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家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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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營企業家定義范文
關鍵詞：民營企業;二次創業;行動遲緩;實證分析;原因探討
中圖分類號：F279．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6)05-0037-04
1．問題的提出
眾所周知，我國的民營經濟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而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作為民營經濟的基本細胞，經歷了從簡單模仿到重復建設，再到低成本擴張的艱難歷程。民營企業發展到今天，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成為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基本支柱之一，也是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當前我國經濟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關鍵時代，如何進一步更好地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為此，許多專家學者研究認為，面對日益成熟化的市場和知識經濟時代，在產品壽命周期越來越短的前提下，民營企業實施以“創新”為主旨的“二次創業”――走高端成長之路，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我們與許多民營企業家的接觸中卻發現，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對“創新”投資，熱情有余，但行動不足，顯得比較猶豫、遲緩。為了驗證這一狀態是否具有普遍性，我們進一步分析了我們曾經進行的關于“創新強度與企業成長之間相關性”的研究成果，結果意外地證實了上述狀況確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金華市民營企業的創新強度只有區區4.36%（見表三），而且這一數據還是從廣義的角度得到的；如果從狹義上看，這一數據更低，只有2.35%（見表三）。這足以證明民營企業在創新投入上是熱情有余，行動不足。
2．實證研究與分析過程
2．1界定兩個概念
2．1．1創新強度
創新有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狹義的創新主要是指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的創造與發明；廣義的創新，除包括狹義的含義外，再加上市場營銷模式和管理的創新。為了調查和分析的方便，我們采用了廣義的創新概念。由此，我們進一步把創新強度定義為：創新投入與銷售收入之比，其中創新投入包括企業的研發與專利支出和市場開拓與管理創新兩部分；之所以采用銷售收入，是因為在調查中，許多企業不愿意公開他們的利潤情況。
2．1．2民營企業
什么是民營？理論界有許多解釋，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從所有制的角度下定義，另一種是從經營主體的不同來下定義。我們贊同第二種觀點，即民營的定義是指以民間人士、民間組織、民間機構經營的經濟。因此，民營企業被定義為由民間人士、民間組織或民間機構經營的企業，它不僅包括非國有制經濟，還包括實行國有民營的企業、三資企業、民營科技企業、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企業、國有民營企業。之所以選用該定義，目的在于使所選擇的樣本更具有代表性，選擇面更寬。
2．2調查結果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2．2．1被調查企業的行業分布（表一）：
2．2．2被調查企業的有關技術經濟指標（表二）：
2．2．3有關技術經濟指標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表三）：
2．3銷售收入增長與創新投入之間關系的計量分析
2．3．1分析工具的確定
在研究銷售收入增長與創新投入之間的關系時，我們首先用格蘭杰（Granger）檢驗，確定RD和MM是S的“因”，把S定為因變量，把RD和MM定為自變量，然后用2001年的數據進行線性回歸，經EVIEWS軟件運行后，發現其擬合的程度比較差，各系數都不顯著，R2值較低，只有0.45，這說明在絕對量上，銷售收入與創新投入的關系不顯著。于是，我們改用對數模型來擬合，對數模型的實質是創新投入的增長率與銷售收入的增長率之間的關系，也可稱為“銷售的創新投入彈性”，發現結果比較理想。我們在擬合時采用逐步增加數據的方法，從2001年到2004年每一步都進行一次擬合，得到了以下結果。
2．3．2逐步擬合結果：
（見下面表四、表五、表六）
2．4簡單結論
從以上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和計量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明顯的結論：
①被調查企業涉及高科技、紡織、輕工、化工建材、食品等各類行業，樣本分布廣泛（見表一），因此，可以認為可信度是較高的。
②研發（包括技術與專利）支出與市場開拓、管理創新支出，雖然不同的年份互有出入，但總體上持平（見表二），這說明，民營企業家們在看待資本投向時，并沒有十分偏愛研發與技術創新，這一點也可以從表三中得到印證：從2001年到2004年，企業的創新強度在增加（從3.51%上升到5.53%），但資本投向的分布是基本均衡的（2.35%與2.28%）。
③市場開拓支出對近期的銷售增長影響更大一些。這可以從比較表四、表五、表六中得到說明：研發支出對企業銷售收入增長的重要性在增加，表現為Log(RD)前的系數是不斷增加的［由0.3912（表四）上升到0.4967（表六）］，而Log(MM)前的系數，即市場開拓和管理創新支出的系數卻在減少［從0.521（表四）下降到0.316（表六）］，這說明研發和專利支出對企業的長期增長比之市場開拓與管理創新支出具有更大的意義，而市場開拓支出對近期的銷售增長影響更大一些。這就進一步印證了我們在本文開始時的假設：民營企業家們對與企業走高端的選擇是熱情有余，行動不足（遲緩），因為相對于研發來說，市場開拓的風險更小一些。通俗地說，當企業還能接到大量的傳統定單的時候，與其冒險走高端創新之路，還不如在傳統市場上穩步的前進。
3．原因探討
為什么在研發投入每增加1%，銷售收入就可以增加0.497（表六所示）這樣的高投入產出比條件下，民營企業家們卻更愿意選擇傳統產業、傳統產品作為投資方向呢？或者說，為什么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們不太愿意主動從事所謂的“二次創業”呢？我們認為，根本原因不在于像許多論者所闡述的那樣，中國民企融資難，制度缺陷，導致民企不能享受所謂的國民待遇等等；而是因為，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資本還有更多的投資機會，相對于這些投資機會來說，知識創新的投資，機會成本過高，風險過大，但收益與風險卻未必成正比例。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這一問題。
3．1這是由資本的本性所決定的
認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因此，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資本的本質特性。當資本面臨著高風險與較高收益、較低風險與次較高收益的選擇時，資本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后者，因為就當前利益來說，前者的機會成本和風險要大大高于后者，兩相比較，后者的收益雖然在數量上看是不高的，但實際上不僅是高額的，而且還是安全和穩定的。
3．2民營企業家的性格所致
無論是第一代民營企業家，還是第二代民營企業家，從他們成長的過程來看，大多數來自民間。因此，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思維方式都受到了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的浸潤，從而也就深深的烙上了中國文化中缺乏冒險精神、追求中庸之道的印記，這也是導致民營企業“二次創業”行動遲緩的重要原因。
3．3經營習慣所致
從起源上看，我國的民營企業大多數是從簡單模仿起家的，通過低成本擴張，規模雖然變大了，但經營范圍至今仍然停留與自己熟悉的行業和領域；另一方面，我國的民營企業家們大多數又是來自民間，同時又是他們行業的專家或熟練技術人員，他們對于本行業的經營狀況了如指掌，而跨行業經營可能一竅不通。因此出于企業安全的考慮，除非萬不得已，他們更愿意從事他們熟悉的領域。這一點，從管理學角度看，也是有一定依據的――盲目多元化、四面出擊，這是管理的大忌（或曰管理陷阱）。
4．簡單建議與對策
4．1要尊重民營企業自己的選擇。
這種尊重的實質是尊重資本的運行規律。民營企業家們的選擇有他們自己的理由，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才是經營資本的真正高手和行家。作為政府也好，作為社會輿論也好，要求民營企業進行所謂的“二次創業”，其出發點肯定是善意的，這一點不容置疑。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自身運動的規律性，人為的干預是不可取的，在我國，這樣的教訓實在是太多了。當資本的創新投資收益遠遠高于其他投資方向的收益時，資本自然會作出最佳的選擇。
4．2制度創新
站在政府和社會的立場上看，我們所能做的是盡可能建立和完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可以使民營企業在進行創新投資時風險降到最低，機會成本最小。例如，由政府搭臺與大院大所對接，合作攻關；或由政府創建科技創新中心，創立多形式創新服務體系；或由政府參與建立多行業、多機制的創新平臺，為民營企業“二次創業”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等等。
4．3培養優秀的職業經理人
從長遠看，我們應該致力于培養全新的具有先進的經營理念的職業經理人，并為職業經理人發揮作用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工作氛圍。
［基金項目］本文為2005～2006年度浙江省教育廳課題“創新與企業成長及相關因素研究”的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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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民營企業家定義范文
浙江是一個民營資本非常充裕的地方，很多民營企業家正在逐步考慮進行產業轉型，相當多資本目標是轉向成為投資人，再轉成LP。但從企業家到投資人到LP之間必須要有一個漸進而逐步成熟的過程，不是有錢就是LP。
中國很多基金中出資人、LP與GP的相互關系的確有些復雜，可以以一個實際的基金為例：首先確定每個LP必須出多少錢占多少份額；然后LP推舉出來一個代表，參加GP的例會；決策當中LP可以有一定的少量的表決權，并參與整個過程；雖然還是以GP為主，但LP派個代表相當于監視或監督GP運行的全過程。這是投資界中普遍存在的共生現象，就是LP和GP共生，嚴格地講，這個出資人還不是LP，是一種LP加GP的方式。
這種LP加GP的方式是目前階段的中國特色。錢是LP出的，他想做投資成為LP；另一方面，他也想學GP的一些經驗，所以他也要參與管理。LP會提出幾個出錢的條件，包括參與GP的管理、項目的論證等等。LP過多去參與、從事GP的工作，到最后往往看到有的基金干脆就由LP自己做，也不需要GP管理了。
出現這個現象很正常，因為現在LP的心態還不是很成熟。要完成從企業家到投資人又到LP這個漸進而逐步成熟的過程，首先要完成心態上的調整。我們有很多民營企業家，自己有成功創業經驗，有錢了開始投資賺錢，他們認為自己成功過，同時認為錢是自己的，當然是自己說了算。其實投資是一項很專業的工作，需要很多知識和經驗；另一方面，實際運作中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開的，LP就是LP，LP只需到時候拿紅利，投資運作交由GP決定，LP和GP就應該是這種簡單的關系。
完成這個漸進的轉變過程還要求民營企業家了解并接受有限合伙制的定義。如果對有限合伙制不甚了解，就把它變成了一個簡單的委托管理。有錢可能成為LP，但有錢不能簡單地等同于LP，除非你同意有限合伙制的運作模式，并完全按照經典的有限合伙制機制來運作：LP可以了解情況，但不要去干預；錢是你的，但實際上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開的，不要參與GP的決策；不要又做LP又做GP；做LP要有開放的心態；LP對GP應該信任，放手由GP管理。
第3篇：民營企業家定義范文
摘要:民營中小企業是我國民營企業的主體，是一個具有特殊表征的新興群體，其發展狀況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未來的總體競爭力。通過計算生產函數對制度函數一階導數、二階導數，并對其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制度因素對民營中小企業的經營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制度環境的改善將使我國民營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得到極大改善。為此，我國民營中小企業制度創新的戰略路徑安排是:培育企業家精神、進行產權制度創新、健全企業運行機制、改善企業經營的外部制度環境。
關鍵詞:民營中小企業;家族制;企業家;治理結構;制度創新
Abstract: Privately-own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are the main body in private-owned businesses in China and an e-merging group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tate of developmen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future. By calculating first-order and second-order derivatives of production function to institution function and analyzing the results， it is indicated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 has a deep impact on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ly-own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and that improvement i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For this reason， the strategic path arrangement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privately-own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China is: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ship， carrying out property right innovation， perfecting operat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 operation.
Key words: privately-own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 family system; entrepreneur; governing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和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是所有制主體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這一基本制度使我國民營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并日益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中小企業是民營企業的主體，它與國有大中型企業、國有中小型企業、民營大企業都有著很大的區別，是一個具有特殊表征的新興群體。一個已經被普遍認同的觀點是，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狀況將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未來的整體競爭力。
一、民營中小企業的特征
■(此處有公式或插圖)
特征一:普遍以家族企業形態出現。美國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在系統考察了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工業變革后，在《看得見的手》中為“現代企業”下了這樣的定義:“由一組支薪的中、高層經理人員所管理的多單位企業即可適當地稱為現代企業”，這一定義至今仍被奉為經典。參照錢德勤的研究思路，王宣喻等人的研究顯示，我國86%的中小私營企業股權掌握在企業主手中，而實際控制權幾乎100%掌握在企業主及其家族手中。以控制權的演變為核心，我國民營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演變與19世紀70年代美國企業的演變大致相同(見表1)，區別在于美國家族企業中家族成員的工作基本上是消極性的，而我國家族企業的家族成員不僅控制著高層職位，還控制著很大一部分中層經理職位;企業的實際控制、決策權由家族牢牢控制，外來經理人員很難獨立做出決策。
表1 民營中小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演變
──────────────────────────────────────
│
企業形態
企業控制權
管理崗位
│
├──────────────────────────────────────┤
│
業主制或合伙制
業主或合伙人
業主或合伙人
│
│
家庭式企業
家庭成員
家庭成員壟斷全部崗位
│
│
純家族式企業
家族成員
家族成員壟斷全部崗位
│
│
準家族式企業
家族成員、干親、姻親
部分非關鍵崗位對外開放
│
│
混合家族式企業
家族成員、親戚、朋友
少部分關鍵崗位對外開放
│
│
臨界點
外來中層經理
部分關鍵崗位對外開放
│
│
公眾公司
職業經理人
全部崗位對外開放
│
──────────────────────────────────────
特征二:企業家對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民營中小企業只存在“業主”而沒有企業家，只有大企業才有企業家。這種觀點可輕易地被卡森和張維迎的研究駁倒。卡森在1982年發表的《企業家:一個經濟理論》一書中指出，企業家是“擅長對稀缺資源的協調利用作出明智判斷的人”。他強調，一個企業家如果要使自己的判斷得到支持，就必須擁有個人財富。張維迎發展了卡森的理論，進一步指出，“當且僅當一個有較高經營能力的個人同時也是資本家時，他才能成為一個企業家”，即沒有個人財富的人充當企業家無法取得別人的信任②。此觀點可由以下模型表達:
■(此處有公式或插圖)
簡化對民營中小企業企業家能力的分析，可建立企業家才能模型:E=f(K，M)，其中K表示個人財富，M表示經營能力。
顯而易見，■(此處有公式或插圖)，即企業家才能與個人財富、經營能力成正比。在圖1中，只有處于Ⅱ中的企業家，即既有較強經營能力，又有較多個人財富的企業家，才是卡森和張維迎意義上的企業家。
我國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歷程其實就是民營企業家不斷奮斗的歷程。民營企業家一手創辦企業，并使其不斷發展壯大，是企業的靈魂，在企業中有絕對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民營企業家的素質是中小民營企業發展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其自身的才能、人際關系、信譽等也是企業極其重要的資源。
特征三:企業產權單一或產權不清。產權單一體現在民營中小企業家族持股比例很高，而且往往不愿意接受外界的參股投資，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高度統一，“委托一”問題幾乎不存在。產權不清則體現在共有式的產權使家庭成員之間或合伙人之間財產關系不明確。由于業主制或合伙制企業不具備法人資格，企業的財產就是業主的財產，業主對企業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根本談不上法人財產問題。另外，我國許多創立較早的中小民營企業在創立之初往往注冊為集體企業，而在政策環境改善后紛紛“摘帽”，又常常陷入產權歸屬之爭，影響了自身的發展壯大。
特征四:治理結構優劣并存。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中小企業經受了更大的生存壓力，民營企業家也擔負了更多來自家族和自身的壓力，因而我國民營中小企業在治理結構上比國有企業更具優勢(不同類型企業治理結構的比較見表2)。由于企業的財產和企業家的個人財產緊密相關，民營中小企業的激勵機制也十分完善。但是，由于缺乏職業經理人，民營中小企業在人才、外部融資、企業目標等方面的劣勢比較明顯;企業的管理缺乏制度化、規范化的程序，管理和決策有較大的隨意性;大多數民營企業家習慣于自己管理、自行決策，因而很難與中層經理及員工平等地交流和溝通。
特征五:企業發展受到諸多外部約束。一是行業準入障礙。行業準入政策在不同經濟類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這使得民營中小企業在選擇行業時受到了很大限制。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中小民營企業在行業準入方面處于次國民待遇地位，實際準入的行業不僅少于國有、集體企業，還少于外資企業。二是不合理的稅費負擔。由于存在著大量不規范的收費與社會負擔，我國民營中小企業的實際負擔很重，大部分民營中小企業要應付30多個部門，上繳50種稅費，其中大部分是各種項目收費。三是外部融資障礙。長期以來，我國民營中小企業的資金50%至60%靠內部融資，自有資金比重過大。近幾年來，我國資本市場已經形成了股票類、貸款類、債券類、基金類、項目融資類、財政支持類六大融資方式，但除了短期信貸以外，其它融資渠道對民營中小企業的開放度都很低。間接融資方面，我國企業信用建設一直落后于經濟和企業規模的發展，民營中小企業也存在普遍不注重信用建設的問題;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嚴重的體制弊端，與民間投資發展相配套的中小金融機構尚未獲得發展。直接融資方面，由于主板證券市場的進入門坎太高，二板市場久久呼之不出，風險投資基金欠發達，使我國中小民營企業的外部直接融資更加困難。
表2 不同類型企業治理結構的比較
項目
理想企業
民營中小企業
公共民營企業
市場競爭壓力
高
高
較高
產權人行為
規范、商業化
商業化
規范、商業化
資本市場壓力
高
無
高
企業目標
多元目標
利潤
利潤、企業價值
人才優勢
高
低
高
資金供應
低成本、高額
高成本、有限
中等成本
激勵機制
完善
完善
不完善
最高決策機構
董事會
企業家、家族
董事會
決策效率
高
高
一般
項目
公共國有企業
行政式國有企業
市場競爭壓力
高或無
幾乎無
產權人行為
非完全商業化
非商業化
資本市場壓力
一般
無
企業目標
利潤
多元目標
人才優勢
一般
低
資金供應
低成本、高額
極低成本、有限
激勵機制
差
差
最高決策機構
董事會
政府行政部門
決策效率
較差
差
二、制度因素影響:基于生產函數和制度函數的分析
制度主義是當代經濟學現實主義潮流中影響最大的流派，其中的新制度經濟學重在研究現實世界中的經濟現象，研究的重點則強調對現實約束條件進行實際調查。在這里，我們借鑒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研究方法，由生產函數入手研究制度因素對民營中小企業的影響。
現代經濟學認為，生產要素一般包括勞動、土地、資本和企業家才能;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使科學技術也成為一種極其重要的生產要素。因而，民營中小企業的生產函數為:
Q=f(L，K，E，M，T)
其中，L表示勞動的投入，K為資本的投入，E為生產中土地的投入，M代表企業家才能，而T則代表技術的投入。假設Q不是固定比例生產函數，生產要素是稀缺的，任一種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都會使Q增加;而且任一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對民營中小企業的生產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有:
1.■(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
2.當且僅當L=0，K=0，E=0，M=0或T=0時，Q=0
民營中小企業和其他類型的企業一樣處于特定的制度環境下，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因素對民營中小企業的影響尤為明顯。設各種制度因素的函數可綜合表示為F=f(Z)，制度因素對民營中小企業的影響可由■(此處有公式或插圖)表示，將■(此處有公式或插圖)展開可得:
■(此處有公式或插圖)
當制度環境改善時，勞動的投入和使用處于更加有利的環境，使用效率、投入產出比將進一步提高，因而■(此處有公式或插圖)，同理可知■(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因此■(此處有公式或插圖)。
求Q對F的二階導可得:
■(此處有公式或插圖)
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制度基礎對企業的發展十分重要，制度因素同樣是企業生產經營必需的一種生產要素。由生產要素之間的邊際技術替代率遞減規律可知，■(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此處有公式或插圖)，因此■(此處有公式或插圖)。這說明制度環境的改善會使民營中小企業的生產狀況改善，但這種改善的速率將會越來越小。根據以上分析，可用圖2表示民營中小企業生產函數與制度因素的關系:Q-Z曲線是一條向上傾斜的曲線(■(此處有公式或插圖))，而且是下凹的(■(此處有公式或插圖))。
■(此處有公式或插圖)
三、民營中小企業制度創新的戰略路徑安排
無論在我國還是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家族式民營中小企業的存在和發展都與一定的歷史階段、社會發展狀況、社會文化特征密切相關。家族企業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生態群體的母體和重要的企業組織形態，其治理結構優劣并存;全盤否定民營中小企業的家族治理模式，就等于推翻了當前我國民營經濟的基礎，這是不可取的。民營中小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演變有一個特定的歷史過程，根據其發展階段采用相應的治理結構，才能使其生命力不斷延伸，而現代企業制度并不適合我國大多數民營中小企業的現實狀況。
創新體系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在創新體系中，制度創新以理論創新為前提，但對其他各方面的創新具有保障作用。目前我國民營中小企業的制度環境還很不完善，制度環境的改善將使我國民營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得到很大的改善。只有堅持制度創新，積極改善現存體制和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中的各種制約因素，使民營中小企業的創造力和生產力與制度框架在交互作用中不斷演進，才能使企業跨上新的發展平臺，順利完成企業形態的轉變，實現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民營中小企業的制度創新應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培育企業家精神。由于企業家的素質決定了我國廣大中小民營企業的素質和發展，因而民營中小企業制度創新中最重要的就是企業家自身的創新。企業家創新的途徑有三個:第一，加強對企業家的人力資本投資。企業家可以通過系統學習先進的管理知識來提升自己的經營、管理能力，如主動參加培訓、進修MBA、自我學習等。第二，堅持“干中學”，不斷地用科學的方法歸納總結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從實踐中體會、感悟企業經營管理之道。第三，適時引進職業經理人。民營中小企業家可在時機成熟時引進職業經理人，給予其一定的資本所有權，自己則保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
企業家精神能對民營中小企業的經營哲學、價值理念產生極大的影響，因而培育企業家精神是民營中小企業制度創新和企業家創新的核心內容。進一步強化企業家的實干精神、創新精神、不屈不撓、逆流而上的精神，對民營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
2.進行產權制度創新。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清晰合理的產權制度是企業制度創新的突破口，產權不清會導致人們熱衷于瓜分企業而喪失關注企業效率的責任心。我國民營中小企業產權制度創新的重點是:第一，明晰企業產權。明晰民營中小企業產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要在法律法規和有關政策的框架下逐步實現與公有產權的分離，即創業初期采用集體企業形態的民營中小企業要在科學核算的基礎上真正“摘帽”;另一方面是逐步實現企業產權與企業家或家族財產的分離，為引入家族外部投資、鼓勵人才以技術和管理才能入股、實現企業形態的進一步轉變創造條件。第二，實現產權多元化。封閉式的單一產權結構雖然使民營中小企業保持了高效的激勵機制與決策效率，但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其弊端也日漸顯現。單一產權使企業家或其家族承擔了很高的經營風險，限制了企業的規模，不利于企業實現企業形態的轉換，更不利于企業向現代企業轉變，而積極引入外部投資，實現產權多元化，是民營中小企業做大做強的必由之路。第三，實現企業內部產權結構合理化。目前，我國大多數中小民營企業內部產權的“分散”仍局限在家族成員之間，通過在企業內部合理分配股權，吸納職業經理人和技術骨干的股份并適當送股，進行股權激勵，能使其增強主人翁意識;實行員工持股，能使員工獲得勞動收入之外的資本收益，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企業家或家族則能在相對股權降低的同時增加股份的絕對份額，從而提高收益的絕對額度。
3.健全企業運行機制。美國學者詹姆斯.柯林斯在其《基業長青》一書中指出，真正優秀的企業不是依賴優秀的企業家，而是依靠讓企業家、經理人各司其職的企業運行機制;健全的企業運行機制，能使中小民營企業更換數代企業家而經久不衰。健全機制有兩方面內容，一方面要健全企業內部運行機制，通過董事會、職代會、監事會等機構強化對企業家的約束，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并健立一整套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企業管理機制，如財務機制、技術創新機制、人力資源管理機制等;另一方面要健全企業外部約束機制，包括產品市場、要素市場、資本市場等，加強對企業的約束。有效的市場機制能迅速反映企業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行為，并對企業進行“糾錯”，增強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4.改善企業經營的外部制度環境。政府應積極采取措施為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消除外部制度障礙。第一，實行公平的行業準入政策。目前，我國正逐步取消各種外資準入限制和壁壘，逐步對外資開放外貿、金融、保險、證券、電信等服務業領域，在向外資開放這些領域的同時，也應向中小民營企業開放，除了關系國家安全和必須由國家壟斷的行業以外，其他行業都應允許民營中小企業進入。第二，減輕民營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一方面，各級政府應該規范對民營中小企業的收費，對于有關的收費科目要進行清理和規范，調整不公平的收費政策，堅決禁止不合理收費。另一方面，凡是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可以享受的各項稅費減免政策，民營中小企業也應當享受。對國家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項目，可以讓民營中小企業在固定資產折舊、新產品開發費用計入成本、基礎設施配套費減免、土地租用費付款和用地價格等方面享受到相應的優惠。第三，改善民營中小企業外部融資環境。社會信用建設是改善民營中小企業外部融資環境的前提，要建立完善的企業信用評估體系和企業信用調查體系，通過社會評價力量對各民營中小企業的信用能力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推進企業外生性信用建設;健全企業的財務制度和審計制度，加強企業的內部控制和管理，不斷進行科技開發和創新，以提高企業的信用能力，推進企業的內生性信用建設。此外，發展中小金融機構、改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民營中小企業的服務、設立為民營中小企業服務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可以顯著改善民營中小企業的外部間接融資環境，而盡快建成二板市場、大力發展風險投資基金將會大大改善民營中小企業的外部直接融資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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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民營企業家定義范文
足球輸了，不說：“有病”，經常說行話：“不在狀態”。近幾年，醫學上有個很流行的說法并已成為新名詞，叫：“亞健康狀態”，通稱“第三狀態”。“第三狀態”指的是介于健康與疾病之間的生理狀態。也就是說此人處于這一狀態既不像病人，又不像健康人，有病沒病，沒病有病，表現怎么怎么云云。實業界也是一個“有機體”，必然有“企業的第三狀態”。
以民營企業為例。
1997年初，巨人《史玉柱：大禍與大惑》是企業亞健康狀態的后期寫照，只不過是進入了“病態”才發覺而已。病因是“第三狀態”引發的，不知道是那位策劃高手制造了“十大產品，齊頭并進，市場”的方案，連世界級的美國微軟公司也只是“窗口95”、“窗口96”一個一個地推出。也可能同樣是策劃的原因，1993年它就搞出了巨人理論，即“不用國家銀行一分錢的企業就是私人企業”的理論。所以“巨人”一直堅持不找銀行，效果是標榜自己是“典型的中國式”的私人企業，把自己與社會資源的聯系割斷了。這兩次自身的和外界的傷害引發了“企業第三狀態”向病態的轉移。
年中，南德的《牟其中現象》引發了一場輿論的“曝光”：南德不在狀態。南德“第三狀態”與巨人的‘第三狀態”相反，過度地利用了社會資源，同樣，也引發了向病態的延伸。
年終，沈陽《飛龍展翅，總裁自省》：并《敬告民營企業家：你不能不讀飛龍的“仟悔錄”》、《總裁的二十大失誤》(以上所提文章均見1997年《中國企業家》雜志)多數是屬于“企業第三狀態”，其中“虛定市場份額”、“弱帥強將”、“人才機制沒有市場化”、“利益機制不均衡”、“決策的浪漫化”是典型的“企業亞健康狀態”。這場做秀運動使看過的人感慨遠遠少于疑問。例如香港上市“歷經六個月的折磨，耗費1800萬港幣”換回一套規范的財務表和評估報告，“機會來了，又發現不只差一星半點”。差在哪呢?姜偉說：“人家就一條沒直說，就是你總裁不懂”，這不真的有病嗎?
醫學上的“第三狀態”的定義是不需要找醫生開藥方，但是“有病”。好像有的放矢地吃些“保健品”就行了。保健品在藥店中最多，一說到藥房就想到了中國最早之一的“民營企業家胡雪巖”，胡雪巖開過“胡慶余堂”藥房，是否可以把歷史上的“胡氏第三狀態”分析一下，開成“企業第三狀態”的“保健品”方子送給現在的企業家們呢?
100年前胡雪巖就十分迅速地展現了成功與失敗，在“大亂新平，舊商零落”時起步，從錢莊當伙計走過了“存資過千萬，兼治絲、茶、藥諸”，到“所營皆敗、賓客盡散、姬妾潛逃，只堂上一衰母耳”前后不過16年光景，真是種種偶然齊集于一身的結果。看“企業第三狀態”與否，首先要根除所有偶然，偶然越多，“第三狀態”越重。
生活中的胡雪巖和“經商應知《胡雪巖》”中的胡雪巖至少有兩大優勢，一是頭腦“偉大”、策劃能力超人，機變敏捷。二是善于識人、待人、玩人、用人，這與當今企業家喜歡鉆研謀略和策劃有同類項，強調“人治”。胡雪巖敗了，重要原因之一是，敗在人治——機制——法制不健全上，該做體制建設和調整時，沒有干這些事。市場經濟這個東西，是有整套游戲規則的，絕不是某個單一或某個家族憑奇計就能夠扭轉乾坤的。一個企業，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流通業，無論總產值或總業績在幾千萬還是上億，如果三年之內還沒有完成人治到法制過程的轉變，就應判定這個企業在之后的日子中隨時可能從“第三狀態”轉為病態。
第5篇：民營企業家定義范文
關鍵詞:經濟轉型;民營企業績效;市場環境;企業家能力
中圖分類號:F0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4―0110―08
一､引 言
在過去的20多年,轉型期中國民營企業的績效表現一直令經濟學家著迷,并由此積累了大量文獻[1]｡但隨著民營企業法律地位的逐步明確,這些以“財產(控制)權分享”為核心發展起來的文獻,已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民營企業在發展績效上表現出的“企業總產值持續增長､產值增長率明顯下降”的變化趨勢｡
民營企業的“模糊產權”得到澄清后,一些文獻嘗試從新的角度出發,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營企業績效變化做出解釋｡茅于軾和張玉仁[2]認為,中央政府為控制經濟過熱而采取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是導致整個20世紀90年代民營企業績效變化的重要原因｡夏小林和李路路[3]則強調了民營企業的低起點,認為既定產業格局和市場結構中的國有及外資經濟匯聚成一股“硬約束”力量,把后發的私營工業企業定位在適合于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的行業和領域｡私營工業企業投資者以學歷及經營資歷較低的農村人口為主｡在這種企業群體的資產存量中,難以整合出高度化的產業結構和大規模的企業組織｡張維迎[4]試圖將制度環境與轉型期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聯系起來,認為民營企業過去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技術上和管理上的后發優勢,而技術和管理上的原創性都要求一個良好的､能夠激發人們創造力的制度環境,如果沒有制度上的重大變革,后發優勢就可能變成后發劣勢｡“宏觀調控論”､“先天不足論”及“制度環境論”視角各不相同,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給出了轉型期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績效變化的原因,但由于缺乏系統的經驗研究的支持,理論的“解釋力”受到質疑｡
在經驗研究的旗幟下,還有一些文獻通過微觀的企業調查數據,檢驗了各個企業變量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如Li and Rozelle[5]有關江蘇和浙江兩省私有化對于鄉鎮企業經營效率的影響的研究｡劉德強[6]有關中國四個省份110家鋼鐵企業經營者特征對企業生產效率影響研究｡由于企業層面的數據資料主要局限于某一地區或某一產業,缺乏一般性｡相反,利用宏觀數據的實證研究卻又因為無法獲得微觀層面的企業家資料而難以全面展開｡現實對理論提出的挑戰,再度激發了我們對于轉型期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績效影響因素的興趣｡本文嘗試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一步,為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績效變化背后的深層原因提供一個更為可信的解釋｡
文章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形成若干個有待檢驗的假說｡第三部分是變量的定義及其統計描述｡第四部分建立計量模型并對回歸結果進行分析｡最后是結論及政策含義｡
二､理論與假說
熊彼特[7]堅持認為由利潤動機引發的企業家創新精神是資本主義企業及其經濟持續擴張的源泉｡布羅代爾[8]則批評了熊彼特將企業家奉若神明的做法,認為首先是資本主義為企業家提供了表演的舞臺,而后才是企業家的個性特征及其表現｡在某種意義上,布羅代爾正確地指出,面對各種“機會”,一國法律制度､市場規模等因素的變化將會影響企業家采取行動的意愿｡循著布羅代爾的傳統,我們特別強調了內生于市場環境變化的 “企業家演員”的表演意愿,而不是一般的以企業家私人活動(異質性特征)來解釋轉型期中國民營企業的績效表現｡
“市場環境”包括“市場機會”､“經營環境”和“收益保障”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中“市場機會”是指由于市場供求結構不均衡引起的尚未被他人認識到的盈利機會,企業家正是通過對機會的敏銳洞察和及時行動獲取利潤的;“經營環境”是指任何一項具有潛在機會的事業在創立及運作過程中所受到的來自外界自然或人為的影響,它關系到企業家的盈利計劃能否順利實施;“收益保障”與Murphy等人[9]的“補償合約”具有近似的含義,表明企業家最終能保留所創利潤的多大份額｡企業家活動的目標就是盈利,對未來收益安全性的預期必然影響其努力水平｡
“企業家能力”主要是指企業家個體對市場機會做出判斷和把握機會的能力｡具有特定才能的企業家面對現存的市場環境做出理性反應就表現為企業家的市場行為,行為的結果可通過企業績效來衡量｡在許多跨地區比較研究中,研究者傾向于將企業的績效表現直接與“企業家演員”的表演才能相聯系,如落后地區企業家把握和利用市場機會的能力常常受到指責,經濟的不發達被簡單歸結為企業家才能的缺乏｡在觀念和管理創新受到重視的同時,制約企業家創新意愿的市場環境因素卻被忽略｡在本文中我們更想表述的觀點是,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環境的優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家施展能力的機會和意愿,并最終表現為一定的企業績效｡
根據經典的斯密[10]分工理論,市場規模決定分工程度進而決定了企業的規模邊界｡錢德勒[11]關于美國現代工商企業成長史的開拓性研究就一再強調,現代大企業之所以在美國最早出現并得到充分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擁有一個偏好相對一致､規模巨大的市場｡居民最終消費規模的大小決定了企業的盈利機會,在較大的市場中,企業還能夠享受到規模收益遞增的好處;反之,企業的投資活動將維持在較低水平上｡基于上述理論,我們得到第一個假說:
假說1市場規模大的地區民營企業發展得好
根據“先天不足”論的觀點,民營企業大多依靠個人或家族資本創立,并且主要集中于農村地區,從事煤炭采選､食品､飲料､紡織､縫紉等一般加工工業｡20世紀90年代后期,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轉變,重化工業的地位逐步上升,制造業中規模經濟性顯著的行業的集中度開始迅速提高,各種進入壁壘也隨之處于不斷上升之中[3]｡既然重工業化和相伴而生的企業大型化是資本､技術和管理實力弱小的民營企業所無力支撐的,國有企業成為上述產業中的主導力量似乎就是一種必然選擇｡當重化工業違背了地區資源稟賦條件或缺乏效率而不具有自生能力[12]時,往往會憑借所有制優勢搶占市場原本稀缺的資源,延緩當地的市場化進程,客觀上阻礙民營企業的發展｡由此,我們得到假說二:
假說2地區重型化產業結構不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
一般認為,政府管制能力與政府規模正相關｡對經濟活動進行嚴格控制需要繁雜的機構設置､龐大的預算支出和人員編制,其本身會帶來巨額成本｡剝奪企業的自主決策權,也會損失經濟效率｡如果企業為順利通過審批而將原本用于生產性活動的資源轉移到向政府官員尋租等非生產性領域,損失則會更大｡姚洋和支兆華[13]論證說,鄉鎮企業經營績效下降影響了政府的收入,當放棄對企業的所有權有助于提高企業家積極性時,政府是愿意進行產權改革的｡在他們的模型中,有決心進行機構改革的好政府通過選擇一個較小的政府規模,即通過削弱自己事后的尋租能力與差政府相區別,向企業家傳遞可信性承諾信息,從而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取得改制的成功｡根據上述研究,我們將機構規模較大的政府稱為“大政府”｡
當實施財政包干制度時,地方政府具有較強積極性改善投資環境,向民營企業伸出“援助之手”｡隨著改革成本的不斷增加以及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因國有企業績效下降而大幅減少,為解決中央財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的問題,1994年中央政府開始實施以財政集權為核心的分稅制改革｡新的集權措施改變了原先的激勵方向,地方政府紛紛開始通過預算外和體制外的收費來彌補收入的下降,地方政府的“援助之手”隨之轉變為“攫取之手”[14]｡我們將具有“攫取之手”行為的政府稱為“壞政府”｡這樣,我們得到第三個假說:
假說3“大政府”和“壞政府”都會阻礙當地民營企業的發展
自1978年始,中國先后從西方引進了合同法､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并且在司法實踐中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法律的執行效率比法律條文本身更為重要｡Kumar,Rajan and Zingales[15]以歐盟15國為考察對象,分析了企業規模的決定因素｡他們發現,在司法制度效率較高的英國,鋼鐵企業的規模和咨詢企業的規模差距相對較小,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司法效率較差的國家,鋼鐵企業的規模可能和英國的一樣大,但咨詢企業的規模就變得非常小｡因為金融､保險､咨詢､軟件等制度敏感性高的行業只有在良好的司法制度下才能夠發展起來｡
盧峰和姚洋[16]在解釋中國低水平的法治和高速的經濟增長同時并存的現象時認為,金融壓抑是轉型經濟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一定程度上激勵了企業參與一些非法的但卻能夠緩解私人部門融資困境的活動,比如通過漏損效應將資金從國有部門引入私人部門｡這種資金流動機制不但有效地減弱了銀行信貸配給制度給私人部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且提高了全社會的資金配置效率,單純強調加強這方面的法治卻未必有助于經濟發展｡近年來關于民營企業家“原罪”的爭議也反映出這樣一個問題――在扭曲的制度環境下,創業者以“非法”手段所積累的財富應該如何歸屬?問題處理不好就會引起大量財富隱匿､外逃和民間投資的匱乏[17]｡法律要發揮良性作用,還需要其他互補制度安排的配套｡在此基礎上給出我們的第四個假說:
假說4在轉型經濟中,單純加強法治建設對民營企業發展可能具有負面影響
為向重化工業提供低成本的金融資源和承擔起配合國有企業脫困的重任,中國金融市場一直為四大國有銀行所壟斷｡眾所周知,雖然民營企業已獲得合法身份,但卻一直受到銀行信貸的歧視｡究其原因:(1)如果民營企業的貸款出現呆､壞帳問題,該筆業務的相關責任人可能面臨政治風險;(2)相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民營企業的單筆貸款規模小,而銀行用于信用審核的成本卻非常大｡為了應對扭曲的銀行信貸安排,民間高利貸､民間集資和地下小錢莊等非正規的融資形式紛紛出現,有的經營者甚至利用各種關系和手段獲取國有資產｡盧峰和姚洋[16]的經驗研究就證實了資金從國有部門向私人部門流動的漏損效應的存在,并認為這有效緩解了私人部門的融資困難｡信貸歧視對民營企業造成的負面影響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各種非正規或“非法”的經營活動所抵消｡因此,我們有了假說五:
假說5歧視性金融政策對民營企業發展的負面影響有限
熊彼特[7]提供了一個企業家在經濟變化中發揮中心作用的分析框架,認為正是企業家把各種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并通過不斷的創新改變其組合方式帶來經濟的增長｡錢德勒[11]也強調了美國大企業成長過程中企業家個人能力在捕捉市場機會和進行組織創新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布羅代爾[8]及韋伯[18]則給出了一個不同于熊彼特的內生性解釋,認為只有在解決了影響企業家創新意愿的市場環境方面的問題后,企業家才可能變得活躍起來｡張軍[19]注意到民間孕育企業家精神的力量,指出企業家的成長是一個在正規制度之外依賴自我發現的過程,如果一個社會缺乏企業家或企業家精神,其實真正缺乏的是企業家能夠自我發現的有效制度環境｡他認為,通過制度創新,直接融資就能夠具備甄別企業家的功能｡因為直接融資解決了資金問題,企業家可以通過選擇創辦自己的企業而不是選擇管理別人的企業來證明自己的企業家才能｡也就是說,一旦降低了企業家創業的社會成本,具有企業家能力的人便會進行自我選擇,即通過創辦企業將自己與他人區別開來｡基于此,我們可以得到假說六:
假說6在轉型經濟中,企業家個人能力的發揮受制于市場環境,其對民營企業發展績效的貢獻可能被高估
三､數據和變量
與大多數文獻單純采用抽樣調查形式收集企業層面數據的做法不同,本文主要利用官方正式公布的統計資料及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提供的分省數據展開實證分析｡由于僅能得到1992―1999年民營企業績效的分省數據,并且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對企業家的分省統計從1996年才開始,故實際考察期被限定在1996―1999年的范圍內｡我們沒有把海南省和自治區包括在內,并將1997-1999年重慶市的數據重新加入四川省內｡于是,我們得到一個包括內地28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連續4年,共112個觀測點的省級面板數據｡
我們使用產值增長率指標來反映民營企業的發展績效,其他解釋變量的選取則依據第二部分的假說得到:
我們用期初人均GDP(PGDP)水平來描述市場規模,該指標的數值越大說明當地購買力越強｡
重工業與輕工業的產值比重(INDUS)被用來反映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比重越高說明產業重型化趨勢越明顯｡
事實上,很難找到一個客觀指標來量化政府管制的影響｡已有研究大多利用被調查對象就某些預設問題打分的方式獲取信息,如經營者與政府官員打交道的時間和非正規付費的成本等等｡我們則借助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GOV)來表示假說3中的“大政府”,比重大時,政府規模以及與此相應的經濟活動參與能力和尋租能力就較大,反之則較低｡陳抗等人[14]用預算內收入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比重衡量“援助之手”行為,比例越高說明“援助之手”行為越強｡與“援助之手”指標相對應,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被用來表示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行為｡由于關于制度外收入的計算缺乏統一標準,現有的計算方式有可能造成低估,我們放棄了對制度外收入的估計,僅用預算外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BUDGET)刻畫假說3中的“壞政府”,比重越高,“攫取之手”危害越大｡
李濤[20]考察了Djankov等人構造的司法程序正式性指標在各國中小企業發展中的作用,結果顯示,該指標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程度具有穩定而顯著的正面影響｡盧峰和姚洋[16]根據各省每年經濟案件的結案率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加強法治雖然有助于增加私人部門的銀行信貸比例,但卻阻礙了金融資源從無效的國有經濟部門向有效率的私人經濟部門的流動,因而減少了私人投資比重并對經濟增長產生相當大的負面作用｡由于無法從公開渠道獲得有關各省司法程序正式性和經濟案件結案率的統計數據,故轉而采用來自《中國財政年鑒》的各省公檢法支出指標,以該指標占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比重(LAW)反映各地區法治建設情況,比重越高法治建設水平越高｡
我們使用四大國有銀行貸款占地區貸款總規模的比重(BANK)反映民營企業在金融市場上融資的難易程度,比重越高,民營企業融資越困難｡
我們不否認企業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某種天賦,但在現有條件下還無法進行客觀評價｡另一方面,即便是天賦也需要后天的發現和培養｡因此,我們傾向于采用人力資本理論和已有文獻提出并使用的教育､培訓和從業經驗等指標來衡量企業家的個人能力[21]｡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提供了1996―1999年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民營企業家比重(EDUC)的抽樣調查數據,但由于企業家培訓和從業經驗的調查出現中斷,使我們無法對這些重要的指標進行考察｡劉德強[6]對部分國有鋼鐵企業經營者能力的實證研究得出了與人力資本理論相悖的結果,即經營者的學歷越高,企業的生產效率越低｡他對此的解釋是由于政府在選拔經營者時過分注重學歷,使得不少人為了達到標準采取各種方式獲得高學歷,或者是由于上級主管部門領導從自身利益出發,將經營能力差但與自己有密切關系的人安排在經營者的崗位上,這時最容易使用的借口就是學歷標準｡但是我們相信,在國有企業中靠文憑換職位的現象并不會發生于民營企業中,因為民營企業家是通過自己創業而不是政府官員任命成為企業家的｡在我們看來,對于已經在位的企業家而言,具有較高的學歷確實能夠使其在捕捉市場信息､擴展業務領域和完善組織結構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
表1是對計量模型中各變量的統計描述｡為了盡可能減小時間的擾動和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我們對大部分解釋變量都做了滯后一期兩年移動平均的處理,期初GDP水平采用1996年的數值,企業家能力指標由于受到數據的限制以當年值進入模型｡
四､計量模型及回歸結果
為了實證檢驗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績效的決定因素,我們建立如下雙向面板模型:
PDUCTit=a0+b1PGDPi1996+b2INDUSit-1+b3GOVit-1+b4BUDGETit-1+b5LAWit-1+b6BANKit-1+b7EDUCit+DUM-MYE+DUMMYW+ai+at+eit
因變量PDUCTit表示i省在第t年的民營企業產值增長率,模型包含了前文定義的所有解釋變量,下標t-1表示取滯后一期的兩年移動平均值,a0､bi (i=1,2,……7)是待估計的參數,ai,at和eit分別代表省際效應､年度效應和誤差項｡
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并且處于政治經濟轉型中的大國,中國各地區之間源于自然､歷史條件的差異以及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動對民營企業的發展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在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下中國經濟經歷了較為嚴重的通貨緊縮,1997年又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因此,有必要對不同省份和年度的宏觀環境進行控制以保證估計結果的可靠性,所以我們采用了雙向面板模型｡考慮到中國改革開放具有逐級推進的特點,為了進一步控制地區間的發展差異,我們還在模型中加入了東部和西部兩個地區虛擬變量(DUMMYE,DUMMYW)｡在報告雙向面板模型估計結果的同時,本文也給出了混合OLS模型的估計結果用于比較分析｡至于固定影響模型(FE)和隨機影響模型(RE)的選擇則通過Hausman 檢驗來判斷｡
表2報告了應用Stata8.0軟件得到的回歸結果｡F檢驗的P值為0.923,因而混合OLS模型優于固定效應模型,LM檢驗的P值為0.031,表明隨機效應模型優于混合OLS模型,因而隨機效應模型最適合于數據｡另外Hausman檢驗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檢驗的P值為0.757,說明隨機效應模型比固定效應模型更有效｡因此,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對隨機效應模型估計結果的分析上｡
代表市場規模的初始人均GDP水平如我們所預期的一樣顯著為正｡1996年的人均GDP若增加一萬元,民營企業產值增長率可以提高1.15%,結果在5%水平顯著｡說明市場規模越大的地區民營企業成長得越好,從而驗證了假說1的觀點｡
產業結構方面,重工業與輕工業產值比重在所有模型中都不顯著｡這一結果表明,到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產業結構重型化可能已不再是限制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經過十多年的資本積累,民營企業已不再滿足于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傳統加工業,伴隨國家產業準入政策的逐步放寬和國有企業民營化進程的加快,大量民間投資已開始進入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化工等重工業領域｡就是在國家壟斷程度依然很高的基礎能源行業,也出現了民營企業的身影｡因此,假說2所提出的重型化產業結構對民營企業的負效應被拒絕｡
政府管制方面,“大政府”在兩個雙向面板模型中都不顯著｡嚴冀､陸銘和陳釗[22]有關中國地區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發現,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下降1%,經濟增長率可以提高0.67%,說明地方政府退出經濟活動有助于推動地區經濟增長｡盧峰和姚洋[16]用同一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反映政府規模對私人投資的影響,然而估計結果并沒有表現出預期的負效應｡這提示我們,“大政府”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并不是通過阻礙民營企業的發展起作用的,或者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政府的支出結構可能比支出規模更有意義｡“壞政府”在三個模型中都表現出了強勁的負效應,顯著性水平都達到了1%,這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阻礙民營企業發展的理論判斷｡根據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每提高1%,民營企業產值增長率隨之下降5.55%｡雖然與陳抗等人[14]相比,我們的“攫取之手”指標忽略了制度外收入因素,但增加對制度外收入因素的考慮只會進一步增強該指標的估計結果｡因此,假說3中“大政府”效應沒有通過檢驗,而“壞政府”效應得到了實證檢驗的支持｡
在法治建設方面,公檢法支出占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比重每增加1%,民營企業產值增長率就會下降27.52%,顯著性水平達到5%,影響相當大｡通常認為司法效率和公正性的增強有助于契約的執行并降低各方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對交易活動的制約,使民營企業能夠更容易地擴展業務范圍｡但根據現有客觀數據還無法確切評價效率和公正的實際情況,公檢法支出比重的上升可能意味著機構臃腫､低效率和經濟中非生產性活動的蔓延｡另一方面,早先的一些用于支撐趕超戰略的法律法規已不再適合于當前的經濟發展,強化這樣的法治必然會對體制外的民營企業帶來不小的負面影響｡因而,LAW的負效應也在情理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說4的判斷｡
關于金融市場,四大國有銀行的貸款比重在兩個雙向面板模型中都不顯著｡在壟斷和歧視較為嚴重的金融領域中,民營企業的發展能夠不受四大國有銀行貸款規模的影響,主要原因在于體制外融資渠道的存在｡眾所周知,民營企業為了應對經營中的融資困難,往往在私下采取各種非正規或者非法的變通手段,比如從國有部門轉移資產､開設地下小錢莊和進行“非法集資”等｡這些活動雖然與現行法律條文相違背,但卻有效地改善了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促進了民營企業績效的改善｡所以,BANK的估計結果與我們觀察到的現實情況相符合,進而驗證了假說5的觀點｡
反映企業家能力的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企業家比重指標在所有模型中都不顯著｡盡管出于數據可得性方面的原因,我們放棄了對從業經驗這一更具說服力的指標的考察,其效果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對于已經在位的企業家來說,良好的教育的確可以更為充分地開發其天賦資源,提高其經營管理水平｡從這方面來講,EDUC也不啻為一個合理的解釋變量｡根據估計,至少到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企業家能力還沒有成為民營企業發展績效的主要貢獻因素,即假說6可以被接受｡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本文的計量檢驗結果,“先天不足論”中有關民營企業起步晚､企業家素質不高限制了企業發展的觀點基本被否定｡“制度環境論”的判斷得到一定程度支持｡這一結論對當前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經濟轉型國家具有借鑒意義｡在這些國家中,人才配置并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更為一般的情況是,企業家受制于低劣的市場環境而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往往寧愿選擇一種簡單的組織形式或者沿著非生產性方向使用自己的能力｡政策制定者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進一步從制度層面完善民營企業的市場環境,以保護企業家的創新意愿,如加快放寬某些產業領域對民營資本的準入限制,優化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提高地方政府發展民營企業的積極性;從法律條文的適用性､執法的效率和公正性等多方面加強法治建設等等｡只有在一個公平､透明的競爭環境中,企業家的創新欲望才會得到極大的激發,企業家才會真正成為企業成長和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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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民營企業家定義范文
關鍵詞：中國家電連鎖企業；蘇寧電器；品牌建設
中圖分類號：F279.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0－0049－03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進步，人們對于生活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早已不再局限于對溫飽的滿足，而是越來越追求“品牌”給人們帶來的優質生活。因此，企業之間的競爭從單純產品的競爭已經逐漸演變成為品牌的競爭，就像美國著名品牌專家Larry Light說的，“未來的營銷是品牌的戰爭。擁有市場比擁有企業更重要，而擁有市場的唯一途徑是擁有占據市場主導地位的品牌。”[1]例如零售業巨頭的沃爾瑪，快餐連鎖行業的佼佼者麥當勞，汽車行業的標志奔馳，它們的名字之所以響徹國際，就是因為他們擁有強大的品牌價值，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聲譽，這是它們保持和強化企業競爭力并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之一。
一、對民營企業發展的歷史回顧與展望
所謂“民營企業”是指由本國公民出資興辦或經營的從事經濟活動的經濟法人實體和非經濟法人實體，具有自行組建、自行籌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謀發展的特征。它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民營企業從廣義上講只與國有獨資企業相對，而與任何非國有獨資企業是相容的，包括國有持股和控股企業。因此，歸納民營企業的概念就是：非國有獨資企業均為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從狹義上講僅指私營企業和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聯合企業。“私營企業”這個概念由于歷史原因不易擺脫歧視色彩，無論是私營企業的投資者、經營者、雇員等都傾向于使用中性的“民營企業”這個名稱，這就使“民營企業”在許多情況下成為私營企業的別稱。改革開放以后，民營企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尤其是“十一五”以來，如今是未來更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一，“十一五”期間，隨著法律環境、政策環境、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改善，民營企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超過2/3，達到70％左右。（1）從企業數量看，2001―2005年和2006―2010年，全國注冊的民營企業年均增長分別為19.5％和17.3％。如果2010年和未來5年保持15％的增長速度，到2015年，全國民營企業數量將達到1 700多萬戶，從業人員將達2億人。（2）從企業資金看，2001―2005年和2006―2009年，全國民營企業注冊資金年均增長分別為24.3％和30.5％。如果2010年和未來5年保持20％的增長速度，到2015年，全國民營企業注冊資金數量將達到44萬億元。（3）從投資規模看，2005―2009年，全國以私營控股為主的民營企業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35％。如果2010年和未來5年保持25％的增長速度，到2015年，全國民營企業投資總額將達到28萬億元。屆時，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將提高到2/3以上。（4）從工業增加值看，2005―2009年，全國規模以上民營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2％。如果2010年和未來5年保持18％以上的增長速度，到2015年，全國民營工業增加值將超過10萬億元，占全國的比重將達近50％。如果加上股份制工業企業中的私營控股工業，全部民營工業比重將達到2/3，全部非國有工業將占4/5。
第二，民營企業在重要行業領域明顯擴大。比如，從2006―2009年，民營企業投資在采礦業中的比重由23％提高到34.5％，到2015年可能提高至45％以上；在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中的比重由11.5％提高到13.6％，2015年可能到20％；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中的比重由4.8％提高到7.6％，2015年可能到12％以上。預計“十二五”期間民營企業進入先進裝備制造業、軍事科技工業、重要原材料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要領域的步伐會不斷加快，投資比重會明顯提高。
第三，進入500強步伐逐步加快。2009年，民營企業進入中國500強企業的有86家，比2008年增加14家，占比為17.2％；進入世界500強公司的2家――華為和沙鋼。由于民營企業數量與規模增長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民營企業500強的發展速度也高于全國500強企業，未來民營企業進入全國500強的數量將不斷增加，到2015年可能將達到150家左右，占30％左右。
第四，民營企業“走出去”趨勢走強。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的生力軍。據全國工商聯對民營企業500家的調查，2009年、2010年分別有117和130家企業開展了對外投資，占23.4％和29.3%；共擁有海外投資企業和項目481個和501，比2008年、2009年分別增長57％和89%。當前，企業海外拓展的意愿明顯增強，未來3年擬在海外進行投資的企業比過去明顯上升。有1/3的企業打算在境外建立銷售網絡，1/4的企業打算在境外設立辦事處，15％的企業打算在海外投資建廠，9％的企業計劃在境外開發資源。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王治國講，到2020年，預計民營經濟總量將占我國GDP的 90％以上，其GDP總量應為322 085.16億元；地、縣級財政90％～100％將來自民營企業。
第五，隨著民營企業的資產、經營、人員規模越來越大，企業家個人財富的巨大積累和集聚，相當大部分的民營企業家對事業、人生的追求將由以金錢、財富、享受為主轉變到兼顧精神心理、政治參與、社會地位、民眾評價、尊貴尊嚴。即由富轉“貴”，富與“貴”同在。后者則需要企業家自覺、主動、積極地履行和承擔社會責任。目前，這一趨勢正在形成，今后將更快發展。同時，隨著民營企業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身份的確立，民營企業家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各類社會政治組織，參與國家與地方社會政治生活，其社會政治影響力也將迅速擴大。
二、蘇寧電器的品牌競爭力
（一）品牌及品牌建設的作用
1.品牌的定義
“品牌”（Brand）一詞源于古挪威語“brandr”，意為“打上烙印”。而品牌開始時只是作為區別事物的標志和記號，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品牌逐漸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基本概念之一。關于品牌的定義一直是眾說紛紜，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達成共識，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類。
（1）符號說。“品牌是區分標志，用以識別不同的產品供應廠商。”品牌最原始的含義是從品牌的功能角度來界定的。早在1960年，美國市場營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ng，AMA）就對品牌下過定義，認為品牌是一個“名稱、專有名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上述元素的組合，用于識別一個銷售商或銷售商群體的商品與服務，并且使它們與其競爭者的商品與服務區分開來。” [2]該定義普遍被營銷學界接受。從這個角度定義品牌是最原始，也是最直觀的。但符號只能作為品牌應具備的基本且必備的條件，卻不能充分解釋品牌的全部內涵。
（2）資產說。著名的品牌專家克拉克曾說過，“品牌是給擁有者帶來溢價、產生增值的一種無形資產，其載體是用以和其他競爭者的產品或勞務相區分的名稱、術語、象征、記號或者設計及其組合，增值的源泉來自消費者心中形成的關于載體的印象。”他將品牌視為一種資產，著眼于品牌的價值功能，突出品牌作為一種無形資產給企業帶來的利潤以及給社會的文化等價值。“資產說”相對于“符號說”在對品牌的定義上更加的豐富。
（3）綜合說。廣告教皇大衛?奧格威說：“品牌是一種錯綜復雜的象征，它是品牌屬性、名稱、包裝、價格、歷史聲譽、廣告方式的無形總和。品牌競爭是企業競爭的最高層次。”這種定義將品牌置身于更為廣闊的社會環境中，并加入時間和空間因素，指與品牌密不可分的環節，如歷史，聲譽、法律、經濟、社會文化、人文心理等，凸顯品牌實際上是由其自身通過整合諸多信息而成的。“綜合說”相較于前兩種對于品牌的定義顯得更加的飽滿，將品牌與諸多因素相結合，形成一種無形的象征。
2.品牌的意義
品牌的意義主要表現在：首先，品牌有助于樹立企業形象。品牌以簡潔、易記的特征幫助消費者記住企業產品或服務的標志。正因為如此，通過品牌，消費者了解了品牌標志下的商品，記住了企業；在品牌得到公眾信任的同時，企業的形象得以確立。其次，品牌有助于約束企業的行為。品牌其實是把雙刃劍，企業在因為品牌而獲得高利益的同時，也因為品牌而被公眾監督。因此，企業的市場行為需要著眼于消費者的利益，著眼于社會的利益，以此來規范自己的行為。最后，品牌有助于擴大產品組合。為了迎合市場競爭的需要，企業往往需要在同一時間研發和生產多種產品。而品牌使消費者更接受其標定下的產品組合的擴大。品牌對消費者的意義主要表現在：首先，品牌有助于消費者辨別從而選購產品。對于消費者來說，同類型的產品變得越來越難以辨認。而不同的品牌代表著不同的商品品質，通過品牌，消費者可以對產品進行辨認。其次，品牌有助于維護消費者的利益。由于企業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和聲譽，會十分注意恪守給予消費者的利益，所以消費者在企業維護自身品牌形象的同時獲得消費保障。
3.品牌建設的作用
品牌的建立，是消費者對企業及其產品優質的質量、完善的售后服務、良好的產品形象、美好的文化價值等等所形成的一種評價和認知，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一種信任。對于消費者而言，“品牌”是一種消費保障；對于企業而言，“品牌”不僅顯示其良好的企業文化和產品形象，還使企業獲得利潤。正如現代營銷學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所言：“偉大的品牌是公司維持超額利潤的唯一途徑，偉大的品牌感覺了感性收益，而不是理性收益。”[3]所謂品牌建設是指品牌擁有者對品牌進行的設計、宣傳、維護的行為和努力。品牌建設包括的內容有品牌資產建設、信息化建設、渠道建設、客戶拓展、媒介管理、品牌搜索力管理、市場活動管理、口碑管理、品牌虛擬體驗管理。企業品牌建設的作用主要是：能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增強企業的吸引力與輻射力，有利于企業美譽度與知名度的提高；是提高企業知名度和強化競爭力的一種文化力；是推動企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個積極因素。
（二）蘇寧電器的品牌建設
蘇寧電器1990年創立于江蘇南京。2004年7月，蘇寧電器（002024）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經過20年的發展，蘇寧電器的品牌價值為508.31億元，已成為中國3C（家電 、電腦、通訊）家電連鎖零售企業的領先者，是國家商務部重點培育的“全國15家大型商業企業集團”之一。截至2010年，蘇寧電器連鎖網絡覆蓋中國大陸300多個城市，并進入中國香港和日本地區；擁有近1 500家連鎖店，員工15萬人；2010年銷售收入近1 500億元，名列中國企業500強第50位、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第二位；入選《福布斯》亞洲企業50強，《福布斯》全球2 000大企業中國零售企業第一。蘇寧20年，是通過品牌建設而形成的核心競爭力占領了市場。
第一，蘇寧電器通過提供優質服務進行品牌建設。由于蘇寧本身既不生產產品，也沒有核心的制造技術，它所能做的就是提供服務，因此，它進行品牌建設的關鍵就是“服務”，即為顧客提供最優質的服務，以此來樹立強大的品牌形象，成為行業的領頭羊。蘇寧最初是靠空調業務起家的，而空調的安裝必須要有專業的技術人員才能完成。考慮到這一因素，蘇寧建立了“配送、安裝、維修”一體化服務，這為蘇寧贏得了口碑，并成為了蘇寧品牌建設的開端。
1998年夏天南京天氣炎熱，空調需求量急劇上升。這時，蘇寧提出了“空調節”，結果由于服務部門沒有提前規劃好，安裝工人儲備嚴重短缺，致使很多消費者買了空調卻沒有人來安裝。蘇寧電器的董事長兼總裁張近東指著售后服務經理說：“如果我現在手里有槍，如果殺人不犯法，我真的想把你給斃了。”并當即作出決定，從第二天開始，所有當天銷售的空調安裝預約推遲到10天以后。接著，馬上調集全公司員工，一一給顧客家里打電話，處理顧客不滿的問題；同時跟廠家聯系，請他們空調安裝的工程師來，包吃住，以解燃眉之急。經過全方位的努力，這場危機終于在3天以后化解了。從那時起，服務是蘇寧唯一的產品理念日益深入人心[4]。同樣面對家電行業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環境，國美一直標榜自己的價格是最低的，以低價吸引消費者，而蘇寧則不愿跟風，堅持不打價格戰，而是打價值戰，所謂價值就是服務。蘇寧的“價值戰”與競爭對手的“價格戰”之間形成了市場營銷的差異化競爭策略，并因此贏得了消費者的好口碑，提升了競爭力。由此可見，家電連鎖行業“服務至上”是創品牌的關鍵。
第二，蘇寧電器通過誠信經營來進行品牌建設。蘇寧電器創立至今，一直堅持誠信是商家之本，是市場經濟賴以正常運作的基本要素。蘇寧所堅持的誠信包括以下兩個方面：（1）產品誠信。雖然蘇寧經營的產品成千上萬，涵蓋了家電、電腦、通訊等眾多領域，但是蘇寧還是依舊嚴把“質量關”，建立嚴格的采購制度，對產品層層把關。這被蘇寧稱之為“進貨四嚴”，即：一嚴，從進貨渠道上嚴格把關，跟蘇寧合作的廠家都是必須經過國家檢驗合格的正規廠商，且在國內外有一定的知名度；二嚴，從原材料等源頭上進行質量全程跟蹤，確保產品質量的萬無一失；三嚴，嚴格要求制造商消除產品設計、工藝設計等各方面的缺陷，保證消費者使用產品的絕對安全；四嚴，定期派專業人員到廠家參觀、考察他們的產品生產流程，對生產廠家進行嚴格的監督。蘇寧還與供應商建立了質量保證制度，返修率超過一定范圍的商品會被蘇寧勒令退場。（2）價格誠信。價格誠信體現為：一是誠信的廣告宣傳。現在，廣告宣傳作為企業推廣產品和服務的重要手段，科學地引導消費，也是體現企業誠信的關鍵環節之一。在這方面，蘇寧堅持 “廣告誠信、科學引導消費”的原則。在廣告宣傳的時候，蘇寧絕不允許用欺詐的手段進行不實宣傳，誤導消費者。二是為消費者提供公道實惠的產品價格。競爭激烈的今天，最能吸引消費者的是性價比高即質量高而價格公道的產品。
第三，蘇寧電器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進行品牌建設。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
（1）蘇寧通過依法納稅、熱心慈善、支持就業等形式來回饋社會，做具有社會責任的企業。據不完全統計，蘇寧電器歷年累計納稅上百億元，直接吸納解決了就業人數突破15萬人，間接支撐就業人數100多萬人。公司先后吸納了數千名大齡下崗人員、近萬名農村勞動力和上萬名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2010年3月16日，蘇寧電器了《陽光使命――蘇寧電器2009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報告顯示，2009年蘇寧電器年度員工平均薪資漲幅14.8%；年度公益捐款捐物總額3 800萬；“1+1陽光行”社工活動參與人數達數萬人次。
（2）蘇寧實現公益全員化，共同參與社會公益事業。蘇寧電器自創建開始就一直堅持“國家、企業、員工利益共享”的經營理念，積極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無論是非典期間還是四川汶川地震，蘇寧都第一時間參加到抗災賑災隊伍中去，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回報社會。自2006年蘇寧在全國啟動“1+1陽光行”至今，蘇寧社工已經實現了全員化，每一名員工都在兌現貢獻一天的時間進行服務社區、捐贈一天的工資進行公益捐贈的誓言。
第四，蘇寧電器通過儲備人才來進行品牌建設。近年大學生就業問題不僅是學生本人及其家長的問題，也升華成了社會問題。作為歷年應屆畢業生招聘大戶的蘇寧電器于2010年啟動了“1200工程”九期招聘，基于企業發展的不斷壯大和對年輕管理人員需求的擴張，蘇寧招聘8 000名應屆畢業大學生，創下蘇寧歷年招聘規模之最。同時，蘇寧電器已經建立比較健全的員工培訓和人才培養、激勵體系。除每年薪資增長外，還設立了多樣化的獎勵機制，通過晉升、加薪、旅游獎勵、旺季專項獎勵、年終超額獎勵、年度評優、期權激勵等等舉措使員工的付出得到肯定和回報。通過人才儲備，蘇寧不僅積極解決了大學生就業的社會問題，而且為蘇寧自身未來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也是為未來蘇寧的發展做好了基礎。
第五，蘇寧電器通過邀請明星代言人來進行品牌建設。2007年邀請與產品形象理念相配的明星來代言，先后請黃曉明、王珞丹、潘瑋柏、孫儷等為形象代言人，使蘇寧的品牌走向年輕化、時尚化。通過明星代言，更加凸顯企業的品牌形象，更加容易、準確地將企業的理念傳達給消費者，在提高了自己品牌形象和品牌知名度的同時，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第六，蘇寧電器通過設計LOGO來進行品牌建設。1990年，蘇寧第一家門店標志由繁體的“蘇寧”和原始的“SN”形標組合而成，總體上顯得很粗糙；2009年9月，蘇寧將LOGO轉變為“SUNING蘇寧電器”，有意思的是，蘇寧的漢語拼音“Suning”是由“Sun”和“ing”構成，“Suning”的意思就是一直沐浴在陽光下，字體設計莊重大氣、邊角柔滑、右向前傾，色彩依然使用傳統的深藍色，并賦予四大特性――“誠信、專業、穩重和優質服務”。
三、民營企業發展中值得注意的問題分析
回顧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民營企業在快速超常規發展的同時，也經歷了很多企業的隕落與衰亡。當前，民營企業正處在一個很關鍵的歷史階段，如何解決民營企業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包括民營企業全體員工和全社會的關注焦點，因為它影響著就業、滿足市場需求以及關系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即便蘇寧電器是民企的一面旗幟，但民企本身存在的問題卻不容忽略。
（一）品牌建設的核心是要建立適應經濟發展的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企業管理的精髓，是樹立品牌優勢的資本。任何一個想成功的企業，都必須充分認識到企業文化的必要性和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在市場競爭中依靠文化力來帶動生產力，建立服務的信譽，從而提高民企的競爭力。由于傳統模式慣性的影響，民營企業在成長過程中普遍存在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要求，違背以人為本理念的文化現象。如：濃厚的家族式經營色彩，個人獨斷專行，企業文化就是老板文化；誠信危機，打球、鉆政策空子、違反游戲規則以至惡性競爭嚴重；忽視激勵，管理層與員工關系疏遠，少有感情溝通，缺乏團隊凝聚力；管理者素質低下，往往是大股東、法人代表、經營者集于一身，民主管理差。這些問題影響企業做大做強，甚至在市場形勢變化和經營風險加大時，直接給企業帶來滅頂之災。鄭百文、三株、飛龍等就是前車之鑒。
（二）明確民營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準確地判斷企業準備塑造的或已有的核心競爭力，這對于民企十分重要。蘇寧電器的核心競爭力是“品牌服務”，這并不適合所有民企。競爭力其實就是企業在長期競爭過程中逐步積累形成的不同于競爭對手的能力。它可能是研發能力、制造能力、營銷能力、品牌吸引力等任何一方面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同于一般競爭力，它應該是企業競爭成功和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競爭力。當前我國一些民營企業家對于核心競爭力缺乏清晰的認識，要真正培育民企的核心競爭力就必須做到：（1）從民營企業戰略的高度考慮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是與企業發展戰略連接在一起的，它是為企業戰略服務的。（2）企業的核心產品不等于核心競爭力。一個企業有了某項核心產品，并不代表它有了核心競爭力，如同樹干不同于樹根一樣。一旦企業的核心產品生命周期到了衰退期，企業就會面臨衰敗甚至倒閉的危險。（3）企業的局部成功因素未必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是民企經過長期積淀所形成的，其核心是健康的企業文化，其關鍵是企業的學習和創新能力。只有具有了核心競爭力的民營企業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
（三）轉變管理方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民營企業最大的發展障礙是家族式的管理。中國民營企業應該徹底從家族制轉變為現代企業制度，就像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中，需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樣，這是唯一的出路，這兩類企業都面臨相同的歷史轉折點。企業文化是基礎，蘇寧的成功就在于此。只有重視并建設企業文化，才能擺脫家族式的企業管理，擺脫“三四個人、七八條槍打天下”的局面，從而把民營企業真正做大，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不可動搖的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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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曉鐘．品牌經營指導[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第7篇：民營企業家定義范文
關鍵詞: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基本精神;民營企業
中圖分類號:F276.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5-0156-02
曾經有一位管理大師說過,當前社會不是一場技術､也不是一場軟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場觀念上的革命｡企業的發展中尤其要重視觀念的革新｡在知識經濟時代,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后,企業能否走一條可持續的發展道路,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源戰略性規劃､開發和管理的程度｡我國民營企業作為后發力量,憑借自身優勢一開始就很快在我國國民經濟結構中確立了重要地位｡面對新一輪的人才大戰,我國民營企業只有改變觀念,在規劃和管理中堅持尊重人才､依靠人才､服務人才和鼓舞人才,對企業中的潛在人力資源和現實人力資源實施戰略性管理,使企業發展的戰略目標和人力資源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一致,才可以使企業在現在以至將來都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從而取得企業的持續發展｡
一、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和基本精神的解讀
1.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內涵
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首先由美國人提出｡相對于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主要強調人力資源管理在企業發展戰略中的作用和職能,它回答的是企業現狀如何､去往何處和如何達成目標的問題｡學術界一般將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定義為――為實現企業目標所采取和進行的一系列有計劃､具有戰略性意義的人力資源部署和管理行為｡相關的研究也是在這個意義層面上展開并日趨深入｡
2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精神
人力資源的合理利用與流動是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展開研究的前提｡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以人為本”,是依靠實現企業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來促進企業的穩定協調發展,體現出“尊重人､依靠人､服務人､鼓舞人”的基本精神｡這里的“人”是具有各種層次需要以及具有無限潛能的企業員工,是可以促使企業發展的人力資源｡只有把握人力資源戰略性發展與企業戰略性發展的依存關系,才能真正實現企業的科學發展｡
二、我國民營企業發展中的問題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經濟方面取得的成就與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密不可分｡我國民營企業已從發展初期向發展中期邁進,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一些問題也隨著企業的發展而逐漸暴露出來｡
首先,民營企業經營觀念落后｡一方面,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存在“資本雇傭勞動力”的觀念,認為企業與員工只是對勞動力的雇傭關系,企業只需要考慮眼前利益,考慮當前如何最大可能地發揮并利用員工的才能｡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員工培訓環節被企業漠視,也因此導致企業的短壽｡另一方面,在對待人才的態度上,企業往往只是注重并利用人才的既有優勢,忽視了他們的發展需求與愿望,人才的潛在優勢在長期的消極等待中逐漸隱沒,造成人才的隱性流失,削弱了企業發展的后勁｡
其次,民營企業經營方式落后｡目前,我國許多民營企業都采用家長式的管理模式,管理體制主要表現為“家族式”和“親緣化”特征,實行集權化領導､專制式決策,經營者既是資產的所有者,也是資產的經營者｡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民營企業家個人能力的局限性和決策時的隨意性就暴露無遺｡由于企業中缺乏必要的“糾偏”機制,由于企業家個人決策失誤乃至出現重大偏差而導致企業發展中出現問題的實例不勝枚舉｡
我國民營企業當前存在的諸多問題,歸其根本,與企業本身缺乏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有密切關系,這是民營企業發展中的最大弊病｡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一弊病對民營企業發展的牽制作用必將表現得更為明顯｡因此,民營企業要發展,首先就要在人力資源的引進與管理方面做出努力,即必須在企業中實施戰略性的人力資源管理,把握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精神,從而促進企業的持續發展｡
三、我國民營企業貫徹落實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基本精神的途徑
企業是一群追求著共同人生目標的價值趨同者的集合體,企業的發展依靠全體企業員工自我價值的實現與展現來推動｡我國民營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機會,首先就要給員工機會｡從“尊重､依靠､服務､鼓舞”員工的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精神出發,依托員工的發展來促進企業的發展,是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最佳途徑｡為此,我國民營企業的經營必須作出以下方面的改進:
第一,認識上的突破｡要充分認識到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戰略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企業的戰略性發展規劃中必須包含人力資源管理戰略性發展規劃部分,特別是要將這部分工作有效的展開｡這就要求企業設立專門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為企業員工能力的考核和發展提供平臺,為員工的發展設置戰略性的規劃,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同時,要敢于打破傳統的行業之間的疏離乃至敵對情緒,實行行業之間､部門之間的“精英聯盟”,使企業中的人才可以“效益最大化”地得到利用,滿足人才的價值實現以及企業之間人才的合理配置和應用｡這是民營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個重要途徑｡“以人為本,開拓,進取,創新,團結”應是我國民營企業發展中必須堅持的原則｡
第二,在實踐中,突出并強調知識在企業產權或者收入中的地位及比例｡知識作為無形的資產,有著無限開發的潛力,以知識資本促進企業對市場的開拓,促進企業資產的保值､增值,這一點早已被許多民營企業奉為至寶｡但是,如何最大可能地開發知識資本,有效利用知識資本,需要企業從人力資源管理的其他方面做出努力｡比如,可以采取以績效為基礎的人力資源約束和激勵機制的配套使用｡績效管理是組織就績效問題進行的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的過程｡績效管理的目的在于幫助員工訂立績效發展目標,使員工的努力與公司的遠景規劃和目標任務一致,并朝更高的績效目標邁進,在一定時期內實現員工和企業同步發展｡除此以外,要實現企業長期穩定的發展,企業還要注重員工能力素質方面的培養和發展｡在民營企業中,要特別注重采取有效的人才引進機制與激勵機制,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這是民營企業應該也能夠實踐的理想人力資源管理的途徑｡
第三,必須發揮企業文化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的協同作用｡企業文化是塑造企業形象的重要方式,深厚的文化底蘊是企業獲得持續､穩定發展的一大法寶,企業文化的產生與發揚也需要全體企業員工的集體努力｡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可以構筑企業寬松､愉悅的工作環境,促使人力資源功能的最大展現｡我國民營企業的最大問題在于缺乏優秀的企業文化｡同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使“以人為本”理念深入人心｡“以人為本”理念是國家一切事業發展的根本宗旨｡民營企業也要緊跟這一步伐,構建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堅持以員工的生存與發展為本,提供給員工豐厚的薪酬和舒適的工作環境,特別通過加薪和升職以及與員工建立心理默契等方式肯定員工的工作,建立和增強企業與員工的相互認同感｡企業也可以采取競爭上崗的辦法,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給員工提供展現自我的舞臺,使每個員工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這樣也可以幫助企業及時發現人才,有效使用人才,適時發展人才｡此外,企業還要及時對員工進行階段性培訓,提高員工的文化素養和專業技能,使員工的個人發展與企業的戰略性發展齊頭并進｡
總之,我國民營企業要獲得持續穩定的發展,企業的管理者就必須變革管理觀念和管理模式,真正實踐“以員工為本”的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精神,督促員工在工作中獲得價值的實現和能力的自覺提高｡同時,企業要著力建設員工和企業之間“同呼吸､共命運”的良好氛圍,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企業榮譽感｡只有這樣,我國民營企業才可以真正有效地使用人才并留住人才,也才可以在自己的領域中成為最大的贏家,從而獲得持久的生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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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楊啟先.認真搞好民營經濟,促進經濟持續快速發展[J].經濟縱橫,2000,(10).
第8篇：民營企業家定義范文
我一直在呼吁，對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有信心，經濟改革就要來了。不過，某一天，一個老板卻不客氣地打斷我：民營企業老板也是有著靈與魂的人，不是賺錢機器。當一個人失去安全感時，“安全”就是唯一有價值的東西。此時，賺錢與保命哪個更重要？
聽完之后，我好久說不出話。是的，不要在道德層面上苛求那些移民的老板，這與道德無關，而是與安全感有關。在社會學看來，“擔當”、“責任”這樣的詞匯本身就不是一個道德判斷，而是一個對未來的判斷，是對“我是誰”及“我想成為誰”的角色的回答。
“我是誰”？在許多企業家的創業初期，“我”不過是尋求財務自由，也就是所謂賺錢的載體，掙脫計劃經濟與陳舊體制的壓迫，獲得更多的財富。
然而，在“我”獲得了財務自由之后，民營老板們發現經濟權力并不能夠幫助他們獲得安全感與歸宿感，因為在經濟權力之上的社會結構是封閉的，人們的基本財產權也沒有保障，要想獲得更多的錢，就不得不去打通“政商關系”，這讓大多數老板感到束手無策。因為政府部門給企業設置的尋租通道，使企業家被迫在兩者之間糾結。
一個簡單的例證是，在中國第一代企業家中，凡是“名利兼收”的大多結局慘淡。如“云南煙王”諸時健、“三九藥王”趙新先、“首富”牟其中，甚至長虹倪瑞峰、國美黃光裕，最新的例證是大連實德的老板徐明等一代梟雄，大都死在其“政商紐帶”上。
在這里，我并不想在這兒為哪一個企業家鳴不平，畢竟可憐之人自有可恨之處。我在這里想指出的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經濟發展創造了極大的財富，可如果財富的創造過程沒有透明的路徑，財富沒有法制的保障，創造財富的人就會被財富本身壓死。因為財富與安全成反比，私有財產在這里就成了“肥豬”，更可怕的是，什么時候殺，卻是個未知數，這讓人如何睡得著？
以社會學的觀點看，財富不僅是一種稀缺的資源，更是一種價值觀，一種占有經濟資源是否“合情合理”的價值觀。改革本來就是一個探索過程，政府鼓勵企業去打破舊體制，這本身充滿著“原罪”，按道理，在這個“原罪”中“政府”才是主角，是因為“計劃經濟”本身就是最大的“原罪體”。既然如此，就應當不斷改革來“贖罪”，以此獲得大眾的支持，從而獲得全社會最廣泛的認同，減少改革成本。
遺憾的是，當民間百姓因收入差距而質疑“為富不仁”時，政府理應進行更深入的改革來獲得“共同富裕”，理應通過法治對政府行為加以自我約束，從而約束有錢人。從近兩三百年的西方國家發展史可以看出，政府收拾有錢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退出游戲，專注做游戲的裁判。
過去10年，政府放慢了改革的步子，卻加快了道德的步伐，政府想去討好下層百姓來獲得道德制高點，甚至不惜以社保道德化來交換民眾的擁護，以四萬億元投資來獲得表面的繁榮，可誰知這傷了市場經濟的心。
按道理，獲得財富的企業主理所應當成為“社會穩定”捍衛者。但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他們對未來的判斷是樂觀的。如果未來是如此的不確定，結果就會是兩個：要么“為民族復興而做公司”，追求“名留青史”；要么選擇逃避——既然不能擔當，那么只好選擇逃避。
所以，盡管有無數優秀的有責任感的企業家選擇了擔當，但選擇“移民”者也不在少數。不要小看了“移民”這樣一個身份的變動，按社會學的研究，身份是一系列與社會位置相一致的權力、責任與社會預期等因素的概括。從這一定義推理，“外籍”身份會導致什么？是這一群人在權力，責任與社會預期上，將經營企業與他們的個人生活完全分開，中國是經商的地方，海外是生活的地方，生意在此處，生命卻在他鄉。
短期看，這對企業經營未必不是件好事，擴闊眼界，不再糾結于財產的安全。但從長期看，卻是大大的有害，因為這等于公開宣告了相當一部分企業家不再在中國追求未來。如果老板都如此不安全，有幾個員工會真正作長期與企業一起奮斗的打算？
第9篇：民營企業家定義范文
關鍵詞：企業家聲譽；商業信用；民營企業
一、引言
大量文獻研究認為，由于受限于銀行的信貸配給，許多中小企業難以獲得銀行的信貸融資。而作為企業另一種有效的融資渠道，商業信用近年來已經受到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中小企業商業信用的獲得？既有的研究多關注于宏觀層面[1] [2]，關于企業家個體的研究所見不多。
民營企業的企業家作為企業的發起者和主導者，對其所領導公司的融資、投資、經營活動都具有重大影響。信息不對稱使得投資者無法直接了解民營企業的經營狀況，只能通過企業和企業家傳遞的信號間接地評價企業價值或質量。
有學者研究發現在考慮是否向某個私營中小企業投資時，外部投資者通常會重點考慮企業內部所有者的聲譽和財產狀況，特別對于那些成立時間較短的私營中小企業而言，考察企業主個人聲譽更為方便和準確。[3]聲譽是公眾對某人或某物的總體評價（美國傳統字典AHD的定義）。企業家聲譽是社會對企業家能力、經營業績、公眾關系以及履行承諾契約水平和社會地位的評價。[4]相關研究表明企業家（管理者）聲譽對企業價值創造[4] [5]、投融資[6] [7] [8]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當銀行貸款因信貸配給和歧視變得不可獲得時，商業信用作為實務中被企業廣泛使用的非正規融資方式，潛在地為難以獲得銀行貸款的企業提供了及時和必要的資金支持。[9]那么企業家聲譽會否影響民營企業商業信用融資呢？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
二、文獻回顧和理論假設
商業信用作為企業融資特別是短期資金的來源已經得到眾多研究的確認 [1][10]，其在信息獲取、對客戶的控制及財產挽回方面具有比較優勢[11]。但就我國國情而言，在買方市場下，供應商的控制力優勢并不明顯，而不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資者法律保護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供應商的信息獲取優勢和財產挽回優勢，因此，商業信用提供者依然面臨對方違約的風險。
在融資比較優勢不能充分發揮的情況下，如何降低商業信用提供者風險？亞當?斯密早在200多年以前就意識到聲譽是一種保證契約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機制。Kreps等人（1982）創建了經濟學中標準的聲譽模型。他們認為，聲譽是一種長期生存的無形資本，是反映行為人歷史記錄與特征的信息。聲譽信息在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交換、傳播，形成聲譽信息流、聲譽信息系統及聲譽信息網絡，成為信息的顯示機制，可以有效限制信息扭曲，增加交易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提高市場運作的效率。[12]
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企業處于支配地位的企業家，其個人聲譽代表著企業聲譽的公眾形象。在企業信息無法準確獲得的情況下，企業家的道德操守、個人聲譽與還款意愿對企業的信貸風險有著重要影響。[13]
首先，企業家聲譽可以降低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降低交易費用。La Porta et al.（2000）研究發現企業家個人的聲譽信息可以向對方傳遞其誠信信號，降低授信方的風險。良好的企業家聲譽降低了因信息不對稱而增加的市場交易成本和交易風險，進而可以增加其融資機會，提高其融資能力。[14] [15]因此，在融資比較優勢不能充分發揮的情況下，企業家聲譽有助于降低商業信用提供者風險。
其次，企業家聲譽可以抑制機會主義行為。[15]在經濟學中，聲譽實際上是一種激勵機制，這種機制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促使個人或組織建立并維護好的名聲。[16] Kreps and Wilson （1982）[12]，Kreps et al.（1982）[17]等建立了經濟學中標準的聲譽理論，認為重復博弈是參與者注重維護自身聲譽的原因。商業信用是由于延期付款而從供應商處獲得資金支持，使用者基于長期利益的考慮會自覺遵守承諾、放棄欺詐行為帶來的短期利益 。
因此，良好的聲譽是企業家和企業的獨特性無形資產。[18]尤其是在融資過程中，企業家的良好聲譽就意味著企業家擁有良好的融資環境和較高的融資能力，并且還會使企業家擁有更多的融資機會，從而吸引更多超額的融資資本。[15]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相比于其他企業，擁有企業家聲譽的企業商業信用融資更多。
三、數據與方法
（一）樣本
本文數據樣本選擇截至2007年12月31日設立的最終控制人類型始終為“民營控股”，且最終控制人可追溯到個人的中小板上市公司。之所以將研究樣本限定于此，主要是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其一，最終控制人未發生變更的企業相對來說處于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從而有著比較穩定的研究基礎。其二，從研究主題的契合性來看，民營企業的企業家作為企業的發起者和主導者，往往集所有權、經營權于一身，其個人特質勢必會對企業的融資、投資、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其三，從板塊構成來看，中小板的主要組成部分為民營上市公司。據統計，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小板上市公司總數為701家，而民營上市公司為557家，占整個板塊的7945%。①①根據國泰安數據庫和深交所公布資料計算得到。因此，中小板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民營板”。
根據以上原則篩選出126家企業，考慮到經營狀況不穩定企業的樣本值可能會給結果造成很大的偏差，因此剔除了3家ST和*ST企業，將余下的123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研究期間為2007―2013年。
本文財務數據采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銳思金融研究數據庫（）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告數據。企業家聲譽原始數據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巨潮資訊網（.cn）、新浪財經（.cn）公布的上市公司公告數據、上市公司網站以及相關網絡媒體報道數據手工整理得到。數據統計分析采用EVIEWS 6.0和EXCEL軟件進行。
1.被解釋變量
商業信用（TC）。從融資角度看，商業信用是企業從上游或下游企業處“借”的資金。按取得方式不同，商業信用包括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和預收賬款。為了消除絕對值的不可比性，借鑒石曉軍、張順明（2010）的做法選擇總資產作為分母進行標準化。[21]這一指標越大，說明企業獲得的商業信用融資越多。
2.解釋變量
企業家聲譽（REP）。大量研究表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大部分為個人或家族，他們是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22]因此，從終極產權的視角研究實際控制人對公司融資的影響才更為科學合理。鑒于此，本文所指企業家為企業實際控制人。公司實際控制人數據來自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網站披露的企業當年年報。
企業家聲譽即指企業實際控制人在經營活動中或與之相關活動中所獲得的名聲、榮譽、信譽等。[23]為了衡量企業家聲譽，本文建立了民營上市公司企業家聲譽數據庫。具體做法是：首先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公布的年報數據確定樣本企業的實際控制人，然后通過公司公告、公司網站及其他網絡媒體手工搜集實際控制人聲譽信息，接著根據聲譽信息進行賦值，凡是獲得過由各級政府頒發的各種榮譽稱號（如“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優秀企業家”、“突出貢獻人物”等）的則視為擁有聲譽，賦值為1，否則為0，倘若實際控制人受到過法律制裁或負面播報，則該值定義為-1。當企業實際控制人存在多人時，任何一人的聲譽信息都視為該樣本的企業家聲譽數據。
3.控制變量
銀行信用（LOAN）。企業從銀行獲得的信貸支持，按償還期不同分為短期借款和長期借款。借鑒常用做法，以資產為分母進行標準化。這一比率越高，說明企業從銀行處獲得的融資越多。由于金融體系不發達，企業融資渠道較少，銀行貸款和商業信用是我國企業外部融資的主要來源[24]，當信貸配給使得銀行信用不可獲時，需求導向促使商業信用成為銀行貸款的一種重要的替代性融資方式。因此預計銀行信用和商業信用融資負相關。
成長能力（GROWTH）。從投放者的角度分析，上游企業在考慮是否提供商業信用時，還會關注企業的規模和成長能力等因素[21]，綜合決定給予的投放水平。衡量企業的成長機會，一般有托賓Q值和營業收入增長率兩個指標，借鑒常用做法，本文選擇營業收入增長率衡量。這一比率越大，說明企業成長機會越多，獲得的商業信用也越多。
企業規模（SIZE）。有學者研究發現，同成長能力一樣“企業規模”在融資時，可以釋放有力信號，規模越大的企業商業信用融資越多。[25]但是替代性融資理論認為，當企業得不到銀行貸款或者出現信貸配給時，商業信用將會成為銀行貸款的重要替代方式。[26]羅正英等（2010）研究發現規模相對較大的中小企業在債務融資時具有規模優勢和信息傳遞優勢，獲得的銀行信貸更多。[27]因此，企業規模對商業信用的影響方向尚不確定。本文采用總資產自然對數作為衡量企業規模的替代變量，這一指標越大，企業規模越大。
現金流量（CASH）。石曉軍、張順明（2010），鄭軍、林鐘高、彭琳（2013）等的實證結果表明，企業現金充裕程度影響商業信用的獲得。[21] [25]從供應商的角度分析，現金越充裕的企業，償債能力越強，故可給予的投放水平會越多。本文采用經營現金凈流量的自然對數衡量企業現金充裕程度。這一數值越大，說明企業現金流越充裕。
以上解釋變量、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相關關系符號預期列示見表4。
（三）描述性統計
從表5可以看出商業信用獲得總額與總資產比值（TC）的平均值為1597%，這一數值與我國 A 股上市公司2004―2010 年157%[28]的水平基本相當。銀行貸款與總資產比值（LOAN）的平均值為1799%，低于我國A股上市公司208%[28]的水平。這一差距表明民營上市公司獲得的銀行信用較少。而較接近的商業信用（TC）和銀行信用（LOAN）的均值說明，商業信用是民營上市公司資金的重要來源。反映企業家聲譽的變量REP均值為07573，說明民營上市公司企業家普遍擁有聲譽，標準差為04476，說明企業家聲譽在不同的企業間存在較大差異。反映企業成長能力（GROWTH）、企業規模（SIZE）和企業現金流量（CASH）的變量均值分別為20605%、211254和143789。從表5中可以看出，除反映企業規模的變量SIZE以外，其他變量的標準差都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也比較明顯。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平穩性檢驗
直接利用非平穩數據進行回歸，可能導致偽回歸，因此首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LLC檢驗和Fisher-ADF檢驗兩種方法判斷變量的平穩性。在兩種檢驗方法中，前一種方法是相同根情況下的單位根檢驗方法，后一種是不同單位根情況下的檢驗方法。檢驗結果見表6。
由表6可知，所有變量均通過了1%水平的LLC單位根檢驗，并且反映商業信用、銀行信用、成長能力和現金流量的變量的Fisher-ADF檢驗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結果表明，面板數據的水平值是平穩的，可以直接進行計量分析。
（二）實證結果
利用EVIEWS6.0軟件對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檢驗企業家聲譽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回歸結果列示見表7。
表7由左至右依次給出了固定效應、混合回歸和隨機效應的回歸結果。從表7的固定效應和混合回歸的F值檢測來看，固定效應檢測的F值為728050，且在1%水平下顯著，結果拒絕了混合模型的假設。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相比，各個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和方程整體的擬合優度和顯著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Hausman統計量達到561202，顯著性達到了1%，這一檢驗結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個體隨機效應。因此最終選擇建立個體固定效應回歸模型，結果如表7的第三列所示。
表7第二列同時給出了回歸分析前對變量符號的預測。將第二列預測符號和第三列固定效應中的實際符號對比發現。除反映企業規模的變量SIZE驗證為負外，其他變量符號都與前文預計一致。
反映企業家聲譽的變量REP系數為00099，且在5%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這一結果表明企業家聲譽與商業信用融資顯著正相關。具有聲譽的企業家所在的企業商業信用融資多。由此假設1得到驗證。
反映銀行信貸水平的變量LOAN雖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其系數為負，表明中小板上市公司銀行信貸和商業信用間呈現替代關系，這與張新民、王玨、祝繼高（2012）研究結論一致。[28]反映企業成長能力的變量GROWTH以及反映企業現金流水平的變量CASH系數為正，均通過了 1%統計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成長能力越強、現金流越多的企業，獲得的商業信用越多。鄭軍、林鐘高、彭琳（2013）也得出了一樣的結論。[25]反映企業規模的變量SIZE系數符號為負，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規模大的企業商業信用融資少，蘇汝潞頭腙希2009）[29]以及Van Hore（2007）[19]也曾得到同樣的結論。
（三）進一步檢驗
實際上，企業實際控制人的聲譽信息是動態變動的，僅根據聲譽有無來數據來衡量企業家聲譽，無法反映聲譽信息的全貌。為了更完整地刻畫企業家聲譽這一變量，本文還對企業家聲譽的動態變動進行了描述。做法是根據手工整理的民營上市公司企業家聲譽數據庫中的信息逐年進行分析，若企業家聲譽在該年從無到有則賦值為1，從有到無賦值為-1，沒有變動則為0。我們將這一變量稱為企業家聲譽動態變動，以REPC表示。表8是對企業家聲譽變動這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從表8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看，企業家聲譽變動均值為-00105，說明平均來看民營企業企業家聲譽信息是呈反向變動的，標準差為03961，標準差較大，說明民營企業家聲譽變動在各企業家差異較大。
同樣，在回歸前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9。
表10從左至右依次同樣列出了固定效應、混合回歸和隨機效應的回歸結果。固定效應檢測的F值為736494，顯著性達到了1%，說明結果拒絕了混合模型假設。固定效應中各個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和方程整體的擬合優度和顯著性水平都高于隨機效應模型，并且Hausman檢驗值為564065，并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模型不存在個體隨機效應。因此最終選擇建立個體固定效應回歸模型，結果如表10的第三列所示。
反映企業家聲譽變動的變量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0%統計水平的顯著性檢測。說明企業家聲譽正向的變動（從無到有）有助于企業商業信用融資。這一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假設1。具有企業家聲譽的企業商業信用融資多。
表10結果中的其他變量符號及顯著性水平均和表9一致。進一步說明成長能力越強、現金流越多的企業，商業信用融資越多，而企業規模越小的企業商業信用融資越多。進一步檢驗同樣未能發現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間的顯著替代關系。
（四）穩健性分析
為了驗證上述結論的可靠性，借鑒鄭軍、林鐘高、彭琳（2013）的做法，將TC定義為應付賬款與總資產的比重，對上述分析重新進行回歸。[25]結果見表11和表12。
表11和表12的Cross-section F值分別為717224和76.5495，且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模型拒絕了混合效應。兩張表的hausman值分別為150990和166881，并通過了1%統計水平的檢驗，說明不應選擇隨機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均應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雖然穩健性檢驗的結果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是兩個模型回歸結果系數符號與表7 和表10 的回歸結果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是正確的。
五、結論與建議
基于信號傳遞理論，本文考察了企業家聲譽對民營上市公司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研究發現：民營企業的企業家聲譽與企業商業信用融資顯著正相關，并且企業家聲譽的正向變動（由無到有）有助于企業商業信用融資。這一結果說明企業家聲譽指標可以向供應商傳遞來自企業正面、積極的信號：良好的企業家聲譽有助于企業商業信用融資。
本文的研究結果進一步支持了羅正英、周中勝、詹乾隆（2010）的研究結論：民營企業的企業家異質性特征是我國目前的融資環境下影響中小企業信貸融資可獲性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建立企業家聲譽體系，有效塑造企業家聲譽。通過個人征信體系建立企業家聲譽評價制度，并對他們的表現進行評估，進而制定對影響企業家聲譽的行為進行約束的相關政策。第二，建立企業家聲譽機制，保證聲譽信號的傳遞，充分發揮企業家聲譽的有效性。積極培育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給予真正的優秀企業家以社會地位和榮譽，通過聲譽機制激勵企業家行為。同時積極利用各類媒體，傳播企業家聲譽，充分發揮企業家聲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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