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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投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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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投資論文

    第1篇:理性投資論文范文

    1.1資本市場的概念與分類

    資本市場是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與貨幣市場相對應的概念,資本市場著眼于從長期限上對融資活動進行劃分,它通常指的是由期限在1年以上的各種融資活動組成的市場。是提供一種有效地將資金從儲蓄者(同時又是證券持有者)手中轉移到投資者(即企業或政府部門,它們同時又是證券發行者)手中的市場機制。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市場的交易幾乎已經覆蓋了全部金融市場。

    我們可以將資本市場進行分類。從宏觀上來分,資本市場可以分為儲蓄市場、證券市場(又可分為發行市場與交易市場)、長期信貸市場、保險市場、融資租賃市場、債券市場、其他金融衍生品種市場等。其中證券市場與債券市場又形成了資本市場的核心。

    1.2資本市場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

    資本市場作為金融市場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現代經濟當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2.1資本市場能夠有效地行使資源配置功能

    資本市場的首要功能就是資源配置。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一般由四個部門組成,即企業、政府、家庭和國外部門。家庭部門一般來說是收支盈余部門,企業和政府一般是收支差額部門。盈余部門一般要將其剩余資金進行儲蓄,而收支差額部門要對盈余部門舉債,收支盈余部門將其剩余資金轉移到收支差額部門之中去(雷蒙得·W·戈德史密斯,1994)。在現代社會中,要完成這種轉化,曾經有過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即由計劃經濟性質決定的中央計劃配置方式和由市場經濟決定的資本市場配置方式。在發達市場經濟中,資本市場是長期資金的主要配置形式,并且實踐證明效率是比較高的。

    1.2.2資本市場還起到資本資產風險定價的功能

    資本資產風險定價功能是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資本市場也正是在這一功能的基礎上來指導增量資本資源的積累與存量資本資源的調整。風險定價具體是指對風險資產的價格確定,它所反映的是資本資產所帶來的預期收益與風險之間的一種函數關系,這正是現代資本市場理論的核心問題。資本市場的風險定價功能在資本資源的積累和配置過程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1.2.3資本市場還為資本資產的流動提供服務

    資本市場的另外一個功能就是提供資本資產的流動。投資者在資本市場購買了金融工具以后,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出售所持有的金融工具,這種出售的可能性或便利性,稱為資本市場的流動。流動性越高的資本市場,投資者的積極性就越高。流動性的高低,往往成為檢驗資本市場效率高低的一項重要指標。

    1.3資本市場的主體

    資本市場的主體通常被稱為市場參與者,在發達的資本市場中,發行和購買金融工具的市場參與者一般包括居民家庭、企業、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以及境外投資者.境外投資者一般包括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亞洲發展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外國公司以及境外個人投資者。

    參與資本市場的服務企業分為金融中介企業和非金融企業,其中金融中介機構在資本市場的所有參與者中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他們一般主要提供以下傳統金融服務:

    1.金融中介功能。發行各種金融工具;

    2.客戶進行金融資產的交易;

    3.自身進行金融資產交易,為其客戶設計新類型的金融資產并將其銷售給其他資本參與者;

    4.投資咨詢服務;

    5.資產管理服務。

    1.4中國的資本市場

    1.4.1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

    中國的資本市場形成經歷了不太長的時間,作為其標志的中國證券市場是從1981年發行國庫券開始的。后來,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建立,標志著證券交易體系開始走向規范。1992年,成立了中國證監會和中國證券委員會,相繼頒布了一批證券業方面的法律法規.至此,中國資本市場才初具框架。

    中國的證券市場體系經過了10年的風雨,在這10年中,中國的資本市場迅猛發展,為中國的改革和開放起到的關鍵的作用。從證券市場來看,1991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僅有上市公司14家,市價總值109.19億元。而到了2000年12月,投資者開戶數目已經達到5800多萬戶,境內上市公司有1200多家,累計籌集資金將近5000億元。另外,中國證券市場股票市值已達到4.6萬億元。占GDP的比重從1991年的0.5%上升到51%。中國的資本市場已經成為亞洲甚至世界新興市場中最活躍的市場之一。

    1.4.2中國資本市場的不足

    與國際上先期工業化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市場發展相比較,中國現行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仍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與問題。簡而言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資本市場總量規模偏小,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規模占全社會融資總量的大約1/10,而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國家的銀行償貸間接融資與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比例大約為1:1。

    另外,資本市場內在結構不盡合理。例如,在中國證券市場上,大部分市值是被不能流通的國家股、法人股而占據,國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的比例大約為50%、30%、20%。流動性作為資本市場的主要功能,大量的非流通股的存在,大大影響了資本市場的流動和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

    第三,中國資本市場的運行機制不夠健全,運行秩序不很規范。由于法律環境、制度、及人為因素的影響,中國的資本市場尤其證券市場發展一直處于不很規范的狀態,法律的不健全、制度的缺陷導致了諸如虛假財務報表,虛假上市、基金黑幕、大戶操縱股價等一系列違規現象出現;由于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力度不夠,導致部分上市公司只注重籌資而淡化經營、出現了一批垃圾股。由于市場的退出機制不完善,致使市場投機氣氛強烈,市場價格嚴重背離公司股票價值的情況比比皆是。

    雖然中國資本市場存在以上缺陷,但是這些問題總的來講是和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其他國家在發展初期或多或少都曾經出現過這些問題。中國的資本市場是發展中的資本市場,是新興的資本市場,其中蘊涵著巨大的潛能,充滿著活力和生機。

    二投資銀行理論概述

    在全球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資本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而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當中,投資銀行應當是最活躍、發展最迅速的。可以這樣講,沒有投資銀行的努力和創新就沒有國際資本市場今日的繁榮。

    2.1投資銀行的定義

    投資銀行這個名字其實名不副實,它主要從事同證券相關的業務但并不從事商業銀行業務。美國著名金融投資專家羅伯特·庫恩根據投資銀行業務的發展和趨勢曾經對投資銀行下過如下四個定義:

    (1)任何經營華爾街金融業務的銀行,都可以稱為投資銀行。這是對投資銀行的最廣義的定義,它不僅包括從事證券業務的金融機構,甚至還包括保險公司和不動產公司。

    (2)只有經營一部分或全部資本市場業務的金融機構才是投資銀行。這是對投資銀行的第二廣義的定義。因此,證券包銷、公司資本金籌措、兼并與收購,咨詢服務、基金管理、風險投資及證券私募發行等都應當屬于投資銀行業務。而不動產經紀、保險、抵押等則不屬于投資銀行業務。

    (3)更狹義的投資銀行業務的定義僅包括某些資本市場業務,例如證券包銷,兼并收購等,另外的資本市場業務,例如基金管理、風險投資、風險管理和風險控制工具的創新等則應該排除在外。

    (4)最狹義也是最傳統的投資銀行的定義僅把在一級市場上承銷證券、募集資本和在二級市場上交易證券的金融機構當作是投資銀行。這一定義排除了當前世界各國投資銀行所現實經營著的許多業務,因而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國際投資銀行界普遍認為,以上第二個觀點最符合美國和現代世界投資銀行的現實狀況,目前是投資銀行的最佳定義。

    2.2投資銀行業的發展簡史

    在國際投資銀行發展歷史當中,英國和美國的投資銀行發展歷程是最具特點的,其他國家投資銀行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參照和模仿了它們模式,以下是歐美投資銀行業發展的簡單回顧。

    2.2.1歐洲商人銀行的發展

    投資銀行萌芽于歐洲,其雛形可以追溯到15世紀歐洲的商人銀行。早在商業銀行發展以前,一些歐洲商人就開始為他們自身和其他商人的短期債務進行融資,這一般是通過承兌貿易商人們的匯票對貿易商進行資金融通。由于這些金融業務是由商人提供的,因而這類銀行就被稱為商人銀行。

    歐洲的工業革命,擴大了商人銀行的業務范圍,包括幫助公司籌集股本金,進行資產管理,協助公司融資,以及投資顧問等。20世紀以后,商人銀行業務中的證券承銷、證券自營、債券交易等業務的比重有所增大,而商人銀行積極參與證券市場業務還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在歐洲的商人銀行業務中,英國是最發達的,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僅次于美國,另外德國、瑞士等國的商人銀行也比較發達。

    2.2.2美國投資銀行的發展

    美國的投資銀行業發展的歷程并不很長,但其發展的速度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近幾十年來,美國的投資銀行在全球一直處于霸主地位。研究全球的投資銀行業,最重要的就是研究美國的投資銀行,美國的投資銀行業始于19世紀,但它真正連貫的歷史應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開始。

    (1)《格拉斯--斯蒂格爾法》以前的投資銀行。

    1929年以前,美國政府規定發行新證券的公司必須有中介人,而銀行不能直接從事證券發行與承銷,這種業務只能通過銀行控股的證券業附屬機構來進行。這一時期,所有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都從事證券(主要是公司債券)業務,這一階段投資銀行的最大特點就是混業經營,投資銀行大多由商業銀行所控制。由于混業經營,商業銀行頻頻涉足于證券市場、參與證券投機,當時證券市場出現了大量違法行為例如:虛售(WashSales)、壟斷(Corners)、大進大出(Churning)、聯手操縱(Pools)等。這一切都為1929---1933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埋下了禍根。

    1929年到1933年爆發了世界歷史上空前的經濟危機,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下跌了82.5%,從892億美元下跌到156億美元。美國的銀行界也受到了巨大沖擊,1930-1933年美國共有7763家銀行倒閉。

    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著名的《格林斯一斯蒂格爾法》。金融業分業經營模式被用法律條文加以規范,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開始分業經營。許多大銀行將兩種業務分離開來,成立了專門的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例如,摩根銀行便分裂為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和J.P摩根。有些銀行則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經營方向。例如,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成為專門的商業銀行,而所羅門兄弟公司(SolomonBrother)、美里爾·林奇(MerrillLynch)和高盛(Gold-manSachs)等則選擇了投資銀行業務。

    (2)70年資銀行業務的拓寬。

    在《格林斯一斯蒂格爾法》頒布以后,美國的投資銀行業走上了平穩發展的道路。到1975年,美國政府取消了固定傭金制,各投資銀行為競爭需要紛紛向客戶提供傭金低廉的經紀人服務,并且創造出新的金融產品。這些金融產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率期貨與期權交易。這些交易工具為投資銀行抵御市場不確定性沖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投資銀行掌握了回避市場風險的新工具后,將其業務領域進一步拓寬,如從事資產證券化業務。這種業務使得抵押保證證券市場迅速崛起。

    (3)80年代以后美國投資銀行發展

    80年代美國為了放松對市場和機構的管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規,如1980年頒布的《存款機構放松管制機構法》以及1989年頒布的《金融機構重組、復興和強化法》,1983年實施了"證券交易委員會415條款"(SECRule415),這些對投資銀行業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使美國投資銀行業在80--90年代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產生了大量金融創新產品。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結束后,美國的利率開始從歷史最高水平回落,大量的新發行股票與債券充斥市場,出現了不夠投資級的垃圾債券(JunkBond)。大量垃圾債券的發行給投資銀行提供了巨大的商機,并影響了美國投資銀行的歷程。

    隨著世界經濟和科技的迅猛發展,80年代以后,尤其是到了90年代,國際上投資銀行業發生了許多變化。主要是國際型大型投資銀行機構規模越來越大、投資銀行重組大量出現、高科技發展帶來投資銀行業務的革命、創新業務大量涌現等等。

    2.3投資銀行的內部環境

    2.3.1投資銀行的組織形態

    從組織形態上來看,國際投資銀行一般由兩種形態:一種是合伙人制;另一種是股份公司制。其中絕大多數國際投資銀行采用的是后者。

    投資銀行的合伙人制可以追溯到15世紀歐洲的承兌貿易商號。這些家族經營的企業一代一代的繼承,慢慢的由開始的獨資性質變為數個繼承人按份共有,成為合伙企業形式。早期的投資銀行都采用了合伙人制。在世界上,比利時、丹麥等國的投資銀行僅限于合伙人制,德國、荷蘭的法律雖允許股份制,但其投資銀行也只采用合伙人制。在美國的六大投資銀行中,只有高盛仍采用合伙人制。到現在高盛已經有將近200個合伙人。

    19世紀50年代,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公司立法開始興起,到20世紀50年代趨于完善。投資銀行以合伙人制向股份公司制組織形態過度。現代國際投資銀行普遍采用股份制。美林于1971年完成了全部改制過程,1986年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也由合伙人制改為股份制。在新加坡、巴西等國現在只允許投資銀行采用股份只形態,合伙制則被禁止。

    2.3.2投資銀行的經營模式

    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各國對兩者的處理也各不相同。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的是分業經營模式,而德國則采用混業經營模式。

    1933年通過的《格林斯一斯蒂格爾法》在法律上確定了美國分業經營的基本模式。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實行分業管理。保證了美國金融與經濟在相對穩定的條件下持續發展。二戰后,美國將其經濟與金融體制移植到了日本,1948年日本《證券交易法》規定銀行和信托機構不得經營投資銀行業務,這類業務應該由證券公司從事,日本的證券公司其實就是專業投資銀行。由于美國投資銀行業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許多國家在制定投資銀行方面的有關法律法規上都沿用了美國模式。

    混業經營在歐洲國家是比較多的,除德國以外,瑞士、奧地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國都采用了混業經營模式,又稱全能銀行制度(UniversalBankingSystem)。混業經營使得銀行能夠便利地進入各種金融市場,在這一點上混業有著分業無可比擬的優勢。但由于混業經營的風險較大,需要更加健全的銀行體制和嚴格的監督管理制度的支持。

    2.4投資銀行業務

    2.4.1投資銀行的傳統業務

    傳統的投資銀行業務主要就是投資銀行協助企業、公司和個人客戶籌集資金,并且幫助客戶交易證券。

    (1).證券承銷業務

    證券承銷是投資銀行最原始的業務之一,最早的投資銀行的業務收益主要就來自與證券的承銷。在承銷的過程中,投資銀行起了極為關鍵的媒介作用。投資銀行承銷的證券范圍很廣,它不僅承銷本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政府部門所發行的債券,各種企業所發行的債券和股票,外國政府與外國公司發行的證券,甚至還承銷國際金融機構,例如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等發行的證券。證券的承銷分為公募和私募兩種.投資銀行承銷證券由四種方式:(1)包銷。(2)投標方式。(3)盡力推銷。(4)贊助推銷。投資銀行的承銷收益主要來自差價或叫毛利差額(Grossspreed)和傭金(Commission)。

    (2).證券交易

    投資銀行參與二級市場證券交易主要有三個原因,同樣,他們在二級市場扮演著做市商、經紀商、交易商的角色:

    第一,在完成證券承銷以后,投資銀行有義務為該證券創造一個流動性較強的二級市場,以保持該種證券的流動性和價格穩定。一般在證券上市以后,承銷商總是盡量使其市價穩定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這就是投資銀行在二級市場上的做市商業務。

    另外,投資銀行接受客戶委托,按照客戶的指令,促成客戶所希望的交易,并據此收取一定的傭金,這就是投資銀行的經紀收入。

    第三,投資銀行本身擁有大量的資產,并接受客戶委托管理著大量的資產,只有通過選擇、買入和管理證券組合,投資銀行才能獲得證券投資收益。這就是自營和資產管理業務。另外,投資銀行還在二級市場進行風險套利、無風險套利等業務活動。

    (3).兼并收購業務

    投資銀行所支持的收購兼并活動,在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上都是最富有戲劇性,最引人入勝的。投資銀行在收購和兼并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它不僅為獵手公司服務,也在為獵物公司服務:

    首先,投資銀行替獵手公司服務。替其物色收購對象,并加以分析。并且提出收購建議.提出令獵物公司的董事或大股東滿意的收購條款和一個令人信服的收購財務計劃,幫助獵手公司進行財務安排,以促成交易的完成。

    投資銀行同樣也為獵物公司服務:判斷獵手公司的收購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如果對方是敵意收購,則與獵物公司制定出防范被收購的策略,如果判斷對方是非敵意收購,那么投資銀行便以獵物公司的立場向獵手公司提出收購建議,并向獵物公司提出收購建議是否公平與合理及應否接納對方建議的意見。

    2.4.2投資銀行的創新業務與延伸業務

    隨著投資銀行競爭的逐漸加大,僅靠傳統業務已經很難維持投資銀行迅猛發展的需要,投資銀行作為最活躍的金融部門,從70年代以來不斷開拓創新業務,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既活躍了資本市場,增加了投資者的投資選擇,也為自己賺了巨額收益。

    (1).財務顧問

    財務顧問就是投資銀行作為客戶的金融顧問或經營管理顧問提供咨詢,策劃或運作,一般可分為三類:其一是按照公司、個人或政府的要求,對某個行業、某種產品、某種證券或某個市場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研究,提出較為全面的、長期的決策參考資料。其二是宏觀經濟環境等因素發生突變,使某些公司、企業遇到困難時,投資銀行往往主動地或被邀請向有關公司、企業出謀劃策,提出應變措施,諸如重新制定發展戰略、重建財務制度、出售轉讓子公司等,化解這些公司、企業在突變事件中帶來的壓力與困難。其三是在公司兼并和收購的過程中,投資銀行作為,幫助咨詢,策劃直到參與實際運作。從目前情況看,投資銀行在第三類業務中正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2).項目融資

    項目融資是以項目的財產權益作借款保證責任的一種融資方式.從理論上講,項目融資的貸款方主要看融資項目有無償債能力,評估和保證的范圍以項目為限。因此,一旦貸款發生風險,貸款方只能以項目的財產或收益作為追索的對象,不涉及其他財產和收益即要求項目公司、項目公司的股東或第三方(包括供應商、項目產品的購買者、政府機構等)做出某種保證或承諾,但這種保證和承諾僅僅停留在投資者將不會放棄投資項目,承諾某種支持或保證項目的收益的層次上。貸款方并不要求借款人提供金融機構提供的還款保證,更無須出具政府擔保。借款方將項目資產和收益均抵押給貸款方。

    由于項目融資無金融機構擔保,也無政府擔保,全靠項目投資者的信用和項目本身的前景,這樣,僅從市場角度看起來不錯的項目還遠遠不夠,還必須樹立良好的信用形象,投資銀行的介入將有利于增加項目的可靠性,有利于爭取到信用級別較高的投資者參加。運用項目融資的方式要訂立一套嚴謹的合同來轉移和分散風險,投資銀行有各種專業人才,通曉項目所在地的法律、法規和各種慣例,能夠盡力維護合同雙方的利益,使合同得以順利執行。投資銀行還可以運用自己的各種渠道,為項目尋找合適的貸款人,也能為貸款方找到好項目。

    (3).基金管理

    投資基金是一種由眾多不確定的投資者將不同的出資份額匯集起來,交由專業投資機構進行操作,所得收益由投資者按出資比例分享的投資工具。投資基金實行的是一種集合投資制度,集資的主要方式是向投資者發行股票或受益券,從而將分散的小額資金匯集為一較大的基金,然后加以投資運作。投資基金是一種復雜的投資制度。它強調分權,制衡。由于認購和贖回機制不同,投資基金分為封閉式與開放式兩大類。投資基金是發達國家投資者常用的投資方式,投資銀行作為發起人或基金經理人活躍在此領域。

    (4).資產證券化

    1970年由美國政府國民抵押協會擔保發行的第一批公開交易的住宅抵押貸款債券可視為資產證券化的先驅。進入90年代以后,資產證券化開始從美國向世界擴張,從國內資金市場向國際資金市場延伸,由在岸市場向離岸市場擴展。所謂證券化是指將缺乏流動性但能夠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現金流的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資產中風險與收益要素進行分離與重組,進而轉換成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證券的過程。

    資產證券化是一種與企業發行股票、債券籌資步同的新型融資方式。傳統的證券融資方式是企業以自身產權為清償基礎,企業對債券本息及股票權益的償付以公司全部法定財產為界。資產證券化雖然也采取證券的形式,但證券的發行依據不是公司全部法定財產而是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某一部分資產,證券權益的償還不是以公司財產為基礎,而是僅以被證券化的資產為限。資產證券的購買者與持有人在證券到期時可獲得本金和利息的償付,證券償付資金來源于擔保資產所創造的現金流量。如果擔保資產違約拒付,資產證券的清償也僅限于被證券化資產的數額,而金融資產的發起人或購買者無超過該資產限額的清償義務。

    (5).證券網上交易

    隨著INTERNET的普及和信息時代的到來,在線經紀和網上交易給傳統的證券市場帶來了革命性的沖擊,證券業面臨著巨大的變革與挑戰.有報告預測網上證券交易商的資產從1999到2003年將增長7倍以上,從4150億美元到30000億美元。許多大型國際投資銀行紛紛進入證券網上交易領域,并且出現了專門經營網上交易的經紀商。

    (6)風險投資(創業投資)

    風險投資(VentureCapital),也稱創業投資,是由職業投資人投入到新興的、迅速發展的、有巨大競爭潛力的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中的一種股權資本;風險投資是由專業投資機構在自擔風險的前提下,通過科學評估和嚴格篩選,向有潛在發展前景的新創或市值被低估的公司、項目、產品注入資本,并運用科學管理方式增加風險資本的附加值。

    風險投資公司曾為諸如微軟、英特爾、康柏、戴爾、思科、太陽系統、聯邦速遞等公司提供了最初啟動資本,這些公司都已在各自的行業中成為領先者。雖然風險投資的發展歷史只有20年的時間,但國外的投資銀行已經把它培育成利潤的主要來源之一。同時,因為創業投資的大力幫助,全球的高科技產業以迅猛的速度全面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亮點。

    以上簡單介紹了投資銀行的傳統業務和部分的創新業務,其實在現代國際資本市場當中,投資銀行的金融創新活動已經是日新月異,新的業務品種在不斷的涌現,創新業務已經成為投資銀行業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

    第2篇:理性投資論文范文

    自股改啟動以來,機構對由此引發的獲利機會的追逐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尤其是在2006年2月,由于招行的股改所引起的“巨額短線套利資金集中申購、幾十只基金相繼暫停申購”的事件讓市場對套利資金的警覺性一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基金與機構套利資金之間的博弈一直沒有停止過,這從后來貴州茅臺、云南白藥這些基金重倉股的表現上都能夠看出。

    在機構利用股改套利即將偃旗息鼓的時候,新股套利以及“封轉開”套利又被挖掘出來。

    1.1股改套利

    股權分置改革作為資本市場的重大金融創新,為證券市場交易提供了全新的投資套利手段。據統計,從2005年5月~2006年4月,股改公司的股票價格在恢復交易首日的平均漲幅為6.85%,股改套利的超額利潤率吸引了不少資金的積極參與。套利空間的存在是形成機構套利的直接原因,而改股停牌與基金停牌的不同步又導致了套利機會出現,這就使得那些重倉持有部分股改股的基金頻頻受到套利資金攻擊。

    2005年12月27日,招商銀行因股改停牌。12月28日,興業可轉債基金隨即發生了11筆金額共計超過4.5億元的巨額申購。這批巨額申購資金確實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從2005年12月28日~2006年1月5日,每份興業可轉債基金凈值上漲了0.0205元,增幅為2.01%。如果這部分資金1月5日退出,不到10天就可獲取2%的盈利,如果1月11日退出,由于興業可轉債基金累計凈值已達1.0991元,增幅將有6%,獲利空間更大。興業可轉債基金被迫緊急暫停基金的申購,成為我國基金業第一例由于特別原因而暫停申購的基金。其后的云南白藥、金融街、鋅業股份、貴州茅臺等股票,股改復牌后都出現大漲,投資其間的基金凈值也因此出現較高漲幅,給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帶來很大套利空間。

    1.2新股套利

    除了股改套利這一特殊因素外,基金也被很多機構當作一種牛市來臨時快速獲取股票倉位的工具。如果某新股上市后漲停,此時大資金無法買入該股,但是可以買入大量持有這只新股的基金,到次日賣出基金從而完成套利過程。

    隨著IPO重新開閘,“打新股”成為了眾多資金逐利的焦點。新股發行溢價是大部分證券市場都客觀存在的現象,由于一、二級市場價差的存在,參與新股申購能夠取得較高的固定收益。股市一二級市場的價差客觀上為廣大投資者創造了套利的空間。但在現實中,個人投資者由于資金規模小,參與渠道單一,因此新股套利基本上都是機構投資者的“游戲”。

    保險公司等機構對低風險的IPO投資自然很感興趣。由于貨幣市場基金的最大客戶以保險公司為主,因此部分貨幣市場基金面臨巨大的贖回壓力,這些贖回的巨額資金若買不到新股則轉而投向買入申購成功的基金。

    1.3“封轉開”套利

    截止2006年8月4日,54只封閉式基金(由于基金興業的成功轉型,只有53只)中份額規模在20億以上的大盤基金折價率大部分都在40%以上,最高的5只基金接近50%。基金的價格最遲必須在封閉期結束時回歸凈值,并將隱含收益率兌現。

    就在封閉式基金轉開拉開序幕之后,機構投資者也開始行動。存在大量套利機會的封閉式基金無疑是2006年上半年機構青睞的對象。據統計,機構投資者持有封閉式基金的份額從2005年底的324.16億增至2006年8月底的347.30億,持有比例也在去年底52.81%的高水平上進一步增至56.58%。機構增持的重點也很清楚,那就是2007年到期的小盤基金。這主要是因為小盤基金到期封轉開的處理方式已經明確,加之存續時間短,年化隱含收益率較高的特點,使得機構大力增持。

    如QFII就將目標鎖定在基金銀豐身上。基金銀豐2005年報和2006年半年報的數據顯示,在今年上半年,基金銀豐的機構持有比例從2005年底的57.54%上升到71.43%,其中QFII的增持幅度最大。前十大持有人中,QFII持有比例從6.56%飆升到33.85%。

    2機構投資者對證券投資基金套利行為的理論分析

    就目前中國機構投資者對證券投資基金的套利而言,筆者認為,其屬于資金價格差異形成的套利,是價格套利,其套利成本主要有融資和交易成本決定。價格套利機會往往是瞬間性的,這就要求市場有足夠的流動性來保持套利交易的完成。

    對與價格套利的實現來講,還有一個重要的外部監管條件限制,某些外部監管條件限制了套利交易的實施。這類監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證券交易制度、資本流動限制和融資渠道限制。

    機構投資者的套利能夠實施,因為其資金的使用成本小于其套利收益,而又由于我國對股改股票的停牌規定、新股申購的限制及封閉式基金形式的逐步放開等種種外部監管,使其只能轉向證券投資基金以獲得豐厚的套利利潤。本文所分析的是機構投資者自股改啟動以來對證券投資基金的種種套利行為,稱之為套利而不是投機,因為其行為實質上是機構投資者在貨幣市場與證券市場之間構筑套利頭寸,且機構投資者進行的是頻繁的買賣行為,其時間間隔較小,其性質不同于投機交易,故對其市場影響分析應辯證看待。

    3機構投資者對證券投資基金套利行為的市場影響

    3.1對證券市場而言,機構套利行為具有雙重作用

    3.1.1有利之處

    機構投資者是現代金融市場上主要的套利者,他們掌握著規模龐大的套利資金,游離于金融市場間尋找套利機會,頻繁進行交易,買賣數量巨大,這實際上相當于交易對象的增加,大大增強了市場的流動性。此外,套利活動還是衍生金融市場正常運轉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衍生金融市場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為市場參與者提供套期保值,沒有一定數量的套利交易,不僅套期保值者難以尋找到交易對象,而且還可能導致衍生金融工具與對應的基礎工具間的價格關系脫離。所以套利是衍生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提供者和市場功能的維護者,機構的這種套利行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股指期貨等金融衍生工具盡快實施。

    金融套利還通過促進金融市場的一體化來增強市場的流動性,金融套利促進了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一體化,以及現貨市場與衍生市場的一體化。機構投資者在貨幣市場與股票市場構筑的套利頭寸將股票市場的高收益傳遞到了貨幣市場。

    3.1.2不利影響

    (1)加大證券市場波動幅度。機構投資者作為逐利主體,為了創造盡可能高的利潤必須密切關注證券的價格變動和近期的收益水平,一旦發現市場出現波動,就會采取各種措施,以防范、轉移和化解市場風險,增加自身經濟收益,減少自身的經濟損失。機構投資者畢竟是一個利益主體,當市場行情發生轉折時,出于獲取交易差價的需要,機構投資者理性的、集中性的買賣行為,比散戶非理性的追漲殺跌對市場行情所產生的沖擊要大得多。

    (2)助推貨幣市場利率。套利不僅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而且還參與了市場波動性的傳遞。由于目前股票市場一片大好,許多機構投資者在貨幣市場與股票市場之間構筑套利頭寸,將股票市場的波動傳遞到了貨幣市場。

    套利動機會加大機構對資金的需求,造成資金緊張。如2006年11月20日銀行間回購市場的成交量便較前一交易日增加了267億元,達到了1796億元,比三季度的日均水平高出83%。同時,由于央行剛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進一步降低了整個銀行體系的備付率,市場資金供給減少,也推升了資金價格水平。機構高價從銀行間借入資金無非是為了獲取套利收益。這些機構大部分為券商、保險公司等跨市場機構,尤其是券商本身自有資金量有限,資金需求的剛性,造成這些機構只能被動接受市場的價格水平,助推了貨幣市場利率。

    3.2對證券投資基金的雙重作用

    3.2.1有利之處

    增加證券投資基金的業務流量,增加其收入。機構投資者巨額資金的申購贖回對于證券投資基金業務量的增加及申購贖回費用增加無疑有一定的益處。

    3.2.2不利之處

    (1)可能攤薄基金收益,降低基金凈值。由于機構投資者申購和贖回的間隔時間很短,通常只有幾天,在幾天時間內,基金經理很難通過股票操作賺取這么多的利潤,因此,機構投資者的套利,實際上意味著基金凈值的下降。

    (2)基金投資模式轉換造成很大挑戰。基金成交額變化頻繁,基金規模時大時小,基金經理不好管理,難以按研究策略正常操作,專家理財優勢難以發揮。巨額資金的大進大出也造成基金份額的不穩定,使得基金凈值的波動加大。從而降低募集資金的使用效率

    (3)基金規模減小。機構投資者巨額基金份額的贖回會導致證券投資基金規模的減小,特別在封轉開套利中,小盤基金被贖回會導致其規模減小被迫清盤,導致基金管理費降低運作困難而清算。

    3.3機構投資者對證券投資基金的套利行為對基金中小投資者的影響

    從股改后公司股價變動來看,絕大部分公司的股價在股改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溢價,所以機構投資者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機構的贖回導致基金變現股票,從而增加交易成本,而這些成本是由還持有基金的長期持有人承擔的,并且主要是中小投資者承擔了大多數交易成本。在贖回費和申購費的雙重“補貼”下,機構投資人頻繁進出開放式基金,又進一步加劇了中小投資人的交易成本負擔。

    由上分析,筆者認為,機構投資者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投資者,其套利行為具有利弊共存的雙重作用,所以對待機構套利行為的態度應該是合理加以引導而不是完全打壓。

    機構投資者對證券投資基金的種種套利行為,是市場化的結果,其規范也應是市場的責任,如面對機構投資者瘋狂的套利行為,有一些開放式基金已上調申購贖回費率或是暫停申購,許多貨幣基金近期則將其累計收益按一定的份額面值自動結轉為基金份額,不進行現金支付;中工國際上市后的大幅下跌,對機構套利新股的行為也有一定的打擊作用。但前者只是一種應急措施,而后者要發揮作用則完全依賴市場走勢,要從根本上合理規范機構投資者的套利行為,特別是其對證券投資基金的套利行為,引導機構投資者樹立長效的價值投資理念無疑是個一勞永逸的辦法,但這只是一個理論的完美的設想,其長期性艱巨性可想而知。要在短期內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還是應從開放式基金的制度性缺陷上著手,進一步完善基金銷售管理辦法,并要在制度與市場、政策與長期發展、機構與機構之間建立合作性博弈。

    摘要金融套利是投資者利用金融市場運行中存在的非均衡來獲利的行為。自股改啟動以來,機構投資者對證券投資基金的套利行為主要有三種方式:股改套利,新股套利和“封轉開”套利。機構投資者的這種套利行為對資本市場、證券投資基金、中小投資者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關鍵詞金融套利機構投資者證券投資基金

    參考文獻

    1莫頓·米勒.金融創新與市場的波動性(第一版)[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

    2耿志民.中國機構投資者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2

    第3篇:理性投資論文范文

    假設1:證券投資基金的持股比例與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正相關。與證券投資基金不同,社保基金的保值與增值直接關系到社會保障事業的完善程度,因此容易受到行政的干預,其投資期界較長,注重價值投資。其次,險資(社保基金、保險基金以及少量證券公司持股),實行著與證券投資基金不同的管理辦法,不用頻繁的披露其投資組合,也不用參加年度業績排名,這會促使他們把資金投向高成長性的行業與企業。最后,眾多文獻的研究都認為險資在公司治理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文學(2002)[8]認為,保險基金能夠積極參與上市公司治理,這會同時從內部和外部對企業施加直接和間接控制,提高公司內外治理機制的協調性。盧仿先等(2005)認為資本市場成熟后,保險基金必然會參與到公司治理中去,這能夠通過直接對公司經營者進行監管來降低“道德風險”,使公司的治理效率得到改進。此外,社保基金也最符合Coffee(1991)提出的關于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可能性與可行性的標準,因此最有可能參與公司治理,監督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李淑娟,2007)。據此,有假設2。

    假設2:險資的持股比例與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負相關。不同于境內投資者,QFII較為重視投資對象的公司治理因素與持續經營能力(中國公司治理報告,2003),高雷和張杰(2008)的研究發現,QFII傾向于投資非國家控股、發達地區、從事政府保護行業和信息披露透明度高的公司。由于對我國的股票市場環境持謹慎的態度,QFII總體上堅持價值投資和長線投資,青睞中小盤股,注重企業的成長性,行為具有長期性(孫立和林麗,2006)以及進攻性、全面性和均衡性的特征(耿志民,2006);而且據交易所的研究報告顯示,自QFII進入中國市場以來,其換手率是所有機構投資者中最低的。雖然QFII總體上也進行慣易,但程度低于境內的投資者(李學峰和張艦等,2008)。最后,與險資等相同,QIFF也不需要頻繁披露其投資組合而且也不參加普通基金的排名,這避免了機構間的惡性競爭給企業帶來的不良影響。這些特點決定了其在公司治理中會有積極的作用。陳麗萍和郭曉晴(2008)認為,QFII可以作為流通股的代表,監督和約束管理層。陳世劍和王娜(2007)的研究也表明,QFII不僅可以促進經理層遵循信息披露準則進行披露,還可以促進管理者進行自愿性信息的披露。據此,有假設3。

    假設3:QFII的持股比例與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負相關。企業性質對機構投者治理作用的發揮具有重要影響。首先,國有企業大多關系國計民生,較差的經營業績會影響整個社會對國有企業的信心,因此國有企業有動機進行盈余管理,這不是證券投資基金所能左右的。其次,國有股“一股獨大”現象較為普遍,機構投資者在國有上市公司中話語權有限。即使機構投者有積極性參與國有上市公司治理,對企業盈余管理水平進行監督和限制,向外部投資者發送關于企業的真實信息而推進價值投資,但國企的經營者從這種行為中所獲凈收益也不會有顯著增加。事實上,國有企業在財務、政治及人事任免上受到政府更多的控制,公司盈余管理水平進而公司業績并不是決定現任經理是否留任的重要原因,非經濟因素在國有企業經理的任命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經理人市場功能的發揮受到諸多限制(國有股減持課題組,2001)[18]。相對于國有企業的經理人來說,非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則面臨更大的市場壓力。因此,有假設:假設4:國有企業中機構持股與企業盈余管理的關系要弱于民營企業,存在偏負效應。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2004—2009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其中機構投資者持股數據來自于WIND資訊數據庫外,其他數據則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本文的樣本篩選過程如下:(1)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的數據;(2)剔除數據不完整和異常的上市公司的數據;(3)剔除S、ST、*ST上市公司的數據。經過以上篩選,最終獲得6年共4842個樣本的平衡面板數據(其中每年807個樣本)。

    (二)變量選擇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企業盈余管理水平。目前,盈余管理水平的計量方法主要有:總應計利潤法、具體應計利潤法、真實盈余管理計量和盈余分步法,其中總體應計利潤法應用最為廣泛(黃梅,2007)[19]。所謂總應計利潤法,是指把總應計利潤分為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和不可操縱利潤兩部分,并用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盈余管理程度的度量。在眾多的應計利潤計量模型中,修正的Jones模型被認為是最適合中國市場的方法(Dechowetal,1995;夏立軍,2003)[20-21]。另外,Bartovetal.(2000)[22]的研究表明橫截面的Jones模型優于時間序列的Jones模型,因此,本文利用修正的橫截面Jones模型來估計可操縱性應計利潤。這一模型的具體形式為:2.解釋變量本文的解釋變量為各類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用INS表示。其中,證券投資基金的持股比例用MF表示,險資(社保基金、保險基金和證券公司)持股比例則記為IC,QFII代表合格境外投資者的持股比例。3.控制變量(1)公司性質(CONT)。本文設置虛擬變量CONT來控制公司性質,CONT=0代表國有企業;否則為非國有企業。(2)公司規模(SIZE)。張兆國等(2009)[23]認為,公司的規模越大,受到外界各方的關注和監督就越多,所以公司規模與盈余管理負相關,本文利用年末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規模。(3)償債能力。企業的管理層為了避免違反債務條款會進行盈余管理,因此,資產負債率與盈余管理可能有關(Bartovetal,2000)[21],本文利用資產負債率(LEV)和流動比率(CUR)來衡量公司的償債能力。其中,資產負債率等于年末負債除以年末總資產,流動比率等于流動負債除以流動資產。(4)盈利能力(ROA)。(Dechowetal,1995)[20]認為當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與公司業績相關時,管理層需要利用ROA來控制公司業績對盈余余管理的影響。本文以凈利潤除以年末總資產衡量ROA。(5)滯后一期的應計利潤(LTA)。上一期的應計利潤越高,經理層本期進行盈余管理的能力就越弱。(6)發展能力(MB)。本文采用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來衡量發展能力。(7)審計意見(OPIN)。OPIN為虛擬變量,如果審計意見為標準無保留意見,OPIN=1,否則,OPIN=0。(8)行業控制變量。不同行業有著各自不同的特征,因此其盈余管理水平也有顯著的差異。本文借鑒溫軍等(2012)[24]的做法,用行業資產報酬率、行業財務杠桿和行業M/B來控制行業的特征,在模型中分別用InROA、InLeve和InM/B。

    (三)檢驗模型為了檢驗假設1和假設2,本文建立如下模型:上式中,i代表企業個體,t代表年份;εit為隨機擾動項;β''''X代表控制變量向量與其回歸系數的乘積,變量和INSi,t的含義同前文。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表1是全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從全樣本來看,可操縱性應計利潤(DAC)的均值為0.3785,最大值為2.2321,最小值為-1.1228,說明我國上市公司既有調高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行為,也有調低可操縱性利潤的行為,且調高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程度要似乎要高于調低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程度。其次,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均值為0.0833,最大值為0.6942,最小值為0.0000。這一水平遠遠低于美英國家。證券投資基金持股比例的均值為0.0721,最大值為0.5995,最小值為0.0000。這表明雖然證券基金在某些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較大,但在大多數公司里的持股比例仍很低,話語權有限,“一股獨大”現象較為普遍。險資持股比例的均值為0.0032,中值為0.0000,最大值為0.2093,最小值為0.0000。這表明超過一半的上市公司沒有險資持股,且不論是從均值還是最大值來看,險資的持股比例都比較小。QFII持股比例的均值為0.0079,中值為0.0000,最大值為0.1983,最小值為0.0000。這同樣表明超過一半的上市公司中沒有QFII持股。對比三類機構投資者,不難發現證券投資基金仍然是我國機構投資者構成的主體。此外,險資、QFII以及證券投資基金的持股比例與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之間的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0336、-0.0320、0.0689,這表明險資與QFII持股能夠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而證券投資基金卻與可操縱性應計利潤正相關。最后,由國有企業樣本與非國有企業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的均值差t檢驗可知,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具有更低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即盈余管理水平更低。機構投資者、證券投資基金、險資和QFII的持股比例的均值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中基本沒有顯著性差異。

    (二)回歸結果與分析本文的實證結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模型1是控制變量對DAC的回歸結果,模型2是不考慮企業性質時INT對DAC的回歸結果,而模型3則是控制了企業的性質時INT對DAC的回歸結果。在表2的各模型中,SIZE、MB、ROA、OPIN對DAC都有顯著影響。SIZE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公司規模與可操縱性應計利潤正相關,這與張兆國等(2009)[23]的研究結果相反。ROA的回歸系數顯著性為正,這與薄仙慧和吳聯生(2009)的研究結果一致。MB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主營業務增長率越高,盈余管理水平越低。OPIN的回歸系數顯著性為負,這表明被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較低。在模型3中,INT的系數雖為負,但不顯著,這表明機構投資者的整體持股沒能有效地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進一步來看,模型3的回歸結果表明,在國有企業中,INT的回歸系數為0.0201,但不顯著;在非國有企業中,INT的回歸系數為-0.0614(0.0201-0.0815),檢驗表明這一系數顯著(P=0.0001),機構持股對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負影響的不顯著性可能是由國有企業中的不顯著性導致。這意味著如果不控制企業的性質,模型的回歸結論是有偏的,機構持股在非國有企業中能有效地抑制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但在國有企業中則并非如此,這支持假設4。上文理論分析表明,不同機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是不同的。為了證實這一點,本文進一步考察了機構投資者的異質性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結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中,證券投資基金MF對DAC有顯著的正效應,回歸系數為0.0111,在0.05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隨證券投資基金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即證券投資基金對改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沒有起到積極的作用,這與假設1一致。但當引入企業性質變量CONT后,模型回歸結果出現很大不同。在模型2中,對于證券投資基金,在國有企業中,其系數為0.0327,在0.05水平下顯著;在非國有企業中,系數為-0.0571(0.0327-0.0898),檢驗表明這一系數顯著(P=0.0003)。這表明,證券投資基金對企業盈余管理的消極作用主要發生在國有企業中,而在非國有企業中則相反。險資IC和QFII對DAC都有顯著的負效應,回歸系數分別為-0.1453、-0.1289,分別在0.05、0.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險資和QFII的持股都有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這與假設2和假設3一致。對于險資,在國有企業中的回歸系數為-0.2358,在0.05水平下顯著;非國有企業中,回歸系數為0.0921,但是檢驗表明這一系數并不顯著(P=0.2844)。這表明,隨著險資持股比例的增加,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顯著下降,但這種負相關關系主要發生在國有企業中,而在非國有企業中則不存在。這與假設4沖突,原因可能在于,在民營企業中,險資的持股比例一般較少,話語權也較小,而在國有企業中則相反。張萬成和孫振嘉(2006)[認為,將社保基金引入國有股權過于集中的股份公司,有利于加強對企業管理者的監督,約束管理者的行為。由于國有股減持實驗的失敗,國有股權改革轉向了國有股轉持,而國有股轉持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社保基金。轉持之后,社保基金最有可能成為國有企業的第二大股東,并且其持有的股份在三年內不能出售,所以,社保基金有動機參與到公司治理中,提高會計信息的真實性。而對于QFII,在國有企業中的回歸系數為-0.0407,在0.01的水平下高度顯著;在非國有企業中的回歸系數為-0.0569,檢驗表明這一系數顯著(P=0.0056)。這表明,QFII持股在國有和非國有企業中都有效地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且在非國有企業中發揮的作用更大一些。

    四、主要結論

    第4篇:理性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透過不良貸款看銀行不規范

    近年來,我們在對商業銀行審計過程中,通過對不良貸款的審計及重點對不良貸款戶的延伸調查,發現存在因銀行違法放貸、賬外經營、盲目投資房地產、挪用投資于自辦經濟實體等不規范經營行為形成不良貸款的現象,暴露出銀行在資金投向及管理方面的一些弊端。

    一、資金投向失誤,甚至存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現象

    有些貸款項目在立項時即“先天不足”而導致風險的必然發生。如,某廠擬從國外引進技術生產纖維板,實際上該種技術尚不成熟,缺乏可靠的工藝。銀行未進行嚴謹充分的項目論證,在有關方面的“關心”下,貸款上億元引進生產線,由于試產不成功,企業經營出現危機,貸款形成呆滯。又如國家三令五申禁止建樓堂管所,而某市行以投資、貸款方式投入上千萬元建度假村,現該度假村經營困難,貸款歸還無望。

    二、以多種形式搞賬外經營,使貸款形成損失

    表現之一:捏造企業名稱或與企業簽定虛假合同套出資金,用于投資房地產或購建自用固定資產等賬外經營活動。如,某行貸款給某公司2千余萬元,此筆資金實際由該行用于開發房地產,由于多種原因,現已形成損失。

    表現之二:利用所辦經濟實體違規經營,造成損失。如在對某縣支行審計時,發現該行一筆貸款在該行的報表中無結息記錄。審計查明,該行少報基建規模,差額部分通過三產開具假貸款合同套取資金,而此筆貸款在清分時被列為損失類;又如某行辦事處所屬三產從該辦借款400萬元,拆給某鋼廠,現該廠停產,借款無法歸還,該辦事處向所屬三產的貸款項實際已形成損失。銀行向所辦實體的貸款往往存在手續不完善、貸款不合規、貸款利息少收、不收等問題,對貸款本息管理失控,使金融資產受損失。目前,人行要求清理三產,銀行與經濟實體的脫鉤工作已基本結束。

    三、以物抵貸資產管理漏洞大,造成較大損失

    目前,一些貸款企業以車輛、土地、房屋、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抵頂銀行的債權,從而形成大量的抵貸資產。以物抵貸資產降低了貸款損失的金額,但由于銀行對抵貸資產管理的漏洞使可避免的損失重新形成損失。其主要表現是:

    1、管理不善,形成損失。如某辦事處收來抵貸汽車12輛,除1輛拍賣變現外,由于管理不善已丟失5輛;

    2、相當一部分抵貸資產被銀行自用。如某市行收到抵資土地,該行未拍賣以償還貸款,而是利用土地建宿舍樓;某行賬外抵貸汽車69輛,其中63輛自用;

    3、抵貸審批手續執行不嚴格,形成賬外資產。部分行、處抵貸資產未經批準或已批準但未入賬。企業抵貸后,一方面貸款企業不負有償債責任,另一方面,銀行的貸款仍未沖銷,但實際已不能再收回。這就使銀行貸款及抵貸資產處于失控狀態。如某市行未在賬內反映已經省行批準的抵貸資產1137萬元。

    四、對貸款企業財務資料審核不利

    我們在對某行28家企業延伸審計時,發現其中12家企業提供的會計報表與銀行提供的企業會計報表嚴重不符。如,銀行掌握的某貸款戶1998年總資產349萬元,總負債532萬元,權益-183萬元,經審計,該單位1998年總資產為4199萬元,總負債18177萬元,權益28813萬元。企業會計報表是銀行了解企業經營狀況、贏利水平等信息的依據,是銀行對貸款進行管理的重要資料。有些信貸管理人員責任心不強,未對企業提供的會計報表認真核實,導致對貸款企業經濟狀況了解的失實,從而削弱對貸款的有效管理。

    五、指標化管理帶來的負面效果

    為完成任務指標,應付考核、檢查,銀行用倒借據方式掩蓋貸款真實狀況,人為提高資產質量。某市行為掩蓋一筆逾期2年,金額700萬元的貸款,將原來期限為1993至1995年技術改造貸款的借據換掉,取而代之一張期限為1997年至1999年的新借據。

    六、貸款“三查”制度流于形式

    第5篇:理性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投資型壽險投資環境風險防范保險需求

    從1999年平安保險公司在上海推出國內第一個投資連結保險——平安世紀理財保險后,友邦、中國人壽、泰康相繼推出分紅保險,太平洋保險推出“太平盛世•長發”萬能壽險,這三類產品被統稱為投資型保險,這些產品由于具有保障與投資的雙重功能而倍受青睞,吸引了大量投資者,然而因收益率低下,與業務員推銷時宣稱的高回報率相去甚遠,出現了不少糾紛,以至在2001年底2002年初大面積出現了“退保風潮”。隨著《保險資金投資股票市場管理辦法》的即將出臺,以及國務院已原則批準保險資金投資海外市場等消息不斷傳出,預示著保險資金投資渠道將大為放寬。受此鼓舞,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壽險公司的新產品再度向投資型品種集中。多家中資、合資公司已經或即將推出新的投資型險種。在偃旗息鼓了一年多之后,投資型壽險卷土重來,究竟是喜是憂?

    投資環境開始成熟

    首都經貿大學金融保險系副主任庹國柱認為,現在投資型產品在市場上推廣應該是個比較好的時機,但還要受到資本市場發展的環境的影響。近幾年,為了適應保險業快速發展的形勢,中國保監會在加強對保險資金監管的同時,也逐步放寬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不斷調高保險資金投資的比例。2003年5月又下發文件,調高保險公司投資企業債券的比例,同時放寬保險公司投資企業債券的范圍。這些舉措旨在提高保險公司的經營能力,最終起到規范市場行為及保護消費者利益不受侵害的作用。業內人士認為,依照目前的趨勢,今后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渠道將繼續拓寬,前景看好。所以,推出投資型壽險產品,其相應的投資環境已經開始成熟。

    消費者和保險公司均趨于理性和成熟

    目前,居民存款不斷增加,全國居民存款已逾10萬億元,這意味著廣大居民已具備較強的購買力,同時也需要有更多的投資渠道來取得穩健收益。據透露,在《保險資金投資股票市場管理辦法》中,保險資金投資范圍除了已發行上市的流通A股外,還可以投資國內A股市場的非流通股,包括國有股、法人股,以及可轉債等。但保險資金直接入市是一柄雙刃劍,在可能帶來資產增值的同時,不能忽視市場的風險。新投資型壽險不再說大話,過去銷售人員誤導“至少8%年回報率”的宣傳已聽不到了。太平洋壽險推出的新品種只承諾5年固定收益5.6%,平安“智富人生”萬能壽險向客戶承諾年利率結算不低于1.75%。業內人士據此認為,新投資型壽險回歸了理性。新投資型保險能否扭轉第一代產品的低收益狀況,尚需要時間來回答。但投資者似乎已不抱太高的預期,而更看重其保障功能。投資型保險產品從1999年進入市場已有五年時間,廣大市民已對這類比較復雜的保險產品有了一定的了解,因而在購買時會更加成熟和理性。幾年前,經歷過投資型保險的打擊后,保險業意識到保險功能應該回歸到基本的保障上面,而不是投資收益,所以近兩年在著重強調保險的保障功能,去年還停掉了熱銷的分紅健康險,希望能喚起消費者投保保障型保險的意識。消費者也逐步接受保險提供保障這一理念,今年上半年,雖然壽險公司保費收入有所下滑,但傳統保障型保險仍然保持了增勢,這足以說明消費者對保障功能的認同。

    風險仍須防范

    重現江湖的投資型保險,其實質并沒有改變,仍然是保險公司代客戶理財的一種方式,有收益就會有風險。資料顯示,2002年我國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收益率為3.14%,低于2000年的3.59%和2001年的4.3%。而分到普通投資者手中時,收益率往往只有1%。雖然國家放寬了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即將出臺《保險資金投資股票市場管理辦法》,但誰能保證保險資金直接入市肯定能賺錢?且不說股市已經低迷了3年,不少機構投資者虧得一塌糊涂,即使在股市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投資股市也存在高風險。股市不是輕易就能獲得收益的地方,弄不好便會折戟沉沙,那時,不僅沒有收益,弄不好連本金也要打折扣。因此,風險防范是重中之重。日本保險業從引進投資型壽險商品到最后該商品的衰敗,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值得中國保險業引以為鑒。

    保險公司要苦煉內功。投資型壽險商品對保險公司自身的經營和管理水平要求非常高。相對于傳統的壽險商品,其不僅要求具有一個良好的外部投資環境,包括相對成熟、規范和透明的資本市場,更需要壽險公司具有豐富的經驗和嫻熟的風險控制能力。中國壽險業的真正發展始于1992年,壽險公司在技術、人員、電腦、內控、經驗和實力等方面,都還存在著嚴重不足。外部的資本市場也正處于發展的初期,需要大力根治市場操縱等不規范行為。在投資型壽險再次升溫的現實面前,保險公司是否真正有能力管控好風險,將是對未來整個保險行業發展的一個嚴峻考驗。中國保險業必須首先苦練內功,虛心學習外國保險公司先進的經營管理方式,讓自己盡快成熟、成長起來。

    以監管促規范。保險監管的核心是償付能力監管。引進投資型壽險商品的初衷之一,是要化解中國國內保險企業所面臨的償付能力嚴重不足問題。但前幾年投資型壽險商品熱銷時卻成為了各家保險公司突破保險產品限價規定,大打價格戰,不計后果地擴大業務規模的一種“有效”手段,不僅未對償付能力問題的解決起到預期的作用,更使得市場不規范行為大行其道,嚴重影響到整個壽險行業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在投資型壽險卷土重來時,更應防患于未然。從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投資型壽險商品對保險監管廣度、深度和效率等的要求異常地高。在中國保險市場和保險監管都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各方面力量都還需要積蓄和培育的情況下,市場呼喚保險監管創造一個良好、規范的保險經營環境和運作導向。

    購買必須謹慎

    作為一種有特色的險種,投資型保險并非買不得,但它只適合一小部分人。如果說保障型產品是大眾化的,能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投資型產品則屬小眾化的,它滿足了一部分人的投資需要,這部分人應該是手中有閑余資金,但又沒有時間對資金進行管理和投資的人。因此,大家在購買時應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和風險承受能力來選擇合適的投資型壽險。

    分紅保險是在投保人付費后,得到保障的情況下,享受保險公司一部分的經營成果的保險,根據保險監督委員會的規定,分紅一般不得少于可分配利潤的70%。若保險公司經營不善時,分紅可能非常有限,或者可能沒紅可分。但是,分紅保險設有最低保證利率,客戶的基本保障是有保證的,因此適合于風險承受能力低、對投資需求不高、希望以保障為主的投保人。

    萬能壽險具有分紅險的某些特點,設有最低收益保障,經營成果由保險公司和客戶共同分享,而交費等方面比較靈活。適合于需求彈性較大、風險承受能力較低、對保險希望有更多選擇權的投保人。

    投資連結保險顧名思義就是保險與投資掛鉤的保險,但更注重保障功能。一般設有保證收益賬戶、發展賬戶和基金賬戶等多個賬戶。每個賬戶的投資組合不同,收益率就不同,投資風險也不同。由于投資賬戶不承諾投資回報,保險公司在收資產管理費后,將所有的投資收益和投資損失由客戶承擔。充分利用專家理財(行內有人稱之為請專家為自己打工)的優勢,客戶在獲得高收益的同時也承擔投資損失的風險。因此投資連結保險適合于具有理性的投資理念、追求資產高收益同時又具有較高風險承受能力的投保人。

    對于在市場上熱銷的這幾種投資型壽險的選擇,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要準確分析個人保險需求。如果比較傾向于傳統的交費方式,即定期定額交費,同時對投資不是特別看重,希望以獲得保險保障為主,對保險公司的總體經營狀況也比較有信心,就可以選擇分紅保險。投保人如果需要保險產品有足夠的彈性,希望在基本的投資保證的基礎上得到一定的投資回報,可以選擇萬能壽險。追求較高的投資收益和資產的增長,并具有一定風險承受能力的客戶可以選擇購買投資連結產品,當然,這需要客戶具有一定的投資理財知識。

    要充分考慮個人風險承受能力。是投資就會有一定的風險,也就是實際收益與預期總是存在著偏差。各種投資型壽險也不例外。分紅保險將保險公司的總體經營盈余的部分分配給客戶,但當保險公司經營不善時,投保人所得分紅可能非常有限也可能無紅可分。但由于分紅保險設有最低保證利率,客戶得到的基本保障是有保證的,因此適合于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人。萬能壽險投資資金的運用與分紅險沒有大的區別,也具有保證的投資回報但是超過一定水平后由客戶與保險公司分享。但由于萬能保險具有較分紅保險更大的靈活性,所以適合于風險承受能力較低但希望對保險計劃有更多選擇權的客戶。投資連結保險相對來說,由于投資賬戶不承諾投資回報,客戶在獲得高收益的同時,也可能承擔投資賬戶資產損失的風險。所以適合追求個人資產的成長為目標,并具有較高風險承受能力的客戶。

    注意保險公司的選擇。購買人壽保險是一項長期或終身投資,幾個月甚至一兩年的投資狀況并不代表未來,一定要樹立長期的投資理念,因此選擇保險公司就顯得尤為重要。隨著我國保險市場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快,不同保險公司的產品形態將越來越接近,很難存在明顯的優劣之分。投資類保險在保費繳納、保額變更、信息披露、投資作業、客戶服務等各項內部運作不盡相同,復雜程度要遠遠高于傳統保險,需要保險公司在管理體系與信息技術系統上提供全新的平臺。決定投資型產品價值的主要因素將成為衡量保險公司的經營管理水平和服務能力的高低。在選擇投資型保險時,應該在認真了解產品本身的保險責任、費用水平等的基礎上,更加關注下列幾個方面:一是保險公司的實力,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在資源上往往具有一定的優勢,能夠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二是保險公司的經營管理水平,這包括詳細考察保險公司的工作效率、員工素質、利潤水平、以往的投資業績、品牌形象等。

    總之,三類投資型壽險產品各有自己的優勢,如何進行選擇,真理只有一條——只選“對”的。所謂“對”就是既適合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又滿足投保的本質需要。當然保險產品本身具有較高的復雜性,產品之間的比較需要較高的專業知識作為基礎,保險公司經營管理狀況的信息也并不充分,所以,作為客戶,可通過選擇專業的保險顧問來幫助自己進行決策。

    參考資料:

    1.張洪濤,莊作瑾.人身保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第6篇:理性投資論文范文

    摘要:文章具體分析了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的整體水平、基本趨勢和行業分布,認為服務業利用FDI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促進了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我國服務業利用FDI存在占我國利用FDI的比例偏低、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慢和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利用FDI的水平也較低等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對策。

    關鍵詞:服務業;FDI

    自20世紀中葉以來,服務業就開始了迅速崛起的歷程。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目前全球的經濟總量中服務業已占60%以上。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正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金融、保險旅游和咨詢等代表服務業發展方向的服務部門。服務業的發展必然要求擴大市場范圍,必然導致服務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服務業;每年FDI新增流量中,服務業占三分之二,這已充分表明服務業已經取代制造業,正在成為FDI結構中的主流。基于此,本文就我國服務業利用FDI的狀況作論述。

    一、我國服務業利用FDI的現狀

    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FDI越來越成為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FDI的一般含義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獲取管理權的一種跨國投資活動。其核心內容體現在: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生產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無形資產。投資方擁有足夠的經營管理權。關于服務業對外投資的界定比較復雜。一些服務業的跨國投資行為可以使用傳統的股權控制定義進行界定,如跨國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貿易服務公司在國外設立辦事處等。但有許多服務業的跨國投資過程,難以實現或不宜使用股權控制模式。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標準(各年的標準有所不同),FDI涉及的我國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金融、保險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等8類。

    我國服務業實際利用FDI呈逐年上升趨勢(見表1),并有加速的趨勢。服務業實際利用FDI占FDI總額的比例在24%上下波動,但2006年增幅較大。服務業實際利用FDI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和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同時,數據還顯示房地產業占服務業實際利用FDI的很大的比重(見表2)。金融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2004、2005、2006年三年金融業FDI占我國FDI的比例分別為1.8%、1.5%和1.5%。

    二、我國服務業利用FDI的作用

    從FDI結構來看,我國這些年所吸引的FDI在中低端技術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占絕大多數,高科技比重偏低。而且絕大多數FDI集中在傳統制造業,流入現代服務業的FDI比重偏低。這一點與發達國家所吸引FDI的結構有明顯差別。今天,主流經濟學肯定FDI對東道國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吸引FDI被認為是落后國家縮小差距、實現追趕戰略的最有效途徑之一。這種共識也被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以及經濟快速成長國家的發展案例所支持。FDI對我國服務業的作用雖然沒有制造業那樣輝煌,但也起到了獨特的作用,表現在:FDI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在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例如房地產業。FDI有利于促進國內服務行業增強憂患意識,打破壟斷與封閉,直面競爭與開放,增強了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例如我國電信業較早地打破壟斷,建立競爭格局,從而使我國的電信整體服務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提高了我國電信業的整體競爭實力。由于電信業、交通運輸的競爭力的提高和服務業的天然的外向性低的原因,這些行業FDI隨著我國服務業開放水平的提高而減少。

    三、我國服務業利用FDI的問題及對策

    (一)我國服務業利用FDI占我國利用FDI的比例偏低

    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服務業利用FDI占我國利用FDI的比例在24%左右,但有上升趨勢。這與國際上服務業FDI占FDI的份額是不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在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第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二)服務管理體制滯后

    服務業是由一些相關行業組成的產業群,要求一國對其進行整體協調和管理。而目前我國服務業管理體制存在很多缺陷,主要表現為:服務業缺乏統一的協調管理部門,中央和地方有關服務業的政策和規章不統一;服務業各有關職能部門各自為政,在管理中多頭、交叉管理和條塊分割;服務業各行業管理部門只局限于管理直屬系統,對直屬系統實行保護主義,行業壟斷現象多有發生;有些地方政府越權審批外商投資服務項目,一些企業協助外商變相進入我國服務市場,從而造成承諾條件和實際市場開放程度相差很大。另外在引資政策方面,只注重開放與擴大準入領域,對后續管理、市場規則與產業標準化管理和監督不到位,這些都已成為我國服務業引資中的體制障礙。

    (三)缺乏憂患意識

    由于服務業外向性低的天然屏障和我國市場準入門檻較高,我國服務業缺乏憂患意識,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利用FDI的水平也較低,從而使我國整體利用外資水平上難有大的突破。事實上,國際上服務業FDI的主要形式跨國并購發展很快,以1999年為例,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是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的并購額占全球并購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是29.58%。隨著我國市場準入門檻的降低,服務業外向性低的天然屏障的作用可能會大大削弱。因此,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形勢的嚴峻。

    (四)我國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

    我國國內市場越開放,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意愿就越強。我國的內需市場增長前景與潛在規模是一塊巨大的磁石,對外國投資者有最大的吸引力。我國服務行業相對于制造業而言發展滯后,開放度較低,完全可以開放得更多、更快,從而吸引更多的外資。以房地產業為例,服務業相對于有形商品的外向性低而房地產業的外向性在服務業里又是較低的,然而房地產業利用FDI約占整個服務業利用FDI的一半,到2001年底,上海房地產業累計利用FDI占整個服務業利用外資的63.9%。根據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房地產業基本上是完全開放的,這是房地產業吸引較多FDI的原因之一。

    (五)法律法規不健全

    2004年我國在完善服務貿易領域法律法規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新舉措。《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按時兌現了分銷的承諾;《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放寬了外商投資金融、保險的經營地域、業務范圍和持股比例限制,簡化了核準程序;《汽車金融公司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開放了汽車融資金融服務市場,這些都是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立法方面有益和必要的補充。但到目前,包括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我國服務貿易領域立法仍嚴重滯后于實踐的發展,完整的立法體系尚未完成:缺少一部統一的包括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服務貿易領域基本法;對一些重要的服務行業如旅游、電信等領域投資尚無立法或立法不完備;另外,許多法律法規條文抽象、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不同法規之間存在漏洞和矛盾,相互沖突,損害了法律法規權威性和執行力;有的規定主要是各職能部門的規章和內部“文件”,立法層次低,嚴重影響法律的統一性和透明度。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充分認識到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滯后的現實,充分認識FDI是落后國家縮小差距、實現追趕戰略的最有效途徑之一,努力創造條件,扭轉服務業實際利用FDI占FDI總額的比例偏低的問題,實現我國利用FDI新的突破。

    第二,服務業進行改革,打破壟斷與封閉,切實增強服務貿易的競爭力。為更好利用FDI發展我國服務業創造條件。

    第三,服務業內部利用FDI作進一步的引導和優化。加快完善對服務貿易領域的法律規范,健全統一規范的服務業市場準入制度,重點鼓勵引進國外服務業的現代化理念、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技術手段和現代市場運作方式,這有利于改善我國服務業結構,提高服務業的水平。

    第四,繼續制定和完善相關產業政策,進一步向服務業傾斜。長期以來我國在制定產業政策時主要偏向制造行業,這不利于我國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經濟結構調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外商投資我國產業的結構性失衡。當前應確定以下方面作為服務業發展的重點,投資少、見效快、就業容量大、與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行業,如商業、金融保險業、餐飲業、文化衛生業等;與技術進步相關的、代表整個服務業未來發展方向的行業,如咨詢業、信息業、各類專業服務業等;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面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產業,如交通運輸業、科學研究、教育和公共事業等。

    第五,對直接投資加以引導和調節。在控制第二產業外資規模的同時,提高第三產業的FDI存量和比例,已經成為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優化我國國際分工地位的必然選擇。從另一方面看,服務業是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我國應該加強人力資本方面的投入,提高勞動素質,從本質上提高我國服務生產方面的比較優勢,為我國服務業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提供有利的資源支持。

    第六,時機成熟時可以采取“以我為主”的策略,提前兌現某些承諾。

    參考文獻:

    1、陳憲,程大中.服務貿易的發展:上海的經驗[J].上海經濟研究,2003(10).

    第7篇:理性投資論文范文

    我國證券市場經過二十年的風雨,目前已成為一個規模日漸壯大、地位日益顯著的大市場。然而在我國,證券市場畢竟是一個新興市場,在其發展的歷程中,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如會計信息質量問題而引發的投資風險,上市公司、中介機構等市場參與主體對中小投資者的惡性誤導,導致中小投資者利益嚴重受損等。幫助中小投資者利用會計信息,識別投資風險并有效的控制風險,維護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是本文論述的基點。

    一、認識現狀,培養中小投資者維權的意識

    中小投資者自我維權意識是投資者保護機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中小投資者維護行使自己的權利,一般體現在行使投票權上,而行使權利的意識往往與投資組合有著密切關系。證券所有權的分散對風險承受的最優配置是有益的,但其結果是證券持有者通常過于多樣化地擁有公司的股票,以至于對某一特定公司沒有多少行使權利的興趣。中小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只是考慮通過實施的投資組合來降低投資風險,但對投資某一特定公司行使投票權卻沒有足夠的興趣。

    中小投資者維權意識差,缺乏行使權利的動機,固然與組合投資存在著一定的關聯,但問題的癥結還是應該歸因于歷史上的“一股獨大”。雖然廣大中小投資者擁有法律上的投票權,但股權分置使得流通股股東的投票權成為一種擺設。由于大股東所控制的董事會、股東大會等集體決策的組織機構,往往對中小股東投票權的行使規定了許多歧視性的限制性條款(如所持股票必須達到一定比例,比如5%),或對由中小股東所提出的提議不予表決等,也使得廣大中小股東不僅在理論上“不愿行使”投票權,而且也在現實中“不能行使”投票權。即便是中小股東行使了自己的權利,實際上也不能對公司的決策構成實質性的影響。

    中小投資者是證券市場存在和發展的根基,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才會有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保護,關系到證券市場是觸礁擱淺還是繼續遠航的大問題。通過提高中小投資者的素質對他們維權意識加以引導,中小投資者一旦具有了豐富的投資知識和法律知識,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行使自己的權利,從而間接的推動上市公司質量的提高,也會使證券市場穩定的向前發展。

    二、正確引導,讓中小投資者理性投資

    證券投資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人們對客觀存在的風險是可以控制的,但要有一定的基本前提:投資者必須具有理性的投資行為。從現實情況看,證券投資的風險損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而投資者本身的錯誤決策和錯誤的投資行為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投資者的非理往往表現為,缺乏利用會計信息的智慧型的投資和風險識別和防范技巧,由于一味盲目的模仿他人、隨行就市的羊群式交易行為而誘發泡沫市場,以至于錯誤的判斷證券質地和投資回報率。一個正確的投資理念和理性的投資行為,可以引導投資走向成功之路,而錯誤的投資決策和非理性的投資行為,則可以使客觀存在的投資風險變為既成事實。非理會嚴重的妨礙證券合理價格的形成,降低證券市場的效率。

    中國的投資結構極不合理,在A股中70%是由中小投資者持有,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投資總額上,龐大的中小投資者構成了當前中國證券市場的基礎。而且從現行的經濟、金融政策及證券市場的運行狀況來看,個人投資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會占有比機構投資者多的多的市場份額。

    然而,以個人投資者為主的證券市場往往傾向于過度投機和短期行為,市場的穩定性較差。市場上大量的個人投資者,常常是自發形成的并表現為非理性的特征,從而導致了意見和行動的傳染。他們依靠“消息市”、“政策市”提供的各種小道消息和政策做出決策,缺乏對會計信息的分析能力和對投資風險的承受能力,表現出各種偏激和情緒化特征,其投資行為往往無依據可言,投資者的交易行為呈一時沖動。

    在國外成熟的證券市場中,投資者則是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個人投資者相對較少,入市資金以養老基金、開放式基金、保險基金等機構投資基金為主,股價不容易被主力所操縱。而中國的機構投資者主要是由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和法人公司等組成,投資基金占少數。這些投資者入市以自營為目的,資金來源極不穩定。種種跡象表明,在現有的市場結構下機構投資者自身的行為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變異和扭曲,他們不僅沒有引導中小投資者正確的使用會計信息,從而有效的穩定市場,反而助長了市場投機,對市場波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能否對中小投資者非理予以矯正,使他們能夠充分地利用會計信息,并結合豐富的投資知識和法律知識,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的利益,這里有兩種觀點。其一,一些觀點認為,當把所有中小投資者看著是一個群體來考察時,由于新老投資者總是在不斷地新陳代謝,致使投資者整體的素質難以提高,投資者非理性投資行為必然會持久化。此外,投資者與公司經營者共振作用也難以改變非理性投資行為。其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無需刻意矯正投資者的非理。他們認為會計信息的不對稱性不會構成影響資本市場效率的重大障礙。雖然投資者對公司的真實業績并不一定感興趣,習慣于搭便車和進行短期炒作,但由于非理性投資者以及短期投資者正好是使老練成熟的理性投資者得以套利的“小綿羊”,因此,他們的損失自然會迫使他們最終退出市場。

    從以上的兩種觀點可以看出,有限理性的投資者,參與證券市場交易行為及其后果,但卻不主張改變現狀,而是順其自然,讓中小投資者自生自滅,要知道中小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呈現過度反應的傾向,在相當程度上會加劇證券市場的震蕩,最終影響整個市場的交易,更談不上保護其利益。為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中小投資者,加以正確引導,保護其利益,建議如下。一是為中小投資者理性投資創造良好的經濟法律環境。政府部門在制定證券市場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時,應具有前瞻性、穩定性、延續性和透明度。在法律制度中應充分體現鼓勵長期投資的理念,比如可以采用鼓勵長期股票投資的稅收制度來限制股票市場中的短期炒作行為,讓中小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前景樹立信心,從而減少中小投資者的盲目沖動性和過度的投資行為。同時,證券監管部門要規范和監督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最大程度地避免上市公司虛假會計信息可能對中小投資者造成的傷害,比如可以開設中小投資者維權熱線,制定“打擊會計信息欺詐有獎舉報實施細則”,并通過媒體對社會公告,鼓勵全社會對會計信息欺詐進行監督、舉報。二是為中小投資者理性投資創造穩定的經濟政策環境。政府部門應盡可能減少政策風險對市場及中小投資者行為的震蕩,避免“政出多門、朝令夕改”的現象,使政策更接近投資者的心理認同,減少政策對證券市場和投資者行為的過度干預,使中小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向著更加理性的方向發展。三是為中小投資者理性投資創造優越的人文環境。證券監管部門或中介機構要擔負起積極引導投資者理性投資的任務,可以考慮設立維護中小投資者權益的民間組織。

    第8篇:理性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均值-方差;熵;模糊環境;投資組合

    投資組合的目的在于分散風險。Markwitz創造性地提出了完備市場環境下組合證券投資的均值-方差模型,使投資組合從定性走向定量研究。因其假設苛刻,此后很多學者進行了理論完善和模型優化,最具代表性的有VaR(風險價值)和CVaR(條件風險價值)方法。近年來在“熵”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范進對將熵理論應用于信息的識別和選擇,用來表示未來投資收益率的不確定性;曾建華和汪壽陽對清晰和模糊兩種情況下提出了基于模糊決策理論的投資組合模型。

    一、基于信息熵的投資組合模型

    Markwitz提出了以下兩種單目標的投資組合模型:

    (一)給定組合收益:Ep=E0

    二、基于信息熵的投資組合模型改進

    模糊集在證券投資組合中的應用主要在效用問題上。定義投資者對該投資組合P的滿意程度μ(p),μ(p)ε[0,1],且

    μ(P)越大,投資者對投資組合p的滿意程度越大。得到模糊環境下的投資組合優化模型:

    三、結論與展望

    本論文在已有的證券投資風險度量的基礎上,以資產收益率服從多元正態分布為例,優化投資組合收益率的信息熵模型,討論了模糊環境下怎樣選擇投資組合比例使得不同風險態度的投資者對投資組合收益率的期望值和風險的綜合效用最大化。由于非理性投資者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對于模糊環境下怎樣選擇投資組合比例使綜合效用最大化,值得進一步實證研究。

    參 考 文 獻

    [1]Markowitz H.Portfolio selection.The Journal of Finance.1952,7(1):77~91

    [2]Markowitz H.Portfolio selection:Efficient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s.John Wiley&Sons.1958

    [3]Rockafellar R,Uryasev S.Conditional value-at-risk for general loss distribution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2,26(7):1443~1471

    [4]范進.熵理論在信息源選擇和信息識別中的應用[J].華東經濟管理.2006(7):57~61

    第9篇:理性投資論文范文

    1970年Fama在其關于有效市場假說的論文《有效資本市場:實證研究回顧》中,把有效的金融市場定義為一個資產價格完全反映可得信息的市場。有效市場假說的成立依賴于投資者“理性”假設,一個在完全理性基礎上的完全競爭市場模型。這與實際情況是存在矛盾的,是存在一定缺陷的。針對有效市場假說,行為金融學的研究可歸納為有限理性個體,群體行為和非有效市場三個層次。基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市場交易者可分為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Kahneman和Riepe(1998)認為人們會在很多方面偏離標準的決策模型,經濟學家將非理性投資者稱為“噪音交易者”。在行為金融學中,金融市場中的認知行為偏差包括過度自信、信息反應偏差、損失厭惡、后悔厭惡、心理帳戶、證實偏差、時間偏好、羊群行為和反饋機制。由于投資者群體行為效應具有顯著性和相互影響性,這里主要從金融市場中具有交互作用并帶來顯著效應的羊群行為和反饋機制來探討群體認知行為偏差的影響。

    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同,加之人們的心理因素影響,投資者會產生認知偏差和情緒偏差等,這樣眾多投資者的決策行為偏差導致了資產定價的偏離。Froot、Scharfstein等(1992)認為,一些機構投資者具有高度同質性,關注同樣的市場信息,采用相似的經濟模型、信息處理技術及投資組合策略,他們可能對相同外部信息作出類似的反應,從而在市場交易中表現為羊群效應。當存在羊群效應時,投資者在同一時間買賣相同股票,買賣壓力將超過市場所能提供的流動性,導致了資產價格的不連續性和波動性,破壞了市場的穩定性。但是也有人持有另外的看法,如Lakonishok等人(1992)則提出,投資者羊群行為并不一定帶來市場的波動性。若機構投資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那么他們共同買入低估的資產而拋出高估的資產,這樣羊群效應和其他個人投資者的非理產生相互抵消,促使資產價格趨向均衡價格,減少市場價格的偏離。另一種具有群體性的非理是反饋機制,指投資過程反映了投資者的心理過程,由于認知偏差、情緒偏差等各種偏差的存在,最終導致不同資產的定價偏差,而資產的定價偏差會反過來影響投資者對這種資產的認識與判斷。這種反饋機制通常是建立在適應性預期而非理性預期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說過去的價格上漲使得投資者產生價格進一步上漲的預期,由于投資者對價格趨勢的追風,他們從中獲利并使得價格偏離程度增大,一旦這種需求停止,則價格停止上漲,泡沫就會破裂,從而可能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

    2群體認知行為偏差的定價模型分析

    2.1正反饋交易策略模型

    正反饋交易策略模型結構見表1。

    表中α和β分別為被動投資者和正反饋投資者的需求曲線的斜率,pj(j=0,1,2,3)為各個時期的價格。

    結論:

    (1)信息無噪音時。當信息為正時,即Φ=?準,有p1=p2(μ>0)及p1=0(μ=0)成立,根據時期1和時期2的市場均衡條件,可以解得:當μ>0,p1=p2=α?準/(α-β);當μ=0,p1=0,p2=?準。當β>α/2時,套利者的加入使得任何時期的價格都比其不存在時更偏離真實價值。因此,在無噪音信息的條件下,套利者的存在促使價格偏離真實價值。

    (2)信息有噪音時。假定ε=?準,則Φ=?準的概率和Φ=0的概率都為1/2。把這兩種情況稱為不確定狀態2a和不確定狀態2b。那么考慮套利者在時期2可確定的獲得的財富基礎上最大化其效用,然后計算可以求出最后的解為:當μ=1,p1=α?準/2(α-β);當μ=0,p1=0。另外,在β>0時,p2a=βp1/α+φ,p2b=βp1/α,可知時期2價格偏離真實價值的程度隨著時期1的價格單調遞增。所以,當μ>0時,時期2的價格總比μ=0時要偏離真實價值些。套利者的存在使得時期2的價格出現不穩定。如若μ滿足(1-μ)/μ<2σθ2[1-2(α-β)/α]/ф2的條件下,μ>0時的時期1價格總是較μ=0時與真實價值偏離。

    2.2從眾行為模型

    (1)信息層疊與從眾行為。基于信息的從眾行為模型最初是Banerjee(1992)提出。而當第m位投資者進行投資選擇時(m>2),他的行為選擇見表2。

    可以看出模型中達到均衡的決策規則的特征位從眾行為的外部性。當投資者決策時無法確定其他人的選擇正確與否,依然忽視自己的信息而跟隨其他人。在此模型中,從眾行為表現出了正反饋性,給資產價格帶來了波動性和易變性。

    (2)模仿傳染與從眾行為。在沒有獲得基本價值信息的條件下,交易者只能依靠在市場上觀察到的行為來作為決策基礎,通過模仿其他人的行為來選擇自己的投資決策,由此引起的從眾行為導致了資產價格的變動。根據lux(1995)模型,有2N個投機交易者,他們對市場預期持樂觀或悲觀態度,假定不存在中間態度的投資者,投機者平均觀念指標x∈[-1,1],x=0樂觀態度與悲觀態度持平,x>0則樂觀態度投資者占優,x<0則悲觀態度投資者占優。態度傳染是指當持樂觀態度投資者數量占優時,持悲觀態度的投資者將買入股票;當持悲觀態度投資者數量占優時,持樂觀態度的投資者將賣出股票,即態度發生了轉移。

    根據傳染機制:

    dx/dt=2υ[tanh(ax)-x]cosh(ax)

    其中a為從眾行為或傳染力度的系數,v為變化速度。a≤1,x=0時有唯一穩定均衡。a>1,均衡不穩定,存在x+>0或x-<0,即a≤1,從眾效應較弱,價格偏離將逐漸消失,受到某一干擾后系統將恢復均衡;a>1,從眾效應較強,一旦發生偏離,通過互相傳染導致均衡不穩定。

    包含傳染和價格動力:

    x=2υ[tanh(a1p/υ+a2x)-x]cosh(a1p/υ+a2x)

    p=β[xTN+TF(pf-p)]

    投資行為依賴于價格動力,增強了傳染效果。a2(從其他人行為獲得的信息的權重)≤1,存在唯一均衡,a2>1存在樂觀市場E+和悲觀市場E-兩個均衡。存在這兩個均衡時,E0不穩定。唯一均衡E0可以穩定或不穩定,穩定條件由2[α1βTN+v(a2-1)]-βTF<0給出。TN表示投機者交易量,TF表示相對的基本面交易者交易量。

    考慮a0(衡量市場占優情緒)變量:

    x=2υ[tanh(a0+a2x)-x]cosh(a0+a2x)

    a0=τ{[r+τ-1(TN/TF)x]/[pf+(TN/TF)x]-R}

    總存在唯一均衡E=(0,0)。當且僅當a2-1+(TN/TF)/pf<(>)0,均衡穩定(不穩定)。當一隨機事件促使價格上升,a0上升,當傳染使投機交易者占大多數,潛在購買者減少,價格增加消失,情緒發生轉移。價格趨勢減緩后,a0下降,被傳染的投機者數量短期依然增加。交易者發現收益減少,則悲觀情緒增加,引起價格下降,情緒傳染增強,直到悲觀態度占優,隨即價格下降減弱,收益恢復則態度傾向發生反向轉移。

    3群體認知行為偏差的因子效應分析

    3.1信息的不確定性

    根據前面正反饋交易策略模型及從眾行為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它們都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市場交易者獲得的信息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存在不對稱性。因此,市場交易者中存在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知情交易者往往掌握更多更全面的市場信息和交易信息,這使得他們能夠更加準確的作出正確的預期和決策。而非知情交易者則了解信息情況較少,因此常常作為噪音交易者存在,他們所作的反應和投資選擇有可能是正確的,也有可能是錯誤的。他們常常根據市場價格反映的信息和其他交易者的行為來進行判斷和預測。一旦獲得信息成本較大,信息傳遞有誤,而且知情交易者為了獲得投機利潤故意采取與正確信息相悖的行為,非知情交易者就會發生行為偏差,那么噪音交易者的群體行為就會如模型所述推動價格愈加偏離真實價值,加重市場的不穩定性。因此,在金融市場上應該加強信息披露制度,增加信息透明度,減少各種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的限制,降低信息的不確定性。而針對我國實際,改變目前我國金融市場中主體結構的非均衡狀態,引入競爭機制,是改善信息偏差的重要方式。

    3.2套利者的投機性

    由正反饋交易模型的分析來看因為知情的套利者的存在,使得噪音交易者的群體效應進一步推動價格偏離程度,形成價格泡沫,破壞了金融市場的穩定。這與之前一些研究說明理性投資者的知情套利行為對噪音交易者的行為偏差有抵消作用,并使價格趨向均衡不同,套利者的知情行為刺激了更多的噪音交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主要是由于套利者出于投機的目的,沒有根據市場基本面的準確估計,而是依靠對未來群體行為預期來行動的。所以這種投機活動造成的群體效應給市場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波動。由此看來,對市場中的投機行為的監管和控制是不能掉以輕心的,一旦忽視,即使是知情的理性投資者的投機行為都可以帶動噪音交易群體效應,甚至可能發展成為不可預計的金融動蕩。

    3.3群體行為的效應放大性

    在金融市場中包括個體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不是每個投資者主體都是嚴格理性的,因此普遍存在著一定的認知行為偏差,使得市場變得非有效性。然而當投資者進行投資預期和決策過程中趨向相似,就容易使得個體行為逐漸轉變成群體行為,于是對市場價格的形成造成較大的影響。如果這種群體行為趨勢是建立在正確預期基礎上的,就有利于市場均衡價格的形成。倘若是錯誤的,則會使得均衡不穩定,價格發生偏離,造成市場價格的易變性和大幅度波動,對金融穩定發展不利。所以,針對現在我國金融深化改革過程,不應片面追求金融自由化的實現,而應在減少金融干預和金融抑制的同時,加強和健全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宏觀金融監督和管理體系,防止金融市場受到負面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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