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經濟學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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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熊彼特創新理論；經濟理論
中圖分類號：F091.354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熊彼特創新理論”思想之源的傳統路線
在新古典經濟學方興未艾的年代，熊彼特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強調了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創新推動的具有“創造性的毀滅”特征的內生演化過程。資本主義的核心不在于其均衡的力量，而在于使經濟系統不可避免的脫離均衡的系統內生力量，這種內生力量就是創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創新經濟學興起，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就被普遍視為創新理論的發端，熊彼特則被中外學者廣泛譽為創新經濟學之父。由此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經濟思想史問題―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根源何處，由何而來？傳統上，研究者主要由兩條基本路線對這個基本問題進行研究。
第一條是追溯熊彼特創新理論中的某個關鍵概念或某個重要思想的起源，其中最常見的探索是對“企業家”和“創造性的毀滅”這兩個基本概念的追溯。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就沿著這個路線對“企業家”概念在經濟學中的發展做過梳理。當代研究則通常將熊彼特的這兩個基本概念最終追溯到尼采。這位德國哲學家強調“超人”，強調“任何創造者必然永遠是一位毀滅者”，創造和毀滅與停滯不前對立。
第二條是從熊彼特的求學和學術經歷入手，考察個別經濟學家或學派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的影響。目前諸多學者認為，熊彼特創新理論深受馬克思和歷史學派創新和演化思想的影響。費格伯格就認為馬克思內生演化和技術競爭思想對熊彼特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還概括出一種關于持續的內生經濟演化（變遷）的“馬克思―熊彼特模型”。在熊彼特本人的評價中也能得到這種強烈的暗示，他曾經說過：’馬克思所分析的是經濟結構中不斷變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永遠不會達到均衡。有關內生動力的演化過程思想是馬克思的獨特貢獻，這種思想在理論目標上與熊彼特自己是相同的。德國歷史學派對創新理論為核心的熊彼特理論的影響則是在相當晚的時期才被關注。熊彼特的理論的在社會整體觀、經濟發展觀、方法論諸方面深受施穆勒及其以后德國歷史學派影響。在中國，圍繞“施穆勒綱領”，賈根良和黃陽黃的研究闡述了“施穆勒綱領”所包含歷史學派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經過新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桑巴特、韋伯、斯皮索夫等人發展后，對熊彼特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們還指出，德國歷史學派在“企業家精神、創造性的毀滅”等關鍵概念上影響了熊彼特創新理論。
二、熊彼特創新經濟思想主要內容
熊彼特創新理論通過三本歷史性的著作《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周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解釋了經濟周期的輪轉，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特征，創新的含義、作用和運作，大公司的創新以及資本主義的毀滅等內容，對經濟現象和本質有這些深刻的洞察力和預見能力。這三部作品均以“創新理論”為核心，樹立了熊彼特傳新理論的崇高學術地位。《經濟發展理論》借助“企業家”的概念首次提出和系統論述了“創新理論”，用以解釋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特征。熊彼特明確的提出靜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循環流轉，動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發展，經濟進化理論既要研究本質問題，也要從實證分析入手，用歷史的統計資料來描述經濟發展的變動規律或模式。在書中，熊彼特論述了創新的含義與作用，實現創新的條件，創新的結果和運作等問題，開創性的論述了“企業家”的特點和功能，“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等。在《經濟周期》一書中，熊彼特充分運用“創新理論”解釋了資本主義的運行，并根據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統計資料，以創新概念為基礎，形成熊彼特的“多層次”的經濟周期論。熊彼特首次提出了經濟周期的長、中、短三周期論，并認為周期的交織并存解釋了創新的正確性，而且個別企業家的行為是具備宏觀經濟學基礎的。經濟周期理論表示資本主義的發展離不開競爭的創新，再一次挑戰了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理論，企業家創新的“模仿穩定”是熊彼特傳新理論撥打、深刻的體現。《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中運用“創新理論”，推斷出資本主義終將走向滅亡，社會主義才是未來的必然趨勢，從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動與和平過渡”的理論。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并不是通過資本家來獲取他的全部前進動力的，而是通過領頭的創新家獲得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衰敗和崩潰并不是應為工人階級的崛起，而是由于環境發生了變化：個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強，創新活動本身變成了制度化得例行公事，企業家的創新職能日漸衰落，利潤將收斂到趨于零。
三、熊彼特創新經濟思想的評價與啟示
熊彼特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對經濟周期的解釋和對經濟社會學的探索是經濟學乃至管理學的重大精神遺產，位于“創新”學說的核心地位，而且成為21世紀的主要思潮。熊彼特提出提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就是創新，而且資本主義由于企業家新精神的缺失將走向滅亡而社會主義行得通，并指出創造性地破壞市場的均衡才能獲得超額利潤，不過要避免過時的行業一下子崩潰，需要進行有秩序的撤退，這些核心觀點都為我國的經濟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等難題指明了方向。
第2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第3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
1.1建筑設計創新與經濟學的關系
經濟學在整個社會科學中，向上聯系法律、政治、哲學及意識形態，向下聯系環境、資源、文化、歷史、心理等，其橫向構成生產關系以及人際關系，并聯系生產力與科學技術。同樣，由于建筑學交匯科學與藝術，橫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與以上的方方面面都有著緊密獨特的關系。在建筑設計創新的過程中，經濟問題一直都是一個實際的、必須加以充分考慮的重要因素。建筑設計創新不可能脫離區域經濟這一大環境：政策法律、經濟制度、市場與中介、基礎設施資源環境。經濟效率、政府效率、經營效率、科研投入與知識積累等，也直接影響著建筑設計創新的產生、規模、影響力、甚至影響建筑師的學識素養等諸多因素。國民經濟、價格水平、貿易交流等宏觀經濟學所關注的問題，直接影響建設投資規模、技術可行性、信息交流等與建筑設計創新相關的諸因素。定價、產量、效益、客戶這些微觀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也與建筑師的收入、作品數量、公眾接受度等關系密切。“經濟學所有的東西都建立在一個簡單的原則上：就是激勵作用。”激勵的變化改變做出特定決策的成本和收益，改變人們的行為。經濟學可以解釋在建筑設計創新過程中創新者的行為。建筑學與經濟學理論發展軌跡有很多相同，都是從開始關注“物”轉為后來關注“人”，從關注建立理想化的形而上的理論轉為關注于現實的復雜性與可操作的實用性。最終，都關注如何才能滿足“人的幸福”。對建筑設計創新而言，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進行交叉性研究，一直是建筑設計創新持久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
1.2研究的意義
1.2.1為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建筑設計創新提供新的理論基礎
許多建筑學理論中，對建筑設計創新的分析常會考慮建筑史的傳承影響、形式、功能、技術、場地、文化甚至是政治狀態，但經濟因素常被忽略。實際上，在建筑設計創新中，經濟因素常會對以上因素產生重要的影響，并對建筑師本人的心理意愿、個人行為產生影響，同時也影響著社會大眾的心理和審美趣味。以經濟學作為著手點研究建筑設計創新，可以進一步全面深入了解前人的設計思想及作品產生背景、完善建筑設計創新的分析方法。
1.2.2從經濟學的角度解析建筑設計創新的產生
建筑設計創新的產生脫離不了具體的社會經濟環境。建筑設計創新的產生需要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內因”指建筑師個人的學識素養、性格天賦等，“外因”是指實現建筑設計創新的社會環境條件。這些社會環境條件與經濟有著緊密的關聯。建筑師需要透視世情、掌控“外因”、因時而動、因勢而發，才能發揮其“內因”。理清經濟對于建筑設計創新“內因”、“外因”的種種影響，可以從新的角度更加深刻地探究建筑設計創新的生成機制。
1.2.3運用經濟學方法豐富建筑設計創新理論及策略
對于建筑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筑設計創新方法理論的研究，應該順應社會以及建筑學科發展的潮流。在全球基本已步入到工業化商品社會的今天，建筑設計創新已經成為社會生產的一部分，從經濟學角度探研建筑設計創新方法，伴隨采用模型、圖表、公式等科學理性手段，并力求使該方法具有開放性、動態性，可以使建筑設計創新方法理論研究更加貼近于現實、更具針對性和實用性，為建筑設計理論研究提供新的、有益的可能途徑。
1.2.4以經濟學視角深入分析建筑設計創新的應用
在近現代經濟社會中，建筑設計創新成果已經成為了一種商品或帶有經濟屬性的產品，不僅與市場有關，還涉及需求(客戶)、供給(創新者)兩個方面。其中的需求包括購買愿望、購買能力、炫耀性與基本性消費、需求量、潛在的偏好(生活方式、宣傳、消費風氣)、消費預期、其他產品價格等；其中的供給包括創新的目的、設計管理水平、設計手段、收入、投入、生產要素的價格等許多經濟因素。只有了解建筑設計創新所面臨的復雜社會現實，才能有效地將建筑設計創新理論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實現建筑設計創新。
2建筑設計創新經濟學研究的可行性
2.1研究方式的可行性
以經濟學視角研究建筑設計創新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建筑設計創新能否用經濟學的方法如數字、符號、公式等表達及研究。有人認為在建筑設計創新中包含著某些神秘微妙的心理活動或情感活動，用公式等方法是難以描述的。但事實并非如此：1)意識問題。人們很難洞悉他人的內心活動，但很多人可以通過自我的“意識”感知自身內心活動的復雜與微妙，進而推論人的心理活動是神秘的，但現代心理學、神經生物學的研究表明，“意識”是一種不存在的幻覺，人也很難正確地感知自身的心理活動，所以由此斷定人的心理活動神秘不可測度并不正確。2)生理屬性問題。雖然數字符號確實無法準確、全面地表達人的思想，即哲學的“能指”與“所指”的不同，但由當代對于人腦獨有的：生成性計算、不同概念的融合、運用精神符號、抽象思維的研究表明：通過語言、文字、符號來思維和表達是人的生理屬性。3)直覺靈感問題。建筑設計創新中，確實存在著靈感、直覺等諸如此類的東西，也難免會懷疑其產生的過程和效果能否由符號、公式或語言等來表達清楚。經濟學家卡尼曼(Gamener)認為人的直覺可以處理知覺、概念并被語言喚醒。直覺既受物理背景影響，也受與歷史背景相關的選擇性注意影響，是可以用科學形式研究與描述的。現當代一些哲學家對科學方法論的批判和反思，其主要指向的不是手段方法的錯誤，而是指向結果的不完整和應用的輕率。在建筑設計創新研究中引入經濟學方法具有可行性。
2.2指導思想與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2.2.1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的契合
建筑學與經濟學在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上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和共通之處。1)研究內容相近。經濟學產生于“稀缺性”(相對于人的欲望，經濟物品或資源總顯得不夠)及由此所引起的“選擇”的需要。建筑設計創新產生于如何運用現有的科技、材料、資金，更有效率、更好地構筑能夠滿足人們生活、生產、精神心理等需求的實體空間。2)研究目的相同。建筑設計創新與經濟學的終極目的，都是為了滿足人的現實性需求和欲望。早期經濟學關注于“物”的生產、交換、分配，建筑學關注房屋的建造，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學科的深入，它們都發現了相同的目的，即“人的幸福感的滿足”。3)價值取向相同。在經濟社會中，建筑設計創新的過程是產品(建筑物)生產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經濟學所研究的關于產品的種種理論，對于建筑設計創新而言，即使不是全部，但是大多會是適用并具指導意義的。4)創新研究契合。經濟學與建筑學的契合，還體現在對于創新的重視。建筑設計創新研究是為了更進一步、更好地滿足社會對建筑的效用需求，側重于具體創新實踐方面的研究；經濟學中對于創新的研究則更側重于創新對生產、市場、技術等方面的作用。
2.2.2研究問題方法大同小異
建筑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歷程與研究方法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總體而言，二者都經歷了：1)從求索整體性解決問題的“公理”到承認解決問題方法的多樣性；2)從力求簡單、明確到承認復雜性與多元性；3)從側重神性、物性的分析到側重人性的分析；4)從重視概念性、總體性的“人”到重視個體性的、活生生的人；5)從學科內單一語境研究到交叉融合其他學科的多語境研究；6)從簡單的因果論分析到對復雜的關聯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這一歷程中，主要、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科學分析的方法，建筑設計創新研究最終必須應用于實踐，需要具有相對廣泛的指導性、條理性、可操作性，必須是一種科學化的表述。經濟學常常運用數學等科學的方法來分析問題，這可以減少研究者的主觀因素，更加客觀、理性。在建筑、經濟所處的復雜社會現實中，對于復雜問題中關聯要素提煉和簡化后再加以分析研究，是可行及有益的。雖然人們已經知道其分析結果與現實之間存在差距，主觀傾向也仍或多或少地有所體現，但是這些不完善是可以改進的。
3以經濟學視角研究建筑設計創新的途徑
3.1建筑設計創新的產生機制
通過研究建筑設計創新產生的經濟環境與條件，如社會需求與供給，思想與科技變化的影響，建筑師的個體性動力，與政治經濟制度、市場及服務，以及與經濟基礎、環境資源的關系等，在此基礎上，經過歸納、提煉，參考經濟學知識生產函數，如Griliches-Jaffe與Romer等知識生產函數，充分考慮到建筑設計創新的特殊性，可以建立一個建筑設計創新產生模型，并對該模型的數據選取、實證方法、誤差校正等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應用這些理論和模型可以進一步切實可行、科學理性地評估一定社會區域中建筑設計創新的產生能力及可能存在的相關問題，對于進一步做好建筑設計創新、創造適合建筑設計創新產生和發展的環境，提供比較科學的、具有啟發性的指導性意見。
3.2建筑設計創新的策略
由建筑設計創新的目標與策略之間的關系入手，在建筑設計創新目標研究中，首先分別研究建筑設計創新的經濟目標和建筑目標，并通過研究經濟學的建筑成本最小模型與建筑效用最大模型來分析建筑設計創新的經濟特殊性。以此為基礎，針對建筑設計創新的建筑目標，從建筑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建筑要素入手，分析、闡釋、論證建筑相關要素與設計策略的適合性問題。然后，以建筑要素目標和設計策略作為變量，以建筑設計創新目標與策略之間的適合作為變量之間的關系，借鑒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框架，數理推導建筑設計創新目標與策略相適合的最佳狀態。由此提出新的建筑設計創新適合策略，揭示設計策略與創新目標適合的條件，以及創新成本與技術有效性的最佳化選擇。為建筑設計創新提供具有啟發性的新途徑。
3.3建筑設計創新的應用
通過揭示實現建筑設計創新所面臨的現實環境及其經濟復雜性，研究實際設計中影響建筑設計創新實現的經濟現實：創新風險、經濟外部性、創新交流、選擇機制(公共選擇機制與民主參與機制)、信息不對稱(預期效用、有限理性、信號作用)等方面，以此為基礎，運用數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采取分階段建構模型再匯總的方式逐步深入探研：第1階段模型研究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對設計單位的設計過程如何進行有效監督管理；第2階段模型研究建筑師的創新風險厭惡度；第3階段模型研究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對客戶建筑效用預期掌握及反映的有效性；第4階段模型研究建筑設計創新如何有效并具責任感地協調社會公共方、客戶方、設計方的利益訴求。最后，綜合以上模型，構建一個“影響建筑設計創新應用的數理模型”，為建筑設計創新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提供現實可行性。
4結論
第4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
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民經濟總量已穩居世界第二，雖然隨著外部經濟環境和內部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運行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和前景依然看好，有望克服拉美一些國家所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不遠的將來做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一，并通過各方面的努力，實現“強國福民”，即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
根據世界歷史發展經驗，經濟中心的轉移必然帶來相應學術中心的轉移，這是不僅是因為經濟中心會成為廣受關注的研究對象和實踐場所，而且新興經濟中心的本土學者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會逐漸上升。20世紀的美國伴隨形成全球經濟霸權而確立其世界學術中心地位的歷史就是鮮活的例子。本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經濟和學術的世界影響力也日益增強。關于曾宣稱歷史終結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的式微和近年來對中國模式的熱議，就是國際專家學者關注的宏大歷史敘事。
不可否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基于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學習借鑒國際理論和經驗，積極融入全球經濟的歷史性探索，并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經濟體制改革，即在先農村后城市的分步推進、先“特區”試點示范后逐步復制推廣以及價格改革的“雙軌制”過渡體制等改革政策實踐，逐步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提高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的比重和效率，在較短時間內減少了改革的摩擦阻力和經濟成本、實現了整體經濟效率的帕累托改進；另外通過“增量式”的市場體系構建和相應激勵約束機制的不斷完善，極大激發了經濟要素的創新創造活力，使經濟的價值創造效率和效益空前提高。這些改革發展舉措都是對制度經濟學理論和實踐是創造性豐富和發展。當然，也不可避免存在制度經濟學上的“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在某些方面和領域形成后續改革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的成效。與此相伴，中國的對外開放事業也通過采取區域性“優先發展”和產業領域的漸次開放策略，不斷發揮我國要素稟賦等的比較優勢和有關區域的區位優勢，并逐步實現市場空間和產業領域在時序上的漸次開放，采取優勢資源優先聚集發展的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策略，逐步演進到均衡發展的新局面，拓展了參與國際資源配置的市場空間，通過經貿往來和投資合作，構成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新格局。毋容置疑，中國是改革開放的收益者，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政策實踐的探討將也必將日趨具有世界意義。
當然，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伴隨著特定的發展階段，在積極推進經濟市場化、國際化的同時，成功推進經濟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結構性轉型，逐步實現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空間結構優化，使經濟發展的優勢不斷累積、經濟增長的潛力不斷釋放。當前，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力人口比重下降，支撐國內經濟轉型發展和基于勞動力要素比較優勢的人口紅利趨于下降。與此同時，土地資源的相對有限性和生態環境資源承載力的約束日益增強，以要素市場化和投入量增加為標志的要素驅動型改革發展難以為繼，因而必須轉向創新驅動型發展新階段，在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在更高基數下趨于下降，而對包括生態環境、精神文化、民生幸福等元素在內的經濟增長的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當前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就是我國面對發展新形勢、新階段、新情況、新常態，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并借鑒國內外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引領我國“十三五”乃至今后相當一段時間改革發展事業的新希望、新要求、新思想。所以，中國的改革發展的理論和政策實踐既具有世界意義，也立足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實踐，并與時俱進、動態創新發展。如為促進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發展，曾提出新型工業化的概念，基于經濟空間優化和人口空間分布調整、體現生態（環境）、人文（教育）、智慧（信息）特征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概念。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充分體現了國際借鑒與中國國情的有機結合，體現了干中學引發的后發優勢，和消化引進吸收并結合中國特色的再創新，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無疑是國際理論政策和經濟全球化的收益者。
二、逐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前景”創想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全面深化改革、創新引領的新階段。一方面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引發的深度經濟結構調整尚未結束，中國經濟運行必須適應外部環境變化而相應調整發展模式，而外部可以借鑒的理論政策和實踐案例資源趨于枯竭，進入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中國經濟自身亟需進行理論和政策創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日益增強，中國經濟政策實踐的示范意義和“溢出”效應擴大，國際社會期待中國智慧，希望從中國的理論創新和政策實踐中獲益，這就對我們政策理論研究的同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是我國大力加強中國特色智庫建設的原因所在。
可以說，世界經濟已步入需要中國引領的新一輪“再全球化”新階段，中國的理論創新既充滿希望、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也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再生創新提供了新的契機，正如當年歐洲文藝復興中的“美第奇”效應一樣，需要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外來先進文化交叉融合再創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人類未來提供中國智慧創新“解決方案”，而且這種解決方案不僅要立足自身發展，破解發展瓶頸和難題，而且要放眼全球，直面人類全球化、現代化發展所面臨的共同挑戰，著力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冷戰結束后的日裔美國學者傅山提出的宣告西方模式大獲全勝“歷史終結論”和亨廷頓曾預言的“文明沖突論”，到國際新儒學代表人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基于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對話理性”理論而倡導的“文明對話論”，再到中國學者提出的“文明互鑒論”，進而提出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要求，無疑是中國智慧對人類發展思想的創造性貢獻。
當前，國內外經濟正在經歷結構性大調整、歷史性大變革。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試圖轉嫁危機走出困境，不僅面臨使美元因面臨“升降兩難”的“特里芬”之謎的困境而國際霸權地位下降，而且也暴露出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內在缺陷導致政府“財政斷崖”風險危機；日本以鄰為壑以求自保的所謂安倍經濟學，所釋放出的貨幣寬松至負利率的“毒箭”，也未能使其經濟起色好轉；在歐洲不僅幾經折騰的歐元區內發展不平衡的不同國家曾驚現退出歐元區的危機，現如今作為金融大國的英國也面臨脫離歐盟的公投，失去向心力的“雙速歐洲”可謂若隱若現；作為新興經濟體代表金磚國家也遭受資源價格波動下跌嚴重沖擊；中東石油國家不僅面臨資源價格下跌、石油美元回流美國的壓力，個別國家還飽受內亂和戰火之苦，引發的難民危機還殃及歐洲等地；氣候反常變化，國際疫情頻發等等。人類社會正面臨各種前所未有的挑戰。
面對世界經濟的新挑戰和國內創新驅動發展新階段新要求，適應經濟新常態，應對長期依賴凱恩斯學派需求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所積累的結構性產能過剩等負面效應，借鑒西方“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和美國經濟學家拉弗等供給學派的思想理念，提出宏觀微觀相結合中國特色結構性“供給側”經濟政策改革方向，即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供給模式，謀求改革和創新紅利，主要包括：通過差異化財稅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調整和優化升級，改革商事制度，復制推廣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改善營商環境和服務體系，激發微觀市場主體活力，利用互聯網+技術手段開拓市場空間，重塑市場經濟生態。當前的關鍵還在于打造與趨于強化的約束條件相對應的激勵機制，使市場創新活力競相迸發。這些政策措施必將推升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新境界，跨界融合創新的局面已經展露曙光，文化創意、智能機器人、無人駕駛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和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業態也呈現蓬勃發展新氣象。著眼于“富余”產能國際轉移合作的“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也已初見成效，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高鐵和核能已經走出國門，不斷落戶。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合作中也要著重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些理念不僅在國內發展中需要堅持，在中國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今天更應反映在國際經濟“互聯互通”和“互利共贏”的合作發展中。與此同時，還要注重國內不同地區與“一帶一路”國家的文脈歷史淵源，促進國內外統籌協調發展，按照生態經濟模式，循環高節約利用國內外資源，參照我國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與新興工業化相結合的發展思路，促進國際產能合作伙伴國家健康永續發展，同時注重將產能轉移合作與開拓新興產業國際發展空間相結合，而不能只是將傳統富余產能簡單轉移，而且還要注意尊重合作伙伴特色文化和生態多樣性、善于發現并吸取他人優點，促進和諧協調、共榮互惠發展，為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好家園而不懈努力。
三、尋求經濟學研究突破的“理論創新”嘗試
在經濟理論創新方面，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不甘落后，呈現積極創新的昂揚面貌。北京大學教授、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提出了強調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相結合促進產業升級演化的《新結構經濟學》。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前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教授著眼金融行業發展新趨勢曾提出《大金融》學說。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財政部科研所原所長賈康研究員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群體力圖創建的中國特色《新供給經濟學派》，并為我國推出“供給側”改革政策做出有益貢獻。這些都是中國經濟學家突破性創新的大膽嘗試，對中國學者進行理論創新具有標志性示范意義。與此同時，海外知名學者，如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傅山教授開始反思美國模式、華盛頓共識中的忽視政府作用一些弊端，從而對中國政府在創造經濟奇跡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予以肯定。法國學者皮凱蒂在其享譽世界的名著《21世紀資本論》中更是揭示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所蘊含的資本和勞動深層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內在矛盾，而國際學界對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德國及北歐其它國家在面臨國際金融危機中的不俗表現也對社會福利政策予以更多的關注和思考。有基于此，本人作為國家首批高端宏觀經濟智庫試點單位的一員，結合自己的觀察思考，在此不揣冒昧，提出本人認為值得關注和持續研究、初步設想包括下述創新要點在內的“新宏觀經濟論”學術命題，供各位學界先輩和同仁批評指正。
（一）造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GDP”概念
在經濟學通行的國內生產總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概念基礎上，以中國新近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中國引領新一輪“再”全球化的宗旨，迎接“人類共同體”的未來，倡導“新GDP”發展概念框架，即“全球發展推動（GLOBAL DEVELOPMENT PROMOTION）”，并將五大發展理念核心要素融入到“新GDP”經濟核算體系之中。
（二）基于政府社會市場協同的“新PPP”模式
當前中國政府包括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借鑒國外理論和實踐推行的政府與市場協同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發展概念，局限于具體投資項目的公共資本和社會資本結合，而國資委倡導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僅限于微觀市場主體企業層面的不同性質的股權合作關系。我們不妨從經濟學界關注的更加宏觀的經濟模式框架訴求出發，將PPP概念擴展到政府社會市場協同的“新PPP（PUBLIC-PROFITABLE CPHILANTHROPIC）”模式框架，其中PUBLIC公共部門代表政府，PROFITABLE代表盈利部門的市場，包含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國有企業，比單純的PRIVATE更加符合中國實際，含義更為貼切，而用公益PHILANTHROPIC置換PARTNERSHIP，將突破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二元思維，進而拓展到涵蓋由PHILANTHROPIC延伸的非政府、非盈利的社會公益機構等，在國內外對政府與市場關系進行的大量研究基礎上，如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有機結合的同時，更加注重政府對包括社會保障、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等在內的社會事業的發展的政策扶持，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更加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以及培育更多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企業等，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有機聯系、良性互動協同發展的新模式。
（三）適應新型產業形態的“新金融”理論
第5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
論文關鍵詞：創新，創新型經濟，驅動，模式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出，我國經濟發展要“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在十二五期間及未來更長的時間內，創新型經濟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
1 創新型經濟的概念
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是創新型經濟理論的鼻祖，其在1912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首次將創新視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核心，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是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其中任何要素的變化都會導致生產函數的變化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 [1]”，并給出了創新的概念：創新包括發明、創新和創新的擴散二重含義，其中創新是指新發明（新產品、新工藝、新方法或新制度）第一次運用到經濟中去。熊彼特將企業家視為創新的主體，通過創造性地打破市場均衡，才會出現企業家獲取超額利潤的機會，并認為動態失衡是健康經濟的“常態”，而非古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均衡和資源的最佳配置。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更多地關注經濟效率經濟學論文，而不是經濟增長，認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資源生產出有價值的商品，在不同的群體中分配，并利用價格信號來擴大稀缺資源分配的效率。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創新是外生變量——黑箱，對價格信號單獨起作用，不能被積極主動的經濟政策所引導的。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中描述了與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不同的經濟學及經濟制度，認為長期經濟增長應該一直是經濟學關注的中心，制度、企業家和技術變革是這一經濟制度和經濟增長的核心，創新是市場的進化過程，創新、制度、文化、規范、法律等這些在以往的經濟學中是難以模型化的因素皆是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2]。
基于熊彼特經濟增長理論的創新型經濟理論在最近15年才受到足夠的重視，創新型經濟（或新經濟）提法也零星出現，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把經濟發展分為生產要素導向、投資導向、創新導向和富裕導向四個階段[3]。創新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是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進行重新定義的經濟規則。我國洪銀興教授認為創新型經濟是體現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要求、以知識和人才為依托、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以發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和新產品為著力點、以創新產業為標志的經濟。其基本特征是經濟增長由主要靠物質投入（資本、勞動、土地）推動轉向創新（知識、技術、制度）驅動，形成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現代產業體系，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大學和科研機構介入技術創新體系[4]。
創新型經濟主要關注的是社會如何創造新形式的產品、服務及商業模式來擴大財富，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生活質量。知識、技術、企業家精神、創新是這一經濟模式的核心，在創新型經濟下，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是促進生產力高度發展和大量創新畢業論文開題報告。筆者認為：創新型經濟是指經濟增長主要由物資投入（資本、勞動、土地）驅動轉向主要由創新（知識、技術、智力資源、企業家精神、制度）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建立在動態的、彈性的網絡式創新系統之上，以靈活、快速、個性化的反應為基本特點，企業、大學、各類研發機構、政府、服務中介、顧客是這一經濟發展模式的主體，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將成為其主流產業。創新型經濟意味著革新，決勝于不斷地向前突破，經濟增長不是來源于更多的投入及提供更多的同類產品，而是源于相對較少的投入，高效率的創新（新價值、新產品、新服務、新程序、新管理模式）。但創新也有負面作用，創新能力越強，知識不對稱將一直存在，且會加速危機的爆發經濟學論文，但同時，知識不對稱將成為創新的最好來源。
2 創新型經濟的特征
創新型經濟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重新定義，與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有明顯的區別：
傳統經濟模式
創新驅動的經濟模式
關注物質資源（資本、勞動、土地）和分配效率
注重無形資源（創新、知識、技術、智力資源）及長期的優質的經濟增長
封閉的創新系統
開放的、網絡式的創新系統
當地集聚
全球集聚[5]
追求成本最小化，通過縱向一體化來縮減成本
注重高價值的投入和生產效率的增加，通過靈活的外包減少成本
生產不同內容產品的企業間分界清晰
邊界變得模糊，所有的企業聯系在一起
被迫快速變化的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足夠應付快速變化
顧客接受標準化的商品、遵從大規模生產，非常有限、固定渠道的選擇（注重顧客關系管理）。
顧客個性化的需求及附加價值，多渠道的選擇，并獲得授權，成為創新的主體之一（注重顧客知識管理）
個體重點關注技能、工作、職業
高質量的工作及可觀的人均收入及學習和職業生涯的靈活性
關注大企業，注重經濟發展的規模
關注企業家，人才和基礎設施的投入，注重靈活的商業發展模式，
第6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 效益 資源配置 法律現實運動 法學泛經濟化 法律的經濟價值 定量 事前分析
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一門新興的邊緣性、交叉性學科“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的法學流派，開始躋身于傳統法學流派之林，并因其視角之新穎，方法之獨特和實際的運用價值，越來越引人注目，不斷擴大，在法學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成為許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并且擁有自己的專門的學術刊物和有關的學術研究機構。本文試圖從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發展軌跡和當前研究狀況方面對其作一個簡單介紹，并予簡略評析。
一、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所謂法律經濟學，即用經濟學的概念與方法去研究法律問題的一門學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一般將其稱為“法學與經濟學”。例如，該理論研究領域中最具權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為“法學與經濟學雜志”（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稱其為“法律的經濟分析”；此外，該學科還有一些類似的稱呼，如“法律的經濟學研究”、“經濟分析法學”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門由法學和經濟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興學科。
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法律的成長、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要有利于資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它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門法領域，既包括民法、經濟法，又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釋法律現象與現實的全新的方法論結構體系，提供從法律的價值等基本理論到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來服務于整個法律制度，也包括經濟法制的變革和完善。[1]
二、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和研究現狀：
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學》就有了用經濟觀念分析法律規則的思想。到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創立了唯物主義。馬認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而已。”[2]
“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是廣泛地論及了法律與經濟的辯證關系。因此，有人稱的法學理論為“經濟學研究的法理學”。
而經濟學與法學的真正結合肇始于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劇烈沖擊使法律在此時顯得蒼白、無力與無能，促使人們尋求新的法律模式。這就必然要求改變傳統的法學研究，改變純粹的邏輯推理式的法律演繹和歸納法，于是在美國興起了法律現實運動。人們開始將法律與包括經濟在內的相關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便能對已經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在此背景下，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醞釀課程設置的改革，經濟學開始成為法學院的正式課程，芝大也由此獲得“法律經濟學發祥地”的美譽。1958年，芝大法學院經濟學教授阿隆？迪萊克特（Aron Director）創辦了法律經濟學方面的最具權威性、代表性并對該學派的發展產生了巨大促進作用的學術刊物-《法學和經濟學雜志》，該雜志對推動法律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經濟學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數政府管制經濟的成文法規，被人稱為“舊的”法學與經濟學。[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學院高級研究員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社會成本問題》和卡萊布雷斯的《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行為法的若干思考》這兩篇論文的發表才改變了這一局面，被認為是開辟了“新的”法學與經濟學的廣闊領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并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其主要標志是芝大法學院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的發表。該書后來多次再版，成為法律經濟學史上的經典性著作。在該書中，波對法律經濟學的有關理論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并且幾乎對所有的部門法領域進行了經濟分析。至此，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法學流派，終于以其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臻于成熟，并為人們所接受。
法律經濟學在其短短的幾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亞的兔子”，在“知識生態學”中找到了一塊真空地帶，并以驚人的速度填補了它，其發展與成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矚目。法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日益繁榮與深入，法律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強，其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獨秀”到進入“春色滿園”，越來越多的法學院與商學院開設了“法學與經濟學”課程，有關論著接連問世，學術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學與經濟學雜志》外，又創辦了《法學與經濟學研究》、《法學與經濟學評述》、《法律、經濟學和組織雜志》、《法和經濟學國際評論》等刊物。法律經濟學也不僅僅囿于學術研究的“閨房”，而開始向司法滲透并對司法活動產生影響。如在威廉訴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為了支持自己的判決，“在判決中將平均可變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以及有關它們同確定掠奪性定價的做法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也包括進去了”。[5]⑤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法官漢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漢德公式：B
學最早誕生于美國，但其迅速在各國傳播，日益成為一種具有國際力的法學流派。在我國，近幾年來，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雖相對于美國等國家，我國法律經濟學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但正如專家指出：“我國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歸根到底是通過政府與、企業與企業、企業與職工、職工與職工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與再分配，使權利與義務及其界限最優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益。我們的立法與執法應當適應這種改革，把效益作為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標準。為此，加強對西方經濟法學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論來補充和改造我們的法律，是完全必要的。”[7] 根據市場經濟的需要，以經濟角度對既有的法律重新評價分析，同時設計出以效益優先，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的法律法規，對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繁榮，起著重要的作用。
三、對法律經濟學的幾點認識：
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誕生發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隨贊譽與詆毀，既有人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為然。本文試圖從價值觀與論上對其作簡略評析：
無疑，發展經濟與弘揚法治是人類的共同目標。法與經濟作為社會的兩大主題，已構成的基調。如果用單純的法學或經濟學的原理去評價某種經濟現象或社會現象，無論如何都是只窺一斑。法律經濟學以其新穎的視角，獨特的研究方法將兩大目標關聯在一起，成為本世紀法學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創新。正如西方學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學思想方面發生了一種轉向于強調經濟的變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為重點。”[8]但另一方面，過分的法學泛經濟化，抬高經濟分析方法而貶低、排斥其它傳統的研究方法對法學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害的。經濟學理論在法律中的具體首先應體現在價值層次，亦即在公正、正義等基本價值名目中，為“效益”躋出一席之地，形成正義與效益雙重標準的法律價值觀；其次在立法、執法等層次上，應貫徹效益優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經濟價值，并以此作為評判法律優劣、成敗的一個客觀標準。
在方法論上，法律經濟學別具一格，它運用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對法律進行分析，具有明顯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它使人們的思維更趨于準確。經濟學的優勢在于它是一種事前分析，而法律僅僅是一種事后的“補救措施”。法律經濟學將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學研究，可以對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進行事前分析，預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誤。這種方法大大開拓了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視野，豐富了法學研究的內涵，是法學研究方法論的重大變革。但認為經濟因素能解釋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以經濟學概念將正義、權利、義務、過失等傳統法學概念取而代之，將法學泛經濟化無疑也是有失偏頗的。因此，實事求是地說，經濟學方法只是研究法學的一種方法，我們不能片面強調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種法學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適用界限。但必須有一點明確，那就是運用經濟學原理與方法分析法律不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這一理論并將其運用于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對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 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的法學與法的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頁。
[2]《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3]《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頁。
[4]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頁[5] 克拉克森和米勒：《產業組織：政府、證據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677頁。
[6] 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20－22頁。
第7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計量經濟學；實驗類課程；現存問題；解決路徑
計量經濟學自20世紀30年代誕生后，經過70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應用經濟學科。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經濟學家克萊茵所說：“計量經濟學已在經濟學科中居最重要地位，在大多數大學和學院中，計量經濟學的講授已成為經濟學課程中具有權威的一部分”。雖然經濟計量學在我國的應用與發展只有不到30年的歷史，但其發展速度和影響卻是驚人的。計量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和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因此，要求學生通過理論學習和實踐訓練后，在掌握經典計量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基礎上，能夠在實踐中靈活運用相應理論和方法分析和解決現實中的經濟現象和問題，并具備一定的利用相應理論和方法探索新的經濟現象的能力。計量經濟學作為經管類本科和碩士研究生的核心基礎課在財經類高校提升學生創新能力和培養復合型應用人才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雖然計量經濟學理論性強，具有嚴謹的數理邏輯體系，但其本質屬性是一門實證性的經濟學學科，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是經管類教學環節中實驗部分較為突出的專業課程。
一、計量經濟學實驗類課程存在的問題
計量經濟學的教學目標重在讓學生理解和掌握計量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方法，并能運用計量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分析與解決實際經濟問題。近年來，筆者所在高校在面向經管類專業本科和碩士研究生開設的計量經濟學課程中開始逐步增加講授相關軟件操作等實驗內容或開設應用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建模與EViews應用或計量經濟建模與STATA應用等獨立的計量經濟學實驗類課程，對提升學生計量經濟學的應用創新能力起到了明顯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存在如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面向經管類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開設的計量經濟學必修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受限于課時，相關課程仍以講授理論方法為主，對如何應用模型分析實際經濟問題的討論較少，計量經濟學軟件的使用仍然是薄弱的環節，存在明顯的“重理論輕實驗”的特征，即使在有限的實驗課時內，教師也只是加以簡單的軟件演示，學生在課堂上少有機會進行實驗操作，從而使得學生學習完各種模型的理論方法之后，仍然不知如何應用，對相關軟件的計算結果不能做出準確合理的解釋，準確運用計量模型進行分析的實際應用能力有限，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學生科研創新能力的提升。
（二）教學內容單一，教學層次不明確，教學內容重數學推導，與經濟理論結合不緊密。目前，筆者所在學校面向經管類各專業本科和碩士研究生開設的初級計量經濟學在教學內容及講授方式上基本一致，教學層次不明確。此外，由于計量經濟學與其他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經濟學科相比，具有更為嚴謹的數理邏輯體系，其理論方法中涉及許多數學公式和數學推導，因此，多數計量經濟教課書偏重與相關數學方法介紹而經濟案例應用較少，教學內容重數學推導弱經濟理論將使數學基礎并不深厚的經管類專業學生對計量經濟理論方法的掌握程度和應用能力提升大打折扣。
（三）教學方式以老師單向講授為主，教與學互動性差，且多為驗證式實驗為教學重點。目前計量經濟學實驗類課程仍然采用傳統的老師講學生聽的單項講授方式。并且，已有的計量經濟學課堂實驗教學多數以驗證式實驗為教學重點，實驗內容是教材中的習題和案例，教與學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驗證課堂教學內容”方面。直觀的驗證式實驗既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和消化所學的抽象的計量經濟學理論知識，又可以培養學生處理經濟數據、分析實驗結果等基本實驗操作能力。但從本質上來說這種驗證式實驗是對理論教學的補充而非深化，部分學生只要“照貓畫虎”重復老師演示的軟件操作過程，便可得到相應的實驗案例結果，進而使其在實驗課學習的過程中有時會出現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從而大大制約了對學生科研創新能力培養的效果。
二、計量經濟學實驗類課程現存問題的解決路徑
針對筆者多年來在計量經濟學實驗類課程教學過程中發現的主要問題，文章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計量經濟學實驗類課程的教學內容及過程加以改進和完善，以進一步提高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整體教學效果，實現培養經管類卓越應用創新型人才的目標。
（一）科學組織實驗教學，加強學生應用能力、創新能力的培養
精心選擇實驗內容，科學組織實驗教學，注意實驗教學與理論教學在時間上的合理銜接，是加強學生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提高計量經濟學實驗類課程教學效果的有效途徑。針對計量經濟學課程實踐性強、訓練內容多的特點，在有限的學時內只有精選內容、科學組織、合理安排，才能達到有效培養學生應用能力、創新能力的目的。實驗選題應遵循加強基礎、突出綜合、注重能力等基本原則。加強基礎內容的學習訓練，有助于實驗本質的理解和把握，為培養學生接受新事物的應變能力和創新意識打下基礎，案例實驗內容設計注重計量理論內與經濟理論的密切融合，使學生準確把握相應計量模型理論的適用條件，確保通過案例實驗的學習可以有效提升學生應用模型理論的能力。同時，實驗教學在時間安排上應注意與理論教學合理銜接，應在理論內容講授之后及時地配以相應的實驗教學，促進學生更好地理解、掌握和應用學過的經濟計量理論，有效實現理論教學與實驗教學的相互促進，從而進一步提高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質量。
（二）明確教學層次，優化教學內容，注重模型理論與經濟案例的結合
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中應明確教學層次，注重課程定位，優化相應教學內容。總體上看，本科經濟計量學的定位應該是應用型經濟計量人才的培養，而非學術性或研究型，因此，作為本科階段的教學，應以傳統經典經濟計量學模型為主，主要向學生介紹經濟計量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而且講授內容應該適當精選和優化，切忌貪多求全，課堂教學中只講常用方法，盡量簡少或簡化繁瑣的數學推導，將一些較繁瑣的數學推導和更多的方法介紹安排到研究生階段的“中級經濟計量學”教學中去。而對以學術型、科研型人才培養為主的博士生經濟計量學課程應該提升講授內容的深度和廣度，課堂講授應弱化技術細節，側重前沿理論方法的系統性介紹，提升課堂有限時間內的信息量，并適當增加理論前沿應用的課堂專題討論。
同時，在各層次教學中，對不同專業要區別對待，根據學生的專業特色適當調整教學內容和要求。例如對統計、金融等專業學生的教學要求可適當高些，本科生的講授內容可在經典計量經濟學內容的基礎上，適當增加常用的時間序列方面的內容，如平穩性檢驗、協整、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而在碩士或博士研究生的中級或高級經濟計量學中可適當多些關于多元統計方法或ARCH、GARCH模型的應用案例討論。而對國際貿易、產業經濟等存在文理混合招生專業學生的教學要求可適當降低，特別是在本科教學過程中，應更強調經濟計量學的應用性，在講授理論內容時應注重與經濟理論和具體經濟問題的結合，避免學生感覺經濟計量學是一門數學課。
（三）引入“探索式案例教學模式”，側重啟發、引導，增強教學互動
活躍課堂氣氛，增強教與學之間的互動性將有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提高，是促進經濟計量學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的主要途徑。因此，在經濟計量學課程在講授中應該側重啟發、引導學生的思維，改單向講授式教學為雙向互動式、啟發式。
首先，老師在講課的過程中要善于提出問題，激發學生強烈的求知欲望，利用問題引導學生自己思考，得到結論。例如在講解異方差這一概念之前，可以先請學生思考“在實際生活中不同收入階層的人群儲蓄額的波動程度是否相同？”多數同學都可以得到不相同的答案。此時，再在“建立儲蓄函數可能會遇到什么問題？”的基礎上引出異方差的概念，這樣可以使學生更好地理解異方差的概念。
其次，在課堂講授中淡化繁瑣的數學推導，放棄數學過程的系統性，強調對基本概念的理解，強化定性的理論分析，突出分析思路與分析方法。對于每一個重要概念，在介紹其嚴格定義后，將講授的重心放在對概念直觀的或經濟學背景的解釋上，盡量使學生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背后的經濟學意義。在數學推導前要注重思路和方法的介紹，使學生懂得“問題是什么？”“問題的性質是什么？”，“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么？”，而具體的推導過程應盡可能簡潔。例如，在講解最小二乘估計方法時應側重講解方法的原理和求解思路，而對最終最小二乘估計量具體形式的推導過程可適當簡化。
第三，應在課程理論內容講授的過程中引入適當的應用案例與學生進行討論與分析，增強課程教與學之間的互動性，活躍課堂氣氛，結合相應案例講授理論方法，使學生更形象、快捷的接受經濟計量學的理論知識。教學案例可選擇計量經濟研究工作的實例模型，這樣不僅可以使學生接觸和感受經濟計量學的研究成果，還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淡化學生對數學內容的畏難情緒，增加他們對理論概念的直觀理解，有助于經濟計量學教學質量的進一步提高。
第四，雖然驗證式實驗教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學生掌握抽象的計量經濟學理論知識，并具備一定得基本實驗操作能力，但由于本質上其僅是理論教學的補充，對學生科研創新能力培養的作用效果相對有限。而探索式實驗是基于驗證式實驗的基礎上，由學生自己確定實驗選題、收集并整理數據、文獻、進行理論與實證分析、檢驗結論、解釋實驗結果等，最后把實驗結果轉化為實驗報告或論文提交的過程。探索式實驗案例教學方法的主要特色在于可以體現學生的自主性及能動性，充分引發學生分析與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積極性，進而有效提升其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通過探索性實驗案例的講解和軟件操作相結合的方式讓經管類學生跳出計量經濟學的純理論學習，通過對案例的剖析和軟件實現過程的學習，準確有效地理解和掌握計量方法的原理、適用條件和實踐操作，順利地從計量理論過渡到計量方法的準確熟練應用和實現，進而有效提升其學術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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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芝倩.經管專業研究生實驗課程考核評價體系研究[J].高教學刊，2018（04）.
第8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營銷創新 網絡營銷 展望
前言：“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創新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在經濟活動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實現生產要素新的組合，營銷觀念的創新是營銷領域前進的動力和知識源泉，企業只有不斷創新，才能獲得競爭優勢，從而得以生存和發展。競爭越激烈，創新就越存在其必要性和緊迫性。營銷學作為一門研究交換的應用學科，脫胎于經濟學和行為科學，其重要作用一直得到企業的高度重視。
1.營銷觀念創新：過去的歷程
生產觀念是指導銷售者行為的最古老的觀念之一，消費者被認為都是一樣的。福特認為“天下的汽車都是黑色的T字型車”，所以成功的關鍵被認為來自于改變生產線、大量生產而降低成本。在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和戰后一段時期內，由于物資短缺，市場產品供不應求，生產觀念在企業經營管理中頗為流行。具體表現為工業企業集中力量發展生產，輕視市場營銷，實行以產定銷；商業企業集中力量抓貨源，工業生產什么就收購什么，工業生產多少就收購多少，也不重視市場營銷。這種企業之間逐利的競爭降低了成本，實現了商品的大規模生產，使消費者的數量大幅度增加。二戰后科學技術的飛快發展使新產品不斷投入市場，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消費者不再被物資的稀缺而困擾。在變化后的市場形式下產品觀念開始流行，產品觀念認為消費者最喜歡高質量、多功能和具有某種特色的產品，企業應致力于生產高值產品，并不斷加以改進。面對變化的市場，推銷觀念（或稱銷售觀念）是為許多企業所采用的另一種觀念，它認為消費者通常表現出一種購買惰性或抗衡心理，如果聽其自然的話，消費者一般不會足量購買某一企業的產品。因此，企業必須積極推銷和大力促銷，以刺激消費者大量購買本企業產品。但企業對自己產品和推銷能力的迷信最容易導致市場營銷近視，即不適當地把注意力放在產品以及對它的推銷上，而不是放在市場需要上，在營銷管理中缺乏遠見，只看到自己的產品質量和推銷能力，而看不到市場需求在變化，致使企業經營陷入困境。正如哈佛大學的萊維特在5營銷近視病6一書中所道“根本沒有所謂的成長行業，只有消費者的需要，而消費者的需要隨時可能改變。”
2.創新與營銷觀念創新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國際上對創新的研究起源于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創新理論，他于1912年在其著作5經濟發展理論6中首次提出創新概念。按照熊彼特的定義，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在經濟活動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實現生產要素新的組合，熊彼特的創新概念包含的范圍很廣，即涉及技術性變化的創新又涉及非技術性變化的創新。創新的觀念對現代企業來說具有重要意義。企業只有不斷創新，才能獲得競爭優勢，從而得以生存和發展。競爭越激烈，創新就越存在其必要性和緊迫性。營銷學作為一門研究交換的應用學科，脫胎于經濟學和行為科學，其重要作用一直得到企業的高度重視。也許是巧合，在熊彼特提出創新理論的同一年， 1912年哈佛大學的哈格蒂出版了第一本5市場營銷學6，自此以后營銷學領域的新概念就不斷涌現。從理論上看，營銷學之所以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根本原因還在于它作為一門學科在理論上的不斷發展創新，而且這種發展或創新動力總是源于現實經濟需要，而創新的觀念反過來又指導現實經濟。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在過去營銷學發展的近百年的歷程中，營銷觀念不斷創新與豐富，不斷地實現螺旋上升，在營銷領域差不多每隔1”年就會產生創新的觀念以及創新的作法，營銷觀念的創新是營銷領域前進的動力和知識源泉。我下面擬對營銷過去的觀念創新作一個全景式的回顧，對營銷觀念以后創新的方向作個展望。
3.營銷觀念創新：將來的展望
20世紀的結束宣告了工業文明之后一個信息時代和網絡社會的到來，在21世紀的開始，經濟正在日益全球化，企業生存日益數字化，商業競爭日益國際化，在美國率先出現的新經濟沿著經濟全球化的軌跡業已波及世界各國。以互聯網、知識經濟、高新技術為代表，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核心的新經濟的基本特征是信息產業成為新經濟的首要推動因素，網絡經濟得到飛速發展，服務業在社會分工中正成為就業的主要渠道。營銷處在這樣一個高度競爭、瞬息萬變的宏觀環境之中，新經濟的發展要求營銷觀念必須繼續創新并繼續起到指導企業營銷活動的作用。新經濟是建立在信息技術基礎之上的，更加重視消費者的終身價格以及股東利益，營銷上注重以人為本，通過實際行動來創立品牌，努力保持和開拓客戶資源，追求的是差異化、個性化、網絡化和速度化。新經濟要求企業擁有一定的顧客滿意度和一定的顧客保持率并能夠實現本企業對消費者作出的承諾。
結語：目前經濟正在引發著營銷觀念繼工業社會誕生以來最深刻的變革，展望未來可能創新產生的營銷觀念可能大多數會與新經濟有關。新經濟的發展帶來營銷理念的變化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開發電子商務和電子交易，建立和使用數據庫進行客戶管理，注重客戶終身價值、客戶價值管理、客戶利益以及客戶收益率，將推廣資金從概括性的廣告中轉移到更加直接的推廣活動中，用新的方式建立品牌，向電子化和無紙化方向發展，與雇員、顧客、供應商及分銷商結成戰略伙伴，建立的營銷組織必須變革以適應新的市場營銷環境。
第9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技術創新;動力;機制;演化
[中圖分類號] F091.3[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12-0001-03
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不斷加強的歷史背景下,技術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和強化,已經成為一國或地區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所在,世界各國紛紛將技術促進和科技創新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或國家戰略,理論界對于技術創新的研究也日漸豐富｡然而,究竟應該如何才能有效促進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究竟如何等問題至今仍是眾說紛紜｡本文擬在回顧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應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迅速興起的演化經濟學范式分析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以期對此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從而能更好地指導技術創新實踐｡
一､文獻回顧
國內外學者關于技術創新動力機制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最早出現的是一元動力論｡即歷史上曾經爭論多年的科技推動論和需求拉動論,這兩種論調雖然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片面之嫌｡隨后出現了折衷的雙重推動模式,即二元動力論,強調科技推動和需求拉動的交互作用｡二元動力論之后又出現了多元動力論｡比如加入政府作用的三元動力論,再加上企業家精神的四元動力論等｡國內研究者一般強調從內因外因兩個方面探討創新動力問題,外在動力包括需要拉動､科技推動､市場競爭､政府政策､文化社會環境等要素,內在動力則包括利潤激勵､企業文化､內部環境､企業家精神等方面(劉鋒,2003;歐陽新年,2004;柴麗俊,2005;劉明霞,2007等)｡
這些研究雖然不斷挖掘出越來越多的技術創新動力來源,也更加重視各動力間的相互關系,但一般都隱含著企業是技術創新惟一主體的假設｡隨著越來越多的非企業創新主體(比如政府組織､科研機構､個人等)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技術創新的系統性質,國家創新系統理論應運而生｡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認為創新主體應該是包括企業､科研機構､教育部門､中介服務機構､供應商和客戶等在內的復雜系統,主張將企業自身､市場需求､政府政策､各類資源､企業家等各種要素結合起來系統分析技術創新的動力來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學者將技術創新的動因綜合歸納為某一方面或某種通用概念｡比如馬克思的理論中,將資本對剩余價值和超額剩余價值的追求作為技術創新和進步的惟一動力｡希普爾在實證調查確認用戶､制造商､供應商乃至其他主體都能成為創新主體的基礎上,認為能通過潛在創新者的短期期望利潤即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s)來準確地預測創新職能源,亦即認為(期望)利潤是創新的主要動力[1]｡日本學者齋藤優提出所謂的需求―資源關系運力模式(N―R模式),強調社會進程中產生的需求與資源之間不相適應的“瓶頸”現象極大地刺激和促使技術創新活動的發生和進行,是技術創新的主要動力[2]｡這些研究雖然自成體系,但同樣可以將之歸納到一元論､二元論或多元論,并沒有跳出技術創新動力的傳統理論框架｡
從上述文獻中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技術創新動力機制理論從一元論到二元論,再到多元論和系統論的發展脈絡｡一元論中,科技推動說僅從科學技術本身去尋找技術創新的動因,把技術創新看作一個純粹的工程問題,忽視了市場需求和社會經濟環境;需求拉動說把技術創新看作一種對市場的消極反應,無法解釋很多新產品(如計算機)的出現,也無法解釋為何有些市場需求并未引起相應的技術創新｡二元論雖然克服了一元論的一些缺點,但仍然不夠全面,忽視了政府､企業家等因素的作用｡多元論者逐漸將各種內外部因素都納入進來,但缺乏對各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有效分析,而且也拘泥于機械論和決定論的思維方式｡系統動力論試圖將納入技術創新動力系統的諸多要素有機聯系起來､以整體論和系統觀來探究各動力要素間的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理論機械簡化論和決定論思維,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理論工具分析系統成員間相互作用的機制,系統動力論在很大程度上處于“什么都強調等于什么都沒有強調”的尷尬境地,技術創新動力要素間的復雜關系和互動機制仍有待于深入研究｡
二､演化范式的興起及其技術研究應用
經濟學中的演化思想其實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但演化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分支或分析范式是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得以出現的,標志是1982年納爾遜及溫特(Nelson, R. & Winter, S.)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和1981年博爾丁(Boulding, K.)出版的《演化經濟學》｡博爾丁以商品類比生物基因構建經濟演化模型,試圖以此替代新古典分析框架｡納爾遜和溫特則以企業作為研究對象,以企業慣例作為生物基因的隱喻物,通過搜尋､選擇､適應等生物概念和理論的隱喻研究方法建立演化模型,用以分析產業競爭和經濟變遷,從而發展了一種富有前途的經濟學分析范式[3]｡此后,經濟學的演化范式獲得了蓬勃發展,相關文獻呈指數化增長之勢,影響日益擴大,大有掀起一場經濟學的演化革命之勢｡正如著名演化經濟學家霍奇遜所講,演化經濟學興起是20世紀末國際學術界的最主要事件之一[4]｡演化經濟學反對主流經濟學模仿經典物理學,借用均衡､彈性等概念對經濟現象進行簡單化､還原化和決定論的處理方法,強調經濟現象中的有限理性､個體異質性､系統演化的整體性､非線性､復雜性､偶然性和歷史重要性等特征,倡導從生物學和其他自然科學中汲取豐富營養,廣泛使用隱喻方法理解和處理動態復雜經濟系統｡
演化范式于20世紀80年代重獲生機后,演化學者們對技術相關的許多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同時由于凱恩斯光環的逐漸消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經濟事實和主流經濟學對技術進步作用的承認等因素,技術創新理論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演化學者的關注和重視｡總體來看,演化范式關于技術創新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技術創新的一般演化過程研究､技術創新與生物進化的類似性及演化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技術創新仿真模擬研究和技術創新個案研究等幾個方面｡演化范式的興起和發展為重新審視技術創新動力機制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
三､演化范式下的技術創新動力機制
應用演化范式倡導的生物學隱喻研究方法,技術創新可以被理解為一種以技術知識為基因型的表型變異[5]｡因此,技術創新動力一方面可以來源基因型的改變,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基因型不變的條件下通過環境變化“激活”某些原本存在的“隱性基因”而獲得｡由此,技術創新的動力來源總體上就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來自技術知識的變化即新技術知識的生產,二是來自技術環境的激發作用｡沒有光學原理當然不可能產生照相技術,不懂得制冷知識當然不可能發明冰箱,不知曉電磁波原理當然不可能出現雷達……,現代技術創新越來越依賴于新知識生產(特別是科學發現)已經是人們的一種共識,技術創新來源于新技術知識這一點應該是顯而易見和不容易引起異議的｡但是,技術創新也可以在技術知識不變的條件下由于環境的改變而獲得｡比如,沒有水流的地方不會出現水車或其他水力裝置,即使人們完全能夠懂得這些技術;水上部落的人們當然也不會發明輪子這種無用的東西,即使他們懂得如何使用輪子｡一旦環境改變提出了對這些技術的需求,即使在技術知識集合沒有任何改變的條件下這些技術也會應運而生｡環境的“激活”作用其實顯而易見,雖然它往往被人們所忽視｡地理環境､社會制度､､文化氛圍等各種環境要素的改變都可能使得原先處于“隱性”狀態的技術知識被“激活”而“表達”為某種新的技術,即技術創新｡因此,“對觀念(知識)本身的進化的關注完全偏離了有關技術的標志｡技術不完全是觀念(知識)領域的一個子集｡它的真實世界互動和其組織需要產生了非常不同的特征”[6]｡
事實上,任何技術都是技術知識與環境耦合的產物,技術創新動力必然來源于這兩方面｡因此,希普爾關于創新職能源的預測其實可以更簡單｡在環境變量一定的條件下,新技術知識的生產將成為技術創新的主要動力來源,亦即技術創新最可能出現在創新所需要的技術知識最容易被生產出來的地方｡科學儀器創新主要來源于用戶――科學家,因為在用戶即科學家這里最容易形成科學儀器創新所需要的新技術知識;工程熱塑料和塑料添加劑創新更主要來源于制造商,工業氣體技術創新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供應商等現象都是同一道理｡技術知識不變的條件下,環境變化對原有技術知識的“激活”作用則成為技術創新主要動力來源｡這就是為何社會急劇變革時容易出現“技術涌現”現象的主要原因,也是工業革命首先發生于英國而不是知識積累相差無幾的德國或法國的主要原因,也是很多轉軌經濟得以快速擺脫“短缺”市場的主要原因｡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技術知識變化與環境激活這兩種技術創新來源并非界線分明,很多時候是難以截然區分的｡比如一種新材料的發明和使用使得原本不經濟的停留在理想中的產品得以大規模產業化生產,這種新產品當然是一種技術創新,但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由于環境改變(即把新材料作為一種環境要素)而激活的產物,也可以被看作是技術知識變化(新材料生產和使用知識的加入)而導致的結果｡知識的沿時間和空間的互補性以及知識的條件性等特征實際上使得我們很難確定這種變化應該歸于技術知識變化還是環境變化[7]｡但是,這種區分理論上還是有必要的,而且這種現實中的模糊性并不影響我們的分析思路和結論｡
更進一步的研究會發現,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因為環境不僅在激活原有技術知識的表達上起作用,也在刺激新技術知識生產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技術創新動力系統理論將利潤刺激､市場競爭､政府政策､社會制度､企業文化､等各種內外因素都納入分析視野的做法顯然比前人前進了一步,但還應該更進一步從環境對新技術知識產生的“刺激”作用以及環境對技術知識表達的“激活”作用這兩方面來理解各動力要素的作用及相互關系,這樣能夠有效緩解系統理論“什么都強調等于什么都沒有強調”的缺陷｡
四､結 語
演化經濟學的發展為重新審視技術創新動力機制提供了有益的視角,應用其倡導的生物學隱喻研究方法,技術可以被理解為以技術知識作為基因型的表型,任何技術都是知識和外部環境耦合的結果,技術創新的動力一方面來源于技術知識的變化即新技術知識的生產,另一方面來自環境的激發作用｡從這兩個方面去理解技術創新動力系統內部各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構建一種演化性質的技術創新動力機制理論,能夠有效地效緩解系統理論的缺陷和尷尬,是理論發展的必然趨勢｡當然,本文僅僅提出一種基本思路和觀點,關于這個主題仍需要日后進一步的細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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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ynamics Mechanism Based on Evolutionary Paradigm
Yang Yonghua1,Wu Yougen2
(1. Business School,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2. Economic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