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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現代化的涵義
廣義社會現代化指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兩次轉變蟲然從現階段來看,我國很多發達地區已完成了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并正在經歷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的轉變,但在內蒙古、西藏等大多數民族地區仍然處在第一次剎-會現代化階段,即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的階段所以,我們考察社會現代化的內容主要從第一次社會現代化著手,由于較多地區在完成工業化的過程中出現了諸如高能源消耗、環境污染、貧富兩極分化等問題,那么我們在研究社會現代化時又小得小吸取經驗教訓,走出 一條集合經濟、政治、文化和人協調發展的綜合、生態、民主、科學、自由全而發展的現代化的道路,為民族地區及其他發展一般性地區在現代化道路上指明力向,以便我們盡量縮小甚至是趕上發達地區發展的步伐
社會現代化全力位演變的過程的各個力而經濟現代化(工業化、市場化)、政治現代化(民主化)、文化現代化(科學化)、人的現代化等等是相互聯系制約著的其中,工業化無疑是經濟現代化以及整個社會現代化的根本環節,是全部過程賴以展開的根本動因工業化過程的展開必然要求市場化過程與之相伴,它以自身的客觀邏輯促使市場化過程的展開;而反過來,市場化過程的進展狀況,又作為直接必要條件制約著工業化的過程以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統一為內容的經濟現代化呼喚著政治現代化和文化現代民主化和科學化,并為一者提供了技術基礎和條件;反過來,民主化和科學化又制約著工業化和市場化的進程.政治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是經濟現代化的重要保障而人的現代化則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是社會現代化的最終要求和日的,所以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為人的現代化提供了好的條件,同時人的現代化又是促進前三者的發展總之,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之間是相互制約的,必須把它們協調起來,才能共同推進民族地區的社會現代化實現
2.民族現代化發展現狀
2.1民族地區的經濟現代化
談及民族地區現代化的根本是經濟的現代化了解民族地區的經濟現代化現狀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層而去著手 民族地區生產力發展的工業化在民族地區,基礎設施薄弱,經濟發展力式落后發展經濟多依靠傳統的手段對于新興的微電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工程等新技術帶來的有利時機因本身條件的}S}制也未能完全把握
生產關系市場化,即也就是企業而向市場,自主地開展生產經營活動,通過市場實現聯系市場化是我們選擇的正確道路,而信息化和網絡化又是我們市場化必須借助的平臺民族地區本身地域因素的影響,區域與區域之間多為無人區想要發展市場化有障礙
2.2民族地區的政治現代化
民族地區日前經濟文化較落后的狀況小能為其民主的發展提供充分的物質條件和較理想的環境,造成了民族地區政治民主實施的困難在民族地區,剎一區組織建設薄弱,社會保障制度小健全,缺乏強有力的激勵機制和制度
2.3民族地區的文化現代化
民族地區現階段都在大力發展教育事業,鼓勵和弘揚科學精神但是從總體上看,民族地區的科學文化水平的日前的發展還小平衡,至今還有小少地區還有相當數量的文盲和半文盲的存在
2.4民族地區人的現代化
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歷程中最核心的日標,是社會現代化的出發點和最終日的民族地區要實現社會現代化,最終要取決于人的現代化提高民族地區民眾素質,實現民族地區人的現代化是民族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中之重民族地區人口眾多、但知識水平、素質較發達地區有差距民族地區的現代化突破口在于人的現代化,尤其是在于民族地區民眾的知識水平、價值觀念、思維力式和行為力式的現代化
3.民族地區社會現代化建設中目前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3.1落后的經濟發展力式與轉變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主要是依靠民族地區地廣物博,通過對資源大量的開采以及初級加工來實現經濟發展但由于民族地區自身原本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下隨著資源的消耗,勞動力成本的增加,想要通過粗放的力式發展經濟變得越來越難如何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力式由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和資金密集型轉變,成為民族地區經濟現代化實現的關鍵
從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力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啦尹;首先,依靠科技進步來促進經濟發展力式的轉變,就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其次,依靠勞動力素質提高來促進經濟發展力式的轉變,就要民族地區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同時,企業也要創造條件,對勞動力進行在崗培訓,促進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能力的提高最后,依靠管理創新來促進經濟發展力式的轉變,就需要運用先進的管理理念強化管理;同時,也要大力培養現代化的管理人才,促進管理結構的優化
3.2政治法治化的小完善與解決途徑
民族地區政治現代化過程中,首先要考慮如何讓政治系統在陽光下運行,使民眾能成為監督腐敗滋生的主體那么落到實處,一力而是制定完善的法律體系,另一力而就是考慮要通過力式使政治法律、規范真正得到尊重和嚴格執行,因此力式力法的探索也成為民族地區政治現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的話題
現在我們社會正在倡導和逐步實施的政務公開,官員公布則產狀況,發揮大眾媒體的監督作用,網絡政治化等等途徑和力法都有利于政治現代化,有利于民主政體的發展民族地區在此大環境的影響下實現政治現代化也必然是指日可待的
3.3多元價值觀對核心價值體系的沖擊與協調辦法
民族地區的民眾較多都是有自身民族信仰的在信息化時代,多元價值觀充斥著民眾的大腦我們在倡導多元文化發展和尊重民族信仰的同時,更應該注重樹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黨的}-報告提出,要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如何在民族地區的民眾意識中樹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使其成為主導價值觀,又能鼓勵多元價值文化的存在和尊重民族信仰,具體建議如下:要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轉化為人民的自覺追求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主動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另一力而要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同時,民族地區的文化發展也必然需要了解民族地區的文化工作者發揮其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積極響應號召,發揮自我的能動性推動民族地區實現民族文化的興旺繁榮對于實現民族地區現代化是十分重要的環節
3.4人的價值評價陷入誤區和解決力法
我國物業管理企業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生活、工作環境的要求不斷提高,派生出的新興的服務性行業。其產生之初僅僅是房地產開發的后續服務機構;相對房地產開發商而言,它是一個終端服務單位,但對業主和物業管理企業本身而言,它永遠都是始端服務部門。
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物業管理誕生伊始,便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廣大業主將之作為提高自身整體生活水平的依據而對其報以厚望,開發商以此作為自已樓盤的銷售亮點,政府主管部門又將之作為規范社區管理,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加以引導。這使在我國誕生剛剛20年的物業管理行業幾乎成了關乎國計民生的一個重要領域而被社會各界加以重視,成為了新世紀引入注目的聚焦點。
進入21世紀,我國物業管理行業經過了20年的經驗和理論積累之后,正從幼稚走向成熟,并象所有其它企業一樣向著現代企業制度方向前進。實踐證明,在這一前進過程中,物業管理企業必然向著規模、區域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一、新世紀物業管理將向規模化方向發展
(一)規模化經營的必然性
物業管理的規模化經營早就是業內人士談論的熱點問題。我認為新世紀的規模化經營,就是物業管理企業充分利用自身資源,最大限度地擴大管理面積和管理領域(當然這個最大限度不是無節制,而是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科學地確立自身的管理成本和經營目標,在一個適度界定的市場競爭中,最大化的占有市場份額。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無論是企業競爭的絕對業績,還是企業競爭的相對地位來說,市場份額都是商家的必爭之地。市場份額理論還告訴我們,企業僅僅達到經營規模還不行,它還必須在市場份額總量上居于首位,才能優于別人。
當然,物業管理企業的規模化經營并不是指簡單的擴大再生產,從企業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經營行為來說,規模化經營還充分考慮其投入產出比率,也就是隨著投入的增加,規模的擴大,其單位增量所產出的效益應逐量增高,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真正意義上的規模經濟效益。
由此可見,規模化經營能為管理企業降低成本,充分利用有限資源,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
(二)規模化經營的途徑
擴大市場份額占有率,實現規模化經營是現代物業管理企業不變的主題,但在市場份額總量有限的情況下,物業管理企業如何實現規模化經營呢?
兼并重組,充分利用小企業資源。
目前,無資質等級、小而全的物業管理企業較多,許多房地產開發商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已成立物業管理公司管理共開發的樓盤,但由于面積較小,造成大量重復投資及資源浪費。顯然,這種狀況對物業管理行業整體進步不利,由于這部分公司服務的不規范,也使本應享受正常服務的業主(住戶)的利益受到損害,使業主投訴增多,這極大地損害了行業的整體形象。從長遠來看為促進行業健康發展這些小物業管理企業宜通過兼并重組,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共享企業資源如資金、技術、材料、勞動力等。通過企業整合,建立產業規模促進行業健康發展。規模化經營也可推動這些要素的流動和優化組合,促進行業的共同發展。2、抓住時機,適時介入內地物管市場,擴大物業管理面積。
新世紀民伊始,物業管理市場的競爭便呈現出白熱化趨勢。內地物業管理市場的巨大潛力,吸引了眾多實力公司的目光,有品牌物業管理企業把走向內地搶占市場作為發展目標。一段時間以來,物業管理市場呈現出“四海伐鼓雪海涌、三軍大呼陰山動”的局面。但我們應該意識到,任何一家物業管理企業要到異地發展都具有一定的難度。在占領內地市場的初期階段,對當地的政策法規的熟悉了解需要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會出現水土不服以及由于管理鏈拉長而導致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率下降的現象。同時,內地物業管理消費意識不夠,收費標準較低,造成管理過程中矛盾多、風險大,稍不留神便會出現投資虧損、損害企業品牌形象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進軍內地的物業管理企業,使其在進軍內地之初,很難因規模的擴大而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對此,任何一家進軍內地的物業管理企業都必須要有足夠的認識和思想準備,摒棄急功近利的念頭,潛下心來為真正在內地市場站穩腳跟做準備。
我們還可以看到,物業管理企業進軍內地市場的初期階段,正是其與本化磨合的關鍵時期,也是傳播自已品牌,并使之具有“本土化”的必由之路。這一時期使我們能夠充分了解當地的物業市場狀態,適應當地風土人情,積累本地物業管理經驗。內地物業管理市場起步較晚,對沿海等地先進的物業管理經驗十分重視,他們需要有一個相互認識、相互了解、相互學習、共同提高的契機。我們進入內地市場,恰恰為其提供了一個學習、交流的機會。因此,只要我們堅持“服務第一”的指導思想,把自身積累的經驗和沉淀的理論充分運用于物業管理的實際工作之中,我們就完全能夠得到當地市場的認可。例如,福田物業便是在1999年進入蘇州市場之初,我們便始終堅持“塑造品牌、用心服務”的指導思想。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艱苦努力,“福田物業”這一品牌已經得到了當地政府主管部門的充分認可,廣大業主也將“福田物業”作為他們享受舒適生活的依據之一倍加信賴,當地開發商已將“福田物業”的管理介入作為其樓盤的促銷手段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前期付出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一年來,福田物業已在蘇州接管了五個樓盤一百多萬平方米的物業管理面積。以蘇州為根據地,“福田物業”的美譽度還傳播到附近城市,如昆山市高新技術開發區房地產公司便主動上門要求我們管理其建筑面積近20萬平方米的“世紀佳園”。使福田物業成了蘇州乃至周邊城市及地區的物業管理金字品牌,為實現規模化經營積累了豐富經驗。
二、新世紀物業管理將向區域化方向發展
所謂區域化物業管理就是利用城市管理理論、系統論及可持續發展理論,對轄區物業實行綜合管理。它是以市政社區規劃為基礎,以城市規模的生產、生活為規模,條塊結合,組合成若干適度區域,使之成為能全面推行物業管理的小區。例如深圳的華僑城片區、新洲片區、東門商業區、華強北商業區等。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城市功能劃分越來越細,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快。政府為簡化辦事程序,從具體事務中抽身出來制訂宏觀政策,必將部份服務職能讓社區和企業來承擔,由此,區域化物業管理初見端倪。
區域化物業管理同單一的物業管理有著許多不同的地方。我們知道,任何單一物業都與其周邊環境、公共市政、公用事業、配套設施有著必然的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單一物業管理是區域綜合型物業管理的組成部分。前是是單一專業型,后者則是綜合網絡型,后者更貼近城市管理的核心,并具有社會職能和企業職能的雙重性。如區域型物業管理企業必然會承擔相當的社會責任,直接介入和參與政府組織的相關活動。區域化物業管理最大的特點是轄區集中成片,具有一定的規模,服務的內容和對象比較廣泛,配套齊全,軟件建設思路明晰。有利于個業倡導以人為本,便于合理處置城區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有機、有效、合理地配置資源,并不斷回報社會,從而促進物來管理在可持續發燕尾服理論指導下健康、穩步發展。
區域化物業管理的企業會根據區域(片區)物業管理的需要,科學、合理地對區域內輔助配套設施進行規劃,最大限度地避免日后維修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浪費,為后續管理打好基礎。同時,區域化物業管理要求把區域內分散的物業集中起來進行集約化管理。但這并不等同于一個公司要搞區域壟斷經營和管理,而是要實現整個區域的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現代化生產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集約化,即資源的優化組合與專業化管理和規模化經營相集合,這在21世紀物業管理中將表現的更為突出。
由此可見,區域化物業管理具有比分物業管理更多的優勢。首先,區域化物業管理有利于社區的綜合管理,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可以通過區域化物業管量單位提供的全方位的服務來實現;其次,區域化物業管理還有利于社區的治安管理。物業管理企業處于社區管理的第一線,對轄區內工作、生活的業主比較熟悉,對預防犯罪、維護治安有著積極重要的作用。區域化物業管理還有利于社區整體環境的治理和建設,從區域化大環境的角度綜合考慮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的治理、建設、保護,這樣起點高、效益好;第三,區域化物業管理還可大大降低管理公司的管旦成本。區域化物業管理的規模、容量都大大高于單一的物業管理,可以做到資源共享,為物業管理公司降低管理成本,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三豐收”,為企業規模化發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質保障。綜上所述,區域化物業管理為物業管理的總體目標得以實現提供了廣闊的空問。主要表現在,能繼現代人創造一個安全、舒適、文明、和諧的理想的居住、生活、工作和娛樂環境,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物業的價值,提升物業的檔次,能提升物業管理品牌聲譽,增加公眾對物業管理的信心,促進物業管理總體目標的實現。
三、新世比物業管理將向專業化方向發展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城市發展水平必然會越來越高,城市功能劃分將越來越細。對于物業的日常管理維護保養的要求越來越高,物業公司將起到統一組織、調度和資源整合與分配的作用。
隨著經濟區域化的推進和新的世界性經濟運行機制的啟動,跨國公司、世界性經濟組織等成為主要角色先后登場,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強。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國際聯合、控制資源流向、影響經濟生活、引導文化潮流,深刻地影響著國家的社會生活,也對傳統的權力運作帶來了挑戰。區域化的經濟超出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迫使人們去尋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國家所承擔的社會福利職能轉讓給跨國機構。對于政府而言,區域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一方面,經濟區域化為政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國家間的相互依賴性既有利于用規則貿易取代強權貿易,從而給予發展中國家自我保護的手段,也將為國際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機會。由于在客觀上要求分工的深化與市場規模的擴張,區域化推動著銷售從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擴張。在追逐規模效益與分工效益的過程中,跨國公司通過投資活動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協調其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格局,推動產業內貿易和公司內貿易的高速發展。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向哪個地區,就會加速哪個地區的發展。因此,區域化無疑拓寬了政府活動的空間和領域。
另一方面,區域化對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提出了挑戰。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典型的后發型國家,中國要成功地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在區域化競爭中立穩陣腳,關鍵是要建立一個求真務實、具有強烈責任感的政府。但現有政府管理體制仍舊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政策的可預見性和法規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難植入。從依法治國的理念載入憲法到有法必依成為行政主體的自覺行動,我國的歷程十分漫長。另一個嚴峻的事實是:有法不依、無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情況在實踐中依然大量存在;憑經驗辦事、按首長的指示辦事等情況在一些地方屢見不鮮。內部法規大于國家法律,造成壟斷經濟,即“權力經濟”,其主要表現為:市場準入,壁壘限制;長官意志,一言九鼎;法規體系薄弱,程序性法規匱乏。這些表現都不符合區域化經濟的發展。
其次,政府的實際運作方式還不夠規范。在政企關系上,我國政府還未完全從企業活動中超脫出來,權力性干預和管制依然過多,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滯后。在市場機制的培育上,我國政府的依法管理還很不完善,缺乏現代的公共服務觀念。在管理隊伍上,我們還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駕馭現代市場經濟、有效進行宏觀調控的政府人才隊伍。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將受到挑戰:跨國公司可能通過多種途徑繞過東道國政府的控制,可能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隨時轉移生產和投資。這決定了中國在區域化環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區域化高效的服務型政府的必要性,要求政府從傳統的行政命令方式轉變為行政指導方式,行政方式從剛性轉變為柔性。
區域化背景下的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管理變革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公共行政理論研究處于空白狀態,實踐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論(政治與行政不分)和古典的官僚制度(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結果,政府往往以政治的方式對待行政(如政策制定),以行政的方法對待政治(如資源分配),并由此導致了一些問題和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性腐敗。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所有的公共產品,這一理念是導致政府擴大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的重要價值原則;同時,政府是外在于市場的公共權力機制,這一觀念造成了政府與市場的脫節,使得政府運作缺乏市場效率,市場運作缺乏公共支持。
相比之下,新的公共行政理論是融合了公共理念與市場理念、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 and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和有效性)為目標的管理改革模式。它極大地突出了市場理念和公眾的重要地位。
在強化市場理念方面,新理論將政府納入整個市場體系中加以通盤考慮,認為應該將公共服務視為重要的市場領域,將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場機制與公共機制的結合;討論政府在注重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資金運用的市場效率,把政府服務的質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社區化和社會自愿服務,強調在不同的服務機構間引入競爭機制和市場檢驗。因此,政府不再是單一的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其管制和審批部分的權力將大規模釋放甚至取消。而信息資源的公開程度和提高貿易政策、法規透明度的要求,使政府內部機構變革成為必然。
在政府與公眾關系方面,新理論強調顧客取向、以服務對象為中心,并通過建立企業化政府來提高政府的能力與效率,使公眾獲得更多高質量的服務。在實踐中,區域化使政府與公眾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投資來源的非本國化、經營活動的非本土化、交換的電子信息化以及國際民間組織力量的日益“自治化”,都使公眾和公民社會在社會生活中的自治式運作能力、承受各種風險的自主能力大大加強。這對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是:加強對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不再從管理主體的角度考慮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會與公眾的立場上考慮政府如何為公眾服務。
區域化背景下中國政府管理變革的取向
在中國―東盟經濟區域化的趨勢下,如何進一步發揮政府在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政府如何運用市場法則來進行公共事務管理、提高公共行政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是目前面臨的現實而又緊迫的問題。借鑒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政府管理應當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轉變革新:
(一) 從以權力為中心向以規則為中心的轉變
以權力為中心的運作方式,隨意性和無序性較大、公開度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力支配一切。而在區域化時代,社會環境瞬息萬變,社會需求多元化,政府難以繼續試圖向社會提供壟斷。政府應該轉向一種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務提供劃槳分開的體制,選擇把自己局限于政策和指導從而把實干讓給他人去做,從而有所為、有所不為。這要求政府必須嚴格依法行政,政府運作的基本規則應從以往運用行政權力進行強制性干預,轉變為通過制度供給引導服務對象按照政府規范實施行為,即由權力行政轉向規則行政。
(二)從管制行政向服務行政轉變
在區域化的背景下,政府將不再單純地限制市場主體的活動,而應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參與和干預經濟生活。它在理論上也不再僅僅采取單純的管理性行政,更應當實施滿足社會和公眾需求的服務性行政。
在西方,各國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最終選擇了服務職能,實現了由過去重管理輕服務、以政府為中心,到開始注重公共服務、以滿足公眾需求為中心的轉變。在中國,政府管理變革離不開國際公共行政發展的宏觀背景和時代的特殊性,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入世的特殊要求。它們預示著政府職能結構的中心將由行政管制的職能逐步轉向公共服務的職能,意味著政府施政需要符合公眾的意志和愿望、重新設定政府與公眾的地位和關系,也表明了政府行為的公眾取向。
(三)從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轉變
(一)全球化、區域化已成世界發展方向,公共管理方式在發生變化
首先,隨著世界發展方向的變化,世界各國、各區域發展表現出了新的特點,其中開放化是其共有特點,也代表著公共管理要走向開放,并且開放力度會越來越大;其次,全球化、區域化影響下,世界各國、各區域之間的關系由“隔離”變得“唇齒相依”,各國家、區域之間的公共管理需要加強合作。
(二)現代科技的飛速發展與社會進步,可能引發新的公共管理問題
現代科技的飛速發展,極大的推動了社會進步,但是其也進一步加劇了世界各國之間、同一國家不同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從而引發新的公共管理問題;以我國為例,受現代科技的影響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越來越快,中西部地區發展速度也在加快,但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差距”卻在不斷加大。
(三)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導致公共管理問題集中出現
自本世紀初開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迎來了黃金時期,社會生產工業化程度大幅提高,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隨之而來的是我國城市人口規模的大幅增加與社會生產、生活需求的急劇增長,我國公共管理的空間在短期內發生劇烈重組與集聚,公共管理結構變得復雜、異常,問題開始集中出現。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進一步加速了公共管理問題爆發
自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面貌極大改變,但公共管理問題也趨于集中爆發;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經濟體制的成功改革與快速發展,而政治體制改革卻緩慢不前,特別是行政分權改革、社會法治建設進程的相對滯后,可能會導致公共管理問題的集中“爆發”。
二、我國公共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公共管理“泛行政化”問題明顯
受到我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影響,我國的公共管理組織運行方式、權利來源和工作目標等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有著明顯的“行政化”特點,該特點一方面有效的保證了公共管理組織的正常、穩定運行,但是另一方面也由于“行政化”的影響,各區域、各公共管理組織表現的相對過于獨立,不利于工作開展。
(二)公共管理缺乏有力法律保障支持
在公共管理領域,決定公共管理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法律與法規,其為公共管理實施提供著重要保障和支持。當前我國的公共管理領域,由于缺少健全法律、法規的保障和支持,導致公共管理者在進行決策時有很大的隨意性,不利于保證決策的正確性與有效性,影響公共管理工作效果。
(三)公共管理主體缺乏協作、合作精神
行政化特點導致各區域、各公共管理組織之間表現的相對過于獨立,是制約公共管理工作有效開展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各公共管理主體本身缺乏協作、合作精神,也是制約公共管理工作有效開展的重要原因。各公共管理主體之間應該加強合作,壯大公共管理力量,增強公共管理工作效果。
(四)公共管理績效評價體系待建立、完善
對于公共管理而言,我國還不存在一套完善、有效的績效評價體系,甚至多數地區沒有公共管理績效評價體系;針對這一情況,有必要嘗試建立專門的公共管理績效評價體系,從公共管理組織、政策制定與執行效果、相關人員工作業績、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效果等角度、指標上對公共管理進行評價。
三、新常態下的我國公共管理創新路徑
(一)加快轉變社會治理理念,形成新公共管理有效方法
所謂轉變社會治理理念,就是說政府要從傳統的政府管理向公共管理轉變;即逐步拓寬社會治理與管理視野,在特定公共事務領域應發展與利用非官方組織,形成多元、多樣的公共管理主體,借助這些公共管理主體發揮公共管理作用,逐步形成一套異于傳統的新的公共管理有效方法。
(二)加強公共管理法制建設,為管理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相應公共管理法律、法規的缺失,也導致針對同一問題不同地區、不同公共管理主體提出的解決對策、方案等的各不相同,形成一種各不相讓的局面,而各方又不能保證自己的方案有效,在再次出現問題時忙于推卸責任。為此,必須加強公共管理法制建設,為公共管理工作效果提供有效保障與支持。
(三)促進公共管理組織之間合作,建立多層面組織結構
新常態下,傳統公共管理制度、方式、方法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小;要求各公共管理組織應該順應全球化、區域化發展潮流,加強彼此之間的協作、合作,讓公共管理組織朝著多層次、網絡化的結構方向發展,保證各公共管理組織能夠有效應對未來更加復雜的公共管理問題。
(四)建立與完善公共管理績效評價體系,提升管理效果
關鍵詞:區域公共管理 制度創新 制度缺失
隨著我國城市的迅猛發展,城市環境問題、公共管理問題、城鄉差距問題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來。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管理區域化和信息化的復雜社會經濟條件下,傳統的“行政區行政”治理模式已變得破綻百出,既不能解決現實中的實際問題,又不能及時應對產生的新問題,因此,區域公共管理制度必須要有所創新。
一、目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區域公共管理還存在著“泛行政化”問題
組織運行方式行政化,權利來源行政化,組織目標行政化,這些可以有效地保證組織的正常運行,促進了政府之間的合作與溝通,但是區域公共管理“泛行政化”將實際有效的解決區域問題的宗旨扭曲,破壞了在管理中的合作、平等精神,地方組織及政府的辦事效率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是一種僵固的模式。
(二)GDP崇拜主義泛濫、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地方政府間產生惡意競爭
GDP是評價官員政績的其中一個標準,也是對區域管理好壞的一個重要標準,這樣也就造成地方官員一切為了GDP,不關心基礎建設是否科學和是否對環境造成污染。
區域管理的管理權屬于區域政府,區域的一切發展都是由區域政府負責,對于影響區域發展的行為都被作為“敵人”,區政府會實行保護自己利益的經濟保護制度,本地經濟得到了發展,但是也形成了惡性循環。
(三)流域治理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近年來,我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速度得到迅速提升,從而引發了空間集聚、空間重組社會公共問題。流域從自然區域角度看是一個具有極強的整體性的區域,流域內的不同自然要素之間關系較為密切,尤其是上下游之間關系更為密切。流域內的一個自然要素受到破壞,就會對周邊造成一定的影響。流域會被不同的行政區域分割,造成流域的不完整,不同的區域相互之間沒有進行合作,自己污染自己的,自己治理自己的,從而造成區域環境污染得不到治理。
二、針對當前區域管理存在的問題應采取的一些措施
在地方政府分權化、社會信息化、區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區域發展中的沖突和矛盾日趨復雜,不斷增加,這樣也就給區域公共管理體制帶來很大挑戰。認真對區域公共管理體制進行研究能夠更科學地規劃區域公共管理體制,指導區域公共管理問題,提出有效地方案咨詢和政策建議,促進社會和經濟的快速發展。
(一)轉變管理理念
對于區域公共管理理念的轉變,就要結合實際情況,對于先進的管理理念進行學習,摒棄落后理念。首先,改變公共權利的運用方面。公共管理的權利通過主客體間的談判、協作、溝通、明確關系等手段,建立上下互動的、多元的、分散的權利運用體制。其次,區域經濟帶建立以后,公共管理的主體發生了變化,有非政府組織也有政府組織。區域公共管理是社會的變遷和時代的進步,是無縫隙社會和開放社會的產物。最后,目前有很多區域經濟帶都是由于受到行政區劃的限制,自身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限制。應當改變傳統的單邊行政或內向型行政,樹立共同治理的理念,奉行政府間協作,試行區域性行政。
(二)努力改善區域公共管理政策
過去,不管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對于區域間的公共管理政策都較缺乏。區域政策的不完善或者缺失都會對區域經濟帶的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區域政策的與時俱進是區域公共管理制度創新的保證。傳統的公共管理政策已經不符合目前發展的需要,傳統的政策都是地方或國內的內向型政策,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應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是區域功能性政策的實施,主要包括:1、人們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政策,地位也得到相應提高。很多區域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沒有注意保護環境,已經對環境造成嚴重影響,帶來了慘痛的教訓。2、還需要對市場競爭政策進行調整。科學的市場政策有利于建立合理公平的國內大市場,也有利于消除政府間的不正當競爭。3、區域發展政策。區域發展政策可以有效地調節區域發展差距,協調區域的發展。其次,認真做好政策一體化。政策一體化是指政府通過協調、調整或者對執行機制和國家政策的相互認可減少由于管理機制帶來的負面效應,是超出國民待遇范圍的措施。在國外政策一體化優秀案例有新西蘭、澳大利亞、歐盟之間的密切經濟關系協定。區域政策一體化的實施可以通過管理體制的完善、規章和規則的協調以及各地政策的有效配合,一方面開放了市場,促使了市場公平競爭,另一方面獲取了較大的經濟利益,降低了經濟成本。
(三)改變區域公共管理機制
有學者認為的觀念和集體意愿的組織原則是兩個構成性要素。還有學者認為網絡性是全球性的最大特點,治理機制不是等級制的而應當是網絡性的。因此根據不同的組合方式,可以得出治理機制的4種不同類型,分別是網絡主義、法團主義、多元主義、國家主義四種治理機制類型,這四種管理機制多適用于某個行政區政府或者國家。對于區域公共問題,傳統的科層制顯得力不從心,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區域公共問題,必須借助于自組織制、市場機制、科層制等混合機制對區域公共問題進行治理。通過大量的案例和實踐證明,網絡治理機制是比較適合跨行政區和跨國的區域共同體。
(四)政府績效管理體系的科學建立
政策的執行主要靠政府官員,政策執行的情況如何與政府官員密切相關。政府績效管理體系只有被科學地建立,才能使官員工作效率和質量得到提高,從而使政府運轉效率得到提高。政府績效考核要滿足科學發展需要,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
三、結語
城市工業化和市場化體制的改革造成了區域公共問題的產生,要想使這些問題得到有效地解決就需要在區域公共管理體制的政策、機制、理念以及政府績效管理體系的建立等方面做到勇于創新,才能使區域經濟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高職院校;區域文化;文化自覺
黨的十報告指出,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對主體文化的覺悟與覺醒,能使改革者和建設者的文化主體意識得以張揚,文化創新精神得以呈現,進而實現文化自信與文化自強。實現文化自覺,首先要看文化有沒有根,有沒有本。作為地方高職院校,挖掘、傳承地方區域文化,不僅關系到高職院校自身文化建設,而且對高職院校引領地方區域文化發展,落實文化強國建設的戰略部署有著重要意義。
一、依托區域文化是高職院校歷史使命的必然選擇
職業院校因大工業新型人才需求而誕生,其開端即具有鮮明的地方屬性。如果背離了區域特色文化,職校的專業課程建設、校園文化建設、師資隊伍建設等的發展也成了無源之水,必然導致辦學的盲目性,并終將失去其辦學的合理性。要構建高職院校的文化自覺,自然離不開其天然的地域性特點。
1. 高職院校的辦學定位具有區域化特點。
《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方案》中指出:“學校定位是指根據社會需求和自身條件在一定時期學校的發展目標、類型、層次、辦學形式、服務面向等方面的定位。”辦學定位是解決培養什么類型的人才以及怎樣培養人才的大問題,是辦好高職教育的首要和核心問題。教育部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明確了高職教育“肩負著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以服務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為目標,因此,高職院校應立足本地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調研區域產業經濟的需求,培養符合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具有一定人文底蘊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
2. 高職院校的辦學基礎具有區域化特點。
學生作為學院的重要辦學基礎之一:一是生源具有區域化特點。地方高職院校招收的對象主要是中專、職高的畢業生以及普通高中畢業生。大部分高職院校都是主要面向本省招生,本地及周邊地區的生源占了相當比重。高職院校的這些土生土長的本地生源,使學生從小熏陶在家鄉的人文環境和文化氛圍中,懷有對本地文化的認同和對家鄉的深厚情感;二是畢業生去向具有區域化特點。由于為數較多的本地學生更傾向于留在家鄉,同時外地生源不舍在三年中通過校友、同學或者老師等途徑在當地積累的人脈資源等多方面的原因,有相當一部分畢業后會選擇留在本地及周邊城市工作。
3. 高職院校的辦學功能具有區域化特點。
高職院校的主要辦學功能是服務于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高職院校是所在區域的文化中心和文化高地,處于社會先進文化改革和發展的前沿,引導著社會的價值取向和文化訴求。高職院校在吸收先進的社會文化和企業文化、融合地方文化精華的基礎上,要充分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努力提升文化滲透力和輻射力,以主動地與企業、社區聯合組織文化活動為重點,以組織師生開展送文化進企業、送文化下鄉等活動為抓手,以將學校的圖書資料、體育設施、文藝設施、醫療設施等資源共享和開放服務為基礎,促進和推動校園文化與地方文化的互動融合。此外,高職院校可以而且必須在地方文化資源發掘、整理與研究,地方文化產品的創作、傳播與開發等領域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依托區域文化是高職院校增強文化自覺的必要途徑
作為與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天然的融合、開展科學研究和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力軍,高職院校要增強文化自覺必須首先積極主動反思自身文化現狀與發展困境,緊密結合地方文化的特色與實際,充分認識掌握并利用地方區域文化資源。只有在充分認識自己的文化的基礎上,才能正確把握文化發展規律,主動擔當發展文化歷史責任,才能對自己的位置有清醒的認識。
1. 利用區域人文資源,豐富高職院校課程體系。
地方人文資源是發生在過去的人類活動,由此產生的有形的、無形的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是指“各地方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凝聚在地方的歷史、風土人情、時代風貌中的地域精神,以及反映這些精神的歷史遺跡、文物、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烈士陵園和杰出人物等”。這些獨具特色的地方歷史文化資源,“能使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置身于其中、躬臨其境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氛圍’和近距離的‘親和力’以及教育上的方便,正日益成為一種富有潛力和特色的優勢教育資源”,為地方高職院校提供了絕無僅有的課程源泉,成為高職院校專業、課程生存和發展的肥沃土壤。對提高高職院校的專業、課程設計的針對性、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價值。結合地域文化,是針對各地教學模式單一的格局而提出的一種有益嘗試,也是針對地方人才市場的需要而對地域文化資源的深層次開發和利用。“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各地應該很好地珍惜和利用這股“活水”,因地制宜地發展各具特色的各種專業教學活動。
2. 傳播區域人文知識,提高師生對所在區域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錢理群曾說,“我們現在面臨釜底抽薪的危險”,因為現在“年輕的一代,對生養、培育自己的這片土地一無所知,對其所蘊涵的深厚文化,廝守其上的人民,在認識、情感以至心理上產生疏離感、陌生感”,“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機。”高職院校培養的人才直接為地方經濟服務,這就需要他們對地方的歷史文化資源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價值認同,從而激發出效力地方發展的深厚情感。因此,高職院校必須盡量挖掘并宣傳當地的風土人情、民間習俗、、特殊藝術形式等,用帶有濃厚地方感彩的地域文化,增強凝聚力,引發各種精神層面的共鳴,成為凝結在每一個師生心里的一種鄉情,骨子里的一種信仰和精神寄托。
3. 樹立人文信念,增強對區域文化建設、文化發展、文化進步的責任擔當意識。
各地文化的保護和發展,高校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地方高職院校,從創立開始,各方面都深受區域文化的影響,其本身已成為區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進步與發展,勢必能起到影響、輻射、引領社會文化的功能。高職院校必須深刻認識區域文化的重要性,樹立對區域文化的信心與信念,通過自身的價值判斷引領社會的文化選擇,通過升華大眾文化、超越流行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彰顯高雅文化、強化主流文化,對社會文化起到積極的輻射和示范作用,引領社會文化向健康方向發展、向更高層次發展。高職院校對地域文化的重視、對地方社會的關注,也將潛移默化地使學生增強保護和傳承地域文化的責任感。同時,高職院校的專業、課程體系大多依托區域社會經濟文化而建成,培養了大批適合本地市場,具有本地文化氣質的人才,地域文化與現代科學技術碰撞出的火花,對于實現地域傳統文化的振興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只有當高職院校對區域文化內容、文化地位、文化作用有了深度認同,形成文化認識上的高度自覺,規律把握上的高度自覺,責任擔當上的高度自覺,并深層次地影響大學師生的個體行為與內在機理時,大學這棵枝葉繁茂的文化之樹才能生意盎然。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覺,我們不僅會堅守、傳承與創新傳統文化,更會以開闊胸襟和廣闊眼界來面對其他文化及“流行新知”,在更高的層面上實現我們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建設好高職院校特有的精神家園。
【本文系廣東省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項目“依托現代區域文化加強高職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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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做了大量研究,對于城市群一體化協調模式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一是建立超省、市的多城市統一、權威機構。這一思路并沒有觸及經濟區域化中利益沖突和矛盾產生的根源,從全局看成立超區域協調機構的方案并不可行。二是在現行行政區不變的前提下成立跨區域的多城市經濟管理局,并賦予“管理局”規劃、決策和協調的職能與相應權限。這種不信任市場機制運作效率的一體化思路是否比統一市場的利益協調方式更為可行也值得懷疑。三是成立區域立法機構,實現一體化地區的法律和法制統一。這種思路與現行的《立法法》相沖突,不具備可操作性。因此,如何實現城市群一體化協調管理,在現行條件下實現協調發展的效果,達到針對性與可行性的統一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長三角城市群協調模式構想
本文以長三角城市群為例,提出政府、企業、第三方組織共同治理的城市群協調模式。這種城市群協調模式在協調層次上應該實現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城市政府的一致協調,即實現三級政府協調的統一性;在協調主體上應該實現政府、企業、第三方組織的共同參與,并實現三者的多元化、交叉化聯系,達到政府傳導協調目標和意愿、企業接受傳導信息并反饋意見的目的,即實現協調發展的網絡化;在協調機制上,應該將協調、合作內容融入到協調機制中,即實現協調機制與合作內容的統一。
1、長三角城市群協調模式的層次性
構建長三角城市群協調模式,可將長三角區域的政府協調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國家層面上,由中央政府加強宏觀政策與規劃綜合協調;二是兩省一市層面上,建立定期協商會議機制等;三是長三角地區各城市層面上,構建日常溝通協調機制。現行的行政管理層級制度,區域內各城市自上而下的垂直領導和利益互動機制已經較為成熟,在充分發揮已有垂直合作的基礎上,特別要建立跨區域層面、區域內部各城市之間的水平合作機制。事實上自1997年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成立以來,至2010年已召開十屆協調會議,達成二十多個合作專題,水平合作機制目趨成熟。
2、長三角城市群協調模式的市場性
通過營造側重于長三角協調發展的市場環境和機制,各層次政府能夠在市場調節的作用下促進企業參與協調合作,實現共贏發展。長三角地區區域協調合作要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率先突破行政區經濟與經濟區域化的障礙。在市場建設方面,應培育五個方面的一體化:消費品市場的一體化、技術市場的一體化、資本市場的一體化、人才市場的一體化、產權交易市場的一體化。
3、長三角城市群協調模式的網絡化
構建長三角城市群協調模式,應充分發揮企業、中介組織、行業協會、社會團體等第三方組織在區域公共治理中的重要角色。行政區經濟向區域經濟轉型,使企業、非營利組織、居民等在區域決策、管理中的地位不斷凸顯,構成了區域的利益相關者和共同體,推動著區域的決策模式由原來的政府單中心模式逐漸向以政府、企業、第三方組織、居民等共同參與的多中心體制模式轉變。區域協調的重心不再僅僅是政府主體之間的利益協調,更多強調的是多個決策中心之間網絡化的合作與協同。可以考慮在長三角地區條件成熟的領域或行業組建長三角地區區域性的社會中介組織,如建立研究咨詢類中介組織,包括建立專家學者為主體的咨詢委員會,從而為重大規劃及重大事項提供咨詢。
二、長三角城市群合作機制與協調形式
構建合理有序的區域綜合治理秩序需要解決三方面的問題,即信息充分、約束有力與激勵有效。因此,長三角地區區域協調模式在形式上,應同時具備這三種功能,從而實現合作機制的有效性與協調形式的多樣性。
1、長三角城市群合作機制的有效性
目前江浙滬的最高領導與各市市長之間的兩級磋商機制已經形成,這是長三角地區最高級別的政府之間協商機制,保證了協調的有效性。通過每兩年一次的區域首長協商和每年一次的各市市長協商,有利于增進各方共識,促進合作各方增進信任、消除彼此戒備的心理、營造良好的合作文化氛圍;有利于發現各方的潛在合作收益,尤其是各職能部門之間的日常協商有利于發現工作的互補性與資源的共享空間,為進一步合作奠定基礎;有利于及時發現解決合作中遇到的困難與問題,由于是面對面溝通,某種意義上類似于“現場辦公”,尤其有利于各方共同研究一些臨時性、暫時性或緊迫性的問題,共同尋求解決之策。
2、長三角城市群協調形式的多樣性
(1)對話協商。這種日常性的溝通對話具有非正式性、面對面的特點,在長三角地區區域協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行政協議。相比日常協商而言,行政協議制度的約束力要強許多。行政協議制度的締結主體是長三角地區的行政機關,即省、市人民政府或職能部門,是一種對等性行政契約;締結形式是行政首長聯席會議。長三角地區的行政契約包括兩個層次,即各城市政府之間的行政契約和江浙滬兩省一市及各城市有關職能部門之間的行政契約,具體形式表現為“宣言”、“意見(向)書”或“協議”。
(3)立法協調。在我國這種制度本身還沒有法律化,因而在長三角地區的實踐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如責任條款缺失和效力不明確等,影響了其作用的進一步發揮。為此需要從源頭上對各區域的地方性法制法規進行統一梳理,力求以統一的法制體系為區域各方的合作清除法制環境上的障礙,并對區域協調的重要事項及成果,應通過地方立法和制定規章為其提供保障。
(4)經濟協作。在區域協調實踐中,需要進一步消除區域之間的市場障礙,促進要素、資源的充分流動與優化配置;需要進一步促進企業以多種形式進行跨區域的兼并、重組、聯合等,密切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需要進一步加強產業規劃與引導,促進產業鏈、價值鏈根據各區域的資源優勢進行最佳配置,構建優勢互補、合理分工、科學協作的區域綜合產業體系。
三、長三角城市群協調合作的趨勢
1、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統一規劃與建設
推進長三角地區基礎設施一體化需要兩省一市從區域共同發展大局出發,主動謀求區域全面合作,推動規劃、建設、管理、政策及法規等協調配合。在加強兩省一市主要領導對交通一體化問題協商的基礎上,發揮區域內部門之間區域性協調機制的作用,如交通方面的“兩省一市交通主管部門聯席會議制度”、“長江三角洲地區都市圈交通論壇”等,強化其在一體化中的協調功能,協調好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落實。同時努力實現區域交通政策一體化,逐步建立多層次的、有交通行業特點的、時效性強的公眾信息服務系統。
2、產業分工與布局的協同合作
長三角地區應根據產業發展的趨勢,在產業規劃上應在由政府控制投資領域的產業協作上首先行動,盡早建立旨在尋找機遇共同點和利益交叉點的框架協議;應以促進產業“關聯發展”為基本取向,加強各地區產業規劃的協調與銜接,確定區域產業總體發展戰略和中長期實施計劃,努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學合理,富有競爭力的區域產業協作體系。同時產權交易制度,清除企業兼并與重組的障礙,整合產權交易系統,確保所有市場主體平等進入各類市場、平等地使用各種要素;應組建無屬地企業,通過市場力量,促進企業的跨省、市兼并與重組,探索通過企業跨地區強強聯合組成具有規模和競爭力的區域企業集團,提升區域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3、公共服務一體化
一是要進一步加強地方政府間的橫向合作,協調理順各地的公共服務政策,引導社會公共服務機構跨地區開展服務。二是要在新一輪財政體制改革中,通過中央政府與長三角地區地方政府合作,以比例分擔財政支出的辦法,共同逐漸解決公共服務的不均衡問題。三是避免區域公共服務的“蹺蹺板”效應,應盡量維護區域公共政策的均衡、協調,應加快構筑生態積蓄、環境保護、社會治安、維護穩定等城市群聯動機制。就當前較為迫切的環境保護一體化而言,以最小制度成本取得最優治理效果的選擇便是加強行政區之間的聯動、協作,通過立法、規劃、體制、政策、機制等層面的合作協調,共同推進區域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可以通過建立長三角地區區域生態環境合作機制、強化減少污染物排放的市場約束機制、構建區域聯動的環境監測預警機制和區域聯合執法機制推進長三角地區環境保護的一體化。
4、產權市場的一體化
關鍵詞:小流域 綜合治理 治理模式 治理策略
引 言
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東南部,是一個邊疆、山區、民族、貧困四位一體構成的少數民族自治州,轄區內13個縣(市),總人口441.2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49.8萬人。境內以哈尼、彝族為主,漢、苗、壯、瑤、回、傣、拉祜等10多種民族,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55.46%。生產總值514.7億元,其中農林牧漁業149.55億元,糧食總產133.73萬噸,人均純收入3023元。據2004年省水科所遙感調查,全州總面積32181.12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積13344.31km2,占總面積的41.47%,高于全國38%和全省35.04%的比率。全州土壤侵蝕模數1376t/km2·a,侵蝕量4428萬t,侵蝕深1.02mm。嚴重的水土流失,已制約著全州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為此,在西部大開發和拉動內需的前提下,我州開展了實行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的小流域專項治理,至2009年全州累計治理水土流失面積4732.47km2,生態修復面積1844.63km2;完成小流域綜合治理項目36個。然而大部分小流域屬于自給自足的小流域商品經濟,其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其流域內產品交換主要限于本地區域內,不具有市場商品性或市場含量低,它雖然可以解決溫飽,但難于達到小康水平,更談不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條件稍好的小流域,在沒有形成區域化經濟的強大后盾支柱前提下,產品單一、無市場規模,仍然缺乏市場競爭力。因此,為促進我州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實現小流域經濟與全州區域整體經濟的協調統一,形成獨特的水土保持新型產業,必須盡快由小流域的小商品經濟狀態向市場規模化經濟狀態過渡,是當前小流域治理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1 根據區域整體經濟發展方向,拓寬小流域治理規劃的思路
開展小流域綜合治理規劃,確定其規劃的方向是小流域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綜合治理與開發利用相協調的關鍵。目前的小流域規劃是以小流域為獨立單元,根據該流域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狀況,安排農、林、牧各業用地位置、比例、面積大小,并配置治理措施。這種規劃從治水和防護角度看是合理的,但從區域內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市場經濟要求看,就不大合理,甚至不合理,其根本原因是忽視自然集水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的聯系,忽視綜合治理與開發利用的關系,造成在治理中廣大群眾積極性不高、參與性不強、治理效果低等現象,且小流域經濟效益不受流域的區域限制,在經濟和資源的開發上,小流域與周圍地區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孤立對每條小流域治理,就會阻礙小流域經濟的發展,因此,僅以小流域為獨立單元所作的規劃無法滿足小流域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小流域治理的目的不僅僅是防護和治理,更重要的是結合區域內社會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規劃,進行水土資源的綜合治理和開發利用,在保障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前提下,極大地提高小流域經濟效益。具體工作程序及內容如下:
1.1 以區域總體規劃為對象,統籌小流域治理方向
通過拓寬小流域治理規劃的思路后,就必須以小流域所屬的大、中型流域為規劃單元對象,結合當地政府的社會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全面分析整個流域系統內的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和市場需求情況等制定區域水土保持總體規劃,指導全區小流域治理規劃布設,并為每個小流域綜合治理提供科學的理論基礎和依據,明確其措施布置的目標和方向,使小流域經濟與當地政府的區域經濟發展相協調和統一。其根本原因在于:(1)能協調配置小流域內外的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實現大區域的整體優化;(2)能實行連片小流域規模順序化治理,形成獨具特色的水土保持生產基地;(3)便于組織區域內實施種、養、加工等相互促進和配套的項目,構成產品開發系列化,逐步形成以綜合開發利用水土資源為龍頭的“上連市場,下連基地”的新局面;(4)便于在區域內建立良好的綜合服務機制,構成產、供、銷一體化的總體性經營格局。
1.2 以區域總體規劃為指導 明確小流域治理措施配置原則
在區域水土保持總體規劃的基礎上,以小流域為單元配置治理措施:(1)在措施總體布局上,要滿足總體平面布局規劃和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規劃要求,并根據其自然資源狀況、條件和開發利用方向,以治理水土流失為基礎,極大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為目標,合理安排小流域綜合治理的幾項措施的比例和規模;(2)在總體規劃的指導和要求下,合理布局小流域的植物措施,如要求重點是水源保護區和治理區的,在措施布置上必須是大力營造水源涵養林和水土保持林;如要求重點發展干、鮮果品的則在措施布設上,在防治水土流失的前提下,以種植經濟果木林為主;如要求發展速生豐產用材林,在措施配套布置上就以大力營造用材林為主;(3)要根據該流域的自然特點,布設具有較強抗御自然災害的防護措施,在規劃中真正體現出以治理保開發,以開發促治理的目的。
1.3 選擇適宜的種植方案,提高抵御市場風險能力
小流域的治理措施布局上,總體上遵循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和水土保持總體規劃,遵循工程措施為輔,植物措施為主的原則,選擇適宜的種植方案,有效增強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才能保障流域經濟的持續發展。但是由于種植方案直接影響養殖、加工項目的確定和經濟效益的高低,因此,在植物措施配置上,以市場為導向充分利用土地,保證種植結構在市場多變的情況下能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慎重選擇適宜的種植方案,即特性種植方案、立體種植方案及特色種植方案,并同時給予滿足其發揮最大效益的配水工程。即:在產品雜亂、分散、無競爭能力的地區選擇特性種植方案,可以形成一定的產品規模,從而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并逐 步形成支柱性產業;在區位優勢較好的地區選擇立體種植方案,可以降低市場風險,實現產品的市場互補性,保證流域經濟的發展;在市場條件好、產品多和競爭力強的地區選擇特色種植方案,可保證產品富有市場競爭力,競爭包括品種競爭、產品品質競爭和價格競爭,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必須發展獨具特色的名、優、特產品,才能有效抵御市場風險。
2 實施連片小流域治理,形成大樣板、大示范的生產基地
目前,紅河地區的小流域治理方式多屬于以各個小流域為單元,且各個小流域之間相對分散、治理規模小,流域內沒有形成治理后的支柱產業,而且經濟管理上龐雜分散、粗放,不能充分發揮專業服務和科技作用,因而小流域治理必須由分散治理向規模治理轉變。按總體規劃要求,必須將各個小流域集中連片規劃治理,使彼此接壤的小流域形成規模治理成為大樣板、大示范的生產基地,這樣有利于農業技術指導、培訓和預防管護,又有利于治理經費的合理使用,另外,必須打破土地由集體組織內部成員(農戶)平均分包、分散使用經營的經營格局,形成以公司和大經營戶為主的經營模式,在區域內容易形成產、供、銷一條龍的經營局面。通過規模治理產生規模效益,即投入不變的情況下由調整經營規模而產生效益。因此,規模治理是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紐帶和橋梁,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如蒙自、石屏、河口、金平等縣的石榴、楊梅、橡膠、龍須草、香蕉等,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成為地區性的支柱性產業,成為當地財政的主要收入。當前,蒙自縣計劃發展規模性的100萬畝(66667hm2)石榴園生產基地,石屏縣已形成10萬畝(6667hm2)以上的楊梅生產基地,開遠逐步開展實施5萬畝(3333hm2)冬桃項目,金平正在實施20萬畝(13333hm2)筍、材兩用林項目等等。總之,全州各縣(市)正在以各種形式的土地經營模式發展支柱性產業。因此,全州的小流域治理就必須緊跟這種趨勢,在全面整體規劃的基礎上,以市場為導向、發展流域經濟為目的、治理水土流失為手段,實施跨流域的規模化和規范化治理。
3 建立小流域良性循環機制,提高市場競爭能力
在總體規劃基礎上開展的單個小流域綜合治理,發展小流域市場經濟,不僅要和區域經濟聯系起來,而且要根據小流域自身的立地條件、自然環境狀況、社會經濟條件和交通地理位置等方面聯系起來,選擇適宜的綜合治理模式,布設科學種植方案與措施,同時還需要與農、林、牧、漁業相互密切聯系起來,通過農、林、牧、漁業間及內部能量的循環互補,有機結合和科學利用,建立起小流域良性循環機制,既可降低成本、節約勞力,又能改善生態環境,大大提高經濟效益。如:個舊市乍甸小流域治理正是在這種治理思路的指導下開展治理的,即:合理布設林草的種植比例,首先,大力營造牧草種植面積,發展畜牧業,其經營模式是用種植業生產的產品牧草和農產品余渣加工制成飼料,發展畜禽飼養業;再將畜禽糞便返田還地,促進種植業的發展,其次,以畜牧業為支柱性產業,利用當地自然環境條件和交通區位優勢,發展經濟果木林(桔柑、梨、橙子),又增加了一條創收的途徑,并形成了一套農、林、牧、果等生態農業循環機制。個舊市乍甸小流域“種—養”結合互促治理模式:
4 以搞好流域產品流通為目的,建立產供銷一體化經營機制
從前的治理經驗告訴我們:僅從防護治理的角度出發,把土不下山,水不出溝當作小流域治理的目的,著眼于治理程度,其結果是高治理低效益,只能生產自給性初級產品。因此,要轉變觀念、提高認識,保持水土是手段,發展流域經濟是目的,特別是發展市場經濟必然是小流域治理的根本目的。忽視小流域的商品開發,忽視市場商品交換和流通,必然會制約小流域經濟的發展。小流域治理的經濟效益,不僅取決于它能生產多少產品,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它有多少產品轉化為商品被賣出去,為此,必須將治理、開發、經營、效益統一起來,建立產、供、銷一體化的經營機制。除搞好市場預測,研究市場供需關系外,還需重視如下兩方面的工作。
4.1 為提高流域產品增值效益,發展一定規模的產品加工業
目前,我們紅河地區的小流域治理生產的產品多屬初級產品,直接進入市場波動反應劇烈,缺乏必要的緩沖體系和保護機制,往往造成效益低而不穩。產品加工業是初級產品轉化為附加值高的商品的重要手段,是處于初級產品與市場之間的重要環節,可為初級產品提供貯藏、加工和增強市場競爭力,屬于緩沖性、保護性、增值性體系。在小流域治理開發過程中,單純依靠提高產量、品質,只注重產前、產中技術,已不能滿足人民生活奔小康的要求,產品加工業作為產后技術是小流域治理經濟效益迅速增長的最具活力的生長點,因此,以小流域治理生產的產品為依托,建立加工龍頭企業,形成開發系列,是小流域產品轉化為市場商品的關鍵,加工業的發展必然推動小流域市場經濟的發展。
例如2000年至2004年之間,蒙自縣政府計劃發展并已形成的高產、優質的10萬畝(6667hm2)石榴園進入盛產期后,忽然發現每公斤不超過0.50~1.00元,甚至賣不出去,種植優質、高產的品種并不比種糧多賺錢,嚴重地挫傷了廣大種植戶的積極性,部分農戶想砍樹。縣政府積極鼓勵興辦冷藏保鮮庫和紙箱廠,把一部分石榴冷藏起來進行保鮮,另一部分裝箱出售。不但銷入全國各地,而且出口到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
4.2 建立培育市場經濟體系,使小流域產品直接進入流通領域
隨著小流域經濟的不斷擴大,產品不斷增多,擴大產品銷售,又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可鼓勵個體工商戶和部分農戶進入流通領域,從事農副產品購銷活動,開辦銷售網點。通過這些不同的銷售渠道和窗口,不僅把本地產品推銷出去,還充分利用他們接觸面廣,市場信息靈通的優勢,積極收集市場信息,傳遞給流域內的農戶,促進流域產業結構的調整,能真正實現面向市場種植。如我州的河口、金平、綠春等縣是云南省的橡膠、香蕉和草果大戶。前幾年由于渠道不暢,信息不靈,其經營情況是增產不增收,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后來,在當地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的鼓勵下,有近2000個體工商戶和農戶開始從事農副產品的購銷活動,并有部分人員在外地開辦銷售網點,專門銷售橡膠、香蕉和草果等農副產品。經過他們的大力推銷, 這些農副產品打入了全國許多省市,并通過廣交會和昆交會進入了國際市場。金平縣就是通過這些渠道引進了廣東大唐公司香蕉種植大戶,從而打開了金平地區的窗口,帶動其它產業的發展。
5 合理分析資源優勢,全方位開發小流域資源
小流域經濟發展主要依托于資源。資源是支撐第一產業初級產品持續發展的根本,因此,必須高度重視開發全方位的小流域資源。由于小流域資源治理開發是一個資金、土地、勞力、技術、信息等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重新組合的過程,必須深入研究這些資源的開發與優化配置問題。對每條小流域都要研究流域內、外資源配置狀況,并根據資源余缺采取相應對策及重新組合。一般來說,經濟落后地區的小流域,應充分開發利用和合理配置土地、勞力資源,或采取合作治理的方式和形式,以充足、低廉的勞動力、土地,吸引發達地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等共同開發小流域經濟,保障其流域產品占有一席之地,在市場經濟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小流域,必須充分利用該區域的區位優勢、經濟優勢和人才資源優勢,在資源配置上實行立體或特色配置方式,保證其流域產品富有市場競爭力(即:品種競爭、品質競爭和價格競爭),降低市場風險,實現產品的市場互補性,在市場經濟中求得更好的發展空間和機會。
5.1 開發與優化配置勞動力資源,建立勞動積累制度
5.1.1 開發勞動力資源,實施勞動積累制度
經濟的發展是資源積累的過程,資金積累的初始是勞動積累。目前,我們開展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綜合治理僅靠國債和地方配套,區域經濟落后,其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是為治理而治理,加之以前的治理模式存在極限性,無法談到資源積累,因此,當前的首要前提是勞動積累,必須通過開發勞動力資源,建立和完善勞動積累制度,以保證治理工作的勞務投入和彌補資金不足缺陷,是今后小流域治理開發工作中一項行之有效的措施。
5.1.2 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實行人員分流
小流域開發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融生產、技術、信息為一體,要保證治理工作的順利進行,必須搞好小流域的服務工作,如:治理前的市場預測,苗木、種子、水泥、鋼材等生產資料的購買,農耕措施中的整地技術;經營期中水保林、經濟果木林等的增產技術、病蟲害防治技術;產品的銷售、貯藏、加工等多方面的密切配合、協作,要為生產經營者排憂解難,使其專心搞生產經營,逐步使治理開發工作走向專業化道路。如耕地逐步由種田能手集中經營;水土保持林和經濟果木林逐漸由專業隊或專業戶管理;善長搞營銷的人員專門從事營銷工作,并建立提供信息、技術服務網點等。這些綜合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即可保證治理開發工作按規劃要求順利實施,又使勞動力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必將對治理開發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5.2 改變土地使用制度,加快治理步伐
小流域的土地資源要進行其合理開發利用及優化配置,拍賣、出讓和聯合開發小流域土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改變小流域土地使用制度,也是新一輪國家土地承包使用制度的主要內容。使物流形態的小流域轉為貨幣形態的小流域,是加快治理步伐,發展小流域經濟的有效辦法。拍賣、出讓和聯合開發小流域者是土地所有者(經營者),購買、接收和聯合開發小流域者可以是獨戶、聯戶,也可以是經濟實力強的企業、機關等。實行這種土地使用制度的優越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能使“責、權、利”緊密配合,增強治理者的責任感和安全感,使治理者通過拍賣、出讓和聯合開發等形式把小流域成為自己家業的一部分,增強了主人翁責任感,最大限度地調動了治理開發小流域的積極性。(2)通過拍賣、出讓、聯合開發等形式,開掘出一個巨大資金投入源,將這部分資金集中起來,投入到易開發、見效快、經濟效益高的資源開發中去,可發揮最大最佳效果。
5.3 股份合作制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具體形式
目前開展的小流域治理的方式,農戶的“責、權、利”是分散的,治理效果較低,這樣不利于促進小流域生產力的發展,也達不到發展流域經濟的目的,因為綜合治理要求的是眾多農戶“責、權、利”的有機統一和協調,實行股份合作可以更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6 結論
綜上所述,小流域水土保持綜合治理工作必須以治理為手段,采取多層次、多渠道地開發和培育小流域經濟,要從規劃思路、治理規模與措施配置、流域運行機制、流域產品流通、流域資源利用程度等五個方面,找出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商品生產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綜合治理模式,在保障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前提下,獲取最佳的經濟效益,才是水土保持綜合治理的最終目的,才能使我州的水土保持事業走向規模化、系統化和科學化的道路,為全州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應有的奉獻,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
致謝:
本文撰寫得到了紅河州水利局、紅河州國土資源局、紅河州環境保護局、紅河州林業局、紅河州統計局和紅河州十三個縣(市)等相關部門和本單位領導、同事的支持和幫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參考文獻:
1 李懷甫編著,小流域治理理論與方法.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8.3
2 水土保持綜合治理 技術規范,GB/T16453.6—1996
3 王禮先主編,水土保持學,中國林業出版社,1995.7
4 王禮先主編,流域管理學,中國林業出版社,1999.4
一、危機治理理論和區域危機的現實背景
區域公共危機治理的政策架構需要通過分析區域危機治理的理論適用、區域危機的基本表征和原因,確定區域危機政策的基礎。
(一)危機治理的理論闡釋及應用
對治理的關注,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和新公共管理不能有效地解釋當代公共決策的復雜和動態的過程而不斷增強的。作為政府管理中重要內涵的地方治理最先受到學者的關注。區域公共危機的治理恰好適應地方治理的理論要求,在危機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主體間責任界限的模糊性、主體間權力的互相依賴性和互動性、治理網絡體系的建立等問題上逐漸形成了相應的理論體系。地方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是治理理論被關注的重要邏輯起點。治理同時又作為一種多中心、合作、非意識形態化的公共管理模式,治理主體既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機構,也可以是非政府組織、家庭、企業甚至公民個人。治理的過程不僅僅局限于政府的主導,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動。因此,危機治理拋棄了傳統公共管理的壟斷性與強制性,治理主體的權力運作超越了傳統公共危機管理模式下權力運行向度的單一性和封閉性,使區域間的危機參與主體通過合作、協商、確立共同的利益等方式實施對危機事務的管理,其實質是一個多元的、上下良性互動的合作過程。因此,危機治理權力的運行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依靠合作網絡的權威。如2007年的太湖藍藻事件,在這起環境危機應對前后,基本上主要靠政府在單獨組織,缺少社會的動員和民眾的參與,更沒有形成一定的危機應對合作體系,這種單純的政府危機管理模式應當被以合作網絡為基礎的危機治理模式所代替。
(二)區域性危機的特征
公共危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能夠造成一定時間、一定范圍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扭轉的緊張狀態與關系。近年來,世界范圍內區域合作的展開和中國經濟區域化發展態勢的日漸增強,區域內社會和經濟活動日漸頻繁,一些重要的污染型企業多集中分布于行政區域的邊界地帶,一般沿江河等流域分布,如環渤海灣地區化工企業的密集設置已造成該區域的環境嚴重污染。近年來,我國中央政府推進了諸多區域性發展規劃,國內已經逐漸形成了如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幾大區域經濟發展帶,并逐漸構建了區域內的各網絡合作平臺,各類區域間網絡溝通機制也逐漸形成,區域內和區域間的依賴性和關聯性越來越密切,任何一個地方發生重特大災害事故,都可能對區域內其他地方的社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區域危機治理客觀上也要求在危機應對方面實現區域間各級政府、社會組織的協調和聯動。
(三)區域性危機發生的原因分析
從公共治理的范疇分析,區域性公共危機更是一種社會危機,危機爆發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區域內和區域間社會結構的緊張。如區域內部和區域之間的經濟嚴重失衡;貧富差距增大,基尼系數已接近國際警戒線;住房、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突出;權力尋租引起腐敗等。這些長期積累的社會問題隨時都可能成為區域公共危機的直接根源或導火索。區域性危機從另一個視角分析也可能緣起于經濟的因素。由于一定區域內產業結構的相似性及生產力的大量轉移,在一定的社會區域內有可能出現跨行政區的、同質的社會結構,這種橫向綿延的社會結構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撕裂行政管理的既定秩序,形成區域內社會結構性的變遷,從而形成危機綿延[1]。
二、區域公共危機治理的政策內涵
眾所周知,區域危機治理的目的是為了通過構建區域公共危機的治理機制和治理體系,化解危機的蔓延,使危機狀況得以解決,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明確區域危機治理的基本內涵和范疇。
(一)區域公共危機治理的價值取向
公共危機的決策同時又是一種對社會系統進行價值糾正的過程。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時的價值取向直接決定了公共政策的質量,從而影響公共政策的執行及危機的處理結果。政府應對區域危機的政策取向應著力于增強區域內公眾的心理認同與支持,通過處理危機的契機,達到加強區域內公共管理的目的。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中,無錫市政府在極短的時間內解決“臭水”問題,并用實際行動取信于民的做法應該成為區域性危機應對的一種重要借鑒。因此,危機治理的價值取向應注重危機治理過程的法治取向、政府對公眾和社會的服務取向。例如緊急狀態下行政緊急權力的行使必須遵守一定的法律程序,并保障公眾基本的、不被削減的權利;法治取向應注重權利的公開和受監督;服務取向要求危機應對的社會服務意識和快速反應意識。
(二)區域公共危機治理的政策目標
區域危機治理關鍵在于利益的調整和協調。當今社會存在的個體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二元結構,在區域危機爆發時很難形成危機利益的平衡。同時,作為區域危機政策主體的地方政府,除了能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外,還扮演著“經濟人”的角色,具有自利性的特點。以我國為例,在目前的經濟指標支配下,地方政府還難以擺脫政績考核等自身利益的羈絆,往往只注重自身利益,而缺乏對危機狀態下區域利益的長遠考慮。利益的協調是防范區域危機的重要途徑,但危機發生后的應對則更需要確定危機風險分配的目標機制。區域危機的政策目標就應從傳統社會和工業化社會以利益分配為核心的政策機制,過渡到風險社會中以風險分配為核心機制的政策導向之中。這將導致社會理論及社會實踐范式的重構,對公共政策來講,要引入一種以風險分配機制為核心的新的公共政策架構。
(三)區域危機治理的支持體系
在治理視域中,區域公共危機治理要以政府的有效管理、完善的法律體系、嚴謹的區域合作機制以及一定程度的國際協助為基礎,以權力共享、資源互補、相互依賴、風險共擔為特征,建構具有廣泛包容性的、多元化的治理網絡,形成區域危機應對的有效支撐體系。
第一,地方政府管理重在管理體制和管理能力的支撐。能力建設是一個賦權和參與的過程。區域公共危機治理涉及到諸多區域利益攸關者,相關決策的公共性就是要讓其他利益攸關者與政府分享決策權,而非政府集權[2]。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規政出多門,常出現“政策打架”的現象,管理就缺乏透明度,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就無法真正形成。
第二,區域危機治理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作治理的開展需要以一定的法律框架為基礎。我國區域合作主要依靠公共政策,規定和政策大多是以“決定”、“通知”、“意見”等形式的,除《突發事件應對法》以外,區域危機合作的可操作性立法規范尚未出臺,現有的政策規范嚴肅性、可操作性和穩定性明顯不足。相反,如日本中央政府頒布的《大規模地震對策特別措置法》,用法律形式對大規模地震應急聯動進行了界定,這類操作性強的法規制定對我們是個借鑒。
第三,區域合作機制是區域危機治理的關鍵。危機治理需要國家與公民社會在危機管理中的合作,是基于區域范圍內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以及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并形成自主自治的行為者網絡[3]。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作治理的順利進行有賴于一個清晰的合作范圍的界定,需要對不同主體包括中央與地方、地方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確定一個明確的事權范圍。
三、區域公共危機治理的政策困境
由于危機事件的區域性特征需要區域內各危機合作主體的有效應對,基于利益認知的需要,要求危機發生地、危機影響地的各危機治理主體形成共同應對危機的共識。但是在實踐中,科學的危機認識機制的缺乏,使很多需要跨地區、跨部門合作完成的治理行為很難實現。這種問題的存在源于危機治理的政策偏差。
(一)傳統危機管理和危機治理模式的局限
作為傳統型的危機管理模式即以政府為單一主體的危機應對方式,既可能缺乏對危機發生前期的全面考量和分析,也沒有危機應對過程中諸多社會組織和民眾的參與以及區域間合作網絡的有效構建,因此這種危機管理方式在層出不窮的區域危機面前已經暴露出巨大的問題。如2005年發生在我國松花江沿岸的化學工業品爆炸事件中,政府單方面對事件的處理方式,直接導致了危機的進一步擴散,至今仍是一個教訓。當危機管理逐漸納入到公共治理的視域后,使區域性的危機治理作為地方治理的一種類別具有治理的普遍特征,它是一種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合作過程———政府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治理理論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是萬能的,它也存在著許多局限。比如危機發生前后的責任如何承擔,責任與效率的矛盾如何解決等,特別是以合作為主要理念的治理,要使政府和社會民眾不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而是平等的關系。這類機制的培育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和巨大的投入。中國幾千年的官僚文化也不可能將政府和民眾完全平等化,況且危機的應對資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不主導危機應對的程序,這種治理也就徒有虛名了。
(二)區域危機治理的合作機制缺失
我國政府管理所形成的“閉合式行政”模式嚴格遵循“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的政治原則,如何通過建立一種平等的合作機制去應對區域危機往往被嚴重忽視。在許多區域性危機應對方案中,這種自上而下的以行政主體為主導的危機應對十分普遍。這種危機應對模式的缺陷是缺乏區域間諸要素的合作,對危機所處的區域環境的理解和危機“轉折點”的捕捉缺乏積極性與敏感性。另外,區域內外的政府與組織的合作機制也存在不足。當前,我國區域間多以聯席會議、合作框架等內容來體現區域城市和區域間的合作,如長三角的各類城際合作機制已經實現了一定的信息共享,但大多還體現在淺層的“資料”共享,而非“公共資源”的全面合作,區域成員難以對具有高度動態性、非線性和不確定性的復雜社會系統做出預警和前瞻式的反應,必將導致整個公共危機治理體系的遲鈍。
(三)危機政策的“公共性”風險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以政府為主導力量形成的。區域危機政策也是在以強勢政府為主導的危機治理政策基礎上的各利益主體的利益平衡。但作為公共部門的政府既是利益的協調者,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利益需求。如果從私人部門的視角看,當公共部門變得毫不相關時,危機政策所追求的利益平衡就會打破。事實上,面對危機的爆發原因和爆發后的應對,地方公共政策比較國家公共政策,其“公共性”更值得考量。當今社會是個風險社會,而這種風險存在于我們的制度結構當中。其中很多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公共政策或社會行為等人為失誤的因素,具體可體現為政府長期只重視經濟發展,唯GDP論而輕視社會的均衡發展。近年來,諸多區域,如某些城市的出租車罷運事件、強拆風波等則更多反映了因利益分配不均、社會結構失衡與權力對權利的肆意侵犯等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觸及到了公眾的利益卻又久拖不決,危機的發生也就成為必然了。
四、區域公共危機治理的政策完善
區域性危機的政策導向因其“區域”的特點更具有特殊性,相比較全局性公共危機的政策指引,區域危機治理更應關注區域間和區域內部的利益協調,在治理的語境中構建合理分配風險的政策機制,夯實公共政策需要的實踐基礎,進而形成區域公共危機治理的政策體系。
(一)完善利益協調與合作的政策體系
區域性公共危機因其危機涉及主體的多元化形成了各主體利益的多元化,以利益協調為治理手段的治理主體也是多元化的。區域公共危機治理主體由單一政府向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媒體、公民等多元化主體轉變的動態化過程,是對危機管理主體單一化的修正與超越[4]。公共政策的架構本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須對上述主體的利益需求進行重新分配。從我國的實踐來看,地方政府往往成為最大的危機治理主體,因此適當削減政府在危機中的利益需求,以新的理念削弱和破除政府本位意識,在重新審視公民、民間組織、企業、媒體在公共危機治理中的作用和價值的基礎上,以合作方式將屬于政府的利益與其他社會參與主體合理分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基于治理的合作應以在區域中的信息共享、組織共建、利益互補等方式進行。這種合作雖然不可能使所有利益主體的權益享有完全平等化,但是涉及到區域性危機這一領域的治理,各主體間會盡可能形成“利益共同體”,這里的地方政府在公眾心目中就是“我們的政府”,進而形成危機治理的心理基礎。另外,區域危機治理的環節應當包括區域間特別是相鄰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平衡,這就更需要從區域間的合作機制構建層面形成區域公共危機政策體系的完整架構。
(二)構建風險分配的政策機制
區域危機治理存在著諸多風險,如技術風險、生態風險和社會政治風險等,相應的政策運作必須建立在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和參與性的基礎上,且在廣泛包容性和參與性基礎上,建立一種權利與責任相聯系的風險分配的政策機制[5]。在危機治理視域中,區域政府和危機治理的參與主體執行著公共管理的權力職責。對于公共管理者及其利益集團來說,權力應與其公共責任相對應,而對于一般公眾和利益群體來說,權利應與其社會責任相對應。在區域公共危機治理的政策架構中,風險無處不在,風險分配必然伴隨著責任的承擔和權力的行使。一般而言,區域公共危機發生后,地方政府常通過行政緊急權力實施來合理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相對于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公民權利,行政緊急權力也具有更大的法律權威,可以比平常時期更容易限制公民權利。因此,對行政緊急權力需要進行一定的限制,對公民權利的限制則需要進行規范。這就是危機應對的風險分配機制,即以公共責任和社會責任的承擔作為維持和獲得權力(權利)的最終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