國經濟可能出現系統性危機。

吳敬璉還稱，2009年以后，中國負債率超常增長，2013年已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國民資產負債涉及企業、居民、各級政府三個主體，中國負債以企業和政府債務為主，超警戒線后系統性風險增大。

為避免系統性危機，直面大轉型時代，吳敬璉建議停止無回報無效投資，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負債，對資不抵債的企業進行破產重組，還要盤活由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如部分“曬太陽”的開發區。同時，要輔以靈活的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

“往前看三十年，我們大部分人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阻力是特殊的既得利益者。”吳敬璉說未來幾年，如果遵循經濟學規律合理布局，大多數人仍是改革受益者。

吳敬璉還是最早對轉軌過程中可能出現腐敗蔓延甚至陷入權貴資本主義泥坑危險提出警告的經濟學家。上世紀80年代末，以“官倒”為典型的腐敗問題引發討論，吳敬璉運用現代經濟學“尋租理論”，對當時的腐敗現象做了深刻剖析，并為轉型時期出現腐敗問題的體制性根源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吳敬璉說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建立的新市場體制，是“半市場、半統制”經濟，政府機構和國有經濟在內的國家部門仍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作用。這種過渡性經濟形態，既包含新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因素，也包含舊的、命令經濟或統制經濟的因素。由于改革出現停頓甚至倒退傾向，這就使中國現行“半統制、半市場”混合體制消極方面更加強化，尋租活動基礎擴大，腐敗猖獗。

據經濟學家王小魯研究，中國租金總額占GDP比率高達20%-30%。“巨額租金總量說明腐敗已到駭人聽聞的地步，實踐說明，推進改革才能的土壤。”

吳敬璉說從歷史上看，腐敗猖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不受約束，形成了某種尋租環境。而遏制腐敗的治本之策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使權力不能任意插手資源配置，把權力關進籠子里。

改革是“保就業促民生”的利器

在吳敬璉看來，中國的改革從何處著手，是個需要不斷審視的問題。“早在與時期這個問題就出現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通過改革走上繁榮之路。十后，中國再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但今天中國經濟系統的復雜性與3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要求參與者以極高的專業素養與運作藝術，在保持不出現系統性崩盤前提下推進經濟體系改革。”

吳敬璉說下一步改革，需完成兩大轉變，一是將投資拉動市場的增長模式轉變為效率拉動市場的模式，二是將政府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轉變為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只有不斷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困難，在控制系統性風險條件下著力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通過改革促進效率提高和結構優化。“如果繼續粗放投放貨幣，企業會失去提高效率的動力，經濟結構也不能優化，并使債務率進一步提高，系統性風險加大。”

面對當前經濟形勢，吳敬璉說，所有的改革都是為民生計，保就業才是保民生的根本。未來中國經濟重心應從第二產業轉向能提供更多就業崗位的第三產業。“就業保住了，勞動者收入提高了，GDP快一點慢一點沒關系。”

第7篇：權貴資本范文

千夫所指的“三高”毒瘤，市場當局何以遲遲不忍割舍，還千方百計地為之百般辯護?原來，在“三高”發行的背后作祟的所謂“市場化”，說穿了，不過就是臭名昭著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陰魂不散，“三高”發行就有恃無恐，發行政策再改革也不可能改革到它的頭上。

如果僅僅限定在純理論的范圍內討論，市場化在有的時候也許不失為解決問題的一種較好的選擇，但是，當人們對市場的信任，被“言必稱市場”的“蒜你狠”、“姜你軍”、“豆你玩”、“糖高宗”、 “樓脆脆”之類肆無忌憚地利用為攫取暴利之借口的時候，這里的“市場化”，其實早就不是一個亞當斯密心目中的那個有道德情操會自我平衡調節的“看不見的手”，而只是《資本論》中所說的“一有適當的利潤”就會不由自主地膽壯到“不顧一切法律”， “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的那個“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市場原教旨主義所鼓吹的“市場可以應付一切”，正如金融大鱷索羅斯所說， “這是一種虛假的概念。它現今造成的威脅大于任何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過分依賴市場原教旨主義會危及社會。”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美其名曰市場化的新股發行改革，與其說是為了抹去所謂的“窗口指導”的“政策市”痕跡，不如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把滿足融資需求的市場擴容當成資本市場壓倒一切的發展目標的前提下，對發行定價無原則的自由放任，對于基礎性制度條件還沒有真正市場化的中國股市來說，實質上也就意味著對圈錢尋租的縱容和鼓勵。也就是說，只有權貴勾結欺詐發行欺行霸市的自由，而沒有投資者公平獲得誠信合理的投資回報的自由，這哪里還有什么“市場化”可言?“市場化發行”將“破發”說成打破“新股不敗”神話的重大成果，言下之意，“破發”對于中國股市不惟無害，抑或還善莫大焉!這是一個別有用心的大陰謀。我們也許不該簡單地否認“破發”對于許多過于盲目地迷信追新打新的投資者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但是，且不說對待他們所蒙受投資損失的幸災樂禍并不是投資者教育的宗旨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在整個發行體制并沒有真正實現市場化的前提下，刻意用提高發行市盈率的方法來制造“破發”，事實上也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約束機制。相反，正象包括筆者在內的市場人士很早的時候就擔憂的那樣，反而很有可能成為權貴勾結下的利益輸送機制。令人遺憾的是，筆者等人的擔憂竟然不幸而言中。

現在又有人說，盡管有意見認為新股定價過高，但新股的二級市場表現卻又給出了相反的解釋。理由一，2010年以上證綜指為代表的大盤指數下跌14％，但“三高”現象較為集中的中小板和創業板卻呈現上漲狀態。理由二，目前處于破發狀態的新股在50-60只的水平。首日破發比例不足10％和破發比例不足20％，這兩個數據遠低于同期的香港特區、美國市場。這樣說來，豈不是顯得很矛盾嗎?是的，事情確實是很矛盾的。但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什么市場約束機制失靈，恰恰是它的反面。市場當局一邊在對發行體制保持實質上的行政管制的條件下，不顧市場的實際情況和投資者的承受能力拼命追求發行數量和節奏的，一邊又隨心所欲地用放棄對發行定價的“窗口指導”來迎合圈錢尋租者的畸形利益需求，這不僅是對投資者權益的嚴重侵占，而且也是對市場正常運行機制的嚴重傷害。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談到中國的問題時曾經說過， “中國真正的危險在于，有些人對市場過分熱情，認為市場經濟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即我所說的‘市場經濟原教旨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要害在于它所追求的并不是所謂的公共利益，而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維護。在市場資源的配置始終被當成一種利益輸送工具的條件下，不要說“破發”不可能是真正代表投資者意志的市場約束機制的表現形式，就是“發行失敗”也不過是無可奈何的一聲嘆息。市場原教旨主義在我國發行市場化政策上的借尸還魂，并不說明我們現在的市場當局開始迷信什么市場的力量，充其量不過是調控市場行政意志的一種另類的表現形式。在這種情況下， “三高”在某些利益中人的眼里非但是所謂市場有人氣的表現，還被當成了一大政績，自然就不足為奇了。

第8篇：權貴資本范文

自去年10月推出以來，創業板即將年滿一周歲，雖然“十年磨一劍”的創業板是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里程碑，但是中國創業板存在先天不足，即制度與監管創新的問題。

眾所周知，創業板推出的關鍵就是要有一套與目前主板市場不同的監管系統，原因是創業板與主板市場上市資源不同。投資者通過創業板投資成長型創業企業，創業型企業固然有自主創新能力強、業務模式新等優點，同時也存在規模較小、業績不確定性大、經營風險高等缺點。創業板市場整體的投資風險明顯要高于主板市場。

因此，對于創業板而言，必須要求其效率更高、監管更嚴，并且在制度上必須建立嚴格的退市制度，但是在創業板推出之前相關規則并未對退市制度與監管創新作出強調。就在創業板掛牌將近一年之際，創業板退市制度似乎還遙遙無期。

深交所總經理宋麗萍日前在廈門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已有專門的隊伍在研究創業板退市制度。退市制度非常復雜，涉及到交易規則等問題。“從我了解的工作進程來看，因為涉及面較廣，估計下半年很難正式推出。”

目前中國主板市場存在的一大弊端就是沒有退市機制，大部分“垃圾”企業之所以能在市場茍延殘喘，甚至煥發“第二春”，靠的就是注資重組，依靠重組題材投機惡炒的現象在主板市場中屢見不鮮。

相比上市條件嚴格的主板市場，創業板市場的公司良莠不齊，魚目混珠現象時有發生。要避免創業板成為部分企業圈錢變現的工具，對上市后的退出機制必須進行完善。但是創業板似乎正在重復著主板市場的老路。如果這方面問題沒有徹底解決，那么創業板未來之路必定鋪滿荊棘。

隨著2010年中報披露完畢，部分創業板公司“業績變臉”問題日益為市場所關注。首先，創業板中期業績低于預期。據統計，2010年上半年創業板利潤同比增長23.1％，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小板中報利潤增長達到57.7％，主板增速也達到了37.5％。而從估值情況來看，創業板目前動態市盈率在70倍左右，中小板指數動態市盈率為46倍。

根據2010年中報數據顯示，創業板上市公司“高成長、高風險”的特點進一步凸顯。但是相比于類似的中小板企業，為什么會出現創業板企業的成長性弱于中小板企業的情況呢?說籠統點，這就是“中國特色”。

創業板掛牌至今，已經上市的公司超過百家，其中60多家屬于制造業，20多家屬于信息技術行業，這兩大行業占據了創業板87％的份額。大量創業板的上市公司是從事傳統行業的，再加上創業板上市公司本身就具有業績不穩定、經營風險高、退市風險大等特點。所以相比于中小板上市公司其成長性自然低了。

進入11月，中小板與創業板將迎來首發原股東限售股的大規模解禁潮，市場對創業板、中小板后市走向的擔憂日益加重。據統計，11月與12月流通規模分別達到1,070億元和781億元。由于中小企業的大股東多屬民營資本，其減持傾向將高于國有企業。

對于投資者對解禁后是否會引發創業板股價暴跌的疑慮，筆者認為，解禁很有可能引發股價暴跌。原因在于目前高估值是創業板解禁后高減持的主要原因。此外，創投機構集中持股也加大了解禁后的賣出力量。從國外的經驗看，2000年美國納斯達克科技股、網絡股泡沫破滅的誘因之一就是科技股的大規模解禁。

第9篇：權貴資本范文

誰敢動我的切糕？

工信部推出虛擬運營商試點是為了響應國家政策，鼓勵引導民營資本進入電信市場，希望虛擬運營商產生鯰魚效應，自下而上的打破電信行業壟斷地位，對電信行業生破舊立新的影響。可是牌照、政府這些敏感詞的存在，已經把虛擬運營商五花大綁了，還想虛擬運營商玩出什么花活呢。國家的政策，資本的對策，于是一大片陰謀論就出現了，虛擬運營商不要緊，最可怕的是被權貴資本操控，名義上電信業務的創新改革，實際上走的是，比國企壟斷還可怕。

拋開陰謀論不談，試點方案里對申請人的資格有這樣的規定：要求“民間資本占公司資本比例不低于50%，且單一最大股東是民間資本的公司（不含外商及臺港澳商投資。境內民營企業境外上市的，其外資股權比例應低于10%且單一最大股東為中方投資者）”，這就意味著最有實力、最有可能以創新業務沖擊三大運營商的騰訊、阿里、百度等境外資本占比較大的國內互聯網公司被排除在外。從最新的信息來看，在聯通和電信向工信部提交的合作伙伴名單里，找不到百度、騰訊的身影，阿里巴巴也只是以萬網在線的子公司身份出現，阿里巴巴是不是能繞過政策，像推出余額寶沖擊銀行一樣來沖擊電信業呢？

沒有互聯網巨頭參與市場博弈，沒有足夠的創新業務，如果虛擬運營商只是推出類似“洗剪吹10元”的低價套餐，怎么能打破一灘死水呢，畢竟市場的二八定律顛撲不破，20%的高端客戶產生80%的價值，而高端客戶會被牢牢的攥在電信運營商手里，虛擬運營商毫無機會。其實虛擬運營商在深圳早已出現過，1996年的潤迅、2001年的紅聯九五、2002年的中青旅等都是虛擬運營商的雛形，由于沒有實質上的創新，只是單純的電信業務轉售和分銷，慢慢的都從市場上消失了，前車之鑒，一路走來，虛擬運營商的明天是可以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