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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對外援助法案》,用其生產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1948年-1952年,美國通過該計劃給予西歐經濟援助達131.5億美元,其中贈款占88%,其余為貸款。“馬歇爾計劃”實施期間,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5%。不僅邁出了走向歐洲一體化的笫一步,更重要的是,該計劃及時消化了美國自身的過剩產能,鎖定了歐洲的后續采購方向。由于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前,盡管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制造業似乎已擺脫深陷衰退的陰霾,然而,各大經濟體產能利用率降低仍在繼續。金融危機也使中國產能過剩的周期性調整提前到來,制造業大國和正在重工業化的產業背景,將延長中國制造產能過剩的存續時間。這令我們即使已看到復蘇跡象,但仍不能輕言樂觀。
有利的消息也不少。其一就是外商投資大增,外貿出口強勁反彈,加上熱錢加速流入,使外匯儲備保持快速增加。
此時,有專家學者提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建議建立5000億美元規模的“和諧世界計劃”,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提供國家貸款,并在中國企業中進行項目建設和采購。計劃的目的是要促進出口,消化中國現在過剩的產能,同時還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然而,學界對此計劃有不少質疑:我國的財政赤字相當大,不知能否承擔這種支出;我國企業有沒有國際經營的能力和經驗去實施相關外拓;計劃本身對消化過剩的產能和提振國內消費的效果有多大,等等。
筆者在此不探討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可行性。此計劃的提出,恰恰說明了我國已具備向世界輸出資本的強大實力。上個世紀,美國、日本等經濟體相繼崛起后,資本輸出以不同的投資形式走向世界。踏入本世紀至今,我國經濟崛起已無懸念,那么,我們的資本走向全球也是大勢所趨。另外,盡管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以人均算,資源就顯得貧乏,從經濟可持續增長、資產保值增值等角度看,向外投資布局必不可少。
而且,通過QDII等方式進行海外投資,是私人投資者把握梯次投資機會,并實現合理資產配置的有效手段。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基于對全球經濟復蘇將呈現雁形恢復的判斷,既然我們已看到中國的經濟和股市在2009年已呈V型反轉,那么第二波復蘇應是歐美,隨后,歐美的復蘇會直接拉動以出口為支柱的經濟體。因此,第三波可能是韓國、臺灣等。投資者即使錯過第一波投資,通過資產的全球配置,還有機會以海外投資的形式趕上第二波、第三波。
其次,就投資者的國內投資計劃而言,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泡沫化是2010年的主要風險,由其導致的政策變化也是市場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2010年的市場走勢不會是直線。盡管當期的通脹水平仍然較低,政策緊縮的力度不會很大,流動性仍然寬松,許多企業的盈利受益于初期的通脹,然而,貨幣政策雖然表面上仍是“適度寬松”,但隨著準備金率的提升,央行適度緊縮貨幣的調控意圖已經明朗。而歐美的央行則因其對應經濟體的復蘇相對滯后,暗示近期不會加息,投資的環境相對寬松。投資海外的相關市場,反而能起到一定的避險作用。
一、“一帶一路”建設提出的意義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順應了時代要求，可以加快各國經濟發展，實現人文交流的愿望，是一個共同合作共同繁榮的新發展平臺。絲綢之路始于古代中國，是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商業貿易路線。中國從漢代將絲綢、瓷器、茶葉、冶鐵、耕作等商品和技術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國外，同時帶回國內沒有的東西，正是這種互通有無的經貿聯系和文化交流的存在，提高了沿線國家的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絲綢之路”是一種從古到今要延續歷史的精神，傳承并提升古代文明，促進我國與世界各國在物質和文化更廣泛的交流合作，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戰略。我國自1979年開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38年間年均GDP增長9.7%，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6.4%。2009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的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2014年中國的經濟總體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改革開放38年來，我國已經成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從中等偏上的國家發展成為高收入的國家，根據改革開放的經驗來看，為了更好的發展，我國應重視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和資源。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在國際上，我國應承擔相應的責任，也應該在國際事務和規則的制定上擁有相應的影響力和發言權。“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是中國邁向國際事務決策處理平臺的基礎，更是中國發揮其影響力擁有世界發言權的平臺。
二、“一帶一路”的機遇與挑戰
“一帶一路”以推動實現區域內互通為重點，其中以中國對外投資為核心部分。因此，對于我國企業來說，未來一段時間的對外投資和試產開發應多以“一帶一路”戰略為核心和重點。過去時間里“一帶一路”沿線上以來已經形成了很多區域的、多邊的、雙邊的合作機制。各國之間經濟文化合作理念已經形成，很多計劃和建設已經處于進行中。“一帶一路”戰略的目的是把已經形成的亞太經濟合作推到更高的層次上。發揮其作用的本質是弄清戰略背后存在的機遇與挑戰。
①政府層面的相互合作。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國家多，國家間的經濟發展各異，文化不同，且利益訴諸存在差異。對于中國來說盡快制定以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政府層面合作交流機制，能夠更好的為中國外資投入和市場開拓奠定良好基礎；②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應以為沿線國家改善基礎設施為主，輸出國內過剩產能，推動沿線國家經濟一體化；③消除其他國家對中國倡議的疑慮。我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的意圖是實現合作發展，共同受益。國際社會上少數人認為其是中國戰略擴張的幌子，認為其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新的計劃新的戰略出臺遇到質疑是常態，我們要做好一些示范工程，實現利益共享來驗證一帶一路的價值；④處理大國關系。美國曾大力推動的TPP（跨太平洋伙伴）、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PP和TTIP覆蓋的內容與貿易自由化水平都遠高于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規則，是一種以發達國家為基礎的經濟貿易合作體系。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被拒之門外，造成這些國家地緣經濟。同時，美國不少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是對美國亞太地區再平衡政策的抗衡，中國應多于其他國家達成共治，在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打造”去美國化“的全球秩序。
三、 “一帶一路”戰略不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一帶一路”戰略對于中國和沿線國家經濟起到促進作用，對區域一體化產生的積極影響，可能發揮馬歇爾計劃對戰后歐洲經濟復蘇和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以及中美利益訴諸的差別，二者之間都有本質區別。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多會面對資金短缺，發展停滯的問題。二他們的資源豐富市場需求大，恰與中國構成了良好的互補性，中國在發揮自身優勢的同時，也需要同其他國家一起發展互補的領域。因此，“一帶一路”是中國同沿線國家L期共同發展目標，為實現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共繁榮起到促進作用。
而馬歇爾計劃是戰后美國對西歐的援助計劃，前提是一項政治和安全戰略，具有明顯的排他性。馬歇爾計劃出臺的背景是美蘇圍繞戰后歐洲形成政治真空進行爭奪的背景。由此可見，馬歇爾計劃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政治和安全戰略。
四、附錄
1中國―東盟博覽會。CHINA-ASEAN Exposition 簡稱CAEXPO。由中國前國務院總理倡議，由中國和東盟10國經貿主管部門及東盟秘書處共同主辦，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承辦的國家級、國際性經貿交流盛會，每年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首府南寧舉辦。中國―東盟博覽會是中國境內由多國政府共辦且長期在一地舉辦的展會之一。以展覽為中心，同時開展多領域多層次的交流活動，搭建了中國與東盟交流合作的平臺。
2《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
3購買力平價。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由瑞典經濟學家古斯塔夫?卡塞爾提出。在經濟學上，是一種根據各國不同的價格水平計算出來的貨幣之間的等值系數，以對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合理比較。購買力平價匯率用于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生活水平差異，現行的貨幣匯率對于比較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將會產生誤導。
4順差。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反映出來的貸方余額，即一國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對外經濟往來的收入總額大于支出總額的差額。
為什么這樣說？首先，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既是這些失衡的必然結果，也使得這些缺陷暴露無遺。西方國家過度消費，政府舉債度日；美國濫用其鑄幣權，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動搖；全球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不斷增高，熱錢到處流竄，導致全球資產泡沫；國際自由貿易秩序，正被區域白貿板塊逐步侵蝕。
對西方來說，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國家權力秩序？西方花了很長的歷史時間，確立了對產業資本主義的監管體制。現在需要多少年來確立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資本主義和制造業資本主義的監管體制呢？建立政府對企業的規制，首先需要強大的政府，但是在大眾民主下，又如何建立這樣一個強大的政府呢？如果沒有強大的政府，由誰來監管強大的資本力量呢？也就是說，西方經濟體要達到內部各自經濟體的平衡很不容易，更何況說是國際經濟的平衡了。對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轉向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國家”（巴西、俄國、印度、南非和中國）。
以“金磚國家”為主體的非西方國家的崛起，的確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一波全球化過程中最顯著的國際經濟現象。不過，和西方相比，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和總量還是比較小。在這方面，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都一樣：即使有實際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來拯救世界經濟
在這樣一個復雜的世界經濟環境中，相比較而言，只有中國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承擔國際責任，去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在過去的幾年，不僅自己維持了高速經濟增長，在客觀上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不過，也不可否認，這一過程導致了一系列的經濟結構失衡，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失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失衡、生產性投資和社會性投資的失衡、投資和消費的失衡等。“絲綢之路”的意義，就在于在幫助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同時，實現中國本身經濟的再平衡。
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選擇再平衡的目標及如何實現再平衡。客觀地說，西方也需要中國在平衡世界經濟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國政府掌握了巨大則‘富的情況下，西方都在盯著中國政府手中的錢。中國需要去幫助西方平衡經濟嗎？的確，2008年危機發生之后，無論是西力還是中國，有人就提出要推行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對西力經濟實行拯救。
中國拯救西方，即使有可能，也會是最大的戰略失誤。對西方實行“馬歇爾計劃”，只是那些對殘酷的國際政治現實無知的人天真的想法。盡管西方需要中國，但是只要西方內心消除不了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西方所需要的就只是中國的支票。自從蘇聯解體之后，中國越來越成為西方所認定的“競爭者”，甚至“敵人’。在今后很長歷史時問里，隨著中國的繼續崛起，西方的這種認知不僅不會減弱，而且會越來越高。中國所面臨的來自西方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關鍵詞：貨幣國際化 美元國際化 歐元國際化 日元國際化
一、美、歐、日元國際化的個性分析
（一）美元國際化分析
美元無疑是當今世界第一大貨幣，在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中普遍使用。在各國國際儲備中所占份額超過半數之多；在國際票據市場、債券市場上美國發行債券數額占全球總量的約26%；在外匯交易市場中，美元作為主導貨幣居支配地位，占全球外匯交易的約87%；各國銀行的對外資產中，美元占約47%，在國際銀行貸款幣種構成中約為35.2%。在國際匯率體制中，采用盯住匯率制的國家，其國別貨幣絕大部分盯住的是美元。
1.美元國際化的進程
（1）三次特定的歷史機遇使美元重挫英鎊。基于完全工業化的美國，在一戰前已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大國，工業生產總值占到了世界總產值的1／3，比英法德日四國合計還多，同時，自19世紀以來的貿易順差，也為美國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美元提供了第一次登上世界經濟舞臺的機會，美國利用戰爭期間的軍火貿易和物資援助，持續擴大財富規模，擁有巨額黃金儲備，具備了與英鎊對抗的基礎，同期也完成了重要的一步――債務國向債權國的轉換，美元與英鎊分庭抗禮的格局基本形成。盡管如此，世界的金融中心依然在倫敦而非紐約，英國依靠廣闊的殖民地和幾個世紀以來積累的財富、經驗和制度來維持英鎊的主導地位。迫使它放棄這一地位并尋求美國合作的是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英國最終無法承擔起基于金本位的世界經濟秩序，只得尋求當時經濟實力最強、黃金儲備最為雄厚的美國的幫助，為美元提供了第二次嶄露頭角的機遇，為美元省去了破舊之力，英鎊頹勢已現。隨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元的成功擴張提供了第三次機遇，英國為了獲得更多的美國援助，不得不做出越來越多的讓步，美國憑借《租借法案》向英國盟友提供戰略物資的機會，加速了美元向歐洲的滲透和持續堅決對英鎊的打擊，權勢轉移過程被加快，英國失去與美國抗衡的資本，改變了英美討價還價的地位，1943年英國接受“懷特計劃”標志著英鎊敗局已定。
（2）制度安排為美元掃清障礙。眾所周知，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主導地位。1944年7月在美國的布雷頓森林召開的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重點討論了如何結束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混亂的國際經濟秩序，尋求國際貨幣合作的新方式。美國憑借占當時世界總量59%的200.8億美元黃金儲備，使得布雷頓森林體系得以完全體現美國的利益。美元與黃金的掛鉤以及固定匯率使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變得順理成章，在全球黃金總量既定的前提下，美元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布雷頓森林體系運作初期既無法應付戰后西歐的大額貿易赤字，又對西歐的財政和重建問題無能為力，運作伊始即陷于經濟和政治上的雙重困境，無法實際有效地履行在全球建立國際儲備、融通資金和穩定匯率的職責，實現美國的利益更是無從談起。
（3）馬歇爾計劃為美元國際化加速。馬歇爾計劃又名歐洲復興計劃，顧名思義，是二戰后美國基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之初的困境，出臺旨在復興歐洲經濟，恢復歐洲市場以轉移美國國內戰后過剩產能的計劃，通過提供“美元信貸”，緩解困擾西歐重建的“資金荒”。無形中，援助歐洲的美元成了推動美元國際化進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馬歇爾計劃于1947年7月正式啟動，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合組織共接受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占美國當年財政預算的13%和當年美國內生產總值的5.4%以及占整個計劃期美國內生產總值的1.1%。西歐國家在計劃結束后的20余年時間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參加計劃的16個國家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工業產量比戰前增加35%，農產品增加10%。馬歇爾計劃通過提供無償的援助資金讓西歐國家購買自己的商品，在刺激國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為國內過剩產能開辟新市場的同時，將美元推向歐洲。美國一手援助美元、一手出售控制了定價權的商品和原材料，在歐洲各國與美國相互之間的貿易中，美元被廣泛使用和普遍接受。歐洲各國對美元產生了極強的路徑依賴，貿易項下的美元轉了一圈，連本帶利又回到了美國。馬歇爾計劃結束時，歐洲多邊支付體系下的自由貿易基本建立，各國貿易壁壘消除，市場全面開放，美元暢行歐洲開放市場，國際貨幣體系名副其實地成為美元本位體系，美元正式成為全球主導貨幣。
2.美元國際化的特點
由上文我們可以看出，美元成為國際貨幣有其特殊的國際背景:其國際化的過程依賴的是三次特定的歷史機遇以及一個全球性的匯率制度安排，即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國際化的模式特點可概括為：①依托全球性匯率制度安排成為唯一的國際計價單位和與黃金地位相同的國際儲備貨幣；② 在黃金脫鉤失去制度基礎后，依賴先入為主的存量優勢在世界信用貨幣體系中處于優勢地位；③依靠其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加以鞏固以上的優勢，最終完成國際化進程。
（二）歐元國際化分析
歐元國際化是基于區域一體化的基礎上展開的，即有策略有計劃地成立一經濟區，建立貨幣聯盟，各國放棄貨幣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創建區域貨幣――歐元。歐盟在經濟規模上與美國不相上下，貿易和資本輸出方面則都大大超過了美國，據統計，僅東歐和西非地區就有約30個國家把歐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
1.歐元國際化的歷程
歐元的誕生是區內各國協調與合作的結果，是貨幣國際化的另一種模式，歐元路徑主要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前期鋪墊及建議提出階段。1950年9月1日歐洲16國為解決相互之間的貨幣結算和實現各國貨幣自由兌換問題，建立歐洲支付聯盟。1969年12月召開的歐共體海牙會議上提出了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的建議，即《維爾納計劃》，分三個階段實施從穩定匯率到實現統一貨幣。
（2）法律制度準備階段。在1978年4月召開的歐共體海牙會議上，法、德兩國總理提出建立歐洲貨幣體系的建議，同年12月歐共體在布魯塞爾達成協議，決定正式建立有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對、盧森堡、丹麥和愛爾蘭等17國參加的歐洲貨幣體系（后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歐洲貨幣體系建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將歐共體內部的匯率相對穩定下來，并使各成員國家降低了因美國宏觀經濟失調引起的美元危機對金融體系的沖擊。
（3）歐元一體化的初級階段。1988年6月歐共體委員會主席德洛爾向歐共體12國財長提交了《歐共體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報告，提出貨幣自由兌換、資本自由流動、金融一體化和固定成員國匯率等重要內容。1991年歐共體12國達成建立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協議――《馬約》，規定最遲在1997年1月成立歐洲央行，并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啟動歐元。1997年6月歐盟15國通過《阿姆斯特丹條約》,確定了分階段正式啟動歐元的日程安排，歐洲貨幣聯盟也如期啟動。
（4）歐元國際化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階段。2002年1月1日，歐元成為有形貨幣，速取代了區域內流通的12種貨幣，成為區域內唯一合法貨幣，歐元以合法身份成為國際貨幣，依靠貨幣聯邦制的強制力，通過取代原12國貨幣，歐元在10年內完成了國際化進程。
2.歐元國際化的特點
歐元的誕生是歐盟區內各國政府合作與政策協調的結果，是貨幣國際化的一種創新。歐元作為信用貨幣其國際化進程是最短的，其特點是：①讓渡貨幣，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②采用趨同的財政政策，形成區域共同體；③單一貨幣必須以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為基礎，以相近的文化背景為紐帶；④單一貨幣區內各成員國須滿足最佳貨幣區理論構建條件；⑤區域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具有較大的影響；⑥在區域貨幣生成過程中，有核心貨幣（ERM中馬克）起主導作用。
（三）日元國際化分析
1.日元國際化的現狀
日本是當今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日元的國際地位卻遠遠不比日本的經濟實力強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國際化的戰略起步較晚。盡管日元國際化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了，但它正式成為日本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或日本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戰略的重要一環，卻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自那時起，政府開始積極推進日元的國際化。到了90年代，日元經濟開始停滯和倒退，由此日元國際化處于了明顯落后的狀態。但總體上由于日本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撐，以及政府的積極推進，日元國際化還是相對成功的，現如今己成為和美元、歐元一樣發揮世界貨幣職能的一種重要的國際貨幣。
2.日元國際化進程
自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通貨體制由固定匯率制轉向浮動匯率制以來，因日元升值，對外貿易按美元結算就使日本企業產生了匯率風險的問題。把出口貿易由美元結算改為日元結算，就成了日元國際化的最初動因。
（1）日元國際化的起步。1970～1980年，在日本的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分別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危機的發生，世界各國開始出現了日元需求。面臨日元國際化的發展，1978年12月，大藏省提出了“正視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和西德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的方針，并采取了“大幅度緩和歐洲日元債發行方面的限制”和“促進日元在太平洋地區流通”等政策措施。
（2）日元國際化的迅速發展。到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關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政策報告的提出，正式拉開了日元國際化戰略的序幕。1990年，在日本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為37.5%和14.5%，分別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0%，超過了英鎊3.0%的1倍以上。由此，世界就出現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馬克“三極通貨體制”開始發展的趨勢。
（3）日元國際化的最新進展。進入20世紀90年代，由于日元經濟的停滯和倒退，日元國際化己處于了明顯落后的狀態。國際貿易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國外匯儲備中日元比重和銀行對外資產中日元資產的比重均不同幅度下降。針對這些問題, 1996年11月，橋本政府提出了標新立異的“金融大爆炸”意在徹底改革金融。1998年4月，按“自由、公正、全球化”的原則，日本政府全面推進了金融改革，其重點是改變傳統的金融保護行政，在金融領域引入競爭機制，實現金融機構的改革和重組。這樣一來，既為日元國際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又對日元國際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3.日元國際化的特點
日元的國際化在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特點。①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從1980年開始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②日元國際化和金融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同步迅速發展，歐洲日元市場的放開和東京離岸市場的建立是日元國際化的關鍵步驟。③在其經濟鼎盛時期，世界貿易中對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此時，日元的國際化進程是自然發展的。④在日本經濟出現衰退后，日本政府開始積極地推動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借助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帶動國內金融改革，改變了日本經濟二重結構的特點，從而提高金融業的效率，促進日元成為亞洲地區主導貨幣，是日元能夠得以國際化的不可或缺的條件。
二、美、歐、日元國際化的共性分析
美、歐、日元國際化既有前面所講的個性，也有以下共性：
（一）強大的經濟實力――貨幣國際化的決定性條件
貨幣的國際化是以強大的經濟體實力為支撐的。處于貨幣國際化進程中的貨幣，與同時期的其他國家的貨幣相比都具有不可比擬的經濟優勢：美國，在其貨幣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時，是當時世界經濟的樞紐，其所積累的經濟實力令當時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相形見絀，所以由其支撐的貨幣――美元――得以稱霸世界，成為國際貨幣舞臺上的核心角色；相比之下二戰后迅猛發展的德國和日本經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世界經濟的亮點，大幅度的經濟增長使得兩國經濟實力迅速躋身于世界前列，由此其貨幣的國際地位也不斷上升，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主要國際貨幣；歐元這個由國際經貿合作帶來的國際貨幣史上的新產物同以往的貨幣一樣有著強大經濟實體的支撐。由此可見，強大的經濟實力是貨幣國際化的先決條件。
（二）發達的金融市場――貨幣國際化的載體
隨著國際經貿的不斷發展，貨幣不僅是商品交換的媒介，它還作為一種“貨幣商品”成為交易對象本身，金融市場作為資金融通的市場為貨幣提供了流動的場所和空間。貨幣的國際化意味著將有大量的該種貨幣在國外流通，這便要求該國的金融市場在國際上為貨幣的流動提供服務。只有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場的支撐，貨幣才可能在全球范圍內無障礙的順暢流動。有此可見，發達的金融市場是貨幣國際化的前提保障，更是貨幣國際化的制度支撐和運行載體。
（三）良好的國際信用和充足的外匯儲備――貨幣國際化的保障
現今貨幣多為信用貨幣，是以國家信用為擔保而發行的一種憑證，因此一國的國際信用和外匯儲備（國際清償力）的好壞是別國是否接受此國貨幣的先決條件，因而良好的國際信用和充足的外匯儲備是貨幣國際化的保障。
（四）強有力的宏觀金融調控――貨幣國際化的必備條件
宏觀金融調控能力的強弱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金融業的穩定,進而也影響著本幣對外匯率和幣值的穩定。貨幣國際化后，各種防范國際“金融病毒”的防火墻也隨之拆除，由于國際上各類大小程度不一的金融危機和動蕩時有發生，國內經濟金融領域常常將面臨著外來的沖擊。因此，逐步提高金融監管部門的宏觀金融調控能力，掌握駕馭國際貨幣的運行本領，是貨幣國際化的必備條件。
（五）強大的政治影響力――貨幣國際化的加速器
縱觀當今世界主要國際貨幣，就可以發現它們的發行國在世界都具有極強的政治影響力和號召力，由此可以得出，政治影響力是貨幣國際化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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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辦的是歐洲：存在問題。如果薩特還活著，應該為了他的經濟祖國好好想一想這件事。英國竟然在2016年公投脫歐了，雖然這件事真正落實要到兩年之后，但沖擊已足夠大。歐洲人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也要這么辦，甚至歐盟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在英國之后排隊的國家還有荷蘭、波蘭、奧地利、意大利，可能還有法國。這些國家的問題是類似的，自從歐債危機以來，民眾相信了建制派的精英們，這些政客和金融家有能力把經濟搞好，當然還要加上普通人的節衣縮食。但是經過這么多年的等待，糟糕的情況似乎毫無改變，人們已經失去耐心了。在歐盟的問題上，中東地緣政治沖突造成的難民問題就是導火索。
對有的歐洲人來講，留在歐盟意味著不安定的社會秩序，社會收益被瓜分，以及失去更多的就業崗位，雖然傳統的社會倫理教育告訴人們應該寬容和平和一點，但荷爾蒙告訴他們：辦不 到！
眼前的問題是法國，也許還有意大利。民粹主義風潮在這兩個歐盟締造國非常興盛，這不禁讓人想起1933年，當時德國人選擇由阿道夫?希特勒帶領他們走出困境，但結果出乎人們的意料。當然，眼下不像1930年代的歐洲那么危險，這只是個聯想。
法國的瑪麗娜?勒龐若真的當選法國總統，那么法國退歐的議題幾乎鐵定要提到議事日程上。表面上看，法國另一個有力的總統職位競爭者似乎顯得比勒龐更加有把握。但是誰說得準呢？還記得，英國公投脫歐之前大家是怎么預測的嗎？
如果法國或者意大利脫離歐盟，歐盟就真的會面臨著巨大的問題。如果歐盟真的出現問題，全球經濟鏈條的成本可能大幅度上升。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歐元，如果歐盟消失，歐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歐元作為一種全球儲備貨幣，其存在的必要性若動搖，無疑也會造成非常恐怖的資本市場動蕩。
在諸多問題面前，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基的姿勢相比一年前幾乎保持不變。當然，也許那些傳統金融家的工具箱真的空了，他們不會再變出什么來，只能期待人們再克制一點，也許再過一年情況會有轉機。
與歐盟的政治問題類似，2016年年末的美國大選的結果也是反建制民粹主義的勝利。
唐納德?特朗普的上臺可能標志著二戰后美國所奉行的自由主義思維的結束，美國主義又將成為流行。自由主義思維的杰作就是主導歐洲戰后重建的馬歇爾計劃。這個計劃和原來的歐洲殖民主義的差別在于：帝國主義的解決方案是把德國拆解掉后，有待戰后恢復的歐洲國家按照實力權重拿到自己的份額。而馬歇爾計劃是美國通過貸款和贈與，把流動性輸送給歐洲，而歐洲的主要采購對象是美國。這樣，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雛形形成了，歐盟一體化的想法也在那時候產生。歐盟的前身，歐洲鋼鐵共同體就是在歐洲復興計劃的基礎上產生 的。
這種發展思維上的更替放在特朗普時代很可能讓經濟全球化出現逆轉。經濟全球化在二戰后，特別是2000年代后，伴隨著互聯網應用的深入迅速展開。它的好處是，各個經濟體通過比較優勢在全球經濟鏈條中占有自己的位置，生產成本大幅度降低，效率空前提高。但全球化也有“壞處”―全球化所獲得的成果在不同經濟體、不同財富水平、不同行業以及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配非常不均衡。全球化過程中收益偏少或者被損害的階層成為2008年后民粹主義潮流的主力。他們希望以新的分配方式或者新的組織方式代替原來的。面對令人痛苦的現實，人們會追求改變，但有時，它會讓情況變得更壞 。
當然，美國和歐洲不同，美國經濟在2016年繼續著堅實的復蘇步伐。大概率是，不論哪種思維統治美國，其經濟復蘇的步伐不會改變。
2016年的日本，經濟狀況并不比歐洲好，不過他們已經習慣糟糕了。安倍經濟學在2016年繼續失效，而一直支持安倍的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顯得有些無力。一貫能跳脫市場習慣預期的黑田在貨幣政策和日本央行購買日本國債的數量及表態時間點上的確有不同表現，但是對日本經濟起到的作用真的不大。
在2016年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黑田面對的是日元升值的問題，這個問題似乎在年底解決了。日本更希望日元出現貶值，對于日本這個出口型經濟體來說，貶值無疑更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是，很可能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日本的企業甚至日本的民眾都缺乏冒險和創新的勇氣（其實這種東西在中國有很多，但這種東西又不能出口）。
日本需要結構性的改革，但執政者似乎不知道從何下手。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后，日本很可能陷入明顯的滯漲。對日本經濟來說，日元是個問題，但絕對不是最關鍵 的。
最糟的不是日本。是哪？你知道有個叫委內瑞拉的國家嗎？那里的人這樣形容強盜的狠毒：他們除了錢不搶，什么都搶。
在以委內瑞拉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了普遍的惡性通貨膨脹。這種問題在每個美元升值周期中都會在這類經濟體中出現。上一次爆發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當時危機的中心問題是，一些曾經迅速發展的后發國家金融體系并不健康，在美元升值的情況下，資本外流，本幣大幅度貶值。
而在這次美元升值周期中，率先出現嚴重問題的經濟體大部分依賴于某種資源，且集中在中東、中南美。這些國家的問題是，整個經濟體系過于依賴某種資源，當全球大商品價格走低，它們的“荷蘭病”就犯了。政治動蕩也由此而生。
在2016年，中國的經濟在逐漸變好。其中一個比較令人欣慰（如果你是中國人的話）的發現是，中國已經不屬于新興市場經濟體了，而是處于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經歷了GDP增速的一再下滑之后，到了年底這種勢頭似乎得到了遏制。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策動者似乎總是在兩種思維間糾結：是通過非常積極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發展，使既有經濟體系具有更高的活力，還是推動結構性改革，使經濟體系搭建得更加合理，以煥發更高的效率。
在2016年他們是怎么做的？答案大概是，兩種都要，它們不矛 盾。
從兩種思維對應的效果來看，投放貨幣做得更加顯著，而改革進展緩慢―考慮到操作的難度，后者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歷來在揣摩政策意圖或者把握政策動向方面不具優勢，只有通過基礎的數據分析和邏輯的梳理，由此得到的一些觀察或許能對投資者有所幫助。
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增速近年來都要快于FDI，OFDI今年累計增速為21%，FDI增速-1%。
2、中國非金融OFDI預期2014年的投資規模將達到1100億美元，將很快超過FDI的規模。
3、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的對外投資國，第一是美國3300億美金（2013），第二是日本1300億美金（2013），見圖三。
4、中國2013年對外直接投資中基建類（建筑+交通）的規模為77億美金，占比不到10%。
5、中國目前國內的投資規模2013年：基建9.3萬億，房地產8.6萬億。其中交通運輸3.6萬億（鐵路6600億，道路2萬億），見圖五。
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結論：
1、所謂4萬億海外投資規模顯然是被人為夸大了，目前中國OFDI規模為1000億美元，就算很快增加到美國的當量也才3000億美元（1.8萬億人民幣），離4萬億還很遙遠。
1月22日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宣布了其在歐元區的擴大資產購買計劃。從2015年3月起，歐洲央行每個月從歐元區國家購買600億歐元的國家債券和機構證券。這一行動在時間上預期持續到2016年9月，期間如果歐元區國家的通貨膨脹率能夠接近2%，這種購債行為將停止；但如果始終難以催生令人滿意的通脹，購債將會持續。這一購債規模預期是1.14萬億歐元，超出了此前市場的預期。一下制造這么多流動性預期的馬里奧?德拉吉不禁讓人想起那個曾經非常流行的游戲中能從磚塊里打出錢的水管工馬里奧。
德拉吉進行的歐版量化寬松不管是宣布時間還是總量都有點突然，他這么做可能主要為了對沖最近瑞士、丹麥、土耳其等國家的央行已經開始的降息應付歐元貶值的行為。這大概就是薩繆爾森所說的，一定要有超過市場猜測的貨幣投放才可能造成人們的通脹預 期。
在4個最大的經濟體（美國、中國、歐洲、日本）中，歐洲的經濟復蘇問題可能是最復雜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歐元區并不是一個國家，政策在制定和實施時要顧及各個成員國的利益。德國和希臘就是這個利益格局中的兩極。由于德國在歐元區中的地位，歐洲央行確定了在未來的量化寬松過程中，購買債券的比率將依據各國在歐洲央行的出資比率，也就是說，德國、法國將在量化寬松中獲得更大的好處。而在另一極，希臘激進的黨在1月25日的大選中獲勝，希臘將有可能退出歐元區。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在經濟上的確為歐洲央行以及各個歐洲大國省了錢，但是在信心上卻動搖了整個歐元區的穩定。
和美國的量化寬松不同的是，美國是通過賦予紙幣更便宜的價格讓國內投資更加旺盛，而歐元區流動性大幅度提高是促進歐元貶值，這會讓歐元區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更具有競爭力。
在人民幣的貨幣籃子中裝的是什么精細數據人們很難得知，但可以推測，里邊絕大多數是美元。在歐元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如果不做出相應對策，結果肯定是隨美元一起升值。一些中國最希望出口的產品，比如說重型機械裝備方面，和歐洲特別是德國是有競爭的。如果中國決策層放任歐元貶值則會給中國未來的一些計劃，比如，“一帶一路”或者“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帶來競爭者。
從中國國內市場來講，名義利率低于實際利率，人們是有獲得更寬松流動性的需求的。而決策層的為難在于，流動性過于寬松，會助推一些已經有泡沫的經濟部門再次膨脹。從貿易量上看，中國和歐盟的貿易量要遠遠超過日本，所以歐元貶值對中國的通縮輸入要大于日元貶值對中國的影響。而此次歐元貶值后，人民幣跟隨貶值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貶值到什么地步合適，這將是中國金融當局的又一個技術難題。
作者：林毅夫
譯者：余江
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9月
《從西潮到東風》這本書，可以說就是林毅夫教授將他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的思考所得與讀者分享的一個階段性成果，讓我們得以從全球化的視角看待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的演化路程，也得以用更為協調、共贏的思維尋求解決之道。也許在不遠的將來，這一輪經濟危機逐漸平息，而新的國際經濟、貨幣體系雛形得以顯現時，我們還能清晰地記起林毅夫教授在此時展現給我們的探索和預測。人們常說經濟學是經世濟用之學，經濟發展理論更是如此。在本書中，我個人印象比較深的主要包括幾個方面：首先，林毅夫教授提出危機根源于美國金融監管放松帶來的高杠桿率和長期的低利率政策，由此引發21世紀前10年的流動性劇增和房地產泡沫，并通過過度消費、財政赤字、美元國際儲備地位等機制形成大量資本外流，最終在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后，擴散為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其次，是對金融危機之后經濟失衡解決的理論思考。在這一次金融動蕩之后，對凱恩斯主義的探討和批判十分激烈。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種“超越凱恩斯主義”模式，即進行全球協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投資。他指出：一方面，全球性財政政策應該具有主動性和反周期的特點，重點放在能促進當前就業和提高未來生產率的項目上，特別是基礎設施、綠色產業和教育等項目；另一方面，仍有巨大空間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促進生產率，推進基礎設施投資，而國內機會有限的發達國家則應該創造條件，支持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從而實現共贏。可以看到，新的“馬歇爾計劃”并非不可行，關鍵是要跳出一國一城的局限，應當推動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持續進行基礎設施投資，這樣也能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提高發達國家的需求。通過給多邊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和區域性開發銀行）提供同等資金，能夠起到連接不同經濟體實際需求的作用。從短期和長期來看，林毅夫教授站在他的立場上，給出一個共贏的策略。最后，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本書中提出的單一超國家儲備貨幣，即用名為“紙黃金”的全球儲備貨幣來替代目前的國家儲備貨幣體系。作為凱恩斯曾經提出名為“班柯”的國際貨幣的改進版，這種方案在當前美國經濟規模占比下降、美元儲備貨幣不穩定性日益顯現的背景下，可能是一種多方能夠受益的模式。盡管可以預見的是，在操作上，這種方案還需要經歷較長期的博弈、探索和嘗試，但正如70多年前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過程中，對羅斯福總統的答詞里所說的：“既然我們要致力于一種共同標準、共同法則，它就應該是所有人樂于接受的。”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向，無疑也應當向更穩健、照顧更多經濟體利益以及避免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內在沖突的道路前進。凱恩斯曾經調侃說，實際上，經濟學并不是十分困難的學科，但是為什么優秀的經濟學家風毛麟角呢？他認為，關鍵是杰出的經濟學家必須具備多種學科以及從理論到實踐的“種種才能的良好結合”。
地處歐洲中部、沒有明顯的地緣優勢和資源稟賦的德國，卻始終享有著世界制造強國的殊榮。雖然德國二戰遭遇重創，但其在戰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步入“經濟奇跡”時期，逐漸成為經濟發達、科技領先的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德國人的“實干精神”亦受到廣泛推崇。德國在戰爭廢墟中為何能夠迅速崛起？德國人的“實干精神”、“工匠精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國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時代背景下，德國的“工匠精神”對我們有何借鑒意義？針對這些問題，人民論壇特邀專家進行解讀。
【摘要】戰后德國經濟走上“國富民強”的發展道路，可以歸功于其對外建成了外向型經濟，促進對外貿易持續增長；對內實行社會市場經濟。
【關鍵詞】外向型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文化基因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根據歐盟的最新統計，2015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30259億歐元，占歐盟28個成員國總值的20.68%，是歐盟經濟中當之無愧的“老大”。2011年德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年平均工資42900歐元，在歐洲僅低于北歐的丹麥、冰島以及鄰國荷蘭，如果考慮到德國有8200萬人，那么說德國老百姓在歐洲最富裕應該也不為過。戰后以來，聯邦德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壯大，為其擴大政治影響創造了條件。現在德國是歐洲真正的核心，在歐盟決策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走通了一條“先富后強”的崛起之路。
外部條件：戰后德國建成外向型經濟
二戰結束后，聯邦德國采取出口立國的政策。據歐盟統計，德國出口額在2011年首次突破1萬億歐元大關，2015年達到11983萬億歐元，占同期歐盟28個成員國出口總額的66.9%。目前，德國一半的就業崗位與出口有關，外貿收入占德國企業收入的約三分之一。可以說，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是戰后德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戰后德國外向型經濟能夠取得巨大成功，首先應該歸功于歐洲和世界接納了戰敗的德國。歷史上，德國一直是歐洲最大的“問題”。這是因為，處于歐洲心臟地區的德意志民族體量大、素質高、實力雄厚，它的崛起勢必改變歐洲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因此始終令其鄰國憂心忡忡。1871年，德意志民族終于在東部邦國普魯士的帶動下建立起統一的國家，之后德國迅速崛起，隨即與歐洲列強產生激烈沖突，最終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
二戰結束后，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小亨利?摩根索提出，應讓德國在戰后支付巨額賠款，用于幫助受害的歐洲國家戰后重建，同時遏止德國再次崛起。但是，由于汲取了一戰的教訓，同時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及其盟友最終采取了相反的政策。1948-1952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以金融、技術、設備等形式實施對歐援助，金額合計131.5億美元。 “馬歇爾計劃”在戰后“歐洲復興”的過程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目前尚有爭議，但從解決“德國問題”的角度看，該計劃的實施標志著戰勝國放棄了弱化德國的企圖，因此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戰后聯邦德國抓住西方世界對其采取接納政策的機遇，一方面積極反省納粹時期的戰爭罪行，取得歐洲國家的諒解與信任，另一方面則努力在經濟上融入一體化的歐洲，構建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經濟結構，充分釋放德意志民族的“經濟動能”。這樣，不僅聯邦德國迅速走向富強，而且從根本上消解了“德國問題”。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德國聯手法國發揮“火車頭”的作用，始終尊重其他成員國的利益訴求，甚至似乎總在低調行事。但是，半個世紀過去后，多數歐洲人卻已經接受了德國在歐盟中發揮“領導作用”的事實。這是因為，戰后聯邦德國的確在歐洲繁榮與安全格局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至于其在歐盟成員國中的地位最高，則是其經濟體量的必然結果。因此，以對外開放拉動經濟增長，在戰后德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德意志民族的“強國夢”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最終通過外向型經濟發展以文明的方式得以實現。
內部條件：戰后德國實行社會市場經濟
戰后聯邦德國實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其主要特點是自由競爭與政府控制并存、經濟杠桿與政府引導并用、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并重。與“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相比，社會市場經濟更加注重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平衡，有助于形成比較和諧的社會氛圍，增進特定國家內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為經濟發展創造較好的條件。戰后聯邦德國經濟能夠持續穩定增長，與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這種特點是分不開的。據世界勞工組織統計，2007年德國各行業共發生勞動爭議286368次，而同期法國發生1553000次，英國發生1041100次。這說明，德國勞資合作的程度遠高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在全球競爭持續加劇的背景下，控制勞動力成本是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在這方面，德國做的比其他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西歐國家要好。值得注意的是，德國控制勞動力成本是在國內勞資雙方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實現的。兩德統一后，德國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2003年，德國經濟增長率為-0.4%，在歐盟成員國中僅優于葡萄牙（-0.9%），排名倒數第二。當時的德國被人們稱為“歐洲病人”，不僅經濟低速增長，而且政府開支和財政赤字都高于歐盟平均值。為走出這種經濟困境，時任德國總理的社民黨人格哈特?施羅德推出包括系列改革措施的“2010議程”，內容涵蓋勞動力市場改革、壓縮社會福利、降低稅率、加大科技創新的力度以及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等，目標是提高經濟效率、強化德國的國際競爭力。施羅德政府要求企業最大限度地減少裁員，同時要求工人忍受就業福利的削減，增強勞動力市場的彈性。當時，歐元區剛剛建成，大量資本從德國流向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南歐，德國必須控制勞動力成本才能維持國際競爭力。結果，南歐國家很快就因為熱錢流入產生經濟泡沫，提前進行經濟結構改革的德國反而得以維持經濟穩定增長、維持較低失業，在歐債危機過程中“一枝獨秀”，極大地增強了德國在歐盟的話語權，成為歐洲國家改革成功的典范。
反思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基因
2007年，歐盟已經把“社會市場經濟”寫進《里斯本條約》，將這種源于德國的經濟社會模式上升到“歐洲模式”的高度。但是，從實踐效果看，這種模式所產出的“社會團結”與社會和諧能否實現卻有賴于更加復雜的文化因素。與西歐其他國家相比，德意志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父權主義”色彩更加濃厚，在價值觀上更加強調勇敢、嚴謹、服從、紀律、秩序、團結等“自律性”而非“自由性”的品質，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合作精神更強。對其他歐洲國家說來，沒有這些文化精神的支撐，即使照搬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全套的制度，恐怕也未必能取得民富國強的效果。
從內在因素看，戰后德國的核心競爭力主要來源于產品的優質和創新，而這與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底蘊有關。但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基因并非全是精華。在德國崛起的過程中，普魯士發揮了很大作用。德意志民族強調自律的特性和軍國主義、種族主義結合起來，能夠產生出什么樣的惡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見，深入思考戰后德國走向富強的內外條件是非常重要的。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主旋律的當代世界，堅持對外開放，維護國內團結與和諧是和平崛起、走向富強的必要條件。否則，無論民族的文化基因如何“優秀”，恐怕都不會結出善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
【參考文獻】